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解放军报》编辑部
历史终究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发展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年04月间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1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完全表达了我国亿万人民的心愿。
全国人民由衷高兴，热烈庆祝游行。
当时，毛主席曾经明确指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可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控制着舆论工具，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勉勉强强宣传了几天就停了下来。
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使中国历史避免了苏联那样的大倒退。
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深深地铭刻在八亿人民的心头。
如同战士在战火考验中熟悉和信赖自己的指挥员一样，在革命斗争的严重历史关头，亿万人民为又有了华国锋同志这样的英明领袖来掌舵，感到无比幸福，更加热爱和信任自己的领袖。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迸发出一个共同的最强音：
坚决拥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华主席，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都是经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
党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的自觉的纪律，党的领导的革命权威，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经典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从生产斗争到阶级斗争，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刻地阐明了“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五五一页），明确指出妄图损害革命权威的行为，或者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是“背叛无产阶级运动”，“为反动派效劳”（同上，第五五四页）。
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权威和服从，机器无法运转，火车无法开动，轮船无法航行。
无产阶级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强大战斗力的阶级，步调一致地去同资产阶级作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依靠具有革命权威的党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级领导，都要有革命的权威，特别是要有党中央领导的革命权威。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领导我们胜利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强核心。
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他们实际上另立了一个中央，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反对和迫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和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诋毁和诬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破坏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权威，大树特树“四人帮”的反革命权威。
他们践踏党的纪律，败坏党的作风，煽起各种反动思潮，不停顿地“打倒一切”，无休止地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层层揪“代理人”，处处抓“走资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党的组织搞乱，把革命队伍搞乱，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一切。
他们是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一贯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党的统一纪律。
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在重大的路线斗争中，毛主席亲自领着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教导我们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一再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用以教育全党，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地去夺取胜利。
当前，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就是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大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四人帮”是一伙阴谋家，野心家，大恶霸，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洋奴才，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人帮”是我们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全国人民的大敌，中华民族的大敌。
对这伙凶恶的阶级敌人，绝不能含糊，绝不能手软，必须狠狠地揭，狠狠地批，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彻底把他们打倒。
对他们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深远意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积极投入这场伟大斗争。
万众一心齐努力，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打几个大胜仗，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埋葬了“四人帮”这伙瘟神，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三千多万共产党员和八亿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统一指挥下，把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化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强大动力，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努力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所造成的损失补上去。
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国亿万人民汇成的革命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向前！
（原载1976年11月22日《解放军报》）

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
北京一六六中全体革命师生
华国锋同志于1974年03月21日晚上，徒步来到北京市一六六中，亲自参加学校召开的一九七三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革命家长，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华国锋同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他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平易近人、谦虚朴素的高尚品质，给师生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师生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两件特大喜事，使我们全校革命师生心花怒放，笑逐颜开。
我们为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为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一极其光辉灿烂的新篇章热情歌唱。
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华国锋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不愧是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接班人。
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是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
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无限信赖，我们革命师生对华主席衷心爱戴，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
说到华主席，我们革命师生并不生疏；
华主席的高贵品质，我们更是难忘：
那是1974年03月21日的晚上。
积雪尚未化尽，寒风依旧刺骨。
一个身材高大魁伟、神态亲切从容、身穿军大衣的中年人，徒步来到一六六中学。
他走进教室后，在后排侧面的一个位子上坐下了。
这里，即将召开一九七三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
由于离开会时间还有半小时，多数家长还未到来。
不久，校门口，一辆小汽车开来了，车上下来了几个解放军同志。
值班教师一了解，原来是华国锋同志来到了我们学校！
这几个解放军同志也是事后闻讯才赶来的。
还未离校的师生们轰动了，他们奔走相告，心情无比激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同志不发一个通知，不打一声招呼，迎着凛冽的寒风，步行来到一个中学，参加一个几十人的家长会，这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才会出现这样的事。
学校革委会的负责同志邀请华国锋同志到办公室稍坐，他微笑着推辞了。
家长会上，在几个家长发言之后，华国锋同志也站起来，他平稳的语调，洪亮的声音在教室里回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革命家长，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农村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多么坚定、高尚的行动！
华国锋同志把按政策应留在身边的女儿送到农村去，这一革命行动，教育、带动了许多家长，鼓舞、动员了更多的同学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
一个热气腾腾的局面在我校出现了。
这一届应上山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背起背包、昂首阔步地到农村插队了。
华国锋同志是当天下午六时才看到开会通知的，六时半就赶到学校，不坐汽车，这种深入群众，相信群众，把自己摆在普通一兵行列中的革命作风，与“四人帮”出一次门就要兴师动众，前呼后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耀武扬威，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把群众当作敌人的贵族老爷式态度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
华国锋同志坚决支持子女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他不愧为毛主席最忠实、最谦虚的学生。
他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态度与“四人帮”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肆意篡改，甚至攻击、迫害毛主席的罪恶行径相比，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华国锋同志那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他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平易近人、谦虚朴素的高尚品质，却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今年，我们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和我们永别了，广大人民群众悲痛欲绝。
王张江姚“四人帮”却利令智昏地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凶相毕露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时，中国的上空一股黑云翻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阴谋活动，真是怒不可遏，无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革命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多少人茶饭无心，夜不能寐啊！
世界革命人民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寄予了莫大的关注。
朋友们焦急地看着我们的红旗，热切地盼望中国革命的红旗不倒；
帝、修、反则幸灾乐祸、虎视眈眈。
就在这中国革命的严重历史关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顶住狂风，驱散乌云，力挽狂澜，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使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使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华国锋同志确实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我们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而纵情欢呼，放声歌唱。
我们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把“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揭深批透，批倒批臭！
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搞好教育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1976年11月22日《北京日报》）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指示：
你办事，我放心。

