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一年前，清华大学在首都南郊大兴县办起一所农村分校，学员实行社来社去，教学实行几上几下，写了了理工科大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新篇章。

一年后的今天，这所农村分校的首届四百九十三名学员，在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毕业了。
这是清华大学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开展教育革命、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又一个胜利。

清华大学创办的这所农村分校，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在教育阵地上出现的又一棵共产主义幼芽。
它的诞生、成长，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代表着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方向，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它上靠阳光下靠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资产阶级想反反不掉，党内走资派想压压不垮。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一）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是在去年年初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创办的。

当时，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传遍全国，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在清华大学，围绕着理工科大学要不要学朝农，怎样学朝农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有人说：“朝农姓‘农’，清华姓‘工’，学朝农只能学精神。”
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反驳说：“朝农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教育领域的新世界，它培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理工科大学难道能特殊吗？”
广大师生员工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后清华大学的深刻变化，把旧大学与朝农作了对比，进一步看到了朝农经验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
他们说，旧清华排斥工农子弟，公开号召学生去爬那个修正主义的小宝塔，向什么“副博士”进军。
被资产阶级标榜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的旧清华大学，实际上是一块扩大三大差别，培养精神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以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拆掉了爬上精神贵族的阶梯，学校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朝阳农学院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创造了改造旧大学的新鲜经验。
象清华大学这样的理工科大学，创办农村分校，实行社来社去，直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更有其特殊意义。
它培养的学生首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同时又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又会做工、又能务农，亦工亦农，必将为巩固工农联盟，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开辟新的途径。

清华大学党委，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领导了这场大辩论。
校党委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派出调查组到农村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
他们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农村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热火朝天，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欣欣向荣，迫切需要理工科大学直接为农业服务。
校党委还专门派人到朝阳农学院去学习，提出“全国学朝农，清华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
在学习和讨论的基础上，多数人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学校形成了一种学朝农势在必行的革命空气。
最后，校党委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决定在原大兴县校办五七农场开办一所农村分校。

去年三月初，这所新型的农村分校，在两条路线激烈的斗争中诞生了。
这是清华大学六十五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热烈欢迎。
广大农村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有志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革命青年，听说清华大学要办社来社去的分校，个个踊跃报名，都想到这个分校来学习。
大兴县沙河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年轻的共产党员张玉生，中学毕业后决心扎根农村，工厂几次来招工他都没有去，掏粪、养猪、当记工员，凡是革命需要的他都积极去干。
去年三月他正带着民兵奋战在水利工地，听到让他去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学习的消息，他愉快地接受了，从工地上扛起行李卷就来到了学校。
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说，过去青年上大学好象青石板上炒豆子，熟一个蹦一个，这次清华大学培养的学生还回来当农民，我们坚决支持。
许多公社党委专门开常委会，反复研究落实招生问题，选出最好的苗子送去学习。

（二）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设有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村电工、农村建筑等四个专业，招收京郊区县的贫下中农入学，不受文化程度和年龄的限制。
它的培养要求主要是造就一代能识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敢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和走资派作斗争、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新型农民。
对这样的一所学校，无产阶级说“好得很！”
资产阶级却说“糟得很”。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刚刚办起的时候，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的时候。
走资派出于反革命的本能，灵敏地感觉到这样的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学校。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摧残这棵刚刚出土的幼苗。
办校之初，清华大学的党内几个走资派，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也曾举手赞成办这所分校。
但一开始他们就抛出了一个所谓“象样”的建校方案，妄图把农村分校纳入他们修正主义的“正规”，这是走资派惯用的一种反革命策略。
去年夏季，邓小平树起“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刮起右倾翻案风。
教育界的走资派立即心领神会，四处活动，到处放毒，大骂教育革命，大骂朝农经验。
他们还制造种种谣言，妄图整垮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时候，校内几个走资派认为时机已到，干脆撕去伪装，赤膊上阵，背着清华大学党委，到农村分校使用了政治上压、经济上卡等种种资产阶级专政手段。

去年九月下旬，朝农的同志来到清华农村分校交流办学经验，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清华大学的一个走资派却事前急忙跑到农村分校，搬出邓小平“教育要整顿”的黑指示，背着党委，恶狠狠地一连给分校下了五个不准的命令：不准提“朝农经验带有战略性”；
不准提“社来社去是方向”；
不准提“学朝农，迈大步，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
不准讨论“在朝农这个先进榜样面前，我们怎么办”的问题；
不准讨论“学朝农如何学根本”的问题。
但是，分校党委，不信邪，不怕鬼，没有听他那一套。
他们和朝农的同志们交流了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经验，互相支持，互相鼓劲。
分别时大家激动地流下热泪。
他们表示：“朝农、清华，地隔千里，心在一起，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学校的走资派政治上失败了，又在经济上卡他们。
一个走资派说：“今后农村分校要钱，一分也不给。”
走资派卡，清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却积极支持农村分校。
入冬了，农村分校没有取暖用的炉子，学校管炉子的工人同志，避开走资派，把炉子给了分校。

