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姚文元同志同凯山、西巴色同志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同老挝党政代表团团长、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副团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扎根农村　誓做普通劳动者
安徽三万八千多名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
陕西六千多“社来社去”中专毕业生奔赴农村
新华社合肥1976年03月16日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安徽省最近有三万八千多名应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决心以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促进了安徽省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发展。
从去年年底以来，各地党委先后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把做好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当成回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一项战斗任务。
在各地召开的会议上，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各种奇谈怪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在阜阳、宿县、池州等地区和蚌埠、合肥、安庆等城市，许多机关、厂矿和学校还先后举办了毕业生学习班、下乡知识青年家长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教导，批判刘少奇、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以及他们散布的“读书做官”、“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
广大干部和群众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措施，谁要反对文化大革命，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就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和批判，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纷纷送子女下乡务农。
蚌埠市六千多名应届毕业生争着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首批毕业生近四千人从动员到基本走完，前后只用了二十多天。
这几年来，安徽省各城市中学大都办了农村分校，组织学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分校学习和劳动，促进了教育革命的发展，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这些农村分校在办校中，把阶级教育作为一门主课，把爱农务农、扎根农村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
各分校经常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请社队干部讲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请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谈在农村锻炼成长的体会。
各农村分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围绕着普及大寨县的需要，开设了政治、农业知识、集体生产劳动三门必修课，另外还开设了拖拉机、柴油机、发电机和土壤分析、农村财会及照明电路等专业课。
在教学方法上，坚持大小课堂结合，教室内与田头结合，把教学、劳动和科研结合起来。
因此，应届毕业生在下乡之前，不仅有了立志务农的思想准备，也掌握了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的知识和技能。
据新华社西安电
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从陕西省三十多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六千多名“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陆续奔赴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
他们在走上新的战斗岗位之前，纷纷表示要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六千多名学员，是陕西省农林学校、榆林地区农业学校、延安地区卫生学校、汉中师范学校、大荔师范学校等三十多所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
1974年，这些学校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经验，开始招收“社来社去”的学生。
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农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知识青年和复员转业军人，来到这些学校学习。
在学习期间，他们努力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教育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学而优则仕”和“读书做官”论，同种种否定“社来社去”的谬论进行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
毕业前夕，他们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大字报，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回乡当农民，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的坚强决心。
这批工农兵学员奔赴农村以后，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做出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欢迎。
“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坚决不做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这是陕西省六千多名“社来社去”中专毕业生的共同誓言。
应届毕业生宁百川，在学习期间，连续给学校党委写了两封信，表示要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立志当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毕业后，宁百川回到了推荐他上学的合阳县农科所工作。
为了实现当农民的决心，他又先后向农科所和学校党委提出申请，要求回队当农民。
他回队后，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在队上推广了“万株棉”的先进经验。
最近，宁百川积极投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他在一篇题为《坚持“社来社去”方向，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中，批判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
目前，陕西省这批“社来社去”的中专毕业生，正在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沈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反击右倾翻案风　促进工业生产
“批判右倾翻案风，促进生产大发展！”
沈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全厂革命和生产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沈阳矿山机器厂党委领导成员，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开始，就深入到车间、班组中，同群众一起，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头批判修正主义，带头回击右倾翻案风。
全厂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为了保证干部走在运动的前面，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党委要求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点；
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一点，批透一点。
他们逐级办学习班，逐级培训骨干。
从厂党委到车间、科室支部，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
在工人群众中建立有理论骨干参加的学习组和革命大批判组。
由于层层有骨干带头，有组织保证，全厂很快形成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群众运动。
厂党委在带头学习、带头批判中，紧紧抓住“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进行剖析。
在党委中心理论组的学习批判会上，他们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从
“三项指示为纲”的出笼背景、目的、理论基础、折中主义手法等方面，深入批判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大家指出：
“三项指示为纲”违背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它的要害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阴谋如果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翻案不得人心。
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领导带头批判，带动了群众性的批判。
群众性的批判，又给领导提供了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新经验。
厂党委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及时总结、推广了金装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和工人群众反复学习《矛盾论》，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深入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的经验。
他们通过学习《矛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加深了对“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理解。
接着，又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加深了对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理解，认清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翻案复辟的险恶用心。
金装车间的这个经验，推动全厂职工在大批判中进一步抓紧理论学习。
这个厂的广大群众，还把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继续批孔和评论《水浒》结合起来，使大批判步步深入。
正如广大工人群众所说的那样，对“三项指示为纲”，“越批路线越清，越批觉悟越高，越批劲头越大”。
随着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干部、群众不断加深了对“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理解。
大家说：
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正是为了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社会主义祖国更多更好地增加生产，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群众说：
我们一定要警惕阶级敌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一定要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把生产搞得更好。
钢带机是国家急需的产品，过去这个工厂最高年产量是七台，今年国家要求他们大幅度增加产量。
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坚决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
研究所和工艺科的技术人员，批判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专业技术队伍同工农相结合的奇谈怪论，深入车间、矿井，同广大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大搞设计革命；
工人群众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提出一系列改革设计、改革工艺的建议；
党委领导成员批判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谬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跟群众共同研究和解决企业管理、生产技术等问题。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革命大批判促进设计改革、工艺改革，实行部件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全厂生产蒸蒸日上。
“咱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和修正主义的现代化对着干！”
沈阳矿山机器厂的工人大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自力更生制造“争气机”。
工人们早来晚走，重活脏活抢着干。
后勤人员也紧密配合。
全厂继提前完成01月份的生产任务，又超额完成了02月份的生产计划。
　本报记者

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株洲市实行厂社挂钩的部分知识青年，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决心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据新华社长沙1976年03月16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湖南省株洲市实行厂社挂钩的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举行批判会，用自己下乡锻炼的收获和切身体会，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他们表示要用坚持乡村干革命、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最近指出：
“翻案不得人心。”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株洲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他们说，毛主席的指示深刻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表达了我们广大知识青年和全国人民的心意，激励着我们同工农兵一道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争到底。
他们表示，在当前的斗争中，我们要把学习摆在首位，更深入地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株洲市知识青年回顾上山下乡三年来的斗争实践，用大量事实说明阶级斗争是各项工作的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他们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的三年，是在阶级斗争风浪中战斗的三年。
株洲县王十万公社党委副书记、女知识青年刘瑞湘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否定阶级斗争为纲，还胡说什么“阶级斗争那能天天讲？”
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这暴露了他妄图取消阶级斗争，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险恶用心。
她联系自己在一个“老大难”单位蹲点，帮助一个后进队改变面貌的经验说，我们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纲，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阶级斗争这个纲。
在株洲县白关公社白关大队插队的女知识青年黄淑珍在批判会上说，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正是为了推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他就必然要反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株洲厂社挂钩、知识青年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的巩固和发展，对他是有力的批判。
就拿我们知识青年点来说，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和公社挂钩的红湘江机器厂党委，曾一批又一批地派出工人理论骨干来到农村，为知青点和农村社队培训理论辅导员，推动了农村学习运动的发展，使政治夜校成为学习革命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革命促进生产，我们公社在工人阶级大力支援下，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生产逐年发展，现在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千斤。
这些事实表明，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这一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具有重要意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害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说明了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就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我们革命青年要同他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誓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群丰茶林场知识青年钱新武在批判会上说：
下乡以来火热的斗争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和限制。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读书做官”、“知识私有”，就是向我们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下乡不久，林场的两千多亩杉树林有半数遭到山白蚁等虫害的摧残，大家十分焦急。
这时候，我们到处打听防治害虫的方法。
有的社员说：
“外地倒是有会治山白蚁的人，他们挖一窝白蚁要好几十元钱，这种人把知识和技术当作‘摇钱树’，我们那能请得起？”
听了社员的话，我们想了很多很多。
就在这个时候，公社党委叫我们成立防治山白蚁等病虫害的科研小组，推选我担任组长。
当时，我虽然下乡才个把月，在城里连白蚁是个啥模样也没有见过。
可是，我觉得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应当急贫下中农之所急，便大胆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我和科研组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实践论》作指导，坚持为革命钻研技术，每天早晚上山观察，边干边学，在贫下中农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摸索了一套防治山白蚁、家白蚁的经验。
几年来，我们共挖出一百四十三窝各种白蚁，为发展林业生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们从不把知识和技术当作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那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那里去。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政治对技术的统帅作用，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我们的灵魂。
我们一定要予以迎头痛击！

