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邓步步深　形势日日新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进一步发展了山东省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一步发展了山东省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议，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一百五十多万革命职工的战斗豪情。
在这些日子里，从炮声隆隆的百里矿山到乌金滚滚的千顷煤海；
从钢花怒放的炼钢车间到原油喷射的辽阔油田；
从灯火通明的建筑工地到火车飞奔的铁路沿线，处处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场。
势不可当的革命大批判洪流滚滚向前，充分体现了全省广大工人阶级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的钢铁意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山东省工交战线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学习摆在首位，带领广大职工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广大职工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苏联变修的教训，联系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等严峻的阶级斗争事实，深刻地认识到：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济南铁路局党委组织广大职工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剖析党内产生走资派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经济基础和国际根源，进一步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重大问题，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山东省工交战线各级党组织通过层层举办学习班、政治夜校、理论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培训理论骨干三十多万人。
这支宏大的理论队伍学在前，批在前，积极对群众进行辅导，推动了理论学习和革命大批判的步步深入。
济南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采取分科研究的方法，认真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教导，深入批判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理论队伍成员中，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就侧重剖析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
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就侧重剖析唯生产力论的荒谬性；
研究哲学的，就侧重剖析折中主义的欺骗性。
工人们普遍反映，这是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的一种好方法。
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策，是继续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
山东省工交战线广大职工同仇敌忾，集中火力，迅速掀起了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动罪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高潮。
毛主席指出：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
熄灭了吗？”
广大职工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联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深入批判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阴谋，决心时刻提高警惕，把同走资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广大职工在斗争实践中体会到：
只有狠狠批判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才能更好地端正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充分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济南钢铁厂通过深入批判邓小平散布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反动谬论，进一步摆正了政治与业务、领导与群众、人与物的关系，自觉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得了钢铁生产的节节胜利。
今年第1季度，这个厂的钢、生铁、中板、焦炭生产，提前六天到十一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淄博矿务局党委在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同时，加强了对生产的具体领导，促进了煤炭生产的蓬勃发展。
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节节胜利，给山东省工交战线带来了革命、生产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加茁壮地成长。
许多企业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充实加强，工人理论队伍不断成长壮大，“七·二一”工人大学迅猛发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出现了新形式：
有的单位派工人代表到科室“蹲点”，干部轮流下放劳动，还有的组成“工人理论检查团”，直接检查领导干部的学习情况。
在革命的推动下，生产捷报频传。
今年第1季度，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了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八，比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
全省二十四种主要产品，有十七种达到和超过年计划的进度要求。
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成本显著下降，技术革新成果大量涌现。
全省交通运输也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计划。
许多企业的职工发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创造了先进生产水平。
枣庄矿务局先锋三队的甲队和乙队，把在批邓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巨大动力，千方百计夺高产、攀高峰，分别创造了半煤岩下山单头月进九百二十四点三米和九百五十米的全国最高纪录。
今年，胜利油田连续遭到黄河凌洪、暴风雪侵袭等自然灾害。
02月中旬，一场持续几十个小时的暴风雪袭击了胜利油田。
各级领导干部迎着七、八级暴风，顶着飞舞大雪，亲临油井、泵站，带领群众昼夜不停地奋战，很快就使停产的油井恢复正常生产。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山东潍坊拖拉机配件厂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决心为革命当好配角。
　本报通讯员摄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第1重型机器厂以阶级斗争为纲
深批唯生产力论生产就发展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第1重型机器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全厂形势一派大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时指出：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第1重型机器厂的职工们说，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
邓小平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提到纲的位置上，不问方向、道路，不讲社会主义革命，按照他的那一套去做，其结果只能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他要搞的四个现代化，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决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为了深入批判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破坏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罪行，这个厂的职工，还学习了革命导师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关论述。
他们认识到，如果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里放松了社会主义革命，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和限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遭到破坏。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第1重型机器厂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更加自觉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认真解决工厂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
今年以来，全厂干部更加严格地执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政治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做到政治工作、生产指挥、技术服务、后勤供应到现场，使社会主义企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断得到改善。
为了加深对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这个厂的职工还回顾、总结了本厂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个厂推行了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结果使企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制，生产发展缓慢。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职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去年，全厂不仅全面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而且在一年的时间里试制了多种国家急需的大型关键设备。
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的团结协作，今年一至04月份，总产值和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文化大革命带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
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发行量大幅度增长
十年来，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需要，总共发行四十八亿册，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发行量增长七倍，反映了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深入人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革命洪流势不可当。
这是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贩卖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
新华社1976年05月21日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的空前大普及。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需要，全国新华书店共计发行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四十八亿册，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发行数量的总和增长七倍。
其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共计发行一千三百万部，比前十七年发行数量的总和增长七十倍；
《毛泽东选集》发行二亿二千五百八十万部，比前十七年发行数量的总和增长二十倍。
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发行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反映了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深入人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革命洪流势不可当。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对刘少奇、林彪以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贩卖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
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大量出版发行，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了文化宣传工作的大权，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公然下令，马列的选集和《毛泽东选集》“不准多印”。
在他们的重重压制下，群众要买到马列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非常困难。
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放手让封、资、修的黑货大量出笼，充斥着书店柜台。
对此，广大工农兵群众非常气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出版界的反革命专政；
之后，又粉碎了林彪一类骗子破坏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的罪恶阴谋。
我国出版发行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印行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发行之广，效果之好，都是我国出版发行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从天山南北到乌苏里江边，从内蒙古草原到南海诸岛，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发行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
广大工农兵群众双手接过他们渴望多年的革命宝书，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欢呼：
“毛主席万岁！”
