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总理致电曼查姆总统热烈祝贺塞舌尔宣告独立
我国政府决定承认塞舌尔共和国
新华社1976年06月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06月27日打电报给塞舌尔共和国总统詹姆斯·理·曼查姆，热烈祝贺塞舌尔共和国宣告独立。
电报全文如下：
塞舌尔群岛维多利亚塞舌尔共和国总统詹姆斯·理·曼
查姆阁下：
在塞舌尔共和国宣告独立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借此机会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承认塞舌尔共和国。
我希望，塞舌尔共和国的宣告独立，将为中、塞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祝塞舌尔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建设自己国家的前进道路上取得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976年06月27日
于北京

河南省修武县委第1书记李祥（右五）和高村青年队下乡知识青年一起，在丰收场上用铁的事实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
　新华社记者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丰硕战果
山东六千万亩小麦大丰收
据新华社济南1976年06月27日电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山东省迎来了今年小麦的大丰收：
全省六千万亩小麦的亩产量和总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增长一点七成和二成以上，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一点二倍和一点三倍。
广大干部群众喜气洋洋地说：
今年的小麦大丰收，是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辉煌成就，是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丰硕战果！
今年山东省小麦丰收的突出特点是：
无论是平原地区还是山丘地区，无论是高产地区还是低产地区，普遍好于历史上任何一年，开创了大幅度增产、大面积高产的新局面；
涌现了一批平均亩产一季上《纲要》的县、市，过“长江”的公社，超千斤的大队。
据不完全统计，黄县、长岛两县的平均亩产量提高到六百斤左右，潍坊、烟台、济宁三市提高到七百斤以上；
全省平均亩产过“长江”的公社由去年的三个增加到十多个，莱阳县城厢公社猛增到千斤以上；
全省平均亩产破千斤的大队（包括农场、农校）由去年的四十个增加到二百来个。
以上这些事实，深刻地批判了邓小平破坏学大寨运动的反动罪行，有力地反击了邓小平“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
小麦生产在山东粮食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总产量为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小麦是一种增产潜力甚大的高产稳产作物，发展小麦生产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
因此，各级党组织都对小麦生产抓得很紧，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层层成立了小麦生产领导班子，建立了小麦丰产指挥方（田），设立了麦田管理专业队伍。
去年秋天，全省组织起十二万多名干部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由省、地委负责人带领，深入到二十一个县（市）帮助基层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出两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八个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分赴到菏泽、聊城、惠民、德州四个地区八个县，帮助改变后进面貌，取得了初步成效。
此外，省委还帮助总结了黄县、滕县两个小麦高产县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
在夺取今年小麦丰收的战斗中，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学习摆在首位，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提高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活跃在全省农村阵地上的理论骨干队伍，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他们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大量事实，批判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联系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批判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的罪行，提高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自觉性；
联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批判邓小平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行，提高了学大寨学根本的自觉性；
联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的生动事例，批判邓小平扼杀新生力量的罪行，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
联系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两面派罪行，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山东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
昔日寸草不生的荒山头，变成了旱涝保收的大寨田；
多灾低产的盐碱窝，变成了高产稳产的米粮川；
滨湖涝洼的蛤蟆塘，变成了引人注目的粮食囤；
支离破碎的小块地，变成了大片大片的丰产方。
这“旧貌变新颜”的生动事实，标志着山东省农田基本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山东省各级党组织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切实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
各行各业都千方百计地为夺取小麦丰收做出了贡献。

批邓斗争有力推动昔阳学大寨运动
新华社太原1976年06月27日电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昔阳县二十万人民愤怒声讨邓小平翻案复辟的反动罪行，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邓小平歪曲大寨根本经验、妄图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向斜路的阴谋。
在这场伟大斗争的推动下，全县革命形势大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半年来，昔阳县委在领导全县人民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促农业学大寨运动方面，着重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在批邓、反击右倾
翻案风的斗争中，注意解决
批邓同学大寨的关系，使形
势越来越好。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始的时候，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某些糊涂认识。
有的人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全党的事，咱抓不抓，还缺咱这一个社、一个队？
学大寨要搞不好，上下都不好交帐。
在昔阳，这种人很少，但是有。
有些人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学大寨运动对立起来，认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此，不应该再抓学大寨运动了，怕抓学大寨运动犯错误。
还有人认为，只要抓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学大寨运动自然就上去了。
县委发现这些问题后，就及时召开县委常委会、公社书记会、县直单位负责人会和各系统会，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进一步提高了各级干部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重大意义的认识，统一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关系的认识，使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明确了几个问题：
第1，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政治大搏斗，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因此，批判邓小平，一要剥掉画皮，二要戳穿阴谋，三要列清罪状，四要揭露手法，五要挖出本质，六要批深批透，使人们从这些反面教材中受到更深刻的教育。
第2，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不矛盾，而且这一斗争必将促进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
大寨的道路是农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大寨的经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经验。
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活生生的一次基本路线教育，从而加深对大寨根本经验的认识，加快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步伐。
第3，在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各级党委要继续加强对学大寨运动的领导，不断加深三个重新认识，即重新认识大寨的根本经验，重新认识昔阳学大寨的历史，重新认识自己的成长历史，密切联系实际，把经常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和常年整党整风，结合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来。
二、在批邓、反击右倾
翻案风的斗争中，注意总结
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历史经
验。
批邓越批越有劲，促进
学大寨越学越扎实。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始后，昔阳县委越来越认识到，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把过去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经验教训总结起来，能够推动当前这场大批判更加深入。
因此，过去五个月中，全县人民用两个总结，引导深入批邓，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1，总结大寨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斗争历史。
早在土地改革以后，大寨党支部就同刘少奇的发展富农经济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复辟倒退的“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寨又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战胜了困难，巩固了社会主义在大寨的阵地。
1964年，刘少奇炮制了一个反革命的“桃园经验”，妄图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大寨党支部寸步不让，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对着干，终于顶住了修正主义的反扑，巩固了大寨的社会主义阵地。
1972年，有人大刮所谓批极“左”的黑风，公然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鼓吹复辟倒退，大寨又迎着逆风上，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有力地回击了那股复辟倒退的黑风，捍卫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
去年，邓小平跳出来大刮右倾翻案风，大寨又是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邓小平不许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寨就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总结了二十年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大讲特讲；
邓小平不许评论《水浒》，大寨就大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邓小平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寨就大反旧势力回潮，加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邓小平不准批唯生产力论，大寨就狠批唯生产力论。
大寨近三十年的成长史，就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史，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历史。
第2，总结县委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
昔阳学大寨，文化大革命前学不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不抓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不同修正主义对着干，还要跟上修正主义跑。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批判了旧县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使大家明白了，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搞下去，大寨经验能不能学成，就看县委是不是承认党内有修正主义，有走资派，敢不敢和他们对着干。
明确了这一点，眼光就尖锐起来了，斗争的勇气就大起来了。
去年，正当全县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对集体经济内的资本主义、领导班子内的修正主义展开大批判的时候，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一时，奇谈怪论满天飞，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啦，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啦，一道又一道的禁令，一个又一个的紧箍咒往人们头上扣。
昔阳县委遵照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认识一切，指导一切，坚决同修正主义斗，坚决同修正主义对着干，一连开了四个会，批资本主义，揭开了少数号称先进队的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也揭开了县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认真推广了大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
当邓小平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时候，县委召开了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的骨干会议，明确地提出：
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绝不是一个和和平平发展生产的过程，而是马列主义进一步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一步战胜资本主义的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必须丢掉和和平平学大寨，安安静静闹生产的幻想，准备同一切反对继续革命的敌对阶级和势力作斗争。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总结，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同走资派对着干，同修正主义对着干，就要象大寨的同志那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会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和认识现实的阶级斗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识走资派。
发扬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坚持革命不停步，坚持斗争不松劲，坚持前进不倒退。
从而，全县人民更自觉地学习推广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劳动管理经验，更自觉地学习大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更自觉地学习大寨大队在分配中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更自觉地学习大寨大队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的经验，更自觉地学习大寨大队在发展集体经济条件下逐步扩大集体公共福利事业的经验。
这样，就使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的干劲更足。
由于县委紧紧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把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运动迅速地推向了高潮。
三、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注
意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更好地发展社会
主义生产。
过去，在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两方面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由于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影响较深，再加上有些同志认识上有问题，总是发生重视生产、不重视革命的倾向，他们以为，只要生产搞好了，粮食打多了，路线就正确了。
多少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修正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鼓吹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在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身上很容易起作用。
问题之二是，有些同志，看起来很重视革命，实际上却不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抓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不抓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也不抓反映在生产斗争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结果嘴上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革命没抓好，生产也没有促上去。
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法，说到底，是对毛主席指示不理解，也没有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学到手，不知道大寨的山河面貌变，土地整修的好，产量年年高，是怎么得来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后，县委发动群众联系这些思想倾向，深批唯生产力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唯生产力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从来不是一回事，批唯生产力论，也绝不是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批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在各项工作中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
只有批臭唯生产力论，才能把社会主义生产搞上去。
半年来，由于县委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学了大寨的根本经验，把广大群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干劲，引导到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上，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在今春多灾低温的情况下，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立足抗灾夺丰收，取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农业学大寨

