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坚定民兵建设的正确方向
上海百万民兵在阶级斗争中胜利前进
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实行民兵、消防、治保“三位一体”；
深批邓小平攻击上海民兵工作经验的谬论，决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新功
新华社上海1976年06月18日电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百万城市民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上海民兵建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在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上海城市民兵在组织上没有以产业工人为主体，政治上脱离现实阶级斗争，军事上则是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所谓“尖子”训练。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冲破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紧箍咒”，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武装产业工人和民兵要改造的指示，重建了城市民兵队伍。
从此，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建立了民兵指挥部，实行了民兵、消防、治保“三位一体”；
派出了民兵小分队进驻各街道里弄，搞好厂区挂钩、平战结合；
他们和驻上海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一起开展各项军事训练，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
他们办好民兵的新鲜经验，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再肯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同一切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上海城市民兵的成长，遭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们的恶毒攻击。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叫嚷“上海民兵的经验，我还要研究研究”，借口工厂里生产忙，恶狠狠地下令工厂民兵活动要“一律撤销”，“民兵指挥部的问题要彻底解决”等等。
面对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海民兵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掀起了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的热潮，不断提高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本领，坚定民兵建设的正确方向。
市民兵指挥部专门举办了有区、县民兵指挥部领导成员、部分民兵骨干和市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学习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武装群众的论述，联系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围绕为什么民兵要改造、为什么民兵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成立民兵指挥部等五个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各区、县和基层民兵组织也都举办了类似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民兵骨干有二万三千多人。
与此同时，全市召开了数十次学习理论交流会，总结推广了几十个单位抓理论学习、促民兵建设的经验。
虹口区民兵指挥部还开设了民兵政治学校，分期分批轮训基层民兵干部，增强民兵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这个区的横浜街道民兵小分队负责人沈俊，去年夏季在外地出差时，听到有人介绍邓小平对民兵工作的一些所谓“指示”，感到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回来以后，他就针锋相对地组织大家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里弄调查研究，写了八篇调查报告，热情歌颂民兵建设上的革命新生事物，对邓小平的奇谈怪论展开了有力的批判。
在革命理论指引下，上海民兵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把民兵工作做得更好了。
邓小平气势汹汹地要把民兵指挥部一刀砍掉。
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上海民兵指挥部专门组成了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调查研究，总结了加强民兵指挥部建设的经验。
他们又选拔了大批优秀的产业工人的代表，充实到各级民兵指挥部领导岗位，使目前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干部中，工人成分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使民兵指挥部这个机构更加健全。
邓小平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横加指责，诬蔑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
上海民兵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不仅加强了全市一千二百多支里弄民兵小分队，而且还成立了上千个业余民兵小分队。
许多民兵刚从工厂下班，又配合上海警备区的警卫战士，到里弄巡逻站岗。
他们还与有关方面一起办起了一千多个“向阳院”，组织青少年成立了许多“学习潘冬子战斗队”，让下一代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
上海中国轴承厂民兵营，去年以来先后组织了三千多人次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保护人民。
他们积极配合家长、单位，对少数沾有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青少年进行教育挽救，同修正主义争夺下一代，使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少年都有了显著的转变。
上海成千上万个商店、旅社、饭店、影院、车站、码头、公园等单位的广大民兵，紧密结合本职工作，团结广大群众，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
理发店的民兵抵制各种奇形怪状的发型，照相馆的民兵抵制和批判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情调不健康的照片。
被称为“工农兵之家，牛鬼蛇神之网”的静安区旅社的民兵，长期坚持以旅社为阵地，打击混杂在旅客中的坏人，并且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革命舆论，组织旅客进行学习，揭露和批判各种谣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新贡献。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对上海民兵组织实行“三位一体”的新鲜经验大泼冷水，拒不承认。
上海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则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支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现在，全市已有三千一百多个工厂企业的民兵组织实行了“三位一体”，有力地保证了党对民兵和治安保卫工作的领导，促进了民兵工作“三落实”。
上海第22棉纺织厂民兵团，切实抓好治保、军事和消防知识的“三普及”，使广大民兵“三种本领全学到，三副担子一起挑”。
这个厂的保卫工作过去只靠少数治保员来抓。
现在全厂依靠三千民兵战士，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牢牢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这个厂过去只有二十三名消防骨干。
现在，广大民兵都普遍掌握了消防知识，做到人在生产岗位，兼管消防值班，消防骨干也随着发展到二百一十五名。
工人群众说：
“三位一体”真正好，安全保卫更牢靠，革命生产步步高。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一步锻炼了英勇的上海百万民兵。
在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光辉指示发表十四周年的时候，他们热烈座谈，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更加朝气蓬勃地活跃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战斗岗位上。
他们决心乘胜前进，加强学习，深入批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为反修防修、保卫祖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新功。
福州民兵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附图片）
图为他们在执勤。
本报通讯员摄

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
阳泉矿务局领导干部虚心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经验，把批邓斗争引向深入
据新华社太原1976年06月18日电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山西省阳泉矿务局局、矿两级党委的成员，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中的先进经验，不断把批邓斗争引向深入。
去年夏季前后，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也传到了这里。
西四尺井八五采煤队党支部带领全队工人，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他们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位，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全队职工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以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从事生产，使煤炭产量迅速提高。
这一事实，教育了局、矿两级领导干部，使他们进一步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去年12月，局党委召开全局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推广八五采煤队的经验，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促煤炭生产的口号，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后，阳泉矿务局各级党委成员更加自觉地向工人群众学习，注意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先进经验。
阳泉矿务局局、矿两级党委采取领导干部蹲点、机关科室干部定队包点的办法，组织广大干部到工人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
这个局一百零三名矿以上的领导干部，经常有二分之一在基层蹲点劳动，局、矿机关的干部，也有三分之二在队组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批判。
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判，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认识更深刻了。
局党委一位副书记在一矿和工人一起学习，一起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时，北头咀综合机械化采煤队的工人谈了一件事：
有一次，这个队使用的一种外国采煤机组上的一个零件坏了，工人们逐级向上汇报，请求有关单位给做一个；
但迟迟得不到解决，理由是“我们自己加工不了这种零件”。
综合采煤队的工人亲自到这个单位，和那里的工人们共同商量，结果很快就把这种零件制造出来了。
工人们说：
从这一普通事例中可以看出，有的领导人还存在着崇洋迷外的思想和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创造力的思想。
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挥舞“整顿”的大棒，重新搬出“管、卡、压”的修正主义黑货，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我们工人阶级重新踩在脚下。
工人们联系实际批判邓小平，使这位副书记很受教育。
局、矿党委根据这位副书记的汇报，进一步调查了企业中在上级与下级、领导与群众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鞍钢宪法”的原则，在过去发动工人群众参加班组管理的基础上，又吸收工人群众参加局、矿机关科室工作，组织机关干部轮流到队、组当工人；
同时，又选拔了一批工人新干部，充实各级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阳泉矿务局党委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工人群众所以能够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因此，局党委更加自觉地组织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工人理论队伍的战斗作用，推动批邓斗争不断向前发展。

