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宣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
继续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广大工宣队员英勇战斗，同邓小平对着干，取得很大成绩
新华社上海1976年07月28日电上海进驻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进驻单位的广大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决心在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中，进一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这些阵地上永远高高飘扬。
八年来，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上海的工人宣传队一直坚持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革命。
他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战线，现在共有一万二千七百多名工宣队员在英勇战斗。
去年以来，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又经历了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走资派还在走，工宣队就要斗”，这就是他们的鲜明的战斗口号。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第2中学、金山县朱泾镇工农兵小学等单位的工宣队，在去年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敏锐地觉察出气味不对，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在党组织领导下，勇敢地战恶浪，顶逆流，同邓小平对着干。
在回顾这一战斗历程时，工宣队员们豪情满怀，充满着同走资派斗争必胜的信念。
他们说：
路线斗争是可知的，党内走资派是可以识别的，修正主义逆流是能够斗败的，只要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完全能够辨风向，顶逆流，充分发挥工人宣传队的政治作用，带领进驻单位广大群众，在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正在进一步深入，上海广大工宣队员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革命的规律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工作中，不断取得了新鲜经验。
现在，全市市区已有四百多所中学陆续同二千多个工厂建立了固定的挂钩关系，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单位成立了厂校教育革命联络组，由工厂的领导干部、工厂派出的工宣队员、厂的工人代表和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组成，全面安排学校在工厂开展教育革命的各项活动，动员了更多的在厂工人担任工人讲师或教育革命的其它工作，使这些学校的教育革命更加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展示出社会主义学校的崭新风貌。
上海广大工宣队员带头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重要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努力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重大问题。
他们把搞清楚这个问题同总结工人阶级占领、改造上层建筑的斗争经验结合起来，同认清工人阶级历史使命、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加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遵循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教导，上海广大工宣队员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中，不断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他们认真看书学习，定期回原单位参加劳动，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拒腐蚀永不沾的先进典型。
上海广大工宣队员表示，一定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经常同本阶级保持密切联系，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永远战斗不息。

中共张掖地委认真总结推广群众的新鲜经验
把批邓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新华社兰州1976年07月28日电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热情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认真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后，张掖地委领导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注意总结和推广基层干部和群众创造的先进经验，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发扬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引导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于是，他们分头到农村、工矿和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推广群众批邓的经验，用典型经验指导面上的运动。
高台县南华公社南寨子大队的理论队伍，以政治夜校为阵地，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分专题进行辅导，分析邓小平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过程，邓小平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关系，邓小平如何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逐步明确产生走资派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使群众看清楚，只要存在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总是存在着的。
因此，一定要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个公社蹲点的地委副书记总结了群众创造的这个经验，并在全社进行推广，使全社的政治夜校很快发展到六十五所，每个大队都有了理论学习小组，使学习和批判深入发展。
为了解决联系实际，开展学习和批判，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张掖地委领导成员深入社队调查研究，虚心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
地委书记窦述带领干部到张掖县小满公社十个大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群众中创造出的新鲜经验。
康宁大队紧密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教育干部群众不忘阶级斗争；
用新旧社会的对比，批判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教育群众认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批判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反动罪行，教育干部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
“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大柏大队把批邓和评论《水浒》结合起来，引导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联系宋江从内部破坏农民起义的过程，批判邓小平代表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有的大队把批邓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的新鲜经验，使参加调查的领导同志很受教育。
他们认识到，只有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才能教育干部、群众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认真总结了群众批邓的斗争经验，在全区推广：
一是把批邓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
通过对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的批判，使干部、群众认识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使大家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
二是把批邓和抓好现实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联系本社本队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及其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提高干部、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
三是把批邓和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结合起来，批判邓小平否定新生事物的反动谬论和扼杀新生事物的罪行，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四是把批邓和促进领导班子的革命化结合起来，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教育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五是把批邓和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结合起来，带头抓革命，促生产，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夺取今年农业生产的新丰收而努力。
这些新鲜经验的推广，使全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深入向前发展。
民乐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通过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建立了一支以民兵为主体的农田基本建设常年专业队。
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立即得到了地委的支持。
他们的经验为全区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加快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创造了条件。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
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中央号召灾区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新华社1976年07月28日讯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
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
电报全文如下：
河北省、天津、北京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并转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1976年0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共中央
1976年07月28日

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新华社1976年07月28日讯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07月28日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
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
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四度，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
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
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
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
大量医药、食品、衣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
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震情。
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
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河北省三河县孤山公社科技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百万工农齐踊跃”，开进上层建筑领域，占领科研阵地。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这大好形势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在他的唆使下，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这一类的奇谈怪论也出笼了。
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吗？
否！
就拿我们公社开发地下水源这项科学实验活动来说吧，我们公社地处孤山脚下，过去水源奇缺，历年粮食产量不高。
据县《乡土志》记载：
“孤山周围十余里，地下三丈许，皆是岩石，不易掘井。
一遇大旱，田野龟裂，草木枯黄，赤地数百顷，民不聊生。”
1959年，一位“水利专家”来这里勘测地下水。
他根本不接近我们贫下中农，整天关在屋子里，翻资料，查数据。
到实地勘测的时候，他又独断专行，把我们贫下中农的意见当成耳边风。
他一连搞了三个月，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还武断地下了个孤山地区缺水，不宜打井的结论，夹起皮包走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公社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研小组。
十二个成员，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初中毕业。
科研小组接受的第1个任务就是要在“打井禁区”打出水来。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文化低就刻苦学，理论少就干中钻，业务生就反复练。
我们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阅读有关寻找地下水的书籍。
在勘测过程中，我们走访了数百个老农，比较全面地调查了这个地区的地层结构和地下岩脉走向。
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制作出一只土电测仪。
我们这些
“大老粗”，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在不同的地点，对不同的岩层进行定点地下水位探测和大面积沙石采样工作，取得了大量第一性材料。
马克思说：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资本论·第2版跋》，《资本论》第1卷第23页）我们从实际出发，分析研究这些资料，认识到孤山周围地下岩层深度不一，有峰有谷，有深有浅，而且浅中有深，深中有浅，深的有水源，浅的无水源。
群众常说：
“两山夹一嘴，打井必有水。”
这就是说要在地下沟壑处打井。
就这样，我们在西山西大队成功地打出了第一眼深井。
几年来，我们根据这个认识，努力从不利的整体中寻找有利的局部，沿着地下岩脉走向，用土电测仪测出深曲线五十七条，定井位三百二十个，本着“深、中、浅”相结合的原则，打了一百六十二眼井，成井率达百分之八十五。
几年来，我们这个滴水贵如油的穷乡僻壤，改变了面貌。
粮食亩产1972年上《纲要》，1973年过“黄河”，1975年的产量是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三倍。
我们这些被走资派诬蔑为不配搞科研的贫下中农，完成了过去一些“专家”没有完成的科研项目。
这是对邓小平的有力批判。
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完成科研的新任务，夺取新的胜利。

依靠工人阶级加强科学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设计研究所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科学研究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叫嚷“科研大大削弱了”。
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研究所依靠工人阶级搞科研，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就是对邓小平反动谬论的有力批驳。
我所是工业方面的一个综合研究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严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人群众，脱离生产实际。
科研工作进展缓慢，五年多的时间，只完成了三项成果。
群众对此很不满意，批评我们是“空谈高精尖，生产不沾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所科研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开门办科研的正确道路，紧紧依靠工人群众，使科研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几年来，我们与六个县市的几十个队办企业的贫下中农和二十多个工厂的工人相结合，进行了微生物、轻化工、机械、电子、新型合金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
并对许多轻工业厂、社的生产工艺进行了技术改造，以及开展综合利用、三废处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共取得四十多项成果，其中有二十项填补了自治区的空白，有八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我区的工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开门办科研，是促进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长期以来，科技领域被资产阶级所霸占，剥削阶级的偏见和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块世袭领地，凭借所谓“知识优势”同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斗争。
他们不停地制造和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工人水平太低不能搞科研”等谬论，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舞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端正了科技界的思想政治路线。
为了使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科研阵地，我们通过开门办科研、建立中间试验基地等途径，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加了科研队伍的工人成分。
工人在全所工作人员中的比例由文化大革命前的百分之十几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形成了工人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绝对优势。
为了更好地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我们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科研人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帮助科研人员实现世界观的转变。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建立了以工人为骨干的理论队伍，组织科研人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效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我们研究所有三分之一的课题组由工人担任领导。
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带到科学研究中来，有利于消除过去笼罩在科研领域里的“知识私有”、垄断资料等资产阶级恶劣作风。
这样做改变了过去科研工作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局面，呈现出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革命景象。
羊皮酶法脱毛课题组就是一个以工人为主的课题组。
为了解决我区每年将三十万张山羊皮运至区外加工的不合理现象，他们奔赴生产第1线，同银川皮革厂的工人师傅一道，向传统的灰碱法脱毛工艺开刀。
他们长期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共同商量，团结战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经过两年艰苦的工作，终于胜利地攻克了羊皮酶法脱毛工艺关。
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72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科研人员参加了许多工厂、盐场的建设。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领导干部、工人和科研人员参加的建设队伍，既搞工艺设计、设备制造，又搞安装试车，从始至终与建设单位的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通过实践，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和改造，逐步改变了过去“学工科的不会做工，学理科的不懂生产”的状况，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