热烈祝贺塞舌尔独立
朝气蓬勃的非洲喜讯频传，继去年莫桑比克等五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之后，今天非洲东部的塞舌尔又正式宣告独立，并成立塞舌尔共和国。
中国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对塞舌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位于印度洋西部的塞舌尔群岛，从十六世纪起就先后沦为葡萄牙、英国等国的殖民地。
塞舌尔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第2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和鼓舞下，塞舌尔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
特别是近一年来，塞舌尔人民在争取完全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角逐的地方。
近几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不断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严重地威胁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不仅如此，它还竭力破坏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国家的团结，加紧对南部非洲的侵略扩张。
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洋地区和南部非洲的激烈争夺，已经引起广大亚非国家的警惕。
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和侵略、要求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斗争正在不断发展。
日益觉醒的广大亚非人民，一定能挫败超级大国的阴谋诡计，取得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新胜利。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同塞舌尔同属第3世界。
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和同情。
我们相信，塞舌尔宣告独立，将会为中、塞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开辟新的前景。
我们衷心祝愿塞舌尔人民今后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建设自己国家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上钢五厂二车间理论小组成员、共产党员林耀华（右二），近几年来学习了四十多本马列著作，多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在去年夏天就感到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不符合，带领理论小组成员一起坚决抵制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新华社稿

工人当家做主人　矿山旧貌变新颜
——湖南杨梅山煤矿工人理论组专题批邓侧记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为全省“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杨梅山煤矿，在矿党委领导下，最近召开了一次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工人理论骨干参加的专题批邓会。
大家联系本矿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践，集中火力痛斥邓小平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散布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反动谬论。
矿机修厂工人理论小组在专题批判中说：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否定工人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反对把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邓小平大肆鼓吹“台阶论”，诬蔑“老中青”三结合中的年轻工农干部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反对把工人中优秀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杨梅山煤矿“工人当家做主人，矿山旧貌变新颜”的生动事实，就是对邓小平反动谬论的有力回击。
今天的杨梅山矿，有一大批经过文化大革命风浪锻炼的优秀工人和基层工人干部，被选拔到各级“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里担任了领导职务。
这批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新生力量同革命领导干部一起组成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工人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参加企业管理，使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关系不断改善，充分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全矿从1970年以来，年年提前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去年原煤产量已超过矿井设计能力一倍，使杨梅山一矿变两矿。
今年一至04月份又创造了十七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杨梅山矿供销科工人理论组在这次专题批邓会上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努力办好社会主义企业》为题，批判了邓小平鼓吹对工人实行“管、卡、压”，胡说要管得“严一些”等反动谬论。
他们说，对工人群众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依靠还是不依靠，是“管工人”还是“工人管”，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让工人群众直接参加日常的企业管理工作，把专业管理同群众管理结合起来，变少数人管为多数人管。
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矿在按照精兵简政原则设置专业管理机构的同时，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群众管理体制。
全矿组织了以班组“五大员”为主体的四百一十六人的工人管理队伍。
实践证明，只有工人参加管理，才能彻底破除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来。
就在这次专题批判会上，杨梅山矿许多工人理论小组，热情歌颂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矿“工人当家做主人，矿山旧貌变新颜”的崭新景象，有力地批驳了邓小平胡说什么“企业问题不少”、“积重难返”等反动谬论。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上钢二厂党委中心学习小组
邓小平精心策划和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是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是在工交战线大举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一面破旗。
办社会主义企业，究竟依靠谁？
这是关系到企业的性质、方向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条例》为了装潢门面，不但写上了“依靠工人阶级”这句话，而且在修改稿中把“依靠工人阶级”专门列为一条，似乎颇有几分“依靠”之意。
但是细细一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根根棍棒、一剂剂毒药。
“依　靠”　是　假，　压　迫　是　真
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手里，必须由广大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
但是在《条例》中，工人群众自觉当主人的精神被诬蔑为“漂亮的词句”，工人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被斥之为“吓人的帽子”，工人群众掌握企业的领导权被说成是“权让给人家”。
于是，《条例》大讲什么要“敢字当头”地“批”、“斗”、“顶”，即对工人搞“管、卡、压”。
《条例》还规定，工人必须严守他们的清规戒律，违者予以“制裁”，“决不姑息纵容”。
请问：
这叫依靠工人阶级吗？
工人阶级不仅是工厂的主人，也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我们不仅要依靠工人阶级来管工厂，还要依靠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但是在《条例》中，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各种活动，被说成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差使”，使工人“脱离生产第1线”，必须“一律解散”，让工人“一律回到生产岗位”。
工人群众如果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就是“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先要加以“考查”，然后加以“批判”。
够了，照此办理，工人只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出卖劳动力的奴仆罢了。
这就是邓小平的所谓“依靠”！
其实，邓小平精心策划和炮制的这个《条例》，“依靠”工人阶级是假，而依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依靠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倒是千真万确的。
《条例》直言不讳地说：
领导班子要依靠“有经验的干部”，生产方面要依靠“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
联系到邓小平在其他场合说的，党的干部“在技术上、业务上不行，就让给人家干”，右派“也可以起主导作用”等等，这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就是想依靠党内外资产阶级来“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步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我厂广大工人和干部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全厂出现了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1975年与1965年相比，产品从六十六个品种、六百四十一个规格，发展到二百○四个品种、一千五百四十七个规格，还试制成功了三百多项新产品，国家需要的型材产量增加了近十倍，十年的上交利润相当于全厂固定资产的二十六倍。
事实雄辩地证明：
只有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工业才能高速度发展！
“依　靠”　是　假，　腐　蚀　是　真
依靠工人阶级，就要相信和发挥工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工人阶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企业的主人，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邓小平竭力否认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总是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工人队伍。
《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授意，打着反对“平均主义”的幌子，诬蔑我们“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分开”，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条例》所谓“平均主义……行不通”，就是邓小平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谬论的翻版。
它强调“必要的差别”，故意把“按劳分配”抬得很高，就是为大搞物质刺激制造借口，说什么不这样，就“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他们眼里，工人群众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简直是为钱卖命的“商品”。
搞物质刺激能调动什么样的积极性呢？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我厂线材车间有一道工序，是易出事故的“老虎口”。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厂领导挖空心思，在厂门口张贴“招贤榜”，说谁能解决这个技术关键，给奖金五百元。
有的人为了得奖，闭门造车，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却滋长了争名逐利的资产阶级思想。
工人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
物质刺激是刺激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强化剂，是瓦解社会主义、分裂工人队伍的腐蚀剂。
文化大革命冲垮了束缚工人手脚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工人阶级掌握了生产和技术大权。
厂里专门成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攻关组。
他们发挥集体智慧，只花了十四天，就攻克了这个项目。
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工人不要一分钱奖金，而把多年悬奖也解决不了的难关攻克了。
这是对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最有力的批判。
通过剖析《条例》，我们进一步看清了邓小平所谓“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的真意：
“依靠”工人阶级是假，而依靠党内外资产阶级是真。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耍了一点花招，在“加快工业发展”的口号下面，加了一块“依靠工人阶级”的遮羞布。
但是，欲盖弥彰，邓小平“加快”复辟资本主义，也就进一步“加快”暴露了他自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翻案派的真面目。

清算邓小平压制地方积极性的罪行
中共山东烟台小钢联委员会
毛主席历来主张“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并制定了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这个方针建立在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基础上，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
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拚命反对这一正确方针，竭力推行“条条专政”、洋奴哲学，压制地方和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
他们贪大崇洋，张口洋设备，闭口洋技术，处心积虑地要把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条腿”变成“一条腿”。
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所谓《条例》中，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重新搬了出来。
他们打着“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使之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反动本质。
我们烟台地区山岭起伏，地下蕴藏着铁矿石。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全区人民大搞群众运动，土法上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炼铁、炼钢、轧钢、炼焦等一整套“小而全”的钢铁联合企业，迅速改变了烟台地区有矿无铁的局面。
但是，刘少奇伙同邓小平大肆攻击群众大办钢铁是什么“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公然否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他们对各地蓬勃发展的小钢铁大杀大砍。
烟台地区也被迫倒退到“有矿不出铁”的地步，一些社队办的农机制造厂、农机修配厂等工业也因缺钢少铁而被迫下马。
为什么这些修正主义大人物如此疯狂地反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反对群众土法上马办工业？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意奉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我们烟台地区人民，对刘少奇、邓小平崇洋迷外造成的恶果，是十分痛恨的。
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既需要有一批大型企业作主干，也需要有中小型的、土法上马的企业作枝叶，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快好省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否则，必然走到少慢差费的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烟台地区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重新办起了小型钢铁工业。
我们依靠群众的力量，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缺乏资金，就千方百计勤俭办企业，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现场条件差，工人们自觉地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
不懂技术，边干边学边提高；
没有设备，就修旧利废。
被人们称为身穿“百家衣”的三个热风炉，就是工人们用一千多块边角钢料，精心焊接而成的。
我们就这样土打土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两年多时间，花了不多的钱，建起了一个包括采矿、选矿、球团、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
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而是象邓小平鼓吹的那样搞大的、洋的，我们烟台地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有自己的钢铁工业？
我们地区的小钢铁生产的迅速发展，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积极性和无穷的智慧。
工人们说得好：
没有机器有志气，凭着志气造机器；
一颗红心向着党，双手开出新天地。
九年来，全地区小钢铁企业自制各种主要设备一百七十六台，实现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三百多项，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如果我们不坚决依靠群众的创造性劳动，而是按邓小平那一套办，等待洋设备、依赖洋技术，我们也不知要到那年那月才能实现机械化？
现在，我们的小钢铁企业已发挥了显著作用，加速了烟台地区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全地区农业机械的加工、修配，由本地区提供的原料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县、社、队办的工业，也在地区小钢铁联合企业支援下，进一步武装起来。
这是对邓小平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坏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有力批判。
我们通过对邓小平崇洋迷外反动思想的批判，更加看清了他高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假，千方百计地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才是真。
在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更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充分依靠群众，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小钢铁企业办得更好。

