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西藏的清华、北大等院校工农兵学员和北京知识青年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厦门大学、青岛卫校一百零四名应届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北京市首批赴藏的十五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沿着您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来到了我们早已向往的战斗岗位——祖国的新西藏。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我们的行动，得到了各地工农兵群众的支持。
到西藏后，又受到了西藏各级党组织、西藏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他们支持的是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他们欢迎的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
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充分表明：
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决不允许复辟倒退，坚决反对搞右倾翻案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他们决心沿着您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所走的不仅仅是一条青藏路，而是您早就给我们指出的一条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
我们今天能够坚定地走上这条路，跟您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您谆谆告诫我们：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我们正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锻炼，在您的率领下，同刘少奇、林彪一伙党内走资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通过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感情逐步和工农接近。
几年前，党和人民又派我们到教育阵地参加“上、管、改”的战斗，通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等各项政治运动；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继续革命的前进道路上，从一个高度跃向一个新的高度。
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使我们深刻体会到：
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至今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顽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
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四年来，我们在批判修正主义思潮的战斗中，经风雨，见世面，顶住了资产阶级的压力，坚持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刮起右倾翻案的妖风，抛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首先从教育阵地开刀，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他们疯狂地叫嚷什么“今不如昔”，“教育质量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他们还心怀叵测地攻击我们工农兵学员怕艰苦，不愿到边疆去。
在那阴云翻滚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气，渴望着一场革命暴风雨的到来。
翻案不得人心。
是您老人家洞察一切，亲自率领我们打响了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
敬爱的毛主席呵，您的革命路线永远和我们息息相通，血肉相连！
在斗争的高潮中，我们毕业了。
回想起过去几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度过的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想到今后几十年、几百年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想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反修防修的历史重任，多少个夜晚我们激动得不能入睡，手捧您老人家《青年运动的方向》一遍又一遍地学习。
我们清醒地看到：
新大学也有产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由革命的同路人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教训深刻表明：
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坚持世界观的改造，不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新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出现是随时可能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您老人家总是教导我们要虚心地向工农学习。
我们这些人比起工人农民来还差得很远，如果我们不和他们结合，或者只满足于结合一阵子，那只能被群众创造历史的洪流所抛弃。
工农兵学员要永远和工农兵划等号，这是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对我们的要求。
七年前，我们曾响应您的号召，奔赴内蒙古草原、云南边疆、天山南麓、黑龙江畔。
我们爱那里火热的斗争，但我们更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战斗。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反修前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过去惨遭三大领主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迫害，他们对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最热爱，他们热切希望我们和他们并肩战斗，粉碎帝修反的侵略野心和分裂阴谋，为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西藏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西藏！
“大学毕业当农民，广阔天地炼红心，笑迎高原暴风雪，扎根边疆干革命。”
昨天，我们以这样的誓言同旧的所有制观念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
今天，我们以到基层去，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百万翻身农奴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实际行动，接受您老人家的检阅，为执行您的革命路线而奋勇战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进军西藏，我们翻越了终年积雪的昆仑山，唐古拉山，但是攀登思想上的高峰还仅仅是开始。
没有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中学、大学毕业后不可能大批来到这风雪高原；
不把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这万里征途的第1步就会落不下脚，扎不下根。
我们清楚地知道：
高原上的风雪严寒固然是考验，阶级斗争更是检验我们的好战场。
今后不论我们战斗在边远的山乡还是辽阔的草原，您的教导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是下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青年，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要永远学下去。
耻做桃花源中人，乐在天涯战恶风。
我们要在自治区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扎根于百万翻身农奴之中，虚心接受再教育，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您的光辉思想，争取天天进步，决不中途停顿，更不向后倒退。
我们战斗的一生，要为新西藏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最后，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厦门大学、
青岛卫校来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百零
四名工农兵学员，北京首批来藏上山下乡的十五
名知识青年
1976年03月23日
（新华社拉萨1976年04月03日电）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进藏的工农兵学员和北京市首批进藏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在西藏革命展览馆参观大型泥塑《农奴愤》。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他们正满怀革命豪情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决心扎根在百万翻身农奴之中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
清华、北大等院校工农兵学员和北京知识青年到达拉萨受到热烈欢迎。
他们正满怀革命豪情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决心扎根在百万翻身农奴之中，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拉萨1976年04月03日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厦门大学、青岛卫校来西藏的一百零四名工农兵学员和北京市首批来西藏上山下乡的十五名知识青年，于最近到达拉萨，受到广大翻身农奴的热烈欢迎。
现在他们满怀革命豪情地奔向新的战斗岗位，参加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决心把自己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献给百万翻身农奴，以实际行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回击右倾翻案风。
这一百零四名工农兵学员，是在几年前根据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教导，由工人、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
几年来，他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了健康发展。
从去年冬季教育界开展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勇敢投入这场斗争，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在毕业前夕，他们多次向校党委写申请，表决心，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走个人奋斗的老路，不攀“读书做官”的阶梯，不爬“知识私有”的小宝塔，誓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战士。
他们说，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工农兵才能上大学，我们的命运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息息相关。
我们一定要做革命的新一代，用实际行动回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
大学毕业当农民，不留城市来边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的创举，是对“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传统观念的公开宣战，是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刻批判。
清华大学的冯建立、金顺玉、孙海燕、张勇四名学员，志愿到西藏做一名普通的新社员。
他们说：
“西藏农村是艰苦的，有许多困难在等待着我们。
然而，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
我们在这世界屋脊上，种的是庄稼，学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拣的是牛粪，挖的是修根；
经受的是风雨，练的是一身革命硬骨头；
走的是山间崎岖路，攀的是继续革命的高峰。”
为了表达他们扎根高原的坚定意志，他们从毛主席故乡韶山带来四盆“扎根松”，要把它栽到边疆，勉励自己象松树那样把根牢牢扎在高原上。
北京十五中、一四七中、一二四中、一二五中、二十三中、三十中、日坛中学、北大附中和矿院附中的十四名高中毕业生及青年女教师王丽梅从北京出发之前，曾在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
“甘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万代红”。
到了拉萨，他们向西藏自治区党委、革委会献了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永远扎根在百万翻身农奴之中”。
03月15日，当这批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到拉萨时，自治区党委、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向他们表示亲切的关怀，拉萨街头有一万多各族人民欢迎他们。
一些藏族老阿爸、老阿妈满怀激情地拉着他们的手说：
“欢迎啊！
你们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学生。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志愿来边疆，我们翻身农奴一千个高兴，一万个欢迎！”
西藏自治区党委、革委会，中共拉萨市委、市革委会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热情关怀他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勉励他们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边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党委还组织他们参观了西藏革命展览馆，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听了忆苦思甜报告和西藏情况的介绍。
新旧西藏的对比，使青年们一来到拉萨就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青年们说：
“百万翻身农奴是我们的好老师，在他们身上有我们学不完的东西；
西藏地大物博，是我们青年一代大有作为的好地方，在这里，有干不完的事业。
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为把祖国的西藏建设得更加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青年们纷纷向自治区党委表示决心：
“那儿艰苦就到那儿去！”
自治区党委根据他们的愿望，已把清华大学的冯建立、金顺玉、孙海燕、张勇四人分配到列麦公社，把北京十五名知识青年分配到另外两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其他参加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兵学员，也都纷纷要求不留拉萨去基层，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现在，这一百零四名工农兵学员和十五名知识青年，已经陆续奔向新的战斗岗位，走向百万翻身农奴中间。
人们赞扬说，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伟大的回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开放出来的一朵灿烂的鲜花。
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将鼓舞着千千万万个工农兵学员和知识青年，勇敢地向资产阶级法权宣战，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主席语录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
山西省大同煤矿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用开门办学的丰硕成果，有力地回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开门办学，教育质量是高了，还是象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所攻击的“质量低”了？
广大师生员工认为，讲质量，首先要讲无产阶级的政治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同煤校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招收了一千二百四十名学员，同时为地方中小煤矿办短训班，培训学员五千多名。
这些学员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活艰苦朴素。
他们在学习期间，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了一百多个理论学习小组。
在开门办学中，学员结合厂矿的两条路线斗争，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并且定期去部队进行军政训练，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他们广泛接触工农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
经济科财会专业的师生到某矿开门办学，在矿党委领导下，深入调查研究，与工人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企业管理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清理了该矿十多年的财务管理帐目，建立了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
学员们毕业后纷纷回到井下第1线，做普通劳动者，立志为社会主义煤炭事业干一辈子。
他们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争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煤校根本不能比拟的。
开门办学真的是所谓“实践——实践——实践”，“不讲学文化”吗？
大同煤校的师生尖锐指出，这种攻击开门办学的怪论是宣扬“智育第1”，重弹理论脱离实践的老调。
现在工农学员是一边学专业理论，一边参加生产实践，遵循的是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获得了真正有用的知识，在学习期间就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些问题。
采煤科的一百多名学员，与煤矿的工人、技术员一起，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为大同、阳泉等矿务局的一些矿搞了老矿挖潜、井筒延深、井底车场、采区布置、机采工作面等五十五个项目的设计。
七五届的三百零四名学员，把生产急需作为毕业实践，不到半年时间，就为厂矿完成了七十七个项目的设计，其中十大项已经施工，其余将在今年陆续施工。
几年来，大同煤校的工农学员，分别到一百多个厂矿，结合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组织教学，和工人在一起先后完成了一百多项生产任务和技术革新项目。
工农学员在学习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是对奇谈怪论的有力回答。
开门办学“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
大同煤校的师生指出，这种“拖后腿”的怪论无视事实，掩盖了学校的阶级矛盾。
机制科的七十四名学员，到郑州煤矿机械厂开门办学，在厂党委的领导下，边实践边教学，解决了该厂的一些技术难题，胜利完成了十三个项目的设计和制造的任务。
在这个厂，金属支柱活柱的热处理，过去一直是靠笨重的体力劳动，劳动强度比较大。
大同煤校的工农学员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成功地设计了“金属支柱活柱热处理自动流水作业线”，并与这个厂的工人一起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完成了这条流水线的加工制造任务，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二点五倍。
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教育革命“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奇谈怪论，雄辩地证明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
大同煤校的革命师生说，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否定开门办学，就是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妄图把我们拉回旧的轨道上去。
我们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在实现“现代化”的幌子下贩卖修正主义货色
西安交通大学大批判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竭力叫嚷“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指四个现代化）转”。
他们果真要搞现代化吗？
否！
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
请看，他们在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贩卖了些什么货色。
在一切“围着四个现代化转”的口号下，大刮“业务台风”。
要不要搞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我们响亮地回答：
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了在本世纪内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全国人民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实现这一伟大规划。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说什么一切工作都要围着四个现代化转。
列宁指出：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讲路线，这样搞下去，即使搞成了所谓的“现代化”，也只能是帝国主义的“现代化”，修正主义的“现代化”。
它必定是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服务的，这样的“现代化”，革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大刮“业务台风”。
所谓“业务台风”，我们是领教过的，资产阶级刮过多次。
1956年“向副博士进军”的那一阵子，不少教师和学生一头栽到书本里去，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大为泛滥。
有一些人以业务为资本，向党讨价还价，甚至猖狂向党进攻，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61年到1962年，刘少奇一伙对1958年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搞什么“重点教师”、“尖子学生”等等。
这阵“台风”把整个交大校园刮得乌烟瘴气。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所谓刮“业务台风”，就是要把党的领导，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政治，一古脑儿刮掉，就是要刮起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以“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为借口，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支持和怂恿下，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制造者，对文化大革命以后教育战线发生的深刻变化极端仇视。
他们攻击教育革命“搞糟了”，学生“质量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攻击开门办学，说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妄图把师生拖回到高楼深院关门读书。
总之，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后“教育总没解决好”，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就是要扭”，实际上就是要扭回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文化大革命前，旧交大就曾以所谓“门槛高，基础厚，考试严”的“老交大传统”排斥工农兵，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文化大革命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宣队进驻学校，发挥了政治领导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开门办学，教育革命取得了可喜成绩，教育质量无论在政治上、业务上都比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大提高。
近两年来，我校革命师生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和广大工农兵一起，结合典型任务、科研进行教学，完成了技术革新、科学研究课题三百六十多项。
七二届毕业生的毕业实践全部结合生产、科研实际，完成课题二百一十四项，其中一半已经投入生产，四十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十六项填补了国家有关项目的空白，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一切，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交大从来没有过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国防、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想拖住革命的步伐，把社会主义“扭”回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是痴心妄想。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执行什么路线，按哪个阶级的面貌去改造世界，搞哪个阶级的现代化，关系极大。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保证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从党内走资派手里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舞台，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全面整顿”为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他们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掩盖下，提出要“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重新把“专家治所”、“教授治校”的破烂拣出来，把教育、科技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掺沙子”，压制和打击革命新生力量，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要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可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完全是幌子，其险恶用心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

