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普通劳动者　不当精神贵族
黑龙江农垦大学毕业的十名工农兵学员重返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以实际行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
新华社哈尔滨1976年03月19日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黑龙江农垦大学农学系十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不留在城市，不要大学生待遇，满怀革命豪情，重返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立志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他们用实际行动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毛主席最近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给这些工农兵学员以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鼓舞着他们更加坚定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黑龙江农垦大学农学系陆红珠等十名工农兵学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73年，贫下中农选送他们上大学，在两年半的教育革命实践中，他们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农，爱农，务农，扎根边疆干革命。
当这十名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了。
他们和全校师生员工一道，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
通过学习和批判，他们认识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是直接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相对抗的。
其罪恶目的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这些工农兵学员说：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工农兵学员就要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拆掉他们“读书做官”的阶梯，大学毕业当农民，一生献给新农村，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缩小三大差别，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开辟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
陆红珠是1969年到原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务农的上海知识青年。
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她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为建设边疆贡献力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和知识青年的先进标兵。
1973年，党组织和贫下中农推荐她上大学。
她为了一辈子扎根边疆，专门考了黑龙江农垦大学。
入学后，她成了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坚持搞农业科学实验，被选为校党委常委。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她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她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大学毕业生当农民，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把我们重新引向“读书做官”的修正主义邪路，我们工农兵学员绝不上当。
我们就是要以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实际行动，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这十名工农兵学员，还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他们说，大学毕业后到哪里去，干什么？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回答。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孔家店那里拣来了“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货，企图引诱青年爬上精神贵族的楼阁。
我们毕业后当农民，就是对“学而优则仕”的深刻批判，就是对他们效法孔老二搞复辟倒退的有力回击。
这些工农兵学员回忆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在大字报中写道：
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又送我们上大学，不是要我们成为精神贵族，更不是让我们做官当老爷，而是希望我们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一定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框里解放出来，向贫下中农学习，重新回到他们的行列中去，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他们满怀着豪情壮志表示决心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搞社会主义革命，就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我们要发扬愚公挖山不止的革命精神，在清除旧基地的斗争中，一代一代地挖下去，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使陆红珠等十名工农兵学员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坚定了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决心。
他们在毕业前夕向学校党委提出，毕业后不要大学生的待遇，要回农场继续当农工，实践“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豪迈誓言。
他们的决心和行动，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家长和亲友的赞扬和支持。
学校党委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在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模范行动的影响下，很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也纷纷表示，大学毕业后，重返农业生产第1线，做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最近，黑龙江农垦大学党委召开大会，热烈欢送陆红珠等十名工农兵学员奔赴农村干革命。
他们向学校党委表示：
回到农场以后，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朝阳农学院的战友学习，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做一名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做普通劳动者　不当精神贵族
黑龙江农垦大学毕业的十名工农兵学员重返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以实际行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
新华社哈尔滨1976年03月19日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黑龙江农垦大学农学系十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不留在城市，不要大学生待遇，满怀革命豪情，重返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立志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他们用实际行动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毛主席最近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给这些工农兵学员以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鼓舞着他们更加坚定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黑龙江农垦大学农学系陆红珠等十名工农兵学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73年，贫下中农选送他们上大学，在两年半的教育革命实践中，他们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农，爱农，务农，扎根边疆干革命。
当这十名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了。
他们和全校师生员工一道，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
通过学习和批判，他们认识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是直接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相对抗的。
其罪恶目的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这些工农兵学员说：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工农兵学员就要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拆掉他们“读书做官”的阶梯，大学毕业当农民，一生献给新农村，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缩小三大差别，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开辟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
陆红珠是1969年到原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务农的上海知识青年。
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她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为建设边疆贡献力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和知识青年的先进标兵。
1973年，党组织和贫下中农推荐她上大学。
她为了一辈子扎根边疆，专门考了黑龙江农垦大学。
入学后，她成了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坚持搞农业科学实验，被选为校党委常委。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她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她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大学毕业生当农民，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把我们重新引向“读书做官”的修正主义邪路，我们工农兵学员绝不上当。
我们就是要以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实际行动，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这十名工农兵学员，还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他们说，大学毕业后到哪里去，干什么？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回答。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孔家店那里拣来了“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货，企图引诱青年爬上精神贵族的楼阁。
我们毕业后当农民，就是对“学而优则仕”的深刻批判，就是对他们效法孔老二搞复辟倒退的有力回击。
这些工农兵学员回忆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在大字报中写道：
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又送我们上大学，不是要我们成为精神贵族，更不是让我们做官当老爷，而是希望我们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一定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框里解放出来，向贫下中农学习，重新回到他们的行列中去，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他们满怀着豪情壮志表示决心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搞社会主义革命，就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我们要发扬愚公挖山不止的革命精神，在清除旧基地的斗争中，一代一代地挖下去，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使陆红珠等十名工农兵学员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坚定了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决心。
他们在毕业前夕向学校党委提出，毕业后不要大学生的待遇，要回农场继续当农工，实践“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豪迈誓言。
他们的决心和行动，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家长和亲友的赞扬和支持。
学校党委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在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模范行动的影响下，很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也纷纷表示，大学毕业后，重返农业生产第1线，做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最近，黑龙江农垦大学党委召开大会，热烈欢送陆红珠等十名工农兵学员奔赴农村干革命。
他们向学校党委表示：
回到农场以后，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朝阳农学院的战友学习，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做一名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凯山同志率代表团离京抵南京访问
华国锋姚文元吴德等同志以及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江苏省委和省革委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老挝党政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为团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南京参观访问。
到机场热烈欢送老挝战友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委员、外贸部部长李强，中共中央委员、外经部部长方毅，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
在飘扬着中、老两国国旗的首都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凯山·丰威汉、奔·西巴色等同志由我国党政领导同志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首都民兵持枪列队向贵宾致敬。
当凯山·丰威汉等老挝同志向欢送群众挥手告别时，青少年们载歌载舞，人们挥动花束，向英雄的老挝人民表达兄弟般的友好情谊。
陪同老挝战友前往南京的还有外交部司长沈平、朱传贤，副司长邱力行，以及中国驻老挝大使国鹰。
代表团团员、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西扎伦也同机前往南京。
到机场欢送老挝战友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观澜，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作珍。
老挝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和在北京的其他老挝朋友，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南京1976年03月19日电
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为团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南京参观访问。
到南京机场欢迎老挝贵宾的有：
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广立、王敏生，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和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副政委王恩茂，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储江，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楚滨，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新，以及省、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等。
今天，南京市洋溢着中老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的热烈气氛。
市区一些广场和主要街道上空飘扬着彩旗，悬挂着巨幅欢迎标语。
机场上飘扬着中、老两国国旗。
凯山·丰威汉、奔·西巴色等老挝贵宾在一片鼓乐声和欢呼声中走下飞机，彭冲同志等迎上前去，向老挝贵宾热情问候。
贵宾们和机场上两千多名欢迎群众见面时，人们挥动着花束、花环和彩带，高呼欢迎口号。
男女青年和红小兵们欢乐起舞。
凯山·丰威汉同志等不断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晚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老挝党政代表团。
彭冲在宴会上祝酒时说，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帝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这次老挝党政代表团的访问，必将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江苏省和南京市人民对此感到高兴。
凯山·丰威汉同志在宴会上祝酒时说，我们老挝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新的阶段里，我们老挝人民要继续斗争，把老挝建设成为坚强、繁荣、富饶的老挝。
他祝愿江苏省、南京市人民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更光辉的胜利。
宴会后，中老两国战友观看了南京市红小兵演出的歌舞节目。
今天，凯山·丰威汉等老挝贵宾由彭冲、耿飚、韩念龙陪同，参观了长江大桥，乘游艇观看了长江两岸的景色，还访问了南京郊外的秣陵人民公社，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陪同老挝党政代表团前来访问的还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亚洲司副司长邱力行，中国驻老挝大使国鹰。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黑龙江农垦大学十名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工农兵学员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战鼓声中，我们黑龙江农垦大学毕业的十名工农兵学员，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满怀战斗豪情，即将重返农村干革命，做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在这无比幸福和激动的时刻，我们站在边疆望北京，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您老人家讲啊！
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势如破竹，正在深入发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学习您老人家的这一光辉指示，回顾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这场斗争的性质、目的和意义。
我们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奋起战斗，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狠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我们要彻底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用战斗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激发了我们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战斗豪情，增强了我们同旧观念彻底决裂、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决心和信心。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来自天安门前、浦江两岸、松花江畔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在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争的这些日子里，回顾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更加想念您。
在您的指引下，我们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同全国人民一道，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
在您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反修前哨的东北边疆，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大道，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在您的指引下，我们这些过去被人瞧不起的工农子女成了大学生，在“上、管、改”的战斗中，我们坚定地学大寨，学“朝农”，狠批封、资、修，使教育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的命运和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血肉相连，我们要沿着您指引的马列主义方向永远前进。
大学毕业当农民，这在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一直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千古不变的信条。
刘少奇、林彪跟孔老二一唱一和，鼓吹过“读书做官论”的反动黑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又从孔家店那里拣来了“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货。
他们攻击大学毕业当农民是“极左”、“出风头”，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引诱人们把上大学作为猎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爬上精神贵族楼阁的阶梯。
我们工农兵学员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学毕业当农民！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扩大共产主义因素，才能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使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工农兵学员，就是要把“读书做官”的梯子拆掉，与旧观念彻底决裂，大学毕业当农民，一生献给新农村，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缩小三大差别，开辟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在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教导我们：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
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
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今天，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在我们大学毕业，即将重返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立志当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时候，重温您老人家的这一谆谆教导，倍感亲切，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尽管在新的征途上会有八千里风暴，九万个雷霆，我们将永远沿着您指引的方向高歌猛进，铁心务农学大寨，扎根边疆志不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黑龙江农垦大学农学系十名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
陆红珠　方向东　赵　让　郑　琦　孟　克
何永华　姚　群　袁　东　鲍令逊　葛继力
（新华社哈尔滨1976年03月19日电）