邓小平的“管理”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北京第1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经济系工农兵学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群众管方向、管路线、管生产的崭新局面。
邓小平却叫嚷企业管理“搞乱了”，“问题不少”，“要整顿”。
他还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要对工人管得“严一点”等等。
这就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靠少数“专家”？
这是关系到如何办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大问题。
承认不承认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大搞群众运动的原则，提出让群众参加管理，依靠群众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通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形式解决工厂中的各项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来，“鞍钢宪法”的这些原则得到了发扬光大，许多企业创造和积累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参加管理的新经验。
北京第1机床厂建立了四百六十五个工人管理组。
工人群众不仅参加班组各项管理，而且选派不脱产的代表参加三结合的各级领导机构；
工人群众不但参加讨论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而且还有效地监督了干部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保证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邓小平一贯同“鞍钢宪法”唱反调，现在又对工人当家作主，参加企业管理，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
那么，他所向往的是什么呢？
他所要的是哪一家的管理呢？
他张口“整顿”，闭口“制度”，两眼盯着“专家”，大棒对准群众，叫嚷“制度宁肯严一点”。
不难看出，他所向往的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他所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
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强调要“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
而这个“指挥系统”又要由那些“精通业务”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来领导。
这就说明，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依靠工人阶级。
事实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我厂原来铣床总装返修率比较高，有个铣床“专家”，照搬书本，用计算机算出了一大套所谓积累误差数据，但不解决问题。
装配车间工人从局部装配开始，对零件进行测量，逐道工序摸索，再到总装综合研究，一直分析了一百多台铣床的装配全过程，终于找到总装积累误差的规律，订出合理的零件公差，保证了质量，效率提高了四倍。
这是对邓小平的有力回击，是对他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有力批判。

公社书记参加劳动
《河南日报》供稿

喜看小学生的一封信
今年03月03日，山东德州市建设街小学先后贴出了两封信。
第1封信这样写：
宋老师：
练习二第六题，我认为答数一百九十六斤是对的，因为地主千方百计地剥削穷人，就是一两粮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给贫下中农！
如果写成一百九十七斤，我想有些理论不联系实际了吧？
如有写错的地方，请老师原谅、指正。
五年级八班　杨乃虎
第2封信这样写：
杨乃虎同学：
你写给宋老师的信很好！
你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处理了这道题的答案，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我们看了很受教育和启发。
原来，我们认为那道题答数应是一百九十七斤，这是只看到四舍五入的计算方法，没有注意到在运用四舍五入这一计算方法时联系阶级斗争实际。
这反映出我们在教学上阶级观念淡薄。
因此，我们特此纠正，这道题的答数应是一百九十六斤。
你的来信，显示出五年级小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对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有力回击。
祝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五年级全体算术教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小学算术第10册第6页第六题是：
“解放前，老贫农吴大伯租种地主四点五亩地，一年辛辛苦苦地劳动，平均每亩收二百五十斤粮食，却被地主剥削去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吴大伯只剩下多少斤粮食？
（得数保留整数）。”
这道题得数约等于一百九十六点八斤，按得数保留整数的要求，根据四舍五入的处理方法，得数应为一百九十七斤。
杨乃虎同学对这些知识是完全了解的，但他为什么把得数写为一百九十六斤呢？
他想到万恶的地主千方百计地剥削穷人，就是一两粮食也不能无缘无故地给贫下中农。
得数如果写成一百九十七斤，就脱离了阶级斗争实际。
所以他的得数写成一百九十六斤。
老师在判作业时改成一百九十七斤。
杨乃虎同学想：
这不是一般错与对的问题，一百九十七斤和一百九十六斤虽然是一数之差，却关系到是否在算术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大问题。
为了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他就给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明得数如为一百九十七斤是理论不联系实际的。
这封信立即得到算术教研组全体教师和五年级班主任的积极支持。
就这样，杨乃虎同学给宋老师的信，五年级全体算术教师给杨乃虎同学的信，都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
杨乃虎同学的这封信说明了什么？
学校党支部和工宣队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发动全校广大师生展开讨论。
大家一致认识到：
这封信是振奋人心的，它清楚地显示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小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了，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他所学习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实际应用得很好。
这件事也清楚地表明，学校必须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必须坚持政治统帅业务的方针，必须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妄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广大革命师生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本报通讯员

我们的两只手解放了
北京市东风市场民族饭庄老工人　王增福
北京民族饭庄的涮羊肉中外闻名。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羊肉片是怎么切的，更不知道我们厨工这两只手上的甘苦。
说起来，我们这两只手的解放，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曲颂歌呢！
吃过黄连更知蜜甜。
我这两只因为切肉片而弄成严重残疾的手，记录着我们对资本家的深仇，也记录着我们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恨。
我今年六十岁，十二岁就进了资本家开的“东来顺”饭馆学徒，十五岁学会切羊肉，一直切了四十多年。
涮羊肉的肉片要切得很薄，得先把肉冻硬了才能切。
我们长年累月，左手按在冰冷的冻肉上，右手拿着二斤多重的刀，象拉锯一样“锯切”。
数九寒天，正是涮羊肉旺季。
资本家为了招徕顾客，在店门口临街摆开一排肉案子，让我们迎着北风切肉，一天要切十几个钟头。
手腕累肿了，指头又酸又麻，两手长起冻疮，拳头都攥不上。
我三十岁刚出头，手就变型了，左胳膊比右胳膊细了，右手的小指比大拇指还粗。
解放了，我们翻了身，切肉有了工作室，再不用喝西北风了。
切肉的人多了，但还是实行手工操作；
吃饭的人年年增加，肉片供不应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我们常常一边切肉一边议论：
“能不能放下这把刀，用机器代替它呢？”
1959年，在一次技术革新展览会上，我们看到一台切肉片机。
虽然切出的肉片远远达不到涮羊肉的标准，但我们受到了启发，看到了希望。
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在切肉组厨工的强烈要求下，饭庄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开始试验。
我们甭提多高兴啦！
可是，试验几次都没成功，我们急得火烧火燎。
我们找一个工厂求援，那个工厂实行“产值挂帅”，不肯支持试验。
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但饭庄大搞“利润挂帅”，不但不给资金、材料，还陆续把技术革新小组的人员抽出去。
就这样，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日日想、夜夜盼的切肉片机没有试制成功，眼睁睁地看着把试制品当作废铁卖掉了。
我们恨得直咬牙。
这是废铁吗？
不！
这里面凝结着阶级兄弟的心血，寄托着我们解放两只手的殷切愿望啊！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饭庄旧貌变新颜。
我们提出重新试制切肉片机。
这个建议得到市场党委、饭庄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积极的支持。
就在这当口，我手上关节疼的病发作了，左腕剧疼，端不了饭碗，右手连筷子都拿不住。
这一来，我可着急了，对医生说：
“我们的切肉片机还没有搞成呐！”
医生十分理解我的心情，想尽办法给我治疗，但我还是觉得疗效太慢，连做梦都在想着切肉片机的事。
我的手刚刚好转，就回到了切肉组。
同志们告诉我一个喜讯：
北京第6机床厂接受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实行“三结合”，开门搞科研，和我们一道试制切肉片机。
我乐得拔腿就往工厂跑。
真叫人感动啊！
第6机床厂党委书记亲自抓，设备科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我们厨工一同商量，边设计，边绘图，边试制。
我看着，听着，想起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搞切肉片机的遭遇，不由得流下眼泪来。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哪有这样动人的情景啊！
经过日夜奋战，切肉片机试制成功了。
它切的肉片又薄又均匀，分盘计量十分准确，一小时切的肉片比一个人一天切的还多。
全饭庄的同志都来祝贺，切肉组更是喜气洋洋。
我用残疾的手抚摸着亮闪闪的机器，想想过去，看看今天，心里老翻腾。
我们切肉厨工的多年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不再为自己两只手有残疾不能继续切肉着急了，更不再为青年厨工的手因为切肉可能变成残疾而担忧了。
有人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
“千言万语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
这场大革命解放了我们的两只手，我们要更好地为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呵！”

