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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重要指示，指明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方向。
武汉部队某部红军团党委，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抓住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要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要害，狠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进一步提高了党委“一班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党委成员首先回顾了去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情况，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怪现象和奇谈怪论，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联系起来分析，看清了“三项指示为纲”在政治上的反动性。
大家谈到，毛主席发出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好形势。
可是，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却突然刮起了一股妖风，各种奇谈怪论象沉渣一样泛起。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低”，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
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胡说什么，“科技落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还有人公开煽动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
在用人问题上，他们不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不讲老、中、青三结合，压制新生力量。
还胡说什么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搞什么“整顿”为纲。
这些奇谈怪论，奇就奇在什么都是“今不如昔”，怪就怪在要复辟倒退，方向总是在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扭”，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扭”。
当时大家对这类怪现象十分愤慨，但不明白这股风是从那里刮来的。
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后，大家心里亮堂了，明确了斗争的方向，认识到社会上刮起的这股右倾翻案风是来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社会上的种种奇谈怪论和怪现象，都是在“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下纷纷出笼的。
由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出“三项指示为纲”，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又死灰复燃，“唯生产力论”又甚嚣尘上。
党委副书记、团长张景阳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其政治目的是极其反动的。
我们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党委成员在学习、批判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看清了它在理论上的荒谬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纲和目的关系，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的总纲，是照耀我们胜利前进的灯塔。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实际是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和老机会主义者的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大家在批判中说，什么是纲？
谁都知道，纲是统帅一切、带动一切的。
纲目不能并列，更不能颠倒。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
这是何等的荒谬！
党委成员还结合亲身体会进一步批判了“三项指示为纲”。
这个团的八二炮连在一九七一年以前，由于受林彪“四好为纲”的影响，分不清究竟什么是纲，把许多目都当成了纲来抓，却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致使连队建设受到影响。
经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连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都带动起来了，全连干部战士满腔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施工任务圆满完成，在去年的抗洪抢险中还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党委委员、政治处副主任张德学深有体会地说：“三项指示为纲”，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极端有害的。
按照那一套搞，不但工作搞不好，还会走到邪路上去。

党委成员在学习和批判中，还着重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劣手法，并从“三项指示为纲”的欺骗性，看到了读书批修的重要性。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
大家结合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学习革命导师这一伟大教导，感受尤为深刻。
同志们说，“三项指示为纲”为什么具有欺骗性？
分析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它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用什么“纲”之类的名词唬人。
我们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才能分清真假；
二是它利用了我们一些同志希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心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推销修正主义货色；
三是他打着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的旗号，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党委委员、副参谋长魏仁昌愤慨地指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手法十分恶劣，十分狡猾，别有用心地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加上一个‘纲’字，悄悄地把自己的黑货塞进去，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纲领。”
大家还分析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安定团结为“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的反动实质。
指出，只讲安定团结，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这个“安定”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团结”就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
安定团结为“纲”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主席指示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促进各项工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只提“四个现代化”，不提以阶级斗争这个纲来统帅和指导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就不难看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兜售的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
大家通过揭“三项指示为纲”的欺骗性，进一步看到了读书批修的重要。
大家说，过去刘少奇、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花招我们记忆犹新，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玩弄这个伎俩，使我们深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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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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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

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长乔冠华，文化部长于会泳，卫生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尼克松先生和华国锋代总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全文见第二版）。

席间，乐队演奏了中美两国的乐曲，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林巧稚、傅玉芳；

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方面的负责人王海容、朱穆之、谢静宜、柴树藩、肖鹏、刘澄清、刘华清、王冶秋、邓岗、沈图、曾绍东；

首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的代表韩茶仙、张秉贵、王学礼、王玉茹、马凤鸣、陈永祥、殷维臣、李金、朱宗义、郭丽云，少数民族的代表田中山、热依汗、许明月、双宝、扎喜旺徐，以及科学、医学、教育、文艺、体育界的代表和中国专机机组的代表。

应邀参加宴会的还有杜聿明、黄维、杨南cūn。

尼克松先生的随行人员，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塞耶和联络处官员，以及前来采访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访华的新闻记者，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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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以及李肖白、邢竹芳、唐恺等同志，参加了会见。

会见后，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同志设宴招待希尔和布尔等同志。
（附照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二月二十五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副主席艾·爱·布尔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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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舞蹈（独舞、双人舞、三人舞）调演，已经胜利结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舞蹈工作者这一首次盛大集会，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在全国人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举行的。
它以小型舞蹈创作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向工农兵群众汇报了我国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有力地回击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文艺革命的种种奇谈怪论。

