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上海汽轮机厂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热潮
本报讯
上海汽轮机厂广大工人和干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坚决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今年一至08月，这个厂月月完成生产计划，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点八。
今年已完成的技术革新项目有二百八十多项。
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这个厂的党委带领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全厂举办了一百四十多期学习班，召开了四百多次批判会和专题理论讨论会。
工人理论队伍编写了《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解放以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怎样不断战胜走资派的》等七篇宣讲材料，到班组中广泛宣讲。
最近，他们同广大工人一起，联系本厂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史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就，编写了对《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的选批材料，推动全厂批邓浪潮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批邓斗争，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
这个厂的六车间有段时间因为车间领导放松批邓，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有所抬头，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工人群众提出意见后，车间领导带动群众狠批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抓车间内的阶级斗争动向，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正气，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快完成了一项长期未能完成的重要产品。
06月份，工具车间车刨组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生产任务却加重了一倍多。
开始，车间领导担心这个组的生产任务完不成，会影响整个车间生产计划的完成。
后来，他们到班组去同工人群众一起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大毒草《条例》。
工人们在批判中说：
“邓小平把劳动人民当作群氓，否认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给他迎头痛击。”
工人们同干部一起安排计划，制订措施，发扬“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精神，打破班组之间的界限，多方面支援车刨组，终于使这个组完成了生产任务，整个车间也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
这件事，在全厂引起了连锁反应。
共产主义大协作，在全厂各车间之间蔚然成风。
供应科通过批判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罪行，充分认识到“条条专政”的危害性，提高了同“条条专政”对着干的自觉性。
他们和兄弟厂的供应部门一起，改变“条条专政”造成的那种“宁可物资在仓库积压，不能跨厂调剂”的情况，发扬“龙江”风格，积极开展物资调剂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生产。
广大干部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问题的重要批示，狠批《条例》，树立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思想，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中，坚持与工人群众一起学习、批判和劳动。
半数以上的党委委员和绝大部分车间干部经常在班组搞三同。
技术人员也纷纷到班组向工人学习，同工人、基层干部一起组成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先后搞出电气自动控制装置和填充丝氩弧自动焊等几十项革新项目，使焊接工艺达到先进水平。

