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舌尔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舌尔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决定自1976年06月30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支持塞舌尔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塞舌尔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驻埃塞俄比亚特命全权大使
杨守正（签字）塞舌尔共和国总统
詹姆斯·理·
曼卡姆（签字）1976年06月30日于维多利亚

应邀参加坦赞铁路的交接仪式并进行友好访问
孙健副总理率我政府代表团离京
张春桥、谷牧、乌兰夫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邀请参加坦赞铁路的交接仪式并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赞比亚。
代表团团员有：
外经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奋，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铁道部局长李轩，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李珩、礼宾司副司长刘华，外经部副局长吕学俭。
方毅、苏杰等部分团员已在国外。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谷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朱传贤、程飞、李梦夫、李金榜等。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翁迪，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维达迪，以及这两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赞比亚。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谷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长乔冠华等。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祝贺中塞建交
中国政府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决定自1976年06月30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一决定符合中塞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塞舌尔共和国位于印度洋西部，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岛国。
塞舌尔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
他们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今年06月29日赢得独立。
塞舌尔共和国独立后，即宣布奉行不结盟政策，不向任何国家提供军事基地，反对任何大国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主张建立印度洋和平区，同时决心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
所有这些，显示出一个独立国家的新的政治面貌。
当前，战斗的非洲，朝气蓬勃，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取得了独立和解放，并在独立道路上继续前进，形势一派大好。
然而，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夺日益加剧，特别是那个自诩为非洲“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对这个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
非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着超级大国的严重威胁，今后的斗争还将是艰巨的。
我们坚信，伟大的日益觉醒的非洲人民一定能迎着风浪，战胜险阻，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我们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榨贫的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我国正是遵循这一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和塞舌尔共和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3世界。
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的共同斗争中，一向是相互支持的。
现在，中塞两国正式建交，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新的前景。
我们深信，两国人民的友谊定将不断增进。

继续深入批邓　坚持长期作战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和解放军某部防化连党支部总结交流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决心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和人民解放军某部防化连党支部，最近一起回顾顶着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阔步向前的经历，共同总结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经验，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加努力作战，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和人民解放军某部防化连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两个先进集体。
在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两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任凭风浪起，勇开顶风船，表现了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
在“三夏”大忙季节，防化连党支部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开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进行野营训练。
军民同劳动、同学习、同批邓，着重围绕“怎样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了斗争经验。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和防化连指战员，回顾了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作斗争的经历，分析了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深刻认识到，识别和斗争走资派，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防化连连长支祖山说：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象长了火眼金睛，能看清走资派行走的踪迹，能识别修正主义的暗流逆风，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转向。”
两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共同研究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清楚地看到，尽管斗争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就其斗争的实质来看，总是围绕着是加强还是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
只要我们抓住了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根本分歧，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不难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那种认为“路线斗争看不见，摸不着，下头识别不了上头走资派”的观点是不对的。
他们分析了这样两件事，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去年08月，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谬论传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
公社党委第1书记卢忠阳用党的基本路线一对照，感到“三项指示为纲”，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不对号，同本公社的实践也不对号。
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总结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针锋相对地提出“学理论，抓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以此作为下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防化连党支部书记俞文春对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也感到很不是味，就斩钉截铁地说：
“什么这个为纲，那个为纲，我们只信毛主席指示的阶级斗争这个纲。”
对“三项指示为纲”，为什么卢忠阳会感到“不对号”，俞文春会感到“不是味”？
他们的识别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在交流经验中，他们深有感触地说：
坚持还是反对阶级斗争为纲，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
这一点，在我们脑子里印象比较深。
所以，当邓小平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就能及时识别出它的要害是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看出“不对号”，嗅出“不是味”，脚跟站得稳，能够坚决地顶。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和防化连的干部和群众还体会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识别走资派，就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密切观察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他们认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推行，是要通过各个方面、各条渠道传播出去的。
因此，要识别修正主义的暗流逆风，就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敏感性。
他们平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对文件、文章、讲话、会议精神，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阶级分析；
对社会上的各种舆论，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认真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
对本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不就事论事、孤立地看，而是把它们同党内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分析，看清阶级斗争的风源。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第2书记林福坤平时很重视读报。
去年夏季以后，出现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新提法。
他感到这种提法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便找到被人们誉为“阶级斗争的女闯将”的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赵秀月，问她：
“你改变杨庄落后面貌靠的是什么？”
她说：
“靠党的基本路线指方向，靠抓阶级斗争。”
林福坤说：
“对啊！
咱们要把抓阶级斗争当作日子过，可不能跟着错误的东西乱转。”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和防化连在同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对着干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领导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形成了“领导带领群众，群众推动领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和防化连党支部，都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的领导班子。
他们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到一处，能够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成了带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指挥部。
在总结交流经验时，他们畅谈了自己的体会：
要带领群众前进，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就要不断提高党委和党支部“一班人”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去年一年先后进行了五次开门整风，邀请党员、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和干部的代表参加，帮助党委揭矛盾，找差距，狠抓党内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
防化连党支部定期和不定期地召开支部大会、军人大会，报告支部的工作，报告支部成员的路线斗争觉悟、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革命化的状况，并请党员、战士进行评论，提出批评。
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因为能自觉坚持继续革命，就真正和群众站到了一起，取得了领导权。
去年10月，邓小平的一个讲话传到了防化连，不少战士对这个“讲话”很反感，指出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的谬论，不符合部队客观实际；
鼓吹以这为纲，以那为纲，是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唱反调。
指导员俞文春从这些敢顶修正主义“大人物”的战士身上吸取了力量，给他们坚决支持。
战士们看到了指导员和自己想到了一块，站到了一起，斗争的勇气更足了。
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里，也是这样，今年01月02日，下乡知识青年陈民政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指示，就在青年组里分析批判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
公社党委副书记薛喜梅当即表示支持他们敢揭、敢批、敢斗的革命精神，亲自主持了批判会，还把他们的批判文章贴到了公社的大批判专栏里。
群众看到这些大批判文章说：
“我们的领导对群众敢于反潮流，敢批修正主义，不是旁观，不是泼冷水，而是火上添柴，柴上浇油，使烈火越烧越旺。”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和防化连的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还体会到，无私才能无畏。
他们十分重视同旧观念决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斗争中学理论，抓路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总开关，坚持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勇敢地同走资派作斗争，斗得修正主义没有市场，斗得革命群众心里亮堂堂，奔共产主义不回头！