我爱革命的大字报
中共平江县瓮江区委书记　江俊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我对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逐步加深了理解，真正看到了革命大字报的无比威力。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湖南省平江县时丰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
当时，我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改造得不好，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群众贴了许多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评我的错误思想。
我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接受不了群众的批评，总认为自己工作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深刻揭露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我认真学习了这张大字报，并重温了中共中央05月16日《通知》。
我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次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中，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应当怕群众运动，必须放下包袱，到群众中去，积极投入战斗。
我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犯过一些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更需要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认真进行自我批评。
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甚至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
我想到这里，身上轻松多了，也乐意看革命大字报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群众给我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
我经常去看，把其中的重点问题摘抄在本子上。
遵照毛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我深入群众接受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同大家一起批
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
线，在斗争中提高觉悟。
同时，坚持抓革命、促生
产的方针，大胆组织农
业生产。
群众见我态度诚
恳，能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都表示欢迎。
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我又结合进了新的领导班子。
不久，上级又调我到瓮江区当负责人。
我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以后，工作有点成绩，群众就表扬、鼓励；
犯了错误，群众就批评、帮助，包括贴大字报，提醒我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坚持继续革命永向前。
我决心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永远同群众在一起，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敢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
——解放军某团副政委段景仁回乡当农民的事迹
1975年11月21日，段景仁带着一家四口，复员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河南嵩县库区公社汪庄大队。
干部、群众听说老段回来了，都到他家看望，表示热烈欢迎。
但也有人说：
“景仁，俗话说，鸟儿只往旺处飞。
咱庄有的人还想往外跑，可你偏要搬进来，是咋想的？”
咋想的？
看看段景仁在复员回乡当农民的申请报告中的一段话就清楚了：
“共产党员从来就是在同旧传统观念决裂中前进的。
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段景仁原来是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团副政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州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他经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停滞了，甚至倒退了。
他们官作大了，薪水高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竟利用职权搞特权。
一些人甚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段景仁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觉得自己好象上了一层楼，站得高了，看得远了。
他想，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逐步加以限制，而刘少奇、林彪之流却把它当作命根子，这充分说明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
在这一伟大革命中，共产党员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要带头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
这就是段景仁复员回乡务农的思想基础。
他到家的第3天，就领着爱人、儿子，扛起锄头下地了。
运石垒堰，他拣大的搬；
翻地掘土，他找硬的挖。
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出现在工地上；
天黑乎乎了，才离开地头。
生产队要疏通一条水渠。
老段听说了，动员了几个小伙子，把任务领下来。
刚下过一场雪，寒风凛冽。
段景仁卷起裤腿，下到水里，带头干起来。
他有胃病，天一冷，犯病了。
社员劝他休息。
他却象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为了完成任务，根本不顾自己。
社员纷纷议论：
“咋着看老段，也看不出在部队当过官，劳动起来比俺庄稼人还舍身。”
段景仁接上话头说：
“什么官不官！
俺跟大伙一样，在部队是人民的勤务员，回来是公社的普通社员。”
段景仁复员回乡后，在生活上也不搞特殊。
住的，还是过去的房子。
穿的，除了部队发的以外，又做了几件粗布衣服。
吃的，也和社员一个样。
孩子问他：
“爸爸，咱家不是没有钱，咋不花？”
听了孩子这话，老段把全家叫到一块儿，对孩子讲起苦难家史：
“旧社会，咱家穷得上顿不接下顿。
我才五岁，母亲生病无钱治，下世了。
只好把三岁的弟弟、一岁的妹妹送给人家。
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挣的只是糠菜汤、破烂衣，哪能见到一个钱？”
讲了过去，又比现在：
1949年，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这个家乡，我扔掉给地主扛长活的扁担，参加了革命队伍。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深刻的教育，才决定复员以后回乡务农。
回来当社员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万万不能讲吃讲穿，搞特殊。
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宣扬什么“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我们决不能上当……由于老段的身教和言教，一家人更加注意艰苦奋斗，克勤克俭。
段景仁对自己“抠”得很紧，但支援集体生产，帮助社员解决困难，却很积极。
生产队买化肥、种子缺少资金，他把自己的复员费交给队里。
有的贫农社员生活有困难，他主动送钱支援。
贫农社员郑才娃的两位老人生了病，段景仁多次到他家问寒问暖，送钱给他们治病。
一天，段景仁的大儿子湛潮从外面回来，说：
“爸爸，我准备去当工人，你看咋样？”
还说，这是段景仁的一个当领导的老战友让去的。
段景仁听了这话，半晌没有吭声。
他想，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
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铲除旧观念，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过去，刘少奇、林彪散布“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的反动谬论；
现在，邓小平又极力反对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共产党员，要用实际行动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老段首先和湛潮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好形势，接着开导他说：
“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托毛主席的福，出了你这个高中毕业生。
虽说读了几年书，你还很缺乏锻炼，要向邢燕子、柴春泽他们学习，做个有志气的革命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这一段严肃的贴心话，湛潮觉得不仅是父亲对自己的告诫，也是革命前辈对自己的期望，是时代对自己的要求。
他立即表示一定努力改造世界观，安心在家乡务农。
在湛潮阔步前进的时候，新的考验又来了。
县里下达通知，工厂要招收一批工人，公社把湛潮的名字报上去了。
有的同志到段景仁家里说：
“老段，这次招湛潮当工人，可不是歪门邪道，让孩子去吧！”
这个同志不了解老段的心思。
段景仁反复想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铺设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必须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共产党员就是搞共产主义的，铺这条大道，要从我们开始，从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在党的教育下，在段景仁的影响下，湛潮在广阔天地里健康成长。
白天，段景仁带他到地里干活，手把手地教儿子犁地、推车；
晚上，同儿子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群众称赞说：
“咱老段说到做到，真是一个敢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好干部、好党员！”
　本报通讯员

高山女医生
湖北秭归县文艺创作组　王健强
她从大队卫生室走进医学院，
毕业后回到这冰铸雪浇的高山，
白天奋战在改天换地第1线，
傍晚背起心爱的十字箱。
夜幕裹住山岗，
风雪漫天飞扬，
她的双脚织成一张连着万家的银网，
听诊器，不，她的心，紧紧贴在贫下中农的心
坎上。
任岩高、路险、猿啼、虎啸……，
猎手从来不怕虎豹豺狼，
她立志练出一身猎人的胆量；
任天寒、地冻、雪大、风狂……，
松柏幼苗斗雪傲霜，
她象青松一样扎根在高山上。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六·二六指示》的光辉照耀着前进的方向。

安徽省临泉县？
城公社小袁庄大队党支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夺得了今年小麦丰收。
这是广大社员向国家喜送丰收粮。
本报通讯员摄

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
弗雷泽总理和夫人等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1976年06月27日电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其他澳大利亚贵宾，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满载着中国人民对澳大利亚人民的友好情谊，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广州回国。
外贸部部长李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首道，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继发、梁秀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孙亦武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广州市群众两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今天，白云机场上空中澳两国国旗高高飘扬，彩旗迎风招展。
弗雷泽总理和夫人等澳大利亚贵宾同欢送的群众告别时，机场上鼓乐齐鸣，青少年们翩翩起舞，人们挥动五彩缤纷的花束和彩带，高呼口号，热情祝贺弗雷泽总理访问成功，祝愿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弗雷泽总理和夫人高兴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陪同弗雷泽总理访问的外交部礼宾司长朱传贤、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周秋野，也到机场送行。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费思棻和夫人随同弗雷泽总理离开广州。
弗雷泽总理等澳大利亚贵宾，今天上午由李强、焦林义、梁秀珍陪同参观了佛山市石湾美术陶瓷厂和南海县大沥人民公社长虹岭灌溉站，受到工人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外事往来
谢黎宴请澳大利亚客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25日会见并宴请以托马斯·詹姆斯·伯恩斯为团长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工党议员团。
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外贸部局长郑拓彬等出席了宴会。
澳大利亚客人是25日到达北京的。
何英会见联合国儿童基金执行主任一行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24日会见联合国儿童基金执行主任拉布伊斯一行。
会见时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毕季龙等在座。
拉布伊斯先生一行是22日晚到达北京的。
23日晚，毕季龙副司长宴请了他们，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等出席宴会作陪。
拉布伊斯一行将去大寨、桂林、广州等地访问。
余湛会见《巴西日报》编辑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25日晚会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巴西日报》编辑儒亚雷斯·巴伊亚，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丁雪松宴请冰岛友好人士代表团
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26日晚会见并宴请以冰中文协主席克里斯特扬·居德勒伊松为团长的冰岛友好人士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是先后于21日和24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去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刘仰峤宴请日本朋友松村一人夫妇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刘仰峤26日晚会见并宴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著名哲学家松村一人和夫人松村玉，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京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和夫人井上初江参加了会见和出席了宴会。
老挝工商部外贸局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老挝工商部办公厅主任努赛·西堤赛为团长的老挝工商部外贸局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26日离京回国。
外贸部局长高璐、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等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京期间，同我有关部门就执行中老两国政府今年03月18日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问题举行了友好商谈，并同我有关进出口公司商签了供货合同，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
25日，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会见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我国科学院代表赴阿尔巴尼亚
应阿尔巴尼亚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寨、冯植生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会议并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刘仰峤，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米得卢喜等，到机场送行。
我国科学院杀虫剂和毒理学考察组
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
以刘孟英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杀虫剂和毒理学考察组一行五人，25日离京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考察访问。
我国赴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离京
以任明道为团长，李康、杨嘉华为副团长的中国赴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25日乘飞机离京前往罗马尼亚参观访问。
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回到北京
以外贸部副局长彭金波为团长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在希腊参加了中希贸易混合委员会第1次会议并进行友好访问后，于27日回到北京。
（新华社）