批邓抓得紧　生产上得快
北京木城涧煤矿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为抗震救灾多贡献
本报讯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北京矿务局木城涧煤矿呈现出一派抓革命促生产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地动山摇，批邓的决心不动摇，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意志更坚定”，这是木城涧煤矿的干部、工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鲜明态度和英雄气概。
在矿党委的领导下，全矿始终坚持深入批邓，推动抗震救灾斗争。
广大职工在批邓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激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井下生产不断创造出新纪录。
全矿自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来一百○六个月，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矿党委深深体会到，批邓抓得紧，生产才能上得快。
抗震救灾工作千头万绪，生产的任务又那么重，首先抓什么？
木城涧煤矿党委在07月28日凌晨，召开了党委会，研究了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来，几次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经历，使党委“一班人”明确认识到，越是严重困难的时刻，党内外资产阶级越会乘机破坏，修正主义路线越会乘机干扰，党委就越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深入批邓是当前伟大的战斗任务，要以深入批邓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包括抗震救灾工作。
这次党委会上提出的抗震救灾的四点意见和九条措施，突出强调的是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党委号召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站在批邓斗争的前列，战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1线，带领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抗震救灾以来，在每次党委会、党支部书记会上，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紧批邓，把各级党组织的思想统一到深入批邓促生产，抗震救灾多贡献上来，做到批邓掀高潮，抗震斗志高，生产拚命干。
矿上的工人理论组坚持一边生产一边批邓，写出了剖析《条例》的专题讨论发言稿。
全矿大批判专栏办得红火，批判会开得热烈。
在紧张的抗震救灾日子里，全矿车间一级的批邓会开了三十七次，班组批邓会开了三百七十六次。
矿党委作了深入批邓的具体部署，抓住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三株大毒草。
全矿上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开展忆苦思甜活动，紧密结合抗震救灾斗争实际，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和诬蔑“今不如昔”等谬论。
广大职工还通过歌颂开滦工人阶级英勇抗震的英雄事迹和本矿抗震救灾中的大批先进人物，狠批邓小平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和《条例》中攻击广大干部和工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的反动谬论。
全矿职工越学心里越亮堂，越批对邓小平越痛恨，普遍提高了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觉悟，加强了革命团结，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干劲。
遵照毛主席关于社教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矿上的广大干部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自觉地与工人群众搞三同，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战胜困难。
领导干部带头组成了三个蹲点劳动组，深入第1线与工人实行三同。
党委书记聂连举，一心扑在矿上，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上。
担负着全矿三分之一生产任务的千军台坑的煤仓几次被雨水冲垮，他都及时赶到那里，同工人们一起在瓢泼大雨中抓紧抢修。
有一次，连续干了三天两夜没合眼。
工人们说：
“领导这样扑着身子和我们共同战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千军台坑副坑长王凤祥，生活在工人之中，被称为和工人心贴心的干部。
在一次抢修煤仓的战斗中，他三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矿党委认识到，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努力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也是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一种实际行动。
因此，他们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学习，深入批邓，做大量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用广大工人群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各项工作，推动生产发展。
他们向全矿工人提出“开滦受了灾，全国在支援，我们怎么办？”
的问题，展开大讨论，在这一基础上，召开了全矿工人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他们大力表彰深入批邓、抗震救灾中的先进人物，开展“讲英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活动，把深入学习，深入批邓的政治空气造得浓浓的，把全矿职工的干劲鼓得足足的。
接着，在全矿职工中开展了“多出一车煤，多掘进一米，多节约一根坑木，多做一分贡献”的活动，在党员、团员、骨干中开展了出满勤，使满劲，干满点的活动。
采煤七段干部、工人并肩战斗，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就有一百五十三人次为多出煤而早下井、晚出坑。
这个段的老工人、共产党员王士富，经常提前下井，最后下班。
他患有骨质增生病，痛得厉害的时候，咬着牙也坚持干活。
“共产党员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跟上去！”
全段职工正是凭着这种革命精神，战胜了主要采煤工作面因遭水灾影响出煤的困难。
开滦受灾后，木城涧煤矿工人提出：
不仅要战胜困难，斤两不欠地完成国家计划，还要为支援灾区加紧采掘，为国家多做贡献。
07月28日，当唐山、丰南一带强烈地震发生时，木城涧煤矿电钻不停响，煤车不停运，工人们坚持在井下生产，这一天就出煤六千多吨，比正常日产计划翻了一番。
这六千多吨煤，纪录了中国工人阶级临危不惧，以双倍的干劲、双倍的成绩战胜自然灾害的革命精神。
木城涧煤矿的广大干部、工人正以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继续奋战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1线，把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纪录保持下去。
（附图片）
唐山市屈庄煤矿的工人和干部，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迅速修复被强烈地震破坏的矿井设备，恢复和发展生产，于08月09日投产后，至08月底已超过震前的月产水平，并连续夺得稳产高产。
　新华社记者摄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建设工程的调查
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简称辽化）是我国正在兴建的一个以生产合成纤维和塑料原料为主的大型石油化学纤维联合企业。
自从中共辽宁省委发动全省人民和辽化建设大军，造了“条条专政”的反，组织全省大会战之后，迅速改变了冷冷清清的局面，建设进度步步加快。
这一生动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
目前，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推动下，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工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水平，昂首阔步，高歌猛进。
广大建设大军坚持大学大批促大干，誓与邓小平对着干！
纵横数十里的工地上，建筑成群，塔罐林立，烟囱入云，管排密布。
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建筑安装工作量，等于去年同期的四点二倍，七、08月份在高温多雨的困难情况下，仍然超额完成了国家建设计划。
搞“条条专政”冷冷清清，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热气腾腾
在辽化建设过程中，充满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从1974年08月辽化工程破土动工到1975年06月的十一个月里，由于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搞“条条专政”，不依靠地方党委，工地上党的一元化领导长期没有形成，压抑了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整个工地出现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局面，月月完不成施工计划。
然而，邓小平却别有用心地对广大辽化建设者反咬一口，叫嚷什么：
“这个项目放在辽宁是个错误，辽宁搞不好，赶快下决心拿走”。
邓小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辽宁人民的极大愤慨。
去年07月，在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刻，辽化工地广大建设大军在中共辽宁省委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旗帜鲜明地同邓小平推行的“条条专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冲破了“条条专政”的禁锢，对辽化建设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共辽宁省委在辽化工地召开了有各市、地（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政治大动员，强调各市、地（盟）委要讲路线，顾大局，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打建设辽化的人民战争，并采取统一领导，对口包建的办法，由沈阳、旅大、鞍山、抚顺、锦州、阜新、丹东、朝阳、辽阳九个市和地区的基建队伍以及基建工程兵某部，分头包建辽化的各项工程。
为了满足辽化建设所需的材料和设备，省委多次组织全省物资供应大会战，仅一次就送来了二百四十八辆汽车、价值三百五十万元的物资。
这样，迅速形成了千斤重担万人挑，齐心协力建辽化的生动局面。
打破“条条专政”，地方能够办更多的事
辽化建设工程的实践证明，打破“条条专政”，实行由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这对于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在辽化建设初期的近一年时间里，在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的人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生怕把工程下放给地方领导，地方把事情办“糟”了。
说什么“权力下放可以，就怕放了之后出乱子”。
辽化建设大军认为，放手发动群众，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打建设辽化的人民战争，就能使工程突飞猛进。
如果说这是“乱”的话，那是乱了“条条专政”，乱了走资派破坏社会主义大协作、大搞独立王国的阴谋。
辽化自备电站，原定今年08月点火，10月发电。
可是过去有的人却说，今年发不了电，甚至说1977年上半年也不一定发得了电。
辽宁省委下定决心，认为困难再大，计划也不变。
在某些设备不能到货，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发动几十个企业职工突击会战，赶制缺口设备，调剂原材料供应，结果08月下旬，第1台锅炉一次点火成功，为10月份发电奠定了基础。
相反，在“条条专政”统治下，辽化工程中的一个机修厂的建设却举棋不定，使施工出现混乱局面。
实践证明，把建设工程交给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但不会把企业搞乱，相反，还能促使企业大踏步前进。
还有的人怕工程下放后，这项工程的财力、物力会被地方挪用，甚至“侵吞”。
辽化建设的事实说明，这种顾虑是毫无根据的。
去年07月以来，辽化工程在辽宁省委、辽阳市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不但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没有被地方“侵吞”，而且辽宁省还把全省的人力、财力、物力凡是辽化工程需要的，都尽可能集中到这项工程中来，以保证辽化按期竣工投产。
如抚顺市的施工主力正在远郊一个工厂施工，听到全省会战辽化的消息后，立即将施工力量转移到辽化。
辽阳市委立足全局，组织了四千多名民工和临时工，出动胶车六百辆，常年参加辽化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二千二百多个单位参加会战，人数占辽宁地方施工队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量的事实说明：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党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只有充分相信地方，依靠群众，才能把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还有的人怕工程下放后，拖延了工期。
这是不相信千百万群众力量的唯心史观的暴露。
1975年前六个月，辽化工程在“条条专政”束缚下，建筑安装工作量只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工期一拖再拖。
下半年由于冲破了“条条专政”，一举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建设计划，相当于上半年的四倍还要多。
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建设计划相当于去年全年完成的计划，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
究竟是发挥两个积极性拖延工期，还是搞“条条专政”拖延工期？
事实作了十分清楚的回答。
同“条条专政”对着干的几条基本经验
中共辽宁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和辽化建设大军，同“条条专政”对着干，主要经验有以下几条：
（一）加强学习，深入批邓，认清“条条专政”的反动实质，增强同“条条专政”对着干的自觉性。
在会战工地上，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把加强学习、深入批邓放在首位，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坚持政治挂帅不转向，用革命统帅施工。
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辽化工程建设者认识到，“条条专政”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害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
走资派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必然在经济上推行“条条专政”，把社会主义企业，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
大家进一步看清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他推行“条条专政”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决心。
（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调动千军万马大打人民战争。
辽化建设工程是在辽宁省委、辽阳市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
省、市委首先是加强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
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全省范围内，反复宣传建设辽化的重大意义，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同时，辽宁省委对在辽宁的所有企业和部门实行一元化领导，动员他们的人力和物力，参加辽化建设的大协作、大会战。
建厂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对各设计、施工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强调统一行动，同时，充分照顾各个单位特别是施工部队的特点，注意不打乱他们的体制，充分发挥上下两个积极性。
他们还打破了“甲乙方”和“承发包”等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协同动作，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去年10月份，指挥部决定在大冻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把有条件安装的地下管排尽量安装上去。
基建工程兵某部和旅大、鞍山、锦州、抚顺、丹东、阜新、朝阳等施工单位，根据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把人力和机具调到管排工地，形成了一个拳头，地下管排的施工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去冬今春的施工建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对国外引进的技术坚持一用、二批、三改、四创。
辽化部分生产装置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大会战中，辽宁省委依靠群众的聪明才智，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外国资产阶级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他们办到了；
国外设计中的错误，他们发现并作了修改。
污水处理装置的预处理池，国外设计规定池的底板下面要打很厚的混凝土垫层，防止地下水把池浮起，工人们认为不合理。
他们在池底挖了一眼深井观察水位，并且走访了附近的老农，了解当地水井历年水位升降变化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工人们修改了混凝土垫层的设计，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比原设计少挖土方一万五千立方米，节约混凝土一万三千立方米，缩短工期两个多月，节约资金二百多万元。
这个装置的曝气池工程，由于国外图纸交付拖期，严重影响了工期。
承担这一工程的沈阳指挥部广大工人决定搞冬季施工，抢回拖延的工期。
按国外规定这么大的工程，在冬天是不施工的。
辽化的建设者们不信这一套。
他们根据农村暖棚种菜的经验，搭设了一个一万三千平方米的特大塑料暖棚。
当时棚外冰天雪地，棚内温暖如春，工人们在棚里坚持施工，抢回了一个季度的工期。
由于会战中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无情地戳穿了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奴才相。
辽宁省委组织全省人民建设辽化大会战的实践证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的教导无比英明正确。
在辽化施工中，有些属于辽宁省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便采取措施积极加以解决。
由于批判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冲破了“条条专政”的束缚，较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辽化建设工程有了高速度的发展。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铜官山化肥厂总结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经验深入批判《条例》
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省铜官山化肥厂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的重要批示和“鞍钢宪法”，总结本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分清路线是非，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决心把工厂办成大庆式的社会主义企业。
文化大革命以来，铜官山化肥厂有大批优秀工人走上了工厂的领导岗位，各级领导成员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从工人中提拔的新干部。
全厂还拥有一支二百三十多人的工人理论骨干队伍。
工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企业的方向路线进行革命监督。
在厂党委领导下，厂和车间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和工人规划委员会，各班组建立了理论辅导员、宣传员、考勤员、安全员和保管员；
有的工人还直接到工厂的计划、财务、技术等部门参加管理。
由于工人阶级直接参加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全厂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生产迅猛发展。
1975年，这个厂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一点五倍，产品品种也成倍增加，今年上半年又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生产任务过半”。
回顾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给本厂带来的深刻变化，对照邓小平在他策划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中，恶毒攻击和诬蔑工人阶级的反动谬论，铜官山化肥厂广大工人、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管理混乱”，“造成无政府状态”，实质上是妄图取消工人阶级对企业的管理权，恢复过去“干部立法，技术人员执法，工人守法”和“一长挂帅，四总当家”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让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邓小平炮制的这个《条例》，把企业的规章制度吹嘘成万能，似乎有了规章制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铜官山化肥厂的工人、干部在批判时指出：
在保证工人阶级对企业的领导权的前提下，确实需要建立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要有利于群众，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干群关系，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不能用规章制度来对群众实行管、卡、压，更不能用来代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厂化工车间五硫化二磷工段的干部受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一度放松了抓阶级斗争，成天埋头抓生产指标、规章制度，忽略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结果生产成绩并不好，设备还经常出事故，工人们批评说：
只抓指标，不抓批修，势必变修。
工人们的批评引起了车间党支部的重视。
党支部领导成员改变作风，深入群众，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从路线上分析问题，找生产上不去的原因，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大家在批邓的总目标下，加强班组之间的团结协作，全工段的革命、生产面貌很快有了改变。
铜官山化肥厂的工人们在批判时还指出：
邓小平鼓吹制度万能的另一个罪恶目的，是企图把工人的积极性禁锢在专职分工里，忘记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工人胸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既实行合理的分工和必要的岗位责任制，又打破工种界限，广泛开展“一专多能”和“三懂四会”（懂设备性能、懂工艺流程、懂生产原理，会操作、会保养、会维修、会排除故障）活动，使车间之间、班组之间出现团结战斗的局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全厂一千二百多名工人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达到“一专多能”的水平。
铜官山化肥厂的工人还广泛参加科学技术管理，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活动，使企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厂、车间、班组都成立了工人科研小组，厂党委经常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攻关小组解决生产关键。
几年来，全厂先后实现了风扫磨工艺改革，解决了磷肥结块问题，完成了硫酸电除雾技术改造和改革干燥设备等重大的技术革新共一百多项。
其中有不少项技术革新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这些事实对邓小平在《条例》中宣扬的“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等谬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反动本质
纪平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严重罪行，受到了工农兵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猛烈批判。
当前在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的高潮中，对邓小平鼓吹的“条条专政”，继续进行批判，揭露它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挖掘它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肃清其流毒，是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散布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重搞“条条专政”就是其中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就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正确方针，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条条专政”十分卖力。
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同刘少奇一起，公开跳出来反攻倒算，大收企业，大搞托拉斯。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条条专政”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猛烈冲击，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邓小平对此极为反感，重新工作不久，又把“条条专政”这个修正主义破烂重新翻了出来。
他“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为重搞“条条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授意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攻击企业下放搞“乱”了，“许多事情没有人管，生产调度工作抓不起来，影响生产的发展”。
他大叫大嚷要“收”这个，要“统”那个。
他赤膊上阵，亲自督战，挥舞“整顿”大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他企图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条例》，用法规的形式把“条条专政”强加给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
邓小平如此明目张胆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重搞“条条专政”，向无产阶级进攻，就是妄想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条条专政”，上抗中央，下压地方，既不相信党，又不相信群众，只是“条条”的少数人说了算。
它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然成为党内资产阶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正因为这样，建国以来，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搞“条条专政”。
邓小平也是这样。
他继承了刘少奇、林彪的衣钵，重搞“条条专政”，妄图把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竿子插到底，改变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不是要“收”这个，要“统”那个吗？
他究竟想“收”什么，要“统”到哪里去呢？
他是要把党、政、财、文大权从无产阶级手里“收”到走资派手里去，一统于他的“三项指示为纲”，一统于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人们看得很清楚，去年凡是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大的部门，那里右倾翻案风就刮得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嚣张，那里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就特别卖力，那里洋奴哲学就很吃香，搞唯生产力论，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就特别猖狂。
同时，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受到排斥打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被摧残扼杀，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革命、生产受破坏。
实践证明，搞“条条专政”，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
它是党内资产阶级加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头上的一条锁链。
重搞“条条专政”，是邓小平推行洋奴哲学，搞投降卖国的重要手段。
邓小平不是竭力鼓吹为了“引进外国技术装备”，要和外国“订长期合同”，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的“大政策”吗？
对于他这种崇洋媚外、出卖国家资源的投降政策，许多地方、企业和广大工人群众是坚决抵制的，于是邓小平就企图靠
“条条专政”去强行贯彻。
去年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之日，也正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甚嚣尘上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条条专政”和洋奴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搞“条条专政”的党内走资派，既然看不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不见群众的伟大力量，就必然要投靠外国资产阶级，跟在洋人的后面爬行；
而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洋奴哲学也要靠走资派搞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条专政”才能得势于一时。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
不彻底批判“条条专政”，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就有藏身之洞，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他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际步骤。
在“集中统一”的幌子下，邓小平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抛开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直接控制某些部门，对地方和企业搞垂直领导，随意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条条专政”根本不是靠党的路线和政策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而是靠手中的权和物来专地方和群众的政。
只要他们一句话，让什么发展就发展什么，让什么关闭就关闭什么，要在那里建厂就在那里建厂。
他们可以任意制订什么“大政策”，妄图出卖国家资源，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劳动人民的血汗。
如果让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得逞，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在这种情况下，走资派虽然在名义上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却把管理权变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演变为走资派控制的私有制，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质，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
苏修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不就是这样变过来的吗？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绝不允许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是打着发展生产，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进行的。
他攻击文化大革命中企业下放“影响生产的发展”，似乎只有收上来，搞“条条专政”，生产才能搞上去。
这完全是骗人的。
大量的事实反复证明，“条条专政”不仅不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且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搞“条条专政”，各个“条条”自成系统，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就会使中央各部门和地方之间，这个“条条”和那个“条条”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以邻为壑，互相扯皮，互相拆台。
在“条条专政”下，每个“条条”内部又有若干小的“条条”，各自都直接向地方、企业插手。
不仅“条条”之间矛盾重重，而且“条条”内部也互相矛盾，这就造成地方无法对当地的生产和建设进行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严重束缚、挫伤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
“条条专政”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协作，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碍工业的合理布局，阻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条条专政”下，作计划，办事情往往只顾当前，不顾长远，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只管大的，不管中小，重洋轻土，重专轻群。
这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一整套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就不可能使国民经济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不可能做到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不可能在经济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在“条条专政”下，为了竞争的需要，企业内部就必然要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就必然要搞“一长制”、“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使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变成雇佣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呢？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靠什么？
不是靠修正主义路线，搞“条条专政”那一套，而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靠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主席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毛主席的指示把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运用到经济建设中，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指出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坚决执行毛主席所规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条条专政”，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以拖拉机生产为例，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家独办的局面，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放手让地方办，十年来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五倍多，手扶拖拉机的生产发展更快。
煤炭生产也是由于发挥了地方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建成的新井能力，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建成能力的总和。
上海金山工程、大连新港工程的建设，也都是由于同“条条专政”对着干，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各行各业大协作，千军万马大会战，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许多这样的事实说明，搞“条条专政”必然少慢差费，发挥两个积极性就能多快好省。
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会一再出现“条条专政”，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一直把“条条专政”看成是宝贝，依托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因此，对于“条条专政”的危害性和流毒是不能低估的。
当然，批判“条条专政”，不是不要“条条”，不是否定部门的作用；
而是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条条专政”批深、批透。
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继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迅猛发展。
（原载《红旗》杂志1976年第9期）