半悬挂偏置重耙性能良好
据新华社郑州电河南省驻马店镇农机厂职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行设计、试制成功半悬挂偏置重耙。
经过来自北方各省、市、自治区的三十二个兄弟单位的代表鉴定，认为这种耙设计新颖，性能良好，操作灵便，为支援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1974年05月，这个厂的代表参加了北方十六个省、市的农机配套会议，大胆地提出了研究试制半悬挂偏置重耙的设想。
当时，有人不相信这样一个技术力量薄弱、设备落后的小厂，能生产出这样重大的新产品。
厂党总支组织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狠批刘少奇、林彪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激发了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去年春天，他们开始了设计、试制半悬挂偏置重耙的工作。
厂里技术力量很薄弱，设计这种新产品，连一张可供参考的图纸都没有。
广大职工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终于制定出了设计方案。
为了早日造出样机，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和工人们团结战斗，群策群力，进行了反复试验和改进，使样机的结构和性能逐步完善、提高。
接着，他们又深入农村进行实验作业，考验样机的性能和强度，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吉林省四座大中型电力灌溉站基本建成
新华社长春电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吉林省中部平原四座大中型电力灌溉站基本建成。
这四项灌溉工程是提引松花江水的松于、松前、松沐电灌站和提引饮马河水的饮西电灌站。
四座电灌站共安装一百一十五组电机和水泵，每秒钟共可提水五十立方米，主干渠总长三百一十七公里，支渠总长三百七十公里，还有大量的田间渠道和附属工程，计划灌溉面积一百零八万亩，今年受益面积达四十万亩。
这四座电灌站是为适应吉林省中部平原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而兴建的，于1970年底至1971年相继动工。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来，参加施工的工人、社员和干部在工地办学习班，开批判会，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激发了革命积极性。
他们一面加速各项主体工程进度，一面加速开挖渠道，平整土地，修筑田间附属工程，扩大了今年的受益面积。

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现代化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投产。
这是大连新港栈桥原油码头，它可以停靠十万吨级大型油轮。
新华社稿

我国制成高精度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装置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哈尔滨市仪表工业战线职工试制成功高精度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装置。
这一成果，是对邓小平鼓吹的“今不如昔”谬论的有力批判。
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装置是专供油田、港口、炼油厂以及航空等单位进行石油计量工作的精密仪器。
这套装置能够自动测量、显示外输油品的体积、密度、含水量，并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最后以重量值显示出纯油的精确重量，具有精度高、用途广、操作方便、运行可靠等特点。
它的试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流量计算方面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油品计量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套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是由哈尔滨龙江仪表厂、哈尔滨仪器仪表一厂、哈尔滨热工仪表厂、哈尔滨仪器仪表三厂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实行工厂、学校、科研单位三结合共同研究、试制成功的。
这套仪表的各种单机经过在油田、炼油厂两年多来的使用，运行正常。
最近，在国家计量、科研等部门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七十多个有关单位参加的鉴定会上，对这套装置进行了技术鉴定，认为它精度高，质量好，达到了先进水平。
在研究试制过程中，各单位的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快了研制进程。
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装置的研制成功，是社会主义协作的产物。
在试制过程中，得到了大庆油田设计研究院、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等五十多个单位的大力支援。

简便有效的新蛇药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动物研究所蛇伤防治科研小组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一种治疗蛇伤的新药物，为防治蛇伤提供了一条简便有效的新途径。
毒蛇咬伤是我国农村、山区的一种常见病。
云南省动物研究所的广大科技人员为了攻克眼镜蛇、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五步蛇、竹叶青、蝮蛇等类毒蛇咬伤的治疗，专门成立了有领导、工人、科技人员参加的蛇伤防治科研小组。
他们走出办公大楼，到边远的高黎贡山，气候炎热、毒蛇较多的西双版纳，以及云南省其它十六个县和三个兄弟省的许多山村、竹楼和部队营区，访问工农兵，总结我国劳动人民和毒蛇斗争的经验。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了疗效较好的云南蛇药。
接着他们又研究采取了一种新药物，它能把蛇毒的毒性蛋白变为无毒物质，以达到治愈目的。
经临床验证，收治的三百七十六例各种毒蛇咬伤的病人，都用这种方法治愈，而且没有后遗症。

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高路　常戈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
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
他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早在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备至，大搞“条条专政”。
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推动了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它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
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
这就必然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邓小平搞这一套，充分说明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老路。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
所谓“条条专政”，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去年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就刮得越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越嚣张，这决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
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
搞“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
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
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
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2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1、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
毛主席在1964年就指出：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
他对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的革命行动，极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
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
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
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
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
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
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
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
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
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被苏修吹嘘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
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
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邓小平正是这样。
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邓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
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
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
“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
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
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
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
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
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
这是什么样的“好处”？！
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
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
按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
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
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有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
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
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
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
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
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
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
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
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
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
“实业救国”的思想。
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
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钵，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
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
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1976年第7期）

