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科学院召开大会，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决心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中国科学院26日召开大会，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决心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推动科技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
会上，中国科学院科技办公室、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计量院实验工厂理论组、物理研究所、遗传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和科学出版社特约农民编辑作了发言。
他们以大量事实，揭发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上下呼应，左右配合，打出复辟的旗号，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明目张胆地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毛主席最近指出：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不要阶级斗争这个纲，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发言的同志说，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对于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发言的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为了推行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的各项指示，他都是反对和破坏的。
他果真要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吗？
不是。
毛主席提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竭力反对，说什么没有一个物质基础，怎么能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提出要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他十分恐慌，到处散布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定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在他的煽动下，科学院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叫嚷什么“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是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果真是要搞安定团结吗？
不是。
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妄图放手让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
他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打击新生力量，他是破坏安定团结的罪魁祸首。
他果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吗？
不是。
他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竭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又搬了出来，实质是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生产。
按照他那一套搞下去，必然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志，还揭露和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直接指挥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炮制了一个所谓《汇报提纲》。
这个《提纲》贯穿了一条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线，打着“把科研搞上去”、一切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采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
发言的同志说，这个《提纲》是在科技界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妄图把科学院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纳入修正主义轨道的具体纲领。
会上，发言的同志还指出，在“三项指示为纲”出笼后，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得意忘形，四处游说，散布种种奇谈怪论，大搞右倾翻案活动。
他们反对在科技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把科技界变成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阵地；
他们宣扬“专家治所”，反对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妄图使科技界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他们反对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科学研究大搞群众运动，妄图把科研拉回三脱离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
他们否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反对培养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妄图使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变成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歪曲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妄图使党的政治工作成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
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恢复修正主义的旧秩序。
总之，他们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目的就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要害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会上发言的工人、农民、科技人员和革命干部，以大量的事实和亲身体会，批驳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的“今不如昔”的谬论，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他们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团结一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评“三项指示为纲”
梁效　任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
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干什么的？
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
全国亿万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
1974年底，毛主席指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这就更加引起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恐惧。
他们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深入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非常反感。
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纲只能有一个，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分析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十三年后，毛主席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要提高警惕。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总是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紧紧
“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列宁说：
“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
以“三项指示为纲”，恰恰是妄图抹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谈三项指示“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很全面，其实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
他们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
“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
经他们这样一摆，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还有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等等，统统成了主要矛盾。
他们就是这样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黑格尔说过，折中主义一类诡辩是“思想的阴谋诡计”。
这种手法并不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发明，而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伎。
抓住了次要的东西，“忽视了主要的东西”，“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宣扬阶级投降主义。
1957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以后可以放宽些”。
1958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他又极力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什么现阶段“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和斗争，就包括着对参与制定和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
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
而今，又叫嚷：
“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看不见阶级矛盾了。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今天，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在，资产阶级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都还在，小生产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些明摆着的事实，难道都看不见了吗？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一次又一次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
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这个时期“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怎么会没有阶级斗争？
“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
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都是骗人的。
刘少奇和林彪都讲阶级斗争熄灭，他们自己就根本没有熄灭。
刘少奇围剿革命派，保护他那一小撮叛徒、死党。
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哪里是什么熄灭？
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施放烟幕，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实行反攻倒算。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
“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
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
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
现在人们明白了：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
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采取了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容易使人丧失警惕的手法。
他们讲的三项指示，看起来都是毛主席的话，但由于纳入了那个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之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就完全被阉割了。
列宁说过：
“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
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
德国拉萨尔分子曾多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加以歪曲，把它们纳入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之中。
例如，他们抄了国际章程中“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的话，添上几个字，改成“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
这一引一添，就掩盖了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资料的垄断，维护了普鲁士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
对此，马克思愤怒地指出：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
叛徒考茨基，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词句，抽掉具体的历史条件，“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
列宁尖锐地指出：
“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中一再出现的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惕。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三项指示”的第1条，不过是一个幌子。
他们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哪里还谈得上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1位？
正当群众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们大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妄图把学习运动刮掉。
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这个“主要矛盾”，那个“主要危险”，唯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甚至反对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荒谬地说“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横加指责，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削弱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非常害怕，唯恐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极力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对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他们也百般抵制，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认有现代的宋江，反对批判投降派。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头上讲安定团结，实际上破坏安定团结。
我们指的安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安定；
我们指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
他们却一方面借落实政策为名，“请隐士”，“举逸民”，提出特别要依靠和重用那些“横下一条心”、“不怕第2次被打倒”的人，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账的走资派；
另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新干部，对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他们别有用心地攻击年轻的领导干部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叫嚷什么青年干部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上来”。
按照这种“台阶”论，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青年领导干部和新生力量岂不是统统都得下台，都得被打下去吗？
这是公开露骨地破坏毛主席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
他们还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事实充分说明：
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
但是，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人，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党的基本路线，却一个劲地鼓吹唯生产力论，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
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走什么路都可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们那一套才灵。
他们攻击党的领导“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主张恢复专家治厂、专家治所。
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怎么能调动积极性？
他们反对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实际上还是要搞“管、卡、压”。
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只有乞求外国，才能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
如果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搞下去，路线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倒退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会恢复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遭到破坏。
这样，要就是生产搞不上去，要就是暂时搞上去还得垮下来，要就是搞出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
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破坏生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现代化，究竟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化”到哪里去，这不是很清楚吗？
《红楼梦》里有句话：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拉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我们要批判他们的唯生产力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毛主席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前这场斗争告诉人们，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特点。
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究竟在哪里呢？
当然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利益。
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是乐意参加的，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自己不愿意革命，而且反对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党内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有很大的权力，所以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很快的，是最危险的。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和认识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他们活动的规律，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掌握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要善于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警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花招，防止他们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的阴谋。
要执行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智育第1”
广西南宁市铁路一中评论组
在阶级社会里，从来不存在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
纵观几千年的中外教育史，各个统治阶级从来都是把本阶级的政治放在教育的首位，灌输和传授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
什么“有教无类”、“智育第1”，统统是剥削阶级骗人的鬼话。
在奴隶主设立的学校里，在德国法西斯的纳粹学校里，在培养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执行者的苏修学校里，这一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伟大导师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
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
因此，所谓“智育第1”不过是一个幌子，实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政治第1。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否定教育革命，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重新搬出“智育第1”的一套陈旧货色，叫嚷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1”。
他们认为，现在教育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读书”，科学文化
“落后”。
因此，为了所谓“提高教学质量”，就应当以“热心科学”的人来取代工人阶级的领导；
以资产阶级的“拔尖子”的办法来代替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以关门读死书来对抗开门办学、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
一句话，他们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
我们的学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决不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
毛主席指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不断批判资产阶级鼓吹的“智育第1”，加强工人阶级对教育的领导，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反对批判“智育第1”，实际上是否定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篡改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企图使人们只抓“专业”，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从而使学校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我们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智育第1”是剥削阶级顽固的传统观念。
它的流毒不是经过一两次批判就可以肃清的。
1972年，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就曾用“智育第1”干扰和破坏教育革命。
去年夏季前后，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故伎重演，只不过多耍了一个花招，采用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罢了。
“智育第1”同我们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抓智育，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因此，当前教育领域里的这场大辩论，决非什么“要不要智育”之争，而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旧教育制度的斗争。
这是当前教育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它说明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决不容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智育第1”的罪状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　李良多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叫喊什么
“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1”，胡说“批了智育第1，变成不学文化了”。
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关心科学文化的样子。
但是，把装扮去掉，原来他们是“智育第1”的辩护士。
“智育第1”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大搞“智育第1”，这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的广大革命同志对“智育第1”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第1，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我们认为，“智育第1”至少有三大罪状。
其一，“智育第1”抹煞了教育的阶级性，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际上是要在学校里实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指出：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毛主席也明确指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却极力宣扬“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的谬论。
在这种论调下，旧北大提出“一切照旧”，维持解放前的整套教育制度，肆无忌惮地贩卖从孔丘、杜威和凯洛夫等人那里搬来的封、资、修黑货。
他们抽掉了学校的阶级性，把学校当作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
这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毛主席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唱反调，同党的基本路线背道而驰。
实际上，“智育第1”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
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诬蔑工农兵及其子女“不堪造就”，用所谓“知识”、“考试”把大批工农青年拒于学校大门之外。
在“智育第1”的口号下，学校里大量地贩卖封、资、修的毒品。
这难道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吗？
是什么超阶级的教育吗？
“智育第1”也是“教授治校”的一个理论根据。
按照他们的逻辑，学校既然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就必须由所谓“知识里手”来管理，必须由懂得资产阶级教育学、教育史的内行来领导，使学校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其二，“智育第1”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
所谓“智育第1”，也就是“书本知识的课堂教学第1”。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以书本、课堂、教师为中心，古人、洋人的书以及各种教科书、参考书一大堆，几十门课一齐压到学生的头上。
教员关门备课，脱离学生的实际，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讲起课来满堂灌，无的放矢；
学生囫囵吞枣，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
学生们长年累月关在高楼深院，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不懂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只会背一些没有多少用处的东西，而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有的人竟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智育第1”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扼杀了他们的革命锋芒，磨灭了他们的革命意志，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殉葬品。
要正确地制定教学过程，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
而
“智育第1”却是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
刘少奇一伙曾经极力鼓吹“学校认识规律特殊论”，认为作为学校教育的“认识规律”，应当是
“理论——实践——理论”。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和歪曲开门办学是什么“实践——实践——实践”。
那么，他们到底赞成什么呢？
还不是企图把“理论——实践——理论”这个反动的公式重新抬出来吗！
其三，“智育第1”把知识变成个人资本，宣扬读书做官、成名成家，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我们批判“智育第1”，并不是否定智育。
无产阶级当然需要学好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
但是，这种学习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1位，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
这种学习必须是为革命而学，为人民服务而学，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而学。
如果取消这个政治方向，把智育放在第1位，那就必然要使知识私有和把知识当商品，引诱学生读书做官，沽名钓誉，追求个人名利。
在“智育第1”的毒害下，旧学校里大搞个人奋斗，大抓书本知识，鼓励学生做资产阶级的出人头地的“名流”。
因此有的人搞“一本书主义”，有的人迷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有的人要当活字典、卡片箱，有的人钻牛角、攻冷门，拚死拚活地向那个“小宝塔”的尖上爬。
结果，极少数人爬上去了，就昂首翘尾，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伸手向党和人民要这要那。
如果个人欲望达不到，便垂头丧气，或满腹牢骚，甚至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道路。
有的人没有爬上去，就痛不欲生。
“智育第1”毒害的青年还算少吗？
事实证明，在“智育第1”的口号下所培养的学生，决不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是高踞于劳动群众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而是追名逐利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批判“智育第1”，诬蔑学校的教育质量下降，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取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妄图使我们的学校教育倒退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去，倒退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那里去。
因此，对“智育第1”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彻底批判！