参加这次舞蹈调演的，有来自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五十一个专业、业余演出队。
他们在首都舞台上先后演出了近年来创作的二百六十二个小型舞蹈节目。
许多节目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表现了我国人民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革命群众运动以及在加强战争、巩固国防等方面的先进事迹。
这些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题材之广、反映生活之深，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无法比拟的。
我国舞蹈领域这一今胜于昔的生动局面，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形势大好的一种表现。
这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社会主义文艺“今不如昔”、诬蔑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等种种谬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舞蹈创作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再一次宣告：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已经引来了我国文艺园地里百花竞放、生机勃勃的春天。

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反映工农兵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斗争生活，是这次调演节目最为鲜明的特色，也是舞蹈艺术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所带来的显著变化。
文化大革命前，旧文化部、旧舞协也举办过一次单人舞、双人舞会演。
那时，封、资、修的黑货充斥舞台，演出的节目不是模拟仙鹤、孔雀的动作，就是花前月下的轻歌曼舞。
被资产阶级垄断的舞蹈艺术，只能起到腐蚀人民革命斗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舞蹈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参加这次调演的二百六十二个节目中，取材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就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些节目，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迅速、形象地反映了沸腾的斗争生活。
尤为可喜的是，为数不少的节目从正面反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这是舞蹈工作者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个成果。
上海代表队的《铁路哨兵》、吉林代表队的《金色的种子》、天津代表队的《渡口》、辽宁代表队的《草原红鹰》，都从正面描写了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是好的，在艺术上也是比较成功的，受到了工农兵的好评。

从调演中还可以看出，近年来，广大舞蹈工作者对于在舞蹈艺术中怎样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作了有益的探索。
调演的大部分节目都致力于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表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代新人的精神风貌。
许多节目都努力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
这对小型舞蹈的创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铁路哨兵》这一节目，就塑造了一个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临危不惧的巡道工人的英雄形象。
其他如《金色的种子》、《老矿工登讲台》、《喜听原油滚滚流》、《竹排女工》等节目，也是由于努力在同旧思想、旧传统和自然界的激烈搏斗中来刻划英雄人物，而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此外，不少节目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注意汲取芭蕾舞和民族民间舞蹈中一些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使之为塑造工农兵形象服务。
独舞《我爱这一行》采用并革新了东北“二人转”中耍手绢的舞蹈动作，较好地表现了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青年服务员的革命朝气。
四川代表队的《幸福光》，糅合了彝族民间舞蹈动作和芭蕾舞中的一些造型，展现了凉山彝族人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精神面貌。

这次舞蹈调演还显示出一支努力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舞蹈工作者队伍正在发展、壮大，一批新生力量正在成长。
文化大革命前，不能想象全国性的舞蹈调演中会有工农兵业余演员登上舞台；
而今天，人们却看到舞台上的工农兵形象由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自己来扮演。
代表北京市参加这次全国舞蹈调演的节目，全部由北京市一些工厂、农村的业余宣传队自编自演。
山东代表队演出的十一个节目中，有四个是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的创作。
包头钢铁公司的工人、山东大渔岛上的渔民，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演出，他们自豪地说：“我们受阶级的委托登上了文艺舞台。”
工农兵的节目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工农兵的表演有强烈的革命激情，他们是文艺革命中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
专业舞蹈工作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他们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努力改造世界观、艺术观。
调演中许多好的或较好的节目，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带来的成果。
创作《老俩口送饭》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文工团，每年有六至七个月的时间生活在农村社队。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热潮中，他们到满是冰碴的水田里插秧，摸黑到地里去背稻，在劳动中他们对照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的精神，不断地寻找差距，每次下乡回来，每个文工团员都能讲出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的故事。
《老俩口送饭》，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构思、排练、修改、提高的。
这次调演中不少从事舞蹈创作多年的老编导和老演员，以自己的新作品和新的精神面貌向党和人民汇报。
老一辈青春焕发，新一代朝气蓬勃，舞蹈工作者队伍中这一后浪推前浪的生动景象，预示着舞蹈创作更加繁荣兴旺的未来。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宴会上的祝酒词，全文如下：

代总理先生，

今天在座的中国和美国的贵宾们：

今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本人，有机会在这里做东道主感到极为荣幸，在我向代总理先生和我们的贵宾们祝酒之前，请允许我作出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认为是非常合适的表示。
今天晚上以及上次代总理举行的宴会上，都有军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记得四年前这个乐团曾经以其精湛的艺术不仅演奏了中国音乐，而且还专门演奏了几首美国乐曲，使我们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极为感动，也非常高兴。
现在我想请大家一起鼓掌向他们表示感谢。

