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并肩战斗重建家园
昆明部队指战员大力帮助地震灾区各族人民
据新华社昆明1976年06月13日电
参加云南西部龙陵、潞西一带抗震救灾战斗的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指战员，同灾区人民一起，迅速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自力更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热潮，整个灾区到处可以看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并肩战胜灾害的动人景象。
05月29日晚，昆明部队党委和云南省军区党委获悉龙陵、潞西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以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组织部队积极投入抗震救灾斗争。
各级领导干部带领部队、民兵和医疗队，带着党中央的慰问电和救灾物资，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灾区。
驻在地震灾区的德宏军分区和潞西县、龙陵县人民武装部指战员，在部队营房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怕地动山摇，不顾墙倒屋塌，奋不顾身地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保山军分区党委负责人带着参谋人员和无线电台，连夜急行军，及时赶到现场指挥战斗。
昆明部队六十医院、六十四医院、七十一医院的医务人员身背药箱和医疗器材，冒着倾盆大雨，翻山越岭，赶到灾区抢救受伤群众。
驻云南空军某部，在接到运送医务人员和救灾物资的命令后，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争先恐后地向党委请求战斗任务。
连日来，空军战士驾着雄鹰，战胜了复杂气象造成的重重困难，穿云破雾，把大批救灾物资送到了灾区各族人民手里。
在抗震救灾中，广大指战员满怀对灾区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并肩战斗在救灾第1线。
驻在灾区附近的滇西驻军某团，派出了一支五百多人的救灾抢险队伍，在团的领导干部亲自带领下，身背干粮和救灾物资，越过怒江峡谷赶到地震中心。
他们白天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恢复生产，晚上帮助群众修建房屋，整整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某部执行任务到达保山地区的第2天，就接到抢险救灾的命令。
干部、战士日夜兼程，边行军边抢修公路，一到灾区就立即投入抗灾工作。
部队广大指战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帮助灾区人民战胜灾害的动人事例，极大地鼓舞了灾区各族人民重建新家园的信心。
龙陵县一位八十二岁的老贫农接到部队送去的救灾物资以后，热泪盈眶地说：
“解放前，我挨过日本侵略军的炸弹片，遭受过国民党匪军的抢劫，逼得我逃深山，住崖沟。
如今，亲人解放军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帮助我们重建家园，真是毛主席领导的好队伍！”
广大指战员在参加抗震救灾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地方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在刚刚架起的草棚里，在抢栽抢种的田间地头，军民一起学习，一起批判，畅谈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痛斥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罪行。
灾区人民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在大灾之年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华总理同拉齐拉卡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6年06月13日讯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了会谈。
今天上午，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等马达加斯加贵宾，由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陪同，游览了长城、定陵。
拉齐拉卡总统的夫人下午游览了天坛。

山西省芮城县各级干部加强领导，深入三夏第1线。
图为县委副书记肖志斌（左五）在生产队的麦田里，和干部、群众一起总结旱地小麦丰收的经验。
本报通讯员摄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上海造船工人联系实际批判邓小平崇洋媚外的谬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伙同刘少奇积极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去年08月，他又到处兜售崇洋媚外的谬论，并把这种谬论写进他亲自授意炮制的所谓《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去，妄图在工交部门推行。
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上海造船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对邓小平的这一套谬论早有警觉和抵制。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们联系造船工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他们指出，邓小平鼓吹崇洋媚外的谬论，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巨大成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到处出现了“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
就拿上海造船工业来说，文化大革命前，在“造船不如买船”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十七年只造了一艘万吨轮。
文化大革命中，造船工人深入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十年来造了四十五艘万吨轮。
从1970年以来，新造船舶的吨位和船用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
船舶的新品种也不断增加，已经试制成功了万吨级挖泥船、石油钻探船、海洋调查船、大型客轮、万吨级浮船坞等。
沪东造船厂的工人们说：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只能造三千吨以下的小船，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已经自行设计、制造了二万五千吨货轮、万吨级远洋客轮和万匹马力船用低中速柴油机。
工人们说，上海造船工业的这一派大好形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造船工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批判洋奴哲学，向爬行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斗出来的。
邓小平去年重新弹起文化大革命中早已被批臭了的崇洋媚外滥调，鼓吹这也要进口，那也要进口，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对于他种种长外国资产阶级威风，灭中国工人阶级志气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上海广大造船工人愤怒极了。
他们在批判中联系我国造船工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鼓吹的崇洋媚外的谬论，同刘少奇、林彪一样，都是为了扼杀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精神，扼杀我国胜利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他们指出，过去，刘少奇、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让造船工人造万吨轮、万匹机，不准国产万吨轮远航，在造船工业部门设置了一道又一道关卡，妄图把我国造船工业置于死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造船工人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得了造船权、造机权和远航权，整个造船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修正主义路线不是硬逼着沪东造船厂工人买洋专利，不准他们造万匹马力柴油机吗？
这个厂的职工偏不信这个邪，他们六批崇洋思想，自力更生造出了万匹柴油机。
工人们自豪地说：
资本主义国家从开始生产二千匹马力柴油机，到试制成功一万二千匹马力柴油机，花了近五十年的时间。
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从1958年起，只用十六年时间，就走完了这段路程。
修正主义路线不是说什么我国造船厂设备差，不能造万吨轮吗？
上海造船厂的工人破除洋框框，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苦干加巧干，对原有船台进行改造，硬是在三千吨的船台上造出了万吨轮。
不仅造了一艘，而且造了九艘。
如今，仅是上海，就有四个船厂能造万吨轮了。
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不准国产万吨轮远航吗？
自从“风庆”轮远航胜利归来，现在已有一批国产轮船飘扬着五星红旗乘风破浪地远航了。
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主席同时指出：
只有消灭侵略者，打倒反动派，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论联合政府》）邓小平崇洋媚外，反对文化大革命，想剥夺中国工人阶级造船的权利，妄图扼杀我国造船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和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这就暴露出他是七十年代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是破坏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
上海造船工人们指出，我们主张自力更生，并不是一概反对从外国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设备和技术。
但是，对待外国的技术、设备，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使其为我所用。
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能力。
我们同邓小平的分歧，决不是要不要引进这一项或那一项技术、设备的分歧，而是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不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这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
他们列举事实，揭露邓小平鼓吹的所谓“引进”，完全是拜倒在洋人的脚下，把外国的破烂货当作宝贝，完全是搞洋奴哲学，投降主义。
在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江南造船厂，工人们联系本厂历史，深入研究了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
他们说，当年的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曾叫嚷“购买洋船洋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1要务”，“类依洋人成事……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洋奴嘴脸。
如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工人阶级百般歧视，对洋人崇拜备至，他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务派。
沪东造船厂的工人们以本厂的经历，揭露了邓小平崇洋媚外的反动实质。
1959年，我国要试制一种新产品，苏修打着“援助”的旗号，答应为此向我国提供主要设备、图纸资料和派出专家。
但是，到了1960年，正当试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
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我国造船工人就根本试制不成这种新产品。
沪东造船厂的广大工人顶住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压力。
他们遵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奋发图强，艰苦努力，终于造出了这种新产品。
工人们说，要想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一定要自主。
如果依了邓小平那一套，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也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那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我们能够自力更生生产的无限进口，国内需要的却又无限制地出口。
这样下去，我国岂不要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倾销市场？
我国岂不要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重新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宰割？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上海广大造船工人怀着对邓小平的无比愤慨，豪迈地提出：
要与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对着干，做“举旗”“抓纲”的铁人；
与邓小平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对着干，做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
与邓小平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着干，做“海上铁路”的铺路人；
与邓小平的物质刺激对着干，做大干社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共产主义创业人。
今年以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他们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把四条万吨轮和一批其他船舶送下了水，上海造船工业战线到处呈现出一派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金光大道。
我国造船工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正在这条大道上生气勃勃地胜利前进！
　新华社记者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胜利喜讯
林县五十二万亩小麦大丰收
据新华社郑州1976年06月13日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胜利的凯歌声中，河南省林县传来大丰收喜讯：
全县五十二万亩小麦平均亩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产近两成。
在红旗渠畔的田野里，社员们忙着收割小麦。
运麦的汽车、马车、拖拉机来来往往；
打麦场上脱粒机日夜轰鸣，高过房顶的麦垛连绵起伏，广大干部和群众正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英雄的林县人民，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焕发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姚村公社西张大队两千一百亩小麦一季过了“长江”，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5年又提高一百多斤。
六十三岁的贫农社员王政有高兴地逢人就讲：
“咱们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越斗路线越清，越斗方向越明，越斗劲头越大，到底斗出了一个大丰收。”
如今，林县各地先进大队更上一层楼，后进大队急起直追，一大批一季过“长江”、超千斤的大队和生产队涌现出来。
原康公社南觅大队去年被山洪冲坏一百六十间房子和部分土地。
干部和贫下中农进一步搞好灾后建设，加强麦田管理，今年小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产五成，达到九百多斤。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林县各级党组织坚持继续革命，争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
县委一班人今年都在农村蹲点，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他们除参加重要会议外，一般不回机关。
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给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
河顺公社党委成员，每人都买了一个新粪筐，由原来的骑车下乡变成了徒步拾粪。
科技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吹响后，大长了林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志气，他们狠批邓小平诬蔑群众办科研的奇谈怪论，各级党委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十五个公社农科站，四百二十八个大队农科队，三千多个生产队农科小组，一万五千名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技队伍，为夺取小麦丰收作出了贡献。
林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喜庆丰收，首先想到的是为革命、为国家多作贡献，社社队队争着多缴爱国粮。
林县县委在当前的麦收战斗中，正在带领全县人民深入批邓，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争取秋季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应我国政府邀请
将于06月下旬前来进行正式访问
新华社1976年06月13日讯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和夫人，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将于1976年06月下旬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剖析邓小平的感情
解放军某部　李志远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蛊惑人心地说：
文化大革命“伤害”了“一部分人”的“感情”。
鲁迅有一段话讲得很好：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鲁迅这段精辟的论述，清楚地告诉人们：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感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当今社会，或者是无产阶级感情，或者是资产阶级感情。
我们要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哪个阶级的感情？
是伤害了无产阶级感情吗？
否！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凡是具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对于同走资派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无不拍手叫好；
对于经过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无不欢欣鼓舞。
何来“伤害”“感情”之谈！
还应指出，有些老干部，在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焕发了革命青春。
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决不是什么“伤害”了，而是更加增强了。
是伤害了资产阶级感情吗？
这倒是说对了。
文化大革命的锋芒直指党内资产阶级。
对于走资派的感情，当然要伤害。
邓小平咒骂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狂叫“还乡团”“好得很”，赞扬“白专”“有好处”，如此等等。
这般所爱所憎，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
对于这种感情，难道不该伤害吗？
其实，邓小平所谓的“感情”，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感情，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的感情。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就是这种感情的大暴露吗？
一小撮阶级敌人，借着咒骂“秦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耻吹捧邓小平，杀气腾腾地要“剑出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这番“伤害”
“感情”之谈，包藏着极大祸心。
这就是：
煽动一些干部对党、对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的不满情绪，为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然而，这只不过是邓小平的一厢情愿，他那一套翻案复辟的阴谋，终究不能得逞！

