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我国北方防治甲状腺肿取得很大成绩
广大贫下中农热情赞扬说：
“昔日得病无人管，如今春苗跟身边。
治好粗脖心窝暖，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
反击右倾翻案风，要为革命多贡献。”
新华社沈阳1976年07月19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国北方十六省、市、自治区防治甲状腺肿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广大干部、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奋起与甲状腺肿“瘟神”作斗争，使基本控制甲状腺肿发病的县，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个发展到了现在的一百○六个。
广大贫下中农喜看防治甲状腺肿的丰硕成果，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的伟大胜利；
愤怒批判邓小平鼓吹的“今不如昔”的谬论。
甲状腺肿是我国北方一种常见的地方病。
得上这种病，脖子肿大，呼吸困难，劳动时心跳、气短，更严重的是容易使后代患克汀病：
矮、傻、呆、聋、哑。
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任凭这种病蔓延，以致解放前病区不断扩大，病人多，严重危害北方地区人民群众的健康。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人民的健康。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对防治甲状腺肿的要求。
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城市老爷卫生部”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对广大贫下中农的疾苦不闻不问，不认真开展甲状腺肿的防治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重建了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也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加强了党对防治地方病工作的领导。
这些防治地方病领导机构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赤脚医生和防治科研人员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认真组织力量对甲状腺肿进行普查普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大力推广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驻北方地区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和北方各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医院，也派出大批医疗队深入病区参加防治工作，由于开展了空前规模的防治甲状腺肿的“人民战争”，许多地方只用一两年时间就基本上送走了甲状腺肿“瘟神”，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没有办到的事。
在这种病流行比较严重的山西省忻县地区，地委组织各县和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到病区调查研究。
他们看到革命老根据地的贫下中农仍然受到甲状腺肿病的摧残，很受触动。
在和贫下中农一起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时，有的同志流着眼泪激动地说：
“忘记贫下中农的疾苦，就是变修的开始，就意味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背叛。”
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就地开会研究，建立、健全了防治甲状腺肿病的组织机构，制定防治规划，落实了措施，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迅速普及了碘盐。
经过两年的连续防治，全地区基本上控制了甲状腺肿病的发生，治好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人。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防治甲状腺肿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河南省辉县县委采取现场练兵、办轮训班等办法，培训了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五百多人的防治队伍。
他们依靠这支队伍同修正主义路线斗，打破了资产阶级对医疗技术的垄断，做到防病治病不漏掉一个人，迅速赶走“瘟神”，确保了几十万劳动大军精力充沛地投入治山治水的斗争。
河北省隆化县对药物治疗无效的一千一百名甲状腺肿病人实行针麻手术，其中赤脚医生成功地担负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手术。
贫下中农写诗编歌热情赞扬说：
“昔日得病无人管，如今春苗跟身边。
治好粗脖心窝暖，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
反击右倾翻案风，要为革命多贡献。”
这些事实，是对邓小平污蔑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的谬论的有力批判。
甲状腺肿病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提出的“预防为主”的方针，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进行斗争，大大加速了防治工作的进程。
黑龙江省绥棱县文化大革命前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光治不防，搞了十五年，效果很差。
经过文化大革命，绥棱县的新县委从狠抓预防工作入手，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防治甲状腺肿的大会战，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基本上控制了发病，治愈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人。
陕西省各级党组织广泛宣传毛主席的“送瘟神”的光辉思想，组织千军万马送“瘟神”，仅用半年时间就使病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吃上了碘盐，收到了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治愈率大幅度上升的显著效果。
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许多地区的商业、轻工、供销等部门，深入批判“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批判“与己无关”的错误思想，把落实碘盐的加工、供应工作，作为保障人民健康，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大事来抓，使北方普及碘盐的地区迅速扩大，吃上这种“幸福盐”的人口已占病区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宁夏、山西、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的病区，服用碘盐的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
文化大革命为防治甲状腺肿的科学研究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辽宁省本溪县偏岭地区医院和驻军某部卫生队组成的军民防治科研小组，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坚持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的正确方向，创造了肿物局部注射碘酊的中西医结合新疗法，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解决了过去资产阶级“专家”没有解决的技术难关，为北方地区防治甲状腺肿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甘肃、河南、天津、陕西、新疆、青海、吉林等省、市、自治区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同类型甲状腺肿的新办法。
防治克汀病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北方病区广大干部、群众，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夺取防治甲状腺肿的新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批邓斗争是学大寨的强大动力
林县人民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河南省林县的广阔农村。
在太行山麓、红旗渠畔的社社队队，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蔚然成风，批邓怒潮汹涌澎湃。
革命的大好形势，促进了全县各条战线的工作欣欣向荣，推动着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
中共林县县委领导成员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批，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反动罪行，明确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系，革命和生产的形势发展很快。
他们的体会是：
一、要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
抓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头等大事，树
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斗争的思想。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林县县委有少数同志有些糊涂认识，他们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学大寨对立起来，担心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刚开头，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会分散领导力量，影响建设大寨县的步伐。
有的还顾虑抓学大寨，会不会犯唯生产力论的错误。
针对上述情况，林县县委举办由县直局委和公社党委成员参加的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重温大寨的根本经验。
大家回顾了林县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上马和下马、肯定和否定、举红旗和砍红旗的几次重大斗争，总结学大寨运动高潮和低潮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楚地看到：
农村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多年以来，斗争的焦点，始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
大量的事实说明，对学大寨运动干扰破坏最大的是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刘少奇乘四清之机，向大寨栽赃抹黑，妄图破坏在全国刚刚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否定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红旗渠和农业学大寨的成果。
去年，邓小平又跳了出来，极力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
这些搞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尽管他们打的旗号不同，用的手法不同，但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共同的目的，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县县委还认真解剖典型，弄清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学大寨运动的关系。
大家分析讨论了城关公社刘家街大队学大寨“三起三落”的经验教训。
1964年，刘家街大队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批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粮食上了《纲要》。
后来，由于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粮食产量掉了下来。
1970年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学习大寨根本经验，1971年粮食产量过了“黄河”。
秋后，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和干扰，1972年产量又掉了下来。
在批林批孔中，大队党支部狠抓了阶级斗争，刹住了外出包工的歪风，粮食亩产一下跃到七百多斤。
通过联系实际学习和批判，大家认识到：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
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林县各级党委自觉地把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县委成员深入基层，认真学习，总结经验，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斗争的思想，不断把批邓斗争引向深入。
事实说明，当前，在农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最具体、最深刻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是最现实的阶级斗争。
只有集中火力批邓，才能深刻领会和真正学到大寨的根本经验，认真解决集体经济的方向道路问题，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
二、要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
克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自觉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林县的干部和贫下中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倾向总刹不住？
为什么有的人对资产阶级法权不是自觉地加以限制，而是留恋和欣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林县县委组织党员和干部剖析了邓小平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堕落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演变过程，分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给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城关公社宋家庄大队和泽下公社上庄大队党支部，教育党员、干部认真克服民主革命思想，改造世界观，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深入批邓，效果很好。
有的干部深有感触地说：
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了，可是自己的头脑里象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不改造世界观，怎么能跟得上革命的步伐呢？
宋家庄大队和上庄大队的党员和干部联系思想实际深入批邓的做法，给县委“一班人”很大的启发。
毛主席教导说：
“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
最近，县委常委在宋家庄大队举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批示，进一步总结、学习宋家庄大队认真学习、深入批邓的经验，剖析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使大家认识到，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就看不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就不能自觉地同走资派作斗争；
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不主动，甚至有反感。
县委成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大家深刻认识到，邓小平极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
这些修正主义的“大官”们是吸劳动人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这个问题上，党内走资派是反面教员，每个革命干部都应引以为戒。
林县县委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自觉地同劳动人民划等号，坚持与群众实行三同，认真贯彻执行“三三制”，县委常委三分之一下队当社员，三分之一蹲点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值班主持日常工作，定期轮换。
县直属单位有的实行了半日工作，半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县、社干部下乡带工具，走路背粪筐。
有些大队干部利用早晚时间工作，平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评工记分。
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提高了各级干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干部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
三、要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
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扼杀新生事物，反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宣扬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林县广大干部和群众说，邓小平反对的，我们就积极支持；
他鼓吹的，我们就大力批判。
学大寨学根本，不但要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要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
不但要斗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还要斗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前几年，城关公社胡家庄大队有的干部由于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旧的习惯势力作怪，不重视妇女和新生力量，结果影响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粮食产量五年徘徊不前。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在县委的帮助下，在领导班子内充实了新生力量，二十二岁的回乡女知识青年莫变珍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朝气蓬勃，狠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建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理论队伍、创作队伍和文艺演唱队伍等十支队伍。
他们活跃在大队的每个角落，以各种形式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向一切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不停顿地进攻，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当前，全大队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搞得很好，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一心为集体的社员成批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林县县委及时总结了胡家庄大队的经验，在全县大张旗鼓地推广，使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农民理论队伍，赤脚医生占领医疗阵地，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新成果，也是学大寨的重要内容。
林县县委的同志说：
从我们县的情况来看，哪些单位满腔热情地支持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学大寨运动就蓬勃发展；
哪些单位忽视或压制新生事物，学大寨运动就平平淡淡。
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手法之一，就是反对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我们就要和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留情地斗剥削阶级的旧事物，满腔热情地扶植和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四、要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
动，必须狠批唯生产力论，坚持以阶
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战斗目标。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贩卖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黑货，叫嚷什么“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妄图把学大寨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林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狠批了唯生产力论，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革命的真理。
他们说，只有批臭唯生产力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才能把社会主义生产搞上去。
林县县委广泛发动群众，批判邓小平鼓吹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批判他贩卖的“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黑货，狠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认真解决“生产上自由种植，资金上自由使用，劳力上自由安排，产品上自由出售，副业上自由发展”等资本主义倾向，从各方面堵塞资本主义的渠道。
这样做的结果，使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资本主义的邪气垮下去，促进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日益繁荣，全县的社、队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社、队工副业项目由批邓前的一千五百多项发展到二千四百多项，集体收入和积累不断增加，有效地支持了穷队，发展了生产。
县、社、队重新规划了农田基本建设，他们冲破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大队、公社互助协作施工兴建。
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达三千三百多项，改善了耕作条件，提高了抗灾能力。
在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全县建立健全了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推动了农业科技工作的发展。
全县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技队伍由二千二百人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建立科研基地一万五千多亩，确定农业科研项目一千多项，加速了农业技术的改造。
小麦在十三年连续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纵观批邓以来林县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林县县委负责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强大动力，批邓深入一步，学大寨就前进一步。
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全县人民决心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为尽快实现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战斗目标奋勇前进！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附图片）
在批邓斗争中，林县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抓革命，促生产。
这是县委书记秦志华（左三）在大菜园大队和理论辅导员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农业学大寨。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始终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这是师生们参观阶级教育展览，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新华社稿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的推动下
大同矿务局七·二一工人大学越办越好
本报讯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的推动下，大同矿务局党委认真落实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满腔热情地发展七·二一工人大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目前，这个矿务局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已由反击右倾翻案风前的十八所发展到三十五所、十八个专业、六十八个班，学员二千四百四十八人。
他们采取了业余、半脱产、脱产等多种形式，发动局、矿（厂、处）、区队（车间）各级办学。
局办工大的第1批学员三百二十人已于去年07月胜利毕业，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壮大了工人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为革命和生产作出了显著贡献。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过程，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头刮起右倾翻案风，攻击七·二一工人大学，妄图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扭转教育革命的方向。
矿务局党委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回顾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创办工人大学以来取得的成绩，感到邓小平及其在教育界的某些追随者的一些“讲话”很不对味，经过反复讨论做出决定：
这些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东西，一律不向基层传达，更不能贯彻。
他们组织有关人员赴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朝阳农学院参观学习，更加坚定了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决心。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后，他们组织广大师生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摆事实，讲道理，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揭露邓小平修正主义谬论的实质，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
大同矿务局各级党组织把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切实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他们通过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认识到：
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不仅要抓好生产，更要重视培养无产阶级的人材，打破资产阶级对技术的垄断，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这符合教育革命的方向。
近一年来，局党委研究工大问题的全局性会议就举行了八次，并在各级工大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般都兼任工大的领导，大多数还兼了课。
局党委书记邵金旺同志亲自挂帅，向工人群众宣讲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重大意义，动员广大工人都来关心和支持自己的大学。
党委还十分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从工人中挑选思想觉悟高、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当教师，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技术的垄断。
有些老工人是生产上的骨干，党委还是下决心把他们抽调出来当工大的教师。
目前，这个矿务局已有九十四名工人教师，占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
他们还建立了一支工人兼职教师队伍，根据教学的需要，经常请某一方面有专长的老工人到校兼一门或两门课。
为了把工人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同矿务局党委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坚持学员井下来井下去的原则，拆掉“读书做官”的阶梯。
过去，旧矿院的毕业生，由于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往往学煤不爱煤，不安心在矿山，尤其不安心在井下工作。
为了保证工人学员不走修正主义的路，矿务局党委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严格把住招生关。
发动工人群众推荐政治觉悟高、有实践经验、铁心务煤的优秀工人上大学，经基层党组织审查，党委批准，保证学员的政治质量。
目前，这个矿务局的工人学员中，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六，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平均工龄五年以上。
二、把井下来井下去，扎根矿井干革命的教育贯穿学习的始终，把转变学员思想放在首位。
有的学员想把进大学作为离井改行，摆脱体力劳动的机会。
工大党委就积极引导学员学习革命理论，批判“知识私有”，“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教育学员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局办工大第1批学生毕业时，一不要文凭，二不要技术员头衔，三不要调换工种，都愉快地回到原生产岗位，当普通工人。
毕业生彭建勋回到原队组后，学习理论是骨干，批邓斗争打先锋，技术革新当闯将，多次被评为局、矿的劳动模范，受到省、市有关单位的表扬，被工人群众誉为“矿山新兵”。
学员李福记，入学时有“学会一技之长，离开采煤巷”的想法，经过扎根矿井教育，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有一次他在井下劳动，腿部负伤骨折，领导上决定调他到井上工作，但他坚决不离开井下第1线。
他说：
“我要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当一辈子井下工人。”
工人群众说：
“这才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大学生。”
三、建立学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使学员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
他们明确规定：
业余工大学员要坚持顶班劳动，半脱产工大学员劳动时间不得少于整个教学时间的一半，脱产工大学员劳动时间不得少于整个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除了结合教学参加对口劳动外，还要求学员定期回队组参加劳动。
很多学员经常放弃公休假日，主动到井下劳动。
学员们说：
“脱离劳动就要脱离群众，就会变修。
我们工人大学生要永远和工人群众划等号。”
四、建立学员定期回队汇报思想的制度，把学员置于工人群众的教育和监督之下。
他们要求学员每季度做一次思想小结，回队组向基层党组织和工人群众汇报，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教育。
他们说：
“这样做，能够避免‘技术学到手，人被资产阶级夺走’的现象。”
在专业课的教学上，大同矿务局各级工人大学，学习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结合典型产品教学的经验，立足于全局矿井旧设备的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的推广，紧密结合煤矿典型设备、重点工程和战斗任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教学。
矿山的生产急需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干什么就学什么。
这种教学新体制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向理论方面发展，既提高了技术理论水平，又解决了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个局雁崖矿的一个采煤盘区急待投产，工大学员们就主动承担了这个盘区的设计任务。
他们首先深入井下，走访了四十多位有丰富井下作业经验的老工人，又到三个盘区调查了六十多台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情况，然后进行了采煤专业理论的教学。
学员根据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结合自己的井下工作经验，边学习边设计。
设计方案确定后，又到工人群众中去征求意见，终于又快又好地完成了全部设计任务。
经有关部门鉴定后，立即投入了施工。
过去，旧矿院的学生，学习四、五年后才开始搞设计，而且是根据教师的设想，闭门造车，即使搞出来了也往往用不上。
两条不同的教育路线，两种不同的结果。
办学以来，大同矿务局各级工大的学员参加了一百二十六次设备安装工程，完成了六十五项技术革新，设计了四个采煤盘区、五项基建工程和一条机加工自动流水线，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整个矿务局的原煤产量大幅度提高，继去年提前三十六天完成国家计划后，今年上半年又提前二十二天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梧州市七·二一工人大学在斗争中成长
全市已有七·二一工人大学三十七所，学员达一千多人
新华社南宁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西梧州市七·二一工人大学又有新的发展。
目前，全市七·二一工人大学已增加到三十七所，学员达一千多人。
去年七、八、09月，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梧州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正是在这个时间创办的。
当时，市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七·二一指示》，联系本市教育战线和工厂企业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市委成立了高等教育领导小组，由一名市委副书记和一名市革委会副主任负责，切实加强对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领导。
去年08月02日，梧州市无线电总厂办起了全市第1所七·二一工人大学。
接着，电机厂、锅炉厂等单位，办起了二十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开设电光源、化工、机电、机械制造、塑料等二十六个专业。
今年以来，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发表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认真学习，及时总结了去年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斗争经验。
市委先后两次召开经验交流会，及时推广了街道工业局、无线电总厂等单位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
用办学的丰硕成果，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掀起了办学热潮。
不久，市电池厂、食品公司等单位，又兴办了一批七·二一工人大学。
这个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开门办学，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红星公社拖拉机配件厂急需制造一台万能无芯卷簧机，代替手工操作，但厂里的技术大权不在工人手里，迟迟不动手制造。
市街道工业局七·二一工人大学主动和这个厂联系，派出开门办学小组到这个厂，结合这个厂的实际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学员们边学边干，闯过许多技术难关，在工厂党组织和工人的支持下，苦战一个多月，就制成了万能无芯卷簧机。

