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
——湖南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幸福地回忆华主席在湖南工作的革命实践
在毛主席的家乡——湖南，四千万英雄儿女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在这大喜大庆日子里，湖南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回忆华主席多年在湖南的革命实践，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坚持理论和实际、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光辉榜样
十三年前，华国锋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
1963年10月，他和省委另一位领导同志，带领全省地、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到广东省参观学习，先后深入访问了四个县、七个公社和其他四个先进单位。
大家看广东，想湖南，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启发和教育，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决心因地制宜地推广和运用广东的先进经验。
后来写出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毛主席亲自给这个报告写了光辉批示。
同志们从学习中深刻地体会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华国锋同志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地先进经验的态度和办法，誉为是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强调这是一个大问题，决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
这是教导我们要象华国锋同志那样善于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完成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而英勇奋战。
同志们怀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回忆说：
敬爱的华主席最善于体现毛主席的思想，最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
他在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三年前，全省人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战胜了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的破坏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战胜了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3年，大旱之年夺得了大丰收，华国锋同志兼任地委书记的湘潭地区粮食增产幅度较大。
在这个大好形势面前，有些人出现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情况。
敬爱的华主席始终一贯地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正确地看待成绩和缺点，在赞扬声中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既充分地估计了当时的大好形势，又明确地看到了同先进兄弟省市的差距，强调要解放思想，继续革命，虚心向外省外地学习。
在毛主席光辉批示的指引下，华国锋同志把学习外地的经验，学习解放军的经验，同湖南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把革命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大破了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大破了消极悲观、妄自菲薄、无所作为的思想，使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成为推动湖南各项工作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1964年，全省农业大丰收，粮食生产比1963年增加二十三亿斤。
1964年工业也获得很好的成绩，总产值比1963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二。
运用对立统一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养下，华主席在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并在主管的工作中做出优异的成绩。
根本的原因，是树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湖南省直机关的同志们回忆：
1958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国民经济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农村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有些人在胜利面前，缺乏全面分析问题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对事物、对自己不能坚持“两分法”，头脑不冷静，忘乎所以；
有些地方一度出现了浮夸、瞎指挥、“一平二调”的歪风。
这本是一些支流的问题。
但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否定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同志勇敢坚定地顶住了逆风，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他用自己在平江、道县等地办点的事实和材料，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分清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不要把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当成本质和主流，以致迷失了方向。
他亲自主持撰写文章，热情歌颂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赞扬人民群众可贵的革命干劲，宣传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和赞扬。
1959年，庐山会议粉碎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以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为湖南省委书记。
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湖南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深刻地认识到，要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符合起来，把外地的经验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根本的途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做好调查研究。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四十五年前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伟大真理。
在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培育下，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党的一贯的优良传统。
一些曾经在华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回忆说：
华主席最好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每一项重大的政治运动中，华主席都是亲自蹲点、办样板、抓典型、解剖麻雀、总结经验，进行广泛深入的、周密细致的、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因此，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和要求，对阶级斗争的动向和特点，都能了如指掌，正确地分析和科学地预见每一项革命的进程，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理论和实际、主观和客观有机地统一起来，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
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正当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砍合作社的时候，华国锋同志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湘阴县洞庭围蹲点，满腔热情地支持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办起了湖南第1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
1955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选载了湖南六篇典型材料，其中三篇是在华国锋同志担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总结的，毛主席都写了重要按语。
1958年以来，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忽视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针对这种情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60年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验。
华国锋同志最忠实、最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影响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重视调查研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的第一面红旗——岳阳县毛田区，就是华国锋同志亲自调查、亲自培养、亲自树立起来的。
1963年，他先后四次深入毛田作调查，找干部、群众谈心，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制订治山、治水改造毛田山区的规划，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毛田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迅速改变了毛田的面貌，使毛田成为全省第1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对全省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林彪反党集团干扰、破坏下，有个时期，湖南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开展不起来，有些地方学大寨不学根本，不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政策，超越阶段搞“土政策”，搞形式主义；
有的地方资本主义泛滥，歪风邪气盛行。
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第1书记以后，立即作出了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定，制定了改进领导作风的十条措施，强调作调查研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并亲自主持组织四万多人，陆续赴大寨参观学习，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高潮。
华国锋同志以身作则，亲自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跑遍了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反复酝酿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煞住了歪风，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全省迅速涌现了一大批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如新田县、安乡县、洛塔公社、野鸡坪大队等。
华国锋同志亲自在这些地方主持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经验交流会，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毛主席高兴地赞扬湖南也有了自己的典型。
