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条例》是邓小平洋奴买办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它也是“三项指示为纲”的产物，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难得的反面教材。
三六○三工厂党委把批《条例》当作大事来抓，党委带头批，反复批。
厂里举办的党员学习班和理论骨干学习班，也把批《条例》作为一项主要内容。
最近，他们还三次举行车间主任和科室以上干部批判会，联系实际批判《条例》，认清《条例》的反动实质，为群众性的大批判培训了骨干，取得了经验。

在批判中，大家愤怒揭露了《条例》兜售“三项指示为纲”，否定阶级斗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个要害。
大家说，邓小平策划炮制的《条例》，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笔勾销，妄图使我们埋头搞生产，把工人死死地束缚在机器上，沦为机器的奴隶，让他顺顺当当地复辟资本主义。
同志们根据自己的斗争实践，在批判中指出，要把工厂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办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
这个厂是一个金属结构厂，主要为部队生产各种油罐、活动房架、马蹄装具等产品，过去长期靠笨重的手工操作，工人们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都遭到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打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冲破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实现各种技术革新一千七百多项，其中大的项目三百多项，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使产量猛增。
事实说明，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狠批修正主义路线，生产才能突飞猛进地发展，否则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批判中，大家愤怒揭露了《条例》大肆诬蔑工业战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企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罪行。
同志们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国工业战线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到处莺歌燕舞”，生气勃勃，欣欣向荣。
可是邓小平在《条例》中却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胡说什么“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管理混乱”等等。
大家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厂里的大好形势和大量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邓小平的这些谬论进行有力的回击。
十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这个厂认真执行“鞍钢宪法”，创造了一整套依靠群众管理企业的新鲜经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如：不脱产的工人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直接参与领导和管理；
现有干部中百分之四十是直接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
各车间普遍建立了参加企业管理的“五大员”，形成了工人管理网，监督、检查、批评厂领导的方向、路线，保证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工人技术队伍迅速成长；
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工人民兵组织，他们既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又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所有这些，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树立和巩固工人群众主人翁的地位，对生产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就拿生产来说，现在全厂一年的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八倍，十年来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筹建四个同样规模的工厂。
五车间主任王振亚说：邓小平为什么要极力抹煞和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呢？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重点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所以，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这场革命恨得要死，对它“看看不顺心，想想不称心，横下一条心，整光才开心”，这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派。

在批判中，大家愤怒揭露了邓小平在《条例》中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极力推行崇洋媚外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的罪行。
邓小平在《条例》中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还说这是个“大政策”，而且还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三六○三工厂党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论述，总结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经验，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认清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的反动实质。
大家在批判中列举事实指出，这个厂的主要设备，基本上是工人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自力更生方针，自己动手设计、制造的。
如：在国内当前制罐生产上还是一项新工艺的大型螺旋制罐机，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老工人带领群众经过七个月的努力设计制造出来的。
这台机器使油罐生产实现了联动化，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工效两倍，和国内其它厂进口的外国机器比较，它质量高、造价低，体积小得多。
又如五十吨的龙门吊车，是一个半文盲的老工人制造的。
自从有了它，厂里就实现了装卸、搬运、码垛机械化，结束了肩扛、手抬、棒撬的历史。
大家说，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斗争中前进的。
千吨油压机的诞生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曾多次提出要自己动手制造千吨油压机代替手工操作。
但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厂里一些人极力散布“造设备不如买设备”的谬论，他们年年伸手向上要设备，结果“一等、二要、三落空”，工人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文化大革命中，厂党委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狠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破“造设备不如买设备”的懒汉懦夫思想，组织了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开始制造千吨油压机。
没有图纸，边设计边修改；
没有工房，就在露天干；
缺少原材料和零配件，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组织人员跑遍了几十个大单位的废料堆，捡回破旧零件和钢材共一百六十多吨。
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造出了千吨油压机，比订购节省了五十七万元，提高工效十六倍。
大家用这些生动的事例，把邓小平的洋奴买办经济思想和卖国投降主义路线批得体无完肤。
机电科长赵俊峰说：“听毛主席的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这才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邓小平鼓吹的乞讨外国技术和设备的‘大政策’，完全是卖国主义的破烂货，我们不信那一套。”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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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作者：洪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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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军分区独立守备营二连，过去就比较重视学习好八连，最近又深入开展了学习好八连的活动。
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一、深入动员，认清学习好八连的重要意义

开始，有些同志对学习好八连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前正在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为什么要开展学习好八连的活动？
对此，支委会首先进行讨论，统一思想，然后采用大会讲、小会议，以及出墙报、放幻灯、开展小评论等方法，进行思想发动。
经过深入动员，干部战士认识到三点：一、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斗争的大方向；
好八连对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无私无畏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学习好八连，对于我们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二、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批判邓小平最要紧的是要解决路线问题；
好八连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习好八连，有助于我们分清路线是非，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好八连同走资派对着干，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学习好八连，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加强连队建设，自觉改造世界观，有很大的作用。
有的战士说得好：好八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怀、倡导全军学习的一面红旗，是在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典型，我们一定要以好八连为榜样，把连队建设成为继续革命的战斗集体，把自己锻炼成为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二、深入学习，明确好八连的根本经验

在解决了为什么要学习好八连的问题后，二连着重抓了向好八连主要学习什么的问题。
这个连过去学习好八连，有的同志把好八连单纯看作是个艰苦朴素的典型，说“学习好八连，就是修修补补少花钱”，还有的说：“我们这里只有海风，没有香风。”
党支部总结了经验教训，认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联系好八连的战斗历程，深入开展“好八连好在哪里”的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好八连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典型，他们最根本的经验，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同党内外资产阶级斗，坚决同修正主义“大人物”斗，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斗。
二连同志认为，好八连的这个“斗”字很重要，“斗”是“好”的集中表现，“好”是“斗”的必然结果。
大家用好八连的事迹，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是好八连能够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始终坚持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斗。
上海解放初期，好八连牢记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在南京路上战“香风”、斗毒雾，打退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愧为英雄的称号。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逐渐从党外移到了党内，党内走资派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好八连及时抓住阶级斗争的这个新特点，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对着干。
他们在粉碎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激烈斗争中，作出了新贡献。

