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领导班子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本报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用大寨经验批驳“三项指示为纲”
大寨大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篡改大寨的经验，妄想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到邪路上去的阴谋
新华社太原1976年02月27日电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回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程，以大量生动有力的事实，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大家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想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改变整个中国的颜色，把亿万人民拉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去，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不让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奇谈怪论也传到了大寨。
当时，大寨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就敏锐地认识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是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条重要经验。
不让批“唯生产力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大寨的经验不就成了“大干”了吗？
这不是阉割了大寨经验的实质吗？
这不是想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到邪路上去吗？
在这以后，大寨的干部和贫下中农更加擦亮眼睛，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开展，大寨的干部和贫下中农看清了，那股歪风是来自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大家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拿起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积极投入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实际行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革命大批判中，大寨的干部和贫下中农通过回忆大寨阶级斗争的历程，回忆昔阳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执行两条不同路线带来两种不同结果的事实，揭露“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反动实质。
大家说，从互助组、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有时是非常激烈的。
什么时候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正气就上升，农业生产就迅速发展；
相反，什么时候丢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忘了党的基本路线，不批修正主义，不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抬头，农业生产就下降。
大寨所以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大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一直没有放松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政治、思想、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放松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大寨今天所以出现新人、新事、新思想和新地、新村、新产量的崭新面貌，是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资产阶级思想斗，同大自然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
通过回忆对比和分析解剖，大家进一步认识到，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鼓吹这也是纲，那也是纲，其实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偷偷地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一笔勾销，为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舆论。
大家表示，一定要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险恶用心，抓住“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批深批透，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革命大批判中，大寨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尖锐地指出，“三项指示为纲”，并不是什么新的货色，它是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搞好生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挂在嘴上，他是真的关心生产、关心“四个现代化”吗？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说发展农业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
我们说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这里，绝对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四个字。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左一个发展生产，右一个搞好“四个现代化”，就是不讲社会主义，就是不讲用什么路线去发展生产，去搞现代化。
说穿了，他打的是关心生产和关心“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干的却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
干部和贫下中农说，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建立时起，大寨就面临一个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问题，就面临一个调动什么样的生产积极性和用什么办法去调动这种积极性的问题，就面临一个坚持什么样的经营方向和经营目的的问题。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千方百计瓦解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鼓励人们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引诱人们搞资本主义经营，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不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就不仅不能巩固，而且还会倒退。
大家说，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
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听信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鬼话。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给了大寨干部和贫下中农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些天来，大寨的政治夜校、田间、工地，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锋芒直指“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直指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成员，走在这场斗争的前面。
他们带领干部和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继续批孔，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夺取春耕生产的新胜利。

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天津大学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据新华社天津1976年02月26日电
天津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和工宣队员，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紧紧抓住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大家一致指出：
“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克己复礼”，它的实质就是要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连日来，天津大学校园里到处充满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气氛。
广大师生员工和工宣队员纷纷召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和批判文章。
他们面对现实的阶级斗争，把教育界、科技界和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联系起来，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剖析。
大家指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刘少奇、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反动纲领的翻版。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广大师生员工在大批判中充分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本质。
他们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正是因为我们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妄图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
工农兵学员在大字报中指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正是为他们实现“克己复礼”，倒退复辟而打出的幌子。
他们明目张胆地说：
“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
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给了广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以强大的思想武器。
他们说，我们讲的安定团结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前提下的安定团结。
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安定团结。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才能使国民经济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那种大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的奇谈怪论，不但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只能是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这个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位老工人气愤地说：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闭口不谈阶级斗争，究竟要把国民经济搞到哪里去？
如果按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去搞，搞来搞去，必然搞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广大师生员工在批判中指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搞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历史的倒车，他们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是一脉相承的。
一位工宣队员在批判中指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否定教育革命，否定开门办学等新生事物，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是要把我们拉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我们必须深挖他们的思想根源，狠批“克己复礼”，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坚决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改造教育阵地，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天津大学师生员工决心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的修正主义纲领，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

领导要站在斗争前列
——遗传研究所党委带领群众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
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党组织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经验是，党委“一班人”要认真抓好学习，认清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坚决站在斗争的前列，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党委“一班人”对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的斗争，统一认识，是保证“一班人”行动统一，带领广大群众积极进行斗争的关键。
遗传研究所党委把统一“一班人”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作为重要问题。
去年夏季前后，科技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在这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党委领导班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多数党委成员意识到，这些奇谈怪论似曾相识，大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已被批判过的谬论。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再度捡起这些破烂，目的是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复辟倒退。
但是，也有少数同志，一度被这股歪风吹迷糊了。
党委多数成员认为，领导班子内部存在认识上的某些不一致，是毫不足怪的。
问题是要加强理论学习，分清路线是非，尽快地统一认识。
教育界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遗传研究所党委抓紧时机，因势利导，不断提高“一班人”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逐步做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党委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要文章，对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言行作了分析。
大家看到，这些人重新上台不久，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他们跑到遗传研究所，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妄图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通通铲掉。
所党委把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进行比较，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言行进行对照，发现它们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这就找到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他们极力推行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如果不彻底批判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
因此，回击右倾翻案风，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战斗任务。
为了加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所党委成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分析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讨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
所党委通过学习认识到，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批判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无产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
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处处同无产阶级对抗。
在革命高潮中，他们暂时“克己”，运动一过，就想“复礼”，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股右倾翻案风，正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来的。
我们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各级党组织都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在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遗传研究所党委“一班人”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带头学习，带头揭发批判。
所党委书记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前，他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的批评，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在一次全所的批判大会上，他带头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揭得深，批得好，受到群众的好评。
领导班子里的其他老干部，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有的连夜写大字报，有的深入班组参加批判会。
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干部，在这场斗争中更加朝气蓬勃，他们带头走上大批判的讲台。
参加领导班子的一位贫下中农代表从千里之外赶回北京，一下火车就奔向会场，反击右倾翻案风。
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前列，有力地推动了全所革命大批判的发展。
最近，所党委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教导，以及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集中地批判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他们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因此，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使用折中主义手法，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目乱纲，以目代纲，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抽掉，其目的，是要反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全所干部、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学习革命理论的自觉性不断提高。
广大群众起来了，革命大批判不断深入，遗传研究所党委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所同志紧紧抓住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
遗传研究所党委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带领全所革命群众，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披荆斩棘，乘胜前进，把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中共沈阳冶炼厂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这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有力的针锋相对的批判。
“三项指示为纲”，其要害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会走到资本主义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工厂党委中有的同志搞“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一度使企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经过四清运动，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企业领导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认真执行“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动了工厂的斗、批、改，全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大好。
回顾这段斗争，我们认识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妄图把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重新搬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毛主席的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然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很害怕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来蛊惑人心。
他们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麻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
他们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是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妄图引诱工人阶级只埋头搞生产，忘记阶级斗争，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当资产阶级抹杀阶级斗争的时候，也正是它加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
列宁指出：
我们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比同拿枪的敌人的斗争，还“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敌人在什么地方攻击我们”。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从反面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新形势下阶级关系及其变化。
在社会主义时期，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时刻梦想复辟。
但是，他们的名声已经很臭，要向无产阶级进攻，就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他们的代表。
他们之中，有的本来就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但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始终是党的同路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上有抵触，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总很反感，对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很不满意，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是看不顺眼。
总之，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
他们顽固地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鲜明特点。
所以，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我们斗争的重点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如果我们对这个主要危险不警惕，不斗争，就要吃大亏，上大当。
我们决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广大群众，狠狠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戳穿“三项指示为纲”的欺骗性
中共哈尔滨水泥厂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戳穿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欺骗性。
他们用纲目并列的手法，达到以目乱纲，以目代纲，从而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重温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回顾我厂革命和生产的实践，大家越发深刻地认识到，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是何等的虚伪和荒谬！
我厂是三十年代建立的老厂。
解放后，经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革命促进了生产，到1956年，我厂水泥产量达到二十八万吨，等于解放前的四倍。
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止息。
资产阶级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企业一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出现了十年徘徊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使我们头脑清醒起来，懂得了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
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生产大幅度增长。
现在的一个厂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个厂，相当于解放前的八个厂。
这铁的事实充分说明，革命解放了生产力，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暗中抽掉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给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贴上一张新标签。
唯生产力论，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已经批判多次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针对刘少奇鼓吹唯生产力论，批判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
我们认清了社会主义企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狠抓阶级斗争，狠批修正主义，端正了办企业方向，振奋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打响了改造老企业的第1个战役。
于是，生产突破了十年徘徊的局面，水泥产量达到三十二万多吨。
批林整风开始后，我们针对林彪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谬论，开展了对唯生产力论的第2次斗争，提高了抓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自觉性。
广大干部、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企业内部深入进行了斗、批、改，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大大发扬。
这时，我们又打响了改造老企业的第2个战役。
苦战三年，彻底改造了矿山，续建了一条年产三十六万吨水泥的三号窑生产工艺线，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这些斗争，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改革上层建筑、改善生产关系，对巩固经济基础、发展生产力，有强大的反作用。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搬出早已破产的唯生产力论来蛊惑人心，完全是徒劳的。
去年，在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唯生产力论又有抬头。
对此，我们党委一班人又一次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的教导，认识到现在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要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当成头等大事，全厂很快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热潮。
工人理论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厂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战斗队，抓革命促生产的突击队。
广大工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
革命促进了生产，去年全厂提前五十七天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
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识别机会主义的反面教员。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更大的胜利！