反修防修的英雄民兵营长王新安
河南省新蔡县练村公社甘湾大队的贫下中农，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深切缅怀为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而英勇献身的民兵营长王新安。
王新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年青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日日夜夜里，他革命打先锋，生产当闯将，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奋斗。
在一次与特大洪水搏斗中，他以“胜利果实要用生命来保卫”的英勇气概，挺身抢险，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1968年春天，王新安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甘湾大队。
不久，他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民兵营长。
甘湾是个比较后进的队。
由于队里有的干部路线不端正，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没有很好落实，阶级敌人的气焰嚣张，粮食亩产一直停留在二、三百斤。
但是，王新安没有被困难吓住。
他看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只要认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改变落后的面貌。
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王新安带领广大民兵和社员群众，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阵地，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1974年，甘湾大队的东甘湾生产队在一个大队干部的同意下，把四百亩大田分给社员种蔬菜。
王新安得知后，建议立即召开支委会解决。
会上，他严肃地指出，分田到户，这是开倒车，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他同大家一起回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回顾农业合作化前农村中两极分化的情景和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带来的严重恶果，那位干部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第2天，在东甘湾的社员大会上，王新安大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那位干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社员们主动把地退回给队里。
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革命的新生事物在甘湾的大地上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王新安热爱它，支持它，同时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勇敢地用战斗来保卫它。
1969年，甘湾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在各个生产队创办起农村小学，让社员子女能就近上学。
这一新生事物一出现，阴沟里就刮出了一股冷风，说什么“看那个破烂样子，还能办起学堂教出书来”。
阶级敌人的攻击，激怒了贫下中农，也激怒了王新安。
那些日子里，王新安一下工，就为办村小忙起来。
没有教师，他动员只上过两年农中的爱人杨翠兰担任。
没有教具，他把家里的一块大案板刨平、漆好当黑板，又砍倒了自家的几棵柳树做了桌椅。
初春的一天，王新安所在的甘湾大队王湾生产队小学开学了。
王新安格外激动，用粉笔写下了第1课的课文：
“毛主席万岁！”
表示他决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茁壮成长。
一棵新生的幼苗在拔节生长的时候，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啊！
1970年，合作医疗在甘湾出现后，贫下中农称赞它，支持它；
而阶级敌人却百般咒骂它，伤害它。
一天，王新安带着从几十里远抓来的中药，去看长年患病的贫农社员田树发。
一进门，只见田树发正斜靠在床头大口呕吐。
他问田大嫂：
“树发哥的病怎么突然重了？”
田大嫂叹了口气，说：
“真是有病乱求医啊！
昨天从河东来了个神汉，说俺这房子过去是地主家的，住着中了‘邪’。
他烧香跳神，弄了好半天，不光骗走了钱，娃他爹的命差点也搭上了。”
王新安听了，火冒三丈。
他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破坏合作医疗，目的就是要恢复旧势力，搞复辟倒退。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积极带领民兵和一些积极分子，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纷纷起来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
王新安带着民兵，起早摸黑，种出了八分地的中草药，并向党支部提出建立三结合的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健全医疗财经制度、勤俭办医等几项建议，巩固和发展了合作医疗。
斗争迎来了胜利。
甘湾的合作医疗迎着阶级斗争的风雨办得更火红了。
王新安带领广大民兵和社员群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社员群众打心眼里高兴，一小撮阶级敌人却传话给王新安：
“交往个人，开条路；
得罪个人，打堵墙。”
王新安针锋相对地说：
“俺就是要筑反修防修的墙，堵资本主义的路！”
王新安家所在的甘湾大队王湾生产队，是洪河下游盆地的盆底，旱天盼水找水没有水，雨天怕水恨水遍地水。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这里成了有名的穷队。
戴着这顶穷队的帽子，王新安睡不宁，吃不香。
他说：
“庄稼人咋能咽下别人种的粮？！
大寨人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夺高产，咱也一定能在盆底上为国家多作贡献！”
为了改变穷队的面貌，他带领民兵和广大社员群众冒严寒，顶朔风，加宽东风渠，改造“老龙窝”，修建大水渠。
患了感冒，他用茶缸当火罐拔一拔继续干；
孩子病了，他顾不上回家看一看。
1969年，秋分已过，队里种麦的底肥还没有着落，会计田文明急得团团转。
正在这时，王新安把自己的一百元钱塞到会计的手里。
会计想到他刚从部队复员时就把一百六十元退伍优待金全交给了队里，现在又把架子猪卖了，说什么也不肯把钱收下。
王新安把钱推给会计，说：
“收下吧，钱花在集体上管用。
家里好凑合，大田没有肥可不能凑合。
咱人在黄河南，总不能让粮食产量老是在黄河北啊！”
从1968年回到农村，王新安家先后卖过四头猪，钱都一分不留地交给了生产队。
王湾村东，有座嘉庆十七年建的周王庙。
庙塌了，只剩下庙台子，占着五亩多地。
1970年冬，王新安提出扒庙台、造水田的建议。
隆冬的一天，周王庙前，人声喧腾——不是赶庙会，而是拆庙台。
王新安和社员群众一起，擎着镐，举着锹，热火朝天地扒了起来。
经过一冬春的苦战，周王庙的根基被铲除了，五亩水稻田平展展地出现了，王新安使用的那把锹，足足磨短了两寸多。
王湾的社员群众在这五亩水田里插上了秧苗，当年就收获稻谷四千八百多斤。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王湾人民的前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了《纲要》，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1975年08月上旬，正当甘湾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洪河上游连降暴雨，洪水汹涌扑来，顷刻把甘湾大队团团围住。
面对凶猛的洪水，社员群众心如火燎，王新安的心情更是沉重。
在大队党支部的防汛紧急会议上，王新安主动要求到王湾东风闸险工地段防守。
他带领民兵，一连奋战三昼夜，把闸门两侧四百多米长的堤坝加高了一米多。
11日凌晨两点多钟，王新安正提着马灯在闸上查巡，忽听“咕咚”一声巨响，闸门底部被冲开一个缺口，洪水向湾套里猛灌。
王新安大吼一声：
“赶快下草袋！”
就和几个民兵扛起草袋，一气下了二百多。
但是水流丝毫没有减弱。
为了摸清水下情况，他一个箭步跳入激流，一直潜到闸门底。
上岸后，他抱起自己的被子，把泥包捆得结结实实，再次闯入虎口。
缺口一部分被堵住了，但水流还继续向湾套里灌。
这时，天已大亮。
同洪水彻夜激战的王新安站在闸台上，望着被朝霞染红的十里甘湾，心潮象激浪翻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甘湾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啊！
全大队的十一个生产队，队队办起了政治夜校，建立了理论队伍，创办了合作医疗。
革命推动了生产的飞跃发展，粮食连年增产，仅夏粮一季就完成了全年的征购任务。
甘湾人民的日子啊，比花还香，比蜜还甜！
这一切都是在斗争中取得的，这一切决不能让洪水吞没！
王新安怒视着窜向湾里的水头，下定决心：
“胜利果实要用生命来保卫！”
他奔下闸台，拿起弟弟王新广的被絮，一撕两半，裹成两个大泥包，又要下水。
公社的一位副书记见王新安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劝他不要下水，民兵们也争着换他。
王新安说：
“水下情况我熟，还是我来！”
他抱起泥包，第5次跳入激流，一个猛子潜入水底。
霎时，水不再顺着缺口向外流了，堤上一片欢腾。
可是，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王新安还没有上来，沸腾的坝上一下子静下来了。
民兵们跳下水，村里几个水性最好的社员也冲了下去。
在水下，人们发现王新安抱着泥包，连同身子一起堵在缺口上。
乡亲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一个个焦急地呼喊着：
“新安！”
“新安！”
可是这个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再也没有回答。
王新安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他的崇高革命精神，正激励着人们去工作，去战斗，去夺取新胜利！
新华社通讯员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利润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
江苏省无锡县农具五金厂工人理论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打着“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大放厥词，胡说什么“不是说利润挂帅嘛，在这个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要不国家靠什么？”
这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社会主义企业拉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利润挂帅并不新鲜，这是邓小平从资产阶级那里搬过来的。
资本家开工厂，办企业，完全是为了赚钱，为了榨取高额利润，怎么有利，就怎么干。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供应，这都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我们办企业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把企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就我们厂来说，生产铁耙等小农具，利润不大，但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需要，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我们就按照国家计划，积极生产。
如果象邓小平鼓吹的那样，一切围绕利润转，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那势必挤掉铁耙等小农具的生产，使企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这样下去，就会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雇佣关系，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利润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
利润挂帅根本不是象邓小平说的“没关系”，而是大有关系。
我们批判利润挂帅，是批判邓小平用利润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妄图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企业的盈利，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一向重视经济核算，重视积累。
我们厂原来基金不多。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批判了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广大职工意气风发，大搞技术革新，自力更生搞成了许多农具生产专机，形成了铁耙生产流水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铁耙生产满足了全县的需要。
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企业管理，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变原来的亏损为盈利。
现在全厂的利润总额，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多倍。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批判利润挂帅，说成是“片面反对抓利润”，完全是制造混乱。
我们切不可上当。

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深入批判邓小平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五厂工人理论组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深入剖析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更加看清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九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抓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三个编辑委员伯恩施坦、赫希柏格和施拉姆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这三个人在德国工人运动遭到俾斯麦反动政权镇压的时候发表文章，主张德国工人运动不应反对资产阶级，而应服从资产阶级的需要。
为了彻底揭露和批判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
他们在通告信中指出：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这不仅是对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等人取消阶级斗争的严厉批判，也是我们今天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锐利武器。
当年，伯恩施坦等人恶毒地咒骂德国社会民主党搞阶级斗争是什么“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引起“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说什么俾斯麦反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搞了阶级斗争而招致的。
今天，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就是操着当年伯恩施坦等人的同样腔调。
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
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在社会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之后，由于各阶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互相对立，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
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无产阶级必然要起来进行反抗，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坚决地反对，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的镇压。
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被镇压的原因是这样，德国工人运动被俾斯麦反动政府镇压的原因也是这样。
这怎么能说德国工人运动被镇压，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搞了阶级斗争而造成的呢？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但是，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从来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相反，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扑。
同时，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的习惯势力，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会自发地、大量地产生出来，“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特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坚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不坚持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岂不是放任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容忍资本主义复辟吗？
这就不难看出，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其目的正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通告信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透辟地揭露了伯恩施坦等人炮制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
“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
但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大刮右倾翻案风，也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此人从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带着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跑到革命队伍中来，顽固地坚持其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就决定了他要出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堕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对派。
1957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公然声称：
“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
1958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他又极力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什么现阶段“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
现在他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我们党二十多年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顽固地同广大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相对抗。
他带头大刮右倾翻案风，造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他代表资产阶级搞复辟的反动面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还深刻地揭露了伯恩施坦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欺骗性。
他们严肃地指出：
“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
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邓小平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歪曲和捏造的手法，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正是和当年伯恩施坦等人一样，妄图使无产者“上当”，放弃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当年，由于伯恩施坦等人搞右倾机会主义，德国工人运动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今天，如果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
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彻底革命精神，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肃清其影响和流毒。