二是好八连能够认清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主动地同党内资产阶级斗。
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搞清楚了走资派的特点和规律，掌握了同走资派斗争的主动权，因而他们在走资派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能及时识别，坚决顶住，前进路上不迷航；
在走资派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时候，能及时识破，不受迷惑，用革命的舆论进行坚决的回击；
在走资派玩弄折中主义手法推销修正主义黑货的时候，能及时揭露，彻底批判，不上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

三是好八连能够牢记共产主义大目标，信心百倍地、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走资派斗。
他们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长期作战的思想树得牢，反修正主义潮流的胆子壮。
对党内走资派，不管职务有多高，他们敢斗；
对修正主义路线，不管来头有多大，他们敢顶；
对反马列主义的思潮，不管来势有多猛，他们敢批。
他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真理，满怀信心地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同时又认清“道路是曲折的”发展规律，下定决心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英勇战斗，做到警钟常鸣，对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常斗不懈。

毛主席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二连的干部战士，过去虽然知道好八连的一些先进事迹，但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好八连好在哪里，所以学起来往往流于表面，满足于一些事迹的模仿。
经过这次教育，他们理解了好八连的根本经验，搞清楚学习好八连主要应该学什么，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大家说：好八连的先进事迹，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怎样同走资派斗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要虚心向好八连学习，象他们那样，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建设连队。

三、以好八连为镜子，总结连队建设的经验，制订学习好八连的措施

二连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以好八连为镜子，充分发动群众，分析连队建设的形势，总结连队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他们着重抓了三点：一是方向路线问题。
大家联系连队建设的历史，特别是联系连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发展过程，摆成绩，找差距，谈体会，进一步明确了连队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坚决同党内走资派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才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党支部建设。
党支部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否在连队贯彻落实。
他们发动干部战士，用党支部应当成为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战斗堡垒这个标准来衡量、对照，对党支部提意见。
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支委会开了交心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是调动干部战士的积极性。
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他们把学习好八连和宣扬本单位的先进事迹结合起来，表扬了积极投入批邓斗争，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面的好人好事，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干部战士信心百倍地说：只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好八连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我们一定要以好八连为榜样，把连队建设搞好。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二连还发动群众制订了学习好八连、加强连队建设的措施。
（盐城军分区）

作者：龚松甫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策划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反映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是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
这个《条例》鼓吹修正主义的“条条专政”，叫嚷对下放的企业“不能撒手不管”，“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不能分散”，“不能各行其事”，“对于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企业”，“中央有关部门不仅要管方针、政策，管统一计划”，而且什么都要管得死死的。
对于这种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条条专政”，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还是实行“条条专政”；
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还是只要一个积极性，这是关系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全国解放不久，毛主席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这样一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
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可各自为政；
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又明确指出：“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毛主席的指示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深远的意义。

实践正是这样证明的。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五八年我国曾实行过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把原来由中央各部直接管辖的企业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加强了地方党委对企业的领导，改善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调动了地方各级党委和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充分说明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英明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九年，经毛主席亲自批准把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等大企业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管理；
一九七○年，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进一步提出打倒“条条专政”，重新把国务院各部直接管辖的绝大部分企业，在中央统一计划下，下放给地方管理，再一次取得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显著效果。
象大庆油田和开滦煤矿等大企业下放给地方，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革命生产蒸蒸日上，使先进红旗更加鲜艳。
一些原来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
地方“五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国百分之九十七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小化肥、小水泥厂的产量已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长期以来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相对抗，一心效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搞“条条专政”。
他们对一九五八年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就竭力反对，后来迫于大势所趋就阳奉阴违，消极对抗。
在六十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背信弃义，当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刘少奇、邓小平又公开跳了出来，疯狂叫嚷什么“大权旁落，混乱不堪”，要效法帝国主义大搞托拉斯，不仅把许多已经下放了的企业收了回来，而且还把一些原来就是属于地方管理的企业也收了上来，实行“条条专政”，使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遭到严重破坏。
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经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再次对他们的反动罪行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
可是，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拚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顽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又大肆鼓吹和重搞“条条专政”，无耻污蔑体制改革“搞糟了”、“搞乱了”，要把已经下放的企业“收上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

邓小平为什么过去和在重新工作后，都死抱住“条条专政”不放，极力加以推行呢？
原来，“条条专政”的要害，就在于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强调“集中”“统一”是假，以反动的“多中心论”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是真。
他以“条条专政”拚命反对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他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许多“条条”，使各“条条”自成系统，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便于他们通过“条条”避开党的领导，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那一套，对中央搞“多中心”、闹分散主义，对地方搞专制主义，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去年邓小平大刮“业务台风”和“经济台风”就主要是通过“条条”刮起来的。

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只靠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是为了以“马钢宪法”反对“鞍钢宪法”，以业务挂帅代替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否认企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甚至把主要矛盾看成是什么一大堆产品与原材料，产品数量与质量之类的矛盾。
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邓小平竭力推销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等修正主义货色。
这样做的结果，必将由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篡夺整个企业的领导权，任意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为党内外资产阶级吸工人血的场所。