不准邓小平为文艺黑线翻案
辛文彤
十多年前，毛主席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尖锐指出，在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控制下的文艺部门，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这个“大问题”，就是《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的：
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毛主席的批示，揭露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本质，击中了炮制和推行这条黑线的党内资产阶级挂帅人物刘少奇的要害。
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要翻这个案。
邓小平在文艺界的翻案活动，就集中表现在这里。
毛主席在《批示》中严厉批评文艺界的某些人，“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同文艺黑线对着干，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中，努力反映半个世纪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生活，特别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使革命文艺成为无产阶级有力的思想武器。
这一切，都与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水火不相容。
因此，他仇视革命样板戏，对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而创作的革命文艺作品，也一概反对。
邓小平反对革命文艺反映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为反“题材决定”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反“火药味”论以及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无冲突”论等文艺黑线的反动论点开绿灯，借以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制造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
毛主席在《批示》等文件中批评当时的文化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毛主席还警告旧文化部：
“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根本任务，革命样板戏及其带动下出现的一大批优秀作品，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邓小平出于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对于文艺舞台这一深刻革命，又怕又恨。
他下决心要“扭”。
他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歪曲和篡改革命样板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重要经验，妄图让无产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反对歌颂工农兵，却狂热鼓吹“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的老戏。
他在文艺界所谓的“扭”，就是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车轮扭向后退，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重新统治舞台，把历史再颠倒过去。
毛主席在《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艺队伍，“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艺界所以出现这种怪事，就是由于领导权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支持的“四条汉子”等人手里。
他们顽固地推行文艺黑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他们肆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腐蚀毒害文艺队伍；
他们网罗特务、叛徒、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使其以文化人的身份，干着反革命勾当。
是文化大革命，把文艺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建立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革命文艺队伍。
这支队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工农兵服务，受到工农兵的欢迎。
邓小平却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文艺界各级新的领导班子，百般攻击，非要统统整下去不可，非要把这支队伍“扭”到修正主义轨道上不可，妄图让“四条汉子”重新上台，把牛鬼蛇神重新“团结”进来。
如果这一阴谋得逞，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
邓小平在文艺界的翻案活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进行的。
他要翻的都是毛主席亲自作过结论的案，他要复活的又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臭不可闻的东西。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邓小平在文艺战线搞复辟，开倒车，有些什么规律和特点呢？
抹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与后十年的原则界限，抹杀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本质区别，是邓小平为十七年文艺黑线翻案的重要一招。
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统治辩护，说“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是正确的”，“修正主义不占主要地位”。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重弹这样的老调，根本抹杀文艺战线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专政的基本事实，混淆了文艺战线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本质区别，不管白猫黑猫，不管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糊糊涂涂的粥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3页）趁机浑水摸鱼，否定文艺革命的必要性，为十七年的文艺黑线翻案，以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邓小平在文艺界的翻案活动，还从否定今天的革命形势下手，大造“今不如昔”的舆论，“名正言顺”地开倒车。
明明是文艺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他却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伎俩，把文艺革命的形势说得一团漆黑。
明明是革命样板戏及其创作经验带动和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他却诬蔑革命样板戏是什么“一花独放”，明明是革命样板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工农兵越来越爱看，他却危言耸听地说：
“现在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
而他攻击文艺革命大好形势的目的，则是颂昔非今，恢复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专政。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文艺界的翻案活动还告诉我们，他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总是要迫不及待地用各种卑鄙手段篡夺领导权。
“首先抓班子”，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
在文艺界，他“整顿”的矛头集中指向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
在他眼里，文艺界新领导什么都不行，非得“换班”不可。
实质上，是组织“还乡团”，搞反攻倒算。
而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鼓动和诱迫文艺界的老知识分子“上书言事”，则是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一个突出特点。
邓小平拚命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文艺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这说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
“翻案不得人心。”
邓小平搞翻案、复辟，必然遭到革命人民的坚决反对。
文艺界深入批邓，就是要联系本战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进一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清华附小红小兵拿起笔做刀枪，用革命儿歌，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新华社记者摄