掌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
中共林县委员会
毛主席最近指出：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深刻的、针锋相对的批判。
毛主席的指示，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认识到，去年夏季前后，教育界、科技界等刮起的一股右倾翻案风，来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那时候，什么“教育质量低”、“科研落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啦，什么“不读书”、“没有文化”是当前“最大的危险”等等奇谈怪论，相继而起。
无一不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一不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这股右倾翻案风，就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有组织有计划地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
这场斗争，使我们对毛主席关于“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教导加深了理解，从而认识到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斗争矛头一定要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狠狠批判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狠狠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地位，把政治与经济平列起来，似乎既从政治方面看问题，又从经济方面看问题，“全面”得很；
可是，却避而不谈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谁是统帅，谁是被统帅的。
这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其要害是搞修正主义，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林县人民回顾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和自己的斗争实践，深深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是很尖锐和复杂的。
我们十年修建红旗渠，从劈山引水第一声炮响，到渠水穿山飞流的今天，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都要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斗。
红旗渠动工之初，正是刘少奇一伙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他们叫嚷“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要退够”，攻击修渠引水是“劳民伤财”，多次强令我们停工下马。
林县人民顶住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压力，并把这个“引漳（河）入林（县）”工程正式命名为红旗渠。
在开山劈岭的过程中，为了首先排除施工中的险情，青年社员任羊成带领“除险队”，攀悬崖，登险峰，凌空作业。
当时，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散布流言蜚语，胡说“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妄图吓唬群众，动摇大家的革命斗志。
我们当即在工地上批斗了阶级敌人，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除险队先后征服了五十多处险要山头，为修渠创造了安全施工的条件。
在修渠的过程中，也经常遇到资本主义倾向和孔老二的“天命观”的干扰，我们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保证了施工的胜利进行。
广大干部群众深有体会地说：
“什么时候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就前进，就胜利；
什么时候放松了阶级斗争，工作就受影响，就被动。”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说明红旗渠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建成的，也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有力批判。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煽动刮什么“经济台风”，叫喊什么“一切要围着四个现代化转”，不遗余力地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其实这是重弹新老修正主义者蛊惑人心的老调。
他们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用意，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是为了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是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警惕，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马克思早就说过：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列宁也说过：
“全人类的第1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可是，一切鼓吹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者，总是回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把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革看作是决定因素。
这恰好说明他们是用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反对工人、贫下中农和一切劳动者起来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建设红旗渠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唯生产力论的荒谬和反动。
开始，我们一无先进的生产工具，二不懂现代化的施工技术，三没有技术人员，要修成绵延三千里的高山渠道，的确有很大困难。
在鼓吹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者看来，必将“寸步难行”。
但是，我们靠党的领导，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迎着困难前进，硬是在巍巍太行山上筑成了这道“长虹”。
这充分证实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真理。
这难道不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有力的批判吗？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颠倒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把发展经济摆到“纲”的位置，并不是真正关心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蓄意把人们引上“只管干、干、干，不管方向和路线”的斜路上去。
所以，我们和他们的根本分歧，不是要不要发展生产、要不要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尖锐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林县人民经过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评论《水浒》，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出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我们一定要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全县贫下中农正在认真做好农田基本建设的收尾配套工程，陆续转入春耕第1线。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用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实际行动，来回击右倾翻案风。
对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我们要批深批透，坚决斗争到底！

鼓吹唯生产力论就是鼓吹资本主义
河南宝丰县赵沟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禄
唯生产力论，从来就是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破烂货。
在他们眼睛里，唯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革又是决定的因素。
他们这是有意抹煞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说穿了，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修正主义头子卖劲鼓吹的唯生产力论，一次又一次破了产。
赫鲁晓夫大喊大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往“土豆烧牛肉”的目标奔，结果“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刘少奇、林彪跟赫鲁晓夫走一条道，一个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一个嚷“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他们都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如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重新把唯生产力论端出来，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主席最近指示说：
“什么
‘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这就进一步引导俺看清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方向，看清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贩卖唯生产力论，是想引诱贫下中农放弃党的基本路线，不学大寨的根本经验，埋头“干、干、干，不管方向和路线”，往斜路上跑，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
可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因为贫下中农懂得：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修正主义的路、资本主义的路，是一条复辟倒退的路，是个死胡同。
俺赵沟大队斗争的历史，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俺大队有的同志只想五谷丰登，开会讲生产，会后抓生产，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
阶级敌人趁机跳出来破坏捣乱，煽动资本主义倾向，一时搞得人心散，斗志软。
不但生产上不去，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也难巩固，成了个无公共积累、无储备粮的后进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俺赵沟大队带来了新变化，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了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不抓阶级斗争。
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批修正主义，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斗得人心变红，荒山变绿，地里增产，把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山上圪针笼，沟底豺狼窝的穷山沟，建设成了农、林、牧都兴旺的社会主义的新山庄。
实践告诉我们：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用心狠毒。
他们讲发展生产是假，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真；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只顾埋头生产，不搞阶级斗争。
而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
当前，俺们贫下中农，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猛烈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斗争矛头对准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西藏列麦公社建立了业余电影放映组，经常在各生产队巡回放映电影。
　新华社记者摄

