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以凯山·丰威汉同志为团长、奔·西巴色同志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今天晚上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中联部长耿飚，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外经部长方毅，文化部长于会泳，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应邀出席宴会。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厅里并排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旗。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热烈友好的亲切气氛。
席间，乐队演奏了中老两国革命乐曲。

凯山·丰威汉同志和华国锋同志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他们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中国国歌和老挝国歌。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观澜、金祖敏；

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负责人韩念龙、王海容、申健、姚依林、梁昌武、陈维稷、李本海、曾生、安法乾、路金栋、邓岗、石少华、肖泽曜、阎志祥、黄作珍、王炳南，以及中国驻老挝大使国鹰。

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西扎伦，大使馆外交官员和在北京的其他老挝朋友，出席了宴会。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以凯山·丰威汉同志为团长、奔·西巴色同志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今天上午访问清华大学，同正在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师生进行了座谈，并观看了他们的大字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老挝战友参观访问。
贵宾们受到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迟群，校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革命师生亲切、热情的接待。

在座谈会上，校党委负责人向老挝战友介绍了革命师生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斗争。
参加座谈会的有老教授、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留校工作的教师和目前在校学习的工农兵学员。
他们表示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辩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凯山·丰威汉同志等老挝战友随后来到大字报区，观看了那些揭发、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大字报，以及批判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言论的大字报。
在现场的群众，热烈鼓掌欢迎老挝战友。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展以来，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抓革命、促生产，教学、科研、生产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今天，老挝战友参观了清华大学的校办机械厂机工车间和激光实验室。
在机工车间里，他们很有兴趣地观看了学校教师、工人、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设计、制造的数字程序控制铣床的运转情况，同在车间学习设计的工农兵学员进行了交谈，并详细地询问了正在现场教学的师生的教学情况。

在和革命师生告别时，凯山·丰威汉同志把一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旗赠给清华大学留作纪念。
凯山·丰威汉同志说，今天来你们学校参观，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看到了你们学校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教育有了很大变化。
你们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得到了提高。
他祝愿清华大学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更光辉的成绩。

今天下午，老挝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陪同，参观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受到工厂负责人和工人的热烈欢迎。
凯山·丰威汉同志向工人们转达了老挝工人阶级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亲切问候和战斗情谊。
（附照片）

以凯山·丰威汉同志为团长、奔·西巴色同志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在华国锋同志、姚文元同志陪同下，三月十八日参观清华大学。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今天晚上在北京签字。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西宋喷·洛万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参加了签字仪式。

中共中央委员、外经部部长方毅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工商业部长梅索·塞宋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签字仪式在充满兄弟情谊的气氛中进行。
签字以后，中老两国战友热烈鼓掌，亲切握手。

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

中联部长耿飚，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文化部长于会泳，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国驻老挝大使国鹰；

老挝总理府部长、老挝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西沙瓦·乔本潘，老挝新闻、宣传、文化和游览部长西沙纳·西山，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西扎伦。
（附照片）

中老两国政府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三月十八日在北京签字。
凯山·丰威汉、奔·西巴色、西宋喷·洛万赛同志和华国锋、姚文元、吴德同志参加了签字仪式。
图为方毅部长和梅索·塞宋平部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版面：头版

三月十五日，埃及人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正式宣布埃及废除一九七一年五月签订的有效期为十五年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果敢决定，反映了埃及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强烈愿望和决心，表明埃及人民是任何力量也吓不倒、压不垮的有骨气的英雄人民。
它大长了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风，受到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的称颂。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坚信他们的斗争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人们记得，苏修当局曾经把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和苏埃关系吹得如何美妙、如何甜蜜，什么这个条约“是真正平等、完全相互谅解和兄弟声援的光辉榜样”，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永久性基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等等。
现在，埃及在条约签订后不到五年的时候，就忍无可忍地宣布废除这一条约，揭露了苏修对埃及口蜜腹剑的真相，给了苏修一记响亮的有力的耳光。

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这一大得人心的行动，是埃及人民反霸斗争的新发展。
苏修在埃苏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对埃及犯下的罪行，正如萨达特总统所说，实在“令人发指”。
从五十年代中期苏修利用埃及人民反抗以色列侵略者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钻进埃及算起，到今天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经历整整二十个年头。
这二十年来，苏修使尽种种恶劣、卑鄙的手段，不仅对埃及人民进行重利盘剥、敲诈勒索，而且恣意干涉埃及内政，妄图在埃及建立一个由它支配一切、控制一切的霸权地位。
埃及人民饱尝了苏修侵略扩张的苦头，不断奋起反抗。
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就曾愤怒谴责苏修的无理要求“简直是帝国主义！”
埃及人民积二十年的斗争经验，深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根本没有什么“友好”、“合作”可谈，他们越来越认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
这次萨达特总统毅然决定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是埃及人民继一九七二年赶走苏修军事人员后，反霸斗争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它为一切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欺负、干涉、控制的国家和人民起来反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树立了榜样。

埃及人民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意义，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它说明，苏修高唱的“友好合作”，完全是它对别国进行侵略扩张、掠夺控制的幌子。
什么“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协调行动”，“加强”埃及的“防御能力”云云，纯属欺骗！
苏修近年来粗暴干涉埃及内政，卡断军火供应，穷凶极恶逼债索利，分裂阿拉伯国家，力图孤立埃及，乃至阴谋颠覆埃及政府的无数罪行，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克里姆林宫是赖不掉的。

它也说明，“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埃及人民当年面临反帝反殖和解放自己国土的严重斗争任务，对莫斯科的“援助”寄予希望，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天然盟友”的所作所为，从反面深深地教育了埃及人民。
它给一点武器，是为了控制埃及；
它不给武器，也是为了逼埃及就范。
它给一些所谓军援和经援，是乘虚而入，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它疯狂逼债，也是乘人之难，压埃及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
这是什么“盟友”！
完全是一副社会帝国主义的狠毒嘴脸。