代总理先生，在我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即将离开这个城市前往我们没有访问过的南方城市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将带走许多不可忘怀的记忆，关于四个令人极为兴奋的日子的记忆。
我当然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再次见到毛主席，会见代总理和你在政府中的同事们。
我在同你，你的同事们，特别是在同毛主席的会谈当中，讨论了今天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重大的问题，使我获益非浅。
在这个期间我们还享受了一些极为丰盛的宴会，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前天晚上我们有机会聆听了一场既演出了最好的古典音乐，又有一些现代音乐的音乐会，特别是听到你们的钢琴家兼作曲家演奏的许多美国人最喜欢的美国爱国歌曲之一《美丽的阿美利加》。
这首曲子我一生中听过至少一千多遍了，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象那天晚上在这个大会堂里演出的那场精采的音乐会上你们的钢琴家兼作曲家演奏的那么富于想象力，那么富于激情，那么富于情感。

我们还记起我们参观农业展览，参观大学，参观历史博物馆，今天又参观了地下防空工事。
我们要带走的记忆是如此之多，使我们很难从中选出某一项最有特别意义的。
但是在我今天晚上的讲话中，我想简短地提到其中的三项。
第一，我们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伟大的历史，伟大的过去。
其次，在我们参观大学的时候，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未来有巨大的希望。
而在我们参观当地居民在他们生活区里自己修建的地下防空工事的时候，这又使我们想到，如果发生战争，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和世界人民的未来将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和危险。

在我们考虑这三件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们同我们两国的关系联系起来。
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一条按水域来说宽一万六千英里，时间长达二十二年的鸿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两国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只有冲突和潜在的冲突及对抗。
四年前，两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已经到了设法在这条一万六千英里宽、二十二年长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时候，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有些抱怀疑态度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利害关系是很大的。
这有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我们曾经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讲过。

要架设这样一座横跨这个大沟的桥梁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同，我们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不同，在我们国家利益的某些方面也不相同。
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利益相同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比我们利益不同的方面重要得多。
我们不得不说，当我们决定架设或者说开始架设这样一条跨越鸿沟的桥梁的时候，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有人认为几乎不可能。
但如同毛主席所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因此当我们想到他这些话时，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敢于登攀，我们就开始架设这座桥梁。
我们在上海公报中提出了这座桥梁的蓝图。
我们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它还没有完工。
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要把它完成。
我们必须完成它，决不能失败。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今天在大学里看到的那些青年，以及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同他们一样的青年们的前途，也关系到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够在他们有共同利益的方面作出共同的努力。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影响到下面这件事。
那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那些青年人，以及世界上和他们同样年龄的青年，今后究竟将在和平中成长，并把他们的巨大的创造力用于和平事业，还是将在战争时期中成长，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战争活动。
因此这是一项伟大的目标。
人们常常说，只有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才会面对伟大的挑战，如果他们不能对付这些挑战，他们就不再是伟大的了。
但是，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失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担负着使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设法共同努力。
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都有机会选择自己独立自主的方式，并在不必担心任何外国侵略的情况下生活。
这就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目标。
因此，在结束今晚的祝酒的时候，我要说，我们已经开始架设一座巨大的桥梁，这座桥梁一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金门，另一头在北京的天安门。
我们在架设这座桥梁的时候，将牢记这是一座建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之间的谅解、互相尊重和持久的友谊的桥梁。

现在请你们和我一起，

为毛主席的健康，

为华代总理的健康，

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持久的创造性的友谊，

干杯！

尼克松先生，尼克松夫人，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愿意代表在座的中国同事们感谢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今晚盛情设宴招待我们。

尼克松先生作为美国总统在一九七二年来我国访问，对重新打开中美两国人民来往的大门作出了贡献；
现在虽然不再担任公职，但仍然关心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这次在北京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们，并且同尼克松先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双方还进行了多次坦率、无拘束的会谈，回顾了一九七二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们都认为在上海公报各项原则基础上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还同我国首都各界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增进了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对我国的第二次访问，是有积极意义的。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以及其他美国客人们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到我国南方参观访问。
在各地，你们将会看到我国各族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最后，祝贵宾们旅途愉快。
请你们回国后，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我提议：

为福特总统的健康，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的健康，

为其他美国客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工程兵学校是五年前在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组建的。
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这个学校的广大干部、教员和学员遵循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
仅在去年，全校就有二十五个区队、近二千人次，到部队和地方的教学点去，结合三大革命斗争实际进行教学，思想、业务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开门办学好得很”的无数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右倾翻案风。

开门办学，有利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

毛主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这个学校到部队去开门办学的学员，一般都编到班里过普通一兵的生活；
到地方开门办学的学员，也自觉地与工农群众实行“五同”。
在教学点上，他们请部队首长讲革命传统，请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还组织参观阶级教育展览，进行社会调查，紧密联系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实际，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努力改造思想，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事实证明，定出学校门，来到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到处都有许许多多的好老师，都能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

