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总统到达上海参观访问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博茨瓦纳贵宾马天水副主任和卡马总统先后祝酒
新华社上海1976年07月29日电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博茨瓦纳贵宾，由交通部长叶飞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由北京到达上海参观访问。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冯国柱，常委王景、关建等和两千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博茨瓦纳贵宾。
为欢迎博茨瓦纳贵宾，今天上海主要街道上空挂起了欢迎标语和彩旗。
虹桥机场上飘扬着中、博两国国旗。
当卡马总统和夫人走下飞机时，马天水、冯国柱副主任等迎上前去，同贵宾们亲切握手。
这时，乐队奏起欢迎曲，人们挥舞花束，青少年载歌载舞，上海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贵宾致敬。
卡马总统不断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机场上充满中、博两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气氛。
陪同博茨瓦纳贵宾来上海访问的还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明基，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政一。
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卡马总统和夫人等博茨瓦纳贵宾。
马天水副主任在宴会上祝酒，对卡马总统和夫人等贵宾前来上海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上海人民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解放二十多年来，已经把上海从极端腐朽落后的消费性城市逐步改造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
当前，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正在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伟大的斗争正鼓舞着全市人民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实际行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博茨瓦纳人民的战斗友谊。
卡马总统在祝酒时说，上海人民对他们非常热烈友好的接待，清楚地表明，在博、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十分可喜的关系。
中国是第3世界的一个成员，因此，它是第3世界国家正在进行革命的一部分。
为了把实现第3世界人民的愿望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两国的团结是很重要的。
卡马总统最后提议，为第3世界的团结干杯。

满载坦赞两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孙健副总理率我国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张春桥、谷牧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6年07月2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和由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参加坦赞铁路的交接仪式并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以后，满载坦、赞两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今天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的代表团团员有外经部部长方毅，铁道部副部长苏杰等。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谷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长乔冠华，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朱传贤、程飞、李金榜、高富有等。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马西耶，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维达迪，以及这两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附图片）
孙健副总理和由他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张春桥、谷牧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这是在机场合影。
新华社记者 摄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发表十五周年前夕，我们访问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07月的江西，赣江两岸骄阳似火。
共大师生们的心情也象火一般热。
他们正准备热烈庆祝07月30日这个光辉的纪念日。
十五年前，在共大勇敢地同党内资产阶级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笔给共大写了指示信，表示完全赞成共大的事业。
这对师生们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啊！
十五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他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浪里，一百多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长、壮大，象映山红一样开遍江西各个山头。
办无产阶级自己的学校
回顾学校创办时的斗争情景，共大的同志们总是充满了自豪，又十分激动。
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了加快革命老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迫切需要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但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教育阵地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工农学生被关在大学校门之外，有的即使进了学校，也被毒害得“学农不爱农，学农不务农”了。
广大工农群众对这种情况十分气愤。
他们说，我们无产阶级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为什么不能办无产阶级自己的学校？！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他们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冲破了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共大同旧学校截然不同。
它招收的对象是工农，不讲资格和文凭，也不受年龄限制。
它的总校设在南昌郊区，同时在偏远的山区农村建立了三十多所分校。
学生到校后，自己动手砍树烧砖，开荒造田，劳动建校，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贫下中农上学不增加家庭经济负担。
共大校长由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兼任，教师主要是下放干部、转业军人和有经验的工人、农民。
它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根据当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山区的需要制定的。
总之，共大的办学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它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它为创办无产阶级自己的学校，闯出了一条革命的路。
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激烈搏斗
共大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指示，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具有重大意义，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共大的一系列作法触怒了党内资产阶级。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于是，他们从政治上压，经济上卡，千方百计要扼杀它。
刘少奇一伙攻击共大“学生不象学生，工人不象工人，学校不象学校，农场不象农场”，根本不承认它，甚至停发教职员的工资，不供应师生粮食。
“管它承认不承认，我们照样办！”
共大革命师生顶住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压力，坚持无产阶级的“样子”。
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克服困难。
走资派看到共大压不跨、卡不死，就赤膊上阵，以“调整”为名，把当时已发展到一百多所的共大砍掉了六十二所，逼使两万名学员回乡。
走资派的倒行逆施，激起革命师生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强烈义愤。
上犹分校被勒令下马时，雇农出身的学员田杰才和四十多个同学登上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梅岭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垦茶园，继续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直到学校恢复。
东固山分校被迫停办时，贫下中农闻讯，连夜派代表赶到学校说：
“共大不能撤，他们不办，我们办！”
就在党内资产阶级对共大进行种种迫害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共大写了指示信，支持共大革命师生的斗争。
这个大喜讯传来，师生们的心情无比激动，他们亲切地把毛主席的《七·三○指示》称做共大的生命线，表示今后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定要把共大的事业坚持下去。
《七·三○指示》的光辉不仅照亮了共大前进的道路，也为我国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揭开了无产阶级教育史上的新篇章。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又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林彪反党集团以种种借口，用砍、并、搬等办法破坏共大。
有的分校，教师被下放，学生被遣散，生产基地被征用。
有的分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制度遭到破坏，使共大名存实亡。
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的共大革命师生，坚决抵制这种破坏活动。
当林彪反党集团要把余江分校校址改为所谓仓库，强令学校搬迁时，学校革命师生严词拒绝说：
“毛主席同意我们在这里办共大，谁也无权把我们撵走”，硬是顶住了这股逆流。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大师生清算了林彪一伙的罪行，进一步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七·三○指示》。
共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走资派还在走。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大刮右倾翻案风，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去年夏季，攻击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
什么“教学质量低”啦，“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啦，以及攻击社来社去的谬论，也传到了共大。
革命师生义愤填膺，他们围绕着“社来社去好不好”、“半工半读的学生质量高不高”等问题，展开革命大辩论，用共大的斗争实践狠批奇谈怪论。
他们说，十几年来共大培养了十五万多名学员，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坚持社来社去回队当农民。
这些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和贫下中农一道战天斗地，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
这铁一般的事实，是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有力回击。
当有人把攻击教育革命、攻击社来社去的复辟言论传到南城分校时，师生们立即察觉到这是修正主义货色，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
党支部及时组织全校师生对这种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
怎样实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共大在怎样贯彻执行《七·三○指示》，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来到高安、南城、进贤等分校时，看到那园田化的大面积稻田，那一片片油茶、杉树、毛竹，以及果园和茶园，五谷满仓，猪牛满栏，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学生们有的在试验一种水稻高产杂交品种，有的在猪场搞新法饲养。
谁能想得到，十几年前，这里只有一间破庙，或是渺无人烟的荒山呢！
现在，这几个学校，学生的口粮、肉、油、菜以及费用，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自给。
他们坚决按照《七·三○指示》办学，实行勤工俭学，牢记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坚持社来社去，为当地农业学大寨培养了优秀的骨干力量。
当谈到这些成绩的时候，几个分校的负责同志深有体会地说：
“怎样实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是否坚持农、林、牧的工和学，关系到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坚持什么方向路线的问题啊！”
他们告诉记者，过去由于对《七·三○指示》领会不深，又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些人往往片面地从经济上理解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认为学生劳动就是工，上课就是学，只要能赚到钱，经费能自给，做到不要国家一分钱，共大就算办好了。
这些人不去搞好农、林、牧这一类的工，却办礼品厂啦、肥皂厂啦，甚至开饭馆啦，真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钱就行。