不许走回头路
“毛泽东号”机车组
“翻案不得人心。”
毛主席的话说到了我们机车组全体工人的心坎上，激发了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斗志，坚定了我们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现在又公然跳出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他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
因此，当革命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化的时候，他的身子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抵触和反对。
去年春天，全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恐惧。
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并煽起一阵阵“业务台风”和“经济台风”，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搞生产也要有点物质刺激。
他把文化大革命中被广大革命群众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一套陈货重新搬出来，凡此种种，目的就是妄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旧社会的悲惨情景就要重演，我们工人阶级就要重过那种“铺席头，枕砖头，吃混合面窝窝头，受不尽的苦头”的黑暗生活。
我们“毛泽东号”机车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同资产阶级、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机车组驱车飞奔，一往无前。
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机车组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路线斗，车到哪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哪里，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铁路运输战线的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一刻也不能离轨转向。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一类修正主义货色，是为了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向资本主义邪路，妄图让我们工人阶级只看钱，忘了线；
只想奖，忘了党。
这是痴心妄想。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
我们要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喝一声：
不许走回头路！
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
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革命派要战斗。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横下一条心”要复辟，我们工人阶级就要和他们斗到底！
不管他们地位多高、名声多大，也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招牌，举着什么旗号，我们一定要撕掉他们的伪装，让他们露出真相。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是任何走资派也阻挡不了的。
我们“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全体工人决心在党委的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革命的火车开得更快，直奔共产主义。

