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办大学　农民上大学
——记辽宁省朝阳地区推广朝农经验
在辽宁省西部朝阳地区一条又一条山沟里，教育革命鲜花怒放。
文化大革命前，这里一所大学也没有。
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朝阳农学院后，县办的、社办的、队办的各种五七大学，象雨后春芽一般出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
在朝阳地区这些“土”大学里，我们听到了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巨大脚步声。
他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
要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当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农民。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激发起来的一股革命洪流。
早在1970年，当朝阳农学院刚刚搬到山沟里来办学的时候，大凌河两岸的劳动者，就成群结伙地奔到朝农来学习。
他们说：
“旧大学是资产阶级把门，现在该咱们给大学当家啦！”
每年朝阳农学院招生，全地区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求入学。
一所朝阳农学院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
广大贫下中农为了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要求有更多象朝农这样的大学。
1972年，中共朝阳县委领导同志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时，就深刻感到全县农、林、水利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建设人材，感到了劳动人民要求知识化的强烈愿望。
他们算了一笔帐：
按照全县农业学大寨的规划，到1976年需要一支两万人的科技队伍，而这样大的一支队伍，光靠国家分配是远远不能解决的。
一位老贫农学习了毛主席《七·三○指示》以后，激动地对县委领导同志说：
“毛主席的指示，说到咱心窝里去啦，你们要跟朝农学，快办这样的大学。”
调查回来，县委领导同志重温毛主席的《七·三○指示》，感到字字暖人心。
他们下定决心：
“有朝农作榜样，全县八十三万贫下中农就不信办不好一所大学！”
1972年，在中共朝阳地委的领导下，在朝阳农学院分布各县的科教基点的基础上，全地区六个县都办起了五七大学。
如今，四年过去了。
这些县办五七大学都发展壮大了。
就拿朝阳县五七大学来说，它的总校设在一条山沟里，十个专业分校散布在全县沟沟岔岔。
什么修正主义的“正规化”，什么旧教育制度，在这里统统没人理睬。
他们完全从贫下中农的需要出发，贫下中农需要什么专业就办什么专业，需要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需要办多久就办多久，需要在什么地方办，就在什么地方办。
朝农创造的各种办学形式，在这所五七大学里几乎都有。
贫下中农自豪地说：
“我们这所土大学，比过去那种洋大学好，好就好在它能多快好省地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材。”
这所五七大学已经为全县培养了一万四千多名毕业生。
还办理论学习班十四期，为全县教育战线输送了理论辅导员九百多名。
经过四年艰苦奋斗，这所五七大学师生用自己的双手盖起四百六十多间校舍，扩建了二千二百多亩学农基地和一座校办工厂，基本上实现了办学经费自给。
新生的幼芽虽然嫩弱，却具有坚不可摧的生命力。
五七大学历史虽短，却深深地扎根于贫下中农之中，什么样的冷风也吹不垮。
1972年，社会上刮起一阵修正主义回潮风，当这股邪风吹到北票县东官营子公社五七大学的时候，公社党委和学校革命师生给予了迎头痛击。
这所社办五七大学，是在学习江西共大的基础上，跟朝农同时诞生的。
学校办在自然条件较差的一个小山村——喇嘛洞生产队。
修正主义回潮时，有人要求下山，指责说：
“在兔子不拉屎的山头上办大学，不是自讨苦吃吗？”
公社党委顶住这股邪风，带领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和《五·七指示》，下队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
师生们每到一处，都听到贫下中农交口称赞五七大学好，说这个“土”大学，“土”教师，培养出来的“土”学生真顶用。
师生们认定朝农的经验不能丢，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坚决在山上继续办下去。
当时，县里有人打着“提高教学质量”的招牌，搞什么全县关门会考。
这所五七大学师生不理这个碴。
县里搞会考，他们学朝农，搞会战，在沙滩上奋战十天，造地十亩，并自豪地说：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答卷。”
在斗争激烈的日子里，朝阳农学院党委领导同志带着无产阶级的战斗情谊，来到这个五七大学，和他们互相勉励要顶住这股修正主义妖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学校教师不够，朝农每年都承担为他们培养师资的任务。
战友的支持，鼓舞了这个五七大学师生的革命斗志。
他们说：
“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撑腰，有朝农作榜样，天大的困难我们能战胜。”
办了五七大学，促进了东官营子公社人变、地变、山变。
过去，喇嘛洞是个“山多树木稀，地多产量低，天旱人盼雨，大雨山扒皮”的穷山村，社员年年吃返销粮。
五七大学成立以后，积极推广朝农经验，坚持在创业中育人，育人中创业。
六年来，师生们同喇嘛洞社员一起，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穷山窝变成了米粮川，粮食亩产千斤，跨入了这个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如今的喇嘛洞，花果满山坡，五谷香山窝，牛羊遍地跑，社员乐呵呵，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朝农之花不但在各县、各公社结果，在生产大队也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
朝阳县十二台子公社腰而营子大队是个八百多户的山村，跟朝阳农学院联系密切。
朝农经常派教师到这里来蹲点。
老教授龚畿道等就多次带领朝农学生来这里协助社员搞科学种田，建设科学实验站。
这里还有好几名朝农的“社来社去”毕业生。
从朝农第1期分段教学班毕业的袁振民，1971年回到大队后，担任科研站站长，在全大队培训出两百多名科技人材。
科研站负责的两杂制种田，培育的种子不仅供给本大队、本公社、本县，还调出一百五十多万斤支援了外地；
他们的棉花原种场，几年来培育出纯度很高的棉种，有三十八万斤调到外地，一部分还跨过高山大洋种到了友好国家的土地上。
这个大队的干部从朝农的办学路线和朝农毕业生的身上，看到农民办大学的重要性。
他们说：
“地区办朝农，各县各公社也办了朝农式大学，我们也要办！”
于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几间平房里就把业余大学办了起来。
这所农民五七大学，既是培养党、团员骨干的基地，又是科学研究的场所，越办越兴旺。
学员们不过沟，不过河，庄稼院里上大学，学马列，搞科研，不断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
前几年，这个大队不少人在自留地里种商品菜，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高价，小生产的自发势力一度泛滥，影响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
以前，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不对。
在农民五七大学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和大家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革命导师的教导，一下子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看到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危害性。
在党员的带动下，腰而营子大队就再没有人在自留地里种商品菜了。
大家齐心走社会主义道路，1975年粮食亩产一下跨过了《纲要》。
这样一些“土”大学，人人爱，人人夸，人人争着上。
在朝阳地区，四五十岁的农民上大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例如，有个“潘大学”，名叫潘凤明，五十七岁，是朝阳县凌北公社铁营子大队管果园的社员。
自从听了朝农“王大学”的事迹，他也想上大学。
今年年初，老潘头从有线广播里听到县五七大学要招生，心眼里那叫高兴啊！
他注意听，那广播里说五七大学招生不限年龄、文化程度和是否结婚，他觉得挺好；
又听，说是有两个条件，一要热爱农村，扎根农村，他想我这辈子想也没想过离开农村；
二要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他想我已干了四十多年了。
决心下定，就说服儿女们，然后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了身衣服，背着行李来上县五七大学了。
大伙说：
“朝农有个‘王大学’，咱老潘头就叫‘潘大学’吧！”
“潘大学”一进校门，就积极参加批邓斗争，而且一批就击中要害。
他说：
“要是依了邓小平，咱们这些人还能上大学吗？
咱们劳动人民还能知识化吗？”
老汉提出，咱要学朝农，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决不能让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又拖回到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的旧社会去！
千千万万个“王大学”、“潘大学”如此热爱朝农，热爱朝农式的大学，他们万众一心地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要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想扼杀朝农，妄想阻挡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前进步伐，办得到吗！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中共朝阳地委今年03月召开了推广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要求全地区各级党委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进一步抓好推广朝农经验的工作，推动朝阳地区教育革命不断发展。
到目前为止，全地区六个县都有了五七大学；
全地区一百九十四个公社试办起了各种五七大学共一百八十多所；
生产大队办的业余五七大学已发展到一百六十多所。
数以万计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进到这些“土”大学里，又学政治，又学文化，又学科学技术，又批判资产阶级。
一批又一批新型农民从这些“土”大学里毕业出来，成为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强大生力军。
农民办大学，农民上大学，正在朝阳农学院的故乡汇成滚滚向前的洪流。
一代新型农民的前进步伐，必将踏碎党内走资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光明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辉煌成就　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
我国战胜自然灾害夏粮总产量创历史新水平
文化大革命以来夏粮作物连年丰收。
广大干部群众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今年农业全面丰收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我国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战胜频繁的自然灾害，夺得了今年的夏粮丰收，总产量创造了历史的新水平。
以小麦为主的夏粮，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夏粮作物连年丰收。
今年，二十四个生产夏粮的省、市、自治区，除少数因灾平产或略有减产以外，大多数都比去年增产。
其中，北京、上海、山东、河南、辽宁、江苏、湖南、浙江、贵州、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夏粮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幅度较大。
北京市郊区三百六十多万亩以小麦为主的夏粮作物，平均亩产达到四百多斤，一季超过了《纲要》。
上海市郊区的小麦、大麦、元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长三成以上。
山东省六千万亩小麦的平均亩产和总产量，分别比去年增长一点七成和二成以上，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分别增长一点二倍和一点三倍。
原来不少高产的地区，今年夏粮继续大幅度增产；
夏粮平均亩产一季达《纲要》、过“黄河”的县成批涌现，平均亩产过“长江”、超千斤的社队也越来越多。
河南省新乡地区近五百万亩小麦，今年平均亩产超过五百斤，一季过了“黄河”。
去年小麦平均亩产过《纲要》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今年小麦总产量又比去年增长一成以上，再创历史新纪录。
山东省潍坊、烟台、济宁三市郊区和河南省温县，今年小麦平均亩产都在七百斤以上。
原来一些低产的地区，近几年也大步赶了上来。
安徽省淮北平原历史上著名低产的二十个县，今年县县增产，社社丰收，一千九百多万亩小麦的总产和单产都比大丰收的1975年增长一成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昔日多灾低产的江苏省徐州和淮阴地区，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又创造了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新成绩。
今年，全国各地在遭受多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夏粮仍然获得丰收，这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辉煌成就，是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
夏粮丰收的生动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推动着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迅猛前进。
今春以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农村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加深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解，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他们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批邓，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带头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他们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紧密联系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批判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联系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批判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的罪行；
联系学大寨运动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批判邓小平歪曲大寨根本经验、妄图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
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他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夺取夏粮丰收的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小麦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三分之一左右的山东省，各级党委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小麦是一种增产潜力很大的高产稳产作物，大力发展小麦生产，对于加快全省农业发展的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批邓斗争的推动下，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建立了麦田管理队伍和小麦丰产指挥田，并且充分发挥由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组织的作用，及时总结和推广小麦高产的先进经验，促进了小麦的增产。
在夏粮作物生长期间，我国南北各地先后遇到低温、阴雨、干旱、风雹、病虫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
在批邓斗争中焕发了革命精神的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地树立起抗灾夺丰收的雄心壮志，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英雄气概，一次又一次同灾害进行顽强斗争，终于夺得了夏粮的新丰收。
认真学习，深入批邓，大大提高了农村各级领导干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促进了机关工作的改革和干部的思想革命化。
近几年来，上海郊区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了“三三制”。
他们分期分批到公社、大队蹲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调查研究，增强了与贫下中农的深厚阶级感情。
在批邓斗争中，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自觉性。
他们说，只有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普通劳动者划等号，才能作群众的贴心人，当革命的带头人。
在夺取夏粮丰收的战斗中，在社队蹲点的干部，坚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一同学习、一同开展批邓，带领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发展了郊区的大好形势。
去冬今春以来，全国各地党委先后抽调一百六十多万名干部深入农村蹲点，坚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认真学习，努力改进思想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紧密结合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生动具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从而大大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决心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精神，继续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坚守在抓革命促生产第1线，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抓紧抓好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努力夺取今年农业的全面丰收。
（附图片）
山东省肥城县汶阳公社五万亩小麦单产一季过“长江”。
图为这个公社砖西大队的社员边收割，边脱粒，边交售，打麦场上一片欢腾。
新华社记者 摄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农业学大寨。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北京部队某部干部学习班　张自臣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要革命还是要做官，是区别无产阶级领导干部和党内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要革命，而不是要做官，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决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种革命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不是用另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原先的剥削制度，而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就要从根本上消灭一部分人做官、绝大多数人被做官的人统治这种制度。
在革命过程中，一些同志担负了领导职务，职位有高有低；
但是，“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为彻底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政治本色。
争名、争利、争位，做官当老爷，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
邓小平为什么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走资派？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也就是保护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
怎样才是革命而不是做官？
这里，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指出：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党内走资派之所以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就是因为他们窃据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
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贪婪地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富，成为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革命的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带领群众同走资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这才是干革命。
“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的平等关系。
这里说的当“官”，就是当干部，只是借用了“官”这个词，与“做官”的含义完全不同。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干部应是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富有牺牲精神和工作能力的优秀分子。
党的干部要带领群众前进，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努力改造世界观，避免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把革命队伍内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变成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要革命，就是要革一切剥削阶级的命，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
做官与革命，是尖锐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
极少数一心要做官的人，演变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一定要被最大多数一心要革命的干部和群众打倒。

