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总理同克雷库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同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蒂厄·克雷库继续举行会谈。
今天上午，克雷库总统和由他率领的贝宁国家代表团，由农林部长沙风陪同游览了长城。
代表团部分成员今天下午还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

学大寨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左贡县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实际批判邓小平歪曲大寨经验的罪行
据新华社拉萨1976年07月16日电
西藏自治区左贡县的干部和群众，联系本县近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根本学大寨，迅速进入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行列的事实，深入批判邓小平歪曲大寨经验的罪行，从而使全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深入，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
左贡县干部、群众指出：
大寨的经验很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以解决好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
邓小平却把大寨经验歪曲成什么“老老实实地干”，拚命鼓吹唯生产力论，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左贡县的斗争实践，对邓小平的谬论是有力的批判。
左贡县从民主改革到1973年的十四年间，粮食平均亩产总是在二、三百斤之间徘徊。
问题究竟在哪里？
当时有人认为，主要是生产条件差，群众干得不起劲。
后来，县委几位负责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不少社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由于县委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不力，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不狠，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得不紧，结果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全县落后的主要原因。
1974年春，县委取得一致认识后，立即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普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全县立即出现了大好的政治形势。
摆脱了后进状态后，县里又有人认为，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今后只要“干”了。
1975年初，县委领导干部又深入到俄巴公社左西生产队进行调查。
这个队的农牧业学大寨运动一直开展不起来。
县委领导成员和基层干部一起，在这里放手发动群众，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打击了阶级敌人，贫下中农扬眉吐气，革命和生产干劲倍增。
县委用这个典型事例，向全县干部、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
许多人从中认识到，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不能只抓一阵子，要长期抓，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只有这样，农业学大寨才算抓住了根本，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才有强大动力。
左贡县的干部、群众在批邓会上还指出：
农业学大寨是要大干的，但是，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干，才有方向，才有动力；
才能越干越好，越干越对头。
全县干部、群众决心乘胜前进，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新疆召开理论讨论会，各族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反复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决心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乌鲁木齐1976年07月15日电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最近召开有各族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参加的理论讨论会，反复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联系苏联变修的教训，深入讨论和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决心长期作战，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这次理论讨论会，是在自治区各族群众和干部大学习、大批判的基础上举行的。
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发表以来，自治区各级党组织纷纷举办各族领导干部学习班、理论骨干学习班。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一百多名维吾尔、汉、回、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的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在一起共同学习，交流经验体会，进行专题讨论，最后分别整理出维吾尔、汉等民族文字的材料，向各族群众进行宣传。
理论讨论会自始至终以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指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走资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他们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分析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通过剖析、批判邓小平，说明原来跑到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为了保护大官的利益，结果堕落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和党内的走资派。
各族同志联系苏联变修的教训，以邓小平和苏修统治集团为活标本，揭露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剖析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提高识别能力，总结群众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
同志们说，党内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只要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就能识别党内资产阶级并战胜它。
广大工人、贫下中农识破邓小平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反潮流精神，充分说明路线斗争是可知的，上当受骗是可以避免的。
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前列，和各族群众一起，集中火力批邓，同时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
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各族同志还以毛主席1964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批示为思想武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阶级根源、政治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
大家认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阶级根源，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影响，是他们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他们产生的经济基础。
大家说，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
党内资产阶级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他们和帝修反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共、反华活动相呼应。
刘少奇公开鼓吹要当“红色买办”，林彪主张“小国师大国”，要在苏修“核保护伞”下当儿皇帝，邓小平则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口号下，大肆鼓吹洋奴哲学，其实质就是要从经济上的依赖走向政治上的投靠。
这些走资派的复辟活动，都得到了苏修的支持和鼓励。
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坚决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我们新疆各族人民要进一步加强团结，百倍提高警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把各项工作搞好，随时准备粉碎苏修的侵略阴谋。
在讨论中，各族同志还谈到，毛主席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提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非常尖锐、鲜明地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我们要做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认真改造世界观，坚决同工人、农民划等号，同他们实行“三同”，永远当一个普通劳动者，铲除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产生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毛主席语录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关系
——上海钟表元件厂坚持“鞍钢宪法”实行“两蹲点”纪事
一个企业怎样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
怎样防止企业的领导者，由人民的勤务员逐渐演变为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
工人群众由企业的主人再次沦为雇佣劳动者？
如何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已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在一个工厂企业里，应当怎样去实践呢？
许多先进的单位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上海钟表元件厂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深入批邓的高潮中，我们访问了这个工厂，兴奋地看到了一派社会主义企业的崭新景象。
提供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
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特别是在这次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上海钟表元件厂坚持“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新鲜经验。
“两蹲点”就是干部每人每年到车间参加劳动一百天，工人分期分批到组室参加管理企业四个月到半年。
全厂所有脱产干部都掌握一门以上的手艺，厂党委五名正副书记，学会了二至三门生产技术。
他们到车间劳动时和工人一样日夜轮班，一样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和工人一起参加班组的学习和批判。
来自生产第1线的工人轮流到厂部，参加组室的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蹲点结束后，又回到班组当工人。
除此以外，各班组建立了群众管理委员会，各车间有多种类型的工人管理组。
直接参加工厂管理的工人，经常保持在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以国家主人、企业主人的姿态对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
工人广泛参加企业管理工作，促进了上层建筑不断得到改革，做到精兵简政，管理人员只占全厂职工的百分之八。
“两蹲点”的革命实践，使得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深刻变化。
他们无论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差别方面，或者在建立有利于群众的规章制度，建立革命的秩序和革命的纪律方面，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都提供了新的经验。
干部自觉地同工人“划等号”
几年来，上海钟表元件厂的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劳动已成为自觉的行动。
先从一件具体事情说起吧。
今年03月，按规定轮到厂党委书记陆文西下三车间劳动。
当时，全厂批邓斗争的烈火正在熊熊燃起。
斗争需要领导。
然而厂党委认为，领导在批邓斗争的节骨眼上下去劳动，不是削弱领导，恰恰是加强了领导。
老陆跟工人一样劳动，在劳动中向群众学习，并且随时把群众中批邓的新鲜经验及时带到党委会来，指导面上的工作，把批邓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接着，分管全厂生产的党委副书记仇进道，又到新产品试制小组去蹲点劳动。
要自觉地跟工人群众“划等号”。
这是钟表元件厂干部的座右铭。
他们牢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要防止干部“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他们时刻警惕不把职权变特权。
哪里是全厂最关键、最艰苦的地方，干部就到哪里和工人一起战斗。
每当高温季节，全厂最热最脏的车间，经常是干部劳动的场所。
干部每人每月劳动的天数都向全厂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干部不仅经常向上来蹲点的工人汇报工作，而且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
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干部请工人参加每周两次的党委中心学习组的会议，辅导干部学习，宣讲批邓的专题。
节日，干部和工人一起排演节目，一起学唱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一起登台演出。
这个厂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坚持参加劳动，自觉地跟工人群众“划等号”呢？
根本的一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广大干部，懂得了这是反修防修的一件大事。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干部和工人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请听听工人们当时的评论：
“厂长室门槛三尺三，工人无权踏进来。
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人只做不许吭。”
工人们说，这是猫和老鼠的关系。
可是有些干部却以为，这是为了维护干部的“威信”，只有这样才能管好企业。
工人搞一项技术革新，要经过七道关，办二十三道手续。
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工人当成是雇佣劳动者，这就使得一些干部和工人确实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状态之中。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荡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污泥浊水。
广大工人冲破了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开创了在党的领导下，由工人阶级掌握企业领导权的新局面。
钟表元件厂党委带领全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坚持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广大干部在和工人共同劳动中，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工人阶级高尚的主人翁精神；
感受到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厂党委副书记赵绣华到二车间开料小组跟早班劳动的第1天，准时在六点钟到厂，可是他却发现自己迟到了。
原来这个小组的工人，几年如01日提前早上班，而自己还不知道。