“台阶论”的实质
公冶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了种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其中一条就是“台阶论”。
此谬论，攻击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青年干部、工农干部，是“火箭式”干部，“一般效果都不好”。
对新生的革命力量，十分仇视。
若问这个“台阶论”从何而来？
翻一下历史，就知道这是从孔老二那里拾来的破烂。
孔老二面对奴隶制社会“礼崩乐坏”的破败残局，拚命鼓吹“克己复礼”，妄想恢复“尊卑有等，贵贱有序”、“世卿世禄”的奴隶社会的等级制。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台阶论”，也是为了“克己复礼”，为了维护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
“台阶论”的出笼，不是偶然的。
去年，正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更加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候，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时鼓吹“台阶论”，把矛头直接对着毛主席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其目的，是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以便顺顺当当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明确指出：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的指示，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
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必然要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反对“儿童团”。
他咬牙切齿地宣称：
青年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不能跳着来”，妄图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而让极少数“横下一条心”、“不怕第2次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登台。
这就说明，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推行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搞复辟倒退，就必然要在组织上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纠集复辟势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过：
“什么叫做复辟？
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旧制度的政治代表。
他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念“复辟经”，妄图恢复旧制度，他就必然仇视、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
由此观之，他鼓吹的“台阶论”，其实质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坚持老中青三结合　彻底批判“台阶论”
上海市医药公司党委副书记　唐渭源
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一大批工农干部、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大搞翻案活动中，把矛头对准老、中、青三结合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特别卖力攻击年轻的领导干部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叫嚷什么青年干部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
这是露骨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必须迎头痛击。
坚持老、中、青三结合，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使老一代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一项战略措施。
列宁极力主张“随时提拔年轻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安置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他说：
“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重建我们的机构。”
毛主席指出：
“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
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鼓吹什么“台阶论”，妄图设置层层“台阶”，以阻挡年轻的工农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如果按照他的“台阶”数一数，一个普通青年工人要提到主要领导岗位，那就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到那时，“青”也不成其为“青”了，老、中、青三结合就成了一句空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也无从实现。
而且，这样层层叠叠建立“台阶”，势必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腐蚀革命队伍。
所以，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台阶论”，是有意阻止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破坏老、中、青三结合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毛主席说：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工人、贫下中农代表，来自群众，联系群众。
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又由于他们出身于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意愿，有最深切的了解。
他们“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所以，他们最能代表群众。
试想，各级领导班子如果不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没有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参加，那么领导机构当然就不能与广大群众保持直接的、密切的、经常的联系，就可能逐渐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就会变修、变质。
其实，“台阶论”并不新鲜，不过是孔老二为了“克己复礼”鼓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轲宣扬的“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意思是没有爵位的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年轻人不能在地方上做官）的老调重弹而已。
这再一次说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执意要搞复辟倒退，开历史的倒车。
“台阶论”的炮制者一味强调资历，强调辈份，这就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篡改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
论资排辈的“台阶论”，只不过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儿童团”，打击新生力量，排斥工农干部，从组织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法。
“请隐士”，“举逸民”，依靠和重用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账的走资派，极力恢复搞修正主义的老班子，才是“台阶论”的鼓吹者的真正用意所在。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一批批青年干部被吸收到各级领导岗位，给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带来了革命朝气。
老年、中年和青年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战斗力越来越强。
就拿我们公司来说，公司党委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
四十五个基层单位中，厂级党的领导班子实现老、中、青三结合的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实践证明，凡是老、中、青三结合搞得好的单位，各方面的工作就生气勃勃，年轻的干部迅速成长，“儿童团”挑起了领导工作的重担。
老、中、青三结合真是好得很！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老、中、青三结合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极不得人心的。
江苏省海安县南屏公社党委会、革委会的老、中、青干部，在一起研究1976年规划。
　本报通讯员摄（附图片）

老中青三结合好得很
——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领导班子问题上的奇谈怪论
中共河北省栾城县委员会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表演得十分猖狂。
他全面攻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特别是把攻击矛头对准老、中、青三结合，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这一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战略措施。
支持还是反对老、中、青三结合，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栾城县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选拔了一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新干部，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普遍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
青年干部在领导班子中占百分之三十四以上。
坚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有效地促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更好地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新老干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团结战斗，带领全县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取得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1970年以来，全县粮棉产量连年获得大丰收，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七千多万斤，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
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肆意诬蔑老、中、青三结合是“三凑合”，别有用心地攻击新干部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叫嚷什么青年干部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
其目的，就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妄图扼杀老、中、青三结合这一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要搞“论资排辈”那一套，就是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推行“任人唯亲”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以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
我们要正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越是你们反对的，我们越是要坚持；
越是你们仇视的，我们越是要提倡。
老、中、青三结合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已在我们栾城和全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实，已深深扎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里，你们是骂不倒、砍不掉的！
我们栾城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成就，也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有力批判。
栾城县的老干部，大都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不摆老资格，不居功自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许多老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新一代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他们吸取老一辈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努力实践，是能担负起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重担的。
我们不少老干部出以无产阶级的公心，热忱地培养青年干部，发挥他们的特长，并把这些青年干部推到关键性岗位上去，而自己却甘当助手、参谋。
这是何等宽广的共产主义胸怀！
我们的青年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敢想、敢说、敢革命，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有敏锐的政治嗅觉。
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勇于挑重担，正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迅速地成长起来。
这又是多么可喜的新气象！
事实证明，老、中、青三结合好得很。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三结合是“三凑合”，只能说明这个新生事物不合他们搞复辟的心意。
他们所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不过是把封建科举制从历史垃圾堆里重新捡出来，妄图阻挡青年干部的迅速成长。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说什么“从工人、农民中一下提上来，一般效果都不好”。
这更是恶意的攻击。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看一看我们从工农中破格选拔的年轻干部吧！
县委副书记任增子同志是三年前从农村选拔上来的年轻干部。
他来自群众，不忘群众。
党的教导和阶级的重托给了他无穷的力量，鼓舞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对资本主义敢批、敢斗，对社会主义敢想、敢干。
去年冬天在修胜利渠时，工程大，用人多，阶级敌人诬蔑说是“劳民伤财”，县委领导班子内也有人担心弄不好影响当年收成。
任增子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科学地勘测线路，依靠群众提出了一个多快好省的施工方案。
原计划半月完成修渠任务，结果只用了五天就胜利竣工。
大家称赞任增子同志是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好带头人。
在我们栾城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自工农的好干部，数不胜数。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的立场，敢于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因此，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把符合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的工农青年选拔进领导班子，对促进领导班子革命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意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工农干部，只能说明他们完全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老、中、青三结合，无非是想把革命新生力量统统赶下台去，而按照他们的复辟愿望去“请隐士”、“举逸民”，把那些“不怕第2次被打倒”的走资派，一个个抬上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潮流不可挡。
富有生命力的老、中、青三结合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扼杀不了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
五种全国性艺术刊物创刊
《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美术》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创作，活跃评论，满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需要，新创办的《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美术》等五种全国性艺术刊物，即将在03月下旬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这五种刊物的编者在《创刊词》、《致读者》中说，这些刊物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为进一步贯彻党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文艺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这些刊物的创刊号上，转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年元旦发表的词二首：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并反映了这两首宏伟诗篇对广大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和教育。
《人民音乐》还发表了为毛主席这两首词所谱写的曲子。
这些刊物都转载了《红旗》杂志上初澜的文章：
《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刊登了工农兵和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艺领域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表示了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而战斗的决心。
《美术》创刊号上发表的油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描绘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伟大历史事件。
这些刊物的其他作品也热烈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的创刊号上，分别登载了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审椅子》，京剧舞蹈《战海浪》，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选场，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优秀电影《春苗》、《决裂》等作品的文学剧本、乐谱或剧照。
这些艺术刊物还分别登载了《磐石湾》等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体会以及学习和评介革命样板戏的文章。
这五种刊物目前都是双月刊，从今年07月份开始将陆续转为月刊。