邓小平搞“条条专政”，还在于妄图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甚至互相拆台，以邻为壑，把社会主义的大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破坏全国“一盘棋”，破坏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建设的原则，破坏按大、中、小相结合并以中、小为主，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土洋结合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事实也证明，按“条条”各搞一套“大、洋、全”，严重破坏设备和资源的综合利用，使人、财、物都造成极大浪费，违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损害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总之，邓小平竭力鼓吹和重新推行“条条专政”，危害极大，用心十分险恶，如果照他这样搞下去，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从这里，我们也进一步懂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的最大的政治特征；
复辟资本主义，是走资派的最终目的。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和路线上分清是非，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落实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指示，抓住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邓，打倒“条条专政”，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永远沿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胜利前进。

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深入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作者：郑公柯吴铁军
单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武装部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
它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阶级斗争为纲”，用“不管白猫、黑猫”的“四个现代化”代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党的基本纲领，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七四页）。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是在阶级对抗中向前发展的。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是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通过阶级斗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迈进一步。
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仍然离不开阶级斗争。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强调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论总纲》大讲特讲“三项指示为纲”，系统地表达了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观点。
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各项重要指示，我们都必须坚决执行，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论总纲》讲“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篡改和阉割马列主义。
名曰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实为全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论总纲》根本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不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不难设想，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安定团结也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好，就没有基础，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我们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尽管新老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抹煞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但他们都用自己的反动实践揭穿自己的无耻谰言。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也不例外。
当它念念有词地诅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的时候，恰恰暴露了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用心。
谁都知道，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从没有象今天这样蓬勃发展。
《论总纲》胡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不讲经济”、“不讲生产”，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否认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否认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最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为他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搞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我们党的《章程》中明确地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就说明，不仅现在，而且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就是要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最终目的而努力奋斗。
然而，《论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大目标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绕这个所谓大目标转。
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这就充分暴露了邓小平要资本主义、不要共产主义的反动本质。
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只是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这也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论总纲》利用人民群众想把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打出“四个现代化”的旗帜，显然在于蛊惑人心，以售其奸。
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敌人惯用的反革命伎俩。

还是他们自己用事实揭穿了《论总纲》的无耻欺骗！
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便打着“四个现代化”的旗号，狂吠什么“四个现代化日”。
他们丧心病狂地把反革命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为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
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论总纲》讲的“四个现代化”，决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他们所向往的“四个现代化日”，也就是资产阶级横行霸道、骄奢淫逸之日，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牛做马、受苦受难之日。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尽管邓小平妄图通过《论总纲》这个反动政治宣言，大肆制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历史的车轮是永远不会倒转的。
但是，毒草应当铲除，反面教材应当示众。
我们要通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剖析《论总纲》的反动性，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从而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作者：苏迅
单位：三八一六一部队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他翻案复辟的罪证。
它用胡风式的恶毒语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然而，这些语言正好生动地勾画出邓小平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

《论总纲》煞有介事地说：“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
我们说，在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生活中间，继承林彪的衣钵，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的，确有其人，此人就是邓小平自己。
“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例证。
邓小平把毛主席针对不同情况作的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条重要指示接过去，加以歪曲，采用折中主义的诡辩术，抛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进攻。
《论总纲》，还一口气列举了九大“整顿”，接过了整风、整顿的词句。
我们党的历次整风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邓小平明目张胆地加以歪曲，大肆鼓吹什么“整顿为纲”。
他的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
由此看来，“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顶帽子，戴在邓小平头上是最合适的。

《论总纲》恶毒攻击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
这种无耻的造谣诬蔑，丝毫无损于我们党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功迹，相反，恰恰是邓小平自己反革命心声的自白。
他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因为这些人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不仅恶狠狠地要给这些人戴上“继承林彪的衣钵”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帽子，还设计了一个“台阶论”，妄图把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青年干部打下去，挂起来，把他们压到最底层。
批林批孔涌现出来的象小靳庄这样的先进典型，他也不放过。
他对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恨之入骨。
于是，别有用心地叫嚷什么不要“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
对那些“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即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呢，邓小平可另眼相待了，忙着“举逸民”、“请隐士”，把他们重新扶上台，给他们打气：“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
真是不打自招。
邓小平要“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要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都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

《论总纲》还打着“批林”、“反左”的幌子，攻击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
只要看看我国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种无耻谰言就不攻自破了。
《论总纲》如此攻击我们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只能证明邓小平顽固地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妄图用唯生产力论把广大革命人民引向只关心经济、不关心政治，只埋头生产、不过问国家大事的歧途。
但是，如果以此得出结论，邓小平是只抓生产，不抓政治或把政治经济并列起来，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纲目关系的糊涂虫，未免冤枉。
此人是始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只不过他抓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罢了。
他重新工作以后，在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妄图使人们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同时，自己就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作为唯一目的。

毛主席指出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
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
邓小平也不例外。
他授意炮制《论总纲》，把它作为党内资产阶级射向无产阶级的毒箭。
可是，事情恰恰与邓小平的主观愿望相反。
在全国深入批邓的斗争中，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彻底揭穿了《论总纲》的种种无耻谰言及其反动实质，原来它只不过是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绝妙的自画像，是革命人民难得的反面教材。

山摇地动，生死关头，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首先应该想到什么？
唐山市人民武装部的同志，以实际行动，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应该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生命。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武装部的院子里，打字员马保存第一个脱险出来。
马保存前些日子才写过入党申请书，下决心“为人民的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闯”。
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地震灾害，立刻想到应当赶快抢救住在隔壁的市委常委、武装部长孟华。
他大声呼喊着：“孟部长！
孟部长！”
听到倒塌的房下孟华的回答以后，马保存立刻过去抢救。
当时余震不断，砖石哗哗下落，他全然不顾，爬进残垣断壁，迅速将孟部长救出来。