它还说明，不要迷信那个社会帝国主义。
苏修吹得那么凶，似乎没有它的“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建设就没有指望了。
埃及人民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懂得，苏修援助埃及是假，控制埃及是真。
近年来，埃及人民在萨达特总统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摆脱苏修控制、维护国家主权的措施。
苏修暴跳如雷，软硬兼施，必欲使埃及俯首屈服而后快。
但是，埃及人民既不怕威胁，也不被一时的好话所迷惑，而是顶住压力，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
事实充分显示，在团结一致、敢于战斗的人民面前，苏修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并没有什么可怕。
相反地，是社会帝国主义怕觉醒了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怕站了起来的小国人民。

在埃及决定废约之后，苏修当局就连忙通过它的喉舌塔斯社发表声明说，埃及方面要对“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破裂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苏修的这个声明，不仅是为自己背信弃义的行径推卸责任，而且是对埃及人民进行无耻恐吓，这是徒劳的。
埃苏条约的废除，使埃及人民进一步摆脱了苏修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的“后果”好得很。
当然，这个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苏修所谓的“后果”，无非是企图采取更卑鄙的手段对埃及实行打击报复。
但是，伟大的埃及人民是有所警惕的。
埃及领导人宣布，埃及已准备了一系列“应急计划”，以便对付苏修今后可能在各个方面采取的敌视措施。
我们相信，埃及人民在阿拉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挫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种种破坏和捣乱的阴谋。

霸权主义本身，就决定了它要失败，要走向灭亡。
凡属侵略扩张和称霸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原来的愿望相反，古往今来，没有例外。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到处插手，拚命扩张，自以为得计。
但是，它伸手的地方越多，逐步看清它的帝国主义面目的人就越多，反对它的人也就越多。
埃及人民春雷般的怒吼，仅仅是一个新的开端。
第三世界和其他中小国家反对苏修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风暴，必将不断兴起。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凯山·丰威汉同志在老挝党政代表团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同志，

尊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同志，

尊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德同志，

亲爱的使节同志和先生们，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美丽和好客的贵国首都北京进行了四天的访问之后，我们代表团将和北京市人民告别，到中国其他省份去访问，然后将启程回国。
我以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向应邀光临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宴会的中国党政领导人、各位使节先生、各位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

尽管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很短，但我们和中国党政领导人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起在兄弟般的亲切气氛中生活得非常温暖和十分愉快。
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和极为荣幸的是，我们会见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老挝人民敬爱的朋友毛泽东主席。

我们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地方，我们接触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意气风发的精神，清楚地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进步。

我们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中国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情况，这对我们是个宝贵的经验。

我们认为，在亲爱的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非常英勇的人民，他们不仅在过去解放祖国的斗争中表现英勇，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和美满幸福生活的斗争中，也表现了这种精神。
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因此，中国人民将使自己的祖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并为自己的伟大民族创建光辉的历史。
我们认为，英勇的中国人民的英雄业绩，为老挝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好榜样。

通过这次会谈，我们能有机会向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表示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的深深的感激而感到极为高兴。
你们是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战场的可靠后方，你们为老挝革命作出了真诚的、多方面的、有效的支持和援助，为在老挝基本上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开拓使老挝走向社会进步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再一次表示了她的下述立场：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继续给予老挝革命以革命的声援，继续给予我们保卫和建设年青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事业以支持和帮助。
我高兴地在这里宣布，就在今天，我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权代表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根据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继续给予老方无息贷款。
我们相信，在新阶段中，中国给予老挝革命的支持和援助，将使老挝革命能够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并为老挝人民发扬自力更生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和平、独立、民主、统一、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做出贡献。

毫无疑问，通过我们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次访问，老挝人民革命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老挝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将兴旺发展。
老挝人民将努力维护和增进这一友谊和团结，并使之不断兴旺。

同志们、朋友们：

现在，正高举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旗帜，继续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破坏阴谋而斗争，正在大力巩固革命政权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建设经济和发展文化的我们老挝人民，在得知我们代表团这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取得圆满成果的消息时将非常高兴。
亲爱的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的友好情谊将在我们老挝人的心底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它将鼓舞我们去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

最后，我请大家举杯：

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为老挝人民革命党和中国共产党、老挝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团结，

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长寿，

为华国锋同志的健康，

为姚文元同志的健康，

为吴德同志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同志、先生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华国锋同志在老挝党政代表团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凯山·丰威汉同志，

尊敬的奔·西巴色同志，

同志们，朋友们：

由凯山·丰威汉同志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在北京的访问就要结束了。
今天晚上，我们应邀参加这个盛大而亲切的宴会，再次同老挝战友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
刚才凯山·丰威汉同志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代表团在北京访问期间，毛泽东同志会见了凯山·丰威汉同志，奔·西巴色同志，西宋喷·洛万赛同志等，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我们两国党政领导人还就加强两党两国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
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国和老挝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这些，充分显示了中老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深厚友谊。

代表团在北京参观访问了工厂、学校和农村，所到之处都受到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老挝人民的胜利喜讯和兄弟情谊，使中国人民深受鼓舞。
凯山·丰威汉同志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访问期间讲了许多感谢中国人民援助的非常热情友好的话。
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
我们尽自己的能力支援兄弟的老挝人民，是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
中国人民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代表团这次对我国的访问，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老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天，代表团将去我国南方继续访问，我们祝同志们旅途愉快，访问圆满成功。

最后，请你们回国后，向兄弟的老挝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亲切问候，并祝他们在今后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现在，我提议：

为中老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

为苏发努冯主席的健康，

为凯山·丰威汉同志的健康，

为奔·西巴色同志的健康，

为老挝党政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这个部队党委在学习中，首先着重领会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的深远意义。
他们说：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清楚地告诉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我们共产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我们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

为了深刻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党委的同志们联系二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联系建国以来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联系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联系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际进行讨论。
大家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这就必须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这个首要的问题。
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老的资产阶级，看到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更要看到挂着“共产党员”称号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右倾翻案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他们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他们的政治倾向和要求，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都完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党委成员通过学习还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客观现实，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如果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提高识别能力，不能看清革命方向，甚至有被党内走资派牵着鼻子走的危险。