到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发展到二十二个。
韶山灌区是华国锋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建立的全省第1个大型引水灌溉工程。
参加过修建这项工程的同志们满怀激情地回顾说：
1965年，华国锋同志担任总指挥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时，深入农村、工地，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访问老贫农，开诸葛亮会一百五十多次，实行民工、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充分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制定了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规划。
绵延一百多公里的主干渠，他基本上都走过；
每一项难工险处，他都亲临实地调查。
这项雄伟浩大的工程，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建成通水。
全部工程不仅没有占用农田，反而做到了废土不废，造出农田一千五百亩。
在农田水利建设史上，创造了一个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多快好省地建设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先进样板。
广大灌区人民满怀喜悦地说：
毛主席引来幸福水的恩情说不完，华主席建设灌区的功绩颂不尽。
同志们无比兴奋地说：
我们敬爱的华主席从宇宙观到工作作风，都具有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优秀品质。
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多谋善断，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和广大人民心连心。
他善于学习，善于实践，不仅平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患病住院期间，仍以顽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抓紧时间学习。
1964年他患病住院，每天下午坚持学习，形成制度，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一同住院的几位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权威和威信是在斗争实践中建立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接班人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养下，我们敬爱的华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了长期的考验，积累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既有领导县、地区、省的全面工作的经验，又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具有掌管全党全军全国全面工作的才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
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省直机关的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
毛主席选定华主席为接班人，经历了同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特别是经历了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
“四人帮”是一伙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大搞形而上学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典型代表，也就是1964年毛主席在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中所指出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篡改、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
他们同古今中外一切新老修正主义分子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的。
他们抛出反经验主义的黑纲领，蛊惑人心地叫嚷什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否定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危险，背叛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他们反经验主义是假，搞唯心主义是真。
他们叫嚷反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第1的基本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抛出的反经验主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叛徒、卖国贼林彪抛出的“天才论”的反党纲领，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他们借口反对所谓折中主义，大搞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的光辉思想，把理论和实践、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红与专、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理论搞乱，把思想搞乱，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搞唯心主义总是要破产的，蔑视辩证法总是要受惩罚的。
“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反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干部，要打倒无产阶级。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利令智昏，唯心主义地估计形势，满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我们的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的洞察力，在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历史关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取得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为我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斗争实践证明，华主席不愧为我们的英明领袖和统帅，不愧为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可靠掌舵人。
毛主席亲笔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对华主席的无限信任。
我们衷心爱戴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我们为有了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而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我们紧跟华主席就是胜利。
湖南省直机关的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表示，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华主席为光辉榜样，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李先念同志会见泽姆勒为团长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
会见后，李先念同志设宴招待德国同志
新华社1976年11月28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会见以克里斯蒂安·泽姆勒同志为团长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李先念同志设宴招待泽姆勒等德国同志。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以及刘克明、邢竹芳、谷力虹等同志。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指示：
你办事，我放心。

胜利的三十二年
今天，“山鹰之国”一片欢腾，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二周年。
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
三十多年前，阿尔巴尼亚被法西斯侵略者所占领和统治，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拿起武器同法西斯占领者和地主资产阶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1944年11月29日赶走了侵略者，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获得了全国的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
阿尔巴尼亚从此获得了新生，这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为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以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破坏和颠覆，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使阿尔巴尼亚摆脱了昔日的贫困和落后，发展成为具有先进工业、集体化农业、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阿尔巴尼亚人民满怀胜利的信心，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决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坚决支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反帝反霸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愈来愈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敌人。
广大第3世界国家已经站立起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不是第3世界怕超级大国，而是超级大国怕第3世界。
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力量不足，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
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总有一天要导致新的世界战争，各国革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战斗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挑拨和破坏是徒劳的。
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事业中，还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是一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
中国人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将一如既往，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为革命掌握文化武器
北京东风铸造厂老工人　王殿起
电影《园丁之歌》好不好？
老师教育学生要为革命而学文化好不好？
我们工人都说好。
可“四人帮”却说它是“大毒草”，并给扣上了许多大帽子，其中有一顶叫做“文化至上、智育第1”。
对于学文化，要作分析，看你用什么思想来指导，为哪个阶级来学。
如果抱着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为了“读书做官”，死读书、读死书，那就是“文化至上、智育第1”。
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时候，不就是搞这一套吗？
那时，我看着被毒害的工农子女，心里难受极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工人阶级占领了教育阵地。