“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
文化部批判组
今春以来，在“四人帮”控制的文坛上，突然掀起了一阵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喧嚣。
“四人帮”亲自策划，亲自发布黑指示；
“四人帮”的亲信则奔忙不迭地四处活动，死心塌地贯彻执行。
他们召集会议，举办座谈，组织创作，撰写文章，上窜下跳，熙熙攘攘，忙得不可开交。
人们不禁要问：
“四人帮”明明是害人帮、复辟帮，是一伙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为什么偏要打出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旗号？
他们煞有介事地演出了这样一幕闹剧，究竟是要干什么？
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剖析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是一个阴险卑鄙的政治大阴谋，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伎俩。
“与走资派作斗争”是假，向无产阶级进攻是真。
这是“四人帮”利用文艺这一舆论工具，紧密配合他们政治上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部署，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猖狂进攻。
精心策划的卑鄙阴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进行反党活动的罪恶目的，都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他们窃取了宣传大权，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为其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策划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大阴谋，就是通过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进行的反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人帮”为什么要鼓吹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
“四人帮”的一个亲信说得很明白：
“这不光是文艺问题，要引起连锁反应。”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四人帮”哪里是搞什么文艺，他们是在搞政治，搞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治。
今年0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
举国悲恸，哀思如潮。
但是，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却按捺不住他们幸灾乐祸的反革命心理，以为篡党窃国的时机到来了。
他们采用种种卑鄙手段，上下配合，八方呼应，一面鼓动某些人在上海贴出反革命的大字报，叫喊要张春桥当总理；
另一面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整政治局其他同志的黑材料，还擅自召集十二省会议，点名整人。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们违背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公然把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对于“四人帮”分裂党的宗派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曾多次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
早在1974年十一、12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毛主席就尖锐指出：
江青有野心，并且明令不准她“组阁”。
1976年02月03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布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
这对于野心勃勃、权欲熏心的“四人帮”，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四人帮”恼恨交加，疯狂反对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充分暴露出他们迫不及待要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他们策划于密室，阴谋利用文艺这个阵地，来制造反革命舆论。
1976年02月06日，“四人帮”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张春桥把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叫了去，面授反党机宜，布置“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对写什么和如何写，也一一作了黑指示。
他还叮嘱说，你们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江青下令要赶快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
主子一声令下，奴才倾巢而出。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立即着手大干。
“四人帮”在上海和北大、清华的亲信也遥相呼应，通力合作。
他们按照“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部署，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
为了贯彻“四人帮”的旨意，他们首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03月02日，召开了几个剧团负责人会议。
03月18日，又开了一个所谓重点创作题材的座谈会。
在这两个会上，“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以个人谈体会的方式，传达了江青、张春桥的黑指示，反复强调“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一般的任务”，指令到会的创作人员都要订出创作计划，并煽动说：
“要写的高一点”，“可以写到省一级、部一级”，叫嚷“不要怕”，要冲破“阻力”。
他还声称：
“中央负责同志（按：
这里指“四人帮”）最近特别关心这个工作，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凡此种种，清楚地说明“四人帮”是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幕后策划者；
他们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有着见不得人的罪恶目的。
接着，就抓创作。
根据江青的旨意，他们立即着手炮制反动影片《反击》，并指定改编四部影片为现代京剧，准备在塞进他们的私货后树为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黑样板。
他们下令把这些戏里的走资派一律都要改成不肯改悔的，而且原来是副职的改成正职的，级别低的改成级别高的，以体现“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意图。
为了加紧炮制，“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频繁来往于京、沪、鲁之间，督促审查，限期完成。
此外，还根据江青写的“可以从《序曲》中选材改编成电影和戏”的一段批语，指令有关单位要从这部上海出版的文艺作品选集中选材，炮制出更多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戏剧、曲艺、音乐、舞蹈作品。
他们毫不掩饰地说，所有这些作品要在适当时机拿出来“开排炮”！
露骨地道出了他们借助文艺制造篡党夺权炮弹的险恶用心。
再有，就是抓评论。
他们根据“四人帮”的旨意，指令一个御用的写作班子，炮制出一篇署名“初澜”、题为《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的黑文，拼凑了一套十分反动而又不通的“理论”，企图为他们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立论。
此稿虽经政治文痞姚文元几番指点，终究由于漏洞百出，马脚太露，以致三易其稿亦未敢公诸于世。
但是，黑文中所包罗的种种谬论，他们已通过各种渠道，在评论、创作人员中广为传播，而且已经付诸实践了。
此外，“四人帮”及其亲信还把文化部的一切工作都绑上他们的战车，纳入他们的轨道。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曾明确提出：
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节目都要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要照此办理，重新组织节目。
他们还指使文化部各司局和一些办事机构派人以“调查”为名，外出搜集各地领导阻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材料”，特别强调“要地委以上的材料”，哪怕是道听途说，只言片语，也要上报。
有的不经整理打印，就将原始材料直报“四人帮”。
这样不择手段地摸动态、搞情报，又怎能使人相信他们是在抓什么“文艺创作”呢？！
“四人帮”扯起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大旗，以为可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怀疑、抵制和反对。
那时，有的人就义正词严地责问：
“中央要求集中批邓，写各级走资派会不会打乱中央的部署，引起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写那么多走资派，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
有的尖锐地指出，这样写所谓斗走资派的作品，实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这些朴素而锋利的话语，就象一把把尖刀，剥下“四人帮”及其一伙假革命的画皮，刺中了他们的要害。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所包藏的反革命祸心，在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面前，很快就被识破了。
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文艺作品究竟要不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
这一点本来是毫无疑义的。
毛主席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文艺作品反映这一客观存在，用艺术手段揭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是完全应该的。
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创作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请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们赋诗撰文，谱曲作画，对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痛加“笔伐”，迅速反映了革命人民同这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进行的激烈斗争。
这些作品不是深受群众欢迎么？
问题在于“四人帮”提出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是另有一番含意的。
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走资派”呢？
象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这些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类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是不准你写的。
谁要是写了，“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就会给你苦头吃，就要对你实行法西斯专政。
他们提出，写走资派重点要写“当年的民主派，今天的走资派”。
什么是“民主派”呢？
“四人帮”在某学院的一个亲信说得更加露骨：
“走资派就是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过去只是党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革命对象。”
这就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亮出了他们的底牌。
原来，他们把我们党成千上万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通通都要打成“走资派”。
换句话说，他们与之不共戴天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党的大批革命老干部，就是这些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
“四人帮”与党为敌的反革命真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走资派，他们嫌写“小”的不过瘾，提出要写“大”的，要写“大走资派”。
这里，他们又抛出了那套被他们弄得玄而又玄、混乱不堪的所谓“广度”和“深度”的理论，出来招摇撞骗。
张春桥在谈到一个写走资派的电影时说：
“只写一个公社，概括的广度不大，思想深度也差。”
“要写一个省，一个部。”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拾起主子的牙慧，叫喊“广度就是要写的高一点。”
说什么“不一定写一个工厂，一个公社，敢不敢写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个部！
敢不敢写党委书记是走资派？”
他们所谓的“广度”和“深度”，就是要把走资派写得越大越好，级别越高越好，就是要把县以上的党委书记，国务院的部长，甚至中央领导同志，都写成走资派，把矛头指向那些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更有甚者，他们对于走资派的结局，一律都要求写成不肯改悔的。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他们却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胡说什么“一般的走资派，改的少；
大的走资派，改不了”，甚至叫嚷什么如把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写成“犯错误的好人”，这就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他们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还不甘心，还要捏造出荒唐的“理论”，把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律下台，统统打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又何其毒也！
“四人帮”在鼓吹所谓“揭露”“走资派”的同时，还强调什么要写好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英雄人物”，目的是为了标榜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
在他们授意炮制的那篇黑文里，有一句十分引人注目的妙语，这就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始终要占领第一把交椅”。
这句话说得何等露骨！
一下子就把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内心隐秘和盘托出。
闻其言，知其人。
原来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为了“占领第一把交椅”！
这真是“四人帮”狼子野心的维妙维肖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利用文艺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绝妙注脚。
他们煞有介事地叫嚷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目的是要把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统统诬指为“走资派”而一棍子打死，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占领第一把交椅”扫清道路。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杀机毕露的黑标本
在“四人帮”策划炮制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中，反动影片《反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是“四人帮”利用文艺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黑标本。
要懂得“四人帮”到底为什么要打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旗号吗？
请看看反动影片《反击》，请听听“四人帮”及其亲信在炮制这株大毒草的过程中所发出的赤裸裸的反革命叫嚣！
影片《反击》是在“四人帮”亲自策划下赶制出来的。
于今年03月开始炮制剧本，至09月即全部摄制完成。
它密切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
《反击》摄制前，“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亲信麇集一处“审查”提纲，要求尽快写出剧本。
随后，“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一个亲信，亲自督阵，叫喊“抓《反击》是大局”，“要快点搞出来”，“总之要快”，迫不及待地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局”制造舆论。
在创作和摄制过程中，他指令创作人员，“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把矛头直接指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他大叫大嚷地说：
“走资派不光是邓小平一个人，是有一层人，是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邓大平，还有王小平，唐小平”，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华国锋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关于批邓的方针唱对台戏，丧心病狂地鼓吹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要揪“一层人”的反动谬论。