就在这些和走资派斗争的困难日子里，农村分校的师生员工们，在清华大学党委和分校党委坚强领导下，革命斗志越来越旺盛。
他们没有教室，就在大树下面挂起黑板上课；
没有桌凳，一个马扎随身带；
宿舍不够，就住活动房屋，一个屋子睡两层。
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自己盖房，一颗红心一双手，自力更生办大学。
师生员工们豪迈地说：“走资派压我们，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的好课堂。
一年学习时间虽然很短，但学到了和走资派斗争的革命真本领。”
去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了。
毛主席亲切关怀清华大学，给了全校两万多名师生员工以极大的鼓舞。
农村分校的师生员工们，扬眉吐气，满怀对走资派的无产阶级愤慨，斗志昂扬地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
农村分校，一派革命气氛。
一张张革命大字报，象一颗颗炮弹，一齐射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一份份批判发言稿，激扬文字，控诉了邓小平搞翻案、搞复辟的罪行。
今年四月七日以来，全分校的师生员工们，热烈欢呼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策，愤怒声讨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在最近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上，学员们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向毛主席表决心：“一身泥土进清华，满手老茧回家乡；
铁心务农学大寨，反修防修当闯将”，“誓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三）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师生们学习毛主席这一指示，对于怎样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学校应培养能和走资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战士。
回顾一年来的办学实践，他们体会到，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课，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作基本教材。
必须让学员在学习期间亲自参加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践，在斗争中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去年，学校组织学员参加了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
农村中大量阶级斗争的事实，使学员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不少学员深有体会地说：不会堵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一位学员，入学前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过去，他认为搞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还是可以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上了农村分校后，联系实际学马列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毕业后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少学员说：我们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上了农村分校后，深深地感到自己过去并不真正了解农村。
好多事情，过去并没有提高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待，因此对农村的阶级斗争，看不清，认不准。
上农村分校的最大收获就是学到了阶级斗争的新本领。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是培养亦工亦农、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新型农民的一所学校。
他们总是要求学员身体力行，做一个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这些学员经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回到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农电专业有个学员，原在农村当了二十年的电工。
经过一年学习之后，决心回去亦工亦农，和私有观念实行决裂。
去年三夏他回队实践时，带头破除了当地电工的四个旧习惯：一破干活吃请；
二破干活拿额外补贴；
三破到点下班的雇佣观念，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干；
四破电工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的旧习惯。
他回队第二天早上两点多，就拿着镰刀跟社员一起下地割麦子。
贫下中农称赞他上大学才几个月就变样了。
他回答说：“有了技术就搞特殊，不参加劳动，这是资产阶级法权。”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学员们，学习期间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结合实践，刻苦学习业务技术，较快地掌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文化技术本领。
去年九月，学员回社队实践。
据不完全统计，三百个学员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测量规划了农村道路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九十一公里；
规划排灌渠道二百九十二公里；
搞了现代化固定喷灌十亩，活动式喷灌规划一千亩；
地下管道测量布置六千九百米；
参加设计或试制、改革成功了双向犁、十五尺宽平地机、小麦播种机、气流清选脱粒机、轮胎装卸机等农机具十项；
修了扩大机四十二台；
设计了农村建筑八千平方米，还为社队举办了农水、农电专业短训班。
农水专业学员入学不久，就到一个治河工地上，以河道为课堂，开始了测量课的教学。
在短短十天里，边干边学，共完成了十六公里多的河道纵横断面测量任务，向工程指挥部提交了一百九十张纵横面测量图纸，学会此类工程的测量操作和计算本领。
农建专业学员王廷起，原来是一个四十岁的社员，他在学校学习期间，运用新学到的知识，一年之中，就为自己家乡的生产大队，规划测量了一个三百亩的果园，设计了一个能养一千头猪的养猪场和一个大队新村的建设蓝图。

贫下中农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们指出：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一百个大学生。
四个现代化要靠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
广大贫下中农急切地盼望这些新型大学生回乡后同他们一起战斗。
当这批学员毕业时，他们所在的区、县和公社以至生产大队，都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欢迎。
中共大兴县委员会，组织了五千名干部、社员来欢迎他们。
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幼芽，有着千百万革命人民的爱护和浇培，它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走资派想摧折它，只能是蚍蜉撼树，枉费心机。

《北京日报》记者

《光明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作者：济南部队鲁峻
版面：头版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批判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邓小平在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时候，还炮制了所谓军队工作要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的反动谬论。
这个“整顿”、“准备打仗”为纲，是从“三项指示为纲”中派生出来的，是他那个修正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是对“三项指示为纲”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也是对“整顿”、“准备打仗”为纲的切中要害的批判。
彻底揭露和批判邓小平“整顿”、“准备打仗”为纲的反动实质，是我们同彭德怀、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继续，是关系到坚持毛主席建军路线，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事，是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也是推动我军建设的伟大动力。
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就是为了搞阶级斗争。
我军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我军的性质，我军的任务，决定了我军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早在我军建军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红军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使红军的官兵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深刻地批判了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批判了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不愿建设根据地，不愿同群众一块作艰苦斗争的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
批判了对政治形势和阶级势力不作正确分析估量、不作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即唯心主义；
批判了不知道阶级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
这次会议是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设我们军队，还是按照资产阶级面貌建设我们军队的问题。
毛主席亲自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与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为我军制定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指明了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经历了漫长的革命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军的建设始终坚持了阶级斗争。
民主革命阶段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有时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有时民族矛盾又上升到主要位置。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因此，在我们队伍中就容易产生忽视阶级斗争，模糊阶级阵线，模糊我军性质的倾向。
由于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有些人又容易模糊革命的前途，以为我们只有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如果不克服这些危险倾向，我军就有被资产阶级所溶化，变为资产阶级工具的可能。
在这样情况下，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保持我党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领导我军不断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前途和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教育，“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克服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粉碎了敌人从外部进攻，从内部瓦解的阴谋，保持了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保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纯洁性，使我军在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正确的建军方向。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军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决定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要提高警惕。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这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纲，我们军队的建设更必须如此。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历史时期内，“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仅要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要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
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又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把军工、军农、军民兼起来，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十分清楚地规定了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和建设方针，特别是要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加强军队建设，以便更好地担负起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