巩固农村文化阵地靠斗争
河南省郸城县周楼大队党支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我们大队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社会主义逐步占领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能演革命样板戏的全剧或选场。
全大队会唱样板戏的越来越多。
“唱英雄，学英雄”蔚成新风。
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群众性的赛诗、演唱、绘画、讲故事和文艺创作等业余文艺活动空前活跃。
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攻击文艺革命的无耻谰言。
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党内资产阶级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拚命同我们争夺阵地。
贫下中农开始学唱革命样板戏的时候，有个地主分子就胡说什么“新戏没有味”，他暗地里拉拢一些人，讲旧戏，唱旧戏。
我们及时发动群众揭露和批斗了这个坏家伙，教育了群众，使学唱革命样板戏的活动初步得到开展。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又有人跳出来诬蔑我们学唱革命样板戏是“搞形式主义”，是
“极左”，说什么“没腔没调的，不象样子。”
贫下中农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坚持用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文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又有人攻击说：
“演演唱唱出不了粮食。”
他们公开否定小靳庄的经验，反对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革命，和我们争夺思想阵地。
我们发动群众，大讲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必要性，用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实，批判这种论调。
比如杨菜园生产队，由于狠抓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社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贫下中农更坚定了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的信心。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
要巩固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党内外资产阶级要复辟资本主义，总是企图把思想文化阵地变成他们反革命的舆论阵地，腐蚀群众，征服人心。
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让社会主义思想永远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邓小平的“招魂曲”
齐欣
去年，邓小平一面破口大骂革命样板戏，一面悻悻然地跳出来替封、资、修的老戏抱不平：
“老戏演了那么多年，革命还不是成功了？”
这番话，是邓小平十几年前发明的封、资、修的老戏“无害”论的翻版，它与刘少奇说的“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妙就妙在他为了说明封、资、修老戏的“无害”，甚而“有益”，竟然拿民主革命的成功来作反证。
邓小平这套论证术真是拙劣得令人失笑。
难道作为封建买办文化一部分的老戏不是对革命的反动？
革命的过程不就包括对老戏的批判与扫除？
历史的进程，现实的斗争使人们越发清楚：
不是老戏对革命“无害”，而是革命越深入，封、资、修老戏就越有扫除的必要。
邓小平为了保护这些老戏，不惜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很显然，邓小平这副无赖的腔调，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文艺革命的方向的。
他要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把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根本任务，统统扭它一百八十度，把“演了那么多年”的老戏继续演下去。
鲁迅说过，“‘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
邓小平如此起劲地为那些封、资、修老戏鸣冤叫屈，确是“为了现在”。
“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凯歌入云的“现在”，是革命样板戏和在它带动下涌现的革命新戏取代了老戏的“现在”。
对于这个“现在”，邓小平恨得要命。
他重新抬出老戏“无害”论，就是为了否定这个“现在”，改变这个“现在”。
让封、资、修黑货卷土重来，把舞台上的工农兵英雄形象赶下去。
邓小平的这番话，活象是一支招魂曲：
老戏呀，你回来吧，回来吧！
他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刻骨之恨，对封、资、修文艺的醉心之爱，尽在此首招魂曲中了。
邓小平此人，文化大革命前，他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不知唱了多少赞美诗。
文化大革命批了他这一套，他怎能甘心？
一有时机，就要翻这个案。
他去年为那些老戏鸣冤叫屈的那番话，其实是为他和刘少奇在十七年合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
恰如鲁迅所说，“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
顽固地保护封、资、修黑货，疯狂地反对文艺革命，把文艺舞台重新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阵地——这就是邓小平那支招魂曲的主题。
然而，邓小平的算盘未免拨得太如意了。
君不见，文艺革命如江河流行，无法遏止。
那些封、资、修的老戏，已经如此腐朽，靠哼哼招魂曲就能复活吗？

革命样板戏给咱的好处说不完
陕西省合阳县农民业余革命故事编讲小组
文化大革命的好处，革命样板戏的好处，咱扳着指头数也数不清。
可是，邓小平却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是
“一花独放”，有人跟着嚷嚷“样板戏阻碍文艺发展”，咱贫下中农听了，气极了！
啥“独放”，啥“阻碍”，统统都是造谣瞎说。
远的不提，就说咱县的业余革命故事编讲活动吧，那真是：
红梅报春百花艳，革命故事万家传。
现在，咱县普遍建立了革命故事编讲队或编讲组。
田间地头，街尾巷头，院落炕头，都有咱的故事员在战斗。
就连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六、七岁的孩子娃，也能说上几段。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啥，创作员就编啥；
三大革命运动需要啥，故事员就讲啥。
群众性革命故事活动的广泛开展，使无产阶级进一步占领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有力地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学大寨的劲头。
几年来，咱县山变地变产量变，连黄河的水也被咱抽上高原灌良田。
滔滔黄河水有源，咱县的革命故事编讲活动为啥开展的这样好？
一句话，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革命样板戏推动的。
是文化大革命给咱送来了春风春雨，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才象那山丹丹花开遍了全县。
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千条万条，给咱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舆论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大伙说：
“讲故事，为个啥？
就是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专资产阶级的政。
只抓锄头不抓笔，资本主义会复辟。”
这样，咱县开展的革命故事活动方向明，歪风吹来路不偏。
就说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那阵子，社会上一股冷风冲着咱刮来：
“革命样板戏都没人看了，谁还听你这故事？”
“故事讲不讲，庄稼照样长，故事里还能出棉粮？”
可是咱贫下中农心明眼亮不信邪，不理它那一套。
革命样板戏的诞生靠斗争，咱讲革命故事也得斗。
风刮来，步不乱，坚决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
有人趁着翻案风在背地里散布封、资、修的黑货，咱就针锋相对，用革命故事批判它，压倒它。
学习革命样板戏，咱还紧紧抓住这一条：
搞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充分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以前，有些故事没有反映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写出的英雄人物形象也不高大，贫下中农听了很不满意。
为了写好革命故事，咱故事员们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响亮地提出了“迎着风浪朝前走，斗争面前挥笔头”的口号。
几年来，咱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先后编写了革命故事二千多篇，在报刊上发表的有五十多篇。
学习了革命样板戏，革命故事咱越编越想编，越编越会编了。
故事靠人编，靠人讲，咱提出：
“要讲革命故事，先做革命战士。”
一是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走在前，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冲在前；
二是手不离锄头，人不离地头，心不离群众。
这样，咱们的故事队就成了理论学习的辅导队，阶级斗争的战斗队，生产斗争的突击队，贫下中农打心眼里欢迎。
邓小平攻击革命样板戏，还要把咱群众文艺“一律撤销”，就是妄想翻案复辟，让资产阶级再来专无产阶级的政。
咱要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思想文化阵地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世界卫生组织名誉总干事坎道离京
世界卫生组织名誉总干事坎道博士和夫人，结束了在北京和大寨的参观访问后，09日乘飞机离开北京赴我国南方访问。
坎道博士和夫人是应卫生部邀请，于07月02日抵达北京的。
客人们抵离北京时，卫生部副部长张之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吴阶平等到机场迎送。
03日晚，张之强副部长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中国上沃尔特两国男子篮球队在京举行友谊比赛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上沃尔特青年男子篮球队今天晚上在首都体育馆同北京青年男子篮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受到一万八千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国家体委负责人田文惠，有关方面负责人牟作云、李凤楼、朱仄、徐仲华等，同上沃尔特青年男子篮球队领队吉戈马·让和上沃尔特驻中国大使巴多及夫人一起观看了友谊比赛。
比赛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两国运动员都打得积极认真，表现出了良好的体育风尚。
上沃尔特青年男子篮球队是首次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8日到达北京的。
今天中午，中国篮球协会为上沃尔特朋友们的来访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指战员举行集会
热烈庆祝阿人民军建军三十三周年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指战员今天举行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建军三十三周年。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夫人，大使馆武官达乌太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出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秉玉，北京卫戍区某部负责人张良友、陈先达等。
陈先达在会上首先讲话。
他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欧洲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反帝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继续发扬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及在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陈先达说，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在长期的反对帝修反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我们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互相学习，并决心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种友谊做出贡献。
达乌太武官在大会上讲话。
他回顾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直接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
他说，三十多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经受了锻炼，已成为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
现在，在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教导下，我军大大地提高了革命觉悟，干部和战士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说，当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军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正以坚定的步伐前进，并能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任何突然袭击和侵略。
达乌太武官说，阿中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这种友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大会充满着中阿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会后，阿尔巴尼亚战友观看了战士业余宣传队演出的文艺节目和指战员们的军事项目表演，参观了部队家属缝纫厂和制药厂。