发展科学理论的宽广道路
——驳“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的谬论
西南农学院教授　侯光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恶毒地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破坏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
在他的指使下，科技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说什么“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
把搞理论与同工农相结合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端荒谬的、反动的。
搞理论，必须首先解决方向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实行同工农相结合，才能解决。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这一点，我在三年的蹲点实践中，是感受很深的。
三年前，我刚到农村的时候，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着腾房，借家具，照顾我。
当时，春旱严重，贫下中农都在紧张车水抗旱，日夜不停。
我却忙着去搞一些学院式的品种、肥料、密度的单因子试验。
广大群众对我就逐渐冷淡下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去找队干部求教。
他直率地对我说：
“当前群众担心不抗旱会歉收，对国家没有贡献；
你想的却是搞试验。
你想的同贫下中农不一样呀！”
尖锐的批评，促使我展开思想斗争。
我重温毛主席的教导：
知识分子要使自己的工作受群众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于是，我白天和社员一起挖板田、车水，投入抗旱斗争，晚上就查阅资料，研究抗旱夺高产的问题，终于发现我国劳动人民早就创造出的“大窝耕作法”。
经过试验，这是在干旱情况下有利于保水、保肥、保土，争取好收成的有效方法。
试行之后，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从此，我根据当地党委和群众的意见，从农业生产发展的急需出发，同群众一起开展了“水、土、林综合治理”，“作物高产的农业预测、预报、预控”等科学研究，把“三省（省工、省水、省化肥）一高（争取高产稳产）”作为研究土壤的主攻方向，使自己的理论工作有个良好的开端。
到底谁是土壤科学的主人？
过去，我总以为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土壤科学的主人。
我的任务是把土壤科学知识“普及”给广大劳动群众。
下乡三年来，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才是土壤科学的主人。
我不仅在政治上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而且在业务上也要向他们学习。
为了使农作物科学研究能够起到指导大面积高产的作用，我从1974年夏天开始，搞短期诊断开方的科学试验，聘请劳动模范袁茂江到点上来指导工作。
没想到他已经从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中，找出了在大田生产中短期诊断开方、促进高产稳产的一套新办法，而且比我所使用的鉴定方法好。
三年来，我从广大农民群众中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解决了许多长时期未能解决的问题。
究竟谁最聪明，这聪明是哪里来的，我这时才恍然大悟。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毛主席又说：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我过去埋头在学校和科研机关的小天地里搞科研，搞来搞去，离不了那几个老题目，好象走马灯一样，翻来复去总是那几套。
这还谈得到什么科学理论的发展呢？
只有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实践，才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
我的关于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是同贫下中农一道改良土壤，总结了农民经验提出来的。
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中所包含的土壤学理论，是取之不尽的。
由此可见，决不是什么“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而是恰恰相反。
正是同工农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才使理论有可靠的根据，有丰富的源泉，有无穷的生命力。
邓小平和科技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这些奇谈怪论，是否定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要让广大工农群众回到“劳力者治于人”的黑暗时代去，并在“提高科学理论水平”的漂亮口号下，逐步改变国家的颜色，复辟资本主义。
想到这里，令人万分愤慨。
我是一个土壤科学工作者，是共产党员。
我不仅要与群众一起改造自然界的低产土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与群众一起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我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是刚刚开始，邓小平就想把我拉回去，走修正主义邪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这是万万办不到的。
革命到底，永不回头。
这就是我的回答。

同工农结合　开门办科研
上海生理研究所高山生理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1968年，毛主席又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
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一谬论，叫嚷要由“有水平”、“有知识”的权威来掌大权。
他胡说什么“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为什么不能当所长？”
要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所长，给他配书记，配后勤”。
在邓小平的指挥下，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跳出来，胡说什么：
“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心”，迫不及待地要在科技领域搞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革命的科技工作者坚决不答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邓小平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科技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封、资、修的旧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科研工作因神设庙，有的反动权威竟自封是实验室的“皇帝”，几乎什么都是他说了算。
科研工作搞得冷冷清清。
在生理科研单位，国家和工农兵迫切要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常被“权威”借口没有提出生理学理论问题而拒绝研究。
科研单位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等级森严，连科研题目也被分为几等，所谓纯理论的课题被认为是上等的，而联系实际的课题是下等的。
修正主义路线把科研人员禁锢在高楼深院，走个人成名成家的道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狠批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批判了“专家治所”、
“业务挂帅”、“技术第1”、“知识私有”等修正主义黑货，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之中，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有些项目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有些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高山生理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
十年来，党指引我们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让我们接触工农兵，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促进思想革命化。
我们深入高原矿山，边防哨所，部队医院，实行开门办科研，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在矿区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前，老工人给我们痛诉民族苦，阶级恨。
在“世界屋脊”的风雪高原上，翻身农奴给我们忆苦思甜。
在边防哨所的英雄阵地上，解放军指战员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尚风格，不断地教育着我们。
在团结战斗的登山队里，工农兵运动员的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革命精神，随时鼓舞着我们。
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我们世界观的改造。
我们当中有不少从旧大学毕业多年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谈到：
“走同工农兵结合的路，是使我们又上了崭新的大学。
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我们深深感到，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就不可能在改造世界观上取得这些进步。
邓小平和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
“专家治所”、“研究员是中心”。
我们开门办科研所接触到的大量事实说明：
工农兵是科研的主人。
我们的许多研究课题是来自实践，来自工农兵的。
我们在祁连山某矿区开展高山劳动生理研究的时候，工人师傅和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学习，一起讨论科研计划。
工人师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我们一起提出了改革措施。
这样做出的科研成果，符合实际，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在预防高山反应的科研工作中，正是制药厂的工人师傅，想工农兵所想，急工农兵所急，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研制成功了预防高山反应的药物，并已提供有关单位使用。
我们在跟随中国登山队参加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高山生理科学考察活动中，使用了我国工人、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无线电心电遥测仪，成功地记录了登山七千○七米、七千六百米、八千二百米、八千六百八十米以及珠峰顶峰的部分运动员的心电图。
这在世界登山史上还是第1次。
登山队副队长潘多同志，怀着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决心，冒着冻伤的危险，毅然躺在万年积雪的珠峰顶峰，发射无线电心电图讯号。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去年05月05日在第1次突击珠峰的战斗中，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同志，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牺牲。
就在这一天，邬宗岳同志留下了世界上第1幅八千二百米高度的无线电遥测心电图。
这不是一幅普通的心电图，这是一颗对党、对毛主席、对祖国人民的赤胆忠心！
它激励着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没有英雄的登山队员把无线电心电遥测仪背上珠峰，没有他们熟练的操作技术，没有他们克服高山缺氧和严寒的革命毅力，世界最高峰的人类心电图记录就不可能取得，高山生理的科学考察就不可能进行，更不可能获得这一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成果。
在邓小平唆使下，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工农兵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差不多”，上面的事实正是对他们的有力回击。
无数事实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工农兵是科学研究的主人。
我们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一谬论，实行专业人员同工农兵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上山下乡工作简讯
钟祥县知识青年办公室搬到基层
湖北省钟祥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同志，去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认识到只有革命化的机关，才能做好革命工作。
经县委批准，他们于1975年12月，将县知识青年办公室搬到了皇庄公社五合大队的知识青年林场。
这样做，使机关工作更加接触实际，工作的针对性更强。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们进一步总结了在基层办公的经验，并在全县召开的知识青年工作干部和带队干部会上进行了交流，起到了以点带面的良好效果。
由于县知识青年办公室从城镇搬到了农村，由机关下到了知识青年点，对全县知识青年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全县二十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工作干部，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深入到基层，总结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
东丰县加强对应届毕业生扎根农村的教育
中共吉林省东丰县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中，认真教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教育家长积极支持子女扎根农村，深入批判邓小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
县委还组织他们到农村各挂钩社队同贫下中农一起批邓，听已下乡的知识青年谈心得体会，参加建户劳动，把扎根教育深入一步。
许多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在前，做到知识青年一下乡，在政治上有人抓，生活上有人管，生产上有人教，努力为他们坚持乡村干革命创造条件。