学习简讯
办中国哲学史学习班
吉林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最近举办了工人理论骨干中国哲学史学习班，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和总结中国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历史经验，推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
组织社员学鲁迅杂文
浙江省萧山县东方红公社杜湖大队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认真学习、深入批邓的过程中，选学鲁迅关于批判反动势力、支持新生事物，坚持革新、反对倒退，批判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等方面的杂文和言论，为批邓增添了战斗武器。

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党内资产阶级
纪平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人们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阶级斗争的大量事实，给我们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
怎样认识走资派？
怎样同走资派作斗争？
怎样才能继续革命，永葆革命青春？
毛主席早在1964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就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毛主席指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并且明确指出，“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这就揭示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实质。
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走资派，也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沾染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如不警惕，就会由量变发展到质变，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他们的灵魂深处，是一个腐朽的资产阶级王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贵民贱”等等没落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
他们总是“拚老命”保护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加高等级制度的“台阶”，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来。
这些人养尊处优，骑在工农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在他们看来，你是被我管的，我是管人的，当官的说了算，这是天经地义。
实际上，他们把自己摆到旧社会大老板的位置上，把工农群众当成雇佣奴隶。
他们总想对群众实行“管、卡、压”，把领导和群众之间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变成猫鼠关系。
他们迷信“金钱万能”，迷恋物质刺激，总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他们还贪婪地聚敛财富。
昔日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列宁：
《怎样组织竞赛？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
今日的党内走资派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侵吞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要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控制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经蔚然成风。
但是，官僚主义是一种顽症，我们把那些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的老爷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
走资派还在走，官僚主义者阶级还在做官当老爷。
我们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
怎样才能有效地同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作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和批判党内的黑暗面，即党内的资产阶级；
同时，大力支持群众创造的革命的新生事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荡涤了官僚主义的污泥浊水，在斗争中涌现出来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
这一下触到了邓小平这一类搞修正主义的“大官”的命根子。
在他们眼里，那些初出茅庐的“儿童团”，居然堂堂正正地走上领导岗位；
粗手粗脚的“下等人”，竟参加了企业管理，而过去做官当老爷的人，现在却要参加生产劳动；
“官”下了错误的命令，群众不但可以不听，而且要加以批判。
这些岂不是“大逆不道”？
于是乎就暴跳如雷，抡起“整顿”的大棒，大杀大砍新生事物。
他们越是反对，越是说明我们做对了。
今后还要这样同他们斗下去。
领导干部怎样才能避免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经常到群众中去，搞三同，拜老师，当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普通劳动者。
马克思说过：
“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致弗·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8页）毛主席也说过：
“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有些领导干部成为官僚主义者，陷入修正主义泥潭，往往是从不劳动开始的。
他们同工人话说不到一块，心想不到一起，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工作中就必然搞唯心主义的指导，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管理人员本来是从生产劳动者当中分离出来的。
管理人员再回到生产劳动中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社会随着分工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
“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我们共产党人要为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就应当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当管理者，又当劳动者，用实际行动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削弱以至消灭产生阶级的基础。
工农群众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而且是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
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真心实意地学，脚踏实地地干，就能够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提高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觉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做具有彻底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理论讨论会好编辑同志：
在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高潮中，许多地方举办了理论讨论会。
从报纸上发表的消息中，知道这种理论讨论会开得好，收到很好的效果，看了以后，很受启发。
我为这一新生事物拍手叫好。
理论讨论会好在哪儿呢？
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一、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理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工农兵成为理论讲坛的主人。
由于工农兵群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讨论问题，生动活泼，好懂好记。
二、领导和群众在一块学理论，便于领导干部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
领导和群众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沟通思想，水乳交融。
三、一次讨论会讨论一两个专题，在学习上体现了“打歼灭战”的思想。
会前，大家有准备；
会中，大家从各个侧面对所讨论的专题发表意见，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解决问题快，学习体会深。
四、报纸上或是各单位办的学习和批判专栏里，把讨论的文章登出来，读者看了，也象是参加了讨论会一样，同样受到教育。
希望各单位的党委和领导同志大力扶植这一新生事物，采取积极态度，使理论讨论会活跃起来，推动本单位学习和批邓斗争的深入发展。
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学习讨论，向群众学习。
这对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大有好处。
河南罗山县人武部裴钧昌