不许效法孔老二开历史倒车
无锡电缆厂工人理论组
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指出：
“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就是一面恢复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的旗帜。
他扯起这面破旗，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如政治上的法治，经济上的废井田，思想上的反天命，进行了全面的攻击，顽固地想阻挡奴隶制度灭亡的历史潮流。
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一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旗帜。
他利用这面杏黄旗，煽动右倾翻案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继续推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我国引到资本主义斜路上去。
由此可见，“三项指示为纲”和“克己复礼”，虽然旗号不同，但复辟倒退的实质却是一致的。
古今的翻案派、复辟派，在提出自己的反动政治纲领的时候，总要制造折中、公允的舆论，以蛊惑人心。
孔老二大肆进行“中庸之道”、“仁者爱人”的说教，想麻痹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放弃反对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列起来，大讲什么“互相联系，不能分割”，似乎不偏不倚，“全面”得很；
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里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倾向性。
他把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同起来，就把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抹杀了，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纲勾销了。
他完全站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
所以，孔老二也罢，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罢，在他们披着的折中主义的外衣里面，是赤裸裸的复辟倒退的政治。
一切复辟派抛出一个反动的政治纲领，必然要推行一条反动的组织路线。
孔老二为了达到其“兴灭继绝”、“克己复礼”的罪恶目的，到处“举逸民”，让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
同时竭力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扼杀反映社会变革的新事物。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不讲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不问这个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如何，不问这个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统统搜罗起来，聚成一股右倾翻案势力，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开道。
相反，他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十分仇视，肆意加以诬蔑和打击。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把古今复辟派的言行对照起来分析，可以看到，孔孟之道经过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粉饰和发挥，成了一个完整的反动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搞复辟倒退的反动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
刘少奇和林彪搞修正主义，就都把孔孟之道作为思想武器。
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乞灵于孔孟之道，刮右倾翻案风，复辟资本主义。
这充分说明了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想开历史倒车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的反动本性是改不了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每个大的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总会有人跳出来反对，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转，因为革命革到了他们的头上，触动了他们所要维护和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
他们总是要用旧的意识形态，来美化旧的制度，挽救它的灭亡；
用旧的意识形态作武器，排挤、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
因此，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继续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逐步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从辫子的“盘”与“放”谈起
公冶平
去年夏季前后，右倾翻案活动甚为嚣张的时候，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颇有点得意忘形地说：
“我这个人，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还说什么“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2次吗？”
言下之意，为了复辟，大有“横下一条心”，撞到南墙也不回头之势。
说起辫子，不禁令人想起鲁迅的小说《风波》。
茂源酒店老板赵七爷，为了躲过辛亥革命后剪辫子的浪潮，“将辫子盘在顶上”，样子很是老实。
后来，一听说张勋复辟，“皇帝坐了龙庭了”，赵七爷立刻欣喜若狂，把辫子重新放下来，神气活现地大谈“皇法”，恐吓农民。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六十多年前的赵七爷颇为相似，也把辫子“盘”了一阵，当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又“放”下来了。
“盘”，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以后，不得已才收敛了一下，口头上大表“悔改”之意，发誓“永不翻案”，但心怀复辟之志，等待机会，以求一逞。
“放”，就是他错误估计了形势，想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跳出来反攻倒算。
他这一“盘”一“放”，是由阶级斗争的形势决定的。
它告诉我们，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值得警惕的是，“辫子”可以从“盘”到“放”，也可以从“放”到“盘”。
凡是不肯真心认错、彻底改悔的走资派，都有这种循环。
此人那番关于“辫子”的自白，正说明由于不肯改悔，以至于旧病复发。
自己明明是代表资产阶级搞翻案，却要掩饰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明明是干了复辟的勾当，却说是什么“好心办了坏事”。
这不是欺人之谈，又是什么？
是不是又想从“放”到“盘”呢？
至于他的所谓“辫子多，一抓就几个”，本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对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和教育的诬蔑。
不过，凡是修正主义的“辫子”，资本主义的“辫子”，我们就是要抓住不放，非批不可。
这也是为了击一猛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充分利用反面教材　提高继续革命觉悟
中共甘肃省临泽县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教导，在领导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注意抓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的革命。
去年，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有个教育刊物登了一篇所谓“评论”，打着提高教学质量的招牌，发表奇谈怪论，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感到这是对教育革命的诬蔑和攻击。
我们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了分析批判。
随着教育界、科技界的革命大辩论的深入，特别是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就更明白了，原来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来自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要害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是不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农业学大寨运动能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发展。
前几年，我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县委没有真正认清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往往只是埋头搞生产，越搞不上去越着急。
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大家逐步弄清楚了，搞社会主义生产，不是简单地去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
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就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活动。
这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发展，1974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六百九十七斤，1975年平均每人生产粮食一千一百多斤。
这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反面教材。
试想，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还谈得上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吗？
毛主席最近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充当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不足为怪的。
因为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世界观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处处感到格格不入，要跳出来反对。
但是，我们要看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走资派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特别是我们有的同志，还看不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与民主革命的区别，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更加值得警惕。
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站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批判，并利用这份反面教材，来提高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深入开展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历史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了
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工人理论小组
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凡是搞复辟倒退的人，都钻到这个千年陈库里去寻找思想武器。
刘少奇是这样，林彪是这样，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这样。
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和孔老二炮制的“克己复礼”反动政治纲领，如出一辙。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古今中外一切搞复辟倒退的人，总是极力抹煞阶级斗争，为他们开历史倒车，复辟旧制度鸣锣开道。
过去，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潮流面前，孔老二及其门徒大肆宣扬“和为贵”，就是妄图欺骗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放弃推翻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继续俯首帖耳地忍受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今天，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叫嚷：
“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并把安定团结说成是“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妄图诱惑人们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来搞安定团结，以便他们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反攻倒算，搞复辟活动。
这与孔孟宣扬的货色，一脉相承。
其实，孔老二也罢，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罢，都不是真的要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孔老二原先公开站在鲁昭公一边，反对鲁国新兴的地主阶级；
后来又用“打进去”的办法，骗取鲁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季氏的信任，从内部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
他刚当上鲁国代理宰相不到三个月，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工作不久，就煽起右倾翻案风，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排斥、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新干部。
他们不都是气势汹汹地在搞复辟倒退吗？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孔老二一样，为了复辟，为了翻案，大肆散布什么“今不如昔”的谬论。
孔老二对当时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大叫“礼崩乐坏”、“天下无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诬蔑为“积重难返”等等。
他们玩弄这样的手法，无非是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局势搅乱，以便趁机向革命的阶级反攻倒算。
孔老二在大造“今不如昔”反动舆论的同时，竭力扶植奴隶主贵族旧势力，恢复旧制度。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革命的大好形势后，提出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
怎么
“整顿”呢？
说穿了，就是要整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重新推行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他大肆“请隐士”、“举逸民”，从教育界、科技界和其他方面大搞翻案活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
这不就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反动货色吗？
一切搞复辟倒退的人都是极端仇视新生事物的。
孔老二是如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如此。
在奴隶制土崩瓦解，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起来革命的时代，孔老二疯狂反对“铸刑鼎”和“田赋制”等革新措施，甚至连小小酒杯改变点样子也看不顺眼。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喊经过文化大革命，学校不象学校了，科研单位不象科研单位了，攻击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一不懂行，二不热心”等等，并四出动手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但是新生事物是扼杀不了的，它必将在斗争中得到发展。
我厂出现的“十个好”的新生事物，即老、中、青三结合好，工人理论队伍好，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好，工宣队好，七·二一工人大学好，五·七干校好，民兵“三位一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工人医生好，普及革命样板戏好。
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我厂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跟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产物。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大加诬蔑和攻击。
他拚命为复辟旧制度效劳，比起孔老二来，真是毫不逊色！
但是，“翻案不得人心。”
复辟绝路一条。
孔老二为复辟奴隶制奔走，最后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下场。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翻案活动，在革命人民的揭发和批判下，越来越孤立。
总之，革命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妄想开历史倒车的人，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继续深入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反击右倾翻案风　更有力地支援春耕
安徽砀山县商业局理论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认识得更清楚了，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也认识得更透彻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办不到。
就拿我们砀山县的商业战线发生的巨大变化来说吧。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有的单位只抓购、销、调、存、赚，不问方向和路线，“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严重。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商业职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了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端正了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
全县农村商业普遍实行了贫下中农管理，更好地落实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大家更自觉地注意限制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抵制了不正之风。
为了更好地支援农业，我们办起了家畜配种站、土农药、土化肥厂，还组织了几十个支农服务队，常年战斗在农业生产第1线，有力地支援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事实雄辩地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
“翻案不得人心。”
这说出了我们广大商业职工的心里话。
我们商业职工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同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支援当前春耕生产，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国产远洋货轮“风光”号的船员，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新华社记者摄

为何“拂袖而去”？
沙晴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电影《春苗》，看了一半便悻悻然拂袖而去，连声呵斥
“极左”。
一部电影都没看完，就扣上一顶吓人的帽子，此种作风太霸道了吧。
当然，他看不下去，也是必然的事，并不奇怪。
这部优秀故事影片，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对新生事物从来是仇视的。
在《春苗》的面前，他当然如坐针毡了。
他为什么大骂《春苗》是“极左”呢？
就是因为影片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描写了广大革命群众反对走资派的斗争。
这岂不是触痛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根最怕碰的神经吗？
影片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春苗，又塑造了一个走资派的典型——杜文杰作为反衬。
前者分明是他的眼中钉，后者显然是他的心头肉。
惺惺惜惺惺，走资派惜走资派。
一个普通的农村赤脚医生，竟然敢面对面地批判杜文杰，这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妄为”，“太过分了”，是“极左”，他怎能容忍呢？
于是便破口大骂，拔步就走了。
这使人想起了鲁迅谈到艺术典型时的一段耐人寻味的分析：
“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
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
《春苗》勾画了走资派的疮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了就如自己的疮疽被揭一样；
《春苗》好象一面镜子，走资派看了，发觉杜文杰的面孔很象自己的形象，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怎么把自己写进电影去了！
于是火冒三丈，必欲把这部影片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是，既有走资派存在，就有杜文杰的形象，这个事实，几声咒骂是取消不了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拂袖而去，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部影片的成功。
这件事告诉人们，《春苗》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走资派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大快人心，很好，很好！
然而，话说回来，我们认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果肯改悔的话，还是看完这部影片有益处。
看一看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听一听贫下中农、劳动人民的呼声，以及他们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愤怒批判，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还不应该吗？！
影片的后半部，春苗有一段深刻的话：
“我想了很久，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领导吗？
可他们为什么总不听毛主席的话呢？
在他们的心中为什么没有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呢？
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开始懂得了杜文杰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了钱济仁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他们从上到下代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呀！”
这一针见血的批判，不同样是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右倾顽症的精妙诊断吗？
难道不应该看一看、听一听吗？