正当马保存扶着孟华朝安全地方走时，武装部政委刘萍也已脱险。
刘政委一见孟部长，急切地说：“快，我们赶快去救许书记！”
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同志就住在武装部院子里。
他们奔向他的宿舍，展开了紧张的抢救。
正在这时，武装部副部长竭贵也忍着伤痛，朝这边过来了。
他们撬起屋架，扒开砖石，奋勇抢救。
他们的手上、身上已被碎玻璃、断钉子划得鲜血淋漓，特别是政委刘萍，全身划破五十余处。
这些，谁也没去顾及。
许家信同志终于安全脱险了。

就在他们抢救市委领导同志的时候，孟华、刘萍、竭贵家中都有亲人被压在倒塌的房子里。
他们没有想到去救自己的亲人，一心惦念的是唐山市一百零六万人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要战胜这场自然灾害，只有靠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救出市委第一书记，使市委能够迅速工作，有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核心，全市人民就有了主心骨。

地震发生后仅二十来分钟，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同志就由孟华、刘萍扶着来到门前的马路上，不一会，市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来了。
许家信同志坚定地说：“唐山市人民抗震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遵照市委书记的指示，武装部刘萍政委带着伤去工人医院察看灾情，看看是否能接收伤员。
接着，又与市委另一位领导同志，奔向几十里外的唐山地区邮电局郊外站，向中央详细汇报了震情，及时地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传达给市委和人民。
他还通过这条线路收集了唐山地区各县震情，及时向地、市委作了报告。
刘萍忍着伤痛，凭着坚强的党的观念，在郊外站紧张工作了七个多钟头，没吃一口饭。

下午四点多钟，刘萍完成工作任务来到飞机场，向河北省委、北京部队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领导同志见他遍体伤痕，关切地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赶快上飞机去北京治疗！”
刘萍，这位坚强的老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是，此时此刻，他怎么能离开唐山人民呢！
他诚恳地说：“不能啊，我放心不下唐山市一百零六万人民。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是爬着，也要工作。
我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我要和唐山市人民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和唐山市人民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这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人民战士贯彻执行我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的坚定信念。
这次抗震救灾，唐山市人民武装部的同志们，真正做到了和全市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

部长孟华，一直坚持在市指挥部工作。
他从战友的表情上，觉察到自己家中有很大的损失。
但他操心的是唐山人民的安危冷暖，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家，十多天没有回去看一眼。

政委、市委常委陈仁泉，地震发生时正在石家庄学习，二十九日赶回了唐山。
他爱人在地震中牺牲了。
心里装着唐山人民的陈仁泉同志回来后，直奔指挥部报到。
许家信同志关切地说：“你先去安排一下吧，要化悲痛为力量！”
陈政委深情地说：“失去了爱人，我确实难过。
但是，唐山人民都是我的亲人，他们遭到这样大的损失，我更加难过。
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给我分配任务吧！”
这些天来，陈政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在市委工作着。

副部长张海在某县开会，地震发生的当天赶了回来。
一路上，他惦念的，是专职武装干部集训队二百五十多名同志的安全。
一回到家，他对爱人说：“集训队的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怎样了，我得马上去看看！”
说完，拔腿就朝八公里外的集训队跑去。

副部长常万祥腰部受了重伤，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和唐山人民战斗在一起。

领导干部公而忘私，英勇顽强，书写着继续革命的新一页；
其他同志也是舍己为人，坚贞不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作训科副科长李占魁，地震发生时正在值班室值班。
他回家只要几分钟就能走到。
可是，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家，而是马上去抢救首长和同志。
为了使阶级亲人尽快脱险，他豁出命来干。
指甲扒掉了，脚心被玻璃剜了一条大口子，全身处处伤痕，每扒一块砖石，每挪动一步，就留下一处血印。
他艰难地爬行着，顽强地战斗着，救护了一个又一个同志。
十点多钟，他弟弟含着热泪跑来了：“哥哥，我嫂子、侄儿……，你赶快回去吧！”
但是，这位一心为人民的坚强战士却说：“现在正是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你回去照顾家里吧。”
领导和同志们都对他十分关怀，要他立即回去，六十多岁的老职工王大爷硬要背他回去，可是他说：“我是人民的战士，是值班员，这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
政工科干事董贵山和李占魁一样，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家中的事情抛到脑后，坚守岗位，拚命工作。

打字员马保存出生入死，一人先后救出九名阶级兄弟，最后昏了过去。
……

武装部的同志们，就是这样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把颗颗红心献给了灾区人民。

唐山市人民武装部热爱人民，人民关心武装部。
地震刚过，干部、工人和民兵一批批来到武装部，询问情况，请求任务。
当他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岿然屹立在新华路上的时候，感到无限的宽慰，受到极大的鼓舞。

地震时，武装部的大门塌了。
孟华部长对科长王克远、参谋齐广生说：“快，把武装部的牌子扶起来，挂出去，叫全市人民知道武装部还在，唐山市人民的武装力量还在，无产阶级专政很巩固！”
王科长和齐参谋立即从砖石堆里挖出牌子，擦拭干净，牢牢地挂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人民看了欢欣鼓舞，敌人看了丢魂丧胆！

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必然要乘自然灾害之机搞破坏活动。
人民武装部就是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胸怀全局，立足本职，保卫人民，打击敌人。

地震刚过，孟部长就把副科长高万良叫来：“快去路北区，组织那里的民兵执勤小分队保护重点目标。”
当高万良跑步来到路北区时，那里民兵小分队的一些同志，已经从倒塌的房屋里脱险出来，背着枪支，昂首阔步地巡逻在街头，百倍警惕地守卫着银行和商场。