广大革命教师遵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的教导，教育学生深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这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需要，怎么能说是“文化至上、智育第1”呢？
《园丁之歌》中的革命教师俞英，虚心听取工人的意见，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向，对陶利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为革命学好文化，我认为她做得对。
尤其是看到她给陶利进行忆苦教育的那一段，我心里也翻腾起来了。
我和陶利的爸爸一样，从小是个苦孩子。
解放前，我是多么想学文化啊！
可是，一家老小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呢？
我就经常找村里一个识字的人，求他教我几个字。
我十五岁那年，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来到天津三条石一家翻砂厂学徒。
资本家可恶透了，他们不但用印把子而且用笔杆子从政治上欺压我们，从经济上剥削我们。
一进厂门，资本家就逼着我立下“卖身契”，每天拿着马棒监视我干活，一不顺眼就毒打一顿，还指着卖身契上的条款，逼着我承认犯了哪一条，反问我该不该打。
一到年底，他的算盘子一扒拉，笔头子一划拉，我一年的血汗不但白流了，反而欠他的饭钱，资本家的心真比豺狼还狠啊！
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工人阶级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可是由于自己没文化，斗争越深入，学习和工作越感到困难，怎么办？
工人阶级能够掌握印把子，也一定能够拿起笔杆子。
从此我坚持业余学文化，现在已能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和一些马列著作，能记一些笔记了，工作也便利多了。
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文化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了文化就能使我们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
我看着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背着书包去念书，打心眼里为他们感到高兴，希望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支持老师严格要求他们，把他们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四人帮”故意混淆无产阶级的智育和资产阶级“智育第1”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使人们不敢抓智育，这是成心想破坏教育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复辟资本主义，让资本家的马棒和童工的卖身契重新显灵。
他们和刘少奇、林彪穿一条裤子，都是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都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敌。
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一定要为革命学好文化，掌握这个革命的有力武器。
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四人帮”反党集团坚决斗争，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编者按：
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在华国锋同志直接关怀下诞生的一出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好戏。
在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下，1973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舞台纪录片，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欢迎。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湖南观看了这部影片，高兴地鼓了掌，表示肯定和赞赏。
但是，《园丁之歌》却遭到“四人帮”，特别是大野心家江青的疯狂围剿。
他们给这出小戏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令一些地区的报刊开展批判。
“四人帮”反党集团还利用他们的喉舌“初澜”评论班子，在1974年08月04日本报抛出了一株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毒草文章，把《园丁之歌》一棍子打死。
当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出戏以后，仍负隅顽抗，封锁消息，继续玩弄阴谋诡计。
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阴谋篡党夺权的狰狞面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使《园丁之歌》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积极投入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一
在全国亿万军民欢庆华国锋主席为我党领袖、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地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时候，被“四人帮”扼杀的湘剧《园丁之歌》重新登上舞台和银幕，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对这样一出四、五十分钟的小戏，“四人帮”竭力要加以扼杀，也是为了配合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
两年多来，围绕着《园丁之歌》展开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园丁之歌》是1972年湖南省文艺调演中涌现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剧目，受到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湖南省委对这个戏是肯定和重视的。
在当时任省委第1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下，摄制成了彩色影片。
这个戏是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相结合的产物。
他们响应毛主席关于“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伟大号召，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一个侧面生动地描绘了教育革命过程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文艺革命的一朵新花，是教育革命的一支新曲。
然而，“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达到他们搞修正主义，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对《园丁之歌》发动反革命“围剿”，处心积虑地把《园丁之歌》打成坏戏。
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江青胡说什么“这个戏名字就不合适”，污蔑“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句唱词“简直是反攻倒算！”
并对演员进行百般辱骂和诽谤。
老投降派、狗头军师张春桥则胡说“这个戏教育路线有问题”，等等。
他们盗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给《园丁之歌》戴上三顶帽子：
一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强令京、津、沪、湘三市一省进行批判，逼迫湖南省按照他们划定的框框写文章表态。
他们指使御用吹鼓手“初澜”写作组大打出手，发表《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黑文，对《园丁之歌》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们还在1974年的全国文艺调演期间，大兴问罪之师，多次组织调演人员批判《园丁之歌》，气势汹汹地扬言要追查批准拍摄这个小戏的“后台老板”，迫使该剧主要演员作公开检讨。
对这出小戏，四方八路，一起下手，必要处死而后快，真是蛮横狠毒极了！
正当《园丁之歌》被他们用莫须有的罪名打死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湖南视察，看了影片《园丁之歌》，亲切地鼓掌赞赏。
毛主席亲自肯定了《园丁之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破坏文艺革命的嚣张气焰，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
省里有关部门及时向文化部反映了这一情况，提出了继续上演和放映《园丁之歌》的要求。
可是，“四人帮”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斥责中共湖南省委是“为《园丁之歌》翻案”，是“在毛主席面前告状”，是向他们“下最后通牒”，云云。
后来，江青在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召开的会议上，还继续就《园丁之歌》大做文章，横蛮地指责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攻击华国锋同志。
二
“四人帮”对《园丁之歌》的种种污蔑和攻击，根本站不住脚。
他们攻击《园丁之歌》“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强调文化的重要”，宣扬“文化至上”和“智育第1”，“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等等，统统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与文化这个对立统一体中，政治是第1位的，是挂帅的。
一个革命者要把革命工作做好，首要的是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其次才是文化知识水平。
但是，政治与文化又是互相依存的。
文化从属和服务于政治，又对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知识是打开理论宝库的钥匙，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觉悟，就一定要掌握文化知识。
“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这是广大工农兵理论队伍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前提下学习文化的重要意义。
《园丁之歌》在谈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时，始终强调政治挂帅。
剧中主人公俞英清醒地看到了教育革命“征途处处有斗争”，“资产阶级教育的余毒未肃清”。
她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翻版“读书无用论”，用苦难家史和斗争实际转变了后进学生“不好学”的思想，启发学生为革命学文化，“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以便培养出“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是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可贵行动，决不是什么“文化至上”、“智育第1”。
江青一伙抛出来的“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的帽子，怎么也戴不到《园丁之歌》头上。
“初澜”文章胡说什么历史上“承当革命重担”的都是没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没有文化的工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这是赤裸裸地宣扬“文化无用论”，鼓吹蒙昧主义。
我党我军有许多担负革命重担的工农干部，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他们参加革命前虽然从未进过学校门，但参加革命后却在斗争中边干边学习，并不是没有文化。
“四人帮”武断地说他们没有文化，完全是对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污蔑和中伤。
在社会主义时期，要搞好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步伐，同样必须有文化。
列宁指出：
“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毛主席也教导我们：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农业要搞好科学种田，工业要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科学要攻克尖端，国防要掌握最现代化的武器，总之，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尽快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
