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各族革命师生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新华社1976年02月20日讯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十多个民族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革命大辩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两个多月来，少数民族语文系来自全国十多个民族的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在院党委和系党总支领导下，运用各民族语言、文字，纷纷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摆事实，讲道理，批判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
各族革命师生指出，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少数民族语文系同整个教育战线一样，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开始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一深刻的变革，对那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有力的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学校在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少数民族语文系排斥工农，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一统天下，推动了教育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少数民族语文系自1971年以来，先后招收了汉、藏、蒙古、朝鲜、维吾尔、哈萨克等十三个民族的六百一十七名工农兵学员。
这些学员大都出身于农奴和奴隶家庭，不少学员本人就是旧社会的奴隶。
他们受阶级的委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在系党总支领导下，全系工农兵学员组织了几十个课余学习小组，坚持经常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真改造世界观。
工农兵学员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拜各族工农兵为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他们中已有六十七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百零五人加入了共青团。
已经毕业的三百三十多名工农兵学员，政治质量和业务水平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少数民族语文系的毕业生不可比拟的。
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少数民族语文系师生经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门办学。
他们围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任务组织教学；
还在边疆农村、牧区开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为各族人民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理论骨干、教师队伍和翻译人材。
广大工农兵学员通过开门办学，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了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和翻译知识。
在教师和工农兵群众的帮助下，他们已用藏、蒙古、朝鲜、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语文，翻译了马列著作及其它革命书籍一百一十七本，总计八百八十二万三千字，其中五十本已经出版，对向各族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各民族师生在大辩论中，列举他们在教育革命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力地驳斥了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的“今不如昔”的谬论，揭穿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打开缺口，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进而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他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大辩论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

华国锋代总理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
新华社1976年02月22日讯
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同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以及林平、朱传贤、唐闻生、钱大镛等，参加了会谈。
（附图片）
02月22日，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同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国务院举行宴会　华国锋代总理主持
热烈欢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
华国锋代总理和尼克松先生祝酒　姚连蔚副委员长等作陪
新华社1976年02月22日讯
国务院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
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主持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长乔冠华，文化部长于会泳，卫生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等，出席宴会作陪。
华国锋代总理和尼克松先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全文见第2版）。
华国锋代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以及其他美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尼克松先生在谈到他再次访问中国时说，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他祝愿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尼克松先生的随行人员，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塞耶和联络处官员，以及前来采访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访华的新闻记者。
席间，宾主亲切交谈，乐队演奏了中美两国乐曲。
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林巧稚、傅玉芳；
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委会等方面的负责人王海容、朱穆之、谢静宜、柴树藩、肖鹏、刘澄清、刘华清、王冶秋、邓岗、沈图、曾绍东；
首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的代表韩茶仙、张秉贵、王学礼、王玉茹、马凤鸣、陈永祥、殷维臣、李金、朱宗义、郭丽云，少数民族的代表田中山、热依汗、许明月、双宝、扎喜旺徐，以及科学、医学、教育、文艺、体育界的代表。
参加宴会的还有杜聿明、黄维、杨南邨。
（附图片）
国务院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
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主持了宴会。
图为宴会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拜会邓颖超同志
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新华社1976年02月22日讯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今天上午拜会了邓颖超同志，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邓颖超同志同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邓颖超同志感谢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在周总理逝世后对她表示的慰问。
拜会时在座的有乔冠华、黄镇、王海容、章含之、朱霖、朱传贤。

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沈阳机电学院师生员工以阶级斗争为纲
抓住要害深批“三项指示为纲”
新华社沈阳1976年02月22日电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沈阳机电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在院党委的领导下，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掀起革命大辩论的新高潮。
02月06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篇重要报道后，沈阳机电学院广大师生员工更加斗志昂扬。
他们在院党委和工宣队的带领下，立即开始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
仅一周多时间里，全院就贴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大字报一千七百多份，召开大批判会六十多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沈阳机电学院师生员工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批判，清楚地看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是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纲领就是“三项指示为纲”。
他们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采取折中主义的手法，以目乱纲，就是为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要揭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险恶用心，把这条修正主义纲领批深批透。
在大批判中，许多师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进一步认清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以什么为纲，不是个什么提法的问题，而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
大家重温毛主席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
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的教导，深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始终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正确处理其他一切矛盾，做好其他一切工作。
如果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这个学院的师生员工深挖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的理论基础，把它同国际国内新老机会主义者的谬论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大家清楚地看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力叫卖的货色，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理论基础是新老机会主义者一再兜售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到叛徒考茨基、布哈林、托洛茨基，都鼓吹唯生产力论，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是第1个贩卖唯生产力论的机会主义头子。
他胡说什么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因而革命首先要发展资本主义。
他放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最后堕落成为可耻的叛徒。
刘少奇、林彪也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鼓吹者。
刘少奇宣扬什么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林彪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师生们在大字报中指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狂热地要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鼓吹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也应“爱护、赞扬”等等，同国际国内新老机会主义者如出一辙。
我们一定要把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彻底批臭，把这些修正主义的破烂货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广大师生员工通过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关系，进一步认识到党内出现这股右倾翻案风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新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代表已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愿望。
经过这样的分析，大家对毛主席指出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认识更深刻了。
同志们说，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沈阳机电学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修正主义纲领同随之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清楚地看到，右倾翻案风就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台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的全面进攻。
“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反动纲领一出笼，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便四出活动，放手大干，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一时间，教育界奇谈怪论甚嚣尘上，把蓬勃发展的教育革命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
他们拚命反对把学校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反对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工农中去，打击按毛主席指示办学的朝阳农学院，连沈阳机电学院要不要做普通劳动者两张大字报的讨论，也遭到了他们的攻击。
同志们说：
他们妄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搞修正主义，这同孔老二为了搞“克己复礼”而大办私学培养弟子一样，是想通过教育这块阵地培植资本主义复辟势力。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以整顿领导班子为名，篡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打击新生力量，破坏老、中、青三结合；
挑拨干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破坏安定团结。
他们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幌子，兜售已被批判过的“物质刺激”、“业务挂帅”、“利润挂帅”。
大家指出，这一切，都是从“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
广大师生员工把种种奇谈怪论同“三项指示为纲”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进一步看清了右倾翻案风的反动实质。

伏牛山五县大力发展山区小水电
据新华社郑州电
位于河南省洛阳地区伏牛山腹地的卢氏、栾川、灵宝、嵩县、洛宁等县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加速了小水电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
目前，这五个县已建成小水电站二百二十七处，装机容量一万八千八百瓩，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增加二十四点五倍。
不仅扩大水浇地六万三千多亩，还为农业提供资金八百多万元。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些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小水电站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
卢氏县杜关公社庙上大队早就想建电站，但是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一直未能建成。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贫下中农批评说：
“社会主义是斗出来、干出来的。
咱庙上四上四下办电没办成，原因就是党支部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贫下中农的批评，使党支部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把水电站建成，一定要改变庙上的落后面貌。
他们在党支部会议上认真总结过去没办成电站的教训，统一认识，并且发动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大批促大干，终于在1973年02月把电站建成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办电的劲头更大了。
栾川县叫河公社新科大队菜沟口生产队，只有四十六户人家，二百六十口人，六十八个整半劳力。
他们在修建一座一百二十五瓩的水电站时，要打通一条长二百三十米、宽十三米、高五米的大石洞。
他们日夜苦干，每个劳力平均投工一千六百多个，只用了二年零一个月就完成了原计划六年才能凿通的山洞。
小水电事业的发展，给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嵩县任岭大队原来没有什么农业机械，是全县比较穷的一个队。
自从有了小水电站以后，办起了一个木材加工厂，每年都要为农业积累三、四万元的资金。
先后购置大小农业机械八十二部，大大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速度。
几年来，这五个县的人民还利用水力发电，就地取材，办起了钼酸铵厂、炼铝厂、化肥厂、农机修造厂等。