桂林染织厂职工深入批判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
这是这个厂第1车间在开专题批判会，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本报通讯员摄

崇洋迷外没有出路
上海市造船公司党委学习小组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
毛主席的指示，为我国发展自己的工业指明了方向。
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以“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为幌子，大肆鼓吹洋奴哲学，竭力推行爬行主义。
在他看来，只有乞求外国，才能加速工业的发展。
按照他的旨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说：
“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
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种唯生产力论的滥调。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又认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之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德、日、美，都是在以不同形式先改变了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帝国主义阶段，某些后起的帝国主义，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靠加强剥削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人民。
邓小平无视历史事实，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原理。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有不少人做过“实业救国”的迷梦，可是都破灭了。
因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拿造船工业来说，解放前，我国造船工业发展迟缓，残缺不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从修修配配，发展到自行设计建造大型船舶，完全采用国产材料、国产设备造船。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狠批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了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那部分上层建筑，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打响了造船工业翻身仗。
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造船总吨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
我们已经建成四十多艘万吨轮，还陆续建造成功万吨级挖泥船、浮船坞及海洋调查船、地质勘探船等一批工程船。
在短短二十几年内，我国的造船工业走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
这一切，雄辩地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靠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靠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才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邓小平闭眼不看这些事实，绝口不谈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结果，一股劲地主张中国去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老路，实际上要把我国发展工业的命运，拴在外国资产阶级的裤腰带上。
过去，在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有些人曾先后三次提出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船用柴油机的专利。
外国资本家乘机进行要挟，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
假如我们依赖了这样的“外国技术”，还能发展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吗？
不能！
广大造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群策群力，终于造出了自己的万匹机，经过国家鉴定，已经定型生产，配备在我们国产万吨轮上了。
这说明，仰人鼻息要受气，自力更生有出息。
邓小平拚命叫嚷依靠外国“是最可靠的”，竭力反对自力更生。
按他那套去做，中国势必要被资本主义国家牵住鼻子，卡住脖子，哪里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主张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外国的技术和经验。
必须指出，对待确实先进的外国技术和设备，我们也不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吸收其中的长处，为我所用。
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东西，即使是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有不足的方面。
我们决不能不加分析，盲目迷信。
邓小平把外国技术设备捧到天上，左一个“好东西”，右一个“高、精、尖”，甚至把外国陈旧的、过时的东西也当作宝贝，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对外国技术，不作具体分析，不用辩证观点看待，盲目崇拜，这实际上就是要中国人永远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
在引进某些外国技术、设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着眼于超，树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
广大造船工人说：
“外国资产阶级能办到的，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能办到。
他们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办到！”
三千吨船台上造万吨轮，翻遍国外造船资料，都说不行。
而我们造船工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敢想敢闯，把高度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硬是在三千吨船台上造出了“风雷”号万吨轮，创造了造船史上的奇迹。
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造船工人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其中不少达到和超过了国外先进水平。
邓小平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的智慧，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而对外国技术、设备，却奉为神物，顶礼膜拜。
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的可恶可憎的洋奴嘴脸。
邓小平的反动言行表明：
他根本不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真正关心“四个现代化”，而是力图引导中国去适合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充当他们的“买办”。
他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目的不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而是为了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广大工人说得好：
“崇洋迷外就是要复辟倒退，复辟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云岭
从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煽动右倾翻案风，到今年04月上旬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们的大量反动言行，直接间接总离不开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事情很明显，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要限制，他们反对限制，我们要批判，他们反对批判，真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在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1958年，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发扬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不久，党内资产阶级就跳出来抵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积极倡导、热情支持、亲切关怀下，一大批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重大作用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烂漫的山花，万紫千红，欣欣向荣，开遍了祖国大地。
在党内资产阶级看来，这哪里是什么鲜花，而是妨碍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荆棘。
他们或者站在明处挥舞板斧，或者躲在暗处放射毒箭，非要把这些新生事物砍掉、射死不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更加鲜明、更加尖锐地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同防止中国变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去年年初以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这又触及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命根子，他们的总代表邓小平就跳出来大唱反调，横加阻挠。
他们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大泼冷水，甚至蛮横无理地不准提“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展开了，矛头直指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
那些把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怎能不心急如火燎呢！
于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场反革命事件。
在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狂喷大量反革命毒汁，其中一股，直接喷向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把这些光辉论述污蔑为“行不通的真理”。
这伙反革命分子，把我们党的坚决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骂做“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把邓小平看成他们的命根子的保护人，看成为他们的利益而“敢”于对抗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雄杰”。
邓小平为了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也真是费尽了心机。
他搜索枯肠，想出了一个“物质基础”论：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
他这个“物质基础”论，是直接从“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
他把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位置上，与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一贯教导相对抗，反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透过邓小平的“物质基础”论看到的，并不是什么“物质基础”，而恰恰是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理论基础——唯生产力论。
他以“生产力落后”、没有
“物质基础”为“理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他真正关心的决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什么“物质基础”，而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加固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产生的经济基础。
赫鲁晓夫就胡说过：
“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正是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基础”。
赫鲁晓夫说的是什么“共产主义”，他们的“总路线”又是怎样一条路线，这大家早已很清楚了。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马上取消，对它就批不得吗？
限制是“行不通”的吗？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对资产阶级法权，也必须抱这种态度。
资产阶级法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能取消；
但是，它的存在是滋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产生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因此，我们在允许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同时，必须批判它、限制它。
我们既能够批判它，也能够有效地限制它。
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迫切要求，合乎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
说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行不通”，这不过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醉心于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少数人的主观愿望而已。
他们这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愿望，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才真是行不通的。
其所以行不通，首先就因为它不是真理，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相对抗的。
他们硬要跟历史发展的潮流闹别扭，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党内外资产阶级对革命的真理、对辩证法越是恼怒和恐怖，我们越是要按照革命的真理、按照辩证法办事。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毛主席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这个极其深刻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走资派的阶级本质，也揭示了他们恼怒和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本原因。
“走资派还在走”，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将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
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批判和反批判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将长期进行下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2章第1节里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
而毛主席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理论，正在使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得到更加光辉的体现。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思想条件。
随着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深入，必将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取得更大的胜利。
不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多么顽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定会冲破重重阻力，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向前推进。