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学习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劳动人民知识化，做文化的主人，这是几千年来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
“初澜”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前提下的文化学习当作“文化至上”加以否定，鼓吹不要文化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其目的就是要搞乱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一面使无产阶级政治化为乌有，一面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以利于他们任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正因为学习文化对于革命和建设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党历来重视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举办的各类干部学校，都规定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干部必须补习文化。
在人民解放军的连队，还配备了文化教员，帮助战士在行军作战的休整时间学习文化。
全国解放以来，为了迅速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全国的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开设了大量的干部文化学校，帮助工农干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以及学习各种业务知识。
今天，党给我们创造了学习文化的良好条件，我们决不能上“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当，而要奋发图强，为革命把文化学得更好。
三
江青一伙还攻击《园丁之歌》教育学生为革命学好文化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这也是一派胡言乱语。
《园丁之歌》中的小学生陶利“拾金不昧”、“热爱劳动”，敢于对教师方觉的简单粗暴的做法进行抵制，本质是好的。
如果他在课余时间玩玩火车模型，也是一种有益的活动。
但他整天玩火车模型，上课早退，补课开小差，不愿学文化，不遵守革命纪律，这就不好了。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在学校工作中，没有革命的纪律，教师无法上课，学生无法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无法贯彻执行。
俞英一分为二地对待陶利，既充分肯定他的优点，又恰当指出他的错误，把他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完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
然而，江青一伙却故意对陶利的错误行为一概加以肯定，连称“不错”，表示赞赏。
鲁迅说得好：
帝国主义和我们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
“四人帮”也是这样，在培养接班人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他们总是同我们背道而驰，大唱反调的。
他们蓄意为陶利的错误行为辩护，否定俞英的正确做法，其目的就是要混淆两条教育路线的界限，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来改造学校。
在他们所控制的那些学校里，他们不正是这么干的吗？
可见，“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决不是《园丁之歌》，恰恰是“四人帮”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头目，一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江青还胡说：
“园丁”只能是党，不能是教师，《园丁之歌》鼓吹“‘园丁’是教师”，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这是十足的谬论！
党是“园丁”，同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体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革命教师比作“园丁”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
毛主席指出：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这既说明了教师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也说明了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党的教育路线要靠革命教师来贯彻执行；
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靠革命教师来做；
各种文化科学知识也要靠革命教师的努力工作，才能传授到学生中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园丁之歌》把革命教师比喻为培育幼苗的“园丁”，有什么错呢？
“四人帮”居然在这样一个用词上大做文章，故意刁难，就是要否定革命教师的作用。
毛主席早就指出：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俞英是一个共产党员。
她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工厂，深入实践，“靠群众同写出教改新篇”；
她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政策，帮助方觉克服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可见，俞英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她以自己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模范行动，在她的教学班里实现了党的领导。
“初澜”文章对俞英形象不作任何具体分析，大打棍子，乱扣帽子，这完全是独断专横，以势压人的恶霸作风。
“四人帮”否定党组织和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的模范作用，侈谈党的领导，其恶毒用心就是要架空党的领导，搞垮各级党组织，好让他们一伙取而代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法西斯专政。
文艺舞台从来就是两个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战场。
“四人帮”倾巢出动，控制文艺界，就是要利用文艺来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党夺权服务。
从张春桥三十年代反对革命文艺、围剿鲁迅，到今天“四人帮”摧残《创业》、扼杀《园丁之歌》，都是如此。
“四人帮”在文艺界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制造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大搞“一言堂”，“一家班”，束缚创作思想；
他们践踏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革命文艺作品，百般刁难，无情镇压；
他们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拉拢一部分人，结党营私，打击革命文艺战士，腐蚀革命文艺队伍。
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借“整戏”来“整人”，借“整人”来分裂党中央，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负责同志，篡党夺权。
他们是一伙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复辟派。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四人帮”垮台了，革命人民正在胜利前进。
让我们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揭露“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搞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夺取更大的胜利！
（附图片）
上图：
湘剧高腔《园丁之歌》彩色影片中，俞英老师叙述了学生陶利的家史以后，对陶利说：
“革命的班要靠你们来接上，伟大的祖国要靠我们建设得更富强。”
鼓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下图：
俞英老师对方觉老师说：
“只要我们育苗人浇水浇到了根子上，他一定会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说服方觉老师对孩子教育要耐心。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供稿

外事往来
新西兰共产党干部访华团离开广州回国
以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拉尔夫·布莱克洛克为团长的新西兰共产党干部访华团一行四人，11月23日离开广州回国。
新西兰共产党干部访华团10月25日抵达我国后，先后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抚顺、南京、无锡、上海、长沙、韶山、南宁、广州等地。
访华团在北京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会见并宴请了新西兰同志。
我国男子篮球队离京赴瑞典、丹麦访问
应瑞典、丹麦篮球协会的邀请，以赵宝凯为领队的中国男子篮球队一行十五人，11月2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典和丹麦进行友好访问。
肖方洲离京前往巴林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赴巴林展览团团长肖方洲，2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巴林。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等到机场送行。
西德断肢再植考察组一行离京回国
根据中国、西德文化交流项目，西德断肢再植考察组比默尔医生等一行三人于10月27日至11月24日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考察访问，参观了医院、工厂、人民公社，同我国医务人员交流了经验。
在京期间，卫生部科教局负责人陈海峰宴请了他们。
加拿大客人离京回国
加拿大渥太华阿尔冈金学院教授塞奇·吉尔伯特和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彩色图片研究所所长戴维·金斯顿，26日离开北京回国。
加拿大客人是应邀前来我国访问，于14日到达北京的，先后访问了北京、长沙、韶山、南京和上海。
在京期间，客人们同新华社进行了彩色图片洗印技术交流。
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新华社）

我国科学技术协会发表声明
揭露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重申我关于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强烈谴责这种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
新华社1976年11月2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11月27日发表声明，揭露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的少数领导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重申我关于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
声明全文如下：
不久前，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在华盛顿举行了第16届全体大会。
这次大会讨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的关系”问题。
国际科联理事会的少数领导人就这一问题所炮制的决议中，公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他们在标榜国际科联理事会是一个“非政治”组织的同时，却在大搞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企图继续纵容蒋帮非法窃据我国在国际科联理事会中的合法席位，并阻挠国际科联理事会各联合会会员组织驱逐蒋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对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这种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是在全中国领土上（包括台湾省在内）代表中国科学界的唯一合法组织。