中国男子篮球队离京前往阿富汗
以禹文淮为领队、衣丰为副领队的中国男子篮球队，09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

乃登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庆祝蒙古人民革命五十五周年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蒙古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乃登和夫人今天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蒙古人民革命五十五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乔冠华外长会见并宴请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夫人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下午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和夫人及其部分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谈话。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盖茨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有关方面负责人唐闻生、马家骏。
晚上，乔冠华外长设便宴招待斯科特夫妇及其随行人员。
盖茨主任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周培源副会长，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冶秋、张文裕等。
乔冠华外长和斯科特参议员在宴会上先后祝酒。
斯科特夫妇是应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于07月10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他们在抵达时受到周培源、唐闻生等的迎接。
盖茨主任和夫人也到机场迎接。

参加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辽宁省友好代表团前往朝鲜平安北道
朝鲜平安北道友好代表团到达沈阳
新华社沈阳1976年07月12日电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安北道行政委员会的邀请，以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亦民为团长，中朝友好协会辽宁省分会负责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负责人宗明兰为副团长的辽宁省友好代表团，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丹东，前往朝鲜平安北道参加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离开丹东时，中共丹东市委副书记、丹东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鹤，丹东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宋惠珍，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数百名群众，在鸭绿江桥桥头欢送。
10日，代表团离开沈阳时，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魏秉奎，以及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沈阳市委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其他负责人尹灿贞、胡顺纯等到车站送行。
新华社沈阳1976年07月12日电
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安北道行政委员会副委员长姜东彦为团长、朝鲜劳动党新义州市书记金春吉为副团长的朝鲜平安北道友好代表团，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邀请，前来参加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沈阳。
晚上，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朝鲜战友。
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辽宁省军区，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张树德、尹灿贞、孙玉国、傅奎清、杨大易、吴玉德、李治文、郑翔九等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李伯秋副主任和姜东彦团长先后祝酒。
他们一致指出，中朝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他们热烈祝贺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加强。
朝鲜战友到达沈阳时，尹灿贞等前往车站迎接。

吴桂贤副总理会见《巴西日报》编辑巴伊亚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今天晚上会见《巴西日报》编辑儒亚雷斯·巴伊亚，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周培源会见美籍教授范章云夫妇
全国科协副主席周培源09日晚会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范章云夫妇，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张珠三、钱骥、章公亮等在座。
范章云夫妇是07月05日抵京的，在京期间进行了学术活动和参观访问，将于近日分别去南京、西安、延安、成都和广州探亲访问，然后回美国。

国防部宴请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
伍修权副总参谋长和纳季大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科斯塔·纳季大将率领的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大使馆参赞彼特洛维奇、武官米洛叶维奇上校等，应邀出席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森，有关方面负责人柴成文、吕村夫、张秉玉、靳玉峰、于洪亮。
伍修权副总参谋长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赞扬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以及反对外来控制、颠覆、干涉和威胁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他说，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
今天，反帝、反霸、反殖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加强中、南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友好关系已在各方面包括两国军队交往方面，得到了积极的发展。
他表示深信，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必将为进一步增进中南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纳季大将在祝酒时赞扬中国人民和军队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过去的相同的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斗争和反对国际关系中的一切形式的控制的斗争，把南、中两国的战士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南、中两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方面正在不断顺利发展。
他表示相信，代表团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将为进一步发展南、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作出贡献。
代表团是应国防部邀请于11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庆祝蒙古人民革命五十五周年
对外友协和中蒙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五十五周年，对外友协和中蒙友协今天举行电影招待会。
蒙古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乃登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有关方面负责人于龙江、何章明、李树坚等，出席了招待会。
电影招待会上放映了中国彩色纪录影片《云南野生动物考察散记》、《阳光普照拉萨》。