读恩格斯的一则《自白》
林为民
1868年04月初，恩格斯写下了一则《自白》：
“您喜爱的格言：………一无所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83页）恩格斯这句自白，对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对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多么无情的蔑视和批判！
同时，也显示出无产阶级毫不利己的崇高品德。
方志敏同志在《清贫》中说：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也正如《红灯记》中李奶奶说的：
“我看那富贵荣华如粪土，穷苦人淡饭粗茶分外香。”
无产阶级不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要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摆脱了贫困的境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仍然存在。
复辟的最大的危险就在党内走资派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保持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呢，还是经营“安乐窝”、追求“富贵乡”呢？
这是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严峻考验。
广大党员和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保持了过去那种旺盛的革命斗志，同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同甘共苦，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前进。
而有的人却认为：
“过去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是自己捞一把的时候了。”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极力反对。
这些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象。
让我们把恩格斯喜爱的这句格言变成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吧！

防止“公仆”变“老爷”
林继山朱兵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应当把权力“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同时，还指出了怎样才能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恩格斯：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
这里说的“社会公仆”，就是人民的勤务员；
这里说的“社会主人”，是指那种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官老爷。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巴黎公社“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4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的管理人员，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的管理人员就没有从公仆变成老爷的可能。
这样的危险性，还是严重存在的。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成为统治阶级，共产党成了执政党。
一部分党员在国家机关里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就不想继续革命了，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就要压迫工人农民，由社会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
一些为了升官发财而混入党内的人，他们是“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列宁：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这种人本来就是要做官当老爷的。
还必须注意，我们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还保障着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党的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人员，如果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甚至强化和扩大它，就可能把人民交给的职权当成个人的特权，从人民的勤务员变成压迫人民的官老爷。
变成了这样的人，就成了毛主席所指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派，党内的资产阶级。
这种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压工农兵，压广大干部，把自己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这种人“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官老爷没有什么两样。
怎样才能防止国家机关的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官老爷呢？
巴黎公社提供了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不把管理者和劳动者这种社会分工固定化。
“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5页）公社委员和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可以由选举者随时撤换，取消官吏的一切特权，国家所有公职人员实行低薪制，把旧社会国家官吏特殊的“长官职能”，用进行具体的管理工作的职能来代替。
这就是说，管理人员应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做管理工作。
这些做法，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列宁也要求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列宁：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作了一系列加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改革国家机关的指示，指出：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规定了“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以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同时，毛主席还特别倡导和支持工农群众参加国家和企业、公社的管理。
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还规定：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宪法的规定，发动广大群众同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动员广大干部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中间去，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与广大群众实行三同，才能有效地防止国家机关的管理人员蜕化变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做革命战士，还是做官当老爷，是由他们的世界观决定的。
有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认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保持革命的坚定性；
才能热情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摆正个人在群众中的位置，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深切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时时处处为群众谋利益。
反之，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即使身子走到群众中去了，仍然会以官老爷自居，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三同，最重要的是同群众一条心干革命。
领导干部是以社会“公仆”身分为人民服务，还是以官老爷态度去压迫人民，实质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官贵民贱”的反动思想，反对国家机关改革，反对工人、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反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对知识分子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窃据的地位固定化，甚至成为世袭特权。
我们必须集中火力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分清革命与做官，做社会公仆与做社会主人的界限，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与党内走资派长期战斗。

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赞彩色科教影片《海潮》
长缨
浩瀚的大海，波澜起伏，滚滚潮浪，涌向岸边。
一会儿，海水渐渐升高；
过了一段时间，又慢慢地落下去。
这是彩色科教影片《海潮》开始的一组镜头。
海水为什么会那样有节奏地产生涨落运动呢？
对于任何一种自然现象，历来都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
影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向我们扼要而生动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在同孔孟之道宣扬的“天命观”作斗争中，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研究海潮、利用海潮所取得的出色成果。
远在一千八百多年前，我国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通过长期的天文观察，就发现了海潮与月亮的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论断，这是海潮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宣告了孔孟之道鼓吹的“天命观”的破产。
影片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光辉成就，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是在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作坚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海潮》揭露和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关于海潮成因的种种骗人的鬼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海潮是海水运动的一种自然现象，它本身存在着固有的运动规律。
影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充分调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采取特技、动画等各种方法，把观众带到了广漠深邃的宇宙星空，深入观察和分析引起海水涨落的各种矛盾运动，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地”和“天”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由于地球上海水水域的巨大和它的流动性，因此当它被地球带着在宇宙空间运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其他星球的作用和影响，而引起海水的涨落。
影片紧紧抓住地球、月亮、太阳三个星球之间的各种矛盾运动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怎样决定着海潮运动规律的特点，科学地解释了海潮的成因及其规律性，使观众认识到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从而受到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海潮》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坚持科教电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在正确地揭示海潮运动规律的过程中，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沿海广大工农兵群众和海洋科学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海潮规律，进而利用海潮、征服海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影片通过浙江省杭州湾钱塘江两岸人民利用大小潮规律围海造田的英雄事迹，鲜明地突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胜利，宣告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破产。
“滔天浊浪排空来，倒海翻江山为摧”，影片运用长焦距镜头真实地、准确地在银幕上再现了举世闻名的钱塘江大潮的雄伟磅礴气势。
但是，这种自然奇观，在旧社会，带给沿江人民的却是沉重的灾难。
影片有力地揭露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不但不治理海潮带来的祸患，却反而利用海潮横征暴敛，逼得广大劳动人民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随着高昂激越的解说声，画面急速翻转，展示了钱塘江畔萧山县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海潮规律，利用海潮规律，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向大海夺田的宏伟画卷，生动地说明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我国人民一旦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当我们看到昔日茫茫的烂泥滩，而今变成稻浪滚滚的米粮川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影片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海潮》的摄制成功，是对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回击。
我们坚信，随着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科教影片问世。