他还把“四人帮”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抛给炮制《反击》的有关人员“参考”，这究竟要干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在讨论《反击》剧本时，他又恶狠狠地说：
“走资派也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来，判刑，还可以枪毙他几个。”
真是杀气腾腾，凶相毕露。
难怪原剧本中的走资派校党委副书记被指令改为省委第1书记，原来写的已经改悔的走资派被改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剧本的主题思想也被改为“要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在剧中人的台词中，还格外加上了“从中央到地方，他们还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的对话。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和在某大学的亲信并且硬性限定这部影片必须在“十·一”出片，急不可耐地再三催促：
“哪怕粗一点，就是要快。”
“四人帮”平时总是叫嚷反对写真人真事，在“真人真事”问题上曾给《创业》定了可怕的罪名。
可是，在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时竟一点也不避讳真人真事。
《反击》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实际上就是“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化身。
请问，他们这是在搞文艺吗？
不！
用“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亲信的话说：
“《反击》这部电影，不光是文艺问题，要引起连锁反应。”
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原来他们是要把《反击》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个重要步骤。
他们妄图用这部片子煽动各省都来揪省委第1书记，矛头直指中央。
怪不得片子一出，“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另一亲信就手舞足蹈起来，说这是一部“好片子”，叫嚣“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准备到适当的时机放映。
到时候，《反击》一放，天下大乱，玉玺到手，他们的主子从此黄袍加身，登基即位，而他们自己似乎也可以加官晋爵了。
一声春雷，惊破黄粱梦。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清除了一大祸害。
“四人帮”反党集团妄图乱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幻梦宣告破灭。
他们策划的“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阴谋也被戳穿。
现在，这个祸国殃民的反党集团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宜将剩勇追穷寇。
让我们乘胜追击，向着“四人帮”反党集团猛烈开火，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求全责备”是为了扼杀革命文艺
解放军某部　谢英雷
凡杀人者，大抵总要借助某种东西来“杀”，例如砍刀、手枪、毒药之类。
“四人帮”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也有种种毒辣的手段，其中之一，叫作“求全责备”。
一部革命文艺作品，要是不合这一“帮”的胃口，他们就要极尽“求全责备”之能事，开列“罪状”，大加指摘：
这也不对呀，那也不行呀，这一点有问题呀，那一处有错误呀，进行种种刁难。
更有甚者，他们还动辄给作品扣上“路线问题”的帽子，要查什么“政治背景”，真是危言耸听，令人惊骇！
在他们的横加戕害之下，革命的文艺作品轻者被打入冷宫，不见天日；
重者公开批判，置于死地。
这种形式的“杀”，虽然不见血，可对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来说，也并不亚于砍刀、手枪和砒霜！
谁都知道，影片《创业》一问世，就以它鲜明的主题，感人的情节，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赢得了广大工农兵的热烈赞赏。
但是，工农兵喜欢的，“四人帮”就是不喜欢。
他们大兴问罪之师，野心家江青也亲自出马，操起“求全责备”的棍子恶狠狠地打向这部影片，“罪状”竟有十条之多！
仅此一例，“求全责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很清楚了。
本来，世上绝对的“全”是没有的。
即使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也不免会有一些缺点。
马克思主义的健康的文艺批评，应当是只要符合毛主席规定的六条政治标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就是说，只要主要倾向是好的，那就要满腔热情地肯定它，扶持它，帮助它更快地成长起来。
但是，“四人帮”这伙“恶意的批评家”，非要什么“全”不可，否则就横加责备，这完全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
“求全责备”，是货真价实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货色。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四人帮”对革命文艺的“求全责备”，这个“全”不过是一个幌子。
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求全责备”的人，不过是“……合于自己私意的，……捧着它上天；
要不然，就……捺它到地里去。”
“四人帮”不正是如此吗！
文艺作品如果合于他们的“私意”，能为他们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能为他们篡党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他们非但不责备，不求全，而且要吹，要捧；
反之，他们就凶相毕露，“求全责备”，想方设法捺它到地里去。
拆穿了看，他们的“私意”，就是要让文艺完完全全地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服务。
反面教员的作用是轻视不得的。
“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所犯下的罪行又一次告诉我们，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党内资产阶级总要采用种种卑鄙手段控制文艺，并用它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
其中，“求全责备”就是他们打向无产阶级的一根棍子。
不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求全责备”，不揭穿他们“求全责备”的反动实质，无产阶级文艺就不能繁荣。
这正是“四人帮”从反面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华主席为我党领袖　我们又有了掌舵人
——林县人民热烈欢呼我们党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党胜利了！
无产阶级胜利了！
人民胜利了！
在举国上下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欢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盛大节日里，红旗渠的故乡，河南省林县沸腾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时代的激流正乘风前进！
“我们又有了主心骨”
“我们又有了主心骨，我们又有了掌舵人。”
在林县，到处可以听到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声音。
大家永远不会忘记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幸逝世了。
广大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又是悲痛，又是担心。
王张江姚四条大毒蛇害党、害国、害军、害民的卑鄙行径，大家看在眼里；
当年林彪反党集团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事实，大家还记在心里。
“修正主义上台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贫下中农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红旗渠特等劳模路银反复琢磨着这件事，两把冷汗攥手里，眉头上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当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的特大喜讯传来后，他高兴地说：
“我们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主席，又除掉了四大祸害，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啊。
毛主席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老人家的光辉思想永远是我们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
欢庆胜利的时刻，林县人民谁不心花怒放，谁不喜泪盈盈。
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太行山上，保卫了祖国的壮丽河山；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退了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的一次次猖狂进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长期斗争烈火的锻炼中，人们的心和毛主席紧紧贴在一起，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紧地连在一起。
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已成为七十五万林县人民的自觉行动。
县委负责同志，不论工作多忙，任务多紧，每天坚持看书学习。
他们随身带着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
他们还经常利用有线广播，定期给全县人民讲理论辅导课，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的学习运动。
在城关公社胡家庄大队，辅导员郝明朝深夜备课的事感动着广大群众。
前些日子，郝明朝患急性胃炎住院治疗。
当他听说大队党支部要组织群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时，就缠着医生要出院。
回到家里，他立刻召开了老党员、老贫农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又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连夜写出一篇辅导课讲稿。
第2天晚上，在政治夜校里，郝明朝引导大家分析了“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使大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清了“四人帮”就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个公社宋家庄大队八十七岁的贫农老大娘郝永珍，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地把理论辅导员请到家里，帮助自己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中央的指示，她含着激动的泪花，把华主席的像和毛主席的像挂在一起，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告诉全家人：
“毛主席一辈子为咱贫下中农操碎了心，华主席在节骨眼上，又为人民除了‘四害’。
华主席办事桩桩符合贫下中农的心意，毛主席放心，咱放心。”
“好好算算这笔帐”
“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声讨，我们要同‘四人帮’好好算算这笔帐。”
一排排革命大批判专栏，一张张大字报、小字报，千万双铁拳，千万声怒吼，汇成一股不可遏止的革命洪流，席卷百里山川。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消息传到姚村公社西张大队，广大干部、群众那股高兴劲，就象三伏天吃西瓜，痛快极了。
党支部召开的声讨大会刚结束，四千多张大字报就糊满了街道两旁的墙壁。
第2天，六百多户社员，家家办起了流动大批判专栏，政治夜校、田间工地、家庭院户，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
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爱民逢人就讲：
“这一来干部就好当了！”
几年来，这个大队党支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
但是，由于“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也曾闹过几次风波。
你扎扎实实学大寨，“四人帮”骂你是“生产党”、“唯生产力论”；
你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又骂你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
他们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先验论，胡说什么：
“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
你认为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他就骂你“不懂理论”。
干部们气愤地说：
“当得起干部，戴不起帽子”。
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党支部组织大家反复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加深了理解，明确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大家高兴地说：
“揪出‘四人帮’，思想顺当当，一心干革命，奔社会主义不走样。”
入夜，元康公社下园大队批判“四人帮”的大会开始了。
七十五岁的老红军团长顾贵山快步跨上讲台，他回忆了自己当年跟随毛主席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争岁月，愤怒批判“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顾贵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革命全家八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顾贵山参军后英勇杀敌，曾经十二次负伤，屡建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顾贵山回到了林县元康公社，发扬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和群众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我们国家，象顾贵山这样的老干部数不胜数，而王张江姚“四人帮”却大骂老干部“只懂得民主革命，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顾贵山批判道：
“‘四人帮’否定革命传统，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改变党的性质，改变国家的颜色。
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不走回头路才怪哩！
我要用爬雪山、过草地的铁脚踏碎‘四人帮’的黑窝窝。”
接着，广大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争先发言，控诉“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夜，已经很深了，要求发言的群众仍象红旗渠的流水，源源不断。
“大跃进又来了！”
“大跃进又来了！”
这是林县人民的殷切期望。
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全县人民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抓住根本学大寨，决心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
但是，却遭到了王张江姚的拚命反对。
如今，打垮“四人帮”，人民斗志昂。
看，十五万人的农田基本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
五百多部机械，一万多头牲畜出动了；
七十八座水库、一百四十五条水渠上马了；
水电站群、抽水机网陆续开工了。
在元康公社东北部的“北大荒”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出现了一幅改天换地的生动画图。
“北大荒”，本来是个三千八百亩的大荒滩，当地群众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
“北大荒，北大荒，光长茅草不长粮，石头堆满地，粮食难上纲。”
去年冬天，公社党委就作出了
“三年改造北大荒”的决定，组织全社一千多人搞大会战，取得了很大成绩。
今天，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干部社员重新修订规划，决心两年完成任务，把“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在横水公社的横水、马店丘陵地区，又是两个别开生面的战场。
本来，公社计划顺着地势，搞搞小平整就算了。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传来后，公社党委“一班人”倍受鼓舞，他们重新学习华主席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决心大干，连夜修改规划，调动两千五百多人的深翻改土大军，迅速投入战斗。
仅十五天时间，就把原先“岗高沟深地不平，浇水不便难机耕”的八十八块小片地，合并成十八块平展展的海绵田。
铁炉大队八十多岁的老贫农李土金，坐上马车专程到工地参观。
他看着、笑着、叨念着：
“‘四人帮’反对大干，咱偏要大干再大干，为咱华主席争争这口气，让贫下中农高兴得合不上嘴，让‘四人帮’气破黑心肝。”
“轰——哗！”
河顺公社大战凤凰山的炮声响起来了。
这不只是向大自然的斗争炮声，也是轰向“四人帮”的斗争炮声。
10月22日晚上，县委召开的批判“四人帮”广播大会刚结束，栗家沟大队青年社员王卷生憋着一股劲，领着十几个小伙子悄悄上了山，点着灯笼抡锤打钎，一炮掀翻了半个小山包。
第2天一早，社员们来到工地，闻着浓郁的火药味，看着满地的料石，情不自禁地高呼：
“大跃进又来了！
咱们要坚决把‘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本报通讯员