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上海师大中文系三年级工农兵学员
1973年，我们入学不久，报纸上发表了我系首届工农兵学员刘丽华同志在毕业离校前的谈话记录。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们结合讨论这个谈话，批判了“智育第1”。
这次大批判使我们认识到，所谓“智育第1”，实际是资产阶级政治第1。
社会主义大学就是应该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因此，两年半来，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自觉性。
我们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研究儒法斗争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批判“智育第1”，是不是影响了抓智育，降低了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呢？
不！
正是因为批了“智育第1”即资产阶级政治第1，才使我们明确了政治方向，激发了为革命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提高了业务水平。
两年多来，我们批判了旧学校脱离实际，死啃书本，硬背笔记的学习方法，坚持文科“以社会为工厂”，先后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商店、中学、街道组织教学，把书本知识和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了比较全面的知识。
二年级时，有七名同学在一位教师的带领下，接受了写作一本反映海边盐场百年变迁的报告文学集子。
八名师生到了盐场后，始终和盐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素材的基础上，仅用六个月时间，就写出了报告文学集《百年盐场谱新篇》。
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文章和作品数十篇，为工厂和农村写了不少的调查报告、经验总结、村史、家史，有的受到了领导机关的重视。
我们还在工农兵中举办了马列文艺论著、通讯报道学习班，为中学语文教师举办了短训班，参加了农村函授和中学实习。
我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学科领域的革命。
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我们批判了旧文学史和旧古典文学教材中尊儒反法的错误倾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研究和评价儒法两家的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恢复他们在文学史上各自应有的地位，并编写出版了《柳宗元诗文选注》、《王安石诗文选读》、《历代法家诗选》、《封建末世的形象图画——红楼梦主要章回分析》等书。
其他如《中国古代作品选》、《李白诗选》、《李贺诗选》等也都送交出版部门。
很多教师说，二、三年级的学生能够对旧文学史提出较正确的批评，编写出有一定质量的书，这在旧大学是办不到的。
在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智育第1”，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定地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奋勇前进。