玉门石油管理局七·二一工人大学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
沿着光辉的七·二一道路前进
据新华社兰州电
在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指引下，玉门石油管理局七·二一工人大学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学校越办越好。
从1969年创办第1所工人大学以来，目前已发展到十六所，学员一千六百多人，并承担为全国各地油田的培训任务。
现在，已毕业的八百多名学员，回到各地油田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
玉门石油管理局在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
办学一开始，就有人说工人文化程度低，难进行教学，主张招些中学生。
学校党组织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这决不是什么好教难教的问题，而是学校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原来在1958年，玉门油矿办起的一个工人大学，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下，也是被诬蔑为“文化水平低”，最后被关闭的。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所谓工人文化程度低，只不过是个借口，实质是资产阶级要专无产阶级的政。
他们批判了这些论调，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设置专业，创办钻修班、开发班、采油大学班等，学制也从实际出发，长的一、两年，短的几个月。
玉门石油管理局七·二一工人大学注意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一开始就抓紧工人学员入学的思想教育，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
教学中，加强政治课，安排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还组织学员定期回原单位汇报思想，参加生产劳动。
玉门石油管理局七·二一工人大学由于坚持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
井下作业班几年来为五个油田修井七十五口，一次成功率达百分之九十三。
学员毕业之后，一般都能解决修井中经常遇到的十二个问题，及时排除故障。
这个班第2期毕业的两名学员回到大庆后，领导机关把指挥大型压裂的任务交给他们。
这两名学员运用掌握的知识，进行全面调查，认真做好准备，提出合理措施，大胆指挥，很好地完成了压裂任务。
这个局所属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出来的学员，正在生产第1线充分发挥作用。
玉门鸭儿峡油矿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的三十五名学员，除调出十一人支援新油田外，其余二十四人中有十一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玉门石油管理局用七·二一工人大学办学的丰硕成果，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指引的方向走下去，用办学成果回击右倾翻案风。