姚文元同志会见泰国报业界访华团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上午会见以瓦讪·初沙军为团长的泰国报业界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新华通讯社副社长解力夫，北京电台副台长罗东，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亚洲司副司长程瑞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会见以瓦讪·初沙军为团长的泰国报业界访华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姚连蔚副委员长会见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今天下午会见以加濑包男为团长、猪濑和质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秘书长孙平化、理事单达圻、肖棣华、王效贤。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以加濑包男为团长、猪濑和质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19日晚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到车站送行。
姚连蔚副委员长会见以加濑包男为团长、猪濑和质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我对外友协代表团离京赴日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为团长，人大代表、文艺评论工作者李希凡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应邀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文化部副部长浩亮，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林林，有关方面负责人杨扬、吕韧敏、孙平化、王晓云、刘西林，以及文艺工作者赵燕侠、吴玉璋、王国华、宋琛、孙维权、华君武。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秋山光路也到机场送行。

新西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凯利离京
据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新西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凯利19日离京赴上海、广州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他是在15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访问了北京大学等地。

李强部长会见米索夫等法国客人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外贸部长李强今天下午会见了法国政府特派员弗朗索瓦·米索夫，法国工业、科学仪器和电信展览会荣誉委员会主席贝尔纳·戴高乐、展览团团长达尼埃尔·夏尔，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王文林、外贸部副局长孙锁昌。

法国工业、科学仪器和电信展览会在京开幕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
法国工业、科学仪器和电信展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有关方面负责人齐宗华、王文林、孙锁昌、桑志行、史洪志，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刘恕以及首都群众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法国政府特派员弗朗索瓦·米索夫，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法国工业、科学仪器和电信展览会荣誉委员会主席贝尔纳·戴高乐、展览团团长达尼埃尔·夏尔出席了开幕式。
今天，北京展览馆广场上飘扬着中国国旗和法国国旗。
展览会展出的展品包括电子测量、分析、控制、调节仪器以及电子医疗设备、电信器材和原子科学仪器等。
弗朗索瓦·米索夫、贝尔纳·戴高乐、王耀庭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表示这次展览会将有助于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和加强双方的技术交流。
柴树藩副部长为开幕式剪彩后，宾主一起参观了展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展览会开幕，昨天晚上举行了招待会。
米索夫特派员等法国客人是03月17日到达北京的。

埃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金字塔报》董事长强调
埃及不吃苏联的苦头会更有信心地前进
伊朗外交大臣说埃及是伊朗亲密朋友希腊报纸要求提高对苏联的警惕
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9日电
埃及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
·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03月18日在一批新飞行员和领航员的毕业典礼上讲话时说：
“我们应该对自己、对我们在世界上的许多朋友抱有信心。
深信埃及由于有了自己自由的意志及阿拉伯兄弟和外国朋友的合作，无论如何也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贾马斯说，埃及正在用两种方式解决自己的军事装备问题：
一、使武器来源多样化；
二、建立大型武器生产工厂。
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9日电
埃及《金字塔报》董事长伊赫桑·阿卜杜勒·库杜斯03月19日在《金字塔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从签订之日起就已名存实亡。”
文章说：
“条约在好几项条款中都申明要消除侵略痕迹，但在条约签订以来既没有在埃及也没有在叙利亚消除过一点侵略痕迹。”
文章说，在埃及赶走苏联军事人员、自己掌握自己的行动以后，消除侵略痕迹的实际步骤就从条约中一笔勾销了。
文章指出，条约中规定，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应该进行协商，但苏联一直拒绝这样作。
文章谴责苏联在以色列同埃及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让大批苏联犹太人移居到以色列。
文章说：
“如果莫斯科遵守条约的话，就应该在放宽犹太人移民限制这样的问题上同埃及进行协商，但是，它从未这样作。”
文章说：
“就这样，这个条约被降低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文件。
苏联只不过是用它作一个样子，让其他国家步它的后尘。”
文章最后说，埃及尝尽了苏联的苦头。
苏联企图围困埃及。
它还禁止印度供应埃及飞机零件。
“这就使埃及的有耐心的沉默的政策也忍无可忍了，因而萨达特总统作出了废除这个条约的决定。”
新华社德黑兰1976年03月18日电
据伊朗《世界报》（国际版）03月18日报道，伊朗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向该报记者说，“埃及是我们最亲密和最信得过的朋友之一。”
他说，伊朗有义务帮助埃及恢复它在反对以色列战争中受到的经济创伤。
哈拉巴里最近在向《世界报》（国际版）记者就伊朗外交政策发表的谈话中，回顾了伊朗国王同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一年前在阿尔及尔的会见。
他回顾了两位领导人在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布迈丁的调解下，如何成功地达成了一项四点协议。
他说，这项协议已经“发展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坚实基础，是对这一地区的和平的重要贡献”。
哈拉巴里说，伊朗和伊拉克两个邻国已经成功地消除了由于殖民主义的干涉而在两国关系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两国在边境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且建立了“将会导致密切和友好联系的正常关系”。
他把德黑兰—巴格达协定形容为“一年来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大的成功和最重要的事件”。
他说，海湾地区目前的政治气候是鼓舞人心的。
他透露，为加强沿岸国家之间密切合作的各级接触正在继续。
他强调说，与邻国达成协议，维护海湾的和平和安全，“是我们民族独立政策的一个坚定的原则”。
他还说，为达到这个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将继续下去。
新华社雅典1976年03月18日电
希腊报纸《自由世界》03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挫败了苏联在埃及树立势力的企图。
文章引用了萨达特总统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谈到，苏联对埃及施行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企图使埃及屈服。
文章说：
“萨达特总统揭示了苏联对其他国家的政策的本质。
劝我们转向莫斯科的那些人，必须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一讲话……”。
文章要求对同俄国的联系提高警惕，当心这种“联系会导致萨达特所指责的那种情况：
莫斯科会用锁链来束缚我们，而且会要求我们在它面前屈膝”。
文章强调说，萨达特的决定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将在非洲和其他地方产生反响。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连续发表讲话
非洲自己解决自己问题反对任何干涉
阿富汗报纸强调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安哥拉
新华社达喀尔1976年03月18日电
据塞内加尔通讯社报道，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03月18日在一次讲话中重申，非洲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在谈到塞内加尔对安哥拉和非洲问题的一贯态度时说：
“我们认为，非洲应该按照非洲人的观点，在有非洲特性、民主和不结盟三大原则基础上，在非洲人之间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在谈到塞内加尔和邻国的关系时说：
“我们要继续奉行睦邻政策，同我们的邻邦更好地合作。”
新华社达喀尔1976年03月16日电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报道，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03月15日在巴黎的一次午餐会上说，他“反对非洲以外的国家对非洲的任何干涉”。
他说：
“现在是我们非洲人为自己和由我们自己去思考的时候了”。
他还说，第3世界人民今后要参加对世界事务的管理。
桑戈尔总统目前正在法国进行私人访问。
新华社喀布尔1976年03月13日电
阿富汗《喀布尔时报》最近发表社论，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
社论说：
“如果结束外国对安哥拉事务的干涉，安哥拉人民尽管过去存在分歧，他们肯定会团结在一起和共同工作的。”
社论呼吁外国军队和雇佣军必须立即撤出安哥拉。
这家报纸在另一篇社论中说，只要外国军队和雇佣军仍然在安哥拉不撤走，安哥拉的国家主权是不会完全建立起来的。