驻守在反修前哨的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某部指战员和当地哈萨克族牧民一起，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军民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记者摄

绿洲在沸腾
东风浩荡，大地生辉。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传到祖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盆地，沙漠绿洲凯歌高奏，火焰山下一片欢腾。
吐鲁番县从城镇到农村，整个盆地到处是沸腾的集会和游行，到处是昂扬的歌声和口号声，到处是鲜红的旗帜和标语。
在县城举行的三万多人的庆祝大会上，近百名维吾尔族乐手，吹起唢呐，弹起热瓦甫，敲响那哈拉鼓，各族人民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
远离县城的胜金、火焰山、艾丁湖等公社的许多社员，连夜骑马赶到县城参加庆祝活动。
胜利的喜讯，使10月的绿洲青山碧水添锦绣，红日明月增光辉。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著名劳动模范肉孜·吐尔迪激动地说，每年10月，我们都要庆祝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新中国的成立，庆祝毛主席为我们创造的幸福生活。
今年国庆节日的时候，我们无限怀念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现在，华国锋同志接毛主席的班，我们党除了“四害”，我们的心情比蜜还甜。
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五星公社跃进大队的政治夜校里灯火通明。
全大队的社员围坐在毛主席像前，抒豪情，表决心，跳舞，歌唱，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激动之中。
县委副书记依不拉音·阿布都热衣木赶来，同社员们一起庆祝胜利。
他们豪情满怀地回顾维吾尔族人民翻身解放的战斗历程，回顾吐鲁番县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大家说，毛主席生前挑选华国锋同志当接班人，毛主席信任的接班人我们最信赖，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最符合我们各族人民的心愿，我们坚决跟着华主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第5生产队队长艾比布尔·买买提代表全队贫下中农，请县委把他们学大寨运动的成绩报告给华主席。
自从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以来，这个生产队狠抓阶级斗争，粮食亩产连续十年过“长江”，三年超千斤。
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来，又夺得了新的胜利。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葡萄公社花园大队社员枣儿汗一家人的心情分外激动。
他们围坐在炕头，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追思毛主席的恩情，表达他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在旧社会，枣儿汗幼年丧父母，九死一生从家乡甘肃沦落到新疆吐鲁番。
那时茫茫大地，她没有一块落脚的地方，同样受苦的维吾尔族老妈妈阿加汗·阿不拉收养了这个汉族姑娘。
一唱雄鸡天下白，红日高照吐鲁番。
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救了维吾尔族人民，枣儿汗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毛主席逝世后，母女俩万分悲痛，十分关心谁接毛主席的班。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大喜讯传到边疆，枣儿汗欢欣若狂，她走家串户，传递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她对妈妈说，毛主席最信赖的华国锋同志接了毛主席的班，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
狂风刮不掉天上的星星，衣襟遮不住红太阳的光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特大喜讯象号角又催征战，维吾尔族人民精神大振，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一个愤怒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滔天罪行的斗争，正在整个绿洲蓬勃展开，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据新华社）

贺兰山起舞黄河笑
在大喜的日子里，地处贺兰山下、黄河岸边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到处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胜利的革命景象。
各族人民豪情满怀、喜气洋洋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在公路、大道的标语牌上，在居民新村的墙壁上，到处书写着鲜艳夺目的欢庆标语。
在村头、场院和水利工地上，一支支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用本民族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纵情欢呼我们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政治夜校里，许多农民诗人心潮逐浪高，诗篇滚滚来，尽情歌唱各族人民对华国锋主席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信任、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举砸烂“四人帮”。
贺兰山起舞黄河笑，
回汉人民心花放。
跟着领袖跟着党，
前进路上无阻挡。
毛泽东思想代代传，
红色江山万年长！
在欢庆的日子里，中共贺兰县委领导成员分头深入到农村社队，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缅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更加激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爱戴，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
他们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充分表明了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是最好、最可靠的接班人。
我们一定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在中共贺兰县委的带领下，全县各族人民以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教导为强大思想武器，愤怒声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和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在县委举办的理论骨干学习班上，七十多名理论骨干紧密联系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论断，更加清楚地看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六十五岁的老贫农、理论骨干金万禄无比愤怒地说：
毒草不锄，禾苗不长；
坏人不除，人民遭殃。
“四人帮”装出一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的模样，背地里却干着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勾当；
马列主义的调子唱得比谁都响，对毛主席的指示却百般对抗。
揭开画皮现原形，都是一伙野心狼。
我们要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这个害人帮彻底砸烂一扫光！
巨大的鼓舞，无比的仇恨，化作了继续革命的强大力量。
10月中旬，贺兰县的部分县社领导干部和兄弟县的干部一起，到毛主席亲手树立的红旗——大寨参观学习。
在那里，他们参加了大寨、昔阳人民声讨、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10月25日，他们一回到县里，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玩弄各种伎俩压大寨，妄图砍倒大寨红旗的罪行。
广大回、汉族社员满怀豪情地说：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党锄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平了愤，和咱各族人民心连心。
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

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男子组比赛结束
新华社香港1976年11月22日电
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男子组的比赛，已于11月21日晚全部结束。
男子组的比赛从11月15日开始以来，经过第1、第二循环赛，总共举行了十二场比赛，南朝鲜队获得冠军，中国队名列第2，印度队和香港队分别取得第3和第4名。
前两名将代表亚洲出席1977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
在21日晚上举行的第二循环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再次同南朝鲜队对阵，在七比十五和十一比十五先负两局的情况下，年青的中国运动员毫不气馁，顽强战斗，在第3局比赛中曾先后打成四平、五平、六平、九平和十一平，双方争夺异常激烈，观众不断为中国运动员的顽强战斗精神热烈鼓掌。
但由于中国运动员在进攻时失误较多，最后以十三比十五再失一局。
21日晚上的另一场比赛是由香港队出战印度队，比赛结果，香港队以一比三（六比十五，十六比十四，七比十五，五比十五）失利。
在20日晚上举行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以三比○（十五比三，十五比三，十五比一）胜香港队；
南朝鲜队以三比○（十五比一，十五比五，十五比五）胜印度队。
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女子组的比赛，将从11月23日开始。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会见齐尔克上将
新华社1976年11月22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今天下午会见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捷里扬·齐尔克上将，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大使馆武官杜贝什迪安努上校等参加了会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国防部外事局长柴成文、副局长张秉玉，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郗照明等，也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会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捷里扬·齐尔克上将。
新华社记者摄

圆满结束对我国的正式访问
博卡萨总统和夫人离开广州回国
李素文副委员长等以及群众两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新华社广州1976年11月22日电
中非共和国总统、中非革命委员会主席萨拉赫·阿丁·艾哈迈德·博卡萨和夫人，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满载中国人民对中非共和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广州回国。
随同来访的中非共和国第3副总理阿尔方斯·科扬巴等贵宾同机离开广州。
到机场欢送的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副司长罗旭、刘华，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李石；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首道，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秀珍、刘田夫，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若、李辉，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广州群众两千多人。
中非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米歇尔·马埃朗加莫也到机场送行。
今天上午，白云机场上空飘扬着中国国旗和中非共和国国旗。
少年们欢乐地跳起舞蹈，挥动花束彩带，高呼欢送口号。
欢送群众祝贺中非共和国贵宾的访问圆满成功，祝贺中国和中非共和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博卡萨总统和夫人等中非共和国贵宾临上飞机时，李素文副委员长、王首道副主任等同贵宾们一一握手告别。
博卡萨总统高兴地不断向欢送群众挥手致意。
机场上洋溢着中国和中非共和国人民团结友好的热烈景象。