盘踞在我国台湾省的蒋帮早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蒋帮控制下的团体或分子盗用中国名义、使用“台湾”或其他名义参加任何国际组织都是非法的。
国际科联理事会第16届全体大会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的关系”的决议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第6·51项决议背道而驰的，是违背国际科联理事会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
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严重责任。
不久前，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在其理事会会议上正确地做出了取消蒋帮会员资格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学会为其会员的决定。
这一决定反映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这一果断行动表示赞赏，并强烈谴责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炮制的“敦促”国际地科联容许蒋帮以“台湾”名义重新混入该组织的所谓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欢迎至今仍有蒋帮为其会员的国际科联理事会各联合会会员组织仿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采取果断措施，驱逐蒋帮。
我们深信这一正义主张将受到世界各国所有主持正义的科学工作者的支持，任何阻挡历史潮流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国科学技术协会发表声明
揭露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重申我关于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强烈谴责这种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
新华社1976年11月2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11月27日发表声明，揭露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的少数领导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重申我关于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
声明全文如下：
不久前，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在华盛顿举行了第16届全体大会。
这次大会讨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的关系”问题。
国际科联理事会的少数领导人就这一问题所炮制的决议中，公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他们在标榜国际科联理事会是一个“非政治”组织的同时，却在大搞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企图继续纵容蒋帮非法窃据我国在国际科联理事会中的合法席位，并阻挠国际科联理事会各联合会会员组织驱逐蒋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对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这种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是在全中国领土上（包括台湾省在内）代表中国科学界的唯一合法组织。
盘踞在我国台湾省的蒋帮早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蒋帮控制下的团体或分子盗用中国名义、使用“台湾”或其他名义参加任何国际组织都是非法的。
国际科联理事会第16届全体大会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的关系”的决议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第6·51项决议背道而驰的，是违背国际科联理事会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
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严重责任。
不久前，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在其理事会会议上正确地做出了取消蒋帮会员资格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学会为其会员的决定。
这一决定反映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这一果断行动表示赞赏，并强烈谴责国际科联理事会少数领导人炮制的“敦促”国际地科联容许蒋帮以“台湾”名义重新混入该组织的所谓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欢迎至今仍有蒋帮为其会员的国际科联理事会各联合会会员组织仿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采取果断措施，驱逐蒋帮。
我们深信这一正义主张将受到世界各国所有主持正义的科学工作者的支持，任何阻挡历史潮流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摆开战场剿“四害”拉开阵势学大寨
穷结县广大翻身农奴愤怒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山川田野红旗招展，大干苦干改造山河
据新华社拉萨1976年11月27日电
西藏自治区穷结县广大翻身农奴怀着对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深仇大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愤怒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揭发批判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穷结县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县。
当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特大喜讯传来，全县到处一片欢腾。
在庆祝会、座谈会上，广大翻身农奴纷纷表示，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四人帮”展开坚决的斗争。
穷结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及时作出决定，带领全县人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着重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英明论断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对“四人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
在学习和批判中，穷结县的广大翻身农奴对“四人帮”诬蔑西藏大好形势的反动谬论进行迎头痛击。
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四人帮”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恶毒攻击，胡说什么西藏“只求稳，不求进”、“路线不对头，粮食亩产上千斤，也是为帝修反打的，为地主、资本家干的”。
对此，穷结县广大干部和群众极为愤慨。
在各种批判会上，他们回顾西藏的革命进程，纷纷指出，西藏自解放以来，每一个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制定的，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西藏大好形势的攻击，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
加麻、德巴等公社的贫下中农大摆西藏的巨大发展变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判“四人帮”的无耻谰言。
他们说：
西藏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跨越几个世纪，从封建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百万翻身农奴欢欣鼓舞地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金光大道。
全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大干社会主义，在风雪交加，灾害频繁的高原上，连年夺得农业丰收，创造了人间奇迹。
1974年，全区实现了粮食自给。
全区工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四人帮”一手遮天，极力诋毁西藏的巨大变化，说明他们是我们百万翻身农奴的死对头。
穷结县的广大翻身农奴采取列罪状，剥画皮，论危害等方法，对“四人帮”的反动阶级本质及其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深刻认识到，王张江姚“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一伙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肆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寄生虫。
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推行的路线必然是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
穷结公社的社队干部列举“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愤怒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鼓吹“文攻武卫”，我们公社有的阶级敌人就跳出来遥相呼应，把武斗说成是革命行动，到处搞打、砸、抢，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破坏革命和生产。
这就充分说明，“四人帮”同被打倒的领主、反、坏、右穿的是一条裤子，唱的是一个调子，彻底暴露出他们推行的极右路线的反动实质。
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穷结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批方向越明，越批情绪越高，激发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广大社员满怀激情地说，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极力歪曲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我们百万翻身农奴早已憋了一肚子气。
今天，我们砍断了“四人帮”束缚我们的枷锁，思想获得了大解放，我们一定要把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转化为抓革命、促生产，回击“四人帮”的巨大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作出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向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报喜。
现在，在穷结的山川田野里，到处可以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和大干苦干的动人场面。
在穷果公社一个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山坡上，有一个全县闻名的三十多人组成的“铁姑娘队”，她们通过批判“四人帮”，更加充满了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三秋工作刚结束，立即向公社党支部请战。
现在，这支英姿飒爽的队伍已经拉开阵势，挥锹舞镐地掀起了大搞“三保田”的热潮。

谷牧副总理会见西日本中国展协力会友好访华团
廖承志会长、柴树藩副部长26日分别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1976年11月2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以谷伍平为团长、冈野正实为副团长的西日本中国展协力会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王文林，外交部副司长王晓云，外贸部副局长吴曙东等。
新华社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26日分别会见了以谷伍平为团长的西日本中国展协力会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以谷伍平为团长、冈野正实为副团长的西日本中国展协力会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