杂技舞台今胜昔
晓傅
这次全国杂技调演，来自全国各地和部队的文艺战士，以他们在文艺革命中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优异成绩，有力地回击了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雄辩地驳斥了邓小平“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
近几年来，杂技艺术在如何更好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斗风貌上作了很大努力。
我们通过一台台充满革命激情的杂技演出，看到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人民意气风发，勇敢豪迈的革命精神、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如《武术》、《车技》等节目，不少演出队对旧的演出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发展了敏捷、准确的对手技巧，新设计了许多壮美、挺拔的集体造型，有的从群众斗争生活中吸取素材，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技巧，如内蒙古队的《武术》，揉合了当地人民爱好的民间体育“摔跤”和民间舞蹈“安代”的动作，显现出蒙古族人民勇敢、豪爽的性格；
沈阳、广州部队队吸收了战士喜爱的跳木马，演员作三百六十度、七百二十度腾空翻，越过在木马上倒立的人墙，表现了人民战士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英姿。
这些节目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充满生气。
这次调演中，大多数的传统杂技节目在技巧上都有所创新，我们看到许多从“倒立”技巧衍变而来的节目，如《椅子顶》、《木砖顶》、《顶碗》等，在杂技最基本的技巧“顶功”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以单手顶来说，文化大革命前几乎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前几年能掌握这项技巧的演员也还不多。
这次调演中，单手倒立已为各团演员所普遍掌握。
“单手跃起”这类动作，过去男演员表演也很吃力，现在许多女演员、少年儿童演员也能表演得轻松自如。
江苏队的双层汉水
（侧身单手倒立），广西队和广东队少年儿童表演的三人双层脖支倒立，第3层的小演员的单手卡脖等动作，这些表演无论从负荷的重量，平衡的保持，倒立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了原有难度，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上海、河南等队的《倒立》更是以单手顶为主的节目，他们表演的单手晃圈，单手顶上下梯阶等等，更把单手倒立技巧提到新的高度。
在对手倒立技巧中，发展最快、最突出的要算《顶碗》这个节目，真是各队各有创新，创造了不少难度既大，又很优美的新颖动作。
其他技艺节目如《踢碗》、《耍花坛》、《抖空竹》、《手技》等也都有新的创造，体现了广大杂技工作者精益求精，以展示我们时代风貌的新成果。
发展和提高传统的节目和技艺，是发展杂技艺术，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风貌所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以工农兵的现实斗争生活作为取之不尽的源泉，大胆创作和发展新的技巧和新的节目，丰富我们杂技艺术的品种。
这次调演中，就有不少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新节目。
如吉林队的《儿童浪木》，就是以儿童锻炼身体的“浪船”和解放军战士进行训练的“浪木”作为素材，结合杂技的基本功创造的新节目，反映了少年儿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精神。
还有江苏队的《手技》、《银球传友谊》，上海队的口技《百万雄师过大江》、《知识青年在边疆》等都是以现实斗争生活为素材，运用杂技艺术表演的特殊手段创作的新节目，既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又发挥了杂技的特点，成为受工农兵欢迎的新杂技节目。
铁的事实证明，杂技舞台今胜昔。
我们要继续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不断攀登新高峰。

杂技艺术的新生面
——从全国杂技调演看邓小平“一花独放”谬论的破产
小峦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来自全国三十三个演出队的二千多名杂技艺术工作者，以近五百个节目的丰富内容，为首都工农兵作了四百多场次的精采演出，充分反映了杂技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朝气蓬勃的生动局面，有力地证明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给我国古老的杂技艺术带来了新生。
它以铁的事实给予邓小平诬蔑文艺革命“今不如昔”、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的谬论以有力的回击。
这次全国杂技调演，是我国杂技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杂技革命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调演的节目，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工农兵群众意气风发、英勇豪迈、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艺术上丰富清新，形式健康优美，具有比较浓厚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
从生活中提炼和发展的新技巧、新品种也在不断涌现，难度大的顶碗、踢碗、钻圈、椅子顶、手技以及口技、魔术、戏法等项目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六十多种传统技巧焕发了新的异彩，高难技巧的掌握普遍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
演员队伍生气勃勃，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青少年，老一代焕发了青春，新一代正在茁壮成长。
这一切，都是广大杂技艺术工作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以革命样板戏为学习榜样，对杂技进行革新的成果。
首都工农兵观众有一句深刻的评语：
今天的社会主义杂技内容新，技巧新，队伍新，风格新，真是开了新生面。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杂技战线的大好形势是斗出来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
建国以来，杂技改革的过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伙同邓小平在文艺界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崇拜苏修马戏，鼓吹“挖掘传统，全盘继承”，把杂技引入崇洋复古的歧途。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使杂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可是，邓小平又刮起右倾翻案风，重新拾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文艺货色，竭力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大肆叫嚷要对文艺进行“整顿”，企图把包括杂技在内的革命文艺的方向“扭”回到修正主义的轨道。
这个翻案、倒退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练跟斗顶”，只有永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才能在斗争中保证杂技艺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杂技战线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杂技艺术为哪个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一方向问题进行的。
斗争的焦点是杂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
刘少奇、邓小平，一贯鼓吹杂技是所谓超阶级、超时代的纯技术表演，是供人“欣赏娱乐”的东西，把杂技作为他们宣扬“全民文艺”、“有益无害”以及“全盘继承”等谬论的黑标本，反对杂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实际上，是在纯技术的幌子下，贩卖封资修的黑货。
林彪也以杂技是纯技术表演为借口，采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
他们都是抽掉杂技的阶级性，进而取消杂技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妄图把杂技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杂技艺术也不例外。
杂技始源于民间，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但是，在旧社会它却不能为劳动人民服务，而是被各个统治阶级打上自己意识形态的印记。
一个杂技节目，从选择动作、制作道具、音乐、服装到表现什么气质，为谁服务，都受到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愿望要求所制约，成为维护不同社会经济基础的工具。
在封建社会里，杂技多半被用来宣扬孔孟之道和迷信、恐怖、天命观、因果报应等封建意识形态，如《连升三级》、《童子拜佛》、《福禄寿禧》等等，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
在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杂技节目是什么《大变金钱》、《幻术脱衣》、《飞车辗人》等，宣扬的是恐怖、凶残、色情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杂技成为资产阶级老爷赚取利润的活广告，成为毒害人民的精神毒剂。
就以《走钢丝》为例，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路线不同，就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效果。
资本主义国家的表演，充满着半裸体、摇摆舞、爵士乐，丑态百出，不堪入目，反映了资产阶级颓丧、没落、腐朽的精神状态。
而我们国家的踩“钢丝”，则与他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强烈对比。
这次调演中，演员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高超的技艺，健康优美的动作，活泼愉快的表演，时而在钢丝上飞跑跳跃，时而翻腾舞蹈，表现了我国人民不畏艰险，勇于攀登高峰的革命精神，给人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这不正是杂技艺术的阶级性吗？
这不正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
杂技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通过它特殊的、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段来实现的。
杂技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技艺性，就是技巧、动作和造型。
它体现阶级内容的方式，是通过技艺的表演及演员本身的精神气质来反映时代风貌和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
它不同于戏剧，不可能通过曲折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完整的故事情节。
它的主要艺术手段就是多种高难技巧的组合，健康的动作和优美的造型。
音乐、舞台美术则是它的辅助手段。
这些高超的技艺，始源于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动作，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过程的艺术反映，也是一种对力学科学的实际运用。
可以说，杂技是我国劳动人民对大自然，对生产、生活工具这些物质实体的控制、驾驭、征服的气概和能力的体现。
它表现的阶级内容，关键就是反映哪个阶级的精神面貌。
区分新旧杂技的标志就在于此。
这次调演涌现的大批优秀节目，如《手技》、《溜冰》、《儿童浪木》、《高车踢碗》、《舞流星》等等，都是从内容上荡涤了旧杂技凶残恐怖、庸俗低级的思想意识，剔除了陈腐丑恶的艺术形象，通过高超精湛的技艺，健康优美的造型，情绪饱满的表演，团结活泼的舞台作风，展示了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表现了无产阶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
这些节目，引人向上，振奋精神，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不正是杂技艺术特殊规律和效能的有力证明吗？
因此，忽视杂技艺术和其他艺术都具有的普遍性即共性，是错误的。
但是，抹煞杂技的特殊性，否定杂技的艺术规律，甚至企图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去强加于它，代替或取消它，也是不正确的。
有人说杂技不加故事情节就不能为政治服务，就应该“取缔”，这种说法是形而上学的，是不利于杂技艺术的革新和发展的。
对于杂技艺术，如果违背它的特殊规律，强加故事情节，甚至发展成所谓“杂技剧”，不仅会导致取消杂技艺术的恶果，而且很容易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
从创作上看，如果只从技巧出发，去决定内容，例如把原有的车技、走钢丝、扛杆、空中飞人等形式象戏剧那样加上完整的故事情节，不是形式服从内容，而是使内容为形式和技巧服务，这就颠倒了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结果，表现的内容既缺乏生活依据，又不能体现主题思想，还会丑化工农兵的形象，妨害技巧的发挥。
这样，又怎么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呢？
杂技艺术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必须立足于创新，继续贯彻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丰富上演节目，繁荣杂技品种。
这就需要继续批判地继承杂技的传统技巧，扬弃糟粕，汲取精华，加以改造，使之变成为今天时代服务的东西。
同时，也不忽略借鉴外来形式的技艺，做到“洋为中用”。
但更重要的还是深入生活，学习工农兵，熟悉工农兵，从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中，积累丰富素材，提炼和创造新的技艺和动作，发展新的品种。
在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前提下，提倡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
调演中有不少节目以自己的技能和动作为基础，吸收了舞蹈、体操等姊妹艺术的长处，增加了杂技的艺术色彩，丰富了杂技本身的艺术表现力。
我们要从舞台的各个方面去正确而充分地表现今天的时代风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总之，杂技革命，不只是技巧和艺术形式的改革，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是用无产阶级的面貌还是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杂技，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它将始终贯串着两种世界观、两种艺术观、两种文艺思想的激烈斗争。
由于杂技艺术的特点，演员本身就是舞台形象的直接体现者。
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从技巧的选择到表演的风格，都和杂技队伍本身的思想革命化紧密相连。
因此，抓紧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化的杂技队伍，是时代的需要，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也是杂技改革创新的需要。
广大杂技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邓小平，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肃清“一招鲜，吃遍天”、技术私有、行帮习气、家族观念等流毒，深入工厂、农村，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和文艺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为革命苦练基本功，把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体现在杂技艺术舞台上，为进一步发展杂技战线的大好形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图片）
辽宁省演出队青少年演员表演的《扛梯》。
新华社记者摄
上海市演出队表演的《溜冰》
新华社记者摄