廖承志、王耀庭分别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今天分别会见了以知事仲谷义明为团长，以三宅重光、石井健一郎、铃木俊雄和冈谷康治为副团长的日本爱知县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于07月11日到京的。
12日晚，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宴请了全团。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北海道总局友好访华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西田信一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北海道总局友好访华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09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永亭等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是应我贸促会的邀请，于06月30日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在武汉首次演出
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新华社武汉1976年07月12日电
在中朝两国人民热烈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今天晚上在武汉首次演出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宁夫，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克文，武汉部队和省、市其他负责同志李化民、张玉华、郑志士、谢镗忠、王步青、谢滋群等，观看了演出，并会见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金应道等协奏团的领导同志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观看今天晚上演出的还有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和登高英雄杨连第生前所在连队的战友。
演出开始前，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副政委张玉华和金应道团长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愿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他们讲话以后，双方互赠锦旗。
这时，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
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成功地塑造了朝鲜人民军女战士康娟玉的英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朝鲜人民军和人民对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对朝鲜劳动党的无限忠诚。
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杨得志、王平、韩宁夫、王克文等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热情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是07月10日上午乘专车从南京到达武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以及部队文艺工作者，到车站迎接朝鲜战友。

李强部长举行宴会欢迎尼日尔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外贸部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尼日尔共和国工商经济部长阿勒菲贾·阿卜杜勒·拉赫曼率领的尼日尔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
尼日尔驻中国大使阿尔祖马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外贸部副部长陈洁，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张耿和、程飞，以及中国驻尼日尔大使谢克西，出席了宴会。
宴会充满了友好的气氛。
李强部长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中国、尼日尔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3世界。
自从1974年两国建交以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
我们相信，阿勒菲贾部长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贸易关系的新发展。
阿勒菲贾部长在祝酒时赞扬了尼中两国友好关系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他说，我们两国人民将为进一步加强第3世界国家的团结作出贡献。
这种团结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上午，李强部长、陈慕华副部长、陈洁副部长同阿勒菲贾部长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1976年07月11日讯
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由尼日尔共和国工商经济部长阿勒菲贾·阿卜杜勒·拉赫曼率领的尼日尔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今天抵达北京。
外贸部部长李强、局长张耿和，外经部局长程飞等，到机场迎接。
尼日尔驻中国大使阿尔祖马也到机场迎接。

伊斯梅尔主席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07月08日发来电报，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电报说：
“我们沉痛地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我以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对你们这一悲痛事件表示哀悼，我们分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悲痛。”

利昂纳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宋庆龄
副委员长阁下：
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朱德委员长阁下、新中国最有威望的缔造者之一的逝世，我深为悲痛。
在中国极为悲哀的时刻，我谨以意大利人民和个人的名义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乔瓦尼·利昂纳
1976年07月08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哀悼。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
1976年07月08日于布达佩斯

卡马拉代总统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冈比亚代总统哈桑·穆萨·卡马拉07月08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卡马拉代总统在电报中说，我们深为惋惜地获悉中国伟大的军事英雄朱德逝世。
在中国人民蒙受这一巨大损失的时候，冈比亚政府和人民同我一起对这位革命战士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的唁函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书记夏尔·德尔纳代表卢共同盟政治局于07月07日致函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朱德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唁函说，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我们感到深切悲痛。
朱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和最后胜利而斗争的不倦的战士。
朱德同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对他们忠心耿耿，与他们同甘共苦。
他艰苦奋斗，生活简朴。
他始终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无私无畏的斗争。
他坚信，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救中国。
唁函说，朱德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一个巨大损失。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将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唁函最后说，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向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将在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以朱德同志的无产阶级高贵品质作为自己的榜样。

吴盛温总理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沉痛地获悉朱德元帅阁下突然逝世。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同我一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逝世者的家属表示衷心的哀悼。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盛温
1976年07月08日

基希施莱格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逝世的时候，请接受奥地利人民和我本人沉痛的哀悼。
奥地利共和国总统　鲁道夫·基希施莱格
1976年07月08日于维也纳

巴里奥斯议长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委内瑞拉议会议长巴里奥斯07月08日发来唁电，代表委内瑞拉议会和委内瑞拉人民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电报说：
“朱德元帅以其政治和军事上的光辉业绩在你们伟大国家的现代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为促进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作出了贡献。”

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福斯科·迪努齐代表意共（马列）中央委员会于07月06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朱德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唁电说，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唁电说，朱德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
他把一生献给了党、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
他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是举世闻名的长征的主要人物，领导了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战役。
朱德同志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右的和“左”的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他始终不渝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
唁电最后说，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继续不断革命的榜样。
朱德同志的一生也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力量加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榜样。

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总书记卡洛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总书记文琴佐·卡洛07月07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朱德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唁电说，我们沉痛地获悉朱德同志逝世的噩耗，谨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朱德同志把他漫长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共产主义战士和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光辉典范。
朱德同志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革命战争中，从井冈山到历史性的长征事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加强所有国际力量的团结，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斗争，到反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右倾翻案风的伟大群众运动，在他所担负的一切职务中，始终为全世界一切革命者树立了共产主义领导人光辉的榜样。
唁电最后说，朱德同志一生的榜样将在全世界人民和革命者的记忆中永世长存。

拉米扎纳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逝世，上沃尔特人民和政府深感悲痛。
我谨代表上沃尔特人民和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深切、最沉痛的哀悼。
请向中国人民、中国党和政府转达我深切、诚挚的慰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上沃尔特共和国总统
哈吉·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中将
1976年07月08日于瓦加杜古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
长姚连蔚阁下：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逝世的时候，我谨代表上沃尔特人民和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诚挚的哀悼。
请向杰出逝世者的家属转达我深切的慰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上沃尔特共和国总统
哈吉·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中将
1976年07月08日于瓦加杜古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团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们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议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这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功勋的著名领导人——的逝世，表示诚挚的悼念。
请向逝世者的亲属转达我们诚挚的慰问。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议会主席团
1976年07月08日于布拉格

格内吉主席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阁下：
瑞士联邦委员会沉痛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朱德先生阁下逝世。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受的这一巨大损失，我谨代表瑞士联邦委员会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
瑞士联邦主席　鲁道夫·格内吉
1976年07月08日于伯尔尼