姚文元同志会见孟加拉国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6月27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晚上会见以《孟加拉国时报》主编依纳叶图拉·汗为团长的孟加拉国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等。
（附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会见以《孟加拉国时报》主编依纳叶图拉·汗为团长的孟加拉国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小麦高产是斗出来的
——记新乡地区小麦一季过“黄河”
最近记者访问了以小麦高产闻名全国的河南省新乡地区，从黄河岸边的盐碱滩地到太行山区的层层梯田，到处是批邓的战歌，到处是胜利的欢笑。
全地区近五百万亩小麦今年平均亩产超过五百斤，比去年增长近一成，实现了小麦一季过“黄河”。
总产和平均亩产都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三倍半。
全地区十六个县、市个个增产。
小麦平均亩产最高的温县，由去年的六百七十二斤增加到今年的七百三十斤以上；
近几年来小麦增产速度最快的修武县，平均亩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长一成到两成；
小麦平均亩产增长较慢的获嘉县今年增加近两成。
过去多灾低产的老灾区原阳、延津、封丘三个县，今年增产幅度也在一成以上。
新乡地区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对记者说，今年小麦高产是和修正主义斗，和资本主义斗，和阶级敌人斗，和自然灾害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丰硕成果。
新乡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全地区一万八千多所农村政治夜校成为学习的课堂，批判的战场，三万三千多个理论组和十七万多名理论辅导员在学习和批判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的革命积极性更高了，决心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
今年全地区小麦种和管都比过去任何一年好，不仅全部采用良种和适时足墒播种，而且底肥和追肥普遍增加。
小麦生长期间，缺雪少雨，干旱严重，同时还遭到低温和虫害的侵袭，百万社员和上万干部日夜奋战田头，浇水抗旱，治虫保苗，保证了大旱之年大丰收。
在太行山区的辉县上八里公社，家庭院户到处是新出的大批判专栏，社员们正利用劳动空隙时间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社队干部站在斗争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批，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邓小平对着干。
公社党委书记告诉记者，这里过去“遇旱地开裂，遇涝水土流，庄稼象牛毛，种一葫芦打两瓢”，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全年粮食平均亩产不到二百斤。
文化大革命后，人变地变产量变，去年全公社小麦产量比1965年增长五倍。
在批邓的斗争中，干部和群众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巨变的事实，驳斥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豪迈地提出：
“学习批判不放松，回击右倾翻案风，狠抓革命促生产，麦秋两季双过河。”
今年全公社一万四千多亩小麦比去年多浇两遍水，多施一遍肥，多治一次虫，多除一次草，大旱年夺得了大丰收，全公社小麦平均亩产增长一成多，山区薄地实现了一季过“黄河”。
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
去年冬天，新乡地委为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从地、县、社共抽调七千多名机关干部深入农村，以三百八十四个后进队为重点，以点带面，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真解决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
今年以来，下乡的干部同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起，掀起批邓新高潮，深入批判邓小平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行，狠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有力地推动全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促进了今年小麦大面积平衡高产，全区一些阶级斗争比较尖锐、小麦产量较低的大队，今年普遍增产。
修武县委领导成员带领三百多名干部到后进队蹲点，发动群众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小靳庄大造革命舆论的经验，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全县六十多个后进大队小麦产量普遍猛增。
温县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坚持运用抓两头、带中间、抓后进、促平衡的方法，去冬以来又组织力量深入到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二十多个后进大队，和群众一起批判邓小平散布的“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的谬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今年这些后进队增产幅度都比较大，队队过六百。
全县亩产过
“长江”的公社和超千斤的大队也比去年成倍增加。
温县县委从坚持农业学大寨、夺得小麦高产再高产的斗争实践中体会到：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只有批深批透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才能学大寨学到根本上。
新乡地区广大贫下中农在夺取今年小麦高产再高产中，跟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把科学种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邓小平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广大贫下中农以自己的科学实验成果，有力地批驳了邓小平诬蔑工农兵的谬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乡地区小麦生产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的高速度向前发展，平均亩产由一百多斤提高到四百多斤。
为了夺取小麦不断高产，解决高产和倒伏、群体和个体两对矛盾，新乡地区五千多个大队普遍建立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三结合”科研组，开展科学实验活动。
今年，在地区农科所和百泉农业专科学校的帮助下，许多县、社试验和推广了测定土壤养分、进行营养诊断、按需使用肥水的新技术，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管大肥大水？，
不在科学管理上下硬功”的老办法，保证了麦苗的营养良好，根深秆壮，穗粗粒重，高产不倒伏。
许多社、队科研组还使小麦生长达到合理的群体结构，既保证有足够的穗数，又促使个体发育良好，粒多粒重，以达到高产的目的。
去年小麦平均亩产超六百的温县、沁阳、新乡、修武和新乡市郊等五个县、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科学种田，今年小麦不仅夺得大面积平衡高产，而且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千斤田。
沁阳县山王庄公社新店大队科学实验年年有新成就，小麦平均亩产连续四年超千斤，今年达到一千一百多斤，最高的地块亩产超过一千四百斤。
铁的事实说明贫下中农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人，这对邓小平诬蔑工农兵不能搞科研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新华社记者

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第9次部长级会议
建立东南亚中立区　加强东盟经济合作
新华社马尼拉1976年06月26日电
东南亚国家联盟第9次部长级会议06月24日至26日在马尼拉举行。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泰国外交部长披猜·拉达军、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利克出席了会议。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指出，会议重申了实现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吉隆坡宣言。
会议同意采取紧急措施以便使建立这个中立区的主张“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公报说，会议注意到，“本地区的国家之间双边接触日益增多，希望这种接触将会破除猜疑和误解的障碍。
会议强调，这种接触应该建立在彼此真诚和友好的基础上，双方都应采取主动。”
公报指出，在加强东盟的经济合作方面，会议表示赞同今年03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经济部长会议和今年04月在马尼拉举行的工业委员会会议为扩大贸易和工业合作所采取的措施。
会议注意到在建立东盟的工业合作项目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认为需要在运输、电讯、民用航空、气象以及船运等方面加强合作。
五国外交部长还签署了关于在受到自然灾害时互相援助的声明等文件。
会议决定，东盟第10次部长级会议将于1977年在新加坡举行。
新华社马尼拉电
菲律宾非传统产品的出口量近几年有显著增加。
菲律宾在对外贸易中主要依靠出口传统产品如糖、椰干、椰油、木材等。
为了全面发展国民经济，近几年来菲律宾一直鼓励出口非传统产品。
据当地报纸最近报道，菲律宾去年从出口非传统产品获取了两亿七千八百一十万美元的外汇，而1966年只有一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菲律宾在非传统产品出口中，增长较快的是金属、水泥、服装、鱼和鱼制品等。
1966年金属的出口额为八十万美元，1975年增加到三千七百八十万美元。
菲律宾1969年开始出口水泥，而去年已达到了两千六百一十万美元。

埃切维里亚总统接见我观察员小组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06月25日电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06月25日在总统官邸“松林”别墅接见了以中国轻工业学会理事、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副经理李康为首的参加第7届世界手工艺大会的中国观察员小组。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接见时在座。
埃切维里亚总统同中国观察员小组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赠送了墨西哥手工艺品。
第7届世界手工艺大会于06月07日至12日在墨西哥莫雷洛斯州的瓦斯特佩克举行。
会议结束以后，中国观察员小组应墨西哥全国手工艺发展基金会的邀请，参观了墨西哥托卢卡、瓜达拉哈拉、瓦哈卡、普埃布拉等地的墨西哥传统手工艺的工厂和车间。
出席第7届世界手工艺大会的中国观察员小组定于06月26日离开墨西哥回国。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强调
不结盟国家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帝
多哥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表示特别重视科伦坡会议
新华社平壤1976年06月27日电朝鲜《劳动新闻》06月27日发表文章，强调不结盟国家要加强团结，共同进行反帝斗争。
文章说，不结盟运动反对形形色色的侵略、掠夺、奴役和控制，维护主权和平等，捍卫和平与安全，为消除经济落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今天，不结盟运动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政策方面给予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越来越沉重的打击。”
文章说：
“尽管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行破坏活动，但不结盟运动将给世界上发生的伟大变革以更加深刻的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人民的革命斗争。”
文章强调指出，不结盟国家要紧密团结，为粉碎帝国主义的分裂和离间活动，更加有力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政策而共同斗争。
《劳动新闻》06月24日发表的文章说，现时期，加强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战斗团结和合作，已成为迫切的要求，并且指出，不结盟国家的战斗团结和密切合作，是反帝共同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06月26日电
应南斯拉夫联邦总统铁托的邀请，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于06月23日到26日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纳辛贝·埃亚德马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同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就当前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加强双边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访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两位总统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表示深切的不安”。
“两位总统祝贺葡属殖民地的解放，并指出在非洲继续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而斗争的重要性。”
关于中东问题，两位总统表示相信，只有在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土地上撤出，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才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建立真正的和平。
公报说，“两位国家元首特别重视即将在科伦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公报还谈到了迅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各方面合作的问题。