反“极左”的背后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战士　李青锋　郭伟年
电影《春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曲赞歌。
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催发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一代新人。
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它，热情赞扬它。
可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攻击《春苗》是“极左”。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春苗》把田春苗和杜文杰的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作为戏剧矛盾冲突的主线，第1次在故事影片中正面表现和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它通过描绘支持还是反对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本身就和杜文杰一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粉碎了走资派的复辟梦想。
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有的根本就不认输。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却是一场悲剧。
当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场面在《春苗》中再现的时候，当然就象尖刀捅着他的心窝子一样，感到“过分”、“过激”，难以忍受。
同时，象春苗这样的赤脚医生，本身既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又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这就不能不被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因为在他头脑里时刻盘算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复辟资本主义。
他把《春苗》污蔑为“极左”，完全是出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仇视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阴暗心理，出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动立场。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反“极左”为名，恶毒攻击《春苗》，目的是反对文学艺术反映文化大革命，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艺战线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生活，创作了大批热情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文艺作品。
这些优秀作品较好地反映和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突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这对于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大有益处的，而对于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说则是沉重的打击，因而他们对于文艺战线这种革命的大好形势，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总是妄图给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加上种种罪名，置于死地而后快。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肆攻击社会主义文艺“今不如昔”，污蔑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提出要“整顿”文艺。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歌颂文化大革命、批判走资派的优秀影片《春苗》污蔑为“极左”，恰恰暴露出他极右的反动实质。
既然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批判走资派的作品统统是“极左”，那么，在他看来只有按照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旨意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让封、资、修的毒草出笼，他才高兴。
如果照此办理，只能是重新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来占领文艺阵地，使无产阶级文艺变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极左”背后的真实用意，就在这里。

革命样板戏鼓舞着我们去战斗
——小靳庄大队干部社员批驳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革命样板戏的谬论
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面前，泰山压顶腰不弯。
今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更使他们斗志昂扬。
最近，他们举行座谈会，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丰硕成果，用小靳庄人民学唱、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生动事实，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等谬论，揭露他否定文艺革命，攻击革命样板戏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丰
硕成果，是实践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
光辉典范，是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
育的生动教材
王　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革命样板戏是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创作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典范，是文艺革命的丰硕成果。
我们贫下中农热爱革命样板戏，写诗赞美革命样板戏，诗中写道：
“革命文艺放光彩，贫下中农心花开。
大唱革命样板戏，革命征途大步迈！”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于深刻地反映了我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革命样板戏，他当然看着不顺眼，听着不顺耳，拚命来反对。
他诬蔑样板戏是“一花独放”，并不是要无产阶级文艺百花齐放，而是反对放无产阶级的香花，而要“放”封、资、修的毒草，反对无产阶级在文艺舞台上对资产阶级专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就是要跟他对着干。
去年，我们党支部组织了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把样板戏当作向社员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
社员们看了样板戏，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加深了对各项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解。
周克周（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我们唱样板戏，就是要否定文艺革命，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文艺。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村有个旧评剧团，演的都是封、资、修那一套。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劳动人民被丑化，贫下中农越看越生气。
那时我们大队贫下中农不香，地富不臭，歪风邪气抬头，成了“老大难”。
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小靳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9年09月，大队成立了新的党支部。
党支部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1971年办起了政治夜校，党支部号召并组织群众学唱革命样板戏，很快形成了风气。
我们为什么爱唱样板戏呢？
因为样板戏演的是工农兵，歌颂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出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志气和理想。
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学唱革命样板戏，无产阶级思想到处发扬，学大寨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这个“老大难”大队逐渐变成了先进单位，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
于　芳（一队妇女队长）：
翻案是不得人心的。
去年夏季前后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们小靳庄的干部和社员没有低头，没有弯腰，没有乱脚步。
我们的口号是：
狠抓阶级斗争，坚决顶住复辟倒退的逆流，照样大唱样板戏，用革命推动生产，夺取农业大丰收。
去年冬季水利工程施工时，个别社队由于受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影响，变相地实行了小包工，我们却坚持“五到工地”，其中就有样板戏到工地这一条。
通过唱样板戏，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堵住了资本主义路，促进了施工进度。
结果原定二十天挖六千三百方土的任务，十三天就完成了。
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样板戏是教育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
王秀民（女，大队理论小组成员）：
去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小靳庄社员唱样板戏，我们听了肺都气炸了。
贫下中农就同他们来个针锋相对。
我们向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学习，挺起腰杆，顶逆风、战恶浪，十二级台风刮不倒。
我每天唱样板戏，在工地，特地站在高坡上唱；
在家里也唱，专唱《红灯记》里“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这一段。
社员们高唱革命样板戏，唱得大家精神抖擞满身劲。
革命样板戏在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扎下了根，谁想反也反不掉。
革命样板戏的普及，给小靳庄的革命、
生产发展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促进了群众
性业余文艺创作的繁荣
王灭孔（大队理论小组组长）：
革命样板戏中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鼓舞我们革命斗志的力量。
我们小靳庄贫下中农通过学唱革命样板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农业生产也连年增长。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说什么“现在是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小靳庄有什么好！”
还有人说什么：
“说说唱唱过不了‘黄河’，蹦蹦跳跳过不了‘长江’”，这都是诬蔑！
我们大队一直坚持“农业学大寨”的正确方向，学习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抓革命，促生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粮食年年丰收。
1974年粮食亩产八百二十五斤，过了“长江”；
1975年达到一千零四十四斤，闯过了千斤大关。
1974年向国家交售余粮二十五万斤，1975年达到四十万斤，社员收入增加，生活不断改善。
这些铁的事实是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最有力的批判！
魏文中（老贫农社员）：
我们贫下中农唱样板戏，学英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去年浇地时，我们从老远的地方引来河水，不但浇了自己的地，而且不声不响地浇了兄弟队的地。
秋收种麦时，我们又在自己人力物力紧张的情况下，主动派出人力，调出机器到兄弟队去支援。
这都是我们学习江水英，发扬“龙江风格”的实际行动。
陈振荣（女社员，五十五岁）：
我们老大娘唱样板戏，学盼水妈、沙奶奶、张大娘，送水到地头，还参加拣麦穗的劳动，劲更足了，继续革命的思想更坚定了。
我们还用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思想品质和斗争精神教育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啥是革命，为啥革命，啥是复辟，永远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革命到底！
王卉敏（大队政治夜校辅导员）：
革命样板戏是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学唱和普及革命样板戏，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促进了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的深入发展，促进了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开展。
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我们大队的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兴起，社员男女老少都拿起笔来写革命诗歌，歌颂毛主席、共产党，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十分活跃，美术创作、体育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我们在创作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的时候，努力学习和运用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努力反映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
最近，我们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举行了赛诗会，满怀革命激情，朗诵战斗诗篇，向右倾翻案风进行有力的回击。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工农兵唱
样板戏是“极左”，恰好暴露了他们的极
右本质。
他们妄图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
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坚决不答应
王廷合（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现实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
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地主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
过去刘少奇鼓吹唱旧戏、看旧戏，就是要腐蚀我们的思想，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仅插手教育界、科技界，还把手伸到文艺方面来了。
说怪不怪，他过去就是个旧戏迷，爱的就是封、资、修的坏戏，心里想的和实际干的是资本主义。
今天，他仍然反对样板戏，正好说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
陈振荣：
我们大队的社员，从几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热爱样板戏，都学唱样板戏。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我们老太太唱样板戏是“极左”，我们听了很生气，越想越恨。
我们老太太唱样板戏唱定了，过去唱，现在唱，往后还唱。
我们学唱样板戏，学的是无产阶级英雄的革命精神，为的是反修防修闹革命。
我们从旧社会熬过来的人，受尽剥削压迫，最懂得恨啥爱啥；
懂得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我们老太太也有份。
他们反对我们老太太唱样板戏，就是反对我们学英雄、闹革命，就是想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去，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办不到！
魏文中：
革命样板戏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我们就是要拿起这个武器，斗天，斗地，斗敌人，干社会主义革命，奔共产主义大目标。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我们工农兵学唱革命样板戏，胡说老大娘唱样板戏是“极左”，这正好暴露了他们极右的本质。
他们是想让牛鬼蛇神重新上台，让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我们贫下中农不信这个邪，坚决和他们斗！
样板戏里的正面人物演的是工农兵，颂的是工农兵。
我们越看越爱看，越唱越爱唱；
越看越受鼓舞，越唱越长革命精神。
最近，我写了一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诗歌，其中有这么几句：
“大粗嗓爱唱样板戏，老茧手偏要写诗歌，‘十二级台风’算个啥，咱和它专开对头车！”
（附图片）
小靳庄大队贫下中农在田头郎诵战斗诗篇，反击右倾翻案风。
本报记者摄

