什图拉大使和夫人举行招待会
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二周年
叶剑英、李先念、陈永贵、徐向前等同志应邀出席
什图拉大使和方毅部长先后讲话
新华社1976年11月29日讯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二周年。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外经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余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在充满亲切友好气氛的招待会上，什图拉大使和方毅部长先后讲话。
什图拉大使在讲话时说，今天，我们高兴地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
今年同时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三十五周年。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付出了无数的牺牲，赶走了凶恶的纳粹法西斯侵略者，解放了全国，完成了人民革命。
这是战斗的和历史性胜利的三十五年。
在我们英勇的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昔日贫穷的、受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和蔑视的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和主权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和文化的国家。
什图拉大使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兄弟般的友好和互助合作关系。
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密切合作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颠扑不破的，是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敬爱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亲自锤炼的，是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争取革命事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的共同斗争中经受锻炼的。
什图拉大使说，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感到无比高兴。
我们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方毅同志在讲话时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走过了三十二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在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同帝修反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战胜了他们制造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阿尔巴尼亚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防力量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
我们衷心祝愿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方毅同志说，毛泽东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亲手缔造了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深入人心的。
继续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友谊是革命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中阿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人民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将坚定不移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为争取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对外友协的负责人梁必业、张元培、陈洁、梁昌武、叶志强、李本海、焦力人、杜星垣、谢鑫鹤、曾生、石敬野、刘皑风、尹中尉、缪海棱、张振东、郭渭、武衡、徐运北、王炳南、阎志祥，以及中阿友好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士达等。
阿尔巴尼亚贸易部副部长维克多尔·努什，以及在北京的其他阿尔巴尼亚同志，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
（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夫人11月29日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二周年。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永贵，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图为主宾在招待会上。
　新华社记者摄

华主席和翻身农奴心连心
万里高原歌声嘹亮，翻身农奴喜气洋洋。
在普天同庆，万众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幸福地见到过华主席的西藏翻身农奴弹起了六弦琴，跳起了踢踏舞，他们纵情欢呼，我们的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放声歌唱，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百万翻身农奴怎么也不会忘记一年前的幸福时刻。
去年09月0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以华国锋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带来了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和周总理向翻身农奴赠送的影片《养蜂促农》，同百万翻身农奴共同庆祝这个盛大节日。
华国锋同志和群众一起参加游园活动，一起席地而坐观看文艺演出，到工厂、人民公社和翻身农奴家庭参观访问。
每到一地，华国锋同志就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问寒问暖，详细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
他那平易近人、谦虚朴素、关心群众疾苦的高尚品德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伟大胜利的喜讯传到西藏的时候，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地说，华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华主席和群众心连心，我们翻身农奴对华主席无限信赖，衷心爱戴！
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华主席视察过的拉萨市城关区反帝人民公社党支部书记次仁旺堆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
去年09月09日下午四时，华国锋同志冒着大雨来到反帝公社视察。
华主席和他一起促膝谈心，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想起那幸福的时刻，次仁旺堆激动地说：
“六弦琴再动听，也难以表达我们今天的喜悦心情，最使我高兴的是，毛主席生前无比信任、我们翻身农奴衷心爱戴的华国锋同志当我们党的领袖。”
反帝公社贫农社员格桑曲珍近来显得特别高兴。
她每次从地里劳动回来，总要仔细端详去年华主席和她亲切交谈时的照片。
望着挂在墙上的照片，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
去年09月09日下午，华国锋同志带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冒着大雨来到她的家里，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工作、学习和全家的生活情况，看了她家贮存粮食的仓库，并勉励她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
格桑曲珍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华国锋同志敬献了青稞酒。
每当格桑曲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是感到无比自豪，无比幸福。
她说：
在最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我们百万农奴被三大领主当作“会说话的牲畜”，世世代代当牛做马。
度过严冬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受过苦难折磨的百万农奴最珍惜毛主席给自己带来的幸福。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要把社会主义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要让百万翻身农奴重新当牛做马。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我们翻身农奴站在高原望北京，心心向着华主席！
连日来，西藏革命展览馆的广大工人、干部和工作人员，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他们聚集在华主席休息过的地方，围坐在华主席为展览馆题词时用过的桌子的周围，手捧华主席亲笔题词的手稿，心情无比激动。
七岁就给领主当奴隶的讲解员尼玛含着热泪说，去年09月07日上午，当华国锋同志健步来到我面前时，慈祥地望着我。
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暗下决心，一定要讲好。
当我讲“农奴愤”、“盼解放”这两部分展品时，华主席高度地赞扬了西藏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反抗精神。
华主席详细听完我的讲解以后，把我拉到他的身边，问我汉语怎么讲得这么好，在哪里学的，并和我握了手。
华主席走了以后，大家都把我围起来，争着来握华主席握过的我那只手。
展览馆的同志回忆华国锋同志为展览馆题词时的情景，激动地说，当我们请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展览馆题词时，华国锋同志面带笑容地征求了一同前来参观的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意见，然后挥笔直书：
“向西藏各族人民致敬。
向西藏各族人民学习。
祝西藏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为了表达对华主席的崇敬和爱戴，西藏革命展览馆的同志把华主席用过的砚台、毛笔和题词精心地保存起来，用以鼓舞、教育全体西藏人民。
回顾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对西藏人民的无比关怀，更加激起了翻身农奴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罪行的无比愤慨。
在车间，在田野，多少个声讨会在进行着，每个人的发言，字字句句象发发炮弹射向“四人帮”，象把把钢刀刺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当。
广大翻身农奴和曾经幸福地见过华主席的干部、战士纷纷修订学习计划，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决心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华主席视察过的拉萨市地毯厂工人，牢记华主席关于织出更多更美的地毯，支援祖国建设和世界革命的殷切希望，苦干加巧干，对编织工艺和图案花纹精益求精，地毯的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增多。
地毯车间工人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分配的任务。
他们决心大干了再大干，超产了要再超产，为早日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宏伟规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近以来，在特大喜讯鼓舞下的反帝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夺取今年丰收的基础上，正在冒着严寒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们决心不辜负华主席的殷切期望，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让大寨之花更加鲜艳地开放在西藏高原上。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圆满结束对伊朗、科威特的友好访问
乌兰夫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回到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阿沛·阿旺晋美、李素文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6年11月29日讯
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团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圆满结束对伊朗、科威特的友好访问，满载伊朗人民、科威特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阿沛·阿旺晋美、李素文，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观澜、武新宇、诸惠芬，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等。
科威特驻中国大使阿布哈桑，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加布萨德，也到机场迎接。
回到北京的代表团团员是：
人大常委会委员白寿彝、毛迪秋，人大代表周占鳌、牟森、马玉涛、闵恩泽、杨秀英。
（附图片）
以乌兰夫副委员长为团长、姬鹏飞秘书长为副团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回到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阿沛·阿旺晋美、李素文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
1973年07月19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精心炮制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下简称《答卷》）连同“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
接着，《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转载。
一时，《答卷》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答卷》作者也被吹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
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大肆宣扬：
《答卷》作者“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更是得意忘形，到处狂叫：
《答卷》作者“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份所谓《答卷》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它完全是“四人帮”蓄意炮制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要拣“石头”打人，是蓄谋已久的。
1973年04月，国务院下达了大学招生文件，强调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制度。
明确指出：
要坚持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这些规定，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种新的招生办法，既同“以分取人”那种旧的招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又同否定学文化这种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
文件发下不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北京，同“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亲信进行了密谋。
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1”、“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回去以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胡说什么：
“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
他们一方面同意搞文化考查，一方面却要“保留批判权”，这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存心要整人吗！
当时，兴城县是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的一个试点。
本来，在兴城考区，考生可以翻书，考题不是偏题怪题，考试方法也不是突然袭击。
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瞎说是什么“闭卷”，“搞得很紧张”，“从考题本身来看有些问题，考试方法也有问题”。
他还别有用心地说，这“不是辽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次大学招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如何搞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一次试验，路线是正确的，即使有些地方由于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不难纠正的。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抓住文化考查大做文章，以百倍的疯狂咒骂：
“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更是居心险恶地叫嚣：
“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
他们一个叫嚷“有人”，一个马上说是“修正主义”。
此唱彼和，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他们把攻击的罪恶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同志，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心怀卑鄙目的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了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弄虚作假，真是费尽心机。
1973年0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给领导写信一事。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听了以后如获至宝，下令当晚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急送来。
信一到手，他立即决定要《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发表。
当时，有不少群众反映，《答卷》作者在信中打击别人，吹嘘自己，暴露出他自己倒是个“大学迷”。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心切，竟说什么：
“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两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
07月18日，他在退给《辽宁日报》的送审小样上，竭力为所谓的《答卷》乔装打扮，把最能反映《答卷》作者写信意图的最后一段话，即“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统统删掉了，并亲自改写了“编者按”，为《答卷》涂上一层“反潮流”的油彩，指定第2天（即07月19日）立即见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他精心改写的“编者按”中，胡说什么《答卷》作者在这次考试中“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却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这是墨写的谎言。
事实是，06月28日下午，这个自称为“自我表现胜似黄牛”的《答卷》作者参加语文考试，谈《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竟是不知所云，只得三十八分；
29日上午，他参加数学考试，只得六十一分；
下午，又参加理化考试，只答了化学部分的六道小题，得六分。
结论很明白：
《答卷》作者参加了所有的考试，每门考卷都答了题，他交的根本不是什么“白卷”。
《答卷》作者写信的目的，完全是乞求上大学，向上爬。
考试前，他借书复习功课；
考试时，他按期赴考。
第2天下午考试，他睡过了时间，竟从窗子跳进考场应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答卷》作者就给领导写过乞求上大学的信。
这次在县里考试，他答理化题时，“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深感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即将变成泡影。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故伎重演，把卷子翻过来，掏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本子，从上面抄下早已准备好的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
《答卷》作者在信中表白：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
现在一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答卷》作者的生父，解放前是兴城县一家粮业油坊的股东、经理，公私合营后每月还收房租，拿定息，政治历史也很不清白。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所谓的《答卷》发表之前，也曾装模作样地派人到兴城县，作关于《答卷》作者“情况的调查”，但是不顾事实，美化《答卷》作者“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
考试结束后，《答卷》作者还跑到县公安局找熟人挖门子，又到他原来的老师、县教育局长那里，请求“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的要求。
《答卷》作者上大学临行时，还对他的生父说：
“这回我可熬出来了！”
大量事实证明，《答卷》作者根本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迷”。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把他捧起来，吹起来，“诱以：
官、禄、德”，完全从属于“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
揭露“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大量反革命罪行，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四人帮”需要有《答卷》作者这样的人，充当他们的前台打手，在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说他们想说的话，办他们要办的事。
果然，《答卷》作者随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他打着所谓“反潮流”的旗号，到处大放厥词，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毛主席逝世以后，他公开跳出来，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堕落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
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驱散了我国上空的那股乌云。
这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的炮制者——“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被揪出来了，《答卷》作者也现出了他真右派的原形，真是大快人心！
我们要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乘胜前进，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辽宁日报》记者本报记者