有个学员队，到一个正在深山沟里施工的部队去结合现场施工进行教学。
那里生活条件较差，有的同志开始不习惯当地水土，口干唇裂，甚至流鼻血。
领导上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等教导，引导大家对比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比施工部队干部战士勇于战胜艰难险阻、乐于为革命吃苦耐劳的英雄气概，查自己思想感情上的差距，批判那种把学生关在高楼大厦里啃书本，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大家增强了在艰苦环境中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学员们积极参加施工，抢着干扒渣推车等重活累活，和施工部队的干部战士溶成一体，并肩战斗，不仅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了专业知识，尤其磨练了思想，在转变世界观上获得了新的进步。

还有个学员队，分散到徐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等地，参加江苏省的水质普查工作。
他们走到哪里，就向哪里的工农群众学习，利用各种机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在镇江，大家亲眼看到一起工作的一位地方同志，身患癌症，病危时仍在为人民利益着想，积极要求工作。
还有一位知识青年，勇敢地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挑战，甘愿为革命当清洁工，大家请他畅谈了对理想、幸福、前途的认识。
在无锡，大家又了解到一个扛大活出身的“捕鼠专家”如何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结果堕落成贪污腐化分子的经过。
这些正反两方面的活生生的教材，使学员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加懂得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紧世界观的改造，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甚至还会蜕化变质。

开门办学，广受教育，大家深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思想改造的重要。
学员刘潞，几年来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写了几万字心得笔记。
蒙古族学员那顺巴尔，在千里野营拉练中，抢着扛机枪，背米袋，还悄悄地在背包里放了一个二十斤重的铁轮，自讨“苦”吃，磨练意志。
几年来，先后有一千五百多名学员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据了解，绝大多数同志在部队表现很好，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
试问，这样培养出来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学生，难道不比那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人，强千万倍吗！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推行“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黑货，胡说现在的学生“水平低”，这只能证明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水平”，只能证明他们鼓吹的奇谈怪论包藏着复辟资本主义的祸心。

开门办学，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几年来，这个学校的各项专业教学都是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的。
学土建设计的，到部队结合坑道设计组织教学；
学桥梁渡河的，到长江去结合实际操作进行教学；
学机械使用的，到部队和地方施工现场，结合施工组织教学；
学机械设计的，到工厂结合珩磨机设计和挖土机装配组织教学；
学爆破的，结合开山修路、移山造田的大爆破，以及根据地方需要炸残桥、炸碉堡、炸危楼组织教学；
学电的，到供电局结合城市高压线架设组织教学；
学水质分析的，到运河沿线结合水质普查组织教学。

学员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正确目的，拜工农兵为师，边干边学，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再用理论去指导实践。
这样“真枪真刀”地干，比那种关在教室里“假题假做”的效果好多了，普遍反映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实在，易懂易记。
如桥梁专业的图学课，原计划要用十五天时间，可是，通过现场教学，亲自动手做一做，结果只用七天时间就获得了预期效果。
学电机绕组的，过去摆弄一两天还闹不清个道道，后来到电机厂去开门办学，亲眼看看工人绕线圈，一看就明白了。
学高压线架设的，通过挖杆坑、爬杆架线，很快就解决了“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的难题。
这样教学，可以使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提高。
几年来学员们给部队的指挥所、地方自来水厂、工厂提出设计项目十七项，完成了大跨度支撑防护、火箭布雷器、汽艇冷却系统、大流速舟桥锚定，山地吊桥架设、大爆破和定向爆破等科研项目三十多项，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开门办学，正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因而学到的知识更多，包括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诬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轻视理论”，“不讲学文化”。
这纯粹是颠倒黑白，瞪着眼睛说瞎话！

开门办学，有利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这个学校的干部、教员、学员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参加部队的国防施工和科研设计，参加地方工矿企业的劳动，参加人民公社移山造田的大爆破，为部队和地方培训技术骨干，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仅在去年，就先后参加了两条国防坑道的安装，八条坑道的施工、设计和某些科研项目；
组装电机、柴油机、挖掘机、油泵等数百台；
修理机械车辆近百辆；
还向国家有关部门上报江苏运河水系水质调查的数据五千多个。
地雷爆破设计班的学员，在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一种布雷器的改制任务，减少了药量，缩短了长度，减轻了重量，增加了射程和破坏力，对加强战备很有意义。

通过这些实践，广大学员不但更好排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而且受到了多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热爱劳动等无产阶级的思想品德。
学员们在学习期间就能为革命事业积极贡献力量，这不是大好事吗？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恶意歪曲开门办学是“把学生变为单纯的劳动力”，恰恰说明他们自己完全站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立场上。