“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亿万革命群众在斗争中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运用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广大工农兵群众认真看书学习的革命热情，使图书发行人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急工农兵之所急，供工农兵之所需，自觉地把发行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工作放在首位。
为了加强农村发行工作，全国还有近十万处供销社兼起了图书发行任务。
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新华书店和供销社密切协作，由领导带头，常年累月，上山下乡，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送到工农兵手里。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图书发行人员更加斗志昂扬。
他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加强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发行工作，源源不断地向广大工农兵提供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武器。
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自治区的图书发行人员，为了把少数民族文字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及时送到辽阔的边疆牧区，克服了重重困难，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在茫茫草原上。
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的一些山区，新华书店和供销社的职工身背书箩，攀高山，过溜索，涉急流，专程给一些偏僻的生产队送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在浙江、福建、广东一些沿海地区，书店的发行人员驾着机帆船，乘风破浪，把批邓的思想武器送到海岛哨所和渔船。
发行人员在发行图书的过程中，还跟工农兵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共同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
在热烈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广大图书发行人员回顾战斗历程，更加豪情满怀。
他们决心进一步加强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宣传发行工作，让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万里黄河浪淘沙
——记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以黄河为课堂开展教育革命
奔腾的黄河，千百年来哺育了多少优秀儿女！
如今，在毛主席光辉教育思想指引下，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把黄河当课堂，在大河上下的广阔天地里学习、战斗，谱写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曲胜利凯歌。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开展，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和人民群众一道，在治黄第1线掀起批邓高潮，其势如黄河激浪淘沙，波澜壮阔。
在纪念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1966年05月16日《通知》，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师生们回顾七年来在大河上下开门办学的收获，个个激情满怀，心潮澎湃，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文化大革命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清华大学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染缸。
那时的水利系，严重地“三脱离”，摧残人材，毒害青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涤荡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旧清华的资产阶级王朝顷刻崩溃。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领导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斗、批、改。
1969年07月，清华大学水利系一批师生在工宣队带领下，来到了三门峡。
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师生们在工地上和工人群众一起研究怎样解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就曾提出打开导流底孔泄洪排沙的方案。
有关部门曾将这一方案提交清华大学水利系试验。
水利系一些教师没有到现场勘查，仅在实验室进行了简化模型试验，就认为打开底孔会影响大坝安全，因而否定了这一方案。
现在，教师们来到黄河边，亲身体验到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局领导下，他们和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一起，在现场进行钢筋应力和混凝土应力的释放试验，发现过去在模型试验中没有把大坝的一些重要因素及其周围条件考虑进去，结果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他们根据现场调查及科研成果，共同认为工人提出的改建方案符合科学根据，只要采取加固措施，采用这一方案不会影响大坝安全。
后来的施工实践证明，这一方案比另一方案缩短了一年改建工期，为国家节约了七百万元资金，对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这两次试验和两种结果，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项工程的改建方案问题，而是生动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真理。
这一事件，对邓小平妄图恢复旧教育制度和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在黄河办学取得了第1个回合的胜利，水利系师生更加坚定了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和青年师生一起来黄河办学的老教师，也改变了思想感情。
年过六十的老教授夏震寰，曾经到过北美、西欧和苏联专攻泥沙问题，但对祖国黄河的泥沙一直畏难不敢沾边。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夏震寰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决心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把自己的知识和精力献给人民，献给为治黄服务的教育事业。
这些年，他在大河上下的许多地方开门办学，为贫下中农举办短训班，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
一位教师感慨地对他说：
“你四十多岁在清华教书时，我觉得你已是一位‘老教授’，如今你头发花白，倒显得象一个年轻人了。”
夏震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回忆这几年在治黄第1线的进步，狠批了邓小平的所谓关心知识分子的险恶用心。
他说：
“真正关心爱护我们的是党、是毛主席。
毛主席指引我们走的路，是一条无限光明的革命大路，我要一辈子走下去，决不回头。”
（二）
清华大学水利系结合治黄进行教育革命，在改造原来的水工和水动专业的基础上，创办了农田水利专业，并于1974年10月增设了治河泥沙专业。
这个新专业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在三门峡建立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基地，为治黄服务迈出了新的一步。
被选拔到治河泥沙专业来学习的，都是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工农子弟和解放军复员战士。
这些工农兵学员，不是把上大学当作成名成家的阶梯，而是带着黄河两岸人民的嘱托，为实现毛主席关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来到了黄河这个大课堂上。
黄河，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如果把它每年带给下游的泥沙堆成高、宽各一米的土堤，可绕地球赤道二十七周。
师生们批判了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对黄河泥沙束手无策的错误论调，批判了旧清华水利系在杂志缝里找题目、关在高楼深院搞科研的修正主义道路，在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下，和有关部门密切协同，详细分析了一九五二到1960年、一九六九到1974年总共八十四场洪水的来水来沙资料。
通过分析他们认识到，黄河下游淤积的泥沙主要是粗沙，这些粗沙又主要来自黄河中游一些多沙支流的上游地区，从而提出了在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中，重点治理四万多平方公里粗沙来源区的建议。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有关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师生们不顾艰辛，长途跋涉，踏勘了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山西等省、区入黄支流的综合治理情况，访问了黄土高原上控制水土流失的先进社队，探索治理黄河泥沙的途径。
在晋、陕农村，他们调查总结了群众利用黄河干流和支流水沙资源修建“水坠坝”的先进经验，针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与有关部门协作，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观测和试验研究，为修建这种水坝进一步提供了科学论据；
在山西省广灵县直裕水库，他们看到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学实验小组，采用多种形式排沙冲库，不但把当年入库的十五万方泥沙排出库外，还冲走了过去淤积的五万方泥沙，恢复了部分有效库容；
同时还在下游灌区实行引洪淤灌，将水库下泄的泥沙和一百五十万方洪水全部淤灌到地里，扩大了一万多亩洪灌面积，达到了保库、用沙、增产的综合目的。
在万里踏勘路上，他们到处看到人民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英雄气概，向穷山恶水开战，因地制宜地建库蓄水、修筑梯田、打坝淤地、造林治沙，使千沟万壑变良田，荒山荒坡披绿装，一些多沙河流汇入黄河时已成为滚滚清流。
师生们把人民群众保持水土、用洪用沙、减少入黄流沙的宝贵经验总结起来，写出了许多有关治理黄河泥沙的科研报告和规划，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赞扬。
在黄河中游踏勘的同时，另一批师生来到黄河下游和群众一起引黄放淤造田。
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省垦利县放淤区，他们通过学习和调查，发现黄河泥沙送不到放淤区的原因是黄河水流变化不定，泥沙喷堵引黄输沙闸门。
于是，他们就地展开了一场在旧教育制度下所不可能有的战斗。
过去旧清华水利系让学生在昆明湖上划着小船学测流；
今天，工农兵学员在咆哮翻滚的输沙渠道中观察水情变化，测量洪水流速。
旧清华水利系把学生关在高楼深院，死背公式、定律，不接触斗争实际；
今天工农兵学员带着满身泥水回到宿营地，紧密结合实践学习技术理论，并在教师指导下，用所学的理论分析亲自调查得来的各种资料，研究确定用“束水攻沙”的办法，解决引黄放淤中的闸门堵死问题。
他们协助当地重新设计、并和当地群众一道开挖了一条八十米宽、四公里长的输沙渠道，使引黄放淤闸门不再堵塞。
在当地党组织统一领导下，经过贫下中农五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取得了引黄放淤的胜利，总共引水三亿七千万立米，输沙两千五百多万吨，使五万一千七百多亩荒滩变成良田。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举办的一次科学研究会议上，一位工农兵学员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作了引黄放淤的科学报告，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引起许多科学工作者和治黄工作人员的称赞。
他们说：
“入学仅一年多的工农兵学员就取得这样好的科研成果，这是旧大学不能比拟的。”
这些雄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工农兵学员“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的谰言，深刻地暴露了他妄图恢复旧教育制度、开历史倒车的丑恶嘴脸。
（三）
“开门办学四乡走，　课堂系在扁担头；
工程就是活教材，　汗水冲掉封资修；
喜看新型劳动者，　革命路上迈阔步。”
黄河南岸的河南省陕县人民对清华大学水利系开门办学的这首赞歌，生动地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在治黄第1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阴雨连绵的秋天，师生们来到这个县青天窝拱坝水库工地。
他们听说水库拱基挖了四千多石方，还落实不到硬石上，库区有时还发生溶蚀现象，就冒雨翻山越岭，进行现场勘查。
他们连续战斗六个小时，取得了近百个数据，最后研究断定：
拱座恰巧挖在破碎地带，应该马上移动；
库区溶蚀都在水位以上，不影响工程质量。
当他们向水库工地干部汇报勘查结果时，贫下中农社员纷纷赶来，夸赞他们急社员所急，不愧是毛主席教导的好学员。
寒风凛冽的严冬，水利系水工专业师生来到翰林河工地，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勘察设计水库。
为了查清坝址的地质情况，师生们挥汗如雨，在坝址下挖了直径一米、最深度达十三米的四个深坑，对土质进行了详细分析。
为了作出可靠的结论，保证大坝质量符合标准，一位学员背起黄土往返奔走一百二十里，到三门峡基地进行了化验。
师生们这种对人民的事业极端热忱、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当地社员。
七年来，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在陕县，在三门峡，在大河上下许多地方，就是这样自觉地锤炼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工农兵学员们说：
我们来自工农，就不能忘记工农。
丢掉工农本色，毕业以后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
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在治黄第1线办学，密切结合群众实践经验，编写了立足我国实际的治河泥沙、水库泥沙等五种理论教材，使过去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变；
师生们在大河上下完成的科研任务共达三十多项，其中有一半以上已被有关部门采用或试行。
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他们还为工农群众举办短训班、专题进修班、科学普及班和函授班，培训了一批又一批赤脚水利员、水库渠系管理员、水文泥沙观测员以及测量、施工、机电等方面的技术员。
这些赤脚技术人员是盛开在黄河两岸的教育革命之花，正同两岸人民一起，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治黄第1线。
万里黄河浪淘沙，奔流到海不复回。
在黄河两岸锻炼成长起来的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以七年来开门办学的丰硕成果，狠批邓小平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师生们决心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高歌猛进，清除旧教育制度的一切痕迹，淘尽修正主义的一切泥沙浊水，迎接无产阶级教育史上更加灿烂的明天。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在开门办学中，治河泥沙专业五班党支部始终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积极带领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新华社记者摄
工农兵学员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帮助当地生产队制订水利建设规划。
　新华社记者摄