格里戈罗夫议长的唁电中国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请允许我代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的逝世，向你们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朱德同志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儿子、光荣的战士和政治家，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劳动人民的自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议长
基罗·格里戈罗夫
1976年07月08日于贝尔格莱德

艾哈迈德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印度政府和人民同我一起，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请向逝世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转达我们的慰问。
印度共和国总统　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

莫卡德姆议长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2日讯
突尼斯国民议会议长莫卡德姆07月08日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最深切的诚挚的哀悼。
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逝世的时候，我谨向你们，向人大常委会和伟大逝世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诚挚的哀悼。
顺致崇高的敬意。
国民议会议长　萨多克·莫卡德姆博士
1976年07月08日于巴尔多

莫罗总理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国锋总理阁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朱德委员长阁下的逝世使我深为悲痛。
在这极为悲痛的时刻，总理先生，请接受我以意大利政府和个人名义所表示的深切哀悼。
意大利共和国总理　阿尔多·莫罗
1976年07月08日

费尔南德斯总理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对中国革命的伟大人物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的逝世，谨向阁下表示深切的哀悼。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秘鲁总理兼陆军部长
豪尔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陆军中将
1976年07月08日于利马

一些国际机构官员和各界人士到我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吊唁
新华社日内瓦1976年07月10日电
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和国际机构的官员、各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以及瑞士官员、友好人士约二百多人07月09日前往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设代表处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有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的代表以及日内瓦的联合国各特别机构和国际组织的领导成员和代表。
前往吊唁的还有朝鲜、越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观察员办事处的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以及各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领事等。
前往吊唁的还有日内瓦州政府副主席亨利·施米特和其他官员以及日内瓦州议会的代表。
前往吊唁的还有友好团体的领导成员和各界友好人士。
前往吊唁的还有中国人民的朋友、已故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斯诺和女儿西安·斯诺。
旅居日内瓦的华侨也前往吊唁。

几内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科纳克里1976年07月10日电
几内亚一些政府部长07月10日前往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代表几内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几内亚政府，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他们是：
几内亚经济和财政方面部长伊斯梅尔·杜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函授部长卡马拉·西赫，国防部长阿拉费克斯·库鲁马，国内贸易部长桑克亚纳·卡马拉和科纳克里地方发展部长登布亚·马马杜·贝拉。
几内亚各界友好人士以及一些国家驻几内亚的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加蓬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1日讯
利伯维尔消息：
加蓬国民议会秘书长埃约托·埃德桑07月09日代表加蓬国民议会议长前往中国驻加蓬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一些国家驻加蓬的外交使节和一些国际组织驻加蓬的代表也到使馆吊唁。

印度副总统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7月11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副总统贾蒂07月09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同一天，印度外交部秘书梅达、印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马利克、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秘书长丹尼尔·拉蒂菲以及一些国家驻印度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7月10日电
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和一些政府部长07月10日前往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坦桑尼亚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各国驻坦桑尼亚的外交使节、一些解放运动的代表和华侨也前往吊唁。
同一天，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成员、负责港口和航运的主席、非洲—设拉子党执行秘书阿里·姆齐代表坦桑尼亚第1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布德·琼布前往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桑给巴尔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各界人士和华侨等。

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976年07月10日电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主席特费里·本蒂07月10日前往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成员沃尔德·哈纳以及外交部长沃达乔、卫生部长翁德等。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特基·姆布穆瓦、各国驻埃塞俄比亚的外交使节、一些驻埃塞俄比亚的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华侨等也前往吊唁。

巴基斯坦总统和总理分别到我使馆和总领事馆吊唁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6年07月11日电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法兹尔·伊拉希·乔德里，07月07日下午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07月10日，正在卡拉奇的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前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哀悼。
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汗·哈比布拉·汗、副主席塔希尔·穆罕默德·汗和国民议会议长萨希布扎达·法鲁克·阿里等，07月09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吊唁。
07月09日和10日，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巴基斯坦的其他高级军政官员、知名人士以及一些国家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

我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到达加拿大
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重申只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才有权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代表中国
新华社蒙特利尔1976年07月09日电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赵正洪等07月09日到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他们将分别出席亚运会联合会执委会和理事会以及其他一些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举行的会议。
赵正洪到达时，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重申只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才有权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代表中国。
他对能有机会来到蒙特利尔访问表示高兴。
他说，中加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自从1970年中加建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来往不断增加，两国体育界之间也进行了友好交往。
他转达了中国人民和运动员对加拿大人民和运动员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赵正洪接着说：
“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即将在蒙特利尔举行会议。
我作为亚运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委员前来参加这次会议，就亚运会联合会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希望会议在平等协商的精神指导下，将取得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单项体育协会的代表将参加一些中国是其成员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在这里举行的会议。
我们将和这些单项国际体育组织的朋友们共同努力，为会议的成功做出自己的贡献。”
赵正洪指出：
“由于国际体育组织中极少数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蒋帮的所谓体育组织至今还非法窃踞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这是极其荒谬的。
蒋帮早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领导全中国领土（包括台湾省）上的体育运动的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
只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才有权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代表中国。
现在要求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蒋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赵正洪最后说：
“我们相信，在一切主持正义的朋友的支持下，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蒋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赵正洪等到达时，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以及加拿大政府官员前往机场迎接。