中联部外交部举行文艺晚会欢迎老挝党政代表团
凯山、西巴色等老挝战友参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姚文元、吴德等陪同观看演出　姚文元等陪同参观展览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
中联部、外交部今天晚上举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以凯山·丰威汉同志为团长、奔·西巴色同志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中联部长耿飚，外交部长乔冠华，文化部长于会泳，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驻老挝大使国鹰等，陪同老挝战友观看演出。
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西扎伦、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北京的其他老挝朋友，也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
晚会上，中国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节目。
他们还怀着对老挝人民的友好情谊，演唱了歌颂老挝人民新生革命政权的老挝歌曲《新老挝万岁》。
演出受到热烈鼓掌欢迎。
演出结束后，凯山·丰威汉、奔·西巴色同志由姚文元、吴德同志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
以凯山·丰威汉同志为团长、奔·西巴色同志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陪同，今天上午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受到展览馆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
这里展出的有大寨大队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事迹。
老挝贵宾们详细了解了大寨大队改山、治水、造田的经验。
展览馆的负责人向老挝战友介绍了大寨大队贫下中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贫穷落后的旧大寨改造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
在参观河南省林县人民建设红旗渠的情况展览时，讲解员把当年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用过的一根由一米长磨剩三寸长的钢钎给贵宾们看。
凯山·丰威汉同志说，这的确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参观以后，凯山·丰威汉等老挝同志同讲解员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陪同老挝战友参观的还有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中国驻老挝大使国鹰。
（附图片）
中联部、外交部举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老挝党政代表团。
演出结束后，凯山·丰威汉同志、奔·西巴色同志等由姚文元、吴德同志等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凯山·丰威汉等老挝战友在姚文元同志陪同下，参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新华社记者摄

丹麦对外经济事务大臣诺高到京李强部长设宴欢迎丹麦贵宾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丹麦对外经济事务大臣伊瓦尔·诺高一行，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长李强，外贸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彭金波、高立兴、张星桥等到机场迎接。
丹麦贵宾在到达北京之前，曾在广州、上海进行了参观访问。
在广州、上海期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分别宴请了丹麦贵宾。
外贸部局长郑拓彬、丹麦驻中国大使帕卢丹，专程前往广州迎接，今天同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丹麦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西欧一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
今天下午，李强部长同诺高大臣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外贸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丹麦对外经济事务大臣伊瓦尔·诺高一行访问中国。
丹麦驻中国大使帕卢丹应邀出席了宴会。
李强部长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丹麦是最早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两国的贸易关系也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不断发展。
去年我们同欧洲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并派出了大使，这对进一步发展我国同包括丹麦在内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表示相信，诺高大臣这次访华，将进一步促进中丹两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发展。
诺高大臣在祝酒时说，丹中之间存在着长久的友谊，建交以来，我们的关系始终是良好的，对双方来说都是令人满意的。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文化、体育、医药及其他科学、林业、技术和工业等许多领域中的往来增加了。
他说，我们赞赏中国对于我们为加强西欧内部合作所进行的努力持有的积极和令人鼓舞的态度。
我们期望，西欧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谅解和关系能进一步加强。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局长郑拓彬，副局长彭金波，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梁上苑等。

乐声阵阵传友情
——记日本名古屋电气工业高等学校吹奏乐团在北京访问演出
03月05日夜晚，客机满载着日本第1批青少年音乐友好使者——名古屋电气工业高等学校吹奏乐团，降落在首都机场。
这些年轻的日本朋友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首都——北京，紧握欢迎群众的手，友谊的暖流在双方心中激荡。
吹奏乐团的朋友们，大多是第1次来中国访问，他们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渴望增进日中两国青年的友谊和了解。
在短短的几天的访问里，中日两国朋友，沉浸在友谊的欢乐之中。
行车路上，他们放声歌唱中国歌曲《红星歌》、《金色的太阳永不落》。
天安门前，他们合影留念，铭记这难忘的访问。
联欢会上，他们畅谈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互相赠送留作纪念的礼品。……
东海把中日两国人民紧紧相连在一起，吹奏乐团的来访，又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
在宽敞的民族文化宫里，热情的观众济济一堂，热烈欢迎吹奏乐团的访问演出。
年青的演员们热情洋溢地演奏表现日中友好的《日中友好进行曲》。
刚劲有力的歌声，在舞台上下回响：
“跨过历史年代，越过大海重洋，
日本和中国友好的旗帜，永远迎风高高飘扬。”
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人民为了增进互相了解，在文化、体育各个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
1974年，我国中央乐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人民和吹奏乐团的热烈欢迎，同吹奏乐团建立了友谊。
为了表示纪念，中央乐团赠给吹奏乐团钢琴协奏曲《黄河》唱片。
日本朋友经过努力，把这一协奏曲改成了吹奏乐曲，在日本表演。
今天，这乐曲在我国北京同首都观众见面了，使人感到格外的亲切。
吹奏乐团在中国有不少相识的老朋友，在这次访问演出中又交结了许多新的朋友。
演出的空隙，日本朋友和中央乐团、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联欢，促膝叙谈；
他们游览了名胜古迹。
中日友谊之花正在盛开。
吹奏乐团团长后藤淳先生一家三代都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他继承了已故父亲后藤钾二先生的事业，带着儿子一起来中国进行访问。
他多次表示，日中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日本人民的心愿；
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情谊，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说，我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这种情谊带回日本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象长城一样牢固，象松柏一样长青。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一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
当前，日本人民反对霸权主义，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正义斗争正在全国蓬勃开展。
吹奏乐团参加了这一斗争行列，他们演奏反对霸权主义，要求收回北方领土的乐曲，鼓舞日本人民进行斗争。
一位日本青年演员向中国朋友介绍了日本人民的斗争情况，揭露社会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北方领土的罪行。
他愤怒地说：
“苏联霸占我国北方四岛，在北方四岛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这就是霸权主义。”
现在，日本青年和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的正义斗争也越来越多地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坚决支持。
这次日本青年演员演奏的《要求收复北方领土歌曲联奏》，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斗争决心，在中国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以雷鸣般的掌声，表示了我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正义斗争的坚决支持。
　本报记者

刘湘屏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突尼斯参加独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
以卫生部长刘湘屏为团长、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突尼斯参加突尼斯独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有关方面负责人魏福凯、薛公绰、林兆南等到机场送行。
突尼斯驻中国大使克利比也到机场送行。

匈牙利政府贸易代表团离京回国
匈牙利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乌德瓦尔迪·山多尔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于1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等。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伊万等也到机场送行。

在阶级斗争风浪中培养接班人
密云县委热情帮助青年干部迅速成长，用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日益发展巩固的事实，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新华社1976年03月15日讯
中共北京市密云县委积极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热情帮助他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这个县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里的青年新干部共有九百七十多人，占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三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
这些新干部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密云县委重温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回顾了这些年来坚持培养和选拔新干部的斗争历程，总结了建立和巩固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的经验。
他们决心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做好培养和选拔新干部的工作，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密云县委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持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
县委注意搞好调查研究，作出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的规划和安排，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把青年干部放到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
现任密云县商业局党委副书记的陈伯伦，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经历了复杂的阶级斗争锻炼的青年干部。
为了培养这个青年干部，县委曾经安排他到一个后进的生产大队去蹲点。
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
陈伯伦到了这个大队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紧密团结干部和群众，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迅速改变了这个大队的落后面貌。
密云县各级领导班子里的新干部，大多经过这样的培养和锻炼。
在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县委和各级党委经常帮助和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密云县委用全县广大青年新干部健康成长，在各条战线上作出积极贡献和全县各级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日益发展巩固的铁的事实，深入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革命新生力量的谬论。
他们决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培养和选拔青年新干部的工作作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件大事，进一步抓紧抓好，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埃塞俄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在南宁参观访问
新华社南宁1976年03月16日电
以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莫格斯·沃尔德·米凯尔上尉为团长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今天上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覃应机和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等陪同，参观访问了由壮、汉、瑶三个民族的社员组成的人民公社——邕宁县五塘公社，下午参观了南宁手扶拖拉机厂。
埃塞俄比亚贵宾是昨天上午乘专机从太原到达南宁访问的。
覃应机副主任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陈运春、有关方面负责人江景河、梁华新、覃宝龙、吴占国等到机场欢迎贵宾。
当晚，覃应机为埃塞俄比亚贵宾举行了欢迎宴会。
宾主还一起观看了杂技、歌舞节目。
今天傍晚，埃塞俄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南宁，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姚依林副部长会见荷兰近海石油勘采代表团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16日上午会见了由荷兰贸促会副主席兼中国委员会主席韦斯曼率领的荷兰近海石油勘采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贸促会副主任李川等参加会见。
代表团是08日到京的。
在京期间，贸促会主任王耀庭会见并宴请了荷兰客人。
荷兰驻中国大使费渊为代表团访华举行了宴会。
代表团还与我有关进出口总公司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业务会谈和技术座谈，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代表团将于近日离京去天津、上海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巴基斯坦海军参谋学院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访问
以巴基斯坦海军参谋学院院长奎德尔海军准将为团长、副院长塔斯涅姆海军中校为副团长的巴基斯坦海军参谋学院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16日下午乘飞机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徐明德，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华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旅大等地，参观了部队、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新华社）