西印度洋的新生岛国——塞舌尔共和国
塞舌尔共和国将于1976年06月28日宣告诞生，西印度洋上从此又增添了一个独立的岛国。
塞舌尔共和国距离非洲东部海岸大约一千七百九十多公里，由九十二个岛屿（包括独立时英国将归还的阿尔达布拉岛、德罗什岛和法夸尔岛）组成。
面积四百零四平方公里。
人口约六万人。
居民主要是班图黑人、克里奥尔人，以及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后裔等。
群岛中以马埃岛最大，百分之八十的居民住在这里。
首都维多利亚也在马埃岛，是这个群岛中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又是国际海运的重要停泊港和中继站。
塞舌尔群岛在赤道附近，当地人民长期劳动生息在这一群热带岛屿上，主要从事农业和捕鱼业，种植椰子树、肉桂树、香草和薄荷等。
近几年来又种植了茶树、咖啡和谷物等。
椰干和肉桂是两大主要出口商品。
由于群岛之间的交通和捕鱼业的需要，木船制造业有较久的历史，此外，还有水产和农产品的加工，旅游业较发达。
塞舌尔人民是经过二百多年的英勇斗争，才取得今天的独立的。
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曾到达塞舌尔群岛。
一七五六年塞舌尔被法国占领，一七九四年又被英国占领。
一八一四年，根据巴黎条约，法国正式将群岛割让给英国，归英国在毛里求斯岛的殖民当局管辖。
一九○三年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1970年，塞舌尔实现“内部自治”。
今年01月英国终于被迫同意，塞舌尔将从今年06月28日起成为英联邦内的一个独立共和国。
由于塞舌尔群岛位于印度洋航路的要冲，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两个超级大国早已垂涎三尺。
它们多方进行活动，企图把塞舌尔群岛作为争霸印度洋的重要军事基地。
但是，塞舌尔人民和印度洋地区其它国家和人民坚决反对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侵略和扩张。
塞舌尔群岛内部自治政府总理詹姆斯·理·曼查姆去年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塞舌尔希望在独立后奉行不结盟政策。
他并表示，塞舌尔不向任何国家提供军事基地，反对任何大国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主张建立印度洋和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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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见闻
不久前，中国记者组应邀访问了贝宁人民共和国，受到贝宁人民的热情接待，克雷库总统接见了记者组全体成员，并进行了友好谈话。
在短短十一天里，贝宁的秀丽景色和富饶山河，贝宁人民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所作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使我们难以忘怀。
反殖斗争的光荣传统
翻开非洲地图，人们就会看到在非洲大陆西部，一个轮廓象似楔子形状处在南大西洋岸边的国家，这就是贝宁人民共和国。
它南起贝宁湾，北至尼日尔河畔，长七百多公里，南部沿海只有一百二十五公里宽，而向北部内陆地带伸延，宽度则达三百二十五公里。
我们访问贝宁的时候，正值雨季，气候炎热湿润。
我们看到那茂密的热带植物和各种花卉，馨香四溢，那挺拔的椰林掩映着美丽的海湾。
万绿丛中，偶见几株花红似火的火焰树点缀其间，贝宁全境常年皆绿，四季皆花。
身躯粗壮的油棕榈树，结满累累果实，遍布在这块富庶的大地上。
贝宁油棕榈树的面积约有五十万公顷，占全国已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所以人们又称贝宁为“油棕之国”。
贝宁人民有悠久的文化和反殖斗争的光荣传统。
我们以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在阿波美和维达的博物馆里展出的反映贝宁历史和文化的各种文物和器具以及反映贝宁人民抗敌斗争的史绩。
十六世纪末，贝宁沿海城市维达首先遭到殖民主义铁蹄的蹂躏。
接着，一个贩卖黑人的中心在这里建立起来，贝宁人民被推进苦难的深渊。
在殖民主义者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奴役和贩卖黑人的罪恶勾当中，成千上万贝宁儿女死于非命。
但是，贝宁人民从未屈服。
他们辗转战斗在韦美河畔达数年之久，给入侵之敌以沉重打击。
此后，抗击入侵者的斗争连绵不断。
贝宁朋友自豪地向我们讲述了贝宁人民抵御殖民主义者入侵的历史，使我们了解到贝宁人民反殖斗争的光荣传统。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贝宁人民终于在1960年获得独立。
长期的殖民压迫和浩劫，给贝宁遗留下深重的殖民创伤，至今仍然举目可见。
贝宁朋友对我们说：
“有人不愿回忆过去，这不对。
应该回忆和了解过去。
只有不忘过去，才会有今天新的觉醒，才能为医治殖民统治的创伤而坚持斗争。”
努力消除殖民创伤
在贝宁，我们访问了首都科托努和全国六个省中的四个省，参观了已经由贝宁人自己管理的棕榈油加工厂、由贝宁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横跨韦美河的公路大桥、半工半读的维达第1工科技术学校以及经过扩建的贝宁唯一的深水港口——科托努港……。
我们对贝宁人民在发展民族工业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农业方面。
贝宁是一个农业国，全国近三百万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左右从事农业。
这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可耕地达一千万公顷，有着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
但是，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贝宁很多地区至今还是刀耕火种，百分之八十五的可耕地还未开垦，已耕地主要是种植油棕榈、棉花和花生，出口原料，形成畸形的单一经济，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进口粮食供应城市消费。
近年来，贝宁和其它许多第3世界国家一样，在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挖掘农业生产的潜力，争取做到粮食自给。
当前，一场开荒造田、扩大粮食及其它作物耕种面积的生产运动正在广泛开展。
许多农民、学生、教师、机关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军队和工厂的工人，投入到开垦荒地的行列。
大片大片的新农田已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大西洋省，我们参观了两个多月前刚建起的一个几十公顷的农场，站在玉米地里，望着一株株碧绿的玉米幼苗，贝宁朋友颇有感触地对我们说：
“殖民统治时代，这里除了油棕外，再就是荆棘野草，根本看不到这样大面积的农田。”
的确，我们访问的贝宁四个省里，都看到人们依靠自己的双手，用砍刀等一些简陋农具，在炎炎烈日下，披荆斩棘，开荒造田，情景感人。
已垦出的农场，大的五十公顷、三十公顷，小的十公顷、五公顷。
莫诺省阿捷美县的一个十四公顷面积的农场，种下的旱稻长势喜人，而在一个月以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
我们参观了几所学校，学校的教师、学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也都自己动手开荒，办起了一、二公顷至四、五公顷面积的农场，种上玉米、花生、菜蔬等作物。
另外，贝宁人民正在兴修水利、添置新农具、改进耕作方法、建立地方小型农产品加工工业。
这些可喜成果，表现了贝宁人民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决心和力量。
贝宁总统克雷库在接见我们时，谈到了当前贝宁发展农业生产的目标和任务。
他说：
“首先依靠自力更生，从而正确地解决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储存粮食，以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农业成为我国新经济的基础。”
当然，要完全消除殖民统治的创伤，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可以相信，勤劳勇敢的贝宁人民，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大西洋畔话友谊
贝宁人民有着渴望了解中国、发展同中国人民友谊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不久前在科托努举办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上反映了出来。
我们抵达贝宁时，这
个展览会已经闭幕了，可是我们一下飞
机，贝宁朋友仍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叙说
展览会的盛况。
我们所访问的每个省，
无一例外地都有人谈论这件事。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原定展期为十天。
开幕后，受到贝宁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
无论是首都科托努，还是边远的省份，人们扶老携幼，赶来参观，每天观众络绎不绝，展厅内外，人山人海。
在贝宁政府和人民的要求下，展览会两次延期，展出二十四天，观众达三十二万人次。
展览会一时成为二十万人口的科托努最活跃的地方和人们最喜欢议论的话题。
贝宁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称赞中国自力更生的方针和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许多观众站在毛主席接见中国钢铁工人的巨幅照片前久久凝视着，许多青年纷纷索取毛主席的著作。
在大寨、大庆、长江大桥的照片和模型前，青年学生们认真地抄写着解说词。
有的人还主动向我们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等。
这一切，体现了贝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我们在祖省访问时，亲眼看到了由贝中两国人民用汗水共同浇灌的友谊的硕果。
在一块一百零二公顷的黄金色的稻田里，稻浪滚滚，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吸引了我们。
三年来，中国农技人员和贝宁人民一起，已在几个垦区新开垦了四百多公顷荒地。
去年一年就新开垦和种植了二百五十多公顷水稻，获得了丰收。
贝宁许多农民已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
中国农技人员说，他们在和贝宁劳动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学到了贝宁人民勤劳朴实的品质。
贝宁人民则用一句民间谚语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情：
“送人一条鱼，只能吃一次；
教人学会捕鱼，可以终生受益。”
贝宁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开始辨别着真朋友和假朋友，他们藐视那些以“朋友”面目出现的人，对这些人说：
“把你们的高贵语言，化为具体的行动”吧！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在中贝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
我们祝愿这种真挚的友谊，象火红的火焰树花一样鲜艳夺目。
中国记者组（附图片）
贝宁人民在开荒造田，发展农业生产。