剥掉“四人帮”画皮　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南京大学师生员工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高潮，全校形势一派大好
据新华社南京1976年11月28日电
南京大学六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和“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滔天罪行的高潮。
师生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剥掉“四人帮”的一张张画皮，把他们的反革命的原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全校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南京大学师生员工，对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罪行，对于“四人帮”搞乱南京地区和江苏省的阴谋，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春雷一声震天地，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喜讯传来，南京大学校园立即沸腾起来了：
人们扬眉吐气，心花怒放，人们纵情欢呼，热情赞颂英明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赤胆忠心地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勇无畏地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功勋，给我们党的历史写下了新的光辉灿烂的篇章。
南京大学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工宣队员和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温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华国锋主席的重要讲话，越学心越明，眼越亮，斗志更加昂扬。
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剥掉“四人帮”的画皮，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到处都是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以造谣惑众、涂脂抹粉等种种无耻手段，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功臣”，以此为“资本”，到处招摇撞骗，欺骗人，吓唬人。
“四人帮”果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吗？
南京大学师生们愤怒地痛斥：
不，根本不是！
恰恰相反，他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伙叛徒，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政治系教师胡福明在批判大会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一层层剥开了“四人帮”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画皮。
他列举事实说明，长期以来，“四人帮”采取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偷梁换柱、肆意歪曲、肆意篡改、拚命封锁、无耻伪造、顽固对抗等种种恶劣手段，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例如，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红与专、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四人帮”任意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强调一面，去反对和否定另一面。
你要是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他就给你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努力搞好生产的工人被骂为“路线觉悟低”、“思想保守”。
你要是抓提高教学质量，他就说你是“智育第1”。
他们就是要把你思想搞乱，工作搞乱，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以便他们乘机浑水摸鱼，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他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黑文中，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式，胡说什么“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
他就是这样篡改社会发展史，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说成是首先由政权的变更造成的，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张春桥的这种谬论，与林彪的满口“权、权、权”的谬论是一路货色，其罪恶目的，都是大造反革命舆论，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还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报道，鼓吹一种荒谬透顶的公式：
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大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又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过来的，因此老干部大部分是走资派。
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把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任意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打下去，同时掩盖他们自己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真面目。
大量事实说明，他们自己才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他们还拚命封锁毛主席为电影《创业》所作的极其重要的光辉批示，以掩盖他们篡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和政策，破坏文艺革命，打击革命文艺工作者，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罪恶行径。
他们无耻伪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竟然在报纸上发表《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把矛头直指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对王张江姚进行了多次严肃的警告和批评教育，可是，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背后捣鬼，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
他们毫无悔过之意，而是变本加厉，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堕落成为阴谋家、野心家和反党集团，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中文系教师栾景芳愤怒地指出：
“四人帮”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货色，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
他们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他们不懂马列，却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式，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
“四人帮”的种种奇谈怪论，完全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的，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谬论。
“四人帮”果真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功臣”吗？
南京大学师生员工们愤怒地痛斥：
不，根本不是！
恰恰相反，他们一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贪天之功为己功的政治扒手。
校革委会常委、新干部徐开明激动地说：
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亿万人民群众高举革命红旗，运用“四大”武器，打垮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大发展了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就以我们南京大学来说，1966年夏天，我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在南京地区最先起来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当我们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的时候，是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首都北京接见了我校师生员工的代表，赞扬了我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支持了我们的斗争。
可是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姚文元却窜来南京，竭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革命群众组织的团结。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又抛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把我们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推上了大动干戈、全面内战的境地。
就在这个重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又一次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和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又是敬爱的周总理耐心做工作，要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我们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没有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联合起来了，不久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校、系两级革命委员会。
这一切，都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周总理做工作的结果。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打扮成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真是无耻之尤！
南大师生列举大量事实说明：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打击、陷害大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四人帮”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在批林批孔中，他们还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到处送材料，乱点名，大反所谓“走后门”，三箭齐发，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打着评法批儒的幌子，借古喻今，含沙射影，诬蔑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颠倒历史，抹煞阶级界限，无耻地吹捧武后、吕后，为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梦想当今日女皇帝寻找历史根据。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另搞一套，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造谣惑众，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设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且插手各地，制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四人帮”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
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说，现在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已经被粉碎了，我们一定要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揭深揭透，批深批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内蒙古镶黄旗文贡淖尔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龙东巴拉在阿拉腾毛都草原建设工地，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一面篡党夺权的公开旗帜
——揭发批判“四人帮”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的罪恶阴谋
中共吉林市油脂厂委员会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要害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为了实现这一罪恶目的，他们利令智昏地一再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批林批孔夹带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阴谋破产之后，又趁毛主席发出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时机，制造一个所谓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黑谬论，抛出一个所谓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的黑纲领。
一贯拉大旗作虎皮的“四人帮”，终于树起了一面篡党夺权的旗帜，迫不及待地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多次告诫全党：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发出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要进一步使全国都知道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引导全国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四人帮”明目张胆地把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为经验主义；
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为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
这是妄图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搅乱，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攻击矛头对着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给他们扣上经验主义的大帽子，当作“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律排斥、一律打倒，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清所谓“绊脚石”。
“四人帮”为了使他们反经验主义的阴谋诡计得逞，故意混淆经验和经验主义的界限。
他们用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割断历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宝贵的革命经验，统统诬蔑为经验主义，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伙唯心论的经验论者。
我们都知道，革命经验，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广大干部，特别是革命的老干部在斗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我们如果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不去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并把有益的经验继承下来，就不可能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不可能更好地在新的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新鲜的革命经验。
所以，重视革命经验，随时总结革命经验，把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用以指导革命行动，这绝不同于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的经验主义。
“四人帮”将经验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是别有用心的。
对于经验和经验主义，我们吉林市油脂厂的工人和干部，是分得清、辨得明的。
我们建厂十八年来，从“三口大锅闹革命”开始，年年提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现在的年产量达到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十倍，上交的积累是国家投资的四倍。
这些成就，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断实践“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的结果；
是随时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不断总结本厂的实践经验，克服缺点，发扬成绩的结果。