调整“过正”的背后
沙晴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这是一个真理。
可是，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这个真理，说“过正的总不是‘正’，应该调整过来”。
且看他们如何“调整”教育革命。
大学执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他们就说：
“强调过分了”，因而要“调整”：
要挑中学生“直接上大学”。
工农兵学员批判智育第1，坚持开门办学，他们就说：
“批了智育第1，变成不学文化了”，“开门办学”“过头”了。
因而又要“调整”：
叫学生回到“课堂上”去。
学员们毕业以后，到工厂、农村去做普通工人、农民，以实际行动拆“读书做官”的梯子，堵“读书做官”的道路，他们就说：
“批‘读书做官’，是制造混乱”，什么“拆梯子、堵路，越讲越歪了嘛！”
“歪了”自然“过正”，因而也要“调整”：
要学校培养“不与工人农民划等号”的工人贵族。
总而言之，他们认为教育革命必须全面“调整”。
按照他们这一套办法“调整”的结果是：
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学生；
学生在大学里闭门“读书”，顺着“智育第1”的“台阶”去爬“宝塔尖”；
爬上去就成为“不与工人农民划等号”的工人贵族。
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正”。
可是，这个“正”，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做法。
原来如此，他们衡量教育革命“正”与“不正”的标准，用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符合修正主义路线的，他们就认为是“正”，冲破了修正主义路线的，他们就认为“过正”了。
“过正”是不行的，他们要“调整”。
在“调整”的掩护下，取消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复辟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的这套东西，并不是新鲜玩艺，而是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段。
陈独秀1926年反对农民运动，彭德怀1959年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刘少奇1956年反“冒进”，用的全是这种手段。
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跟在老修正主义后面，打着“调整”“过正”的旗号取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能说明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
矫枉必须过正，在人民这里，是一句革命的口号。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直接攻击这个口号，有时又接过这个口号，歪曲和改变它的革命内容之后，罩在他们复辟倒退的破车上。
这也是要加以识破的。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过正”，使我们更加相信“矫枉必须过正”这个革命真理。
革命就是要经常打破旧的常规，就是要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就是要不断越过他们的“正”。
只有如此，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才能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鼓吹“白专”道路的目的何在？
上海外语学院大批判组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制造者，几个月前到处发表演说，说什么现在“大学水平这么低”，“科研不抓，理论不提”等等。
似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质量下降”，科研“冷冷清清”了。
因此，他要出来“扭”。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说：
“搞科研的人，允许是书呆子”，“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要“爱护、赞扬”。
看！
为了“扭”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他们公然赤裸裸地鼓吹走“白专”道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这就是又红又专。”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专”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
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认为“专”可以脱离政治，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专”上一门，不管这个人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欺人之谈。
因为，资产阶级的所谓“专”，就是给“一技之长”贴上一张资本主义的商标，大搞“知识私有”，把劳动人民创造的科学知识变为商品，为资本家服务。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教育部门疯狂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大学要培养什么“科学家”、“高级建设人才”等等，实际上是要培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白专”，能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呢？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院英语专业有一个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A、B、C”。
他一头栽进外国的古书堆中去，死记硬背，甚至连举止行动都模仿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
这个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由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整天埋头搞业务，从不过问无产阶级政治，最后发展到道德败坏，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这样的所谓“专”，又怎么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对“白专”道路已进行了多次批判。
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然又拿出来宣扬，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要对抗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指示，否定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从而否定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鼓吹“白专”，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糟”了。
事实又是怎样呢？
从政治上看，现在的工农兵学员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方面，比起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要高得多。
他们来自工农兵，带着阶级的委托，牢记着“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学习目的十分明确。
1975年我院五百多名工农兵毕业生，全部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做到了东西南北中，一切听从党调动。
这和旧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在分配时和党讨价还价，不服从分配的情况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于在业务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
有人认为，过去的大学生读的是大本书、厚本书，因此教育质量高。
这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前，旧外语学院把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所谓古典文学“名著”，作为主要教材，学生死记硬背，不仅谈不上具有正确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而中毒受害，致使许多人毕业后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
现在的工农兵学员，由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习生动活泼，记得住、用得上。
1975年里，我院工农兵学员同教师一起就为有关部门翻译了四百五十万字的材料，这也是旧外语学院所不能相比的。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无视这些事实，别有用心地谈论教育质量高低，鼓吹“白专”道路，这只能证明他们是蓄意要否定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十年了。
十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们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妄想用“白专”道路，使人们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宣称，要让一些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来当研究所的所长，甚至说要给所长“配书记，配后勤”。
这不是把刘少奇推行过的“教授治校”、“专家治所”等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在新形势下又拿出来了吗？
如果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办，学校就会重新出现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严重情况，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当前，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全国呈现“到处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
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相信，通过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绚丽鲜花，将会在全国各地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去悲鸣吧，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几上几下是桥梁
农学系学员　武靖贤
新农大，谱新篇，
开门办学重实践，
几上几下是桥梁，
学校公社紧相连。
回乡实践当日晚，
参加队里大批判，
阶级斗争牢牢记，
迎风斗浪经考验。
公社的水呀公社的山，
山山水水在心间，
改天换地志气大，
誓为革命做贡献。
大风大浪练游泳，
革命实践长才干，
科学种田当尖兵，
心与贫下中农紧相连。
除草灭虫搞授粉，
种子田里夺高产，
亲手育出新品种，
贫下中农齐称赞。
彻底决裂旧观念，
党的教导记心间，
为缩小三大差别献青春，
扎根农村志更坚。

咱队的新支书
辽宁建平县奎德素公社社员　宁珍志
咱们大队的新支书，
学大寨劲头别提有多足，
她是咱农民大学生，
咱称心如意，心里热呼呼！
回家还是庄稼人打扮，
里外上下，没有半点特殊，
锐利的目光，辨得出风雨阴晴，
宽阔的胸怀，有远大抱负。
那双打着补钉的农田鞋，
是几上几下的真实记录；
那一双开满茧花的手，
是农大学员的毕业证书。
心头系着家乡的山山水水，
衣襟上沾着芬芳的泥土，
每户贫下中农都留下她的脚印，
每块公社土地都洒下她的汗珠。
什么“粗瓷茶碗雕不出细花”，
那是对工农兵学员的恶意攻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
事实把你们驳得体无完肤。
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为缩小三大差别架桥铺路；
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坚定不移，踏上万里征途！

我为人民上大学
农学系学员　董立英
村头喜鹊叫喳喳，
春风引路上“农大”，
耳边回荡乡亲们的嘱托，
心头铭记老支书的话。
学校赠我两件宝：
宝书四卷，银锄一把，
社来社去当农民，
早把决心下。
举“抗大”的旗，
大凌河畔安新家；
走“共大”的路，
鹰嘴山下意气风发。
阶级斗争的战场上，
经得起风浪摔打；
学大寨的熔炉中，
炼就一身钢铁骨架。
常念故乡山和水，
胸怀祖国想天下，
反修防修意志坚，
壮丽的宏图心中画。
迈着坚定的步伐，
迎着漫天的朝霞，
贫下中农送我上大学，
誓在农村把根扎！

教育阵地咱占领
工宣队员　杨庆福
文化大革命宏图展，
工人阶级掌大权，
教育阵地咱占领，
红心向党意志坚。
任凭迷雾妖风起，
胸中自有方向盘，
英勇顽强去战斗，
跟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登上上层建筑的讲坛，
句句不离纲和线；
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在剧烈的斗争中创建。
斗狂风，战恶浪，
乘风破浪永向前，
社会主义的朝阳花，
迎风斗雪开得更鲜艳！