两次造车　两种路线　两种结果
北京第2汽车制造厂职工用130卡车飞跃发展事实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
十年前，北京第2汽车制造厂的前身——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二厂开始设计、试制130卡车。
十年来，这个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荡东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使130卡车从小批试制到成批生产，持续发展，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1975年的汽车产量比成批投产的1968年增长二十一点九倍，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十五点四，汽车成本降低百分之五十一，质量也不断提高。
十年来，北京第2汽车制造厂由一个汽车修理厂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汽车制造厂；
北京130轻型卡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飞跃发展，一辆辆开往更多的使用单位，不仅支援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出口到十五个国家和地区，支援了第3世界。
北京130卡车的飞跃发展的事实，再次证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在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污蔑我们国家的“汽车、造船都是儿童团”。
130卡车沿着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飞跃发展的事实，是对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有力批判。
1959年，北京第2汽车制造厂试制微型汽车。
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设计大权被厂外的教授专家垄断了。
他们闭门设计，在设计和工艺上都存在严重问题。
工人多次提出改进意见，都被打入冷宫。
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造出的一百多辆样品汽车，经过短时期使用以后，全部报废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厂又一次接受了试制汽车的任务。
广大职工群情激奋，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祖国造好车。
但也有人担心上次造车失败了，这次能造出好车吗？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领导和工人一起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先进经验，分析总结上次造车失败的教训。
工人们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设计大权，不依靠工人阶级，必然是路线不对头，造车吃苦头。”
大家一致表示，这次造车决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一定要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路线搞正确，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自力更生造出汽车。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这个厂坚持鞍钢宪法，成立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设计小组。
确立设计方案时，有的人认为，外国车有实物，照描照绘，既上得快又有把握。
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为了破除崇外迷洋思想，设计组拆卸了一辆进口车，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外国车存在不少问题。
通过分析研究，吸取其合理部分，抛弃不合理部分。
同志们豪迈地说：
“照抄照搬没出息，爬行主义要不得，我们要为祖国创出新型的卡车。”
设计班子提出了“学中有创，以创为主”的口号，开门设计造汽车。
设计组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他们边设计边试制，全厂成立了十八个攻关组。
工人们日夜奋战，为卡车设计献计献策，为卡车试制出力流汗。
设计、试制车身时，既无图纸，又无模具，老师傅与技术人员密切配合，一齐动手，用油泥和石膏做出车身模型，大家边评议边改进，很快定了型。
没有模具，工人硬是用一把榔头一块垫铁，一锤一锤地敲出美观大方的车身。
经过四个多月的日夜奋战，这个厂成功地试制出了两辆样品车。
大家欢天喜地地从四面八方拥过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老工人深有感触地说：
“北京130轻型卡车的诞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工人阶级智慧的结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曲凯歌。”
经过严格的试车检验，这个厂试制的130卡车性能良好，质量符合“好用、好造、好修、好看”的设计要求。
北京130轻型卡车诞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又是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推动130卡车飞跃发展。
在130卡车准备成批投产的时候，有人在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影响下吹冷风，说什么：
买车合算，造车成本高两万元，得不偿失，不合算。
千方百计阻挠130卡车上马投产。
北京130卡车是上马还是下马？
是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还是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
在厂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们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工人阶级自己设计的汽车，决不能让修正主义路线卡下去！”
为了回击下马冷风，老工人回顾了这个厂坚持自力更生，同苏修叛徒集团做斗争的历史。
他们总结了本厂的斗争经验，深入批判了刘少奇贩卖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谬论。
工人们气愤地说：
刘少奇叫嚷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企图让我们依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是痴心妄想。
搞试制，造价高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
我们要把坚持自力更生方针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用自己的双手，把130卡车的产量搞上去，把造车的成本降下来。
在成批生产130卡车的过程中，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不向上伸手要人、要设备、要厂房，不依赖国家大量投资，不迷信外国人的经验，坚持自力更生，走自己武装自己的道路。
他们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
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职工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开展技术革新一千一百四十六项，自制设备二百四十八台，占全厂总设备的五分之一，保证了130卡车上马投产。
北京130卡车成批投产以后，工厂的条件好了，有的干部认为，该“象点样了”，一度滋长了贪大求洋的思想。
车身车间的主要设备三百吨油压机不能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工人们提出自制一台五百吨油压机，正准备上马的时候，厂领导认为这种土油压机不能解决大批生产问题，得靠洋设备才行，要大家停下来，等订购进口的冲床。
群众的革命行动没得到支持，进口的冲床一直也没等来，生产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时，车身车间大批判组贴了一张《致厂党委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厂党委丢掉了自力更生精神，滋长了崇洋迷外思想。
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在全厂引起很大反响。
厂党委成员触动很大，他们立即召开党委会，检查了党委内部的崇洋迷外错误思想，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在厂党委领导下，车身车间的工人们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对原有的三百吨油压机进行了改造，冲压效率提高一倍，解决了生产的急需。
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妄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一套搬出来，妄图把我国变为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供应原料的殖民地，甚至不惜砍掉我国自己的生产能力，去进口外国的设备，充分暴露出他的一副洋奴买办嘴脸。
北京第2汽车制造厂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继续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在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跟他贩卖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着干。
今年第1季度，全厂又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一些技术革新项目也取得初步成果。
本报通讯员

参加中伊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议的伊朗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976年06月13日讯
由伊朗商业部外贸局局长甘纳迪扬率领的参加中伊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议的伊朗代表团一行九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对外贸易部局长奚业胜、副局长曹英芳和伊朗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拉加布萨德到机场迎接。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马达加斯加贵宾，06月13日游览长城。
　新华社记者摄

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访问上海
乌兰夫副委员长陪同前往　上海市革委会举行欢迎宴会
新华社上海1976年06月13日电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马达加斯加贵宾，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由北京到达上海访问。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冯国柱，常委陈阿大、汪湘君、黄金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和两千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马达加斯加贵宾。
拉齐拉卡总统1972年曾经访问过上海，上海人民为有机会再次接待总统来访感到格外高兴。
为欢迎马达加斯加贵宾，今天上海主要街道上空挂起了鲜艳的彩旗和巨幅欢迎标语。
欢迎群众手持中马两国国旗和花束，聚集在机场迎候贵宾。
当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走下飞机时，马天水、冯国柱等迎上前去，同贵宾们热情握手，这时人们高呼口号，青少年们欢乐起舞，机场上充满了中马两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
陪同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来上海访问的还有外交部司长何功楷、朱传贤，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田志东，马达加斯加驻中国大使拉科托菲林加和夫人。
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欢迎宴会。
乌兰夫副委员长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马天水副主任首先祝酒。
他说，上海人民高兴地看到伟大的非洲正在阔步前进。
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马达加斯加人民，近年来在拉齐拉卡总统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坚决同马达加斯加人民和非洲人民一起，在团结反帝反霸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拉齐拉卡总统在祝酒时代表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对上海人民给予他们的极其热情的欢迎表示感谢。
他指出，马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相信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

事实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今不如昔的谬论
文化大革命推动照相机工业大发展
1975年全国照相机的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十二倍，品种增加近四倍。
事实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今不如昔”的谬论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照相机工业迅速发展。
一批专门生产照相机的工厂、车间在各地相继建立、发展起来。
1975年全国照相机的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十二倍，品种增加近四倍，一些新闻、科研等部门需要的高级、特殊的照相机也已经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
我国照相机工业迅速发展的事实，是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等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最近，全国照相机企业代表在哈尔滨举行会议，认真总结交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制定了生产发展规划和措施，决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使照相机工业在产量、质量、品种等方面，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我国照相机工业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
当时，全国的照相机厂发展到十几个，照相机的品种和产量也迅速增长。
但后来由于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下马”风，使我国照相机工业的发展一度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照相机工业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和革命干劲。
他们说，照相机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对促进我国生产、科研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照相机工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为了加速照相机工业的发展，广大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不断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批判“等、靠、要”的懦夫懒汉世界观，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照相机车间的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原来没有生产照相机的经验。
1973年，他们接到上级交给试制照相机的任务后，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边改建厂房，边试制生产，边干边学，很快就掌握了照相机的制造工艺和生产技术。
他们只用三年多时间，就试制成功了“熊猫牌”照相机，现在已成批投入生产。
经过国家测试，产品性能达到较高水平，质量符合规定标准。
照相机是一种精密机械产品，要大量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稳定的工艺。
几年来，我国照相机行业普遍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和生产、科研、使用单位“三结合”，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据上海、天津、丹东、哈尔滨四个城市生产照相机单位的统计，近几年来共实现了技术革新一千多项。
一大批高精度、高效率的专用设备，在全国照相机行业陆续研制成功，十四种加工照相机主体、快门底座等复杂零件的高效率专用机床已经在一些工厂安装使用。
上海照相机五厂工人自己设计、制造的主体加工组合机床，可以提高工效几十倍。
在镜头光学加工方面，陈旧的加工方法，大部分已被高速抛光等新技术所代替，生产效率提高了三十多倍。
许多新的材料也不断投入使用，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和上海照相机厂共同研制成功一种保护膜，使快门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
这一大批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成果的出现，使我国照相机生产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产品质量稳步提高，产量大幅度增加，并为今后照相机生产的更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国照相机工业的广大职工，联系照相机工业迅速发展的事实，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斗志，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加速我国照相机工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法国三军参谋长梅里上将离京经乌鲁木齐回国
新华社1976年06月13日讯
法国三军参谋长居伊·梅里上将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乌鲁木齐回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陪同贵宾前往乌鲁木齐。
到机场欢送的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海军副司令员王万林、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有关方面负责人魏应吉、张秉玉、齐宗华等。
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法国驻中国大使阿尔诺和夫人陪同梅里上将等前往乌鲁木齐。