余湛副外长会见卢森堡客人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副议长勒内·亨格尔率领的卢森堡议员团和卢中友协主席阿道夫·弗朗克。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等参加了会见。

吴桂贤副总理会见法国“社会和自由的一代”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今天上午会见以法国“社会和自由的一代”全国委员会主席多米尼加·比斯罗为团长的法国“社会和自由的一代”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苏礼蔼，参加了会见。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让·皮埃尔·拉法兰、亨利·吉斯卡尔·德斯坦、伯诺依·罗热·瓦斯兰、玛尔克·菲利普·多布勒斯、皮埃尔·西莫纳、尼古拉·德斯坦。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赵俊祯，有关方面负责人贾学谦等。
（附图片）
吴桂贤副总理会见以多米尼加·比斯罗为团长的法国“社会和自由的一代”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墨西哥海军官兵在上海参观访问
受到上海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上海1976年07月22日电
墨西哥海军部代表、墨西哥“英雄”海军学院院长萨尔瓦多·戈麦斯·贝尔纳特将军和墨西哥海军官兵，这几天在上海进行参观访问，受到了上海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18日，墨西哥海军官兵应邀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某部，受到了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希曾和部队指战员的热情接待。
停靠在码头的各种舰艇为墨西哥朋友的来访悬挂了满旗，指战员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向客人们致敬。
墨西哥朋友参观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各种舰艇和装备。
中午，墨西哥海军官兵同中国海军指战员欢聚一堂，共进午餐。
东海舰队指战员把一册反映我国海军指战员生活的影集赠送给墨西哥海军。
墨西哥客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战员还热情地举行了联欢活动。
上海民兵为墨西哥朋友举行了一场军事表演。
红小兵的步枪射击，男女青年的歼敌赛和摩托车飞跃断桥等项目的表演，受到了墨西哥海军官兵的热烈鼓掌欢迎。
墨西哥朋友还分路参观了上海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工人新村、少年宫，观看了军事体育表演，出席了文艺晚会。
今天晚上，戈麦斯将军在“夸乌特莫克”舰的甲板上举行宴会，向上海人民告别。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冯国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刘文学、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希曾、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人、公社社员、解放军指战员、民兵等各界代表二百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戈麦斯将军和刘文学政委在宴会上先后举杯，共祝中墨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

我国进行综合性日环食观测获得重要成果
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高山雪原摆开了批邓战场。
他们用国产仪器设备作第1次综合性观测，积累了第1批日环食研究和科学普及资料，为我国天文科学普及事业作出了贡献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日环食观测队，在喀喇昆仑山上对今年04月29日发生的日环食现象成功地进行了综合性观测，获得重要成果。
最近他们已经回到北京，对观测所得的数据和资料作了初步分析、测定和总结。
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全部用国产仪器设备，独立自主地进行的第1次综合性日环食观测。
观测结果，为我国积累了第1批日环食研究和科学普及资料，取得了研究和探索日环食期间引力异常问题的第一手观测、实验数据，改变了过去依赖外国日环食资料的局面，为我国天文科学普及事业作出了贡献。
日环食属于日食的一种。
月球绕地球旋转，地球又同时带着月球绕太阳旋转。
当月球转到地球和太阳中间，三者处于或近于一条直线时，月球挡住太阳，就发生了日食。
整个太阳被挡住叫日全食；
太阳被月球挡住一部分叫日偏食；
太阳中央被月球挡住，边缘还剩下一圈明亮的环，叫日环食。
日环食观测对科学研究和获取科学普及资料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以来，我国境内曾遇到过两次日环食现象。
第1次是在1958年。
那时，苏修以“合作”为名，派来“专家”，同我国科学工作者一起，对发生在我国海南岛的日环食现象进行了“联合观测”，可是观测的成果大部分被他们掠走。
多年来，我国天文馆宣传、天文教学和天文科学普及工作所用的日环食资料不仅很不完整，而且几乎全是依赖外国的。
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天文科学工作者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去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一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天文、物理科学工作者，经过协商讨论，倡议发起了这次日环食观测。
这支日环食观测队，由北京天文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天文台、上海自然博物馆、珠江电影制片厂、新疆地震研究部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天津市科技局有关单位的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科技人员、电影工作者组成。
观测队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
这次日环食带中心线经过的新疆西部喀喇昆仑山区神仙湾、甜水海一带，山高路险，气候恶劣。
观测队员们以“可上九天揽月”的英雄气概，奋战在海拔五千二百米至六千一百米的三个观测点上，从运送、安装仪器设备到观测结束，在严寒缺氧、高山反应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几十个日日夜夜。
在这次观测活动中，队员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高山雪原摆开了批邓的战场。
大家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决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以更多的观测成果来反击右倾翻案风。
许多观测队员爬雪山，涉冰河，反复选择更为有利的观测点，并且冒着高山大风和严寒，事先进行了多次试验观测。
他们日夜监视着观测点上的风云变幻，努力使观测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有些观测队员在日环食发生前的半个月，便携带照相设备和电影摄影机，在观测点周围的许多山头进行了多次试拍。
在04月29日日环食观测现场，他们在相距几百公里的三个观测点上，拍摄了我国第1批珍贵的纪录日环食全过程的电影和照片资料，并且完成了有关科学普及影片所需要的日食外景和实景的摄影任务。
日环食期间引力异常效应的观测，是在海拔五千五百米的山洞里，用多种仪器设备和不同观测手段进行的。
有的队员在山洞里几天吃不下饭，还日夜守在仪器旁边，记录日环食期间及前后各种不同的观测数据。
这次日环食观测活动，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喀喇昆仑山区军民热情为观测队安排好交通、食宿和物资供应。
许多边防战士主动给观测队带路察看地形，提供环食带的地理、气象情况，帮助观测队制订计划和运输、安装仪器，为完成这次观测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附图片）
这是04月29日在喀喇昆仑山海拔五千二百米的观测点上拍摄的日环食照片。
图为观测队员在边防战士的协助下，用我国制造的天文望远镜头在海拔五千二百米的观测点上拍摄纪录日环食全过程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离广州去上海访问
新华社广州1976年07月22日电
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宣传部长金应道少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丁里陪同，今天晚上乘专车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访问演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副司令员黄荣海、副政治委员单印章，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锦棠，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景耀、王海、罗范群以及文艺工作者、青少年一千多人到车站热烈欢送朝鲜战友。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在广州演出了四场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和一场歌舞节目，近两万名工农兵群众观看了演出。
广大观众对朝鲜人民军艺术家们的成功演出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他们带来的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朝鲜战友在广州期间，参观了毛主席当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瞻仰了烈士陵园的“中朝人民血谊亭”，访问了工厂。
他们还同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志愿军英雄连队代表、文艺工作者和医护人员进行了亲切的会见，并观看了广州部队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歌舞节目。
离开前，协奏团的演员们同广州军民举行了联欢。