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
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更广泛、更尖锐、更残酷。
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
资产阶级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革命的重点对象。
这样，我军面临的斗争就更加复杂。
由于走资派在党内窃踞了一定的地位，也由于他们的一套伪装手法，因此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险性。
他们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却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
他们干的是修正主义的勾当，却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
他们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可以通过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颜色。
党内走资派要篡改党的政治路线，必然也要篡改党的军事路线。
彭德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同时在军队搞不要革命化的正规化、现代化；
林彪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同时在军队鼓吹什么“四好为纲”。
邓小平在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时候，炮制了军队建设要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的反动谬论。
在这样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关系着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提出“整顿”、“准备打仗”为纲，是完全背叛党的基本路线，背叛毛主席的建军路线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非常荒谬、非常反动的。

我军要整顿。
要搞好军队的整顿，就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军历史上进行过多次整顿。
抗日战争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军队内部产生了新军阀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表现在某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的委任、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
为了反对这种阶级投降主义，我们军队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了反新军阀主义的斗争，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保证了我军作战和工作的胜利。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达到了全党全军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使军队和地方、军队和军队、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团结增强了，使我们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更加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九四七年，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结合土地改革，我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通过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以及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
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
由此可见，我军历次进行的整军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是党的正确路线的学习运动，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整顿”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背弃了我军整军的光荣传统。
他提出的“整顿”，是与毛主席的指示南其辕而北其辙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工作，要抓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对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只字不提。
我军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根子在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对这一点，他又极力回避。
他不讲路线，不批林彪，不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样，就歪曲了我军整顿的方向，掩盖了整顿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个实质。
对不正之风，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弄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抵制小生产的影响，进行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才能加以纠正。
邓小平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暴露了他的“整顿”是别有用心的。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建设。
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关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是领导班子建设最根本的原则。
邓小平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不讲培养革命的新生力量，撇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个基本标准，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三条选拔干部的标准，公然对抗毛主席规定的五条，这和林彪抛出的“高举”、“突出”、“干劲”的“黑三条”是一路货色，一个目的，都是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
邓小平在大讲“整顿”的时候，笼而统之地说我军“历史上”是好的，“建国以来”是好的，唯独不提我军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经受的革命锻炼和取得的巨大进步。
他讲成绩“忘”了文化大革命，讲“问题”，却无不影射文化大革命，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和不满。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是借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他是要把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整掉，把我军的光荣传统整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整掉。
邓小平的“整顿”为纲到底是什么货色，居心何在，不是昭然若揭吗！

毛主席早就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军要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同时要高度警惕党内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邓小平把我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只是打仗一项，我军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不见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没有了。
这不仅是对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明目张胆的对抗，而且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妄图使我们忘记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忘记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忘记反复辟的任务，这样他就可以放手地搞修正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决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必须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当前，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因此，加强战备是我军的迫切任务。
但是，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战备，才能把战备工作真正做好。

战争工作从来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是有准备打仗的精神，还是幻想和平；
是首先注重人的因素，还是首先注重物的因素；
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搞单纯军事观点；
是搞人民战争，还是只强调军队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指导战备，还是按资产阶级的一套搞战备。
抓不抓这个斗争，是能否搞好战争工作的关键。
毛主席指出，战争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准备，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准备打仗的精神。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
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
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邓小平讲战备，讲了那么多的准备，绝口不讲人的因素，不提精神准备。
在他眼里，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物，是钢铁。
这是地地道道的唯武器论，是他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在军事上的变种。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我军来说，是最重要的条件，敌人视为畏途的也正是武装起来了的人民。
邓小平讲准备打仗，不讲人民，不讲人民战争，不讲动员、组织、武装群众，按他的那一套去办，就会使我们失去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失去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赖以发挥的基础，使我军成为“独臂将军”。
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败军亡国之道。

邓小平鼓吹的“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和“三项指示为纲”一样，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
熄灭了吗？”
最近在天安们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是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又是多么复杂吗？
邓小平说阶级斗争熄灭了，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完全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
我军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过去、现在和将来，直到阶级消灭、军队消亡以前，我军建设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全国解放以来，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惊心动魄的反党阴谋活动，从反面教育我们，军队建设哪怕稍稍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又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可能有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因此，我军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也会是长期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
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进一步明确我军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任务和作用，更加自觉地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加强部队的革命化建设，搞好部队的各项工作，随时准备打仗。
我们要集中火力，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团党委认真学习中共中央两项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认识，抓住大好时机，切实、有力地加强领导，使部队迅速掀起了学习和批判的新高潮。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这个团党委一直高度重视，多次分析形势，研究对运动的领导问题。
党委成员带头学习，带头批判，经常召集各级领导开会研究，培养理论骨干，亲自到连队试点，扎扎实实解决部队学习和批判中的问题。
党中央两项决议发表以后，团党委成员对这场伟大的斗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又以新的战斗姿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领导，使全团迅速出现了批邓新高潮。
他们决定在这场运动中，党委和机关百分之七十五的干部和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在基层。
党委成员除留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的都深入下去抓学习和批判。
团长刘义是全国战斗英雄，他回想部队打锦州时自己反击敌人坦克，打塘沽时连续攻占敌人十多个坚固碉堡，参加万山海战，用木船打败敌军舰的情景，觉得现在虽然战场不同，作战方式不同，但都是与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一定要拿出过去那种拚命作战的精神参加这场斗争。
这些日子，他不停息地战斗，连续参加机关、部队的声讨大会，带头声讨、批判邓小平的罪行。
大家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团长还象战争年代那个样，是一个好指挥员、好战斗员。
王政委带领机关工作组参加一营党委会的学习和批判后，又跑一百多里路赶到七连抓学习和批判试点。
在七连，他同干部战士一起学习，一起批判，一起总结经验，及时地用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运动。