马达加斯加庆祝独立十六周年
拉齐拉卡总统检阅军队并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1976年06月27日电
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06月26日举行军事检阅，庆祝独立十六周年。
拉齐拉卡总统检阅了军队。
出席庆祝仪式的还有：
马达加斯加总理兼国防部长拉科托马拉拉、军事发展委员会主席安德里亚马哈佐、最高立法委员会主席托阿扎拉以及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国家部长等。
各国驻马达加斯加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
当天中午，拉齐拉卡总统举行了招待会。
下午还举行了文艺演出，拉齐拉卡总统等出席观看。

意大利大选结束
新华社1976年06月27日讯为期两天的意大利议会选举已在06月21日结束。
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在众议院中获得二百六十三席，意大利共产党（修）获得二百二十七席，意大利社会党获得五十七席。
意大利这次大选是在意大利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严重恶化、劳动群众对现状日益不满的情况下举行的。
意大利去年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大加剧了各党派之间的争斗，以天主教民主党人阿尔多·莫罗为总理的意大利战后第38届政府在今年04月底被迫辞职。
总统乔瓦尼·利昂纳不得不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一年举行这次大选。
在为期四十五天的竞选中，意大利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据报道，意大利共产党（修）利用其处于在野党的有利地位，攻击天主教民主党要对意大利的危机负责，并且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它在内的政府。
为了捞取选票，意共
（修）在竞选中一再公开保证：
它参政后要实行“民主和多党制，保护和扩大社会和政治自由”，偿还一切外债，不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共同市场。
天主教民主党反对让意共（修）参加政府。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从争霸欧洲的战略全局出发，极力对意大利这次大选施加影响。
苏修力图从意大利这个南欧战略要地的政局变化中捞一把。
美国担心自己在意大利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被削弱，使南欧和地中海的力量对比发生对美国不利的变化。
去年以来，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等一再就意大利政局发表谈话，并且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支持天主教民主党。
意大利报纸认为，大选后的意大利局势仍将困难重重，动荡不定。

日本《进路》纪念社会党第6次访华团和中日友协联合声明一周年
坚决奋起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
突尼斯社会事务部长说发展中国家反对所谓“国际分工”的滥调
新华社东京1976年06月27日电
日本《进路》杂志在提前出版的07月号上发表文章，纪念日本社会党第6次访华代表团和中日友协代表团联合声明发表一周年，强调日本社会党要坚持这一声明的精神，同日本人民一起为反对霸权主义而奋斗。
文章说，当日本社会党第6次访华代表团、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联合声明发表一周年之际，“我们同（日本）社会党、中日友协以及日中两国人民一道都衷心地感到高兴”。
文章说，“正如联合声明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国际形势，日益动荡不安，世界的各种矛盾都在激化。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人民，而越来越不利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文章在概述一年来各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之后指出：
两个超级大国口头上高唱“缓和”，实际上进行扩大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竞赛，世界各地都不安宁，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
特别是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推销“集体安全体系”的同时，还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困难，露骨地推行扩张政策。
它插手安哥拉，制造分裂，并唆使古巴出兵干涉，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文章指出，“最近，在‘缓和’的烟幕下，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日趋激烈，苏联对日本的压迫也进一步加强，这是决非偶然的”。
文章说，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增强，增加了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它还以开发西伯利亚为诱饵，拉拢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
它还在日本进行各种活动，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归还北方领土等斗争进行露骨地干涉，这些都是苏联对日本进一步加强压迫的表现。
文章说，“在联合声明发表一周年之际，我们再次痛感：
必须认识联合声明提出的‘一致认为要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重要性，坚决奋起进行反霸斗争”。
文章最后说，“日本的和平、中立、安定，不能坐待，必须通过反对威胁日本和平、中立、安定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并同他们进行斗争才能确保”。
新华社突尼斯1976年06月24日电
据突尼斯《行动报》06月24日报道，突尼斯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德·埃纳瑟最近在突尼斯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发展中国家反对所谓“国际分工”的论调。
他说：
“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专门从事某一种活动，而使它自己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
他说：
“众所周知，目前的贸易条件是不利于生产原料的发展中国家的。
如果这些国家再这样地专业化下去，而别的国家却由于它们垄断了所有的重工业和一切工业装备，几乎是继续进行着统治的话，那么，这种（不利于生产原料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将更加发展。”