武汉部队炮兵某部医疗队的同志和赤脚医生一起批判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

批判邓小平反动的唯心历史观
中共广西南宁罐头食品厂委员会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对于我们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我们全厂职工正在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斗争哲学，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进一步批判他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肃清其影响和流毒。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这是他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说明他根本不懂马列，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在人类社会中，在自然界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
斗争，加速了腐朽的、反动的东西的灭亡。
斗争，促进了新生的、革命的事物的成长壮大。
社会自有阶级区分以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只有抓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邓小平一贯掩盖阶级矛盾，否定阶级斗争。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就公开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过去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现在，他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并把发展经济、搞四个现代化提到“纲”的位置。
这只能说明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因此，他必然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八亿中国人民。
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就要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
面对这种复辟的危险，我们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邓小平坚持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必然奉英雄创造历史为信条。
他早在1961年就鼓吹“天才论”，说什么“天才这个东西一定要承认。
把这个东西搞掉了实在可惜。”
他甚至宣称：
“有文化的劳动者不同于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贩卖孔老二那一套“上智下愚”的货色。
他重新工作后，又公然和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相对抗，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要对工人重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
他把干部和工人的同志关系，看成管与被管的关系，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念的翻版。
这也说明他极力要扩大和强化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等级制度，以便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他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就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的。
在他眼里，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革是第1位的东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工人阶级本身，不过是工具和机器的附属物。
所以，他搞唯生产力论，就是推销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妄图取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我们工人阶级对邓小平的险恶用心和复辟阴谋，一定要彻底揭露和批判。
坚持阶级斗争，才能不断进步；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经过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了。
1969年，我厂提出罐头生产突破万吨的目标，一些同志感到生产任务重，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抓原料、抓技术、抓生产进度中去，既放松了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又没有充分发挥工人当家作主的作用。
结果，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物质刺激等货色又抬了头，当年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罐头产量只达到七千多吨。
后来，党委总结了经验教训，发动广大干部和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大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时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干部和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革命和生产搞得热气腾腾。
1970年以来，连续六年提前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现在的一个罐头厂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罐头厂。
今年又提前四十二天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我们决心进一步学好革命理论，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胜利。

机会主义者的惯伎
公冶平
凡是机会主义者，都会见机行事。
邓小平就有这点本事。
暂且不说他的过去，单看他重新工作以后的表演，就可以明白。
他一旦大权在握，见有机可乘，便大搞翻案复辟活动。
当时，洋洋得意，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
但是，翻案不得人心，复辟得罪大多数，顿时茕茕孑立，四面楚歌。
于是，他吞吞吐吐地自认“好心办了坏事”。
坏事是明摆着的，“好心”却包藏着，必须认真加以剖析。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
邓小平的“好心”出了什么效果呢？
这就是右倾翻案风四起，“三项指示为纲”流毒全国，反革命政治谣言四起，直到造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
一句话，他和党内外资产阶级一起，干了一件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坏事。
明明是搞翻案复辟，却自称为“好心”，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7页）邓小平就是想把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要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必然冲突，解释为“误会”；
把自己充当资产阶级挂帅人物，煽起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解释为“好心”。
这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的那句“名言”：
“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
他们分明是走资派，却要自称“老革命”；
分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坏事，激起革命群众的反抗，却要说成“碰上了新问题”。
可见，把必然的冲突解释为误会，是一切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玩弄的惯伎。
邓小平的“好心办了坏事”，不过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的翻版，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韬晦之计。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对于资产阶级的爱，必然是对无产阶级的恨。
好心和坏意的阶级烙印，同样泾渭分明。
请看，邓小平的“好心”，博得资产阶级的连声喝采，遭到无产阶级的愤怒谴责，就是极好的证明。
但是，自认为“办了坏事”，硬要说是“好心”，就值得革命人民高度警惕。
这只能说明，“横下一条心”，“不怕第2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不肯改悔，不肯放弃对资产阶级的好心和对无产阶级的坏意。
恩格斯说：
“‘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邓小平就是这样“真诚的”机会主义者，是改也难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
他真诚地为少数剥削阶级谋利益，真诚地反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总是顽固地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但是，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必然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充分发挥工人民兵的战斗作用
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这一重要指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首都工人民兵，自1973年08月以来，认真学习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地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管理、改造和建设城市。
三年来，首都工人民兵协同有关部门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维护了首都的社会秩序，发挥了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
今年04月05日，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紧密配合下，一举粉碎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经过社会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首都工人民兵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特别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本领，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斗在阶级斗争第1线，大大促进了首都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武装工人阶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一贯思想。
早在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
“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
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反复阐明武装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并强调武装工人阶级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成果，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的最可靠保障。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极端重视武装工人阶级，并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
他在痛斥叛徒考茨基反对武装工人的谬论时深刻指出：
“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5页）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工人阶级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武装工农，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民兵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民兵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是坚持武装工人阶级，还是反对武装工人阶级，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资产阶级的“第1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6页）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疯狂反对武装工人阶级。
他们为了叛卖无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总是与资产阶级暗中勾结，采取政治欺骗、武力镇压等卑鄙手段，极力削弱、瓦解、出卖、直至消灭工人武装。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竭力反对武装工农，完全放弃党对工农武装的领导权。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竟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把工人武装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
林彪反党集团大肆宣扬民兵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搞生产，反对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脉相承，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害怕工人民兵学习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
他在“整顿企业管理”的幌子下，对于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工人民兵组织要“一律撤销”，妄图扼杀这一新生事物。
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面目。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首都工人民兵，坚决顶住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
（一）要从根本上加强工人民兵建设，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不仅要打击社会上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更重要的是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长期斗争。
要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识破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各种阴谋，及时而准确地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就必须组织工人民兵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展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不断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工人民兵的头脑。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人民兵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自觉性，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完成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光荣任务。
（二）组织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民兵，实现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正确途径。
组织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使工人民兵的组织更加健全，活动更加经常。
他们在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学会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了斗争艺术；
同时经常开展军事技术训练，熟悉了地形环境、敌情社情，为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和坚守城市作好了准备。
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斗争，对我们首都工人民兵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实战演习，也是一次严峻的战斗考验。
实践证明，经过社会阶级斗争风浪考验的首都工人民兵，是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
（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搞好民兵建设的根本保证。
只有各级党委坚持党管武装的原则，把搞好民兵建设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来抓，经常研究解决民兵建设上的重大问题，才能使民兵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首都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阶级敌人还在活动，走资派还在走，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斗争并没有结束。
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推向高潮，以实际行动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北京的光荣任务。

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做出贡献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满怀胜利的喜悦，坚守在战斗岗位上。
新华社记者摄