“智育第1”和唯生产力论是一路货色
北京师范大学理论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公开为“智育第1”招魂，叫嚷“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
我们来分析一下，“智育第1”究竟是什么货色。
“智育第1”和唯生产力论是一路货色。
唯生产力论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社会的发展说成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借以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唯生产力论还曲解生产力的含义，把生产力片面地归结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抹煞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决定作用，否定“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
在教育战线，唯生产力论的反映就是“智育第1”。
苏联的凯洛夫之流就宣扬教育的职能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的，“共产主义”建设“取决于能否最充分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以系统的知识来武装学生”，等等。
他们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抹煞教育的阶级属性，把学校说成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智育第1”，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贩卖的唯生产力论在教育问题上的一个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
从历史上看，总是在变革了旧的生产关系以后，社会生产力才能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
在旧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有多少人喊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口号，做过发展工业的迷梦，然而，一概都失败了。
因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后，才能从根本上使生产力获得解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继续进行革命，不断地变革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变革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才能不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文化教育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智育第1”，只讲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不抓阶级斗争，不继续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这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且会使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遭到破坏和瓦解，那里谈得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
在社会主义社会，搞“智育第1”，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教育的统帅作用，取消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去毒害青年；
就是“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使他们受资产阶级的奴化；
就是要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懂工人，不懂农民，不会做工，不会种田的书呆子，培养一心追求个人名利，高踞于工农群众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一句话，就是要继续在教育战线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进行教育革命，是要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只有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锻炼学生，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校广大师生深入批判“智育第1”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使工农兵学员在政治和业务两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数学系三年级师生到北京石棉厂、工艺美术厂等单位推广正交试验和优选法，在改进工艺、提高功效、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都做出了成绩。
地理系师生改变了旧地理系只讲自然，不讲如何改造自然的旧学科体系，到北京郊区结合找水、测量任务组织教学，编写出了山区找水的地质基础和方法等新教材。
他们还同北京市水文大队的同志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完成了平谷、顺义两县近五百四十平方公里的山区水文地质普查任务，初步查清了该地区第四纪覆盖厚度和地下水的分布规律，为山区确定了大量井位、小型塘坝位置和小型水库库址，为解决部分山区严重缺水的问题作出了贡献。
天文系学员在开门办学中，同崇文区光电器件厂工人师傅一起设计制造了一台硅光电池转换效率标定仪，克服了原有设备光源的缺陷。
他们还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部用国产器件成功地配制了一套光度测量系统，用于生产检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大量事实，彻底粉碎了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教育革命的污蔑。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重新抬出“智育第1”，其目的是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并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智育第1”，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乔冠华外长会见英国朋友
新华社1976年04月03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会见了英国保守党议员、保守党国际部副主席巴尼·海豪和工党议员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和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梁上苑等参加了会见。

努力掌握批判的武器
兰州大学党委带领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发展
据新华社兰州1976年04月03日电
中共兰州大学党委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
最近，兰州大学党委总结了前一段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经验，深刻体会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他们把学习摆在首位，指定专人负责抓好全校的理论学习，规定了学习书目，从学习时间和组织形式上也作了具体安排。
校党委先后举办了两次系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使他们学在前，掌握领导运动的主动权。
为了从理论上搞清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意义，在读书班上，大家认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
认识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一项重大措施，对反修防修具有重大意义。
他们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
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们说，巴黎公社的物质基础并不雄厚，但公社严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上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时期的物质条件更艰苦，但红军官兵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
今天，我们的物质条件比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好多少倍。
但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以物质基础不具备，继续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通过这样的学习批判，大家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阴险用心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广大师生员工采用专题学习、专题批判的方法，推动斗争深入发展。
历史系党总支把“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从政治上、理论上、手法上分成三个专题组织批判，道理讲得透彻，批判得生动有力。
校党委及时总结、推广了这方面的经验，最近又组织师生员工结合专题批判，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习鲁迅的一些著作，继续批孔，评论《水浒》。
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大学的教育革命。
师生员工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教育革命的方向更加明确，步子迈得更大了。
校、系一些领导干部热情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他们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开门办学，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
不少干部还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
去年右倾翻案风吹得正紧的时候，化学系稀土专业的师生坚持开门办学，在教学、科研、生产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兰州大学在教育革命中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改造专业，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
今年全校各系、专业和校外生产、科研单位协作，开展了六十多项科研项目，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
广大师生更加自觉地坚持开门办科研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青藏高原，或一些条件较差的工地、车间进行现场研究，大部分研究项目已顺利展开，有的已初见成效。

匈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酒会
庆祝匈牙利解放三十一周年
新华社1976年04月03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伊万和夫人今天在大使馆举行酒会，庆祝匈牙利解放三十一周年。
应邀出席酒会的有农林部部长沙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一机部副部长马仪，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吴仲超杨振亚宴请美国客人
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03日晚设宴招待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院院长达祥西，宾主进行了友好交谈。
达祥西院长是应邀于04月01日抵达北京访问的。
在北京参观后，将去大同、西安、洛阳、上海等地访问然后回国。
　（新华社）

吴桂贤副总理会见菲律宾教育考察团
新华社1976年04月03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今天下午会见由菲律宾教育和文化部初等教育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利塞丽娅·布里连特斯·索里亚诺博士率领的菲律宾教育考察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鲁道夫·迪亚斯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负责人刘皑风，有关方面负责人肖敬若、程瑞声、李琼等。
（附图片）
吴桂贤副总理会见由菲律宾教育和文化部初等教育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利塞丽娅·布里连特斯·索里亚诺博士率领的菲律宾教育考察团。
　新华社记者摄