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学员、老工人　吴永章　施文汉　吴继洲
1968年07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发表了：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光辉批示，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为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指出了光辉的道路，有着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毛主席光辉批示的指引下，1968年09月，我们厂创办了工人大学。
八年前09月的一天，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
当我们接到了上大学的通知书时，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在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那时候，我们背着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小姐上学堂，而我们自己却不能跨进学堂门槛一步。
解放后，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我们还是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
春雷一声震天响，毛主席发出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给了我们工人上大学的权利。
我们扬眉吐气地跨进大学的门，成了工人大学生。
树高千丈有根，水流万里有源。
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没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有我们的今天啊！
我们到学校以后，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教导，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学员们掌握党的基本路线。
在课程方面，除了学习专业知识，首先学习革命理论，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学习期间，“两耳不断机器声，两手不减油泥味”。
我们的教学过程始终和工厂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紧密结合，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七·二一工人大学从创办到现在，已经有两届学员共一百一十人毕业，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
党要求这些学员不仅在技术业务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关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由于这支新型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我们厂的技术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技术的状况被打破了。
全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在全厂技术人员中的比例，已从1968年的百分之四十上升为百分之六十，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员，来自生产实践第1线，回到生产实践第1线。
我们了解工人的要求，熟悉生产的情况，所以能够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
我厂二车间，从南到北有一条长一百六十米的运输线。
过去，工人们靠几台平板车搬运几十吨重的大型零件，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女行车工王彩彩早就有革新平板车的强烈愿望，多次向那些技术“权威”提出革新建议，得到的回答都是摇摇头。
毛主席发出光辉的《七·二一指示》后，王彩彩跨进工人大学的门，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她大学毕业以后，同群众一起，从设计、加工到装配，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造出了电动平板车，实现了工人群众多年的愿望。
工人们高兴地说：
“我们的工人大学生就是好！”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反动统治，总是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
七·二一工人大学坚决同剥削阶级对着干，坚决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
学员毕业后，一不发文凭，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搞技术员的头衔，继续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做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
我们身在车间，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人人争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一位原来当车工的老工人，从工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车间轴套工段。
由于工作需要，几年之间，先后换过七、八个工种，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辅助工。
他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
后来他又担任施工员，仍坚持干重活。
车间加工沉重的主轴零件，都是用双手上料下料，他和工人一起设计、制造了“机械手”，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他刚回车间时，正缺普通工，他坚决要求当普通工。
有人问他：
“大学毕业还打扫垃圾？”
他说：
“都是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人们说：
“工人大学培养的学生，是知识化的工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
工人们欢迎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摆在那里就在那里起作用的新型大学生。
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的。
它从创办到现在，不过短短的八年，却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它已象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大地。
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它必将象滔滔的黄浦江水一样，永远奔腾向前！

写晁盖是为了“屏晁盖”
王向峰
《水浒》中的晁盖，表面上虽然被作者摆在梁山农民起义事业开创者的地位，并写他最后战死在地主阶级的毒箭之下，但《水浒》作者写晁盖的目的，根本不是对他歌颂，而是用他当做反面陪衬，来歌颂投降派宋江。
反动阶级的文艺家总是“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
《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把有胆有识敢于反对皇帝的农民革命代表人物晁盖，歪曲成为暴徒和莽汉；
以贬斥农民革命代表人物的方法，颂扬和抬高代表反动黑暗势力的投降派宋江。
《水浒》对于真正敢于反皇权、反天命的农民起义，采取了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
这种地主阶级的反动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田虎、王庆、方腊等人的诬蔑描写上，也表现在对梁山内部晁、宋的对比描写中。
晁盖领导的梁山起义队伍“不怕官司不怕天”，专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作者对于这样的方向是深恶痛绝的。
作者赞扬的方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辅国安民”。
为了标榜这个方向，作者从反面写了这个反皇帝的晁盖。
写晁盖不明礼义，“不读书史，甚是粗鲁”，终日“刺枪使棒”，“独霸在那村坊里”。
作者安排晁盖领人打劫生辰纲、上梁山落草、抗拒官军搜捕，杀伤朝廷人马，专和皇帝做对，说由于他敢于“托胆称王”，抗拒皇朝，不仅陷众人于“火坑中”，而且对梁山附近的居民“扰害不浅”。
作者在写了以晁盖为首的反皇帝的起义罪恶多端之后，来一个强扭方向。
用“不忠不孝”，“犯下了迷天大罪”，并且“深陷”了别人的晁盖作反衬，大力写了一个“全忠仗义”，“替天行道”把山寨弟兄救离火坑的引路人宋江。
书中写宋江“自幼攻读经史”，严守忠孝仁义的孔孟之道，“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
没上梁山时，就为上山众人的前程着想，叫人不要忘掉准备“受招安”的方向，以便“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博得个封妻荫子”。
并通过宋江之口批判晁盖等农民起义领袖“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上了梁山之后，又写他念念不忘招安：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当朝廷招安来得太晚时，他感到凄凉难耐，“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小说用赞颂的基调，描写宋江投降到处奔走乞怜，为他能打通关节，得遂受招安的宿愿而大吹大擂。
后来又写他打方腊，“竭力尽忠报国”，让这个戴着忠义桂冠的地主阶级忠实走狗，沿着自己的道路，一直走到了终点。
《水浒》作者就是这样把革命起义的光明写成黑暗，把投降叛卖的黑暗写成光明，并用前者来反衬后者。
这种严重的颠倒，充分暴露了作者屏晁盖的不可告人的反动用心。
《水浒》作者从地主阶级反动立场出发，完全抱着屏弃农民革命领袖的目的来写晁盖，作者安排晁盖夜打曾头市，就是有意让他以一个一意孤行的莽汉，自惹毒箭穿身，最后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
作者用革命起义领袖的惨败，反衬投降派的成功，以达到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目的。
为此，作者不能在小说一开篇就写宋江“把寨为头”，因为那就没有“全忠仗义”的宋公明了；
所以要写晁盖。
但写晁盖不屏晁盖也不行，因为有那个“顽铁铸汝，亦出洪炉”的晁天王，实在是有碍于地主阶级忠臣孝子的曲线尽忠。
于是按作者的投降主义政治方向，必得拿晁盖做宋江进身的垫脚石，借这个台阶使宋江大显忠义，为地主阶级立大功勋，去“瞻依庙廊”。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说的就是这番意思。
作者这样对比晁、宋二人，是要读者看出，聚众打官府、反皇帝，不论取得怎样发展，都是通向“邪佞”的方向；
其中如有人能把迷途愈远的人们迅速拉回，走向“顺天”、“护国”，他的功劳就愈大，就愈该受到赞美。
《水浒》把这份“荣誉”完全给了“呼群保义”的宋江。
毛主席指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之所以成为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美化投降派的反面教材，就是由作者的这种反动立场、反动观点、反动政治态度造成的。
我们决不能容忍歌颂这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更不能容忍用革命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
我们要通过对于《水浒》作者反动创作意图的剖析，来加深对古今投降派的认识，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到底。