中苏今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6年05月2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1976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我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陈洁和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伊·季·格里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外贸部部长李强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仪式前会见了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伊·季·格里申和由他率领的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成员。
签字后，陈洁副部长设宴招待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
伊·季·格里申是签字当天到达北京的。

姚连蔚副委员长会见巴西众议员阿德雷阿诺和夫人
新华社1976年05月21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今天下午会见巴西联邦共和国众议员阿德雷阿诺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巴西驻中国大使阿卢伊济奥·纳波莱昂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陈德和等在座。
（附图片）
姚连蔚副委员长会见巴西联邦共和国众议员阿德雷阿诺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张香山宴请日本“旧友会”第3次访华团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张香山21日晚会见并宴请了以笠时乘为团长的日本“旧友会”第3次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蔡啸、孙平化等。
“旧友会”第3次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于20日抵京的。

日中友好佛教协会访华团离京前往大寨等地访问
以道端良秀为团长、武邑尚邦为副团长、松本大圆为副团长兼秘书长的日中友好佛教协会访华团，20日晚上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大寨等地访问，然后回国。
访华团在京期间，参观了广济寺、佛牙塔，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离京前，访华团举行答谢宴会，廖承志、赵朴初、王芸生、彭炎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

日本横滨经济界友好访华团离京去南方访问
以西田义雄为团长的日本横滨经济界友好访华团一行十五人19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永亭等前往机场送行。
访华团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于11日到达北京的。
贸促会主任王耀庭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16日至18日，访华团全体成员曾赴天津市进行了友好访问。

李光耀总理等贵宾游览漓江
新华社南宁1976年05月21日电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夫人等贵宾今天游览了漓江。
贵宾们由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重桂、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钟枫陪同，从桂林乘游艇顺流而下，观赏了漓江两岸的秀丽风光。

柳忠阳会见并宴请法国物理考察组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柳忠阳20日晚会见并宴请法国物理考察组。
法国客人是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参观、考察，于19日抵京的。

毛中友协代表团离京回国
由毛里塔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塞加内率领的毛中友协代表团一行五人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18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毛里塔尼亚驻中国大使艾·乌·梅内亚等。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先后访问了上海、广州等城市。
18日中午，塞加内团长为代表团访华举行答谢宴会。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瑞典知名友好人士扬·米尔达尔夫妇抵京
瑞典知名友好人士、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作家扬·米尔达尔和夫人冈恩·凯斯莱，应对外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20日乘飞机抵京。
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等到机场迎接。

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离京回国
以罗共中央委员、罗共洪尼多阿拉县委第1书记阿·莫加为团长，罗共登博维察县委书记扬·格林奈斯库为副团长的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一行十七人，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19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有关方面负责人程之平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等到机场送行。
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在我国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韶山等地。

谢黎会见并宴请巴西客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19日会见并宴请巴西联邦共和国众议员阿德雷阿诺和夫人，巴西驻中国大使阿卢伊济奥·纳波莱昂和夫人出席了宴会。
巴西客人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于18日晚到达北京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共湖南省常德县委书记　刘春樵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重新学习中共中央1966年05月16日《通知》，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写大字报批评我不抓阶级斗争。
起初，我想不通。
后来，我带着群众的批评，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逐步认识到这确是我最大的弱点。
以前一讲抓阶级斗争，就是斗地、富、反、坏、右，这个当然要斗。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
心中就没有个数。
因此，对反映在党内和集体经济内部的一些“怪事”，就看不清楚，总认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从来没有想到这里有阶级斗争。
有一年，我到蔡家岗公社永红生产队搞调查。
解放前这里叫“叫化子湾”，是蔡家岗上最穷的地方。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叫化子湾”的面貌变得很快。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这个队出现了不少“怪事”。
队里一个干部认为，要发展生产，就要大抓钱。
他们放弃农业搞副业，把个好端端的生产队搅得泥动水混。
有人向我反映：
“永红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
可是我想，这个队一无地主，二无富农，二十多户社员在旧社会都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说弃农经副是阶级斗争问题，太过分了，至多不过是有些人有资本主义思想。
又有一次，我到比较后进的南山大队蹲点。
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四百多斤，生产队一无公共积累，二无储备粮。
贫下中农向我反映这个大队的阶级斗争情况，我却认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不会领错路，因此听不进贫下中农的话。
通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参加党的九大以后，我的思想才开了窍。
最使我受震动的，是党内出了刘少奇一类的资产阶级分子。
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
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我联想起永红、南山的事，一夜没有睡好觉。
我天天喊抓阶级斗争，但不真正懂得阶级斗争究竟在哪里？
永红生产队一些干部弃农经副，贫下中农说是阶级斗争，我却说成是私心作怪。
南山大队的贫下中农说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我却认为党支部书记出身好，变不了。
越想越觉得自己中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
以往在我眼里，地主富农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顶不起大锅盖来了。
可是我没有想一想，我们贫下中农从来没有忘记过去的长工扁担要饭碗，地主富农能忘记过去的朱漆大门、大片大片的田和山？
他们虽然名声很臭了，可他们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手中的权，他们千方百计在党内找代理人，往往从那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党员身上开刀，让这些人在前面打红伞，他们在后面放毒箭。
我参加九大后，回到蔡家岗公社，再一次来到永红生产队，带动干部群众大抓阶级斗争，首先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批判会上，老贫农毛元之老妈妈，给大家讲了“叫化子湾”的历史：
很早以前，“叫化子湾”是个狐兔出没，荒无人烟的地方。
到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杨昌梅的穷苦农民，一家三口，用半截箩筐挑着全部“家当”，从桃源县沿路乞讨来到“叫化子湾”。
谁知逃出虎口，又陷进狼窝。
在解放前的二十四年中，这个小小的山湾就有十九人讨饭、做长工，二十多个小孩活活饿死。
杨昌梅家破人亡，只留下了一个孙子。
说到这里，毛元之老妈妈严肃地说：
“我们生产队的干部忘记了过去的苦，社会主义道路不走，专门搞赚钱的副业，不走正道走邪道，这是忘本！”
那位生产队干部一听“忘本”二字，再也坐不住了。
原来他正是杨昌梅的后代。
他对大家说：
“今天这个会不仅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狠批了刘少奇，也深刻地教育了我。
前一段，我搞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上了阶级敌人的当。”
由于抓紧了阶级斗争，这个队很快回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
从这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集体经济内部来。
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阶级斗争就是在自己鼻子尖下，也会视而不见。
接着，我又到了南山大队，挨家挨户访问贫下中农，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是贫下中农出身，可是由于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被阶级敌人用金钱、美女拉下了水，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大队里资本主义泛滥，贫下中农受到压抑。
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开门整党，并对党支部的领导作了必要的调整，这个大队的革命和生产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南山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特别是不抓党内的阶级斗争，在旧社会当过长工的人，就有可能骑在旧日同伴的头上；
从旧社会苦海里熬出来的人，就有可能把劳动人民推向苦海；
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资产阶级分子，是完全可能的。
林彪反党集团的败露，使我再一次深受震动，真正认识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我常常问自己，以前为什么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看不清楚呢？
通过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终于找到了答案：
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更谈不上自觉地同他们作斗争。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呢？
我联系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历史，学习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重要指示，从三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
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地主没有土地了，资本家没有工厂了，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名声很臭的情况下，便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二是党内有些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捞取个人的某种利益，可能一时表现积极，但从不接受党的最高纲领；
如今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就跳出来干资本主义勾当。
邓小平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就是邓小平实际走过的路。
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这是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
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告诉我们：
上面有一阵风，下面有一层浪；
上面走资派搞复辟，下面地、富、反、坏、右相呼应。
党内的资产阶级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更危险，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
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我要永远把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把眼光盯着革命的主要对象。
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附图片）

我们是旧世界的掘墓人
下乡知识青年罗菲菲我们沐浴着雨露阳光，红旗下发出战斗誓言：
“铁心务农干革命，把埋葬旧世界的重担挑上肩！”
挥银锄，开茧花，学大寨的脚步风雷卷！
莫道银锄小又小，它能将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铲！
舞铁镐，洒汗水，改造山河的热浪扑云天！
莫说铁镐不显眼，它能把三大差别的鸿沟填！
看，臂上还系着文化大革命的烽火，脚下又腾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烈焰！
批邓战场打先锋，我们彻底决裂旧观念！
掘掉“读书做官”的黑毒根，掀翻精神贵族的“宝塔尖”，打破走资派的复辟美梦，开拓共产主义的灿烂明天。