地震后不几天，武装部就三次召开全市武装干部会议，响亮地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组织发动民兵抗震救灾，保护人民，打击敌人！
在人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武装部又抽出十多名同志，由副政委韩敏等三名领导干部带领，深入工矿郊区，协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民兵组织。
在市委领导下，经过武装部的有力工作，到八月十日，全市的民兵组织不仅全部恢复了，而且大大发展了。
全市执勤的民兵小分队地震前为七百人，如今已发展到两千三百多人，各单位护厂护矿的民兵数以万计。
他们高度警惕，英勇顽强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职责。

郊区商业局武装部长梁兰亭脱险后，就背起冲锋枪，直奔商业局仓库，对妄图趁火打劫的阶级敌人进行了严厉打击，保护了国家财产。
西窑电瓷厂的民兵执勤小分队，在厂武装部长王子庆的带领下，坚决打击了几个造谣惑众，妄图混水摸鱼的坏分子。
唐山陶瓷公司的弹药库被震塌，一批武器弹药被埋住。
这个公司的工人民兵说：“人民的枪支弹药，一件也不能少。”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最快的速度，把枪支弹药全部挖了出来，擦拭得明净锃亮，背着它巡逻执勤，站岗放哨。

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就这样领导着这支特别能战斗的民兵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抢救阶级兄弟，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他们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谱写了一曲曲英雄战歌。
唐山市人民热情赞誉英雄的唐山工人民兵是保卫人民的铁拳头，赞誉唐山市人民武装部不愧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震醒的炮团党委成员在房屋猛烈摇晃中冲向门外，不约而同地奔向党委会议室前。
这时，负责主持全盘工作的年青的党委副书记、团长龚水生已经在那里等候大家。

党委紧急会议迎着黎明的曙光开始了。

“我们是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
当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抢救，这是战斗，是考验，要在抗震救灾中为人民立新功！”
龚水生简短有力的动员，激动着党委成员的心弦。
大家当即作出决定：指定三个连为抢险救灾分队，并由常委、黄副团长乘指挥车、携带电台，迅速查明郊区和市区的灾情，然后进一步组织抢救工作。

紧急会议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党委成员们接着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不久，团指挥所电台就不断收到黄副团长发来的电报：

“双桥公社房屋大部倒塌。”
“冶里大队受灾严重。”
“…………”
从一清早，部队抢救出来的受伤的工人、贫下中农、学生、儿童，开始从四面八方运进营区。

龚水生严肃地思考着：一时得不到上级指示，情况这么紧急，政委又患病，自己是由基层干部提升为团长的，第一次经历这么严重的情况，这么重的担子怎样才能挑起来？

龚水生想起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咒骂青年干部是“坐喷气式上来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自己就要和邓小平对着干。
毛主席把我们青年干部放到重要岗位上，我们一定要好好干，绝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他坚信，只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挥战斗，依靠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龚水生立即和几位党委成员研究。
这时患病的党委书记、政委常继武赶来了，他对龚水生说：“团长，你集中精力全面指挥，救治伤病员这一摊我包了！”
党委其他成员也都自告奋勇挑起了重担，分头率领部队出发去执行各项紧急抢救任务。

千军万马龙腾虎跃，奔向四面八方。
奔赴各居民点的部队抢救了二十个村庄、四个企事业单位。

炮团党委成员深刻意识到：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积极帮助地方党组织迅速恢复工作，狠抓阶级斗争，才能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
党委派出政治处一位副主任，和开平区的一位地方党委负责同志一起，跑了七个公社，帮助公社和生产大队迅速健全党委和支部，开展工作。
他们还派常委、张副政委带九名机关干部，两个保障分队，一部电台，四部报话机，到地委机关协助工作。
他们在那里昼夜值班，负责地委的安全警戒，及时收集、反映情况，接待来访群众，保证了地委机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点二十分，龚水生再次主持开党委会。
他提出抗震救灾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的指导思想，对指挥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提醒大家：“既要抢救阶级亲人，更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证抗震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党委成员中的老同志，看到青年干部龚水生在严峻时刻表现出高度的路线觉悟，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大胆而又科学的工作态度，都打从心眼里高兴。
大家决心向龚水生看齐，奋力挑好抗震救灾的重担，他们一个个忘我地奋战在第一线。

常委、范副政委带病指挥战斗。
为了抢救阶级兄弟，他整整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常委、吴副政委的爱人被压在屋内八小时，但他没去抢救照看，而是时刻把广大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带领部队奋勇抢救阶级亲人。

常委、陈参谋长一天一夜没休息，没吃饭，带领部队锯钢筋，凿水泥板，抢救出八个阶级兄弟。

党委成员的模范行动是无声的号令。
部队的干部战士个个奋勇争先，舍生忘死。
全团有二十五个战士家在唐山市，他们不顾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抗震救灾上。

抢救受灾群众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派往陡河水库侦察险情的人员向龚团长发来了报告：大坝下陷，出现多处裂缝，水位不断上升，随时有决堤可能。
熟知陡河水库情况的龚团长，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陡河穿唐山而过，陡河水库高出唐山市十几米，一旦决堤就要给唐山人民带来新的灾害，给抗震救灾造成极大困难。
龚团长当机立断，命令董副参谋长率小分队奔赴大坝，加强警戒，严密监视险情。

这时，龚团长听二连反映：阶级敌人造谣说“陡河水库决堤冒水了”，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扒车外逃，制造混乱。
他当即向部队指出：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更有严重的阶级斗争。
不仅要看到地动，更要看到阶级敌人在动。
地动山摇，抓阶级斗争不能动摇。
他要求部队向不明真相的群众作宣传，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