宋江“让位”是为了什么？
任秀玲　赵深田
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夺取权力是改变路线的重要前提。
因此，革命队伍里的投降派，为了改变革命路线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从革命派手里夺权。
但是，代表反动阶级势力的投降派，在革命队伍里总是势单力孤的，因此，这种夺权往往要勾结外部的反动阶级人物来进行。
《水浒》里宋江的“让位”，就是一个他勾结另一派地主夺权的例子。
宋江一再要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让给“河北第1等长者”卢俊义，说是自己“有三件不如员外处”。
宋公明在这里真有点既“公”且“明”的样子。
其实这“公”是地主阶级的“公”，这“明”是地主阶级的“明”。
宋江玩弄这种“让贤”把戏，完全是出于他向革命派夺权以实现其投降阴谋的需要。
因为，虽然宋江已经坐了第一把交椅，但那只是“权坐”，并不牢固；
虽然他已经结集了一个投降派集团，但其中还缺少一个卢俊义那样能够把吴用这样的革命派挤到后面去的得力人物；
虽然他投降朝廷的方针已定，但在实现这个方针上，却遇到了来自梁山革命派和朝廷主剿派——高俅等另一派地主这两个方面的阻碍，需要有卢俊义这样的得力帮手来协助压制革命派和联结另一派地主。
从宋江提的“三不如”，正好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的“择贤”标准和他“让位”的目的。
第1，“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
这是捧场的屁话，无须多说。
第2，“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
这是讲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声望，很重要。
卢俊义是有“海阔一个家业”的大地主，而且是“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一个地主阶级顽固派，是高俅那派地主当政的重要社会支柱。
他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有豪杰之誉”，影响力大。
宋江要勾结另一派地主，打击梁山的革命派，达到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朝廷的目的，自然选中这样的人。
第3，“力敌万人，通今博古”。
这是说的才能和政治经验。
卢俊义“棍棒天下无对”，是作封建统治打手的好材料，“通今博古”的政治经验，协助宋江推行投降主义是得力的。
情势很明白：
宋江“让位”的主张即使通过了，他仍可稳坐第二把交椅；
通不过（必然如此），却可借此巩固自己的第一把交椅，卢俊义也势必因此坐上第二把交椅。
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可以达到挤退不愿意投降的吴用的目的。
宋江“让位”给卢俊义是为了投降朝廷，他说得很明白：
“尊兄……为山寨之主”，“天下谁不望风而服。”
“他日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采。”
宋江要借此来排挤梁山起义军中不愿意投降的人，这一点他没有敢公然说出来，但在排座次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两派地主之间是有矛盾和斗争的。
但通过宋江的“让位”，我们可以看出两派地主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宋江在农民革命队伍里代表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只不过是大宋皇帝的一条忠实走狗。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外资产阶级已经名声很臭，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从党内寻找代理人。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也总是要勾结党外资产阶级来夺取无产阶级的全部权力，他们美化资产阶级，就是勾结党外资产阶级夺权的表现。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一个惯于为资产阶级争权的老手。
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嚷嚷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本领”，“我们不如资产阶级”，主张要使资产阶级“当其位”，“谋其政”，甚至资产阶级右派“也可以起主导作用”。
他重新工作以后，更是处心积虑地在领导班子上打主意，除了鼓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起来充当“还乡团”，夺取领导权以外，还给党外的资产阶级打气，鼓动他们起来争权，并诱迫无产阶级主动向他们让权，叫嚷什么“白专”好，“要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是为了使资产阶级掌权。
科技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邓小平的反动意旨身体力行，赶快就在科技界搞“正名”，要把领导权让给“科技界公认的第一流权威”。
说什么：
“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
‘所长，听你的’。”
这里说的“第一流”，近似“棍棒天下无对”；
“有权威”也就是“豪杰之誉”。
“为科技界公认的”这一条，很有些“公明”气味，需要剥开来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激烈地争夺着科技阵地。
“第一流”的“权威”，不是站在无产阶级这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那边。
因此，为全“科技界所公认的”“权威”决不会有，有的只能是或者为无产阶级所“公认”，或者为资产阶级所“公认”。
邓小平既然指明“白专”的要提到领导岗位上，那末，实质上就是想把大权让给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党内走资派企图勾结党外的资产阶级权威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暴露了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
他们说让权给“第一流权威”，“是一种无形的影响……，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
这就是要大刮“业务台风”，刮跑无产阶级政治，再把科技阵地，变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利用它去复辟资本主义。
剥去古今投降派“公道”的外衣，认清他们“让位”之类手段的阶级实质和阴险目的，对于我们捍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意义。