结果使学生的工与当地的实际脱节，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群众批评说“抓了钱，丢了线”。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会沾染上重工轻农、重副轻农的思想，怎么还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
永新分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曾经抓了钱，丢了线。
后来他被调任公社党委书记时，发现自己培养的学生，有的担任了基层干部后，也是抓钱丢线，重副轻农。
这深深触动了他，使他感到自己办学路线有问题。
因此，当他又调回共大工作时，就坚决贯彻执行《七·三○指示》，狠抓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农、林、牧这一类的工，停办了礼品厂等同教学完全无关的工厂。
事实说明，办共大抓不抓以农、林、牧为主的工和学，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学校能否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大事。
确实，靠农、林、牧搞勤工俭学，做到经费自给，要花很大力气，要下硬功夫。
但是，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学生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学大寨的劲头足了，通过重新安排山河，科学种田，农、林、牧合理安排，是可以逐步做到生产自给的。
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进贤分校就是一个例子。
它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农、林、牧的工和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师生们在只有巴茅草和灌木丛的山坳战天斗地，治山、治水、治田。
他们开荒造田三百二十亩，兴修中小水库十二个，挖排洪沟、灌溉沟，改造低产的红壤土，大搞科学种田，把四百亩一季低产田改造成双季稳产高产田，使原来亩产不到一百斤的田，产量超过了千斤。
师生们还在荒山上造林一千五百多亩，并办有养猪场、养牛场等。
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劳动实践教育学生，牢牢掌握半工半读，以农、林、牧为主，为进贤县农业学大寨培养了大批新型农民的目标。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十几年来，共大培养了许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他们牢记“人民送我上共大，我上共大为人民”，与家乡的贫下中农一道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见到的进贤分校毕业生罗永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他1968年毕业后，抱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回到三里公社爱国大队当农民。
他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导，依靠贫下中农，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激发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把在共大学到的开山造田、改造低产田的经验带到大队。
在党组织支持下，他带领群众奋战一冬，修筑了五里长、三米半高的大堤，围湖造田二百亩。
随后，他又和贫下中农一起大搞园田化，使粮食产量增长十几倍，摘掉了年年吃返销粮的帽子。
现在全大队一年就向国家交售二十多万斤粮食。
罗永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贫下中农爱戴的革命带头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共大培养出罗永祥这样的学生，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
共大也有人争学生由国家分配当干部；
有的学生也存在“为了丢掉锄头把，才来上共大”的错误思想；
还有人想搞“智育第1”，只重视专业教师在课堂讲的专业课，轻视工农教师、轻视劳动实践，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顶不住冲击，就会偏离共大的办学方向，就培养不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因此，许多共大分校始终保持着共大政治建校的传统，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第1位。
它们组织学生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旧的传统观念。
有的分校利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大课堂来提高学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例如，井冈山分校和永新分校组织学生沿着毛主席当年走过的道路登上井冈山，在山上学习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使学生懂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不断发展，就取得胜利；
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遭到挫折。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后，永新分校请革命老人讲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失败，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把全村烧成一片火海的经过。
使学生认识到，今天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狂叫要组织“还乡团”，就是要让劳动人民重受二茬罪，因此一定要同邓小平对着干。
共大还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社来社去教育。
近年来，每年召开毕业生代表会，请毕业生向在校同学介绍自己同旧传统观念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体会和成就。
这对巩固社来社去成果，加强对学生进行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教育，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有的共大领导同志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学生坚持社来社去。
如担任共大莲花分校名誉校长的老红军甘祖昌同志，自己两个孩子上共大，毕业后都回乡当了农民。
由于狠抓了转变学生思想，学生学农爱农，以当普通劳动者为荣。
他们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贫下中农赞扬共大的学生说：
“鱼入水，鸟归林，共大毕业当农民，跟我们贫下中农心贴心！”
共大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
今天，共大这棵实践了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社会主义新苗更加茁壮了。
但是，斗争在继续，现在有斗争，今后还会有斗争。
共大的革命师生和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七·三○指示》的指引下，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一定会继续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取得更大的胜利。
本报记者（附图片）
共大进贤分校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师生们培育的早稻早熟和中熟的高产品种，为红壤地区水稻高产作出了贡献。
本报通讯员摄

毛主席语录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有份”谈起
解放军某部战士　熊六扬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参加革命当作“入股”，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通灵宝玉。
他说什么“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
邓小平大谈其“份”，暴露了他头脑里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是一个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政治投机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资本家在某股份公司里买了股票，也就有“份”了。
凭着这个“份”资本家就可以分取利润。
在共产党内，邓小平也把参加革命当作“入股”，凭着“出了力”、“有份”，就向党和人民伸手，捞一把。
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起资本主义来比资本家还厉害。
说到这里，使人想起了电影《决裂》中的曹仲和。
他瞧不起共大，要女儿去上“名牌大学”，还给女儿弄来了一张“优待券”。
他大言不惭地说：
“我革命几十年了，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
“革命几十年了”，就应该讨一张“优待券”；
“过去几十年”“出了力”，“是有份的”。
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意经”。
这些怀着个人目的，把革命当作“入股”的人，即使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只能是党的同路人，因而，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反感，开历史倒车，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值得注意的是，走资派要的岂止是一张“优待券”，他要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老革命”的身分，借这个招牌和身分，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高喊什么“有功”、“有份”，作为他们推销修正主义货色的商标，妄图把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
然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革命，要前进，决不允许党内外资产阶级开历史倒车。
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只能是“一枕黄梁”而已。

反击邓小平对革命舆论的攻击
中共天津市汉沽区委大批判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争夺思想阵地”，一方面拼凑舆论班子，筹办刊物，炮制文章，妄图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
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攻击革命舆论。
他在一次谈话中胡说什么“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
短短数语，就暴露出邓小平的反动阶级本性和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险恶用心。
邓小平的这番话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它的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广大革命群众的。
去年年初，报刊上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
各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学习理论的好文章。
这些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走资派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文章大造了革命舆论，好得很。
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批资产阶级法权十分反感，因而对这些文章，看在眼里，恨在心中。
他攻击“现在的文章”，恰好证明这些文章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同时，也暴露了他对抗和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的反动面目。
邓小平煞费苦心编造了一个“现在的文章”“不能说服人”的谎言。
这也不奇怪。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爱憎截然相反，没有共同的语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修正主义的谬论水火不容。
写文章，造舆论，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鲁迅说得很深刻：
“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
譬如，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看来，是伟大的真理，在资产阶级看来却是灭顶之灾。
革命的道理，广大工农兵完全能够学会，能够掌握，这是因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要革命，要前进。
而党内走资派要复辟，要倒退，革命的文章怎么能“说服”他们呢？
邓小平攻击“现在的文章”“不能说服人”，完全是十年前刘少奇一伙在《02月提纲》中攻击无产阶级
“武断和以势压人”的谬论的翻版！
他们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此，我们必须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起来将他们打倒，“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邓小平说什么“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把自己打扮成俨然是一个内行的“政论家”。
其实，邓小平是个不读书，不懂马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的复辟狂。
什么叫“论证”？
无非是摆事实，讲道理，用以证明自己的结论。
例如，报道小靳庄贫下中农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经验的《小靳庄十件新事》，这篇通讯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荡涤着封、资、修的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十件新事，在全国城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人民纷纷向小靳庄学习，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可是，邓小平对这个经验怀恨在心，大杀大砍，叫嚷：
“小靳庄有什么好！”
正如毛主席所揭露的：