扎根农村志不移
广西马山县下乡知识青年　谢林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必然引起更深刻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
是下乡“一阵子”镀金，还是在农村“一辈子”扎根？
在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不断冲破旧观念，顶风扎下根。
我是1969年到马山县林圩公社黄旙大队坡江生产队插队落户的。
1974年秋，工厂招工，我决心不回城，做一辈子社会主义新农民。
有些人议论说：
“这次错过了机会，以后年岁大了，恐怕就难了。”
什么错过了机会，这明明是宣扬知识青年离开农村回城市的错误思想。
我铁心务农一辈子，就没什么机会可错过。
在贫下中农的关怀下，我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当了夜校辅导员和农科组长。
我感到，农村有我们学不完的知识，做不完的工作。
我和贫下中农一起战斗，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多出一分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为了分清路线是非，1975年初，我给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写了一封《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坚持上山下乡道路》的信，县委非常重视，《广西日报》也刊登了。
信在报纸上发表后，有的同志为我担心，问我：
“林林，你是城里长大的妹仔，呆在农村，整天风吹雨打太阳晒，能坚持下去吗？”
我想，无产阶级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就要不断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
我愿做填平三大差别的铺路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战斗。
农村的生活确实比城市艰苦些，但是，想想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想想贫下中农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就不觉得苦了。
为革命吃苦，苦得光荣。
我既然选定了农村这个工作岗位，选定了农业劳动这个职业，就不怕风吹雨打太阳晒。
“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
如果连这点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干革命！
也有人嘲笑我：
“看你在大山沟，能有什么大作为？”
对于作为，我是这样看的：
我们知识青年在农村有没有作为，作为大不大，就看我们有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改变农村面貌的雄心壮志。
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把扎根农村干革命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就能为革命作出贡献，就是大有作为。
我愿象雷锋同志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革命事业这部大机器上。
我身在山沟，胸怀全世界，从事艰苦而平凡的事业，越干越有意义，越干越觉得有奔头。
如果要问我们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的话，那就是，我们要和贫下中农一道，坚持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
我们要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让“天龙王”、“地龙王”在我们面前发抖，用我们的双手重新安排山山水水，将我们的乡村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能成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亿万农民中的一员，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
有人还劝我：
“不要太固执，你以后要后悔的！”
什么“要后悔”！
我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是对的，现在不后悔，以后也决不后悔！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乐在乡村干一辈子革命！

深入批邓　铁心务农
我是1968年11月从县一中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的知识青年。
我看了辽宁省吴献忠、柴春泽等十九名下乡知识青年给全省人民的信后，心潮翻滚，更加坚定了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亿万知识青年开辟了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广阔道路。
几年来，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以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实际行动，猛烈地冲刷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批判了刘少奇的“读书做官”、“下乡镀金”论和林彪的“变相劳改”论。
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
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由于邓小平这样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搞复辟、倒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必然引起他们的极端仇视和拚命反对。
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拿起菜刀割韭菜，抡起大斧连根刨，妄图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彻底砍掉。
面对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这股“拔根”妖风，我们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知识青年的回答就是：
炮口对着邓小平，扎根农村干革命！
由于“走资派还在走”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知识青年扎根与“拔根”的问题上，斗争也必然长期存在下去。
一部分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严重的人，他们也的确会起到“扒土”的作用。
希望这部分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新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义，认清邓小平大刮“拔根”风的罪恶目的，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战斗行列中来。
全国广大知识青年战友们，团结起来，以大无畏的反潮流革命精神，集中火力对着邓小平这个“拔根”的罪魁祸首开炮，坚持和走资派对着干，迎来共产主义的艳阳天！
湖北省光化县孟积公社钢铁大队回乡知识青年刘国祥

走上领导岗位坚持参加劳动
在安徽颍河两岸的工地上，几十里长堤到处红旗招展，龙腾虎跃，摆开了一场防汛抗灾的战斗。
人群中，有一位面孔黝黑、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他一会儿抡镐刨土，一会儿挑起大筐土飞也似地爬上了大堤，干得满头大汗。
他是颍上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合肥下乡知识青年高蔚青。
八年前，高蔚青高中毕业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淮北颍上县最艰苦的夏桥公社罗洋大队后西生产队插队落户。
到农村后，他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很快。
197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年来，高蔚青由一个普通知识青年，走上了队、社、县各级领导岗位。
他地位变了，但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普通一兵的身份没有变。
他还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高蔚青经常说：
“世界上许多坏事常常是从不劳动开始的。
只有自觉参加劳动，才能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高蔚青当了干部以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
他在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县委常委时，除外出开会，每天都和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
1973年，高蔚青担任了夏桥公社党委书记和县委副书记，主持公社的工作。
他不仅带领公社党委“一班人”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挤出时间经常回“娘家”——到原插队落户的后西生产队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5年秋天，高蔚青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革委会主任，分工主持县委的日常工作。
高蔚青一到县里，工作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自觉坚持参加劳动？
在新的考验面前，他重温了毛主席关于“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导，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关系到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事，是关系到实现机关革命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事。
他和县委一班人检查了县委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要求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不得少于一百天。
高蔚青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他把自己的学习、工作、劳动作了合理安排，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高蔚青还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挤时间到附近的农机一厂、汽车运输公司参加劳动。
现在，高蔚青已经初步掌握了开机床和开拖拉机的手艺。
他下乡能种田，下厂能开机器，手上有老茧，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
大家风趣地说：
咱们的小高主任有好多“家”，后西是他的“老家”，农机厂是他的“娘家”，汽车运输公司是他的“亲家”。
高蔚青通过到农机一厂参加劳动，和工人实行“三同”，进一步调动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上半年，这个厂的产量、产值都提前完成了任务，成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迎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
高蔚青这个在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朝气蓬勃，勇往直前！
本报通讯员

迎着风雨扎根　浴着阳光成长
——记归国华侨下乡知识青年林淑娘的事迹
在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一位意气风发的女青年登台发言，用自己扎根农村八年来成长的事实，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罪行，表示决心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她就是归国华侨、下乡知识青年林淑娘。
林淑娘出生在贫苦的华侨家庭。
1966年，在祖国的关怀下，她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党组织把她安排在山东烟台市第1中学读书。
1968年夏天，林淑娘高中毕业时，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学校领导为了照顾华侨，决定让她留在城市工作。
是下乡还是留城？
一连几天，她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心胸豁亮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反修防修、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
自己是在国外长大的，能到祖国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学习锻炼，能为祖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这是多么幸福啊！
经过林淑娘再三申请，领导批准了她上山下乡的要求。
1968年秋天，林淑娘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山东省文登县宋村公社西海庄大队插队落户，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这年冬天，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
林淑娘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反复领会着“很有必要”的深刻含意，更加自觉地向贫下中农学习。
她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家史，不断增强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
贫农社员于文明，旧社会被逼到国外卖苦力，还养不活一家。
他妻子月子里没有吃的，连同婴儿活活饿死。
贫下中农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林淑娘更加痛恨万恶的旧社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加热爱贫下中农。
林淑娘干得更欢了。
她自觉在艰苦劳动中改造思想，磨练意志。
插秧累，她争着插秧，拉耧苦，她抢着拉耧。
小麦下种前，社员们起早贪晚往地里运肥。
林淑娘推起小车跑在前，五尺车袢不下肩。
队长见淑娘汗水一个劲地往外冒，怕累坏了她，要她去休息。
淑娘回答说：
“劳动那能不流汗。
我也不是潮头浪花，摔打摔打会更硬棒。”
林淑娘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热情，这样一种拚命精神，炼就了粗壮的双手，火红的心。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林淑娘与贫下中农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她深深地爱上了祖国的农村，爱上了西海庄的贫下中农。
贫农于大爷看场没有蚊帐，林淑娘把自己的蚊帐送给了于大爷；
曲希莲大嫂因病住院，撇下三个孩子，林淑娘日夜为她料理家务；
林淑娘还把自己的钱放在上级发下的救济款里边，一起分给五保户。
贫下中农都说：
“淑娘真是和贫下中农的心贴在一起了。”
林淑娘虚心学习、刻苦磨练，在广阔天地里健康成长。
1970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阳光沐浴着她天天向上，茁壮成长。
林淑娘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扎根还是“拔根”的严峻考验。
1970年底，林淑娘从外县开会回来，一进村贫下中农就告诉她：
“上级调你去当工人了。”
林淑娘想：
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自己刚刚迈出了第1步，怎么能就离开贫下中农呢？
她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求留在农村，得到大队党支部的支持。
林淑娘又给地委、县委领导写信，表示坚决扎根农村干革命。
1971年春天，贫下中农推荐淑娘上大学。
有的“好心人”对淑娘说：
“当工人你没走，这回你可别错过机会。
将来大学毕业，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林淑娘说：
“我现在的工作就很称心如意。
把上大学看成是脱离农村和当干部的门路，是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俺不走。”
她认为自己虽然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一些提高，学会了一些生产技术和劳动本领；
但是，还很不够，自己应当留在农村，继续接受再教育，让有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子女去上大学。
她决定不上大学。
可是不久，林淑娘还是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大学的老师也要来领她走。
林淑娘恳切地对领导说：
“对于我这个在国外生长的青年，农村是一所更重要的大学。
让我留下继续学习锻炼吧。”
党组织再次批准了她的要求。
林淑娘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又迈开了新的步伐。
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培养下，她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积极带领广大群众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度，队里有的干部把大队的拖拉机派出去搞运输赚现钱，影响农田建设。
林淑娘知道后，在支委会上尖锐地指出：
“开车要看路，干社会主义可不能盯钱不看线，拖拉机要沿着社会主义的正道走。”
打那以后，拖拉机又奔驰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林淑娘批资本主义是先锋，干社会主义是闯将。
西海庄的村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滩。
林淑娘和支委们冒着风雪制定围海造田的规划。
工程开始后，她日夜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使西海庄的山河换了新颜。
一条拦海大坝巍然屹立，五百亩亘古海滩，如今稻谷飘香；
凹凸不平的盐碱地，变成了平展展的大寨田；
人工开挖的池塘里，鱼蹦虾跳；
全大队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跨过了千斤关。
每当谈起这些变化，贫下中农都赞扬说：
“俺西海庄能有现在这个样，淑娘不知流了多少汗。”
1973年，林淑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大，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那难忘的时刻，林淑娘热泪盈眶。
她想起了自己在国外的苦难生活和回国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迅速成长的鲜明对比，力量倍增，决心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革命青年的无限希望，用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革命青年的“理想之歌”。
第2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公布了林淑娘担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职务的决定。
职务高了，地位变了，林淑娘坚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贫下中农，不拿工资记工分，立志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一次，林淑娘从省城开会回来，刚进村口正遇到青年割草积肥。
她袖子一捋，裤角一挽，二话没说，就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和青年们一起挥镰割草。
林淑娘常说：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我们决不能因为工作忙，而放松劳动。”
几年来，她坚持把生产大队当作她的“根据地”。
林淑娘除了开会，一有时间就回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大队的工作，她安排在晚上做，从不影响干活。
贫下中农看她身体弱，安排她干轻活，林淑娘却总是脏活累活争着干。
林淑娘在婚姻问题上，也为广大知识青年作了榜样。
1974年，她与邻近公社的一位贫农社员订了婚。
贫下中农夸她说：
“省里干部爱上了庄稼汉，真是把根扎在农村了。”
去年秋天，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股“拔根”邪风也吹到了这里，有些知识青年又重新回城了。
这时，在林淑娘的婚姻问题上，也展开了一场斗争。
有人忽儿在西海庄大队制造谣言，说林淑娘的未婚夫感到“门不当，户不对，要散伙了”；
忽而又跑到淑娘未婚夫的村里散布什么：
“淑娘经常东跑西颠在外面开会，结婚后那能料理家务”，企图破坏她的婚事，迫使林淑娘离开农村。
林淑娘敏锐地觉察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
她从眼前有些地方出现的“拔根”现象，围绕自己婚事出现的风波，想到刘少奇、林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认识到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知识青年问题上的反映。
林淑娘迎着风浪把根扎，立志务农不动摇。
今年春节，她在农村结了婚，安了家。
结婚那天，贫下中农象给自己的亲生儿女办喜事那样高兴。
林淑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击了右倾翻案风。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林淑娘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
“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使她懂得了，在扎根与“拔根”问题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长期继续下去。
她决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同走资派斗到底，用扎根农村的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本报工农兵通讯员（附图片）
陕西省咸阳地区下乡知识青年周荣光和王元成决心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干一辈子革命。
　本报通讯员摄