在斗争中建设民兵指挥部
上海民兵杨浦区指挥部毛庚娣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民兵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怀有刻骨仇恨。
他多次在民兵指挥部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用谣言和诡辩蛊惑人心，狂妄叫嚣“民兵指挥部要彻底解决问题”，妄图砍掉新生的民兵指挥部，把民兵建设引向邪路，以便于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上海市、区（县）两级民兵指挥部，是上海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创建的。
它是毛主席关于改造民兵的光辉思想同群众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建立民兵指挥部，对于加强民兵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兵指挥部的建立，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关于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重建的上海民兵，坚持了城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
这条阶级路线不仅体现在组建民兵队伍中，还体现在民兵指挥机构的领导班子中。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
“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8页）上海市、区（县）两级民兵指挥部，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由工厂、农村挑选优秀的工人和贫下中农来参加领导和工作。
民兵指挥部的建立，使民兵组织形式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毛主席教导我们：
“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广大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以后，不仅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还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担负更多的任务。
这就迫切要求建立一个与此相适应的新型的民兵领导机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兵指挥部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这是斗争的需要，形势发展的要求，群众的创造，是民兵建设上斗、批、改的胜利成果。
民兵指挥部的建立，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说：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新型的民兵指挥部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来自群众、代表群众，能及时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他们经常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
他们同工人、贫下中农拿一样的报酬，能“官”能民，能上能下，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促进了机关和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民兵指挥部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民兵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民兵指挥部是民兵的领导机构，民兵工作和民兵队伍直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指挥，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民兵队伍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04月上旬，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在党的领导下，与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紧密配合，迅速组织了数万名工人民兵，胜利地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斗争实践再次证明，建立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都工人民兵的革命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邓小平对民兵指挥部这样仇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是因为民兵指挥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带领广大民兵积极参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使民兵成了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成了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一大障碍。
邓小平这个复辟狂，叫嚷“民兵指挥部要彻底解决问题”，就是要
“彻底”解散工人武装，从根本上砍掉民兵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
他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关于改造民兵的伟大指示的，是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
我们上海民兵要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破坏民兵工作的罪行，加强民兵指挥部的建设，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粉碎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活动，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火红的青春
1965年07月14日，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掩护了江苏省邳县张楼民兵地雷班的十二位同志，谱写了一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凯歌。
王杰同志牺牲后，地雷班班长李彦清含着热泪读着王杰同志遗留下来的日记。
王杰同志勤奋攻读毛主席著作的精神，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品质，一心为革命的崇高思想，给他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1973年05月23日早晨，李彦清参加李圩大队地雷实爆。
地雷一个个成功的爆炸了。
民兵胡秀玲第1次搞实爆，心情有些紧张，出现了哑雷。
她连忙跑上去排除。
李彦清深知排除哑雷的危险性，他一个虎跃跳了起来，抢先冲了上去。
地雷发生了意外爆炸，李彦清为了掩护阶级姐妹，自己的双眼被炸伤。
李彦清躺在病床上，心中火烧火燎的。
没有双眼，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
怎样和同志们一起战斗？
战友们来看他，希望他战胜困难，县、社领导同志来看望他，勉励他向王杰同志学习，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领导和同志们的殷切期望，象烈火燃起了李彦清对新的战斗生活的强烈向往。
他决心发扬顽强的革命精神，身残志不残，将革命进行到底。
李彦清从医院回家的第2天，就让孩子请来生产队的会计，给他读毛主席著作，读报纸。
民兵连也定期派人来帮助他学习。
同志们的关心，使他十分感激，可他想：
我不能长期牵扯同志们的精力，一定要坚持自学。
怎么自学呢？
县武装部给他送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每天的新闻节目，他按时收听。
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节目，他反复收听，直到弄通记牢为止。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李彦清想：
我如果能把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写出来，那该多好。
他叫孩子找来了纸笔，开始练习写字，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写出了第1篇学习体会。
他捧着自己写的体会稿，高兴地对爱人说：
“我又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了，我又能批判资产阶级了，我又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了。”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李彦清更是冲锋在前。
听说公社要开批判会，他利用两天时间写出批判稿，亲自登台批判。
听说民兵地雷班有的民兵认为对邓小平已经批得差不多了。
他连夜写成了《斗争未停、冲锋不止》的思想评论，交给了民兵地雷班。
李彦清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对同志无限热爱，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
1974年初，李彦清刚刚从病床上爬起来就想：
我要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天，他听生产队长说今年水稻面积要扩大，得及早到县城购买一部分线绳。
他马上对队长说：
“线绳不要买了，我来搓。”
两年多时间，他为全大队搓线绳八千多米，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今年的插秧季节，李彦清来到秧田，他不能插秧就拔秧。
老贫农张大爷拉住他的手说：
“彦清，我们一人多干一点就行了，快回去吧！”
李彦清说：
“我是共产党员，不能掉队，人不劳动要变修啊！”
李彦清同志就是这样沿着王杰同志未走完的道路，继续革命不停步。
本报通讯员

“红旗民兵团”在前进
江苏省海安县角斜公社民兵团，是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先进集体。
1966年03月，南京部队授予角斜公社民兵团以“红旗民兵团”的光荣称号。
十年来，他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军事训练，促进了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大民兵愤怒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民兵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革命行动，决心苦练杀敌本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练兵。
“敌人磨刀没有停，我们磨刀要抓紧。”
一个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正在角斜民兵团深入开展。
被群众誉为“黄海前哨娘子军”的红卫大队女炮班班长朱建玲，今年十九岁，在炮声隆隆的演兵场上，已经成了干练沉着的指挥员。
今年春天，炮班扩大编制，增加了十个新同志，同时老炮也换成了新炮，许多同志担心她们的炮要打不响了。
朱建玲带领全班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批判邓小平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罪行，使全班同志认识到，搞好军事落实是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国内阶级敌人反抗的迫切需要，进一步坚定了掌握新炮射击技术的决心。
新炮操作技术要求高，她们就反复练习。
一次瞄准，有个同志差一个密位就报告瞄好了。
小玲子发现这个问题后，心想，只有一个密位不差，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于是，她便引导全班以白求恩同志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检查自己，那个同志主动作了检讨，表示一定要象白求恩同志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
从此，全班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周围所有能作为射击目标练习的房屋、树木、河渠等等，都被她们瞄遍了，瞄熟了。
她们又把炮扛到海滩上去练习。
今年以来，她们先后进行了五次实弹射击，发发都准确命中目标。
公社党委和民兵团领导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和劳武结合的原则，坚持每月三次政治学习、三次军事训练的活动制度，并注意结合时令和农活特点，安排训练内容。
夏天，他们组织民兵进行游泳和武装泅渡训练，冬季结合兴修农田水利，进行构筑工事和挖反坦克壕等土工作业训练。
他们还每月召开一次排以上干部会议，明确一个月的训练内容和要求，提高了小型、就地、分散训练的效果和计划性。
公社党委和民兵团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学习和训练活动，及时解决训练中遇到的问题，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以后，他们马上广泛宣传首都工人民兵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先进事迹，开展向首都工人民兵学习的活动，推动了民兵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水平。
目前，角斜“红旗民兵团”广大干部和民兵正在掀起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他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民兵工作搞得更好，努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

中国、伊朗贸易混合委员会签署1976年度贸易安排备忘录
新华社1976年06月18日讯
中国、伊朗贸易混合委员会就1976年度两国贸易安排达成了协议，18日签署了备忘录。
中国代表团团长奚业胜和伊朗代表团团长曼·甘纳迪扬分别在备忘录上签字。
对外贸易部长李强和伊朗驻中国大使巴赫拉米参加了签字仪式。
签字前，李强部长会见了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外事往来
余湛会见委内瑞拉客人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18日会见委内瑞拉众议员、中央大学新闻系教授、委中友协第2副主席阿道尔夫·埃莱拉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往墨西哥
以外贸部副局长孙锁昌为团长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1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墨西哥参加中国—墨西哥贸易混合委员会第3次会议并进行友好访问。
为秘鲁女子排球代表团访华
埃斯佩霍大使和夫人举行招待会
秘鲁驻中国大使埃斯佩霍和夫人，为秘鲁女子排球代表团访问中国，18日晚举行招待会。
中国排球协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郭连刚、张明增，以及中国排球运动员、教练员应邀出席招待会。
以阿尔维托·巴图奥内为团长的秘鲁女子排球代表团在北京、南京进行了友好访问和比赛，将于近日离京回国。
南斯拉夫广播电视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南斯拉夫广播电视组织管理委员会主席、普利什蒂那广播电视台总台长伊斯马依尔·巴依拉为团长的南斯拉夫广播电视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18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中国期间参观访问了北京、桂林、广州、上海等地。
孟中友协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访问
以孟加拉国—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米尔查·戈拉姆·哈菲兹为团长的孟中友协代表团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团长哈菲兹和团员妮加尔·沙义德于18日离京去朝鲜访问。
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孟加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和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华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长沙、韶山、桂林、广州等地。
我国中学生体育代表团前往法国
以曹思慧为团长，郭玉忠、钟光文为副团长的中国中学生体育代表团，15日离京前往法国奥尔良市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日本海运集会所代表离京
日本海运集会所专务理事片平善二一行三人在北京、天津访问后，17日乘飞机离开北京赴上海、广州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日本海运集会所代表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的邀请于10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在北京期间，同我海事仲裁委员会就中日两国海事仲裁业务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访问了我有关海运部门。
我海事仲裁委员会主任王文林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新华社）

廖承志会见日中农业技术交流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6月18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18日会见以日中农业技术交流协会会长、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北海道本部会长荒哲夫为团长，北海道议会议员寺崎政朝、北海道中央农业试验场场长岛崎佳郎为副团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北海道总局专务理事宫岛敏雄为秘书长的日中农业技术交流协会友好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我国工人代表团离京赴阿尔巴尼亚访问
新华社1976年06月18日讯
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张世忠为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一行六人，应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邀请，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刘锡昌，有关方面负责人区棠亮、李春明、邢竹芳、张全忠、朱良等。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也到机场送行。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访华友好参观团回国
新华社1976年06月18日讯
以村田吾一为团长、依田熹家和青谷清为副团长的日本归还北方领土访华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京回国。
在京期间，访华友好参观团曾举行报告会，向中国各方面人士介绍了他们在日本各地积极开展收复北方领土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的情况，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日本朋友在京还参观了学校、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