“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就是要以“没有论证”的大棒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舆论打下去。
其实，“没有论证”这根棒子，打在邓小平身上，倒是十分合适的。
邓记谣言公司制造的那些古怪离奇、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有什么“论证”吗？
他们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有什么“论证”吗？
他授意炮制的那篇大毒草《论总纲》里，为了把“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吹成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总纲”，胡说什么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两个根本对立的东西硬说成是一回事，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连形式逻辑也不讲，连个推理也不要了，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论证”？
说穿了，邓小平攻击“现在的文章”没有“论证”，就是要人写文章宣传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邓小平越是起劲地反对革命舆论，就越说明革命舆论重要，就越说明我们取得了伟大成绩。
斗争实践告诉我们：
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决不可忽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决不可忽视舆论阵地。
这些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党内外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
正如列宁在10月革命胜利后教导我们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9页）我们一定要用革命舆论战胜反革命舆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而长期作战！

反动的大人物压不倒革命的小人物
四川省五通桥盐厂工人理论组
打开最近的报纸，我们就可以读到许多小官、学生、工、农、兵，在去年就自觉地同邓小平对着干的事迹。
天津小靳庄大队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说得好：
“‘十二级台风’算个啥，干，和他专开对头车！”
这种敢于反潮流的英雄气概，感人至深。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对于这条真理，从奴隶主阶级的“圣人”孔老二，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挂帅人物邓小平，一切反动的大人物都反对。
孔老二就露骨地说过：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在他看来，大人物是股风嘛，小人物是棵弱不禁风的草嘛，风吹草动，草随风倒，大人物哼一声，小人物只能顺着倒。
孔老二这个“风·草”论，两千多年来谬种流传，绵绵不绝。
刘少奇信过，称工农兵是“破椅子”，不堪一靠。
林彪信过，说群众只知“油盐酱醋柴”。
邓小平也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呀，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一般效果都不好”呀，等等。
他只信修正主义，只信自己，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人民群众。
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大砍大杀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人物刮风，小人物顺着倒，这是孔老二、邓小平们的信条。
他们从自己反动的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出发，总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把小人物的力量估计过低。
事实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小人物偏不顺着他们这些大人物倒，偏要对着干，搞得他们老是被动，老是碰钉子，到头来垮台了事。
“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
奴隶阶级的小人物柳下跖就是这么跟孔老二对着干的。
据《庄子》记载，孔老二听说柳下跖在山上聚众造反，心想：
凭我这股风，还不能把你小小的柳下跖刮倒么？
于是亲自上山面见柳下跖，又是压，又是哄，满嘴白沫子。
殊不知柳下跖硬是不理那一套，又是拍桌，又是吼，当面叫孔老二是“盗丘”，连珠炮似地揭孔老二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的复辟狂，“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阴谋家，吓得孔老二“色若死灰”，滚出门后三次丢落了马缰绳。
在这里，小人物活剥了“救世主”的画皮，打掉了大人物的威风。
真是剥得淋漓！
打得痛快！
柳下跖怒斥孔老二，小靳庄的贫下中农敢顶邓小平。
我们翻开一部自人类划分为阶级以来的几千年文明史，分明看到，是革命的小人物斗倒了反动的大人物，是革命的小官打垮了反对革命的大官，而不是相反。
这是一条历史的辩证法。
从本质上看问题，修正主义大人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属于革命的小人物。
不错，邓小平这类人物确实大，大就大在他们是一些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从上到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以把从党和人民群众手里窃取来的权力变成反对党、镇压人民群众的权力，可以刮起一阵阵势头不小的妖风。
他们在这么干的时候，又总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为民请命”、“关心群众”之类的旗号。
因而，他们压起小人物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更凶，也更狡猾。
对于这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然而，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邓小平也是集凶恶和虚弱于一身的人物，既大且虚。
虚，就虚在他代表的是没落着的资产阶级，衰亡着的资本主义；
虚在他是一小撮，老是替少数人打算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这样一来，他站在小官、学生、工、农、兵的对立面，使自己陷入千千万万小人物的重重包围之中。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总是要革命、要前进的，他们不喜欢修正主义大人物压他们。
他们同那些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的修正主义大人物誓不两立，理所当然地要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人民群众一起来，就使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折中与偏袒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厂二金工车间工人理论组
折中与偏袒，实是一对孪生兄弟，那里有折中，那里必定有偏袒。
这是因为折中的本意是偏袒，而偏袒又需要折中打掩护。
这一点鲁迅曾经给予深刻的揭露，一针见血地指出：
“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
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
（《华盖集·并非闲话》）
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就是玩弄折中主义的黑标本。
这个《条例》中充斥着这类词句：
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
表面看来，这是多么的全面、公正，不偏不倚。
其实不然，其倾向性十分鲜明。
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故意不分第1和第2，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实质正是强调第2位的东西，突出次要的东西，夸大支流的东西。
因为，一则，他们既然不强调第1，就意味着强调第2，不突出主要的，就意味着突出次要的，不肯定主流，就意味着夸大支流。
二则，他们往往在折中的并列的提法之后，唯恐别人不领会他们的本意，于是就在“但”字后面按他们的需要做起文章来了。
到此，他们的倾向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就以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倾向究竟是什么？
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
刘少奇、林彪一类长期以来都极力鼓吹唯生产力论，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呀，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呀，什么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呀。
他们打着发展生产的幌子，否定革命对生产的统帅作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而这个《条例》故意回避这个唯生产力论的要害问题。
不分主次，笼统地提出两种倾向，用这“是很不对的”，那“也是很不对的”词句，掩盖他们贩卖唯生产力论黑货的真实面目。
这也就是他们的倾向性所在。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他们还在条文中补上一句：
“决不能把在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作为‘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做贼心虚，不打自招。
原来，他们披上“革命统帅”的外衣，大刮“经济台风”和“业务台风”，而又想堵住工农兵的口，不准批判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
足见他们搞折中主义，贩卖唯生产力论，其倾向性是多么的鲜明！
当然，他们的这种倾向性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列宁选集》第1卷第153页）。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总是本能地偏袒资产阶级那“一方面”，攻击无产阶级这“一方面”。
折中与偏袒，一身兼之。
这是历来搞折中主义的共同特征。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一面高唱“中庸之道”，一面却千方百计为“贤者讳”，偏袒奴隶主阶级，攻击新兴地主阶级。
林彪一面叫嚷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过犹不及”，一面却恶毒攻击反修斗争是“斗绝了”，偏袒资产阶级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来，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但他“拚老命”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还是偏袒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
恩格斯曾经对折中主义者进行过无情的揭露，指出：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7页）我们必须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欺骗群众，搞复辟倒退的罪恶活动，认清折中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识破《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修正主义实质，使企业永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他们特别能同修正主义作斗争
——记“南京路上好八连”理论队伍
踏进上海的南京路，人们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里的哨兵——“南京路上好八连”。
在这英雄的集体中，有着一支特别能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理论队伍。
这支理论队伍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全连同志的支持下，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
他们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识别得早，抵制得坚决，一直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前列，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去年夏季前后，当邓小平在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时，八连理论队伍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资产阶级在教育界向无产阶级反扑。
理论骨干王占江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深入挂钩的天津路小学，紧密配合学校工宣队，组织师生们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狠批了有人攻击工宣队领导学校是“外行领导内行”，污蔑开门办学是“不务正业”的谰言，击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
12月初，八连在野营途中，收听了《红旗》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理论小组组长、指导员戴大喜立即召集理论小组进行学习讨论，连夜撰写稿件发往报社，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回到营房以后，理论小组先后走访了七所大、中、小学，运用大量的事实，编写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十大害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十大好处”，在全连进行了多次宣讲。
斗争在深入。
这支理论队伍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查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散布的许多修正主义黑货。
去年12月28日，在党支部的支持下，理论小组列出几十条邓小平的黑话，在全连公开批判。
有人对八连这样做很不理解，责问八连还要不要红旗？
理论队伍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航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向修正主义“大人物”邓小平开炮。
01月底，八连理论队伍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谬论很多，纲领就是“三项指示为纲”。