这个部队党委还用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剖析和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大家指出，合作化时，他就反对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以后，他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支持包产到广；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伙同刘少奇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现在重新工作不久，他又搞翻案。
总之，每当革命前进一步，他都出来抵抗。
事实证明，他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党的同路人。
党委成员们一致指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如果依了他那一套，就是依了资产阶级。

这个部队党委通过学习，认清了“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时期将会长期存在的现象，因此，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也必然是长期的，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和动摇。
大家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带领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

作者：缪青民

北京部队通信总站自动电话班的女战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图为最近从大学毕业回连队的刘桂兰同志在作批判发言。

缪青民摄（照片）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团新兵二连党支部，认真组织新战士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翻案不得人心》的社论，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击右倾翻案风。

今年的新战士来到部队以后，党支部就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最近发表的毛主席关于“翻案不得人心”的重要指示和有关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他们首先帮助新战士认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战斗任务。
为了进一步激发新战士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党支部又组织新战士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
壮族新战士韦福林回忆自己一家解放前祖祖辈辈给地主当长工、逃荒要饭的悲惨情景，愤怒地指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案，搞复辟，就是妄图要我们走回头路，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这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战斗，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许多同志还说：革命战士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我们不仅要当好保卫祖国的哨兵，还要当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尖兵。
全连一百多名新战士，积极挥戈上阵，办起大批判专栏，口诛笔伐，一齐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猛烈开火。

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党支部十分重视组织新战士认真看书学习，掌握批判的武器。
党支部组织人员编选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抄在黑板报上，供大家学习。
为了帮助文化低的新战士学好，连队还举办了政治夜校。
另外，采取先学一步的办法，培养了一批新战士理论骨干，带动其他同志学习。
新战士、理论骨干黎树秋，为了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折中主义手法，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列宁关于批判折中主义的论述，弄清了折中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变种。
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混淆起来，阉割事物的本质，抽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在此基础上，他联系“三项指示为纲”出笼的政治背景作进一步分析，给大家上了一堂辅导课，同志们听了很受启发。
由于党支部认真抓好新战士的看书学习，推动了批判的深入发展。
全连新战士学习理论蔚然成风，大批判烈火越烧越旺。

这些新战士来自四面八方，不少同志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以及科技战线上的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亲身感受，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危害有所了解，党支部根据这些特点，注意引导他们联系实际，运用自己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据事说理，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力地反击了右倾翻案风。
新战士肖炳坤入伍前是广东省矿务局第三煤矿的工人，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他回顾了去年夏季，由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矿里的生产受到影响，后来，广大矿工在党委的领导下，全矿上下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修正主义办矿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开展学大庆活动，有力地调动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肖炳坤在批判会上指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否认阶级斗争为纲，以目乱纲，以目代纲，是地地通道的修正主义货色。
斗争实践告诉我们，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由于新战士注意联系实际，因此革命大批判搞得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有力地反击了右倾翻案风。
（附图片）

掌握武器 深入批修 郭德福 庄庆芳作（图片）

作者：武仕理
单位：武汉部队
栏目：学军事

《水浒》这部歌颂投降主义的长篇小说，写了混入农民武装的宋江等人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全过程。
长期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但把这部书视为治政的“经典”，而且列入治军“必读”。
这就是所谓“用兵者借其谋画”，则绿林“草寇”皆会缴械而成“忠义者哉”！
《水浒》的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宋江，他是怎样“用兵”和“谋画”的？
他的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借用《水浒》给我们提供的材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剖析，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

军事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
一定的军事路线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产物并为其服务的。
宋江一生以“替天行道”、修补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为奋斗目标。
上梁山后，他立即把“替天行道”、“争取招安”作为政治纲领紧紧套在起义军头上。
他在政治上既然是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投降派，这就决定了他在军事上必然鼓吹“造反有罪”，不可能立足于打。
他大搞乞降活动，千方百计地诬蔑和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
他在战略方针上消极保守，不去发动群众，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不敢向敌人的营垒主动进攻，即使打了一些仗，也是为了乞降和接受招安作准备；
他在农民武装的建设上，实行以礼治军，灌输反动的“忠义”思想，磨灭起义军将士的斗争锋芒。
总之，宋江的一切军事行动，他“用兵”的一切“谋画”，都是以投降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
宋江的投降主义军事路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极力反对农民革命战争。
宋江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屠杀农民革命运动的野蛮行动，这正是他的投降主义军事路线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北宋徽宗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政日以堕，民日以困，宋业遂衰”。
山东晁盖、江南方腊等举起义旗，聚众造反，“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要以农民革命战争推翻北宋王朝。
这完全是正义战争。
然而，宋江却把这样的正义战争称之为“不忠不义”，“负罪交锋”，该“灭九族”；
把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则颂扬为“顺天行道”。
“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
晁盖、方腊等领导的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宋江诬蔑这些农民起义是“多扰四方百姓”，“造恶甚多”，“兵刃到处，杀害生灵”，使许多人“无辜被害”，有“无可禳谢”的“大罪”，这与复辟狂孟轲攻击革命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反革命叫嚣，如出一辙。
宋江抹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对正义战争百般咒骂和诽谤，正是他的反动战争观的暴露。

宋江不但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反对派，而且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宋江从混入梁山到接受招安之前，尽管也打了一些仗，但他的打仗实际上是效忠朝廷的特殊手段，准备投降的实际步骤，“曲线报国”的具体运用。
他总是把军事打击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为自己或某些地主阶级分子报私仇，严格控制于不让他跻身于统治集团之林的贪官、地主，压根儿不是指向封建制度和赵宋皇帝。
他组织打的一些仗，几乎都是在他欲求招安而不得的情况下打的，都是为了增加自己投降身价的筹码，都是想借用一下“山东烟水寨”，用起义军的鲜血来买他的“凤城春色”。
当宋江的“忠肝”、“义胆”一旦得到主子赵佶赏识，“官爵升迁”，他就同贪官“杯酒言欢”，同赴“国难”，向农民起义军大挥屠刀。
宋江从梁山叛徒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征讨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急先锋以后，征田虎、剿王庆、打方腊，对农民起义军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直杀得“尸横市井，血满沟渠”、“尸横郊野，血满田畴”、“尸横遍野，流血成河”。
对抓来的起义军将士，他不是“剖腹剜心”，就是“碎剐于市”。
宋江还狂叫：“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
宋江把他对农民起义的血腥镇压，竟然恬不知耻地称之为不是“贪财好杀”的“不义之事”，而是“替天行道”的“义战”，这就更充分地暴露了他的战争观的反动性。