日本名古屋电气工业高等学校吹奏乐团离上海回国
新华社上海1976年03月16日电
日本名古屋电气工业高等学校吹奏乐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和演出，16日上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日本名古屋电气工业高等学校吹奏乐团是12日由北京到达上海的。
当晚，对外友协上海市分会举行招待会欢迎他们。
日本青年演员们在上海举行了两场音乐会，还访问了上海市青年宫，同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举行了联欢，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黄渡人民公社、继光中学、杂技训练班，并观看了上海京剧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当头一棒与倒打一耙
03月15日晚，埃及人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法案：
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这是对一贯披着“天然盟友”外衣，到处招摇撞骗的苏联新沙皇的当头一棒。
但是，霸权主义者的本性难移，苏联塔斯社深更半夜跳将出来立刻对埃及人民倒打一耙并对他们进行新的讹诈和恫吓。
塔斯社在埃及人民宣布废除这个“友好合作条约”的几分钟之后，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发表一项“声明”说：
“对于埃及领导最近几年来对苏联奉行的整个政策的后果以及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破裂的后果的全部责任，均应由埃及方面承担”。
这是讹诈，是妄想推卸责任。
所谓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本来就是苏联霸权主义者搞的一个骗局，新沙皇本来只是用它来进行欺骗，以便向中东扩张。
苏联根本就没有打算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
因此，破坏和违犯条约的责任完全应由苏联政府来承担。
塔斯社倒打这一耙正好又打在苏联自己头上。
中国有句俗话说：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近二十年来，苏联为了争霸世界，在中东制造不战不和局面，妄图把埃及变成自己整个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为此，莫斯科几乎耍尽了所有花招：
利诱、分裂、破坏、控制、颠覆、辱骂、恫吓、逼债，无恶不作。
多年来他们在阿拉伯的土地上所撒下仇恨的种子如今已经发了芽。
苏联在埃及的领土——亚历山大港建立自己的“海军指挥中心”，直至要在“准备划给”他们的“地区上空升起苏联国旗”。
这难道不是十足的侵略扩张吗？
苏联卖给埃及飞机，却又卡住人家的脖子，无理地拒绝提供零件，自己拿到手的是外汇，而埃及得到的却是一堆废铁。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友好”和“合作”？
最近，莫斯科又加紧对埃及逼债。
本来在去年年底两国商定今年02月间埃及派出贸易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以继续讨论双方之间的经济问题。
但是，苏联为了威逼埃及拿出更多的棉花来还债，以所谓“苏联忙于苏共大会”为借口，“推迟”了这次访问。
随后，又商定双方贸易代表团于03月21日在莫斯科会晤。
可是，03月08日苏联突然通知埃方说，到那个时候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可能“不在苏联”，届时将委托对外贸易部的其他人来与埃及代表团谈判。
实际上苏联再次拒绝了同埃方谈判。
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霸权主义骄横态度，难道不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和人民的尊严明目张胆的侮辱吗！
够了！
什么“友好合作条约”，新沙皇既然早已撕毁了它，那么，它除了欺骗人民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作用。
不废除它还留待何用！
埃及人民给了这个飞扬跋扈的新沙皇当头一棒，打得好！
其实，莫斯科早就开始对埃及人民破口大骂了，苏联报纸早已在骂埃及“忘恩负义”、“没有良心”等等。
试问它有何恩？
有的只是侵犯埃及主权之“恩”；
它有何义？
有的只是束缚埃及人民之“义”。
埃及人民已经领教够了这种十足的骗子的虚情假义！
暴跳如雷的塔斯社的讹诈非但吓不倒埃及人民，倒可以使埃及人民、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再一次识别新沙皇的本相和假朋友的面目。

科威特报纸赞扬埃及废除埃苏条约
苏联不是阿拉伯人值得信任的朋友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03月16日电
科威特英文报纸《每日新闻》03月16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埃及关于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
社论说：
“萨达特总统关于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提议的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埃及国家生活的转折点。”
社论指出，事实“又一次证明，苏联不是阿拉伯人值得信任的朋友”。
社论说，埃及的决定将会使苏联睁开眼睛，“至少也会使克里姆林宫认识到：
不仅阿拉伯人而且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不答应苏联企图在他们的家园获取立足点。
摆脱外国统治的阿拉伯人将坚决反对任何想使他们的独立从属于任何一个集团或国家的企图”。