外事往来
余湛副外长会见瑞典客人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20日晚会见了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扬·米尔达尔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等在座。
扬·米尔达尔夫妇是在访问了大同、长沙、韶山、上海、杭州、绍兴后，于11月18日返京的。
申光副部长会见莱特一行
邮电部副部长申光20日下午会见了瑞士无线电公司总经理莱特一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李临川、刘远、葛镭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莱特一行是应邮电部电信总局的邀请于17日到达北京的。
阿尔巴尼亚贸易部副部长到京
为商谈中阿两国贸易问题，阿尔巴尼亚贸易部副部长维克多尔·努什于21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局长高璐，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柯洛依、商务参赞丰多等到机场迎接。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访问我国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克努特·哈马舍尔德和夫人于13日到20日在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这个协会的亚洲和南太平洋特别任务办事处主任麦高恩、东南亚和太平洋技术办事处主任坎宁安随同来访。
外宾们在我国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阎志祥曾在北京设宴招待哈马舍尔德先生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会谈。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王乃天、李树藩、陆元斌参加了会谈。
老挝卫生代表团离京
由老挝卫生部坎辛乔·森沙提局长率领的老挝卫生代表团一行七人，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21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在京期间参观了医院和医药研究机构，与我国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座谈。
18日晚，卫生部副部长张之强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代表团是16日晚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

对苏修利用考古进行反华挑衅的有力回击
我国在丁村遗址发现新的古人类右顶骨化石
这一新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提供了新资料
新华社太原1976年11月22日电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的师生，在丁村遗址发现了一个大约十万年前的小孩右顶骨化石。
这一新的古人类“丁村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
同时，对于苏修利用考古反华制造的丁村文化来自西方的谬论也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遗址，是1953年发现的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保存最丰富的既有人类化石也有旧石器的遗址。
这个距今约十万年的遗址，近年来常受汾河洪水的威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为了更好地保护遗址，决定进行抢险发掘。
今年08月，山西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丁村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吸收丁村遗址保护区各生产大队的二十多名青年社员参加。
学员们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西省有关文物保管部门的专业人员一起，一面学习考古发掘知识，一面参加发掘工作。
09月09日，参加发掘工作的同志听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感到万分悲痛。
大家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斗，同党内资产阶级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09月14日清晨六时，他们冒着小雨，坚持到发掘工地工作。
上午八时许，在1954年“丁村人”牙齿化石出土的同一地点的砂砾层中，发现了这个小孩的右顶骨化石。
近年来，苏修“学者”利用考古反华，胡说丁村文化来自西方，匈牙利“学者”也胡说中国的所有人类化石都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这次在丁村遗址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是对苏修的挑衅的有力回击。
过去，我国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化石较少，其中头盖骨，只有1958年在广东发现的马坝人的一个头盖骨。
这次在丁村遗址发现的小孩右顶骨化石，为研究我国这一阶段古人类的体质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于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二十多年来在地质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说是更新世中期，有的说是更新世晚期。
这次发现的这块小孩顶骨，比北京猿人的小孩顶骨薄，说明它的时代比属于更新世中期的北京猿人晚，这对确定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提供了新的证据。
（附图片）
丁村遗址发现一个大约十万年前的小孩右顶骨化石。
这一新的古人类“丁村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
同时，对于苏修利用考古反华制造的丁村文化来自西方的谬论也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新华社稿

对苏修利用考古进行反华挑衅的有力回击
我国在丁村遗址发现新的古人类右顶骨化石
这一新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提供了新资料
新华社太原1976年11月22日电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的师生，在丁村遗址发现了一个大约十万年前的小孩右顶骨化石。
这一新的古人类“丁村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
同时，对于苏修利用考古反华制造的丁村文化来自西方的谬论也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遗址，是1953年发现的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保存最丰富的既有人类化石也有旧石器的遗址。
这个距今约十万年的遗址，近年来常受汾河洪水的威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为了更好地保护遗址，决定进行抢险发掘。
今年08月，山西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丁村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吸收丁村遗址保护区各生产大队的二十多名青年社员参加。
学员们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西省有关文物保管部门的专业人员一起，一面学习考古发掘知识，一面参加发掘工作。
09月09日，参加发掘工作的同志听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感到万分悲痛。
大家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斗，同党内资产阶级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09月14日清晨六时，他们冒着小雨，坚持到发掘工地工作。
上午八时许，在1954年“丁村人”牙齿化石出土的同一地点的砂砾层中，发现了这个小孩的右顶骨化石。
近年来，苏修“学者”利用考古反华，胡说丁村文化来自西方，匈牙利“学者”也胡说中国的所有人类化石都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这次在丁村遗址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是对苏修的挑衅的有力回击。
过去，我国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化石较少，其中头盖骨，只有1958年在广东发现的马坝人的一个头盖骨。
这次在丁村遗址发现的小孩右顶骨化石，为研究我国这一阶段古人类的体质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于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二十多年来在地质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说是更新世中期，有的说是更新世晚期。
这次发现的这块小孩顶骨，比北京猿人的小孩顶骨薄，说明它的时代比属于更新世中期的北京猿人晚，这对确定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提供了新的证据。
（附图片）
丁村遗址发现一个大约十万年前的小孩右顶骨化石。
这一新的古人类“丁村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丁村遗址的地质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
同时，对于苏修利用考古反华制造的丁村文化来自西方的谬论也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新华社稿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瑞典客人
新华社1976年11月22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扬·米尔达尔和夫人冈恩·凯塞莱，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丁雪松等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扬·米尔达尔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遇难台湾渔民经我渔轮船员营救四名安全脱险
新华社杭州1976年11月22日电
台湾省基隆港渔船“元亨六号”，11月17日五时许在浙江省舟山群岛附近海面遇风浪沉没。
船员九人全部落水。
经我渔轮船员奋力抢救，有四人已安全脱险，他们是：
船长陈富雄、船员陈正石、王宪二、黄太和。
其余五人下落不明。
被营救脱险的四位同胞，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照顾，当地人民政府正安排他们返回台湾与亲人团聚。

领导干部带头清除“四害”
空军高射炮兵某师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全师迅速掀起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高潮
新华社1976年11月22日讯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四次检阅和视察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某师各级领导干部，在欢庆胜利的大喜日子里，满怀战斗豪情，积极深入基层，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头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推动全师学习和批判深入向前发展。
这个师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部队。
他们一听到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特大喜讯，立即欢腾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广大指战员举行了集会、游行，纵情欢呼伟大的胜利。
他们回顾二十多年来，全师指战员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胜利前进的战斗历程，对于王张江姚“四人帮”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愤慨，一致表示，一定要象在战场上歼灭飞贼一样，带领全师部队坚决把“四人帮”反党集团揭深揭透，批倒批臭。
庆祝会后，各级党委立即专门集中时间，详细地研究制定了领导部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计划，接着党委成员纷纷深入基层，跟战士实行“三同”，带头开展大批判。
现在这个师已有两百多名各级党委的领导成员和机关干部下到了连队，全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全师已召开了二百多次各种类型的声讨、揭发、批判会，出各种批判专栏、墙报、黑板报五百多期，处处呈现出一派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的生动局面。
这个师各级领导干部在带头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首先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有关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大家说，毛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是我们批判“四人帮”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
副师长王绳绪在学习毛主席指示的过程中，结合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中的许多文章，认真整理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带头到基层去作辅导，深批“四人帮”。
多次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师长高先福从理论、政治等方面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受到指战员们的好评。
这个师的各级领导干部还带领广大指战员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
师政委石俊反复学习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对“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非常愤慨。
他说，我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
“四人帮”对我们人民军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干尽了诬蔑诋毁、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之能事，千方百计妄图毁我长城，真是罪该万死。
某团团长郝生臻对“四人帮”恣意践踏和歪曲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破坏我军建设的罪行，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到团里后，他激动得彻夜难眠。
白天，他亲自下连队抓战备训练；
夜晚，别人休息了，他还坐在灯下写批判“四人帮”的发言稿。
他在批判大会上说，“四人帮”要破坏我军建设，毁我长城，这是痴心妄想。
我们人民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决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到底。