在国务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尼克松先生的祝酒词
新华社1976年02月22日讯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全文如下：
代总理先生，外交部长先生，全体出席这个非常愉快的场合的贵宾们：
在我昨天晚上抵达北京进行第2次访问之后不久，有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说，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这正是今晚我们的心情。
如同刚才你说过的那样，恰好四周年之前的这个星期发表了上海公报。
那个历史性的文件结束了我们两国之间一代人的对抗和冲突，而开始了谈判和磋商，以及朝着这两项我们共同的目标前进的时代。
今晚华代总理雄辩地支持了上海公报的原则。
而福特总统在他12月份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中也强烈地肯定了美国对上海公报原则的支持。
这表明，这个文件比起常见的两国领导人之间和两国之间签署的一般性的声明都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由于涉及到大国的利益，尽管领导人可能更换，但利益仍然不变。
而这是由于上海公报的原则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因而这些原则今天同四年前一样同样得到强大的支持。
我回忆起四年前我第1次荣幸地会见毛主席，我们开诚布公地谈到，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在哲学、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的信念也都互不相同。
那么，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呢？
回答是：
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在四年之后的今天，历史号召我们两国继续共同努力，在四年前我们奠定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在阐述我们双方一致协议的原则的文件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做是多么重要。
因为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亿人民的未来，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两亿人民的未来，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未来，都依赖于我们两国为了各国的和平与安全而共同努力的可靠性、能力和决心。
当然有某些人认为，仅仅签署原则声明或举行外交会议，就可以立即带来持久的和平，这是天真的想法。
除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尊重所有其他国家——不管它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安全与独立，就不可能也不会有持久的稳定的和平。
让我读一段直接引自上海公报的话，来进一步阐明这个论点。
公报中说：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当世界各国都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所作的那样，赞助和支持这些原则，那么就会实现世界一切国家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代总理在他刚才的讲话中雄辩地提到了四年前我们荣幸地在杭州所栽下的红杉树苗。
我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访问中国回国之后曾经对我说，他们在杭州听说，已经从那些红杉树上采集了五千多个树种，它们将栽遍中国的土地。
在他们即将从上海离开中国的前夕，在为他们举行的晚宴上，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对他们说，那些加利福尼亚红杉树象征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万古长青的友谊。
今天晚上，我希望并且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中美之间的友谊将象那些巨人般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一样将会茁壮成长。
本着这种精神，我请你们同我一起为毛主席，为华代总理，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东道主和他们的客人，并且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万古长青的友谊，干杯。

在欢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宴会上
华国锋代总理的祝酒词
新华社1976年02月22日讯
华国锋代总理在欢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宴会上的祝酒词，全文如下：
尼克松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四年前，尼克松总统访问了我国，中美两国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的情况下，尼克松先生作为美国总统采取这一果敢行动，应该说是很有远见的。
尼克松总统带来的、美国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红杉树苗正在茁壮成长，它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四年来，在上海公报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得到了恢复，两国关系有了改善。
在尼克松总统第1次访华四周年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再次前来我国访问，我高兴地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以及其他美国客人们，表示热烈欢迎。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
诚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在不少问题上有着原则分歧，但在当今的世界上，两国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政府都一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对外路线、方针和政策。
我们仍然认为，只要双方认真贯彻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中美两国关系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过去这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国际形势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天下大乱进一步发展，形势越来越好。
当前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使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
特别是那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到处伸手，肆意扩张，已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面对这一局势，世界各国人民只有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搞好战备，才是切实有效的办法。
记得尼克松先生1972年06月曾表示过，要遏止侵略野心，不能靠理想主义。
应该看到，这个扩张主义是可悲的，它野心很大，但力量不足。
它到处侵略、扩张就孕育着失败。
历史一再证明，一切扩张主义都没有好下场，当年希特勒是如此，今天的霸权主义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真正强大的是人民，而决不是霸权主义。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教育、科技等领域的革命大辩论。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民主。
我们相信，通过辩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将更加巩固。
这也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今后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发生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人类历史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但我们深信，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人民将迎来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最后，我提议：
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的健康，
为其他美国客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干杯！

外事往来
参加莱比锡春季博览会
中国馆馆长离京
参加1976年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中国馆馆长孔凡政于02月20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参加开罗国际博览会
中国馆馆长离京
参加埃及第9届开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馆长龚志恒于02月20日乘飞机离京。
　（新华社）

开发“绿色宝库”　征服“高寒禁区”
大兴安岭创建机械化林业基地
据新华社哈尔滨1976年02月18日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我国最大的林区之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建设取得巨大成绩。
从1964年这个林区开发以来，战斗在这里的广大林业工人、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指战员，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战，已经把这个沉睡千年的“高寒禁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机械化林业基地。
1967年到1974年，这个林区木材产量每年都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
1975年，木材生产又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大兴安岭林区地处黑龙江省最北部。
这里群山起伏，重峦叠嶂，千里林海，万顷绿浪，是祖国的“绿色宝库”。
1964年初冬，广大林业工人、干部和铁道兵战士，意气风发地开赴兴安林区，在广阔的林海里摆开了战场。
这里地势高，气温低，寒冷季节长达八个月，最冷的时候达摄氏零下五十多度，有些地带是永冻层，给开发建设带来很多困难。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林业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焕发出了冲天的革命干劲，从没有向困难屈服。
他们头顶蓝天，身居林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森林开发工作不断前进。
勘察队员们，背着干粮和仪器，披荆斩棘，在原始森林里搏斗。
他们打退黑熊半路上的截击，撵跑饿狼对帐篷的围攻，顶风雪，战严寒，勘察资源，为林区的开发提供了资料。
英雄的筑路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排除种种险阻，在崇山峻岭中，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为开发工作铺平了道路。
广大工人和解放军战士胸怀朝阳，艰苦奋斗，把一条条铁路和公路铺向人迹罕见的林海中。
广大采伐工人踏着冰雪，抬着帐篷，转战林海。
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不仅在“高寒禁区”扎下了根，而且高速度地为祖国砍伐下了大批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祖国各地。
在那昔日荒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出现了大批机械化作业的林业企业，林场、贮木场、采伐点、木材加工厂和学校、医院、商店、邮局，一座座小城镇，星罗棋布，分布在密林深处，装扮得大兴安岭分外妖娆。
如今，亘古沉睡的高寒地区，处处展现着一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政治统帅生产畜牧兴旺
科尔沁左翼后旗认真落实发展畜牧生产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农林牧三者关系，获得显著成果
新华社长春电
中共吉林省科尔沁左翼后旗委员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用政治统帅生产，促使全旗畜牧业迅速发展。
1975年全旗猪、牛、羊、马、骡、驴等牲畜增长到一百零二万多头（只），比1970年增加了四十二万头（只），创造了每个农牧业人口平均一头猪、一头牛、一只羊，每个农牧户平均两头骡、马、驴的历史新水平。
科尔沁左翼后旗是个畜牧业比重较大的半农半牧区，全旗二十八万农牧业人口，蒙古族农牧民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他们有着丰富的经营畜牧业生产的经验。
1971年以来，旗委带领全旗人民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持用政治统帅生产，认真落实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农林牧三者的关系。
旗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农牧业资源条件，决定十三个公社以牧为主，重点发展畜牧业；
三个公社以农为主，重点发展农业；
其它十五个公社为半农半牧区，农牧并重。
为了建设好草原，加速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旗委几年来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勘测工作，并且总结推广了那些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单位的经验。
同时，旗、社、队设立了兽医站、草原站、兽医所，并配备了防疫员。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全旗畜牧业生产迅速出现了新面貌。
坨子沙化、草牧场退化、草甸子碱化的“三化”现象，是威胁全旗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旗委动员组织了十万多人，在草牧场周围挖深壕，垒大墙，编条笆，围铁丝网，建设水、草、林、料四结合的“草库仑”，以保证冬春枯草季节有丰富草原。
到1975年，全旗已建成“草库仑”三百五十多处，面积达六十五万亩，实现了一畜一亩“草库仑”。
同时，还在“三化”地区，打牧业用井一千八百多眼，保证了草牧场的灌溉和牲畜饮水的需要。