这件事使小赵很受教育，深深感到干部不参加劳动，必然要脱离群众，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更谈不上拜工人为师，向工人群众学习了。
从此，小赵自觉地坚持参加劳动，完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工人滚在一起。
厂党委副书记、工人新干部刘治龙在弧形小组蹲点劳动期间，发觉一个工人在生产时间刻图章，心里很恼火，想批评一顿。
但他又想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同那位工人谈心。
　
结果使他大出意外。
原来工人们搞成了一项技术革新，为了区别产品的各种规格，需要九套图章，他为了节约国家开支，就自己动手刻。
刘治龙联系这件事，在全厂干部会上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一当了干部，对工人的态度就很容易发生变化？
这说明虽然自己是新干部，仍然会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和侵袭，因此，工人新干部也要注意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置。
把当干部看做是管工人的，那是修正主义的一套，我们永远不要沾染这种坏思想。
刘治龙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全厂干部受到教育。
毛主席教导我们：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钟表元件厂党委的负责干部和科室干部，结合自己在蹲点劳动中的体会，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教导，进一步认识到：
在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里，领导者要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决裂，同旧的生产关系决裂，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就必须自觉地同工人“划等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通过参加劳动，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使自己的世界观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干群思想活跃、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的新的政治局面。
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两蹲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钟表元件厂，由于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工作，对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又细心地帮助教育干部，在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举一个小小的事例：
去年06月，参加厂党委学习中心组的蹲点工人，看到党委委员、一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爱兴刚坐下来学习十分钟，就一连接了六个电话。
接着，外面又有人一招手，他就请假往外走，一去不回头。
这件事引起了蹲点工人的深思和重视：
为什么找老许的人这样多，使他学习也定不下心来？
蹲点工人经过了解，这六个电话，都是为了一些琐碎的小事，感到老许小事抓得紧，大事却放松了。
工人同志把这个意见反映给老许，对他敲起了警钟。
老许很感动，从心眼里把工人的监督，看成是对自己的爱护和帮助。
这个厂的工人同志说：
我们参加管理，监督干部，不光是贴大字报，还要经常对干部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工人能到领导岗位上去蹲点，参加领导，参加管理，那末，炊事员行不行呢？
去年，炊事员、共产党员俞新基，被同志们推荐到武装保卫组去蹲点。
他刻苦学习，坚持原则，联系群众，朝气蓬勃，工作干得很好。
这个炊事员回到自己的岗位不久，保卫组的负责人下车间蹲点，他们再次请俞新基到保卫组来担任了两个月的领导工作。
他同样干得很好。
这件事，在全厂引起了很大震动。
列宁说：
“‘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群众中，有极多有组织才能的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4页）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工人参加管理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邓小平反对“鞍钢宪法”，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目的就是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扼杀正在生长的共产主义因素，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钟表元件厂的同志们和邓小平对着干，创造了工人参加管理的新鲜经验，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
钟表元件厂坚持“鞍钢宪法”的伟大革命实践，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实现了深刻的变革，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坚持“两蹲点”的革命制度，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关系。
工人们说，干部和工人，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分工分了家，甚至处在阶级斗争的状态中。
现在坚持“鞍钢宪法”，实行“两蹲点”，干部和工人又建立起鱼水情。
许多干部经过“两蹲点”的教育，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教导，学习了1964年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感触更深。
他们说，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是修正主义路线和旧的生产关系造成的。
我们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虽然都是从工人中提拔上来的，可是如果长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就会演变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新的走资派，最后被工人阶级打倒。
他们说，过去我们讲，要为社会主义增添一砖一瓦，现在这样说不够了，还要一锹一铲，逐步铲除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永远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改进生产关系，促进了这个厂生产的飞速发展。
1975年同1965年相比，总产值增长七点三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三。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五点七倍，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五，上交利润增长十六倍。
技术革新搞成一千多项，制成了激光自动钻石打眼机、自动排列机、自动磨外圆机等多种具有先进水平的设备，使生产逐步从机械化向自动化前进。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名言：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让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见鬼去吧！
钟表元件厂的干部和工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自己创造的光辉业绩，痛击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罪行。
钟表元件厂坚持“鞍钢宪法”，实行“两蹲点”和广泛发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这标志着我国工业战线正在和必将继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阶级斗争是纲，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纲，推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革命统帅生产，革命促进生产，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将更加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本报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附图片）
上海钟表元件厂各级干部和群众实行“三同”。
这是党委书记（右二）和工人理论小组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新华社记者摄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
磴口县干部为反修防修积极参加劳动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今年以来，磴口县委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分析研究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认识到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所以变为走资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
坚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干部就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和群众的联系，不断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委采取了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的三项措施：
（一）把县直属四十七个科、局、部、委、办合成二十三个办公单位，抽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深入农村社、队、厂、矿长期蹲点，参加劳动。
（二）留机关工作的干部坚持每周劳动一天和每年轮流下队当一个月社员。
（三）农村大忙季节，组织机关干部参加支农劳动。
各级党组织和县委有关部门都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做反修防修、培养干部的大事认真抓紧，做到年初有安排，每季有检查，半年有总结。
磴口县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今年以来，县委十三名常委，平常除留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全部深入基层蹲点，带头劳动。
县委书记巴图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农村蹲点，参加劳动。
在巴彦淖尔盟水利工地上，磴口县委“一班人”战严寒，斗冻土，夜以继日地和民工们战斗在一起，眼熬红了，手冻破了，肩压肿了，没有一个人下火线。
这个县的坝楞公社党委成员，经常同社员一起劳动，还带头担粪、掏厕所。
公社党委副书记、青年干部高存来一年劳动了二百五十多天，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扬。
在各级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广大机关干部认真执行各项劳动制度。
全县在去年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干部下乡蹲点的基础上，今春又有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深入社队帮助工作，参加劳动。
留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在做好机关工作的同时，都做到了每周劳动一天和下乡当一个月社员。
在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磴口县委注意引导干部克服单纯完成劳动任务的倾向，把劳动和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紧密联系起来，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
这个县粮食局干部参加劳动较好。
他们劳动之前，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劳动中，坚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学习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磴口县广大机关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拿起笔来能批修　走上机床能做工
兰州综合电机厂干部努力和工人划等号受到群众欢迎
据新华社兰州电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兰州综合电机厂实行了干部轮换当工人的制度。
干部们决心和工人划等号，踊跃申请到班组当一个时期的工人。
工人群众热烈欢迎干部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认为这是改革上层建筑，改善生产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兰州综合电机厂有三千多名工人、干部，其中厂级机关干部有二百多人。
04月初，这个厂有六十四名干部第1批到车间班组当工人。
这些干部在基层和工人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模范地遵守车间、班组的各种制度，服从车间党支部和班组长的领导，和工人一样倒班，一般不再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也不参加上面召开的会议。
当工人期间，他们和工人一道过党、团组织生活。
厂革委会副主任袁崇德，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他到三车间的定子下线组，虚心给一个青年工人当学徒，白天和工人一起参加学习、批判、劳动，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做思想政治工作，晚上和车间干部一样，轮流值班。
工人们说他人老心不老，一到车间当工人，精神面貌大变样。
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陈永佑，是个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曾到车间劳动锻炼了一个时期，思想上有了一些收获，并且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几种车床的操作技术，受到群众的欢迎。
后来，他当了科室负责干部，接触群众逐渐少了。
这次，他回到三车间当工人后，虚心学习工人们的好思想、好作风，重新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思想作风踏实得多了。
兰州综合电机厂实行干部轮换当工人的制度，虽然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是已经明显地看到有如下好处。
一，坚持实行这一制度，可以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普遍掌握一两门生产知识和本领，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发展，使他们逐步做到在机关能办公，拿起笔来能批修，上了机床能做工，成为能官能民，能文能武的人民勤务员。
二，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进人与人的关系。
许多同志说：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干部和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
但是过去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些人当了干部就觉得高人一等，有优越感，工作中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是我说你听，我指挥你干，同工人形成了“管”与“被管”的关系。
现在实行干部轮换当工人，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更好地充分调动起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三，有利于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全厂十个生产车间有九个车间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好，唯独三车间有一段时间生产急剧下降。
到这个车间当工人的干部，了解到生产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有人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造成了职工思想混乱，就及时提醒车间党支部追查谣言，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大家齐心抓革命、促生产，使车间面貌大变样。
四，有利于促进机关革命化，使机关工作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