二是竭力破坏农民革命根据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
我国历史上数百次农民起义，凡是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封建统治的，如秦末刘邦，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大多是把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手段。
因此，农民革命战争的正确军事路线，应是有根据地为依托、以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路线。
如果只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目标，没有建立巩固的强大的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步骤，只搞走州过府的流寇主义，最终都是难免要失败的。
梁山农民起义军领袖晁盖执行的正是坚持建立革命根据地，据此而推翻北宋王朝的正确军事路线。
他支持林冲火并王伦，清算了这个落第腐儒的关门主义路线，为建立梁山革命根据地扫除了障碍；
他们每日“教演人兵水手”，发动和武装群众；
他们“屯粮造船”，“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添造房屋袍甲，甚至自力更生“打造刀枪弓箭”，发展渔、副业生产。
这样，就使起义军很快发展到雄兵数万，猛将百员，战船千只，粮草万担，纵横八百里的梁山水泊，变成了粉碎朝廷官军围剿的坚强堡垒。

专望朝廷招安，以便“为国家出力”的宋江，则拚命反对晁盖的正确路线。
李逵等强烈主张侵州占府，扩大根据地，同宋王朝“做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宋江却视这种正确的主张为“胡说”，根本不予采纳。
每次出去作战，都是走州过府地劫掠一番，从来没有占领朝廷一寸土地。
而与宋江同时的方腊起义军却在三个月中占领了八州二十五县的大片土地，“自为国主，独霸一方”，不断扩大根据地，迅速发展了农民战争的大好形势。

宋江不但不去发展革命根据地，而且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根据地。
在晁盖等“七星聚义”前后，青州、徐州、华州等地贫苦农民也先后举起义旗，分别以少华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芒砀山等地为依托，向封建统治者宣战。
巩固和发展这些根据地，使之与梁山连成一片，向北宋王朝发动强大进攻，是当时革命斗争所需，广大起义将士所望。
宋江却以这些山寨“窄小”为借口，将少华山等近十个革命根据地统统付之一炬，连诱带逼地将各地起义军困守于梁山一隅之地，使之被动挨打。
更恶毒的是，当宋江借梁山“烟水寨”买到一张招安诏书后，便“卖市十日”，把晁盖领导时为起义军积聚的资财拍卖一空，把山寨所有房屋、三关城垣“尽行拆毁”，战船“尽行”抛散，把梁山变成了一片废墟，企图堵死起义军重整旗鼓、再上梁山的后路，以保赵氏社稷“地久天长”地延续下去。

三是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就总的方面说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正是这种主动进攻精神的体现。
而宋江却实行了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方针——“忠义自守”。
“自守”者，亦即只守不攻，只招架不还手也。
这是地地道道的消极防御，这是典型的军事保守主义。
梁山农民武装在晁盖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积聚了相当雄厚的军力。
以后，经过吴用的实际指挥和起义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一打东平，二战东昌，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削弱和动摇了赵宋王朝的反动统治。
加之方腊起义于江南，两支农民武装一南一北，在战略上形成了夹击东京的形势。
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完全应该乘胜进军，不断扩大胜利成果，掀翻封建统治的巢穴。
可是，宋江既没有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长期打算，也没有攻城夺地，逐步向外扩展的实际步骤。
对于起义将士中“杀去东京”的积极建议，他更是厉声喝斥，自己连想都不敢想。
他始终按兵不动，苟且“自守”于梁山泊一隅，置这支“雄师惊万里，风雨喷长虹”的革命武装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从宋江上山到三败高俅之间，梁山的军事行动有二十二起，其中有十二仗是宋江为报私仇，为营救某个弟兄而打的，有十仗是官军前来征剿不得已的被迫应战，竟没有一仗是为推翻封建皇帝所发起的主动进攻。
这和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派遣三支大军越过潼关，威逼赵高复辟政权的京都咸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建立了政权后，继续组织了北征、东征、西征等大规模战略进攻的情形，成为鲜明的对照。

宋江不仅在战略上反对积极进攻，只搞单纯防御，而且就是在防御作战的具体部署上，也是极端右倾消极的，是地地道道的假防御。
梁山农民起义军取得的一些战役战斗的胜利，是广大起义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与投降派宋江毫无关系。
宋江在面对强敌进犯时，不是根据当时的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化被动为主动，而是惊慌失措。
他要么是“眉头不展，面带忧容”，“百般寻思，无计可施”，要么是“撇了剑”，“飞马慌忙便走”。
在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时，他总是祭起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反对“以两取一”、“以强欺弱”的集中兵力的战法，采取了驻敌不扰、疲敌不打、退敌不追、危敌不杀的反动策略。
特别是在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反攻阶段，宋江更是竭尽破坏之能事。
他常常施展火急“传令”收军，匆匆“鸣锣”罢战的卑劣伎俩，把击鼓进军换成鸣金收军，把反攻变成退却，把歼灭战打成击溃战，把胜仗弄成败仗，一次又一次地坐失战机，放跑敌人。
宋江这样干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宋徽宗表白自己“安敢叛逆圣朝”的一片奴才心意，以军事上的假打假杀，名“打”实“帮”，去换取政治上的“早招安，心方足”。