村头阵地〔木刻〕　廖开明

略论赵副专员的“热心”
宝藏
看电影《决裂》，不要忽视赵副专员这个形象。
他在影片中虽镜头不多，却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典型。
这个赵副专员，对无产阶级教育可以说是十足的外行，但对资产阶级的一套却很“热心”。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成立，他就下令：
“按我们的样子办，要正规化。”
在他的指使下，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曹仲和，就有恃无恐地搞起修正主义教育那一套。
招生时，用“文凭”、“资格”的大棒，拒工农子女于门外；
入学后，用突然袭击的考试和“勒令退学”的手段，对待工农学生；
在课堂上，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讲台，向学生灌输“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烦琐无用的“知识”。
当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抵制时，就是这个赵副专员两眼冒火，七窍生烟，狂喊要把坚持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开除党籍，把“共大”松山分校砍掉。
由此可见，赵副专员热心的是复辟资本主义，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赵副专员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要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类似赵副专员那样的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也下了保证，立了誓言，表示要改邪归正。
但是，在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就迫不及待地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他们放出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之一，叫做“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进攻时，就曾喊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他们的猖狂进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老调重弹，不过他们搞了点新手法，在“外行”前面安个“热心科学的”定语来加以限制，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它的要害仍然是要否定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所谓“热心科学的外行”是些什么人呢？
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心目中，自然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具体来说，就是赵副专员一类人物。
实际上，现实中的“赵副专员”们已经要按他们的“样子”办了。
他们不是说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吗？
他们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教育“扭”成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
他们摆出“热心科学”的姿态，其实，他们哪里是“热心科学”！
他们真正热心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是资本主义。
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分明是要实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翻案是不得人心的。
当年赵副专员“热心”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想砍掉“共大”，结果碰壁；
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热心”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刮右倾翻案风，又怎能挡得住历史的进程！

读《看镜有感》想到的
中国科学院二七三二研究所工人　崔国柱
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谈到，当玻璃镜取代古铜镜时，因循守旧的一位先生却在他的大著里猛烈地攻击玻璃镜。
这位唠叨着“今不如昔”的先生，经过反复思索，得出结论说，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
对此，鲁迅尖锐地批判道：
“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
但是，象孔老二那样好古成癖的人们毕竟有，抱着腐烂发臭的旧事物，为它招魂，以压制新事物的人，古往今来也不乏其人。
今天，当科技界“开门办所”这一新生事物取代“关门办所”这一旧事物时，竟然也有一些现时代的为古铜镜叫魂的“老先生”。
这些搞复辟的先生们，发出一系列的奇谈怪论，其中就有一条，曰：
“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所”，甚至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口实。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那么起劲地反对开门办所，那么热心地主张关门办科研，其目的是要把广大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群众关在科学大门之外，干脆一句话：
谢绝参观！
而对广大科技人员，也是一句话：
不准开门！
把他们继续关在大楼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那“越研越玄”的科研。
科技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比起那位一口咬定古铜镜比玻璃镜好的复古派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玻璃镜取代古铜镜这样微小的变革，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今天同资产阶级的旧传统观念决裂，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遭到资产阶级的猖狂反对，自是意料中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革命高潮时，林彪一类用“韬晦”之计，隐蔽自己；
一旦气候适宜，他们就要“复礼”。
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
走资派还在走，那个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派不是还大刮右倾翻案风吗？
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镰刀和种子
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　富刚（满族）
咚咚锵、锵咚锵，欢乐的锣鼓声，回荡在山村上空。
红旗、标语、歌声、笑语，交融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欢乐图。
今天，公社农业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我们这些来自各生产队的首届毕业生，就要带着丰收的成果返回生产队了。
眼看这动人的场面，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了两年前上农大的情景。
那是一个寒风吼叫的冬夜，政治夜校刚刚开罢批林批孔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强叔向社员们宣布了一件喜讯，说我们公社创办了农业大学，让各队选送学员上学，毕业了还回自己队。
老强叔刚说完，响起了火爆般的掌声，特别是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高兴得又笑又跳。
这时，只见贫协组长王老牛爷爷忽地站起来。
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象开了花似的。
他摆摆手，制止住了人们的掌声，半晌才激动地说：
“山窝里办大学，开天辟地第1回，这全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是文化大革命结下的喜果，我一百个拥护。
我老了，当不了学员，我要求去当个服务员……”
王老牛爷爷的话音没落，又掀起了一阵掌声，它象欢乐的激流，在贫下中农心田里哗哗地奔涌。
可是事有蹊跷。
第2天，村里刮起了一股阴风：
“哪有大学毕业后还回村和土圪塔打交道的。”
“大学毕业，闹个干部当当，那才是正道呢！”
党支书老强叔察觉风头不对，一查，原来是一个满脑子孔孟之道、解放前给地主管过账、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批判过的家伙散布的。
我们抓住这个刮阴风的老家伙，在政治夜校召开了批判大会，批判林彪和孔老二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观点，批判阶级敌人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
就在这个批判会上，王老牛爷爷浓眉竖起，挥着拳头说：
“公社办农业大学，哪儿来还回哪儿，这桩新事有党领导，有咱贫下中农支持，谁也破坏不了！”
就这样，社办农业大学在贫下中农同阶级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诞生了。
农大开学的那一天，支书老强叔亲自挥着红缨大鞭，套着胶轮大车，送我们队的几个青年去上学。
社员们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满怀期望、满心欢喜地送我们出了村子。
离农大不远，我们意外地望见王老牛爷爷站在校门口。
我们正琢磨不透是怎么回事，老强叔乐呵呵地告诉我们：
“公社党委已聘请王老牛爷爷当农大贫下中农管委会的主任兼农技老师，他昨天黑夜一听说就赶来了。”
多好的老师啊，他已走在我们的前面了。
开学第1课，党支书老强叔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王老牛爷爷讲述了村史。
我们就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阶级斗争的教育中，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一眨眼，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过的是多么不平常、多么新鲜的日子。
农大的学员来自各生产队，教员有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农，有学校出来的农业技术员。
就在创办农大的那年冬天，我们农大师生冒着数九严寒，经过两次试验，终于在一块人们认为没有水源的地方打成了一眼可浇一百多亩地的大机井。
开春不久，我们创办了小农场、小牧场、小林场，还有猪场。
这短短两年的时间中，我们培育了“教革”一号、“教革”二号小麦良种。
为了培育良种，我们在王老牛爷爷和其他几位农业技术员的帮助下，好象绣花一样，精心地把不同的品种，种在一块块试验田里。
我们一边实践，一边也帮着王老牛爷爷总结他种植小麦和喂养牲口的好经验，编成教材。
王老牛爷爷还是我们农大顶呱呱的政治辅导员。
是他，在忆苦思甜和批林批孔的大会上，用切身的经历，通俗生动的语言，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懂得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的深远意义。
而这些，都是在旧学校里学不到的……
上午十点多钟，毕业典礼开始了。
在会场的前边，坐着几十名贫下中农代表。
他们是来接我们这批农业大学毕业学员回生产队的。
县委的负责同志讲完话之后，由农大贫管会主任王老牛爷爷向我们毕业生赠送礼品——每人一把闪亮的镰刀和一小袋金色的麦种。
当我把珍贵的礼品捧在怀里的时候，感情的潮水象决开的大堤一样，滚滚奔涌。
这不是普通的礼品，这是对那些攻击教育革命，叫嚷“今不如昔”等奇谈怪论的有力批判。
闪光的镰刀呀，你是我们战斗的伙伴，我们用你不断地割断旧传统的绳索，夺得了思想和生产的双丰收。
望着你，我就联想到王老牛爷爷，他虽然年老体弱，可是在捍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战斗中，他是多么坚定、勇敢。
再看看这金色的麦种，我更是思绪联翩。
这不是普通的种子，是老贫农的心血结晶，也是教育革命培育出来的良种。
我决心变成一粒这样的良种，撒在北疆的沃土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就要回生产队开始攀登新的高峰了。
有这闪光的镰刀和金色的麦种做我生活战斗的伙伴，还有什么高山峻岭不能攀登的呢？

阳光洒满五·七路
农学系教师　李国库
阳光洒满五·七路，
教师山乡来落户，
“农大”搬到庄稼院，
教育革命展新图。
夜校里共读马列著作、毛主席的书，
同把修正主义笔伐口诛。
三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
同贫下中农一起擂响学大寨战鼓。
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曾把多少工农子弟引向歧途；
看今朝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走的是光辉五·七道路。
烈火熊熊，能炼出红心铁骨，
胸怀朝阳，会分清妖风迷雾。
谁说我们“教师无所适从”？
广阔天地里大有用武之处。
举起反修防修的战旗，
投身到与工农相结合的熔炉。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
继续革命，迎风劈浪迈大步！

朝阳农学院在胜利前进
一场反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朝阳农学院胜利展开。
全校师生以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为指针，联系学院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果，深入地批判了那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朝阳农学院办学方向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
他们决心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斗争。
朝阳农学院师生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斗志昂扬地投入教育革命大辩论。
全校已写出几千张大字报，反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朝阳农学院党委举办干部学习班，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总结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牢牢地掌握领导运动的主动权。
朝阳农学院牧医系学员张凤琴在“几上几下”的回队实践中，坚持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热心为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服务，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
朝阳农学院农学系棉花课题组的应届毕业生和教师，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进行调查研究。
在毕业前夕，他们根据三年来在“几上几下”的学习实践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为学院进一步改革教学内容，编写了一份新教材。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朝阳农学院坚持“社来社去”的方针，积极为农村培养骨干。
毕业生张耀臣回到大队后，担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在政治夜校里组织社员学习政治，深受贫下中农欢迎。
本报通讯员摄