新华社记者摄

紧跟华主席奋力除“四害”
狠揭“四人帮”　生产打胜仗 　王继庄
打倒“四人帮” 工地凯歌扬鹰　翔
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甘迎祥
欢乐的长白山下　 　任　川
痛打落水狗 　范　曾
到处是大批判的战场 世　缨
粉碎“四人帮” 浑身添力量赵宝林
油城怒涛 赵士英
怒火满胸膛　痛打“四人帮”　 朱连威

中阿男篮进行首场友谊比赛
穆夫蒂乌同志等出席观看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11月25日电
以邵冠群为领队的中国男子篮球队，11月24日下午在地拉那“游击队”体育宫同阿尔巴尼亚国家男子篮球队进行了首场友谊比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努什·穆夫蒂乌，教育和文化部长台夫塔·恰米等以及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新权出席观看了比赛。
赛前，穆夫蒂乌等同志同中阿两国运动员一一握手，并一起照了相。
比赛场上洋溢着中阿两国人民和两国运动员之间的战斗情谊。
两国运动员的顽强精神和良好比赛风格博得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中国男子篮球队是11月19日到达地拉那的。
11月23日，阿尔巴尼亚教育和文化部长台夫塔·恰米曾接见了中国队全体成员。

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领导人热烈赞扬华主席
欢呼粉碎“四人帮”使中共更加团结坚强朝气蓬勃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11月27日电
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玛丽亚·埃伦娜·托雷斯11月23日在该组织出版的《新闻简报》上发表文章，热烈赞扬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强烈谴责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文章说，当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极度悲痛，决心要化悲痛为力量的时候，“反党集团就疯狂地跳出来，企图通过非法手段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
文章指出，我们相信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伟大的党最终将会合理和革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保证革命政权继续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合理解决问题的最好保证，人民决不允许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被篡改。
文章强调指出，“在中国各省的省会隆重举行游行的亿万人民认为，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正确的。
这个正确的任命是对修正主义的、分裂主义的和阴谋家的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文章最后说，“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取得的这一新的胜利的喜悦，它确信华国锋同志将会继续毛主席制定的光辉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在这次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和更加朝气蓬勃；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得更加富有战斗力和更加巩固。”

奋发图强忘我劳动超额完成今年生产计划
阿尔巴尼亚人民以优异成绩迎接光辉节日
《人民之声报》发表社论庆祝解放三十二周年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11月28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劳动党领导下，正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推动1976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并用优异的生产成绩迎接解放三十二周年。
据此间报纸报道，今年计划完成的情况比往年都好。
前十个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工业产品有：
原油、铬矿、煤、糖、铜矿、沥青和化肥等。
在努力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采掘工业的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始终走在最前列。
机械工业的工人以忘我的劳动热情完成了党交给的增加零配件和机械生产的任务，仅10月份就超额百分之十四完成了机器和设备的生产计划。
地拉那电力机械厂变压器车间最近生产出了阿尔巴尼亚第1台容量为三千二百仟伏安、耐压三万五千——三万六千伏的变压器。
交通运输部门的职工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一至10月份货物运转计划。
在首都地拉那，一至11月份的工业日产值也以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二的成绩超额完成了。
地拉那全区有四十多个单位百分之百地完成产品品种计划。
玻璃厂提前一个多月在最近完成了全年计划。
培拉特区的工业部门到11月20日为止，多生产了价值为二千二百三十万列克的产品，其中十八个企业则百分之百地完成品种计划指标。
农业生产战线也是喜讯频传。
今年，全国先进单位——克米什塔依农业合作社虽然遭受雹灾，但决心要在秋季生产中把小麦的损失补回来。
玉米每公顷平均产量达到七十九公担，超过了1980年的计划指标。
由队长利利·马塔领导的一个生产队，玉米单产达到一百零六公担，创造了高产纪录。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11月28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1月28日发表社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二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社论说：
“我国人民在党的英明和卓有远见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并于1944年11月29日取得了国家彻底解放的宏伟胜利。
这01日子是我国人民真正的复兴日，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和新世界的开端。”
社论说：
“1944年11月29日人民政权在全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新阿尔巴尼亚奠定了钢铁般的基础，为我国人民开创了光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
我国人民在党和霍查同志的带领下，年复一年，从一个十年到另一个十年，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在一切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改造。”
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走过的三十二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党的率领下，不断同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向前发展。
农业在所有方面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在党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一切工作中，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祖国的防御、人民的团结得到空前加强。
我们祖国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国际地位和崇高的威望。
阿尔巴尼亚同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了胜利的斗争。
社论说，为迎接社会主义祖国的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未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心以全部力量进行劳动和斗争，使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如同霍查同志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与世长存，让自由的旗帜和共产主义旗帜在我们祖国的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孟加拉国领导人齐亚·拉赫曼接见我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达卡1976年11月28日电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首席副执行官兼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11月27日晚上接见了由奚业胜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贸易代表团是11月25日应邀到达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我人大代表团结束对科威特的友好访问
乌兰夫团长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11月28日电
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团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结束了对科威特的友好访问，11月28日上午乘专机离开科威特回国。
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有：
科威特司法和行政事务国务大臣萨勒曼·德韦杰，国民议会秘书长阿卜杜勒—拉蒂夫·法赫德·福莱杰、助理秘书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萨卡里。
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孙盛渭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11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乌兰夫11月27日晚在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举行访问科威特的答谢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
科威特埃米尔特别顾问阿卜杜拉·贾比尔·萨巴赫，司法和行政事务国务大臣萨勒曼·德韦杰，石油大臣阿卜杜勒·穆塔利卜·卡齐米，财政大臣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利姆·阿提基，大臣会议秘书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奥泰比，审计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马尔祖克，科威特工商会会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萨贾尔，国民议会前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前副议长艾哈迈德·萨敦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各界著名人士。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科威特商务代表处代表朴日奉也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副团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孙盛渭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革命精神长存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览会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九九重阳前夕，记者采访了在仙台市揭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览会。
鲁迅展览会设在仙台市城西的市博物馆。
背面是青叶山脉，红叶翩翩，前面广濑川水，波光粼粼。
博物馆的旁边是日本朋友自捐筹建的高达四米多的鲁迅纪念碑。
沿碑边的小径进山，在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有一股清泉，叫“涌泉”。
日本朋友告诉中国同志，“把鲁迅纪念碑建立在这里，具有深远的意义。
青叶山的松柏，广濑川的流水，象征着鲁迅的革命精神万古长存。
那日夜流淌的‘涌泉’，则表达人们永远怀念鲁迅先生的心情”。
日本朋友还兴奋地说：