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厂的老中青干部和新老工人，又在总结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积累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鲜经验，使得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更明，干劲更大。
要是象“四人帮”所鼓吹的那样，把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都当作经验主义，而加以排斥，那么我们工厂就不可能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不断为国家作出贡献。
“四人帮”有的是从“03月的租界”里爬出来的，有的连民主革命的经验也没有，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
他们不懂工业，不了解工厂和工人；
不懂农业，不了解农村和农民；
不懂军事，不了解部队和士兵。
现在，他们竟然肆意践踏革命经验，肆意诬蔑有革命经验的干部是经验主义者，岂不是荒唐可笑吗？
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故意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棍子到处打，帽子满天飞。
谁大干社会主义，就诬为“唯生产力论”。
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就骂为“管、卡、压”。
谁要为革命学习技术业务，就斥之为“白专道路”。
谁要勤俭办厂、为国家增加积累，就是“利润挂帅”。
谁要是一提关心群众生活，就被扣上“物质刺激”的帽子。
如此等等，难道他们是在搞马克思主义吗？
是他们自吹的“同走资派斗争的新鲜经验”吗？
不，完全不是。
这只能证明“四人帮”是在搞修正主义，是一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的“新鲜经验”，就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鼓吹打倒一切、煽动停工停产、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革命经验。
“四人帮”以反经验主义为名，把有丰富经验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党员、老干部，诬蔑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甚至还大谈什么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问题，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事业要求“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
我们厂在办厂过程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既重视培养新生力量，也强调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骨干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又认真执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这些老党员、老干部在革命和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牢固的国家主人翁思想，有热忱培养新生力量的责任心。
实践说明，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是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带班人。
他们正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然遭到“四人帮”的仇视。
“四人帮”给老党员、老干部任意扣上“经验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等等大帽子，就是妄图分裂干部队伍，排斥和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中断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以实现他们“旧桃换新符”的复辟迷梦。
“四人帮”的用心是十分阴险毒辣的。
现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
我们全厂干部和工人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把他们歪曲的理论纠正过来，把他们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乘胜前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伟大的胜利　夏振民作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容破坏
——批判“四人帮”破坏农副业生产和农村市场的罪行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大批判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制定了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只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路线向前发展。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同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一样，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肆意割裂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搞乱政策界限，践踏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造成了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破坏生产，破坏市场的严重危害。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明确规定：
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应该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
但是，“四人帮”居心叵测地在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问题上大做反面文章。
你要按照国家计划开展多种经营，他们就把资本主义的帽子给你扣上；
你一说允许社员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他们就诬蔑这是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
他们把党的政策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使各级干部不敢讲党的现行政策，不敢抓多种经营，不敢指导社员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
当生产受到了破坏，农副产品收购受到了影响，他们又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嫁祸于各级党组织和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
人民公社积极开展集体的多种经营，允许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怎么能同发展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呢？
诚然，一部分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还属于商品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
但是，要防止它生长资本主义，绝不能采用因噎废食的办法加以扼杀，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把它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
“四人帮”把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甚至把党的有关政策斥之为“右倾”。
谁要按照党的政策去抓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给扣上“资本主义”大帽子，真是形而上学猖獗！
这实际上是要我们放弃党的领导，取消党的政策，让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自由泛滥，既破坏了革命，又破坏了生产，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多种经营决不是无足轻重的。
目前轻工业的原料，百分之七十来自农副土特产品和废旧物资。
至于社员家庭副业，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商业部门收购的农副产品中，社员家庭副业约占四分之一。
不把农副业生产尽快地搞上去，那么，增加工业原料，丰富市场供应，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外贸出口，岂不都成了一句空话！
事实上，正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国有些农副产品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减产，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很不适应。
“四人帮”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所造成的恶果，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人帮”破坏党的农村集市贸易政策的罪行，也是十分严重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来，农村商业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按照有关农村集市贸易政策，因地制宜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农村市场阵地。
可是，“四人帮”唱着“革命”的高调，打着“前进”的招牌，不分青红皂白，不顾实际情况，疯狂地要立即把集市贸易砍掉。
他们从“帽子工厂”里拿出一顶又一顶的帽子，从“钢铁工厂”里拿出一根又一根的大棒，什么“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呀，什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呀，等等，妄图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毒辣手段，打击从中央到地方正确执行党的集市贸易政策的革命领导干部。
对待农村集市贸易问题，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
我们知道，农村集市贸易，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具有消极作用的一面。
因此，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采取限制和改造的办法，不断地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让社会主义进一步占领农村阵地，逐步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我们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
因为在现阶段，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社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还不可能统统由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包下来，有些小宗、零星的三类物资，还需要通过集市贸易，让社员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无视这一客观现实，不执行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就必然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恶果。
我们党对农村集市贸易采取的一贯政策是，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加强领导，严格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保护社员之间的正当交换，并从政治上、经济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由社会主义商业加以代替。
这种既允许又限制的政策，是充分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的，是适应我国目前农村的客观情况的。
“四人帮”给人以假象，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革命”的，“最前进”的。
事实上，凡是他们一伙插手的地方，革命和生产就搞得一团糟，集市贸易放任自流，资本主义泛滥，投机倒把猖獗，冲击国家计划，破坏统一市场。
尤其是对那些当前还不具备关闭集市贸易条件的地方，他们硬要人为地关掉，结果关了明的，出现了暗的，一方面为投机倒把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影响了多种经营和正当家庭副业的开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
十分清楚，“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决不是“革命”，而是破坏，决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2页）“四人帮”就是妄图通过破坏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领导，从农村的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破坏工农联盟，进而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的狼子野心何等狠毒，真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当前，农村广大商业职工，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把“四人帮”破坏生产、破坏市场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发展国民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大反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
安红
1975年03月，“四人帮”倾巢而出，或写文章，或作报告，或四方游说，或秘密串连，大肆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当前的大敌”，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
大有经验主义不反，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以为继之势。
这是要干什么？
这就是列宁指出的：
“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
（《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6页）“四人帮”就是打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旗帜，抛售修正主义私货。
首先，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理论与经验的辩证关系截然割裂开来。
他们还说什么“过去跟着错误路线跑”，就是因为“凭老经验办事”，又把经验和经验主义等同起来。
然后，他们用这种反动逻辑，推出一个反动结论：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是为防止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而是要反对经验主义这个“当前的大敌”。
“四人帮”就是用这种偷天换日的方法，把经验主义说成当前的主要危险。
难道有经验就是经验主义吗？
当然不是。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他们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进行概括和提高，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把经验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把有益于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经验，一概斥之为经验主义，给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一律扣上经验主义的大帽子，这是别有用心、暗藏杀机的。
请看，他们不是又在这顶大帽子上加上“资产阶级民主派”、“老走资派”的罪名吗？
这样，他们就把经验和经验主义，把经验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划上了等号，把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一律划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
这是借刀杀人，借反经验主义之刀，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干部，统统打倒。
“四人帮”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其险恶用心就在此，就在打倒一切，取而代之，篡夺各级领导权，直到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诬蔑和践踏革命的经验，却对一切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革命经验，视为至宝。
他们篡改、歪曲和阉割马克思主义，不是承袭了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的反革命经验吗？
他们对王明一类拉山头，搞宗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革命经验心领神会，不是正用于篡党夺权的活动之中吗？
他们搞阴谋诡计，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卑劣手法，不是同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经验如出一辙吗？
他们急于篡党夺权，甚至把汉时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反动经验搬出来，还效法清代雍正的故伎，伪造一个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欺世盗名。
这一桩桩一件件，恰恰说明了“四人帮”是一伙集一切反革命经验之大成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路线。
他们和古往今来的一切阴谋家、野心家一样，以妄图打倒一切开始，以自己被打倒、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告终。