开门办学，还有利于改革教材，改革教学。
遵照毛主席关于“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的指示，这个学校的广大教员和学员，根据教育革命的需要，适应开门办学的特点，在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改革教材。
仅在去年，就编印教材近七十种，共四百多万字。
在改革教材中，他们本着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力求把重点内容学深学透，并且注意使教材简明易懂，做到有插图，有提示，有实例，有小结，便于学员自学。
此外，他们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还聘请工农兵和革命技术人员做专题报告，带领学员实习，传授实践经验，参加研究训练计划，以及参加编写教案、教材等教学活动。
这样不仅壮大了无产阶级的教员队伍，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尤其是更好地发挥了工农兵在教育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有利于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开门办学好得很！
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事实。
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工程兵学校的广大干部、教员、学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本校开门办学获得的丰硕成果，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大家愤怒地指出：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百般攻击开门办学，目的无非是为旧教育制度辩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无非是要走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老路，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把学校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大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状况，那时候，刘少奇、林彪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把学生关在高楼深院，两耳不闻窗外事，脱离实际死读书，结果学了一点书本知识，却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不懂得工人如何做工，农民怎样种田；
不懂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不知道工农兵何所急，何所需。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拚命向学生灌输“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黑货，引诱学生向成名成家的“小宝塔”上爬。
这样就把很多人给摧残了，坑害了，读了几年书，不但得不到真才实学，反而灌了一脑子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有的甚至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同志们更加痛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通过革命大批判，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所以那么起劲地诬蔑开门办学，攻击教育革命，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破坏教育革命，而是妄图否定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
大家一致表示，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教育革命搞得更好，迎头痛击搞复辟、搞倒退的右倾翻案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战斗！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作者：金德栩许自沛刘洪博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
“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他们所否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
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它的修正主义实质。
我们要以毛主席重要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项指示为纲”，是以折中主义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黑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毛主席先后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
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还深刻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特别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产生这种危险的社会根源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的指示规定了我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政治任务。
我们只有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要地位，才能牢牢把握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于资产阶级的本性，对毛主席的指示十分恐惧。
正当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努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候，竟然跳出来，别有用心地从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抽出三条，把它们并列起来，胡说：“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是“各项工作的总纲”。
这样，就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个首要问题，降低到和其它工作同等的位置，把安定团结和经济工作也说成是“总纲”，从而把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指示，篡改成修正主义的东西。
他以为这样打着红旗反红旗，就能够招摇撞骗，迷惑群众。
但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欺骗不了的。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只能暴露出自己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三项指示为纲”是对毛主席二十多年来一贯教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叛。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就是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页）。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社会矛盾。
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
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把这也做纲，那也做纲。
实际上，就是不要阶级斗争这个纲，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承认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用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基本路线，也就是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

“三项指示为纲”是对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指示的蓄意歪曲。
它把安定团结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以安定团结为幌子，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毛主席指示的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篡改为以安定团结“为纲”。
“为好”和“为纲”，一字之差，却区分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安定团结，这是革命的需要，是我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
但我们说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安定团结。
这种安定团结，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
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三四页）毛主席最近的指示中也强调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离开了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故意把毛主席关于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篡改成“以安定团结为纲”，这就成了“团结”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团结”。
这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等等，就统统都不要了。
结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结的原则，就被偷换成林彪一类贩卖的“和为贵”的孔孟之道和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黑货。
事实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边喊着“安定团结”，一边炮制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根本上破坏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现革命团结的基础，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他是妄图借用安定团结的口号，来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

“三项指示为纲”也是对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的蓄意歪曲。
它把经济和政治平列起来，贩卖唯生产力论，否定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但是，我们发展国民经济，是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物质基础，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要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搞上去，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破坏和反抗，因此，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办到。
正如列宁所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二页）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经济建设就一定要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以发展国民经济为“纲”的口号下，大肆鼓吹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煽动人们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
他们的这一套，就是老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翻版。
他们关心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假，其真正目的，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引诱人们去搞生产挂帅、业务挂帅，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便他们乘虚而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绝非偶然。
这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是他们搞复辟倒退的政治需要。
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坚持的仍然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到过革命群众的批判，但是仍然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肯改悔。
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一旦重新上台，掌握党和国家的一部分领导权，就要老调重弹，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把他们过去鼓吹过的早已破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破烂货色改头换面，拿来重新兜售，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正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下，教育界、科技界和其它方面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一个个跳出来，大肆散布奇谈怪论，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的进攻。
他们这也要“扭”，那也要“扭”，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项一项否定掉，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个一个砍杀掉，把社会主义方向“扭”成资本主义方向。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叫嚷要“克己复礼”，说什么“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
一语道破了真谛：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三项指示为纲”的全部目的。