永保工人阶级本色
马钢第一轧钢厂新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据新华社合肥电
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一轧钢厂党委和革委会中的工人新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马钢第一轧钢厂有八十多名优秀工人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担任了领导工作。
这批工人新干部占全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党委和革委会多次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的教导，引导他们坚持继续革命，不断前进。
由工人提拔为厂革委会主任的新干部单庭香走上领导岗位以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平时一有空闲就到第1线了解情况，参加劳动。
去年夏天，就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带领一批机关干部到轧钢车间，在几位老师傅的帮助下，组成一个轧钢班，担负起一个班的生产任务，为增加钢材生产作出了贡献。
他有时白天在革委会工作，晚上又去上夜班。
工人们劝他休息，他执意不肯。
他说：
“干部在车间里也是普通一兵，应当和大家一样遵守劳动制度。”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第一轧钢厂的工人新干部和工人一起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有效措施，因而更自觉地坚持参加生产劳动。
第一轧钢厂的工人新干部在劳动过程中自觉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到地位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不变，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丢。
他们把自己摆在和工人平等的位置上，坚持不搞特殊化。

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黎新
领导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是执政的党。
我们的领导干部，代表人民群众掌管着一定的部门、地区、单位的革命事业，具有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定职权。
这种地位和权力，是革命人民给的，应该也只能拿来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领导干部处在领导地位和具有领导职权，是革命工作中的一种必要的分工，这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官老爷有着本质的区别。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
“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要“既当
‘官’，又当老百姓”。
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普通劳动者。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等级差别，这就使领导干部有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变为个人特权的可能，有从人民的勤务员蜕变为资产阶级老爷的危险。
资产阶级往往利用这一点，竭力用升官发财、养尊处优一类剥削阶级思想进行腐蚀和拉拢。
旧的习惯势力，也往往把领导干部看作同旧社会的官僚一样，利用各种机会给予奉承和“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只有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
如果对资产阶级法权缺乏正确的认识，只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看不到它产生资产阶级的危险性，不是自觉地加以限制，而是利用职权加以扩大，发展下去，就会把自己同群众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使自己变成吸劳动人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变成革命对象，最后被革命群众打倒。
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又指出：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
为什么呢？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深刻地揭示了党内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
刘少奇、林彪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
他们都是“法权迷”，都把全面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作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都是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诱饵，唆使一部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
领导干部如果不能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滑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邪路上去，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这个问题上，党内走资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各条战线和各项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
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还只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但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任务。
领导干部的任务，最根本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就要热情支持并带领群众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各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
如果自己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甚至追求它、扩大它，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能够热情支持并带领群众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吗？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领导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坚持的革命原则。
巴黎公社成立以后，对内采取的重要革命措施之一，就是取消高薪，禁止兼薪，废除特权，缩小工资差别，并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
这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
这些措施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10月革命以后，列宁非常强调坚持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
在列宁的领导下，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各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没有那么多等级，二没有什么薪水，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很好的限制。
解放前夕，毛主席及时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注意防止和克服“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更是反复地教导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降低领导干部的薪金，取消军衔，实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在企业中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管理人员到车间小组和工人搞三同，拜师学艺，等等，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资产阶级的老爷。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制造种种借口，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无耻背叛。
我们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坚持下去，把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坚持下去，热情支持一切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一切抵制和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有的人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作为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理由”。
这是一种什么“理”呢？
无非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买卖和等价交换的“理”。
这种人实际上是把做革命工作当作“入股分红”、捞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政治资本。
显然，这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功劳大小。
我们的口号只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许多革命先烈实践了这个口号，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计较功劳大小，躺在所谓“功劳”、“苦劳”、“疲劳”上睡大觉，去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旧社会的“痕迹”吗？
有的人借口“工作需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也是错误的。
领导干部由于担负的工作不同，会有某些不同的需要。
我们党历来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但是，我们决不能在“工作需要”的幌子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
因为，这样不仅腐蚀领导干部本人，使之脱离群众，而且会毒害社会，毒害整个革命队伍。
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好，首先需要我们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就是说，革命工作所需要的，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扩大它。
应当看到，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往往以“需要”为借口，投领导干部所好，打开他们的思想缺口。
有的人不正是被“需要”论这种糖衣炮弹所打中，对资产阶级那一套庸俗作风，由看不惯到习以为常、一味追求，以至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吗？
我们对所谓“需要”，应该作阶级分析。
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搞特权，摆阔气，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工作需要”，而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和腐朽习气，对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只能起腐蚀和败坏的作用。
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的腐朽社会风气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时曾经指出：
“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
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
‘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
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
（《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力求用更高的等级来显示自己的体面和尊严，这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也具有这种特征。
如果让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风气浸染我们的革命队伍，只能使人们发展等级观念，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搞腐蚀、搞复辟。
今天，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应当包括对这种腐朽风气的批判，同它作坚决的斗争。
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关键在于认真改造世界观。
要从世界观上解决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彻底打掉领导高人一等、做官当老爷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从根本上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
许多同志正是由于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能够跟工人、贫下中农一道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不断前进。
一些革命的老同志艰苦奋斗几十年如01日，从不计较地位和待遇，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一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自觉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决心“任何时候也不和工农群众分出个‘等’来”。
这种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令人振奋，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课，也是一堂深刻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教育课。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正反两个方面接受教育，进一步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
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一环，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
（原载《红旗》杂志1976年第7期）