萨马赖大使为伊拉克青年部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新华社1976年06月13日讯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萨马赖为由伊拉克青年部长纳伊姆·哈达德率领的伊拉克共和国青年部代表团访问我国，06月13日晚举行宴会。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有关方面负责人路金栋、程远行、王植范、朱仄、史道、李凤楼、张金鹏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在友好气氛的宴会上，纳伊姆·哈达德部长和庄则栋主任先后讲话，共祝伊拉克和中国两国人民和体育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陈锡联副总理会见伊拉克青年部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6月13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今天下午会见了伊拉克青年部长纳伊姆·哈达德率领的伊拉克共和国青年部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萨马赖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有关方面负责人路金栋、程远行、王植范、杨有为、朱仄。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厂史展览馆
郑成义
樟树郁郁苍苍的老樟树，挺拔在厂史展览馆的门前，枝丫间一只红色的喇叭，传送着党的召唤——
“阶级斗争是纲……”樟树呵，就是历史的证见。
我们在树下学习、开会，树叶呵，就是战斗的传单！
当年，罢工的人群在树下汇集，突然，楼角射来罪恶的枪弹。
不愿在反动派面前倒下呵，烈士紧扶樟树，振臂呼喊……莫不是目睹了当年飞溅的血滴，今天，老樟树才有权大声发言；
莫不是蓄聚了烈士悲壮的呼号，今天，这声音才这样扣人心弦！
资产阶级时刻在想复辟呵，正借助彩色糖弹、陈腐观念；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蛀虫，把文化大革命的硕果噬烂！……于是，每当冷风从叶梢透出，我们就在树下制定进攻方案；
于是，每当我们从树下出击，红色的喇叭就扬歌助战……呵，郁郁苍苍的老樟树，高瞻远瞩，把风云细辨；
呵，巍巍峨峨的烽火台，时刻屹立在我们的心坎！
火　炬象05月的榴花，象10月的红旗，火炬呵，燃烧着冲天的烈焰。
每当我走过厂史展览馆，那门柱上的火炬总是这样耀眼！
在那雪压冬云的寒夜，为盼你，多少姐妹眼望穿；
在工人夜校的识字课本上，伟大的党啊，亲手把你点燃。
“工人腹中空，老板钱袋满，是命中注定？
是理所当然？……”火炬——射透迷蒙的车弄，火炬——揭穿资本家的谎言。
“工人已当家，老板已失权，难道就只抓纱线，不抓路线？”
火炬——照耀继续革命的大路，火炬——烧毁走资派的欺骗。
火炬呵，金辉灿灿，象征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火炬呵，永放光芒，指引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
于是，在大批判专栏上，火炬成为最显目的图案；
于是，在巡查的车弄里，火炬给我们以明澈的双眼。……象沸腾的热血，象炽热的红心，火炬呵，飞卷着不灭的火焰。
火炬——闪亮在我们眼里，火炬——高擎在阶级搏斗前沿！

战斗正未有穷期〔剪纸〕　社员　魏世忠

新指导员
解放军某部战士　毕福堂　林德钊
斗争出英雄，烈火炼真金。
我们的新指导员呵，是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小闯将。
大刀眉，红脸膛，腰圆臂粗宽肩膀。
立如铁塔行如风，话语声声炸雷响。
文化大革命受锻炼，心明眼亮斗志昂。
敢想敢干有闯劲，文武双全真是棒！
论学习，是骨干；
讲工作，走在前。
训练场上做表率，政治夜校把课讲。
赤胆忠心献青春，一心扑在连队建设上。
干部伸拇指，战士齐夸奖：
还是当年那股劲，是我们继续革命的好榜样。
新指导员，好榜样，经风沐雨长成材，挺拔又坚强。
文化大革命战鼓擂，他高举红旗朝前闯，破旧立新打冲锋，向走资派造反当闯将；
批林批孔斗争中，他跃马横枪上战场。
清晨军号吹，他率领全连战士，以笔做刀枪，痛批古今中外的复辟狂。
夜晚下哨后，案头摆战场，一仗紧接一仗打，争分夺秒不下岗。
反复辟，反倒退，带头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哪怕阴沟毒蛇露凶相，战士越斗越坚强。
有一夜，月黑无星光，一个反革命分子窜到金水桥头，天安门前，想干罪恶勾当，指导员查哨正碰上，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这条披着羊皮的恶狼。
军号声声响，战备练兵忙。
前年团里搞集训，他把教练员当。
整天和战士在一起，摸爬滚打斗志旺，汗和战士一块流，心与战士一处想；
冲锋打头阵，出击站头行，硝烟炮火任奔驰，骨硬胆更壮。
斗争真知出，实践本领长。
04月初，天安门广场上空起乌云，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兴风作浪，打人放火烧营房，妄想变天逞凶狂。
我们的新指导员啊，圆睁炯炯的双目，时刻注视着广场。
他率领全连战士同首都民兵、人民警察一起，狠狠打击了这群反革命分子，粉碎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逆浪。
雄鹰展翅万里翔，骏马飞奔跃前方。
喜看当年红卫兵，在斗争中成长，昂首阔步，前进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清晨赞歌
江苏省第1汽车运输处修理厂工人　孙景生
我爱生气勃勃、充满希望的清晨。
当启明星在高空闪现的时候，远处东方的地平线上，显露出一抹淡淡的青光，眨眼间，它向四面伸展开来，变成一片明灿的朝霞，随着，红太阳冉冉升起来了，磅礴于环宇的赤流金辉，洒遍祖国大地。
清晨，多么美丽，多么壮观！
清晨，给我们祖国带来了新的一天。
我有着关于清晨的许多美好的回忆。
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去上班。
老远就看见工厂门口簇拥着许多人。
走近一看，我的眼前骤然亮了。
厂革委会牌子旁边，又挂出了一块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牌子。
同志们喜气洋洋地谈论着。
乐呵呵的面容，就象牌子上端挂着的那朵红花。
一个老师傅珍重地抚摸着那块牌子。
他回过头来看到了我，欣喜地说：
“快去报名吧，大学也办进了咱厂。”
从那以后，每当下班的钟声在工厂上空回荡，也意味着上课的铃声在我耳边响起。
我身负工人阶级的委托，满怀革命豪情，又跨进学生生活的激流。
可是，变了，一切都变了。
我们是学生，但又是工人；
我们手握笔杆，可我们从没放下榔头。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型学校里学习的新的大学生。
学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级交给我们一项科研任务。
领导告诉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这一科研项目被作出“在近世纪内我们无力办到”的结论。
现在又有人在吹冷风：
“让那些没有基础的工人搞，想搞成，没门！”
同志们听了，心中燃起熊熊的烈火。
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光是攻克科研难关，而且是一场阶级斗争。
我们要认真对待，努力苦干，为咱七·二一工人大学争气，为文化大革命争气。
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星期天，同志们放弃休息，废寝忘食地打攻坚战。
失败了，继续斗争；
又失败了，再继续斗争……
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几个年青人在车间紧张地搞试验。
盼望了多少天的结果，就看此刻了。
窗外滴水成冰，可我们的额头上却挂满了汗珠。
我站在窗口，望着天空隐约出现的启明星，怀着期待的心情迎接着黎明。
突然，同志们欢呼起来。
我回头一看，啊，试验成功了。
这时，东方曙光显露。
我推开窗户，一股带着寒意的晨风飘来，好清新啊。
一个同志意味深长地说：
“刚才还是夜间，现在却彩霞满天。
清晨，你到底胜利啦！”
不也是这样一个清晨吗？
我和同学们把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贴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象一把火，将校园里沉闷的空气点燃。
不也是这样一个清晨吗？
我们聚集在校门口，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和广大工农兵一起，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批判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不也是这样一个清晨吗？
我们来到首都北京，在东西长安街上，在歌声、红旗、人的海洋里，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红太阳升起，等待伟大领袖毛主席走上天安门……
最近，又有一个使我难以忘怀的清晨。
那天，我和几个同志去攀登钟山。
借着清朗如水的月色，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顶峰攀去。
到达山顶，突然发现有一个人站在最高处，在向东方眺望。
哟，我们认识他。
他是我们工厂旁边一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我们七·二一工人大学开学以来，他曾多次来给我们讲课辅导。
前些天，他们学校召开毕业典礼大会，我们被邀去参加了。
会上，我看见他大步冲上讲台，宣读了自己写给党委的决心书。
他愤怒地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罪行。
他表示，一定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他要求党批准他到边疆当一名农民。
此刻，他正英姿飒爽地站在我们面前。
他告诉我们，党委已经批准了他的要求，不几天，他就要和同学们出发去边疆了！
临别之前，来爬爬山，看看在这里学习过几年的这个城市。
我们围绕着他，热情地和他握手。
这时，朝霞已经洒满了天空，我们沐浴在明丽的晨光里。
我朝前方望去，似乎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看到了伟大领袖在挥手指引我们前进……
我爱生气勃勃、充满希望的清晨。
它不是过去的一天的重复，它是新的战斗的一天的开始！