让革命电影为普及大寨县服务
江文
湖北省潜江县电影管理站党支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组织干部和职工深入农村社队，多快好省地放映革命电影，让革命电影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为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作出了贡献。
有一段时期，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少数同志弄不清电影宣传与农业学大寨的辩证关系，曾一度出现了一些糊涂想法，如说什么“农业学大寨，电影难插手，只有在城镇守埠头。”
针对这种思想倾向，电影管理站党支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文艺战线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
经过学习，他们认识到，是呆在城镇守埠头，还是把革命电影送到农村，这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大问题。
农业学大寨要学得好，一定要抓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
这就包括要很好地发挥革命电影的战斗作用。
我们一定要门朝农村开，人往农村走，革命电影往农村送。
认识统一后，电影管理站党支部又进一步发动群众，围绕如何支援农业的问题，提建议，订措施，并从领导干部、人事安排、设备配备、影片调度等各方面加强农村电影队，把工作的重点转到农村。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影片的同时，广泛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活动。
他们采取一机多点、联机串片、快速放映的方法，大力增加《大寨红旗》、《红旗渠》等影片的放映。
同时，他们还协助基层党组织，组织观众讨论，开展“看电影，学大寨，学英雄”的活动。
1973年春季，长市公社电影队在该社永丰大队放映《沙石峪》后，干部、社员反应很强烈。
他们看电影，学样板，见行动，艰苦奋战半个月，起土一万二千多方，完成了三千多米长的架涧任务，把汉江水引上了沙河滩，使四百多亩旱地变为水地，早稻一季超过了《纲要》。
他们还充分运用三镜头幻灯、广播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当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事迹。
近年来，他们先后绘制了一百三十多套幻灯片，宣传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先进事迹。
贫下中农说：
“幻灯宣传有实效，时事新闻都知道，好人好事上银幕，革命生产掀高潮。”
熊口公社电影队三个放映员克服重重困难，学习绘画、演唱，生动活泼，被称为“土洋结合的电影队，农业学大寨的轻骑兵”。
为了扩大宣传教育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根据方便群众，合理负担，有利普及的原则，在大队设点的基础上，又在部分边远地区、湖区增设放映点，改变了“放映丢了面，只跑公路线”的状况，有效地消灭了空白点，使行走不便的老人，拖儿带女的妇女有更多的机会看到革命电影。
去年一年间，平均每个点放映电影十五次。
改善服务态度，千方百计为贫下中农服务。
过去，电影转点，一般都要生产队派劳力和运输工具接送。
通过学习，这个县的农村电影队员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标准要求自己，动手安装板车，坚持拉车转点，为农村社队节省了劳动力。
另外，每个电影队还与一个生产队挂钩，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有的放映员还主动帮助社队修理农用机械，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
——《金光大道》从小说到银幕
辛文彤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也正在深入发展。
彩色故事影片《金光大道》（上集），是社会主义银幕上的又一朵新花。
改编优秀的文学作品，历来是发展和繁荣故事片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
《金光大道》从小说到银幕，为这种改编工作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
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作者在第1、二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表现新中国建立初期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形象地告诉我们：
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地批判和打击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坚持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确保我国农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把这样一部题材重大、主题深刻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从小说到银幕，作品的主题思想比较集中、突出。
影片以高大泉同村长张金发之间的矛盾斗争为主线，辅之以高大泉与广大革命人民同漏划富农冯少怀、反革命分子范克明之间的矛盾，同富裕中农秦富之间的矛盾，同后进的阶级弟兄高二林、钱彩凤之间的矛盾，等等。
高大泉同张金发之间的矛盾，属于路线斗争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路线斗争的成败，又往往决定着整个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关系到整个革命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高大泉是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
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深刻地认识到，土地改革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革命远远没有终结，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公开或暗藏的阶级敌人时刻妄想反攻倒算，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还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无产阶级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还有一个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过程。
农村向何处去？
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还是向着资本主义倒退？
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和几亿农民的前途和命运，也必然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全体革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影片通过这样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歌颂了芳草地的社会主义力量，塑造了高大泉的英雄形象，刻画了周忠、朱铁汉、吕瑞芬、刘祥、邓久宽、周丽平等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先进人物，生动地告诉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民群众中的这种积极性就将暴发出来，汇聚成为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任何人、任何力量都将阻挡不住。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中国人民从一百多年的严酷斗争中认识到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真理。
然而，历史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
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反对资本主义；
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的步。
这是二十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为我们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
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决不是什么人可以否定得了的。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影片突出展示的主题思想，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对于我们今天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对于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小说《金光大道》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反映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生活时，饱含革命激情。
影片的改编者，努力保持原作的特色，运用和发挥电影艺术的表现力，通过画面构思、镜头组接和运动，以及色彩、音响、光线的有机配合，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这种饱满的革命激情。
高大泉出场的立意是好的：
火红的朝阳冉冉升起，红旗映着朝晖，飘扬在芳草地的上空，高大泉拉着车走进画面，一锨一锨地在大道上垫土。
这幅画面不仅表现了土改后的农村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而且清楚地交代了主人公的身分——勤劳的普通农民，战斗在农村的基层干部，手法简洁，含意深刻。
张金发狂热地推行刘少奇的所谓“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修正主义路线，高大泉率领翻身户与之展开了毫不调和的斗争。
朱铁汉怒铲“发家致富”标语的一场戏，是芳草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重要场面。
小说中，标语是在一堵院墙上，当事者仅有几个人，影片则把“发家致富”这个错误口号移到村政府对面的影壁上，位置突出，字体赫赫。
影片用一组近景和特写镜头，从正、侧、背、仰、俯等不同角度，拍摄了朱铁汉挥锨向这一错误路线的代表性口号奋力铲去的形象，其间，又交叉拍摄、刻画了张金发的狼狈，冯少怀的惊惧，秦富的忧心忡忡，高二林的观望动摇，周丽平和贫下中农的热烈赞许，层次清楚地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朱铁汉革命行动的不同反应。
短镜头飞速变换，气氛炽烈，节奏急促，较好地揭示了芳草地贫下中农对“发家致富”错误路线的强烈无产阶级义愤，歌颂了广大贫下中农踢开一切绊脚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巨大力量。
这一场戏所以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由于小说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因为影片抓住小说提供的这一情节的思想内容和革命激情，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
《金光大道》的另一个特点，是朴素清新。
由于主题和题材的要求，朴素中又见深隽，清新中蕴含凝重。
影片较好地保持和发扬了这一风格，无论是导演处理，演员表演，摄影的色彩和用光，美工的场景设计，还是服装、道具，都力求真实、自然，有一种亲切的乡土气息。
编导者把艺术创造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从这些朴素的生活场景中去深入开掘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因而发人深思。
不少镜头的设计是颇具匠心的，例如：
高大泉在刘祥缺粮时，主动送粮，遭到高二林的阻挡。
这里镜头的运用简洁自然，把发生在高大泉家庭中的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展现在我们面前。
摄影机悄悄地升着、拉着，准确地表现了高大泉思想感情的自然延续。
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也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寓凝重、深隽于朴素自然之中。
再如，高二林的分家与秦文庆的分家，编导者故意选择了相似的场景和角度，选用了重复的人物动作和语言，造成了鲜明对比的效果。
高二林分家在前，秦文庆分家在后，他们的分家都是芳草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曲折反映。
但二林分家，是由于受到冯少怀的腐蚀和影响，暂时地被资本主义推向了歧途；
文庆的分家，则是这个出身富裕中农家庭的青年，在党的教育和贫下中农的带领下，决心与旧的传统势力决裂，说明芳草地的社会主义力量正在成长、壮大。
影片通过高大泉对这两场分家事件的不同处理，着重揭示了他作为党的优秀基层干部的高度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水平。
文学作品提供的形象，借助读者的想象才能进一步清晰起来；
电影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综合艺术，编导者的再创造，势必更多地从画面构思中表现出来。
张金发与冯少怀挖污水沟的那场戏，影片设计了一堵砌有金钱眼的院墙，这画龙点睛的处理，把这场戏搞活了：
张、冯二人互相透过金钱眼探视对方，里外配合，挖通了污水沟，达成了“同流合污”的一笔交易。
这里，画面简单朴实，又颇耐人寻味，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他们身上腐朽的资产阶级铜臭气，达到了无产阶级政治性和真实性的一致。
《金光大道》从小说到银幕，所以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情肯定和欢迎，是因为小说和电影的创作，都比较认真地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作为指导思想，努力运用文学和电影的艺术手段，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了高大泉这一主要英雄人物。
电影的改编者，对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吃得比较透，把握比较准，同时充分注意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
当然，把篇幅较长的这部小说内容，压缩在一部电影之中，如何高度地集中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觉得，现在集中得还不够，仍有散乱的感觉；
同时，对小说的压缩、削减较多，开掘和生发不够，衔接不够顺畅。
更重要的是，只从删减方面入手，就不得不舍弃一些不该舍弃的东西，减弱作品的思想分量。
例如，影片删掉了县委书记梁海山与县长谷新民、区长田雨与区委书记王友清之间的路线斗争的矛盾线，就不利于充分揭示路线斗争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不能不影响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小说中的《板斧篇》、《青春颂》、《夜宿松柏坡》等，都是着重揭示高大泉崇高精神境界的章节，突出了高大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顽强意志。
影片删掉了这些内容，又没有进行有效的增补，使得主要英雄人物台词较多，缺乏更多的鲜明有力的行动。
我们热切地希望小说《金光大道》后几部能够早日问世，一部比一部写得更好；
也热切地希望影片《金光大道》续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一部比一部拍得更好，拍得更快。
（附图片）
高大泉带领群众同漏划富农冯少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新华社供稿