理论骨干梁西俊、耿登山、袁贤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政治上、理论上、策略手法上，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认清它的要害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理论小组写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是右倾翻案的总纲》、《阶级斗争是纲不容篡改》等文章，把斗争锋芒直指邓小平。
几个月来，这支理论队伍和全连的干部战士一起，联系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步步引向深入。
为了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理论小组采取学习讲座、理论讨论会等形式，选学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和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论述一百多条，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研究走资派产生的阶级根源、经济根源、思想根源和战胜他们的办法。
通过学习讨论，理论骨干对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向全连介绍了学习体会。
他们还采取多种形式狠批了邓小平去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散布修正主义谬论的一个“讲话”，揭露批判邓小平破坏军队建设，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翻案，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一步加深了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理解。
八连理论队伍在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过程中，坚持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运用。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始以来，八连理论队伍攻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有关章节，学习了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及报刊上的重要文章。
为了弄通一个原理、一种观点、一段论述，理论小组的同志们常常如饥似渴地学到深夜。
二排长周运德是理论小组副组长，为了深刻揭露邓小平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为党内走资派的过程，认清其反动本质，他刻苦钻研了《资本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全连作了辅导。
今年以来，理论小组在全连共作学习辅导二十八次，召开理论讨论会六次，出了许多墙报和黑板报，把学习运动逐步引向深入。
八连理论队伍采用“走出去，请进来”，搞社会调查，参加地方举办的报告会、学习班等方法，坚持在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理解，他们走向社会，向人民群众学习，先后到江南造船厂等十二个单位做了社会调查。
文化大革命前，江南造船厂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十七年只造了一艘万吨轮。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批判了“洋奴哲学”和唯生产力论，十年造了二十艘万吨轮。
通过调查，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决心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
打铁先得本身硬，批修必须思想红。
八连理论队伍非常注意在斗争中加强思想建设，永葆革命青春。
他们经常学习毛主席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回顾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荣传统，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做到有了成绩还要继续革命，条件好了不忘艰苦奋斗，赞扬声高了不要脱离群众。
副指导员王守新是理论小组的副组长，他自觉地和战士划等号。
近来，常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带领战士们到苏州河桥头帮助郊区菜农推车运菜，忙得满头大汗。
好八连住在南京路，出门是商店，到处是商品。
为了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理论小组围绕“新旧资产阶级是怎样利用商品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为什么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问题，专门组织人员对商品经济进行调查。
既看到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又看到商品经济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和腐蚀，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他们亲切地把草鞋叫做“红军鞋”，把补钉衣称做“防修衣”，把工具箱当做“传家宝”。
今年春天，八连有四名复员战士不回条件好的家乡，到条件艰苦的边疆插队落户，其中有三名是理论骨干。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八连理论队伍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告诫自己：
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党内资产阶级还在，走资派还在走。
要巩固发展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象鲁迅说的那样：
永远进击。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海军南海舰队某部战士和海上民兵一起学习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谬论。
　本报通讯员摄

军民同批邓
五指山下，南圣河畔，住着解放军广州部队群众工作先进单位某部指挥连和广东省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黎族应示大队。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他们团结战斗，谱写了拥军爱民的新篇章。
去年09月，指挥连战士陈彪来到应示黎寨。
他注意到在批林批孔中被批判的一个地主婆又活跃起来，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教育革命。
陈彪赶回连队，向党支部同志说：
“这股否定教育革命的妖风，风源来自上头，刮到底下，阶级敌人高兴，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
资产阶级发起进攻了，我们应该进行反击。”
党支部认真研究了陈彪的意见，立即派副指导员刘国友带陈彪等三人到应示大队去，支持教育革命。
夜晚，他们三人来到大队部门前，只见屋里灯火通明，一个人正在高声说话：
“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坚决予以回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原来，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黄明和正在支委会上作战斗动员呐！
军民并肩上战场，黎寨革命烈火旺。
黄明和、刘国友领着军民联合调查组的几个同志，走村串寨，深入调查应示大队教育革命带来的新变化，追查各种政治谣言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用大量的事实批驳否定教育革命的种种谰言。
去年，应示大队接到上边传来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搞好各项工作的精神。
大队贫协组长黄大成和在队里支农的指挥连排长李帮雄一块谈开了。
李帮雄说：
“我们搞好连队建设，搞好团结，都离不开阶级斗争这个纲。”
黄大成也谈到：
文化大革命后，应示大队办起阶级教育展览馆、政治夜校，坚持看书学习，斗了阶级敌人，批了修正主义，堵了资本主义，才使昔日刀耕火种的穷应示变成“马达山间响，河水上山岗，亩产千斤粮，五业大兴旺”的新黎寨。
他们越谈，越觉得“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有问题，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合拍。
他俩向大队党支部建议，不传达这个精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各项工作。
大队党支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成立了军民工作组，由黄大成和李帮雄带队，狠抓阶级斗争。
他们批斗了挑动宗族斗争，破坏团结的坏分子；
追查出毒死耕牛，破坏春耕生产的流窜犯，进一步擦亮了干部社员的眼睛，激发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他们狠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
今年夏收总产达到九十五万斤，比历史上早造产量最高的1974年增产五万斤。
解放前的应示黎寨，在三座大山和黎头奥雅（地主）的压迫剥削下，广大贫苦黎族群众世世代代“刻木记事，结绳记数”。
解放后，他们政治上翻了身，但是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上学的人仍然很少。
指挥连进山后，一直把帮助应示人民学文化，学理论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他们上山打石伐木，盖校舍，做桌椅，帮助九个黎村办起了政治夜校，坚持不断地派人和群众一起学习。
应示大队也经常派老贫农去给指战员们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指挥连和应示大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努力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他们说：
“我们决不能让黎头的皮鞭重新在我们面前飞舞，绝不能让奥雅重新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本报通讯员

勇为革命闯风浪
去年夏季的一天上午，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警卫营二连班长、共产党员侯长松和全班同志到营里听传达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当听到有关“三项指示为纲”的内容时，他不禁一愣：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现在为啥又冒出个“三项指示为纲”呢？
回来的路上，这个问题在小侯的脑海里不断翻腾着……。
吃过午饭，侯长松就急匆匆地找到副班长张士云，议论开了：
“按照‘三项指示为纲’的说法，三项工作都是纲，纲这么多行吗？”
“以什么为纲，这是关系到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弄清楚！”
晚上，同志们都入睡了，侯长松还坐在学习室里，浮想联翩。
敢不敢反邓小平这个大人物呢？
他拿起了党的十大文件，默读着早已用红笔标出的那一段话：
“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读到这里，侯长松猛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
“不对的就是要顶，不管它有多大的风险！”
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十大文件激励着侯长松连续奋战。
这天晚上，他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重温了《共产党宣言》、《矛盾论》等书的有关章节，写了一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读书笔记。
第2天凌晨，张士云来到学习室，侯长松指着《共产党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这句话，激动地说：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坚持抓阶级斗争，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谁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耍花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在全班学习讨论会上，侯长松旗帜鲜明地摆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坚持抓阶级斗争，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我们所提的任何一个口号，都必须服从党的基本路线。
在那火热的日子里，侯长松带领全班同志迎着斗争的风浪阔步前进。
侯长松和副班长商定：
班里作计划，订措施，投稿件，写文章，都不提“三项指示为纲”。
他带领全班同志正确分析我军建设的大好形势，并列举了几十个事例，回击邓小平的“今不如昔”和“雷锋叔叔不在了”的无耻谰言。
他发动全班同志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开展红色书信活动。
他组织全班同志积极学习小靳庄，全班人人写诗，个个登台，开了六次赛诗会。
禾苗茁壮盼雨露。
正当侯长松和战友们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时候，今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当晚，侯长松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毛主席的指示一字一句地抄在本子上，在下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什么‘整顿’为纲，都是要篡改阶级斗争这个纲！”
他壮志满怀挥笔写下了战斗的誓言：
“毛主席挥手指航程，披荆斩棘永向前，看未来任重道更远，——勇登攀！”
今年，部队复员退伍工作开始后，侯长松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复思考着：
一个革命战士如何为反修防修作出贡献？
有人从边疆回来，他不厌其烦地询问边疆的火热斗争生活；
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边疆的报道，他一篇一篇地收集起来，决心退伍后到边疆去，当一颗填平三大差别的石子，做一个守卫边疆的哨兵。
他先后八次口头和书面申请到边疆去。
他说：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拚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到斗争最前线去，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站岗、放哨。”
今年05月，上级党委批准了侯长松到新疆温宿县落户的申请，部队开展了向侯长松同志学习的活动。
现在，侯长松已随着时代的列车奔向了新的战斗岗位。
本报通讯员

在斗争中学习 学习为了斗争
铁道兵某部修理连战士、共产党员　王安明
