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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昆明部队最近召开的理论讨论会，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关于社教的光辉批示，紧密联系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分析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明确搞社会主义革命，就要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和走资派坚决斗，反复斗，长期斗。

这次理论讨论会，采取与部队学习紧密结合的方式进行。
出席会议的同志，会前了解、收集广大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提出的问题；
会中把这些问题归纳为几个专题，分组进行讨论；
会后又把讨论的结果带回机关、部队，联系实际进一步学习，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

参加会议的同志通过学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光辉批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同志们说：要搞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要搞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一步步地战胜资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英明地预见到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明确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并亲自领导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还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三五页）。
伟大导师列宁根据他领导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英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
在分析了苏联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后，列宁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六二页），它正在从苏维埃职员中间和小生产者中间产生出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根据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在关于社教的批示中就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又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抓住了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第一次由现象到本质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这一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这个新特点，它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而且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和怎样革命的问题，对于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顾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到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对党内资产阶级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在实践上领导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社会主义时期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同以他们为头子的资产阶级的斗争。
实践证明，党内走资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是对无产阶级的最大威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只有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保证同整个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才算真正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

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到识别走资派，并不断地和他们作斗争呢？
大家说，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指出：“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又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在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主席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拿到群众中，发动亿万人民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新鲜经验。

大家谈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
苏联变修的严重教训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总是首先要改变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复辟的愿望和利益。
党内走资派在上面呼风唤雨，牛鬼蛇神就在下面推波助澜。
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一切阶级敌人便迅速地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直到制造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政治暴乱。
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现实，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反动本质。
因此，我们识别走资派，最主要的是看他推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也就是说，要看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
大家还谈到，消灭阶级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只要这个历史过程没有完结，党内总会不断出现走资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现象。
每斗争一次，资产阶级就进一步削弱，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进一步得到锻炼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就更加巩固。
我们不能幻想经过几次斗争，就能彻底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
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
总还是要革命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牢固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坚信革命一定战胜反动，新生一定战胜腐朽，通过不断斗争，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哪里出现走资派，我们就在哪里揭发他，批判他，斗垮他，一直斗到实现共产主义。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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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作者：包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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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支持塞舌尔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塞舌尔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驻埃塞俄比亚特命全权大使 杨守正（签字）

塞舌尔共和国总统 詹姆斯·理·曼卡姆（签字）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于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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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讯 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邀请参加坦赞铁路的交接仪式并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赞比亚。

代表团团员有：外经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奋，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铁道部局长李轩，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李珩、礼宾司副司长刘华，外经部副局长吕学俭。
方毅、苏杰等部分团员已在国外。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谷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朱传贤、程飞、李梦夫、李金榜等。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翁迪，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维达迪，以及这两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附照片）

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参加坦赞铁路的交接仪式并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七月十二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赞比亚。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谷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长乔冠华等。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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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决定自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一决定符合中塞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塞舌尔共和国位于印度洋西部，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岛国。
塞舌尔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
他们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今年六月二十九日赢得独立。
塞舌尔共和国独立后，即宣布奉行不结盟政策，不向任何国家提供军事基地，反对任何大国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主张建立印度洋和平区，同时决心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
所有这些，显示出一个独立国家的新的政治面貌。

当前，战斗的非洲，朝气蓬勃，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取得了独立和解放，并在独立道路上继续前进，形势一派大好。
然而，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夺日益加剧，特别是那个自诩为非洲“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对这个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
非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着超级大国的严重威胁，今后的斗争还将是艰巨的。
我们坚信，伟大的日益觉醒的非洲人民一定能迎着风浪，战胜险阻，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我们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榨贫的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我国正是遵循这一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和塞舌尔共和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
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的共同斗争中，一向是相互支持的。
现在，中塞两国正式建交，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新的前景。
我们深信，两国人民的友谊定将不断增进。