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
中共沈阳水泵厂委员会
社会主义时期，究竟以什么为纲，这决不是一般的思想争论，而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
我们在批判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时候，回顾了我厂批林批孔以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唯生产力论进行三次大批判的过程，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的强大动力。
我们第1次批唯生产力论，明确认识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社会主义经济就会走到资本主义斜路上去。
第2次剖析唯生产力论的实质，认识到这种谬论是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第3次批唯生产力论，联系老的和新的修正主义者散布这种谬论的背景，懂得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他们是借此制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反动谬论，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是想借此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这三次批判，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鼓吹唯生产力论就是搞修正主义。
要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要彻底批判唯生产力论。
广大职工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更加认真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抓纲就是抓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时期有许多矛盾，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各项工作的纲，其余都是目。
“三项指示为纲”把纲目并列，以目乱纲，以目代纲，正是他们利用折中主义搞修正主义。
我们通过再次批判唯生产力论，进一步认清了“三项指示为纲”是要以修正主义路线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
1972年我们是有教训的。
在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右倾思潮的影响下，当时我们嘴上也承认阶级斗争是“纲”，但实际上却把生产当成“纲”，认为工厂的主要矛盾是生产上不去，结果把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平列起来。
抓目丢纲，目也丢了。
1972年生产水平比1970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百分之二点六。
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同工人群众一起批判唯生产力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工人更加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大好局面。
纲举目张，我们厂连续两年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工人同志说：
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后来，我们党委成员联系实际，学习了马克思的教导：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
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这样，我们就真正懂得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取消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生产是搞不上去的，即使暂时搞上去了，也会掉下来。
“三项指示为纲”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根本对立的。
以“三项指示为纲”，必然搞唯生产力论，改变工厂的社会主义性质，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批判唯生产力论，与修正主义对着干，使工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我们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一定要揭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实质，看清它不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他们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把社会主义生产搞上去，而是要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走修正主义老路。
我们和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定要坚持斗到底！

上海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的工人和干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新华社记者摄

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中共大连钢厂委员会
去年夏季前后，正当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潮的时候，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蓄意对抗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鼓吹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猖狂进攻。
毛主席洞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指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
“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搞修正主义，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我们党二十多年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切社会主义事业，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
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决不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必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
我们厂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深刻变化说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就能保证社会主义企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地位，看上去他们好象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其实他们的真意是妄图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生产。
我们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去年夏季前后，虽然生产十分紧张，仍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召开多次批判大会，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还大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工人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由于抓了阶级斗争，去年我们厂进一步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提前三年完成了“四五”计划，连续七年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口头上叫喊安定团结，实际上正是他们在分裂革命队伍，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挑拨工程技术人员和党的关系。
我们及时排除了这些干扰，进一步把一批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又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吸收到各级领导班子，还提拔了一批工人担任三结合技术队伍的领导工作，同时继续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提出了什么“整顿为纲”。
他们搞整顿为纲，目的就是想整掉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整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重新搞“管、卡、压”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使工人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
我们厂的经验说明，只有紧紧依靠工人阶级管好企业，并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发扬当家作主精神，才能真正搞好社会主义生产。
近几年来，我们坚持这样做了，全厂出现了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夺取了生产的节节胜利。
“三项指示为纲”，是又一个反面教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反修防修是长期的斗争，决不可松懈自己的斗志。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大庆工人同修正主义势不两立
大庆油田工人理论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否定或篡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必然要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在实践上必然要搞修正主义。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这类修正主义货色。
它的要害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
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摆到“纲”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全面”，实际上他们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的关系，把政治与经济并列起来，抹煞了政治的统帅作用，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
这是用卑劣的手段来掩盖罪恶的目的。
我们大庆工人对此感到十分义愤。
谁都知道，大庆油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
会战初期，苏修在政治上压我们，从经济、技术上封锁我们，刘少奇一伙刮起“下马”风干扰我们，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也在限制我们。
但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阶级，用《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指导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顶住苏修的压力，打退刘少奇的“下马”风，革命加拚命，终于拿下了大油田。
在建设大油田的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不断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才使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大油田高速度高水平地建设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我们大庆工人在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深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了油田建设，使现在的一个大庆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六个大庆。
我们大庆油田的斗争事实有力地证明，我们党二十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是何等的正确！
决不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用什么“三项指示为纲”所能歪曲和篡改得了的。
我们大庆工人看得很清楚，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妄想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妄想用唯生产力论来迷惑群众。
他们以为我们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愿望，是可以利用的。
殊不知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是欺骗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庆工人的。
我们从亲身的实践中体会到，抓矛盾，就要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
他们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讲发展经济，不讲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不但说明他们在理论上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坑，抹煞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把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革，当作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而且说明他们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顽固地要搞他们那套折中主义，即修正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
我们大庆工人一定要把“三项指示为纲”这条修正主义纲领批深批透。
我们大庆工人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绝不会按照“三项指示为纲”这条修正主义纲领办事。
因为我们深知，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离开党的基本路线，走到修正主义斜路上去。
这样做不仅会破坏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更严重的是将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
多年来，我们大庆油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经济，不忘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搞生产，不忘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搞现代化，不忘首先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油田建设任务极为繁重的情况下，我们在办好石油学院和科学研究院的同时，还办了六十七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坚决实行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技术人员，造就铁人式的工人队伍。
我们还坚持学理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
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大庆油田建成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阵地，力争社会主义石油工业有更大的发展。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想用“三项指示为纲”蛊惑我们走邪路，那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大搏斗，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我们大庆工人阶级同修正主义是势不两立的，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扬铁人精神，努力作战，夺取这场斗争的更大胜利。

搞经济工作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广西横县商业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这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尖锐批判，揭穿了他们玩弄折中主义手法，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险恶用心。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引诱人们只埋头生产，忘掉阶级斗争，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就不止一次地搬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老调重弹，正好说明他们是如何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复辟倒退的老路。
无数事实证明，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我们横县的商业工作，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就散布“流通决定生产”、“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一度把某些商业单位引上资本主义斜路。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狠批了修正主义黑货，把路线搞对头了，把商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摆正了。
但是，在商业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复杂的、尖锐的。
由于小生产残余的存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每日每时地仍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是不断变换伎俩，破坏社会主义商业。
这些事实说明，要发展社会主义商业，必须首先摆正“纲”和“目”的关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抹煞阶级斗争的事实，正好说明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要把复辟的愿望变成复辟的行动。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摆出一副关心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姿态，叫嚷要刮起八级甚至十二级“经济台风”。
他们的用意很明白，就是妄图利用人们力争早日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宏伟规划的迫切愿望，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商业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
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们坚持的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并以做好商业工作的实际行动，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记金光龙支持女儿去西藏务农的事迹
人逢喜事精神爽。
吉林铁路局图们列车段运转车长金光龙的二女儿顺玉，在清华大学就要毕业了。
老金乐得嘴都合不上。
一天，女儿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
顺玉在电话里向父亲介绍了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还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情况。
然后，她激动地告诉爸爸：
“我决心到西藏高原务农，用实际行动回击教育战线的右倾翻案风，您支持吗？”
共产党员、老工人金光龙虽然对女儿要去西藏务农的事感到有点突然，但是他不打哽，坚定地表示：
“爸爸支持你的革命行动。”
“您真的支持吗？”
女儿又一次问老金。
老金深情地对女儿说：
“你和我都是党的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党的安排。”
“那我妈她会同意吗？”
女儿有点不放心地问道。
“你妈会支持你的！”
老金毅然决然地支持女儿去西藏务农，决不是偶然的。
老金是图们列车段先进生产者。
几年来，他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总是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同志们说，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前几年，他支持大女儿莲玉到农村去铁心务农，并支持她在农村安家扎根。
接着，老金又把二女儿顺玉送到农村去。
后来贫下中农推荐顺玉上了清华大学。
顺玉上学后，老金经常给她去信，鼓励她要听党的话，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要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
现在，顺玉毕业了，要到西藏去务农，老金又坚决表示支持。
金光龙接完电话，就回家把女儿去西藏务农的消息告诉了老伴。
老伴听后，思想一时想不通。
老金耐心地对老伴说：
“顺玉是共产党员，我们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
你不是也经常对顺玉说，要听党的话吗？
怎么到节骨眼上，又犹豫了呢？”
老伴听了老金的话，半晌没吱声。
她心里翻腾得厉害。
她想起在旧社会自己是个孤儿，不知道学校门朝哪边开。
解放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记得1972年，顺玉被选送进清华大学的时候，她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以后，邻居们碰到她，总是对她说，这回老金家飞出了“金凤凰”。
从那时起，她就想女儿大学毕业后，到大城市当上个研究员、工程师什么的。
可是，顺玉却要去西藏务农，她思想就转不过弯来了。
老金见老伴想不通，就一遍又一遍地用革命的道理开导她，给她忆苦思甜，给她讲文化大革命前后教育战线的变化。
老金对老伴说，
“要记住，咱工农子女能进清华大学念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咱顺玉能上清华大学，不用说解放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也甭想。
那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咱工农的子女进不去。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大学的门朝咱工农敞开了。
可是，现在有人刮右倾翻案风，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路去，咱能答应吗？
顺玉主动要求到西藏当农民，就是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这是革命行动，咱要坚决支持！”
老伴听老金说得句句在理，心头的疙瘩慢慢解开了。
老金又进一步帮助她：
“你以前满口的研究员、工程师，想让顺玉大学毕业后闹个好工作，找个福窝窝，这正是刘少奇、林彪‘读书做官’论和孔老二‘学而优则仕’那一套。
咱顺玉这几年上学，没有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与旧传统观念决裂，是好样的。
你真得好好向她学习呢！”
不几天，老金带一张《人民日报》回家。
这张《人民日报》上登载着清华大学党委批准女儿去西藏务农的消息，还有顺玉和战友们一起给校党委写决心书的照片。
老金和她老伴捧着报纸，激动得热泪盈眶。
老金问老伴，“你真同意了吗？”
老伴点点头，会心地笑了。
春节前夕，顺玉从北京回到了图们，全家沉浸在欢乐幸福之中。
老金和老伴一再表示坚定地支持女儿去西藏务农。
顺玉临走那天，老金把毛主席最近发表的词二首的单行本送给了顺玉，鼓励她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永攀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贡献力量。
顺玉的母亲也表示，要教育顺玉的弟弟妹妹学习顺玉，将来也要到农村去。
本报通讯员