风
张抗抗
记得我上小学那年秋天，城里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天上好象装了无数个自来水龙头哗哗往下浇水，风呜呜号叫着，真象什么怪物在逞凶。
听奶奶说，这叫十二级“台风”，是风里的霸王，是从太平洋上刮过来的，可厉害了。
晚上，风更大了，房子都被刮得摇晃，我睡不着，摇摇奶奶的手臂问：
“霸王，捉得住吗？”
奶奶没有回答。
三天后，风停雨住了，我和小朋友们跑到满是积水的大院里玩儿，发现地上横倒着一棵棵连根拔起的大树。
“哎哟，风把大树拔起来了！”
我们惊叫起来。
“傻孩子，这大树是工人叔叔们有意扳倒的，是为了不让台风造成更大的危害。”
一位过路的身上满是泥水的工人老伯伯慈爱地对我们说。
“人厉害还是风厉害呢？”
我天真地问。
“当然人的力量大！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
“奶奶说，台风是风里的霸王……”
“哈哈……”老伯伯没听完我的话就哈哈大笑起来，“小姑娘，你知道吗，人能掀起比台风还要厉害的大风暴呢！”
我不太听得懂，心里对比台风还厉害的大风暴充满了神奇的感觉。
后来，老师讲过不少关于风的常识、描写风的诗文，可就是没有听说过那个老工人伯伯讲过的大风暴，因而也就更加盼望有一天能够亲眼看到人所掀起的比台风还厉害的大风暴。
1966年，一场惊天动地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革命大风暴掀起来了。
它不是从太平洋上，而是从祖国的心脏北京、从天安门来的。
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浩浩荡荡，摧枯拉朽，席卷全国。
随着，我们那个原来象一潭死水的校园里沸腾了，革命师生齐心奋力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把持学校领导权的走资派。
那雪片一样的大字报，在校园里翻卷，那批判会上红卫兵如雷的口号声，在校园里震响着。
啊，多么猛烈强劲的风暴呵！
我们乘着风暴的翅膀走向社会，飞向北京。
在辽阔的农村，在宽广的厂区，在过去被一小撮走资派霸占的文艺舞台上……到处都看得见红色风暴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荡涤一切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
这使我恍然领悟那位工人老伯伯对我讲过的话，懂得为什么人能够掀起比台风还要厉害的大风暴。
因为就在金水桥边，我亲眼看见过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巨手！
01月革命风暴后不久，我们在复课闹革命的锣鼓声中迎来了工宣队。
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位工人师傅去原教育局长家里核实一份材料，进屋一看，桌上、床上堆满了1966年以前的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大纲。
这位胖局长神色有些不自然，我警惕起来。
一出大门，就对工宣队师傅说：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今天他搬出这些东西来想干什么？……”
师傅没有直接回答，笑笑说：
“真是无风不起浪啊——”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说：
“只要地球在转，就有风。
同样，革命要前进，就会有斗争。
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把刘少奇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掀翻了，党内走资派在革命的风头上认了输，可是，谁能保证，他们中间的顽固派，不会在风头过去后，继续刮妖风掀恶浪呢？……”……大江上飘来一股春天的气息。
我咀嚼着师傅的话，好似一阵清风吹起了我心底的波澜。
那时候，我以为文化大革命荡涤了一切修正主义污泥浊水，现在该在风和日丽的春天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了，哪还会有妖风？
当时我对工宣队师傅的话还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我知道，象我刚上小学那年遇到刮台风那次一样，工人师傅讲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书本上和课堂里是得不到解答的，要到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实际斗争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去找寻！
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千千万万红卫兵发出了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
当我第1次踏上祖国北疆的大草原，扑向贫下中农怀抱的时候，那浩浩荡荡的万里东风呵，鼓起了我斗志和力量的征帆。
从此，我在广阔天地里，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
我们所在的北大荒，是个多风的地区。
多年来，我见到过形形色色的风，也同各种各样的风搏斗过，逐渐深切地懂得了工宣队师傅的话的深刻含义。
不是吗？
一次大的革命风暴过去以后，被击败的反动阶级总是时时刻刻在窥测方向，煽妖风，点鬼火，以便在某一个早晨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
就说这七、八年间，不是就有刘少奇刮起的“读书做官”、
“下乡镀金”以及林彪的“变相劳改”等妖风常来捣乱吗？
这些妖风时起时伏，时聚时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妄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战旗一风刮倒，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队伍一风吹散。
不是吗，自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我们那个北纬四十几度的地方，竟然也刮起十二级的“经济台风”、“业务台风”来了。
正当我们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在广阔的天地里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忽然从上面传来了一个什么“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从头到尾不提阶级斗争，不提党的基本路线，而是大讲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大讲“全面整顿”，说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把生产搞上去……。
这股台风刮得好凶哟，甚至把有的队刚刚办起来的“政治夜校”都给刮掉了，有些不坚定的人被这股风刮回了城市。
在斗争中，我们越来越明确地感到，这个“讲话”味儿不对，它在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它在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唱反调！
就在这肆虐一时的台风中，我们知识青年们捏紧了拳头，挺起了胸膛：
决不能做随风倒的墙头草！
要开顶风船，顶风上！
在那斗争最激烈的当口，贫下中农对我说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不要怕，毛主席会指引我们向那风霸斗争的！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姑娘，瞧着吧，咱们也一定会再一次掀起一场革命的大风暴，叫风霸碰个粉身碎骨！”
我眼眶湿润了，豪情洋溢在我整个心怀。
“翻案不得人心”！
霹雳一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伟大的斗争。
八亿人民斗妖风，战台风，捉风霸，将这股猖狂一时的台风、妖风压了下去。
毛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党中央的两个决议，又一次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大风暴。
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台风！
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在风口浪尖，才能练就那“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的钢铁性格！
放眼祖国大地，经受了这一场革命暴风雨，更加壮丽。
辽阔的北大荒原野上，丰收的庄稼，百里飘香；
肥壮的牛马群，迎风嘶鸣，一派兴旺景象。
一个个知识青年点，一所所农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蔚成风气。
我们知识青年的队伍更加壮大，如排排防风林，巍然屹立；
如队队快艇，任凭风浪起，乘风前进！
我们这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的风雨中，也比较自觉地掌握了风的规律，风的特性。
就在最近，我参加了一次批邓大会，会上一个短发的年轻姑娘豪迈地说：
“看来只要地球存在一天，风就不会止息。
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们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随时迎接阶级斗争的暴风雨！”
我禁不住在心底呼喊：
革命的风暴，你吹得更猛烈些、更猛烈些吧！
东风必定压倒西风！

伊拉克和伊朗、加纳和多哥、塞内加尔和冈比亚
解决边界问题加强友好合作
新华社巴格达1976年06月10日电
据伊拉克报纸报道，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06月09日颁布了批准关于伊拉克政府同伊朗政府缔结的两国边界和睦邻条约及其附件的法令。
报道说，颁布这项法令是由于伊拉克和伊朗两国政府都希望本着两国于1975年03月06日在阿尔及尔达成的协议中所表达的，使两国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求得最终和持久的解决的意愿，来解决边界分歧问题。
伊拉克和伊朗两国政府于1975年03月06日在阿尔及尔曾就解决两国边界争端问题达成了协议。
接着又在同年03月17日在德黑兰签订了两国关于边界争端的议定书；
06月13日在巴格达签订了伊拉克—伊朗边界和睦邻条约。
新华社阿克拉1976年06月05日电
据加纳通讯社报道，加纳和多哥06月04日达成了一项划分边界线的协议。
这个协议是加纳和多哥联合划分边界委员会在阿克拉召开了第6次例会，经过五天的仔细研究以后签订的。
加纳方面负责人奥库泽托·萨姆和多哥方面负责人科菲·孔果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奥库泽托说，委员会下次会议将于今年09月在洛美召开，届时委员会成员将到边境现场去确定两国边界，并据此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
科菲·孔果说，只要有两个姊妹国家之间现存的友谊精神，在边界问题上没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
新华社达喀尔1976年06月10日电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报道，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两国部长级委员会第11次例会，06月08日至09日在冈比亚首都班珠尔举行。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重申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公报说：
“双方对一九七五——1976年度（在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完全满意”。
公报说：
“双方对解决边界，特别是坎托拉地区的边界问题的友好方式感到高兴。
双方草签了确定坎托拉地区边界的条约。”
公报还说，双方决定扩大农业、渔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合作。
塞内加尔外长阿塞纳·塞克和冈比亚外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分别率领两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例会。
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两国部长级委员会是根据1967年两国签署的合作协定而建立的，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研究两国之间的合作问题。