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　沉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政策
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法赫米副总理兼外长强烈谴责苏联违背条约干涉内政的超级大国行径
埃及报纸欢呼埃苏条约的废除符合埃及人民的愿望
据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5日电
埃及人民议会03月15日晚通过法案，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议会对外交委员会建议终止埃苏条约的报告进行了辩论。
在辩论过程中，大多数发言者说，由于苏联人无视条约的大部分条款，埃苏条约早已名存实亡。
辩论后，议会通过了这一报告和萨达特总统要求终止埃苏条约的共和国法律草案。
埃及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在15日上午的会议上，复审了埃及副总理兼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提交的关于埃苏关系恶化的备忘录。
备忘录说，苏联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态度，严重违反条约的条款，特别是违反了条约的重要条款。
备忘录说，苏联官员表现出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埃及人民内政的倾向。
苏联这种行径的最新例子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02月24日发表了一个有关竭力破坏埃及革命的政治和社会成就的报告。
这一偏向不幸地在苏联领导人最近给埃及领导人的几封信中表现了出来。
这证明，苏联无视和不遵守双方在条约中保证承担的义务。
备忘录说，在1967年战争后的全部时间内，苏联对加强埃及防御能力所持的态度令人大失所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尤其是由于埃及和整个阿拉伯民族明显地需要某些武器和弹药来反击侵略和解放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
备忘录说，在1973年中东10月战争停火以后，“苏联对条约第8条不承担义务的态度变得清楚了。
从那时起，苏联不但拒绝补偿我们损失的武器和弹药，拒绝签订新的武器供应协议，而且停止提供零件和拒绝为我们的飞机进行必要的维修。”
备忘录还说，苏联还不许印度为我们维修飞机。
备忘录说，埃及非常希望提醒苏联领导人注意这将造成的后果，但是，显然苏联领导人出于我们既不知道也不理解的原因采取了一项坚决的决定，苏联人的这种态度是悍然违反条约第8条的。
备忘录说，（终止这项条约的）这一措施已成为必要，这样可以使两国人民不再受到一项条约的拖累，因为苏联已使这项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我们承认这些事实，并给予了应有的处理，对埃及人民和苏联人民来说以真诚的愿望来改变现实要更加体面得多。
备忘录最后说，外交部荣幸地提请共和国总统签署废除埃及同苏联缔结的友好合作条约。
五年来，苏联利用“友好合作条约”，加紧对埃及推行霸权控制。
它派遣大批军事人员进入埃及，向埃及勒索政治特权和占用军事基地，妄图一手控制和操纵埃及的军事作战计划、训练和装备。
他们不仅指手划脚，干涉埃及内政，而且把他们控制的埃及军事设施和基地划为禁区，埃及军官和最高领导都不得随意进入，简直是国中之国。
1972年07月18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在埃及的“使命”，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成为埃及的全部财产，由埃及武装部队管理。
这个决定，表达了埃及人民反对苏联控制，决心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
条约明文规定，苏埃军事“合作”，是为了加强埃及“消除侵略痕迹的能力”，但是，对1973年反对以色列侵略的10月战争，苏联却是极力阻挠、破坏和反对。
事先，苏联在武器供应上以种种卑劣手法卡埃及，战争开始后，苏联又是“声明”又是“讲话”，兜售“政治解决”，并向埃及逼债，要埃及同意其军事“专家”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派柯西金去开罗压萨达特总统接受停火。
苏联在10月战争中这种假支持真出卖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恶行径，充分说明它的所谓“友好合作”不仅一文不值，而且是叛卖和控制的代名词，是它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中东的遮羞布。
条约规定，苏联应该向埃及提供反侵略需用的武器和装备。
但是，在10月战争结束后的头十四个月中，苏联竟然完全停止供给埃及任何武器，并停止向埃及提供苏制武器零件和检修飞机发动机的手段。
埃及向第三国寻求零件，也遭到苏联的破坏和阻挠。
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根本不是为了支持埃及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它不但是一个吸血鬼般的军火商，而且还企图用出售军火来进行控制和扩张。
在10月战争结束后刚两个月，苏联就给萨达特总统送去一封信，要求埃及偿付所欠二千二百一十万卢布（合二千九百八十万美元）军事贷款利息的尾数。
此后苏联不断逼债。
埃及每年不仅要拿出大量外汇，而且要用四分之一左右的棉花及其他出口物资来抵偿苏联“援助”的债款和利息，致使埃及经济和人民生活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10月战争以后，埃及多次向苏联表示希望根据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精神延缓还债期限，可是这个号称“阿拉伯的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却无动于衷，反而加紧逼债，要埃及每年拿出四亿美元左右还本付息。
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6日电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强烈谴责苏联违背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和苏联的超级大国行径。
据报道，在03月15日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就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进行辩论时，法赫米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埃及要求废除这个条约的原因。
他说，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在这个条约签署之前埃及同苏联的关系就不怎么好。
原以为签署条约之后苏联同埃及打交道的作风可能会有所改变。
但结果是，与它自己所宣称的支持人民解放的政策相反，苏联的所作所为和别的超级大国如出一辙。
法赫米说，苏联人不仅没有遵守埃苏条约关于军事援助的规定，反而“使自己卷入了纯属埃及内政的事务”。
法赫米说：
“显然，苏联并不希望这个条约具有任何效力。
苏联方面已使这个条约成了一纸空文。”
法赫米宣布：
“我们向你们保证，对每件事都已作了考虑。
总统在一年半以前就作出了使我们的武器来源多样化的决定。
我们甚至在那些曾经反对过埃及的国家中开辟了新的武器来源。
我们还同其他一些国家缔结了维修苏制武器的协定。”
法赫米说，埃及准备了一系列“应急计划”，以便对付苏联在这个条约被废除以后可能在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方面采取的敌视措施。
法赫米重申：
苏联和美国都不会解放我们的被占领的领土，埃及将依靠自己的努力。
战斗还没有结束，如果现在的和平努力失败，战争将不可避免。
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6日电
埃及报纸发表社论，热烈支持萨达特总统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
《消息报》03月16日在题为《废除条约是对埃及和阿拉伯民族尽职》的社论中说：
“经过长期忍耐以后，导致废除埃苏条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些是和苏联对待埃及的态度有关，另一些是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态度有关。”
《消息报》在揭露苏联削弱埃及和危害阿拉伯民族的真面目时说：
“当苏联意识到埃及不会接受从属于它的地位时，它就开始用卡武器和零件的供应，阻止其它友好国家卖给我们那些需要用来修理陈旧的俄国武器的东西的办法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来削弱埃及。”
社论说：
同时，莫斯科用要我们偿还债款和债款利息的办法折磨我们，而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却都来援助埃及。
因此，废除条约是符合埃及人民的愿望的，它应该是对苏联的一个教训。
《消息报》15日的社论说：
“当发现这个意味着合作与友好的条约变为一纸空文和对埃及造成负担时，埃及的自由意志是很清楚的。
埃及领导人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在人民议会上废除这一条约。
阿拉伯民族的政策是清楚的。
我们是需要我们友谊的人的朋友，是要作我们对头的敌人。”
《埃及新闻报》03月16日发表的题为《萨达特对全国的坦率号召》的社论中指出：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苏联在关键的武器问题上背弃了埃及。”
社论说，在1973年中东10月战争中，当埃及需要武器时，苏联却断绝了武器供应。
社论说：
“如果苏联方面如此之缺乏友谊与合作，以致实际上成为埃及为实现自己民族目标的绊脚石，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因此，萨达特总统在人民议会呼吁议员们批准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　沉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政策
埃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法赫米副总理兼外长强烈谴责苏联违背条约干涉内政的超级大国行径
埃及报纸欢呼埃苏条约的废除符合埃及人民的愿望
据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5日电
埃及人民议会03月15日晚通过法案，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议会对外交委员会建议终止埃苏条约的报告进行了辩论。
在辩论过程中，大多数发言者说，由于苏联人无视条约的大部分条款，埃苏条约早已名存实亡。
辩论后，议会通过了这一报告和萨达特总统要求终止埃苏条约的共和国法律草案。
埃及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在15日上午的会议上，复审了埃及副总理兼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提交的关于埃苏关系恶化的备忘录。
备忘录说，苏联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态度，严重违反条约的条款，特别是违反了条约的重要条款。
备忘录说，苏联官员表现出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埃及人民内政的倾向。
苏联这种行径的最新例子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02月24日发表了一个有关竭力破坏埃及革命的政治和社会成就的报告。
这一偏向不幸地在苏联领导人最近给埃及领导人的几封信中表现了出来。
这证明，苏联无视和不遵守双方在条约中保证承担的义务。
备忘录说，在1967年战争后的全部时间内，苏联对加强埃及防御能力所持的态度令人大失所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尤其是由于埃及和整个阿拉伯民族明显地需要某些武器和弹药来反击侵略和解放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
备忘录说，在1973年中东10月战争停火以后，“苏联对条约第8条不承担义务的态度变得清楚了。
从那时起，苏联不但拒绝补偿我们损失的武器和弹药，拒绝签订新的武器供应协议，而且停止提供零件和拒绝为我们的飞机进行必要的维修。”
备忘录还说，苏联还不许印度为我们维修飞机。
备忘录说，埃及非常希望提醒苏联领导人注意这将造成的后果，但是，显然苏联领导人出于我们既不知道也不理解的原因采取了一项坚决的决定，苏联人的这种态度是悍然违反条约第8条的。
备忘录说，（终止这项条约的）这一措施已成为必要，这样可以使两国人民不再受到一项条约的拖累，因为苏联已使这项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我们承认这些事实，并给予了应有的处理，对埃及人民和苏联人民来说以真诚的愿望来改变现实要更加体面得多。
备忘录最后说，外交部荣幸地提请共和国总统签署废除埃及同苏联缔结的友好合作条约。
五年来，苏联利用“友好合作条约”，加紧对埃及推行霸权控制。
它派遣大批军事人员进入埃及，向埃及勒索政治特权和占用军事基地，妄图一手控制和操纵埃及的军事作战计划、训练和装备。
他们不仅指手划脚，干涉埃及内政，而且把他们控制的埃及军事设施和基地划为禁区，埃及军官和最高领导都不得随意进入，简直是国中之国。
1972年07月18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在埃及的“使命”，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成为埃及的全部财产，由埃及武装部队管理。
这个决定，表达了埃及人民反对苏联控制，决心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
条约明文规定，苏埃军事“合作”，是为了加强埃及“消除侵略痕迹的能力”，但是，对1973年反对以色列侵略的10月战争，苏联却是极力阻挠、破坏和反对。
事先，苏联在武器供应上以种种卑劣手法卡埃及，战争开始后，苏联又是“声明”又是“讲话”，兜售“政治解决”，并向埃及逼债，要埃及同意其军事“专家”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派柯西金去开罗压萨达特总统接受停火。
苏联在10月战争中这种假支持真出卖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恶行径，充分说明它的所谓“友好合作”不仅一文不值，而且是叛卖和控制的代名词，是它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中东的遮羞布。
条约规定，苏联应该向埃及提供反侵略需用的武器和装备。
但是，在10月战争结束后的头十四个月中，苏联竟然完全停止供给埃及任何武器，并停止向埃及提供苏制武器零件和检修飞机发动机的手段。
埃及向第三国寻求零件，也遭到苏联的破坏和阻挠。
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根本不是为了支持埃及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它不但是一个吸血鬼般的军火商，而且还企图用出售军火来进行控制和扩张。
在10月战争结束后刚两个月，苏联就给萨达特总统送去一封信，要求埃及偿付所欠二千二百一十万卢布（合二千九百八十万美元）军事贷款利息的尾数。
此后苏联不断逼债。
埃及每年不仅要拿出大量外汇，而且要用四分之一左右的棉花及其他出口物资来抵偿苏联“援助”的债款和利息，致使埃及经济和人民生活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10月战争以后，埃及多次向苏联表示希望根据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精神延缓还债期限，可是这个号称“阿拉伯的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却无动于衷，反而加紧逼债，要埃及每年拿出四亿美元左右还本付息。
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6日电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强烈谴责苏联违背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和苏联的超级大国行径。
据报道，在03月15日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就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进行辩论时，法赫米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埃及要求废除这个条约的原因。
他说，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在这个条约签署之前埃及同苏联的关系就不怎么好。
原以为签署条约之后苏联同埃及打交道的作风可能会有所改变。
但结果是，与它自己所宣称的支持人民解放的政策相反，苏联的所作所为和别的超级大国如出一辙。
法赫米说，苏联人不仅没有遵守埃苏条约关于军事援助的规定，反而“使自己卷入了纯属埃及内政的事务”。
法赫米说：
“显然，苏联并不希望这个条约具有任何效力。
苏联方面已使这个条约成了一纸空文。”
法赫米宣布：
“我们向你们保证，对每件事都已作了考虑。
总统在一年半以前就作出了使我们的武器来源多样化的决定。
我们甚至在那些曾经反对过埃及的国家中开辟了新的武器来源。
我们还同其他一些国家缔结了维修苏制武器的协定。”
法赫米说，埃及准备了一系列“应急计划”，以便对付苏联在这个条约被废除以后可能在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方面采取的敌视措施。
法赫米重申：
苏联和美国都不会解放我们的被占领的领土，埃及将依靠自己的努力。
战斗还没有结束，如果现在的和平努力失败，战争将不可避免。
新华社开罗1976年03月16日电
埃及报纸发表社论，热烈支持萨达特总统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
《消息报》03月16日在题为《废除条约是对埃及和阿拉伯民族尽职》的社论中说：
“经过长期忍耐以后，导致废除埃苏条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些是和苏联对待埃及的态度有关，另一些是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态度有关。”
《消息报》在揭露苏联削弱埃及和危害阿拉伯民族的真面目时说：
“当苏联意识到埃及不会接受从属于它的地位时，它就开始用卡武器和零件的供应，阻止其它友好国家卖给我们那些需要用来修理陈旧的俄国武器的东西的办法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来削弱埃及。”
社论说：
同时，莫斯科用要我们偿还债款和债款利息的办法折磨我们，而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却都来援助埃及。
因此，废除条约是符合埃及人民的愿望的，它应该是对苏联的一个教训。
《消息报》15日的社论说：
“当发现这个意味着合作与友好的条约变为一纸空文和对埃及造成负担时，埃及的自由意志是很清楚的。
埃及领导人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在人民议会上废除这一条约。
阿拉伯民族的政策是清楚的。
我们是需要我们友谊的人的朋友，是要作我们对头的敌人。”
《埃及新闻报》03月16日发表的题为《萨达特对全国的坦率号召》的社论中指出：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苏联在关键的武器问题上背弃了埃及。”
社论说，在1973年中东10月战争中，当埃及需要武器时，苏联却断绝了武器供应。
社论说：
“如果苏联方面如此之缺乏友谊与合作，以致实际上成为埃及为实现自己民族目标的绊脚石，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因此，萨达特总统在人民议会呼吁议员们批准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编辑部文章
苏修二十五大是高唱缓和蓄意加紧扩张的大会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03月16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3月12日就苏修二十五大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这次大会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蛊惑宣传和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大会。
文章说，苏共二十五大是苏修新领导强化国内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对外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方针的进一步继续和深入。
“它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同勃列日涅夫及其集团所举行的以前的代表大会没有两样：
仍然是利用列宁主义进行投机的那些陈词滥调，精心编造的蛊惑宣传，骗人的政治鬼话，玩弄统计把戏，空洞的吹嘘和兑现不了的许诺。
只不过，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总书记这次是使用了所有的政治伎俩和所有的机会主义宣传手法，颠倒黑白，把失败说成胜利，把帝国主义侵略说成纯洁的国际主义，把修正主义的蜕化和分裂说成团结一致的顶峰。”
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极力回避讨论其国内外的重大政治问题，避免对苏联卷入的冲突，特别是近年来的冲突，例如同埃及关系的恶化，葡萄牙的动乱等，作任何解释。
然而，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外政策问题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苏联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方针，说明了它妄图统治各国人民，力图更快地准备战争。
勃列日涅夫扬言，“现在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
这就是说，没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想插手的问题，没有它不浑水摸鱼的地方，没有它不想从中捞取实惠的国际纠纷。
文章在谈到苏联与东欧等一些国家的关系时说，勃列日涅夫企图把这些国家置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使它们无条件地服从莫斯科的指令。
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再次重复的极端沙文主义的纲领，表现了克里姆林宫执行的民族同化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民族主权正被消灭，而“超民族的”等等的主权正在增强。
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报告和发言中占据了大量篇幅的经互会会员国的经济、军事和思想一体化计划，以及极力要给这一计划创立理论基础的企图，证明苏联领导急于要消灭边界，消灭尚存的任何独立的标志。
文章揭露说，尽管勃列日涅夫等人在会上侈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什么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都遵循这一原则，但实际上今天苏联所遵循的是反革命原则。
“苏共二十五大更加清楚地表明，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假面具作为干涉和分裂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修正主义者对待这些国家采取了最险恶和蛊惑人心的手段、最狡猾和最粗暴的阴谋诡计。
苏联在把自己打扮成这些国家的保卫者的同时，正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这些国家置于它的经济轨道，通过出售武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紧紧地控制这些国家。”
文章接着指出：
“勃列日涅夫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尽管披着‘列宁主义’的外衣，但实质上是反动的，是社会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的体现。”
“勃列日涅夫在党代会上大肆吹嘘的所谓向这些解放运动提供的‘援助’既同革命无关，也同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无关。
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援助一直是附加政治条件的，一直是与扩张相联系的。
中东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他们不断给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某种援助，他们的目的不是帮助阿拉伯人把解放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而是同美国进行争夺，搞划分中东势力范围的交易。”
文章说：
“在大会上，象所预料的那样，大肆鼓吹所谓‘缓和’政策，勃列日涅夫把这个政策与他的名字和官运联系在一起。
在这方面，蛊惑宣传似流水，夸夸其谈无止境。
“然而截然相反，人们完全没有被修正主义者的蛊惑宣传所蒙蔽。
事实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激烈争夺，由于它们推行侵略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干涉各国人民内政，侵犯各民族的自由和主权所引起的战争危险，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
“两个超级大国的目的是要统治世界，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战争。”
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把所谓的欧洲安全会议捧上了天”，“但是，欧洲和全世界人民越来越感到，大唱和平主义的高调，有关缓和的蛊惑宣传和吹嘘，是一个奸诈的大阴谋，其目的是搅乱人们的思想，用空洞的许诺和臆造的幻想掩盖由于超级大国侵略政策而引起的不安。
事实是，不管勃列日涅夫如何辩护和吹嘘，欧安会是一个大的骗局。”
“尽管勃列日涅夫炮制了‘和平纲领’、‘安全会议’或‘全面裁军计划’，并在所有会议的讲坛上鼓吹它们，他只能找到很少几个受欺骗的天真的人。”
文章在谈到苏联国内问题时说，勃列日涅夫上台时，他搞反赫鲁晓夫政变的主要借口之一就是所谓“急切需要”把农业从落后和混乱状态中拯救出来。
他想出一个又一个的纲领，然而近几年来苏联却连续两次濒临饥荒的边缘。
五年前，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确定的大量生产消费品、改进消费品质量、增加品种等的“宏伟任务”，也遭到了完全失败。
发展速度大大低于确定的水平，产品质量没有改进。
商店货架空荡，黑市猖獗。
文章指出，“问题在于生产大炮，就没有黄油。”
“严重影响苏联劳动群众物质和生活水平的苏联经济各部门的失调和巨大蜕变，是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路线的结果，是国家军国主义化、军备竞赛和扩张主义方针的结果。”
“帝国主义军队和准备侵略战争，就象吃不饱的恶龙，给得越多，它的胃口就越大。
正是它消耗了苏联的钢铁，消耗了石油、煤炭和水泥。
消耗了国家预算的最大部分。”