扎根边疆干革命
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质力学专业学员王向民
1975年，我同其他几名师生一起，参加了青藏高原地热资源考察队。
在将近半年的工作时间里，我们跑了一万八千多公里。
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经冈底斯山，北到唐古拉山南麓，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
我们从西藏工人阶级、翻身农奴身上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
我们看到，解放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要把西藏建设成为富饶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还有很多艰巨工作要做。
我们感到：
西藏需要我们，我们更热爱西藏，在西藏高原这个三大革命运动的大课堂里，更有利于我们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毕业后坚决要求到西藏去，为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献出自己的一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封、资、修的货色毒害学生，引诱他们追求个人名利，追求舒适的生活，使他们把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革命的需要，统统抛在脑后。
这些人根本不会主动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西藏去。
今天不同了。
我们工农兵学员，上的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受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走的是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灿烂明灯，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沸腾生活，使我们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我决心到西藏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在大风大浪里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是在党的红旗下长大的。
我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
千百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都把子女当成私有财产。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向这种私有观念宣战了。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风暴，更加激励我们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决心。
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用实际行动回击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西藏比较艰苦。
这个，我知道。
但是，当我们想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辉业绩，想到在不远的将来，通过我们艰苦而平凡的工作，拉萨医院里的病人能享受到暖气的温暖；
想到那里将到处是马达的轰鸣，闪亮的明灯，我们也就不感到苦了。
记得去年当我看到我们打的第一口地热井的白色汽柱喷向那高高蓝天的时候，我的眼眶饱含着激动的泪花。
我怎能不激动呢？
通过我们艰苦而平凡的努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人民争了气，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
为革命吃苦，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去年，当我站在铁索桥上的时候，思想象大渡河水一样奔腾不息。
老一辈在枪林弹雨中冲过去了，我们新一代面临的将是一个更长的长征。
我决心做这个长征队伍中一个坚强的战士，扎根边疆干革命，风雪高原炼红心，同百万翻身农奴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翻身农奴的心声
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半导体物理专业藏族学员　扎西　达珍
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广大应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以实际行动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诬蔑和攻击，立志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青藏高原去，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士。
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使我们藏族学员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是北京大学藏族的首届工农兵学员。
万恶的旧西藏，是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我们百万农奴受尽帝国主义和反动农奴主的残酷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扎西还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的奴隶，在血和泪的浸泡下度过了童年的，至今身上还有奴隶主鞭打的伤痕。
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百万农奴从苦海里解放出来，使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成为国家的主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粉碎了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战线的统治，我们才能来到北京大学学习。
三年来，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这两个藏族学员逐渐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大学毕业生，这是我们西藏农奴过去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现在，许多应届毕业学员就要到我们家乡去，为建设西南边疆献出火红的青春。
我们藏族学员表示热烈欢迎，并决心同他们一起战斗。
我们入校前在拉萨城里工作。
现在，我们要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去，把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贡献给青藏高原。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读书做官”论，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回击右倾翻案风。

试看天地翻覆
——赞清华大学四名毕业生到西藏当农民
在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清华大学主动到西藏当农民的四名应届毕业生——共产党员冯建立、孙海燕、张勇、金顺玉，即将离开首都，向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西藏出发了。
从清华大学毕业，立志到西藏安家落户当农民，这是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这是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向资产阶级法权的勇敢挑战；
这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胜利；
这是对右倾翻案风最有力的回击！
清华大学毕业生主动要求到西藏当农民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后，从全国各地，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象雪片一样飞向清华园。
广大工农兵热情地赞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
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好；
工农兵大学生好！
然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他们闭眼不看事实，却心怀叵测地攻击说：
现在的大学生怕艰苦，不愿去边疆，想的是：
“上大学，留城市，找个好对象，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曾经批评过那些患有右倾顽症的人，说：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
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
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教育战线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概看不见，他们真是瞎子。
革命的巨轮是破浪前进的。
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去诅咒、去攻击吧！
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却滚滚向前。
沉舟侧畔千帆过。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新一代，正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请看他们的战斗风貌吧！
千百年来，剥削阶级一直把“学而优则仕”当做办学的宗旨。
在他们看来，“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的。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学校基本上承袭了剥削阶级的这一套。
经过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夺回了教育阵地的领导大权。
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阵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的工农兵学员，坚决地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立志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冯建立——这个世代贫农的后代，四年前接到清华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是多么激动啊！
他深知这份入学通知书的分量：
为了它，经历了多么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它凝结着毛主席和党的恩情，寄托着无产阶级的期望。
他拿着入学通知书，有人向他祝贺：
这下你可离开农村，大有前途了！
这话，象针扎锥刺一样，深深地触动了他。
什么是“前途”？
难道念大学，离开农村就是“前途”？
为什么当普通的工人、农民就被看作没有“前途”？
他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学校，严肃地考虑着这些问题。
参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了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把离开农村，就当成有“前途”，这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宣扬的“读书做官”；
念了大学，就企图脱离工人、农民，做骑在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
怎么办呢？
共产党员，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做反修防修的先锋战士。
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到。
第1个暑假，他就向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党组织表示了毕业后仍然回部队的决心。
在开门办学的实践中，他了解农村比部队艰苦，比部队更需要他，他又决心毕业后到农村当农民。
到什么地方当农民呢？
井冈山，革命的摇篮，他非常向往；
延安，革命的圣地，他多么憧憬；
河南，这是他的故乡，他深有感情……然而，当他想到边疆，想到西藏高原，意识到由于过去西藏长期在野蛮的农奴制度的统治下，那里的农村更艰苦，更需要知识青年，他应当到那里去安家落户。
他挺身而出，坚决要求到西藏去，和百万翻身农奴一道，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工农兵大学生！
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新一代！
大学毕业生要求到西藏当农民，这是偶然的吗？
不！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已经是广大知识青年共同的心愿。
“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不会有今天的革命行动。”
这是冯建立等四位毕业生共同的体会。
请看孙海燕同志的变化吧！
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农民。
她升高中，就是为了考大学，以便有个广阔的发展“前途”。
那时候到农村去，在她看来是非常可怕的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她受到了锻炼。
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她到山东兖州县一个农村插队。
三年农村战斗生活的锻炼，使她再也不愿离开农村了。
在这里，她和贫下中农一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战天斗地学大寨，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她为贫下中农办学，她悄悄地跑四、五十里地，把鲜血输给贫下中农患者，她访问了所在地的每一户贫下中农。
贫下中农推荐她上大学，她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和贫下中农告别：
“大伯，大娘，毕了业我还要回来的”。
“欢迎你回来，海燕”。
人们送了她一程又一程。
《毛泽东选集》四卷，一把镢头，一包秕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这是贫下中农送给她的礼物：
用毛泽东思想引路；
读书不要忘了劳动；
学习不能忘了阶级斗争；
胸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这是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情谊，多么殷切的期望啊！
毕业了，根据需要，她留在清华大学当了教师。
一方面，她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努力工作；
另方面，她又日夜思念着她插队的地方。
她几次写信，想向党组织提出回农村的申请。
然而，她学的专业怎么办？
她留校当教师已经一年了，学校能批准吗？
她思想斗争着。
正在这时，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经验发表了，复员的解放军战士不留城市而去农村，不回家乡而到边疆的事迹在报纸上介绍了，她激动得吃不好，睡不好。
她很快做出了抉择：
教育战线需要，但是西藏农村更需要；
教育战线很快会有很多生力军上来，大学毕业到西藏当农民，在目前还只能是少数。
难道上大学，就是学业务？
大学毕业发挥作用，就是发挥业务方面的作用？
这是传统看法。
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的学生和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还有什么两样？
学校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的学生首先应当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士。
她想，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广大知识青年投身革命，想的是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想的是革命战争的需要；
今天，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觉悟的革命青年，就要首先投入这一斗争。
她决心以实际行动，冲破旧的传统观念，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到西藏当农民。
“从东北到西藏，相隔数千里，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有人这样说。
金顺玉——这个朝鲜族姑娘，工人阶级的后代，是怎么想的呢？
她回答说：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为了革命事业，无数革命先烈英勇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难道这些烈士就没有家吗？
到西藏当农民，这同样是革命。
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革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命，革一切旧的传统观念的命。
怎么能离不开家呢？
共产党员，是全世界的，不是那一个省，那一个县，那一个地方，那一个民族的。
白求恩同志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想过远吗？
在自己祖国的领土上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说远吗？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3代、第4代的身上。
然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战旗，在斗争中前进，帝国主义预言家也好，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好，他们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张勇，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
她坚决要求到西藏安家落户当农民。
她说：
“我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更需要到最艰苦的环境中进行锻炼。
这样，才能接好革命班，使我们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她刚十六岁，就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姐姐一块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在那里，经过整整三年的磨练，被兵团战士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学。
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她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痕迹。
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地为铲除旧社会遗留的痕迹，为清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战斗。
为了实现“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人。
在学校开门办学时，她主动到周围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她主动地为工人师傅办短训班，和工人师傅一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给工人讲建筑学方面的知识。
生产需要，她又和同学们顶班去烧锅炉。
她是学建筑的，但是电力、机械、自动化方面的技术她也努力去学。
她常说，我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绝不做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
毕业前夕，她把要到西藏当农民的愿望告诉了父母。
革命的前辈坚决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
正在湖南韶山出差的张勇的妈妈，表示要赠给他们四棵韶山的松树苗，祝他们象青松一样坚定，在西藏高原扎根。
今天，她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雄鹰展翅飞，那怕风雨骤。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将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红旗，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斗在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本报记者