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我们必须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有足够的认识，百倍地提高警惕。
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教导，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作者：于军正施天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
什么是其中的主要矛盾？
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对于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反动实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为我们各项工作规定了明确的方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针。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提出来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虽然丧失了生产资料，但他们决不甘心失败，总要竭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复辟旧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还很不完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分配方面仍占统治地位，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还严重地存在着。
已经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有可能复辟。
工厂、公社都有个实际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
同时，还存在着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残余，如少量的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贩，社员还保留着少量的自留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一部分富裕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
工人阶级队伍和共产党员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由于以上这些情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是向前发展进入共产主义，还是向后倒退回到资本主义去，也就取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正是要篡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从而把我国引上修正主义的邪路。

毛主席指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我们无论是搞工业、搞农业、搞军事，还是办教育、办科研，各项具体工作中有看各种各样的矛盾，但都是服从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的。
我们的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有一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以无产阶级思想作指导还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作指导的问题。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任何一项工作，只有抓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其他的次要矛盾才能迎刃而解。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指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总政策。
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要在各项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把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都提到了“纲”的地位，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党的基本路线。

安定团结是纲吗？
不是。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我们讲的安定，是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安定，我们讲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
这样的安定团结，才能保证我们坚持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而这样的安定团结的实现，是以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前提的。
只有坚决打击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的阴谋，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里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才能达到真正的安定团结。
放弃阶级斗争，听凭资产阶级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象前一时期那样，让少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大搞反攻倒算，就根本达不到安定团结。
非常清楚，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尽管口头上也叫安定团结，其实他们正是要破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安定团结。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纲吗？
也不是。
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二页）发展国民经济，只有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有正确的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极大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各条战线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的无数事例，充分地说明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如果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经济工作势必走到斜路上去。
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不就是沉痛的教训吗！
我国有些企业，过去由于受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受了严重的损失，不也是教训吗！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避而不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谈党的基本路线，不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生产，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是妄想用这种以目代纲的手法，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离开党的基本路线，走到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路上去。

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作者：李凌
单位：八一二二四部队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什么要以安定团结为纲，以发展经济为纲，以四个现代化为纲，以整顿为纲等等。
采取折衷主义的诡辩论，以目代纲。
它的要害是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基本理论和实践，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各项工作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我们讲的安定团结，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安定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安定团结。
这种安定团结局面，不是靠阶级调和的“相安无事”，而是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
我们发展国民经济，是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是为建设社会主义。
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总之，如果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认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讲主次，不讲统帅与被统帅，把一切工作都称为“纲”。
按照他们的观点，既然安定团结是纲，就可以不问哪个阶级、走哪条道路、搞什么路线的人，都在一起“和平共处”。
既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纲，那就只要能增加生产，搬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方法也行，搞“克己复礼”，投降主义也行。
所谓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论从南坡北坡，只要爬到顶峰就是好样的。
什么社会主义方向，什么自力更生的道路，等等，都可以统统不要。
不难看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安定团结是假，鼓吹阶级调和，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是真。
讲发展经济是假，妄图在中国重演一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是真。
总之，他们以目代纲，是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扭转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狠回击右倾翻案风，把这场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市科技战线发生深刻的变化，形势大好，成果累累。
这些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

北京市科技战线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和科研人员，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许多科研人员精神面貌大有改变，科技战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巩固。
近几年来，北京市科技战线加强了党的领导，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逐步健全。
工人宣传队进驻科研机构，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
从专业机构内外选拔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到研究所“掺砂子”，直接从事科研工作，全市科研机构中工人、贫下中农占百分之四十。
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
专业科研机构中普遍成立了业余理论学习小组，群众性的理论队伍茁壮成长。
广大科研人员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
专业研究机构也有很大发展，研究所（院）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三倍多，职工人数增长两倍多，过去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工业系统，现在商业、服务行业和各区县都建立了科研机构。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人员蹲在高楼深院，冷冷清清搞科研。
有些科研项目虽然取得了结果，但在生产实践中用不上，相当一部分是“展品、样品、礼品”；
科学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科学技术发展缓慢。
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人员联系科技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现实，对专家治所、知识私有、爬行主义、关门研究等修正主义黑货不断开展批判，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开门办科研，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从生产实践中提出科研课题，和工农兵一起开展科研活动，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在业务上进行再学习。
每年全市都有三分之二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走出去搞“三结合”，一批受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正在成长，科研成果也喜获丰收。
仅一九七五年，全市完成了四百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一批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急需的精密设备、仪器，如六十把刀加工中心、大型混合模拟计算机、扫描电镜、光导塑精静电复印机、大气污染监测车、百吨汽车吊等，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花粉单倍体育种、多倍体小黑麦培育、胰岛素结构和功能的研究、针刺麻醉及其原理的研究等，不断取得新进展。
大规模集成电路已初步奠定了从材料到整机，从研究到生产的基础。
电子、激光、同位素等新技术在机械加工、大地测量、科研测试、医疗器械、农业育种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工厂方面还建成一批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线和车间。
这一切事实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今不如昔”的谬论，是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
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开始研究花粉单倍体育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在一些人中间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泛滥，工作长期得不到进展。
文化大革命以来，实行开门办科研，科研人员走出去，到生产第一线，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为建设社会主义忘我地劳动，受到深刻教育。
他们狠批“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展科研活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培育出烟草、水稻新品种，使花粉单倍体育种科研工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对遗传理论和育种技术作出了一定贡献。