吴桂贤副总理会见喀麦隆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6年11月2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今天上午会见了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让·巴蒂斯特·贝莱奥肯。
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罗旭、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参加了会见。

外事往来
我赴埃塞俄比亚展览团团长虞振华离京
中国赴埃塞俄比亚展览团团长虞振华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亚的斯亚贝巴。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王文林和埃塞俄比亚驻中国大使范塔耶·比夫图到机场送行。
我国邮政代表团回到北京以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宋兴民为团长的我国邮政代表团，在参加了万国邮政联盟邮政研究咨询理事会年会以后，25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代表团是03日离京去瑞士伯尔尼参加会议的。
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回到北京
由中捷科技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率领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在布拉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18届会议以后，28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徐斌洲和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托比亚士到机场迎接。
王炳南会见并宴请委内瑞拉客人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28日晚会见并宴请以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苏克雷州总书记埃德华多·莫拉莱斯为团长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青年代表团一行五人。
有关方面负责人贾学谦、温愉新和委内瑞拉驻华大使桑切斯·卡雷罗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代表团是28日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

济南部队炮兵某师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带头学习
用毛泽东思想狠批“四人帮”的罪行
新华社济南电
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伟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炮兵某师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带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带头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带领部队迅速掀起痛击“四人帮”的怒潮。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传来后，这个师的各级领导干部欢欣鼓舞。
他们带领部队召开庆祝会、座谈会，举行游行，欢庆胜利。
各级领导还分别集中起来，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并以“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四人帮’斗争到底”为题展开讨论。
大家说，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的斗争面前，我们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象当年跟随毛主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那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最前列，做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带头人，做一切行动听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带头人，做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带头人。
各级党组织重新调整了工作部署，除留一两名领导干部在机关值班外，其余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深入连队，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同群众一起掀起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滔天罪行的高潮。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识别和战胜修正主义的百战百胜的锐利武器。
这个师的大批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后，同群众一起，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伟大教导和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
在政治夜校里，他们与基层干部战士共同学习、热烈讨论；
深夜，还坚持自学。
最近，领导干部们联系斗争实际，选学了十多篇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师长张敬民是1938年入伍的老同志，战争年代他当营长、团长时，一切行动听指挥，带领部队打了多次胜仗。
今天，他象当年指挥作战一样，英勇地站在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
他深入到某团二连后，同干部战士一起学习毛主席批判“四人帮”的指示，学习中央报刊的重要文章，进一步提高大家对当前这场斗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决心。
他们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在这场斗争面前，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这个师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基层口诛笔伐，积极带头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
某团副政委王承春，怀着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刻骨仇恨，和直属分队的战士们一块办批判专栏，开批判会，每天战斗到深夜。
几天来，他亲自写了十一篇批判文章。
某团政委王风春，在战争年代是冲锋在前的优秀指挥员，五次荣立战功。
如今，他象当年那样，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冲锋在前。
他从机关到连队，从后勤分队到炮阵地，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和战士一起批判。
在四连，他和大家采取列罪状、剥画皮、批实质的方法，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
几天来，他和干部战士一块根据“四人帮”所作所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剥“四人帮”的画皮。
他们说，“四人帮”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急先锋，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是专搞阴谋诡计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是疯狂践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黑干将，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师副政委马效增深入到某团指挥连后，和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批判。
他和理论骨干把“四人帮”的反动言行分成专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进行剖析，有力地推动了连队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
这个师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基层充分发动群众，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智慧，把对“四人帮”的批判不断引向深入。
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亲自动手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利用简报、交流会等形式在面上推广，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
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一个愤怒声讨和深入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怒潮，在全师迅速掀起。
（附图片）
济南部队某部“大功团”党委组织理论骨干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揭露批判“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行，从思想政治路线上认清他们反革命的极右实质。
　新华社记者摄

王震副总理会见毛里塔尼亚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6年11月2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了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巴卡尔·乌尔德·西迪·哈伊巴。
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林兆南、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会见时在座。

蒋帮极力推行媚外经济政策
台湾工业日益恶化陷入困境
新华社1976年11月29日讯
台北消息：
蒋帮极力推行媚外的经济政策，已使台湾工业日益恶化，陷入较往年更加困难的境地。
据台湾报纸报道，近几年来，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一向依赖加工出口的台湾工业，普遍遭遇外销停滞，资金无法周转，很多工厂企业不得不依赖借债勉强维持生产。
到今年06月底，台湾工厂企业向银行借款总额已达两千四百亿元（台币，下同），每年付出的利息即达三百亿元。
目前，负债十亿元以上的企业，日益增多。
不少企业已把固定资产抵押一空，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作借债的抵押品。
往年尚能勉强维持生产的一些企业，今年也“大呼救命”。
由于资金短缺，现在台湾纺织、机械、电器、钢铁等十三个行业，普遍开工不足，其中不少行业开工率已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有的仅及百分之二十。
新倒闭的中小企业不计其数，有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也摇摇欲坠，面临倒闭的威胁。
据台北《经济日报》09月23日报道，在一向被称为“台湾工业之星”、外销量几占台湾外销总额三分之一的纺织工业，最近就有二十四家针织厂停工停业。
这些厂都是拥有“输美纺织品配额数量”的规模较大的工厂。
许多工厂企业为了解决资金困难，不得不忍痛削价销售产品，有的甚至牺牲本钱，将产品价格降到成本以下。
台湾《自立晚报》哀叹说，瞻望台湾工业前途，实在令人捏一把汗。
台湾工业陷入这般困境，主要是蒋帮推行媚外经济政策的结果。
最近两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垄断资本企业度过经济危机，对台湾工业产品进口进一步严加限制，同时却向台湾大量倾销产品，使台湾工业市场越来越小。
蒋帮对此束手无策，被迫在今年07月公布一个“对于当前艰苦工业处理方针”，公然要求困难企业限期自行研拟“整顿”方案，如超过限期，将由蒋帮设立的“专案小组”强制进行改组、合并，或依破产程序清理其债务。
蒋帮这样做，是企图扼杀一部分民营企业，保存“官办”企业或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企业。
09月下旬，蒋帮头目蒋经国就露骨地叫嚷，要“淘汰缺乏竞争能力的工业”。
更为严重的是，正当台湾工厂企业遭遇资金困难的时候，蒋帮竟然加紧逼债。
据台湾报纸报道，仅在今年六至08月期间，蒋帮银行就强迫工厂企业归还借款达一百多亿元。
蒋帮逼债不择手段。
台湾一家化学纤维公司从蒋帮银行借到一笔贷款，蒋帮竟强迫这家公司将售出的货款全部偿还欠债，使这家公司无法继续生产。
桃园一家电器工厂欠蒋帮银行一亿三千万元，蒋帮银行除令这家工厂立即偿还一部分现金外，还公然单方面宣布将欠款的百分之五十转为投资，从而将这家工厂霸占。
蒋帮的这种恶劣行径，已引起台湾许多工业界人士极大的不满。
台湾报纸抱怨说，这样逼债“未免盘算太精，手段太毒”。