团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学好、批深，用自己学习和批判的成果指导部队。
政治处陈主任在学习中央两个决议时，为了弄清邓小平问题的性质转为对抗性矛盾的道理，进一步认清邓小平的反动阶级本质，认真学习了列宁对叛徒考茨基的批判，看到邓小平跟考茨基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奴才，他抗拒党和人民对他的批判，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终于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
接着，陈主任又学习毛主席关于“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的重要指示，回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到邓小平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改也难。
陈主任用自己学习的体会给部队干部战士作了辅导，使大家比较深刻认识了邓小平的反动阶级本质。
李副团长在四连蹲点，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批判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认真总结了自己前一段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教导，以抓纲带目的实际体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干部战士启发很大。

为了使运动深入开展得更好，团党委还重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工作安排上把学习、批判摆在首要位置，集中领导和群众的力量，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团党委先后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安排学习中央两个决议，深入批判邓小平罪行的问题。
为了保证把学习和批判放在首位，党委又决定召开营党委扩大会，狠抓营连干部的思想发动，组织他们带头学习、批判，具体安排连队的学习、批判。
团党委主要领导成员分别到各营参加会议，进行具体指导。
经过这些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充分发动起来，大家以战斗姿态领导群众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团党委有力的领导，使部队迅速掀起了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两项决议、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新高潮。
全团干部战士，满怀对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仇恨投入战斗，斗志昂扬。
从机关到连队、从营房到哨所，处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开了声讨会又开批判会。
搞生产的单位白天劳动在田间地边小会批，晚上在政治夜校集中批；
担任训练的单位，在训练场开批判会；
执勤的单位一人完成两人的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人员开批判会。
有小病的同志坚持不下火线，有的把个人的事情暂时搁置，集中精力批邓。
大家决心努力学习，努力作战，把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夺取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

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团党委，乘中共中央两项决议的东风，带领部队迅速掀起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
同志们说：团党委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充分发挥了带头和组织的作用。

抓好自身的学习和批判，去带动部队的学习和批判。
这个团党委体会到，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团党委要做的工作很多，但重要的是抓好自身的学习和批判。
只有自身学习和批判搞得好，党委“一班人”坚定地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才能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带领群众奋勇作战。
四月七日以后，他们为了深刻理解中央的两个决议，搞清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与邓小平的联系，加深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除自学外，还用五天时间进行集体学习和批判。
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批判。
杨团长带病积极参加学习，白天讨论没搞懂的问题就在晚上加班钻研。
顾副政委为了研究一些问题，几天中午没休息，忙着查资料，找机关干部一起探讨。
他们每学习一段之后，就分别到营、连，运用党委学习和批判的成果，进行宣讲，联系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带头批判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罪行。
由于团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带头学习和批判，从而带动了干部和战士的学习和批判。

深入基层，到第一线去组织指挥战斗。
党委成员们认识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领导必须站在斗争第一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
他们采取了以下措施：（1）党委成员建立“联系点”，及时了解运动的情况，定期集中研究问题；
（2）军政领导干部都象指挥打仗那样上“前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3）根据各个连队担负任务的特点和驻地条件，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学习和批判；
（4）帮助连队不间断地做好思想发动工作，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
（5）及时发现新的问题，不断帮助连队总结经验。
刘政委听到一营副营长张学义说有的问题理解不深，就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帮助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问题。
张副营长提高了认识，掌握了理论武器，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写出了批判文章。
臧副团长在七连期间，发现有的同志产生了松劲情绪，就协助连队党支部抓了“努力作战不松劲，掀起批邓新高潮”的教育。
党委及时召开政工会介绍七连的作法，要求各连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充分利用天安门广场事件这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引导战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苏修鼓吹的所谓“健康力量”要搞出点名堂的反动谬论联系起来批，把邓小平的反动谬论同反革命黑诗和反动口号联系起来批，使全团学习和批判深入了一步。

充分发挥理论骨干的作用，不断提高学习和批判的质量。
党委及时对理论骨干提出要求，把部队学习和批判中遇到的问题归纳整理，分到各个理论小组逐个进行研究。
分管理论队伍的团党委委员，经常参加理论小组的活动，虚心向他们学习，发现好的典型就宣扬，发现问题就解决。
这就充分调动了理论骨干的积极性，发挥了理论骨干的作用。
在学习中央两个决议、深入批邓过程中，团党委针对运动发展的情况，又举办理论骨干学习班，组积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围绕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问题，指导理论骨干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集中火力批邓。
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深刻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批判邓小平的反动阶级实质，经常组织理论骨干带头批判并给部队作辅导。
二营机枪连理论骨干、新战士杨建康在讲关于党内资产阶级问题的辅导课时，团党委派人和他一起学习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帮助他紧密联系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分析走资派的特点。
他向全连作辅导时，从党内资产阶级同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党内资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和条件说明它的危险性，从党内资产阶级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玩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手腕说明它的欺骗性。
这些对连队开展批邓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目前，这个团正在乘胜前进，进一步掀起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