共同培育友谊花——记中国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
第1批中国医疗队队员，1975年08月飞越重洋来到马达加斯加。
在这个美丽的岛国，他们同马达加斯加医务人员密切合作，并肩战斗，共同培育着中马友谊之花。
热情欢迎　亲切关怀
中国医疗队到达后，受到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当一部分队员来到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马希齐镇医院时，当地居民穿着节日盛装，跳起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中国朋友。
马达加斯加最高革命委员会成员拉科托马拉拉、卫生部长塞拉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赶来祝贺中国医疗队员进入医院工作。
在医院里，中国医疗队员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经常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当缺少医疗器械和药品时，有关部门和其他医院就热情地给予支援。
当医院因自来水管坏了而缺水时，附近的农民自动地轮流从山下给中国朋友担来清水。
另一部分到图莱亚尔省的安博翁贝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员，也同样受到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热情的接待和照顾。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中国医务人员一开始工作，就遇到语言不通的困难。
马达加斯加的同行想了许多办法来给予帮助。
马希齐医院院长法拉玛拉拉和她的丈夫主动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把当地的常见病和病人常说的习惯语言，用法文和马文对照，亲自教给中国朋友。
他们和医院的其他医生、护士，还通过一起看病、查房来实地帮助中国同行学习，使他们很快突破了语言上的障碍。
中国医生还从马达加斯加同行那里学到了不少识别和治疗当地常见病的宝贵经验。
马希齐医院妇产科的两位助产士妮丽汉塔和米尔塔，在同中国妇产科医生密切合作的半年多时间里，通过认真刻苦学习，不仅已能独立处理门诊的一般妇科常见病，并且还掌握了一些妇科小手术的技术。
并肩战斗　救死扶伤
今年03月下旬一天晚上，一位重病的临产妇女，从农村送进安博翁贝医院，确诊是腹腔妊娠。
马中两国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剖腹取出胎儿，疏通胎儿的呼吸道，从腹腔中剥离胎盘。
经过一系列紧张而又困难的手术，终于把母亲和婴儿都救活。
十几天后，母子双双健康出院了。
03月的一个下午，安博翁贝医院收进一位被汽车严重撞伤的农民。
为了抢救伤员，全院立即行动起来，马中两国医务人员一起紧张地进行检查、研究，施行了复杂的手术。
手术后，为防止发生意外，他们昼夜轮流守护伤员。
经过四十三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这位农民痊愈出院了。
象这样的事例，安博翁贝和马希齐两个医院里还有许多，都体现了中马两国医务人员为救死扶伤而共同战斗的友谊。
针灸医术受到欢迎
半年多来，中马两国医生用针灸为当地人民治好了不少疾病。
特别是外科手术中针刺麻醉和针拨白内障眼科手术的成功，使中国的这种传统医术在马达加斯加受到欢迎。
用中国的针灸治病效果好的消息传开后，马希齐医院院长法拉玛拉拉特地找中国针灸医生为她母亲治疗已经患了十六年之久的神经性头痛病。
在一个多月时间内，经过十五次针灸，老人的头痛病完全治好了。
她叮嘱女儿一定要学会针灸疗法。
针拨白内障的眼科手术，也在马达加斯加取得了良好成果，许多因患白内障而失明的老人重见了光明。
针灸疗法以及针麻手术的屡次成功，引起了马达加斯加医务工作者的很大兴趣。
他们细心观察，刻苦学习，逐步掌握了这门技术。
今年04月28日上午，马希齐医院外科医生朱斯坦和护士长罗歇，在中国医生配合下，第1次采用针刺麻醉，连续为两个病人做甲状腺瘤切除手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中国医疗队员每当想到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所给予的支持、帮助、信任和鼓励，想到他们同马达加斯加同行在互助互学、亲密合作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总是感到十分兴奋和受到巨大鼓舞。
他们决心同马达加斯加医务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结合作，为两国人民的友谊谱写新的篇章。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马、中两国医生交流针刺麻醉经验。
新华社稿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访问阿富汗
双方强调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解决分歧
新华社喀布尔1976年06月12日电
应阿富汗总统达乌德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06月07日至11日对阿富汗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说，访问期间，布托总理和达乌德总统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多次坦率的和有益的会谈，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公报说，双方会谈的目的是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解决两国的政治分歧和其他分歧，以利于维护和促进当前的有利和友好气氛”。
公报说，布托总理亲切地邀请达乌德总统正式访问巴基斯坦。
这一邀请已被愉快地接受。
在布托总理到达的当天，达乌德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
06月11日，布托总理举行了答谢宴会。
布托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说：
“我不仅仅是为着这一代的友谊，而且也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明天的花朵而来的。”
达乌德总统在讲话中表示，希望阿、巴两国之间的分歧将更快地得到解决。

巴尔干国家团结反霸趋势日益发展
希腊积极增进同邻国友好合作关系对付苏联的渗透和威胁
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军事友好代表团分访土耳其罗马尼亚
据新华社雅典1976年06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欧洲的巴尔干地区，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的军事威胁和其他各方面的渗透活动日益增加，引起了作为巴尔干国家的希腊的不安和关切。
最近以来，希腊政府领导人和报刊发表的谈话和评论指出，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巴尔干国家需要加强团结合作。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在今年05月欢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宴会上说，今天的时代是不稳定的，“乌云正在国际地平线上积聚”。
卡拉曼利斯总理在一次对议会的讲话中指出，始终存在大战的威胁，有必要进行防务安排。
希腊《城堡报》不久前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苏联在巴尔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目的“是为了粉碎西方安全体系的东南翼”，以实现它自己的利益。
最近希腊外交部长维齐奥斯召见苏联驻希腊大使，对他同某些希腊政治组织接触的可疑活动提出警告。
这件事表明希腊政府是不会容忍超级大国对它的内政的任何干涉的。
近年来，尽管超级大国设置许多障碍，希腊和邻近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仍然有较快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希腊和邻近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近几年有了较大的增长。
1975年，罗马尼亚和希腊之间贸易总额达到六千六百七十万美元，比上一年有了明显的增长。
今年，他们又签订了新的协定，规定今年的贸易额要增长到八千万美元，到1980年，两国的贸易额将比1975年增一倍。
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贸易今年可望达到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05月上半月，希腊商业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这是近几年来希腊第1个政府部长级的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两国签订了一项长期的货物交换协定和兽医协定，以及1976年货物交换议定书。
希腊和邻近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不仅在经济上进行合作，而且也开始在其他方面进行接触。
一个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奈·波托查尔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从03月底到04月初访问了希腊，一个同类型的希腊代表团也将访问南斯拉夫。
今年02月在雅典举行了巴尔干国家经济和技术合作专家会议之后，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多边关系也在发展。
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尽管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们正在通过和平谈判，努力解决这些分歧，以免为外来力量别有用心地利用。
希腊和土耳其的领导人都表示，希望两国之间的分歧，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
新华社安卡拉1976年06月11日电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应土耳其总统科鲁蒂尔克的邀请，06月08日至11日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安卡拉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公报强调在巴尔干国家之间建立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国家之间增加贸易和相互依靠将有益于这一地区各国在协调各个领域的努力。”
关于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公报说，以色列军队必须从1967年战争期间所占领的所有土地上撤走，应该保证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
公报在谈到黎巴嫩问题时说，双方表示“希望取得一项符合黎巴嫩人民理想和利益并维护黎巴嫩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解决办法”。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公报说，“双方确认尊重和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必要性，并且表示深信，
（塞浦路斯）两族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继续会谈，是促进这个问题取得公正和永久解决的唯一办法。”
双方对两国的双边关系表示满意。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6月12日电据罗马尼亚《火花报》报道，由负责政治—司法工作的南斯拉夫联邦国防部部长助理达奈·佩特科夫斯基上将率领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06月07日至11日对罗马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尼·齐奥塞斯库11日接见了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佩特科夫斯基上将。
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扬·约尼查大将09日也接见了代表团。