加强反帝反霸斗争　促进民族经济发展　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第3世界国家友好和经济合作关系不断增进
据新华社科伦坡电
斯里兰卡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近几年来大力发展同其他第3世界国家的贸易关系。
目前，同它进行贸易的第3世界国家已达一百多个。
在对外贸易中，第3世界国家1974年已分别占斯里兰卡进出口贸易额的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四十四。
新华社巴格达1976年02月11日电据伊拉克通讯社02月10日报道，伊拉克财政部长法齐·凯西最近发表谈话说，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已批准伊拉克加入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向这个组织提供二千八百万伊拉克第纳尔的资金。
阿拉伯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去年11月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上达成一项创立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
这项协议已由最近在大马士革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财政和经济部长会议批准。
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将拥有相当于两亿六千八百万伊拉克第纳尔的资金。
新华社达喀尔1976年02月19日电非洲中央银行联合会的非洲货币研究中心董事会02月17日和18日在达喀尔举行第1次会议。
塞内加尔财政和经济事务国务部长巴巴卡尔·巴在开幕会上指出，非洲货币研究中心在我们争取更大的经济独立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经济不受国际货币制度损害的斗争中是很重要的机构。
新华社巴马科1976年02月21日电
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访问冈比亚后，同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强调指出，“必须建立一个能充分考虑第3世界国家利益的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公报说：
双方“决定建立一个由两国外交部长领导的马里—冈比亚混合委员会，以促进两国在共同感兴趣的各方面进行合作。”
据新华社雅温得电
据喀麦隆通讯社报道，喀麦隆外交部副部长阿达穆·恩达姆·恩乔亚于02月04日到07日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进行了访问，双方签订了一项友好合作条约，以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国还签订了贸易、邮电合作、教育等协定。
新华社1976年02月17日讯
墨西哥近年来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和本地区其他第3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仅在1975年的一年中，墨西哥就同三十多个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第3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此期间，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先后出访十几个亚非拉国家，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强调要团结起来，致力于第3世界的反帝反霸事业，“坚决反对各种干涉和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图谋”。
墨西哥还同上述国家签订了二十七项关于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双边协定。
拉丁美洲地区国家为摆脱对超级大国的经济依赖，不断加强团结和经济合作，先后成立了多国软咖啡公司、加勒比地区多国海运公司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等国际经济机构，墨西哥积极参与了发起或组织的工作。
此外，它还同本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第3世界国家的产银国、咖啡生产国和石油出口国组织成员国一起互相配合、协调行动，共同保卫原料和基本产品的出口价格。
新华社乔治敦电
金斯敦消息：
加勒比地区多国海运公司最近决定从03月初开始正式营业。
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不久前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了会议。
会议主席伊格纳西奥·奥瓦列·费尔南德斯（墨西哥）宣布，加勒比地区多国海运公司的目标，是要改变本地区航运业过去一直为宗主国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本地区利益服务的局面。

塞浦路斯希土族领导人会谈
新华社维也纳1976年02月21日电
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克莱里季斯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02月17日到21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5轮会谈。
会谈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双方对管辖地区问题和宪法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
双方同意在今后六个星期内在塞浦路斯交换书面建议，今年05月在维也纳再次举行会谈。
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领导人第4轮会谈是1975年09月08日至10日在纽约举行的。

尼日利亚和民主柬埔寨建交
新华社拉各斯1976年02月18日电
据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新闻部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和民主柬埔寨于02月16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尼迈里总统和阿尤比总理分别强调
加强阿拉伯团结解放被占阿拉伯土地
阿拉伯国家新闻部长会议呼吁促进阿拉伯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斗争
新华社开罗1976年02月20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02月19日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最近对埃及《图画》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强调阿拉伯团结的重要性。
他说，阿拉伯民族正面临着接连不断的挑战，这些挑战要求队伍和意志的统一。
他指出，同以色列的对抗决没有因10月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而告终。
尼迈里总统说，阿拉伯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以便能够对付巨大的经济集团。
这就要求把阿拉伯的资源用来建设阿拉伯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便能够对付一些接连不断的挑战。
新华社大马士革1976年02月18日电据叙利亚《复兴报》02月18日报道，正在约旦进行访问的叙利亚总理马哈茂德·阿尤比02月17日对约旦《言论报》记者发表一项政治声明，呼吁为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而增强阿拉伯团结。
阿尤比说，中东10月战争的重要结果是“使阿拉伯团结日益增强并把所有阿拉伯人团结起来支援前线”。
他说，我们认为，阿拉伯团结“不仅对阿拉伯采取行动有用，而且对取得胜利也是必要的。
这种团结归根结蒂是全体阿拉伯人的责任，特别是就巴勒斯坦事业而言，这一事业也是全体阿拉伯人的事业”。
他强调说：
“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实现他们的民族目标的斗争中必须团结得象一个人。
这一方面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残暴，另一方面也是由阿拉伯人对自己民族事业所承担的义务决定的。”
他还说：
“我们认为，在任何阻碍或破坏阿拉伯团结的背后有非阿拉伯人插手，存在着不是出于阿拉伯民族利益的阴谋。
这种阴谋企图使阿拉伯人争吵和分裂，从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和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来达到解放他们的被占领土和恢复他们的权利的目标。”
他表示，叙利亚将尽最大努力来加强阿拉伯团结。
新华社1976年02月18日讯
安曼消息：
据中东通讯社02月17日报道，土耳其政府最近在给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耶路撒冷伊斯兰大会的一封信中重申，它坚决主张以色列从它霸占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出去，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基本条件。
信中说，土耳其反对以色列在中东实行霸占阿拉伯领土的既成事实政策。
土耳其政策决不接受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的圣地和被它霸占的阿拉伯领土的阿拉伯特性而采取的措施。
新华社开罗1976年02月16日电
阿拉伯国家新闻部长会议02月15日到16日在开罗举行。
会议呼吁阿拉伯各新闻机构努力促进阿拉伯团结，停止一切互相攻讦的活动，以便将阿拉伯的一切潜力用于巴勒斯坦事业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会议决定在布鲁塞尔举行座谈会，主要讨论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的状况和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以及巴勒斯坦人进出他们家园的权利等问题。
会议表示支持所有非洲的解放运动，并且支持为反对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各民族力量。