四是以乞降活动取代暴力革命。
古今中外的一切投降派，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都是取消派。
他们既然要投降，要叛卖，就不会舍生入死奋战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而是寄托在奴颜婢膝的乞降活动上。
在宋江看来，只要能够投降，就绝不兴战。
为了通过乞降活动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至圣至明”的天子，宋江挖空了心思，使尽了手段。
他截朝廷命官，释被俘敌将，拜贪官污吏，贿天子宠妓，都是为了给招安制造气氛，创造条件，跪求一纸准予投降的卖身契。
每打完一仗，他不是象晁盖那样积极整军备战，“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兵器，水军整顿船只”，“防备迎敌官军”，而是忙于新的乞降活动。
特别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胜仗越大，宋江乞求招安的阴谋活动就越是紧锣密鼓。

宋江的乞降活动，完全是取消暴力革命的阴谋手段，是赤裸裸的叛卖活动。
宋江这样做，使敌人在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通过暗室密谈，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
宋徽宗在用全力对梁山起义军进行武装镇压，迭遭失败，焦头烂额之际，却通过密谈，解救了燃眉之急。
仅仅花了金牌三十六面、红锦三十六匹，银牌七十二面、绿锦七十二匹，便和宋江做成了这笔招安、投降的买卖。
“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
一支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队伍就这样被全部解除了革命武装，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斗争烈火就这样被扑灭了。
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五是用“忠义”思想磨灭农民起义军的革命精神。
在梁山起义军中，由于晁盖坚持进行“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革命思想教育，所以大大激发了广大起义农民的阶级仇恨和反抗精神。
他们不信天，不信地，敢于冲撞整个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
这一时期的梁山起义军，是一支真正造反的农民革命队伍。
可是，当宋江“把寨为头”后，却在不长的时间里把这支起义军变成了一支忠君勤王的“忠义救国军”，完全改变了它原来的阶级性。
这是宋江用儒家反动的“忠义”思想毒害了这支队伍的结果。

“忠义”是封建伦理教条的最高准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反动意识形态的核心。
忠即“忠君”，就是忠于封建皇帝。
义即反映封建统治上下尊卑秩序的“礼义”。
很显然，“忠义”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武器，是和农民“聚义”造反的革命思想根本对立的。
宋江正是用“忠义”取代了“聚义”，大肆鼓吹“忠君”思想，极力美化当朝天子的“至圣至明”，把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根由说成是因为奸臣“蒙蔽圣聪”的缘故，在起义队伍中散布“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思想情绪。
他利用“石碣”、“天书”装神弄鬼，搬出“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骗人，使起义军将士顺天命而从君王，信神佛而尊皇帝。
与此同时，宋江还加紧宣扬为“忠”服务的“义”。
他标榜儒家“忠义双全”的人之美德，把“忠君”说成是“大义”，并且要梁山起义军里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以“义气为重”，实际上就是用阶级合作的思想取代阶级斗争的思想，剪除起义农民的“悖逆做乱之心”，磨火他们的反抗意识。
宋江本人利用这个“义”字，大肆施展所谓“仁慈宽厚”、“礼贤下士”、“乐善好施”、“体恤兄弟”、“排难解纷”、“周全人命”等假仁假义的手段，骗取了一顶“义重如山”的桂冠，使这个“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的腐儒，俨然成了梁山泊众望所归、唯命是从的一家之长。
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起义将领，在宋江这位“亲哥哥”面前，不问是非，不分良莠，一味盲从，尊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条，糊里糊涂、吹吹打打地接受了招安，陷入了敌人的营垒。
一个“忠”字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起义军的性质，一个“义”字象镣铐一样捆住了起义英雄们的手足，“忠义”二字葬送了这支曾经气吞山河、威振八方的农民革命武装。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剖析宋江的投降主义军事路线，再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今中外的修正主义者推行的反动军事路线，虽然各有其特定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内容，但是反对革命暴力，瓦解革命武装，向反动阶级缴械投降，却是其共同的本质特征。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陶里亚蒂、多列士之流，到中国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无一不是如此。
他们都是交枪派，都是投降派，都是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去换取敌人杯里的酒浆的反革命派。
我们一定要认真汲取历史经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投降主义路线，搞好战备工作和部队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栏目：学军事

胸怀朝阳练精兵，志在蓝天斗敌顽。
武汉空军某部女飞行员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

本报通讯员摄（照片）

作者：田林
栏目：学军事投枪篇

儒法两种军事思想，在战争胜负因素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是很尖锐的。
儒家鼓吹“有礼武功成”，“仁者无敌”；
法家则认为以“礼”制胜、以“仁”制胜的说教，都是害战败亡之道。
儒家由于搞“礼”、“仁义”制胜的谬论，因而导致亡国、削地、败北、身死的例子是不少的。
其中，人们都很熟悉的那个大搞“仁义之师”的宋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他主张对敌人讲“五不”：“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宋楚泓水之战，宋军大败，襄公伤股，三日而死。
著名法家韩非由此得出结论说：“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还以宋襄公为反面教员，告诫我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喜欢搞“仁义之师”的，何止宋襄公一人。
《水浒》中号称“义士”的宋江，就特别嗜好“仁义”。
他不仅喜欢搞“仁义政治”，也很喜欢搞“仁义之战”。
这里，不妨举出几例：

攻打大名府时，宋江采用吕不韦的“捕鸟法”，引众国“东西北三面下寨”，故意网开一面，空出“南面不围”。
结果让梁中书从东京讨来救兵，解了大名府的围。

在两赢童贯一役中，吴用布置“十里埋伏”，把敌军团团围住，杀得敌军眼看就要全军覆没，童贯即将被擒。
这时，宋江急得火燃眉毛，立刻“火急”传令，“鸣金收军而回”，让童贯白白逃掉了。

当梁山的死对头高俅被捉上山时，宋江竟然把他扶上堂去，“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其卑鄙无耻，真令人作呕！

林彪和宋江虽生不同时，但却情发一心。
林彪同宋江一样都是“仁义之战”的狂热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在战术上，他搞“一点两面”，反对四面包围，胡说什么“与其四方包围，逼迫敌人作困兽之斗，不如缺一围三，虚留生路”。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敌人大搞“仁义之战”。
开始，他拖延战略决战时机，给敌人以准备时间，象宋襄公那样“不攻击不成阵式的队伍”；
后来他又象宋江那样，不肯“尽情追杀”，违抗毛主席关于迅速抢占营口，堵塞东北敌军退路的重要指示，不但不派兵控制营口，反而将辽南仅有的一个独立师也调到别的地方，致使敌人从海上逃跑了一万多人。
真是“罪该万死”！