日本许多著名人士在各地群众集会上强调
坚决收回北方领土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必须早日缔结把反霸条款写进正文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12日电
日本一些地方最近纷纷举行集会，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指出反霸是日本人民当前的重要课题，并且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大阪府总部07月07日举行集会，关西地区各界人士大约五百人参加了集会。
亚非团结日本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和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坂本说：
“苏联已堕落成为修正主义，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
他说：
“新沙皇不断地扩军备战，特别是扩充海军。
最近变本加厉地频繁地派遣军舰在日本列岛周围进行军事活动，直接威胁日本的安全。”
坂本在揭露苏联在它霸占的日本北方领土上修建军事基地等事实后强调说：
“我们必须认识到，收复北方领土越来越成为日本民族的重要课题。
这一运动就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运动。”
坂本指出，“早日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将保证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且关系到日本今后的进程，它将保证第2世界的日本同中国以及其它第3世界国家的团结。”
西园寺公一在讲话中指出：
苏联正在亚洲极力兜售“亚安体系”，日本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他说：
“日中联合声明规定的反霸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日本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同时为了保证日本不再走过去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也应当首先反对霸权主义。”
和歌山县于07月06日举行集会，日本著名评论家松冈洋子在会上讲话。
她强调指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我们必须从第2次世界大战前的慕尼黑中吸取必要的历史教训，警惕新的慕尼黑。”
她强调说：
“苏美争霸的结果，必然发生新的战争。
第3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必须有所警惕。”
冈山县仓敷市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支部，07月08日举行群众集会，日本新闻界人士秋冈家荣在会上讲话。
他说：
“苏联鼓吹的‘缓和’，‘和平的时代’，是自欺欺人的，它实际上正在加紧扩军备战。”
他指出，“美苏为了争霸世界，也在加紧争夺日本，特别是苏联加强了对日本的军事威胁。
这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关系到日本的民族独立。
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东京、兵库、福冈、下关、札幌等地的日中友好组织也举行群众集会，当地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分别在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们一致要求及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把日中友好运动大力推向前进。
大阪、和歌山、仓敷、兵库、下关等地举行的集会还分别通过决议，谴责苏联霸权主义，要求日本政府履行日中联合声明，早日缔结一个把反霸条款写进正文里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比利时《光明和被剥削者》刊物发表文章
揭露苏联加紧扩军准备发动侵欧战争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6年07月09日电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光明和被剥削者》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竭力准备侵略欧洲的战争。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尽管“不停地谈论和平，但是实际上，它却在积极准备战争，它是世界最大的战争策源地”，
“这是由苏联国家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它“想对世界进行对它更有利的新的分割”。
文章说，“苏联正在加紧准备反对西欧的战争，今年头六个月，苏联领导人已组织了两次特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从1969年到1974年，苏联进行了九十多次至少每次有一个集团军参加的军事演习”。
文章强调说，苏联的这些军事演习“是战役性的进攻演习，重点放在突然袭击和向纵深发展攻势”。
文章说，苏联在北欧也加紧军事活动，“数年来，平均每年在北欧水域要进行两次作战演习”。
文章指出，苏联北方舰队的活动已经从巴伦支海不断向大西洋深入，而苏联潜艇和“渔船”的活动范围则到达了北海、英国沿海甚至法国和葡萄牙的海岸。
苏联海军演习的战略目的是想封锁波罗的海，并且切断欧洲同美国的海上通道。
文章最后说，“所有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充分证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远不是导致缓和、而是导致不安全，而且争夺本身就孕育着第3次世界大战？”

秘鲁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利马1976年07月10日电
秘鲁一些政府官员和友好人士07月09日到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有秘鲁最高法院院长里卡多·努亨特·洛佩斯、利马市市长和外交部负责礼宾的官员，以及秘鲁—中国文化协会主席曼努埃尔·赫苏斯·奥尔韦戈索、前总理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等。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各国驻秘鲁的外交使节和华侨代表。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在会上表示哀悼
新华社联合国1976年07月10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和一些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07月09日晚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上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会议开始时，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意大利代表皮埃罗·芬奇代表安理会成员国发言表示哀悼。
他说，朱德委员长“是同中国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他把他的整个一生献给了他的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发言中说，朱德委员长“作为一个献身的和卓越的领导人，不仅将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而且将在全世界为人们长久怀念”。
肯尼亚外交部长、毛里塔尼亚、法国、卡塔尔、喀麦隆、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会上对各国代表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衷心的感谢。

莫桑比克总统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马普托1976年07月10日电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副主席、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桑托斯07月10日上午到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萨莫拉总统在灵堂前献了花圈。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莫桑比克外交部长希萨诺、国防部长希彭达、总统府国务部长蒙特罗等。
各国驻莫桑比克的外交使节、正在这里访问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治事务国务部长马里·阿尔卡蒂里以及华侨代表今天也前往吊唁。

面临歉收的局面，又开始“粮食大劫夺”
苏联三天内向美订购二百万吨谷物
新华社1976年07月10日讯
华盛顿消息：
最近三天之内，苏联连续向美国购买总数共达二百万吨的谷物。
据美国农业部宣布的材料，07月07日，苏联向美国订购了三十万吨小麦和三十万吨玉米；
07月08日，苏联再订购了七十万吨小麦和三十万吨玉米；
07月09日，又订购了二十万吨小麦和二十万吨玉米。
在这三天内订购的一百二十万吨小麦和八十万吨玉米将在今年10月01日以后交货。
据报道，在过去一个星期中苏联向美国订购的谷物和大豆的价值共达六亿五千万美元以上。
据美国农业部的材料，迄今为止，苏联向美国订购的在10月01日以后交货的谷物总数已达四百二十万吨。
其中二百二十万吨是在今年06月底以前订购的。
美国报刊说，同“粮食大劫夺”的1972年和去年一样，苏联面临粮食歉收的局面，已开始大量购买粮食了。
美国通讯社也认为：
苏联的购买“已使最近的粮食价格上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