革命的新生事物不可战胜
——彩色故事片《金光大道》观后
北京市芦沟桥公社文化站文艺评论组
我们芦沟桥公社的贫下中农，很熟悉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因此，当我们看到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看到银幕上出现高大泉、朱铁汉、周忠等英雄人物的时候，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感到分外亲切。
我们觉得，影片的改编是成功的。
影片的改编者紧紧抓住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矛盾，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五十年代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歌颂了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铁打钢铸的决心。
影片《金光大道》是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是一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颂歌。
影片一开始就把我们带进了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急风骤雨之中。
你看，芳草地的土地改革结束了，村里的大影壁墙上，写着“庆祝土改胜利”的大红字标语。
但是，土地改革的胜利，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
封建的土地制度消灭了，而农村的个体经济还象汪洋大海一样。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时候大肆鼓吹“发家致富”，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
影片里，我们看到芳草地的资本主义势力就在这条路线下集结起来：
漏划的富农分子冯少怀，竟然拉着大骡子向翻身农民“示威”；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到处施展阴谋诡计；
而挂着“共产党员”招牌、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张金发，则公然宣称：
“我不是翻身户的代表，是芳草地一百八十个门口的村长！”
胡说什么对翻身户的困难，“政府压根就管不着！”
这伙人就这样互相勾结，向翻身农民反扑过来，瞅冷子落井下石，妄图吞噬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逼迫我们走回头路。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照亮了翻身农民前进的道路。
在共产党员高大泉的带领下，芳草地第1个农业互助组在斗争的烈火中诞生。
在有些人看来，这个互助组真是又小又穷，连一辆木轮车也没有，甚至要用人拉木犁去耕种。
但是它却是芳草地第1个社会主义的幼芽，代表着一种完全新型的生产关系。
它的出现，是对我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的决裂，是对刘少奇的“发家致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挑战。
影片里高大泉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他说：
“咱们这个互助组，就是社会主义的新苗子，有苗不愁长，今天的小苗，明天就是一片青纱帐，一片红云彩！”
影片热情地歌颂了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多次出现互助组人拉木犁耕种的画面：
以高大泉为首的五个贫农奋力拉犁，纤绳深深地嵌进高大泉的肩头，他昂首前进，两只大脚，坚定地向前迈着。
这个画面是这样激动人心！
看到它，我们仿佛看到合作化运动初期毛主席曾赞扬的那个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
我们也想起当年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坚持办社的那三户贫农。
毛主席曾经明确地指出：
“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高大泉等人的脚步所以这样坚定有力，是因为他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迈步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影片里，我们看到，芳草地第1个互助组的成长，经历了多么严重的斗争。
它要同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斗，要同暗藏的阶级敌人斗，也要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斗。
我们看到，阶级敌人向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放出了多少明枪暗箭。
他们唆使高二林分家，逼迫刘祥卖地，千方百计分裂贫下中农的团结，甚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下毒手，企图在龙虎梁上制造一个“车毁人亡”的惨剧。
但是，阶级敌人的这些活动，不过是枉费心机。
影片形象地告诉我们：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代表着最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
影片通过贫农刘祥和刘万的对比，深刻地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真理。
这两个阶级兄弟，在黑暗的旧社会遭遇相同，解放后都翻了身，得到了土地。
但是由于走了不同的道路，结果就完全不同。
刘祥由于加入了互助组，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尽管妻子害了病，自己又砸了脚，但集体的力量帮他战胜了困难，使他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
刘万却在张金发的诱骗下上了当，深深尝到了走回头路的苦头，是集体的力量又一次把他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说明，组织起来，正是亿万农民的金光大道。
影片《金光大道》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热情歌颂，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增添了青春活力。
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
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攻击革命新生事物的种种奇谈怪论，刮起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大搏斗。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要象影片中的高大泉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反动腐朽的教育制度造成严重恶果
台湾青年纷起反抗蒋帮的摧残
据新华社1976年02月26日讯
台北消息：
蒋帮推行反动腐朽的教育制度，把台湾的教育事业带进了死胡同。
在台湾，学生被强迫接受反动思想教育和封建买办文化教育，教育风气日益败坏，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日益严重。
蒋帮摧残毒害台湾青年学生的罪行激起广大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据台湾报刊报道，蒋帮现行的大学招生办法，是“专以僵硬的知识的考试，来做录取学生的标准”。
报道说，这种知识的考试“只靠死记，半工半读的学生是难得有那么多闲功夫去记住那些死的知识的”。
于是一种专门教学生揣摩考试试题的补习班应运而生。
进补习班要一大笔费用，无钱的学生是进不起的。
据报道，台湾学生入学以后，蒋帮为了把他们培养成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为它的反动统治服务，在各级学校都设立专门课程，强迫学生接受反动的思想教育。
蒋帮头目蒋经国不断叫嚷“要把反共思想灌输给受教育的人”，“建立心理反共长城”。
蒋帮“教育部”自一九七四学年度开始，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成功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等校开设所谓“中国大陆研究”课程，以对大陆进行造谣诬蔑的内容，向学生灌输反共思想。
在这同时，蒋帮还一再鼓吹尊孔读经，除要求大、中学生“研究儒家经典”外，并从《四书》中摘取一些篇章编成“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规定大、中学校每周讲授两小时。
与这些反动的思想教育相配合，蒋帮还通过各个学校的“训导处”加强对台湾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以致“学校的训导处往往成为学校的警察局”。
台湾学生在学校所能接受的文化技术知识，大都陈腐不堪，不能学以致用。
据《自立晚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有些大学教授“凭四十年前在大陆当学生时的那一套讲义，足足在台湾的大学讲坛混过三十年，而历届学生的笔记可以传给学弟妹”。
《大学》杂志也说，今天台湾学生“求得的学问，多属不切实际的学问。
学生如果一帆风顺，从小学升中学，再从中学升大学，这种学生等于在接受真空管里的教育。”
有个蒋帮官员供认，今天台湾“各级学校的教育几乎完全学以致‘考’，社会既不需要这批‘考试专家’，而这批考生进入社会，亦无一技之长以致用。”
据台湾报纸报道。
蒋帮出于它媚外卖国，培养洋奴买办的需要，还竭力用崇洋媚外思想毒害台湾青年。
报道说，在台湾流行“崇洋热”，其严重程度已达到“只要是西方的，都是好的”。
在蒋帮的宣传教育毒害下，有些青年学生甚至“以讲本国语为耻，说洋话为荣”，“以取洋名字为时髦”。
美国天主教会在台湾开办的二十五所中学、七所语言学校和三所大专院校，更成为洋奴教育的场所。
在蒋帮大肆贩卖西方文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台湾的教育风气日益败坏。
据报道，目前台湾“学生行为及道德观念之差，无以复加”。
大学生成群结队在游乐场所跳舞、喝酒、赌博，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若干大学的宿舍变成了赌场。
不久前，台湾大学三名学生在学校宿舍轮奸一位少女，闹得满城风雨。
去年11月03日，台北破获一个由十六名中学生所组成的抢劫集团，为首的竟是两名十五岁的女学生。
据《自立晚报》透露，在过去三年内，台湾共发生六万三千八百多起盗窃案件，盗窃犯最多的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他们用盗窃的钱吃喝玩乐。
由于教育腐败和经济衰退，台湾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据台湾报刊透露，近四年来，台湾大专院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的有十八个科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有七个科系，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有十五个科系。
去年台湾邮政局招考低级邮政人员，应考资格为初中文化程度，预定录取五百人，但报考者多达五万五千多人，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大专院校毕业生。
大量大、中学生毕业即失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报道，台湾中学毕业的女孩子由于很难找到工作，唯一的出路只有步入色情行业，许多人成为变相的“应召女郎”，沦为暗娼。
有些女大学毕业生也被迫“堕入风尘”。
蒋帮推行反动腐朽的教育制度给台湾的教育事业造成的严重恶果，引起台湾社会舆论的忧虑和不满。
许多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台湾教育是专制政权下面的愚民教育，是特权化的教育，是摧残青年。
广大青年学生日益觉醒，纷纷起来反抗蒋帮的摧残和毒害，努力寻求革命真理。
据透露，现在台湾有许多青年学生正通过暗中收听祖国大陆广播、秘密传阅革命书籍等途径求得革命真理，更加勇敢地同蒋帮斗争，争取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叙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1976年02月27日讯以计划事务国务部长努拉拉·努拉拉博士为团长、经济和外贸部部长助理阿马尔·贾马勒博士为副团长的叙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外贸部部长李强，外贸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张耿和、丘文敏、张星桥等，到机场送行。
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阿特拉什也到机场送行。
叙利亚贵宾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北京第2通用机械厂、北京第3纺织厂、故宫、出土文物展览，游览了长城、定陵。
昨天晚上，阿特拉什大使为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李强部长、陈洁副部长等应邀出席宴会。