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在批邓大会上，以《论总纲》为活靶子，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发动实质。
　新华社记者摄

打谷场上肃流毒
今年夏收大忙的一天晚上，广西田东县合恒公社合乐大队马鞍山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围坐着一圈人，大家正在分析一件事：
夏收大忙以来，马鞍山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焕发出来的革命干劲，用到生产中来。
他们顶烈日，冒酷暑，抢白天，战黑夜，很快就把村庄附近的稻子收割完了，只剩下高练（地名）那垌稻田未收。
队长宣布说，高练那垌田离村子远，春争日，夏争时，只要能抢上季节，多付一些工分也划得来。
于是，决定在收高练那垌田时，每亩补助二十个工分。
贫农女社员陆秀梅、邓美万听到这个决定后，觉得很不是滋味。
队长想用工分来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这不是搞“物质刺激”吗？
问题在队长身上，根子却在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上。
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批邓还不够深入。
一定要狠批邓小平，肃清“物质刺激”的流毒，解决农业学大寨的方向、道路问题。
她俩一合计，便在打谷场上组织干部和社员开展对邓小平的批判。
陆秀梅首先发言。
她说：
邓小平狂热鼓吹用“物质刺激”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目的就是扩大和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
用高工分、高补助来刺激社员的积极性，那就会助长一些人干活只讲数量、不顾质量的倾向。
邓美万接着说：
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就是想腐蚀人们的思想，为他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我们要做建设大寨县的主人，不做工分的奴隶。
发言的社员一个接着一个，批邓的烈火越烧越旺，路线越分越清。
生产队长很受教育，马上纠正了原来的错误决定。
批邓斗争推动了生产。
第2天抢收时，社员们干劲十足，你追我赶，仅用一天时间，就收完了那垌稻田，工效比往年提高了两倍。
本报通讯员

林县大造腐植酸类肥料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河南林县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抓紧时机，大积农家肥，大造腐植酸类肥料。
全县一百多个生产腐肥的厂、点，今年上半年共生产四千八百吨腐肥，为明年小麦增产奠定了基础。
腐肥的肥效很好，对于不同土质，不同作物，增施腐肥，都能不同程度地增产。
东岗公社西岗大队第3生产队，在四亩红粘土地上做试验，结果不施腐肥的小麦亩产三百四十四斤，每亩施二百斤腐肥的小麦亩产八百八十二斤。
姚村公社军营大队去冬在八百五十亩小麦地里施了十一万斤腐肥做追肥，今年小麦总产比去年增加二十二万斤，单产比去年增加近二百斤。
广大群众高兴地说：
“腐肥就是好，就地采原料，省钱容易搞，增产效果好。”
当前趁农事空隙，林县各级党委正以批邓为动力，在加强秋田管理的同时，大抓腐植酸类肥料的生产。
有的公社把此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多次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腐肥生产经验，力争多生产腐肥，多积农家肥，为农业增产创造条件。
　本报通讯员

联系实际深批《论总纲》
——正定县掀起批邓新高潮，夺取全年农业丰收
在抗震救灾的战斗时刻，河北省正定县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
全县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连日来，在田间、地头，在政治夜校，在学习班里，人们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这株大毒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把批邓斗争推向新的水平，决心以加强秋田管理，夺取全年农业丰收的实际行动，支援抗震救灾。
正定县是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
1971年粮棉亩产过“长江”，1974年粮食亩产超千斤，是北方地区粮食产量最早过“江”的一个县。
批邓以来，县委带领全县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今年夏粮生产比大丰收的去年又增产一成，小麦亩产达到六百○二斤。
夏收过后，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谬论批臭了，修正主义流毒肃清了，要夺取秋季丰收，就得集中力量在秋季作物管理上狠下功夫，有的地方出现了埋头生产放松批邓的现象。
县委及时抓住这种思想苗头，教育干部和群众，要认识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要看到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谬论，有的批过了不等于批透了，有的还没有批，因此，要批深批透，还得花很大的功夫。
夺取秋季丰收，首先要抓好批邓这件头等大事。
为了深入批邓，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县委领导同干部和群众一起，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战斗历程和正定县粮食产量过“江”的经历，进一步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促进了批邓斗争的深入。
过去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县委领导班子路线觉悟不高，受唯生产力论的流毒较深，不懂路线斗争，不抓阶级斗争，把眼光盯在粮棉产量上，把力量用在抓增产的技术措施上，抓来抓去，生产老是上不去。
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干部和群众起来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破唯生产力论，使县委受到了深刻的路线教育，他们狠抓阶级斗争，1971年，全县粮棉亩产一举跨过“长江”。
后来，由于没有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对修正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在新的情况下，修正主义影响又一度抬头。
如产量过“长江”后，有人认为，产量不低了，贡献不小了，要继续发展生产就得多抓现钱，说什么“搞副业能赚钱，一天赛过一亩棉”。
县委及时组织全县干部和群众，大批修正主义，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刹住了资本主义的歪风，1974年以来，连续两年粮食亩产超千斤。
回顾这一段斗争经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中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等反动谬论十分气愤。
大家说，正定县的经历，就是对邓小平这种反动谬论的有力回击。
1971年前，正定县农业生产所以徘徊不前，正是由于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不讲政治，只讲经济，不讲革命，只抓生产所造成的。
以后产量所以能过“长江”，过千斤，正是因为批判了修正主义，打击了资本主义，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抓革命促进了生产。
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我们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是为了从根本上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经过大批判，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深入批邓，必须从思想政治路线上下功夫。
东权城公社东权城大队过去受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影响，只抓生产，不问方向路线，曾一度推行“工分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大批精壮劳力外出搞副业单干，集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擦亮了大家的眼睛，广大贫下中农气愤地说：
“工分挂帅越挂越坏，挂散了人心，损害了集体。”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大家认真学习理论，狠抓阶级斗争，推行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自觉性，今年小麦亩产比去年提高一百多斤。
入秋以后，他们仍然把学习和批邓放在首位，促进了秋季作物的管理，各种庄稼管理早、管得细，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今年伏天，阴雨连绵，杂草虫害严重，正定县人民豪迈地提出：
你下你的雨，我干我的活，再大困难也要夺取秋季大丰收！
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以后，县委提出“灾区困难我们担，灾区损失我们补，力争在原定指标的基础上再增一、二成”的战斗口号，并深入群众，总结经验，批判邓小平散布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群众抗灾夺丰收的革命精神大发扬。
刁桥公社是个低洼易涝的地方，连日阴雨，杂草生长很快。
在公社党委的带领下，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冒雨到田间中耕除草。
全公社一万七千多亩地里的杂草只用三、五天时间就全部清除干净。
县委通过现场会，及时总结推广了这些单位的经验，全县迅速掀起深入批邓的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大秋作物的管理。
　本报通讯员