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好文字改革工作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一点体会
河北省迁西县新庄子公社党委书记　徐林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已经三十六年了。
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了革命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字改革的方向。
繁难的方块汉字，给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劳苦大众垒起了一道“高门槛”，这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十分不利。
因此，要建立和壮大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军队，“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这时候，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多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且及时总结了我国汉字的发展规律，对文字改革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指出：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这就进一步为我国的文字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应当看到，文字改革阵地不是风平浪静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
文字改革工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
阶级敌人对文字改革不断进行攻击和破坏。
早在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顽固派就对文字改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
“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
建国以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政府集中群众的智慧，颁布了一批简化字，积极推广普通话，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使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却对文字改革工作进行恶毒攻击。
刘少奇、林彪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文字改革工作的进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学校的统治，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开进了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学理论，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领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带来了“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
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止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重新工作后不久，就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
邓小平极力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
邓小平与劳动人民为敌，反对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向工农兵开门，为工农兵服务，鼓吹“白专”道路，保护“知识私有”，实行愚民政策，代表的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
依了他，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无数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去年以来，为了帮助广大社员“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我们公社党委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文字改革工作。
我们通过政治夜校和理论小组的活动，搜集群众新创造的简化字，一面在政治夜校的教学中试用，征求群众意见，一面向上级机关汇报。
这样做，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
一小撮阶级敌人却攻击我们是“瞎胡闹”，极力破坏群众学理论、学文化。
为什么阶级敌人这样仇恨文字改革呢？
就是因为文字改革不仅是文化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好文字改革工作，使我们的文化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

反击右倾翻案风加速汉字改革
新华社印刷厂工人张学涛光明日报印刷厂工人陈景昭
人民日报印刷厂工人张世荣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工人李世宏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重温了毛主席三十多年以前写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指出：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
为什么呢？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我们工人永远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
我们从亲身体会中懂得：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光明的前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在革命征途上，我们要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绝不能停止和倒退。
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丢在脑后，疯狂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
邓小平同我们的矛盾是对抗性的。
我们工人阶级要在政治上翻身，在文化上抬头，就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教导我们说：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
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我们感到，社会主义文化尤其应该是这样，即是为全中华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同时我们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文字改革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印刷工人每天和铅字打交道，很了解汉字的繁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困难。
汉字必须改革，使它便于为广大劳动人民掌握。
鲁迅曾经说过：
汉字“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
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
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象玩把戏似的”（《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字繁难的危害。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教导，建议加速汉字改革，实现汉字标准化。
什么是汉字标准化呢？
就是要规定汉字的字数标准、字形标准和字音标准。
当前很重要的是规定字数标准，即缩减汉字字数，规定现代使用的标准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由于进行简化汉字和整理异体字，字形的简化和字数的精简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在全国推广普通话，也有利于汉字读音的逐步统一。
唯有汉字的字数仍然过多，并且哪些是通用字，哪些是死字、古字，没有一定的区分标准。
这是汉字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现在通用的汉字有七八千个之多，但常用字并不多。
如果把实际使用的汉字根据字头频率（即一本书或一张报纸用了多少汉字，每个字出现多少次）加以全面的整理，也就是在简化字形的同时，积极采用同音代替、异体归并等方法压缩字头，搞出一个三千多字的标准汉字，是完全可能的。
除这三千多标准字以外，还有大量的稀用字和冷僻字，应该作为古汉字，只供文物古籍和其它专业工作者使用，在一般的报纸、书籍和刊物上不再使用。
如果在人名、地名以及引用古文中偶然出现的时候，可用同音的标准汉字来代替。
这样，把现代汉字和古汉字划一个界限，在概念上和使用上就清楚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有关单位的党委的领导下，在北京部分中学师生和部分印刷厂的工人师傅协助下，对汉字使用频率进行了调查。
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标准汉字的研究工作。
我们统计了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国际新闻，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发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文章，共七千○七十五篇，六百九十六万七千多字，用字头五千○八十个。
把这五千○八十个字按字头频率分为两级，一级是常用字，二级是间用字（次常用字）和部分稀用字。
除这五千○八十个字以外的冷僻字和稀用字是三级字。
一级字占字头累计频率的百分之九十九，有二千○七十六个。
掌握了这些字，就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能写一般的书信和文章，能看书、看报。
这二千多个常用字，要基本上保留下来，但是要把那些笔画繁多的字加以简化，极少数字采用同音标准字代替。
这个统计说明，缩减汉字字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二级字占字头累计频率的百分之一，有三千○四个。
这类字可以保留一部分，用同音标准字来代替另外一部分。
三级字是除一、二级字以外的所有的字。
它都是冷僻字和稀用字，绝大部分是古汉字。
这类字都要用同音的标准字来代替。
我们把调查数据同经验结合起来，边干边学，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一份共三千二百多字的标准汉字的草稿，供讨论研究。
对于汉字字数标准化，我们只是作了初步的工作。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一定能够制定出一个好的标准汉字方案来。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迫切要求改革汉字的。
但是，在文字改革这个领域内，也象其他领域一样，始终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文字改革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发展。