去年08月28日，我听了邓小平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散布修正主义谬论的一个“讲话”的传达以后，觉得他在“讲话”中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提党的基本路线，不讲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指导部队建设，不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相对抗。
在10月15日，我写信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反映了这些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就能无私无畏干革命，就能识别修正主义，敢于同走资派作斗争。
我1973年入伍后，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在通读《毛泽东选集》的基础上，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对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走资派的欺骗性，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去年初，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联系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进行了学习。
认识到，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人比旧的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正因为这样，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讲话”时，感到它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与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与毛主席的建军路线相违背。
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路线斗争，联系部队的实际，我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问题很大，在日记上把自己的看法记了下来。
邓小平在“讲话”中大讲“整顿”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写道：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统帅其他一切工作并要贯彻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
抓住纲，一个个‘目’就张开了。”
针对他对部队大好形势的污蔑，我写道：
“部队总的是好的，起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经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各种锻炼和考验。”
对部队形势“‘少报喜多报忧’的说法也不恰当”。
邓小平在“讲话”中反对老、中、青三结合，我就写道：
“难道一个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非常坚决的年轻人就不能当指导员了吗？”
邓小平的“讲话”不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就写道：
讲话“乍一听，觉得象是给了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严重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以定心丸、强心剂”。
我感到邓小平只强调少数几个人的作用，不提群众，不讲路线，其实是贩卖“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为了确实抓住邓小平“讲话”的反动实质，我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有关著作，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
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想通一个问题，就爬起来记下来。
这样，写下了上面这篇日记。
以后，我将这篇日记的内容整理成信件，寄给毛主席和党中央。
我的行动得到了部队许多干部战士的坚决支持和热情鼓励。
我深深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指战员当中是深入人心的，是扎下了根的。
我们班长岳振亭就曾对我说：
“只要你能抓住纲上线上的实质问题，写对了，我豁出一切支持你。”
不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了。
今年元旦，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重要指示，使我受到很大鼓舞。
当天晚上，我一连收听了四次广播，直到夜里两点多钟才休息。
每当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时，我心情都无比激动，有几次都止不住流下热泪。
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说到了我们革命战士的心坎上，给我们批判修正主义，同走资派作斗争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力量。
我把毛主席的指示，一条条地抄写在日记本上，反复学习领会。
战斗正未有穷期。
我的学习还刚刚开始。
我决心在斗争中更加刻苦地看书学习，坚持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作不懈的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加强秋田管理　夺取全年丰收
定西和温江地区广大干部、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战胜自然灾害，大秋作物长势良好，一片喜人景象
据新华社兰州1976年07月29日电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甘肃省定西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抓阶级斗争，促农业生产，在夺得夏粮丰收以后，不失时机地投入了大秋作物的田间管理，使锄草、灌水、追肥、防治病虫害等项工作，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扎实。
目前，全区二百八十九万亩大秋作物普遍长势良好。
从干旱山区到水川地带，块块马铃薯苗全苗壮，糜、谷、玉米长得秆粗叶茂，为夺取全年丰收奠定了基础。
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定西地区，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历来干旱缺水，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以来，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面貌有了显著变化。
今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紧密联系农业战线现实的阶级斗争，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发展。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振奋革命精神，同天斗，同地斗，同低温、干旱等自然灾害斗，斗出了今年夏粮的好收成。
在夏粮生产基本定局之后，各级党组织又及时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投入了搞好大秋作物田间管理的紧张战斗。
在斗争中，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坚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带领群众抓批邓斗争，促大秋管理。
地、县、社三级领导干部除少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大都在农村蹲点跑面，全区还有四千多名脱产干部，同社员一起战斗在农业生产第1线。
他们坚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紧密结合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进行生动具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有力地推动了大秋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
定西地区多年来灾害频繁，干旱威胁最为严重。
为了确保大秋作物增产，同干旱作斗争，今年以来，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长期抗灾、人定胜天的思想，坚持不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比往年更大的成绩。
到06月底，全区共修成“三田”（条田、梯田、水地）二十四万二千多亩，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二。
凡是有水利条件的地方，都狠抓了水利工程建设，采取蓄、提、引并举，以小型为主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完成各种水利工程七百六十八项，扩大保灌面积五万亩。
这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的迅速完成，增强了抗旱抗灾能力，为今年大秋作物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冰雹危害较大的社队，今年还及早地采取了防雹措施。
定西地区面积辽阔，地多劳力少，过去不少社队是春天撒籽，秋天收获，不搞田间管理。
近两年，这种状况开始扭转。
今年，各社队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各项措施搞得更加扎实。
截止目前，全区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秋田锄过头遍草，三分之一的秋田锄过二遍草，比去年的锄草面积有较大的增加。
施肥量也有显著增加，全区生猪存栏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
不少地方还因地制宜大搞菌肥和腐植酸类肥料，解决肥料不足的困难。
马铃薯是定西地区主要的大秋作物，面积占整个大秋作物的一半。
今年，各社队特别是种植面积较大的社队都纠正了过去缺苗断垄的现象，加强了管理，使每块马铃薯地都达到应有的株数。
同时，还改变不给马铃薯施追肥的老习惯，给相当一部分马铃薯适时地施了追肥。
因此，今年全区一百四十万亩马铃薯普遍苗全苗壮，一片喜人景象。
新华社成都1976年07月29日电
四川省温江地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夺得今年小春丰收以后，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加强玉米、水稻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努力夺取全年农业的全面丰收，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位于都江堰灌区的温江地区，是四川的“粮仓”。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的推动下，这个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低温，夺得了小春粮食作物的丰收。
但是，由于持续低温，季节推迟，农活集中，给秋收作物的田间管理和水稻栽插带来了很多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带领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紧密联系农村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增强了抗灾夺丰收的信心，大家出勤率高，干劲大，保证了秋收作物管理的顺利进行。
现在，广汉、新都、什邡等十二个县的秋收作物田，已经锄了两遍草，施了两遍肥，早玉米和水稻长势良好。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特别是毛主席在1964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示发表以后，温江地区广大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纷纷打起铺盖，深入社队，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
在彭县、大邑、邛崃等县蹲点劳动的干部，同社员一道喷洒农药，捕捉粘虫，及时控制了玉米和早稻的虫害。
战斗在农业生产第1线的地、县、区、社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从思想上和物质上认真做好防灾抗灾的准备，力争夺取今年农业的全面丰收。
（附图片）
河北省成安县何横城大队干部、社员正在抓紧夏苗田间管理。
本报通讯员 摄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以革命化带动机械化
全国国营农场技术革新取得新成果
据新华社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国营农场技术革新活动蓬勃发展。
据全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国营农场不完全统计，单是主要田间作业实现的技术革新项目就达到八十多项、七万多台（件）。
技术革新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国营农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比集体农业经济较早、较快地装备了现代化农业机械。
到1975年，国营农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的总数，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一点一倍，联合收割机增长一倍，农用载重汽车增长百分之六十点八，主要机引农具也有相应的增加。
各国营农场的党组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革命化统帅机械化，注意造就一支亦工亦农、又红又专的农业机械化队伍。
为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广大干部和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生产实际出发，大搞技术革新。
广东省南光农场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自力更生，利用全场仅有的三台车床大搞技术革新，不懂技术就边干边学，设备简陋就土法上马，材料缺乏就修旧利废，遇到难题就集体攻关。
从1971年以来，先后创制挖穴机、压青施肥开沟机等二十二种机具，基本上实现了橡胶林管理机械化。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机械的逐步增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的蓬勃发展，向国营农场的修理厂（所）提出了提高修理能力，扩大服务项目，提高修理质量的新要求。
不少农场采取修旧利废，自制设备，自己武装自己的办法，促进了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