本报讯 在党中央两项重要决议鼓舞下，北京部队某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的干部战士，热情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愤怒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在卫生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决心用战斗来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判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的干部战士，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卫生战线和本单位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生动事实，狠批邓小平在卫生战线刮的右倾翻案风。
院长李振玉在批判发言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我们工农兵对这一点是有深切体会的。
那“十七年”，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不少地方的医疗大权被资产阶级把持着。
整个卫生工作是重城市，轻农村，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
下中农女社员张秋菊在文化大革命前治疗大肿瘤的遭遇，就是对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有力控诉和批判。
一九六四年，张秋菊的肚子里长了个大肿瘤。
她先后到几个大医院求医，都被当作“不治之症”，推出了医院大门。
她又连续两次写信给旧卫生部，得到的回答也是：中国治不了，世界上也无办法。
贫下中农看到这种情景，十分气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摧毁了城市老爷卫生部。
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前进的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
一九六八年初，张秋菊满怀希望来到我们卫生科治病。
在毛主席光辉“六·二六”指示的指引下，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科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摘除了压在张秋菊身上的九十斤重的大肿瘤，并使她完全恢复了健康。
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劳动人民的生命线。
邓小平竭力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妄图把广大贫下中农推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缺医少药的老路上去，我们决不答应！
副院长李子元运用本单位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开展卫生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批判邓小平妄图否定卫生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的险恶用心。
他说，我们卫生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涌现了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战士。
我们坚持中西医结合，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
用洋金花治疗慢性气管炎的成功，就是其中一例。
一九七一年，我们遵照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组织医务人员深入驻地农村，研究慢性气管炎的防治。
我们和赤脚医生、贫下中农一起经过较长时间反复试验，选用洋金花制成针剂注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已治愈三千五百多名患者，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
我们的这一成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入开展卫生革命取得的。
这是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卫生革命成果的一个有力回击。
我们一定要坚持卫生革命的正确方向，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卫生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个卫生科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经常派出农村巡回医疗队在驻地农村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并帮助农村建立和健全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
他们先后帮助十三个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培训了二百多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使这十三个大队基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前缺医少药的状况。
卫生科的干部战士热情歌颂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愤怒声讨和批判邓小平诬蔑、攻击卫生战线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
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的军医朱奎康运用几年来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批判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的谬论。
他说，几年来，从我们接触到的十三个大队的赤脚医生来说，他们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在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下，不仅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且业务水平也逐步提高。
绝大部分赤脚医生不仅能防治农村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掌握了几十种中草药的使用和新针疗法，还能做一些中小手术，治疗一些急症重病。
邓小平睁眼不看这些事实，大肆叫嚷什么赤脚医生“水平低”，妄图扼杀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入伍前在农村当过三年赤脚医生的卫生员王得安在批判发言中气愤地说，赤脚医生贵在“赤脚”，贵在亦农亦医，是一个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邓小平出于他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需要，胡说什么赤脚医生以后要“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妄图引诱赤脚医生穿修正主义的鞋，走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决不能上他的当。
医助胡铁英在发言中说，我们卫生科帮助十三个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的实践说明，合作医疗完全适应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要求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的迫切愿望，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去年夏季以后，在邓小平的煽动下，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否定合作医疗的冷风，说什么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是“社会主义时期办了共产主义的事”，大有要一下全部砍掉合作医疗这个新生事物的架式。
这是亿万革命人民绝不能答应的。
我们革命卫生战士就是要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着干，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集中火力批邓 坚持卫生革命

广州部队某医院眼病和高血压研究小组的同志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愤怒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卫生战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照片）

作者：郭宗达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说什么赤脚医生“知识增多了”，“就穿起草鞋来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来了”。
这条“赤脚——草鞋——布鞋”的道路，是一条妄图使赤脚医生脱离贫下中农，医疗卫生工作不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修正主义邪路，其目的就是要否定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从赤脚到穿“草鞋”，其意就是赤脚医生不要赤脚。
而赤脚医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赤脚”上。
他们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这种赤脚的医生，在过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有的是不为赤脚人治病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有的是不让赤脚人学医的象杜文杰那样的走资派。
一句话，资产阶级在医疗卫生领域里专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摧毁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彻底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
在这场大革命中锤炼出了一支崭新的卫生队伍——赤脚医生大军。
赤脚，标志着贫下中农自己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
而否定赤脚，就是要否定医疗卫生工作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就是要让贫下中农已经掌握的医疗卫生大权得而复失，这是亿万贫下中农决不能答应的。

邓小平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他的眼里，“泥腿子”是不配当医生的。
当了医生，有了知识，就再不能赤脚，就应该穿象样的“布鞋”、“皮鞋”。
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
他的如意算盘是先让赤脚医生穿上“草鞋”，使赤脚医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到了赤脚医生穿上“布鞋”“皮鞋”时，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俘虏，成了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
他的居心十分险恶！
广大赤脚医生决不允许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卷土重来。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君不见，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成了一条“丧家之狗”；
林彪阴谋复辟，自取灭亡。
古往今来，一切搞复辟倒退的统统没有好下场。
“翻案不得人心”，复辟必然灭亡。
邓小平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人民要革命，革命在前进。
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的春苗，正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茁壮成长，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这里记叙的是发生在南京部队“临汾旅”医院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它生动地说明，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的白衣战士，怎样把“医不求人，人求医”这个陈腐观念翻转过来，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关系。
这个事实是对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批判。

去年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娘，一对四十来岁的夫妇，还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风尘仆仆来到安徽滁县磨盘山区，想请这个医院为山区驻训部队和贫下中农服务的医疗队治眼病。
三个人都患严重眼疾，痛苦地眨巴着眼睛。
可是不凑巧，懂眼科的军医不在，其他人不能做这种眼科手术。
医务人员说明了情况，病人只好怅然离去。

病人走了，他们痛苦的神情，却一直揪着医务人员的心。

四个月以后，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医疗队开展了怎样在医疗战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
围绕这件“求医不得”的事，大家热烈议论起来了。

贫农出身的护士何洪臣首先发言。
他说：“旧社会流传一句话：‘医不求人，人求医。
’从来是病人找医生，医生非请不登门。
毛主席教导我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我们一定要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
所长韩建彬对小何的意见表示赞同。
他进一步点明事情的要害，尖锐地指出：“那几位远道而来的贫下中农没有得到治疗，客观上是我们懂眼科的军医不在，主观上却是我们思想上有‘医不求人，人求医’的旧观念的影响。
病人能从老远的地方跑来找医生，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眼科医生找来看病人呢！”
同志们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家一致意见：学理论，见行动，破除旧医道，树立新医风，派一个医疗小组去寻找求医的病人。