揭穿宋江的“排座次”
江苏泰县沈高公社河横大队第10生产队队长、插队知识青年　张宏生
搞修正主义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旧的秩序，总是对新生力量刁难排挤，扼杀打击。
《水浒》中宋江搞的“排座次”，就是他打击革命新生力量的鬼把戏。
宋江窃取领导权以后，就大肆排挤反对投降的力量。
在起义军中，李逵、吴用、阮氏兄弟等人，是坚持晁盖路线的革命力量，宋江却极力排挤他们，他用“排座次”的手法，把他们排挤到后面去。
而让他网罗来的那些大地主和封建朝廷的降官名列前茅。
宋江玩弄“排座次”，靠的是“天命论”，他和道士捣鬼弄出了一个所谓石碣天文作根据，胡说什么“上苍”“都已分定秩序。
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其实在宋江心目中，根本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座次”。
宋江一旦大权在手，对革命力量动不动就“斩”，最后甚至不惜将舍命救他的李逵也毒死。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压制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恶狠狠地提出青年干部“一律要到基层去锻炼改造”，有意阻止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邓小平打击革命新生力量靠的是“台阶论”，他胡编了一通什么“经验证明”革命新生力量担任领导“一般效果都不好”，“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提上来”。
其实在邓小平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新生力量的“台阶”。
他一上台就大耍“还乡团”的威风，对青年干部动不动就要你“滚”，千方百计把新生力量打下去。
哪里肯容许新生力量按“台阶”走上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关心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早就指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一批青年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经风雨，见世面，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护，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我是从城市插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在党支部、贫下中农的热情教育和培养下，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去年，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又推荐我担任第10生产队队长，把革命的重担交给我，这更加使我亲身体会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
我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不辜负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用实际行动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着干，扎根农村，革命一辈子。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北京六一八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第2棉纺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这就揭示出《水浒》屏弃农民革命领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
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都要改变革命路线，而改变路线首先要篡夺领导权，这是一条规律。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正是写的宋江为了篡改路线而篡夺革命领导权。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都要推举出体现其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
列宁说：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表现为尖锐的路线斗争。
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都要代表本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全面推行其路线，实现阶级的要求。
在梁山起义军中，晁盖和宋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
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同宋江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
晁盖掌握着领导权时，在梁山起义军内革命派同投降派这一组矛盾中，作为农民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派，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
晁盖推行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既反贪官更反皇帝的农民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
广大起义军将士们的政治情绪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派宋江不仅不敢贸然公开提出招安投降的政治主张，有时还要用坚决反贪官的姿态来迎合一下革命派的情绪。
所以这时的梁山农民起义的形势大好。
很显然，宋江要想实现投降朝廷这个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就必须首先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
在宋江篡夺了领导权以后，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投降派，就转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在起义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宋江推行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朝廷招安的反映地主阶级要求的投降主义路线，也就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后终于因此葬送了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事业。
如果说，宋江篡权的结果，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说明了领导权的重要性；
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宋江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尽管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大宋王朝在进行着统治。
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宋江，只是这个封建王朝的奴才和内应。
现在，我国处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党外资产阶级要公开聚集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已经十分困难，资产阶级必然在党内寻找他们的挂帅人物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党的革命路线，以实现复辟的目的。
毛主席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
指出了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就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也想通过“全面整顿”夺取各级党的领导权，来全面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在他授意炮制的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里，就公然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
当他的反革命罪行受到全国人民的揭发批判后，党内外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立即跳出来公开为他鸣冤叫屈，甚至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党内资产阶级总是把篡夺党的领导权作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现复辟的重要前提。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具体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投降派篡权的活标本。
我们把宋江和邓小平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
耍阴谋，放暗箭，散布政治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手段。
他们都以卑鄙恶劣的阴险手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反过来攻击革命路线。
宋江为了屏晁盖，诬蔑革命造反是“造恶甚多”，鼓吹“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哲学。
宋江为了给自己夺权制造舆论，他上山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播政治谣言，处处以“上应天魁”的“星主”自居，为他“把寨为头”制造舆论。
邓小平为了要复辟资本主义，一心要篡党夺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地制造政治谣言。
说什么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他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问题相当多”、“积重难返”、“今不如昔”；
攻击工人、农民、青年干部做领导工作“一般效果都不好”，鼓吹只能由他这样的“老家伙”出来收拾残局，整顿一切。
明尊暗攘，攫取实权，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另一种阴谋手段。
宋江对晁盖明尊暗攘，从各方面驾空晁盖，逐步篡夺了起义军的实权。
他先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从晁盖手里窃走了军事指挥权，后来又逐步把措置寨务，分配各头领职事的大权也从晁盖手里夺走，最后连方针大计的决定，重大的政治行动，也不再让晁盖过问了。
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制造政治谣言，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就是这种阴谋手段的具体表现。
分裂革命队伍，集结投降势力，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组织措施。
宋江为实现投降作组织上的准备，蓄意制造分裂，排挤与晁盖一起上山的起义军头领。
他利用各种机会，把大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网罗上山，拼凑投降派的黑班底，经营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邓小平大搞分裂主义，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组织复辟资本主义的“还乡团”，尽管他玩弄两面派手法，高喊“团结”，然而他的分裂阴谋是掩盖不住的。
投降派在革命队伍中总是十分孤立的，因此，与外部阶级敌人互相呼应，互相勾结，联合夺权，是古今投降派进行篡权复辟活动的重要特点。
宋江把一些朝廷命官拉进梁山队伍，特别是把大地主卢俊义拉上梁山，一再要让位给他，是这种内外勾结起来夺权的例证。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走资派搞篡权复辟活动总是同党外资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
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走资派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必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认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必然性和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性。
时刻警惕党内资产阶级的篡权复辟阴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中国网球队去朝鲜
以流静为团长的中国网球队一行十七人15日乘火车离开北京赴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

克雷库总统离石家庄返京
新华社石家庄1976年07月19日电
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蒂厄·克雷库和由他率领的贝宁国家代表团，在访问了河北省遵化县和石家庄市后，由农林部长沙风陪同，今天晚上乘专车离开石家庄前往北京。
到车站欢送的有，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子厚，副主任曾美、王金山、王桂华、刘殿臣，以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和石家庄市的有关方面负责人。
今天上午，克雷库总统等贵宾由沙风部长和刘子厚主任陪同，参观了河北省根治海河展览和石家庄市印染厂。

墨西哥《太阳报》社长离京去广州
墨西哥《太阳报》社长本哈明·黄·卡斯塔涅达一行三人1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和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等到机场送行。

孟加拉国乡村发展代表团离京
以孟加拉国计划委员会委员阿桑为团长的孟加拉国乡村发展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参观访问，16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
我国农林部副部长肖鹏等前往机场送行。
孟加拉国客人是07月01日到达广州的。
他们先后在广州、上海、石家庄、大寨、北京等地参观，并同我有关方面进行了座谈。
在京期间，肖鹏副部长宴请了代表团。

尼日利亚技术合作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由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运输部长马戈洛上校率领的尼日利亚技术合作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铁道部副部长郭鲁和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坦科·优素福等到机场送行。
马戈洛部长等在华期间，访问了北京和天津。
郭鲁副部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荣贵分别宴请了代表团。
马戈洛部长同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就中尼之间的技术合作问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代表团在我国参观了铁路单位、港口、工厂和人民公社，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18日晚上，坦科·优素福大使为马戈洛部长访华举行了招待会。

尼日尔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由工商经济部长阿勒菲贾·阿卜杜勒·拉赫曼率领的尼日尔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于07月19日晚离京。
外贸部部长李强，有关方面负责人张耿和、程飞等和尼日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泽尔马·塔雅，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同外贸部和外经部进行了会谈，同有关进出口贸易公司洽谈了业务，并在北京和天津参观工厂和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

徐向前会见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
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卫戍区某部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
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今天下午会见由科斯塔·纳季大将率领的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大使馆武官米洛叶维奇上校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有关方面负责人张秉玉、于洪亮。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
由科斯塔·纳季大将率领的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陪同，今天访问了北京卫戍区某部。
今天，部队驻地洋溢着中南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五色缤纷的彩旗迎风招展，横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南斯拉夫贵宾！”
“中南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部队指战员冒雨列队迎候南斯拉夫贵宾。
当纳季大将来到部队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森和部队负责人陈先达、陈光辉同南斯拉夫贵宾热烈握手，亲切问候。
南斯拉夫贵宾很有兴趣地参观了连队宿舍、俱乐部，以及由干部家属主办的五七工厂。
为了表达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友好情谊，部队指战员还为贵宾们表演了军事项目和文艺节目。
参观过程中，纳季大将转达了南斯拉夫人民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友好问候，并把反映南斯拉夫人民军战斗生活图片的纪念册赠送给了这个部队。
（附图片）
徐向前副委员长会见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拉法特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庆祝阿富汗共和国日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齐苏拉赫·拉法特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阿富汗共和国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胡炜，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水电部副部长张季农，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国家体委负责人尹忠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等。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在广州演出《党的好女儿》
许世友等同志出席观看　演出受到工农兵观众热烈欢迎
新华社广州1976年07月19日电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今天晚上在广州首次演出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受到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司令员许世友，广州部队政治委员孔石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首道、林李明，中共广州市委第1书记、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以及其他负责同志黄荣海、单印章、郭荣昌、梁锦堂、孙干卿、于厚德、罗范群、张景耀、王海等，出席观看了演出，并在演出前会见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金应道等协奏团的领导同志，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观看演出的还有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志愿军英雄连队代表和文艺工作者代表。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曾于1960年来广州进行过访问演出，给广州军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今晚，广州军民为能再次观看朝鲜人民军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感到十分高兴。
他们说，歌剧《党的好女儿》成功地塑造了朝鲜人民军女战士康娟玉的英雄形象，朝鲜劳动党党员那种对党、对自己的领袖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为革命、为同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演出结束后，许世友等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赠送了花篮。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丁里陪同，于17日上午乘专车从韶山到达广州的。
随团来广州访问的还有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副武官张松峰上校。
在广州车站上朝鲜战友们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志愿军英雄连队代表，文艺工作者和青少年一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和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为朝鲜战友举行了欢迎宴会。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朝鲜友好参观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以朝鲜慈江道行政委员会副委员长车利南为团长的朝鲜友好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向文、孔筱等在座。
（附图片）
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柴树藩、王磊分别会见日本朋友
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磊，分别于13日下午和14日上午会见了以知事仲谷义明为团长的日本爱知县友好访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将于近日离京去上海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
李素文副委员长等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演出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今天晚上在首都剧场举行首场演出。
演出前，文化部和对外友协为代表团访华演出举行了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演出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林林等。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团长伊莎贝尔·桑托斯、第2团长劳拉·戈罗斯佩，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巴·托洛米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开幕式。
今晚，首都剧场充满着中菲两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
王炳南会长和伊莎贝尔·桑托斯团长在开幕式上先后讲话。
王炳南会长在讲话中说，中菲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上。
去年中菲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他说，菲律宾文化代表团作为菲律宾人民的友好使者前来我国访问演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具有菲律宾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艺术，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菲律宾人民和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厚谊。
他祝菲律宾艺术家们访华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伊莎贝尔·桑托斯团长在讲话中说，菲律宾人民通过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向中国朋友问候并致以友好敬意。
我们来到这里看到了你们在文艺方面的发展和成就。
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舞蹈学校所进行的令人兴奋的文化交流，使我们对中国青年艺术家优美的表演、有素的训练以及献身精神，感到钦佩。
她说，增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对双方都有促进和提高。
她最后祝愿菲中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是由菲律宾巴彦尼汉舞蹈团和潘卡特·卡瓦彦竹乐团联合组成的。
成员多数为青少年。
今晚，竹乐团八岁到十九岁的青少年艺术家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用竹管、竹琴、竹竖琴、竹圈鼓等竹乐器演奏了菲律宾的民间乐曲。
演员们情绪饱满，技巧熟练，整个演出富有民族特色。
巴彦尼汉舞蹈团的艺术家们演出的《山区舞》、《棉兰老挂毯》，以古典和民间的舞蹈形式向观众介绍了菲律宾民族的传统习俗和风土人情。
《茉莉花舞》以歌颂菲律宾的国花——茉莉花为主要内容。
在欢乐的气氛中，演员们走下舞台，把手捧的“茉莉”花环献给观众，表达了菲律宾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巴彦尼汉舞》反映了菲律宾农民从插秧到收获的劳动的喜悦心情，舞蹈生动活泼，演员们表演时热情洋溢，富有生活气息。
演出休息时，李素文副委员长等会见了伊莎贝尔·桑托斯团长、劳拉·戈罗斯佩第2团长，以及代表团其他领导成员和演员代表。
演出结束时，全体艺术家们热情地用中国话演唱了中国歌曲《东方红》和菲律宾歌曲《我亲爱的菲律宾》。
李素文副委员长等走上舞台，同菲律宾艺术家们热烈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文化部、对外友协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
这时，观众热烈鼓掌，感谢菲律宾艺术使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菲律宾人民的深情厚谊。
（附图片）
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在北京举行首场演出。
李素文副委员长等观看演出后，走上舞台同菲律宾艺术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卡翁达总统接见孙健副总理
新华社卢萨卡1976年07月18日电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07月18日上午在国家宫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也在座。