自力更生绘新图
中共辽宁省营口县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联系我们县去年抗灾斗争实践，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教导，感到无比亲切。
去年02月初，我们营口县发生了强烈地震，河渠淤塞，大地变形，集体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遇到了重重困难。
在严重自然灾害袭击的情况下，个别干部信心不足，他们说：
“几十年的建设废于一旦，要重新建设营口县，没有国家的支援，是老人跌跟头——起不来了。”
如何对待困难？
怎样战胜灾害？
这是对每个党员、每个干部的一次严峻考验。
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中央慰问电中关于“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重要指示，深深感到，在如何对待严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上，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刘少奇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邓小平也跟着叫喊什么“白猫、黑猫”。
但是，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不坚持自力更生，是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灾越大，越要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越要让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放光芒。
去年地震后，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教育、路线教育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坚定了抗震救灾学大寨、自力更生绘新图的必胜信心。
许多重灾社队坚定地表示：
用大寨精神抗灾，在抗灾中学大寨，灾害再大“三不变”（产量指标不变、农田建设规划不变、对国家的贡献不变），困难再多不当“伸手派”。
地震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进行破坏。
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鼓吹：
集体靠不住了，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有的生产队也以“生产自救”为名，放出大车拉脚，从事资本主义经营。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各级党组织坚定依靠贫下中农，大学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指示，大搞忆苦思甜活动，办政治夜校和家庭院落学习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一个学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群众运动迅速在全县展开。
地震后，全县有五万多亩农田被喷沙覆盖，大部河网渠道堵塞。
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顶风雪，冒严寒，春节不过节，黑夜当白天，清除淤沙五百多万方，清理淤河网五千多条，把半年的工程量硬是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抗灾斗争的实践还告诉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首先县委领导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我们县有个东风抽水站，担负着五万多亩水田灌溉任务，地震后，站体倾斜，机房开裂，必须建一个临时水泵站。
按常规，建成这样一个水泵站，最快也得半年，还需要大量资金。
可是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不怕难，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抢修电站。
没有打桩机，就搭木架用人拽；
没有工具，就自己动手造。
他们把工地当战场，狠批修正主义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战了十七个昼夜，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全县不到一个月，就将震坏的八十几座排灌站全部修复，保证适时提水灌田。
一年来，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以困难何所惧，抗灾志不移，学习大寨人，与天斗到底的革命精神，地大震，人大干，胜利完成了一座中型水库的主渠配套工程，修出标准水平梯田九万多亩，使“三跑田”变成“三保田”。
去年全县粮食总产达五亿四千万斤，平均单产八百四十四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灾害最重的一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最多的一年，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一年。
同时，妥善安排了群众建房。
现在，人们已陆续住进了一排排明亮的新瓦房，一座座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村，正在这里逐渐形成。
抗灾实践进一步证明，自然灾害是坏事，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它考验了干部，锻炼了群众，激励了革命精神。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灾害。
当然，我们讲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全国人民的相互支援。
一方有困难，八方支援，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表现。
去年，我们这里地震后，毛主席、党中央关怀我们，全国人民支援我们。
今年，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我们立即派出了医疗队，组织了慰问团，带着救灾物资，赶赴灾区，表达全县人民对新灾区人民的深情厚意。
我们坚信：
英雄的唐山、丰南一带的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一定能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建设起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城镇、新农村！

要搞“积挖造”不要“等靠要”
山东省莱芜县茶叶公社南腰关大队　张悦华
“庄稼似朵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用粪，等于瞎胡混。”
要使粮食增产，离不开肥料。
但靠什么开辟肥源？
认识却有不同。
有人说：
“舍不得兔子打不了鹰，舍不得本钱增不了产”，要增产就得多买化肥。
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符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社方针的。
要增产当然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但首先要看执行什么路线。
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级要，大搞“积挖造”，才能广辟肥源，创造出增产的物质条件来，做到少花钱，大增产。
有些大队近几年来自力更生，大养其猪，大积农家肥，扫垃圾，沤绿肥，大造土杂肥，有机肥料多了，粮食产量增加，生产成本降低。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
“农家肥是个宝，来源广，成本小，农业增产不可少。”
事实证明，那种要增产就得多买商品肥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再说，单纯用化肥，不施有机肥料，还会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降。
这也不符合科学种田精神。
是“等靠要”，还是“积挖造”？
这决不单单是搞点肥料的小事情，而是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社的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积挖造”，才能保证农作物有充足的肥料，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夺取农业大丰收，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队队办起《批邓战报》
走进湖北省松滋县南海公社联合大队，只见黑板报、墙报琳琅满目，战报、油印小报到处传看。
多种形式的批邓战报，登载深入批邓的情况，推广深入批邓的经验，宣传效果很好。
真是队队办战报，家家谈批邓。
联合大队队队办《战报》，是从1969年开始的。
同样是《战报》，内容大不同。
过去的战报主要是以登载生产情况为主。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始以后，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狠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生产战报办成了批邓战报，体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
今年“双抢”大忙季节，第7生产队有个别干部，由于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流毒没有肃清，生产一忙，不注意抓阶级斗争，用“工分挂帅”刺激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阶级敌人也乘机兴风作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贫下中农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气愤。
五十多岁的老贫农高光柱说：
这不是邓小平宣扬的唯生产力论的流毒吗？
流毒不肃清，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批臭，农业生产怎么搞得好？
于是，他连夜写了《工分挂帅，越挂越坏》的小评论。
对“工分挂帅”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说明了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道理。
这个小评论登在《批邓战报》上，并加了编者按。
油印成小报后，发到各队学习组、辅导站，组织群众学习讨论，使大家对邓小平宣扬唯生产力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深入批邓，促进农业学大寨，革命和生产出现了崭新局面。
联合大队第4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在批邓斗争中，联系农村阶级斗争的现实，把《批邓战报》办的有声有色。
他们利用《战报》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今年07月，这个队曾出现过“四旧”复活的现象，这种现象一出现，他们就在《批邓战报》上开展专题讨论，专题批判，从“四旧”复活的实质，看邓小平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罪恶目的，从农村阶级斗争的表现，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长期性，发动群众参加大批判，很快刹住了这股歪风。
今年02月以来，联合大队坚持办好《批邓战报》，全大队共办黑板报九百多期，墙报五百多期，田头战报三百多期。
看了自己队办的战报，贫下中农十分高兴，都说：
《批邓战报》威力大，阶级敌人见了怕。
反动路线被批臭，错误倾向被斗垮。
促进生产气象新，学大寨迈出新步伐。
　本报通讯员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离京前往墨西哥
新华社1976年09月07日讯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墨西哥国防部长昆卡·迪亚斯将军的邀请，参加墨西哥独立节庆典和军事学院落成典礼并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墨西哥。
代表团团员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孙泊，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我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武官张武堂（已在墨）。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陶汉章，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外交部副司长陈德和。
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和武官阿吉雷少校也到机场送行。

乔冠华外长同施莱辛格举行会谈
柯柏年副会长举行宴会欢迎施莱辛格一行
新华社1976年09月07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同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会谈以后，乔冠华外长设宴招待施莱辛格一行。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副司长唐闻生，参加了会谈并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1976年09月07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一行。
出席宴会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司长林平、副司长唐闻生，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秉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昌等。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丁大卫应邀出席了宴会。
施莱辛格一行是应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于昨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柯柏年副会长和丁大卫副主任到机场迎接。

伊拉克驻华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6年09月06日讯
伊拉克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萨马赖今天离任回国。

唐山市六中开学以后，师生们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大毒草《论总纲》。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柳忠阳会见并宴请西德客人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柳忠阳07日晚会见并宴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栽培研究所所长约·施特劳卜教授等四位科学家。
西德客人是06日抵京的，在北京参观访问后将去我国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日本横滨市高中排球友好代表团回国
以横滨市副市长松宫理一郎为团长、浦川常雄为副团长的日本横滨市高中排球友好代表团07日上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日本朋友在我国期间访问了上海、西安、北京等地。
上海市港口友好访问团赴日本
以唐光暄为团长、王允臻为副团长的上海市港口友好访问团，应邀前往日本横滨、大阪市进行友好访问，03日上午乘飞机离开上海。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冯国柱，常委黄涛、金传德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

我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会议副代表离京
新华社讯
我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第10届会议续会及常设委员会第8届会议副代表吴兴03日离京赴维也纳。
代表团团长俞沛文、副代表顾以佶巳在国外。

我新任驻印度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1976年09月0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印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陈肇源，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赴任。