工人阶级就是要占领文字改革阵地
上钢三厂二转炉车间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教导我们：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阶级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文字改革阵地。
这下可急坏了党内的资产阶级。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甚至无中生有地污蔑工农兵对科学“一不懂行，二不热心”。
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的眼里，只有所谓既懂行、又热心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才是依靠的力量。
但是，靠工人、农民养活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对于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改革繁难的汉字的呼声，从来不闻不问，他们热中于搞同劳动人民不相干的烦琐哲学，搞脱离实际的研究，贩卖封、资、修的黑货。
我们工人对于象“马尾巴的功能”那一类玩意儿，对于“白专”道路，对于修正主义货色，确实既不懂行，也不热心，非但不热心，而且还要严肃地批判它。
工人阶级对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一系列指示，领会最深刻，对劳动人民要求加速文字改革步伐的迫切心情最了解，对汉字走拼音方向进行改革最欢迎。
在我们理论组召开的一些老工人座谈会上，工人同志们表达了对改革方块字的迫切愿望。
有个老工人说：
“是汉字难写、难认，还是我们工人笨呢？
为什么钢种符号那么多，我们却从不弄错呢？
关键在于钢种符号用的是拼音字母。
七八千个方块汉字同只是二十多个字母的拼音文字相比，好象全厂工人同一个小组的工人相比，全厂人那么多，那能都记得谁叫什么，谁是什么面孔？
而一个小组的人，就很熟悉了。”
工人同志的话，深刻而生动地说明了汉字改革应该坚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工人同志还列举汉字一音多字形体繁杂所造成的难认、难写、难记的事例，提出把一些同音的字合并起来的建议。
我们先后发表的《钢种符号的启示》和《我们赞成同音代替的简化方法》两篇文章，就是根据工人意见整理写成的。
这充分说明，工人阶级不仅懂得汉字拼音化的意义，也能提出改革汉字的有效方法。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攻击工人对科学“不热心”。
事实真是这样吗？
长期以来，劳动人民深受被繁难的汉字这道“高门槛”拦在门外之苦。
解放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有了学习文化的条件，但难认、难写、难记的汉字使我们在学习中碰到不少困难。
我们迫切希望加快文字改革，以便更好地掌握文化，学习革命理论。
因此，我们改革文字的热情，犹如沸腾的钢水。
我们车间有位青年工人，在接受一项研究文字改革工作任务的时候，不怕要求高，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用了三个星期的业余时间，胜利完成了任务。
他说得好：
“我们工人参加文字改革工作也是占领上层建筑的一场战斗，我辛苦点又算什么！”
在编写《文字改革史话》的时候，我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选题比重和材料取舍上，都注意突出劳动人民，突出农民起义对文字改革的推动作用，使之成为主线。
我们把文字改革工作，看作自己的职责，不为名，不为利，满腔热情地进行战斗。
我们通过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伟大斗争的锻炼，必将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完成得更加出色。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学习《鲁迅论文字改革》
高天如
《鲁迅论文字改革》一书（1974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版），收编了《答曹聚仁先生信》、《门外文谈》等八篇文章。
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是反对倒退、坚持进步的锋利的匕首、投枪，而且在今天也同样是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推进文字改革工作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为了回击反动复辟势力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攻，为培植由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关于改革汉字的思想“幼芽”，鲁迅从人类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广度上，对于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作了全面而缜密的考察，从而以有力的科学论断批驳了在文字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揭示了文字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规律。
在《门外文谈》这篇文献里，鲁迅首先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
“文字在人民间萌芽”！
他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文字的创造者，也只有人民才是推进文字由繁及简发展的真正动力。
鲁迅批判了把文字说成是什么“帝王”、“圣人”、“上帝”或连相貌也奇异的“怪物”创造的谬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历来的反动阶级所制造的文字的尊严性和神秘性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戳穿了他们借以把持文字的反动目的。
“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
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
（《从“别字”说开去》）就在议论写别字和提倡手头字的论战中，那些复古派的文人学士们，竟袭用孔老二“正名”的故伎，提出要“正字”。
对于这种停止的、倒退的论点，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拨开迷雾，把它揭露得淋漓尽致。
原来的所谓“正字”，也不过是前清取士用的《字学举隅》的规定，那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已经“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
这姑且不论，不过按照复古主义以“古”为“正”的逻辑，比之更古的《说文》、金文、甲骨文来，“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
假如一味地倒退下去，那连“自以为识得‘正字’者”也会“哭笑不得”。
“回复故道”的把戏，在鲁迅的笔下，终于现出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原形。
鲁迅对于“写字就是画画”的方块字，主张彻底改革。
鲁迅倡导采用拼音制的“拉丁化新文字”。
他说：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
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关于新文字》）；
“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这一系列正确而有远见的结论，既是对于文字发展和改革方向的科学概括，也是他反对倒退、坚持进步的思想的具体表现。
鲁迅在与反动复辟势力作斗争的时候，不仅就文字本身的问题展开论战，而且将文字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并有力地批判了它的反动阶级本性。
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鲁迅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
“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可是鲁迅写道，在我们中国虽有十分之二识字的“特别国民”，“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
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
“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多么透彻的阶级分析，多么鲜明的阶级观点！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工农大众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乃至文化上的摧残，不是都被揭露得一清二楚了么？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复兴文言，反对大众语文，反对汉字改革的喧嚣声中，鲁迅大声疾呼：
“将文字交给大众”！
毛主席说：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这是对鲁迅的极其正确的崇高的评价。
鲁迅改革汉字的主张，并不单纯是汉字繁简或存废的取舍问题，而是为工农大众掌握文权并实现政治上的解放服务的。
对于那些“拉丁化新文字”的反对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
“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关于新文字》）。
斗争锋芒直指顽固派的愚民政策。
鲁迅认为，要使文字由特权者的东西，变为劳动人民的文化工具，不推翻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是决计办不到的。
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明白地说过：
“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
鲁迅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主动出击，与阶级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中国语文的新生》）。
鲁迅生活的年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也是这样。
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党内的资产阶级从来都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缩小三大差别，反对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
邓小平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鲁迅曾经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
鲁迅说得好：
“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从“别字”说开去》）。
邓小平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只能落个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
我们坚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向前！

丁国钰副主任会见泰国市长访华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丁国钰今天下午会见了以佛丕府市长育·昂吉南为团长，叻丕市长那隆·威拉那约信、清莱市长哥威·素帕蒙空为副团长的泰国市长访华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昌在座。

南大使为南排球队访华举行招待会
据新华社讯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为南斯拉夫男子排球队访问我国13日下午举行招待会。
国家体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路金栋、张之槐、于洪亮、牟作云、林毅忠、朱德录以及我国排球运动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即将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女子篮球队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马蒂厄·克雷库总统等贝宁贵宾07月17日游览长城。
　新华社记者摄

墨西哥总统赠我大学一千册图书交接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埃切维里亚赠送我大学一千册有关墨西哥历史和文化的图书。
交接仪式今天下午在北京大学举行。
墨西哥总统府副部长布雷梅尔，墨西哥工商部全国渔业委员会主任路易斯·卡苏加，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交接仪式。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辛白在交接仪式上代表北京大学师生感谢埃切维里亚总统送来的珍贵礼物。
他说，这是墨西哥人民对中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又一体现，是中、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有意义事件，它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墨西哥总统府副部长布雷梅尔在讲话中说，这些反映墨西哥人民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图书，将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墨西哥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创造民族文化所作的努力。
他表示相信，这将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交接仪式结束后，贵宾们参观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同西语系西班牙专业的学员进行了亲切交谈。
出席交接仪式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外交部副司长陈德和、晏鸿亮等。

墨西哥海军官兵访问上海
上海市革委会等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墨西哥客人
新华社上海1976年07月17日电
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墨西哥合众国“英雄”海军学院的军官、学员和“夸乌特莫克”舰、“库依特拉乌阿克”舰的官兵一行五百八十五人，今天上午抵达上海，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指战员、上海民兵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今天，上海港的扬子江码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幅标语上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着：
“热烈欢迎墨西哥海军官兵访问上海！”
“中墨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当墨西哥海军部代表、墨西哥“英雄”海军学院院长萨尔瓦多·戈麦斯·贝尔纳特将军和费尔南多·马加纳·加约乌舰长、拉萨罗·门多萨·桑切斯舰长等官兵及学员登上码头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冯国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委刘文学，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希曾，海军驻上海部队司令员杜彪，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走向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墨西哥贵宾表示热烈欢迎。
我国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索里亚诺、武官阿吉雷和夫人，专程由北京来上海迎接。
今天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警备区和东海舰队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墨西哥海军官兵访问上海。
冯国柱副主任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中国和墨西哥虽然远隔辽阔的太平洋，但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3世界。
共同的历史遭遇早就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长期的反帝、反殖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表示相信，这次戈麦斯将军率领墨西哥海军官兵访问上海，必将为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戈麦斯院长在祝酒时，热情赞扬了墨中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他说，墨西哥海军练习舰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上还是第1次。
我们良好的愿望是，这次访问将会给墨西哥“英雄”海军学院的学员提供经验，从而有利于他们掌握自己的专业。
他说，友谊的种子已经播下，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问题，都不能阻挡两国人民建立友谊、相互了解和合作。