大雨倾盆，水库内蓄水已达三千六百万立方米，水位继续上升。

情况紧急。
党委经过调查研究，果敢决定：请示上级，放水！

大闸有几十吨重，平时要几十匹马力的电动机起动。
现在电源断绝了。

党委派出十二名干部战士，手摇起动机提闸。
余震不断，机房内落砖纷纷。
为了人民的利益，战士们冒着危险，不顾饥饿疲劳，奋勇提闸。
手摇起动机转动一百圈，大闸提升还不到一厘米。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大闸一厘米一厘米地上升，放到了二十个流量。
党委成员观察放水情况，发现流量还太小，下令继续提闸。
经过十个小时奋战，终于把四个大闸全提起来，加大到六十个流量。
水库里的水逐渐减少了一千多万立方米。

唐山市解除了洪水威胁。
陡河两岸群众有了用水。

随着抗震救灾斗争的进展，团党委接受一项新任务，要警卫十五个重点目标。
党委成员马上分头深入到重点目标，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学习革命导师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批判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八连战士张卫新，同一个前来抢仓库的坏人勇敢进行斗争。
龚水生和党委其他成员及时表扬了这个战士，教育部队抗震救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干部战士都象张卫新一样，自觉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分析、对待各种社会现象，时刻保持高度革命警惕，胜利地保卫了重点目标。

对阶级敌人刻骨仇恨，对人民群众无比热爱。
炮团党委教育干部战士在抗震救灾中发扬人民军队这一光荣传统。

在救治受伤群众时卫生队器材少，条件差。
常政委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器材。
一副副夹板做出来了，一瓶瓶麻醉药水制出来了。
……

医务人员少，人手不够用。
党委动员留守战士、家属、学生、小孩一齐参战。
原来学过医的参加治疗，不懂医的火线培训，孩子们也来端水、送饭、做棉花球。

地震破坏了道路，供应暂时中断。
干部战士自己喝稀粥，节约粮食支援群众。

天下雨，帐篷不够用。
战士们看到雨水浇在阶级亲人的伤口上，心急如火，大家毫不犹豫地用手撑起了炮衣、篷布。
瓢泼的大雨淋透了战士的衣服，感激的泪水湿润了伤员的衣襟。
军民的心啊贴得更紧，更紧。

炮团在抗震救灾前线，从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育着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班子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挥着战斗。
炮团党委成员异口同声地说：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无往而不胜。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英雄的唐山钢铁公司炼钢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军队和各地大力支援下，已经部分恢复生产，八月二十五日中午炼出了第一炉“抗震志气钢”。
本报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讯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首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厉行增产节约，努力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争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唐山、丰南一带强烈地震发生后，首都工业、交通战线的广大职工，在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的巨大鼓舞下，坚守岗位，团结战斗，同地震灾害进行了顽强斗争。
在自然灾害面前，广大职工认真回顾了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利用自然灾害大搞复辟活动的历史教训，更加坚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抗震斗争的决心。
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批判他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党委组织工人理论队伍，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列出十个专题，剖析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论总纲》。
他们抓住《论总纲》大肆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增强了分清路线是非、反修防修的能力，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
八月份以来，工人们坚守岗位，精心操作，各种油品和重要化工原料稳产高产，源源运往各地，新建的重点工程进展又快又好，经过试车，即将投入生产。

在北京钢厂，厂党委领导成员在强烈地震波及北京后，坚持每天认真看书学习不间断。
他们带领广大职工，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深入批判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夺钢大战。
主要车间九车间，八月份钢产量计划原来是八千五百吨。
工人们为了用多炼钢炼好钢的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把灾区的损失夺回来，主动把月计划指标提高到九千六百吨，创造了今年以来的日产最高纪录。
整个钢厂职工把车间当作同邓小平斗、同地震灾害斗的战场，各炼钢炉和各班之间，你追我赶，争分夺秒，挖掘潜力。
全厂在超额完成七月份计划之后，又超额完成了八月上中旬的钢产量计划，并且按照合同，为国家增产了许多优质合金钢。

北京煤炭战线通过“开滦受了灾，我们怎么办？”
的大讨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
他们在派出抢修队奔赴开滦的同时，展开了夺煤大战。
城子煤矿广大井下工人，学习唐山人民英勇抗震的革命精神，在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组成抗震采煤队，一面采煤，一面开辟新的掌子面，一个人顶两个人干。
广大干部也同工人并肩战斗在岩层煤巷。
工人们说：首都矿工钢铁汉，越是艰险越向前，天塌下来我们顶，地陷下去我们填，开滦损失我们补，誓为国家多贡献。
连日来，全矿煤产量成倍增长，创造了历史最高日产水平，到八月二十五日已提前五天超额完成了八月份国家生产计划。

北京铁路分局广大工人大搞社会主义协作，抢困难，让方便，为建设震不垮的钢铁运输线而英勇战斗。
当北京通往唐山的通坨铁路线被地震破坏后，他们立即和兄弟单位协作配合，组织抢修队，冒着大雨和余震顽强战斗，提前修复了这条铁路线。
接着又派出“毛泽东号”机车组等二十五个机车组，开赴现场，赶运重灾区伤员和各种物资。
由于各方面密切配合，团结战斗，使铁路畅通无阻，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首都工人阶级牢记毛主席关于要厉行节约的教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大力增产的同时，千方百计降低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充分发挥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作用，依靠广大群众精打细算，大搞技术革新，取得了增产节约的新成果。
八月上中旬，全厂生产水平比上月同期大幅度上升，钢、木材、煤、电力和汽油的消耗分别比计划降低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三十。
北京热电厂在多发电、多供热的同时，努力节约，使煤耗低于计划指标。
北京砖厂、南湖渠砖厂、西六里屯砖瓦厂的工人，为了支援重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大力增产建筑材料，还积极利用余热，以次煤代替好煤烧窑，节约了大量煤炭。