呼和浩特锅炉厂党委站在斗争前列，放手发动群众
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呼和浩特锅炉厂的党委领导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开始，呼和浩特锅炉厂党委就立即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
毛主席最近指出：
“翻案不得人心”，“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一发表，他们又组织党委领导成员学习。
通过学习，回顾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实践，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其实质就是妄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因此，在当前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党委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运动的前列，积极带领全厂职工投入这场斗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党委为了搞好全厂的革命大批判，举办了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理论骨干以及工会、共青团、民兵、妇女等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并利用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壁报、广播等宣传工具，深入进行宣传教育。
到目前为止，全厂已有四分之一的干部、工人参加了学习班。
党委成员还深入到车间、班组和工人一起学，一起批，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使全厂运动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健康地发展。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厂党委引导广大职工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许多同志把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和他过去的言论联系起来批判。
大家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追随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重新工作后，他就大肆污蔑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对抗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
与此同时，奇谈怪论纷纷出笼，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一切现象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背后，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工人们说，如果让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通过深入批判，激起了全厂职工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使革命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

回击右倾翻案风　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应城县委领导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列举大量事实，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谬论
据新华社武汉1976年04月03日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中共应城县委领导成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的行为。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应城县委领导成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伟大教导，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及有关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论述，认清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对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
应城县委领导成员在学习中，列举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大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赞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
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应城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绚丽的鲜花在各地盛开。
他们说，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猛烈地冲击着旧事物，荡涤着旧的传统观念与习惯势力，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大量的事实说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今不如昔”谬论，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复辟。
应城县委领导成员在革命大批判中，着重分析了围绕应城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一新生事物所进行的斗争。
1970年底，应城县根据农村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为了适应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创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这所新型的大学刚刚办起，社会上就围绕着要不要办这样的大学，展开了一场斗争。
县委反复学习、领会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加强对“共大”的领导，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否定“共大”的各种错误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的方针，走开门办学的道路，学校越办越好，几年来为农村输送了二千四百多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去年夏季前后，教育界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攻击教育革命，否定教育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
县委再次组织“共大”师生员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应城县委领导成员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文艺、教育、卫生等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是“极左”，诬蔑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这只不过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老调重弹，让资产阶级继续统治文艺、教育、卫生部门，这是我们决不容许的。
应城县委领导成员还把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与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结合起来。
大家指出：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反映了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反抗。
他们为了维护、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拚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县委领导成员用县五·七干校办校中的斗争和办校取得的丰硕成果，批驳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
他们说：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铲除着旧社会的“痕迹”，广大干部和群众无不称赞，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恨之入骨。
我们就是要同他对着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应城县委领导成员进一步增强了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自觉性，决心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河北省栾城县郄马公社党委带领广大干部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努力搞好春耕生产。
这是党委书记翟银书和干部社员在地头狠批“三项指示为纲”。
本报通讯员摄

肖向荣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军委等单位送了花圈　徐立清主持追悼会　陶鲁笳致悼词
新华社1976年04月0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肖向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0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肖向荣同志追悼会02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单位和肖向荣同志的生前友好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主持，国防科委政治委员陶鲁笳致悼词。
肖向荣同志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历任中共县委和省委秘书长，县委书记，党中央秘书处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秘书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兵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1副主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军委副秘书长等职，曾被选为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追悼会的悼词中说，肖向荣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
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忠实积极，作风正派，光明磊落，直到最近生病期间，仍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国的国防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肖向荣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
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同志以及肖向荣同志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并向肖向荣同志的家属余慎同志及其女儿表示亲切慰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国防科委的干部、战士数百人。
追悼会结束后，肖向荣同志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赞比亚国防军男子排球队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1976年04月03日讯
赞比亚国防军男子排球队领队恩钦内西，今晚举行答谢宴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有关方面负责人李伟、赵春正、周之同、郭连刚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排球运动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马西耶，大使馆武官齐昂奎上校以及赞比亚排球队全体成员出席了宴会。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赞比亚国防军男子排球队近日将离开北京前往济南、南京、上海访问，然后回国。

京剧舞蹈《战海浪》剧照
渔民父女遭受风暴，海上遇险，驾着木船，艰难向前。
“一轮红日照航程”，高镇海等胜利完成抢救任务后破浪返航。
某渔轮大副高镇海率抢险班驾着救生船，穿激流，越浪山，寻找阶级亲人。
“阶级情比海深，深情无限！”
高镇海在惊涛骇浪中勉励小玲奋战狂澜。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稿）

革命现代京剧《审椅子》剧照
生产队长丁秀芹。
丁秀芹得到民兵王德全关于偷椅事的报告后，急赴现场查根底，但红木椅却不翼而飞。
在复杂的情况面前，丁秀芹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巧妙地以“审椅子”的方式进行旁敲侧击，试探当事人的不同态度。
丁秀芹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问题的症结，顺藤摸瓜，查获了地主分子王三槐暗藏在椅座夹层的变天账，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复辟变天的阴谋。