东帝汶首都人民起义反抗印尼侵略者
民主共和国军队支援起义，印尼侵略军遭到重大伤亡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
纽约消息：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和新闻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尔塔03月15日宣布，东帝汶首都帝力的人民03月13日举行了一次反抗印度尼西亚占领者的起义，起义得到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军队的支援，使印尼侵略军遭到重大伤亡。
来纽约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印尼对东帝汶侵略的这位外交部长发表谈话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的军队03月13日还对帝力、包考和艾柳的印尼侵略军的兵营不断发动袭击，并击退了印尼侵略军对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重要据点艾纳罗的进攻，使侵略军遭到伤亡。
在过去两星期中，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军队缴获了印尼侵略军的许多军火。
另据从澳大利亚达尔文收到的东帝汶广播，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内政和安全部长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03月13日宣布，在被印尼侵略军占领的东帝汶首都帝力和其他地方，战斗都在进行。
东帝汶人民用土制火器和刀打击侵略者。
他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下的军队03月10日在从莫比赛到艾纳罗的公路上伏击印尼侵略军，打死侵略军多人，并缴获了一批武器。

孟加拉国军事管制副执行官发表讲话
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捍卫民族独立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
达卡消息：
据《孟加拉时报》03月14日报道，孟加拉国军事管制副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少将最近对政府高级官员发表讲话说，孟加拉国人民要团结一致，捍卫民族独立。
他说：
“去年的局势发展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民族特性”。
“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新的力量来巩固我们的国家和独立。”
齐亚·拉赫曼少将说：
“今天的孟加拉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我们的目标是使国家强大。”
他强调指出，这个目标必须用团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来实现。

法郎退出西欧货币的“联合浮动”
新华社1976年03月15日讯西方金融货币危机进一步发展。
法国政府宣布，从03月15日起，法郎再次退出西欧货币的“联合浮动”，实行自由浮动。
这是03月14日晚上，参加西欧货币“联合浮动”的八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以后，法国财政部长让—皮埃尔·富尔卡德在15日凌晨宣布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法国、西德、丹麦、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作为“联系国”的挪威和瑞典的财政大臣也参加了会议。
这是法国第2次宣布法郎退出“联合浮动”。
第1次是在1974年，因法国经济恶化而退出。
去年07月，法国政府宣布法郎重新参加“联合浮动”。
在法国政府宣布法郎自由浮动以后，法郎的汇价进一步大幅度下跌。
15日早晨，在巴黎和西德法兰克福的外汇市场上，在开盘后一小时内法郎对西德马克和美元的汇价就下跌了百分之四到五。
经纪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令人吃惊的”。
法郎汇价的暴跌也影响到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
据报道，伦敦的货币市场15日处于“混乱”状态。
英镑的汇价再次下跌。
丹麦克朗对西德马克的汇价再次跌到“集体浮动”的“下限”。
比利时法郎也处在“麻烦”之中。
在布鲁塞尔，荷兰盾、比利时法郎和卢森堡法郎三国货币之间“联合浮动”中向上向下浮动的幅度也从原来的百分之一点五扩大到百分之二点二五。
在意大利的米兰，里拉对美元的汇价又一次跌到历史最低水平。
目前，一方面，西德马克、瑞典克朗、荷兰盾和瑞士法郎由于比较“硬”，已成为投机者抢购的目标；
另一方面，投机者则竞相抛售意大利里拉、英镑和法郎，这种局面的出现，将使西方的金融货币市场更为动荡和不稳定。