廖承志会见并宴请垦信行教授一行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日本甲南大学教授垦信行及其夫人垦久代、母亲垦龟子，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丽韫、杨公素、张雨等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我军医小组赴秘鲁访问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张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小组13日离开北京前往秘鲁访问。
有关方面负责人涂通今、甘迈以及秘鲁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阿拉依萨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问韶山
韶山人民热烈欢迎朝鲜人民军协奏团
新华社长沙1976年07月17日电
毛主席家乡韶山的人民昨天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热烈欢迎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艺术家们专程前来访问和演出。
清晨，朝霞似锦，韶山的青松翠竹和金黄的早稻显得格外绚丽。
一队队穿着节日服装的男女社员、少年儿童、文艺工作者，以及当地驻军指战员，从四面八方来到红旗招展的韶山火车站，迎接朝鲜战友的到来。
当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战友们走下火车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军，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程启文，中共韶山区委副书记、韶山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清业，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毛迪秋等同志，迎上前去亲切握手，热情问候。
聚集在车站月台上的一千多名群众，在锣鼓声中载歌载舞，欢迎朝鲜战友。
韶山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把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来访，看作是对自己的鼓舞。
今天，许多人在欢迎朝鲜战友时，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战友们表达韶山人民的深情厚意。
前志愿军战士汤义龙现在是韶山灌区管水员，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曾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杀敌，立过战功。
他在战斗中负伤后，受到朝鲜阿妈妮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今天战友重逢，他那留有敌人刺刀伤痕的手同朝鲜战友的手紧握在一起，激动地说：
“我们是共同对敌的战友，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朝鲜战友怀着对中国人民诚挚的感情，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和毛主席旧居陈列馆，详细了解了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学习、劳动情况，以及毛主席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亲自创建韶山党支部的伟大革命实践。
他们还高兴地和中国同志一起在毛主席旧居前合影留念。
昨天中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军区和韶山区革命委员会为朝鲜战友们举行了欢迎宴会。
两国战友在充满热情、友好的气氛中频频举杯，共同祝愿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健康长寿。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家乡韶山人民的真挚友谊，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战友们，不顾夏日的炎热和旅途的疲劳，为一万多名观众演出了歌舞节目，受到热烈鼓掌称赞。
前志愿军某部护士李春华，现在是湖南省的模范赤脚医生。
为了欢迎朝鲜战友，她从千里之外赶到韶山。
她说，过去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看过朝鲜文艺工作者的演出，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
今天战友们专程来到毛主席家乡访问演出，使我们感到格外高兴。
演出结束后，台上的艺术家和台下的观众一道，同声高唱起《东方红》和《金日成将军之歌》。
昨天下午，韶山人民依依不舍地欢送朝鲜战友乘专车去广州。
他们请战友们向金日成主席家乡万景台人民转达韶山人民的亲切问候。

朝鲜国家女子排球二队离沈阳回国
据新华社讯
由卓养源团长和千才有副团长率领的朝鲜国家女子排球二队，结束了在沈阳的友谊比赛和参观访问，16日离开沈阳回国。
朝鲜战友是14日由北京到达沈阳的。

王炳南会见并宴请葡中友协访华旅行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以卡洛斯·里卡多先生为团长的葡中民主友协访华旅行团，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杨骥等参加了宴会和会见。
葡中友协访华旅行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邀请于14日到达北京的。

谢黎宴请澳大利亚客人
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12日中午举行宴会，欢迎澳大利亚工党议员威廉·海登、克里斯托夫·赫福特、拉尔夫·威利斯。
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费思棻，出席了宴会。
澳大利亚客人是11日晚上到达北京的。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回国的喀麦隆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会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朗盖一措布涅·克莱芒。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罗旭、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马里国家女子篮球队同北京青年女子篮球队在京进行友谊赛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
马里国家女子篮球队同北京青年女子篮球队今天晚上在首都体育馆进行友谊比赛，受到一万八千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田文惠，有关方面负责人牟作云、宋中、任超等，同马里国家女子篮球队领队蒂南·库利巴利、马里驻中国大使泰拉和夫人等一道，观看了比赛。
马里国家女子篮球队是15日到达北京的。
昨天，中国篮球协会为客人们的来访举行了招待会。

乍得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1日讯
恩贾梅纳消息：
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马鲁姆将军的代表、外交和合作国务秘书加尔梅·亚乌苏博尼和政府其他官员，07月10日到中国驻乍得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
乍得各界友好人士以及一些国家驻乍得的外交使节。

几内亚比绍议长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比绍1976年07月12日电
几内亚比绍全国人民议会议长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第1副议长保罗·科雷亚和第2副议长卡尔门·佩雷拉，07月12日前往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几内亚比绍政府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以及一些国家驻几内亚比绍的外交使节。

叙利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大马士革1976年07月10日电
叙利亚总理事务国务部长法耶兹·纳赛尔和其他官员以及各界友好人士，07月10日前往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各国驻叙利亚的外交使节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吉里首相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逝世。
我们尼泊尔全体人民对已故朱德先生对尼泊尔的友好情谊一向怀有崇高的敬意。
他的逝世不但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政治家元老，而且也使尼泊尔失去了一位诚挚的朋友。
请接受并请向逝世者家属转达我对这一不可弥补的损失表示的衷心哀悼。
图尔西·吉里

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阁下：
我十分沉痛地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同志于本月06日逝世。
在此悲痛的时刻，我谨代表团结在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之内的全体男女战士，并且以我个人名义，向你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朱德同志的逝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她的朋友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和平和自由的捍卫者。
请阁下向逝世者的家属转达我最深切的悼念。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
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主席和创始人
哈比亚利马纳·朱韦纳尔少将
1976年07月12日于基加利

哈比布拉·汗主席的唁电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德先生阁下阁下：
我谨代表巴基斯坦参议院全体成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阁下的逝世，向阁下表示衷心的哀悼。
我们十分敬佩朱德元帅在你们伟大国家的历史上所起的杰出的作用，对中国失去了这位伟大的领导人和政治家深为悲痛。
如蒙阁下向已故朱德元帅的家属转达我们诚挚的哀悼，将不胜感激。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　哈比布拉·汗
1976年07月10日于伊斯兰堡

喀麦隆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雅温得1976年07月13日电
喀麦隆外交部亚非司司长艾蒂安·埃莱赫·埃莱07月12日到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代表喀麦隆外交部长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同一天，各国驻喀麦隆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夏尔马议长的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不幸逝世。
已故朱德先生是尼泊尔的诚挚和善良的朋友。
他的逝世使我们大家感到尼泊尔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
请接受并请向逝世者家属转达我对这一巨大损失所表示的衷心哀悼。
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
拉姆·哈里·夏尔马

察佐斯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
长宋庆龄阁下：
我谨代表希腊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请阁下接受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尚的公仆朱德元帅的逝世所表示的最深切的慰问。
希腊共和国总统　康斯坦丁·察佐斯
1976年07月12日于雅典

德米雷尔总理的唁电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十分悲痛地获悉贵国的杰出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逝世。
我谨代表土耳其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哀悼和最深切的慰问。
土耳其总理　苏莱曼·德米雷尔