我日用品展览在英国伯明翰闭幕
新华社伦敦电
中国日用品展览在英国中部城市伯明翰展出三周后，06月05日闭幕。
在这期间大约有四十万人前往参观，其中有伯明翰市政府负责人和各界友好人士。
观众中有许多人来自英格兰中部的考文垂、曼彻斯特、牛津、剑桥等地，有的人甚至从威尔士等地远道而来。
观众对中国轻工产品和牙雕、刺绣等传统工艺品普遍表示兴趣，称赞中国展品花样品种多，质量好。
有的观众指出，这次展出反映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日用品展览从今年03月份开始曾先后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市展出。

我边境贸易代表团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6年06月13日电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贸局局长温福堂为团长的中国边境贸易代表团，结束对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后，于06月13日离开拉瓦尔品第回国。
在访问期间，温福堂团长同巴基斯坦代表团长、北部地区驻节使和专员西迪基，在吉尔吉特举行会谈并签订1976年度中巴边境贸易换文。
06月05日，巴基斯坦商业部举行宴会欢迎中国边境贸易代表团。
中国边境贸易代表团是06月04日到巴基斯坦进行访问的。

日本神奈川县和横滨市酒会欢迎上海京剧团
长洲知事和飞鸟田市长赞扬两国人民发展文化交流
新华社东京1976年06月13日电
日本神奈川县和横滨市06月12日晚联合举行酒会，热烈欢迎中国上海京剧团到横滨进行友好访问演出。
出席酒会的有：
神奈川县知事长洲一二、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日本民主音乐协会代表理事姉小路公经以及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神奈川县总部委员长金钟勋、横滨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李天图等五百多人。
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等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长洲知事在酒会上致词。
他热情赞扬了日中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友好关系，并表示决心把这个日中友好的坚强纽带万世相传。
飞鸟田市长在讲话中回顾了横滨—上海结成友好城市以来友好关系的发展情况之后说，上海京剧团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崭新的革命现代京剧带到了日本，并且在横滨演出，这将进一步密切两市人民的交流。
中国上海京剧团团长向旭在讲话中首先对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自从上海—横滨结为友好城市以来，两市人民不断为中日友好的共同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他说，上海京剧团愿意通过这次访问演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特别是增进上海、横滨两市人民之间的友谊。
席间，日本朋友和上海京剧团的演员先后演唱了文艺节目。
酒会上，主宾畅叙友谊，充满了友好气氛。
中国上海京剧团是06月08日由大阪到达东京，06月12日由东京到达横滨的。
剧团将在横滨市演出革命现代京剧。
上海京剧团于06月09日和10日先后同日本新创作剧团演员和学习汉语的日本朋友进行了联欢和座谈，受到新创作剧团负责人真山美保等一百三十名演员和五百多名学习汉语的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
10日和11日，剧团在东京进行了两场公演。

菲律宾庆祝独立日
新华社马尼拉1976年06月12日电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06月12日举行庆祝菲律宾独立日活动。
这一天，马尼拉市举行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等项活动。
马科斯总统为庆祝独立日发表了电视讲话。
菲律宾人民为争取独立进行了长期斗争。
1898年06月12日，菲律宾脱离西班牙统治，宣布独立。
同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
1946年07月04日，菲律宾又脱离美国统治，宣布独立。
1962年，菲律宾政府决定，06月12日为菲律宾独立日。

一些西欧国家政府领导人和政界人士继续揭露
苏联表面上搞“缓和”暗地里加紧扩张
日本一农业问题专家指出苏联在粮食战略上采取极端的帝国主义路线
新华社1976年06月13日讯
一些西欧国家政府领导人和政界人士最近继续发表谈话指出，苏联所鼓吹的“缓和”不过是骗局。
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德利在同美国《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记者和赫斯特报系的主编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看到今天的缓和状况，是很不愉快的。
我们挪威人必须说，现在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不能称之为缓和。
他们（苏联人）在表面上搞缓和，但是他们却在暗地里做许多与缓和不符合的事情。”
努尔德利首相认为，除非西方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持强大，否则，“谈论缓和就是没有意义的”。
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最近说：
“我们不能无视摆在我们眼前的证据。
我们正是在苏联鼓吹缓和的这些年头目击了苏联武装力量的稳步增加。
我们必须有力量来对付这种挑战。”
《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引用美国赫斯特报系主编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话说，西方许多人还得出结论，俄国一面用缓和哄骗西方，一面却无情地试图在全世界实行扩张。
这家报纸的记者在访问了西欧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界人士后指出，在整个西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苏联不是在本着缓和的精神行事，而是在利用这个据认为使紧张局势松弛下来的运动来达到它的自私目的，并哄骗西方，使它们产生一种实际上是虚假的安全感”。
英国保守党议员、前大臣朱利安·艾默里最近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从来也不认为，赫尔辛基会议会产生什么积极成果，它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成果。
尽管在赫尔辛基签署了一大堆文件，苏联却一直不断地在欧洲增加军备，而且可能是更加凶恶地在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扩张它的海军力量”。
他说，欧洲今天的“局势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而是在不断地恶化”。
“战争危险在西线日益增加”。
艾默里还强调说，“使我更为吃惊的是，（苏联军事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它的部署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
他指出苏联的武装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保卫它自己甚至控制其集团中其它国家的需要。
艾默里还说，“苏联政权是靠紧张局势和靠扩张而生存的。
一旦他们认为扩张的时机已到，这部（国家）机器就要利用这种机会”。
新华社1976年06月09日讯
日本农业问题专家林信彰在最近一期《苏联问题》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在粮食战略上采取了极端的帝国主义路线。
文章说，苏联的粮食危机相当严重。
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1975年谷物总产量仅为一亿四千万吨，比原计划产量少七千五百万吨，这是过去十年来产量最低的一年，按人口平均计算，同沙皇时代的1913年不相上下。
文章指出，苏联的粮食战略是，一方面把国民经济投资重点放在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上，另一方面却到处抢购谷物和肉类，并在世界各个海域抢捞水产品，以弥补蛋白的不足。
而且，苏联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是以庞大的武装力量为其后盾的。
文章说，在谈到苏联粮食战略的帝国主义性质时，人们不能忘记渔业问题。
苏联渔船队进入日本的近海，强行捕鱼，使日本渔民深受其害。
苏联渔船队还迅速地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中近东各国沿海扩展，起着攫取海军基地的先遣队的作用。
文章指出，“苏联渔业是同它的军事力量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苏联渔船队既靠庞大的海军力量来保护，又从事间谍活动，以“渔业军队混合体”的方式进行渗透。
这种渗透，已经不是为了解决本国的吃鱼问题，而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粮食战略。
文章最后说：
“勃列日涅夫政权，为了不让国内人民注意其农业的失败和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已经选择了野心勃勃的牺牲各国人民的道路。”

东德用本国原料生产泡沫水泥
新华社1976年06月08日讯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东德正在大力发展一种用本国原料制成的新的建筑材料——泡沫水泥。
《新德意志报》强调指出，这种泡沫水泥“完全利用本国原料”制成，其主要成份是细砂、石灰和水泥。
利用泡沫水泥制成的水泥制件具有重量轻、保温性好和可以象木料一样锯、刨、钻孔等优点，适用于工业和住房建筑，特别有利于房屋的维修。
近年来，东德进口的原材料、特别是从苏联进口的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东德各个工业部门都强调要更多地利用本国原材料。

克里姆林宫头目们的虚伪宣传掩盖不了疯狂扩军
苏联又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
新华社1976年06月12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06月09日测得苏联在西伯利亚又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在此之前，苏联于04月21日在同一地区进行过一次地下核试验。
加上01月15日苏联在东哈萨克进行的另一次地下核试验，今年以来，已经被测出的苏联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已达三次。
05月底，勃列日涅夫还在鼓吹什么苏联的目的是“遏制军备增长，达到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
西伯利亚试验场的一再地下核试验表明，克里姆林宫头目们的这类虚伪宣传完全是掩盖疯狂扩军的骗人鬼话。

匈罗经济合作政府级混合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布达佩斯电据此间报纸报道，匈牙利—罗马尼亚经济合作政府级混合委员会第12届会议04月22日到24日在布达佩斯举行。
会议研究了混合委员会为完成匈罗两国1976年到1980年长期贸易协定和1976年的换货议定书所采取的措施，并决定今后要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生产协作。