法国《红色人道报》强调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愈是宣扬“缓和”愈是加强战争和侵略准备
荷兰国防大臣对苏联军力膨胀表示不安，强调荷兰不应放松防务努力
新华社巴黎1976年03月19日电
法国《红色人道报》在最近一期的社论中强调指出：
“面对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不应该放松警惕”。
社论说：
“在虚幻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结束以来，国际舆论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下述情况：
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日益加强它的扩张主义的进攻，并且这是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下进行的。”
社论指出：
“每天都有这方面的证明，莫斯科社会帝国主义集团愈是宣扬
‘缓和’和它的‘和平愿望’，事实上它愈是在加强战争和侵略的准备。”
社论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欧洲所进行的活动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即夺取世界霸权。
社论说，通过征服欧洲来夺取世界霸权，是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之间的重要赌注。
社论问道：
“对这种黑夜搞袭击突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谁能够相信呢？
当它讲‘和平’的时候，难道人们不应该表示极大的怀疑吗？”
社论列举五年来苏联军力增加的情况后写道：
难道保卫苏联的领土需要这么多军力吗？
不，肯定不是。
许多军舰在世界所有大洋里游弋，加紧干涉安哥拉和整个非洲，这一切与苏联的安全毫无关系！
社论说，正象四十多年前的希特勒一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把赌注完全押在军事化和战争上。
“所以，在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准备的第3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特别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来说，是主要的战争贩子和主要的危险。”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6年03月19日电
海牙消息：
荷兰《电讯报》03月18日报道，荷兰国防大臣弗雷德林17日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膨胀表示不安，并且认为，荷兰不应放松防务努力。
弗雷德林认为，苏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力量对比已经越来越不平衡。
他对苏联军备不论是在战斗力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发展这一点感到十分不安。
鉴于这一事实，弗雷德林认为，有人想象节约其他部开支一样来减少荷兰的防务努力，这是站不住脚的。
弗雷德林说，在苏联海军惊人发展的同时，苏联在中欧地区的地面力量也在不断增加。
他指出了苏联在中欧布置的军队和坦克都远远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这一事实。

甜菜连年减产　收购计划落空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国际市场抢购食糖
新华社1976年03月19日讯近几年来，苏联甜菜多次减产，勃列日涅夫集团正在国际市场上抢购食糖。
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在第9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1975年）期间，苏联的甜菜生产远远没有达到原来的计划指标，五年中就有三年减产。
苏联的甜菜产量1971年比1970年减产百分之八，1974年比1973年减产百分之十，1975年又比1974年减产百分之十五，比“九五”计划规定的指标低百分之三十，这是苏联自1963年以来的最低产量，甚至比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1964年还低百分之十八。
由于甜菜生产计划连年落空，收购计划无法完成。
苏联《农业经济》杂志去年也不得不承认，甜菜“过去一连几年都没有完成规定的收购量”。
在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这四年中间，苏联甜菜的实际收购量比原计划低百分之十五。
1975年甜菜收购情况也十分糟。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国际市场上不得不抢购食糖。
苏联现在单从古巴大量运进食糖已不能填补几年来不断减产造成的巨大窟窿，开始从其它国家进口食糖。
据菲律宾《时代日报》03月13日报道，苏联最近一下子就从菲律宾进口了四十万吨食糖。
又据美国《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苏联已在世界市场上购买了人们早就料想到它会买的食糖”。
为了将这些食糖尽快运回国，“苏联已预定了十二艘商船。”

苏修加强法西斯专政的又一措施
苏修统治集团宣布，最近开始在苏联实行所谓“进一步完善身份证制度的措施”。
尽管勃列日涅夫一伙千方百计地美化这一措施，但是，人们只要略加分析就可看出，所谓“完善身份证制度”只不过是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加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手段而已。
据报道，这种要“完善”的“身份证制度”，将施加于全国
“各种类别的居民”。
新“身份证”是无限期的，将发给所有十六岁以上的苏联公民。
证件上除注明本人身份、民族和出生日期外，还“载有有关的记事和登记”。
十六岁、二十五岁和四十五岁时要贴适龄新照片。
“身份证”的制作和颁发都由内务部系统办理。
凡为了探亲和旅行等到外地者，必须持证去当地警察机关登记和办理有关手续，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据苏联高尔基州内务局长解释说，“更换身份证的大量工作有助于查明”“逃避审判的人”。
这位局长举例说明，通过审查“身份证”如何发现过“特别危险的罪犯”。
苏修《真理报》最近就“身份证”问题鼓吹，“这个制度将对加强法律和法制产生积极影响”，“身份证提醒每个公民恪守苏联法律和我们的生活准则”。
这些话反映了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身份证”制度的真正用心。
正如熟悉苏联情况的西方记者所披露，“身份证对苏联公民起监视作用”，“克格勃有权在公民的身份证上写上限制性条文，以便禁止身份证持有者进入某些特定地区或只准他们居住在指定的地区。”
“警方显然认定，实行更为广泛的身份证制度，是了解城乡居民行踪的最好办法。”
“身份证制度是经常被用来鞭打持不同政见者的一根大棒。”
苏修还宣传说，“当全体成年公民都获得身份证时”，“可以科学地考虑我们的劳动力，继而更有效地使用这些劳动力”。
这番话不打自招地供认了勃列日涅夫集团普遍颁发“身份证”的目的之一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控制起来，以便加强他们的剥削秩序。
所谓“完善身份证制度的措施”不是孤立的。
近些年来，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加强“法制”和“秩序”的叫喊声中，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反动法律和法令。
它不断加强和扩充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警察局、法院、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等等法西斯专政机器，并增设许多非专业性的专政机构。
新搞的所谓“民警和公众治安站”及“公众委员会”等就是例子，它们将在“每个企业、机关和农庄”都建立基层组织。
事实说明，苏修当局正在步步加紧对苏联人民的压迫和控制。
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对苏修统治集团搞的强化法西斯专政的措施是十分厌恶和反对的。
赫鲁晓夫早在1959年就曾打算“更换身份证”，但没能得逞。
勃列日涅夫经过多年筹划，前年就此作出决定，今年开始执行，预计到1981年才能完成。
为颁发一张“身份证”花费这么多时间，可见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是何等的不好过。