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座谈会上
廖承志同志的讲话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廖承志同志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台湾省同胞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是“二·二八”起义纪念日。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台湾省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1947年02月01日，向全国军民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战斗号召的鼓舞下，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配合了祖国大陆的解放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
我们对台湾省人民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参加起义的死难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
向烈士家属和台湾省骨肉同胞表示亲切的关怀和慰问！
同胞们，朋友们，同志们！
二十多年来，我们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已经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社会主义祖国“到处莺歌燕舞”。
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绚丽的鲜花，开遍了祖国大地。
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逐步加深，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
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前进，努力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卫生革命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
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重新学习，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
千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乡村干革命，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工人阶级进驻大、中、小学等上层建筑机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百万干部奔赴农业第1线，普及大寨县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
我国农业连续十四年丰收。
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工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
专业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地面，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第4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经胜利完成。
我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当前教育、科技等领域正在深入开展革命大辩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回击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右倾翻案风。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对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天下大乱。
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
苏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它野心很大，但力不从心。
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
目前已有一百多个国家与我国建交。
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同胞们，朋友们，同志们！
现在台湾社会各种矛盾都在发展激化，整个台湾动荡不安。
盘踞在台湾省的蒋帮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处境空前虚弱孤立。
人民公敌蒋介石死后，蒋帮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日益加剧。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更加暴露了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严重恶果。
生产萎缩，物价飞腾，许多工商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剧增。
农业破产，进口粮食年年增加。
蒋经国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更加强化法西斯特务控制，加重对台湾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富有爱国和革命传统的广大台湾省人民继承和发扬了“二·二八”起义的革命精神，反蒋爱国斗争不断发展。
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有力地冲击着蒋经国的反动统治。
台湾人民心向社会主义祖国。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省同胞、旅居海外的台湾省籍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大陆参观、学习，探亲访友和参加各种活动。
他们以亲身的感受，揭露了蒋帮的欺骗宣传，把祖国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不断传到台湾省内，增进了台湾省同胞对祖国大陆的了解，促进了台湾省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的团结，极大地鼓舞了台湾省人民反蒋爱国的斗志。
不管蒋经国如何封锁、镇压，都阻止不了台湾人民反蒋爱国斗争的发展。
台湾人民终将和祖国大陆人民一起推翻蒋经国的反动统治。
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寄希望于台湾省人民。
我们对台湾省同胞的反蒋爱国斗争，表示坚决支持。
只有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台湾省人民才能当家做主。
在台、澎、金、马和到海外的各方面人员，他们当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
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我们欢迎他们来大陆探亲、参观。
保证安全和来去自由。
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做出贡献。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去年以来，我人民政府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宽大释放了1962年10月至1965年09月俘获的全部美蒋武装特务和特务船船员，一律宽大释放了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每人都给公民权，并进行适当安置。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和给出路的伟大政策，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安定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际上一小撮反华、反共的顽固派，勾结台湾的极少数民族败类，策划所谓“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等等，阴谋分裂我国。
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01月四届人大会议上，再一次庄严宣告：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同胞们，朋友们，同志们！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而共同奋斗。

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省同胞举行座谈会
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
陈锡联、徐向前、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参加座谈会。
政协副主席许德珩主持座谈会，廖承志发表讲话。
各界人士和台湾省籍同胞代表十五人在发言中畅谈了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指出：
当前正在开展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
首都各界人士和在北京的台湾省同胞一百多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
1947年02月28日，台湾省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战斗号召鼓舞下，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配合了祖国大陆的解放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各界人士热烈赞扬台湾省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向“二·二八”起义的死难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向烈士家属和台湾省骨肉同胞表示亲切的关怀和慰问，对今天台湾省同胞的反蒋爱国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参加座谈会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姬鹏飞、廖承志、丁国钰、罗青长、杨成武、梁必业、张宗逊、蔡啸、林丽韫、朱穆之、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施义之、邓岗、路金栋、张世忠、董加耕、康克清。
今天的座谈会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主持。
廖承志同志首先在座谈会上讲话。
接着，各界人士和台湾省同胞代表十五人在会上发言。
他们是：
中共中央委员、台湾省籍同胞蔡啸，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中共中央委员、台湾省籍同胞林丽韫，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斐，参加过“二·二八”起义的台湾省籍同胞叶纪东，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董其武，台湾省籍同胞、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黄启俊，人大常委会委员、台湾省籍同胞陈逸松，台湾省籍同胞、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吴纯美，1973年从美国回国的台湾省籍同胞、北京大学教师江重光，不久前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前国民党陆军中将李毅，台湾省高山族同胞、中央民族学院干部陈连生，黄维，杨南邨，人大代表、台湾省籍同胞、北京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陈丁茂。
大家在发言中畅谈了当前国内外的大好形势，阐述了正在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意义。
大家说，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勃发展。
大家指出，当前教育、科技等领域正在深入开展革命大辩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现在蒋帮统治下的台湾省，各种矛盾都在发展激化，整个台湾动荡不安。
人民公敌蒋介石死后，蒋帮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日益加剧。
蒋经国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更加强化法西斯特务控制，加重对台湾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富有爱国和革命传统的广大台湾省人民，继承和发扬了“二·二八”起义的革命精神，反蒋爱国斗争不断发展，有力地冲击着蒋经国的反动统治。
祖国大陆人民同台湾骨肉同胞心连心，对台湾人民不畏强暴，正在如火如荼猛烈展开的反蒋爱国斗争，表示崇高的敬意和坚决的支持。
大家在发言中希望在台、澎、金、马和到海外的各方面人员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做出贡献。
大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欢迎他们来大陆探亲、参观，保证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
大家在发言中还谈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去年以来，我人民政府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宽大释放了1962年10月至1965年09月俘获的全部美蒋武装特务和特务船船员，一律宽大释放了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每人都给公民权，并进行适当安置。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和给出路的伟大政策，表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安定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家强调指出，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国际上一小撮反华、反共的顽固派，勾结台湾的极少数民族败类，策划所谓“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等等，阴谋分裂我国，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大家在发言中说，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
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许德珩副主席在座谈会上最后讲话说，在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一贯寄希望于台湾省人民，重视他们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反蒋爱国斗争。
我们坚信，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并肩战斗，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一定会胜利实现。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
在京的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爱国人士和北京市有关人士：
史良、严济慈、杨东莼、茅以升、林巧稚、季方、荣毅仁、胡子昂、胡愈之、陶峙岳、王芸生、孙起孟、屈武、徐伯昕、楚图南、黄鼎臣、钱昌照、谢冰心、费孝通、王昆仑、甘祠森、赵君迈、张学铭、侯镜如、郑洞国、覃异之、杜聿明、宋希濂、程思远、李奇中、宋伟斌、赵明哲、赵子立、杨铭仪、李仙洲、溥杰、刘芸生、洪希厚、郭翼青、黄晚霞、罗西欧、沈性元、郭秀仪、林玲玉、陆达、夏翔、魏建功、浦洁修、冯友兰、钱伟长、傅学文、王炜钰；
台盟和在京的台湾省籍同胞代表：
苏子蘅、李纯青、田富达、徐萌山、陈炳基、蔡子民、陈木森、王碧云（医务工作者）、陈文彬、林盛中、吴英辅、王阿雄、田中山、王茂胜、李河民、林思平、吴克泰、李国仁、魏正明、杨小英、郑翼宗、钱福兴、傅尧箕、李丙盛、郑炯灶、林栋、李碧琴、林丽芳、谢秋成、黄美砂、林明美、蔡速风、李克世、林仲琡、潘渊静、吕平、林尚文、吴崇连、陈和明、王瑞丰、吴明科、郭平坦、董聆、吴河、李顺然、陈妙玲、赖金兰、陈弘、甘莹、王碧云（文艺工作者）、林为民、高建设、谢文雄、詹志远、游源旺、吴石春、杨少波、曾北云、陈心莹。
（附图片）
首都各界人士和在北京的台湾省同胞一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陈锡联、徐向前、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胡厥文、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参加了座谈会。
许德珩主持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摄

乔冠华外长会见尼日尔首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上午会见尼日尔共和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蒂库拉·阿尔祖马，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乔冠华外长会见希腊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上午会见希腊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季米德里奥斯·韦利萨罗普洛斯，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韦利萨罗普洛斯大使是02月25日乘飞机到京的。