湖南省国营君山农场党委为了解决有了拖拉机，缺少机引农具的“有头无尾”和“有头少尾”的矛盾，发动群众批判“等、靠、要”的错误思想，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干、创、造”的革命精神。
他们自力更生，大搞农机具配套会战。
这个农场逐步使自己制造的加工机床和专用设备占全场现有设备的一半以上，先后制成了一批配套农机具，使一台动力机平均有农机具四点六台，实现了一机多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国营农场的党组织带领广大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散布的
“群众落后论”、“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反动谬论，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为革命大搞技术革新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黑龙江省红兴隆国营农场管理局所属各国营农场充分依靠广大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建立起三百五十四个“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
他们坚持课题从群众中来，方案通过群众讨论，研制发动群众参加，成果交群众鉴评，集中群众智慧和实践经验，先后创造了一些作业效率高、深受群众欢迎的新型号机械。
事实证明，工人群众不仅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主力军，也是搞科学实验的主力军。
当前，各国营农场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正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决心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为在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在深入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新胜利的大好形势下
我国科学工作者测出元谋猿人年龄
云南境内发现丰富的古猿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新华社讯
在深入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加快科研步伐，最近采用古地磁方法首次测出云南元谋猿人的年龄为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左右，从而把我国过去发现最早的猿人年代推前了一百多万年。
在这同时，他们还确定元谋组地层形成于距今一百五十万至三百一十万年间，把第四纪地质的历史也推前了二百万年。
随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地球化学研究所，也相继用古地磁方法进行测定，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
元谋猿人牙齿化石是于1965年05月01日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
此后，地质力学研究所在有关单位配合下，依靠当地贫下中农，对元谋猿人化石地层和第四纪冰川地质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最近测定出了元谋猿人化石和元谋组地层的年龄。
在这同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省博物馆也在这个地区挖掘出了旧石器和用火灰烬，进一步证实了元谋猿人的活动。
经过对比分析，我国科学工作者确定元谋猿人的年龄比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要早一百多万年。
传统观点认为，地球地质史上的第四纪只有一百万年，甚至更短。
一些外国“权威”抱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竭力否定中国第四纪存在冰川活动的事实。
我国科学家李四光生前在这方面做了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掌握了大量确凿的科学调查材料，终于确定了中国冰川的存在。
我国科学工作者这次在对含元谋猿人化石地层的研究过程中还发现，元谋盆地在第四纪地质历史时期内有过多次冰川活动。
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元谋组地层下面找到了冰川遗迹，从而确定了三百多万年以前我国有过冰川活动，并定名为“龙川冰期”。
这是我国第四纪地质上的新发现。
这项发现，为今后研究我国第四纪地质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新的事实。
新华社昆明电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博物馆的科技人员同云南省禄丰县金山公社贫下中农一道，在禄丰县褐煤层中发现了丰富的古猿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二十年前在云南开远小龙潭煤矿首次发现古猿牙化石十颗，之后再未发现过。
这次新发现的古猿牙化石有一百多颗，并有一个完整的下颌骨及变形的上颚骨破片，丰富了我国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化石证据。
这次还发现了种类繁多的跟古猿伴生的哺乳动物的化石，为鉴定古猿生活的年代及生态环境提供了资料，对研究我国华南新生代地质具有重大意义。
据分析，该地层时代为距今三百万年到一千二百万年前的上新世。

圆满结束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
孙健副总理离达累斯萨拉姆回国
行前尼雷尔总统设午宴招待孙健副总理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7月28日电
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圆满地结束了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之后于07月28日下午乘专机离开达累斯萨拉姆回国。
到机场欢送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有：
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首席法官赛义迪，内政部长姆韦尼，农业部长马莱塞拉，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滕加拉扎，卫生部长斯特林，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司令特瓦利波，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达累斯萨拉姆专区书记鲁韦加西拉和其他政府官员。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和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专家组的代表。
赞比亚驻坦桑尼亚的高级专员曼亚迪和驻坦桑尼亚的一些友好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送。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同尼雷尔总统，第1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以及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
这些会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姆贝亚、达累斯萨拉姆、阿鲁沙、滨海等专区和桑给巴尔时，还参观了坦赞铁路、工厂、乌贾马村、鲁伏国民服务队营地等。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兄弟的坦桑尼亚人民的热烈欢迎。
坦桑尼亚人民在尼雷尔总统的领导下，在捍卫民族独立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在建设国家中所取得的可喜成就，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7月28日电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07月28日在国家大厦举行午宴，招待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孙健。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外经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
坦桑尼亚方面出席宴会的有：
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总统办公厅国务部长西约维尔瓦、内政部长姆韦尼、外交部副部长伊萨克·赛佩图和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
宴会上，尼雷尔总统与孙健副总理以及其他中国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谈话。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7月28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孙健07月28日乘专机离开坦桑尼亚回国时，打电报给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感谢他对中国代表团热情友好的款待。
电报说：
“在离开贵国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尼雷尔总统和琼布第1副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贵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极为热情友好的款待。
坦桑尼亚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为建设自己国家表现出的发奋图强精神和取得的成就，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电报说：
“祝中、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孙健副总理访问坦赞
07月14日，在赞比亚中央省的新卡皮里姆波希车站，举行了约有一万名群众参加的坦赞铁路交接仪式。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博茨瓦纳总统卡马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孙健等参加了交接仪式。
07月13日，孙健副总理到达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时，在机场上受到赞比亚人民的热烈欢迎。
07月23日，孙健副总理在参观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友谊纺织厂时，和该厂工人亲切握手。
07月27日，孙健副总理参观坦桑尼亚滨海专区鲁伏国民服务队营地稻田时，和当地群众一起收稻子。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我解放军军医小组离秘鲁
新华社利马1976年07月27日电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张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小组，在结束对秘鲁的访问后，于07月27日上午离开秘鲁回国。
在访问期间，中国军医小组参观了一些医院，同秘鲁卫生界人士进行了接触，交流了有关外科、泌尿、神经、烧伤、断肢再植和针刺麻醉等方面的经验。
通过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国秘鲁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医务人员之间的友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小组是在14日到达利马对秘鲁进行友好访问的。

我驻加大使为我体总主席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渥太华1976年07月27日电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27日晚上在这里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举行招待会。
赵正洪在蒙特利尔参加了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会议。
前来这里参加一些国际体育联合会会议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其他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在出席招待会的一百六十名来宾中有：
加拿大卫生和福利部长马克·拉隆德，运输部长奥托·兰，国防部代表尔·里德少将以及外交部和政府其他各部的高级官员。
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和林达光，加拿大体育、教育和新闻界著名人士，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加拿大华侨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负责人和正在加拿大的一些友好国家的体育代表团的负责人。
招待会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

革命现代京剧在日本
——记中国上海京剧团访日演出
白浪滔天的东海是千百年来中日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悠久的两国文化交流传颂着许多友谊佳话。
今年05月中旬至06月底，中国的革命现代京剧首次在日本演出，受到日本人民热烈欢迎，为中日文化友好往来增添了崭新的篇章。
（一）
不少日本朋友熟悉中国传统的艺术，但有更多的日本人民渴望了解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取得的光辉成就，亲眼看看中国革命现代京剧的演出。
因此，上海京剧团在日本东京等八个城市演出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全剧、《审椅子》、《津江渡》短剧和《磐石湾》选场，在日本观众中引起了亲切的共鸣、热烈的反应。
在剧场里，通过演员表演和同声翻译，台上台下感情交融，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起伏。
演出结束时，演员谢幕往往达七、八次之多。
演出不仅场场满座，而且常常加座。
有的观众冒雨前来观看，有的远道而来。
在北九州，一位住在宫崎县的日本朋友开了六个小时的汽车，翻山越岭赶到剧场。
一位两腿瘫痪的老人，由他的亲属背到剧场看演出。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村冈久平，深为这种盛况所感动。
他对上海京剧团的成员说：
“你们国家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胡说什么革命样板戏没有人看。
你们在日本的演出非常成功，这证明革命样板戏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智取威虎山》剧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杨子荣，以其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敌斗争的英勇机智获得了观众的热烈赞赏。
当杨子荣从野狼嗥手中缴获惯匪座山雕垂涎已久的“秘密联络图”，返回驻地与参谋长商议袭敌之计时，场内一片肃静。