“鲁迅展览会首先在仙台开幕，这是六十多万仙台人民的荣誉和自豪。”
腊　梅　的　故　事
一天，一群青年来展览会参观。
他们对陈列的不少物品十分熟悉。
在展览馆第5部分，他们聚集在
“鲁迅先生之墓”模型前议论纷纷。
一个叫山崎的青年说：
“这个模型，碑前多了两棵树”。
另一个青年立刻高兴起来，抢着说：
“那一定是我们栽的树。”
原来，这里有一段故事。
去年，宫城县组织了一个一百四十多人的青年友好之翼访华团，由仙台市长岛野武亲自率领。
行前，大家商量，瞻仰鲁迅墓时，留个什么纪念最有意义。
大家想来想去，想起鲁迅生前非常喜爱腊梅花。
这种花不畏风雪严寒，越是寒冷，就越开得艳丽。
于是，他们就打算在鲁迅墓前植两株腊梅。
后来，他们的夙愿实现了。
上海鲁迅墓旁也就增添了两株注目的腊梅。
说也凑巧，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览会开幕前夕，日本朋友又在商量，时逢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应该在仙台鲁迅纪念碑旁种植一棵纪念树。
樱花吧，已经有了几株，春天一到，绯红如云。
桂花树吧，纪念鲁迅仙台留学七十周年之际，已经植了。
千古颂扬的青松吧，1961年04月05日许广平来仙台参加鲁迅纪念碑揭幕式时也栽了。
近年来，鲁迅碑旁又相继植下了世界上稀有的四川雪松。
因为这件事，大家想了好久，后来，不知是谁，提出应该植一株和上海鲁迅墓相对应的腊梅。
于是，今年10月19日，鲁迅展览会开幕那天，一株腊梅由中日两国朋友一起栽到了鲁迅纪念碑旁。
几天后的一个晚会上，这些青年又找到鲁迅展览会工作组的同志。
他们问及上海那两株腊梅，知道腊梅已经长高了，很健壮，大家听了很激动，一位青年拿出一本“北京日记”手册，请中国朋友签字留念，手册里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毛主席咏梅的一首词，在场的人立刻明白了这位青年的心情。
老　朋　新　友　的　愿　望
鲁迅展览会在仙台开幕的消息在日本传开后，多年来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日本各界人士纷纷赶来参观。
开幕那天，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鲁迅老师藤野严九郎的侄子藤野恒三郎以及当年向鲁迅求教的增田涉等知名人士，特地从东京、大阪等处赶到仙台。
开幕那天，宫城县的农民以及日中友协（正统）的会员也大清早从远道赶来。
仙台商业高中的学生停了课，列队来瞻仰鲁迅纪念碑和参观展览会。
10月19日下午，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同增田涉、内山嘉吉、藤野恒三郎等近十位老朋友欢聚一堂，回忆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畅谈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年来友谊佳话。
增田涉先生亲切地说：
“四十五年前，我有机会到上海，亲自向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求教，感到万分荣幸。
鲁迅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内山嘉吉是1928年认识鲁迅的。
1931年他再度到上海，当时鲁迅了解到嘉吉是搞版画的，立即为他筹备了版画讲习会。
嘉吉说：
“哥哥完造去世已经十七年了。
哥哥生前对我说，他活着要做日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死了要化为中原大地的一块泥土。”
完造死后，遵照其遗嘱，埋葬在中国。
海婴等同志告诉嘉吉，他们来日之前，完造的墓已由上海的浦东迁至万国公墓。
嘉吉听后，十分感激。
他说：
“哥哥生前就希望葬在那里，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
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曾有过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藤野在世时曾嘱咐后人，他死后，碑上请许广平提两个字：
“惜别”。
这两个字，正是当年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送给鲁迅的照片上的题字，表达了藤野对鲁迅的热爱。
藤野的侄子恒三郎说：
“不久前，我发现叔父当年亲笔题字的一篇文章，《谨忆周树人君》。
这篇文章虽然是由记者采写的，但可以看出叔父得知鲁迅去世的恶耗后，心情多么悲痛。”
他还说：
“我早上又读了这篇文章，参加瞻仰鲁迅纪念碑时，止不住流下了泪水。”
座谈会上，这些中日友好的老朋友，看到中日两国之间新的一代的友好纽带更加巩固，心里非常高兴。
他们表示，为了两国人民子子孙孙永远友好下去，一定要加倍努力，促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尽快缔结。
一天，鲁迅展览会的工作同志应邀去登米访问。
登米是宫城县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小村镇。
人口虽只有七千，但访问过中国的青年却不少。
日中友协（正统）登米支部的朋友向工作组的同志介绍说，这里的群众为了促使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5年由町里作出决议，强烈要求三木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缔结写进反对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农民小野寺说：
“日中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史，鲁迅亲手浇灌过这朵友谊之花。
我们要向鲁迅学习，不畏强暴，两国人民一定要千秋万代友好下去。”
珍　贵　的　礼　品
前来日本参加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周海婴的像集里，这次又增添了一帧极其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鲁迅在仙台时和同学的合影。
鲁迅于一九○四年09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九○五年夏，鲁迅从第1个住处片平丁五十二番地，迁到了土樋。
这张照片就是迁居后，送给新房东宫川的。
这一张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能够完好无缺地保存到今日，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房东的孙女小畑讲，她们家曾搬迁过，特别是战乱年代，不少东西都散失了，但是，这张鲁迅当年送给宫川的照片却一直珍藏着，没有丢失。
小畑告诉说：
“多年来家里人很怀念寄宿过的鲁迅先生，常常拿出珍藏的照片来看。
一边看，一边说，‘要是还在的话，周君（指鲁迅）该是蓄着一撮胡子的年纪了。
’”当时，房东已经和鲁迅断了联系，不知鲁迅在那里。
但是，房东对住了不到一年的鲁迅却是如此想念，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啊！
照片引起了不少老朋友难忘的回忆。
他们说，鲁迅入仙台学医那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旅顺要塞开始攻击的时候。
当时，鲁迅看到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恶斗，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恨。
夜晚，鲁迅回到住处，推开窗子，望着不远处青叶山暗黑的身影和眼下奔腾呜咽的广濑川，思念灾难深重的祖国。
日本朋友说：
“正是这些变迁，使得鲁迅认识到战斗与‘投抢’的需要，弃医从文，开始伟大的战斗生活。”
这张照片引起人们对往事的追忆，更吸引人们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未来的向往。
当小畑把这帧照片郑重地送给海婴的时候，海婴捧着这份珍贵的礼品，心潮起伏。
他凝视着日本各界新老朋友，激动地说：
“过去我们继承了鲁迅的遗愿，踏着他的足迹走过来了。
今天，我们中日两国人民更要爱憎分明，加强团结，用我们新一代的双手去架设更宏大辉煌的友谊金桥！”
本报记者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中央常委会举行会议强调
加强团结坚持战斗捍卫祖国独立
新华社1976年11月27日讯
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电台广播：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最近在它控制的地区内举行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表示有信心取得捍卫祖国独立斗争的胜利。
会议发表的公报指出，东帝汶人民在抗击印尼侵略的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使斗争由自发的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抵抗斗争。
印度尼西亚政府看到它的军事计划破产，就变换手法，越来越自相矛盾地妄图为它在东帝汶的立场辩解。
它的行动戳穿了它的声明。
公报说：
“东帝汶人民为捍卫神圣的祖国将英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团结得象一个人和确信自己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东帝汶人民，越来越坚决地抵抗野蛮的侵略者直到胜利。”
公报呼吁所有爱好和平与进步的国家，特别是第3世界国家和所有国际组织真正团结一致，迫使印度尼西亚政府履行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以及第5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议，从东帝汶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撤走它的所有部队。
新华社1976年11月26日讯
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电台广播，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的武装力量最近继续在全国各地打击印度尼西亚入侵部队。
10月27日，在首都帝力南面毛比塞附近的努梅古劳地区，东帝汶武装力量袭击一个敌军据点，打死敌军多人，其中包括两名上尉。
10月28日，东帝汶武装力量在中部的克里巴斯—拉克卢巴尔公路线上伏击敌人，打死印尼侵略军三十六人，打伤多人。
10月29日到30日，在东部的洛斯巴洛斯地区，东帝汶武装力量在一次伏击中打死敌军十人，打伤多人。
争夺洛斯巴洛斯的战斗到11月中还在继续进行。
11月01日，在毛比塞附近的克尔皮纳，东帝汶武装力量在反击印尼侵略军的战斗中，打死敌人八名，打伤多名。
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11月03日宣布，东帝汶武装力量在西南部的洛洛图地区把敌人赶出三个重要据点，迫使他们退到印尼境内的拉卡马拉斯。
在中部地区，东帝汶武装力量迫使包围克里巴斯村的敌人撤退到北部海岸城市马纳图托。

团结友谊的盛会
——记第4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第4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于10月29日至11月07日在印度的南方城市海德拉巴市举行。
来自亚洲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三十多名男女运动员通过十天的比赛，加深了友谊，交流了球艺，呈现出亚洲羽毛球坛一片团结、兴旺的景象。
亚洲各国羽毛球协会多年来团结战斗、互相支持，坚决反对国际羽联少数人的霸道行径和国际羽联的不合理规章制度。
他们怀着加强友谊和团结的强烈愿望。
亚洲羽毛球联合会联合秘书长、泰国队领队边赛说：
“我们必须反对外来势力对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内部事务的干涉，反对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任何企图。”
锦标赛期间，不论是在运动员居住的旅馆，还是在比赛场地法塔赫室内体育馆，在招待会的餐桌周围，还是在汽车上，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各国运动员友好欢聚的情景。
有的把纪念章给对方别在胸前，有的把自己使用的球拍互相交换，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有的三五成群促膝交谈。
有时语言不通，但他们能够用刚刚学来的最简单的语句，表达友好的感情。
日本队的领队山本说：
“我们一直生活在友谊的气氛中。
接触中促进了友谊，比赛中增强了才干。”
尼泊尔队的领队基·巴·辛格说：
“尼泊尔队是一个弱队，但我们在比赛中得到了锻炼和鼓舞。
我们向别人学到了许多东西。”
斯里兰卡的全国冠军拉·库鲁普说：
“胜负是次要的，促进友谊和提高羽毛球技术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以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郭雷为团长的中国羽毛球代表团参加了本届比赛。
中国运动员第1次在亚洲锦标赛中同各国朋友友好交往，受到各国朋友的热烈欢迎。
11月06日，亚洲羽联常委会召开的会议通过一项决议，重申亚洲羽联坚决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在国际羽联中合法席位的正义立场。
亚洲羽联联合秘书长边赛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应把蒋帮从国际羽联中驱逐出去。”
尼泊尔领队巴·辛格指出：
“国际羽联拒不恢复中国羽协的合法席位是毫无道理的，亚洲国家要团结起来，反对国际羽联这种错误的态度。”
孟加拉国羽毛球队和中国羽毛球队，都是第1次参加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孟加拉国羽毛球队的领队曼·哈桑说：