西岛怒涛涛
东风万里传喜讯，天涯海角齐欢腾。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传到祖国南海前哨的西瑁洲岛，顿时人如潮涌，欢声雷动。
从军营到渔村，从山顶哨所到出海渔船，到处是嘹亮的渔歌声、欢腾的锣鼓声、震天的口号声。
千歌万曲汇成一个最强音：
最热烈地欢呼华国锋同志为我党的领袖，我军的统帅！
最热烈地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西岛军民手捧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著作，深入学习“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更加看清了“四人帮”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叛徒嘴脸。
他们纷纷举行声讨会、批判会，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滔天罪行。
革命大批判的浪潮，象大海怒涛，汹涌澎湃。
某部守备队在码头上举行批判会。
副队长朱才周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批判“四人帮”。
他说：
“‘四人帮’是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他们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更加猖狂向党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就在我们西岛，他们也搞了许多罪恶活动，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反革命罪行，我们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今天把‘四人帮’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解了我们的心头大恨。”
朱才周历数江青窜来西岛所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怒不可遏地说：
“江青这家伙疯狂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死敌。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把‘四人帮’挖了出来，真是好得很，好极了！
我们西岛军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
在西岛女民兵连炮阵地举行的批判会上，女民兵们愤怒痛斥江青破坏人民武装建设的罪行。
这个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先进集体，是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
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飒爽英姿，屹立海疆。
可是，野心家、阴谋家江青1970年窜到女民兵连时，闭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对女民兵的培育，不提民兵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女民兵搞军事训练，进行实弹射击，她竟说什么“你们打炮，我受不了”，硬是不让打。
相反，却居心险恶地贩卖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民兵队伍。
女民兵吴照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江青百般仇恨女民兵的罪恶行径。
她说：
江青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当年和女民兵“合影”时，肆无忌惮地爬到火炮身管上坐着，而叫女民兵列队站在她的脚下，这是对女民兵的极大侮辱，充分暴露了她仇视广大民兵，妄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丑恶嘴脸。
如今，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下，“四人帮”露出了原形，真是大快人心。
我们一定要发扬女民兵的革命战斗精神，把“四人帮”的反党罪行批深揭透，努力搞好民兵建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西岛，守岛战士和民兵到处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战场，狠批“四人帮”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狠批他们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守备队苗族战士吴海龙，在批判会上愤怒地说：
“四人帮”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任意挥霍劳动人民的财富，过着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是地地道道的吸工人和贫下中农血的大吸血鬼。
他们上台，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给渔霸扛了二十多年活的老渔民、老民兵陈七芳，回忆自己一家和广大贫苦渔民在解放前的悲惨生活，愤怒地批判说：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是咱们贫下中渔的死对头。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渔霸吃海味、渔民喝海水的悲惨日子就会重演。
旧社会的苦，我们贫下中渔受够了。
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跟“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西瑁洲岛大队民兵和驻岛解放军指战员召开批判会，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

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宣告成立
基本纲领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理论基础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11月28日电
据丹麦《工人报》报道，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11月21日宣告成立。
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在原共产主义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基础上建立的。
共产主义工人党在11月21日举行的第1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贝尼托·斯科科萨当选为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基本纲领以及关于加强反对垄断资本的危机政策和加强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的文件和声明。
党的基本纲领说，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共产主义工人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并且运用这些原则具体分析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
基本纲领说，共产主义工人党要取得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地位，并且把这些斗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它以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
关于加强反对垄断资本的危机政策的声明谴责垄断资本最近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并且力图把危机转嫁给工人阶级。
声明号召广泛开展反对垄断资本这种政策的斗争，并且指出，工人阶级只有推翻垄断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才能根本摆脱危机的恶魔。
关于加强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的声明说，丹麦是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欧洲国家之一。
它面临着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
声明指出，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到处加紧争夺。
军备竞赛不断达到新的高度，这就戳穿了超级大国尤其是苏联关于“裁军”与“缓和”的骗局。
超级大国加紧争夺欧洲霸权，并且利用赫尔辛基“安全会议”来掩盖它们分割欧洲。
声明强调说，在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中，主要的力量是人民和第3世界的被压迫民族。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应该同第3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在丹麦，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必须加强，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必须结成广泛的联盟。

山鹰之国的好儿女
洪英
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这些山鹰之国的好儿女，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骄傲。
素不相识的少年
一天中午，退休老工人谢里扬大叔，到储蓄所领完退休金之后，在乘汽车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个大约十四岁的少年。
这个孩子十分热情活泼，一见谢里扬大叔上了年岁，腿脚不便，就立刻站起来给老人让座。
谢里扬大叔十分感动，和他攀谈起来。
原来他是八年级学生，暑假里他放弃休息时间，主动到郊区农业社里参加劳动。
他和老人谈得很起劲，但是谢里扬大叔该下车了。
少年扶着谢里扬大叔，一直把他送下车。
为了照顾老人，少年差点没返回到汽车上。
老人回到家里，伸手掏兜，怎么也没找到钱包，他大吃一惊，原来领取的退休金全丢了。
老人走出家门，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后来只好再回到家里。
他一登三层楼梯，出其不意地发现门上挂着一个字条，老人打开一看，几行大字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谢里扬大叔，您的退休证和退休金被我拾到了，请您不要着急。
我来到您家，等了好长时间，但不见您回来，爸爸在等着我，我必须快回去。
下午我还会再来的。
我是汽车上您遇到的那个孩子。”
老人一边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一边自言自语道：
“真不愧为劳动党教育的好孩子呵！
干了这样的好事，可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烈火中的英雄司机
在一座工厂外边的广场上，运送化肥的卡车络绎不绝，年轻的小伙子们汗流浃背，他们都想为农业大丰收贡献最大的力量。
“还有几辆车没装完？”
年轻的司机冈茨向自己的同伴问道。
“还有最后两部车。”
同伴答道。
“我担心不能及时运完。
党号召我们时时刻刻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们装完了，可我们还应该帮助别的同志呵！”
说完，冈茨就拉着同伴的手帮助别的同志装车去了。
一列装满化肥的卡车向高高的山梁爬去，眼前展现出一片绿油油的田野，冈茨的心里充满了无限欢喜。
他想起几年前的冬天，当迪布拉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时，为了让阶级弟兄重建家园，冒着狂风暴雪运输物资的英雄司机们。
他深为感动，决心向他们学习。
冈茨紧握方向盘，飞快地向远处驰去，突然对面的山坡下滚过团团黑烟。
“起火了！”
他跳下车向远处仔细一看，原来大火是从农业社的一块麦地里烧起来的。
“同志们！
跟我来，快救火去，这火不及时扑灭，周围几百公顷的麦子都有烧毁的危险，快来啊！”
听到冈茨的喊声，十几个司机都从汽车上跳下来，有的拿着水桶，有的扛起铁锹，勇猛地向大火扑去，冈茨跑在最前头。
一场灭火抢救小麦的战斗开始了，冈茨和他的同伴们在熊熊的大火和团团黑烟中穿行。
衣服冒了烟，帽子烧焦了，他们全然不怕，依然从容不迫地与大火搏斗着。
烈火炽热烤人，浓烟呛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们不后退一步。
警报长鸣，山野呼啸，社员们来了，过路的行人也来了。
经过一场激战，人们终于扑灭了这场大火。
乡亲们端来清凉的泉水和甘甜的樱桃送给年轻的司机们，可是，冈茨和他的伙伴们只喝了泉水，樱桃一个也没动。
他们虽然伤痕满身，衣服破烂，但却个个精神抖擞，驾车冲破沉沉的黑夜，向远方驰去了。
“就是她……”
“继续输氧气！”
外科医生对护士说道。
护士同志遵照医生的意见，先给受伤者输了氧气，然后又量了一下血压。
“基本正常了。”
医生一边说道，一边仔细看着刚刚洗出来的骨折副片。
身旁一位上了年岁的同志担心地问医生：
“这小伙子的伤有危险吗？”
“没有。”
医生十分有把握地回答。
他回头一看，原来这位发问的年长者就是亲自把受伤的小伙子送到医院的人，于是便热情地问道：
“您是他的亲人？”
“不，我们从来不认识！”
上了年岁的同志憨厚地回答：
“那您怎么把他送到这儿的？”
医生又问。
“发生事故时，我发现路旁有一部轿车，我想，我作为一个司机，有义务将自己的阶级弟兄迅速送到医院。”
上年岁的同志自豪地回答。
老同志的话引起医生的好奇和尊敬，于是便继续问道：
“您能讲讲事故是怎样发生的吗？”
“事情是这样的”，年长者介绍道，“我下了公共汽车朝前走，在我前面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小姑娘。
突然间，小姑娘向旁边的人行道跑去。
就在这个时候，从右面来了一辆小轿车，车速太快，一时无法刹车，眼看一场灾难就要发生了，这时候，就是受伤的这个小伙子，立刻转过身来，一个箭步上去，把小姑娘推到一边。
小姑娘脱险了。
可是，小伙子撞在汽车的车身上，然后摔倒了……”。
年长者的介绍，唤起了医生和护士们更大的敬意，他们不仅敬佩舍身救小女孩的小伙子，也很敬佩立即抢救受伤的小伙子的上了年岁的老人。
医生刚要往外走去照顾病人，却被一个七、八岁的穿着一身干净的黑学生服的小女孩挡住了去路。
“你是……”医生热情地问道：
“我是自愿来帮助医生照顾病人的，我是……”小女孩激动地说道。
“她就是被这个受伤的小伙子救出来的那个小女孩！”
年长者高兴地说道。
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个个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病房里充满了阶级友爱的热烈气氛。
在阿尔巴尼亚，有多少个象那位素不相识的少年，烈火中的英雄司机，舍己救人的小伙子式的好儿女，他们年岁不同，职业不一样，但却具有一颗共同的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的心。
在建设如锦似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还要涌现多少社会主义新人啊。
（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石油战线的老工人向青年工人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勉励他们在劳动党的教育下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我驻伊拉克大使赵行志离任回国
新华社巴格达1976年11月29日电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赵行志11月29日乘飞机离开巴格达离任回国。
伊拉克外交部官员和一些国家驻伊拉克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送行。
24日，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塔哈·亚辛，外交部长萨马敦·哈马迪分别会见了赵行志大使。
27日，赵行志大使举行告别宴会。
28日晚上，伊拉克外交部次长阿卜杜勒·马利克·亚辛设宴为赵行志大使饯行。