卡马总统等贵宾参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卡马总统会见乔冠华外长
新华社1976年07月28日讯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和夫人等贵宾，今天在这里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当卡马总统和夫人由农林部副部长肖鹏陪同来到展览馆时，展览馆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冒雨聚集在大门口，热烈欢迎贵宾。
参观过程中，卡马总统和夫人等贵宾细心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大寨大队从过去是一个贫穷的山村变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战斗历程，和我国农村广大社员群众以大寨为榜样，狠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革命和农业生产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新华社1976年07月28日讯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今天下午会见我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附图片）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和夫人等贵宾07月28日参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我国赴阿尔巴尼亚友好参观团回到北京
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尚子锦为团长的中国赴阿尔巴尼亚友好参观团，07月25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李权中和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柯洛依到机场迎接。
莫桑比克新闻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莫桑比克《新闻报》副总编辑阿尔林多·洛佩斯为团长的莫桑比克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07月27日晚乘飞机离京回国。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肖泽曜，以及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外交部新闻司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莫桑比克新闻代表团在我国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哈尔滨、大庆、林县、郑州、韶山、长沙、南京、上海、天津等地，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水利工程、学校、居民区和新闻单位。
他们还同工人民兵、妇女代表、知识青年、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座谈。
上沃尔特青年男子篮球队回国
以吉戈马·让为领队的上沃尔特青年男子篮球队，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07月27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上沃尔特青年男子篮球队在我国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长春、沈阳、唐山、沙石峪等地。
缅甸考古代表团离京
以缅甸考古局总局长吴昂道为团长的缅甸考古代表团，07月26日离京前往西安、洛阳、长沙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是07月20日到京的。
王冶秋宴请缅甸朋友。
代表团在京期间，参观了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同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座谈。
凌青等离京赴纽约
出席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5期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凌青，代表罗钰如、何理良、柯在铄，以及副代表、顾问一行十六人，07月27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
（新华社）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参观东海舰队某部
据新华社上海1976年07月27日电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今天上午参观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某部，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今天，部队的舰艇上，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一幅幅欢迎标语凌空高挂，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
当金应道团长等朝鲜同志来到时，部队政治委员康庄和副司令员申元军迎上前去，同朝鲜战友亲切握手。
海军指战员们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朝鲜战友在这个部队参观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各种舰艇。
参观以后，协奏团的艺术家们在舰艇的甲板上，同部队指战员和文艺工作者进行联欢。
联欢前，康庄和金应道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相互赠送了锦旗。
在热烈的掌声中，金应道团长把一件有特殊意义的礼物送给了这个部队。
这件礼物是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一二一一高地上残存下来的一节树干，上面布满了弹孔和弹片。
它清楚地记载了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战士们十分珍视这件礼物，他们一致表示要同朝鲜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舰艇从吴淞口逆流而上。
中朝两国部队文艺工作者站在甲板上，为战士们进行了演出。
他们用高昂的歌声热情歌颂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演出结束后，两国战友亲切交谈，畅叙友情。
曾经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过的刘家宏和王云仙紧紧地握住协奏团演员金玉凤和郑龙珠的手，感谢朝鲜战友们不顾炎热，不辞辛苦，到部队访问和联欢。
朝鲜战友祝这个部队在今后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整个访问和联欢充满了团结、友好和兄弟般的情谊。

柯柏年副会长宴请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27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助理帕特·霍尔特、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首席助理马里安·查尔内基率领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盖茨、副主任丁大卫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交部副司长唐闻生等出席宴会作陪。
代表团是昨天下午到京的。

王海容副外长会见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28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今天下午会见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助理帕特·霍尔特、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首席助理马里安·查尔内基率领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外交部副司长唐闻生，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康岱沙。

结束对我国的访问
惠特拉姆和夫人离开北京
新华社1976年07月28日讯
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领袖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费思棻，到机场送行。
惠特拉姆和夫人在北京访问期间，曾会见了邓颖超同志，对周恩来总理逝世向邓颖超同志表示深切慰问。
他们在北京、天津参观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人民公社、中国历史博物馆，游览了颐和园。