激流新歌
——记老贫农袁泽川在大办水利中的事迹
春天，都江堰灌区的田野上万紫千红，百花争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都江堰灌区涌现出的大量新人新事，比春天盛开的花朵还要繁茂和鲜艳。
1969年07月的一天，在四川省水利领导部门的接待室里，出现了一位风尘仆仆、从远道步行而来的农村社员。
这位年过半百的老贫农叫袁泽川，是仁寿县太平公社卫星大队三队的饲养员。
他到省水利领导部门来，是专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请求进一步扩大都江堰灌区，以解决四川中部丘陵地区的严重干旱问题。
他建议打通横阻在川西平原东面的龙泉山脉，使千百年来只能灌溉川西平原的都江堰渠水，流到“十年九旱”的仁寿县境内来。
这是一个敢于破除迷信的大胆设想。
要使它变成现实，需要修建一连串的渡槽、隧洞、水库以及数百里长的盘山渠道。
这位老贫农在他的建议书后面，还附有一张经过他亲自勘测精心绘制的水文图，上面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各种符号，注明在哪些地方穿山适宜，在哪些地方架渡槽比较经济，在哪里修水库效益较大，等等。
早在1958年大跃进中，省水利部门就曾作过类似的设计和规划，并进行过初步的勘测。
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个规划没能实现。
事过十年，一些图纸和资料在档案柜里，都被虫子蛀坏了，而这些地方干旱缺水依然如故。
一遇干旱，连人畜吃水都很困难。
这个长久被搁置的问题，现在，又由一个老贫农提了出来，水利部门的同志深深感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焕发出来了。
他们在这位老贫农建议的推动下，经四川省委和省革委会批准同意，决定加快川中丘陵地区的水利建设步伐，并派出工作组到仁寿县，会同县委和一些区、社党委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同这位老贫农一起，实地进行勘测设计，订出了具体施工规划。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他们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短短几年内，就建成了能蓄水三亿多方的大型水库一座，百万方以上的水库十七座，渡槽一百六十座，隧洞一百二十处，盘山干渠三百七十多公里，使这个干旱地区的一百多万亩土地有了可靠的水利保证。
解放前的仁寿县，是一个有名的“逃荒县”。
那时，袁泽川一家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干旱的折磨。
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袁泽川成了兴修水利的积极分子，他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立志要改变家乡的干旱面貌。
但是，当时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小农经济思想的“巴掌山”挡住了视线。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县各社队联合起来，组成了几万人的水利大军，决定修建一座蓄水几千万方的中型水库。
谁知工程开始不久，突然吹来一股冷风，要工程立即下马。
这位老贫农带着愤懑和迷惑不解的心情回到队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中，袁泽川受到巨大的教育和激励，认识到解决水利问题，根本在路线。
要批判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
袁泽川带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他先后阅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
劲松逢喜雨，会变得格外苍翠、挺拔。
袁泽川经过文化大革命，思想获得大解放，视野跨出了本社本队的小天地。
他胸怀全局、精神焕发，以更大的干劲投入战胜历史性干旱的斗争。
从1967年秋天起，袁泽川经常身带自制的土仪器和干粮，沿着龙泉山脉进行测量，察看山脉走势和水流去向。
为探索出一条合理的水路，连续两个春节，他都是在荒山野岭上度过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步行了两千多里，爬遍了这一带的一百多个山头，访问了十多个公社的好几百名当地社员。
袁泽川掌握了大量地情水文资料后，判明引都江堰水到川中丘陵地区是切实可行的。
于是，他开始绘图，以便领导机关在研究他的建议时参考。
接连二十多个夜晚，他在煤油灯下，戴上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伏在桌案上进行这项艰苦的工作。
画错了的地方，他就把它挖了，补上一块纸重画。
最后，在这张仅有桌面大的图纸画成时，他在上面竟补了六十多个疤。
这位老贫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多少心血啊！
袁泽川的勘测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群众支持和鼓励。
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都非常关心他的工作进展情况，经常到他家里问寒问暖，在他外出勘测时，安排邻近社员和亲友替他照料家中患病的妻子，分担饲养耕牛工作。
可是，县里有关部门的个别干部，因受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影响，竟然对他说：
“这是牵涉到国家计划的大事，你用不着管。”
他们对他几次送来的建议书，连看都没有好好看一下就退还给他。
袁泽川气愤地说：
“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水利建设我们贫下中农不该管，又该谁来管？”
在党支部和社员群众的支持下，袁泽川决定把自己的建议向省里反映。
他爬山涉水步行一百五十多里赶到成都，亲手把建议送到省的水利主管部门。
在这里，他的建议终于受到重视。
1970年10月，扩大都江堰灌区引水上山的工程开始了，广大干部和社员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
队里觉得袁泽川年纪大，家里又无人照管，最初没有让他去。
但他坚决不肯，当工程展开大突击时，他毅然来到了工地，和年青小伙子们并肩战斗。
一次，刚修通的一段盘山干渠，在春耕用水的紧要时刻，一天夜晚突然连续发生塌方，正在附近施工的袁泽川和社员们闻讯后，打着火把赶来。
袁泽川是队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但他不顾人们的劝阻，坚决同大家一道冒着不断塌方的危险，跳进齐胸深的渠水里，奋力清除从半山上倾塌下来的石头。
在大办水利火热的战斗生活中，袁泽川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73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全县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上，他被评为水利劳动模范。
这位五十五岁入党的新党员，满怀革命激情，给在边防部队也刚入党的儿子写信说：
“我们要牢记《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一段唱词：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袁泽川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几年来，他在水利工地上，担任过施工员、政工员、保管员等多种职务，不管在哪个岗位，遇到修正主义，遇到资本主义，他就批判、斗争；
哪里困难多，他就出现在哪里。
1974年，正当全县水利建设胜利向前推进的时候，一个新的考验摆到袁泽川的面前。
都江堰的渠水按照人们的意志来到川中丘陵地区。
为了扩大灌溉效益，需要采取长藤结瓜的办法，随着水渠的延伸，修建一些水库。
经过县里规划，选定在袁泽川家所在大队的山沟新建一座容量一千多万方的水库，以便扩大灌溉下游十多万亩土地。
这样，就要淹没大队的田土和房屋，社员都要搬迁。
消息一传出，围绕着搬迁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一些社员，乡土观念很重，不愿意外迁，阶级敌人也乘机挑拨，煽起上下游社队之间的水利纠纷。
袁泽川和大家一样，也爱他的乡土，但是他更爱社会主义。
最初，他也曾建议上级考虑是否把水库改修在其他地方，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通过学习和回顾几年来参加水利建设的实践，懂得了全国一盘棋的道理，局部必须服从整体，该舍卒保车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牺牲局部利益，否则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他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面揭露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一面向社员群众进行宣传解释。
在袁泽川和生产队长的带动下，他们队里的社员也都高高兴兴地把家搬到了附近的社队。
袁泽川和队里的社员不仅踊跃搬迁，还积极参加这座水库的修建。
最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这座水库开始蓄水使用。
春灌开始了，都江堰的渠水穿山越岭滚滚而来。
袁泽川站在高高的大坝上，眼看着渠水在这里汇集，然后冲开水库闸门，流向下游一望无际的干渴的田野，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欣喜与舒畅。
奔腾向前的激流，把他的目光带向更远的前方。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首都新闻界宴请埃及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6月18日讯
首都新闻界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欢迎以埃及解放出版社兼《共和国报》董事长、埃及报业协会主席阿卜杜勒·莫内姆·萨韦为团长的埃及新闻代表团。
埃及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陶菲克应邀出席了宴会。
《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代表首都新闻界在宴会上首先祝酒。
他说，中国新闻工作者一向钦佩埃及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英雄气概，并对他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表示相信，埃及新闻代表团这次访问我国，必将进一步增进中埃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以及两国新闻工作者的友谊和合作。
萨韦团长在祝酒时说，埃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
他说，埃及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决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拒绝一切外来干涉和压力。
埃及新闻工作者决心为维护人民自由、反对外来干涉而努力工作。
出席宴会的还有新华社副社长缪海棱，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文华，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温业湛，《光明日报》领导成员孙关龙，《北京日报》副总编辑王立行等。

反对沃斯特种族主义当局的反动政策
南非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
新华社1976年06月18日电
约翰内斯堡消息：
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学生连日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当局的反动政策。
06月16日，约翰内斯堡市郊黑人聚居的索韦托区的数千名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南非当局强行规定黑人学校必须用南非少数白人统治者的语言——南非荷兰语讲课。
示威学生举着“我们是非洲人，不是布尔人（南非荷兰白人移民后裔）”的标语牌，高唱非洲歌曲。
南非当局16日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
警察开枪打死打伤了许多学生。
愤怒的学生不畏强暴，用石块、木棍、铁棍等还击，并且放火烧毁了一些官方建筑物和车辆。
17日，南非当局进一步向索韦托派去一千五百名武装警察，加紧屠杀示威群众，并用直升飞机向示威群众施放催泪瓦斯。
据报道，已有五十多人被打死，七百多人被打伤，一百三十多人被反动当局逮捕。
约翰内斯堡市区的学生积极声援索韦托学生的正义斗争。
他们在16日和17日连续举行示威，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
他们在标语牌上写道：
“这不是语言，而是制度问题。”
约翰内斯堡韦特瓦斯特兰德大学的几百名白人大学生17日举行了声援示威。
示威群众还高呼“我们要正义，我们要改革”的口号。
抗议反动当局暴行的浪潮17日扩展到距约翰内斯堡西北二十英里的克鲁格斯多普的卡吉索区。
当地几百名非洲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在这之前，索韦托区七所学校的二千多名学生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罢课斗争，抗议南非当局的反动政策。
约翰内斯堡群众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目前还在发展中。
这场斗争反映了长期处于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下的阿扎尼亚人民对于反动的种族主义制度的强烈不满。
南非《兰德每日邮报》承认：
这场斗争真正对象是白人统治和种族不平等。