作者：高路常戈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
他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备至，大搞“条条专政”。
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推动了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它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
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
这就必然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邓小平搞这一套，充分说明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老路。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
所谓“条条专政”，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去年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就刮得越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越嚣张，这决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
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
搞“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
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
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
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
他对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的革命行动，极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
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
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
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
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
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
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
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
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
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被苏修吹嘘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
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
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邓小平正是这样。
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邓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
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
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
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
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
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
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
这是什么样的“好处”？！

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
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
按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
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
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有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
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
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
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
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
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
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
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
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
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
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钵，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
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
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科斯塔·纳季大将率领的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大使馆参赞彼特洛维奇、武官米洛叶维奇上校等，应邀出席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森，有关方面负责人柴成文、吕村夫、张秉玉、靳玉峰、于洪亮。

伍修权副总参谋长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赞扬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以及反对外来控制、颠覆、干涉和威胁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他说，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
今天，反帝、反霸、反殖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加强中、南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友好关系已在各方面包括两国军队交往方面，得到了积极的发展。
他表示深信，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必将为进一步增进中南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纳季大将在祝酒时赞扬中国人民和军队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过去的相同的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斗争和反对国际关系中的一切形式的控制的斗争，把南、中两国的战士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南、中两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方面正在不断顺利发展。
他表示相信，代表团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将为进一步发展南、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作出贡献。

代表团是应国防部邀请于十一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指战员今天举行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建军三十三周年。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夫人，大使馆武官达乌太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出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秉玉，北京卫戍区某部负责人张良友、陈先达等。

陈先达在会上首先讲话。
他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发扬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及在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陈先达说，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在长期的反对帝修反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我们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互相学习，并决心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种友谊做出贡献。

达乌太武官在大会上讲话。
他回顾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直接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
他说，三十多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经受了锻炼，已成为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
现在，在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教导下，我军大大地提高了革命觉悟，干部和战士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说，当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军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正以坚定的步伐前进，并能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任何突然袭击和侵略。
达乌太武官说，阿中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这种友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大会充满着中阿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据新华社武汉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在中朝两国人民热烈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今天晚上在武汉首次演出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宁夫，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克文，武汉部队和省、市其他负责同志李化民、张玉华、郑志士、谢镗忠、王步青、谢滋群等，观看了演出，并会见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金应道等协奏团的领导同志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观看今天晚上演出的还有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和登高英雄杨连第生前所在连队的战友。
演出开始前，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副政委张玉华和金应道团长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愿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他们讲话以后，双方互赠锦旗。
这时，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

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杨得志、王平、韩宁夫、王克文等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热情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作者：王世英周吉田

革命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投降派是革命队伍内部最危险的敌人。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深入分析梁山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加深对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反动本质的认识，揭露和批判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反动罪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水浒》中描写的梁山农民起义军，起初，在晁盖的领导下，敢于和大宋皇帝做对头，决心“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推翻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
由于全军上下竭力同心，奋勇杀敌，在几年的时间里，队伍就从五、七百人发展到马、步、水三军数万之众。
梁山泊成了和大宋皇帝分庭抗礼的坚强的革命堡垒。
对于这样一个革命堡垒，腐朽没落的北宋王朝，曾调集了十路节度使，十三万官兵，命童贯率领前去进攻，没有攻下来。
又命高俅去攻，也是屡战屡败。
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军内部混进了宋江这个投降派，他用种种阴谋手段，改变了梁山起义军的路线，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这个敌人枪炮所攻不破的革命堡垒，最后终于不战而降，不费敌人一枪一弹而被收买。
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永远应该为革命人民所记取。