乌兰夫团长在伊朗举行告别招待会
我人大代表团结束对伊朗访问前往科威特
新华社德黑兰1976年11月2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乌兰夫11月21日晚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举行告别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
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众议院议长阿卜杜拉·里亚齐、参议院副议长埃扎图拉·亚兹丹帕纳、新闻和旅游大臣卡利姆·帕夏·巴哈杜里、教育大臣马努加赫·甘吉、外交副大臣纳西尔·阿萨尔、伊朗梅利银行行长优素福·霍什—基什以及议会两院议员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副团长姬鹏飞和全体团员以及中国驻伊朗大使郝德青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新华社德黑兰1976年11月22日电
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团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应伊朗参议院的邀请，对伊朗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后，于11月22日乘专机离开德黑兰前往科威特。
到机场送行的有：
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副议长埃扎图拉·亚兹丹帕纳以及陪同代表团进行访问的参议员法拉朱拉·拉扎伊海军上将和其他一些参议员。
伊朗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布勒·哈桑·巴赫蒂亚尔也到机场送行。
乌兰夫团长、姬鹏飞副团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同埃马米议长、亚兹丹帕纳副议长和前来送行的参议员们热烈握手告别。
中国驻伊朗大使郝德青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11月21日，我人大代表团拜会伊朗首相胡韦达。
图为拜会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争取粮食丰收
柬埔寨各地驻军积极参加农业生产
新华社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各地驻军指战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
驻马德望省普农通、占巴、奔波林三个国营农场的革命军指战员在上个旱季中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建了能够灌溉数万公顷土地的大小的水利工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水的问题。
因此，今年雨季一到，农田生产轰轰烈烈，及时地完成了播种任务。
早稻已收到好收成。
目前，他们正忙于农田管理，争取晚稻获得更好的收成。
西北地区的特马科和安东波林两个农场的革命军指战员和当地农民一起，由于在旱季大兴水利建设，早稻获得了好收成。
晚稻栽插也基本结束。
担负着守卫边防任务的波萝勉驻军和柏威夏的驻军也积极参加生产。
驻波萝勉的指战员把过去敌人搞的工事夷平开垦成数千公顷的农田。
今年以来，他们种了大面积的水稻和数百公顷的玉米、白薯和棉花。
柏威夏驻军把昔日的战场种上了香蕉和蔬菜，他们还帮助当地人民修建房屋、医院和学校，并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田生产和水利建设。
（附图片）
民主柬埔寨东部地区的战士正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为巴沙尼隆重举行国葬
新华社达卡1976年11月20日电
孟加拉国著名爱国人士、民族人民党领袖阿卜杜勒·哈密德·汗·巴沙尼的国葬仪式，11月18日在离达卡六十二英里的他的故乡坦盖尔区的桑托什村举行。
巴沙尼是11月17日因病在达卡逝世的。
18日在达卡为巴沙尼举行了吊唁仪式。
孟加拉国总统阿布·萨达特·穆罕默德·赛义姆，军法管制首席副执行官兼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军法管制首席副执行官兼空军参谋长阿卜杜勒·加法尔·马哈茂德等参加了吊唁仪式。
据报道，大约五十万名孟加拉国各界人士从18日清晨起在达卡向巴沙尼的遗体告别。

孟加拉国重申分享恒河水的合法立场
据新华社达卡1976年11月13日电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副首席执行官、海军参谋长穆什拉夫·侯赛因11月12日发表谈话说，孟加拉国在分享恒河水问题上的立场是合法的和正当的。
“我们将尽一切力量解决这一严重问题”。
侯赛因说：
“公正地分享恒河水是我们的权利。”
侯赛因说，至今有关的另一方没有采取合理的步骤，因此问题没有能解决。
他希望印度将了解孟加拉国的严重局势，“拿出公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海湾国家加强合作发展民族经济
决定成立港口联合局、工农商协会和渔业训练中心
新华社科威特电
第3届海湾港口讨论会从10月02日至05日在科威特召开。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七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
讨论会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七国代表团签署了一项关于在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成立海湾港口联合局的协议。
科威特交通部次官阿卜杜勒·拉赫曼·古奈姆在讨论会闭幕式上说，海湾港口联合局的成立旨在协调海湾国家港口部门和设施之间的合作，活跃这些港口之间的贸易和运输。
新华社科威特电
据科威特《火炬报》报道，第1届海湾经济发展会议从10月16日至20日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举行。
参加这届会议的有来自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的工商会代表团。
会议讨论了海湾国家之间在工业、运输业、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等方面的合作和协作问题。
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工农商协会，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达曼姆。
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联合金融投资公司，以便在海湾地区和其他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各个经济领域建立投资项目。
新华社科威特电
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七个海湾国家举办的分区渔业训练中心，最近在科威特举行成立典礼。
科威特动力和用水大臣阿卜杜拉·优素福·加奈姆在成立典礼讲话中指出，渔业训练中心的建立是走向海湾国家之间合作的一步。
他还强调海湾国家发展渔业和利用它们的自然资源的必要性。
训练中心的第1批学员共三十六名，训练时间预计为两年。
（附图片）
科威特面粉厂的工人正在包装面粉。
新华社记者摄

西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胜利闭幕
会议签署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附加议定书
据新华社洛美电
西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11月04日在多哥首都洛美开幕。
共同体十五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主持了开幕式，并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
“非洲国家感到，它们在国际上获得主权之后，迫切需要团结起来，以便组成一支能够让人们听到声音的力量。”
他指出，只有对整个共同体的机构和合作形式经常进行研究，才能使所有成员国都获得最起码的经济独立。
埃亚德马总统强调，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使经济上获得独立，政治独立只是一种空洞的愿望。
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在讲话中说：
“作为这个小地区的领导人，我们单独的和集体的责任始终应该是有力地继续实现我们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中所宣布的目标”。
他说：
“我们应该砸碎仍然统治着我们的出口制度的传统方式，从而大大扩大非洲国家之间至今还是很有限的贸易。
一句话，我们应该扫除经济帝国主义的最后残余，为我们自己在西非创立一个合理的、有效能的、独特的经济共同体。”
象牙海岸总统博瓦尼在讲话中强调说：
“我们大家所取得的经验特别是我们最近共同取得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相互团结能够办到的事的手段。
这种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
没有它，我们就只有不肯定的和残缺不全的安全。”
“这种团结将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反对富国利己主义巨大堡垒的唯一的武器。”
新华社洛美电
西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签署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附加议定书后，11月05日晚在洛美胜利闭幕。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十五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他们的全权代表出席了闭幕会议。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以及各国驻多哥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闭幕会议。
会议通过的一项公报说，与会成员国“对在讨论中洋溢着合作友好精神，感到高兴”。
“会议还密切注意到这样一项建议：
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签订互不诉诸武力的集体条约，以便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分歧。”
会议签署了五个议定书：
估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收入亏损；
确定这个共同体初级产品概念；
在共同体内部再次出口从第三国进口的商品；
成员国在共同体预算中的份额；
共同体合作、补偿和发展基金。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主持闭幕会议，并致闭幕词。
他说，有着自己的历史并坚定地展望未来的非洲要发挥作用。
“为此，非洲必须从自己身上吸取实现统一、取得精神力量和实现团结的最重要的勇气。”
埃亚德马总统在谈到这次首脑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时强调说：
“这一胜利的取得不是没有困难的，要依靠我们的人民十分珍惜地加以维护。”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特基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建立区域性经济组织对于实现非洲统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决定将共同体的所在地设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将合作、补偿和发展基金的机构设在多哥的洛美。