警惕突然袭击　加强防御准备
瑞典举行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03月19日电
瑞典为了加强战备，最近接连举行军事演习。
据此间报纸《警钟》报道，03月16日，瑞典西部军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参加这次演习的，有一万六千名正规部队，还有大批国民军配合。
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瑞典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突然袭击警报演习。
这次演习的假设背景是：
在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组织对峙的中欧地区，发生了侵犯边界的战争行动，甚至瑞典的边境也遭到侵犯，并且遭到了军事破坏。
据报道，在发生突然袭击时，国民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演习就是从这一实战要求出发的。
在警报发出后，国民军首先进入阵地，三个小时后再由正规部队换防。
西部军区司令部贝蒂尔·坎普上校对报界说，瑞典必须作好准备。
这次演习表明，瑞典作好了防御准备。
《警钟》报还报道说，03月05日至12日，在瑞典中部和靠近挪威边境的地区也举行过有七千人参加的一次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是在上百架飞机和部分志愿国防组织的人员配合下进行的。
演习内容是：
假想敌——一个大国占领了挪威，它的军队从那里越过瑞典边界，瑞典军队首先要阻止敌人前进。

这个“轨”越得好
埃及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以后，苏修当局通过塔斯社进行无力的反扑，说什么埃及人民采取的这一正义行动，是“新的反苏越轨行为”。
这倒是莫斯科加在埃及人民头上的一个新罪名。
人们不禁要问，埃及的行动，到底“越”了什么“轨”？
只要回忆一下二十年来埃及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交道的历史，就不难看得清楚。
苏联可以给一点“援助”、一点武器，但是钱如何花，武器如何用，都得听它的，否则，就是“越轨”。
苏联什么时候逼债，埃及就得在什么时候把钱送到莫斯科，另加利息，不得有误；
埃及有困难，想要个“宽限期”，那当然也是“越轨”。
苏联的军事人员到了埃及，必须成为太上皇，可以为所欲为，指挥一切；
埃及为维护国家主权驱逐他们，更是“越轨”。
苏联已规定中东必须是“不战不和”，这才对它争夺霸权有利；
埃及要打破这种局面，起来反击以色列侵略者，解放被占领土，那无疑又是“越轨”。
这次埃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废除那个苏修可以任意糟踏的“友好合作条约”，在苏修看来，当然更是大逆不道，是“新的越轨行为”了。
由此可见，埃及人民“越”的“轨”，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轨。
苏修为了争霸中东，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想方设法硬要把埃及纳入它的轨道。
为了达到这个可耻的目的，苏修所使用的手段之卑劣、恶毒，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十年的斗争实践，使埃及人民懂得，善良的愿望代替不了严酷的现实。
今天，他们毅然废除埃苏条约，大大地“越”了苏修的“轨”，这个“轨”越得好，是扬眉吐气的大好事。
鲁迅曾说过：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
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
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
埃及人民反抗压迫，起来斗争的正义行动，击中了苏修的痛处，揭了他们的老底。
苏修这批口蜜腹剑的“正人君子”对埃及的诬蔑谩骂，不过是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鸣而已。

一代新人的赞歌
——评叙事诗《兰珍子》
韩望愈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叙事诗《兰珍子》（梅绍静作），虽然只是一位北京到延安插队的女知识青年的习作，但透过那扎实细致的描写和娓娓亲切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多么旺盛的生命力。
透过那沾着延河浪花的清秀可爱的诗篇，也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我国社会主义文苑里，新人、新作不断涌现的繁荣景象。
这对那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伟大功绩，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是一个迎头痛击。
“红旗松柏搭彩门，延安城里人挤人。”
“三十里铺杨柳摆，兰珍子又过延河来！”
北京的红卫兵——杨兰珍，象一株刚刚出土的小苗，虽还显得有些幼嫩，但却十分健壮；
她象一只迎风展翅的小鹰，虽还显得有几分稚气，却飞翔的那么矫健！
遵循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诗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动人情景，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孕育、发芽、蓬勃生长的美丽图画。
小杨庄合作医疗走过的艰苦曲折的道路和日臻完善的情况，杨兰珍在党支部领导下和贫下中农热情关怀支持下，为学好、当好赤脚医生所经历的尖锐复杂的斗争，都充分地说明了：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相信实践相信党，新生事物经得起大风大浪”，“山窝里冲出了金翅鸟，咱合作医疗办定了。”
“山丹丹花儿红艳艳，天宽天广天更蓝……。”
作品形象地描绘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有如“金翅鸟”、“山丹丹”，沐浴着党和毛主席的阳光雨露，冲天远翔，漫山开遍的动人景象，形象地表明革命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这部叙事诗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背景上，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赤脚医生杨兰珍的典型形象。
杨兰珍不作温室里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
她由父亲——一个“老八路”亲自送到他二十多年前战斗生活过的陕北山乡小杨庄来插队落户。
一到延安，她“手握黄土贴胸膛，听见老八路的脚步响！”
决心沿着老一辈开创的革命道路前进，与新时代的工农相结合。
作品一步步勾勒了她革命的身姿，突出刻画了她斗争的性格。
同时，作者还把细腻的笔触伸进人物的心灵，描绘了杨兰珍思想感情变化的过程，披露了一代新人崇高美好的内心世界。
这个北京姑娘之所以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上走得这样坚定，是因为在她的心里一直燃烧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团烈火，奔流着一股火热的战斗激情。
战斗在延河两岸的日日夜夜，经常在她心头荡漾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歌，经常在她眼前映现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的幸福场景。
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她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里不迷航；
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她以激情、理想和力量。
“毛主席指给咱革命路线，风吹浪打脚不偏！”
兰珍子，这不只是一个赤脚医生的革命形象，而且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在继续前进的形象，是新中国一代女青年在茁壮成长的形象，她欢乐跳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迅跑！
由于作品描写的女主人公和作者自己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生活感受，所以，这篇叙事诗不仅写得清新活泼，而且亲切流畅。
作品中许多热烈欢快的诗句，凝聚着北京知识青年对延安山水的热爱，对英雄的延安人民的无限崇敬，抒发了他们的豪情壮志。
《兰珍子》在表现形式上采用的是陕北民歌体，在语言的运用和锤炼上，也注意了向民歌学习和从陕北人民革命生活中汲取养料，散发着较浓厚的生活气息。
诗作的字里行间融汇着作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切感受，也渗透着她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无产阶级新文艺而努力探索的心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中已经涌现了不少年轻优秀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不少富有革命朝气的文艺作品。
我们高兴地从这部诗作中看到了一代女知识青年的崭新形象，我们还为革命文坛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而拍手称快。
“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国革命事业和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多么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抱着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恶毒地攻击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充分说明了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开历史的倒车的。
然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胜利将永远属于战斗中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