毛主席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也是从大造舆论开始的。
他不断宣扬孔孟之道的“忠义”以及“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等等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人生哲学，为其投降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他还利用“天命论”来造谣传谣。
他钻进梁山的第一天，就在庆喜筵席上大讲“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所谓“童谣”。
他还装神弄鬼，以“宋星主”自居，把自己打扮成上应天命、下合人心的当然梁山泊主，以此来骗取群众，巩固自己的地位。
宋江在梁山起义军内还大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勾当，为他改变路线，篡夺领导大权，作好组织上的准备。
宋江在晁盖生前，就采用两面派的卑鄙手法架空晁盖。
梁山起义军曾进行多次重大战役，宋江都千方百计地不让晁盖下山指挥，抢着由他出马挂帅。
这样，晁盖死后，宋江就轻易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把起义军的一切权力都抓到自己手中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宋江抓到了领导大权，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推行他“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在推行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梁山起义军中的革命派，虽然不断地反对和抵制，但是，由于宋江已经大权在握，经过一番组织“整顿”，他又将一批朝廷的“命官”、敌军的“降将”，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因而有不少人为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摇旗呐喊。
而坚持革命路线的李逵等人，由于阶级的局限，并没有能从本质上识破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性和危害，终于使宋江的投降阴谋能够得逞。
梁山的农民革命事业，就因为出现了宋江这个投降派而从内部被攻破了。

昔日的投降派宋江，钻进农民起义军，起到了封建王朝的大队官军所起不到的作用。
如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想从内部颠覆我们的党和无产身级专政，想让梁山的历史悲剧重演。
这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阶级根源，却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都是与革命素怀二心的内里蛀虫。

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
他搞复辟、搞倒退，就是要无产阶级去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
为此，他同宋江一样，也是从造舆论、抓领导权开始的。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批判，为了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他表示悔过，宣称“永不翻案”。
但一重新工作，就用折中主义手法，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利用人们希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愿望，打着发展生产的旗号，大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他大造“今不如昔”的反革命舆论，制造和散布种种情节离奇的谣言。
在组织上他大搞“整顿”，恶毒咒骂各级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是“三凑合”、“三磨擦”，到处“请隐士”、“举逸民”，叫嚷要把文教、科技、卫生等部门的领导权，重新交给那些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
这一切，都是代表新老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完全是古代投降派宋江的故伎重演。

毛主席以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早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深刻认识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防止宋江式的投降派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党成立五十五年来，阶级敌人从来就没有放弃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从内部瓦解我们这个革命堡垒的图谋。
他们也的确一个又一个地找到过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并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党内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党外资产阶级的地位，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势力，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变得越来越突出。
复辟、倒退和投降从来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从来也就包含着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也就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对内投降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帝国主义。
如果他的阴谋得逞，资产阶级也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而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修正主义是以搞阶级投降、民族投降为特征的。
尽管投降的方式、投降的形式，可以和宋江诱使农民起义军向封建王朝投降有所不同，从阶级实质上看，则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要存在着搞复辟、搞倒退的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必定会出现宋江这样的投降派，和投降主义作斗争就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实践中，提高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现代投降派的能力，并在同他们作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来建设和巩固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国家和军队，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彻底胜利。

作者：战士朱焱方雪

《水浒》中的投降派头目宋江和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打着“团结”的旗帜，大搞分裂活动。
他们是分裂革命队伍团结的罪魁祸首。

从古到今，一切革命队伍的团结，都是以一定的革命原则作基础的，坚持团结和坚持革命从来是一致的。
反对以皇帝为最高头子的封建的政治统治，反对封建的剥削关系，这是农民起义的政治目的，也是农民起义队伍团结的政治基础。
《水浒》中描写的梁山农民起义军，起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影响下，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团结的基础上，革命队伍不断发展。
投降派宋江一上山，到处宣扬和兜售“招安”的黑货，造投降主义的反革命舆论，弄得军心涣散，因而也就破坏了革命的团结。
等晁盖一死，宋江正式篡夺了梁山的领导大权，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公开地修正了农民起义军的正确路线。
路线一错，就必然造成组织上的进一步分裂，最终葬送了这支革命的队伍。