首都工交战线广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批示，坚持和工人实行三同。
他们用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北京化工实验厂党委九名主要领导干部，在实行三同中，虚心向工人学习，增强了增产化肥支援农业的决心。
他们在余震的威胁下，冒着设备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危险，和广大职工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八月上中旬化肥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六点五的好成绩。
北京人民机器厂党委把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件根本性措施，带领全厂百分之七十的科室干部和工人搞三同。
党委副书记在锻工车间顶酷暑，抡大锤；
厂革委会副主任到最危险的地方参加抢修震裂的厂房。
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战，八月份以来全厂生产水平比过去显著提高。
北京真空仪表厂党总支书记，自发生地震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工厂，坚持和工人搞三同。
他带领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学习走在前，批邓冲在前，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
八月份，这个厂自动加码把生产计划提高了一倍，全厂干部、群众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劲，使生产按新的进度胜利完成。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电 一九七六年北京国际女子篮球友好邀请赛今天在上海胜利闭幕。

这次邀请赛自始至终充满着团结友好的气氛。
经过第二循环的十五场比赛，罗马尼亚国家女子篮球队获得这次友好邀请赛的“优胜杯”。
各参加国的女子篮球队都获得了“友谊杯”。

今天下午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了闭幕式。
出席闭幕式的有：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敬标、黄涛、王成龙；

邀请赛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惠，副主任委员张振亚、汪湘君，秘书长宋中；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八”女子篮球代表团团长李正道，日本女子篮球代表团团长铃木正三，墨西哥女子篮球代表团团长劳罗·哈索·吉特隆，罗马尼亚国家女子篮球代表团团长依范·杜米特鲁，中国女子篮球代表团团长李世华。

闭幕式之前，墨西哥队同罗马尼亚队，中国队同日本队，朝鲜“二·八”队同中国二队，分别在上海卢湾体育馆和上海体育馆进行了最后三场比赛。
在上海体育馆，中国队同日本队的比赛打得紧张、激烈，扣人心弦。
日本队在上半时以四十八比四十六领先后，下半时继续加强进攻，最后以八十五比七十六取胜。
朝鲜“二·八”队作风顽强，能攻善守，在中国二队的凌厉攻势下，仍以八十三比七十四获胜。
在卢湾体育馆进行的一场比赛中，罗马尼亚队利用身高优势强攻篮下，以八十一比五十八战胜墨西哥队。

在二十五日的比赛中，中国队以八十八比八十胜中国二队，朝鲜“二·八”队以五十七比五十六胜墨西哥队，罗马尼亚队以七十七比七十三胜日本队。

比赛结束后，举行了发奖仪式。
在《团结友谊曲》的乐曲声中，田文惠主任委员向罗马尼亚国家女子篮球队发了“优胜杯”，各国代表团团长分别向参加这次友好邀请赛的朝鲜、日本、墨西哥、罗马尼亚和中国的女子篮球队发了“友谊杯”。
全场观众长时间鼓掌，向各国朋友表示祝贺。
整个比赛大厅，洋溢着中国人民、妇女和运动员同各国人民、妇女和运动员之间深厚情谊的热烈气氛。

邀请赛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振亚致闭幕词。
他说，经过各国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一九七六年北京国际女子篮球友好邀请赛已经胜利结束。
这次邀请赛达到了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标，是一次团结的聚会，友好的聚会。
他最后表示，希望朋友们回国后，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妇女和中国运动员对各国人民、妇女和运动员的亲切问候。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电 一九七六年北京国际女子篮球友好邀请赛组织委员会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欢送参加邀请赛的各国朋友。

出席宴会的有：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冯国柱，邀请赛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惠等。
参加邀请赛的各国朋友应邀出席了宴会。

田文惠主任委员首先在宴会上讲话，她代表邀请赛组织委员会对各国朋友在邀请赛期间给予的热情支持和友好合作，表示衷心感谢。
她说，这次邀请赛是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和平等协商的原则进行的。
各国朋友在比赛中表现的良好体育道德、顽强作风和精湛球艺，为中国运动员和广大观众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她表示相信，这次邀请赛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必将发扬光大。

王秀珍副主任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祝贺这次邀请赛取得圆满成功。
她说，各国朋友的来临，带来了各国人民、妇女和运动员的友好情谊。
在你们离开的时候，请把上海人民、妇女和运动员的深情厚谊带回国去。

朝鲜、罗马尼亚、日本和墨西哥女子篮球代表团团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感谢邀请赛组织委员会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们的热情款待。

各国朋友在宴会上热情交谈，共叙友情，演唱各国歌曲。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据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八月二十日写信给建成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厂区铁路的青年义务劳动者，表彰他们建成这段铁路的业绩。

霍查同志在信中代表劳动党中央并以个人名义对义务劳动者们表示致意，并祝贺他们通过不倦的劳动所取得的这一伟大成就。

霍查同志在信中说，这是青年们所贡献的又一美好礼物，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又一具有巨大价值的项目。
它象是一颗强劲地跳动着的健康的心脏上的血管。
它增加了我们的铁路，我们祖国所需要的物资每天通过这些铁路运往各个方面。

霍查同志在信中赞扬青年是巨大而无穷的革命力量，赞扬他们参加义务劳动。
霍查同志说，参加义务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建设重要的经济项目，而首先是锻炼青年一代，用革命的劳动观和人生观教育他们，培养青年男女的集体主义和克服困难的斗争精神。

信中号召：为了迎接建党三十五周年和党的七大以及青年团组织建立三十五周年，青年们应当以工人阶级为榜样，开展有利于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野蛮包围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地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义务劳动和新的运动，有力地表现出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在各方面记录下光荣和英雄主义的新篇章。