我们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
大连机车车辆厂机工车间老工人　张乐亭
讲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处，我这个干了三十多年活的老工人，有满肚子话要说。
解放前，我们工人阶级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我十二岁就当童工，吃的是橡子面，干的是牛马活。
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工人阶级从苦海里救出来，当了国家的主人。
从翻身的那天起，我们就决心用自己的全身力气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千方百计地压制我们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那时候，我们工厂的领导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工厂大搞“管、卡、压”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走资派把我们工人当作“生产工具”。
1959年，我们车间从国外进口了一台磨床，很长时间不能投入生产。
厂里派来几个“专家”会诊，他们关起门来翻图纸、查资料，折腾了半个多月，磨床还是不能干活。
他们走后，我们几个老工人议论开了：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决不能眼瞅着磨床睡大觉”。
于是我们大着胆拆开机床查毛病。
根据多年实践经验，我发现轴瓦润滑油孔太小，流量不够，开不了车。
我们把这个油孔扩大了，机床就好用了。
那些“专家”知道了，不仅不支持，反而板起面孔训我们，说我们擅自改设备，违反了规章制度。
春雷一声震天响。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碎了修正主义那一套，使“鞍钢宪法”大放光芒。
修正主义的“专家治厂”、“一长制”被我们踩在脚下。
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
我们厂广大职工为了多给社会主义作贡献，向新产品进军，向老设备开刀，六年多时间就实现技术革新一万三千多项，自制和改造设备一千七百多台，并提前两年半成批生产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四千马力内燃机车。
我们工人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觉悟越来越高，斗志越来越强，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已经形成风气，人人争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出一把力。
想想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工人的处境，看看今天我们工人的地位，我们怎能不激动？
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工人的聪明才智，才能源源不断发挥出来。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胡说什么现在是“积重难返”，“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他要返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让我们工人再去做“会说话的工具”，我们说什么也不能答应。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使“卑贱者”更聪明
锦江山的松涛，鸭绿江的浪花，日日夜夜颂扬：
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批斗了党内走资派，给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座落在锦江山下、鸭绿江畔。
1957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这个厂的工人群众为了支援农业，在一无图纸、二无专用机床的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成我国第1台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
195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鸭绿江一号披上节日盛装，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五一八厂工人的革命创造精神，05月18日，亲笔写了“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语。
工人们无比激动地说：
“毛主席的光辉批语，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这一伟大真理，是对我们劳动人民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
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加大油门开快车，甩开膀子干革命。”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厂里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却极力贬低工人的伟大创造，说这种拖拉机是“四不象”，不准继续制造。
鸭绿江一号就这样被打入了冷宫。
1965年冬，锻造车间的工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解放手工劳动，决心造一台锻切机，代替原来的水焊切割和钢锯锯割的落后工艺。
一个满脑子洋本本的工程师听了，轻蔑地说：
“你们连x＋Y都不懂，还造什么锻切机？”
工人们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工人不懂x＋Y，但我们心里装着毛主席的光辉批语。
有毛泽东思想指路，靠我们工人的集体智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那个工程师冷冷地说：
“那好，你们就把设计图纸拿来我看看吧！”
工人们没有被难住。
他们在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语鼓舞下，没有多少日子，就把锻切机的图纸画出来了。
那个工程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工人们真的拿出了图纸，于是又耍出了一个新的花招，强迫工人写技术说明书。
工人们回到车间，翻开毛主席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巨大的力量。
为了批驳资产阶级，工人们写了一张“说明书”，送给那个工程师：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那个工程师看了这个“说明书”，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搬出清规戒律：
“厂长规定：
技术员画图纸，工程师批准，工人干活。
你们没权搞创造！”
工人们回到车间，愤怒地议论说：
毛主席这样信任我们工人，为什么厂里的领导和“专家”们却这么看不起我们？
毛主席给了我们发明创造的权力，为什么那个工程师硬说我们工人无权搞创造？
解放以后，我们工人当了家，作了主，为什么搞技术革新，我们说话不算数，想干不能干，有劲使不出？
平地一声春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一天来到了。
广大工人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五一八厂广大干部工人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夺了走资派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工厂的领导大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手里，昔日的“奴隶”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
“卑贱者”的聪明才智如长江大河，奔腾而出，一泻千里。
五百吨锻切机很快制造成功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二十五倍。
工人没有就此止步，紧接着又提出了制造一千五百吨锻切机的新课题。
厂革委会的领导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大无畏的创造精神，立即召开全厂大会进行动员，组成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试制小组，组织全厂大会战。
一位老工人激动地说：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搞五百吨锻切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骂我们不懂x＋Y。
今天，新生的革委会热情支持我们搞革新，发动全厂同志大力支持我们，真是两条路线两重天哪！”
工人们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地制成了一千五百吨锻切机。
鸭绿江水奔流不息，“卑贱者”的聪明才智无穷无尽。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五一八厂连续十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
1975年的工业产值比1965年提高了四倍半，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十，现在的一个厂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厂。
今年以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胜利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生产步伐，一季度全厂工业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
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在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示照耀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歌声中阔步前进！
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海燕敢闯万里浪
株洲下乡知识青年　宋湘娜
海燕敢闯万里浪，
青松敢斗冰雪寒。
我们紧跟毛主席，
批修敢闯火焰山！
走资派翻案咱就斗，
邓小平复辟咱就反！
为了中国不变色，
粉身碎骨心也甘。

训练班里添新生（木刻）　李鸿春

战斗的舞蹈　革命的颂歌
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吴江　张全明
帷幕随着雄壮有力的乐曲拉开了：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下，高举战旗冲上了曾被资产阶级盘踞的教育阵地，进驻了清华大学。
但是，阶级敌人不甘心退出他们的“世袭领地”，当红旗在学校里飘扬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从阴暗的角落里射出来，工宣队员洪钢的肩膀受伤了，工人阶级的鲜血染红了“七·二七”火红的战旗……。
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创作的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中的这个触目惊心的情节，告诉我们：
随着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教育领域，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激烈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冲击下，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为了蒙混过关，曾经装出一副痛改前非的假相，捶胸顿足，涕泪俱下，捧出假检讨，赌咒发誓“永不翻案”。
但是，当社会上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一刮起来，他们就马上现出了复辟狂的原形。
我们接着在舞蹈中看到：
一个歇斯底里的走资派在狂呼乱跳，在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
他急不可待地搬出一块“全面整顿”的黑招牌，杀气腾腾地要拔掉红旗，妄图把教育革命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老路上去。
舞蹈通过对走资派一系列卑鄙猥琐、色厉内荏表现的刻画，入木三分地揭穿了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疯狂复辟的反动本质，淋漓尽致地勾画出走资派在风头上认输、风过翻案的丑恶嘴脸。
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在战斗。
我们接着看到：
当“扭”字黑令刚一下达，工宣队员洪钢立刻意识到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风暴将要来临。
他带领广大革命师生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掏出血染的战旗，教育师生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在洪钢的带领下，广大革命师生奋笔疾书，贴出了《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
舞蹈以舒展健美的造型，刚劲奔放的动作，生动地再现了广大革命师生与走资派面对面地斗争的战斗风貌。
舞蹈的第4场达到了高潮。
当毛主席“翻案不得人心”的指示在报上发表后，欢快热烈的乐曲奏出了最强音，舞台上顿时如欢乐沸腾的海洋，一双双灼热的手高举在一排排人群的头顶上，激动地挥动着，急切地传递着这份印有毛主席指示的报纸。
此刻呵，千万人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千万颗红心急促地跳动。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接着，红旗象万顷巨澜汹涌澎湃，大字报如群山巅峦迭宕起伏。
工农兵学员和民兵战士手握钢枪，英姿飒爽，伴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雄壮旋律，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继续前进了。
《翻案不得人心》是战斗的舞蹈，是革命的颂歌。
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加以集中、提炼、概括，进行创作，并在欢庆“五一”这个战斗的节日里，及时地演出了这个舞蹈节目，使我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我们相信：
火热的斗争生活，产生火热的文艺作品。
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已经作出了榜样。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单位把自己在斗争中的体会用典型化的方法加以集中概括，再现于舞台，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
（附图片）
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创作并演出的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中的一幕：
革命师生热烈欢呼毛主席关于“翻案不得人心”指示的发表，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摄