欢呼革命的暴风雨
——评长篇小说《前夕》
司徒伟智
暴风雨来了！
疾风、骤雨、滚动的响雷，惹得汛期的锦江水也怒吼起来，一起向罗村大堤冲去。
社员群众闻警而动，工厂的工人集队奔来……但是，在护堤斗争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罗村劳动的锦江中学一百名学生，却要被校长陈文海以“温课迎考”为名拉走了；
共产党员方壮涛挺身而出，鼓励同学们迎着暴风雨，冲！
长篇小说《前夕》（《峥嵘岁月》第1部，胡尹强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扣人心弦地描绘了在这场自然界暴风雨面前人们的斗争，实质上，是展示了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即教育革命暴风雨面前人们的斗争。
小说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方壮涛，就是一只勇于迎接暴风雨的雄鹰。
小说开始不久，读者已经知道方壮涛是怎样在地主仇老虎的压迫下度过苦难的童年，又怎样在斗争仇老虎的暴风骤雨中参加革命的了。
方壮涛可贵的特质在于，他将对仇老虎的仇恨提高为强烈的阶级斗争觉悟，时时处处记住要向地主资产阶级刮革命的暴风雨。
当方壮涛肩负党的期望来到锦江中学任教时，摆在这位共产党员面前的是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画面啊。
锦江中学挂着社会主义“重点中学”的招牌，其实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点”。
关在学校大门里的学生，成天被灌着“成名成家”、“读书做官”的迷魂汤。
在这种教育下，你看，钟望麒这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青年仿效起“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来了，为了一举成名，竟特意坐在一不留心就倒翻的断腿凳上死命背书。
书也是越读越蠢，以至在下乡劳动中弄出“花生长在树上”之类的笑话。
但正是这个钟望麒，被校长陈文海赞为“有出息”，而起来抵制这一套的刘振洪则差一点被赶出校门。
所有这些怪现象，又都是服从于陈文海“鼓励学生”攀登的那个“知识宝塔”的：
“我们的社会好比一座宝塔，基础大，底部宽，越往上越小，越尖，对人民贡献也越大，因此前途也越大。”
这是什么意思？
方壮涛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个宝塔的比喻，把劳动人民放在什么地位上？”
虽然作品还没有深化这一思想，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
所谓“鼓励登宝塔”，就是“鼓励”学生将知识当作可以买卖的资本，“鼓励”两极分化。
谁能登上去，就端坐宝塔尖，“受人尊敬”；
谁登不上，就活该跌下来，压在塔底，“遭人贱视”。
小小的塔尖与宽大的塔底之分，本质上不就是一小撮精神贵族与广大劳动人民之分吗？
这是一座多么可恶的宝塔啊！
旧中国就是这样一座大宝塔。
曾几何时，在中国人民用雷霆万钧的革命的暴风雨推倒了这座宝塔，正为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继续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在为重建这座宝塔而忙忙碌碌了；
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宝塔竟然是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的。
这样，以方壮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当然不答应。
革命的暴风雨要来，要冲垮一切已经竣工和尚未竣工的宝塔，跟自然界的暴风雨一样变得不可避免了。
从方壮涛一次次同陈文海、彭家禄的斗争中，从他率领学生走向罗村护堤第1线的响亮脚步声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场暴风雨的来势。
方壮涛是在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
上学时他领教过“金丝眼镜”的白眼，也向资产阶级教授开过火，但象他事后总结的那样：
“站得不够高，看得不够深”。
但我们的方壮涛，懂得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懂得打一仗就总结一次经验。
所以，来到锦江中学时，这只雄鹰已经不止勇于搏击并且善于搏击暴风雨了。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校长陈文海，既顽固又狡猾。
他开始不赞成毕业班下乡劳动，后来却可以打出“下乡和学习结合”的漂亮名目。
他明明反对学生当普通劳动者，却竭力表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但这一回，再也逃不过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方壮涛的眼睛了。
方壮涛拆穿了这种折中主义的西洋镜：
揭露了它的本质仍是乔装打扮起来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把两种根本对立的“准备”不偏不倚地并列起来，实际上不就是把那种应当粉碎的爬宝塔的“准备”合法化？
两种准备——少数考胜者是准备爬上去当精神贵族，多数考输者则是准备跌下来去当劳动者，到头来还是一种准备：
准备去参加爬宝塔的竞争，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折中主义把矛盾的两方面并列起来，不分主次，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用列宁的话说：
“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
从陈文海到今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都是要用它来使群众感到“满足”的。
方壮涛的可贵就在于：
决不在折中主义面前“满足”，决不被涂上一层油彩的资产阶级宝塔所迷惑，而是用革命理论揭露折中主义，让革命的暴风雨向资产阶级冲去！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受得住革命的暴风雨的。
当暴风雨在锦江中学刮起来时，象李明那样热烈欢迎的，是少数；
象与新生事物为敌的唐习初那样吓得发抖的，也是个别的；
多数是处在观望之中，夏剑萍有代表性。
在党的教育下，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加上旧学校的毒害，使他们老是徘徊停步，对资本主义那一套割不断、撇不开。
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不是鼓吹既然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就谈不上什么改造世界观吗？
如果没有不断改造世界观这一条，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暴风雨的理解往往是肤浅的，甚至还会站到革命暴风雨的对立面去。
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就要引导他们投入革命的暴风雨。
作品用艺术形象揭示了知识分子这种特点，又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待这类人物应有的正确态度。
在方壮涛的帮助、教育下，经过现实斗争的锻炼，在作品的尾声，读者看到夏剑萍勇敢地将自己的生活轨道跟革命“衔接起来”了；
旧习较深的金友泉，自然转变不会这么快，但也对自己原先的道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然而，改造世界观是不容易的。
方壮涛要把夏剑萍们推向革命暴风雨，陈文海却要把夏剑萍们拉来对抗革命暴风雨。
在夏剑萍眼里，陈文海一开始无疑是富有迷惑力的：
这是老革命、老校长啊，“难道他真的错了？”
真的，这个老革命和他那位顶头上司高之光，都曾经冒着白色恐怖参加了党的队伍，在烽火硝烟中摔打过，用高之光骄傲地教训方壮涛的话说：
“在你还没有到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高之光已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了！”
但高之光没弄清，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不等于就能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
大多数参加民主革命的同志，只要在斗争中努力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丰富的斗争经历本来是可以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的。
赵峰，这位永葆革命青春的党支部副书记，在新形势下就成为方壮涛在斗争中最坚强有力的指导者。
可是，也有些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很深而又不很好改造自己。
当旧社会、旧制度使他们感到受压迫时，他们会表现出一定的革命积极性，欢迎革命的暴风雨；
而一旦地位起了变化，可以有资格凭借资产阶级法权来谋取“安乐窝”时，对于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暴风雨，就摇头了，抵制了，反对了。
这样的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不是都见到了吗？
作品以很大的魄力揭露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面目，正面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同他们的斗争，是很可贵的。
作品也有不足之处，这表现在从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不够细致，行动较少，语言较多，而且各种人的语言缺少鲜明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方壮涛与陈文海这个党内走资派及其后台的思想冲突，挖得还不够深。
方壮涛带领学生坚持罗村护堤的结果，是被撤掉了班主任；
作文观摩课上，虽说把陈文海驳得瞠目结舌，但接下来无疑是更大的迫害……作者却没有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深下去：