日本举行今年度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新华社东京1976年11月29日电
日本1976年度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于11月25日至28日在东京举行。
28日进行了男女单打决赛。
男子由河野满和高岛规郎争夺冠军，河野以三比○胜高岛，继上届锦标赛，连续两届获得冠军。
女子是由枝野富枝和小野智惠子进行决赛。
结果，小野以三比一胜枝野，第1次获得女子单打冠军。
小野也是近台快攻型运动员。

热烈庆祝阿独立六十四周年和解放三十二周年
地拉那隆重举行集会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11月29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和劳动党地拉那区委员会，11月28日下午在地拉那文化宫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四周年和解放三十二周年。
参加庆祝集会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有：
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地拉那区委第1书记奇·米哈利，政治局候补委员、地拉那区委书记西·斯特凡尼以及外交部长奈·纳赛，地拉那区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奈·易卜拉欣等。
会议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佩·多德同志主持。
斯特凡尼在会上讲了话。
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赶走外国占领者所进行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和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他接着说：
“三十二年来所做过的每一件事和所取得的每一项胜利都证明了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敌人等事业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证明了人民和党的钢铁般的联系与牢不可破的团结，证明了我国人民的革命创造能力和执行自力更生革命原则的彻底性。”
他说：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向奉行着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利益为出发点，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它全力支持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他说：
“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在毛泽东同志以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国际主义的热烈的感情教导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
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存在着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兄弟般的合作与互助。”
斯特凡尼同志讲话后，会议通过了给劳动党中央的致敬电。
整个会场上洋溢着热烈的革命气氛。
会后由地拉那文艺工作者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连日来，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也分别举行了各种节日庆祝活动。

第19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赛闭幕
我国运动员获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
朝鲜运动员获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冠军，匈牙利运动员获男子团体冠军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11月28日电
第19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经过四天激烈而友好的比赛，在11月28日晚胜利闭幕。
在七个项目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四项冠军。
朝鲜运动员获得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两项冠军。
匈牙利运动员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由朱香云、葛新爱、张德英和刘新艳组成的中国女子队在团体赛半决赛中以三比一战胜捷克斯洛伐克队之后，又在决赛中以三比○击败匈牙利队，获得冠军。
二十岁的中国运动员郭耀华英勇顽强，在男子单打半决赛和决赛中先后击败了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匈牙利的约尼尔和欧洲男子单打冠军、法国的塞克雷坦，获得冠军。
参加男子单打比赛的各国著名选手很多，争夺十分激烈。
在第3轮中，前世界冠军、瑞典的本格森被英国的道格拉斯所淘汰，匈牙利的克兰帕尔以三比二战胜了中国的梁戈亮。
半决赛中，郭耀华经过五局激战淘汰了约尼尔。
接着在决赛中，郭耀华和左手握拍、经验丰富的法国选手塞克雷坦相遇。
第1局，郭耀华曾以十六比十九落后，但他沉着应战，利用出色的高抛发球和强烈的旋转球，连拿五分，转败为胜。
在后两局中，塞克雷坦加强进攻，两人都打出水平，最后，郭耀华又以二十一比十和二十一比十七取胜。
在男子双打决赛中，郭耀华和梁戈亮合作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洛夫斯基和匈牙利的盖尔盖伊对阵。
中国选手在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加强进攻，终于以三比二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选手王文荣和瑞典选手本格森合作连连获胜，在半决赛中以二比三负于奥洛夫斯基和盖尔盖伊，列第3名。
梁戈亮和葛新爱在混合双打决赛中以三比○击败南斯拉夫选手舒尔贝克和帕拉蒂努什之后，获得冠军。
女子单打和双打的决赛都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
世界女子单打冠军朴英顺获得女子单打冠军。
她在半决赛中以三比○战胜中国的张德英，又在决赛中以三比一战胜中国的朱香云。
朴英顺同金昌爱合作，在女子双打决赛中以三比二战胜中国的葛新爱和刘新艳，取得冠军。
在男子团体决赛中，匈牙利队以三比一战胜瑞典队。
匈牙利队由约尼尔和克兰帕尔上场，瑞典队上场的是托塞尔和本格森。
匈牙利选手在三盘单打中占了上风，但在一盘双打中失利。
匈牙利队和瑞典队是在分别同中国队和南斯拉夫队激战五盘之后取得决赛权的。
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十四个国家的一百多名男、女运动员。

第19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赛闭幕
我国运动员获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
朝鲜运动员获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冠军，匈牙利运动员获男子团体冠军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11月28日电
第19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经过四天激烈而友好的比赛，在11月28日晚胜利闭幕。
在七个项目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四项冠军。
朝鲜运动员获得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两项冠军。
匈牙利运动员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由朱香云、葛新爱、张德英和刘新艳组成的中国女子队在团体赛半决赛中以三比一战胜捷克斯洛伐克队之后，又在决赛中以三比○击败匈牙利队，获得冠军。
二十岁的中国运动员郭耀华英勇顽强，在男子单打半决赛和决赛中先后击败了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匈牙利的约尼尔和欧洲男子单打冠军、法国的塞克雷坦，获得冠军。
参加男子单打比赛的各国著名选手很多，争夺十分激烈。
在第3轮中，前世界冠军、瑞典的本格森被英国的道格拉斯所淘汰，匈牙利的克兰帕尔以三比二战胜了中国的梁戈亮。
半决赛中，郭耀华经过五局激战淘汰了约尼尔。
接着在决赛中，郭耀华和左手握拍、经验丰富的法国选手塞克雷坦相遇。
第1局，郭耀华曾以十六比十九落后，但他沉着应战，利用出色的高抛发球和强烈的旋转球，连拿五分，转败为胜。
在后两局中，塞克雷坦加强进攻，两人都打出水平，最后，郭耀华又以二十一比十和二十一比十七取胜。
在男子双打决赛中，郭耀华和梁戈亮合作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洛夫斯基和匈牙利的盖尔盖伊对阵。
中国选手在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加强进攻，终于以三比二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选手王文荣和瑞典选手本格森合作连连获胜，在半决赛中以二比三负于奥洛夫斯基和盖尔盖伊，列第3名。
梁戈亮和葛新爱在混合双打决赛中以三比○击败南斯拉夫选手舒尔贝克和帕拉蒂努什之后，获得冠军。
女子单打和双打的决赛都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
世界女子单打冠军朴英顺获得女子单打冠军。
她在半决赛中以三比○战胜中国的张德英，又在决赛中以三比一战胜中国的朱香云。
朴英顺同金昌爱合作，在女子双打决赛中以三比二战胜中国的葛新爱和刘新艳，取得冠军。
在男子团体决赛中，匈牙利队以三比一战胜瑞典队。
匈牙利队由约尼尔和克兰帕尔上场，瑞典队上场的是托塞尔和本格森。
匈牙利选手在三盘单打中占了上风，但在一盘双打中失利。
匈牙利队和瑞典队是在分别同中国队和南斯拉夫队激战五盘之后取得决赛权的。
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十四个国家的一百多名男、女运动员。