红旗拂天　战歌入云
——从“五一”首都文艺演出看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
祝宏远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在欢庆“五一”的日子里，首都广大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和专业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多次文艺演出。
其中许多节目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05月的首都文艺舞台，胜利的歌声有如春潮浩荡，革命大批判的炮声有如春雷滚滚！
从“五一”首都文艺演出节目中看到革命文艺紧密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文化大革命，有力地发挥了战斗作用。
仅仅在城区，由四万七千多名宣传员组成的一千三百多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在节日演出的六千多个文艺节目中，批判邓小平的就有百分之五十。
真是同仇敌忾，壮志凌云！
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
受到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表彰、荣立集体三等功的北京齿轮厂工人民兵，在参加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激烈战斗之后，立即拿起文艺武器，粉碎邓小平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舆论。
他们创作、演出的群口词《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战斗》，表达了工人阶级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一片赤忱，也写出了当他们经历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的一场生死搏斗之后，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伟大的斗争在认识上的提高。
舞台上的演员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民兵战士，在群口词的演出中，我们看到了英勇的战士们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中的飒爽英姿。
一直战斗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列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在校党委的支持下，创作、排练了四场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
用舞蹈形式来反映教育战线上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直接描写工人阶级同校内走资派之间面对面的尖锐斗争，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创作任务。
舞蹈《翻案不得人心》和上面谈到的工人民兵创作的群口词一样，只有直接参加战斗的战士，才能够这样迅速地、概括地用文艺形式来反映当前的斗争生活。
这些节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充满战斗气氛、革命激情，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今年的“五一”文艺演出活动中，大鼓、单弦、二人转坐唱、相声、快板、山东快书、革命故事、对口词等多种曲艺形式，都发挥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作用，表现了曲艺形式能够紧密配合政治斗争的特点。
北京曲艺团说唱了六个新作品，有五个是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伟大斗争为题材的。
革命故事《天安门擒敌》，讲述了工人民兵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战斗经历。
故事描绘了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民兵高守斌，在华灯初上的广场上，在顶天立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站岗放哨和他怎样察觉敌情，听到北京市委的战斗号令，和战友们一起投入打击敌人的战斗。
故事描述了一个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工人民兵的可爱形象。
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创作出这样的有强烈政治内容，艺术质量也较高的文艺节目，再一次证明饱满的无产阶级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人转坐唱《挑战》和锣鼓快板《赞家乡》，选择了不同的侧面来批判邓小平。
崇文区宣传队演唱的《挑战》，描写了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青年女修鞋工高小英同旧传统观念作斗争的事迹。
情节选择、提炼得很典型。
小英的父亲高志洪认为女儿读书十年不应当“干上这又脏又累的修鞋工”。
女儿却偏偏把修鞋摊摆在父亲当业务科长的工厂门口，也就是请她当天下午去作报告的工厂门口。
女儿在台上作批林批孔报告，讲家史。
她讲的是父亲的苦难史，字字句句触及了父亲的灵魂。
短小的节目却有一定深度，有说服力。
小英的讲话触动了父亲高志洪头脑中的旧传统观念；
同时也是对邓小平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批判。
解放军某部宣传队演出的锣鼓快板《赞家乡》，描述了四位战士探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反映了祖国到处莺歌燕舞、热气腾腾的一片大好形势。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茁壮成长：
给老贫农治好多年瘫痪病的赤脚医生、社来社去的大学生、大普及中的革命样板戏、蓬勃开展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快板中都作了生动描绘。
快板也反映了到处都摆开了批判邓小平的战场：
“有专栏，有墙报”，对着邓小平“猛开炮”。
这个节目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所创造。
例如，道具只有四把椅子，结合说唱表演却很有真实感地虚拟出列车车厢里、卡车上、马车上、大队广播室中等不同的环境和情景。
四个演员表现了众多人物，在艺术上很有特色。
首都的红小兵、红卫兵和广大革命青少年，在举国上下欢呼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的热潮中，也冲杀上了批判邓小平的战场。
“五一”节中红小兵演出的《小队批判会》，再现了孩子们的战斗生活。
在这个诗表演里，象“新苗出土向太阳”一样的孩子们，用自己一团烈火般的红领巾向毛主席保证，要“狠狠批判复辟狂”！
他们对邓小平的声讨和批判有力量，有水平。
有诗为证：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复辟线，
邓小平为它来翻案！
同学们，怎么办？”
“迎头痛击，杀上大批判的前线！
大批判，摆战场，
一字字，一行行，
狠狠批判复辟狂！”
西四北小学等校的红小兵组成的合唱队，其成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诞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一代新人。
他们在组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茁壮成长》的歌声中，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宣战。
“风吹烈火红，雨打新苗壮”，红小兵高唱战歌，要和邓小平对着干：
“从小学习工农兵”！
“新生事物朵朵花，朵朵我都热爱它”！
“和修正主义对着干”！
“愤怒批邓，不获全胜不收兵”！
红小兵、红卫兵和革命青少年在批判邓小平斗争中，宣誓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决心“跟着毛主席奋勇前进，奔向胜利前方！”
“五一”节演出活动中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学唱、移植革命样板戏的节目丰富多采，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样板戏的热爱。
地方的、部队的、专业的、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以至青少年演出的多台节目中，都有革命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嘹亮歌声。
声乐节目有女声独唱、童声独唱、河北梆子、交响音乐；
器乐节目有伽倻琴、擂胡、圆号、大管、军乐的独奏、齐奏与合奏；
曲艺有单弦、山东快书、革命故事的移植，品种多样。
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移植了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全剧；
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的学员学习演出了革命现代舞剧《草原儿女》的选场《心红志坚，掌好羊鞭》，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动人景象，有力地粉碎了邓小平诬蔑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之类的无耻谰言！
此外，从军乐演奏的吸收民族乐器和吸取民族管乐的吹奏技法；
舞蹈节目的融冶戏曲武打动作、芭蕾和民间舞蹈语汇成为一体；
曲艺节目在着力刻画英雄人物方面的努力，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经验在深入普及。
这一切证明革命样板戏的榜样作用和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参加全国音乐调演、舞蹈调演、杂技调演的部分文艺战士和文艺节目，也在节日演出。
这使节日的首都舞台增添更多的春色。
从“五一”文艺演出活动中，可以突出地感到，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正在继续深入发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必将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再接再厉地挥笔追穷寇，放歌扫残霾，为发挥无产阶级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做出新贡献。
（附图片）
“五一”之夜，首都天安门广场礼花灿烂，灯火辉煌，万众欢腾。
这是北京部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在演出大合唱《文化大革命赞歌》。
本报记者摄

高唱战歌向前方
北京齿轮厂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
1976年04月05日，我们北京齿轮厂业余文艺宣传队作为首都工人民兵的一员，满怀革命义愤，随着浩浩荡荡的工人民兵队伍开赴天安门广场，投入了粉碎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战斗。
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我们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现实，使我们看穿了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的骗局，看清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
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阶级斗争不会就此停息，只要党内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存在，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会同他们勾结起来，兴风作浪。
我们工人民兵、业余文艺战士绝不能满足已经取得的胜利，我们要乘胜前进，拿起革命文艺这个战斗武器，继续战斗。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被粉碎后，我们连夜编排了群口词《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战斗》，反映和歌颂我们首都工人民兵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伟大胜利。
第2天，我们就拿着台词进行了第1次演出宣传。
我们的行动，受到了厂党委和工人群众的支持和称赞。
04月07日，党中央的两项决议发表了，宣告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促进，决心把这个作品搞得更好。
我们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做了较大的修改。
为了增强演出效果，我们大胆地加进了乐队伴奏。
这样做对我们来说困难不小。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成员有锻工、车工、钳工，有刚进厂不久的红卫兵小将，也有近二十年工龄的老工人。
虽然时间紧，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我们有充沛的革命激情和为革命而搞好文艺宣传的决心，有党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
我们群策群力，互教互学，一面编，一面演，发扬一往无前的精神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奋战，有时困得一停下就会睡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终于胜利地演出了这个节目，并在“五一”游园联欢会上和几次文艺演出会上向首都人民作了汇报表演。
我们只做了我们首都工人民兵应该做的事，而党和人民却给予我们很大的荣誉。
我们厂工人民兵集体荣立三等功，我们的文艺节目也受到工农兵的热情鼓励。
我们决心紧握手中枪，高唱战歌向前方，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附图片）
北京齿轮厂工人业余宣传队创作并演出的群口词《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战斗》。
本报记者摄