艰苦奋斗创大业　万古沙海变绿洲
新疆四十五团农场垦荒大军以阶级斗争为纲，经过十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缘建成社会主义农场，有力批判了邓小平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一支由老八路带领的垦荒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我国最大的沙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在一片万古沙海中开发、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农场。
这支英雄的垦荒大军，是由农垦职工和知识青年组成的。
他们在大沙漠里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
经过艰苦的奋斗，他们在昔日飞鸟不落、寸草难生的沙海上开出了六万多亩良田，兴修了七百八十公里的引水渠道，粮食总产量从○开始连年上升，1975年达到七百四十万斤，平均每个农业工人为国家生产粮食三千多斤。
如今，他们所在的这个农场——新疆四十五团农场，已成为喀什地区十五个国营农场中生产商品粮最多、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先进农场。
在万古沙海中出现的这个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社会主义新绿洲，是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罪行的有力批判。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
它的腹地流沙滚滚，地形万变。
当垦荒大军刚来到它的西缘深处的时候，看不到绿荫、流水、道路和炊烟，狂暴的大风卷起的砂石蔽天遮日，人们出工往往迷失方向，不得不烧起篝火，点起火把，敲锣打鼓引路。
晚上宿营，被子上常常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飞沙。
沙窝中没有淡水，从古河层下挖出来的碱水，用它洗脸，刺得人面皮生痛，沙土洗掉了，却留下一层碱沫；
用它漱口又苦又涩，喝下去翻肠倒胃泻肚子。
艰苦的环境使少数人动摇了，有的说：
“放羊看草长，养蜂看花开，我们搞农业生产的，跑到沙窝里来干啥？”
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也趁机散布什么“打回老家闹革命”，妄图煽动知识青年离开农场回城市。
就在这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中，农场党委组织青年职工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请老八路讲述当年开发南泥湾的革命传统，在全场展开创业还是退却的辩论，坚定了广大职工征服大沙漠、改造大自然的斗争意志。
他们说：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难不难，忆忆当年南泥湾，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一定要在沙漠深处把“一片黄”变为“一片青”！
在这场斗争中，一些老八路带头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带领群众向大沙漠进军。
老八路朱华英在战争年代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解放后到边疆参加过七个农场的开发和建设，如今又满怀革命豪情，带着全家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落户，为社会主义开拓新的阵地。
他在职工大会上大讲革命传统，大讲南泥湾的革命精神，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当时的农场主要负责人秦春季，是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老八路，在新疆征服沙漠的战斗中为人民作出过贡献。
他深入职工中做思想政治工作，亲自背着水壶、扛着线桩，带领职工探流沙，查风口，测地形，往返步行一千多里，掌握了许多防风治沙的第一手资料，制定出了农场规划的蓝图，为改造大沙漠的战斗揭开了序幕。
一场移沙开荒造绿洲的战斗开始了。
放眼望去，只见千千万万的沙丘密布在无际的沙原上，这些沙丘小的有几十立方米沙土，大的有上万立方米，掩埋在流沙下面的胡杨、红柳盘根错节，每开一亩荒地，要挑走六千五百多担沙土，走一千二百多里路程。
在文化大革命中激发出冲天干劲的农场职工们，不怕苦，不怕累，以“千滴汗水一厘地，千筐万担一分田”的愚公移山精神，顽强地坚持战斗。
他们一个个肩膀压肿了，一把把铁锹磨秃了，一条条扁担挑折了，没有谁叫一声苦。
工地上没有淡水，就喝碱水。
有时从远方运来了水，他们就围着篝火，一口干馍一口水。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他们搬掉了十万多座沙丘，填平了两千多条深沟，总挖土、沙达三亿一千八百多万立方米，开垦出六万二千多亩荒地，终于使浩瀚的沙海上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绿洲。
塔克拉玛干沙漠处在欧亚大陆腹地，年降水量只有七十毫米，而蒸发量却达两千毫米以上。
在这里大面积种植农作物，首先要解决水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群众的思想，农场职工们敢想敢干，硬是要和兄弟农场一起把帕米尔高原冰山上的雪水引进沙漠灌溉农田。
在沙漠里开渠引水，没有房子住，他们就地挖个坑盖些树枝、芦草，在地窝子里住宿。
缺乏生产工具，自己割来红柳编抬筐，架起红炉打制铁锹、砍土镘；
扁担折了把自家的担水杠拿来代替；
筐绳断了把自己的行李绳接上；
筐底磨破了，拆掉了衣箱补，有的把衣服、头巾垫上坚持运砂。
职工们公而忘私，昼夜苦战，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修通了一条十二米宽、三十八里长的引水大渠，把高山上的雪水引进了干枯的沙海。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职工们挖沙不止，先后挖通了一百二十多条、总长七百八十公里的渠道，并逐年做到桥涵配套、排灌兼顾、渠系成网，使浩瀚的沙漠里日夜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职工们把滔滔清水引进了新开的荒地，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就长起了葱绿的庄稼，矗立起青翠的树林。
千百年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不知被风沙淹没了多少城堡和村镇，吞食了多少农田和林地，沙丘下淹埋的胡杨、红柳，就是沙进人退的历史见证。
这个农场在开发过程中，和暴风狂沙进行了极其艰巨的斗争：
有的渠道挖成不到一年就被流沙堵塞了，春天风季到来，农作物幼苗经常被风沙淹没甚至连根拔走。
为了战胜风沙灾害，农场职工们在开荒生产的同时，营造了五千多亩防风固沙的农田防护林带，共植树二百一十多万株，把沙进人退的历史变成了人进沙退的现实，并且为沙漠里引种果树创出了新路。
目前，在这个农场的果园里，北京鸭梨、烟台苹果、蓉城水蜜桃都已安家落户，传种接代，供应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
四十五团农场是文化大革命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有了文化大革命，才有这朵盛开在沙漠上的大寨之花。
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广大职工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有一个时期，农场的发展遇到了地下盐碱水上升、土地次生盐碱化的严重威胁，上级机关个别领导人，规定这个农场“不准再开一亩荒，不准再盖一间房”，准备撤离这个地方。
场里也有人说什么“住的是碱窝，出门是沙窝，要想找出路，除非挪挪窝（搬家）”。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职工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等重要指示，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投降逃跑思想。
他们说：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们的农场，谁要撤掉农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绝对不答应！
农场党委成员在整风会上气壮山河地表示：
“活着在沙漠里战斗，死了埋在沙丘上，不守好文化大革命开辟的这块阵地誓不罢休！”
他们坚决抵制了撤退逃跑的错误主张，大规模地挖排碱渠，采用各种办法排碱保田，不仅使这个社会主义大农场在大沙漠中屹立不动，而且当年做到了粮食增产五成，还新开了六千五百亩荒地，新盖了二万多平方米的住房，农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1973年起，连年向国家上交大量的粮食和长绒棉，成为新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革命的新生事物，在沙漠深处层出不穷。
农场办起了向阳农业大学，连队办起了十七所政治夜校，每个屯垦新村里都有了图书馆、卫生室。
一支以农业工人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茁壮成长。
来自上海、北京、南京和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们，正在艰苦的斗争中锤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站在大沙漠，心向毛主席，要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在知识青年当中，已有七十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百五十六人加入了共青团，一百八十一人被提拔为各级干部。
新人新事不断涌现。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新疆农科院林业科研所和吐鲁番县林业站的科研人员深入吐鲁番盆地观察风沙侵蚀的危害，探索风沙活动的规律，和当地群众一起投入改造风蚀荒原的战斗，以开门办科研的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稿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离津赴杭访问
新华社天津1976年07月28日电
以伊莎贝尔·桑托斯为团长、劳拉·戈罗斯佩为第2团长的菲律宾文化代表团，结束了在天津的访问演出，今天下午乘火车离开天津前往杭州访问。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士曾，以及对外友协天津分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到车站送行。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在天津演出了两场音乐、舞蹈节目，受到天津市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天津期间，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天津自行车厂和大港油田。
菲律宾艺术家同天津市工人、人民公社社员和文艺工作者进行了文艺联欢活动，还观看了天津市歌舞团、杂技团演出的歌舞和杂技节目。

孙健副总理举行告别宴会
卡瓦瓦第2副总统应邀出席　宾主共祝中坦友好合作不断发展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7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孙健07月27日晚在中国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
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首席法官赛义迪、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索科伊内、财政和计划部长贾马勒、内政部长姆韦尼、民族文化和青年部长萨拉基基亚、卫生部长利德·斯特林、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滕加拉扎、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农古等高级官员。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
外经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等出席了宴会。
各国驻坦桑尼亚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大厅里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和尼雷尔总统的巨幅画像。
两侧是中国和坦桑尼亚国旗。
当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卡瓦瓦和其他坦桑尼亚朋友，在孙健副总理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宴会上洋溢着中、坦两国人民兄弟般深厚友谊的气氛。
孙健副总理和卡瓦瓦第2副总统在宴会上讲了话。
孙健副总理在讲话中说：
“我们在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十分荣幸地同尼雷尔总统阁下、琼布第1副总统阁下以及卡瓦瓦第2副总统兼总理阁下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孙健副总理指出：
“兄弟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尼雷尔总统阁下领导下，为捍卫民族独立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建设自己国家所取得的可喜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孙健副总理对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健副总理说：
“坦桑尼亚朋友们多次热情地赞扬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的援助，我们把这些看作是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鼓励和鞭策。
不论是坦赞铁路还是中国援建的其它项目的顺利建成，主要是依靠坦桑尼亚人民自己的力量，中国只是根据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而且我们一向认为世界上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都是相互的，坦桑尼亚政府一贯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坚决支持我国人民的正义立场，要说感谢，首先应当感谢你们。”
孙健副总理最后说：
“中国政府代表团将满载坦桑尼亚人民的深厚友谊回国。
我们相信，在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坦友谊之花必将开得更为绚丽，两国的友好合作之果必将结得愈加丰硕。”
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卡瓦瓦在讲话中说：
孙健副总理和他的代表团对坦桑尼亚的访问使我们有机会显示我们在建设坦桑尼亚方面的努力。
他重申坦桑尼亚反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坚定立场。
他说：
“坦桑尼亚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除了坦桑尼亚以外，所有那些懂得中国历史和识破无耻的殖民主义关于‘两个中国’的谰言的人，也都有同样的看法。
炮制‘两个中国’的谎言是因为帝国主义扶植蒋介石傀儡政权遭到了失败。”
他指出，坦桑尼亚将继续同那些敌视中国的顽固分子作斗争。
卡瓦瓦第2副总统再次感谢中国对非洲解放斗争和坦桑尼亚国家建设事业的援助。
宾主为毛泽东主席和尼雷尔总统的健康，为中、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干杯。
今天上午，孙健副总理及其一行，在坦桑尼亚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索科伊内和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滨海专区书记卡捷姆保的陪同下，在滨海专区的鲁伏国民服务队营地参观了稻田和养鸡场。