贝克尔总统马鲁夫副总统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巴格达1976年11月28日电
伊拉克总统贝克尔和副总统马鲁夫，11月28日分别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赵行志，并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阿集会庆祝劳动青年联盟成立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11月23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和劳动青年联盟地拉那区委员会11月22日在地拉那“游击队”体育宫联合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组织成立三十五周年。
海·伊萨依、马·穆夫蒂乌、帕·米斯卡、里·马尔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中央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委员、各部部长、各界群众代表等出席了集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海·伊萨依同志在会上宣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就劳动青年联盟组织成立三十五周年给阿尔巴尼亚青年一代的贺信。
接着，由当年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大会参加者塔·米特鲁希宣读了劳动党中央第1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给大会的一封信并把霍查同志所写的关于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些回忆录转交给大会。
当宣读了霍查同志的信件之后，会场上出现一片欢腾和活跃的气氛。
随后，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卢·雷扎在会上讲了话。
她在讲话中号召青年们要胸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霍查同志的教导武装自己，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和党的旗帜的指引下，朝着新的胜利前进！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给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致敬电。
会后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反对垄断资产阶级转嫁经济危机和困难
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断开展斗争
新华社罗马1976年11月26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今年以来，意大利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接连不断地举行规模巨大的罢工、示威和集会，或采取其它方式进行斗争。
他们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战斗力。
意大利在1975年经历了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今年情况仍然不妙，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现象严重。
据报道，今年06月，意大利失业人数在一百一十四万以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
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把经济危机和困难的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处境日益困难，从而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今年，意大利有一千多万职工同资方进行重订合同的谈判。
这些职工属于机械、铁路、建筑、化工、成衣和纺织、农业、商业等部门，占意大利在业职工的一半以上。
由于资方拒不接受广大职工提出的合理要求，使重订合同的谈判一再拖延。
职工们怒不可遏，纷纷起来罢工。
意大利罢工斗争的声势十分浩大。
今年以来，参加人数在一百万以上的大罢工就有十三次，其中有两次参加人数超过一千万。
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工人罢工的总工时超过了一亿小时，这给资方以沉重打击。
意大利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斗争。
他们除了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会之外，还占领工厂、火车站、铁路和公路。
在意大利北部的工商业城市米兰，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的四千五百名职工为反对垄断资本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从去年11月底开始就占领了工厂。
他们在厂里不分昼夜地轮流站岗，不让资方把企业设备和产品运走或出售。
经过一百三十二天的占厂斗争，职工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米兰的其它工厂，在都灵、热那亚、西西里岛的巴勒莫以及其它地方，都一再发生工人们的占厂斗争。
在热那亚一些工厂里，工人进行的占厂斗争长达四百多天。
占领火车站的斗争也一再发生。
今年03月，那不勒斯有三百名失业工人冲进火车站，占领火车轨道，要求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10月22日，萨卡工厂数百名工人为抗议三个月不发工资，占领布林迪西火车站约六小时，使进出车站的数十列火车不能正常运行。
同一天，罗马约三百名铁路工人在罗马的里米尼火车站示威，并且占领了铁路轨道。
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斗争中互相支持，表现了团结战斗的精神。
在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的职工进行占厂斗争期间，米兰各行业广大劳动群众曾经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会，予以支持。
不少劳动群众自动捐款支援坚持斗争的工人。
许多工人和学生还派代表到该厂慰问。
今年04月08日，意大利全国一百四十万建筑工人为要求重订合同而举行罢工。
许多地区的化学工人和机械工人在这一天也举行了罢工，同建筑工人并肩战斗。
07月，意大利全国一百五十万农业工人为争取重订合同和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那不勒斯和波伦亚等地的五金机械工人、商业部门的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失业青年也参加了农业工人的示威和集会，表示支持他们的斗争。
09月底，勒佐迪卡拉布里亚地区二千纺织工人为要求保障就业而举行罢工。
在斗争中，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他们逐渐识破出卖工人利益、企图扼杀工人运动的少数工会头子的丑恶面目。
他们突破这些工会头子的控制，自动组织起来，同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英国工人、市政雇员、教师、新闻工作者在伦敦市中心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失业。
新华社稿

埃及副总统结束对西亚九国的访问
新华社开罗1976年11月26日电
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为期九天的访问后，11月25日晚回到开罗。
胡斯尼·穆巴拉克副总统在回到开罗后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他同他所会见的国家元首们就阿拉伯局势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讨论是积极而有建设性的。
他指出，这次出访的一个主要成果是：
它表明，阿拉伯人在总战略上都是一致的。

巴拿马报纸揭露苏联加紧军备竞赛威胁世界安全
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欲望
新华社巴拿马城1976年11月28日电
《巴拿马明星报》最近发表评论，指出某些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的绥靖政策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欲望。
评论回顾了第2次世界大战前某些西方大国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
它说：
“未能及时制止纳粹和法西斯分子所代表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其必然的结果是助长了希特勒的欲望”，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争”。
文章指出，尽管苏联不断鼓吹“缓和”，但是“它甚至在表面上都不曾从它原先的立场后退过一寸”。
文章揭露说：
俄国“残酷地剥削它的卫星国，继续不断地对它们施加压力，它在捷克斯洛伐克驻有好几个师。”
文章指出：
“莫斯科下令进行的军备竞赛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欧洲—阿拉伯专家会议讨论海运问题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976年11月26日电
据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报道，讨论海运问题的欧洲—阿拉伯专家会议11月24日和25日在大马士革举行。
会议通过了一项报告，这项报告将提交欧洲—阿拉伯对话委员会处理。
据悉，这项报告强调欧洲—阿拉伯对话对加强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十分关心这种合作的发展以促进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
报告建议建设三个转口港：
第1个在叙利亚，第2个在阿拉伯湾，第3个在埃及的塞得港。

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国家加强合作维护安全
八国外长举行会议就海湾国家之间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萨那1976年11月27日电
据也门《革命报》报道，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易卜拉欣·哈姆迪最近对卡塔尔一家杂志发表谈话，强调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国家之间应加强合作，以保证海湾和红海地区的安全。
哈姆迪主席说：
“海湾的安全问题与整个地区的发展和开发有着直接的联系。”
哈姆迪主席在谈话中还强调了红海沿岸国家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本地区安全的必要性。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11月28日电
伊朗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11月27日至28日对科威特进行了正式访问。
11月28日发表的关于这次访问的新闻公报说：
“双方赞扬了两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表示决心进一步在各方面促进和增强这种友好合作关系。”
公报说：
“双方强调国与国之间在互相尊重和进行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关系的重要性。”
公报强调说：
“他们还重申，他们深信，中东的正义和持久的和平应当建立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
公报说，双方“表示他们两国准备为实现这个地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建设性的合作而继续努力”。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11月26日电
马斯喀特消息：
八个海湾国家的外交部长（大臣）于11月25日至26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议，就海湾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参加会议的八国是：
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
主持这次会议的阿曼外交国务大臣卡伊斯·阿卜杜勒—穆宁·扎瓦维在会议结束后说，海湾国家还将继续接触和交换意见。