科技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污蔑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市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蓬勃开展的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工农兵才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
只有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又快又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
近几年来，北京市工厂普遍建立了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有数十个工厂创办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厂办研究所，工厂、企业的技术革新成果每年都在两万项以上。
北京市郊区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基本形成，一支四万多人的群众队伍活跃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实行科研、生产、使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搞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
最近几年，北京市不断组织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打破了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专业研究机构与生产单位之间的界限，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大兴共产主义协作之风，攻克了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北京化工研究院去年二十个专题组派出一百十八人到二十八个单位参加协作会战，有二十六个单位的二百三十七名工人、科研人员来院参加较长时间的试验，全院科研工作搞得生气勃勃。
含氰污水的扩大试验，由于和工人结合，使原来设计时没有把握的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
顺酐催化剂试验有工人大力支持，科研人员就勇敢地迈开大步，从十五毫升规模的试验，直接放大到工厂生产装置上去应用，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北京市小麦协作组的成员，来自十几个单位，他们长期在农村设立科研基地，紧密依靠农业科学四级实验网，总结出一套亩产小麦八百到一千斤的综合措施，为发展北京郊区小麦生产提供了典型经验和科学依据。
科学种田的群众运动使新技术在农业上迅速推广，土壤速测，化学除草、超低容量喷雾、喷灌等技术逐渐被广大群众掌握。
一支由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研队伍不断巩固、发展。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今天上午参观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向美国客人介绍了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团结一致，进行教育革命和目前正在开展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观看了清华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参观了校办工厂、图书馆。

陪同美国客人参观的有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静宜等。

下午，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等参观了地下防空工事。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二月二十五日由外交部长乔冠华等陪同参观清华大学。
这是尼克松先生参观校办工厂时，同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二月十三日打电报给马达加斯加全国救灾委员会，对马达加斯加遭受龙卷风灾害的人民表示同情和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塔那那利佛

马达加斯加全国救灾委员会：

获悉贵国东北部和西部连续遭受龙卷风袭击，造成严重损失，中国人民极为关切。
为了帮助贵国受灾人民克服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中国红十字会决定捐赠人民币十五万元给贵会，请转达我们对灾民的同情和慰问。

中国红十字会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于北京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电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大使田志东，二月二十三日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马达加斯加政府赠送人民币十五万元，以帮助马达加斯加战胜风灾。

马达加斯加内政部长曼皮拉代表本国政府接受赠款。

从一月十三日以来，马达加斯加西部的马任加省和东北部的迪耶果—苏瓦雷斯省，连续四次遭受龙卷风灾害。
现在，马达加斯加政府正在给灾区人民运去所有必需的物资。

作者：祁天/柏峨雨

二、疯狂扩军备战 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

帝国主义强盗要分割势力范围，“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三七页）。
为了对外扩张，争夺霸权，勃列日涅夫和希特勒一样，上台后都把扩大军事实力作为基本国策，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疯狂地扩军备战。

把扩大军事实力作为基本国策

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
他自称是扩军的“内行”，“专家”。
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要求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要从保证作战的观点来考虑”。
希将勒的战争宣传部长、臭名昭著的戈培尔公开叫嚷“竭尽全力扩充军备”，“这是比吃饭更重要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集团也明确提出：“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
他们不顾苏联人民的死活，强令“大量资金要用于国防”，把苏修的军备“保持在最高水平上”，“保持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的水平上”。
苏修军报摇旗呐喊，要“不惜资财”来加强苏联的核军备和武装力量。
苏修《真理报》更是赤裸裸地鼓吹要“竭尽全力”、“争取获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
这一语道破了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心机。
所谓“国防问题”“处于首位”，就是与美国争夺军事优势、争夺世界霸权“处于首位”，这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最高国策。

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

在一片猖狂扩军的叫嚣声中，当年的希特勒和今天的勃列日涅夫集团都利用他们手中的法西斯政权和国家垄断经济的强制性，迅速把国民经济推上军事化轨道，最大限度地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用于发展战争经济。