图为山西省洪洞县龙马公社景村大队插队知识青年，劳动归来的愉快情景。
　本报通讯员摄

土耳其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1976年02月27日讯
《土耳其摄影艺术展览》今天下午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开幕式。
展览会上展出了土耳其著名摄影师沙米·居奈尔拍摄的反映土耳其美丽风光、风土人情和历史古迹等方面的摄影艺术作品共五十多幅。
出席开幕式的有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石少华，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摄影工作者吕韧敏、吴玉琴、程远行、晏鸿亮、刘向文、陈大远、陈勃等和首都群众数百人。
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阿德南·布拉克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应邀来访的展品作者沙米·居奈尔也出席了开幕式。
展览会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将在北京展出两周。

在毛主席光辉按语鼓舞下
银达乡坚持普及业余文化教育
据新华社兰州1976年02月25日电
甘肃省酒泉县银达乡公社银达乡大队的广大干部和社员，坚持普及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在“劳动人民要知识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解放初的银达乡，二百一十户，贫下中农七百多人只有三个人识字。
现在，全大队七百四十三名青壮年，全部达到了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其中二百一十三人达到了初中、高中文化程度。
全大队老年人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六百多名适龄儿童在全部进入小学、中学的基础上，正在开展普及九年制教育。
此外，大队还办起了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农民业余大学。
1955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酒泉县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一文写下光辉按语，肯定了银达乡的经验。
银达乡广大干部和社员，在毛主席光辉按语鼓舞下，进一步提高了普及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自觉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大队的广大干部、社员，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上智下愚”、“读书做官论”等孔孟之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把业余文化教育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轨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随着业余文化教育的深入开展，现在这个大队涌现出了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三支队伍：
一支是一百四十多人的理论队伍，带领大家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一支是三百二十多人的文化体育队伍，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读书、看报、写诗、创作、讲故事、演节目、放电影、写评论和各种体育活动，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一支是二百多人的农业技术、农业机械队伍，和群众一起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
这三支队伍，在大队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坚持又红又专、能文能武，成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银达乡大队开展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经验是：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出全面安排。
业余文化教育能不能坚持，关键在领导。
大队党支部建立了业余文化学习领导小组，经常研究、检查、总结这方面的工作，强调领导要带头学好。
各生产队政治夜校和业余文化学习负责人由生产队长或副队长兼任，他们在学习中既是领导，又是学员，既管生产，也管学习。
这样做的好处是：
便于统一安排生产、会议、学习和各项工作，保证业余文化教育深入持久的开展。
（二）处理好业余文化教育同农村中心工作的关系。
农业学大寨是农村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大队党支部紧紧围绕这个中心编课本、搞创作、演节目，组织大家通过政治文化学习，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三）使学校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
银达乡大队党支部始终把业余教育列入队办小学、中学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开门办学的重要内容，组织师生下队参加业余文化教育。
几年来，这个大队还实行了专职教师和业余教师“对流”的办法，组织学校教师轮流到生产队参加半年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弥补思想上、业务上的“缺门”，开展业余文化教育活动。
同时选送业余教师进校讲课，使他们一面教课，一面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使学校教育与业余教育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四）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遵照毛主席“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的指示，银达乡政治夜校设有初小班、高小班、初中班，学员根据自己的文化程度和自愿原则分别到各个班去学习。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在学习内容上也由浅入深，尽量扩大知识面，文、理、工各科都学习。
1974年09月，为了适应业余文化教育发展的要求，大队还办起了农民业余大学，使一百三十多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社员和回乡、下乡知识青年，及时得到提高。
从一年多的实践看，办农民业余大学，是业余文化教育普及以后，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社员思想路线觉悟，向文化科学进军的好途径。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银达乡大队的干部、社员，由于多年坚持了业余文化学习，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干部、社员有了文化，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以来，干部、社员自觉地批判修正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倾向，不断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实行决裂。

尼克松和夫人游览漓江
新华社南宁1976年02月27日电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今天从桂林乘游艇顺流而下到阳朔，游览了漓江，观赏了两岸的秀丽景色。
陪同美国客人游览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乔晓光、廖炜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钟枫等。
今天晚上，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等美国客人应邀出席文艺晚会，观看了歌舞节目和体操、武术表演。

我驻日本大阪总领事离京赴任
新华社1976年02月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日本大阪总领事田平于今日离京赴任。

扎根边疆干革命　回击右倾翻案风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会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决心用实际行动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76年02月26日电
出席最近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会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词二首和元旦社论，学习中央报刊最近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热情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回击右倾翻案风。
他们决心扎根边疆干革命，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1968年以来，先后有二十多万知识青年，从祖国各地来到内蒙古草原安家落户，走与工农（牧）相结合的道路。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贫下中农（牧）的教育下，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迅速锻炼成长。
这次参加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会议的三十五名知识青年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他们说：
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有了我们青年一代的今天，才使我们青年人在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奋斗中让青春变得更加火红。
谁要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就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知识青年代表以上山下乡以后的思想变化，愤怒批判旧的教育制度，热情赞扬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在和林格尔县羊群沟公社南水湾大队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田军，1969年高中毕业后，从天津来到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
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他迅速地锻炼成长。
1971年，贫下中农推荐田军应征入伍。
1975年春天，他退伍复员时向党组织申请，坚决要求重返内蒙古农村当了农民。
田军回顾自己成长的过程，坚定地说：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越是害怕和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就越要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越是反对我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就越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参加这次农牧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中有一部分是刚从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毕业回到生产队当社员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那些反对开门办学，诬蔑工农兵学员的种种奇谈怪论的有力回击。
北京女知识青年田克恒1968年同四百多名红卫兵战友一起首批来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
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在贫下中牧的教育下，她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迅速提高，树立了扎根草原干革命的思想。
1973年贫下中牧推荐她到内蒙古农牧学院畜牧系学习。
在学习期间，学校派她到朝阳农学院参观学习，她深为这所新型大学坚持社来社去的办学方向所鼓舞，更加坚定了扎根草原干革命的决心。
在毕业前夕，她向校党委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申请书，坚决要求重返原来插队的生产队当牧民。
今年01月，在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中，她同其他几位战友，又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郭力同志逝世
孙健副总理参加追悼会并向郭力家属表示慰问
新华社1976年02月27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郭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02月2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岁。
郭力同志的追悼会于1976年02月27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郭力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
追悼会由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子健主持，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徐斌洲致悼词。
悼词中说，郭力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机械工业，特别是在建立和发展汽车制造工业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郭力同志的生前友好：
吕正操、王道义、贾鲁峰、杨寿山、冯克、杨殿奎、杨立功、杜星垣、谢北一、李克、何长工、赖际发、华罗庚、旷伏兆、严庆提、李如洪、刘炳华、黄中、孙轶青、崔嵬、马仪、沈鸿、孙友余、杨铿、纪兆全、刘昂、李本海、张爱莲、吴亮平。

谷牧副总理会见叙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2月27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以计划事务国务部长努拉拉·努拉拉博士为团长、经济和外贸部部长助理阿马尔·贾马勒博士为副团长的叙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阿特拉什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陈洁、局长张耿和，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等。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叙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东帝汶领导人重申
决心坚持持久战打败印尼入侵者
巴布亚新几内亚学生示威要求印尼军队撤出东帝汶
新华社马普托1976年02月27日电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全国政治专员马里·阿尔卡蒂里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兼民族解放军总司令罗热里奥·洛巴托重申东帝汶人民决心坚持持久战，打败印度尼西亚入侵者，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这两位正在莫桑比克进行访问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在02月25日晚在马普托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洛巴托部长说，目前在东帝汶的印尼入侵军已经达到五万人，他们配备了新式武器，包括四十艘军舰和成百架飞机。
敌人企图很快就击溃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和爱国力量，但是，它们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他又说，由于遭受重大损失又面对着东帝汶军队和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抵抗，敌人目前只能占领一些城镇，百分之八十的领土仍旧由东帝汶爱国军民控制着。
洛巴托部长指出，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正和约一百万爱国人民一起，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下开展一个“生产为了战斗”的运动，以便能够坚持持久战争，彻底打败入侵者。
他强调说：
“为了争取最后胜利，东帝汶人民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马里·阿尔卡蒂里专员在讲话中，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侵略。
新华社堪培拉1976年02月24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约二百名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的学生02月23日在莫尔斯比港举行示威，抗议印度尼西亚军队入侵东帝汶，要求印尼军队撤出东帝汶。