批邓唤起回天力
——记河北省滦县干部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靠近唐山、丰南震中区的河北省滦县人民，在两万多名理论骨干的带动下，正在政治夜校和田间地头，深入展开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如今，全县农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
受灾群众绝大多数都搬进了能过冬的简易住房，生活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支农厂矿大部分已恢复生产；
社员们正在加紧为大秋作物中耕、追肥、培土、除草。
从今年秋庄稼的长势来看，可望重灾变轻灾，灾年夺丰收。
人们满怀信心地说：
“批邓唤起回天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指引我们夺取抗震救灾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在强烈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困难面前，滦县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回顾了解放以来发生自然灾害时，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的历史教训。
大家认为，地震灾害不可怕，怕的是思想遭灾。
要端正人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振奋大家战胜地震灾害的革命精神，必须切实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提起来。
李兴庄公社党委在地震发生后，明确地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以革命的舆论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反革命的舆论。
党委书记崔银在地震当天，冒着余震的危险，把半导体收音机、发电机挖出来。
第2天他和机关干部在漏雨的席棚里，围在收音机旁一字一句地把中央慰问电抄收下来，油印二百多份，迅速送往全公社九十六个大队。
紧接着，他们又把大寨大队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英雄事迹，以及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给这个公社集体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事实，绘制成二十二幅幻灯片，广泛进行宣传，鼓舞群众的斗志。
当时有人说：
“这样的时候，群众需要的是物资。”
崔银回答：
“受灾群众需要救济，但更希望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需要革命的真理。
如果我们不用强大的革命舆论去占领思想阵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毒菌，就会腐蚀群众的思想，这样，国家就是搬来个金山，也战胜不了震灾。”
公社党委在抗震救灾中，坚持深入批邓，大造革命舆论，从而激发了大家战胜困难、开展生产自救的革命积极性。
社员群众的吃住等生活问题不仅及时得到了解决，而且全公社还把二十万斤余粮贡献给国家，支援重灾区的阶级兄弟。
滦县城关镇老站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抗震救灾中坚持批邓，大长了革命志气。
这个大队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大家在党支部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抗灾，震后当天就妥善安排了群众的生活，第2天全大队就恢复了生产。
这时，镇党委送来一批救灾物资，贫下中农对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亲切关怀，十分感激，都说：
“比较起来，咱们还是轻灾区。
全国人民想着我们，支援我们，咱们轻灾区要想着全国人民，要想着重灾区，应该支援唐山、丰南的阶级兄弟。”
党支部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把救灾物资转让给重灾区人民，他们还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二十四岁的党支部书记崔国富说：
“我们同自然灾害的斗争，总是同党内外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是依靠集体、自力更生，还是坐等支援、伸手向上，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
我们搞抗震救灾，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2天，崔国富亲自开上拖拉机，在贫下中农的簇拥下，把救灾物资送了回去。
县委在开常委会时，总结了这些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先进典型的经验，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形势，研究了震后干部队伍的状况。
大家认为，这场抗震救灾斗争，锻炼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反映了少数领导班子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大家说：
这些问题，都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只有把批邓放在首位，才能把抗震救灾工作带动起来。
县委明确了指导思想后，实行开门整风，各级党组织也发动群众评论领导班子，评论干部，评论党员，大批干部踊跃下到灾区，和群众实行三同。
这样，全县迅速掀起了一个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热潮。
抗震救灾斗争中出现的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为滦县人民深入批邓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他们联系震后党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联系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量英雄事迹，批判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人民群众等谬论，批判他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进一步解决抗震救灾斗争中的方向道路问题。
高城子公社小高庄大队，靠近唐山市郊，在强烈地震中房屋受到严重破坏。
地震后，阶级敌人乘机捣乱，鼓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煽动单干风。
二十四岁的党支部副书记、女青年高翠芝，组织干部、群众重温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的“三自一包”和“白猫黑猫”论，回击阶级敌人的无耻谰言。
广大群众擦亮了眼睛，响应党支部提出的“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的号召，很快制订出一个“依靠集体，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逐步完善”的建房规划。
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只用了一个整天和三个早晚，就建起简易住房一百六十五处。
大队有了办公室，生产队有了库房，政治夜校有了课堂，全大队一百二十一户社员群众都有了住处。
县委总结了这个大队的先进经验，在全县推广，使全县绝大多数社队在较短时间内盖起了能过冬的简易住房。
批邓唤起回天力，抗震英雄齐踊跃。
今天，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英雄的滦县人民信心百倍，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滦县。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日本日中友好“九州青年之船”
访华团离开旅大回国
新华社沈阳1976年09月06日电
以山崎英显为代理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九州青年之船”访华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晚上乘船离开旅大回国。
旅大市革委会副主任许凤及数百名群众到码头热烈欢送。
访华团团长、日本福冈县知事龟井光已经先期回国。
日本日中友好“九州青年之船”访华团由九州地区八个县的各界青年四百多人组成，08月28日到达上海。
访华团在我国期间先后访问了上海、沈阳、旅大。
他们在上海瞻仰了鲁迅墓，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和农业展览馆，以及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工人新村、大学、医院，还到西郊公园种植了友谊树，同上海青年进行了联欢。
08月28日晚，上海市革委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日本朋友。
招待会前，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周丽琴会见了访华团团长龟井光，代理团长、日本福冈县副知事山崎英显以及访华团其他领导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08月30日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王景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数百名青少年到码头热烈欢送。
访华团团长龟井光也到码头送行。
访华团09月01日到达沈阳。
在沈阳期间，他们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店，观看了沈阳市民兵的射击表演，同辽宁省和沈阳市工会、青年、妇女、农业、教育、城市建设等方面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与沈阳各界青年进行了联欢，游览了沈阳故宫，在北陵公园种植了友谊树。
访华团领导成员还去抚顺参观了露天煤矿。
02日晚，辽宁省革委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日本朋友。
招待会前，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尹灿贞、沈阳市革委会副主任郑翔九会见了访华团代理团长山崎英显及其他领导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04日上午，山崎英显代理团长为感谢沈阳市人民对他们的友好接待举行了招待会。
04日下午，日本客人乘火车去旅大访问。
访华团抵离沈阳时，尹灿贞副主任、郑翔九副主任和数百名群众到车站迎送。
日本朋友在旅大进行了参观和座谈。
旅大市革委会为日本朋友举行了招待会。

英萨利副总理离京前往墨西哥
新华社1976年09月07日讯
民主柬埔寨政府副总理英萨利今天离开北京经东京前往墨西哥。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亚洲司司长沈平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

菲律宾足球代表队同
河南省足球队进行首场友谊比赛
新华社郑州1976年09月06日电
菲律宾足球代表队今天下午在郑州同河南省足球队进行访问我国的首场友谊比赛。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戴苏理、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柴玉亭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观看了比赛，并在赛前会见了菲律宾足球代表团团长利诺·卡斯蒂来乔，副团长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和总务福图索·苏扎拉，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
当两国运动员进入比赛场地时，全场一万二千名观众热烈鼓掌，欢迎菲律宾足球运动员带来了菲律宾人民的友谊。
两国运动员冒雨进行比赛。
他们表现出来的良好体育风尚和勇猛顽强的精神，受到观众热情赞扬。
比赛结果是○比○。
菲律宾足球代表队09月02日到达北京，09月05日上午乘火车到达郑州。
当晚，河南省足球协会举行宴会，欢迎菲律宾朋友。

邮电部发行《工农兵上大学》特种邮票
邮电部于09月06日发行《工农兵上大学》特种邮票一套，共五枚，图案为：
“满怀豪情上大学”（上左）、“革命理论指航向”（上右）、“大课堂”（下左）、“攀登科学高峰”（下中）、“当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下右）。
新华社发

马列托亚殿下在沪参观访问
新华社上海1976年09月07日电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等贵宾，今天在上海参观访问。
今天上午，西萨摩亚贵宾参观了座落在复兴岛的上海鱼品加工厂。
当贵宾们乘船来到这个工厂时，工人们聚集在黄浦江边的码头上，敲锣打鼓，表示热烈欢迎。
上海鱼品加工厂是加工鱼类产品的综合性工厂。
贵宾们在这里参观了鱼品罐头、鱼肝油等的生产过程，并同工厂负责人进行了亲切交谈。
马列托亚殿下对有机会参观这个工厂和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他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了你们美丽的国家。
今天中国人民已把帝国主义赶走了，中国获得了解放和自由。
你们已把自己的国家，特别是水产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他祝愿工人们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下午，西萨摩亚贵宾来到上海市第2中学，参观了课堂教学、校办工厂和丰富的课余活动。
贵宾们还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
晚上，贵宾们出席了文艺晚会，观看了上海杂技团演出的杂技节目。
今天陪同马列托亚殿下等贵宾参观和出席文艺晚会的有外经部部长方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冯国柱等。

坦桑交通部长设宴欢送我铁路工作组长
宾主共颂中坦赞三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9月05日电坦桑尼亚交通和运输部长阿弗雷德·坦道09月04日晚在这里举行宴会，欢送完成任务即将回国的坦赞铁路中国铁路工作组组长布克。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以及坦赞铁路中国铁路专家组组长吴冶山和工作组其他负责人等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坦道部长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
“自由铁路（坦赞铁路）的完成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
“这是第3世界人民之间进行合作的最好的榜样”。
布克在讲话中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和人民在铁路建筑过程中对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深切关怀和紧密合作表示感谢。
他说：
“我们完全相信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必定会把这条铁路管理得很好，使它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宴会上，宾主频频为毛泽东主席、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的健康以及三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干杯。
早些时候，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卡杜马、工业部长姆苏亚、内政部长姆韦尼以及交通和运输部长坦道分别接见了布克。
08月28日，坦赞铁路管理局在达累斯萨拉姆客车站的大厅里为布克举行欢送会。
欢送会由坦赞铁路管理局总经理穆布克瓦努主持。
坦赞铁路达累斯萨拉姆区的高级官员和大约三百名工人和职员参加了欢送会。
08月27日晚，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举行宴会，欢送布克组长和欢迎中国铁路专家组组长吴冶山。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卡杜马、工业部长姆苏亚、坦桑尼亚银行总裁尼拉布、坦赞铁路管理局总经理穆布克瓦努以及赞比亚驻坦桑尼亚高级专员曼亚迪。
由于坦赞铁路已于07月中旬移交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中国铁路工作组已经完成了修建坦赞铁路的任务。
根据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政府最近签订的协定成立了中国铁路专家组来负责有关坦赞铁路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
布克已于09月05日离开达累斯萨拉姆回国。
（附图片）
在建设坦赞铁路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为坦桑朋友系好安全带，准备共同战斗。
新华社稿