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也是干的宋江一样的勾当。
他一面假惺惺地叫喊“团结”，一面却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黑货，把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篡改为安定团结为“纲”，同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相对抗。
他否定阶级斗争这个指导和统帅一切的纲，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把党和革命人民的思想搞乱。
离开阶级斗争，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这就是要无产阶级出卖阶级利益，去和资产阶级讲团结。
这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叛卖，也是对革命团结的最大的破坏。
邓小平和宋江一样，在政治上搞投降，在组织上就必然要搞分裂。

一切分裂主义者，要分裂革命队伍的团结，就必然要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宋江上了梁山以后，就是在“接纳四方好汉入伙”的叫嚷声中，网罗一大批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把他们安排到起义军的领导岗位上去，以改变起义军的领导成分。
为此，他还让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的大豪绅地主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
相反，宋江对于贫苦农民、渔夫、猎户出身的革命造反精神强的起义军头领，以及那些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持有异议的人，则以破坏“团结”为名，进行压制排挤，轻则咒骂威吓，重则开刀问斩，千方百计削弱和分裂起义军内部的革命力量。

同宋江一样，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就大造舆论，以讲“安定团结”、“落实政策”为幌子，在组织上大搞他的“整顿”。
他“首先抓班子”，要把那些“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扶植起来，甚至公开叫嚣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
对于那些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则极力排斥和压制。
他叫嚷对年轻的革命干部“一律不承认”，要把他们“挂职下放”，要“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
同宋江相比，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清楚地说明，邓小平把“安定团结”提到“纲”的位置上，目的是要否定阶级斗争，否认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的存在，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加上破坏团结的罪名打下去，包藏着打击革命力量、分裂革命队伍团结的祸心。

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这一指示，彻底揭穿了邓小平打着“安定团结”的旗号，玩弄政治阴谋的卑鄙伎俩，使他的修正主义的反动面目迅速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事实充分证明，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必然是分裂主义者，都是党的团结的死敌。

作者：海军某部飞岩

《水浒》第四十一回中写到梁山泊举行宴会，庆祝打败无为军、活捉黄文炳的胜利。
宴会上，初上梁山的宋江，杯酒未尽，席不暇暖，就急急忙忙地当着众头领的面，说起“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所谓童谣来。
宋江这是在述说他的艰难遭际吗？
不。
这个当过刀笔小吏的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很得孔孟之道的真传，深知造谣传谣的用处。
他在初到梁山的宴会上，兴致勃勃地讲述那首所谓童谣，是利用天命论，制造自己是上天命定当梁山起义军领袖的舆论。

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
他上梁山，是“权居水泊”，想借农民起义军的力量遂其升官晋爵的“凌云志”，死心塌地效忠赵宋封建王朝。
无奈是他“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因而要一上梁山就立定脚根，掌握大权，就得靠点别的力量。
于是天命论就成了他的思想武器，而制造和传播谣言就成了一种手段。
而他的这一招果然也奏效于一时。
象李逵这样的梁山起义军中的革命派，在听了宋江胡诌的童谣以后，竟跳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
在晁盖中箭牺牲以后，宋江就完全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大权，打起“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杏黄旗，葬送了梁山的农民革命事业。
真相大白，原来说谣正是为了篡权投降。

邓小平是现代的宋江。
去年夏季前后，正当邓小平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
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又有大量反革命谣言，从阴暗的角落里吹出来。
这些谣言，都出自一个造谣公司，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就是邓小平。
他们用卑劣的手段制造的谣言，尽管内容情节多么离奇，矛头都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推上台，当中国的纳吉。
和宋江一样，邓小平及其追随者造谣，也是为了篡权，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宋江与邓小平都利用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它清楚地告诉我们，造谣是一切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反动派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手中没有真理，不得不乞灵于谣言，借以骗人。
他们愈是接近灭亡，造的谣言就越是卑鄙。
但是，历史早也一再证明，鲁迅的话是对的：“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造谣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一切靠造谣过日子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为了揭穿阶级敌人用谣言来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卑鄙伎俩，我们要努力提高识别谣言的能力，听到反革命谣言就一定要认真追查，坚决斗争，不让它们有任何一点市场。