“第3世界集体自力更生讨论会”在利马举行
亚非拉国家三十多名经济和社会界专家参加会议
新华社利马1976年02月17日电
“第3世界集体自力更生讨论会”02月1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
来自亚非拉的三十多名第3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界的专家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会议是由秘鲁全国计划委员会主任路易斯·蒙托亚主持的。
讨论会将在本月20日结束。
孟加拉国的努鲁尔·伊斯拉姆博士代表会议组织者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举行这次讨论会对第3世界独立发展的努力是一个贡献。
他说：
“我们相信，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们所分别取得的经验对于促进第3世界联合、协调、独立和合理的努力将是一种有价值的贡献”。
据报道，“第3世界集体自力更生讨论会”的宗旨是寻求一条能使第3世界国家共同走向社会经济的独立发展和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道路。
新华社利马1976年02月21日电
据秘鲁《纪事报》报道，“第3世界集体自力更生讨论会”02月19日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
这次由“第3世界座谈会”举办的讨论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为独立自主地谋求发展、为维护自身权益而组织起来所进行的努力，以及跨国公司给这些国家带来的问题等。
参加讨论会的人士认为，在会议上所进行的经验和意见的交流是十分积极的。
阿根廷社会科学家恩里克·奥蒂萨02月19日在该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为当地报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目前国际关系中的不合理局面必须由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来代替。
在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中，发展中国家能够不依附于权力中心，不屈从于帝国主义，而依靠这些国家自己的努力和第3世界的团结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芬兰和澳大利亚工人举行罢工
玻利维亚三万多矿工罢工抗议当局封闭大学
新华社赫尔辛基1976年02月21日电
芬兰橡胶、木材加工和造纸等工业部门的工人最近分别举行罢工，抗议垄断资本向工人转嫁经济危机。
据报道，芬兰诺基亚、许温卡和坦佩雷等五个城市的大约四千五百名橡胶工人02月20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同一天，拉蒂、劳马和波里等九个城市和地区的数千名木材加工工人举行静坐罢工，抗议资方拒绝工人们在劳资谈判中提出的合理要求。
在20日举行罢工的，还有芬兰恩索—古泽特公司在科特卡市的数家造纸厂的大约一千名工人，他们反对垄断资本解雇工人和拒绝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
芬兰中部城市于伐斯居拉的七百五十名造纸工人也于19日至20日举行了罢工。
芬兰因科、克里斯蒂纳和南塔林等五座发电厂的二百名技术人员和机械师的罢工还在继续。
这次罢工使芬兰的总发电量大约减少了四分之一。
此外，芬兰西南部十二个城市的四千三百名银行职员20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北部一些城市的银行职员19日也举行了类似的罢工。
新华社堪培拉1976年02月20日电
澳大利亚各行业职工连日来不断举行罢工，反对解雇，要求改善生活，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澳大利亚经济危机严重，目前的失业人数是四十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职工纷纷起来斗争，反对垄断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向工人转嫁危机。
澳大利亚九百多名航空调度人员02月20日凌晨开始举行全国性罢工四十八小时。
罢工使得各大机场不得不关闭，所有国内和国际航线都不得不停航。
罢工者还决定，从02月22日凌晨起不定期怠工。
他们抗议当局拒不允许一名因病而不适于工作的调度人员提前退休。
威廉斯敦海军造船厂的一千四百名工人02月18日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打算解雇三百名熟练工人。
为抗议澳大利亚电讯局计划解雇一千三百名工人并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全国四万五千名邮政和电讯工人目前正采取怠工行动，使得企业专用电话的修理和安装工作大受影响。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
拉巴斯消息：
玻利维亚国营和私营矿业企业的三万二千名矿工02月21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抗议玻利维亚当局封闭圣安德烈斯大学。
玻利维亚矿工工会联合会在一项声明中指责玻利维亚当局“封闭圣安德烈斯大学，从而再次使用暴力践踏了青年学生的权利”。
声明要求使这所大学复课。
圣安德烈斯大学设在首都拉巴斯城，是玻利维亚的规模最大的大学，有学生一万二千多名。
这所大学的学生02月17日在首都一条中心大街上举行集会，要求高等学校民主化和释放被捕的学生领导人。
参加集会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镇压，有一些学生被捕。
玻利维亚当局在02月18日宣布封闭这所大学。
圣安德烈斯大学学生的斗争得到科恰班巴和奥鲁罗的大学生的声援。

英萨利宴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特使等
强调柬埔寨加强同第3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友谊
新华社1976年02月22日讯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2月22日广播，民主柬埔寨政府副首相英萨利02月21日晚在金边首都宾馆举行宴会，欢迎到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特使和赞比亚、埃及、阿富汗等国的大使和特使。
出席宴会的有符宁、贵敦、笃澎大臣和柬埔寨外交部的一些官员。
中国和其他国家驻金边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英萨利在宴会上致词。
他以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名义对前来进行友好访问的各位贵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还赞扬巴勒斯坦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英勇精神。
英萨利接着说：
“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将继续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原则增加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保卫和建设国家。
同时，柬埔寨人民努力加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3世界人民、不结盟国家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他说，柬埔寨人民渴望同世界上的友好国家、特别是毗邻国家和平、友好相处。
他重申，“柬埔寨人民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柬埔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赞比亚、埃及、阿富汗等国的大使和特使是应民主柬埔寨外交部的邀请，于02月20日到达金边的。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破产情况严重
新华社1976年02月20日讯
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企业，在产销下降、收益减少的情况下，由于无力偿还债务，纷纷倒闭。
有些国家的企业破产数目去年创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工商企业1975年的生产和销售额都大幅度下降，收益锐减，债务日增。
据统计，在1975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工商企业纳税后的利润总额比1974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十七。
据报道，现在，美国企业单是用于支付债务利息的开支，估计一年就达七、八百亿美元。
许多企业由于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
1975年破产的企业约为一万一千五百家，比1974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左右。
企业的大批破产使银行业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去年美国还有十三家银行宣告破产，成为1942年以来银行破产最多的一年。
据美国官方宣布，资产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四千七百家银行中，便有一百五十多家列入要由联邦政府进行“监视”的名单之中。
据《华尔街日报》02月06日报道，目前已有二十八家全国性银行（资产总额在一百一十五亿美元以上）被列入“有问题银行”的名单，其中有七家被判定财务状况“极其严重”。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七家银行之一——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汉密尔顿国民银行，已于02月16日宣告破产，这是美国近几年来破产的第3家大银行。
在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英国，企业破产情况也十分严重。
据报道，1975年英国破产企业总数约达七千五百家，比1974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左右。
英国《银行家》杂志指出，这“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感到忧虑的，即令是三十年代的萧条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
西德1975年破产的企业至少有九千五百家，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比1974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其中制造业公司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建筑业公司占百分之二十二，贸易公司占百分之二十点四，服务业公司占百分之十四点五。
据西德一个信贷协会预计，在今年头四、五个月里，破产的公司还会继续增加。
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材料，法国1975年破产的公司达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一家，比1974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其中建筑和公共工程公司有三千五百四十五家，比1974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六。
在日本，企业倒闭情况也很严重。
根据东京工商业研究所公布的材料，日本1975年企业破产达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高峰，共有一万二千六百零六家公司倒闭，总共负债达一万九千一百四十六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去年秋季以来，企业倒闭越来越多，第4季度三个月连续创战后最高纪录，仅12月份就有一千四百九十三家企业倒闭。
企业的倒闭已从建筑业波及到机械制造和销售、五金、化工、食品、陆上和海上运输等行业，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但是也有一些大企业。