五月十六日，经过“临汾旅”党委批准，一个由眼科军医潘文良、护士陈明虎和卫生员林采盆组成的医疗小组，踏上了寻访求医病人的旅程。

病人既没留姓名，又没留地址，到那里去找他们呢！

驻磨盘山医疗队的同志们，个个动脑筋，找线索，出主意。
当时接待求医病人的医助史裕富唯一能提供的情况是：病人离开病房的时间，太约在下午四五点钟。
大家据此判断：病人当天不会走远。
因为冬季昼短，下午四五点钟已近黄昏，病人要么在附近投了亲戚，要么就在周围村庄借宿了。

医疗小组决定首先找到病人投宿的人家。
他们分头出去，挨门查访，逢人就问。
找了半天，总算有了着落：求医人曾在社员谢有华家里住了一宿。
他们立即前往谢有华家里，满以为会听到更多消息，但是见面一问，谢有华除了知道求医病人是到部队求医外，姓名、地址都说不上来。

谢有华沉思了好一会，陡然眼睛一亮，对潘军医说，他听到那个妇女说过这样一些话：“走这一趟不容易，从家里出来走五十多里，到施集上的汽车，坐一段车又走四十多里，这才到医疗队。”
停了片刻，谢有华又补充说，听口气，那个男的好象是个生产队长。
他们说：“几个月以前就想看眼睛，因为队里活忙，一拖再拖，这次来了，结果却又扑了空。”
医疗小组的同志一听，连忙摊开地图，找到滁县的施集，以施集为圆心，以五十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圈，恰好是安徽省肥东县的古城区。
他们把查找的范围，缩小到这个圈圈里。

地图上的圆圈不过鸡蛋大小，实际距离却是方圆百多里的广大地区，少说也有千家万户，要找到病人，还须费相当的周折。
但是，医疗小组满怀信心，背上背包，带着手术器械，对着地图，边走边问，前往古城区继续查访。

到了古城，医疗小组的同志作了分工：留下一人在区里等候消息，其余两人深入社、队，走村串户。
从区委的领导到群众，听说解放军医生找病人来了，分外感动，都大力支持，积极帮助他们寻找。

到古城后的第四天下午，正在乡下查访的军医潘文良和护士陈明虎，听说陈集公社在开三级干部会。
他们想起谢有华曾经说过，“男的好象是个生产队长”，觉得到陈集公社打听一下，说不定能有所发现。
两人汗流满面地赶到陈集，武装部张部长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俩：“有点门啦！
山头大队中北生产队的队长讲，他们队里尚友兰大娘，四个月以前和她的女儿、女婿一道到部队看过眼睛，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三个病人。”
潘军医请张部长把情况核实了，医疗小组日夜寻觅的病人终于找到了。
他们是：尚友兰老大娘，她的女儿陈兆英，女婿、生产队长张文凯。
潘军医、陈护士那个高兴劲儿，就不用提啦！
几天来的疲劳冲得一干二净。
夜已深了，但谁也挽留不住他们。
他们当天午夜赶回区里，准备好器械药品，以便尽快给病人进行治疗。

尚大娘和女儿、女婿不住在一起，她在陈集公社，女婿一家在肖圩公社。

翌日凌晨，医疗组三个同志直奔肖圩公社前张大队二队队长张文凯家里。
张队长正在田里插秧，一个社员跑来告诉他：“解放军医生给你看眼病来了！”
他先是一愣，随后照样插他的秧。
那个社员下了田，拽住胳膊连拖带拉地说：“你不信？
是真的！”
张文凯带着两脚泥，半信半疑走到家门口，可不真的。
解放军医生迎上来了。
潘军医说明了来意，张文凯的眼睛陡地模糊了，两行热泪扑簌簌滴落不止。
他一把握住潘军医的手，激动地说：“同志，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医生啊！”
这时，他爱人陈兆英也跟脚跑回家，一看这光景，只顾抹泪花，连声说：“解放军真好，解放军真好！”
潘军医一再说明这是革命战士应尽的责任，正要给张文凯夫妇作检查，忽然屋外看热闹的人群一阵喧嚷，张文凯的岳母尚友兰大娘也从邻近的陈集公社赶来了。

两个社会，两种人与人的关系，这位贫农老大娘是最清楚不过的。
旧社会，尚大娘要过饭。
她男人得病，没钱请医生，卧床三年，活活给拖死，她就是在那时哭坏了眼睛的。
眼前看到的一切，和旧社会恰成最鲜明的对比。
她拉着潘军医的手，上上下下打量着，颤微微地说：“俺活了六十七岁，只知道病人找医生，没见过医生找病人。
这个天底下没见过的好事，只有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才有哇！”
动人的话，真挚的情。
在贫下中农的屋里，医疗组满怀对阶级亲人的深情，卷起衣袖，腾房、扫地、卸门板，临时搭了一个手术台。
潘军医先给张文凯做了“翼状胬肉球结膜下埋藏术”。
接着，又给他岳母和爱人做了“上睑内翻矫正术”。
手术拆线以后，三人都恢复了视力，解除了折磨多年的痛苦。

解放军医生送医上门的消息，迅速地传了开来。
医疗小组在这里，除了给张文凯一家治疗外，还忙着给其他群众看病。
医疗组在给贫下中农做手术的时候，又把区、社医院医生和大队赤脚医生请到身边，一面精心操作，一面传授要领，从皮肤切开到结扎，止血缝合，边做边教，并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实践。
医疗小组在这里住了十五天，给一千六百多位贫下中农看了病，为四百零四人做了手术，帮助区、社五名医生和大队三名赤脚医生初步掌握了几种常见眼科手术和一般外科手术。