几内亚医务人员在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帮助下逐步掌握了针灸技术。
这是几内亚医务人员正在为患者扎针。
新华社记者摄

埃塞俄比亚改革农村医疗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976年06月15日电
埃塞俄比亚医药协会年会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革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促进埃塞俄比亚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
在改善农村地区的卫生保健条件方面，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已开始采取一些措施。
今年01月，二百二十三名护士在一所护士综合学校经过八个月训练后，被分配到一百四十个农村卫生站工作。
今年04月，埃塞俄比亚救济和复兴局同卫生部合作培养了三十三名讲当地阿法尔语的护士，以便为沃洛省的阿法尔族人民服务。
在卡法省今年又建立了八个县的卫生站，以加强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

塞内加尔改变农村卫生状况
新华社达喀尔电
塞内加尔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了改变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塞内加尔政府把卫生经费的大部分用于农村，并且正在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现在，塞内加尔有四百二十八个诊疗所和六十个妇产院，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
这些医疗卫生机构在改善农民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塞内加尔居民的健康状况不断得到改善。
据统计，从1971年到1974年，死亡率已从千分之五点三降低到千分之三点零一，产妇死亡率降低将近一半。
塞内加尔在培养本国医务人员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本国的医生已由1964年的一百四十四名增加到1974年的二百八十一名。

我出席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理事会代表回国
新华社伦敦1976年06月16日电
出席联合国专门机构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第36届理事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港务监督局副局长唐桂玉，在参加这次会议以后，于06月16日下午乘飞机离开伦敦回国。

我篮球代表团结束访日回国
新华社东京1976年06月18日电
以张长禄为团长，师孝、马家驿为副团长的中国篮球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06月18日乘飞机回国。
日本篮球协会专务理事古川幸庆以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日本篮球运动员和体育界人士到机场欢送。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米国钧等也到机场送行。
中国篮球代表团是应日本篮球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于06月04日到达日本的。
中国男女篮球队分别在访问的地方同日本国家男女篮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和交流。
在比赛中，中日运动员表现得顽强、积极和重视友谊，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赞扬。
在各场友谊比赛中，日本国家男女篮球队都获得了胜利。

扎伊尔制成本国注射剂
据新华社金沙萨电
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的金丹堡医院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从今年03月以来，陆续制成了扎伊尔本国的第1批注射剂。
这批包括葡萄糖和普鲁卡因的五种静脉注射剂，是扎伊尔医务人员在同中国医务人员的密切合作下，克服许多困难而制成的。
今年03月份，注射剂刚刚制成时，扎、中医务人员首先把药品注射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证明产品完全符合标准。
现在，他们自己生产的这些注射剂使这家医院每年可以节省相当于五万多扎伊尔的外汇开支。
扎伊尔共和国卫生国务委员恩圭特·金克拉，对扎、中两国医务工作者友好合作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热烈祝贺。

新加坡断臂再植手术成功
新华社讯
新加坡消息：
据新加坡《星洲日报》06月05日报道，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施行断臂再植手术获得成功。
报道说，接受这项手术的是新加坡妇女黄玉莲。
1975年04月12日，黄玉莲在工作时整只右前臂被切断。
事故发生后，她和她的断臂一起被立即送进亚历山大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终于将断臂植回。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目前黄玉莲已恢复健康，经过再植手术的右手已能提笔写字。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和政府举行联席会议
讨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并批准有关文件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6月16日电
据《火花报》16日报道，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主持下，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和政府15日举行了联席会议。
会议讨论了经过修改的一九七六至1980年罗马尼亚经济—社会发展全国统一计划，并批准了有关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一些文件。
为了改进政府的工作，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决定了一些组织措施。
其中，包括解除格·乔亚拉罗共布加勒斯特市委第1书记的职务，任命他为政府副总理；
解除扬·约尼查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他为政府副总理；
解除政府副总理保·尼古列斯库所兼的教育部长的职务，任命他兼任整个国民经济日用消费品生产协调委员会主席；
任命扬·科曼上将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6月18日电
罗马尼亚注意发展甜菜种植业，目前它的甜菜产量已可以保证国内食糖生产的需要。
解放以来，罗马尼亚的甜菜种植面积有了显著扩大，1975年全国甜菜种植面积，比1950年增加了十四万多公顷。
甜菜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也逐步有所提高，1975年虽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甜菜总产量仍然达到四百九十万吨，比1971年增加了一百万吨。
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七一至1975年），甜菜年平均产量比一九六六至1970年期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过去，罗马尼亚甜菜种植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
近几年，农业工作者打破了南部不宜种植甜菜的习惯，在这一地区扩大了甜菜种植面积，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罗马尼亚农业工作者在甜菜的育种、栽培、施肥、灌溉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经验。
比霍尔县的萨朗塔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全国闻名的甜菜高产单位，这个社由于注意施用化肥和有机肥，因地制宜进行灌溉，并及时做好田间管理，连续几年获得高产，1975年每公顷甜菜产量高达七万二千公斤。
农业科学工作者还注意培养含糖率高的新品种，最近十年来在全国推广的尔—波利甜菜种的含糖率为百分之十四左右。
现在他们正试验一种含糖率百分之十七至十八的甜菜新品种。
随着甜菜产量的增加，罗马尼亚甜菜加工工业也不断发展。
除扩建了原有的工厂外，一批新的甜菜加工厂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建成。
1975年全国的食糖产量，已达到了五十一万六千吨。

美国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
新华社讯
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医疗费用正以惊人速度上升。
在物价扶摇直上的美国，医疗费用的上涨尤为迅速。
据报道，1965年以来，医疗费用指数上升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其他生活费用的指数上升了百分之七十六。
从1965年到1975年，美国人整个医疗费用从三百八十九亿美元剧增至一千一百八十五亿美元。
05月10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承认：
“美国的保健费用正以极为巨大的比率上升，而且看不到减缓的迹象。”
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65年到1975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医疗费用，从一百九十八美元增至五百四十七美元。
照此推算，四口之家每年的医疗开支就高达二千一百八十八美元。
高昂的医疗费用已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仅以病人就医的挂号费为例，平均每人挂号一次就从1969年收费十三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二十美元，这就超过了美国中等收入的工人每天工资的一半。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
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
我国代表谴责超级大国加紧对南部非洲进行争夺
新华社联合国1976年06月17日电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从06月08日至17日举行会议，辩论津巴布韦问题和纳米比亚问题，并且通过了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决议。
特别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谴责了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加紧迫害津巴布韦人民的罪行以及采取目的在于在津巴布韦建立一个种族隔离国家的措施。
决议要求立刻终止非法政权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自由战士的处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全部政治犯、被拘留者和被监禁者。
决议还要求成员国给津巴布韦人民以一切必要的道义、物质等方面的援助。
另一个决议谴责了所有违犯安理会关于制裁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定的行动。
决议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保证严格执行制裁和禁止以任何形式同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合作。
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在辩论津巴布韦问题开始时发言说，津巴布韦人民现在认为只有通过加强武装斗争的办法，才能获得多数人的统治。
他说：
“我们的人民已献身于津巴布韦的解放事业，并且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义务了。”
他在发言中回顾了今年以来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后指出：
“无论在津巴布韦的内部或外部，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个武装斗争。”
“我们的人民为实现这个正义要求——津巴布韦的多数人统治视死如归。”
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史密斯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坦桑尼亚代表指出，津巴布韦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是正义的事业。
他说，史密斯及其种族主义同伙采取了最残暴的措施妄图制止津巴布韦人民取得自由。
迫切需要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严格的经济制裁措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说，津巴布韦人民在争取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斗争中加强军事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伊拉克代表说，武装斗争是获得多数人的统治的唯一道路。
在津巴布韦应当结束殖民主义和外国的统治。
埃塞俄比亚代表说，津巴布韦争取自由的唯一办法是武装斗争。
武装起来争取独立是正确的。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发言中说：
十年来，津巴布韦人民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坚持持久的武装斗争，不断粉碎南罗种族主义政权的武力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使斗争不断深入发展。
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力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畏强暴，前赴后继，在斗争中不断开拓了新的局面。
赖亚力在叙述了非洲国家对津巴布韦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援和揭露了史密斯政权采取的一些疯狂镇压措施后说，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超级大国从它们争霸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正日益加剧对南部非洲的争夺。
一个超级大国正在变换手法，力图保住它的既得利益，而另一个自诩为非洲人民“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为了取代老殖民主义的地位，更是多方插手，虎视眈眈，力图在南部非洲建立它的势力范围。
它还加紧分裂民族解放运动，挑拨非洲国家的战斗团结，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中国代表说，这一切就增加了南部非洲人民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但这也使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在这一地区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中国代表说：
非洲是属于非洲人民的。
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问题，种族主义者的猖獗和超级大国的倒行逆施，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决定非洲命运和前途的只能是非洲人民自己。
团结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
我们深信，津巴布韦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战斗团结，坚持武装斗争，不断总结经验，在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迎来津巴布韦和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
苏联代表妄图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罪恶昭彰的扩张，并徒劳地攻击中国对南部非洲问题的原则立场。
他的谎言和诡辩受到中国代表的坚决驳斥。
在特别委员会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期间，一些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残酷镇压纳米比亚人民。
他们要求南非当局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去。
他们还表示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在发言中谴责南非当局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暴行。
中国代表周南在发言中指出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揭露了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玩弄的阴谋诡计和采取的法西斯镇压措施。
他还谴责超级大国加紧在非洲南部进行争夺。
周南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南非白人当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迫害、镇压，并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白人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中国代表团主张：
本委员会应当通过决议，严厉谴责南非当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种种暴行；
要求南非当局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去；
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并要求对南非实行切实有效的制裁。
在辩论结束时，特别委员会取得了一致意见：
强烈谴责南非政权的罪行并重申他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苏丹加强农村医疗卫生
新华社喀土穆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第1届全国卫生会议不久前在喀土穆举行。
会议制订了发展卫生事业的六年计划，强调要加强农村医疗事业，加强预防疾病的工作和苏丹自己生产药品。
卫生部长哈立德·哈桑·阿巴斯向会议作了报告。
他指出，应该采取措施解决大多数医生集中在城市的问题。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决议要求把国家卫生预算的大部分用在预防工作和环境卫生方面。
决议说，应当在农村建立更多的医院，培训更多的能在农村工作的医生。
决议强调，应当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本国人力和物力在国内生产药品。
药品供应问题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当由国家来管理。