人们不禁要问：宋江、林彪之流为什么这么喜欢搞“仁义之战”？
稍加分析，即可发现：

其一，是为了有朝一日有求于饱狗。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大狗与小狗、饱狗与饿狗之间的斗争。
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当权派，是大狗、饱狗；
宋江开始却处于小狗、饿狗的地位。
所以他们之间有利害冲突，经常咬架。
但他们却终归都是赵官家的看家狗，本性是一样的，对待农民革命的立场是一致的。
因此，宋江那里肯让农民起义军把高俅这样的走狗斩尽杀绝呢？
宋江对高俅等人的“仁义之战”，叫做“惺惺惜惺惺，乌龟爱王八”。
况且小狗总是怕大狗的，饿狗总是有求于饱狗的。
宋江对高俅尽了“仁义”，就是指望高俅这条饱狗给他这只饿狗一小块骨头。

其二，是为了招降纳叛，为自己投降做准备。
宋江对皇帝派来征剿的官军大搞“仁义之战”，有着他卑鄙的打算。
比如对待反动军官关胜，宋江认为他是“义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若得此人”，定可为自己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卖力。
因此，当他看到关胜惨败时，“恐伤关胜，便叫鸣金收军”。
宋江就是用这种办法，保住了关胜等一小撮反动军官的狗命，然后再令其心服，拉上梁山，作为自己叛卖革命的帮凶。
念念不忘“人多就能成王”的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不也是用此种方法网罗了一批叛徒、特务、地痞、流氓吗？

其三，是为了投靠皇帝，去打别的不“替天行道”的起义军。
原来宋江“素怀归顺之心”，因此对赵家皇帝派来的官军大搞“仁义之战”，“不肯尽情追杀”。
这样一来，既可以得到皇帝夸奖，又可以为尔后投降宋王朝开创一条生路。
宋江对被俘官军“亲解其缚”，“扶入帐中”，奉为“上宾”，摇尾乞怜，一再表白自己“本无异心”，那意思很明白：我宋江对你们搞“仁义之战”，就是希望你们回去在天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早下一道招安赦书。
果然，被放走的官军们感谢宋江的不杀之恩，都为宋江投降出了力。
宋江投降之后，又去打别的起义军。
林彪所以搞“仁义之战”，也是为了投降。
林彪不是说“想中央（指国民党）、望中央的热望……到了顶点”吗？
不是说“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都应“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吗？
他既然对蒋介石如此忠诚，在解放战争期间，就自然专打击溃战，不打歼灭战，处处为国民党军队留下出路。

保护走狗，招降纳叛，为了投降。
这就是宋江、林彪之流搞“仁义之战”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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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开罗通讯

三月十五日，埃及人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这是埃及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又一重大胜利，它大长了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风。
埃及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三月十四日晚，萨达特总统前往人民议会向议会举行的特别会议发表讲话。
议会的议员、社盟中央委员、高级军政官员都出席了这次特别会议。
议会大厅里座无虚席。
电台和电视台作了现场转播，成千上万的埃及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聆听着埃及总统的讲话。

萨达特总统在历时三小时的讲话中，谈到了埃苏关系。
他强烈谴责苏联同埃及打交道时玩的“猫捉老鼠的把戏”。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苏联蓄意制造麻烦，拒绝卖给埃及武器和零件并且不断逼债。
他气愤地指出：“这是一种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
议员们顿时哗然，愤怒地高喊：反对苏联的恶劣行径！
这时，萨达特总统坚定地宣布，他决不屈服，决不向苏联的压力下跪。
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萨达特总统宣布他向议会提出的一项废除埃苏条约的法律草案时，会议达到了高潮，春雷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许多议员振臂高呼：“废除条约！
现在就废除！”
还有一些议员喊道：“马上通过（这项草案）！”
在议会厅外，收听广播和观看电视的埃及人也和会场上的人们一样兴高采烈，情绪激昂。
一名学生对新华社记者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从电视上看到议会厅里的场面时，大家都高兴得站起来振臂欢呼。

三月十五日晚上，人民议会复会，审议议会外交委员会提出的废约报告。
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废除这项条约。
一位议员说，这项条约应当废除，因为人民希望这样做。
另一位议员说，这项条约在诞生前就死了。
“我们向苏联伸开了双臂，而苏联对我们却不掏真心。”
最后，人民议会通过法案，废除埃苏条约。
这一果敢的决定反映了埃及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受到埃及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坚决拥护，正如许多埃及人所说，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

埃及人民之所以希望废除这项条约，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强加在埃及身上的桎梏。
一位埃及官员说：“自从条约签订以来，苏联从未认真履行过。
为此，萨达特总统同苏联进行过谈判和争吵，但是毫无结果。
既然苏联不仅没有履行义务的诚意，而且还干涉埃及内政，向埃及施加压力，我们只好废除条约，别无其他选择。”
废除埃苏条约，已成为埃及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成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一位埃及记者说：“这个条约对埃及没有任何好处。
埃及是被迫签字的，必须废除。
埃及人愿意同那些平等对待埃及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决不同欺侮埃及的国家合作。”
一名运动员赞扬废除条约的决定是一项“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定。
经济界一位人士说：“条约废除后，苏联可能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怕。
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受到第三世界和欧洲国家的支持的。
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克服苏联给我们造成的困难。”
埃及报纸对废除条约十分重视，以通栏大字标题和图片作了报道。
《金字塔报》和《消息报》的主编都发表文章阐明埃及的立场，谴责苏联对待埃及的丑恶行径。
开罗各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世界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反映。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电 《埃及新闻报》三月十七日发表社论谴责苏联对埃及废除埃苏条约所进行的赤裸裸的威胁。