增田涉回忆鲁迅
增田涉先生是鲁迅晚年结识的一位日本友人。
在鲁迅先生逝世（1936年10月19日）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七十二岁高龄的增田先生在大阪南部的忠冈镇家中，深情地向记者忆述了他同鲁迅的交往。
那是1931年03月，二十七岁的青年增田涉从日本去上海，经当时在上海开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先生。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
那一年的02月，柔石等五名中国革命青年作家在上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鲁迅先生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增田在谈到当时他认识鲁迅的心情时说：
“我能见到鲁迅，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下决心要从他那里学习一切，吸收一切。”
此后，增田经常到内山书店等候鲁迅，以便直接向他请教。
为了更广泛地向日本人民介绍鲁迅，增田一面搜集材料着手写鲁迅传，一面决心把《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
增田说：
“从这时起，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家里。
鲁迅和我并坐在书桌前，给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
我用日语逐字逐句地译读，遇到疑难问题译不下去时，鲁迅就用熟练的日语给我讲述和解答，我边听边做笔记。”
说到这里，增田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中国小说史略》1930年修订本的底稿本。
在这本1923年初版的铅印的原本上，鲁迅用毛笔增删了多处，并且在第1页上有鲁迅为修订本写的《题记》的手稿。
鲁迅给增田讲解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底稿本。
增田在听讲时还在这个本子上用铅笔记了笔记。
鲁迅向增田讲完了全书后，就把这个底稿本赠给了他。
增田说：
“就是这样，我每天占用鲁迅的时间约三个小时，一直持续了三个月。
讲完《中国小说史略》后，鲁迅接着又给我讲解了《呐喊》和《彷徨》。
鲁迅为我讲解时所使用的这两本小说集，至今还保存在我身边。”
增田涉先生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中。
他继续说：
“有时，由于时间太晚，鲁迅留我吃晚饭或带我去看电影和展览会。
我能亲自受到鲁迅的教诲，是很感激的。”
1931年12月，增田辞别鲁迅，离开上海回日本，继续从事《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工作。
在翻译过程中，他遇到疑难问题就写信询问鲁迅。
从1932年01月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那五年中平均每月约有两次书信往来。
增田在与记者谈话时拿出他珍藏的鲁迅书简和鲁迅答复他提问的大量便笺。
从这些信和便笺可以看出，对于增田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鲁迅总是耐心详细地解答，对一人一事的来历，一字一句的含义，都详加注释，有时还绘图示意，即使在病重时也一丝不苟。
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了。
鲁迅为此书写了序言，表示“非常之高兴”。
增田说：
“鲁迅为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啊！
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我曾要求以鲁迅同我合译的名义出版，但鲁迅没有同意。
可见鲁迅是多么谦虚！”
1936年夏，鲁迅病重的消息传到了日本。
增田曾专程到上海探望鲁迅。
没想到他们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时，正在故乡岛根县的增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刚刚接到鲁迅从上海发出的信。
他心想鲁迅逝世的消息可能是误传，便立即写信询问许广平女士。
几天后，收到了回信，才知道那消息是确实的。
原来，增田收到的鲁迅的最后一封信，是鲁迅在停止呼吸前五天写的。
增田说：
“鲁迅的逝世，对我这个直接受过鲁迅教导的人来说，简直象突然失去了一根重要支柱。”
谈到对鲁迅的评价时，增田说：
“毛主席最深刻地理解和最高度地评价了鲁迅。”
“鲁迅先生作为同旧势力进行搏斗的伟大战士，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增田出示一封鲁迅于1936年09月15日，也就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给他的信，那信上写着“因为没有气力，花了四天工夫”写了“对徐懋庸辈的文章”，并且指出，当时在“上海总有一伙人，一遇到发生什么事，便立刻想利用来为自己打算，故须略为打击一下。”
增田说，1936年夏，他去上海探望重病的鲁迅时，鲁迅就曾告诉他要写一篇文章，同徐懋庸决裂。
增田回国后不久便看到了鲁迅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他当时立即写信给鲁迅，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
增田说，在三十年代中国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国防文学”的口号抽掉了阶级内容，因而遭到了鲁迅的反对。
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才是明确和正确的。
增田说：
“周扬等人曾经企图掩盖这一事实，并进行诬蔑和篡改，但是，鲁迅给我的信，完全戳穿了这一点，并驳斥了周扬等人的谣言。”
增田向记者说：
“鲁迅在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1931年我在上海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
鲁迅明确地认为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军事当局，而不是广大人民，他坚持同日本人民友好交往。”
增田指着那幅挂在书房墙上的鲁迅的手迹说：
“这是我1931年12月辞别鲁迅时，鲁迅送给我的。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首诗充满了鲁迅对日本人民的深厚的友好感情。”
增田1936年再次去上海时，鲁迅曾对他表示很想重访年轻时留过学的日本，特别是重游仙台，但终于未能如愿。
增田说，鲁迅思念仙台，思念他的老师藤野先生。
1934年，增田计划出版《鲁迅选集》时，曾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
选收哪些文章好。
鲁迅回信说：
选什么文章“请全权办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深切敬意和思慕。
增田强调说：
“日本人民，仙台人民同样地爱戴鲁迅，他们为鲁迅建立纪念碑，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鲁迅的作品在日本拥有广大读者，他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得到日本进步知识界的共鸣。”
增田谈到鲁迅曾于1934年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猛烈抨击霸道和侵略者的文章《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改造》杂志在刊登时改题为：
《火，王道，监狱》）。
他说：
“鲁迅在当时就反对霸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现在，世界上仍有帝国主义。
实际上，日本的北部就受帝国主义的威胁，只要是霸权和霸道，我们就反对。”
增田强调说：
“我相信，阻力一定会排除，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定会缔结，日中两国人民必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正象鲁迅在世时任何力量也未能把日中两国人民分割开来一样，今天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日中两国人民友好的不断发展。”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鲁迅晚年结识的日本朋友增田涉展示鲁迅先生于1931年12月赠给他的亲笔题诗。
　新华社稿

开展群众性活动　贯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针
朝鲜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新华社平壤1976年09月07日电
朝鲜工人阶级和科学技术人员遵循朝鲜劳动党关于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取得显著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科研活动中，广大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运用他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同科技人员密切合作，进行科学研究。
他们改造了旧设备，制造了许多新设备、新产品，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力。
新义州纺织机械厂的工人在技术人员的配合下，经过刻苦的钻研，制成了新型的高速细纱机。
这种细纱机的锭子转速高、震动小，能使细纱的拉力保持均衡，比一般的细纱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对工人阶级这一创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示在执行下一个新的国民经济计划期间，向全国纺织工业部门全面推广。
平壤市中区综合住宅建设事业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总结了多年来的生产经验后研究制成了一种轻型的建筑材料。
这种建筑材料是以页岩为原料，经过一千度高温烧制成的。
材料的表面象上了釉一样，光洁平滑，内部有许多气孔。
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建筑构件，不但比一般水泥混凝土构件坚固，而且重量轻一半左右。
这种材料生产成本低，运输方便，可以大大加速施工速度，是建筑部门中一项重要的革新。
位于朝鲜平安南道的顺川制药厂的工人不久前自力更生地研制成功了针剂自动包装机。
这台机器可以把洗瓶、消毒、装药、密封、贴商标等一系列工序自动完成。
原来二、三个作业班的工作量，现在只要有一、两个工人就可以承担起来。
朝鲜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遵照金日成主席的教导，纷纷走出科研大楼，深入工矿企业，同广大工人一起边劳动，边进行科研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金策工业大学的科学和教学人员今年来分别下到一百二十多个生产单位，在生产现场同工人群众一起开展科研活动，完成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科研项目，解决了不少生产中的疑难问题。
这所大学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同检德矿山的工人相结合，经过反复试验，制成了粉碎机负荷测定器，使矿山的选矿能力比从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朝鲜矿业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不久前根据本国矿脉的特点，制成了高效能的重型凿岩机。
这种凿岩机比一般凿岩机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还可节省许多炸药和劳动力。
朝鲜广大科学研究人员在基层生产单位进行科研活动时，不但完成了科研任务，还同工农群众建立了感情。
今年，朝鲜农业部门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劳动党对农业部门的要求，积极从事科研活动，为夺取今年的农业丰收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朝鲜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工作者今年摄制了《防止寒流对农业的影响》、《苹果和追肥》等许多部科学教育影片，向广大农业劳动者普及科学知识。
朝鲜科学院生物分院动物学研究所不久前试制成功的新式萤光捕虫灯，已经在各地农村推广使用。
这种捕虫灯耗电量少，捕虫效率高，不仅可以防治水稻害虫，而且可以保护果园山林。
朝鲜医学部门的科研人员为增进劳动人民的健康，积极从事科研活动，也取得了良好成绩。
平壤市卫生防疫所的科研人员攻克了技术上的种种难关，经过多次试验，最近制成了一种能够防治铅毒的新药。
这种药品已在印刷部门和有关单位应用。
科学院草药研究所人员经过反复实验，成功地从草药中提取激素。
这种激素可以防治白血球减少等多种疾病。
现在，朝鲜工人阶级和科学技术人员在“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鼓舞下，决心再接再厉，争取获得更多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津巴布韦自由战士频繁袭击敌人
一些国家领导人重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武装斗争
新华社1976年09月07日讯
索尔兹伯里消息：
津巴布韦自由战士09月初在索尔兹伯里以南约二百英里的奇雷齐县，击落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空军部队的一架直升飞机，机上一名上尉和一名上士被击毙。
据史密斯政权军方人士透露，08月30日凌晨，津巴布韦自由战士用大炮等武器袭击了种族主义军队在乌姆塔利城以北九十英里的一个兵营，打伤六名敌军。
08月08日，自由战士袭击了另一个兵营，打死敌军五名。
据报道，上个月，津巴布韦自由战士在索尔兹伯里以南地区袭击了由军队护送的殖民者车队。
据新华社拉各斯1976年09月03日电
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09月03日发表联合公报，重申两国“要致力于彻底清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完全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奥巴桑乔09月02日晚在他为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总统举行的宴会上说，目前在南部非洲进行的屠杀、拷打、镇压和逮捕的逆流只能加强我们的决心，我们必须放弃用和平解决南部非洲的一切希望。
他说：
“种族主义者所懂得的唯一对话是用武力进行的对话。”
托尔伯特总统也强调要解决南部非洲问题，“除了继续加强武装斗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据新华社讯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最近指出：
“对于南部非洲黑人民族主义者来说，胜利要用枪杆子来取得。”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6年09月05日电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最近指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以及南非最近事态的发展表明了这些领土上的人民从少数种族主义统治的屈辱压迫下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他说，非洲必须立即奋起应战，并制定出对付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这一阴谋的战略。
据新华社阿克拉电
加纳外交部长费利不久前在阿克拉青年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发表讲话重申，加纳有义务支持非洲解放运动。
费利外长在谈到南非当局屠杀索韦托区黑人青年时指出，这一事件表明，在南非的非洲人不怕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的可恶法律，决心反对种族隔离这种非人道的压迫制度。
（附图片）
津巴布韦自由战士在进行高射机枪训练，不断提高军事技术。
新华社记者摄