一段奇文
舒冬
埃及决定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给了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苏修以当头一棒。
恼羞成怒的苏修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大骂埃及政府所以采取这一决定原因之一是埃及向西方“开放门户”，“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专利”，为“投资家提供种种特权”，从而“放弃”了反帝政策，等等。
这真是一段奇文。
按照苏修的这种逻辑，向西方“借贷”，引进“技术”这类事情，都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的了；
按照同样的逻辑，苏修先生们是决不会干这种“开放门户”、引进外资之类事的了。
但是，人们一查就可以发现，多少年来，直到最近召开的“二十五大”，苏修不停地谈论什么要同西方国家搞经济“互利合作”，以实现“缓和物质化”；
他们的官员更是到处奔走行商，俨然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家。
这一切，说穿了，无不是为了从中捞取资金、设备和技术。
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今天的莫斯科，已成了各国商人买卖的交易所。
据苏修报纸报道，那里有一百二十个外国贸易公司、工业公司和银行的代表机构，颇有生意兴隆的景象。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西方商人和专家，从莫斯科川流各地。
苏修同他们签订的协议、合同成倍的增加。
不仅如此，矗立在卡马河畔的大型的卡车制造厂，古比雪夫的化肥厂，诺沃罗西斯克的百事可乐饮料厂，陶里亚蒂城的菲亚特汽车厂，库尔斯克地区的冶金厂，西伯利亚的伐木企业……，那一项目不是同美国、意大利、西德、日本的“投资家”发生关系呢？
西方各国的资金、设备、材料、专利，简直样样俱全。
要问当今世界，谁向西方“开放门户”最力，谁人向外国借款最多，苏修恐怕要名列前茅。
据初步统计，苏修近些年来向西方借款总额，约二百亿美元。
当然，这对苏修胃口来说，还嫌不足。
为给新的五年计划筹划资金，至去年夏天，苏修就通过法国等五个西方国家，贷款九十亿美元。
无怪乎有人指出：
“苏联现在已把它的长远计划的整个前途押在同华盛顿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首都扩大关系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修对美国的投资和技术怀有特殊的兴趣。
苏修《对外贸易》杂志今年第2期介绍了这样一桩事情：
美国一家公司建议在苏联兴建一座生产汽车零件的工厂，它从设计、资金、工艺、商标，直到成品，全部是美国人的，“工厂的所有权仍属苏联方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国人在苏联土地上开办工厂，而苏联人出卖劳力和材料。
苏修外贸部副部长公然表态说：
美国公司的这项建议“很有意思”，是“新的合作方式”。
其实，苏修有的时候对此也是直言不讳的。
它的负责官员和报刊就说过，从西方取得资金和技术，对发展“工业具有重要性”；
苏修“工业各部门现在使用的设备有百分之十五是从西方输入的”，“苏联甜菜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用进口设备提炼的”，“食品工业有一百多家工厂，设备是从国外购买的”。
他们甚至承认，西方技术和设备在开发新油田中“帮大忙”。
讲得最起劲的是它的头目勃列日涅夫，他说，苏联在同西方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巨大利益和好处”，“放弃”这种“好处”，“完全是盲目的，是任何明智的理由都无法为之辩解”的。
“理由”何在呢？
苏修一位报纸评论员说：
“建设价值数十亿卢布现代化的大工厂和定购设备时，一般说来，没有贷款是办不到的”。
他还举日古利小汽车为例说，“工厂从意大利得到专利”，如果拒绝搞这种协议，“就不会有今天的菲亚特汽车厂，就不会有日古利牌汽车”。
说得多么明白！
没有西方国家的投资和专利，苏修的一些工厂办不起来，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尽管苏修说了这么多“好处”，“利益”，可是他们并没有谈到点子上。
要知道，本来苏联不缺人力物力，只是苏修统治集团上台以来，疯狂扩充军备，耗尽无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弄得财政经济日益恶化，陷入困境。
苏修乞求西方贷款，购买先进设备，急如热锅上蚂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那困难重重的国民经济，以便继续扩军备战。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修大捞西方资金和技术，为的是“能够用以维持住它疯狂的军备计划”。
这一点，苏修完全步的是老沙皇的后尘，想当年的沙皇俄国，为了对外扩张，曾以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为名，向西方大量借贷。
不同的是，新沙皇打着“社会主义”牌号，干得更凶，跑得更远而已。
如上所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苏修所谓埃及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是埃及改变反帝方针的原因的说法，纯属欺人之谈，是掩盖苏修霸权主义在埃及受挫的笨拙手法。
如果说埃及有外国资本的话，那么，苏修通过“军援”和“经援”在埃及的投资恰恰是最大的一份，而且还通过借贷进行高利盘剥，逼债讨利，无恶不作。
埃及通过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果断行动正好说明，埃及不愿向超级大国“开放门户”，而要奉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政策。

中国和上沃尔特签署关于向上沃尔特派遣医疗队的议定书
新华社1976年04月02日讯
瓦加杜古消息：
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上沃尔特工作的议定书，03月31日在上沃尔特首都瓦加杜古签署。
中国驻上沃尔特大使馆临时代办朱显松与上沃尔特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廷加·杜安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签字后，廷加部长同朱显松临时代办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双方共祝上沃尔特和中国的合作和友谊日益发展。

伊朗和菲律宾报纸赞扬埃及维护国家主权的果敢行动
埃及顶住苏联压力赶跑“俄国佬”好得很
事实证明苏联是最阴险的敌人
新华社德黑兰1976年04月03日电
伊朗报纸连续发表评论，支持埃及废除埃苏条约，赞扬萨达特总统的勇敢行动。
《世界报》04月01日发表评论说：
“苏联对萨达特总统的行动仍然感到切肤之痛，因为它失去了对中东渗透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仍然希望不要失去它的全部影响。
因此，在必要时，莫斯科将全力以赴阻挠阿拉伯人团结。”
《消息报》在03月28日的评论中指出，废除埃苏条约“是对俄国人的沉重打击”。
评论驳斥了苏联塔斯社对萨达特总统的攻击和煽起埃及人民反对萨达特总统的情绪的阴谋。
《未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埃及废除埃苏条约表明克里姆林宫的阿拉伯政策遭到惨重失败。
新华社马尼拉1976年04月03日电
菲律宾《东方日报》04月02日发表文章，赞扬埃及果断地废除埃苏条约，并指出埃及反抗苏修的经验具有教育意义。
文章说，埃及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之后，接着，又宣布取消给苏联海军提供港口便利。
“埃及政府的这些决定，赢得了举国上下的坚决支持以及世界上坚持正义的各国的热烈赞扬。”
文章指出：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方面，埃及有着切身的经验教训。”
事实证明，“苏联是最阴险的敌人。
苏联驻埃及的专家原来是间谍，搞的是特务活动；
苏联的援助条件苛刻，要求种种特权，既以劣等武器供应，又不供给武器零件，高价出售劣等武器，掠夺埃及棉花等农业原料。
一句话，苏联是以‘友好’、‘援助’为名，企图控制埃及。”
文章说：
“埃及的经验告诉我们，是朋友还是敌人，不能光听它讲的，还要看它的实际行动。
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可靠。
‘友好’条约可以签一百件，坏事它可以干一万宗。”
文章接着指出：
“同新沙皇讲友好，那无疑是与虎为伴，危险之至。
要想得到苏联的真正援助，就象与虎谋皮一样的荒唐。”
文章说，埃及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坚决地把俄国佬赶跑了，这是值得赞扬的。
这教育了人们，“超级大国从来是靠不住的。
埃及要收复失地，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打败以色列、重建家园，只有依靠埃及人民自己，依靠阿拉伯人民的团结。”