李先念副总理宴请阿什拉芙公主
乔冠华外长同阿什拉芙公主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和其他伊朗贵宾。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宾主欢聚一堂，亲切交谈，畅叙友情，衷心祝愿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加布萨德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交部长乔冠华，以及林佳楣、朱传贤、周觉等出席宴会作陪。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下午同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举行会谈。
伊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巴列维国王的大使、阿什拉芙公主国际关系事务负责人伊拉杰·阿米尼，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加布萨德，公主私人办公室主任古拉姆·礼萨·古莱索尔希。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副司长程远行。
今天上午，阿什拉芙公主等伊朗贵宾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静宜陪同参观了清华大学。

科威特国民议会代表团离京去朝鲜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
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以及由古奈姆议长率领的科威特国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平壤。
到机场送行的有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有关方面负责人周觉、许寒冰、吴常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科威特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提格·法甘，也到机场送行。
科威特贵宾在京期间，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游览了故宫、长城。

菲律宾临时代办为菲文化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李素文副委员长应邀出席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巴托洛米为菲律宾文化代表团访华演出，今晚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林林和首都文艺工作者。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团长伊莎贝尔·桑托斯、第2团长劳拉·戈罗斯佩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宴会。
在宴会上，巴托洛米临时代办和王炳南会长先后祝酒，共祝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雷赫沃夫斯基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
新华社1976年07月22日讯波兰驻中国大使雷赫沃夫斯基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交通部部长叶飞、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周荣国、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上沃尔特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瓦加杜古消息：
上沃尔特代理外交部长、教育和文化部长阿里·朗康德在政府其他官员的陪同下，07月09日到中国驻上沃尔特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
阿里·朗康德部长代表上沃尔特共和国政府在悼念簿上签了名。
许多国家驻上沃尔特外交使节也到中国使馆吊唁。

乌干达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坎帕拉1976年07月12日电
乌干达代外交部长马提亚·卢贝加07月12日到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代表乌干达政府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一些乌干达友好人士、各国驻乌干达外交使节和华侨。

也门指挥委员会主席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萨那1976年07月11日电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易卜拉欣·哈姆迪07月11日上午前往中国大使馆，代表也门政府和人民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朱德委员长逝世的，还有也门政府高级官员和友好人士。
各国驻也门的外交使节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伊朗议会两院议长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德黑兰1976年07月11日电
伊朗议会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和众议院议长阿卜杜拉·里阿齐07月11日前往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伊朗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里巴里也前往中国大使馆，代表伊朗王国政府和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哀悼。
许多国家驻伊朗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保加利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索非亚1976年07月12日电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弗·鲍内夫、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米·格里戈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马·达科夫、国民议会副主席尼·格奥尔基耶夫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07月09日到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吊唁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使馆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保加利亚的外交使节。

冈比亚代总统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3日讯
班珠尔消息：
冈比亚代总统卡马拉07月12日上午到中国驻冈比亚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总统府代理秘书长索塞，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各国驻冈比亚外交使节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

冰岛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0日讯
雷克雅未克消息：
冰岛政府官员和友好人士07月09日到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冰岛首席检察官索迪尔·比恩松、外交部秘书长亨利克·比恩松及其他政府官员。
冰岛—中国文化协会领导成员和其他友好人士以及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加纳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阿克拉1976年07月12日电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部队空军司令查尔斯·博索莱尔和政府一些官员，07月12日到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加纳友好人士、各国驻加纳外交使节和华侨。

匈牙利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布达佩斯1976年07月12日电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秘书切特尔基·拉约什、政府副总理博尔班迪·亚诺什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07月09日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吊唁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使馆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匈牙利的外交使节和武官。

卢旺达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基加利消息：
卢旺达外交和合作部秘书长朗扎奥·朱韦纳尔日前曾到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悼念。
许多国家驻卢旺达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使馆吊唁。

圣马力诺官员到我驻意使馆吊唁
新华社罗马1976年07月11日电圣马力诺共和国驻意大利罗马总领事朱塞佩·德尔·彭尼诺07月09日前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转达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姜卡洛·吉龙齐对朱德委员长逝世所表示的深切哀悼。

塞拉利昂总理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弗里敦1976年07月11日电
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全国总书记、塞拉利昂总理卡马拉—泰勒，07月10日到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奥地利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维也纳1976年07月13日电
奥地利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分别于07月11日和12日到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的代表、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魏斯，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的代表伊勒施，联邦议会议长施魏格尔，副议长沙姆贝克和斯科托恩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前往吊唁的还有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列）主席尤哈和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的代表。
奥地利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菲舍尔，奥地利中国研究会的代表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奥地利的外交使节和旅居奥地利的华侨。
07月13日，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弗朗茨·施特罗伯尔也前往中国大使馆进行吊唁。

尼泊尔首相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6年07月12日电
尼泊尔首相图尔西·吉里07月11日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的还有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拉特纳·巴哈杜尔·比斯塔，全国评议会议长拉姆·哈里·夏尔马和一些大臣，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贝达南达·杰哈，前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孔·英·辛格、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尼尔·沙姆谢尔·拉纳元帅，陆军总参谋长古纳·沙姆谢尔·拉纳以及王宫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一些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界友好和知名人士、华侨、一些国家驻尼泊尔外交使节。

布隆迪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布琼布拉消息：
布隆迪外交和合作部长的代表、负责行政和政治事务的秘书长瓦卡雷尔瓦·热拉尔和共和国检察长莱奥纳尔·恩杜瓦约07月09日到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当天，许多国家驻布隆迪的外交使节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到中国使馆吊唁。

摩洛哥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拉巴特1976年07月12日电
摩洛哥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穆罕默德·比斯比斯和礼宾司司长奥马尔·本·沙克隆以及摩洛哥各界友好人士，07月12日前往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各国驻摩洛哥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斐济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3日讯
苏瓦消息：
斐济外交部秘书长科托巴拉武，代表正在国外访问的卡米塞塞·马拉总理，07月12日到中国驻斐济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斐济参议院议长蒙罗07月13日到中国驻斐济大使馆吊唁。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斐济外交部其他官员、各界人士和华侨代表等。
各国驻斐济的外交使节也到大使馆表示哀悼。

新西兰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惠灵顿消息：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托尔博伊斯以及外交部高级官员07月09日到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使馆吊唁的还有：
新西兰—中国协会全国委员会主席豪威尔、新西兰各界知名人士、旅居新西兰的华侨组织的代表。
各国驻新西兰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民主也门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亚丁1976年07月11日电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民阵统一政治组织和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地方行政事务部长阿里·萨利姆·比德和其他高级官员及友好人士，07月11日前往中国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各国驻民主也门外交使节和在民主也门的巴勒斯坦朋友也到中国大使馆悼念朱德委员长。

法国官员和各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巴黎1976年07月11日电
法国官员和各界人士四百多人07月09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吊唁的有法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让—保罗·昂格勒。
法中友好协会执行副主席雷吉斯·贝热龙和秘书长马纪樵夫人以及其他领导成员也到大使馆吊唁，并以法中友好协会名义送了花圈。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法国的外交使节和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
旅居法国的华侨各界代表也到大使馆吊唁。

波兰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华沙1976年07月12日电
波兰国务委员会秘书卢·斯塔夏克、外交部副部长罗·斯帕索夫斯基以及有关方面官员07月10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吊唁朱德委员长逝世。
一些国家驻波兰的外交使节也到使馆吊唁。
波兰格但斯克省的一些官员和有关人士到中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馆吊唁。

泰国国王代表和总理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曼谷1976年07月11日电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和王后诗丽吉07月11日派王室成员干拉耶·伊拉社那医生为代表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并献了花圈。
泰国总理社尼·巴莫、枢密院主席讪耶·探马塞、前总理克立·巴莫等在同一天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朱德委员长逝世。
泰国国民议会议长乌泰·屏猜宗写信给中国驻泰国大使柴泽民，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深切悼念。
连日来，陆续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泰国的一些部长、高级军政官员、一些友好组织负责人、各阶层友好人士、华侨代表以及各国驻泰国的外交使节等。