阿拉伯外长会议在开罗举行
新华社开罗1976年09月05日电 讨论举行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以便解决黎巴嫩问题的阿拉伯外长会议09月04日在开罗举行。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说，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将于1976年10月第3个星期在阿拉伯联盟总部所在地开罗举行。
会议将考虑当前黎巴嫩的局势和加强阿拉伯团结的办法。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将同阿拉伯国家合作，采取必要措施为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作准备。
会议前，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同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哈达姆，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里亚德同巴林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穆巴拉克，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分别举行会议。

大西洋条约协会年会通过决议
要求增强军事力量对抗苏联威胁
发言的人揭露苏联在“缓和”幌子下大搞军事扩张
新华社哥本哈根1976年09月06日电大西洋条约协会第22届年会09月06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增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日益增长的苏联军事威胁。
这届年会从03日到06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
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的二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发言的人从各个方面揭露了苏联的军事扩张政策及其在“缓和”的幌子下大搞侵略扩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约瑟夫·伦斯在开幕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
不断增长的苏联军事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防务需要；
把大量资源集中用于他们的战略（武器）系统——1975年苏联花在这方面的费用比美国多百分之六十；
在常规力量方面，越来越注重进攻能力，特别是空军的进攻能力；
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投入世界各地的能力加强了。”
伦斯说：
“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焦点毫无疑问仍然是欧洲”。
英国前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查尔方特勋爵在会上作了政治经济报告。
他指出，在过去十年中，苏联的国防开支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并且强调说，西方向苏联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使苏联政府得以摆脱它在工业和经济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从而可以继续把大量资财用于军事方面，这是一种“奇怪的做法”。
他在谈到赫尔辛基会议时说：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发表一项实际上毫无意义的赫尔辛基宣言而告结束。
这个宣言是一个充满虔诚词句和空洞的陈词滥调的大杂烩，其中包括大量不干涉与会国事务的话，但是，这些词句并没有能够制止苏联在其后几个星期内就非常卖力地干涉葡萄牙。”
他还指出，“安哥拉事件表明，苏联继续准备利用（别国）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可以达到干涉一些遥远国家的事务的地步。”
大会通过的最后决议说，“长时期以来，苏联在陆上的优势不断增长，威胁着欧洲。
最近苏联海军能力发展速度之快，对联盟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至关重要的交通线，又构成了新的威胁。”
决议还说，“大会认为，联盟的安全还由于最近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受到不利影响，苏联在全世界进行干涉的能力，如象在安哥拉所显示的那样，可能是近年来最重大的事态发展。”
决议最后强调说，为了重建威慑平衡，必须增强北大西洋联盟的陆、空和海军力量。

苏一空军中尉驾驶米格25型战斗机
在日本降落并要求去美国政治避难
新华社东京1976年09月07日电 苏联空军中尉驾驶一架米格25型战斗机，于09月06日降落在日本北海道的函馆机场，并要求去美国政治避难。
据共同社报道，09月06日下午一时许（当地时间），一架苏联米格25型战斗机进入日本北海道南部地区上空，随后在函馆机场“紧急着陆”。
驾驶员供述自己是苏联空军中尉，并“爽快地供认了他所属的单位和他的姓名及年龄”。
这个苏联空军军官表示“希望到美国去政治避难”，“由于缺乏燃料，不得不在这里降落”。
他还说，这架飞机是“属于高度机密的米格25型战斗机”，提醒日本“注意”。
报道说，日本警察厅根据上述情况，准备把这名苏联空军军官“极其秘密地转移到东京去”。
据共同社报道，“由于发生苏联飞机逃亡事件，从06日晚到07日黎明，苏联飞机在北海道周围等地的活动突然加剧”，日本防卫厅认为这是“苏联方面采取的示威行动”。

苏修加紧攫取蒙古矿产资源
新华社1976年09月07日讯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它对蒙古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正加紧攫取蒙古的地下矿产资源。
为了进一步控制蒙古地下矿藏的分布资料，搜刮更多有价值的矿产品，今年，苏联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
除以“经互会”名义派遣一支由它操纵的所谓国际地质勘探队前往蒙古外，不久前还专门建立一支苏蒙“联合地质勘探队”，到蒙古各地进行地质普查。
据这个勘探队的苏方组长宣称，这已是苏联“专家”到蒙古进行的第10次勘查了。
现在，已对百分之九十的蒙古领土绘制了地质图。
今年内，要对蒙古“全部领土进行研究工作”，并继续寻找“黑色金属、锡和作为矿物原料的萤石”。
苏联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力促蒙古加速发展为它扩军备战服务的地质勘探和采矿业。
尽管蒙古在1971年到1975年期间使矿山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六十，而苏联对此仍不满足。
因此，在蒙古1976年到1980年的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蒙古还得继续把国民经济投资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采矿业”，要“尽可能广泛地共同开发”矿物原料资源，以使矿山工业产品的产量到1980年时比1975年增长五倍以上。
地质勘探也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按规定其工作量在本五年计划要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一倍左右。
对一些挂着蒙苏合营企业招牌而实际由苏联操纵的采掘企业，不管它们是扩建的还是正在施工建设的，莫斯科都予以优先投资，目的在于尽早地把蒙古的矿产品捞到手。
计划于1978年提供首批产品的额尔登特（前译额尔登丁）铜钼矿采矿选矿联合企业，在本五年计划里所得投资约占苏联在同一时期对蒙古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这个企业正由苏联十几个设计院和科研机关直接参与设计，苏联许多有关部门还分别承担了矿区的建设任务。
此外，苏联还决定要在额尔登特、萨勒希特等矿产资源地沿线建造新的铁路，使矿产品能通过铁路直接运往苏联内地。
事实上，莫斯科早已控制了包括地质矿山在内的蒙古各个重要经济部门的命脉。
如今，蒙古重要的矿山从开采到开出的矿石，几乎都由苏联控制与操纵。
由苏联人任经理的“蒙苏有色金属公司”已垄断了蒙古的布尔赫、哈旧乌兰的萤石矿和陶勒盖图金矿。
具有重大经济和军事价值的额尔登特铜钼矿，早已规定将把产品“供应苏联”，并且也由苏联人当这个矿的联合企业的经理。
蒙古目前开采的萤石、钨砂等矿产原料，也全部或绝大部分被苏联掠走。
蒙古丰富的地下矿藏是蒙古人民的宝贵财富。
新沙皇对蒙古人民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只能进一步在蒙古人民面前显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与面目。