战前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在西方国家纵容下的侵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当时称阿比西尼亚）发动侵略战争，并加以并吞。
后来，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又接着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当时英法等帝国主义推行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纵容和支持德意法西斯的侵略。
这种姑息养奸的政策，不但填不满侵略者的欲壑，而且终于导致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教训，是值得后人记取的。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意大利早就对埃塞俄比亚抱有野心。
1934年12月05日，它在埃塞俄比亚边境进行挑衅活动。
1935年10月03日，意大利侵略军悍然大举进犯埃塞俄比亚，次年占领全国。
法英两国当时对意大利蹂躏埃塞俄比亚不仅不阻止，反而明目张胆地纵容它。
1935年01月07日，法国和意大利缔结所谓赖伐尔—墨索里尼协定，赞同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行动自由，使意大利得以放手去侵占埃塞俄比亚。
当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时，法国政府非常卖力地阻挠对意大利实行制裁。
英国也奉行同样的政策。
1935年11月间，英国政府同意法国政府的意见，把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领土割让给意大利。
在1938年04月16日张伯伦与墨索里尼于罗马签订的英意协定中，英国竟承认意大利并吞埃塞俄比亚，并表示愿意承担使国际联盟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这一行动的所谓义务。
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
西班牙1936年爆发的叛乱，是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一手策划的，在叛乱被西班牙合法政府快要镇压下去的时候，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进行了公开的武装干涉。
这一武装干涉得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纵容和支持。
英法纠集一些欧洲国家炮制一项“不干涉协定”，并于1936年09月09日在伦敦成立“不干涉委员会”，不许各国政府和人民援助西班牙合法政府，而对西班牙叛军则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给予援助。
例如，英国政府就通过同西班牙叛乱分子占领区进行贸易来资助叛军，并给叛乱分子以直接贷款，使他们能大量购买英国的武器。
法国政府撕毁了法、西贸易协定，使西班牙合法政府不能每年在法国购买价值一亿法郎的武器。
尤其卑劣的是，法国政府不准西班牙政府把已经在法国买好的机枪、大炮和飞机运回国去，甚至把一列装满西班牙军事物资的火车扣留在法、西边界。
到1938年06月，法国政府竟封闭了法、西边境，完全不让军事物资进入西班牙。
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不干涉委员会”，但同英法一样，纵容德意支持西班牙叛乱分子。
1937年0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把“中立法”扩大到西班牙内战。
新的“中立法”禁止把武器输出给交战中的任何一方。
十分明显，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就完全得不到美国武器，而法西斯叛乱分子却可以从德意干涉者手中得到大量的美国武器，因为那几年德意从美国购买的武器成倍地增加。
此外美国的一些垄断组织也大力资助叛军。
由于英法美政府支持和纵容法西斯侵略，尤其是1938年09月底，英法又同德意进行慕尼黑勾结，向希特勒屈膝投降，德意干涉者的气焰更为嚣张，对西班牙干涉的规模更加扩大。
1938年12月下旬，他们在西班牙北部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德意干涉军和西班牙叛军总共约三十万人参加了进攻。
德意干涉规模的扩大和英法美的纵容侵略以及西班牙投降派的叛卖活动，终于导致首都马德里的陷落。
1939年03月28日，浴血奋战三年的西班牙共和国被德意武装干涉者颠覆了。

第2次世界大战
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为了争霸世界，借口防止所谓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威胁”，竭力扶植德意日法西斯，使德意日羽翼丰满，挑起了一场新的世界战争。
战争从1939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
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人口卷入战争。
英法绥靖政策加速战争到来
三十年代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遭受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袭击后，相互间争夺加剧，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出现了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
英法为了把这股祸水泼向东方，奉行“绥靖政策”，牺牲弱小国家的主权。
在推行这种损人利己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等一连串的侵略扩张罪行。
1938年0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谈，他们背着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则是这个政策发展的顶点。
但是西方的“绥靖政策”并没有满足希特勒的扩张贪欲，相反，希特勒看清了英法的软弱，加速了战争步伐。
希特勒“闪击战”惊破西方迷梦
1939年09月01日，德国进攻波兰。
0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法对德虽已宣战，但仍然怀着希特勒不会进攻西线的幻想。
1940年，希特勒在西线发动闪击攻势。
04月，侵占丹麦和挪威；
0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06月，法国投降，英国退出西欧大陆。
此后，德国加紧侵略东南欧各国；
意大利乘机夺取英法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殖民地。
欧洲和非洲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展开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
1941年，希特勒在占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等国后，06月22日悍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分兵三路进犯苏联。
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开展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苏德战场成为主要战场。
1942年底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德军被歼三十多万。
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希特勒走向灭亡的决定点。
美国“中立”政策的彻底破产
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初，奉行“中立”或“不干涉”政策。
在“中立”名义下，美国政府纵容侵略，德意日法西斯获得美国大量财政援助和战争物资。
但美国终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41年12月08日（珍珠港时间0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它标志着美国“中立”政策的彻底破产。
日寇铁蹄纵横，不到半年时间，占领了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太平洋中许多岛屿，席卷了美、英等国大片殖民地。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败法西斯
1942年01月01日，美英苏中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这标志着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1937年起就开展了全面抗战。
解放区战场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六十以上。
中国人民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一起在东方挑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担。
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3年，正当德军主力陷于苏德战场之际，美英拖延开辟第2战场，而热衷于在北非登陆和进攻巴尔干。
09月意大利投降。
1943年苏军转入反攻，1944年苏军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国土。
同时，被法西斯铁蹄践踏的各国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的统治。
1944年06月，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进攻德军，在西欧开辟第2战场。
1945年0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
同年08月苏对日宣战。
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毛主席领导下，立即转入战略反攻。
0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2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的覆灭、世界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

自力更生发展畜牧业把重点放在农业上
博茨瓦纳发展民族经济取得成果
新华社哈博罗内1976年07月27日电
博茨瓦纳独立以来，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独立以前，博茨瓦纳的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手中，丰富的资源被外国垄断资本所霸占。
独立以后，博茨瓦纳政府把“发展”和“自力更生”列为建国的基本原则，制订了经济发展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国家经济权益，发展民族经济，以巩固民族独立。
独立后近十年，博茨瓦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以上，岁入增长五倍多，其中由国内征收的岁入增长九倍。
从一九七二——七三财政年度起，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第1次实现了行政开支自给。
政府实行紧缩行政开支的方针，把财政节余用于建设发展项目。
博茨瓦纳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中尤以养牛业占居重要地位。
博茨瓦纳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发展畜牧业，相继设立了防治牲畜病的专门机构，培训牲畜防疫人员，在全国设立防疫区和检疫站等。
政府还在全国建立了九个示范牧场，二十个畜牧业指导中心，试验并推广牛的改良品种及科学的放牧和管理方法。
此外，为了解决干旱地区牲口饮水的困难，独立以来共打井五百多眼。
由于以上措施，牛的数量迅速增长，由1966年全国九十万头牛，发展到目前三百万头以上。
1975年，博茨瓦纳政府宣布了“全国部族放牧政策”，以进一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独立以后，博茨瓦纳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强调要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号召人民动员一切潜力，努力增加粮食生产，逐步做到粮食自给。
政府为改善农业灌溉条件，兴修了一些水库，挖掘了许多水渠和水井。
农业部还向农民推广改良农具和先进耕作技术。
1974年，博茨瓦纳成立了农业购销局，以统一的价格收购农产品，鼓励农民积极生产，这个局还修建了一批粮仓，以便国家存粮。
由于过去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博茨瓦纳的工业基础较薄弱。
刚独立时，除一家屠宰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
博茨瓦纳政府逐步发展了一批小工业和手工业。
1974年设立了博茨瓦纳企业发展局，专门组织和训练博茨瓦纳人兴办小工业和手工业。
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从1973年的一千人增加到目前的六千人。
1970年博茨瓦纳政府成立了博茨瓦纳发展公司，筹集本国资金用于经济发展。
至今，这个公司已向三十多家企业进行了投资。
博茨瓦纳采矿业近几年发展较快。
1973年钻石产量达二百四十五万多克拉，此外还有铜镍矿、煤矿等。
独立以后，博茨瓦纳的电力工业发展较快。
以首都哈博罗内为例，1976年的发电量比1966年增长了近十倍。
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发展。
目前正在修建一条从博茨瓦纳的纳塔到赞比亚的卡宗古拉的公路，预计今年可以建成，这将有利于博茨瓦纳加强同友好邻邦赞比亚及其他非洲国家的联系和逐步摆脱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控制。
博茨瓦纳政府在发展民族经济中重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维护经济权益。
卡马总统曾经指出：
“独立和自力更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是尽可能地做到博茨瓦纳人民的经济命脉应掌握在博茨瓦纳人民的手中。”
独立以后，博茨瓦纳政府全部赎买了外国资本经营的洛巴策屠宰场，并改名为博茨瓦纳肉类公司。
接管后，这个公司已由全部为博茨瓦纳人组成的董事会来领导和经营，公司的管理状况有很大改进，屠宰量也有所增加。
它的大部分肉类产品供出口，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闻名世界的大钻石矿奥拉帕矿，从1975年07月起政府的股份将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议会还通过法案，规定了矿区开采租让特许的期限。
博茨瓦纳政府还为抵制南非在经济上所施加的影响和压力而进行斗争。
1969年底，博茨瓦纳和莱索托、斯威士兰一起经过斗争，迫使南非当局废除了1910年签订的极不平等的关税同盟协定，重订了新的关税协定，提高了博茨瓦纳在关税同盟中所得收入。
在发展民族经济基础上，1974年，卡马总统宣布要建立博茨瓦纳银行，并决定在1976年08月发行本国的货币，退出兰德货币区（兰德为南非货币名）。
去年07月，博茨瓦纳中央银行已经宣告成立。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内政和安全部长发表讲话
谴责印尼侵略和企图吞并东帝汶
民主柬埔寨电台和越南报纸支持东帝汶人民的革命斗争
新华社1976年07月27日讯
达尔文消息：
据这里收听到的东帝汶电台广播，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内政和安全部长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07月24日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人民进行军事侵略和企图吞并东帝汶。
费尔南德斯还呼吁所有热爱和平、自由的国家支持东帝汶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他说，东帝汶军民在许多地方继续同印尼入侵者英勇作战。
最近两天中，在埃雷姆拉和勒特科夫霍，东帝汶游击队严惩了印尼侵略军，打死打伤并俘虏了一批印尼士兵。
费尔南德斯07月22日在一次讲话中说，东帝汶人民已下定决心，把抗击印度尼西亚侵略军的战斗进行到最后胜利。
他说，07月20日和21日，东帝汶游击队在毛巴拉和克利凯打死、打伤和俘虏一批敌军，还缴获了一些自动武器。
他说，印尼侵略军严重缺粮，士兵挨饿，士气低落。
新华社1976年07月27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07月26日广播一篇文章，赞扬东帝汶人民抗击印度尼西亚侵略的革命斗争。
文章说，1975年11月28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实现了东帝汶人民的崇高愿望，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
柬埔寨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热烈欢呼这一胜利事件。
但是，印度尼西亚当局自从1975年12月07日以来，不断派遣侵略军，肆无忌惮地侵入东帝汶领土。
他们的罪恶目的是企图把东帝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英雄的东帝汶人民和民族解放军进行了反对印度尼西亚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使印尼侵略军遭到惨败。
文章说，东帝汶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国际舆论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文章表示相信，东帝汶人民和民族解放军只要坚持武装斗争，一定会获得最后胜利。
印尼侵略军一定会从东帝汶领土上被赶出去。
新华社河内1976年07月23日电
越南《人民报》07月23日发表评论，谴责印度尼西亚当局吞并东帝汶。
评论说，长期以来，东帝汶人民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下，进行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并在1975年11月28日宣布东帝汶独立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诞生。
这一事件受到世界上各民族的欢迎。
评论谈到联合国安理会先后两次通过决议，要求印度尼西亚把军队全部撤出东帝汶，并且肯定东帝汶人民不可侵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自决权。
评论指出：
“东帝汶人民的独立意志和愿望是完全正当的。”
评论最后说：
“对各民族的自决权的任何侵犯，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都是不利于东南亚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和友谊的。”