在资产阶级当权的学校里，在陈文海有后台如高之光之流支持的情况下，单就个别教学业务问题，或单就一条战线上刮起革命暴风雨，要取得教育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教育革命问题是个阶级斗争中牵涉社会面很广的问题。
方壮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也许还没有今天的人们认识得那么清楚，但作为一个处于革命暴风雨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却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
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斗争形式，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正是千百万方壮涛们斗争经验的总结。
在这场大革命中，强劲的东风从城市和农村的各个地方鼓动起来，席卷而来，摧枯拉朽，那些资产阶级“宝塔”再也保不住了。
经过一场暴风雨，但革命没有完。
从去年夏季前后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及其他领域刮起来的右倾翻案风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在那里妄图重建倒坍的“宝塔”了。
这就说明：
走资派还在走，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总是要复辟，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总是要翻案，我们决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我们应当学习方壮涛的革命精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让革命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诗歌是战斗的
——学习鲁迅对诗歌创作的论述
舒浩晴
为了充分发挥诗歌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诗歌创作，重温一下鲁迅有关诗歌创作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
诗是什么？
为什么要写诗？
地主、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曾制造了许多奇谈怪论。
他们总是把诗歌描绘成一种不涉时世、超脱现实的神秘、虚无缥渺的东西，否定诗歌的阶级性。
新月派就曾鼓吹：
“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比喻虽然很美，但很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
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想超阶级，只不过是“心造的幻影”。
鲁迅始终把诗歌的战斗性放在第1位，把诗歌看成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
鲁迅自己就是“怒向刀丛觅小诗”。
面对着敌人的屠刀和诬蔑、迫害，鲁迅如中流砥柱，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对于在“超阶级”的烟幕下贩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企图，鲁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鲁迅说：
“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否定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
无产阶级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公开申明诗歌应当成为战斗的号角。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热情地称赞革命烈士殷夫的诗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1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资产阶级把“圆熟简练，静穆幽远”当作诗的极境。
鲁迅却强调革命的诗歌应当成为刺向敌人的利剑。
两个阶级对诗歌的性质、作用的看法和衡量质量高低的标准都完全不同。
无产阶级的诗歌，应当摆脱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走自己的战斗的路。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诗歌要在阶级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就不但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而且要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鲁迅针对新诗形式上的缺陷，在致《新诗歌》编者的信中说：
“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
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
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
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又说：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鲁迅对诗歌形式问题的这些论述，是十分精辟而深刻的。
诗歌与音乐相结合，是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传统。
诗歌的韵律、节调和音乐的旋律、节奏，最早都是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论述文化的起源时，指出最早的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杭育杭育”，是劳动的节奏，也是诗歌和音乐的节奏。
“杭育杭育派”的作品就生动地体现了诗歌和音乐的结合。
诗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家容易记”。
记得住，才能广泛流传。
鲍狄埃写的《国际歌》由狄盖特谱上曲子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传遍了世界。
《东方红》的歌声，如今响彻了四方，家喻户晓。
有一些优秀的曲子，也可以重新填词。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不就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起着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吗？
诗的形式问题，不是雕虫小技。
鲁迅说“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这就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要真正占领诗歌阵地，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把作品写得容易被群众接受。
评判一种作品的优劣，首先要看它是否能有力地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又是为内容服务的。
诗歌如果没有节调，没有韵，不能唱，即使有着好的思想内容，也不能在群众中流传。
诗歌创作要扎根于人民生活，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才能不断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推动诗歌形式上的革新。
鲁迅说：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
鲁迅强调了民歌在诗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诗人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性。
向民歌学习，不能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
仅仅从形式上模仿而不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就难免很快把它“弄得变成僵石”。
鲁迅这段分析告诫我们：
学习民歌，首要的是向民歌作者——广大劳动人民学习，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群众相一致。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工农兵群众改造世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
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激烈的斗争不仅为革命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素材，而且为革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战斗的诗歌只能在战斗中发展。
在当前这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让我们写出更多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篇，去鼓舞亿万人民的斗志！

到处莺歌燕舞
认真学习革命理论　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辽宁展览馆创作组
群众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蓬勃发展
开门办科研　道路宽又广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工农兵上大学
坚持乡村干革命　广阔天地炼红心
重新学习　继续革命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本版作品除署名者外，均为新金县宣传画学习班集体创作
辽宁人民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