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厂区铁路是由八千多名青年工人、合作社员、战士和学生义务劳动者经过十七个月的辛勤劳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建成的，全长四十公里。
参加这条铁路建设的青年代表于八月十五日写信给霍查同志，报告这一喜讯，并表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和最困难的地方去。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根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决定追授水兵伊利亚·达希以“人民英雄”称号。

决定说，达希是在党的为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惜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战士。
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钢铁般的自觉的纪律性、主动性和牺牲精神，具有我们的年轻人保卫社会主义财产、把整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革命坚定性的特点，对同志和战友怀有无限热爱的战斗感情。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达希在他所在的军舰上同突然发生的大火的搏斗中，用自己的身体扑向火源，从烈火的危险中救出了军舰和同志们，英勇地牺牲在战斗岗位上。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第三百八十次会议八月二十五日在板门店举行。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韩柱庚少将在会上就保障共同警备区的安全、防止双方警备人员的冲突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并敦促美国方面作出肯定的响应。

韩柱庚说，根据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军事停战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达成的协议，双方在共同警备区内各自配置了不超过三十五人的武装人员。
他们彼此在军事分界线上，自由往来，在交叉设置的哨所上执行警备任务。
在这种状况下，双方军事人员不可避免地要互相对立，双方进入共同警备区时，都必须经过对方的哨所，这是可能发生冲突的条件之一。

他说，过去时期，共同警备区内发生的事件都同这种情况有直接关系。
为了保障这一区域的安全、完全消除双方军事人员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采取实际措施。

他说，“为了在会场区内防止双方军事人员之间的冲突，保证各自一方人员的安全，最合理的办法是使双方警备人员以军事分界线为界隔离开来，让他们只在自己的区域内活动，执行警备任务。
双方在会场区内也将只在自己一侧区域内设置警备哨所。”
他指出，朝中方面这项建议可以保证防止双方军事人员发生冲突和保障板门店会场区的安全。

韩柱庚说，如果美方接受这一建议，就可以让双方秘书长会议讨论与此有关的细节问题。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讯 苏联在扩大同西方的经济交流中追求什么目的？
目前形式的“扩大经济交流”到底对谁有利？
这是近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和报刊不断提出的问题。

一些西方人士和报刊指出，目前形式的经济交流，只是帮助了苏联的扩军备战，对苏联有利，而对西方却是祸害无穷。

首先，一些报刊指出，苏联经济具有明显的虚弱性，因此苏联力图通过扩大同西方的经济交流，取得西方的巨额贷款和各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以弥补其资金缺乏和技术落后等弱点，支撑自己大力扩军备战。
芬兰《十月》杂志今年第四期写道：“苏联经济的增长在继续放慢和完不成计划，主要是由于进行规模庞大的军备竞赛。
它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其经济困难，同时又能继续扩张军备。”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四月十七日的一篇文章在列举苏联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重大弱点以后说，英国一些专家认为，“它（苏联）在很长时期中不大可能弥合同西方的技术差距”，“这说明，大量进口西方技术确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是这样……”。

据苏联方面自己的统计，一九七五年，它从六个西方工业国家进口了价值三十七亿美元以上的机器和设备，同西方工业国家的贸易逆差达四十八亿美元（西方估计数字为五十五亿美元）。
而今年第一季度，苏联同西方工业国家的贸易逆差已达十七亿美元，按年率计算，大大超过了去年。
苏联还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求贷款，到目前为止，苏联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已达二百亿美元以上。
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阿尔希莫夫在苏联《对外贸易》杂志上承认，其中一百亿美元是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两年里借的。

苏联利用西方贷款建设了大批新企业，这些都直接间接增强了苏联的军事力量。
英国《每日电讯报》八月八日写道，“以贷款和先进技术的形式提供的西方援助已被用来加强苏联军事机器”，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要击败它的债权人”。
七月十九日的瑞士《日内瓦论坛报》在评论苏联航空母舰“基辅号”进入地中海时指出，苏联通过向西方订购商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能够集中力量制造军舰”。
美国参议员伯德说，美国向苏联提供的大批粮食，“多次使克里姆林宫摆脱了农业的灾难”，而西方先进技术，“使他们的分导多弹头导弹的研制，缩短了三到五年”。
日本报纸指出，西方为苏联建造的世界最大的卡车制造厂卡马汽车制造厂，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转而生产坦克。
西德《世界报》为此形象地写道，西欧国家“用降低利率和用贷款来支持苏联扩建军事机器，这是我们自己在锯自己所坐着的树”。

苏联同西方进行“经济交流”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借此在西方国家的某些人中助长缓和的幻想，并且利用它造成西方国家的内部争吵，分裂西方国家。
英国《每日邮报》指出，西方国家由于分歧，“在同苏联人的贸易和金融关系方面”干了蠢事。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执行委员布伦纳说，共同体国家应该谨慎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向苏联和“经互会”国家提供出口信贷时彼此避免竞争。
英国前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查尔方特明确指出，西方国家“不应允许苏联拉拢这个，反对那个，在它们之间制造竞争”。

同西方有些人想用经济交流套住苏联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却有使自己受制于苏联的危险。
瑞士《十月》月刊四月号说，“苏联愈能使西欧通过长期贸易协定而依附于它的订货，它就愈能在大规模军事压力之外，加强它对西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十月》还指出，苏联用原料偿付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和贷款，它越能以原料生产国或中间人插手西欧原料供应，那么从战略观点来看，它就越能控制西欧。
七月二十六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写道，“用西方的蛛网缠住东方的蜘蛛的理论在实践中行不通”。
“（西方的）政策制订者现在相信，西方的经济合作帮助武装克里姆林，让它进行下一步地理政治的扩张主义。
现在已经是严格遏止再这样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