团结一致作好防御准备的国家是任何侵略者无法战胜的
南斯拉夫和科威特加强国防捍卫独立
突尼斯和南斯拉夫军队加强合作苏里南总理强调保卫领海主权维护国家安全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07月27日电
南斯拉夫一些领导人07月27日在纪念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武装起义三十五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加强国防，为捍卫独立和自由而斗争。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副议长马·茨韦特科维奇在波德加里奇地方举行的纪念克罗地亚人民起义节的万人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不要幻想我们的敌人会善甘罢休。
我们必须继续捍卫我们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获得的自由和独立。”
联邦议会另一位副议长鲁·科拉克在特尔纳瓦地方纪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起义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回顾了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
他说：
“在涉及我国的独立和按照我们的愿望和需要来安排自己家园的权利时，我们从来不向任何人让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地方防御部队司令米·弗拉尼奇上将在图兹拉附近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国社会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他接着强调说：
“我们相信，团结一致地作好了防御准备的人民是任何人即使是拥有最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最强大的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07月21日电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最近建成一条从马里博尔附近的霍切到策列的高速公路，并在07月21日斯洛文尼亚人民起义节前夕交付使用。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和数千名工人、策列市民参加了07月21日举行的庆祝仪式。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委员会主席安德烈·马林茨讲了话。
据报道，霍切到策列高速公路全长四十四·五公里，由南斯拉夫有关企业负责修建。
公路建成后，将加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各地的联系，并便利于南斯拉夫同其邻国的客、货运输。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07月27日电应南斯拉夫联邦国防部长尼·留比契奇大将的邀请，突尼斯共和国国防部长阿·法哈特于07月21日至27日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在访问期间，法哈特和留比契奇“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的武装部队之间的合作和双边关系进行了会谈。”
07月22日，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比耶迪奇接见了法哈特部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07月27日电
科威特正在大力加强国防力量。
据科威特国防部07月26日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说，科威特内政和国防大臣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07月26日视察了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
公报说，萨阿德部长说，将有更多的喷气战斗机参加科威特空军。
“这是我们加强武装部队，向他们提供武器和装备，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家提供永久的和全面的保护的计划的一部分。”
科威特国民议会最近批准了政府提出的关于拨款八亿七千七百万科威特第纳尔来加强国防的提案。
在1973年也曾拨款四亿二千二百万第纳尔来加强国防。
新华社乔治敦电
帕拉马里博消息：
苏里南总理亨克·阿龙最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苏里南决心保卫它的领海主权。
他说，保卫二百浬领海对于新独立的苏里南来说尽管不是轻而易举的，但对维护它的安全和主权都是绝对必要的。
阿龙总理宣布，到今年年底，苏里南将有几艘巡逻艇交付使用，以加强保卫本国海岸线。
苏里南在大西洋沿岸拥有三百公里以上的海岸线。
一些海洋大国经常派遣远洋渔船队到苏里南附近的海域掠夺海洋资源。
为了捍卫本国主权，今年03月，苏里南政府宣布把领海宽度扩大到二百浬。
但是，今年04月，苏联悍然不顾苏里南的规定，派遣一批渔船闯进苏里南海域滥肆捕鱼，激起了苏里南公众的不满。
苏里南报纸要求政府增派巡逻艇以保卫本国海域，防止外国渔船侵犯。

无济于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某部　珊石
近年来，苏修不断叫嚷要在军队中“对纪律和自觉遵守纪律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大力强化军人的思想和心理因素”，等等。
一句话，他们想要整顿军纪，提高士气。
苏修这样叫嚷，显然是事出有因。
尽管苏修叛徒集团对军队内部情况一贯讳莫如深，但是关于军队士气低落的消息，也还是不断有所透露：
下层官兵拒不执行命令者有之，消极怠工者有之，情绪颓唐、醉生梦死者有之……。
苏修军队报纸《红星报》等近来发表的几篇文章就供认：
在军人中存在着“疏忽大意和漫不经心的现象”，下层官兵对生活“感到无聊”，“可以在那里吃喝的咖啡馆总是客满”，“年青军官中有一种趋向于酗酒的不健康倾向”。
苏军政治部主任还公开出面大谈加强军纪问题，承认在苏修军官中有“不深入考虑自己行为”和“粉饰纪律现状的作法”，叫嚷什么在“军人集体里要形成健康的道德风气”。
由此不难看出，这个横行霸道的超级大国的武装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士气问题。
正是这种情况促使苏修当局神魂不安，急谋对策。
人们都记得很清楚，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曾经是一支士气高昂的优秀军队，它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曾经消灭了气焰嚣张的白匪军，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颠覆阴谋，打败过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出现过象马特洛索夫那样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
可是自从苏联的领导权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之后，如今军队的士气竟委靡不振而至于此。
苏修叛徒集团把士气低落的原因归咎于什么思想工作“一般化”，“不具体”，叫嚷要加强教育，强化心理因素，这完全无济于事。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的士气是由军队的性质及其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决定的。
高昂的士气来源于崇高的革命理想，来源于对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的坚强信念。
正如列宁所说的，“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
（《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7页）一切革命军队都具有士气高昂这一共同的特征，并且成为它的致胜之本；
而士气低落则是一切反动军队的通病，并且成为它的不治之症，最终必然招致覆灭的下场。
当年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其所以士气高昂，正因为它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正义之师，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军民之间有密切的血肉联系，因此它的战士具有奋不顾身的革命斗志。
如今，苏修叛徒集团疯狂推行与人民为敌的反动路线，使这支军队改变了颜色，从原来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利益的捍卫者蜕变成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斗争；
对外粗暴践踏别国领土，侵犯别国主权，成为推行霸权主义的打手。
同时，在这支军队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实行着严酷的等级制度，上层头目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变成了资产阶级新贵，他们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成为骑在下层官兵头上的统治者。
广大下层官兵则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不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思想苦闷，精神彷徨。
他们或则消极怠工，发泄不满，或则借酒浇愁，逃避现实。
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乃是势所必然。
现在苏修军队已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士气低落同样也成为它的不治之症。
这绝不是思想工作“一般化”“不具体”这些遁词所能辩解的，也绝不是“加强思想工作”这些药方所能治愈的。
试问：
你们召开的所谓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全军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全军战斗训练和政治训练会议难道还少吗？
你们出版了难以计数的书报刊物，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讲话，各种宣传机器不停地向士兵灌输反动思想，长年累月，何尝消停，但是功效如何呢？
苏修军政头目叫嚷要加强思想工作，鼓吹要把思想工作做得不“一般化”和“具体”，难道你们能够具体地说明出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列宁格勒、格鲁吉亚等地人民罢工斗争的理由吗？
你们能够具体地说明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长期地赖在你们的“兄弟国家”的领土不走的真相吗？
你们能够具体地讲出国内、军内贫富悬殊、阶级压迫严重的真实原因吗？
要是那样一讲，新沙皇的“宝座”就坐不稳了，苏修新贵们的特权地位就无法维持了。
你们只能搞一套假马克思主义、假共产主义的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然而它已经越来越为广大下层官兵所厌弃、所识破，怎么能期望它产生起死回生的功效？