博茨瓦纳总统卡马接见我临时代办
新华社1976年04月03日讯
哈博罗内消息：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03月31日下午接见了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临时代办高锷。
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埃切维里亚总统接见中国大坝代表团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03月30日电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03月30日接见了参加国际大坝委员会第12届大会的中国大坝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严恺、副团长张泽桢和秘书长沈崇刚，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客人还应埃切维里亚总统的邀请，参观了第3世界大学。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也参加了接见和参观活动。
在这以前，墨西哥水利部长莱安德罗·罗维罗萨·瓦德在03月24日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埃及政府和舆论谴责苏联政府声明
埃及内政和主权不容苏联干涉侵犯
阿拉伯五国财长会议同意向埃及提供援助
新华社开罗1976年04月02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04月02日报道，埃及外交部拒绝苏联政府就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所发表的声明，并把这项声明退回苏联驻埃及大使馆。
报道说，埃及外交部认为，苏联的声明涉及到干涉埃及内政，构成了对埃及主权的侵犯，除了一些欺骗和侮辱的话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
新华社开罗1976年04月03日电
埃及报纸继续谴责苏联政府就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所发表的声明。
《金字塔报》主编阿里·哈姆迪·贾马勒在一篇题为《真理和事实》的文章中说：
“我们不能对苏联的声明保持沉默。
我们已经彻底予以拒绝，因为它悍然干涉埃及内政和煽动埃及人民反对他们的政治领导。”
文章还说：
“苏联在声明中避开问题的实质，而只谈细节。
它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是捏造和歪曲，是企图掩盖它对阿拉伯事业的立场。”
文章指出，在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苏联代表说，任何富国拒绝发展中国家关于分期还债或推迟还债的要求都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行径。
文章说：
“这就是苏联人在国际会议上所说的。”
文章说，他们同埃及打交道时，“卡住武器供应，然后指责我们在解放领土方面无所作为”。
《共和国报》政治编辑在04月03日的一篇评论说，现在是把苏联对待埃及态度的全部事实公诸与众的时候了。
接着，评论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揭露苏联：
纳赛尔曾多次要求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但是，苏联没有提供；
后来，勃列日涅夫又断然拒绝补充埃及的损失。
在武器合同方面，苏联没有履行它同埃及前国防部长伊斯梅尔1972年在莫斯科签署的合同。
到目前为止，这个合同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履行。
是苏联通知埃及，基辛格将于1973年12月到埃及来签署脱离接触协议；
是苏联起草了安理会关于10月战争就地停火的三三八号决议；
是苏联从1967年到1970年要埃及把政策的重点只能放在和平解决办法上。
是苏联迫使埃及废除“友好”条约的，因为它不执行关于莫斯科保证向埃及提供武器的条约第8条。
04月03日《埃及邮报》发表社论谴责苏联正在玩弄“帝国主义昔日分裂阿拉伯人的勾当”。
社论说：
“无论是埃及政府还是埃及人民同过去不需要殖民统治者一样，现在也不需要苏联指手划脚地要他们如何去处理自己的事务。”
新华社开罗1976年04月02日电
据埃及报纸04月02日报道，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财政部长（大臣）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两天会议，讨论了成立一个阿拉伯发展埃及经济基金会的问题。
会议已于04月01日闭幕。
沙特阿拉伯财政和经济大臣穆罕默德·阿里·阿巴·哈伊勒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会议是成功的。
他说，与会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愿意参与埃及的经济发展计划。
据报道，财政部长（大臣）们将同本国的政府磋商关于建立基金会的实际措施。
会议期间，埃及财政部长艾哈迈德·阿布·伊斯梅尔向会议提出了埃及为偿还债务、弥补收支赤字和为一九七六——1980年五年发展计划提供资金的财政需要。
他还对中东社记者说，沙特阿拉伯已向埃及提供了三亿美元的直接援助。
另据报道，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决定给埃及总数为七亿二千万美元的直接援助。

拙劣的表演
前几天，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安哥拉问题时，苏修代表哈尔拉莫夫作了一个极妙的发言。
苏修自己明明是在安哥拉胡作非为，进行了露骨的侵略和干涉，可是这个“代表”却厚颜无耻、振振有词地大骂起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的侵略和扩张。
这种表演真象老虎申斥豺狼一样，实在拙劣。
然而其险恶用心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企图以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干涉安哥拉为名，来掩盖自己侵略安哥拉的罪责，并为苏联军事人员及其雇佣军继续赖在安哥拉不走，进而向南部非洲扩张、渗透制造舆论。
苏修胡说什么，它派部队去安哥拉是为了反对南非的侵略。
这真是欲盖弥彰。
苏联武装干涉安哥拉在前，南非入侵在后，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连你们自己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南非入侵安哥拉是“在去年10月23日”。
请问苏修先生，你们的军事人员和大批武器是什么时候运进安哥拉的？
事实是早在去年01月，苏联的军事人员就进入了安哥拉，03月以后，苏修的干涉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在07月09日挑起了安哥拉的全面内战。
在这场战争中，十多万安哥拉人遭到苏制武器杀害，而苏修发誓赌咒要加以反对的南非侵略军，死伤却屈指可数。
特别是当苏修及其雇佣军打到安哥拉南部接近南非军队时，根本就没有向驻在安哥拉边境地带的南非军队发动进攻。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不是苏修代表用几句谎言所能抹煞得了的。
苏修是打着反对南非侵略的旗号干涉安哥拉的，现在，南非军队已经撤出，苏修代表为什么对自己军事人员及其雇佣军撤退问题，不置一辞？
这不正好证明你们过去的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吗？
苏修东遮西掩，恰恰暴露了他们心虚理亏。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还大谈什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利用纳米比亚来达到侵略的目的”。
这种说法隐藏着极大的祸心，它说明，苏修还想在“反对种族主义”的幌子下，以安哥拉为基地，在南部非洲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死敌。
推翻一小撮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南部非洲的统治，是非洲人民正义的事业。
非洲统一组织为此曾经通过许多决议，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种族主义的罪行，绝不能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可以在非洲胡作非为的理由。
如果苏修这样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它岂不可以打着所谓反对种族主义旗号或者别的什么幌子，随便派它的军队进入一些非洲独立国家吗？
非洲国家岂有宁日可谈！
其实，苏修代表“谴责”南非入侵只是故作正经。
在安理会上，苏修真正的地位则是应该站到被告席上，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审判。
苏修想拉出南非当作挡箭牌，来为它的侵略扩张解脱罪责完全是徒劳的，也是绝不能得逞的。

瑙鲁总统在曼谷参观我展览会
新华社曼谷1976年04月01日电
瑙鲁共和国总统哈默·德罗伯特03月31日在中国驻泰国大使柴泽民陪同下，参观了正在曼谷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
德罗伯特总统正在曼谷参加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32届会议。
最近几天以来，前往中国展览会参观的还有出席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会议的斯里兰卡工业和科学事务部长苏巴辛格、伊朗工矿大臣法鲁克·马杰马巴迪、巴基斯坦总理特别助理苏丹·阿里·乔德里和孟加拉国工业部长阿卜杜勒·哈伊尔·穆罕默德·哈菲兹丁等。

南斯拉夫和东德签订贸易协定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04月02日电
南斯拉夫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两国1976年至1980年的贸易协定。
根据协定，两国间今后五年的贸易额将达到三十亿美元。
这项贸易协定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贸部长霍斯特·泽勒于03月31日至04月02日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时签订的。

商讨欧洲联合等问题
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首脑会议
廷德曼斯首相发言强调欧洲应执行共同的对外政策
新华社卢森堡1976年04月02日电
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国家和政府首脑04月01日和02日在卢森堡举行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关于欧洲联合的报告，欧洲议会选举问题以及经济和货币问题。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会议没有就所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
首脑们责成有关部长在这次会议后就这些问题继续进行协商，提出方案。
根据九国首脑会议1974年12月巴黎会议的委托，廷德曼斯已于1975年年底就加速欧洲联合问题提出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主张，在1980年以前应取得新的进展，以实现欧洲联合。
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执行主席、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在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会议上，九国首脑对廷德曼斯的报告作了初步讨论。
首脑们责成各国外交部长对报告作更深入的研究，以便九国首脑能在年底前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在讨论这个报告之前，廷德曼斯在会上发言，他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保护已经取得的成就，从这里出发，再在各个实质性的方面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廷德曼斯强调说：
“欧洲应该有自己的特性，应该有能力来衡量各种事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欧洲应该执行一个（共同的）对外政策，因此，我们对外政策方面的共同行动，是我们优先要考虑的问题中的最重要的一个。”
关于通过选举成立有权力的欧洲议会以代替目前咨询性的议会问题，托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九国首脑在会上重申1975年12月在罗马召开的共同体首脑会议作出的在1978年05月——06月举行这一选举的决定，有关选举的程序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托恩还说，九国首脑就货币、经济和社会问题交换了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尽管有着困难，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仍旧是共同体的目标。
04月01日是《洛美协定》生效的日子，九国首脑就此发表了一项声明，赞扬欧洲经济共同体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签订的这一重要协定。