澳大利亚总理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堪培拉1976年07月13日电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07月13日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部长。
澳大利亚总督约翰·克尔爵士的代表、总督秘书史密斯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07月08日到中国大使馆，对朱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澳大利亚—中国协会代理全国书记林迪·德克尔小姐和澳大利亚各界人士。
各国驻澳大利亚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牙买加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3日讯
金斯敦消息：
牙买加外交部长达德利·汤普森07月12日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财政部政务次官莫里斯·坦和其他政府官员。
牙买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协会主席吉米·洛、牙买加其他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各国驻牙买加的外交使节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牙买加的常驻代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3日讯
西班牙港消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卡思伯特·约瑟夫07月12日到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常务次官尤斯塔斯·塞诺雷特等政府官员和一些友好人士。
各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外交使节及一些华侨也到大使馆吊唁。

阿富汗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喀布尔1976年07月11日电阿富汗第1副总理穆罕默德·哈桑·沙尔克、第2副总理赛义德·阿卜杜拉07月11日到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阿富汗部长、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各国驻阿富汗的外交使节。

枉费心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断高唱各国之间要相互尊重主权，一再表白它从不干涉他国内政等等，但实际上，它粗暴侵犯别国主权、露骨干涉别国内政的勾当已是司空见惯，人所共知。
它对葡萄牙政局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就是又一个例证。
最近葡萄牙举行总统选举，组成新政府，这本来是葡萄牙的内部事务，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过问或干预。
可是，苏修喉舌《真理报》却大放厥词，妄加非议，好象葡萄牙选举谁当总统，组织什么样的政府必须听命于莫斯科新沙皇似的。
它故意渲染葡萄牙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并拚命鼓吹要葡萄牙建立一个包括亲苏势力在内的政府。
这种论调，暴露出它力图插手干涉葡萄牙内部事务和扶植葡萄牙亲苏势力的险恶居心。
苏修如此明目张胆地干涉葡萄牙内政，并不是偶然的。
葡萄牙位于欧洲南翼，扼守着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而这个海峡又是地中海沿岸各国进入大西洋的通道，在历史上是欧洲列强争夺欧洲霸权在军事上的必争之地。
继承老沙皇衣钵的苏修，对葡萄牙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就怀着觊觎之心。
自1974年04月葡萄牙法西斯政权垮台后，苏修对动荡不已的葡萄牙政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关心”。
它的宣传机器一直在为葡萄牙亲苏势力大喊大叫，封他们为“左派”，而把其它的政治力量骂为“右派”。
当亲苏势力比较得势之时，勃列日涅夫曾经喜出望外，公开宣称葡萄牙发生的事态“具有全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意义”。
之后，苏修继续竭力对葡萄牙政局施加影响，妄图插手其间，浑水摸鱼。
这一切都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力图对葡萄牙进行渗透扩张的狼子野心。
按照苏修的打算，如果葡萄牙的亲苏势力有机可乘，苏修的侵略势力就能大举渗入，控制这块战略要地。
可是，葡萄牙的政局并没有按照克里姆林宫的主观愿望发展，选举的结果和新政府的组成都使苏修的公开干涉遭到失败。
葡萄牙人民决不许苏修任意干涉内政，苏修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只能是枉费心机。

法国和希腊报纸分别发表文章
谴责苏联加强地中海舰队威胁沿岸国家安全
新华社巴黎1976年07月22日电
法国《红色人道报》07月22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在地中海加强它的舰队，威胁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安全，要求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离开地中海。
文章强调说，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最近在地中海大大加强了它的舰队。
特别是“基辅号”航空母舰开进地中海是一个触目的事件。
正在黑海建造的“明斯克号”也即将开进地中海。
“这意味着苏联的战争准备和两个超级大国在地中海的争夺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文章指出：
“这也是通过实行炮舰政策来对（地中海）沿岸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
文章强调说，当地中海地区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候，“俄国大大加强它的舰队决不是偶然的”。
文章接着揭露说，“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这样，塞浦路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地方，苏联都竭力保持紧张局势。
实际上，这种紧张局势造成了有利于它在这一地方加强渗透的局面。”
“可以预料，以不安的眼光看着它的对手加强实力的美帝国主义必将采取新的行动来努力保持力量对比。”
文章最后强调指出：
“地中海各国人民必须比过去更进一步地联合起来，要求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离开地中海，使地中海属于地中海人民。”
新华社雅典1976年07月21日电
雅典一些报纸指出，苏联航空母舰“基辅号”从黑海驶入地中海，这表明苏联正在加强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更加加剧。
《新闻晚报》写道，苏联把“基辅号”派进地中海，将使它自己的航空母舰同美国的航空母舰相对峙。
“这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争夺决定性影响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论坛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苏联通过这一行动“获得了它过去所缺少的空中保护，加强了它的战斗力，使苏联的地中海舰队更加强了”。
《城堡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除了四艘直升飞机母舰（其中两艘属于苏联）之外，世界上现有的二十五艘航空母舰中，有五艘在地中海地区巡航。
“基辅号”同两艘苏联直升飞机母舰一起，形成一支能够进行和支持重要进攻的力量。
一些报纸指出，苏联的地中海舰队对这个地区的国家早已形成威胁，现在由于这支舰队进一步加强，从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在“基辅号”出现在地中海以前，希腊舆论对苏联向这个地区派驻舰队就有强烈的反应。

泰美发表关于美军撤出泰国的联合声明
新华社曼谷1976年07月19日电
泰国外交部长披猜·拉达军同美国驻泰国大使查尔斯·S·怀特豪斯07月16日就美军撤出泰国的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一项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说：
“大使通知部长说，（美国）设在（泰国）拉马顺的无线电研究设施已在06月20日关闭，设在索桃邑的深水泊位07月15日已移交给泰国政府，美国驻泰国军援司令部也将在07月20日关闭，这样就完成了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的撤军计划。”

苏联劫持日本渔船的强盗行径愈演愈烈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22日电
苏联在日本北方四岛近海劫持日本渔船的强盗行径愈演愈烈。
据日本报纸报道，北海道根室市的一艘渔船“第八宏荣丸”07月20日早晨捕完鱼后在返航途中，被一艘苏联渔业“监视”船在择捉岛近海拦截。
这艘苏联船以所谓日本渔船“非法捕鱼”为借口，扬言要罚款，并指令苏联边防警备队的警备船把这艘日本渔船劫走。
据报道，今年以来，苏联在日本北部海域不断制造劫持日本渔船的事件。
仅从01月份到现在，苏联共劫走日本渔船十九艘，扣押日本渔民达一○九人。
此间舆论界指出，苏联的这种横蛮行径，是一种旨在向日本炫耀实力的“示威行动”。