而当杨子荣斗志昂扬地高唱“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时，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位从事工会工作的日本朋友被杨子荣光彩照人的形象所感染，发表了这样一段感想：
“《智取威虎山》象一部瑰丽的革命诗篇，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从杨子荣、小常宝等英雄人物的英勇斗争及全剧的情节，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气魄、军民团结一致的力量和中国人民矫健的前进步伐。”
广岛一位十七岁的学生万东隆弘曾看过《智取威虎山》影片五次，这次又亲眼看了这个革命现代京剧。
他在给上海京剧团的信中，欢呼“革命京剧万岁！”
日本朋友这些充满对中国人民友好感情的话，是对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
许多日本朋友通过观看演出，加深了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了解。
日本戏剧评论家石泽秀二在二十年前看过旧京剧，这次他又看了革命样板戏。
他把两者作了对比后评论说：
“你们现在的京剧的确不是京剧的改良，而是京剧的革命……它以革命思想为基础。”
日本著名的歌舞伎演员河原崎长十郎赞扬京剧革命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使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
他说：
“旧京剧是反映旧时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腐朽没落生活的。
而经过文化大革命锤炼的革命京剧样板戏，则是根据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塑造了新时代的英雄人物。”
革命现代京剧受到日本人民热情支持的盛况，除了在剧场中处处可见之外，一些日本朋友学唱革命样板戏也是生动的说明。
大阪古琴演奏家吉冈，听过唱片《智取威虎山》中的选曲《共产党员》，非常喜爱这段唱腔。
在大阪的欢迎集会上，她在古琴的伴奏下，演唱了这个选段，博得了与会者七百多人的赞赏。
东京中国语研修学校的一年级学员、工人大友泰一和他的同学植松信晴，在上海京剧团到达东京前一个月就相约学唱革命样板戏。
大友白天学习中文，练习演唱，夜里还要到一家公司去做工。
06月10日下午，上海京剧团的演员同学习中国语的五百多位朋友联欢时，大友和植松上场演唱，另有十二名同学伴唱。
演出结束时，上海京剧团同志同他们热烈握手，合影留念。
（二）
在近五十天的访问演出期间，上海京剧团同日本艺术界的朋友们广泛地进行了交谈、联欢。
他们有的是新朋，有的是故知，人民的友谊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京剧团访问大阪时，正值大阪—上海结为友好城市的两周年。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上海京剧团乐队全体成员，同日本关西地区的艺术家举行座谈会。
七十一岁的山崎旭萃是位弹奏琵琶的老艺人。
她用中国唐朝传入日本的五弦琵琶，演奏了日本传统的歌曲。
双目失明的筝演奏家须山知行，演奏了根据唐朝古典乐曲改编的日本乐曲《春之海》。
这些演奏，使人们缅怀古代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深感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最后，日本朋友把日本艺术界最高的礼品——舞扇，赠送给中国朋友。
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京都府本部举行的欢迎会上，齿轮座剧团的朋友们远道从山口赶来，同上海京剧团的成员促膝谈心，畅叙友谊。
杉村春子等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日本话剧界老朋友们，在演出的百忙中抽出时间，同中国演员们欢聚。
河原崎长十郎等日本歌舞伎界的朋友们，同上海京剧团的同行们联欢，显得格外亲热。
在名古屋，上海京剧团访问了为日中友好作出贡献的已故后藤钾二先生创办的名古屋电气学园，受到后藤夫人和儿子后藤淳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校师生职工的热烈欢迎。
在联欢会上，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名古屋电气高中学生吹奏乐团，为中国客人演奏了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乐曲。
从名古屋回到东京的当天下午，京剧团又同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松山芭蕾舞团联欢。
这个团的著名演员山崎敬子扮演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在上海京剧团演员唱着《北风吹》的歌声中，翩翩起舞。
这个动人的场面，充分表现了中日两国艺术界朋友的深情厚谊。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促进会的坂本德松，代表松山芭蕾舞团赞助会前来欢迎上海京剧团。
他表示，今后要坚决高举反霸的旗帜，为早日归还北方领土而斗争，同时要为日中友好而斗争。
上海京剧团06月07日到东京都八王子市访问新创作剧团时，受到剧团男女老少的热烈欢迎。
这个剧团正在北海道演出的演员们，也赶回来同中国朋友相见，并为中国朋友们表演了北海地区广为流传的《拉网小调》。
幕启后，只见“北海丸”渔船从根室港出发，行驶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
渔民载歌载舞，捕捞鱼蟹。
但是“北海丸”却不能驶近清晰可见的齿舞、国后、色丹和择捉等岛屿附近的海域。
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着这些岛屿。
浩瀚的海面上顿时狂风四起，波浪翻滚。
“北海丸”的渔民们，紧紧拉着渔网，凝望那渗透着日本人民劳动血汗的北方四岛。
这时，舞台上出现了“誓将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进行到底！”
的巨幅标语。
充满激情的歌舞，表达了日本人民收回日本固有领土的坚强决心。
上海京剧团还访问了日本制铁公司八幡制铁所等工厂、农村、学校，为日本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们表演节目，并观摩了日本朋友们的演出。
当京剧团前往广岛北部的千代田镇时，正遇到滂沱大雨。
但是，数百名农民、妇女、青年和少年儿童，从十几里以外的偏僻山村，冒雨赶来与中国朋友联欢。
镇上的三十名男女农民，头戴斗笠，身穿民族服装，为中国客人热情地表演了日本农民传统舞蹈《插秧舞》。
农民老妈妈们唱着歌，打着拍子，感情真挚，气氛热烈。
（三）
上海京剧团在日本成功地演出了二十四场，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这中间，凝结着日本朋友多少辛勤的劳动和珍贵的友谊啊！
负责舞台工作的村松、山本、樱庭满等人，经常带病坚持工作。
在福冈演出时，剧场临海，海风很大。
从化装室到舞台有一条长达二十米的走廊，上半截是透风的。
这些日本朋友发现这种情况后，深怕中国演员着凉生病，在深夜里用木板和布把它钉好。
为京剧团运输布景、道具的汽车司机，经常是演出一结束，就连夜运布景、道具，通宵达旦。
他们不仅管运输，而且还从事搬运、清点物品和保证安全。
接待单位的负责人姉小路、清水正夫等不但主持京剧团的接待，而且还同中国演员们一起参加舞台劳动。
尤其是为上海京剧团作同声翻译的四位日本演员，为把剧中演员的道白、唱词传达给日本观众，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令人感佩。
他们是津田乔、水泽摩耳、小笠原和野见山。
杨子荣的配音演员津田乔在接受任务之后，试译了几次，总感到对剧中人物还不熟悉。
于是，他就从《智取威虎山》的电影中，努力去体会杨子荣的英雄性格，又专心致志地聆听日方舞台总导演片山镇熊讲述他在访问中国期间亲眼见到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事迹，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史实。
上海京剧团到日本后，他又和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交朋友，从舞台的演出中一遍又一遍地体会杨子荣的英雄品格，努力突出英雄人物，使同声翻译充分表达舞台上的英雄形象。
经过一番努力，津田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配音任务。
水泽虽然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但她既为苦大仇深、有觉悟的猎户女儿常宝配好音，又生动地为一个十三、四岁的红小兵红菱配好音，博得了观众的好评。
06月29日，在上海京剧团即将离开日本的时候，欢送的人群同京剧团同志洒泪握别，依依难舍。
他们在近五十天的共同战斗中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这密切的友谊，这动人的告别场面，正是中日人民友好的生动写照。
中日友好，这是历史的潮流。
它象永远奔腾向前的东海波涛一样，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从一条牛身上剥下好几张皮
茅文
不久前，苏联在联合国散发了它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一篇“谈话”，竭力为它对第3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进行辩解。
马立克大肆吹嘘苏修在第3世界提供“优惠贷款”，进行“互惠贸易”，建立“联合企业”等所谓合作关系，厚着脸皮说什么苏修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具有“稳定的分工性质”，“牟取暴利和剥削是同苏联贸易组织的目标不相容的”云云。
马立克的叫卖，第3世界的人民早就听腻了。
苏修对第3世界国家盘剥的大量事实早已对马立克之流作了有力的批驳。
人所共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直打着“经济援助”的旗号，以提供贷款向第3世界输出资本，进行高利盘剥，并索取特权和军事基地，把它作为剥削、掠夺、控制受“援”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手段。
而马立克却说什么苏修提供信贷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比资本主义市场的利率低得多”，“偿还的条件是优惠的”等等，总之是一付慈善家的乐善好施面目。
完全是欺人之谈。
苏修提供贷款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吗？
否。
远的不说，就以比较近的一些事情为例。
据土耳其报纸去年揭露，苏修向土耳其提供七亿美元的贷款，扩建伊斯肯德伦的钢铁厂和耑义迪谢希尔铝厂，条件之一就是要土耳其政府允许苏修在黑海建造的吨位超过国际协定规定的两艘航空母舰有权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
最近，据报道，苏修同一个亚洲国家政府谈判提供贷款，提出的一个条件是这个国家必须同意苏修海军舰队有自由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权利。
这样一些无理要求，不是“政治条件”，又是什么呢？
老实说，苏修向别人提供贷款，总是着眼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对于对方，客气点的是要人家听它的话，不然它就强行索取特权和军事基地。
在它签订的协定中它则利用苛刻的经济条款来对受“援”国施加压力，进行讹诈，以达到政治上控制的目的，有时候则以逼债作为迫人就范的手段。
这都是屡见不鲜的。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进行残酷剥削时曾经指出：
“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第1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2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页）今天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起当年的老牌帝国主义来，可以说是贪婪百倍。
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的何止是两张皮？
从贷款取得利润这张皮，对苏修来说是不在话下的。
马立克说什么苏修提供的贷款“比资本主义市场的利率要低得多”，这完全是诡辩。
苏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的利息，通常是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利息表面上不算很高。
但是正如印度《经济评论》所指出的，“虽然苏联贷款的利率看来只有百分之二点五，但其真实利率是相当高的，只是被苏联供应商品的高价所掩盖了。”
况且苏修往往或利用所谓“黄金保值条款”，以单方面调整汇率进行敲诈（在这方面印度吃够了苦头）；
或通过各种方式勒索外汇（在这方面斯里兰卡、突尼斯等国都有经验）。
还必须指出，近年来当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宽贷款条件、降低平均利率和延长偿还期限的时候，苏修规定的贷款条件却越来越苛刻，有的索取年利大大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偿还期则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为短。
例如，苏修向伊朗提供一笔三千五百万卢布的贷款用于修建阿拉斯边界河水利灌溉枢纽，就规定年利高达百分之三点六，十二年还清。
1974年苏修向孟加拉贷款一千二百万英镑，索取年息高达百分之四。
这样一些事实，岂是马立克一句话所能抹煞的吗？
至于通过高价销售陈旧设备和物资牟取高额利润这张皮，苏修也是剥得很狠的。
苏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一般都是规定要用于购买苏修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而苏修出口的机器设备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
例如1969年苏修向印度出口一万五千台拖拉机，其备用零件价格要比它卖给东欧国家的高两倍。
不仅如此，它还年年提价。
据统计，第3世界国家1960年出口一点七吨茶叶可以买到一台苏联金属切削机床，而到1974年就要出口三点八吨茶叶才能买到；
1960年出口四吨天然橡胶可以买到一部苏联载重汽车，而到1974年却要出口十吨才能买到。
正如一家亚洲国家的报刊所说的，苏修向发展中国家“倾销陈旧的和有毛病的机器等货物以牟取暴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马立克在大谈苏修信贷的“优惠偿还条件”时说，接受贷款的国家“可以用这些国家传统的出口商品以及用苏联援建的企业的产品来偿还”。
这就是苏修一再鼓吹要大大发展的“外贸联系新形式”——“抵偿贸易”。
然而这种偿还条件恰恰对苏修这个大债主才是优惠的。
苏修就是利用这种“抵偿贸易”向第3世界国家肆意掠夺它所需要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象埃及、伊拉克、伊朗的棉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橡胶，几内亚的铝矾土，印度、孟加拉国的黄麻，拉丁美洲国家的咖啡、水果等。
苏修贷款给印度修建了一个年产五十万吨氧化铝厂和一个年产五万吨乙内酰胺厂，而这些工厂的全部产品都要运往苏联抵债。
而且，苏修往往以比国际市场低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价格取得它所需要的矿产原料和农产品。
例如，亚洲一个国家以天然气抵偿苏修贷款，每一立方米价格为五点六八美元，仅相当于当时国际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
伊朗用以还债输送给苏修的天然气价格，仅为苏修卖给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价格的四分之一。