波罗的海的恶浪狂涛
07月的骄阳把遭到百年未遇大旱的北德平原几乎要烤干了，但是灿烂的阳光仿佛给这里的海滩增添了景色，引来了大批游客。
西起与丹麦接界的弗伦斯堡，东到吕贝克湾这个不长的波罗的海的海岸线上，散布着许多海滨浴场，海水、沙滩、游客显得分外平静安逸，但是人们心里也很清楚，波罗的海的恶浪狂涛随时可能袭来。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邀来到西德海军部队参观访问。
我们从处于波罗的海极西端、深入丹麦和西德领土夹峙之间的波罗的海通道中的奥尔彭尼茨基地上船出发，缓缓驶出海口，不过几分钟，刚过西德三浬领水线，迎面就碰上了华约集团国家装有现代化电子侦察装置的侦察舰。
人们风趣地告诉我们：
这是苏联和华约集团海军前来“值班”的“不速之客”。
每天都有一艘这种间谍舰深入到波罗的海通道，在西德这个基地外三浬处进行侦察，如果我们的船只稍稍再往东行驶，一到波罗的海通道东部出口西德费马恩岛附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不速之客”，而来自苏联的电子侦察飞机更是不断地在西德海岸三浬外的上空进行侦察。
亲眼看到这一情景，就使人想到苏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在他新著中的那句话，“出现在海岸边的舰艇乃是一种现实的行动威胁”。
苏联海霸那种咄咄逼人的凶相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在波罗的海上航行的那天，海上风力只有二级，海面仅是微波潾潾。
可是船上的水兵告诉我们，波罗的海也会掀起狂风恶浪，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风力挟着几米高的浪头，铺天盖地迎面扑来。
如今波罗的海还有一种比自然界的风浪更为凶险的、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掀起的恶浪。
一个月前，当丹麦舰队在波罗的海通道出口丹麦的波恩荷尔姆岛附近演习投放水雷时，苏联首先指使华约国家的舰只去抢夺丹麦的水雷，后来又直接出动苏联舰只包围了他们的潜艇，逼使丹麦舰队不得不中断演习。
人们可以看到苏联现在正挟其庞大的舰队和空军，越来越逼近西德和丹麦的领海领空来耀武扬威。
据不久前西德《前进报》报道，“1975年，苏联轰炸机队有时以四十架到五十架的编队飞向丹麦，通常要到离丹麦领空十浬处再往回飞行”，“去年一年中这种几乎侵犯领空的行为达到了一百一十次，而苏联轰炸机在今年的头五十天中就进行了二十次这样的行动。”
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不久前也报道说，“华约集团的登陆演习不断地向西方推移，苏联轰炸机的飞行演习，以六十架到七十架为编队，每星期中两次到三次向西兰岛飞行”，直到丹麦不得不派出战斗机迎截为止。
人们如果把视线再向西北方向眺望，就会看到波罗的海通道上的密云阴霾不仅来自东海方向，而且也来自北海方向。
西德海军人士告诉我们，“06月底，一支由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的苏联舰队就闯到了北海，首先在波罗的海通道的西部出口处进行演习，然后南下去西德海岸外，再北上到英国海岸外演习，最后经过波罗的海通道而进入波罗的海。”
苏联海霸对波罗的海通道从两个方向进行的钳形军事威胁，已经通过这些行动而表现得十分明显。
苏联为什么对波罗的海通道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
挂在西德舰队司令部里的那张巨大的波罗的海地图揭穿了这个迷底。
整个波罗的海是个内海，波罗的海通道是其通向大西洋的唯一出口。
从老沙皇彼得一世开始，俄国就梦想建立海上霸权，从而觊觎波罗的海通道。
老沙皇当时尽管打败了瑞典的海军，但俄国的海军却始终只是陆军的延长，波罗的海通道的控制权更是可望而不可即。
西德舰队司令部的参谋军官们特别指出：
从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后，苏联加紧扩建海军，目前已建立了一支最强大的潜艇舰队，一支远洋导弹巡洋舰队，一支携带有进攻性武器的海军航空兵，一支强大的能进行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一支有足够后勤运输能力的供应船队，此外还有一支占世界第6位的商船队，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捕鱼船队和海洋研究船只。
他们强调指出：
苏联海军在全世界各大洋都很活跃，但其活动集中地区，则“主要是危机集中的地区和对西方世界原料、能源等的供应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如大西洋、地中海、非洲西海岸和印度洋等”。
另一方面，苏联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造船和海军维修能力都是在波罗的海，最近几年中在这里制造的苏联海军舰艇比苏联其他所有船坞要多八倍。
正象西德海军人士指出的那样，为了建立海上霸权，“控制波罗的海就是苏联任何军事活动的前提”，而“控制波罗的海通道是它重要的战略目标”。
只有控制了通道，苏联重要的波罗的海舰队“才能进入大西洋，把制海权扩大到北约控制的地区，切断欧洲中部和北部的联系，切断欧洲同北美的联系，切断欧洲能源和原料的供应线”。
无怪乎戈尔什科夫要叫嚷，“为了进入大洋”，苏海军要“克服巨大的空间”，和“强行渡过”由别国海军控制或监视的“狭水区和海峡”。
新沙皇对于海峡地区垂涎欲滴的一副贪婪相，不是活龙活现地自我暴露了吗？
在格吕克堡西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里，在基尔海军航空兵总部，或是在奥尔彭尼茨的海军武器学校的教学大厅中，我们同西德海军人士的交谈中，人们常常严肃地指出：
俄国熊已学会了游泳，苏联海军已从防御的因素变成了进攻的因素了。
他们表示，苏联从一个陆地大国发展成为海洋大国，自然引起了西德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一些国家的注意和忧虑。
西德海军航空兵的一位高级军官坦率地对我们说，“苏联和华约集团已把从特拉维明德一直到列宁格勒的整个南海岸线掌握在手中，他们具有强大的海军航空兵，甚至波罗的海对他们来说也显得太小了。
在这个地区，苏联和华约在海军航空兵方面对西方力量的对比是四比一”。
显然，西德人士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联想到不久前我们在夜色朦胧的基尔码头漫步，在风浪漫卷的不来梅港口远眺，在河道众多的汉堡港参观时所看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和油船，联想到每隔二点二分钟就有一条商船在西德港口进出的数字，而所有这些船只都要通过和波罗的海通道紧紧相邻的北海地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条海路被切断，对西德和西欧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在我们的参观访问中，无论在西德舰队司令部里，在奥尔彭尼茨海军基地里，在扫雷艇上，在港湾中，在海军武器学校里，以及在海军航空兵联队里，我们得到的印象是：
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西德海军正在提高戒备，加紧防卫。
同时我们对西德海军人士强调的他们将同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加紧联合，加强协作，共同担起防御任务的论点有了深刻的印象。
访问结束了，在我们即将离开基尔的时候，天气开始转阴，有时还洒下雨点。
汽车飞越著名的基尔运河大桥，整个基尔港在望，云层正在上空集结。
此时此刻，我们遥望波罗的海上空的阴云，耳里回响着西德舰队司令克洛泽将军的话：
“如果有人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是要起来保卫自己的。”
新华社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本报记者

苏联捕鱼船队掠夺海洋鱼类英国渔民表示深为忧虑
新华社伦敦1976年07月21日电
英国《约克郡邮报》07月20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不断扩充捕鱼船队和滥肆掠夺世界海洋鱼类的行径使英国渔民深为忧虑。
文章说，苏联政府农业政策的失败，使这个国家出现了“无肉日”和无肉的香肠。
“莫斯科正在谈论着鼓励俄国人多吃鱼”以及“仅有鱼肉可吃的日子和把制造鱼肉香肠列入俄国的发展项目之中”等问题。
为此，俄国人“正在转向海洋以求多搞一点吃的东西”。
文章说，苏联现在已有近四千艘各种类型的捕鱼船、五百四十艘鱼类加工船和运输船在世界各海洋大肆掠夺鱼类。
而俄国人现在还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制造更多的鱼类加工船。
文章说：
“英国渔民特别感到担心的是，俄国更大规模的捕鱼活动可能转移到英国周围水域”，在英伦三岛周围，“俄国人现在已经非常活跃了”。

西德总理访问美国和加拿大
新华社波恩1976年07月23日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在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后，于23日回到波恩。
施密特是在07月15日到达美国进行访问的。
据报道，施密特在华盛顿停留期间曾同美国总统福特就东西方关系和北大西洋联盟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施密特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些讲话中强调，在实行“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政策时，必须保持一个强大的北大西洋联盟。
他说，北约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加以保持”。
他呼吁西方国家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扩张。
他还警告说，美国军队如果撤出欧洲和地中海，将对东西方的战略均势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双方在会谈中还讨论了共同承担驻西德美军费用问题。
双方在07月17日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西德同意支付六千八百万美元，作为它对美国为加强不来梅附近的北翼军事力量而派出的一个战斗旅所承担的费用。
施密特在访美后回国途中顺道于21日至22日访问了加拿大。
施密特在渥太华停留期间，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等问题。
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官方人士说，施密特和特鲁多认为，如果西方保持有准备的状态，保持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和表现出有决心，苏联的威胁是可以被遏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