作者：石志新

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极力给新生的封建制抹黑，诬蔑新兴的封建制度是“天下无道”，法治路线是“以力服人”，俨然以“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姿态，提出了“利民”的口号，宣称要“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装出一副关心民众、关心生产的样子，欺世盗名，进行招摇撞骗。

孔老二真的是关心民众、关心生产吗？
否！
众所周知，孔老二出身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
在他的心目中，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供奴隶主贵族使唤的牛马。
有一次，他听到郑国的奴隶暴动被残酷镇压下去后竟大为称快，说什么“对奴隶们太宽了，奴隶们就暴动，必须严厉对待才行”。
这样一个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是绝不会怜悯奴隶、关心社会生产的。

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的腐朽性已经暴露无遗，它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生产力获得解放，真正关心奴隶的生产和生活的话，就必须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推翻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而孔老二对当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所实行的“初税亩”、“铸刑鼎”等一系列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都竭力反对。
孔老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要人“素贫贱，行乎贫贱”，服服贴贴地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心甘情愿地给奴隶主做牛马，否则，就是“好勇疾贫，乱也”。
可见，孔老二的所谓“利民”完全是假的，目的是要掩盖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根本对立的阶级矛盾，阻止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和变革。
正如鲁迅指出的：“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时隔两千多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又重演了当年孔老二破了产的故伎。
他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今不如昔”，以救世主自居声嘶力竭地叫嚷：“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
装作非常“关心”生产，非常“关心”国民经济的样子，其实，这也完全是一个骗局。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措施，也体现了全国广大革命人民的强烈愿望。
但是，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在这些问题上却存在着激烈的路线斗争。
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
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四页）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始终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
在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还存在相矛盾的方面。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对生产关系不断进行变革，就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邓小平就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
党内的资产阶级一心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不和他们作斗争，社会主义的生产是绝对搞不上去的。
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修正主义货色，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只讲发展经济，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这就证明他要“发展”的国民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
我们一定要批判唯生产力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作者：李永安

乍得国家元首马卢姆的唁电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阁下：

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逝世，我们在乍得深感悲痛。
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且代表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乍得临时政府和全体乍得人民，向阁下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请向杰出逝世者的家属转达我们最深切的悼念。
朱德先生阁下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你们伟大而美丽的国家——人民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 费利克斯·马卢姆将军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恩贾梅纳

布隆迪总统米孔贝罗的唁电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阁下

阁下：

沉痛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不幸逝世。
朱德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战士。
他的逝世不仅是从他领导国家的经验中直接获得教益的中国党和人民军队的巨大损失，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他在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事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布隆迪人民、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和政府以及我本人怀着诚挚的沉痛心情向阁下、向全体中国人民和蒙受不幸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顺致崇高的敬意。

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总书记、布隆迪共和国总统和政府首脑 米歇尔·米孔贝罗中将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布琼布拉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唁电

北京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和马科斯夫人以极为惋惜的心情获悉朱德委员长突然逝世。
去年访华期间，我们非常荣幸地会见了他，他对我们热情亲切的接待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清楚地知道，已故朱委员长将他一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用来为祖国和祖国人民谋幸福。
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代所表现的英勇不屈和爱国主义精神将长期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他是阁下的一位亲密同事，你本人对他的逝世，想必感到巨大悲痛。
因此，请允许我代表菲律宾人民和马科斯夫人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就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向你，并通过你向伟大的贵国人民表示最诚挚的哀悼和慰问。

菲律宾总统 费迪南德·埃·马科斯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马尼拉

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的唁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先生阁下：

马达加斯加人民、马达加斯加革命先锋、最高革命委员会和政府以及我本人十分震惊、深为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逝世。
在这沉痛的时刻，我谨向你、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表示诚挚的哀悼，并请向逝世者家属转达最深切的慰问。