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座谈会上
首都各界人士和台湾省籍同胞代表发言摘要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首都各界人士和台湾省籍同胞代表，在今天举行的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中共中央委员、台湾省籍同胞蔡啸在发言中说，周恩来总理在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我们坚决响应这一号召，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他说，当前正在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在大陆上的每个台湾省籍同胞，都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如果说解放台湾、统一祖国需要做什么准备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准备的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识别能力，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们集会纪念“二·二八”起义，更加感到它的意义重大。
今年元旦，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
毛主席气势磅礴的诗篇，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
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也就格外怀念还处在蒋帮黑暗统治下的台湾兄弟姐妹。
他说，我是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工商业者。
我回顾自己和祖国工商业者的经历，深深感到，在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摧残，命运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手里。
目前在台湾，爱国的工商业者过的更是俯仰由人、日趋破产的日子。
只有解放台湾，台湾的工商业者才有光明的前途。
我希望台湾的工商业者认清形势，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委员、台湾省籍同胞林丽韫在发言中说，当前蒋帮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日益看清蒋经国的反动嘴脸，不断奋起同他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同时坚决反对一小撮“台独”分子妄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只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推翻蒋帮的反动统治，实现祖国的统一，台湾人民才能得到翻身解放。
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斐在发言中告诫蒋帮军政人员说，顺应台湾人民归还祖国怀抱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走爱国一家的道路，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这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如果继续徘徊歧途，坐失良机，甚至执迷不悟，妄图负隅顽抗，只能是自取灭亡。
他希望在台湾的旧同事和老朋友们能够及时迷途知返，早日弃暗投明。
曾经参加过“二·二八”起义的台湾省籍同胞叶纪东，在会上介绍了当年台湾人民揭竿而起，同蒋帮展开英勇斗争的情景。
他说，“二·二八”起义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富有爱国和革命传统的台湾人民没有被蒋帮的残酷镇压所吓倒，他们继承和发扬“二·二八”起义的革命精神，一直在坚持战斗。
他说，台湾人民的斗争，向来都是和祖国大陆人民的斗争息息相关的。
台湾同胞心向社会主义祖国，他们从今天祖国大陆的巨大变化中，看到了他们当年在“二·二八”起义中所追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看到了自己美好的前途，更增强了斗争胜利的信心。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董其武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一贯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我自1949年起义以后，一直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
随同我起义的军政人员，都是因材施用，各得其所。
二十七年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台湾省籍同胞、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黄启俊在发言中表示要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精神，积极参加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他说，在党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贫下中农送我上大学，使我成为一名新型的大学生。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我同其他工农兵学员一样，正在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士。
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右倾翻案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
我们一定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他说，当我们在祖国的怀抱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时，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还有一千六百万同胞在蒋经国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下过着苦难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努力奋斗。
人大常委会委员、台湾省籍同胞陈逸松在发言中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继承蒋帮反动黑暗的统治，骑在台湾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不愿放下屠刀。
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二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台湾的老朋友们要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与大陆同胞紧密团结，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奋斗。
台湾省籍同胞、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吴纯美说，她全家在1953年从日本回到祖国怀抱后，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国家的主人，家里还出了两个大学生。
她说，两种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深。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使我们工农兵的子女成了大学的主人。
我们绝不允许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
同时我们要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两年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台湾省籍同胞、北京大学教师江重光说，他回国后，通过参加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及当前正在开展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等革命群众运动，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他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工人农民家庭。
而在蒋帮黑暗统治下的台湾，升学考试和昂贵的学费，给学生设置了一道道难关，劳动人民及其子女上不了大学。
这同祖国大陆劳动人民在文化教育上的主人翁地位，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他希望台湾青年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不久前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前国民党陆军中将李毅发言说，我新从台湾来，深知台湾事。
与社会主义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盘踞在台湾的蒋帮内外交困，惶惶不可终日。
蒋帮在国际上的处境更加孤立，台湾殖民地经济进一步恶化，人民抗暴斗争此起彼伏，蒋帮内部矛盾也随之加剧。
这些事实突出地表明了台湾局面激烈动荡，蒋帮的日子很不好过。
他说，据我所知，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爱国的多，卖国的少，他们也会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好形势鼓舞下，在台湾人民的推动下，对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
出生在台湾省台东县的高山族同胞、中央民族学院干部陈连生说，台湾同胞同祖国大陆人民一样，怀着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
只有解放台湾，台湾同胞才能苦尽甘来。
他在会上还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表达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诗中写道：
“大陆山水连宝岛，各族人民是同胞。
团结起来齐努力，解放台湾立功劳。”
黄维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他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感受。
他说，共产党说的话是算数的、兑现的。
人民政府特赦释放我们，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方针的体现，也是给还在台湾为蒋帮效劳的人们一个现实的教育。
他表示要为解放台湾贡献力量，并寄语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希望他们立功自赎。
杨南邨在发言中说，去年人民政府特赦释放了我们，并批准我和陈士章、王秉钺等十人回台湾探亲访友。
但是我们一到香港，蒋经国反动集团就拒绝我们回台湾，还把张铁石迫害致死。
我们滞留香港一百多天，回台湾不得，张海商、赵一雪和我只好暂时返回祖国大陆。
如果他们允许我们回台湾，我们随时都可以去。
他说，蒋经国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十人回台湾，说明他的反动统治十分虚弱。
台湾省籍同胞、人大代表、北京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陈丁茂在发言中说，我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1951年回国后，进工厂做技术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
党组织教育我多向工人学习，并派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帮助我，使我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工作上也取得了进展。
1954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75年被选为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深深感到这不只是给予我个人的光荣，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党和祖国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
他说，只有解放台湾，台湾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才能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我们台湾同胞要同祖国大陆人民加强团结，共同斗争，争取早日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外事往来
扎伊尔贸易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扎伊尔证券部顾问法叶德·法依·丁为团长的扎伊尔贸易代表团27日离京回国。
扎伊尔贸易代表团在京期间，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会见了他们。
邓岗局长宴请日本电视网友好访华团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28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小林与三次为团长、上子俊秋为副团长的日本电视网友好访华团。
参加宴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外交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哲夫、王珍、任继胜、卢克勤等。
访华团是27日晚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姚连蔚副委员长等陪同前往　广东省革委会设宴欢迎美国客人
新华社广州1976年02月28日电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和朱霖同志等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从桂林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到机场迎接的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秀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罗范群，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可忠、王阑西、关相生、姜开明、刘绍先等。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由姚连蔚副委员长、焦林义副主任陪同，今天在广州参观了毛主席早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郊区人和人民公社。
美国客人在公社参观了养鸡场、农机修造厂、卫生院和拦河坝工程，并访问了社员家庭，受到了公社负责人和社员群众的欢迎。
参观以后，美国客人乘汽车到达从化。
晚上，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从化温泉宾馆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一行。
姚连蔚副委员长、黄镇主任等出席了宴会。
焦林义副主任和尼克松先生先后举杯，祝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宴会以后，宾主一起观看了少年杂技表演。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今天上午离开桂林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乔晓光、廖炜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钟枫，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由姚连蔚副委员长陪同，在广州参观毛主席早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新华社记者摄

阳光雨露育新苗
——记台湾省籍新战士钟斗跃在部队茁壮成长
在祖国南海前哨的海军某高炮阵地上，一门门火炮怒指海空，战士们正在进行年终实弹考核。
随着指挥员的口令声，一串串火舌命中了目标。
在这次实弹考核中，瞄准手钟斗跃精确地瞄准，使炮一班取得首发命中的优异成绩，受到大家的称赞和党支部的奖励。
钟斗跃是台湾省籍的新战士，原籍台湾新竹县农村。
他的父亲钟维旺，从小给地主当长工，1941年冬天被日本侵略者抓到海南岛当劳工，后来又被迫给海南岛一个大地主当长工。
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把钟维旺一家从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
去年钟维旺作为台湾省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四届人大。
就在钟维旺准备动身去北京出席四届人大的时候，他的刚入党的大儿子钟斗跃光荣入伍了。
这天，钟维旺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
“孩子，咱们台湾同胞，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才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和幸福生活。
你是革命的后代，到部队后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苦练军事技术，为解放我们的故乡台湾省，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努力奋斗。”
钟斗跃来到部队以后，被分配当了高炮瞄准手。
连队的干部和老战士们热烈欢迎这位台湾省籍新战士，满腔热情地帮助他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钟斗跃文化水平不高，学习理论有一定困难。
党支部指定班里的理论骨干重点帮助他，经常给他作个别辅导，使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学习的自觉性不断增强。
去年08月，他参加高射炮兵拉练打靶，白天行军十分疲劳，晚上宿营后他仍在油灯下坚持读书。
一年来，他就是这样刻苦学习，先后学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伟大的创举》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并写下了不少心得笔记。
为了使新战士早日掌握杀敌本领，上级决定对他们进行突击训练。
钟斗跃听了上级动员，心情激动，他在日记里写道：
“党的阳光哺育我，我为人民扛起枪，只要毛主席一声令，解放台湾上战场。”
可是在训练过程中，他的手脚却不听使唤，老是捕捉不住目标。
尽管他花了好大的劲，练得两只胳膊都肿了，双手打起了血泡，还是掌握不了技术，他为此感到着急。
这时指导员找他谈心，鼓励他说，只要不畏劳苦，只要肯登攀，就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钟斗跃听了指导员这番话，顿时增强了信心和力量。
他向指导员表示：
“我一定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以实际行动回答党的培养和期待，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苦练杀敌本领，尽快地掌握好手中武器。”
从这以后，钟斗跃怀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理想，更加自觉地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他经常独自一人跑到炮位上，反复体会操作要领，凡是不会的就虚心向战友们请教。
一天深夜，排长查铺来到钟斗跃的床前，只见他躺在床上，两脚一弯一弯地蹬跃，嘴里还在喊着口令：
“预备，放！”
排长轻轻地问他：
“小钟，你身体不舒服吗？”
钟斗跃听到有人喊他，猛一睁眼见是排长，笑咪咪地说：
“不，我在作梦呢！”
排长见他作梦还在钻研军事技术，深受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钟斗跃终于掌握了操炮的基本技术，成为新兵突击训练中成长较快的一个，很快担任了战斗值班任务。
后来他又根据敌人活动的规律，带着敌情练兵，专门练习隐现目标的捕捉方法。
他说：
“未来的战争是复杂的，敌人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我这个高炮瞄准手一定要有在各种情况下捕捉目标的本领，才能应付战争中复杂的局面，保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南国盛夏，他顶着烈日下四十多度的高温，坐在炮位上，手扶烫手的炮身，两眼对准太阳练。
眼睛花了揉一揉，胳膊酸了捶一捶，继续再练。
他用顽强的革命意志，终于练出了“火眼金睛”，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能捉住目标。
钟斗跃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还处处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关心集体事业，关心连队建设。
去年国庆节过后，部队开展了“学大寨、见行动”的活动，他想到连队附近荒地很多，建议党支部发动大家把荒地开垦出来种甘蔗，支援国家建设。
他的建议得到党支部的同意。
他写信告诉他父亲，他父亲专门挑选了高产甘蔗苗远道送到部队来，受到全连干部战士的欢迎。
老人家领着大家种好了甘蔗试验田，才离开部队。
此后，钟斗跃给甘蔗苗精心施肥、浇水，使甘蔗苗茁壮地长起来。
连里喂了三十多头猪、一百多只鹅，钟斗跃看到饲养员忙不过来，就主动抽时间去帮助打猪草，喂鹅。
大家称赞他是好党员，雷锋式的好战士。
他对大家说：
“为了把部队建设搞好，准备解放台湾，我决心把全部力量贡献出来。”
　新华社通讯员