当代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关系，本来就是在帝国主义占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它本身就是不等价交换，苏修搞的则是加倍的不等价交换，一出一进就接连剥下了两张皮。
据估算，从1955年到1973年，苏修通过这种“超级剪刀差”，从第3世界掠夺了一百一十三亿美元的利润。
难道还有什么比这对苏修更“优惠”的吗？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苏修还有一手，就是通过提供贷款在发展中国家兴办所谓“联合企业”，也就是合股公司。
这些“联合企业”，是苏修以提供设备等生产资料作为股份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或私商合股经营的。
这纯粹是苏修以直接投资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剥削和经济渗透的工具。
苏修通过这种“合股公司”，控制所在国的生产和贸易，榨取廉价劳动力，掠夺天然资源，推销工业产品，争夺国际市场。
在这些“合股公司”中，有的是苏修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把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
有的即使苏修占有股份不到一半，由于它实际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资料，仍然挟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优势，操纵着企业的财政和业务大权，从中牟取暴利，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在苏联高等院校采用的《对外贸易组织与技术》教科书的最新版本中就公然声称，在苏联与外国的合营企业中，控制权要属于全苏进出口联合公司。
请看，一个口口声声表白自己是第3世界“天然盟友”的国家，竟然和老牌帝国主义一样去攫取与所在国政府或私商合办的企业的控制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既然苏修控制了企业的大权，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掠夺和剥削。
苏修同一些非洲国家合办的渔业联合公司，竟要把一半甚至全部捕获的鱼类，作为苏修的红利和贷款抵偿运往苏联。
试问，苏修在发展中国家搞的这种联合企业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有什么两样？
不管马立克怎么卖劲，叫喊什么“这些企业的活动与跨国公司的活动根本不同”，显然都是徒劳的。
列宁曾经说过：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
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
（《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4页）马立克之流正是列宁所痛斥的那种人。
但是，不论苏修先生们如何把他们的最坏的货物贴上“最漂亮的标签”，如何把他们最贪婪的掠夺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苏修这一套，在吃过它的苦头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当中，是越来越不灵了。

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年会上
一些代表谴责苏联霸权主义
新华社1976年07月23日讯
据日本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从07月19日至23日在东京举行年会，通过了1976年行动方针。
行动方针决定工会总评议会将继续开展反对垄断资本家的剥削、要求提高工资、恢复政府雇员和国营企业工人的罢工权利和制止物价上涨等的斗争。
行动方针还决定本着维护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开展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运动。
大会通过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表示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谴责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统治；
要求美国侵略军撤出南朝鲜。
在大会讨论期间，一些工会的代表谴责了苏联的霸权主义和“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并要求总评议会对此采取明确的态度。
大会选举槙枝元文为工会总评议会议长。

墨西哥和芬兰反对苏联在两国海域滥捕鱼虾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07月28日电
墨西哥渔业合作地区联合会的法律顾问阿尔维托·索利斯·皮内洛07月27日在尤卡坦州的梅里达市向《至上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苏联派遣大型渔船在墨西哥的专属渔区内捕虾，使墨西哥渔民遭受严重损失。
索利斯·皮内洛说：
“这些大型俄国渔船在我国的渔区里撒下网，面对这些俄国船，我们的渔民靠自己的那些小船能干些什么呢？！
”
索利斯·皮内洛还说：
“我们一直在谴责那些不断违反我国法律和国际渔业法的外国渔民的入侵。
因为这些船员用很密的渔网把所有各种鱼虾捕走。
最近几星期，苏联大型船只拖带锁链，使我们的船只受到损失。”
《至上报》07月28日发表社论，谴责苏联渔船的这些非法活动“直接侵犯了墨西哥人的利益，特别是渔民和其他在经济上依靠渔业工业的劳动者的利益”。
社论表示支持墨西哥政府在本国沿海海域和大陆架实行警戒，以阻止苏联渔船的这种损害墨西哥利益的活动。
新华社赫尔辛基1976年07月28日电
据芬兰报纸报道，芬兰阿赫伟南马省当局07月27日作出决定，向芬兰政府表示反对苏联在乌托西部博格斯卡地区的芬兰领海捕鱼。
阿赫伟南马省的渔民早就要求限制外国在博格斯卡地区的捕捞权，因为这一地区是这个省的渔民在严冬冰封季节唯一可以捕鱼的地方。
这个省的渔业官员指出，去年外国渔船在这个地区的捕捞已给芬兰渔民造成了很大困难。
据《首都日报》报道，一些激愤的芬兰群众最近向苏联驻阿赫伟南马省省会马里安哈米纳的领事馆扔石块。
在领事馆和附近的建筑物上出现了反对苏联行径的标语。

意大利《人民报》发表文章
揭露苏联在地中海加紧军事扩张
新华社罗马1976年07月28日电
意大利《人民报》07月27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在地中海的海军扩张。
文章说，十年来，苏联“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和培养人数众多的海军人员”。
在地中海往来的苏联潜艇、水面舰只和各种船队日益增多，其活动也日益频繁。
目前，“地中海已成了（苏联）油船、拖船、调查船和辅助船频繁往返的场所”，这些船只“构成了（它）在公海和国际海域里真正的活动的海军基地”。
文章强调指出，苏联“对地中海的水文和海洋研究作出的努力，说明俄国海军头目把这个地区看成俄国作战蓝图上的重要地区”。
文章还揭露了苏联最近又派“基辅号”航空母舰进入地中海从而增强了它的海军力量。
文章最后要求西方国家应随着俄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而加强自己的力量。

第3世界加强团结争取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可可生产者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强调促进合作维护经济权益
朝鲜《劳动新闻》指出不结盟国家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加强经济合作
新华社洛美电第27次可可生产者联盟大会最近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
可可生产者联盟成员国喀麦隆、象牙海岸、巴西、加纳、加蓬、尼日利亚和多哥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
利比里亚、墨西哥、赤道几内亚和委内瑞拉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大会。
多哥计划、贸易、工业和运输部长库乔卢·多戈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公正和平等是促进成员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他呼吁各成员国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成员国其他代表团团长也先后发表了讲话，强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对于维护它们的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会议决定，由喀麦隆和多哥分别任可可生产者联盟一九七六——1977年度执行主席和副主席。
会议还决定，第28次可可生产者联盟大会将在象牙海岸举行。
据新华社阿克拉1976年07月23日电
据加纳经济和计划部发表的新闻公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首次部长理事会会议20日到23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
这次会议是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首次最高级会议做准备的。
加纳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昌庞07月20日在开幕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一年多以前，西非地区十五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拉各斯举行的会议上，签署了成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条约，目的是为了促进它们之间在经济活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和发展。
阿昌庞主席强调指出：
“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精神应该成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重要工具。
我们必须用各种办法加强我们自力更生发展的能力。
我们必须更加注意我们国家之间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电
拉丁美洲食糖出口国第5次会议通过的一项最后文件指出，拉丁美洲食糖出口国集团必须保持团结，“以便维护对我们有利的基本产品的价格”。
拉丁美洲食糖出口国第5次会议于最近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
拉丁美洲食糖出口国集团的二十二个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食糖的价格、市场、成员国的科学技术合作和有关食糖的情报交流等问题。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巴拿马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里霍斯发表讲话说，对食糖生产国来说，唯一的抉择是组织起来，在购买食糖的国家的市场上显示集体的力量。
据新华社平壤1976年07月28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07月28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不结盟国家要在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上加强相互的经济技术合作。
文章说，不结盟国家的人民面临着建设民族经济的紧迫任务。
为了建设民族经济，首先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因为自力更生的原则是不结盟国家的人民在建设民族经济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有效地建设民族经济的决定性保证。
文章说，不结盟国家为了卓有成效地建设民族经济，必须加强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合作。
这种经济技术合作是不依赖大国的、在短期内以自己的力量建设民族经济的重要途径。
文章说，不结盟国家应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不附带任何条件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紧密合作，来解决在建设民族经济中遇到的资金问题。
“如果这些国家企图依靠外国的、特别是帝国主义者的‘援助’和‘借款’来解决资金问题，那就不仅不能建设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且必将重新遭遇殖民地受奴役的命运。
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或‘借款’只不过是侵略和掠夺的手段而已。”
文章说：
“今天，不结盟国家的人民为发展民族经济正在加强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干涉的阴谋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不结盟国家民族经济的建设。”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
谴责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
新华社地拉那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最近发表一篇题为《苏联经济危机的后果沉重压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文章。
文章说，由于完全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苏联在经济的各部门连年遭到失败。
农业失败最惨。
1975年农业生产下降幅度最大。
粮食产量比修正主义者们自己预定的数字少八千万吨。
农业上，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灾难性破产，使得苏联不得不从西方大量购买粮食，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从美国进口的。
在粮食生产下降的同时，苏联畜牧业也困难重重，畜产品奇缺。
文章说，苏联的工业也面临严重的困难情况。
文章指出，经济破产的沉重负担，被转嫁到苏联人民身上。
市场上日常必需品和食品奇缺，物价昂贵，并且不断上涨，其中肉类、食用油和蔬菜的价格上涨尤其突出。
近几年来，每个苏联工人家庭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大幅度增加，每个苏联农民家庭的实际收入也显著下降。
最困难的是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大批劳动者。
而新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巨额利润，还在解雇工人，加紧剥削。
文章说，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社会的不平等也表现在分配方面。
今天苏联社会的阶级差别日益深化，广大群众生活贫困，而当权的官僚集团则发财致富。
文章最后说，苏联劳动群众正在采取各种斗争形式，来表示他们对这种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满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