江河日下的五年
啸楼
从1971年苏修第24次代表大会迄今，已经五年。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即将开场的二十五大鼓气，连月来厚着脸皮吹擂二十四大以来的所谓“成就”。
苏修在这五年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是经济“迅速而稳定的发展”，还是经济更加混乱、畸形和困难？
是政治上
“坚如磐石的一致”，还是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是为“坚决捍卫普遍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推行所谓的“和平纲领”，还是在“缓和”烟幕下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并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策源地？
是“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是在搞地地道道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
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五年过去了，苏修二十四大确定的第9个五年计划业已破产。
这个举世皆知的事实，表明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暴露了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极大腐朽性，完全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二十四大上吹嘘的“高速度”发展和“福利计划”的骗局。
请看：
国民经济基本指标落空。
其中国民收入仅达该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74年的水平，即五年只完成四年的任务；
消费资料生产奇差，据计算，消费资料生产的总产值仅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九左右，市场上许多重要消费品严重短缺；
农业衰败，五年内年平均农业总产值远未完成，粮食生产更糟，五年中就有四年减产，年平均产量只达计划规定指标的百分之九十一左右，特别是在“灾难性”的1975年，即使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粮食产量也只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二；
按人口平均计算，粮食产量甚至比沙皇时代的1913年还要低，“九五”计划期间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八五”计划期间的五倍；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据苏修报刊透露，目前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低于“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的水平，主要食品等零售价格不断上涨，苛捐杂税越征越多，据苏修自己公布，苏联每个职工平均缴税额1960年为八十四点一卢布，1973年则为一百五十七点六卢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四；
债台高筑，据不完全统计，从勃列日涅夫上台的1964年以来，苏修向西方国家借债已逾二百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九五”计划期间达成的协议；
如此等等，已足够说明问题。
不过，应当指出，苏联“高速度”发展的项目确是有的，那就是军工部门以及同军工有关的某些重工业部门一直保持恶性膨胀的势头。
五年来，苏修继续竭力发展军工生产，一再强调要“尽量发挥军工经济潜力”，继续贯彻在重工业中首先发展同军工生产有关部门的“不变原则”，同时提出要把一切先进科学成就首先用于发展军事技术。
据估计，苏联目前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业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军工生产，有关从业人员约为三百五十万。
“九五”计划期间，同军工生产有关的机器制造业、自动化仪表和工具以及计算技术方面的产品，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十和三倍。
据西方估计，苏联军事研究费用在1973年便超过了美国。
苏修大搞扩军备战，只能靠压低人民的消费，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结果使国民经济严重畸形发展。
这就是：
工业庞大而农业十分脆弱，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断膨胀而轻工业生产严重不足，军工技术迅速发展而许多民用工业技术相当落后，拥有大量核武器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以扩充军事实力为中心的基建投资越来越多而投资效率日益降低。
这种情形，在“九五”计划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苏修“九五”计划根本无法完成，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所决定的。
他们既要加强官僚国家的垄断控制，又要加强利润刺激，这本身便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
中央垄断集团与地方垄断集团之间，企业资产阶级集团与中央、地方垄断集团之间为争夺利润的支配权，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企业内部为追逐利润，弄虚作假，贪污盗窃，挥霍浪费，新技术得不到充分应用。
特别是，劳动人民不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经常以停工、怠工等形式进行抵制和斗争。
这一切，使苏修进行垄断控制的主要手段——国家计划不断陷入破产之中。
事实充分表明，最近五年是苏修“九五”计划落空的五年，“福利”口号破产的五年，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五年，经济困难日益加深的五年。
二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上曾经鼓吹，说什么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什么苏联“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各大小民族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和“坚如磐石的一致”。
但是，事实却截然相反。
五年来，随着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地位日益孤立和虚弱，他们顾不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伪装，不断地强化法西斯专政。
用来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军队，在近年内由三百多万急增到四百二十万以上。
间谍特务机关“克格勃”（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权力大增，无孔不入，并为其特务、密探装备了最新式的侦察审讯器材以及现代化的监视和电讯联络装置。
“精神病院”日甚01日地成为政治迫害的场所。
不仅如此，这几年苏修还扩大和新建了许多法西斯专政的辅助组织。
它把那些矛头对着人民群众的所谓“志愿纠察队”和“监督组”等加以扩充，建立了各种专业纠察队和行动队。
还新建了许多由特务警察机关一手操纵的“群众性”组织，例如什么“公众委员会”、“违法现象预防委员会”、“公众与民警社会治安站”等等，其任务主要是对付那些持有与苏修统治“格格不入的观点和习惯的人”。
为了遏制人民的反抗，苏修还先后通过了禁止未经批准的任何集会和限制使用电话的法令，颁布了加重惩处“非法获得发火武器”的补充条款，并且多次出动军警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镇压。
然而，残酷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并没有吓倒人民。
这几年苏联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有增无已。
据报道，五年来地下组织和地下刊物不断出现，在基辅、罗斯托夫、利沃夫、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第聂伯捷尔任斯克、维切布斯克、第比利斯等许多城市，都发生过工人的罢工示威，至于怠工形式的斗争更是遍及城乡。
广大党员尽管受到严密的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但斗争并未停息，从1973年03月开始的“更换党证”的两年期间，据估计清洗了近百万名具有所谓“异己思想”之类的“消极党员”。
许多知识分子不满勃列日涅夫集团反动统治的抗议行动，也逐渐成为苏联人民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是苏修面临的又一个严重问题。
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所谓“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这个欺骗口号下加紧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
越来越自我暴露，不得人心。
五年来，从外高加索到中亚地区、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黑海之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的斗争连绵不绝，声势相当浩大。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这些加盟共和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大搞清洗，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1972年以来先在格鲁吉亚，接着在乌克兰，以后又在亚美尼亚，都大搞所谓“思想整顿”和组织清洗，不仅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横加迫害和摧残，而且撤掉了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第1书记。
今天在这些加盟共和国，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伏彼起。
苏联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最近五年也发展得更为严重。
投机倒把猖獗，贿赂舞弊成风，偷盗、卖淫、酗酒、吸毒、宗教迷信和青少年犯罪等等，已是司空见惯。
这些造成社会污浊混乱的弊病，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并无二致。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映到统治集团上层，使其内部倾轧加剧，统治地位动摇不定。
最近五年来，苏修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先后四人下台，两人降职。
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则是政治“病”缠身，窘相毕露。
他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以支撑门面，有时竟采取一些近乎滑稽的卑劣手法。
例如1973年开始更换党证时，他将第1号党证发给列宁，自己领取第2号党证，并就此事大加渲染，恬不知耻地俨然以“列宁第2”自居。
1975年又借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三十周年之机，捞了个“大将”军衔，给自己这个卫国战争初期的上校脸上贴金，传为笑柄。
事情很清楚，最近五年既是社会法西斯专政不断强化的五年，又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陷入新的孤立境地的五年，同时也是苏联各族劳动人民为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五年。
三臭名昭著的所谓“和平纲领”，是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抛出来的。
此后，苏修把它的一切对外侵略行径都同这个“和平纲领”挂起钩来，叫叫嚷嚷，吹吹打打。
事实上，五年来苏修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它搞的不是什么“争取持久和平”，而是在“缓和”的掩盖下加紧争夺世界霸权；
不是什么
“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威胁”，而是极力制造新的战争危险；
不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渗透、干涉、颠覆和破坏，梦想统治和奴役世界人民。
五年来苏修干的坏事、丑事，罄竹难书。
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遍及全球。
欧洲、中东、南亚、非洲南部和世界其他地区之不得安宁，无不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渗透相关。
它经过多年的策划，搞了一个名曰“欧安会”实为“欧危会”的名堂。
它一面叫嚷什么“缓和物质化”，“缓和具有不可逆转性”，要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等等，一面则向东欧调兵遣将和更新武器装备，在南欧、巴尔干兴风作浪，对葡萄牙等国大搞渗透，在北欧加强军事部署，从而使欧洲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
它口头喊裁军，结果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越搞越多，军队人数急速增加，军费不断膨胀，几年来的实际军费开支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
它大搞全球性军事演习，庞大的海军舰队横冲直撞，耀武扬威。
它利用签订所谓“友好合作条约”，攫取军事基地以及进一步通过所谓“军援”和“经援”，对一些国家加强掠夺和政治军事控制。
它把一些修正主义政党作为自己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别动队，它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肢解另一个主权国家。
它霸占日本北方四岛不还，并施展种种讹诈和恐吓手段。
目前，它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干涉安哥拉，这集中地暴露了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嘴脸，给它的“和平纲领”的实质加上了最好的注脚。
总之，这个野心勃勃的超级大国在同美帝的争霸中，处处显示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具有更大的冒险性，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但是，疯狂并不说明它的强大。
它插手的地方越多，给自己脖子套上的绞索也越多。
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认清了它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面目。
五年来，大量事实充分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的狼狈相。
它策划制造的掩盖苏美争夺的种种缓和假相不断被戳穿。
在所谓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苏美两家各怀鬼胎，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曾被吹成是对加强苏美关系作出“富有成果的贡献”的苏美贸易协定，宣告失效。
苏修一心想要召开的欧洲各党会议，几经筹备，迟迟开不起来。
它鼓吹的“和平过渡”的荒谬理论，在被称作“样板”的一个拉美国家彻底破产。
修正主义集团内部争吵不休，一片混乱，苏修的指挥棒更加失灵。
继1971年09月一百零五名苏修间谍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几年来在全世界各地大批的苏修特务、间谍不断被揭露。
它企图控制埃及而派去的几万名顾问和军事人员被迫撤走。
中东10月战争以来，苏修出卖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的叛徒面目愈加暴露。
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使苏修这个同朗诺集团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反革命两面派大出其丑。
它为了称霸亚洲而鼓吹建立所谓“亚安体系”，响应者寥寥无几。
苏修对东欧一些国家限制原料、燃料供应并抬高价格，同时加紧榨取这些国家资金和劳力，引起了新的不满。
凡此种种，都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十分头痛并引起内部倾轧的问题。
由此可见，最近五年既是苏修大肆侵略扩张、加紧争霸世界的五年，又是“和平纲领”日益败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的五年。
四
苏修在二十四大上正式打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块招牌。
勃列日涅夫当时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并把“从理论上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定为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五年来，苏修头目及其御用文人把这个“理论”当作一根救命稻草，简直吹得天花乱坠。
那么，什么是苏修所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呢？
人们记得，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上曾经提出从1961年至1980年这“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骗人口号。
他在开这张空头支票时，勃列日涅夫是其同伙。
后来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破产，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这个小丑终于滚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收藏起
“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破旗，代之以“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企图借此掩盖假共产主义的破产和苏联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演变的现实。
所谓“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原是一路货色。
不过，从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集中性越来越强，从而矛盾和困难也越来越深。
勃列日涅夫之流抛出“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还有一个目的。
他们滔滔不绝地宣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民国家”。
这显然是在为早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全民国家的谬论编造一条理论根据，仿佛全民国家乃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既然“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民国家的谬论也就站住了脚。
他们这样说，其实为的是掩盖今日苏联在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幌子下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严酷现实。
苏修叛徒集团还利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来为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服务。
他们把这一谬论说成是同“社会主义一体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说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使各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高度国际化”，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的“更完善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形式”，并说实行经济一体化“是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等等。
这就是说，苏联既然“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有理由在一体化名义下控制和掠夺“大家庭”其他成员国；
而“大家庭”其他各国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必须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
苏修根据这一谬论，不仅大搞经济一体化，而且进一步提出并正在搞什么意识形态一体化、军事一体化和外交一体化，目的是要对“大家庭”中的伙伴们实行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
现在苏修还在拉拢和诱惑亚非拉某些国家加入经互会这个一体化组织，岂不是说“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还有理由以“一体化”为纽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世界？
可见苏修所谓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代名词。
苏修叛徒集团黔驴技穷而抛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除了象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个老的字眼已被社会主义叛徒玷污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而外，丝毫也挽救不了他们的败局。
五年来的无数事实，乃至苏修为总结和体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炮制已久的新宪法至今难产，都证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极端虚弱和贫困。
综上所述，从苏修二十四大以来的五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行动上，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都说明了疯狂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色厉内荏，内外交困，江河日下，正在沿着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走下去。
“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对苏修的形象写照。
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
历史将会表明，在今后的五年内，日暮途穷的苏修叛徒集团势必更深地陷入不可解脱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
以第3世界为主力军的、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将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旗帜，浩荡前进。