医疗小组走了，但他们自觉破除医道尊严、等级观念、技术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的行动，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留在那里，留在广大群众的心上。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人们在声讨和批判邓小平的集会上，高声唱起这一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赞歌，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向资产阶级法权，掷去一支锋利的投枪！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出席了集会并讲了话。
罗马尼亚其他党政领导人马·曼内斯库、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斯·沃伊捷克、埃·博布等也出席了庆祝会。

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所经历的革命历程。
他说，罗马尼亚共产党继承了罗马尼亚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自由的光荣斗争传统，“把人民群众反对压迫和剥削，争取正义、自由和独立以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成立是罗马尼亚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成熟的必然结果，是工人阶级作为最先进和最进步的社会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罗马尼亚的胜利。”
齐奥塞斯库同志说，“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后，在地下活动的艰苦岁月里，面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权的镇压，高举革命斗争的旗帜，大无畏地领导了阶级大搏斗，成为一支能够通过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推翻建立在压迫和剥削基础上的旧制度和建立一种没有压迫者的新社会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民族性的政治力量。”
他说，一九四四年八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组织和实现了全国反法西斯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
“在完成了八月二十三日历史性行动之后，罗马尼亚军队立即调转枪口对准希特勒德国，同光荣的苏联军队并肩作战使国家获得彻底解放，把霍尔蒂和希特勒侵略者赶出国境，并参加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
齐奥塞斯库同志接着谈到了解放以后罗马尼亚发生的巨大的革命变化和各方面建设的伟大成就。
并指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今后的任务。
他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他还说，共产党员必须站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第一线。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谈到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时指出，罗马尼亚正在积极努力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罗马尼亚认为，消除不发达状况，消除世界被分成穷国和富国的现象，建立进步的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是使整个人类不断前进的首要要求。
现在是应该懂得不公正和压迫其他国家人民的旧的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了。
各国人民有权掌握自己的民族财富，有权根据发展自己经济与社会的利益来使用这些财富。

齐奥塞斯库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维护各国之间的平等，维护每个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当代世界条件下，也是国际主义态度”。
“我们最坚决地反对统治和压迫别国人民的政策，反对那种挑拨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各国人民的斗争力量，是为给继续压迫和奴役别国人民打开方便之门。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分化各国人民，挑拨民族关系的政策一向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武器，是一种统治和奴役别国人民的武器。
正因为如此，我们尽一切努力彻底铲除这种政策”。

齐奥塞斯库指出，中小国家在国际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必须让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积极参加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集会洋溢着热烈的、节日般的气氛。
集会结束后，尼·齐奥塞斯库和其他党政领导人走下主席台，同群众一起跳起了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结的罗马尼亚民间舞。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六年五月八日电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半月刊今年第九期发表康·奥尔特亚努和伊·齐奥塞斯库合写的一篇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大国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揭露有人以“马列主义”为名贬低和否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原则。

文章说：“罗马尼亚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表明了每个民族争取和维护自己独立的合法性。”
文章接着指出，现实生活批驳了那些说什么民族国家的存在现在不是或不再是客观历史需要，民族独立是国际合作与各国人民接近道路上的障碍的谬论。
坚定不移地尊重各国的独立，尊重各国人民根据自己利益和愿望缔造自己未来的权利是建立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的保证。

文章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时说：“尽管先进的反法西斯力量早就对侵略的威胁提出警告，但一系列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纳粹德国的野心面前采取了妥协、绥靖政策，他们不懂得坚决反对纳粹德国的必要性。”
“一些大帝国所推行的在世界划分统治范围和势力范围的政策，它们在世界各地称霸和把小国、小国人民当作外交交易筹码的倾向，长期以来造成了祸害。
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事件后，我们可以看到：大帝国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是爆发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章说：“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必须为彻底铲除实力政策或以武力相威胁、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为在世界各国之间倡导平等和公正的关系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要求消除种种形式的‘国际贵族主义’，要求铲除各种旨在为这一主义辩解的论调，如‘势力范围论’等。”
文章最后说：“在长期斗争中付出无数牺牲而赢得了自己独立的罗马尼亚人民，正全力以赴地参加铲除帝国主义统治、发号施令、干涉别国内政、不平等、侵略、压力、武力和武力威胁的陈旧政策的斗争。”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今天下午会见由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妹妹、菲律宾体操协会名誉主席福秋娜·马科斯·巴尔巴夫人率领的菲律宾体操协会代表团。

会见时，吴桂贤副总理同福秋娜·马科斯·巴尔巴夫人和菲律宾体操协会主席胡利安·玛隆索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巴托洛米参加了会见。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黄中、程瑞声等，会见时在座。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近年来，第三世界产油国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资源而开展的石油斗争，不仅把一个超级大国从世界石油霸主的宝座上推落下来；
而且打击了另一个谋求新的石油霸主地位的超级大国，无情地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断标榜自己如何“支持”第三世界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
就在不久前收场的苏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又一次恬不知耻地吹嘘“苏联完全支持年轻国家的合理愿望”，“支持他们自己支配本国资源的决心”。
这番话，实在娓娓动听！
然而，与事实恰恰相反。
苏联对于年轻的第三世界产油国的所作所为，绝不是象勃列日涅夫所说的那样“支持”他们“支配本国资源”，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石油资源是属于他们本国的；
也绝没有“支持”他们的“合理愿望”，而是蛮横地阻挠他们使用石油武器打击霸权主义。
事实胜于雄辩。
请看一家阿拉伯报纸的揭露：一九七二年初，埃及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当他谈到阿拉伯国家准备使用石油武器的问题时，克里姆林宫的头目对他气急败坏地说：“阿拉伯的石油尽管在形式上是阿拉伯的财产，但是它——实际上和事实上——是‘国际财产’”。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的头目还恫吓说，如果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就“是一种可能导致世界战争的疯狂步骤”，“这是不能执行的，因此，你们最好停止提及这一步骤，甚至在报纸上也不要提它。”
苏联狼外婆的一席话抛出了两大“理论”。
一曰，阿拉伯石油是“国际财产论”；
二曰，使用石油武器会“导致战争论”。
他们抛出前者，是为了自己推行霸权主义，为其疯狂掠夺阿拉伯石油资源制造理论根据；
他们抛出后者，是为了自己的反革命战略利益，在中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捆住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的手脚，而且连提都不许提及，否则就把“导致世界战争”偌大的一个罪名强加在他们头上。
这那儿还有半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合理愿望”和“支配本国资源”的影子？