《埃及新闻报》在评论塔斯社要埃及对废除苏埃条约的后果负完全责任的声明时说：“事实上，废除条约是埃苏关系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关系不仅萨达特总统抱怨过，而且他的前任纳赛尔总统也抱怨过。”
这家报纸指出：“苏联领导人给人们这样一种明显的印象，因为埃及要靠莫斯科的武器、技术和经济援助，所以他们就可以嘲弄埃及的独立。
尽管苏联允下了诺言，但无论是纳赛尔总统还是萨达特总统都未能从莫斯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武器。
有一阵子，埃及似乎不得不忍受象以色列占领一样的苏联的无限期占领。”
这家报纸强调说：“不友好的政策、歪曲和最终使条约陷于瘫痪的罪过不在埃及而在苏联领导人。
如果他们今天对于事件的转折感到惊讶，那么这只能归咎于他们的糊涂思想。
他们现在应该回想一下苏联同埃及关系的基础。
这些关系是在共同反帝政策，就埃及来说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苏联领导人却往往忘了这一点，一味追求他们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换句话说，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嘴脸就暴露无遗了。
他们几乎肯定可以发现废约的后果将是他们的责任。”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电 据中东社报道，埃及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三月十五日通过了一项建立埃及—中国议会友好协会的提案。

这项提案是由外交委员会成员德迈达什·图尼提出的。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举行会议，讨论莫桑比克的局势，并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说，安理会严重地关切由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反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所引起的局势。

决议重申津巴布韦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以及他们为争取这种权利而斗争的合法性。

决议谴责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包括军事袭击在内的一切挑衅和侵略行为，并呼吁各国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以加强它对罗得西亚充分实施制裁的制度的能力。

会上，莫桑比克外长希萨诺首先发了言。
他揭露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为了推行它一贯反对南部非洲人民的侵略政策，在它的不断升级的罪恶行动中采取一个新的步骤，并且对莫桑比克发动一场公开的侵略战争。
他说，这种行为造成了对莫桑比克、对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威胁。
他说，为了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政权、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莫桑比克作出了对史密斯政权加强制裁的决定。
它对史密斯政权采取经济制裁，封闭边境和中断同罗得西亚的一切联系等。

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在发言中指出，罗得西亚非法的少数人政权是对非洲南部人民的一个严重威胁，国际社会不能容忍这个政权继续存在下去。
他要求安理会谴责非法的少数人政权的侵略。

赞比亚代表卡曼纳说，当赞比亚决定关闭它同罗得西亚的边境和采取对史密斯政权全面的经济制裁时，它的行动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
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力支持莫桑比克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

牙买加、圭亚那、肯尼亚、埃及、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代表在发言中都谴责了罗得西亚非法的少数人政权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残暴镇压和它对莫桑比克侵略的新罪行。
他们要求给予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以坚决支持，并给予莫桑比克以适当的援助。

中国代表黄华在发言中强烈谴责了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活动。
他指出：“最近，它甚至以追击游击队为借口入侵莫桑比克，袭击莫桑比克境内村庄，宣布其边境地区为‘军事作战区’，并叫嚷‘这种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这是极端蛮横的。
这是对莫桑比克的威胁和挑衅，也是对莫桑比克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
黄华说，莫桑比克对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正义的行动得到了非洲国家的有力声援。

黄华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同情和坚决支持莫桑比克人民的正义斗争，强烈谴责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的侵略行径。
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支援莫桑比克人民的正义斗争，严正谴责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的侵略，扩大并加强对罗得西亚的制裁，并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联合国对罗得西亚制裁决议的贯彻执行。”
黄华在发言中还指出：“非洲是属于非洲人民的。
谁也改变不了非洲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
当然，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还在进行垂死挣扎。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安哥拉之后正在策划新的阴谋，企图插手并破坏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曲折，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洪流是阻挡不了的。
最后胜利必定属于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全体非洲人民。”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三月十七日发表声明证实，印度曾拒绝埃及向印度提出的为埃及的苏制米格式战斗机提供零件的要求。

发言人说：“我们接到了这样一个要求”，但是“由于我们的合同义务，我们不能供应这种零件”。

三天之前，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向人民议会提出终止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法案时，曾经说：“我们要求印度向我们提供零件。
他们说，他们得要求莫斯科许可。
这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后来印度人答复了，对我们说：俄国人说不行。”
西方通讯社指出，萨达特要求印度为埃及的米格战斗机提供零件，是在苏联拒绝了埃及要求之后，俄国的这种态度是它全面拒绝给埃及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作法的一部分。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会见了墨西哥合众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奥马尔·马丁内斯·莱戈雷塔。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陈德和、礼宾司副司长刘华。

新华社石家庄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电 在蒙古人民军建军五十五周年之际，河北省张北县革命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上午，向张北县境内的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献了花圈。
花圈上写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蒙古人民军烈士永垂不朽！”
参加献花圈的，有张北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林桂等。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无情地鞭笞了苏联的霸权主义，使苏修这个假朋友在阿拉伯世界和整个第三世界原形毕露、声名狼籍。
但克里姆林宫却恬不知耻，为了继续招摇撞骗、欺世惑众，急忙开动宣传机器，在对埃及进行新的讹诈和恫吓的同时，拚命为它在埃及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辩解。
可是，这完全是徒劳的。

塔斯社和莫斯科电台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一唱一和，大肆吹捧苏联在一九七三年中东十月战争中的所谓功绩，胡诌什么苏联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什么苏联和埃及在中东十月战争中进行了“军事合作”，等等。
在塔斯社和莫斯科电台的笔下，苏联变成了埃及天字第一号的大恩人，埃及理应对它顶礼膜拜、感恩戴德了！

但是，谎言掩盖不了真相。
铁的事实证明，苏联是破坏中东十月战争的罪魁祸首。

众所周知，苏联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中东，曾经呕尽心血地力图在中东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
它一向反对埃及和其它阿拉伯人民用武装斗争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
苏联卖给了埃及一些武器，但是规定没有苏联的许可，不准使用。
苏修头目曾一再对埃及进行恫吓，说它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
但是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军民冲破了苏联的束缚发动了反击以色列侵略的中东十月战争，这同苏联的意志是背道相驰的，这本身就是对苏联的沉重一击。