委内瑞拉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亲爱的同志：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委内瑞拉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全体党员谨向您，向中共中央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及在坚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国内外一切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的斗争中取得鼓舞人心的胜利。
我们完全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为粉碎一切企图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脱离正确道路的阴谋活动而进行英勇和正义的斗争中，必将象过去在艰苦环境中一样继续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此致革命敬礼
委内瑞拉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1976年07月01日于委内瑞拉

孙健副总理在赞比亚举行告别宴会
宾主共祝中赞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卢萨卡1976年07月18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孙健，07月17日晚在这里举行告别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
赞比亚总理穆登达和夫人，首席法官西隆圭，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宪法、法律和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曼加，外交部长姆瓦勒，财政部长姆瓦纳卡特韦，动力、运输和交通部长马波马，乡村发展部长卢萨卡，卢萨卡省部长孔达，教育部长戈马，新闻和广播部长姆维拉，司法部长迈因扎·乔纳，总统特别助理马克·乔纳以及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马西耶等。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外经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和驻赞比亚大使李强奋等出席宴会作陪。
各国驻赞比亚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厅灯火通明，主席台上悬挂着中赞两国国旗，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和卡翁达总统的画像。
宴会上洋溢着中、赞两国人民战斗团结和亲切友好的气氛。
孙健副总理和穆登达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孙健副总理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赞比亚度过了难忘的五天。
在这期间，卡翁达总统阁下亲切接见了我们并作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我们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几天来，我们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贵国政府和人民热烈的欢迎和盛情接待。
我愿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他还说，“卡翁达总统阁下和穆登达总理阁下在多次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对我国的援外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把它看作是来自真诚朋友的热情鼓励和鞭策。
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我们一向认为，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赞比亚仅仅是在尽力履行中国人民对赞比亚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而他们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是同总统阁下、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要说感谢，我们首先应当感谢总统阁下，感谢赞比亚政府和兄弟的赞比亚人民。
至于援助，我们历来认为总是相互的。
赞比亚政府和人民曾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过很大努力，我们对此一直怀着深切的谢意。”
孙健副总理最后说：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你们美丽的国家了。
在这惜别的时刻，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穆登达总理在讲话中说，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的确受到大批群众的热情欢迎。
他强调，“事实证明，赞比亚人民热爱中国人民。
我愿意向阁下保证，赞比亚人民不是在奉承，而是发自赞比亚人民内心深处的感受”。
穆登达总理还说：
“你提到赞比亚政府和人民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所起的作用。
我高兴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存在不仅对这个组织十分重要，而且对加强进步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
他还说：
“自从我国独立以来，我们不断为我们确认的正义事业作出牺牲。
我愿向你保证，你们在帮助我国巩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我们履行国际义务。”
“中国和赞比亚将继续在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坚定地合作。”
穆登达总理还强调，通过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这次访问，成千上万的赞比亚人同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行们进行了接触。
“这种接触对加强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是很重要的。”
穆登达总理最后表示：
“我诚恳地希望，为了进一步更好地相互了解，我们将继续进行这种互访。
这将有助于加深和扩大我们的友谊的基础。”

德国共产党的贺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霍伊勒、霍勒曼、胡特、泽姆勒07月04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衷心地祝贺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五周年。
贺电说：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五十五年表明，她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先锋队，中国工人和农民、全中国人民都同心同德地团结在她的周围。
“右倾机会主义者邓小平和他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失败再次证明，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定不移地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
贺电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中取得的胜利，过去和现在都向各国工人表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并以坚定的步伐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进军。”
贺电说：
“中国共产党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的坚定的、原则性的斗争，有力地鼓舞全世界和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同现代修正主义决裂。”
贺电还说：
“我们将集中力量，努力对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作出贡献。
我们将特别致力于反对欧洲各国和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特别致力于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别动队进行无情的斗争，并高举争取独立、统一和社会主义德国的旗帜。”
贺电最后说：
“我们向毛泽东同志表示最诚挚的敬意，祝愿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永远率领中国共产党前进。”

我体总主席赵正洪在蒙特利尔发表谈话
严厉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和国际奥委会
少数顽固势力玩弄制造“两个中国”阴谋
新华社蒙特利尔1976年07月17日电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07月16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少数顽固势力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玩弄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
他说：
“据悉，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操纵和积极策划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少数顽固势力阴谋让蒋帮的所谓体育组织以‘台湾’名义参加第2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使用蒋帮的所谓‘国旗’和‘国歌’。
这是两个超级大国明目张胆企图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局面的阴谋。
对此中国人民和运动员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他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在整个中国领土上（包括台湾省）领导体育运动的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组织。
只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有权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代表中国。
蒋帮的所谓体育组织在一些国际体育组织中窃踞中国席位和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完全非法的。
我们坚决反对蒋帮的所谓体育组织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参加奥运会。”
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的正义立场必将获得各国人民和国际体育界主持正义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赵正洪最后说：
“我们的正义立场一贯得到各国人民和国际体育界主持正义人士的支持。
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友好参观团离罗回国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7月17日电以任明道为团长、李康、杨嘉华为副团长的中国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对罗马尼亚的友好访问，于07月17日离开布加勒斯特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罗共中央副部长杜·图尔库斯，旅游部副部长斯·埃纳克。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也到机场送行。
17日，中国友好参观团离开布加勒斯特前，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安德烈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
访问期间，中国客人参观了布加勒斯特市和阿尔杰什、多尔日、梅赫丁齐、阿拉德等十三个县市的一些工矿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社会文化设施，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参观团所到之处，都受到十分友好的欢迎和亲切的接待。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7月16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罗共布加勒斯特市委第1书记兼市长扬·丁卡，16日在布加勒斯特接见了以任明道为团长，李康、杨嘉华为副团长的中国友好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也在座。

我科学院代表离阿尔巴尼亚回国
据新华社地拉那电
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寨、冯植生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了全国人文学研究会议并进行参观访问后，于07月10日乘飞机离开地拉那回国。

日本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日本工人党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五周年。
中国共产党在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五十五年，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的、不朽的贡献。
日本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认为，从中国革命受到最强有力的鼓舞，学习最宝贵的经验，自己的革命事业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
目前，中国人民在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
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斗，在斗争中永远继续前进。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日本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976年07月01日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的贺电中国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最热烈地祝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
你们的党在毛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光荣地为中国和世界的劳动人民服务。
我们欢呼你们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的伟大成就，欢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就，欢呼你们战胜邓小平的右派复辟活动的伟大胜利。
祝你们的党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对毛主席本人表示最热烈的祝愿。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
主　席　爱·弗·希尔
副主席　克·莱·奥谢
艾·爱·布尔
1976年07月05日于墨尔本