南朝鲜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据新华社平壤电
汉城消息：
在朴正熙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南朝鲜广大劳动人民日益处于贫病交加的悲惨境地。
朴正熙集团为维持其法西斯暴政，不顾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活，拚命进行剥削和搜刮，致使南朝鲜医疗卫生事业长期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据报道，在整个南朝鲜，只有百分之三十的邑、面（相当于区）有医生。
全罗南道四百多个渔岛中，就有二百六十多个岛屿没有医疗设施。
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山区和渔岛的居民患了病，就不得不跋山涉水到几十里以外的城市去求医，有些重病人就因此而死在途中。
更为严重的是：
南朝鲜反动当局还从病人身上搜刮钱财，不断提高医药费用。
据报道，从1970年起的四年内，南朝鲜各医院的门诊费、住院费等已经提高了七至十五倍。
去年年初，南朝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治疗费用又上涨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一般医院的治疗费用则从去年03月份起，也都大幅度上涨。
今年以来，医疗费用继续上涨。
仅挂号费一项就需缴五百元（伪币），一般手术费高达五十万元。
广大劳动人民连维持最低生活都有困难，那有钱去治病，只好小病拖，大病坐以待毙。
据报道，汉城市一少年患者由于还少二十万元手术费，被迫中断治疗而夭亡。
全罗南道灵岩郡一居民到汉城治病，也由于没有足够的医药费，各家医院都拒绝为他治疗，他求医无门，最后倒毙在路口。
在南朝鲜根本没有什么防病措施，传染病蔓延的情况十分严重。
据报道，去年年初，忠清南道的青阳郡和庆尚南道的山清郡都发生了伤寒病，并很快地向各地蔓延，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去年在汉城、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忠清南道、庆尚北道等地出现的流行性脑炎，也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
结核传染病经常威胁着南朝鲜居民的生命，目前，各种结核病患者已占南朝鲜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此外，南朝鲜还有八百三十多万血吸虫病患者正在痛苦中呻吟。
另据汉城消息：
由于朴正熙集团推行反动的农业政策，去年南朝鲜的粮食继续歉收，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朴正熙集团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在南朝鲜加紧扩军备战，修筑军事设施，同时引进大量外国资本在南朝鲜办工厂，侵占了大量农田，严重地摧残农业生产。
仅修筑军用公路一项，从1961年至1968年就侵占了十三万町步（每町步约合十五市亩）农田，1969年至1972年，南朝鲜的耕地面积共减少了近二十二万町步，致使南朝鲜粮食产量逐年下降。
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反动当局大量进口粮食，进一步打击南朝鲜的粮食生产。
进口粮食的数量已从1961年的六十万吨增加到1973年的三百六十四万吨。
（附图片）
朴正熙集团加紧向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使人民生活日益贫困。
图为南朝鲜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形。
新华社发

墨西哥《永久》周刊发表文章
揭露苏联企图霸占安哥拉扩大势力范围
泰报指出新沙皇同德国法西斯一样争霸世界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02月26日电墨西哥评论员维克托·阿尔瓦在02月25日出版的《永久》周刊上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竭力同美国进行争夺，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文章在谈到安哥拉问题时指出，在几个月前，当苏联看到，以“非洲人民权利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对莫斯科有利时，它就“恬不知耻地”“支持”起安哥拉独立运动来了。
文章说，有人把指出“缓和”是俄国人玩弄的伎俩的人斥为“战争拥护者”和“反苏分子”。
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所斥责的人是有道理的。
文章揭露说：
“俄国签了字的赫尔辛基协议在苏联并没有得到履行”。
文章说：
苏联曾企图通过它的代理人霸占葡萄牙，它还企图霸占安哥拉，“也就是说，挤进美国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它继续从美国取得粮食、技术和贷款。”
文章还指出：
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头目“不可能放弃利用美国的任何弱点和错误来扩展它的势力范围。”
同俄国实现“缓和”是不可能的。
据新华社1976年02月27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中华日报》最近发表社论，揭露今天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各少数民族，对外争夺世界霸权，同当年的纳粹德国法西斯一模一样。
社论说，今天的新沙皇帝国主义，正同当年的纳粹德国法西斯一样，它竭力“宣扬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一则以适应它压迫国内各少数民族的需要，一则便于它竞争世界‘霸业’，以扩张其统治权。”
社论强调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对外加紧特务活动，是其搞霸权扩张的前奏，也是新沙皇征服世界的象征。
在目前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霸、战争危险继续增加的情势下，“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疯狂活动，必须时时刻刻注意提防。”

巴基斯坦报纸发表社论
指责印度截引恒河水危害孟加拉国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6年02月27日电
《巴基斯坦时报》02月26日就印度与孟加拉国在恒河河水问题上引起的争端发表社论说，印度发言人上星期的谈话实际上是宣称“印度可以任意截走恒河河水”，但是，“按照国际法，它是不能这样做的”。
社论说：
“第1，1974年05月的（印孟两国）联合声明已经说明了河水的分配应在法拉卡水坝工程投入使用以前决定。
第2，河水的分配应包括恒河枯水时期，而这段时期并没有具体指明是从03月到05月。
事实上，孟加拉国认为枯水季节11月份就已开始到来；
它认为，在印度引走河水之后，这一整段时间都变得对孟加拉国很有危害了。”
社论说：
“看来印度不仅打算使孟加拉国面对既成事实，而且想单方面地事先就划定框框。
它想先就取消对方四五个月时间的对恒河的权利然后再开始谈判。
如果孟加拉国认为这种作法与其说是愿意取得公平的解决，不如说是独断专行，那是不足怪的。”

朝鲜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增强在南朝鲜的侵略军力量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抗议美国把新式战斗轰炸机运进南朝鲜
新华社平壤1976年02月27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02月27日发表一项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进一步增强在南朝鲜侵略军的力量，加紧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
声明指出，据报道，美帝国主义者在02月24日把它们的一批“F—11”型最新式战斗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运进南朝鲜。
声明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坚决谴责美国继续霸占南朝鲜、进一步增强其侵略武装力量的行径，并且认为这不仅是破坏朝鲜的和平，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而且是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行为。”
声明说：
“正当世界人民一致希望按照第3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早日撤走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的时候，美国反而在南朝鲜增强其侵略武装力量，这是对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不能置之不理的明目张胆的挑战。”
声明在揭露了美国为了继续霸占南朝鲜，唆使南朝鲜傀儡集团加强对南朝鲜人民的法西斯镇压，不断增强它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和加紧军事活动之后说：
“一切事实进一步清楚地证明，只要美国军队驻扎在南朝鲜，要消除朝鲜紧张状态、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是不可能。”
声明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强烈主张，美国立即从南朝鲜撤走包括“F—111”最新式战斗轰炸机在内的一切军事人员和杀人武器，并且必须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撤走驻扎在南朝鲜的全部美国军队。”
声明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战争活动，停止干涉朝鲜人民的内部事务。
新华社平壤1976年02月27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在02月26日举行的朝鲜停战委员会第三百七十一次会议上，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韩柱庚少将谴责美国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最近对朝鲜北方的一系列挑衅活动，并且强烈抗议美国侵略者24日把最新式的“F—111”型战斗轰炸机运进南朝鲜。
韩柱庚少将说，“这是美帝侵略者在南朝鲜加紧进行预谋的扩军备战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明敌人对朝鲜人民进行军事冒险已经达到猖狂的地步”。
韩柱庚少将强烈要求敌方必须停止反对朝鲜北方的一切罪恶行径，把包括非法运进的最新式战斗轰炸机在内的一切侵略武装力量撤出南朝鲜。
同一天，韩柱庚少将还就此事写信给中立国监督委员会。
信中说，“美帝侵略者把能够运载核弹的最新式战斗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运进南朝鲜是一个罪恶阴谋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把南朝鲜变成军事战略基点，实现它对整个朝鲜和亚洲的侵略野心。”