苏联记者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
苏联农业减产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把苏联农业搞得一团糟，粮食不断出现大幅度减产，创造了苏联历史上粮食进口的新纪录。
为了推卸罪责和欺骗苏联人民，勃列日涅夫每逢谈到农业减产的原因时，总是推到气候身上，说是“天气非常糟糕”造成的。
果真是如此吗？
苏联杂志《我们的同时代人》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
“天气只不过暴露了这个弱点，而绝不是歉收的主要原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专门研究苏联农业问题的记者，他曾“几乎走遍了苏联广阔田野的所有‘重点’地区，亲眼看到了许多东西”。
作者在文章中虽然未能指出苏修复辟资本主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是农业减产的主要原因，但从他透露的情况可以看出，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尽管化肥不断增加，机械化水平也有提高，但农业生产却是一片混乱，许多地方不能及时播种，禾苗大量被冻死，水土流失，水利失修，成熟的谷物也大量丢失在田里。
文章在谈到苏联南方的农业歉收情况时透露，“在农艺师会议和地区讨论会上已经对困难年头的教训进行了分析。
事实显然给老天爷恢复了名誉”。
文章列举事实说：
“严寒的问题。
据新切尔卡斯克配尔西亚诺夫卡站的统计，以1891年起，每三个冬天中就有一个冬天同1972年同样寒冷。”
“降水量的问题。
顿河地区的降水量已经连续第5年没有减少，而是明显地增加。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期。”
“尘暴的问题。
尘暴降临的次数确实增加了。
而且与其说是偏离常规，不如说成了家常便饭。
据斯塔夫罗波尔科研所观测：
拿最近一百年来看，第1个四分之一里发生了四次黑风暴，第2个四分之一里是六次，第3个四分之一里是七次，而现在这个四分之一里却是十六次。
从六九年开始，基本上每年春天都要闹一次风蚀……所以对风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说得清楚些，南方的大自然并没有越出它多年来的范围，因而不应该受责备。”
“回收率的问题，先讲讲亏损以及附加开支，这是国家保险局和庞大的种子谷仓都已习惯了的事情。
只有在1948年，播种过的土地上冬小麦都收回来了。
一九五五——1964年，平均死了百分之十一点六的幼苗。
在下一个十年（一九六五——1974年），这种‘赋税’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五，而且不是非黑土地带的几个州，而是整个南方。
罗斯托夫在它的大片粮田上平均损失了百分之二十的禾苗，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损失了四分之一，伏罗希洛夫格勒和别尔戈罗德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
假如六十年代黑土地带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下冻死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秋播作物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初，在同样寒冷的情况下却冻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禾苗！”
文章透露，在经营管理上为了“得到多两倍的利润”，“讲究农艺的南方”根本不搞“土壤保护”，使农田受到严重破坏。
文章说：
“为了说明农业上的毛病，我们还有什么原因没有找到呢！
你要搬出十年二十年前的杂志吗，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文章说：
“战前，顿河地区的秋播作物几乎全都种在‘整修过的’地里”，而“在理想的情况下，‘整修过的’田地提供的收成应当多一倍。”
但这一耕作制度遭到了破坏。
文章接着说：
“在值得纪念的1972年，死掉的秋播作物的面积为一千零五十万公顷。
其中有一半的播种方式和播种时机，使种子根本就发不了芽。
还有四百万公顷是在‘听天由命’的情况下过冬的，它们的命运只取决于大自然的宽大了。
文章说，近四年来，仅俄罗斯联邦的“农场农庄在播种前一个月这段最有利的时期内准备好的用于秋播的土地往往不到计划规定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
文章认为这是“对播种期最粗暴的破坏”。
它“暴露了由于‘强迫命令’而不得不提前播种的情况。
在大面积土地上幼苗夭折，仅仅是由于人们一直拖到夏天才去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