名曰“接近”，实为并吞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会议上宣称，“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接近的过程已经确凿无疑地成了一条规律”，他命令它的那个“大家庭”的成员国要
“克服闭关自守和民族孤立状态”。
看来，老是对“大家庭”成员国实行控制、掠夺，已经不能满足新沙皇的胃口了。
新沙皇的最终目标是要吞吃它们，把它们并入其“世界帝国”的版图。
早在几年前，勃列日涅夫就赤裸裸地谈到，现在组成的“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同当年“把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统一的苏联”，在“原则上”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话？
苏修哪里还把“大家庭”成员国的主权放在眼里，在它看来，这些国家简直成了它的
“加盟共和国”！
新沙皇鼓吹的所谓“接近”实际上是从老沙皇那里承袭下来的。
当年沙俄统治者为了征服已经被他们兼并但“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的非俄罗斯民族，就是以“民族接近”为幌子，把它们“汇合组成一个单一民族”的。
而今，这种“接近”的“原则”又推而广之，应用到“大家庭”中来了。
勃列日涅夫比他的前辈更高一筹，他把“接近”这个词加以发挥，从“民族接近”发展到国家“接近”。
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曾经摘引了这样一段话：
“十九世纪俄国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而所谓世界帝国，必须理解为这样一种国家，它在确定最后的疆界时，不考虑任何通常作为构成一个国家的准则的因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5页）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待“大家庭”成员国，根本就不考虑任何通常作为构成一个国家的准则的因素。
多年来，新沙皇曾不断散布种种论调，硬把苏联同“大家庭”各国的关系说成是一种没有国家界限的关系。
比如，他们说，“……随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各国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正在形成。”
这与他们所说的苏联已“形成了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在字面上也是一模一样的；
苏修说苏联正在进入各民族“取得完全统一的阶段”，勃列日涅夫也大谈什么“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使它们联合起来”。
关于这方面，苏联出版的小说《勃兰登堡门旁》中还有一段露骨的描写：
苏联军人谢尔盖在听军乐队演奏东欧各国国歌时，产生了用“一种异常光明的基调”把“各国国歌连起来演奏，就会是一支统一的国歌”的想法。
这里，谢尔盖的胡思乱想恰恰就是勃列日涅夫的痴心梦想！
勃列日涅夫集团按照他们制造的所谓“规律”搞“接近”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心甘情愿做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是不会很多的。
因此，新沙皇操起“民族主义”的大棒，对那些不愿俯首听命的国家，滥肆挥舞，说“大家庭”中存在“民族主义残余的表现”，“民族主义”是同“大家庭”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的”；
扬言不能“对民族主义的偏见持调和态度”。
苏修的一批意识形态“理论家”还借谈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名，攻击“民族主义”。
《真理报》说：
“如果只是单方面地承认独立、主权与平等，不要团结和相互支持，实际上就会导致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而动摇个别兄弟党的潜力和能力。”
“不论用任何‘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目标来粉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必然会对‘自己的’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全部事业带来损失。”
去年出版的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竟说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爱国主义可以说正在越出国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是祖国这个词传统意义上的单个的祖国”。
在新沙皇的“哲学宝库”中，真是无奇不有！
这些“无祖国论”的鼓吹者不让别人爱自己的祖国，而要“越出国界”，去爱以苏修为家长的“大家庭”，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都要去爱“无祖国论”鼓吹者的祖国。
今年04月，塔斯社无耻宣扬说，“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任何一个共产党、检验每个共产党员是否忠于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试金石。”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完全是一副老子党、大恶霸的嘴脸！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国家接近”的旗号下干下的勾当，使人们进一步看清它企图把东欧划入自己版图的险恶用心，自然激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保加利亚两个作者联名发表文章说：
“社会主义一体化”，“不应该使各国的民族利益和人民的感情受到损害”；
匈牙利一领导人说：
“不能在‘国际主义万岁！
’的口号基础上损害或忽视民族观点”。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针对苏联这种否定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论调说：
“如果有人企图通过‘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概念把某种关系法定下来，那么我们是不能同意这一概念的。”
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东欧各国人民，饱尝过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之苦，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欺压更深有感受，他们决不会容忍勃列日涅夫集团长期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

日本关西各界人士集会，强烈抗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北方领土，并成立日本归还北方领土关西促进会。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日本北海道知事要求日本政府
抗议苏联违反日苏渔业捕鱼协定
新华社东京1976年06月12日电
日本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弘06月09日要求日本政府就苏联渔船违反日苏渔业捕鱼协定一事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北海道新闻》06月09日报道说，今年06月04日和05日，苏联渔船在北海道东部近海相继破坏日本渔民设在海面上的捕鱼标志，造成了约六十二万日元的损失。
北海道当局和水产界十分重视这个事件，因为日本渔民是根据日苏渔业捕鱼协定的规定设置标志灯的。
苏联渔船无视这些标志，把日本渔民撒下的渔网刮得破碎不堪，而且是在距海岸不到十二浬的水域内加害于日本渔民的。
堂垣内知事要求日本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苏联遵守日苏渔业捕鱼协定。
据北海道水产部的调查资料，从去年10月日苏渔业捕鱼协定生效起到今年03月，由于苏联渔船破坏日本渔民的渔具等而造成的损失已达五千万日元。

法国外长访问罗马尼亚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6月11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索瓦尼亚格于06月09日至11日对罗马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接见了索瓦尼亚格外长，并就罗法关系和当前主要国际局势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访问期间，罗、法两国外长举行了会谈。
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一项公报说：
“两国外长在会谈中表示要扩大双边的接触与合作和加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

波兰领导人访问西德
新华社波恩1976年06月12日电
波兰领导人盖莱克06月08日至12日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盖莱克在访问期间同西德总理施密特就“进一步扩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
此外，盖莱克还会见了西德各政党、经济界和工会方面的代表人物。
施密特和盖莱克于06月11日会谈结束时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说，双方表示将“对扩大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和加强工业方面的合作特别予以注意”。
此外，双方还签订了一项文化合作协定和一项进一步发展经济方面合作的协定。

西班牙国王访问美国
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同西欧的关系
新华社讯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于06月01日到05日访问了美国。
这是他就任西班牙国王以后第1次出国访问。
胡安·卡洛斯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了会谈。
据白宫发表的公报说，两国元首对有助于加强两国在许多领域内包括防务在内的相互合作的新的《美西友好合作条约》表示满意。
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协定“成为西班牙进一步靠拢大西洋联盟的一个坚实基础”。
公报还说：
两国元首“重申了继续密切美国和西班牙关系的重要性”。
胡安·卡洛斯02日在美国国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同美国和西欧的关系。
他说：
“我们将始终注意通过互相严格地尊重主权的联系，和美国共同承担安全方面的责任”。
“西班牙希望加强它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并准备最终参加欧洲共同体。”
陪同胡安·卡洛斯访问美国的西班牙外交大臣阿雷尔萨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03日举行的午宴上说，“欧洲在政治上的团结同我们有着很大的、直接的利害关系”，“欧洲的防务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涉及我们。”
他说，一个同它的邻国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应当包括在某个大地区集团中。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
西班牙“应该尽快地成为北大西洋组织的一个成员”。

谎言与现实
苏修对印度洋扩张的野心与事实，举世皆知。
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国家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早就纷纷揭露和谴责苏修对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益严重的威胁。
但是，苏修不仅矢口否认，而且一再表白自己没有野心。
勃列日涅夫最近又一次声称，苏联
“不觊觎霸权”，“过去和现在都不打算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
苏修《红星报》还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说什么苏联“对巩固地球上这一地区和平表示关心是理所当然的”。
真是坏事做绝，好话说尽！
苏修在印度洋地区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
1968年，苏修舰队首次进入印度洋，开始陆续派遣一些船只到印度洋沿岸国家进行“访问”。
1969年，它就正式建立了印度洋分舰队。
1971年，苏修太平洋舰队的巡洋舰编队驶入印度洋进行军事演习。
几年来，经常有二十艘左右的苏修军舰在印度洋巡弋。
1974年07月，苏修“列宁格勒号”直升飞机航空母舰首次驶进印度洋。
今年，苏修舰只增至三十二艘，为1974年以来最高水平。
请看，苏修先生们正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增派自己的军舰到遥远的印度洋横冲直闯，耀武扬威。
这就是苏修对印度洋和平所表示的“关心”！
至于谈到军事基地，苏修的表白更是欲盖弥彰。
苏修海军头目戈尔什科夫承认，苏联远洋舰队“遇到的麻烦”是不具备“能依靠的洋外和海外领土和基地”。
因此，苏修特别迫切于寻求这种海外领土和基地。
从1968年以来，苏修以“友好访问”、“捕鱼”、“加油加水”等为幌子，先后在印度洋攫取了十几个港口和基地的使用权，这些都是变相的军事基地。
事实表明，苏修并不是“不觊觎霸权”，也不是“不打算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只不过它所采用的手段更加荫蔽、更加阴险罢了。
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现实。
同苏修的愿望相反，它的任何抵赖不仅欺骗和麻痹不了印度洋沿岸各国和世界人民，反而更加暴露苏修虚伪狡诈的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