挪威官员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07月10日电
奥斯陆消息：
挪威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07月09日到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挪威代理外交大臣英厄尔·路易丝·瓦莱、国防大臣罗尔夫·汉森以及其他高级官员。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主席保尔·斯泰根、挪威—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法罗维克以及各国驻挪威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杜尔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毛泽东阁下：
我十分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你的忠实战友之一朱德同志不幸逝世。
我谨代表全体几内亚人民、几内亚党和国家，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向全体中国人民和逝世者的家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朱德同志是一位彻底的革命战士，他以毕生精力不断进行战斗。
他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的胜利、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德同志全力参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的发展工作，这支军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是战无不胜的。
朱德同志也全力参加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以保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解放事业。
我们缅怀伟大的革命家朱德，他的不朽业绩将永垂青史，并激励全世界的年青一代。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为革命，时刻准备着！
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
几内亚共和国总统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十分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的忠实战友朱德同志逝世。
我谨代表全体几内亚人民、几内亚党和国家，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向全中国人民，向朱德同志的家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毛主席的忠实战友朱德同志是一位彻底的革命战士，他以毕生精力不断进行战斗。
他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的胜利、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德同志全力参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的发展工作，这支军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是战无不胜的。
朱德同志也全力参加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以保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解放事业。
我们缅怀伟大的革命家朱德，他的不朽业绩将永垂青史，并激励全世界的年青一代。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为革命，时刻准备着！
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
几内亚共和国总统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

比利时官员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6年07月10日电
比利时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让·德巴松皮埃尔代表比利时国王博杜安、比利时政府和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个人，07月09日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比利时参议院议长皮埃尔·阿麦尔的代表和众议院议长安德烈·德克的代表和其他政府官员。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费尔南·勒菲弗尔，比中协会名誉主席罗贝尔·阿梅德和副主席格泽维埃·雷利康，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第1书记夏尔·德尔纳，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让·海斯堡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对外关系司总司长特奥多鲁斯·希岑等共同体官员，09日到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驻地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毛里塔尼亚议长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976年07月11日电
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勒07月10日到中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毛里塔尼亚的一些政府部长以及一些国家驻毛里塔尼亚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法鲁克议长的唁电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阁
下阁下：
我谨代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全体议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阁下的逝世向阁下表示深切的哀悼。
朱德元帅是一位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们对于这位杰出的中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逝世深感悲痛。
如蒙阁下向已故朱德元帅的家属转达我们诚挚的哀悼，我将不胜感激。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
萨希布扎达·法鲁克·阿里
1976年07月10日于伊斯兰堡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逝世。
他好几十年的杰出领导和对祖国人民的卓越的忠诚服务将长久地为人们所铭记。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他将为广大人民所悼念。
在这悲痛的时刻，请允许我向阁下，并通过你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1976年07月07日于纽约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7月08日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朱德同志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唁函说，朱德同志是一位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军事家，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是人民解放军的组织者之一。
他孜孜不倦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粉碎邓小平右倾分裂活动。
唁函说，朱德同志致力于中国以至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事业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榜样。
他的去世是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是我们党的损失。
他的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品质将永远铭记在各国人民的心中。
唁函说，我们代表秘鲁共产党和秘鲁革命人民，对于你们失去了朱德同志这位亲爱的领导人，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和深切的悲痛。

秘鲁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
秘鲁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07月09日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朱德同志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唁电说，朱德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同时也是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朱德同志的一生，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站在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第1线。
在毛主席领导下，朱德同志发扬不怕牺牲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建设和发展人民军队，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和推翻中国人民的敌人，建设和加强人民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继续革命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唁电最后说，我们深信，英雄的中国人民定将把这一深切的悲痛化为巨大力量，在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中继续前进。

肯尼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内罗毕1976年07月13日电
肯尼亚外交部亚洲和澳大利亚事务司司长恩迪西07月12日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各国驻肯尼亚的外交使节、联合国驻肯尼亚专门机构的代表和华侨代表。

肯雅塔总统的唁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宋庆龄副委员长：
我沉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突然逝世。
已故的朱德是一位忠诚的战士，他对本国人民的无私的服务使他受到人民极大的尊敬。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元老，他在促进中国同其他各国的友谊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切将永远被人们所怀念。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肯尼亚政府和人民，向阁下表示衷心的哀悼和慰问。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　乔莫·肯雅塔

芬兰马列主义小组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
芬兰马列主义小组07月12日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朱德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唁电说，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伟大的人民领导人的一生。
为了人民的解放，他进行了无私的、勇敢的战斗，把自己的整个一生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唁电说，朱德同志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者的巨大损失。

菲律宾官员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马尼拉1976年07月11日电
菲律宾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近几天来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在大使馆灵堂里放有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送的花圈。
到大使馆吊唁的有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曼努埃尔·科连斯特，社会福利部副部长纳塔尼埃尔·塔布兰特等政府高级官员，以及菲律宾各界知名人士、友好团体的负责人和华侨代表等共约一千五百人。
许多国家驻菲律宾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贝宁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4日讯
科托努消息：
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韦梅省省长卡波希希·格朗蒂安，贝宁政府一些部长和其他官员，07月13日到中国驻贝宁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并且以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和革命军事政府的名义献了花圈。
07月11日以来，一些国家驻贝宁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阿拉法特主席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
谨致革命与斗争的敬礼。
我深为沉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
我谨代表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向中国政府的成员、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哀悼。
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武装革命同你们分担这一悲痛。
革命直至胜利。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
亚西尔·阿拉法特
1976年07月10日

阿明总统的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毛泽东主席阁下阁下：
我深为震惊和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逝世。
在这一十分悲痛的时刻，我谨代表乌干达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逝世者的家属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表示深切的慰问和诚挚的哀悼。
乌干达和你们大家一起吊唁这位英勇儿子的逝世，他为本国乃至人类的发展曾作出不懈的努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乌干达共和国终身总统
元帅　伊迪·阿明博士
1976年07月12日

阿里副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阁下：
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科摩罗政府和人民深感悲痛。
科摩罗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
顺致兄弟般的崇高敬意。
科摩罗国副总统　穆罕默德·哈桑·阿里
1976年07月08日于莫罗尼

马来西亚总理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3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07月10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马来西亚上议院议长翁毓麟、外交部官员、国会议员、各界友好人士以及许多国家驻马来西亚的外交使节。

马里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巴马科1976年07月11日电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成员优素福·特拉奥雷代表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马里政府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穆萨·特拉奥雷，07月10日到中国驻马里大使馆，深切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
马里政府官员、群众团体领导人和一些国家驻马里的外交使节。