日本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劳农战报》发表文章
苏联对日政策包藏祸心是绝不能容忍的
《长周新闻》揭露苏联利用美国、日本、西欧贷款和技术加紧扩军备战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21日电
日本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劳农战报》07月15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日本垄断资本参加所谓“苏日经济合作”，为其扩军备战服务。
文章说：
“近年来，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一方面加强对日本的内政干涉和军事威胁；
另一方面，拉拢日本的垄断资本参加各种大规模的开发项目，从日本进口的重工业产品和成套设备以及由日本提供的贷款都急剧增加。”
文章列举了1974年以来日本对苏联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之后说，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在美帝国主义衰落之际正妄想在世界上谋求霸权，抓住日本垄断资本家苦于经济萧条的弱点，开始大肆利用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
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开发西伯利亚是根据它的对外扩张和备战政策进行的，它是远东地区大规模军事建设的先导。
它们从日本购买的钢材、钢管、推土机、起重机和无线电通讯器材等都大量用于它们的军事建设。”
文章说，目前，勃列日涅夫集团正竭尽全力地在贝加尔湖以北修建第2条西伯利亚铁路，“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巨大的太平洋舰队的燃料等军需物资的供应”。
文章指出：
“今年以来日本还以延期付款的形式，向苏联出口大量的成套设备，来自苏联的购货订单也急剧增加，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文章还指出，苏修企图从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摆脱本国的经济困难，同时进一步加快扩充军备的速度。
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把同日本垄断资本之间的经济合作看作是对日本进行政治渗透的重要手段，并以此为武器，把日本垄断资本家拉入同它们实行的政治合作，即‘亚安体系’的轨道上来。”
文章指出：
“（苏联）一方面扩大日苏经济合作；
另一方面苏联的外交恫吓和干涉，尤其是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干涉和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进行的威胁日益加剧，这不是偶然的。
日本工人阶级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经济交流是为它的政治目的，也就是为它争夺世界霸权服务的，它不过是其扩充军备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文章最后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根基正在发生愈来愈激烈的动摇。
苏修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20日电
日本《长周新闻》07月14日发表国际评论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和扩军备战，一方面加紧向经互会成员国和第3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掠夺，一方面对苏联劳动人民进行残酷镇压。
评论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一直在加紧扩军备战，军需工业畸形发展。
但是，农业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特别落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效率下降，资金不足，成了长期难以解决的矛盾。”
评论指出，苏联为摆脱经济困难，继续扩军备战，而不断向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乞求大量贷款和进口技术设备。
评论说：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对美、日、西欧的贸易虽然出现巨大的入超，但是对第3世界国家和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却不断出超。
据统计，去年苏联对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出超为四亿七千万卢布，对第3世界国家的贸易出超也在三亿卢布以上。
多年来苏联打着‘国际分工’‘生产一体化’的招牌，通过不等价交换手段，贱买第3世界国家和经互会成员国的重要工业原料，而把苏联生产的过时的机械设备高价卖给这些国家。”
评论指出，苏联统治集团“千方百计地加紧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向劳动人民转嫁经济困难，这就必然促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评论说：
“最近，苏联人民反抗苏联当局统治压迫的消息，不断冲破严密的新闻封锁泄露出来。
就在今年苏共二十五大开幕的当天，列宁格勒某工厂的工人实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结果遭到了军队和警察的野蛮镇压，所有的罢工领导人全都被捕。
列宁格勒的学生也行动起来，号召进行‘新的革命’。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还发生了爆炸政府大楼、焚烧一部分官僚别墅的事件。”
评论进一步指出：
“苏联军队是一个全靠法西斯统治来维持的武装集团，广大士兵和统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
伊林工兵中尉在莫斯科红场曾向勃列日涅夫的车队开枪；
军队内部出现了所谓争取政治自由士兵联盟的造反组织；
里加号原子能潜艇发动起义；
拒绝侵略捷克，类似事件近些年来层出不穷。
去年11月发生的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大型导弹驱逐舰的反叛事件更是记忆犹新。”

这里的沙漠并不荒凉
——马特鲁省纪行
在埃及，人们经常谈论沙漠，因为埃及的沙漠实在不少，几乎占全部领土的百分之九十六。
出开罗没有多远就是沙漠。
举世闻名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座落在开罗西郊的沙漠里。
一提起沙漠，人们立即会想到，那里是风沙弥漫、杳无人烟、一片死寂、令人生畏。
但是，当我们访问了马特鲁省以及在几百公里旅程中的见闻，却使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埃及朋友反复告诉我们的：
这里的沙漠并不荒凉；
这里的沙漠充满了希望。
从亚历山大乘车沿滨海公路西行三百公里就到了马特鲁。
整个马特鲁省位于埃及的西北部，濒临地中海，素称“荒漠的一角”。
过去，这里不说人迹罕见，也可以说实在是没有多少人前来。
“去马特鲁看看吧，那里可以使你感到希望的所在。”
埃及朋友这样地向我们提出建议。
我们也渴望了解这片荒漠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车出亚历山大，在笔直的沙漠公路上急驶。
大海在我们的右边，左边就是沙漠。
我们无暇多顾地中海的波涛，而是想更多地看看沙漠到底是什么景色。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并不是黄沙，而是一片片的无花果树，一丛丛的灌木，一棵棵高大的椰枣树，一群群的牛羊。
这难道就是沙漠吗？
“ 不，这是正在变化中的沙漠，它说明，沙漠不是不可改造的。”
陪同我们的埃及朋友仿佛看出了我们的心情，这样向我们作了解释。
再往前走，也就是被称为沙漠腹地的地方，很远就听见马达的轰鸣。
近看，无数的帐篷点缀在沙漠上，推土机、压路机来往奔忙。
在沙漠中旅行，能够不断地看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振奋。
在我们来到马特鲁的第2天上午，省长先生会见了我们。
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
“欢迎啊，中国朋友！
你们看，今天我把各方面的负责人都找来了，他们将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省长先生是一位老将军。
他象当年在部队时一样，手里拿一根长杆，指着马特鲁省的地图，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这里的情况。
这是一个1961年才建立的新省。
建省前，马特鲁市一带是一片荒漠。
只有很少的游牧的贝都因人偶尔来这里住一下。
严重的缺水使这里几乎失去了生气。
但是，埃及政府和人民决心改造沙漠，决心建设好马特鲁省，并把它作为向沙漠进军的起点。
建设开始了，各方面的人员，各种物资从全国各地云集马特鲁。
这里的建设者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沙漠变了样。
过去是与世隔绝，现在修起铁路、公路，开辟了航空线。
过去的土房小村，现在变成了初具规模的城镇。
过去的荒凉海滩，今天正在建设现代化的港口。
过去靠老天落降的一点雨水饮用，今天铺设了几百公里的输水管。
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也在不断发展。
站在马特鲁市入口的高埠处极目远眺，一幢幢别致的建筑物正从平地而起；
一条条宽阔的柏油路不断向前延伸；
一辆辆满载物资的汽车穿梭往来；……这一切的确给人一种充满生气和希望的感觉，它使你很难想象出以前的荒漠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对于这一点，在我们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马特鲁港后，印象更深了。
这个港口建在一个名叫阿拉固尔的湖中，通过一条三百米至五百米宽的出口和大海相连，自然条件好，有一条天然的屏障。
但是正如建港负责人所说的，要建好港口，工程量是相当大的。
第1期工程中要修建一公里长的停泊岸，挖深航道和出口。
在修建码头时，要用每块重六十吨的水泥块近十万块。
第1期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完成，届时载重四万吨的轮船可以自由进出。
埃及政府计划把马特鲁港建设成为地中海沿岸最好的港口之一。
建港负责人强调说，这个港是由埃及自己的建筑公司修建的，很多机器也是埃及自己制造的，这里的工人都很年轻。
很多是当地的贝都因人。
我们乘船在港湾内参观时，看到了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
高大的龙门吊车正把一块块巨石吊往驳船；
庞大的挖泥船发出震耳的轰响；
年青的工人熟练地操纵着各种机械。
工人们热烈地欢迎我们。
他们紧紧握着我们的手，高呼着“希尼！
希尼
（中国）！”
他们热情地和我们交谈。
一位挖泥船驾驶员说：
“我们为能操作属于埃及的机器，修建自己国家的港口而感到自豪。”
“欢迎你们以后再来，那时你们将看到这里的更大变化。”
在马特鲁港口的东面是一个很长的海湾。
海岸平缓，近处是银沙铺地，远处是碧波连天。
我们和埃及朋友望着浩瀚的地中海，一起谈论着地中海的风云。
一位埃及朋友很感慨地说：
“这里风景很美，但是海上并不平静。”
是的，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不断在地中海上掀起恶浪。
马特鲁人民也深感这种恶浪的威胁。
他们在建设自己国家时并没有忘记这一点。
陪同我们访问的埃及朋友坚定地说：
“埃及人民是有尊严的人民。
我们决不允许侵犯我们主权的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在不断提高警惕，并有决心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保卫建设的成果。”
在访问马特鲁的过程中，在这次难忘的沙漠旅行中，我们为埃及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国家的决心所感动。
当然，正如埃及朋友所说的，“改造沙漠的斗争现在仅仅是开始”，但是我们从埃及人民的决心中看到了其中蕴藏着的巨大的力量，曾经建造了闻名世界的金字塔的勤劳智慧的埃及人民，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创造出更大的成果。
埃及人民为争得自身解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坚强的决心和毅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附图片）
埃及为了发展民族纺织工业，十分重视发展长绒棉的生产。
这是埃及的棉农在收摘新棉。
　新华社记者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