军费开支扶摇直上，这是纳粹德国和苏修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德国的军费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到一九三六年增加了二倍以上，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九。
苏联目前的军费开支，据估计，约占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与一九三六年的德国旗鼓相当。
一九三六年德国工业某些主要产品总量已接近当时它在欧洲争霸的对手英、法两国。
今天，苏联的国民总产值只有美国的一半，而它的军费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从中可见苏修不惜倾家荡产，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势头之足、速度之快。

希特勒不仅靠压榨德国老百姓，而且还靠勒紧士兵裤带来加速重整军备的速度。
在这方面，苏修比起当年德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联军费构成中人事费的比重本来就小，近些年越来越下降。
据估计，六十年代初为百分之三十，目前已降到百分之二十。
这种变化使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处于有利地位。

为了发动战争，希特勒通过国家的调节机构，几乎把当时德国全部生产能力都用于扩军备战。
第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军需生产竟比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时扩大十一倍半。
勃列日涅夫集团也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
据报道，今天在苏联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业企业用于军需生产。
全苏联九千多万个劳动力中，近一半人在军火生产部门。
导弹、宇宙空间、航空、造船和原子等尖端军事工业，已成为苏联工业的主要部门。

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军火生产，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集团都竭力压制民用工业，摧残农业，并通过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横征暴敛等手段，把庞大的军费负担转嫁到本国劳动人民头上，造成一方面军火生产猛增，垄断巨头大发横财；
另一方面消费品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在希特勒统治下，一九三八年生活在“生存极限”以下的工人几乎达到德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德国军费总额高达九百亿马克，每个德国家庭，包括那些在“生存极限”以下的家庭要负担五千马克。

在今日的苏联，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困难家庭”，塔斯社供认，“涉及到两千五百万人”。
包括这些连“最低标准物质生活”都没有的居民在内，一九七四年平均每一个苏联居民负担的军费约二百七十三个卢布。

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使苏修的国民经济的腐朽停滞的趋势日益严重，必然促使它加紧对外侵略扩张。
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又必然促使帝国主义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从而增大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以空喊裁军来掩盖扩军

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集团在疯狂推行“实力地位”政策的同时，为了欺骗人民、麻痹对手，都以空喊裁军来掩盖扩军。

当年的希特勒从不放弃任何机会表白他对裁军的“诚意”。
但是，就在他裁军调子唱的最动听的时候，也正是他扩军搞的最凶的时候。
在他执政六年半时间里，不仅把德国经济完全纳入战争轨道，而且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侵略军队。
一九三三年德国国防军为十万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九年已扩大到六十个师八十五万人，并且都是用当时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
其陆军在机动性和拥有进攻性重型装备方面超过了当时的欧洲陆军强国法国；
其空军拥有四千七百多架作战飞机，比英、法、波兰三国的作战飞机总和还要多。
德国海军舰只完全采用当时最现代化的装置，其实力超过英国在其本土附近的海上力量。
当希特勒在军事力量的主要方面超过其对手时，便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勃列日涅夫集团不仅继承了希特勒的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招，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十多年来，苏修到处贩卖“裁军”的狗皮膏药，几乎是逢会必谈，有空就钻，而扩军备战的势头却越来越大。
多年来，苏修一直是以“比金子还要贵的成本”重点发展所谓“毁灭性”的核武器。
十三年来其洲际导弹增加近二十一倍，速度比美国快六倍。
一九六二年苏修拥有七十五枚洲际导弹，美国拥有二百九十四枚；
一九七五年美国为一千零五十四枚，而苏联却猛增到一千六百一十八枚，比美国多五百六十四枚。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五年这十二年中，苏联潜艇发射的导弹增长七倍，比美国快两倍半，绝对量也多一百二十八枚。
为了与美国争霸世界，十多年来，苏修加速建立一支有“独立进攻”能力的远洋海军。
据西方报道，在过去十年中，苏联用于造舰的军费比美国多百分之五十。
从一九六二——一九七二年这十年间，苏修共建造九百一十一艘舰艇，平均每年九十艘。
并且和希特勒一样，特别注意潜艇的建造。
一九七四年，苏修拥有攻击和巡航导弹潜艇二百四十五艘，比美国多一百七十二艘。
苏修的常备军一直占优势，近几年内，苏修军队猛增了一百万人，七四年已到四百多万人，超过美国百分之八十四。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勃列日涅夫集团加紧扩军备战的严酷现实，都向人们表明，高喊“裁军”疯狂扩军，用“裁军”的空话来掩盖扩军的行动，这是帝国主义的惯技。
它们把裁军叫喊的越响，扩军的步伐就越快，它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也越大。
（未完待续） 祁天、柏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