奴役者必受惩罚
苏修一手操纵的“经互会”最近举行了第30次会议。
据外国报刊报道，同往常一样，这次会议以“分歧未获解决而告终”。
但苏修竭力掩饰它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诡称它搞
“经互会”“不是追求扩张主义的目的”，说什么“在这里，谁也不会在损害别人的情况下为自己谋求好处和优势”。
这种辩白不过是地地道道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众所周知，“经互会”早已被苏修叛徒集团变成为它控制、掠夺和剥削其他成员国的工具。
多年以来，苏修在“经济一体化”、“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等幌子下，把“经互会”其他一些成员国的计划、生产、科研、货币金融和外贸一步步纳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轨道，从而放手推行新殖民主义，大搞输出资本，倾销商品，雇佣劳力，掠夺原料。
这种巧取豪夺的做法，已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远的不说，就拿原料、燃料供应为例，苏修不顾东欧一些国家的困难，不讲信用，片面抬高石油价格，一下子就捞到三十亿美元的外快。
这不是损人利己又是什么？
苏修倚仗其垄断地位，迫使“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出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设备，为其兴建大型企业，开发资源。
今后五年期间，一些“经互会”国家还要掏出一百三十亿美元来供苏修使用。
这不是损人利己，“追求扩张主义目的”又是什么？
苏修的贪婪掠夺和剥削，大大加深了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困难，因而不能不激起这些国家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
最近，波兰工人阶级在掀起的又一次革命风暴中，就提出了“反对苏联剥削”的口号。
“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对苏修控制的不满和反抗也不断增强。
有的强烈要求调整不合理的“价格”，有的公开反对“建立超国家计划机构”，有的提出改革“货币制度”。
正是面对这种情况，苏修千方百计要想加强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控制。
莫斯科当局最近一个时期拚命叫嚷要加强所谓“国际主义”，鼓吹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要把“本国利益同国际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别的国家服从苏修一家的利益。
苏修《共产党人》说得更露骨，叫嚷“现在的国际主义，如果不同保卫、加强和支持苏联……联系在一起，那就只是一句空话”。
这句话把苏修的意图暴露得明白无误，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
“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
（《马恩全集》第18卷第629页）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把“经互会”作为压迫和剥削的工具，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压榨越厉害，反抗就越强烈。
新沙皇和所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样，逃脱不了这一惩罚。

日本各界人士和舆论继续谴责宫泽反华言论
屈服苏联霸权主义，日本人民决不答应！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15日电
日本各地各界人士和舆论界继续强烈谴责宫泽外相的反华言论。
北海道网走市的新闻工作者田村说：
“宫泽外相攻击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斗争的支持，我们日本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他的发言，企图给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制造障碍，但是，我们收复北方领土的决心是不动摇的。”
九州地区福冈市一位从事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青年清川广说：
“宫泽外相把中国人民对我们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支持说成‘干预’日苏之间的事情，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
宫泽外相完全忘记了日本人应当采取的立场！”
这位青年说：
“最近苏联军舰正在日本列岛周围猖狂活动。
正在这个时候，宫泽外相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要把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引入错误的方向。
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尽快收复我们的北方领土。
我们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关西促进会”机关报《促进消息》07月15日发表评论说，宫泽外相“把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正义斗争的支持，说成是干涉日本内政，似乎中国人民的支持，妨碍了北方领土的归还，这只能说是一种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的逻辑。”
评论说：
“只要是屈服苏联的霸权主义，必然走上同第3世界敌对的道路。
这是日本人民决不答应的。”

澳大利亚拒绝苏联特务入境
据新华社堪培拉1976年07月16日电
澳大利亚政府外交部发言人07月16日宣布：
“拒绝两名苏联官员进入澳大利亚。
本决定由外交部长听取意见后作出，并已报告了总理。”
据报道，经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鉴定，这两名准备接替原苏联驻澳大利亚使馆一等秘书职务的苏联“外交官”，都是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
他们是1971年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的一百零五名间谍中的两名。

非洲舆论赞扬坦赞铁路胜利建成
第3世界有了独立就有能力建设国家
卡翁达总统宴请孙健副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新华社1976年07月17日讯
最近，一些非洲国家的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赞扬坦赞铁路胜利建成，强调指出，第3世界国家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赞比亚《每日邮报》07月13日发表的题为《坦赞铁路的梦想已成为现实》的文章说：
“这条伟大的自由铁路的建成说明了第3世界发展中国家，一旦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就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国家”。
文章说：
“坦赞铁路巩固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民族独立，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兄弟合作和民族经济的发展。”
这家报纸还发表评论说：
“从卡皮里姆波希宁静的山地到和平之港——达累斯萨拉姆、联结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自由铁路，是赞比亚、坦桑尼亚和中国三国人民友谊纽带的生动象征。”
“我们希望，这条自由铁路是三国长期合作历史的一个开端，能够继续巩固存在于赞、坦、中三国人民之间并为他们所珍视的友谊。”
《赞比亚时报》07月13日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民投入这项艰巨的工程表明，他们有坚强的决心，和被压迫的非洲人民一起并肩战斗，来打破经济和政治上奴役的锁链。
“非洲大陆的自由铁路将永远是联结非洲心脏和八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的生命线。”
评论说：
“坦赞铁路既是一条经济性的铁路，也是一条政治性的铁路。
坦赞铁路的竣工并不意味着政治斗争的终结。
这条铁路是在革命烈火中兴建的。”
评论说：
“中、坦、赞三国的工人农民联合建筑了这条铁路，但是，保卫这条铁路比建设它更加艰巨。”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07月14日发表社论说：
“自由非洲依靠自己的能力建设了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也必将加强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境内打击敌人的自由战士们的士气。”
社论说，当铁路开始修建时，“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技术人员的能力表示怀疑。
他们轻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完成这项工程的决心。”
但是，“这项工程已于去年10月提前完成”。
“这一伟大工程的巨大成就具体地证明了先进技术是帝国主义垄断不了的。”
坦桑尼亚《自由报》07月14日发表的社论说：
“自由铁路的建成和移交是对非洲敌人的又一沉重打击。”
“我们必须告诉那些曾经嘲笑我们并拒绝向我们提供援助的帝国主义者：
历史属于我们，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
社论说，坦赞铁路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团结合作战胜贫困，给人民带来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扎伊尔《劳动报》07月16日发表的评论说：
“这条铁路不仅用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之间的贸易，而且将能联结扎伊尔和博茨瓦纳等其他国家”。
评论指出，这条铁路将有助于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合作。
扎伊尔通讯社14日发表评论说，扎伊尔对这件事给以极大的重视。
评论在谈到中国的援助时说：
“这给我们展示了国际合作的一个光辉榜样”。
尼日利亚电台14日也发表评论，赞扬坦赞铁路对发展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民族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新华社卢萨卡1976年07月16日电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07月16日在国家宫接见并设午宴招待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卡翁达总统同中国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接见和午宴的有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赞比亚方面有赞比亚总理穆登达，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卡曼加，外交部长姆瓦勒，财政部长姆瓦纳卡特韦，动力、运输和交通部长马波马，工矿部长索科，商业部长穆通巴·布尔夫人，乡村发展部长保罗·卢萨卡，总统特别助理马克·乔纳，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马西耶和其他政府官员。
午宴充满了中、赞两国人民友谊的气氛。
午宴后，卡翁达总统请孙健副总理转达他和赞比亚人民对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总理的最诚挚的问候。
07月16日上午，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祖卢在这里接见了孙健副总理及其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同一天，穆登达总理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孙健副总理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
赞比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财政部长姆瓦纳卡特韦，乡村发展部长保罗·卢萨卡，商业部长穆通巴·布尔夫人，动力、运输和交通部长马波马，外交部长姆瓦勒，公共工程国务部长姆瓦勒和经济和技术合作国务部长蒙泽夫人。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奋等。
同一天上午，孙健副总理及其一行在穆登达总理等陪同下向这里的自由战士塑像献了花圈。
（附图片）
满载着建设铁路物资的列车从达累斯萨拉姆向姆马段工地转移时，工地员工热情欢呼。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