苏修“缓和”骗局日益破产
“缓和”这个词，近年来人们已经听得十分耳熟了。
苏修统治集团就象市场上推销劣货的高声叫卖者那样，不放过任何机会，不遗余力地贩卖它那“缓和”的狗皮膏药。
特别是“欧安会”结束的一年来，真是把“缓和”吹得天花乱坠，叫喊什么“缓和”已经是“时代的潮流”，成为世界的“主导趋向”，吹嘘“缓和已变得多么根深蒂固”等等。
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西欧，人们又是怎样看的呢？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出版的《1975年战略研究》一书中说：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现在都普遍产生一种‘缓和厌倦感’。”
西德《斯图加特报》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指出：
俄国人不会看不到西方对“缓和”所普遍表露的厌倦。
美国《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的驻欧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写道：
在整个西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苏俄不是在本着缓和的精神行事，而是在利用这个据认为是使紧张局势松弛下来的行动来达到它自己的自私目的，并哄骗西方”。
事实是，在西欧，“缓和”决不是什么“时代的潮流”，什么“主导趋向”。
记者曾经在去冬今夏访问了意大利和西德，无论在罗马、波恩，还是在伦敦，人们很容易发现：
“缓和”的骗局正在日益破产，“缓和”的滥调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唾弃。
在罗马，记者同一些意大利新闻界人士谈到“欧安会”时，不止一个人说：
赫尔辛基会议之后，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缓和”。
苏联是帝国主义者，它搞的是“使人沉睡和麻醉的政策”。
在波恩，记者同一位官员交谈，当提到“缓和”时，他说：
“这一切已经够了，人们不愿再听那一套虚假的调子了”。
如果说，在“欧安会”时，识破苏修“缓和”骗局，提出西方应提防产生“虚假安全感”的人还不算很多的话，那末现在这种看法已经是相当普遍的了。
我们在西德，曾经采访了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他向记者谈到当他揭露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时，一家西方大报曾经把他称作僵硬的反对派，但是现在这家报纸自己也不断谈到了这一切事实。
不难理解，由于苏修统治集团的欺骗，以及西方某些热衷于推行绥靖政策的人的鼓吹，渴望和平的欧洲人民曾经对于“缓和”寄予一些期望。
但是，近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疯狂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戳破了“缓和”的谎言，也暴露了西方某些人慕尼黑思想的危险。
西欧的人们从一件件无情的事实中看到了真相，正在逐渐觉醒。
不久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荷兰人士伦斯曾撰文指出：
“在过去，一些西方评论家倾向于把缓和解释为意味着友好、对抗的结束和一个合作时代的开始。
现在不那么经常听到这种乐观的解释了。”
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最近发表讲话说：
“在评价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时，需要把一切幻想从我们头脑中消除掉。”
英国《每日电讯报》一位记者说：
自从赫尔辛基会议以来，俄国的行为，尤其是俄国军事力量的继续扩大，促使人们现实地看待局势。
在地处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严重对峙的西德，你更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缓和”的情绪的变化。
在记者同许多西德人士交谈中，人们常常会说：
我们有人过去对“缓和”存过希望，可现在失望了，但这是好事，我们变得开始清醒了。
在我们访问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马克斯先生和西德外交部国务部长、自由民主党的默尔施先生时，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谈到了这一点。
马克斯先生对记者说：
“现在不仅在欧洲，同样在美国对缓和的失望情绪在增长。
许多人曾经认为有了东方条约、美苏协定、‘欧安会’，这些缓和的步伐会使欧洲人更好地在没有危险、没有威胁中生活。
而现在有许多人认识到，苏联政策的性质没有任何改变，局势没有缓和，而是出现了新的紧张”。
现在，在欧洲，普通的人们都在警惕地谈论苏修日益加紧的扩张行动。
在濒临波罗的海的西德海湾城市弗伦斯堡，记者同一位司机聊天。
他是一位健谈的饶有风趣的人，谈话从弗伦斯堡的历史、风光谈到了今天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威胁。
他说：
“俄国人想征服世界。
对那些想征服世界的人不能太软弱。”
有一次，记者从波恩乘火车去不来梅，先后在火车上和不来梅港口同退休职员、航运商人和码头管理人员交谈，人们几乎都对苏联生产大量火箭大炮，却要从外国进口大量粮食的事实，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要生产那么多武器，而不去改善自己的农业呢？
它总有一个目的吧！
人们不难看到，苏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侵略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
它的所作所为正在打开人们的眼界，推动人们思考当前他们面临的严重问题。
同一年前相比，西欧各国对缓和的态度也起着变化。
如果翻阅去年年底北大西洋公约部长理事会和国防部长会议的公报，还可以看到不少有关“欧安会”“令人鼓舞”，东西方“缓和”等等字样，那今年的公报这方面的调子已大大降低，而更多地强调苏联扩军，西方必须提高警惕。
这一点在西欧共同体、西欧议会、西欧联盟的各种会议上也表现出来。
自从“欧安会”以来，在西欧，人们围绕着“缓和”以及东西方军事力量对比的问题展开了很大的争论。
尽管这场争论到目前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可以看出，这场争论对于动员舆论反对对苏搞绥靖政策，促使西方认识苏联借缓和之名行扩军之实的危险，是起了作用的。
正是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西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提出要执行“不抱任何幻想的现实主义政策”，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加强防务和联盟的基础上同苏联发展关系”。
西德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副主席科施尼克不久前在接见记者时指出：
要取得世界的“缓和”不能只是依靠信任，而必须依靠加强自己的力量，在对方一旦发动进攻的情况下，能进行自卫。
法国总统德斯坦最近也不断强调在保持法国独立核力量的同时，必须尽一切努力发展一支强大的常规军备。
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也指出：
“没有安全就不可能有缓和”。
他强调：
“我们不能无视我们看到的证据。
正是在苏联鼓吹缓和的几年中，苏联武装力量得到不断地加强，我们必须有能力对付这种挑战。”
苏修统治集团对此十分惊慌和恼怒，竭力企图用谩骂、威胁和利诱、安抚等各种手段来制止这种趋势。
它把一些热衷于搞“缓和”的西方人士封为“现实主义者”、“清醒的活动家”；
而对一些反对和揭露苏修假缓和真扩张的人则扣上“缓和的敌人”、“顽固的冷战分子”罪名。
它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诱西方搞所谓经济“缓和”，捞取贷款、技术实惠；
同时它挑拨离间，伺机分裂西欧，妄图各个击破。
不久前它发表了不寻常的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声明，又拉又打，公然以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来威胁西德。
最近，“欧安会”一周年之际，苏修头目也一个个亲自出马，为“缓和”继续大造舆论。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增长它的声势，而只能暴露它的险恶和虚弱。
一些西欧人士指出：
苏联的这种做法只是企图挽救声名狼藉的“缓和”政策，但“这是徒劳的尝试”。
西德《世界报》的一位同行对记者这样说：
“现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从苏联扩张中看清了‘缓和’的真正含义。
苏联感到这样下去对它的扩张战略将是很大的失败，因此，它要用一切办法使那些觉醒过来的人重新再沉睡下去”。
但是，今天的欧洲已经不是第2次大战前慕尼黑时代的欧洲了，“缓和”骗局是一定要破产的。
　本报记者

越抹越丑
在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5期会议上，苏联代表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天然盟友”，高喊什么制订新的海洋法“应该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还在联合国新闻中心散发宣传品，骂别人“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等。
然而，苏联代表先生们这些娓娓的言词不仅一点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反而使自己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于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面前。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维护有利于它推行强权政治的旧海洋法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联合国召开制订新的海洋法的会议。
当1973年秋第28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召开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决议时，苏联代表不论在大会或小会上，对召开会议的提案都投了弃权票。
在1974年于加拉加斯举行的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2期会议上，广大第3世界国家维护二百浬海洋权的斗争势不可当，于是不得不变换手法，由公开反对建立二百浬经济区的主张，转而在口头上笼统地表示赞同这一主张，但在具体问题上却否定经济区的实质内容，尤其是否定发展中的沿海国对经济区的专属管辖权。
苏联还提出“一揽子解决”的主张，妄图诱迫中小国家在海峡自由通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超级大国让步屈服。
这一次在纽约举行的第5期会议上，苏联代表依然妄图玩弄这套花招，一面声称“同意二百浬经济区”，另一面又要求将专属经济区的“专属”字样抹掉，顽固坚持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否认沿海国的专属管辖权，并强词夺理地说什么，不这样做，“国际社会”将被剥夺了海洋所赋予的财富。
这里，他们所说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指超级大国。
他们把海洋的财富据为己有，视作“天赋”，把发展中的沿海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经济权益的正义斗争诬为“剥夺者”，宣扬的完全是海霸的逻辑！
在具体讨论国际海底开发制度时，苏联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一起，顽固地反对七十七国集团的提案。
它还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在领海、经济区和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研活动都必须得到沿海国批准或同意的制度，顽固坚持在上述区域内可以进行与资源无关的科研活动，也就是说要求别国允许它享有进行收集军事情报等活动的自由。
它还坚持外国军舰通过别国的领海和位于领海范围内的海峡，无需事先通知或经沿海国批准。……总之，这一切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海霸嘴脸，哪里是什么“天然盟友”！
许多中小国家代表不畏强暴，在会上纷纷对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他们针对这些无理主张，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捍卫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的建议。
这些正义主张，给了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以沉重打击。
苏联代表恼羞成怒，把矛头直接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
他一面狂妄要求其他代表拿出所谓“合作精神”来“加紧谈判”，“不要阻挠会议的进展”，一面又公开指责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关于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主张“没有成为所有国家可以接受的基础”。
苏联代表的这一表演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中小国家代表的义愤。
坦桑尼亚代表针锋相对地当场驳斥说，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修正案，是经过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协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制定的，“这就是我们的基础！”
伊拉克、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等不少中小国家代表也相继在会上进行了揭露和驳斥。
有的代表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代表在本期海洋法会议上没有丝毫谈判协商的诚意。
苏联代表词穷理屈，采取捞稻草的手法说什么在加拉加斯会议期间有一个亚洲国家曾经支持苏联关于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立场。
然而，不料稻草没有捞成，倒受到反戈一击。
在座的这个亚洲国家代表马上指出，“在开发国际海底资源问题上，我们过去没有同意苏联的意见，今后也不同意苏联的意见！”
这记响亮的耳光，把苏联代表打得顿时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对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这些丑恶表演，人们只能说，看它的过去，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现在，知道它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