“革命良心”还是狼子野心？
苏修“二十五大”开场之日，勃列日涅夫在其冗长的“总结报告”中讲到安哥拉问题时，使出转移视线的故伎，说什么安哥拉一独立“就成了外国武装干涉的对象”。
他列举的“外国”是“帝国主义和南非”，还有所谓一些“帮凶”，压根儿就没有提到它自己及其雇佣军，好象苏修在安哥拉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人们不禁要问，苏修的大批军事人员及其万余的雇佣军跑到安哥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就不是“外国武装干涉”吗？
难道这一大群苏联军事人员和雇佣军都成了安哥拉人，因而不算“外国人”吗？
或者安哥拉已经成了苏联的一个新的加盟共和国，因而苏修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成了“内政”而不是“外国武装干涉”吗？
如果这两者都不是，那又如何解释苏修在安哥拉的罪恶行径呢？
堂堂的苏修总书记在“总结报告”中竟然说出这样令人耻笑漏洞百出的话来，正表明勃列日涅夫集团理屈词穷的可悲境地。
勃列日涅夫不敢说出苏修在安哥拉所干的是什么性质的事。
因为什么“国际主义”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呀，各国人民的“天然盟友”呀，都不灵了，没有多少人再相信这种鬼话。
因此，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也就费尽苦心找到了一个新词——“良心”。
他说，苏修过去在安哥拉干的，今后还要继续蛮干下去的事，都是本着“革命良心”。
“良心”还要加上“革命”，真是何等堂皇，何等动听！
可是，十五万无辜的安哥拉人躺在血泊中，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在“良心”的驱使下所干的“伟业”；
无数的安哥拉城镇被破坏，也是苏修“良心”的“杰作”；
对安哥拉的一些邻国和别的非洲国家进行威胁、挑衅、渗透、颠覆，同样是苏修“良心”的发现；
勃列日涅夫之流因为苏联军人和他们指挥的雇佣军在安哥拉土地上“势如破竹地前进”而发出狞笑时，当然也是“良心”的外在表现。
如此等等，这些就是苏修“良心”的真实含义。
“良心”者，实为狼子野心也！
毛主席指出：
“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
勃列日涅夫之流想用带有一些仁义道德的“良心”，把它在安哥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抹掉，是徒劳的。
安哥拉人民的鲜血不会白流。
安哥拉人民和非洲人民严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不能坐视的威胁
苏修对西欧国家的侵略意图和军事威胁，越来越引起西欧的不安和警惕。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欧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不断发出呼吁，主张西欧联合，加强共同防务对付苏联威胁。
几天前，一些西方国家军政代表人物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军事讨论会上，强调西方不能“陶醉于缓和政策”，而放松自己的防务努力，反映了当前西欧的这种趋势。
这次会议列举的大量事实，描绘出了苏联对西欧发动咄咄逼人攻势的触目惊心的图景。
为了同美国争夺西欧霸权，苏修近年来一面大唱“缓和”高调，一面在欧洲东部和西欧前沿地区增加大量兵力，配备新式武器，并且频繁地举行所谓“进攻性”军事演习。
它的飞机军舰经常侵犯西欧国家的领空领海，肆意威胁这些国家的安全。
它还利用亲苏势力，在一些西欧国家内部进行分化捣乱，甚至策动军事叛乱，企图使某些西欧国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巴尔干半岛到伊比利亚半岛，苏修正在虎视眈眈，恨不得把它撕成碎片，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对于苏修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西欧各国当然不能坐视，它们越来越感到有必要采取相应对策，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西欧各国的朝野人士纷纷指出，西欧目前的形势“和以前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非常相似”，决不能相信苏修关于“缓和”的欺骗宣传，“不能在虚假的安全中睡大觉”，而必须加紧磋商，研究制定共同战略，逐步加强防务合作。
莫斯科霸权主义者对此暴跳如雷。
明明是苏修在“缓和”幌子下大搞扩军备战，肆意对外扩张，加剧紧张局势，它却反咬一口，攻击西欧国家存在着“反对缓和”的势力。
明明是苏修严重威胁着西欧的安全，它却耸人听闻，攻击西欧国家加强防务是做军火“交易”。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苏修今天对西欧的威胁是事实俱在，人所共见的。
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如此大发雷霆，恰恰说明他们被撕掉了遮羞布，击中了痛处。
西欧各国建立共同防务以维护自身安全的努力，是人心所向。
想要它们为了使莫斯科新沙皇“高兴”而停止或放弃这种努力，只能是痴心妄想。

加拿大总参谋长和芬兰军事问题专家强调
西欧必须加强防务不抱缓和幻想
据新华社渥太华1976年02月26日电据渥太华《新闻报》02月26日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雅克·德克斯特拉泽将军说，东西方缓和是一个危险的幻想。
德克斯特拉泽将军强调在欧洲保持一支强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力量的必要性。
他说，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在欧洲拥有的现代化坦克相当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倍，同时，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还保存了好几千辆坦克。
他还说，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现役人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两倍，重炮火力相当于两倍半，而且海空力量在不断增加。
他说，“为了准备制止战争，要求此时此地就把力量建立起来，而不是在战争开始以后才具有集结部队的能力。”
他说，“为和平而付出的代价（为建立威慑力量而付出的代价），虽然人们是不愿意付出的，但它比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
输掉了建立威慑力量的战斗，如果说不是输掉战争本身的话，也是输掉了战争的第1个大战役。
事实上，不能制止潜在的侵略就将导致战争”。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1976年02月25日电芬兰著名军事问题专家约尔马·亚文陶斯22日在《赫尔辛基新闻》发表文章阐述北欧防务政策时强调指出，芬兰和瑞典必须不断加强自己的国防。
文章指出，苏联在科拉半岛建立的基地和港口是第一流水平的。
那里的核武器的数量比我们地球上其它任何沿岸地区都多。
文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芬兰的防御战略在北部受到了考验。