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同志般的祝贺。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于解放前就有着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压迫作斗争的悠久、光荣、胜利的历史。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加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工人阶级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中国人民坚决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一次又一次有力地回击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提高了自己的革命觉悟。
这些胜利是对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以及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巨大鼓舞。
中国共产党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社会革命的斗争。
今天，中国共产党站在为加强旨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尤其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谋求世界霸权的侵略行径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前列。
我们祝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们深信，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共同斗争和世界人民，今后必将赢得更大的胜利。
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萨莫拉总统致电祝贺坦赞铁路胜利建成
新华社马普托1976年07月18日电
据莫桑比克《新闻报》07月17日报道，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最近致电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祝贺坦赞铁路胜利竣工。
电报说：
“坦赞铁路是我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首先是我们当前从事的伟大任务中所取得的一个政治胜利。
“这个伟大任务就是我们各国要摆脱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依附，实现我们的经济独立，从而创造条件，以便我们能够更加有力地解决南部非洲解放事业现有的问题。”
电报说：
“坦赞铁路是一个高度的国际主义的表现。”
“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劳动人民之间亲如兄弟的关系，给大家以鼓舞。”

马莫总统参观马耳他国际博览会中国馆
新华社1976年07月13日讯瓦莱塔消息：
马耳他共和国总统安东尼·马莫和夫人07月12日晚参观了正在参加第20届马耳他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
中国驻马耳他大使刘溥和参加第20届马耳他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馆长刘延林陪同马莫总统和夫人参观。
本届马耳他国际博览会自07月01日开幕以来，许多人观看了其中的中国馆。
他们当中有：
副总理兼司法和议会事务部长安东·布蒂吉格，劳工、就业和福利部长阿加塔·巴巴拉，贸易、工业和游览部长保罗·祖埃雷布等。

印度舆论强烈不满苏联的经济掠夺
新华社1976年07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印度的经济关系中日益加紧其剥削和掠夺的同时，印度舆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了。
一些印度报纸在列举苏联在印苏贸易中推行不平等政策使印度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后提出，印度对苏联的所谓“援助”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据报道，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并没有帮助印度发展经济，反而使印度经济遭受损害。
苏联打着“社会主义”、“无私援助”的招牌，从1955年到1966年答应给印度一百零二亿卢比贷款。
这些贷款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九集中投入印度的钢铁、重型机器等极少数几个项目。
苏联口头上说是为了帮助印度实现经济独立，但实际上这却是一条绞索，紧紧地控制着印度的经济命脉。
由于这种“援助”脱离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它给印度经济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格局，少数几项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印度迫切需要发展的农业和轻工业，而且形成了产品与市场脱节的后果。
近几年来，印度重型机械、重型电机和钢铁等部门已经出现严重的设备利用率不足和生产过剩现象。
象兰契重型机器厂这样的苏“援”重点企业，开工率长期达不到百分之五十。
据印度官方材料透露，在十三个苏“援”重点企业中，就有十个因设备利用率不足和产品滞销等原因而年年亏损。
苏联对印度的贷款条件十分苛刻。
这些条件不仅规定必须“专款专用”，而且不待“援”建项目建成投产，自装备交付之日起十二年内还清，缓免期只有一年。
而这些“援”建项目常常是工程进展缓慢，一拖再拖。
例如，被苏联吹嘘为对第3世界“无私援助的典型”的波卡罗钢厂第1阶段（年产一百七十万吨钢）的建设工程长达十一年之久，比原来计划延长了一倍。
由于苏“援”工程进展缓慢，苏联已经答应的一百零二亿卢比至今还有将近三分之一没有动用。
贷款偿还期限短，而苏“援”企业又长期没有利润可言，因此每年向苏联还本付息对已经很困难的印度经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一直到1980年为止，印度每年要向苏联交纳的债款本息将达十八亿卢比上下。
《印度快报》06月17日指出：
“苏联贷款的条件一直相当苛刻，比西方的条件还要苛刻。”
苏联通过“援助”贷款把大批在苏联已经淘汰、陈旧落后的机器装备以高价推销给印度，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波卡罗钢厂，就有不少这种在苏联炼钢工业中已经废弃不用的技术设备，但这些机器的价格却高得惊人。
据《印度时报》06月18日社论揭露，苏联卖给波卡罗钢厂的机器比印度自己制造的要贵一倍。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借口印度卢比贬值，任意把在国际市场上不能自由兑换的苏联卢布对印度卢比的比价升值百分之三十多，并且要印度按卢布升值后的比价来偿还对苏联的旧债，从而使印度对苏联的债务（包括经济债务和军事债务）凭空增加四十亿卢比左右。
这种行径引起了印度舆论的极大愤怒。
《印度教徒报》05月19日的社论指出，苏联这种做法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沙赫特片面地把马克升值没有两样。
苏印经济关系有着明显的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特点，它还表现在：
苏联对印度的出口中机器设备一直占有绝大的比重，一九六○——六一年度占百分之七十四点四，一九七○——七一年度甚至占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五。
苏联用这些质劣价高的商品从印度搜刮去的主要是农畜产品和工业原料。
苏联每年从印度进口的黄麻、皮革、茶叶等十二种初级产品，占苏联从印度进口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最多的年份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
同时，苏印贸易中的商品差价也证明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剥削的特点。
苏联一方面把对印度出口的机器装备的价格尽量抬高，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压低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价格。
黄麻制品一向是在苏联从印度进口贸易中占极大比重的一宗商品。
在从1959年到1970年的十二年中，印度向美、英、苏三国出口的黄麻制品，以对苏联出口的价格被压得最低。
近两、三年以来，苏印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处于停滞状态。
这是因为印度不愿意再购买苏联要推销的机器等产品，而对于印度希望苏联增加供应的商品，如石油、化肥等，苏联又不肯扩大对印度的供应。
另一方面，苏联想要增加从印度进口的农畜产品，印度的生产有限，难以满足苏联的要求。
而对于印度希望向苏联出口的某些工业品，苏联的市场又不肯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官方和报纸指出，不打破苏印贸易的原有格局，两国的贸易就难望扩展。
尽管苏联宣传机器一再高唱苏印“友谊”，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援助”的幌子下对印度进行的残酷盘剥，对印度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害，这一事实已越来越为印度各阶层人们所认识，从1973年年底开始，在印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经济政策大辩论。
许多经济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历数了苏“援”对印度的危害。
印度经济学家梅达在《印度经济危机》一书中说：
“五十年代形成的印苏经济合作关系已经发展到顶点，耗尽了潜力，要走下坡路了。”

在漂亮的旗号下
上海汽轮机厂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多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控制和掠夺“经互会”其它成员国，施展了种种卑劣的伎俩，打出了种种漂亮的旗号。
在最近举行的“经互会”第30次会议上，苏修头目重新弹起了那套人们早已听厌的“多边经济一体化”的老调。
勃列日涅夫曾厚颜无耻地吹嘘，苏修“一贯注意在互利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发展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使“每个国家都有不少好处”。
但是，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
列宁指出：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从苏修叛徒集团残酷剥削“经互会”其它成员国的罪恶行径，不难看出，苏修许诺的对“每个国家都有不少好处”、“互利”和“国际主义”等等都是谎话。
人所共知，苏修标榜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就是逼迫一些东欧国家按照苏修的需要改组经济结构，把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纳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轨道，使之成为苏修的果菜园、畜牧场、原料供应地和附属加工厂。
苏修还竭力鼓吹“劳动力的社会主义国际迁移”论，迫使东欧国家出劳力、出资金、出设备，在苏联境内修建工厂、开矿、伐木，敷设天然气管道等等。
修建从苏联境内的奥伦堡到西部边界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联合行动”、“共同投资”的招牌下，这条总长二千七百五十公里的管道，要由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五个国家分段负担，这些东欧国家除了承担六十亿卢布的投资外，还得派出二万多名劳动力。
而苏修自己却只是“对线路进行地质勘察和设计工作”，建成后的管道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全由苏修一家独占。
多家出力，一家得利，这就是苏修的所谓“互利”！
不仅如此，这条输气管道建成后，将为苏修增加一条掠夺东欧国家的渠道。
苏修历来利用它对东欧国家的原料、燃料供应的控制，使这些国家处于对苏联的依赖地位。
它动辄以停止或削减原料、燃料供应，卡东欧国家的脖子，施加政治压力。
它可以任意提高价格，进行剥削。
去年它用提高石油价格的办法，从东欧国家身上多搜刮到十多亿卢布。
这样，多家出钱出力出设备的结果，等于使苏修一家得以铸造加强控制和奴役东欧的锁链。
对绝大多数“经互会”成员国来说，这种残酷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
仅从经济方面而论，“一体化”越加强，“合作”越广泛，东欧各国的经济困难就越深重。
例如，波兰为输气管道参加“共同投资”，就不得不放弃国内新的基建工程；
捷克斯洛伐克去年从基本建设计划中削减了二十四个项目；
东德国内有些设备由于缺乏劳动力不得不闲置起来，许多退休人员还得继续工作。
无数的事实证明，苏修名曰“分工”、“合作”、“互利”，实为老殖民主义的翻版，新殖民主义的典型。
这种贪婪残酷的欺压掠夺，不能不激起“经互会”成员国的不满，促使他们对苏修的离心倾向日益增长。
苏修越是加强控制，“经互会”成员国的反控制斗争就越高涨。
到头来，苏修必将自食其果。