中央条约组织在伊巴边界举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安卡拉1976年05月21日电据中央条约组织总部05月17日在安卡拉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中央条约组织最近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举行一次军事演习。
公报说：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高级军官和参谋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集合，参加两年一度的中央条约组织1976年地面部队指挥所的演习”。
公报说：
“在演习中，检查了同演习地区有关的各种防御问题。
这次演习的重点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地区部队的合作和协调问题。”

喀麦隆首都举行群众游行庆祝国庆
阿希乔总统出席庆祝仪式并检阅游行队伍
新华社雅温得1976年05月20日电
喀麦隆首都雅温得05月20日举行盛大群众游行，庆祝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国庆。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出席了庆祝仪式并检阅了武装部队和游行群众。
游行队伍举着的横幅上写着“国家独立万岁！”
“民族团结万岁！”
“独立自主发展万岁！”
等标语口号。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
喀麦隆国民议会议长坦登·穆纳，总理保罗·比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萨巴尔·莱科以及政府各部部长。
一些国家驻喀麦隆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庆祝仪式。
喀麦隆全国各地这一天也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布托总理抵朝鲜进行正式访问
金日成主席到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平壤1976年05月21日电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邀请，05月21日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布托总理的夫人和随行人员同机到达。
金日成主席和夫人，朝鲜其他领导人康良煜、朴成哲和夫人、吴振宇、林春秋、郑浚基、许锬和夫人、孔镇泰，政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朝鲜人民军将领以及平壤市劳动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布托总理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同机场上的欢迎群众见面时，人们挥动着花束，热情欢迎巴基斯坦贵宾的到来。
布托总理和夫人等乘车进入市区时，受到平壤市市民盛情、热烈的夹道欢迎。
巴基斯坦、中国等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据报道，布托总理05月19日乘专机离开卡拉奇时，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萨希布扎达·法鲁克·阿里等高级官员，以及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和其他国家驻卡拉奇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送行。

欧洲—阿拉伯对话正式开始
第1次会议就中东形势和经济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卢森堡1976年05月20日电
欧洲—阿拉伯对话总务委员会第1次会议18日到20日在卢森堡举行。
欧洲经济共同体同阿拉伯联盟国家从1973年底起就准备对话，在1974年07月双方在巴黎举行了部长级的筹备会议。
参加卢森堡会议的有阿拉伯国家联盟二十个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的代表。
从这次会议开始，双方对话进入正式阶段。
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18日在开幕会上说，大家已经越来越相信，在今天的世界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同阿拉伯国家“注定要进行对话”。
双方在会上就中东形势和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议两主席之一、卢森堡驻意大利大使让·瓦格纳在会上重申，共同体九国认为以武力占领领土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应该从1967年战争以后占领的领土撤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应该得到承认。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里亚德在会上说，阿拉伯国家希望欧洲国家促使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欧洲的安全是同地中海的安全、地中海阿拉伯地区的安全联系在一起的。
双方对中东的危险局势和由此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表示巨大关心。”
公报指出，作为加强双方关系的组织机构的总务委员会，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第2次会议。
欧洲经济共同体同阿拉伯国家举行对话，是因为双方都有加强合作的要求。
据报道，197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进口的百分之四十八，是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进行的。
路透社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中透露，欧洲经济共同体“想把（同阿拉伯国家的）对话作为一种手段，使得在以后另一次中东冲突时能保证石油供应”。

顽固维护旧秩序的方案
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4届会议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先后抛出了他们的方案，一个叫做“国际资源银行”，一个叫做“具体行动纲领”。
名目虽然不同，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货色。
几年来，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剥削、掠夺、控制和转嫁经济危机，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建议。
商品综合方案是发展中国家从第6届特别联大以来一直坚持的一项重要建议，也是这次会议斗争重点。
这个方案是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
（农、矿原料，燃料和食品）的贸易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综合解决办法。
在本届会议上，这个方案不仅得到第3世界国家的拥护，而且有一些第2世界国家也已表示支持。
当前围绕这个方案，第3世界同两个超级大国斗争的焦点，仍然主要是维持旧的单一商品解决还是采取多种商品综合解决，是依靠传统的双边协议还是依靠国际共同保证的问题。
也就是是否接受综合解决办法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债务问题，第3世界国家在债务减免问题上同样要求通盘解决。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代表改变了过去硬顶的手法，抛出了建立所谓“国际资源银行”的建议以同商品综合方案和通盘解决债务的方案相对抗。
在第3世界国家看来，“国际资源银行”仍旧是一个由它控制的富国俱乐部，目的是继续保持它的霸主地位。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在会议上继续耍弄假支持真反对的惯伎。
他们在会议上除了大肆贩卖“缓和”、“裁军”的破烂货以外，还大吹大擂他们的新殖民主义的“国际分工”和“经互会”经验，大讲对发展中国家的困难苏修“丝毫没有”责任。
同时，苏联代表抛出了一个所谓“具体行动纲领”，其中第1条就是他们长期死抱住不放的“签订长期贸易协定”。
这种协定的实质是要“长期”保证苏联掠夺第3世界的原料；
要“长期”地保证苏修向第3世界的市场倾销工业制成品；
还可用苏修的苛刻的贸易条件“长期”捆住第3世界。
苏修对第3世界国家的贸易条件究竟如何呢？
且看：
在贱买贵卖、扩大工农业品价格“剪刀差”上边它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加贪婪。
据报道，在苏印贸易中，苏修出口商品的价格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有的甚至高出两倍；
而苏修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价格则比国际市场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据《印度斯坦旗报》1973年10月报道：
“1972年到1973年度，俄国人以每公斤七十五卢比的价格购买毛针织品。
国际市场的原毛价格已经上涨了四倍。
但苏联甚至不愿每公斤付八十五卢比。”
在通盘解决债务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也是一唱一和。
他们要用双边解决来对抗第3世界所要求的通盘解决。
苏修代表还宣称，“任何关于债务的决定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同的信贷制度”。
不同在哪里呢？
那就是通过贷款向负债国索取种种特权，重利盘剥，甚至侵犯别国主权，索取军事基地，粗暴干涉内政，动不动就凶狠地向受援国逼债索利。
苏修从1954年起向印度提供的十九亿四千万美元贷款，到还清时苏联收回的钱，竟等于原来贷款的百分之五百六十五点七。
埃及最近揭露的苏修逼债勒索的丑恶嘴脸，更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这只能说明，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利贷剥削，比老牌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列宁说：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
（《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国际经济领域的争霸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部分。
社会帝国主义利用另一超级大国的衰落，到处伸手，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妄图重新瓜分世界。
尽管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也绝不能掩盖它维护社会帝国主义的旧经济秩序的险恶用心。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具体行动纲领”的实质在于：
一是抗新，与第3世界国家的合理建议相对抗；
二是保旧，推卸他们的剥削罪责，不许触动他们的剥削体系；
三是取代，他们要发展中国家跟他们一道去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斗，便于他们乘虚而入，扩大自己的殖民体系，以取而代之。
总之，不论是美国的“国际资源银行”也好，还是苏修的“具体行动纲领”也好，都只能证明两个超级大国是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顽固维护者，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但是，他们耍弄的种种花招，最终必然要在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反霸的战斗中遭到彻底失败。