新沙皇加紧民族压迫和剥削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和部族。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对内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实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加紧了剥削压迫。
新沙皇疯狂鼓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幌子下，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民族压迫。
他们强行推广俄语以取代其他民族语言，妄图扼杀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消灭非俄罗斯民族语言。
据揭露，在乌克兰共和国，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到处都用俄语”，甚至于“城市里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完全是用俄语”，“乌克兰语实际上正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
为了加紧俄罗斯化，苏修还大搞“民族环境自然同化”，把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大量迁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
据苏修官方公布的1970年人口调查材料，到1970年为止，摩尔达维亚人被迁移到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外的达到三十九万多人，占该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六；
乌克兰人有五百多万被迁离乌克兰共和国，占该民族的百分之十三点四。
在1959年到1970年两次人口调查期间，民族数目由一百二十六个减少到一百一十九个，民族人口基本停滞不前的民族有拉脱维亚等五个，人口下降的有卡累利阿等三个，有的下降幅度竟达百分之五十一。
新沙皇还在经济上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残酷的剥削。
他们宣扬“劳动分工”、“经济专业化”，不许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大搞殖民地式的畸形经济，并强行改变共和国的边界。
在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干部中，谁要主张全面发展本地经济，谁就会被扣上“民族主义”、“闭关自守”等帽子而遭到排斥、打击，被撤职或勒令“退休”。
新沙皇不仅以“区域分工”为名限制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经济，而且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剥削掠夺非俄罗斯民族地区。
苏修叛徒集团对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苏联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他们举行群众示威、罢工。
人民的反抗斗争，使新沙皇惊恐不安。
他们对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加强特务统治，加紧镇压。
据透露，近年来在乌克兰有大批人遭到逮捕和秘密审讯。
乌克兰各高等学校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一年竟达七千名。
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暗地里讲授当地民族语言和历史的人遭到逮捕和折磨。
1974年12月，爱沙尼亚发生过一次大逮捕，不仅动用了当地全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而且还调用了其他地区的特工人员。
新沙皇的暴力镇压只会使苏联各族人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法国《红色人道报》负责人儒尔盖和法国进步团体强调
欧洲人民团结起来对付苏联战争威胁
土耳其议员谴责苏联包围西欧的阴谋
新华社巴黎1976年02月25日电
据《红色人道报》02月25日报道，《红色人道报》政治负责人雅克·儒尔盖14日在巴黎举行的全国工人大会上讲话，谴责苏联在世界和欧洲准备战争。
他说，“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为了实行对全世界的霸权统治既勾结、又争夺。
这种现象是从它们的帝国主义特性中产生的。”
他说：
“它们由于在各大陆上的争夺越来越尖锐而直接发生冲突。
它们两个都在狂热地准备第3次世界大战。”
他在谈到欧洲形势时说，“西欧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关键的地方”。
他指出，苏联企图用各种方法取代美国在西欧的特权地位，现在美国在西欧处于守势，而苏联处于攻势。
他说，苏联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大谈所谓“缓和”，想以此来麻痹欧洲和世界人民的警惕性。
“而同时，他们却比以前更疯狂地准备世界大战，不停地加强他们用于侵略的常规和核的军事潜力。
他们预计这场战争将在欧洲或者地中海爆发，他们现在把大量军事力量集结在西欧的边界，并且竭力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制造混乱。
他们的舰队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地中海驻扎和巡航。
他们的潜艇已经多次在科西嘉岛同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海岸之间的水域被发现。”
他说，“我们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和在欧洲的行为，特别要谴责它们中目前更危险的那个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行为。”
据新华社巴黎1976年02月25日电
法国“争取独立与自由运动”02月24日在巴黎举行了有四百多名代表参加的群众性集会，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欧洲采取进攻态势，要求欧洲人民和第3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
法国“争取独立与自由运动”主席皮埃尔·贝尔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他说：
“凡是美国虎被赶走的地方，苏联狼就想钻进去”。
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今天已经直截了当地表明“它的目的就是统治世界”。
“苏联对非洲的进攻证明了这一点”。
他强调指出，苏联的战争准备集中在欧洲。
他说，面对苏联的侵略政策，“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同欧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堵住苏联的进攻道路！”
参加会议的葡萄牙和西德进步组织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一致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欧洲的攻势，表示决心发动和组织欧洲人民反击苏联的进攻。
新华社安卡拉1976年02月25日电
据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通讯社报道，土耳其国民议会一些议员在最近举行的一次议会会议上，谴责苏联包围西欧的阴谋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
议员哈桑·托斯亚利说，苏联正企图在军事和政治上软化西方国家。
它不仅企图从地中海和中东包围西欧，而且企图从葡萄牙到安哥拉以至印度洋这个更广的范围来包围西欧。
议员穆罕默德·泽基·奥库尔谴责苏联、美国“用从它们自己的强权利益出发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幸”，并且为了它们的私利而争夺。

罗马尼亚《历史杂志》发表文章
揭露沙俄侵占比萨拉比亚罪行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2月26日电罗马尼亚《历史杂志》今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由罗马尼亚克卢日大学校长、历史教授斯特凡·帕斯库撰写的文章，揭露沙皇俄国侵占比萨拉比亚的罪行。
比萨拉比亚是沙俄当年兼并的领土，位于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多瑙河下游之间，现为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小部分划归苏联乌克兰共和国。
文章说：
“罗马尼亚人民从来不想吞并或侵占不属于他们的外国领土，而是一贯保卫自己的领土。
罗马尼亚民族从形成起一直到现在被迫为自由、正义、独立和统一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
“罗马尼亚人民为争取他们所居住的所有领土的政治统一而进行积极和自觉的斗争，这些领土是：
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这两个自治的公国，从一六八八年起沦于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一七四七年被同一个哈布斯堡帝国从摩尔多瓦割去的布科维纳和一八一二年被沙皇俄国兼并的比萨拉比亚。”
文章指出，在沙皇俄国兼并了比萨拉比亚之后，“抗议、不满和暴动不断发生。
特别是以迁离和起义这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渡过普鲁特河迁离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官方都感到了忧虑。”
文章援引当时俄国官员的话说：
“农民们再也无法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被迫离乡背井，渡过普鲁特河去逃难。”
文章说：
“一八二九年当沃隆佐夫法规解除比萨拉比亚的自治，取缔摩尔多瓦法律和规定在各种正式文件中使用俄文时，愤怒和不满就更大了。”
文章说，这些地区在被兼并的时候和在此之后，“绝大多数人口是由罗马尼亚人组成的。”
在比萨拉比亚，“根据一八一七年（吞并后的第5年）俄国官方统计，罗马尼亚人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
文章强调说：
“被外国占领的省份对两个自治的罗马尼亚的公国——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的向往以及在1859年统一后对罗马尼亚的向往是完全可想而知的和自然而然的。
实现由怀有同样的自由和统一理想的、反对兼并当局的镇压措施的同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区的政治和国家的统一的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和符合历史规律的。”

苏修叛徒集团加强法西斯统治
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不断加强法西斯统治，加紧镇压人民，以维持其反动统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自1965年起，苏修叛徒集团炮制了一系列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人民的反动法令、条例和决议，例如：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警措施的决议”、“关于民警机关对刑满释放的人实行行政监督的条例”、“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关于补充和修改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的法令”、“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原则”、“预押条例”等等。
1969年07月颁布的“预押条例”就规定，苏修可任意以“嫌疑者”的罪名拘留和审讯它想要迫害的任何人，并可将他们长期预押，如遇反抗可使用镣铐、“紧身衣”，直至开枪。
在“关于补充和修改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的法令”中就强调镇压所谓“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群众性骚动”等。
一连串的条例和决议成为苏修叛徒集团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法律根据。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组织上大大扩充原有的法西斯专政机器，并增设许多新的机构，特别是增强警察和特务组织。
在苏修中央直接控制下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缩写称为“克格勃”），现拥有几十万爪牙，分布在国内外，是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
1966年又成立了所谓“社会治安部”，1968年改为内务部，并加以扩充。
同年，又扩大了警察局的权限，大量增加警察人数，增设“专业化保卫局”、“夜间民警局”和摩托化民警队，并装备最新式的侦察、电讯和镇压工具。
1970年重建了曾被撤销的“司法部”，扩充法院，增设法庭。
在苏联全国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严密的、自上而下的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监视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西斯专政体系。
苏修叛徒集团利用这些法西斯机构迫害苏联人民的野蛮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常用的手段之一是把反对苏修国内外政策的人当作“疯子”关进“精神病院”。
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遭到骇人听闻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苏修叛徒集团在全国设立了大量的“劳改营”，分“普通劳改营”、“强化劳改营”、“严厉劳改营”和“特别劳改营”四种。
现有“劳改营”一千多个，关押着一百七十万人。
苏修叛徒集团经常出动军警对群起反抗的苏联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他们还把“政治犯”、“民族主义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去。
苏修种种法西斯暴行与老沙皇相比毫无逊色。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勃列日涅夫集团如此丧心病狂地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不但吓不倒伟大的苏联人民，反而促使人民更快地觉醒起来进行斗争。

苏修统治集团上台后的几届党代会
近来，苏修国内一直紧锣密鼓，竭力吹捧苏修“二十五大”，苏修叛徒集团正在表演的这出戏将是什么货色，我们可从它的上几届党代会得到启示。
“二十大”，1956年举行。
这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后举行的第1次党代会。
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抛出了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无耻地背叛了马列主义。
赫鲁晓夫还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在“秘密报告”中恶毒诽谤斯大林，为推行他们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时，赫鲁晓夫还利用这次大会，结党营私，安排亲信，大量排斥“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
“二十一大”，1959年举行。
赫鲁晓夫在会上宣扬什么苏修进入了“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的新阶段”，胡说什么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经济计划的实现，“将创造消除战争的现实可能”。
赫鲁晓夫还提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国家开始消亡的修正主义谬论。
“二十二大”，1961年举行。
这次大会大大发展了修正主义路线，使之成为完整的体系。
大会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胡说什么“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公开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通过了修正主义的《苏共纲领》。
“二十三大”，1966年举行。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
他上台以后，更加疯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大会上叫嚷“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大会着重讨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分工”的新殖民主义理论。
“二十四大”，1971年举行。
这次大会通过了标榜“福利”的第9个五年计划。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拚命煽动战争狂热，叫嚣既要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也要扩充常规军备；
同时又抛出所谓“和平纲领”，以便在它的掩盖下加紧争夺世界霸权，进一步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