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一再拖延向埃及提供必须的武器。
尤其恶劣的是，当苏联获悉埃及和叙利亚的作战计划后，突然在战争爆发前两天撤退其在埃、叙的专家及其家属，并且张扬其事，这无异是向以色列通风报信，泄露军机，与奸细何异！
后来，战争刚打响六小时，正当埃及军队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的时候，苏联驻埃及大使又两次求见萨达特总统，编造谎言，企图诱压埃及停火。
埃及领导人识破了苏修的诡计，断然拒绝了苏联的停火建议。
战争的顺利进展，使苏修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十月十六日，柯西金亲自跑到开罗，同萨达特进行五次会谈，软硬兼施，兜售停火计划，但也遭到了失败。

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也在安理会施展出种种手段，企图通过安理会逼迫埃、叙停火。

苏联为了扑灭埃及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烈火，最后竟不择手段，悍然挥舞起武器禁运的大棒，向埃及施加更大压力，企图迫使埃及就范。
当以色列军队窜入苏伊士运河西岸、战争发展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苏联不仅停止提供新的武器，并且把原先答应在十月六日以前运到的武器也突然卡住了。
埃及在战争中损失的飞机一架也得不到补充。
运河西岸急需坦克，也没有得到补充。
而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却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得到新的武器和弹药。
不仅如此，苏联一方面提出要埃及对所有购买的苏制武器都要马上支付硬通货，大发战争财，显出一副十足的军火商嘴脸，另方面又冻结了对埃及的非军事“援助”，甚至向埃及逼债，索取八千万美元的债款利息，要乘人之危大捞一把。

这就是苏联在中东十月战争中的卑鄙行径！
这就是苏修对中东十月战争同埃及“合作”的真相；
这就是苏修在中东十月战争中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苏修好话说尽，坏事作绝。
心劳日拙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现在编造谎言，给自己脸上搽粉，这真是枉费心机。
苏修的恫吓也好，辩解也罢，只能引起埃及和其它阿拉伯人民的憎恶和鄙视，为第三世界人民所不齿。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台北消息：蒋帮为维持它对台湾省人民的反动统治，竭力用反动腐朽的文艺腐蚀麻醉台湾人民，造成台湾社会风气败坏不堪，激起台湾人民强烈不满。

据台湾报刊报道，近年来整个台湾省动荡不安，蒋帮害怕台湾人民心向社会主义祖国，加紧用各种手段向台湾人民灌输对蒋帮效忠和反共的里想，文艺被它当作进行这种反动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蒋帮头目蒋经国最近在一次讲话中大肆鼓吹：“传统的中国戏曲，内容主要是对忠孝节义的阐扬，做为社会教育的一环，今天的戏剧也应着重此种精神的发挥”，妄图通过这种戏剧“教育”台湾人民对蒋帮尽“忠”守“节”。
不久前蒋帮在台中市召开的“文艺团体年终联谊座谈会”上，要求台湾文艺工作者“研讨如何激发反共思想”的问题，提出要确立反共思想为“文艺中心思想”。
在蒋帮的倡导和策划下，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忠孝节义”的戏剧和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祖国进行造谣诬蔑的反共小说、影片等纷纷出笼，甚嚣尘上。

为了适应蒋帮媚外卖国政策的需要，就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的文艺。
美化叛国投敌人物的京剧《四郎探母》，被蒋帮报刊吹捧为“一出千锤百炼之骨子老戏”，经常由几个“国剧社”同时演出。
最近蒋帮除组织所谓“名伶、名票大会串”，“义演”这出卖国戏外，还鼓励一些机关、学校的业余剧社演出。
蒋党《中央日报》的“国剧社”在演出这出戏时，由它的“八名女记者扮演宫女”，并在报上登出了剧照。
蒋帮的电视台也连续播映以“清宫秘史”为题材的电视历史剧，大肆宣扬卖国主义，使台湾“时下的电视节目，举目所见尽是皇上、太监、奴才，‘喳’‘喳’之声不绝于耳。”
此外，为地主阶级唱赞歌的《打侄上坟》，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的《六月雪》等等坏戏，也经常出现在台湾的戏剧舞台上。

蒋帮为了麻醉台湾人民，还大量上演宣扬诲淫诲盗和鬼怪的电影。
据台湾报纸报道，多年来，台湾出产的影片盛行“两头主义”，即“枕头与拳头”，不是“性”就是“打”。
当这种“两头主义”的电影生意大不如前时，“代之而起的，是‘鬼打架’的鬼怪片”。
什么《古镜幽魂》、《夜半怪谈》、《阴阳界》等等，“一窝蜂大量出笼”。
在音乐方面，流行靡靡之音。
《自立晚报》说，这种音乐“歌词鄙俗低级，刺激官能，引人堕落颓废，令人志气消沉。”
据报道，这些反动腐朽的文艺，使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毒害，造成台湾的社会风气败坏不堪。
由于电视、电影“诲淫、诲盗兼诲犯罪技术”，台湾的凶杀、强奸、抢劫等犯罪案件与日俱增，案情的严重程度也日甚一日。
一个名为“狂风暴雨帮”的流氓集团，其成员大部分是被反动腐朽文艺所腐蚀的青少年，他们经常在台北市大安、古亭、景美等地区抢劫及强奸妇女，被劫被奸者稍有反抗，即遭他们痛殴甚至凶杀。
类似这样的流氓集团在台北还有四十多个，迫使青年妇女夜间都不敢出门。

蒋帮用反动腐朽文艺腐蚀麻醉台湾人民的罪行，激起台湾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
一位大学教授以《不应该再是沉默的一群》为题在报上发表文章，愤怒指责电视剧“胡撰乱编”“过于荒谬”，质问蒋帮炮制这种电视剧“究竟存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
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指责蒋帮这样做摧残下一代，流毒不浅，要求认真“净化文艺节目，阻遏邪风。”

本报讯 青海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原省军区教导大队副大队长罗荣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兰州逝世。
罗荣同志一九三○年八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