事实说明，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之前，苏联压根儿就是反对这一正义斗争的。
当阿拉伯国家排除一切阻力，毅然使用石油武器之后，苏联马上又采取了利用和破坏石油斗争的两手策略。
它首先利用第三世界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石油斗争来削弱美国的石油霸权，而加紧它向中东和第三世界产油国渗透、扩张和掠夺活动，企图建立苏联的石油新霸主的地位。
同时，它又利用阿拉伯石油禁运的时机，倒卖石油，牟取暴利。
就在一九七三年最后两个半月的禁运高潮期间，苏联就捞取了六亿六千四百万美元的硬通货。
以后几年，它继续倒卖，牟取利润，最高曾达百分之二百。

石油斗争不断向前发展，每深入一步都使苏联感到更加不安。
新沙皇气势汹汹地跳出来横加指责，大泼冷水。
说什么“石油问题的尖锐化会引起整个一系列部门贸易经济联系的解体”，苏联“对这一点不能漠不关心”；
鼓吹石油价格“应对所有国家有利”，而不能“单方面提高价格”；
并且别有用心地挑拨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说什么石油的提价“使那些没有很多原料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并不轻松的境地”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一贯自称为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苏联，为什么对第三世界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竟是如此惧恨交加呢？
原因就是石油武器的矛头指向一切霸权主义，前门既驱恶狼，后门又拒饿虎。
它在打击了美国的石油霸权的同时，也从战略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了企图充当石油新霸主的野心勃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石油斗争的深入发展，有碍于苏联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推行。
众所周知，石油在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角逐中是具有独特作用的。
苏联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之后，也就挤进了帝国主义掠夺世界石油资源的行列。
现在苏联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它的日益庞大的军队和不断扩大的军火生产，一刻也离不开石油。
一九七五年，苏联搞的一次大规模全球性海军演习，出动各类舰只二百多艘，就有许多专门补给燃料的油船参加。
今年年初，苏联派出两艘军舰参与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也有一艘油船随行。
这说明，苏联要想争夺世界霸权，石油是它不可缺少的战争血液。
但是，苏联国内的石油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它向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于是它继承老沙皇“南下”扩张的战略，把掠夺石油资源的矛头首先指向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地、而又靠它最近的中东地区。
第三世界石油斗争的胜利发展，打乱了苏联妄图控制和掠夺第三世界石油资源的如意算盘。
亚洲、非洲许多有关国家对于苏联向它们那里扩张渗透，抢占战略要地，控制海上石油运输线的阴谋提高了警惕，并且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
它们纷纷提出要使海湾地区、印度洋地区成为“和平区”，不准超级大国插手。

石油斗争的深入发展，从政治上进一步暴露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
科威特财政大臣阿提基强调说：“苏联在阿拉伯地区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科威特报纸指出，苏联“争夺阿拉伯石油资源和势力范围”，是“按照一个超级大国的野心和阴谋行事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主义”。
一九七五年三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第一届首脑会议通过《庄严宣言》，重申这些国家对本国的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主权”，一致表达了它们对苏联抛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石油是“国际财产”这一谬论的蔑视和驳斥。
通过共同的反霸斗争，第三世界产油国还打破了苏联分化挑拨的阴谋，增强了团结。
首先是伊拉克和伊朗两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争端，双方在所达成的协议中宣告：“必须使这个地区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涉。”
现在，整个海湾地区以至第三世界各产油国团结反霸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强。
至于苏联利用石油贱买贵卖、投机倒把，更在政治上落得个声名狼藉，赢得了一个“最能弄虚作假的企业家”的雅号。
总之，苏联在石油问题上越来越不得人心，政治上日益孤立。

石油斗争的深入发展，从经济上阻碍了苏联对第三世界产油国的肆意掠夺。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苏联向中东的一个产油国大肆渗透，曾提供五笔贷款，规定全都要用价格低廉的原油偿还。
一九七三年，苏联从这个国家掠夺性地攫取原油一千一百多万吨。
石油武器使用后的一九七四年，这个国家理直气壮地提高了油价，而且要付现汇，这一年苏联从该国获得的原油就锐减为三百八十八万吨。
一九七五年，苏联在这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已从第一位跌到第五位。
苏联从另一个中东国家廉价掠夺天然气也行不通了，经过这几年的斗争，苏联不得不同意将从这个国家进口的天然气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九十。
现在，广大第三世界产油国正在经济领域内加强合作，使用石油斗争获得的收入，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从而打击了苏联企图利用他们的经济困难进行渗透和控制的野心。
阿拉伯产油国还利用部分石油收入大力支持前线国家抗击以色列侵略的战争，从而沉重地打击了苏联卡武器、卡“经援”，摆布阿拉伯命运的阴谋诡计。

石油斗争为第三世界其它原料生产国树立了反霸斗争的榜样，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许多重要战略物资和原料，都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
因而，它们纷纷联合起来，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在各个经济领域内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反霸权主义斗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之一，象另一个超级大国一样，正陷入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