新西兰《人民之声》周报发表文章揭露
苏联向西欧发动攻势咄咄逼人
苏联的行径同二次大战前希特勒的作法如出一辙
新华社1976年04月03日讯
新西兰《人民之声》周报03月29日发表题为《超级大国在欧洲争夺更趋激烈》的文章，揭露苏联在欧洲的攻势咄咄逼人。
文章说：
“苏联为了与美国在欧洲争夺霸权，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并驾齐驱地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
在对西欧加强军事威胁的同时，又在政治上对这些国家麻痹、分化和渗透，并利用这些国家的财力和技术来弥补自己的虚弱和困难。”
文章说：
“加强对西欧的军事威胁，始终是苏联谋求统治世界上那部分地区的主要手法。
若干年来，苏联在欧洲部署了一支大大超过西方的常规武装力量。
去年，苏联处心积虑地从数量和质量上，特别是从坦克、空中攻击力量、后勤保证力量以及海军力量等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军的进攻能力。”
文章指出：
“苏联开动宣传机器，对西欧展开强大的攻势，吹捧一些人，肆意攻击另一些人。
对于揭露其假缓和真扩军真相和妄图统治西欧的野心的人，它就破口大骂，称他们是‘复仇主义分子’、‘破坏缓和’、‘恢复冷战’等。
苏联现在所作的，同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诬蔑揭露慕尼黑阴谋的人‘煽动战争和破坏和平’的作法如出一辙。”

欧洲共同体自由党和民主党联盟成立
联盟的行动纲领强调共同体应用一个声音说话
新华社波恩1976年03月27日电
欧洲经济共同体八个国家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于03月26日至27日在西德斯图加特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党和民主党联盟。
参加会议的有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和丹麦等八个国家的十四个自由党和民主党的代表。
03月27日，举行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党和民主党联盟成立仪式。
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当选为联盟的临时主席。
在03月2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斯图加特声明”，其中规定的一项联盟行动纲领强调说，“欧洲联合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对外政策，它既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对外关系，也包括欧洲在政治方面的合作”。
这项行动纲领还强调：
要同那些不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西欧国家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
欧洲经济共同体必须以《洛美协定》为范例扩大同第3世界的合作；
欧洲经济共同体尤其应在它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方面用一个声音说话。
西德自由民主党主席、外交部长根舍在26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强调说，欧洲经济共同体是美国的“伙伴”。

法国同保加利亚签订合作协定
新华社巴黎电
法国—保加利亚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最近在巴黎开会。
这是这个委员会自1968年成立以来第1次召开的部长级会议。
会后，法国外贸部长雷蒙·巴雷和保加利亚外贸部长伊凡·内德夫签订一项五年合作协定。
据报道，双方对法保之间的经济合作的顺利发展表示满意。
法国和保加利亚之间1975年的贸易额达到六亿八千万法郎。

法国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
新华社巴黎1976年04月03日电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防部在一项公报中宣布，法国04月02日在太平洋穆鲁罗瓦岛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公报说，这次试验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

波兰和挪威签订长期贸易协定
新华社华沙1976年04月01日电
波兰同挪威最近在奥斯陆签订了两国1976年至1980年新的长期贸易协定。
协定规定双方将努力在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

荷兰外交部宣布
决定驱逐两名苏联间谍
新华社1976年04月02日讯
海牙消息：
荷兰外交部04月01日宣布，荷兰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官员。
荷兰外交部就这一事件发表的一项公报说，荷兰政府决定驱逐的两名苏联人，一名是驻在阿姆斯特丹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成员布尔梅斯托夫，另一名是在荷兰中部希尔维苏姆的荷兰—苏联公司董事赫列斯托夫。
公报指出，他们曾经参与“同允许他们在荷兰所从事的业务不相称的活动”。
公报说，布尔梅斯托夫参与了攫取有关战斗机以及把原子技术运用于航空和空间飞行器上，特别是用于军事上的秘密情报等非法活动。
公报还说，赫列斯托夫协助布尔梅托夫进行活动，同时也利用他自己的职务收集秘密情报。
荷兰政府去年08月曾驱逐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驻荷兰大使馆武官安·基塞列夫。