昏惨惨的图景
——从苏修文艺作品看今日苏联农村的衰败
翁义钦
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后，苏修文坛上出现了大量“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透露出今日苏联农村的一些状况。
有的作者还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提醒统治集团注意苏联农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建议作一些细枝末节的改良；
而人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苏联农业政策的彻底破产和农村急剧衰败的现实。
苏修话剧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写道：
现在人们从农村已经拿不到需要的“所有的一切”了。
是呀，今日苏联的农业状况已是多么糟啊！
长篇小说《人世间》所写的农村，经济“破产”，昔日号称“粮仓”的金色库班完不成缴纳粮食的计划，大地“荒凉”，“色调也是忧郁的”了。
农村的这种景象，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有反映。
长篇小说《现代人》描绘了这样一幅“丑恶的图景”：
一些农庄已濒临“山穷水尽”的境地，春天早已来到，但春播还迟迟没有开始；
土地上“寸草不长”、“一片光秃秃”的；
粮食连年歉收。
短篇小说《一年四季》描写的农庄，据说是州里连年获得“锦旗”的单位，可是那里的土地照样“贫瘠衰弱”，“田地很快就不再是田地”，而将变成“一片沙漠，一片荒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饲料奇缺，致使“牲畜在挨饿”，“牲畜在苦痛地挣扎！”
一篇题为《困难的收割》的文章也说，“牲口能吃的一切”，诸如“桦树枝条”、“芦苇”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利用了”。
于是作者气急败坏地叫嚷：
“饲料，饲料，还是饲料，这就是我们日夜操心的东西。”
无怪乎《现代人》写到一个农庄时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这里“到处是一片腐败景象”！
其实，岂止一个农庄、一个区，或者几个农庄、几个区！
在勃列日涅夫掌政的十一年间，整个苏联农村都充斥着这样的“腐败景象”。
怨天尤人难以自圆其说
这种“腐败景象”是怎么造成的呢？
勃列日涅夫及其御用文人搬出了这样几条“理由”：
一是所谓“糟糕的气候”。
《困难的收割》就写了由于一个冬天没下过雪，几个月又“没有一滴雨水”，所以导致“粮食歉收”、“牧草枯死”、牲畜遭殃。
另一篇小说的人物哭丧着脸说：
“老天爷不知道，今年我是多么需要雨雪啊！”
要是能“呼风唤雨”就好了。
似乎只要“老天爷”肯帮个忙，农村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二是所谓“历史上的原因”。
得奖的长篇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诬蔑社会主义年代的集体农庄“简直空得象用扫帚仔细扫过一样”，意思是说过去的农业没有为现在的农业打好基础。
三是所谓“农民不爱土地”。
苏修《真理报》、《文学报》等都开辟专栏，连续三年多开展了所谓“对土地的爱”的“问题讨论”，异口同声地责怪农民“没有必要的对土地的爱”。
四是所谓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或不负责任，或道德败坏。
《人世间》就告诉人们：
“事情主要决定于领导人”，应当把坏的领导人“撤职”，用好的来“接替”。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苏修一伙竭尽全力地宣传这些“理由”，“可惜！
他们怎样大卖气力也推翻不了事实。”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65页）气候不好固然对农业收成会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它决不是今天苏联农业搞得一团糟的主要原因。
至于说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那末事实是：
苏联当时粮食不但够吃，而且有大量储备，还能出口国外。
把苏联农业落后归咎于“农民不爱土地”，简直是胡说八道。
就连几年前苏联发表的题为《爱和功勋》的特写也不得不承认：
“过去，……农民热爱土地”。
今天，在同一块土地上，他们怎么会“不爱土地”了呢？
看来，这个问题，是苏修所不愿意也不敢明确回答的。
把个别主管农业的头目，煞有介事地拿来问罪，甚至“撤职”查办，充当替罪羊，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也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农村依然漆黑一团，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根除”，而且是有增无已。
可见，勃列日涅夫及其喽罗编造的诸如此类的“理由”，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那么，今日苏联农村产生“腐败景象”的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透过这些作品反映的一些现象来看本质吧。
集体农庄成了新贵领地
长篇小说《乡镇》写到一个叫做巴尔苏可夫的农庄主席时就说：
这个集体农庄“已经不是集体农庄，而是象巴尔苏可夫本人的领地一样”。
既然农庄是农庄主席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领地”，那么，在这块“领地”上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当然也是他们一伙可以予取予夺的囊中物了。
关于这一点，看一看《人世间》里那个为非作歹、最后发疯致死的卡尔金以及农庄和城镇领导人中大大小小活着的卡尔金们就更加清楚了。
这些人操纵农庄的全部财产资金，占有集体的大块土地，有关生产资料的每项决定，都由他们说了算。
这表明，在今日的苏联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对生产资料实际上拥有所有权，而广大农业劳动者则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
苏联农场和农庄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它们的生产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苏修《共青团真理报》供认：
在苏联，“厂长考虑的第1件事是：
什么较为有利”。
苏联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例外。
为了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极力“改善”农业管理制度，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
《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要求庄员加快“工作进度”，提出庄员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而不得不躺倒为止”。
得奖剧本《幸运的布肯》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布肯把原来四百人干的活让二十三人包下来，也就是说，大多数农业工人沦为“失业者”，而“谁留下来，谁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5页）为了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一个个“处于特殊地位”的农场、农庄的领导人凭借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在他们所霸占的地方实施资产阶级专政。
在《适得其所的人》和《人世间》里，人们把农庄主席鲍勃罗夫和卡尔金们叫做“土皇帝”和“旧时代的官老爷”。
事实上，这一类人比昔日的“土皇帝”、“官老爷”更加残忍，更加凶暴。
他们“神气活现”，颐指气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鲍勃罗夫当上农庄主席后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加强纪律”，他的第1次广播讲话也是“从申斥开始”的。
卡尔金们“高高在上”，飞扬跋扈，稍不遂意，就对庄员“训斥，骂街，娘天娘地骂得你狗血喷头”。
你不服从或不卖命地干活吗？
那就要象《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说的那样，要挥起“大棒”，把你“赶出农庄”。
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里的农庄主席就经常以“解雇”来威胁群众。
他说：
“我那里有一桌子的信，都是要求进集体农庄的。”
言下之意是：
作为农庄主席的“我”可以随时解雇你们而不愁没有劳动力。
透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人们看到了苏联农村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两极分化在急剧发展
苏联农村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还通过窃取的政治权力、垄断的生产资料，实行按资本和权力大小进行分配的原则。
农村的这些
资产阶级新贵，为了填补他们那个永远
填不满的私囊，除了捞取高工资、高奖
金等“合法”收入外，还通过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等大量非法的途径，
贪婪地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
穷奢极欲的生活。
《现代人》里，一个农
庄的所有领导人都盖了“独立式的住
宅”。
《人世间》里的那个卡尔金也为自
己建造了一幢“完全跟画上一个样”的大洋房，不但有着锌皮的屋顶、漂亮的台阶，而且四周还围着栅栏以及连带院子的一大片土地。
与此相反，广大农业劳动者则一贫如洗，生活“过得象难民”一样；
不但“找不到房子”，而且他们的口粮“根本没有人想到过”，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
这种惨景在苏联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简直触目皆是。
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在庄员中，从农庄得到的收入加上自己的副业收入仍然低于苏修自己承认的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数额者约有三千万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三十。
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列宁在《饥饿》一文中所说的话：
沙皇俄国实行的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一万个‘上层人士’的财富、奢侈生活、寄生生活而劳动的奴隶制度”。
（《列宁全集》第17卷第497页）当年为列宁所痛斥过的那种极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在今日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农村不是又重新复活了吗？！
其实，这些农场场长、农庄主席不过是苏修统治集团在农村的代理人。
他们所以能够那样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穷奢极欲，就是因为有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苏修统治集团做他们的后盾。
在这伙人的把持下，苏联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和严重的阶级对立。
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扩军备战，则更进一步加速了苏联农业的破产和广大农业劳动者的贫困化。
农民群众不堪忍受勃列日涅夫及其大小爪牙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大批外流。
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短篇小说《老家》、话剧剧本《我们青春的鸟儿》、《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长诗《茶话》等，都反映了农村“人去屋空”、劳动力大量流出、“村子在衰败下去”的情景。
《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大声疾呼：
“人啊，人啊！
要是世界上能有一家制造人的工厂，有多少，我们就订购多少……”。
而那些留在农村生活的人又怎样呢？
他们往往也是旷工、怠工。
有些农庄的出工人数往往不到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
可见，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苏联的全面复辟，给苏联农业生产力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这才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编造的任何“理由”所掩盖不了的。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存在，苏联农村的“腐败景象”就不但不会消除，而且只会更加衰败下去。

苏联欺压印度太甚　印度舆论怨声载道
新华社1976年06月27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一些报纸最近对于苏联在经济上欺压印度表示不满。
《商业旗帜报》06月17日刊载的一篇报道，对于最近发表的苏印联合宣言中苏联方面表示将对印度发展经济“提供适当协助的诚意”这一点，表示怀疑。
报道说，“这一次，从政治上出面干预是否就能够取得过去所不能取得的经济效果呢？
1973年的议定书（编者按：
指勃列日涅夫1973年访问印度时签订的苏印“经济合作”议定书）是得到政治上最高一级的批准的。
但是，没有实行的事项仍然相当多。”
报道接着举出的许多例子表明，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时双方决定的苏印两国经济“合作”的项目中，有的是苏联急于向外推销而印度自己已能制造的发电机之类的机器，还有苏联想在国外抛售的质量低劣的民航机和电子装备之类的东西，而印度希望得到的原油和轮船等，苏联方面却一直不提供。
报道指出：
“真正的问题是在苏联方面。
苏联最关心的是要赚取硬货币，以便从西方和日本进口粮食、成套设备和尖端技术……。
因此，经济上的需要使苏联首先向那些有硬货币的地区出口货物。
苏联把原油卖给西欧和日本，而不卖给印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报道还指出：
“在贸易条件上，苏联在同发展中的非产油国家的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同其它任何发达国家所得到的一样多。
事实上，在过去三年中，自从苏联成为石油产品和化肥的销售者以来，在印苏贸易中，贸易条件也变得大大地有利于苏联了。
苏联向印度要的价钱同其它任何国家的要价是一样的。”
报道还强调说：
苏联的贷款条件也比先前苛刻了，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应当放宽条件，特别是因为苏联以卢比贬值为借口，要求把还没有偿还的苏联贷款升值。”
报道在谈到印苏之间的所谓“生产合作”时说：
“这不应当使两国之间现有的分工固定下来。
换句话说，这不应当意味着印度永远做一个初级商品和简单制品的供应者，而从苏联换回来潜水艇和计算机之类的商品。”
《印度快报》06月17日发表的文章也强调说：
“有一件事是必须指出的：
苏联贷款的条件一直是相当苛刻的，比西方的条件还要苛刻。
这个问题过去同莫斯科交涉过，但没有成功。
在（印度）总理之前前往（莫斯科）的官员小组也许已经再一次谈了这个问题。
如果确实谈了的话，那么，有必要快点重新举行谈判，以便重新决定偿还贷款的时间和降低很高的利率，从而减轻债务负担。”
文章还说：
“卢比—卢布比价问题还没有解决。
按照莫斯科的计算法，新德里的负债是增加了，但是，如果俄国供应的商品的价格是按照签订合同时的价格来计算的话，印度就不会增加任何负担。
在这个问题上，有理由要莫斯科接受新德里的立场。”
《印度时报》06月18日发表题为《波卡罗的教训》的社论，对苏联在建设波卡罗钢厂中造成的巨大浪费表示愤慨。
社论说：
“等到波卡罗钢厂到今年年底达到它（第1阶段）的全部生产能力（年产）一百七十万吨的时候，这座工厂的建设大约花了整整十一年的时间，比原来预期的大约正好长一倍。
不仅如此，这个工厂的第1阶段的投资原来估计是七十亿卢比，但是实际上将花掉一百二十亿卢比。”
社论说：
“波卡罗的许多问题的根子在于过分草率地接受了苏联顾问所提出的设计报告书。
报告书长达二十八卷，而技术委员会竟冒失地只花了五个星期就接受了！
结果报告书中最重要的遗漏——协调建厂工作的组织系统表——就被忽略了。”
苏联宣传机器说，波卡罗钢厂的许多设备是由苏联“援”建的印度重型机器厂制造的。
但是，这篇社论指出，有一部分原定由印度制造的装备实际上也是从苏联进口的，而且苏方勒索的价格比印度自己制造的要贵一倍。
社论说，这样建造出来的钢厂如果要收支相抵，就势必要大大提高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