美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新华社讯
据美国报刊报道，在持续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各种犯罪活动激剧增加。
据美国有关当局发表的数字，1975年在美国发生的严重犯罪活动（包括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有案可查的已将近一千一百三十万起，比1974年增加百分之十；
1976年第1季度又比上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
今年上半年，仅纽约市的严重犯罪比去年同期又猛增了百分之十八点五。
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数量更大得多的一般犯罪，以及如有组织的贩毒等在内。
从六十年代初以来，除少数年份外，美国的犯罪率呈逐年增加、扶摇直上的趋势。
据美国报刊报道，在从1960年到1975年的十五年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约百分之十五，而在这期间，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
同期，严重犯罪率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八十。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说：
据官方估计，在美国有五十万之多的人是所谓“职业犯罪者”。
他们以犯罪为生。
在这些人中间，为数不少的“有组织犯罪的头目们都是财富累累”。
例如，一个被美国官员称为“有组织犯罪董事长”的名叫迈耶·兰斯基的人，通过诈骗、赌博、贩毒等活动，组成一个估计有三亿美元活动能力的大企业。
这个人的犯罪情况官方并不是不了解，但他长期逍遥自在。
这些“职业犯罪者”和“有组织犯罪者”就是这样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进行着一系列危害美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犯罪活动“就象一种恶性传染病一样”在美国的青少年中蔓延。
1975年，在美国因犯罪曾被捕过的八百万人中，有三百四十万、即百分之四十二是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
据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材料，1975年的学生犯罪案件就有：
杀人一百起，武装抢劫一万二千起，强奸九千起，殴打师生二十多万起。
联邦司法部执法署在一项调查报告中惊呼：
“学校里的暴行，问题严重、损失巨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必须由联邦政府予以解决。”
大量的犯罪活动，使美国许多地区成了恐怖世界。
近年来许多有钱的美国人纷纷从犯罪渊薮的大城市迁往郊区、小城镇和乡村地区，但是，现在郊区、小城镇和乡村地区也遭到了大城市的痼疾——日益增加的犯罪的折磨。
据官方宣布，去年大城市郊区的严重犯罪率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乡村地区增加了百分之八，都比大城市的增长率高。
据美联社报道，留在大城市里的许多老年居民的境况最惨。
他们由于非常害怕成为犯罪的牺牲品，正被迫“把他们自己禁闭在家里”，根本不敢上街。
许多老年人即使遭到犯罪者的袭击，由于害怕报复也不敢报告。
面对着这种情况，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也不得不承认：
“当犯罪的增长十倍于人口的增长时，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害了一种严重的流行病”。
多年来，美国当局在“法律与秩序”的口号下，采取了增加执法经费、增建监狱、恢复死刑等措施来对付犯罪活动。
但是，装备现代化的警察解决不了犯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给阔佬们提供私人保镳的行业应运而生，“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逆衰退率”增长。
目前，这个行业已遍布全国，雇用人数估计达五十万到一百万人。
一年营业额达一百二十亿美元。
犯罪问题只不过是美国社会危机严重的症状之一，而社会危机则是美国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并发症，这都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现阶段无可救药的痼疾。

西欧国家日益警惕苏联间谍颠覆破坏活动
揭露苏联鼓吹“缓和”进行“友好合作”和“技术交流”的险恶阴谋
新华社1976年11月29日讯
今年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缓和”烟幕的掩盖下，打着同西欧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和“科技交流”的幌子，加紧对西欧进行间谍活动。
根据西欧报刊揭露，苏联“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名称缩写）和苏军情报系统在西欧的间谍1972年为七百多人，到1976年增加到九百多人。
苏联还施展讹诈、收买、恐吓等手段搜罗大批当地人为它收集情报。
据揭露，苏联用这种手段招募的间谍，在法国多达两万人，在西德约一万人，在意大利也有上千人。
此外，苏联还利用获得西欧国家公民权的苏联血统妇女来收集情报。
意大利《周刊》杂志说，在意大利，由于同意大利人结婚而取得公民权的苏联人目前大约有两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定期向苏联人提供情报”。
在西欧国家活动的苏联间谍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渗入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颠覆破坏和窃取机密情报。
苏联一些间谍以外交官员和其它身份为掩护，在西欧国家搞颠覆活动，粗暴干涉他国内政。
据希腊报纸揭露，苏联驻希腊大使乌达利佐夫就是一个“克格勃”成员。
他披着“大使”的外衣，鬼鬼祟祟地同希腊一些政党接触，干着干涉希腊内部事务的勾当，“指挥一些要推翻希腊政权的人们的活动”。
为此，今年05月希腊外长维齐奥斯召见了他，向他提出了警告，有的报纸还要求希腊政府将这位“大使”驱逐出境。
另据芬兰报纸报道，芬兰农村党一个议员曾经在议会揭露，今年04月芬兰一个政党改选领导人前夕，苏联驻芬兰大使馆曾邀请这个党的一些人到使馆，拉一派，打一派，挑拨离间，企图对这个党的改选施加压力。
为了加紧扩军备战，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欧洲霸权，苏联加紧了对西欧的军事侦察活动。
据西德军事记者霍斯特·冈特·托尔迈因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揭露，苏联在西德三个军事使团的军官进行了系统的战略侦察。
他指出，此举目的在于准备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进行军事进攻。
此外，苏联每周还从西德开出民用远程卡车五六十辆前往荷兰，这些卡车司机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军官，他们沿途测量河流的深度，察看周围的地形，目的在于为坦克部队确定理想的前进路线。
苏联还使用间谍船在西欧国家沿海和港口进行频繁活动。
在南欧，苏联装有灵敏雷达设备的间谍船在西班牙和希腊的港口观察这两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和军舰的活动以及大西洋的主要通道的海运等情况。
在波罗的海，苏联间谍船经常出没于丹麦附近的海域，侦察丹麦的军事秘密。
苏联间谍船和潜水艇还一再闯到英国和法国军港周围进行侦察活动。
苏联商船队打着商业运输的招牌，进行间谍活动，担负着苏联海军舰艇不便承担的特殊任务。
苏联还加强了对一些西欧国家的空中侦察活动。
例如对丹麦海峡上空的侦察飞行就不断增加，1975年苏联飞机紧靠丹麦领空的飞行达一百多次，今年，这类飞行更加频繁。
正如瑞士《10月》指出的，“间谍活动是战争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在西欧加紧间谍活动的情况表明，它正在加紧准备对西欧发动侵略战争。
苏联的扩张野心很大，但又外强中干，力不从心。
它不仅向西方乞求贷款、粮食和技术，而且打着“友好合作”和“科技交流”的旗号派遣间谍渗入到西欧国家经济和工业技术部门，不择手段地窃取情报。
不久前，法国官方宣布，一名披着苏联驻巴黎“贸易代表团成员”外衣的苏联间谍，因企图以非法手段窃取法国一种新型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图纸，连人带赃被当场逮住，并且被驱逐出境。
最近，还有一个苏联特务打着苏联贸易代表团官员的招牌，利用常驻西德的机会，刺探西德工业情报。
这个特务也是在进行间谍活动时被当场逮捕的。
据西方报刊揭露，苏联的间谍机关还在西方跨国公司中专门组织了“工业间谍”网，在西德、法国、荷兰、瑞士、丹麦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大肆进行工业间谍活动。
苏联的间谍活动严重损害了西欧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威胁着西欧国家的安全，激起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西欧各国报刊不断发表消息、评论和漫画，揭露苏联间谍的罪恶行径。
西德电视台还把苏联间谍在西德进行罪恶活动的情况拍成电视片。
西欧各国政府对苏联的间谍活动随时保持警惕，一旦抓住黑手，就予以驱逐。
据西方报刊揭露，今年以来，西德、法国、丹麦、瑞士、荷兰等国就逮捕和驱逐了数十名苏联间谍。
丹麦当局为了限制苏联的军舰和间谍装置在本国周围海域日益增加的间谍活动，今年02月宣布了限制外国军舰在丹麦领海中停泊的新条例。
随着新沙皇在西欧间谍活动的加紧，人们正进一步认识到苏联关于“缓和”叫嚣的险恶用心。
西欧报刊指出，在“缓和”烟幕掩盖下，“克格勃”一直在迅速扩大活动；
在“克格勃”的特务充斥着苏联驻西方的大使馆的时候，苏联人关于“缓和”的陈词滥调只是为了“麻痹西方国家，使它们不能起来同苏联人在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