莫桑比克开展疫苗接种运动
新华社马普托1976年06月15日电
据莫桑比克《新闻报》报道，为了预防疾病，保护人民健康，莫桑比克政府决定于今年06月14日开始在全国开展疫苗接种运动。
报道说，在今后三年内，莫桑比克全国九百五十万人将陆续接受牛痘、麻疹和卡介苗的疫苗接种。
去年年底以来在全国开展了改善环境卫生的运动。

西非十五个国家根除天花
新华社洛美电
据《多哥新闻》最近报道，西非十五个国家，相互合作，经过长期共同努力，已使天花在这些国家绝迹。
这十五个国家是：
贝宁、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象牙海岸、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和上沃尔特。
早在1966年，西非和中非一些国家实施了一项旨在根除天花和同麻疹作斗争的计划。
西非十五个国家和中非的一些国家开展了协调一致的群众性种痘运动。
经过长期的努力，西非十五国取得了天花绝迹的可喜成就。

值得深思
利用西方贷款扩充经济军事实力，加紧扩军备战，是苏修近年来使用的一种手段和诡计。
尽管它竭力鼓吹所谓“缓和物质化”，把它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叫做“别开生面”的“互利合作”，但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看到这种“合作”的严重后果。
最近西方报刊不断揭露的事实也越来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去年举行的欧安会上，曾以所谓“第2个篮子”来形容西方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一揽子计划。
实际情况表明，苏修不过是提着一只空篮子到西方国家去，向张三赊货，向李四借钱，做大笔有来无往的交易。
它进口大量技术装备，购买大批粮食，输入大笔资金贷款。
从1964年以来它向西方捞取的贷款总额已有二百多亿美元。
而它同西方的贸易，也往往是“进多出少”，借债买货。
去年，苏修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出现了几十亿美元的逆差。
据西德报纸揭露，西德向苏联集团提供的货物，顺差共达四百亿马克，合一百六十亿美元。
难怪西德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
“就象缓和政策一样，扩大同东方集团国家的贸易完全是单方面的事情。
西方提供货物，东方让人记下帐来”。
苏修的这种行径，戳穿了它鼓吹的“互利合作”的实质。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
西方的钱到了手里，苏修究竟用来干什么呢？
西方舆论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事实：
随着苏修与西方国家“贸易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展，它的扩军备战速度与军事实力也相应地日益增长。
苏修的军费开支已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它的军火工业畸形膨胀，而农业生产与消费品工业却严重落后，根本不能满足人民需求。
这个外强中干的超级大国，既要扩张侵略，又力不从心，只好象西方报纸形容的那样“饿着肚皮在拚命谋求当霸权国家”。
由于从西方捞取大量技术装备与资金贷款，苏修就可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不足，腾出手来大肆扩充军火工业，加紧准备侵略战争。
这种情况，正如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朱利安·艾默里所说的，等于是西方“把廉价的黄油卖给他们，使他们能把钱花在大炮上”。
养虎贻患，古今中外都引以为戒。
苏修在“缓和”幌子下从西方国家捞取经济实惠，成了它争霸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修向西方施展“经济合作”这一手，正是为了适应它政治上、军事上扩张侵略的需要。
现在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他们的资金技术正在被用来“资助”苏修“针对西方的扩军备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
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美国
新华社渥太华1976年06月17日电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06月16日对美国进行了一天的正式访问之后，于当天返回渥太华。
在访问期间，特鲁多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了会谈。
据白宫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其中包括和北大西洋联盟有关的问题以及西方七个工业国定于本月内在波多黎各举行讨论经济问题的首脑会议的问题。
特鲁多当天晚上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美国总统重申，加拿大继续充分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计划。
他说，加拿大仍然打算购买美国制造的新式远程巡逻机以实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潜艇作战计划。

拉美经济体系拉美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
加强联合行动发展本地区经济
加勒比共同体四国总理紧急会议强调促进一体化运动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6年06月14日电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丁美洲理事会第2次例会06月14日在加拉加斯开幕。
这次由各成员国的经济或财政部长参加的会议将讨论有关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
06月07日至13日，成员国的专家为此举行了筹备会议。
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在会上致开幕词时强调，拉美一体化的计划对于拉美各国取得真正的主权是必不可少的。
他说：
“经济问题不仅十分重要，正如我们第3世界国家一直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制度而进行斗争所表明的那样，而且也是在拉丁美洲当前最能把我们所有国家团结起来的问题”。
巴拿马计划和经济政策部长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尔莱塔代表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拉美经济体系作为行动和协商机构已得到巩固，工作正在进展。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6年06月17日电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丁美洲理事会第2次例会06月16日晚间在加拉加斯闭幕。
在有二十三个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的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十项决议。
关于谴责美国贸易法的决议说：
拉美经济体系拉美理事会“表示反对美国贸易法所包含的限制性和歧视性条款”。
决议表示要保持拉美国家的联合行动，以对付美国贸易法对发展拉美国家的贸易将会产生的消极作用。
会议通过的另几项决议决定成立三个行动委员会，分别负责下列工作：
建立一个关于某些产品过剩、不足的情况及其价格的地区性情报机构；
制订高蛋白补充食品的生产、贸易和分配计划；
制订建设住房和社会福利建筑物的计划。
会议还决定今年11月举行一次拉美经济体系拉美理事会的特别会议，以便最后通过理事会的章程，并讨论拉美国家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其它国际经济关系问题。
在闭幕式上，会议领导委员会主席、秘鲁一体化办公室主任豪尔赫·杜波依斯·赫瓦西强调说：
“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各国已具体确定了我们优先注意的方面，以便在经济、社会、技术领域开展协商和协调拉美共同立场的行动。”
新华社乔治敦1976年06月17日电
据这里最近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宣布，加勒比共同体四个成员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巴巴多斯、牙买加的总理于06月09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当前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并就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和促进地区性一体化运动达成了协议。
关于这次会议的联合公报指出，为达到本地区的稳定的目的，需要采取一致行动以减少本地区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外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损害的可能性，并对那些面临经济困难的共同体成员国提供相互援助。
四国总理重申对地区性的经济一体化所承担的义务，表示要加强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还特别强调了开发和利用本地区资源的重要性。
四国总理同意扩大经济合作的领域，考虑在纺织、水泥、化肥、钢铁等方面建立互利的联合企业，并加快成立地区性粮食公司的步伐，以争取实现本地区的粮食自给。
他们还同意扩大彼此间的贸易关系和对本地区产品采取保护性措施。