西欧联合自强的趋势在发展
当前在西欧，人们无论是同各界人士接触交谈，还是参加一些国际性会议，无论是翻阅报纸，还是坐观电视，都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士对欧洲局势的发展表示严重关切和不安。
过去一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缓和”作烟幕，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对西方步步进逼，日益严重地威胁着西欧国家的安全。
官方、政界和舆论界纷纷发出加速西欧联合，增强防务的呼声，从而推动着西欧国家间联合自强趋势的发展。
西欧国家比较普遍地认为，加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合和合作，是它们在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欧洲，特别是苏修持进攻态势的情况下，维护独立和自强的重要条件。
在西欧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一年来继续为促进西欧的联合而努力。
共同体成员国的官方人士一再强调加速西欧政治联合的必要性。
法国外长索瓦尼亚格在一次讲话中说，共同体国家不仅应该加强它们在内部问题上的团结，而且必须加强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法国“将继续进行顽强的和坚决的努力，以实现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局面”；
西德外长根舍不久前说：
“欧洲联盟的目标不能由其他任何东西代替，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实现这一目标”；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指出：
“除非一个统一的欧洲承担起其分担的责任，欧洲的安全便不可能得到有效地保证”。
这些国家许多在野的政界人士也十分重视西欧的联合，英国前首相希思，保守党领袖撒切尔，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意大利前总理范范尼等都在这方面做了工作。
施特劳斯明确地指出，西欧国家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手段来解决西方和欧洲所面临的重大的繁多的问题”。
这些政界人士的声音在西欧正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共鸣和支持。
在形势的推动下，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联合的趋势在增长。
去年03月，九个成员国经过反复谈判，就英国“重新谈判”加入“共同市场”条件问题达成了协议，接着在06月英国“公民投票”中，绝大多数英国人赞成英国继续留在共同体内。
去年年底，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受欧洲共同体国家首脑的委托，在同成员国磋商的基础上向九国首脑提出了关于欧洲联盟的报告，强调欧洲应该团结起来，“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报告提出了在政治、外交、经济以及机构等各方面加强共同体的一系列建议，并着重指出，欧洲联合不是“欧洲统一的最后阶段”，而是“一个新的不可缺少的阶段”。
同时，九个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有关的部长都分别加强了会晤和磋商，首脑们从去年起开始每年会晤三次，并增加了互访，外长级的部长理事会会议也比往年更加频繁。
通过这些活动，成员国之间增强了互相了解，有利于加强联合和合作。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在国际事务方面也加强了彼此协商，协调行动。
它们在联大第7届特别会议、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日内瓦关税和贸易会谈、国际货币改革会议等场合，或者由一个代表以整个共同体名义发言，或者事先商定了共同立场，分别表态。
今年02月间它们就安哥拉问题发表了统一的声明，反对外国干涉安哥拉内政。
这些情况都是以前所少有或没有的，他们协商一致的声音，引起了国际舞台上的注意。
西欧国家为了抗衡两霸，在加强内部联合的同时，还采取了积极措施，发展同第3世界国家的关系。
首先是去年初共同体九国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扩大了共同体同第3世界的联系。
去年，它们还进一步加强了同位于欧洲侧翼的中东和地中海国家的“对话”，签订了许多贸易协定和订购合同。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去年下半年来，共同体对两霸紧张争夺、局势激烈动荡的欧洲南部地区及其附近的国家也加强了关系。
去年共同体一致同意向葡萄牙提供经济援助，今年又开始同葡萄牙就扩大原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举行谈判。
共同体同西班牙的关系近来也有变化。
南欧的另一个国家希腊曾于去年06月提出参加共同体的申请，今年02月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一致同意这个申请。
03月初共同体外长还同土耳其外长举行了会谈，决定进一步改善贸易关系。
共同体同马耳他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于去年底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与此同时，中欧、北欧八个中小国家同共同体建立的十七国自由贸易区今年初再次削减互相间的工业品贸易关税。
除了西欧共同体之外，今天，人们不难发现在整个西欧，在巴尔干半岛，在地中海两岸，团结合作的要求正在增强。
不久前在巴黎举行的西欧联盟议会会议通过决议，呼吁各国为建设“强大的欧洲”进一步紧密合作。
今年，巴尔干国家在雅典召开了巴尔干地区经济和技术合作专家会议，推动巴尔干各国之间加强合作。
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的响亮口号。
欧洲国家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反霸，在军事方面也正在增强防务，加速防御合作。
尽管近年来苏修头目们一刻不停地大念和平经，但它并没有放下屠刀，而是疯狂进行扩军备战，加紧向北欧、中欧、南欧渗透和扩张。
在面临苏修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面前，欧洲各国朝野人士纷纷指出，决不能相信苏联的“缓和”谬论而放松警觉，减弱防务，必须行动起来，巩固国防。
就在“欧安会”大肆鼓吹“欧洲开始了和平与安全新时代”之后，西德政府宣布增建三个旅，并在议院通过建造六艘新型的多性能军舰计划。
法国政府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增加防务开支，增强常规军备和发展地中海军事力量。
意大利政府制定了要使海陆空三军现代化的方案。
去年年底，北约的十个西欧国家举行会议，决定在今年大量增加作战坦克、装甲车、反装甲导弹以及飞机、军舰、潜水艇等，以对付苏修在中欧的军事优势。
现在，许多欧洲中小国家甚至中立国家越来越认清苏修扩张主义的真面目，努力用一切方法增强自卫能力。
随着苏修在北欧科拉半岛及北海地区武力威胁的增长，北欧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加强防务。
瑞典政府国防报告决定要利用本国能力发展和制造军事装备，并积极备战以便一旦敌人来犯，“在全国各地都组织有效的、顽强的抵抗”。
最近，丹麦国内各个党派达成协议，决定在一九七七到1982年间大大增加国防预算。
在挪威，政界人士也强调为了保卫安全和主权，“要在今后几年里必须作出更大的、积极的努力”。
奥地利和瑞士，也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
曾经在两次大战中幸免于难、被称为“和平的乐园”的瑞士今天也积极准备应付“一场瑞士也会被卷入的”广泛战争。
为此，它正动员人民加强建设，进行军事演习，实行“总体防务”政策，为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独立而常备不懈。
在西欧，无论是英伦三岛、莱茵河两岸或是地中海之滨，都可以听到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建立共同防务、推进军事一体化的呼声。
记者曾走访了英国各方面的政界人士，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谈到西欧防务合作的重要性。
英国前外交事务国防大臣查尔方特在同记者谈话时强调指出，“西欧国家应当尽快地向政治一体化的高级水平迈进。
既然防务是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理所当然，这就必然要把防务上的高度合作包括在内”。
西德总统谢尔也说：
“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实现了紧密的合作”，“将会有一天在未来的欧洲联盟内实现一体化的共同防务”。
这反映了西欧国家在咄咄逼人的苏修军事威胁面前，加强团结，联合自强的强烈愿望。
西欧各国联合自强趋势的发展，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为恼火，因为，这对苏修来说，无疑是它争霸欧洲的一个重大障碍。
特别是西欧经济共同体更被苏修视为眼中钉，从它成立的第1天起，苏修就极为仇视，利用各种办法离间拉拢，分化瓦解，并不时拿出它那个所谓“全欧经济合作”的破烂货来妄图拆散共同市场。
去年，英国工党政府就继续留在共同市场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苏修又乘机大肆挑拨，叫嚷要“争取英国退出共同市场”。
但是英国公民投票结果给了苏修当头一棒。
不久前，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受西欧共同体委托提出了关于加强欧洲联合的建议书，苏修又出来横加指责，说什么这个报告“不符合赫尔辛基精神”。
苏修的蛮横无理遭到共同体国家的严正驳斥。
西德外交部长根舍指出：
“苏联方面对这份报告的表态是企图阻挠欧洲联合进程的一种徒劳的尝试。
这一进程是一种现实，而任何对此干涉的尝试就是对欧洲共同体内部事务的干涉”。
苏修对于西欧共同合作、加强防务更是恨得要死。
凡是有此主张的，苏修宣传机器几乎是逐个指名道姓地破口大骂，什么“好斗的悍妇”啦！
“冷战的信徒”啦！
“令人讨厌的政治人物”啦！
或者就是把飞机、军舰开到人家的大门口去进行威胁、恫吓。
然而，这些谩骂、威胁并没有吓倒西欧各国，倒是使人们更看清了苏修霸权主义者的蛮横嘴脸，提高了人们对苏修“假缓和、真扩张”的警觉性，从而更增强了西欧国家加紧合作共同反霸的意志和信心。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它们总想扭转时代的车轮。
但是客观事物的发展总是和它们主观的愿望相反。
不管它们高唱“缓和”迷魂曲也好，端出“全欧合作”的钓饵也好，恶狠狠地谩骂恐吓也好，只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继续在欧洲进行侵略扩张，欧洲各国之间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它们联合自强的趋势必将继续发展，团结反霸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本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