一些西欧国家政府和舆论强
调苏联威胁日益严重　西欧必须加强防务
新华社奥斯陆1976年05月20日电
比利时国防大臣保罗·范登博埃南最近在1976年06月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提醒人们注意，欧洲面临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所带来的危险。
他认为，“欧洲今天正经历着战后历史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
范登博埃南在题为《1976年的欧洲安全》的文章中写道：
“人们对苏联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和可怕的全面增强不可能再漠不关心了。
这种（军事力量）增强的最近的例子就是他们的海军——它在全世界现在是无所不在，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基地和辅助设施。
我们对欧洲的军事形势也不能不感到关切，在欧洲，华沙条约组织常规力量的优势现在已如此明显。”
他认为，鉴于“战略核均势”的形成使得西方不再可能用核武器来抵销华沙条约组织在常规武器实力方面的优势，事态的发展就更令人不安。
保罗·范登博埃南写道：
“鉴于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一个国防部长不得不问问他自己，在苏联的军事优势可以为它赢得单方面的政治利益的情况下，苏联是不是正在缓和的幌子下试图从这一局面中获得好处？”
他认为，在这种局面下，“西方必须注意自己的防务并显示出最坚定的决心。”
文章最后还说：
“大西洋联盟内的欧洲防务有赖于欧洲在军备、通讯联络、后勤、训练和医务等方面进行更好的合作。”
新华社罗马1976年05月20日电
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机关报《人民报》05月19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无休止的扩军”是“对欧洲和西方的沉重压力”，存在着苏联“征服西欧的可能性”。
文章说，“苏联的军事实力在触目惊心地发展着”。
苏联用多弹头代替单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同时，正在加紧发展十多种新式导弹，而且它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美国。
文章说，苏联已经超过了197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达成的限额。
它无论在固定的导弹发射架，还是在可移动的发射架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无休止地增长”。
文章说，苏联还在大力发展海军，尤其是“苏联发展海军和发展支持海军的战术空军的情况值得特别注意”。
文章说，苏联七五年军事开支高达一千四百一十亿美元。
1964年以来，苏联军费支出增加了四百一十亿美元。
苏联军事开支至少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
文章说，“苏联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教育已经普遍化。”
文章还引用苏联一名上校的军事论文指出，这篇论文就是描写西欧发生一场战争的情况，最后用战争来占领西欧。
文章最后说，苏联急剧加强军备的目的是为了“征服西欧和摧毁美国”。
新华社波恩1976年05月15日电
西德第二电视台05月12日在一篇电视报道中指出，苏联庞大的商船队在世界各个海洋上加紧活动，它除了从事经济活动外，还追求军事和政治目的。
报道说，苏联目前拥有一千四百万总吨位的商船队，远远超出了它本身商品交换的需要。
苏联的散装货轮也是适合于运送军事货物的。
报道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以大大降低运费的手段同西方海运公司竞争，企图霸占世界各大海洋并扩大它的势力。
报道援引前西德海军中将鲁格的话说，苏联商船的迅速扩大，根本原因在于俄国人完全有意识地谋取海上霸权，这就是要实现在海洋上到处都能出现并进行干预。
鲁格认为，苏联商船队不断地行驶在世界各航道上和进入西方的港口，这一点在军事上也有更多的含义。

在苏美争夺霸权日益加剧形势下
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决定增加国防预算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联席会议05月06日通过了美国政府一九七七财政年度预算的最高限额为四千一百三十三亿美元，这比本届美国政府提出的预算数字多一百七十五亿美元。
预算数字表明，在1977年度里赤字将达五百零八亿美元，比本届政府今年01月21日向国会提出的一九七七财政年度预算咨文中的四百三十亿美元的赤字多七十八亿美元。
这样，从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财政年度三年中的赤字就高达一千七百零四亿美元，比一九五○至一九七四财政年度的二十五年累计赤字一千五百四十九亿美元的总和还多。
这次为时三天的联席会议，用大部分时间讨论了国防开支问题，结果通过了一九七七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为一千零八亿美元，比一九七六财政年度的九百二十八亿美元增加了八十亿美元。
联席会议还通过了一九七七财政年度国防经费授权额为一千一百二十五亿美元。
这包括一九七七财政年度的开支和在一九七七财政年度签订合同而在今后几年支付的费用。
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最近，美国国会内要求加强美国军备的呼声日益增多。
一些报刊也要求增加军费以应付苏联的挑战。
《休斯敦邮报》的一篇评论指出：
“国会绝不能无视苏联在稳步地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迹象，绝不能听任我们的防务态势更进一步削弱。
为我们自己和为我们的盟国着想，我们不能冒沦为二等军事国家的风险。”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揭露苏联在印度洋加强海军力量
新华社1976年05月20日讯
惠灵顿消息：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05月19日在议会举行的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上揭露苏联在印度洋加强海军力量，指出对新西兰来说这不是件好事。
马尔登总理指出，自从1968年以来，俄国就向印度洋部署军舰。
从那时起，他们的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一直没有停过。
他说，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联海军在印度洋活动平均每年达七千个舰日。
马尔登总理还指出：
“苏联太平洋舰队通过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定期出入印度洋。
举例来说，从1974年底至1976年初，曾观察到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二十八艘军舰出入印度洋。”
“这些舰只中有巡洋舰、驱逐舰、两栖登陆舰、扫雷艇以及核潜艇、非核潜艇。”
马尔登总理说：
苏联太平洋舰队能够“向印度洋派遣舰只，并且保持它们在那里长时期地活动。”
马尔登总理最后指出：
“让苏联主宰印度洋不符合新西兰的利益。”