墨西哥海军拘捕一艘入侵的美国渔船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墨西哥海军02月17日拘捕了一艘侵入墨西哥领海捕鱼的美国渔船。
美国“启示号”渔船是在离墨西哥海岸八浬的领海内非法捕鱼时被墨西哥海军巡逻舰拘捕的。
这是墨西哥维护领海主权的又一行动。
据墨西哥海军宣布，这艘美国渔船已被带到坦皮科港，交当地有关当局处理。
去年12月，墨西哥海军拘捕了四艘闯入墨西哥领海捕虾的美国捕虾船。

意大利工人和加拿大公务员举行大罢工
英国数万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削减教育经费
据新华社罗马1976年02月27日电
意大利全国一百多万机械工人02月26日举行三小时罢工，要求重新签订工资合同和保障就业。
这一天，在米兰有三万多罢工者举行了示威游行。
示威群众举着标语牌和横幅，喊着“不许解雇”、“为保障就业和重订合同而斗争”等口号通过闹市区，然后举行了集会。
同一天，在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和集会。
02月25日，意大利全国三十五万化学工人也举行了四小时罢工，要求重订合同。
02月24日，意大利首都罗马和附近地区的将近一百万名工人举行二十四小时总罢工，抗议失业不断增加。
这次罢工使得罗马全城处于瘫痪状态，工厂、商店、公共交通、学校、许多政府机关、邮局、电影院、剧场和饭馆都停止了营业和办公。
罢工的工人还在罗马和其他一些城市中举行集会，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失业进一步增加，并要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据报道，目前意大利失业人数已超过一百二十万人。
新华社渥太华1976年02月27日电
加拿大魁北克省十万零五千名公务员26日罢工，抗议政府延迟契约谈判。
这次全省性的抗议行动是由拥有十八万成员的工会共同阵线发起的。
参加这次罢工的有六万名教师和四万五千名卫生工作者。
这是自1972年二十万公务员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总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行动。
公务员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三。
据新华社伦敦1976年02月27日电
英国数万名学生02月27日在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和加的夫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削减教育经费。
在伦敦，来自英格兰各地的两万多名学生27日下午聚集在教育和科学部外面举行示威。
他们高举着横幅和标语牌通过伦敦西区的主要街道走向海德公园。
学生们沿途高呼“停止削减教育经费”等口号，还散发了传单。
传单上写道：
削减教育经费就意味着学生伙食标准降低、教师减少以及大学入学人数下降。
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言者强烈谴责当局削减教育经费。
许多教师、公务员以及留学生也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
同一天，苏格兰的大学生进行罢课。
来自苏格兰好几个城市的四千五百名学生在格拉斯哥举行了游行。
在爱丁堡大约一千五百名学生也举行了游行。
这些城市的数百名建筑工人和电器工人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抗议当局削减教育经费。
（附图片）
意大利首都罗马工人02月24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失业。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撕下假面具
不久以前，苏修统治集团的一个头目，在法国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大放厥词，教训人家要“作出孜孜不倦的努力来对剥削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而且还大讲什么苏修的“社会主义体系”“是各国人民整个解放运动的支柱”。
话讲得蛮神气，似乎背叛了工人阶级的苏修集团是鼓励和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剥削制度、争取社会解放斗争的。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法国报刊接连报道了两桩消息，无异打了这个莫斯科演说家两记响亮的耳光。
一是苏修在法国贝桑松地方新建一家与法国联营的工厂，专门以苏联制的表芯和法国造的表壳装配手表，在法国销售。
厂里雇佣的全是法国工人。
这些法国工人一律不参加工会，因此厂方不会遇到诸如罢工之类的问题。
二是法国一家叫特里通工厂的工人坚持了长期的罢工斗争，苏修当局以工人罢工影响了它向该厂的订货生产为理由，打电报给法国的工会当局，要工人们恢复生产。
结果，“根据莫斯科的命令，罢工被粉碎”了。
堂堂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远千里，到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投资，雇佣当地的工人生产商品，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苏修的这种做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有什么两样？
这难道就是他们所谓的“对剥削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而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吗？
苏修曾经装模作样地指责西方“跨国公司”利用“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而它自己现在也正是干着同样的勾当。
有人说过：
“莫斯科对西方跨国公司的攻击会变成打自己的飞旋镖”，果然，这飞旋镖已不偏不歪地打到苏修自己的头上了。
在苏修同外国合伙经营的工厂里，工人连工会都没有参加，当然也谈不上“革命的改造”；
苏修订了货的外国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从莫斯科那里得到的不是“支柱”，而是大棒！
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显了原形，原来它是争取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死敌。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勃列日涅夫之流冠冕堂皇的言词，只不过是假面具，怎么也掩盖不住他们干尽坏事的真面目。

科威特代表团访问海湾四国
加强海湾国家合作警惕大国野心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02月25日电
以科威特争取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主席、外交部次官拉希德·阿卜杜勒·阿齐兹·拉希德为团长的科威特争取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代表团自02月13日到24日先后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拉希德24日晚回到科威特时说，科威特代表团在出访期间同四个海湾国家的官员讨论了海湾国家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新闻方面全面合作和配合的问题，包括统一海湾国家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贸易和经济方面的自由往来和建立海湾共同市场。
他还说：
“在访问期间，我发现这些国家的官员对增强我们各国之间的全面合作都很热心。”
科威特代表团在利雅得同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就在工农业、建设和投资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举行了会谈。
科威特代表团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时双方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说，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加强海湾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统一关税标准以作为成立海湾共同市场的第1步。
一位巴林发言人宣布，科威特和巴林同意取消两国商品的关税。
双方还签订了一项两国在一些工业项目上进行合作的议定书。
科威特代表团还就成立海湾共同市场的可能性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官员小组举行了会谈。
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委员会研究海湾共同市场问题和统一关税的可能性。
科威特《舆论报》就科威特代表团这次海湾四国之行发表社论指出：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财政来源的海湾地区正面临着许多危险。
那些抱有攫取我们资源的野心的大国，希望我们地区处于分裂状态，阻止我们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实现自给。
因此，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加强海湾国家间的合作。”

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报纸赞扬东盟首脑会议成果
东南亚是东南亚人民的　超级大国不得干涉
东盟各国的团结合作得到加强　苏联兜售的“亚安体系”遭到唾弃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
马尼拉消息：
菲律宾《东方日报》就最近召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发表文章指出：
“东南亚是东南亚人民的东南亚。
东南亚的事情应由东南亚各国自己商量解决，超级大国不得进行干涉。”
文章说，要解决东南亚问题，需要靠东南亚各国的团结合作和自力更生，而不是靠对超级大国的依赖。
文章说，东盟首脑会议“是在超级大国日益衰落，第3世界日益壮大，世界处于一片动乱，战争阴云密布的形势下召开的。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东盟明确地提出要使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自由、中立的地区，并强调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合作”。
文章说：
“东盟的五个成员国都是第3世界国家。
它们提出的这些要求和目标，符合当前第3世界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大国控制的普遍要求。
特别是在加强区域性的团结合作，自力更生，反对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把战争扩大到本地区等方面，更是和广大第3世界国家步调一致。”
文章指出，东盟提出和平、自由、中立的要求是合理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争取把东南亚建成一个和平、自由、中立的地区时，还会有曲折。
东南亚人民的善良愿望是一回事，超级大国的扩张野心是另一回事。
必须多准备一手，才不会吃亏。”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
东南亚报纸就刚刚结束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第1次首脑会议发表社论，赞扬这次会议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合作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泰国《星暹日报》在02月26日的社论中说，由于这次东盟首脑会议的召开，“在中立化计划和目标下，反对外来力量压迫和经济上种种压榨的行动，将会逐渐地加强。”
社论指出，曾经大事宣传要在亚洲兜售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个烂货色遭到了唾弃。
这“意味着第3世界争取经济独立、国家主权完整的行动已在东南亚广泛开展。”
泰国《中华日报》在同一天发表社论说：
“东南亚局势的急剧变化，已唤醒了东盟各国政府和人民，防止一个野心勃勃、正在千方百计要在东南亚设立军事基地的超级大国的颠覆和分化”。
社论还强调指出了东南亚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实行合作对于防止超级大国的挑衅和干涉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02月25日发表社论说，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合作，谋求区域协调，“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来抗拒外来的不良意图。”
社论说，东盟国家将“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寻求区域合作，以摆脱经济剥削和政治军事压力。”
东盟组织如果“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则超级大国的扩张与颠覆和渗透活动，将受到有力的阻止。”
社论指出，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不适合东南亚人民的胃口，也肯定不会受到东南亚的欢迎。”
菲律宾《今日公报》02月26日的社论说，东盟首脑会议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表明，东盟国家将消除彼此间的疑虑和误解，从而“走向更高水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