澳大利亚《先锋报》发表文章揭露
苏联加紧扩张威胁澳大利亚
新华社1976年03月16日讯澳大利亚《先锋报》03月04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澳大利亚人民的威胁。
这篇题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对澳大利亚人民的真正危险》的文章写道：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对澳大利亚的一个真正威胁。
它比任何时候更起劲地进行扩张”。
“澳大利亚既濒印度洋，又临太平洋，是重要的战略地区。
同时，澳大利亚天然资源丰富，是苏联进行剥削的一个潜在市场。
因此苏联在印度洋集中巨大的海军力量。”
文章说：
“澳大利亚人民有着反帝斗争光荣历史。
我们深信自己有识别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威胁能力。”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4期会议开幕
我代表发言指出必须建立维护各国主权和民族经济利益的新海洋法
新华社联合国1976年03月15日电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4期会议于03月15日下午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幕，来自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许多国际组织的代表约五千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以赖亚力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开幕会议。
这次会议是去年03月至0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3期会议的继续。
它是第3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海洋权利、反对海洋霸权斗争的又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会议将继续讨论与制定新的海洋法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领海宽度，沿海国家对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和管辖权，位于领海范围内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通行制度，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制度和机构，以及海洋科研和环境保护等。
会上，一些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要求对目前的“单一协商案文”展开一般性辩论，并且强调工作的进展情况必须告诉出席会议的每个代表团。
会议主席阿梅拉辛格就会议的程序问题提出了建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赖亚力就会议的程序问题发了言。
他指出，现在的四个“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事实上都不是讨论和协商的结果。
这种单一协商案文只是为了便于进行讨论和协商的一种非正式工作文件，而不是作为进行讨论和协商的唯一文件。
中国代表团认为单一协商案文对各方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可以对案文提出修正案，也可以就各国原有的提案和新提案一起讨论。
他说，我们还认为，在本期会议中，应该让各代表团有适当的机会就案文的各部分进行总体的或各别的评论。
赖亚力对如何做到所有国家共同讨论、平等协商的问题指出：
“中国代表团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海洋法的各项实质问题，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都应该在所有代表团的参加下进行充分的讨论。
因此，要从各方面保证会议和各个委员会的讨论和协商能在广泛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特别考虑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人数较少的情况，不宜在同一时间内安排过多的分组活动，否则实际上就不可能使所有代表团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各项实质问题的讨论。
我们还认为，会议要讨论的项目和问题很多，为了有成效地进行，应该首先集中力量讨论那些重大的和带原则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取得进展，就可能有助于其它问题的解决。”
赖亚力说：
“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维护各国主权和民族经济利益的新的海洋法，是第3世界和广大中小国家的迫切要求。
当前海洋法斗争和整个国际形势一样，正继续朝着有利于第3世界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但是，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复杂和艰巨的。
我们相信，只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会议是能够克服困难，取得应有的进展的。
中国代表团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则立场，坚决同第3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同一切珍视独立和主权、主持正义的国家站在一起，为促进本期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而共同努力。”
第4期会议将举行八周，预计到05月上旬结束。

英国议员强调欧安会使欧洲形势更加紧张
西欧应加强防务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
必须吸取三十年代同希特勒达成协议而加速爆发战争的教训
新华社伦敦1976年03月15日电
英国议员、前保守党政府大臣彼得·沃尔克强调指出，今天的欧洲形势非常紧张，西方国家应当从三十年代吸取教训，加强防务，对付日益增加的战争危险。
沃尔克最近对新华社记者说，“我认为，毫无疑问，苏联在欧洲，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正增加军事力量。
我认为西欧的确极其需要保持它的军事力量并且确实使之得到改善。”
他说，“五年多来，华沙条约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防卫力量的差距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扩大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局面。”
他指出，苏联的海军力量有了极大的发展。
苏联在联结世界大部分主要航线的地中海和南大西洋增加海军力量不是苏联所需要的，因为它主要的不是一个从事航海业的大国。
所有迹象表明，目前苏联正在增加不可忽视的潜在攻势。
沃尔克说，苏联在挪威边界上增加巨大的军事力量。
那只能看成是为了某种未来进攻的可能。
苏联在地中海有非常强大的海军力量，实际上比西方强大。
在欧洲中部，最近几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与苏联相比，与其说是改善了不如说是恶化了。
沃尔克强调说，“因此，在苏联改变这种立场和停止在世界所有地区增加更大的军事力量以前，人们要对苏联的动机加以怀疑。”
在谈到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和“东西方”之间的其它谈判时，他指出，这个会议将使得欧洲形势更加紧张。
他说，“迄今为止，苏联和西方大国之间的一切裁军谈判是以这样的基础进行的：
让苏联保持优势，而西方处于劣势。
那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沃尔克要求西方人士从三十年代吸取教训。
他说，当年，当希特勒在欧洲崛起时，人们常常希望能够和他达成协议，认为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
结果，招致了错误，事实上爆发了一场战争。
在谈到西方国家加强防务问题时，沃尔克说，“我个人认为，对西欧来说，在这个历史时期，继续强大地武装起来并保卫它，这是至关重要的。”
他还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很重要的，因为西欧国家如果不联合成一个集团，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付苏联的潜在力量的”。

西方经济危机在金融货币领域中的反映
西欧金融市场更加动荡和混乱
据新华社1976年03月13日讯
由英镑汇价暴跌而引起的西欧金融市场的投机风潮，最近几天已波及法郎、意大利里拉和丹麦克朗，使西欧的金融市场陷于更大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自03月初以来，英镑汇价不断下降。
03月10日上午，每英镑跌到只兑换一点九○八五美元，比一星期以前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五；
同一年前每英镑兑换二点四美元相比，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
英国政府为了制止英镑进一步下跌，连日来，由英格兰银行大量抛出美元、收进英镑进行干预。
据报道，一周来，英格兰银行已支付了八亿至九亿美元，占英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十一至十二。
在英镑汇价下跌的同时，投机浪潮还猛烈地冲击着本来已很虚弱的法郎，投机者大量抛售法郎，抢购西德马克。
特别是03月12日那天，据法新社发自巴黎的一条电讯报道，当天在外汇市场上，“法郎已成为继续进行投机的主要目标”。
最近几天来，法郎对西德马克的汇价几乎每天都跌到“联合浮动”幅度的下限。
法兰西银行为了支持法郎的汇价，单是03月11日和12日两天，就出售了价值七亿七千万美元的西德马克。
西德中央银行为了支持法郎的汇价也收进了价值两亿美元的法郎。
在当前这场风潮中，意大利里拉又进一步受到冲击。
03月12日，尽管意大利中央银行也进行了干预，里拉对美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和英镑的汇价全面下跌。
同美元的汇价再一次跌到历史最低水平，比03月01日外汇市场重新开放时又下跌了百分之五。
西欧金融市场这种动荡混乱局面是西方经济危机在金融货币领域中的反映，已引起西欧各国人士的严重不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阶级矛盾
法国、比利时、瑞士和芬兰职工罢工示威
新华社巴黎1976年03月10日电
法国公共部门和国营企业的数十万名职工03月09日举行了二十四小时全国性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和保障工人的购买力。
罢工职工03月09日在巴黎和各省的主要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巴黎，数万名职员、教师、邮电工人和医务人员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行。
他们举着的横幅和标语牌上写着：
“不要勒紧裤带和失业的政策”，“增加我们微薄的工资”。
在里昂、马赛、雷恩、勒阿弗尔、斯特拉斯堡等城市，数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这次罢工使法国的铁路交通陷于混乱，只有二分之一的客车在法国主要铁路线上运行，所有的货车运输陷于停顿。
由于十五万名邮电职工的罢工，信件的传递受到重大影响。
大部分中、小学关了门，一些大学陷于瘫痪。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6年03月13日电
几万名比利时劳动者03月13日从全国各地来到布鲁塞尔，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保障职业，抗议通货膨胀。
集会和游行历时几小时。
新华社日内瓦1976年03月15日电
最近几天，瑞士一些城市的工人纷纷示威和集会，反对解雇，要求保障就业。
03月13日，来自瑞士各地的一千名妇女举着抗议解雇妇女劳动者的横幅和标语牌，在苏黎世市中心游行示威。
同一天下午，为抗议资本家解雇工人和维护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几百名工人在瑞士西北部的德莱蒙市火车站举行集会。
在会上发言的人号召劳动者团结起来，有力地反击资本家的阴谋。
二千名群众11日在洛桑附近的勒南示威，声援为反对解雇从08日起一直坚持罢工的马蒂萨企业的工人。
日内瓦数百名建筑工人10日也举行集会，要求保障就业和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新华社赫尔辛基1976年03月09日电
芬兰各行业劳动者最近继续展开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据报道，芬兰十一家私人电话公司的大约两千八百名电话工人从03月08日开始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罢工使赫尔辛基、坦佩雷、乌卢和瓦萨等十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电话安装和维修工作全部停止。
同一天下午，芬兰瓦尔默特公司赫尔辛基造船厂的一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加速签署符合工人利益的劳资合同。
芬兰广播公司的五百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于03月03日举行罢工，抗议资方对工人实行歧视政策并要求改善工作条件。
芬兰建筑和建筑材料工业的数万名工人最近也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和建筑工地纷纷展开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和保障就业。
02月26日，大约五千名水泥工人举行一天全国性罢工，抗议资方拒绝工人在劳资谈判中提出的正当要求。
意大利米兰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
　新华社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