“缓和”与绥靖
最近，西方许多报刊都在谈论一种所谓“索南费尔特主义”。
这个主义是美国国务院顾问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去年12月在美国驻欧洲国家大使伦敦会议上提出来的。
所谓“索南费尔特主义”，简单说来就是，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疯狂进行扩张，加紧同美国争夺欧洲的情况下，美国为绥靖苏联，要东欧国家同苏联建立“有机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东欧国家和人民忍受苏联的霸权统治，不要起而反抗，不要闹独立性，以避免“发生爆炸而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
索南费尔特的讲话由美国报纸透露出来以后，立即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人们尖锐地指出，这是企图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
此间报界和观察家们，把“索南费尔特主义”同去年所谓的“赫尔辛基精神”联系了起来，指出去年欧安会后，苏联在“缓和”幌子下连连扩军，在欧洲占有越来越大的军事优势，而美国在赫尔辛基会议后，节节后退，力图通过妥协以制止对方的进逼。
西欧报刊相当普遍地认为，这同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德国为一方和以英国为另一方之间争夺欧洲霸权的情景是多么地相似。
英国一家刊物说：
“现在在七十年代被视为时髦的法文字‘缓和’，正是同三十年代流行的时髦字眼‘绥靖’完全一样地相同”，“不过现在是俄国取代了德国成为主要的威胁”。
一些热衷于对苏联搞绥靖政策的人们散布这样一种论调：
目前已经“无法防止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出现”，因而“没有别的选择”，唯有“设法影响”苏联使用其力量的方式，以便“鼓励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
他们希望通过“把苏联紧紧地束缚在经济、技术和文化的纽带网里”，使之“软化”，而变成“温和的国家”。
难道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
一些英国和西欧国家人士和报纸列举事实作了否定的回答。
一位英国记者说，欧安会后有人说“缓和”了，但欧安会后欧洲局势仍然很紧张，苏联扩张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
另一位朋友说，“缓和”的高调和一系列的会谈使得人们眼花缭乱，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苏联却在“缓和”的烟幕下大大加强军备，使西欧面临着空前未有的苏联军事威胁。
有人认为，这些搞绥靖政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现实。
因为，从安哥拉到中东，从柏林到南欧，从地中海到印度洋，苏联那有一点克制的态度，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干涉和扩张。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把那种所谓“紧紧地束缚苏联的纽带网”耻笑为《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里的那种一绷就断的缚人的绳子，指出这种做法就象当年“对德国的贸易、投资、文化联系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德国一样”。
在西欧，人们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欧安会时，西方国家跟苏联签订那一堆“和平”、“安全”的协议究竟取得了什么结果？
一家西方报刊讥讽说，西方国家津津乐道的欧安会关于“人员思想自由交流”的规定，不过是苏联在“苦药中放进的一点儿糖”。
法国的一家报刊指出，西方国家实际上是陷入了“莫斯科的圈套”。
现在，引起西欧不少政界人士警惕的是，苏联在鼓吹“缓和”的幌子下，进逼西欧，而西方退让将会给西欧带来什么后果？
例如，当前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谈判所谓第2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
双方就美国的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究竟算不算战略武器，应否在限制之列引起激烈的争论。
经过讨价还价，据西方报刊不久前透露，美国为了推动谈判，提出对这两种武器划一界线。
如果苏联逆火式轰炸机不在空中加油，不在北极圈设加油基地，可以承认不算战略武器，不列入限制之内。
一些西欧舆论指出，这意味着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不允许到达美国，而允许到达西欧。
又如那个“中欧裁军谈判”。
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表明，苏修在中欧的兵力越来越多，它已经在常规军备方面大大超过了西方。
而今年以来，苏联还在不断扩充它在中欧的部队、坦克和飞机。
去年12月，在美国倡议下，北约方面宣称为了打破谈判僵局，提出了一项新建议，宣布撤走美国在中欧的一千枚核弹头和二万九千部队以换取苏联撤出在东德的一千七百辆坦克和六万八千部队。
西欧的报刊把这一“新建议”称之为“新让步”。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西方这样做是在自己唯一处于优势的战术核武器方面作出让步，这样形成的“缓和只能对单方面”有利。
但是，即使如此，苏修仍然认为西方的让步是“不够的”。
至于企图用“经济和技术”的“纽带网”来套住苏联，这也只是幻想。
不少的西欧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所谓“纽带网”实际上是养虎贻患！
现在，在西欧国家的议会辩论中，在电视广播里，在报纸刊物上，这样的认识是愈来愈多了。
英国前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查尔方特在会见记者时说，美国和西欧国家同苏联搞经济、技术协议“实际上在帮助苏联克服它的弱点，使苏联建立起他们的军事实力。
这是十分荒唐的”。
一家英国刊物指出，由于西方供应苏联以粮食、机器、成套设备、技术、信贷，“西方的纳税人就使得俄国人能腾出更多的钱，更快地把它投资到巨大的军事工业中去”。
西德反对党防务政策发言人韦尔纳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在“技术和财政方面促进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扩充军备，这简直是自杀”。
事实上，西方的贷款和技术不仅帮助了苏联扩充军事工业的能力，而且也正象英国保守党议员、前内阁大臣沃尔克不久前说的，使苏联能够“越来越多地向西方国家使用经济武器，破坏西方国家的经济”。
苏联曾经从西方购买大批商船，从而使它的造船工业能够集中力量制造军舰和潜艇。
在苏联海军得到迅猛扩展后，现在苏修又挟其庞大的商船队，大大削减运价同西方竞争，逼得西方航运界大声抗议，疾呼苏联的竞争对西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威胁，不就是明显的例证吗？
从“欧安会”“最后文件”的签字到“索南费尔特主义”的出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西方世界，存在着同三十年代相类似的绥靖情绪”（英国保守党议员温斯顿·邱吉尔语）。
搞绥靖政策从来遏制不了侵略者和扩张者，侵略者的欲壑也是永远填不满的。
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国彼得·希尔—诺顿海军元帅说：
“历史本身的一些事例表明，靠绥靖、靠回避，或者把只有表面价值的、表示良好意愿的声明当成是真正有效的东西，是不可能避免一场侵略的。”
西德《世界报》也说：
“任何建筑在绥靖基础上的政策都孕育着今后爆发战争的种子。”
人们正在注意的是，由于欧洲是苏修争夺的重点，它的四分之三的兵力就摆在西欧的大门口，因此，对苏联搞绥靖，必然会给西欧带来巨大的危险。
我们访问查尔方特勋爵时，他向我们这样说，由于美苏争夺，特别是苏联的扩张政策，战争的危险在增长。
苏联总是要欺负弱者的，只要西方力量削弱，苏联就一定要利用这一弱点。
现在，西欧舆论在评论“索南费尔特主义”时强调指出，它对西欧来说，后果是“严重的”。
西德《总汇报》说，索南费尔特讲话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美国由于内部的虚弱而推行一种绥靖政策，这种政策已经使欧洲领教了悲惨的经历”。
一些政界人士正在向人们发出“我们现在正再度生活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危险的时期”的警告。
在西欧，愈来愈多的人正在呼吁各国加强团结，增进共同防务，联合反霸。
英国《泰晤士报》就“索南费尔特主义”发表的文章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对西欧各国领导人来说，应该“从自满自足的状态中觉醒过来了”。
本报记者

萨利姆总理强调埃及不接受任何压力
新华社开罗电
埃及总理马姆杜·萨利姆最近说，埃及根据自由意志行事，它不接受任何强加于它的压力。
萨利姆总理在亚历山大大学学生会召开的一次集会上说，埃及“要完成解放被占阿拉伯领土。
在这方面，应当优先支持武装部队，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
他说，埃及的武装部队在从不同的国家得到了所需要的武器、依靠自己的工厂来生产零件和军事装备后，就能最大限度地对付敌人。

越遮越丑
飞舟
世上有一种蠢人，被人揭了头上的疮疤，为了遮丑，贴上几块膏药。
殊不知疮疤有膏药作标记，反而更加引人注目。
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正是这样的蠢人。
英雄的埃及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对苏修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了苏修的癞疮疤，现了它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形。
苏修在狼狈不堪、丑态百出之际，为了掩盖真面目，继续骗人，一再端出那张人们早就听腻了的“四不”老曲，捶胸顿足地发誓：
苏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其目的“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利益或优势”，“不谋求军事基地”，“不谋求开发自然财富的任何权利”，“不对有关国家内部发展施加影响”。
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但细一琢磨，所谓“四不”，不过是苏修往自己头上疮疤贴的膏药。
可惜的是，膏药不但不能解救苏修困境，反而更加暴露出它的祸心。
人们不禁要问：
是谁以“援助”为名，大举渗透控制，侵犯埃及主权，在埃及谋取种种特权？
是谁贩卖军火，丧心病狂地对埃及人民敲诈勒索，重利盘剥，甚至逼埃及用出口物资抵债？
是谁谋求使用亚历山大港的各种便利，还要划地为界升起自己的国旗？
又是谁大肆培植代理人，不仅要对别国内部发展“施加影响”，而且要颠覆它认为“不中意”的政权？
这一切恰恰就是那个信誓旦旦“不谋求”这个，又“不谋求”那个的苏修。
勃列日涅夫之流被埃及人民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晕头转向、忙于遮掩，大唱“四不”高调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或者以为别人也忘记了他们过去在侵略扩张得意之际而流露出来的真情实言。
什么“不谋求任何利益或优势”，苏修一些头面人物就曾直言不讳地供认，苏联对外“援助”，从来不是让别国从苏联“白拿任何东西”，绝对不是“赔本”的生意。
这些“援助”都是一笔一笔“如数偿还”，外加重利，每年给苏修都要“提供一笔巨款”，好处是大大的。
什么“不谋求军事基地”，苏联海军头目不久前还在那里大讲“苏联的海军军人在外国的海港上感到自己就是我国的全权代表”。
苏修这里要“方便”，那里争“停泊权”，叫嚷什么“海洋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苏修军舰想到那里就到那里。
够了，如果把这些同样是出自苏修头目之口的话，同那个“四不”比较一下，人们都会发现，苏修当局现在鼓吹“四不”，是多么虚伪，多么可笑。
从埃及所发生的事情，从苏修伸进黑手的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不难看出，苏修的“四不”，正是“四要”的代名词。
在苏修霸权主义的辞汇里，正如“缓和”就是扩军备战，“援助”就是剥削掠夺，“友好”就是侵略干涉一样，苏修口称“不谋求”的正是它垂涎三尺、恨不得一口吞掉的东西。
苏修高唱“四不”曲，正是为了掩盖它剥削、掠夺、干涉和控制别国的狼子野心。
苏修的这种拙劣手法并不新鲜。
溯本求源，当年希特勒正是这样干的。
苏修只不过是依样画葫芦，乞求于戈培尔的所谓谎言重复千百次就能变成真理的信条。
然而，颠倒黑白的谎言并没能救得了戈培尔的命，今天苏修重蹈法西斯的覆辙，又岂能逃脱必然灭亡的历史惩罚？
鲁迅早有名言：
“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
苏修尽可以重弹“四不”的老调千百次，而谎言终究不会变成真理。
苏修的官样文章，不管说得如何虔诚，用中国的一句俗话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