“我们是弟兄。
我们希望互相访问，以便提高羽毛球运动的水平，促进我们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
日本运动员和中国运动员曾在日本或中国进行过多次比赛，已经是老朋友了。
这次在印度见面更加亲切。
中国和泰国运动员的关系也很好。
中国少年运动员韩爱萍在练球时碰破膝盖，活动有点不便。
当泰国队的女教练帕团·帕达蓬发现这一情况时，便拿了为自己的运动员准备的药膏，亲自给韩爱萍贴上，并鼓励她打出好的成绩。
参加本届锦标赛的一百三十多名男女运动员中，一些老将雄风犹在，许多新秀初露锋芒。
更加可喜的是出现了一批斗志顽强的少年运动员。
锦标赛整个二百多场比赛是亚洲先进羽毛球技术水平和风格的一次展览。
有扣杀凌厉的进攻型打法，有防守稳健、守中反击的能手，有的擅于“杀上网”快速进攻，有的惯使“四方球”稳拉稳吊，有的平抽平打、快速推挡，有的声东击西，落点刁钻。
许多优秀运动员的技术日趋全面，他们既有进攻的技术，又有防守的能力。
他们的速度普遍加快。
采取过去的慢速“四方球”打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十八岁的中国选手栾劲，他在中国—印尼男子团体决赛中，以二比一击败了本届锦标赛的种子选手印尼的苏米拉。
第1局，栾劲由于不适应苏米拉的假动作，以六比十五失利。
第2局一开始，他以凌厉的头顶杀球压住了对方，特别是他的头顶杀对角的打法使对方回球频频失误。
他以十五比六的相同比分连取第2局和第3局。
他的凶猛进攻，顽强斗志，不时激起观众的热烈欢呼和鼓掌。
二十岁的印尼选手林水镜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印尼最优秀的男子单打选手。
他速度快，弹跳力好，扣杀有力，网前球和平推球也较出色，是一个进攻型选手。
自从1974年亚运会以来，他进步很快，技术日趋全面。
在本届锦标赛男子单打中，负于中国老将侯加昌，获得亚军。
中国羽毛球队是第1次参加亚洲锦标赛，也是第1次来到印度。
印度人民给予中国运动员友好的接待。
11月07日下午发奖仪式结束后，在场的印度观众把中国队层层围了起来。
他们伸出一双双热情的手，向中国队表示衷心的祝贺；
他们递过一本本日记本、签名簿、纪念册，要求中国运动员签名留念；
有的拉着中国运动员的手，让摄影师为他们拍下友谊的镜头。
在海德拉巴萨拉尔龚博物馆里，记载着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悠久历史。
博物馆里收藏了世界许多国家的艺术品。
其中，专有一个中国馆，陈列了从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瓷器、木雕、屏风、玉器、象牙雕刻、地毯、硬木家具等四百五十多件中国艺术品。
这些展品告诉人们，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源远流长的。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在印度参加第4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中国队队员为观众签名留念。
新华社记者摄

孟加拉国要求与印度合理解决恒河河水争端
印度截走大量河水，使流往孟的恒河水位下降到六十六年来最低点
新华社达卡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孟加拉国和印度曾就恒河河水分配问题进行过接触。
孟加拉国提出了共同使用恒河河水的一些合理主张。
但是，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孟加拉国和印度之间关于恒河河水分配的争端由来已久。
从1951年以来，印度不断从恒河上游大量引水，使孟加拉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危害。
特别是几年前印度在距孟印边界仅十九公里的恒河上游建造了一座法拉卡水坝，单方面引水改善加尔各答港的航运能力，使旱季流到孟加拉国的水量减少了四分之三，因而严重地损害了孟加拉国的利益。
孟加拉国政府曾多次要求同印度谈判合理解决恒河河水的分配问题，但谈判一再拖延，即使举行了也没有结果。
最近的一次谈判是今年09月07日在新德里举行的。
孟加拉国代表在会上重申了孟加拉国方面的主张：
在恒河上游修建水库，补充下游水量；
在取得一项长期和永久性解决办法之前，先作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共同使用恒河河水的临时性安排；
在这之前，先恢复恒河河水的正常流量。
对于孟加拉国代表提出的这些建议，印度方面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致使会谈又一次未取得任何成果。
今年09月13日，孟加拉国政府发言人就这次会谈发表谈话指出，孟加拉国一再敦促印度政府讨论印度单方面从法拉卡水坝引走恒河河水的行动，但印度方面却提出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即：
双方对恒河河水的分配问题只限于印度方面规定的干旱期（03月中旬至05月中旬）；
孟加拉国要同意修建一条连接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渠来解决孟加拉国的缺水问题。
孟加拉国政府发言人指出，由于印度方面利用法拉卡水坝引走大量恒河河水，恒河在孟加拉国境内的枯水期是从01月份而不是从03月中旬开始的。
因此，孟加拉国要求两国作出全年每一个月合理分配恒河河水的安排。
至于印度方面提出修建的水渠，将使孟加拉国的三百五十万居民迁居，大片土地不能使用，因此孟加拉国断然不能接受这个主张。
孟加拉国政府发言人对印度方面在会谈中缺乏诚意表示遗憾，并指出：
孟印关于恒河河水分配的会谈所以破裂，责任完全在印方。
新华社达卡电
据孟加拉国报纸报道，由于印度当局从法拉卡水坝截走大量河水，流往孟加拉国的恒河河水水位下降到六十六年来的最低点。
据《孟加拉时报》11月12日报道，这种情况将使孟加拉国遭受比去年更严重的危害。
官方人士指出，河水的含碱量在增加，水位降低到比1972年旱情最重的时期还低，许多地区的机井不得不封起来。
《假日》周报11月14日报道，恒河的枯水期今年年初就来临了。
这种情况几年前就出现过。
“这次情况不同的是，印度通过法拉卡水坝按四万秒立方呎连续抽走河水，使水情进一步恶化。
此外，印度还把大量河水用于它在上游的灌溉工程。”

孟加拉国贸易代表团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6年11月25日电
由孟加拉国商业部辅助秘书阿斯拉夫·扎曼率领的孟加拉国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11月25日离卡拉奇回国。
孟加拉国贸易代表团是11月18日到达卡拉奇的。
代表团在巴基斯坦期间，同巴基斯坦商业部秘书和高级官员在伊斯兰堡举行了会谈，并且在卡拉奇、拉瓦尔品第、白沙瓦和拉合尔会见了巴基斯坦工商业协会负责人。
双方研究了两国发展贸易的可能性，并在11月24日在卡拉奇签订了有关从孟加拉国购买五千吨新闻纸的备忘录协议。
11月24日，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友好协会在卡拉奇设宴欢迎孟加拉国贸易代表团。
这个协会的主席哈迪·拉哈尼和代表团团长阿斯拉夫·扎曼在宴会上相继致词，共祝巴孟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紧密联系　协调行动　维护权益
第3世界加强合作发展民族经济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二十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和专家11月08日至12日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研究加强肥料生产的问题。
墨西哥国家财产部副部长卡夫雷罗斯·穆里略代表埃切维里亚总统出席了闭幕会议。
他在会上发表的讲话指出，拉美经济体系是要加强第3世界的多国联营公司，以对付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
某一个国家集团在一些产品的市场上取得某种影响是不够的，需要所有国家互相支持，以便通过这种办法就所有原料产品进行谈判。
在11月08日举行的会议上，墨西哥鸟粪和肥料公司经理卢西亚诺·巴拉萨·阿兰德谈到了第3世界国家必须在生产至关重要的肥料方面加强合作。
与会代表11月11日同意把肥料行动委员会设在墨西哥，并于明年03月10日正式成立。
据报道，1974年，拉丁美洲肥料的使用量大大增加，但是肥料的生产只占消费的大约百分之四十六点九，这使大多数拉美国家成为肥料的进口国。
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新华社讯
蒙得维的亚消息：
11月15日到17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了第7届拉美南部地区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长会议，讨论了南部地区货运和客运一体化、改善各国间的交通、简化各种行政手续和促进本地区基建工程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七国的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长。
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要求各签字国政府采取措施，使其边境地区当局进行有效的协调，以争取逐步取消各种行政手续。
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现有的国际陆上交通运输协定中增加关于货运、旅游的两个附件。
新华社乔治敦电
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运输部长11月十八和19日在乔治敦举行会议，讨论了改善本地区交通运输系统和进一步加强各成员国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合作问题。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长阿利斯特·麦金太尔在致开幕词时指出，过去，本地区的运输业处于跨国公司的垄断下。
近年来，尽管存在困难，“本地区的交通运输，特别是航运，取得了显著进步”。
他说，加勒比共同体建立了拥有自己的船队的西印度航运公司，从而在这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
会上，部长们研究了发展本地区的小型船只的航运、加速培训本地区海运人员和建立航运统计等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会议批准的西印度航运公司1976年度的报告说，这家公司今年在本地区的运货量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七。
报告还说，这家公司抵制了外来的把非本地区的专家引进这家公司的企图。
与会者还一致表示欢迎目前正在为实现独立而斗争的伯利兹和圣文森特参加西印度航运公司。
新华社阿克拉1976年11月21日电
为期十二天的第2次非洲能源会议11月19日在阿克拉闭幕。
这次会议是由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加纳经济计划部联合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六个非洲国家的一百三十多名代表。
加纳经济计划部长加德纳在开幕会上讲话，呼吁实行统一的非洲能源政策。
会议研究了非洲大陆上能源的状况和前景以及非洲国家间在能源领域内合作的可能性。
会议通过的内容广泛的建议强调要在非洲制订联合的、一贯的和有效的能源政策，并且主张：
优先和充分发展非洲国家的水力发电潜力，以便保存非再生的能源；
拥有水力发电潜力的国家应当不仅为满足本国需要、而且也为满足邻国的需要而生产电力；
非洲的能源应当首先利用来满足非洲国家的需要；
非洲国家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研究和发展工作，以便加速掌握利用再生的和新的能源的现代化技术，并尽快实现非洲大陆上能源的完全自给自足。
新华社达喀尔电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报道，冈比亚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雅亚·塞赛应塞内加尔农村发展和水利部长阿德里安·桑戈尔的邀请，最近对塞内加尔进行了五天的正式访问。
访问结束时两国部长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
公报说：
两国部长“对两国在森林方面合作的有力进展，特别对在开发荆棘地和森林保护的共同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并重申希望加强在手工业捕鱼方面的合作”。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11月24日电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理事会从11月23日至24日在科威特举行第17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在这次会议上，理事会讨论了关于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的事宜”，讨论了关于创建阿拉伯石油学院的步骤等问题，并且“回顾了有关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联合工程公司的事宜”。
公报说：
“理事会注意到研究炼油问题的常务委员会的活动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阿—欧对话中的作用。”
“理事会委托总秘书处注意有关石油蛋白工业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就这方面提出必要的建议。”
理事会同意于1977年05月03日在开罗举行第18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