顺致崇高的敬意。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 迪迪埃·拉齐拉卡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塔那那利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谢尔的唁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收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谢尔的唁电。
电文如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的逝世，我本人，并以德意志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
朱德先生早在生前即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象征，他的逝世使贵国失去了一位重要人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 瓦尔特·谢尔

马耳他总理明托夫的唁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马耳他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和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朱德的逝世，向阁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朱德的亲属表示诚挚的哀悼。

马耳他共和国总理 多姆·明托夫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马耳他

泰国总理社尼的唁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不幸逝世。

我谨代表国王陛下的政府和泰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及逝世者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和诚挚的哀悼。

泰国总理 社尼·巴莫亲王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唁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沉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朱德委员长于七月六日逝世。
对于你们失去一位深受尊敬的同事和领导人，我们新西兰人向你和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朱德长期不知疲倦地致力于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进步的业绩，将在史册中享有应得的地位。

罗·戴·马尔登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的唁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先生阁下：

我十分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逝世。
我谨代表毛里塔尼亚人民、毛里塔尼亚党和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中国人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对于这位杰出政治家的逝世，我和你们一样深感悲痛。
朱德先生阁下和毛泽东主席一起，为我们两国人民在争取解放、和平和进步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努瓦克肖特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的唁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对朱德同志的逝世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表示哀悼。
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的军事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的逝世，我们深感悲痛。
几十年来，他始终不渝地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他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坚强的反修战士，是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
由于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建设和发展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定不移地遵循和执行了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捍卫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而他受到中国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革命者的尊敬和爱戴。
朱德同志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外阶级敌人一直斗争到最后一刻。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他被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表达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朱德同志为人民利益和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生平和业绩，以及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光辉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诗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 汉斯·格哈特·施米勒尔

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中央的唁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葡萄牙共产党人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
朱德同志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心里。
朱德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事业以及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葡萄牙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 埃多依诺·维拉尔

美国十月同盟（马列）主席克朗斯基唁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毛泽东主席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深为悲痛地获悉伟大的革命战士和共产主义者朱德同志逝世。
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致力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阴谋的工作。
他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创建者。
他从不忘记阶级斗争，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并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它们。

朱德同志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表现于他的业绩中。
他的一生和斗争对我们是一个鼓舞。
他出身于受压迫的农民。
成千的新英雄将起来继承他的岗位。
他的精神将在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永放光芒。
我们为朱德同志逝世这一重大损失谨向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哀悼。

美国十月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主席 迈克尔·克朗斯基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于芝加哥

法国马列革命共产党政治局的唁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讯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共产党政治局七月六日致电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对朱德同志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

唁电说，朱德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终生。
朱德同志在欧洲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那以后，他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毕生精力，为中国人民服务，鞠躬尽瘁。
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朱德同志始终忠于毛泽东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

唁电说，朱德同志革命的一生将永远作为榜样活在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的心中，将被铭记不忘。
当然我们懂得，首先是中国人民将遵循他的榜样，继续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挫败修正主义分子复辟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切企图。

唁电最后表示，今天，我们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对朱德同志的逝世感到悲痛。
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开展革命斗争。

冈比亚代总统卡马拉的唁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讯 冈比亚代总统哈桑·穆萨·卡马拉七月八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卡马拉代总统在电报中说，我们深为惋惜地获悉中国伟大的军事英雄朱德逝世。
在中国人民蒙受这一巨大损失的时候，冈比亚政府和人民同我一起对这位革命战士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上沃尔特总统拉米扎纳的唁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阁下：

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逝世，上沃尔特人民和政府深感悲痛。
我谨代表上沃尔特人民和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深切、最沉痛的哀悼。
请向中国人民、中国党和政府转达我深切、诚挚的慰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上沃尔特共和国总统 哈吉·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中将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瓦加杜古

上沃尔特总统拉米扎纳的唁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姚连蔚阁下：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逝世的时候，我谨代表上沃尔特人民和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诚挚的哀悼。
请向杰出逝世者的家属转达我深切的慰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上沃尔特共和国总统 哈吉·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中将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于瓦加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