日本各界人士谴责宫泽外相鼓吹“两个中国”言论
不容违背日中联合声明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19日电
日本外相宫泽喜一07月12日在同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谈话时，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关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妄图阻挠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鼓吹“两个中国”，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
他的这套言论立即遭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说：
“宫泽外相的讲话，进一步暴露了他企图维持台湾现状和鼓吹制造‘两个中国’的嘴脸。
我们对他推行的这一政策表示坚决反对。”
他还说：
“宫泽外相违背日中联合声明，在事实上一贯反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他这次又表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说：
宫泽外相的发言，“旨在阻挠美中邦交正常化。
它暗示希望继续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事实上，要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固定起来。
这是‘两个中国’论的立场”。
成田委员长指出，他的这一发言是“干涉中国内政，是践踏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背信行为。”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
“宫泽外相的讲话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违反日中联合声明的。
宫泽外相应当对他的讲话负责。”
他说：
“日中联合声明中决定了的事项，必须履行。”
他强调说：
“不管宫泽外相说什么，我们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努力促其实现。”
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说：
“宫泽外相的讲话，令人愤慨。”
他说：
“台湾省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中国何时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湾，纯属中国的内政。
任何外国都无权插嘴。
而宫泽外相的讲话是干涉中国内政的。”
西园寺指出：
“宫泽外相竟然把中国的台湾省作为一个‘国家’，这是蓄意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西园寺指出：
“现在日本有一小撮人对中国的台湾省仍抱有野心，我们决不能让这一阴谋得逞。”
西园寺说：
“有志于日中友好的人士应当同心协力，大声疾呼，为彻底揭露这一阴谋而斗争。”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萩原定司说：
“宫泽的讲话践踏了由日中两国政府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
他指出：
“在此之前，宫泽外相一直制造种种借口，使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拖再拖，这次的讲话完全暴露了他的真心。
这是对期望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下去的日本人民的愿望的挑战。
我们决不允许宫泽外相这样大放厥词，我们怀着满腔愤怒，追究宫泽外相的责任。”
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说：
“宫泽的讲话表明，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日中联合声明，卖力地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冈田说：
“宫泽外相的讲话，同最近日本司法警察当局与蒋帮勾结一起镇压旅居日本的爱国华侨的行径，是如出一辙的。”
冈田说，“宫泽的这一做法代表了日本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的利益”，“要把日本引向歧途”。
他指出，“日本有那么一小撮人至今仍抱有帝国主义野心，妄图攫取中国台湾省”。
评论家新井宝雄说：
“正当日本人民渴望在日中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宫泽外相讲了那样的话，我们感到极大愤慨。”
他说：
“宫泽外相的讲话露骨地表明，他完全践踏了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和原则。
他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仍抱着‘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放，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日本报刊对宫泽外相的言论也持批评态度。
《东京新闻》指出：
“日本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曾表示它要尊重中国方面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主张。
从日本的这一立场来说，宫泽的发言将被认为是干涉内政。”
《读卖新闻》说，宫泽外相的发言“涉及了台湾问题”，“必将引起国内外的追究”。
这一发言，“对于日中和平友好谈判，将带来巨大影响”。

日本工人党机关报强烈谴责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
号召人民大规模开展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19日电日本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劳农战报》07月15日发表题为《是“睦邻、友好”，还是军事恫吓？
》的文章，强烈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益露骨地对日本进行军事威胁。
文章指出，苏联对日本的军事恫吓，已经发展到了使日本人民无法忍受下去的程度。
文章说：
“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征候，（日本）工人阶级不能袖手旁观地忽视这一事实。
对于我们民族独立和生存面临的威胁，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文章详细地列举事实揭露苏联军舰最近一个时期频繁地逼近日本列岛进行搜集情报等罪恶活动。
文章接着说：
“面对苏联舰艇这种旁若无人的异常行径，我们不禁要问，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你们不久前不是在二十五大还通过勃列日涅夫之口声称什么‘我们认为苏日关系的准则，必须是睦邻关系和友好合作，而我们正是以此作为方针’的吗？”
但是，苏联的军舰的活动却表明，苏联是在进行战争准备并对日本进行军事恫吓。
文章指出，尽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凶暴地在世界各地谋求霸权，并对日本进行恫吓，“但是，它的本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而且它正在不断地遭到沉重的打击。”
文章说：
“日本的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的真正独立，战后曾一直与美帝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今天，对于威胁日本独立的危险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一定要给以坚决的打击。”
文章最后号召日本人民行动起来，“彻底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恫吓，大规模地开展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

苏美在大西洋争夺更加剧烈
美国启用B—52轰炸机监视苏联海军
新华社1976年07月16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海军加紧在大西洋的扩张活动，派遣了它的B—52战略轰炸机担负远程侦察任务，以监视苏联舰艇的活动。
这表明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大西洋的争夺更加剧烈。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在07月13日正式承认，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已开始在大西洋的广大区域进行侦察和巡逻活动。
它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些飞机将在空中加油，因此能够飞越大西洋直达西欧的沿岸，“这些飞行将在大西洋各活动地区上空不时地进行”。
它还说，这些海上侦察和监视任务是国防部的“各种力量相互支持”政策的一部分。
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这些B—52飞机主要从高空监视（大西洋）上的俄国军舰，而美国海军的D—3远程侦察机担负着从低空进行监视的任务。

阿通讯社和报纸揭露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
苏修利用“一体化”大肆掠夺蒙古保加利亚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07月14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和《团结报》07月13日登载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的一篇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蛮掠夺蒙古。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通过所谓“一体化”，对蒙古丰富的资源进行越来越野蛮的掠夺，把蒙古变成了苏联资本主义经济的殖民主义附属物。
文章揭露说，苏联在“一体化”的幌子下，对蒙古进行掠夺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所谓的“蒙苏联合企业”。
文章指出，这只不过是一个招牌而已，实际上这些企业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通过其所谓“援助”和投资，在蒙古建立企业和开发为苏联经济所必需的矿产资源。
文章指出，苏联在蒙古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勘探和采掘方面。
苏联垄断了蒙古很大一部分矿物，以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
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竭力使蒙古经济日益单一化，特别是使它成为陷入重重危机的苏联资本主义经济的畜牧业附属物。
苏联迫使蒙古加紧畜牧业“专业化”，以保证向苏联供应肉类、奶类和其他畜产品。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07月15日电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07月15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对保加利亚进行掠夺和剥削。
文章说，苏修对保加利亚执行新殖民主义政策，通过生产“协作”进行掠夺。
在“协作”的范围内将“共同”建立五十三个工业企业，生产莫斯科老板所需要的产品。
这些工业企业将由莫斯科控制，并以对苏联有利的价格出售产品。
1976年到1980年，保苏“协作”的工业企业将增加一倍。
其中主要是在苏联建设大型工业项目。
保加利亚将被迫进行巨大的投资。
文章指出，保加利亚工人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严重剥削。
现在有成千的保加利亚工人在苏联的科米森林中，在西伯利亚，在奥伦堡输气管建设工地上或在其它地方劳动。
文章揭露说，苏联利用对保加利亚的原料供应，不断增加对它的剥削和掠夺，通过掠夺性垄断价格攫取暴利。
文章指出，去年，莫斯科修正主义者仅因提高石油价格就从保加利亚多获得了二亿五千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