日本渔民反对苏联渔霸行径
新华社东京1976年06月18日电
最近，苏联渔船队在日本北海道和北方四岛近海到处横行霸道，破坏日本渔民的生产活动，激起广大日本渔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据《读卖新闻》等日本报纸06月18日报道，北海道钏路地区的一艘不到十吨的渔船“丰昌丸”，06月17日晨在钏路东南约十八公里的海域捕鱼时，苏联的一艘大型拖网渔船突然朝它闯去，在距日本这艘渔船仅五十米的地方投下拖网，把日本渔船撒下的渔网挂住，然后倒拖着这艘渔船继续航行。
“丰昌丸”以及附近的其它日本渔船一再鸣笛和挥动国际信号旗，要求苏联渔船停驶，但是苏联渔船竟置若罔闻，把这艘日本渔船在海上倒拖了一个小时之久，使“丰昌丸”几遭颠覆。
日本渔民说，根据日苏渔业捕鱼协定，“丰昌丸”在捕鱼时设置了明显的标志，然而苏联渔船竟完全无视这些标志。
他们对于苏联渔船队的这种粗暴行径感到十分气愤。
同一天下午，在北海道厚岸町尻羽岬西南约三十公里的海域，“幸进丸”等九艘日本渔船在捕鱼时，也有五艘苏联渔船迫近它们，使这些日本渔船被迫停止捕鱼作业。
06月16日，北海道根室市的渔船“第八佳荣丸”在前往择捉岛北岸近海途中，遭到一艘苏联“渔业取缔船”的检查。
苏联官员制造借口，强行罚款四万日元，并没收了日本渔民的所有渔具。
日本《宗谷日刊》新闻不久前指出，“最近，苏联监视船的活动加剧，正在威胁着出海捕鱼的日本渔船”。
苏联渔船相继出现在宗谷近海，使日本渔民不断遭受损失。
这家报纸呼吁制止苏联渔船的粗暴行径。
日本外务省06月17日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强烈要求苏联遵守日苏渔业捕鱼协定的各项规定。

苏修利用西方贷款和技术减缓经济困难加速备战
西方越来越多的人看清苏修鼓吹“缓和”“经济合作”的险恶用心
本报讯
近年来，苏修为了争霸世界，加速扩军备战，解决经济困难，竭力在“缓和”的幌子下，扩大与西方国家的所谓“经济合作”，捞取大量贷款，进口大批机器和成套设备。
勃列日涅夫在二十五大报告中公开鼓吹，要把扩大同西方的经济关系作为“解决政治和经济任务的有效手段”。
就是说，苏修想借此减缓国内经济的重重困难，增强经济军事实力，为其对外加紧侵略扩张服务。
苏修从1971年实施“九五”计划以来，从西方获得了一百七十多亿美元贷款。
它用这些贷款，从西方进口大批机器设备和技术。
1971年，苏修从西方的进口额为二十八亿美元，而到1975年，迅速增加到一百二十八亿美元，增长三倍半。
它利用贷款，为其关键性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化工、石油和天然气、冶金、汽车制造、仪表、电子技术以及建筑材料、食品等部门，进口大量技术和设备。
比如，它利用贷款，由美、英、法、意等国提供了二十四座化工厂和化肥厂的成套设备。
又如，它利用贷款，建造和改建了汽车厂。
年产六十多万辆“日古利”小轿车的伏尔加汽车厂，基本上就是由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设计和装备起来的。
苏修吹嘘的所谓世界上最大的卡马汽车厂，主要机器设备也是从西方国家选购的，价值十多亿美元。
再如，它兴建的年产铝一百万吨的制铝联合企业和新建的库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也都由西方国家提供资金和设备。
从1972年以来，苏修还从美国进口了一百六十多台微型滚珠轴承精密机床。
据透露，这种机床可以用来加工多弹头导弹制导系统的部件。
此外，苏修为了开发东部地区，在“九五”计划期间从西方购买了六百多万吨大口径输油管和输气管，并且用贷款购买了开发远东森林、雅库特炼焦煤、勘探雅库特天然气和库页岛大陆架资源以及建设港口的设备和器材。
苏修把扩大同西方经济关系作为实现其“经济战略”，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手段。
苏修二十五大制订的所谓“经济战略”，就是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扩大和更新生产设备的基础上，保证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平衡而稳定的发展”。
苏修报刊公开宣称，苏美竞赛“正从数量指标转向质量指标”，认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力缩短同美国在技术和效率上的差距，并叫嚷要“充分利用”一切潜力，以便“在将来跃居工业上和科学技术上世界第1个国家的地位”。
但是，由于苏修大搞扩军备战，经济畸形发展，又由于经济制度腐朽，工人怠工，经济效率连年下降，致使资金不足成为长期无法克服的矛盾。
因此，它急于向西方国家乞求大量贷款，进口技术设备，以弥补不足，扩展实力。
苏修报刊承认，加强同西方的“经济合作”，是“十五”计划的“特点”。
柯西金不久前表示，在“十五”计划期间将从西方借款三百亿美元。
然而，苏修从西方捞取资金和技术，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新的矛盾和困难。
由于苏联的工业品在西方市场缺乏竞争能力，它同西方的贸易出现大量逆差。
据报道，继去年苏联对外贸易出现空前未有的巨额逆差之后，今年第1季度对外贸易又出现严重逆差，达十四亿多美元，而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更高，达十七亿多美元。
苏修对西方欠下的大量债款和巨额贸易逆差，只能靠出口石油、天然气、煤、木材、有色金属和其他初级产品偿还。
这不仅将加剧它同国内和经互会成员国原料燃料供应的紧张，而且不能不给它的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随着贷款和外贸逆差俱增，苏修债务越背越重，必然在国内加紧剥削，把债务转嫁到国内劳动人民身上，这将进一步加剧国内阶级矛盾。
同时，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下，管理制度腐朽，从西方进口的机器设备也常常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能。
据苏联报刊透露，企业建设往往不能按期投产，建成的企业又达不到设计能力，生产不出优质产品。
例如，卡马汽车厂按原计划应在1974年投产，现在可能要推到1980年。
随着苏修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势头的加强，西方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苏修鼓吹的“缓和”与“合作”的险恶用心，认为向苏修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无异于支持它发展军备，养虎贻患。

西欧联盟议会谴责苏联鼓吹“缓和”大肆扩充军备
警惕慕尼黑危险加强防务对付苏联威胁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苏美协议并没有使双方停止军备竞赛
新华社巴黎1976年06月17日电
西欧联盟议会第22届会议06月14日到17日在巴黎举行。
会议讨论了面临苏联军事威胁的欧洲和地中海的安全问题以及欧洲防务问题。
议员们热烈地讨论了题为《欧洲安全和缓和》的报告，这个由英国保守党议员弗雷德里克·贝内特以西欧联盟议会总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的报告，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苏联在欧洲的力量和军备的不平衡发出了警告，并且严厉谴责苏联鼓吹的“缓和”。
报告说，“目前实行的缓和，似乎在西方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同慕尼黑协定时代的绥靖同样的后果”。
报告还说，苏联领导人想利用“缓和”与“和平共处”，使他们可以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一面保持他们对已经控制的国家的统治，而且继续削弱西方的一些阵地。
弗雷德里克·贝内特14日在提出这一报告时发言说，“有些人的确仍然会继续低估苏联帝国主义形成的威胁，忘记了在三十年代由于没有认识到希特勒的真实情况而产生的悲惨结果”。
他说，“我们面临的危险，至少也象三十年代出现的危险一样严重”。
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米勒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不把对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赞扬同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引起的热情比较一下呢？
当时曾经认为慕尼黑协定能够保障欧洲和平直到本世纪末”。
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西欧联盟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贝尔纳·德斯特雷莫15日在发言中指出建立欧洲防务的重要性。
他列举了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并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三军参谋长最近关于军事政策的声明再次证明，在有需要的时候，法国是忠于自己的联盟的。
这些联盟主要体现在北大西洋公约和西欧联盟条约上。”
他说，“国家防务，欧洲防务，大西洋防务，这是我们用来对付这种或者那种情况而组成的不同力量。”
这次会议在16日通过了一项关于地中海安全的建议，建议说，“考虑到苏联已经成为世界海军大国，这就为苏联政府提供了扩大它的权势的可能性”，西欧联盟议会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理事会宣布，联盟将采取适当措施，抵抗外部的一切政治和军事压力”。
议员们还通过了关于后备部队的报告，这个报告要求动员全体人民反对可能的侵略者。
议员们还通过关于“欧洲航空政策”的报告，这个报告建议在平等和互惠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合作。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06月17日电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世界军备和裁军》1976年年鉴指出，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已，它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并没有使双方停止竞赛，相反却进入了新的一轮竞赛。
年鉴说，按1973年不变价格估算的结果表明，苏联在1964年至1974年期间（按日历年度计算）的军事开支以平均约百分之三的年率递增，1971年第1次超过美国。
估计苏联1974年的军事开支相当于九百三十五亿美元，超过美国的军事开支近百分之二十。
苏联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的开支，从1966年以来年年超过美国，所不同的是1974年超过美国百分之六十。
在谈到有些人期望各种裁军谈判能够取得进展的问题时，年鉴指出，这些期望没有一个能实现。
反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已。
如果按美、苏两国原定计划进行部署，它们的战略核武器将成倍增长，仅导弹一项即达到约一万七千枚核弹头。
年鉴指出，美苏虽然在1974年声明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原则协议，但是至今还在进行谈判。
在此期间，这类武器的质量（准确性、穿透能力等）却有了相当大的改进。
年鉴说，美国在1975年进行了十六次核爆炸，苏联进行了十四次。
核爆炸的当量比过去几年有明显的增大。
它指出，最近的和平核爆炸条约和有限禁止（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对裁军没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