超级大国转嫁经济危机造成严重危害
拉美掀起反对经济霸权主义斗争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新华社记者报道：
1975年，超级大国向拉丁美洲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对拉美国家的经济造成明显和严重的危害。
严酷的现实促使拉美人民和国家更加坚决和积极地投入第3世界反对经济霸权主义、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
1975年，在经济上处于凄风苦雨中的超级大国和某些工业大国变本加厉地通过外贸价格上的“剪刀差”，加剧对拉美国家的掠夺和剥削。
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恩里克·伊格莱西亚在今年年初谈到去年拉美国家对外贸易状况时指出：
1975年，拉美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前一年平均只提高了百分之一，而进口商品的价格却比前一年平均上涨了百分之十四。
这种不合理的交换关系使拉美国家1975年的购买力比197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七。
墨西哥、巴西以及中美国家出口的棉花伦敦市场价格从1974年的高峰九十一美分一磅下降到1975年08月的五十五点二五美分一磅，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在同期和同样情况下，墨西哥、秘鲁出口的锌的价格从每吨九百一十英镑降到三百四十三英镑，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二；
占世界出口第2位的智利铜的价格从每吨一千三百八十英镑下降到六百零三点五英镑，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
拉美国家出口的其它大宗商品如香蕉、可可、原糖、鱼粉、羊毛、牛肉等的价格，也都一跌再跌。
而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却不得不从超级大国和工业发达国家那里进口价格上涨百分之四十七的钢和上涨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的化肥。
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十一种大宗商品的价格竟上涨了两倍。
拉美国家出口的某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甚至降低到成本线以下。
据巴西《圣保罗州报》报道，秘鲁生产的铜每磅成本为七十五美分，而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仅为每磅五十五美分；
秘鲁生产一吨鱼粉的成本为二百三十美元，而国际市场上鱼粉价格每吨只二百美元左右。
超级大国和某些工业大国还以贸易上“奖出限入”的手段，加剧对拉美国家的掠夺和剥削。
它们一方面采取所谓保护手段，缩减、限制从拉美国家的进口，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向拉美国家倾销它们的滞销产品，不断扩大贸易的不平衡状况。
1975年，对美国贸易占第1位的巴西出口额为八十六亿美元，进口额为一百二十一亿美元；
墨西哥同年出口额比前一年下降了百分之一点八，进口额却增加了百分之十点六；
秘鲁在这一年的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进口却增加百分之五十。
美国通过限制拉美国家传统商品的进口，给拉美国家造成很大困难。
过去几年，墨西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纺织品是输往美国的，由于美国压缩纺织品的进口，使墨西哥对美纺织品的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
但在1975年，美国向拉美国家倾销的产品达一百七十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十二亿美元。
这一年美国对秘鲁的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对委内瑞拉的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同巴西的贸易有十六亿美元的顺差。
在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以及超级大国“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下，拉美国家贸易赤字显著增加。
据拉美经济委员会有关材料表明：
十九个拉美非石油出口国家在1975年出现了一百零三亿美元的巨额外贸赤字，而在1973年，这些国家的外贸赤字是十亿二千万美元。
超级大国还通过加紧资本输出等手段，加剧对拉美国家的搜刮。
据统计，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私人投资在1974年达二百一十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二十五亿四千八百万美元。
1974年，它从拉美掠夺去的利润高达三十二亿美元。
超级大国转嫁经济危机，导致了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并严重地妨碍了拉美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
拉美经济体系第1次特别理事会上的有关材料证明，1975年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从前几年平均百分之七的速度下降到了百分之三点三。
据不完全统计，1975年拉美国家的外债也从1974年的三百亿美元猛增到五百亿美元以上。
1975年出现的上述情况，充分表明超级大国转嫁经济危机给拉美国家造成危害的深重程度，也充分表明为什么拉美国家积极地同其它第3世界国家一道，强烈反对经济霸权主义，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作为超级大国的掠夺、剥削，特别是转嫁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拉美国家在斗争中日益自觉地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
1975年诞生的拉美经济体系本身，就是拉美国家和人民争取摆脱超级大国的桎梏、要求依靠自己的团结合作来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意志的体现。
为了对抗经济霸权主义政策，拉美国家除了积极参加现有的世界范围和本大陆的各种生产国组织的斗争以外，还在拉美经济体系内部筹划建立新的生产国协会，并且正在计划建立拉美的多国公司，以对抗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掠夺。
根据拉美经济体系今年年初制订的计划，拉美国家正在考虑在农业、渔业、食品、肥料、航运、燃料、矿业、重工业机械等广泛的领域内实行进一步的合作。
在最近举行的马尼拉七十七国集团会议上，拉美国家显示了同其它第3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的决心，以便在今年05月举行的内罗毕第4次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共同展开反对经济霸权主义、争取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
去年，拉美国家在反对美国的新贸易法的斗争中，也表现了相互声援和团结一致的立场。