访土耳其丝绸之城
今年08月，我们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乘车西行，大约半天的行程，到达土耳其西部的重要城市布尔萨进行访问。
布尔萨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名城。
十四世纪初，它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建国时的第1个首都。
它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东南二百多公里，很早就从中国传去蚕、桑，盛产丝绸，所以自古又以“丝绸之城”著称。
现在布尔萨市艺术博物馆中还陈列着十五世纪时土耳其妇女手工精心刺绣的丝绸服装。
至今这里仍然生产着土耳其全国蚕丝的一半。
在布尔萨近郊，我们访问了一个以养蚕为副业的厄迪尔村，主人请我们在村内一棵古老的大树旁坐下，热情地同我们攀谈起来。
村中一位名叫伊斯梅尔·登梅兹的七十五岁的老人说：
“好多世代以前，这里就已养蚕缫丝了，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说不上。”
他微笑着说，“只听说，蚕桑是从中国来的。”
另一位叫埃凯恩·加姆西兹的中年人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村，很多人家种桑养蚕。
他家有一百棵桑树，最老的相传已达二百年，新种的也有十五年了。
今年他家收了七十公斤蚕茧。
布尔萨城以东约五十公里有一个名叫库拉贾的村庄，是古代“丝绸之路”从最西端君士坦丁堡往东的第7站。
村民们听说我们是远道来访的中国客人，便热情地领着我们走上一条沿着山岗的小道，并且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一段。
他们介绍说，相传在古时，这个站上还有歇脚的旅店，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它的遗迹了。
我们和土耳其朋友循着古“丝绸之路”走了一段。
这是一段坎坷不平的路，碰巧又刚下过雨，很不好走。
这不禁勾起我们的遐想：
古代来往于漫长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土耳其人和西亚各国的人们，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沟通东西方人民之间的贸易、文化和友谊，真是不容易啊！
布尔萨市长伊斯梅特·托夫加奇先生在会见我们时说：
“土耳其和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交往，现在土耳其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真诚地希望土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土耳其广大城乡一样，由于落后的封建王朝的长期统治，布尔萨市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更由于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丝绸之城”布尔萨的经济遭到了摧残和破坏。
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土耳其人民推翻封建王朝，赶走帝国主义，成立了共和国以后，布尔萨市的经济面貌才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我们在市内访问了一座丝绸厂，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厂是在1930年建立的，当初规模很小，经过逐步扩建，现在一年已能生产二十万米丝绸。
现在，布尔萨市除了有这样一些大的丝绸厂而外，在周围城镇还有一批较小的丝绸厂和丝织工场。
这里生产的丝绸除供应本国需要外，还远销西亚和欧洲市场，颇受欢迎。
布尔萨市的其他一些工业近十几年来也有发展。
从1962年以来，在市郊西北角已经建成五十五家工厂，其中有二十二个纺织厂，有全国三家汽车制造厂中的两家，还有十一个与汽车制造业有关的工厂。
我们参观了土耳其两家最大的汽车制造厂。
土耳其汽车工厂股份公司从1971年02月12日生产了第1辆穆拉特牌小汽车以来，迄今已生产了十二万六千五百多辆汽车。
现在全厂有二千二百多名工人，日产汽车一百二十六辆。
目前该厂已能生产汽车百分之七十的部件。
汽车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努力使汽车的更多部件在本厂和本国生产，从而减少进口，节省外汇。
工厂负责人介绍说：
“越是少从外国进口，我们在经济上就越能独立自主。
这是我们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
在布尔萨，我们还参观了棉纺厂、毛纺厂和尼龙丝厂等工厂，正在紧张劳动的土耳其工人们见到中国客人来了，纷纷向我们挥手致意。
一个厂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观看厂内正在运转的印着“土耳其制造”字样的崭新的绿色机床，兴奋地说：
“很好，不比外国的差！”
我们与土耳其朋友们热烈握手，祝贺他们在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取得更多成就。
新华社记者

美国纽约的女教师在街头示威，要求增加工资。
　新华社发

罗共中央刊物发表文章强调
各国有权捍卫主权　发号施令必须铲除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11月21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刊物《社会主义时代》最近发表题为《主权和新的世界秩序》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指出，各国有权采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主权。
国际关系中的任何发号施令，仗势欺人的作法必须铲除。
文章说：
“国家应当是自治的，并自由行使自己的一切权力。
主权的意志是自由的，是不依附于任何外国意志的。”
文章说：
“任何一个国家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主权国家。
主权要求每一个国家有权奉行自己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有权用一切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存和领土完整，有权根据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本国人民的进步愿望行事，同时忠实地履行自己自由承担的国际义务。”
“新的国际秩序不允许对某个国家因其幅员大小，地理位置或经济军事实力情况而予以歧视。
因此，每个国家有权维护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有权自由选择和发展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有权自由使用自然财富和平等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合作形式。”
文章说，在国际关系中，“各国的义务首先是要严格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完全平等、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领土完整、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
文章还说：
“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干涉别国的内政外交、发号施令或施加种种压力，这些都是旧秩序的现实，要彻底铲除这些东西才行。”
文章指出，这种现实的消亡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各国人民有意识地进行斗争的结果。

罗美签订经济、工业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11月22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罗马尼亚和美国于11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一项经济、工业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
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长扬·珀仓和美国商务部长埃·理查森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报道说，这项协定为期十年，规定罗美双方将扩大在机器制造、电子和电气、航空、化学、石油化工和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合作。
由理查森率领的美国政府经济代表团是11月21日前来布加勒斯特参加罗美经济混合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

美国《号角》周刊发表文章揭露
美国资本家残酷压榨农业工人
新华社1976年11月18日讯
美国《号角》周刊最近发表文章，揭露美国资本家对农业工人的残酷压榨。
文章前加的“编者按”指出，这篇文章“基于第一手的调查”，是“墨西哥族工人和白人工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有效合作的产物”。
文章说，明尼苏达州的绝大部分流动农业工人，包括芦笋工人是来自得克萨斯州西部和南部的墨西哥族人。
全部芦笋工人受雇于奥瓦顿纳罐头公司。
为了引诱墨西哥族人从得克萨斯州长途跋涉到明尼苏达州，公司的招工人员描绘了一幅当地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以及工资待遇“极好”的“幸福”图景。
但是，实际情况是，工资低得难以维持生存，生活和工作条件糟糕透顶，而法律却只保护种植主攫取利润的权利。
工人们居住在公司的营房里，其中一个原来是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集中营，一些住所用很高的铁丝网围着，也活象集中营。
饮水常被污染，引起严重疾病。
田间的条件同样糟糕。
收割一磅芦笋的工资只有六美分，而且至少十二年来一直没有提高过。
在这种条件下，工人们为了生存，每天必须尽力多干几个小时。
家庭的每一个人，包括刚会走路的孩子和超过退休年龄的老人都必须参加田间劳动。
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一星期干七天是常事。
文章说：
“上述状况是帝国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一个明证。
通过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象奥瓦顿纳这样的大资本家从墨西哥族工人的劳动力中榨取了特别巨大的利润。
“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州农村的白人工人同样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
许多人被迫把自己的小农场卖给大种植主，在收获季节和墨西哥族流动工人一起在罐头工厂干活。”
文章强调说：
“以白人为主的当地工人和以墨西哥族人为主的流动工人之间的团结，是使每一个人的处境获得改善的关键。
他们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大种植主的共同斗争。”
文章最后指出，在中西部和北部各州广阔田野上的流动工人正在组织起来，他们的斗争必将对芦笋工人产生影响。

苏修变本加厉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近二十年来，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搞民族同化。
苏修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同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强制推广俄语，以取代其他民族语言，妄图扼杀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消灭非俄罗斯语言。
他们实行文字“改革”。
在哈萨克和土耳其斯坦，先前用阿拉伯文字母，后改用拉丁文字母，随后又改用俄文字母。
摩尔达维亚原用拉丁文字母，后也改用俄文字母。
他们在教育部门强行推广俄语。
例如，在拉脱维亚、乌克兰等地的中学、大学都用俄语教学；
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规定，三年级以上必须用俄文。
据苏修官方宣布，在摩尔达维亚从高等学校学生直到学龄前儿童都必须学习俄语。
通过这些反动措施，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青少年丧失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能力。
各加盟共和国的刊物和广播、电视等大部分都使用俄语。
在拉脱维亚约有三分之二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是用俄语播送的，定期出版的刊物几乎有一半是用俄文出版的。
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材料计算，从1960年到1974年，摩尔达维亚文报纸减少了一半，摩文书籍占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出版的全部书籍的比重，从1950年的百分之六十四下降到1974年的百分之三十三。
苏修还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党、政、经济等部门都通用俄语，甚至大、小会议也要用俄语进行，如使用本地语言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乌克兰，甚至参加一次用民族语言的诗歌朗诵晚会就要成为保安机关注意的对象，有些人还为此被拉到法庭受审。
苏修的文化同化政策，引起了各民族的强烈不满，例如乌克兰一个公民说，“乌克兰民族正在日益衰落，绝大部分学校用俄文授课，广播用俄文，孩子们已逐渐忘记民族语言”。
苏修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另一个做法是强行把非俄罗斯民族并入俄罗斯族。
他们实行民族吞并的结果，使苏联国内民族逐渐减少。
苏联原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而到1970年，只剩下一百一十九个民族了。
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只有六十个民族的代表参加。
苏修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其目的就是要把苏联变成一个具有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的单一的俄罗斯国家。

苏联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苏联国内民族压迫日甚01日。
他们疯狂鼓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在“民族接近”的幌子下，苏修强迫非俄罗斯民族迁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
在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干部中排斥异己，由为新沙皇卖命的俄罗斯人或俄罗斯化了的民族干部接管他们的工作。
苏修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强行推广俄语，使有些民族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的语言。
他们还以“经济专业化”和“区域分工”为名，剥削和掠夺非俄罗斯民族，造成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经济畸形发展。
苏修对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苏联各族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近几年来，在乌克兰不断出现反抗苏修民族压迫的地下组织，它们出版地下刊物，散发传单，组织群众斗争。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的一万多名工人举行示威，愤怒地砸了州的党政军机关的办公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厦，撕了勃列日涅夫的画像。
今年09月，一个名为“乌克兰民族阵线”的地下组织，在苏联国内散发了《告苏联和世界人民书》，揭露“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不断践踏苏联各族人民的人权和民族权利，使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关满无辜的人们，对某些民族实行种族灭绝”，呼吁“俄罗斯人民同苏联非俄罗斯的各族人民一起，站到反对向其他民族实行民族和社会压迫与俄罗斯化的同一条战线中来！”
，
要求“苏联非俄罗斯人民警惕地保卫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为自己的学校、科学和传统而斗争”。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格鲁吉亚人民，长期以来对新沙皇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极为不满，劳动人民发出成千上万封信件和上诉书，并进行暴力反抗。
在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考纳斯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满腔怒火的示威群众冲击了市党委和警察局，捣毁一些建筑物，高呼“给立陶宛以自由”等口号，并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包括伞兵部队）英勇搏斗。
亚美尼亚人民长期以来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从未停止过反抗，近年来，旷工、怠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斗争形式。
据报道，1974年，亚美尼亚仅仅工业部门旷工、怠工的劳动日就达六十七万八千个以上。

苏联国内有多少民族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一百三十多个民族。
根据苏修1970年人口普查，人数在百万以上的民族有二十二个。
苏联民族占人口多数的为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
俄罗斯族，亦称大俄罗斯族人，人口为一亿二千九百万，其中一亿零八百万居住俄罗斯联邦，其余散居在全国各地。
乌克兰族，人数为四千万，其中三千五百万聚居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
在俄罗斯平原为白俄罗斯族、立陶宛族、鞑靼族、楚瓦什族和拉脱维亚族；
中亚地区为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土库曼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和亚美尼亚族；
高加索地区为阿塞拜疆族、格鲁吉亚族。
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居住的民族比较复杂，主要为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日耳曼族。
与中国边境接壤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布里亚特族和犹太族。

苏联提高出口原材料价格给东德带来困难
东德讨论节约使用原材料和能源问题
新华社柏林1976年11月20日电
东德11月19日在哈雷市召开会议，讨论节约使用原材料和能源问题。
据德通社报道，东德煤炭和动力部长西博尔德在会上强调，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原材料和燃料资源，节约更多的燃料和能源，是当前优先要解决的任务。
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劳赫富斯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指出要挖掘现有的潜力，“对待材料和能源要细心”，“应用要合理”，“使用要节省”。
东德目前的一些主要原材料大部分靠从苏联进口。
苏联自去年开始大幅度提高出口的原材料价格，如原油提价百分之一百三十，给东德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因此，充分开发本国的能源资源、节约使用原材料以减少进口，当前对东德有迫切而现实的意义。

“裁军”克里空扩军发了疯
为了争霸全球，勃列日涅夫集团搞军备竞赛的规模和速度都创了历史新纪录。
但他们却把“裁军”挂在嘴边，整天价“裁军”、“裁军”聒噪得没完没了。
又是“时代的吩咐”呀，又是“良心的嘱托”呀，装出一种牧师般的仁慈，教徒般的虔诚，真真令人作呕！
塔斯社说：
“七十年代上半期是整个战后时期在裁军方面最有成效的时期”，据《真理报》解释：
“在过去五年内，苏美缔结的协定比这之前整个历史上缔结的还要多”。
不错，在七十年代的前五个年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蒙蔽舆论，确实设下不少骗局，耍过不少花招，搞了不少协定，据苏联方面统计，已有三十余项，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项。
如果这些协定能够代替裁军，如果这些协定能够带来“裁军成效”，那么恐怕苏美两家早就裁得没有一兵一卒了，何必整天价还喊“裁军”呢？
可惜，只是“协定而已”，而且苏美两霸在这些协定掩盖下都在争先恐后地疯狂扩军，尤其是新沙皇，速度更快，称得上世界冠军。
苏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已经达成的协议暂且尚未能制止军备竞赛”（苏联《美国》今年第6期）。
其实，不是“暂且”，而是永远也不会制止军备竞赛！
那么，莫斯科所宣扬的“成效”何处去找呢？
只要揭开新沙皇“裁军”画皮，就可以找到。
与莫斯科的谎言相反，七十年代上半期恰恰是苏联在扩军方面“最有成效的时期”。
请看事实：
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上半期相比，苏联的总兵力从三百万增加到四百二十万；
军事开支平均年增长率从百分之十一增加到百分之十二以上，西方不少人认为在百分之十三到十五之间；
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从百分之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1972年苏美核会谈前，苏联的战略武器
（主要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比美国少九百多件，到197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谈时，已猛增为超过美国二百八十件，1975年则进一步增加到比美国多约四百件。
七十年代上半期新沙皇更是疯狂加紧核武装，据西德一家报纸最近报道，苏联在近三年里进行的约五十次试验中，共试验了四种新的导弹系统，其中三种是洲际导弹，而且这些导弹都可装上多弹头。
请看，这就是莫斯科的“裁军”“成效”！
葛罗米柯先生不是也说“军备竞赛在继续，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吗？
勃列日涅夫先生不是也招认他是“坐在堆积如山的军火上过日子”的吗？
苏联的《美国》杂志不是也承认军备竞赛的负担“沉重地压在美苏两国身上”吗？
既如此，苏联为什么不肯做一两件实际的事情以证明其“裁军”的诚意呢？
天天喊“裁军”，天天搞扩军。
勃列日涅夫之流侈谈什么“人类良心”，这简直是对人类尊严的嘲弄！
骗子的日子是很难过的。
各国人民已日益看穿苏联假裁军真扩军的面目。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10月02日社论说：
“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所谓‘裁军’、‘缓和’都是废话。”
突尼斯《行动报》10月07日评论道：
超级大国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没有裁减自己军备的念头”，相反，“它们竭力使自己拥有最先进的和具有最大毁灭能力的武器”。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最近明确指出：
美国和苏联正在为第3次世界大战“进行武装和准备”。
“裁军”克里空，扩军发了疯。
昔日希特勒如此，今天勃列日涅夫也如此。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评论
揭露苏修复活宗教麻痹压迫苏联人民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11月20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1月19日发表题为《〈圣经〉与修正主义者》的评论，揭露苏联复活宗教的罪行。
评论说，东正教主教们、红衣主教们和教皇们都在高兴地看到，《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在苏联书店的橱窗里占据着显著的地位。
不久前，苏修集团的喉舌塔斯社报道说，在莫斯科大主教的关注下，苏联再版发行了《圣经》。
这是二十年期间第3次出版。
评论揭露说，在苏联，《圣经》已经成为家庭、机关和群众教育的日常必读课本。
评论指出，宗教对于各国人民来说，是一种鸦片，是剥削和压迫阶级手中裹着糖衣的武器。
无论过去和现在，它同共产主义，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决无共同之处。
评论最后说，苏联出版的《圣经》，现在是在为一种压迫和剥削——野蛮的修正主义压迫和剥削——进行掩饰和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