勃列日涅夫集团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
新华社记者述评
勃列日涅夫集团最近抛出的“一九七六——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表明，今后的五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将进一步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变本加厉地扩军备战。
只要把这个“基本方针”以及这个五年计划第1年的计划和预算，同上一个五年计划稍加对照和分析，人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苏联经济的这种畸形发展趋势。
这里略举几例：
第1，关于计划期间主要任务的提法发生显著变化，更露骨地强调加强军备。
勃列日涅夫集团前些年为掩盖其假缓和、真扩军备战，曾大叫大嚷“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是第9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
但最近在关于今后五年任务的宣传中，则在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幌子下，强调与军火生产密切相关的重工业的“头等重要意义”和重工业是“提高国防力量和用最新式最优良战斗技术兵器装备陆海军的基础”。
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强调要保证所谓“国防实力的不断增强”，“将竭尽全力”使“苏联武装力量今后仍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
第2，与扩充军备密切相关的生产资料生产同消费品生产的差距，越来越大。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九五”计划开始时，曾经一再许诺要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率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率。
但在目前的“十五”计划中，他们不仅根本不提消费品生产增长率要超过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率这码事，并且明文规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率要超过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率的四分之一。
1976年计划规定的两者增长率的差距更大，相差达五分之四。
这个差距不仅远远超过“九五”计划期间的年平均差距，而且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来的最大差距。
第3，军费开支将大幅度增加。
众所周知，苏联官方历年公布的军费开支都是虚假的，只是其实际军费支出的一小部分。
苏联的实际军费也是不断增长的。
但是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给其所谓“和平攻势”壮点声色，曾假惺惺地宣称，1974年的军费开支比1973年削减三亿卢布，1975年比1974年削减两亿卢布。
然而，在1976年的预算中，他们就连这种虚假的把戏也不玩弄了，而是明文规定军费毫不削减，这实际上意味着其军费开支将更加恶性膨胀。
据估计，苏联去年的实际军费开支约占其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和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已超过战前希特勒德国和目前美国的水平。
很显然，今后的五年，勃列日涅夫集团将把苏联国民经济进一步纳入准备战争的轨道。
最近英国《每日电讯报》在谈到苏联的“十五”计划时指出：
“这是一项大炮优于黄油的经济计划”，“尽管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大大下降，但没有迹象表明俄国的军事计划有任何削减”。
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断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准备战争，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必然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关于“和平”、“缓和”和“裁军”的种种谎言，绝掩盖不了这一不容置辩的事实。
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断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寄生性和腐朽性加剧的一种表现。
军事工业恶性膨胀，民用工业衰弱不振，农业一团糟，居民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劳动人民的生活贫困化，这一切必然不断加剧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无法摆脱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反动腐朽的苏联教育
新华社1976年02月28日讯新华社记者报道：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苏联教育领域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今天的苏联学校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因此，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线。
10月革命胜利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制定了教育革命的纲领：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指出，为了“把1917年10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彻底背叛了列宁的事业，在列宁的故乡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
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适应其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他们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方针和制度。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了教育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
苏修叛徒集团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力推行“专家治校”的方针，把那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动权威安插在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使学校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工人阶级则完全被剥夺了领导和管理学校的权利。
列宁一再强调，学校必须培养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的“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整个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
而苏修叛徒集团虽然口口声声要青年学习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向他们灌输的是一整套的资本主义思想。
苏修叛徒集团篡改了列宁关于学习共产主义的内容，攻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竭力通过学校向广大青年灌输“阶级斗争熄灭论”，掩盖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法西斯专政的真相。
苏修叛徒集团别有用心地把学习共产主义歪曲为主要是掌握科学和知识，胡说什么有了技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共青团真理报》则赤裸裸地鼓吹青年的任务就是“学习文化”，把苏联广大青年引上技术第1、追名逐利的邪路。
为了推行反动的教育路线，苏修教育界大肆鼓吹“天才论”、“智育第1”，竭力宣扬什么“特殊天资”、“先天素质”，赫鲁晓夫叫嚷要为“天才儿童”特设专门学校，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为有“特殊天才”的学生开办寄宿学校等。
勃列日涅夫更是大放厥词，说什么“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重要的源泉”。
苏联教育部长也鼓吹“必须把学业优秀的学生看成是高等学校的中心人物”，说他们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竟然拾起德国法西斯的牙慧，狂热地兜售“遗传天才”的反动理论。
苏修教育科学院一位通讯院士按照资产阶级的人种分类学，煞费苦心地把苏联中学生划分为六个类型，归结为两种。
那些资产阶级的子女属于“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组织家”类型，是预先决定的具有真正天才的人；
而那些农村的学生，则属于“懒堕”型，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有用的劳动者和
“良好”的公民。
在苏修叛徒集团看来，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是“庸才”，应当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活该当奴隶；
而唯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子女是“天才”，应当受到特殊的教育，成为当然的统治者。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为了使资产阶级的子女受到特殊的“培养”，专门开设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艺术等科目的“天才学校”。
从这里毕业的“天才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能升入研究班，成为高级“专家”。
他们被看作是苏联学生中的“精华”，是“苏联未来的领导人”，过着“如同沙皇时代贵族一般的生活”。
十分清楚，苏修叛徒集团所鼓吹的“天才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货色。
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天才教育”对工农及其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学校为谁开门，这是关系到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重大问题。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代，苏联曾经实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为他们进入学校创造了有利条件。
列宁指出，在受教育方面“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学校首先应当“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子弟。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完全背道而驰。
他们取消了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而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在教育上和一切社会生活方面根本不可能“平等”。
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辟，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控制了各级领导权，占有整个社会财富。
而广大工农群众则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的子女在受教育方面怎么能同特权阶级的子女“一律平等”呢？
事实上，苏联广大工农及其子女在学校里处处受到排斥和打击。
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只受过小学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
广大工农子女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被迫中途退学。
与此同时，在“智育第1”“分数挂帅”的大棒挥舞下，大批的工农子女被扣上了“智力落后”、“知识水平低”的罪名并被赶出学校大门。
广大工农子女既然连初等教育都受不满，当然更被排斥于高等学校之外。
正如一家日本杂志所揭露的那样，“苏联的大学考试对各阶层的子女赋予客观的‘教育平等’的权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上大学，而农民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不上”，因为“在入学考试之前家庭环境给苏联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异”。
苏修在关于新西伯利亚青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不同社会集团出身的青年在升学问题上也是不平等的。
在出身于农庄和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十八，而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当权者）的子女中却占百分之八十二。
有些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即使侥幸进入大学，也会被用种种借口“淘汰”出去，不少人因考试不及格而被迫中途退学。
在乌拉尔地区，工农子弟的退学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七。
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揭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自由、平等的虚伪性。
在今日的苏联，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级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垄断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特权阶级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政治地位、权势和金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高等学校。
他们不仅可以进入各种收费昂贵的“补习班”、“预备班”、雇请“家庭教师”，取得入学考试的好分数，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左道旁门”进入大学。
在今天苏联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依靠权势、行贿、收买、舞弊等等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风行全国。
特权阶级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塞进大学是极其普遍的事情。
第比利斯市一家工厂的厂长花了一万三千卢布的巨款，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的数目，买通一家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高等学府”。
官僚、特权阶级的子女，有些即使是刑事犯罪分子，也可以依仗父母的高级社会地位，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能钻进高等学校。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75年01月29日透露，苏修一名机器制造部部务委员兼局长曾利用职权，使其因犯强奸罪而被判刑的儿子得到“赦免”，并为他安排了工作，入了团，而且送进高等学校。
至于那些雇工代考的“商号”、假造文凭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只要得到巨额卢布，就会给有钱人的子女提供方便，使他们钻进大学或买到“文凭”。
在苏联学校中，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各类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也有着严格的界限。
广大工农子女很难进入大学，也只能在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毕业后，从事所谓“低贱”的体力劳动。
而特权阶级的子女，则可以沿着高等学校的阶梯向上爬，毕业后成为“专家”、“学者”，从事“高贵”的“领导”职务，世袭其父母的特权地位。
这反映了苏联教育鲜明的阶级性。
这种教育上的等级制度是由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决定的，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的。
一个日本作家在分析了苏联教育方面的情况后指出，“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半仍然是知识分子，农民的子女大半仍然是农民，这种社会现象如果一代、两代、三代这样重复下去，岂不就会超越阶层而形成一种阶级吗？”
历来一切剥削者无不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办学宗旨。
苏修叛徒集团同样在教育界贩卖“读书做官”的货色。
高等学校成为资产阶级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
苏修头目公开宣称：
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高等学校学生是未来的生产指挥者和组织者。
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利用学校来培育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来巩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专制。
为了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苏修叛徒集团把商品交换原则推广到教育界。
勃列日涅夫1974年就公开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
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青年们上大学，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本”。
苏修的御用学者们也拚命鼓吹
“求知识就是为了赢利”，要苏联青年“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学习、掌握知识，完善专业经验”方面，学成“能够生产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在今天的苏联，把知识当成私有财产，把掌握知识做为资本积累，爬到特权阶级的一种手段。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文化教育界，他们不仅疯狂地摧残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而且让糜烂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到处泛滥。
他们在学校里散布西方生活方式，向青年灌输“知识私有”“享乐至上”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毒化他们的思想，腐蚀他们的灵魂。
于是，一批批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从高等学校这个修正主义温床上不断地产生出来，构成苏修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
苏修教育制度的反动、腐朽和没落，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一定会再一次举起10月革命的旗帜，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重新做文化的主人。

日本舆论痛斥勃列日涅夫的诽谤
警告苏联：
日本人民坚决收回北方领土
新华社东京1976年02月28日电
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最近在苏修“二十五大”开场时的报告中肆意诽谤日本人民和政府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正义主张，胡说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没有根据的非法要求”，引起了日本舆论界和政府人士的强烈不满。
日本报纸近两天来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驳斥勃列日涅夫的诽谤。
《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
“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无论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有充分的根据”。
勃列日涅夫说什么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在外来的挑唆下”形成的，“这是严重地看错了事实。”
“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完全没有外来因素，而是日本国民的共同意志。”
《东京新闻》的社论说，对于勃列日涅夫关于日本北方领土的言论，“我们不能不反驳说，他才是‘毫无根据’的。
我国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决不是他所说的‘一部分人’搞的，也决不是他所谓的‘受到外来的挑唆’所致。”
《读卖新闻》的评论说，“日本政府有必要提醒苏联注意，并向它指出：
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法律上看，北方领土都是我国固有领土；
1973年田中首相访苏进行的首脑会谈、去年和今年的日苏外长会谈，都确认了北方领土是‘第2次大战以来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并要继续对缔结和约进行谈判。”
《日本经济新闻》说：
“苏联如果要同我国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流，首先必须改变它在领土问题上的顽固态度，这是前提条件。”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一些官员02月25日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如果勃列日涅夫所说是指日本要求归还苏联所霸占的北方领土问题，“那他是在狡猾地企图逃避他的尾巴再次被揪”。
他们说，日本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苏联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这一点苏联应当完全清楚。”

阿尔巴尼亚报刊发表文章
揭露苏修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剥削人民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02月27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道路》1976年第1期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苏修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
文章说，在苏联蜕变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就被修正主义的新资产阶级专政所代替。
“今天苏联的国家，从其类型和本质来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专政，而从统治的方式来说，是法西斯式的军事专政（尽管它们企图保住社会主义的伪装）。
在国内，苏修新资产阶级推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并把它们的统治建立在法西斯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基础上；
对外，则推行法西斯式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文章说：
“急剧加强暴力机关，增设监狱、集中营、‘精神病院’，增加警察和军队等，是苏联法西斯专政的显著特点之一。
现在，苏联有一千多个集中营，关押着一百多万主要因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而被惩处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革命者。”
“为了实行法西斯恐怖和暴力，苏联修正主义者加强并无限增加警察和国家保安机关，这些机构则用各种恐怖手段镇压劳动群众的斗争和反抗。”
文章指出，把国家经济和整个生活的军国主义化发展到高度水平以及肆无忌惮地进行军备竞赛，是苏联法西斯专政的一个显著特点。
苏联军队也堕落为具有明显的法西斯和侵略特征的军队。
它曾多次镇压苏联劳动人民的反抗。
数十万苏军驻扎在他们占领的东欧国家也表现了这一军队的法西斯占领的特点。
此外，苏联军队的数十万士兵以及军舰驻扎在世界上相当多的地区，直接威胁着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
“为了确保他们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驻扎和统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还使用了干涉、间谍活动、发动政变等法西斯手段和在各国人民中间制造分裂。”
文章说：
“苏修党本身也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
文章指出，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国内建立法西斯军事专政，这同他们与美帝加紧争夺世界霸权有关。
正是为了同美帝进行这一生死争夺，苏联修正主义者需要在国内确保“稳定”。
要确保这一“稳定”，首先要依靠法西斯专政。
文章说，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国内建立的法西斯专政和对外推行的法西斯侵略政策并不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强大，相反，表明了它的虚弱。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02月22日电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02月21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揭露苏联新型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掠夺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罪行。
文章指出，在苏联，当权的新型资产阶级控制着修正主义的党和国家政权，无情地剥削和占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地位越高，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也就越多。
他们通过各种“物质刺激”和隐蔽手段进行剥削，通过贪污和盗窃等手段养肥自己。
有一个苏修中央委员盗窃了五十万卢布的巨款，这笔款项相当于苏联四百名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
文章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已完全被资本主义所有制取代了。
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而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则成为获得利润的基础。
文章揭露说，苏联农村的两极分化也很尖锐。
据苏修官方供认，有大批的“集体农庄庄员”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这是苏联现有分配关系的直接后果。
文章还指出，苏修集团企图通过“物质刺激”激发人们的劳动兴趣，以便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用于“物质刺激”的资金都被新资产阶级分子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