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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今天晚上乘专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长乔冠华，卫生部长刘湘屏，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新华通讯社社长朱穆之，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玉芳，有关方面负责人章含之、朱霖、林平、唐闻生、傅顺和，以及各界访美人士和首都群众共三百五十多人。

尼克松先生在任职美国总统期间，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偕夫人对我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今天正是他和他的夫人四年前第一次访华到达北京的日子。
当他们走下飞机时，在舷梯旁受到华国锋代总理、姚连蔚副委员长等的热烈欢迎。
宾主握手以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等走向欢迎队伍，向鼓掌欢迎的群众致意。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塞耶和先期到达北京的尼克松先生的随行人员。

我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专程前往美国洛杉矶迎接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并陪同他们到达北京。
（附照片）

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二月二十一日乘专机到达北京。

华国锋代总理、姚连蔚副委员长等，以及各界访美人士和首都群众三百多人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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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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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举行大会，热烈欢送到农村和青藏高原等边疆地区的四百六十六名应届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
这些工农兵学员满怀战斗豪情，决心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扎根边疆，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欢送大会的会场上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四百多名整装待发的工农兵学员，胸前戴着光荣花，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
参加欢送大会的两千多名代表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些工农兵学员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化工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
他们通过三年来的学习，不仅学到了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积极参加学校的教育革命，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毕业前夕，他们投入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在这场斗争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带头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纷纷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全市各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热烈响应，也都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到边疆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全市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有三十二名到农村去当农民，有四百三十四名到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参加边疆建设。
来自延安革命老根据地的新一代李红耘是清华大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年多教师工作，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她提出要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坚决要求回延安当农民。
她前后向领导写了八次申请，校党委批准了她的要求。
李红耘怀着激动的心情表示，一定要踏着革命前辈的脚印，为建设延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北京工业大学土建系应届毕业生郑淑霞，原是北京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来上大学，这次毕业准备分配她留校。
郑淑霞满怀着革命豪情，要求仍旧回到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回到祖国的反修前哨。
校党委批准了她的要求，她兴高采烈，写了决心书，戴上了在兵团的皮帽子，正在整装待发。

在欢送大会上，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冯建立，代表奔赴农村边疆的工农兵学员在大会上首先讲话。
他原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农垦战士，这次被批准到西藏去当农民。
这个青年的豪情壮志，受到了人们的热情赞扬，最近他收到了数百封祝贺信和电报。
他的父母送给了他一套修鞋工具，原兵团党委送给他一副制砖用的模具，还有许多同志和亲友送给他北大荒的大豆和稻种、菜籽，让他带到西藏，使这些良种在“世界屋脊”上开花结果。
大家希望他也象种子一样，在风雪高原上扎根、成长，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在欢送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们工农兵学员深深懂得，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光荣权利。
现在我们大学毕业了，我们想的不是个人在那个工作岗位，我们想的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反修防修的历史重任，想的是怎样接过革命前辈手中的红旗，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指引我们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回到工农中去；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我们提高了觉悟，要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就要奔赴农村和边疆，不管走到那里，都要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在一起，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争到底。

他说，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将面临着阶级敌人的挑战，传统观念的阻挠，艰苦生活的考验。
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旧的传统观念斗，不论征途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将百折不回，一往无前。

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党支部副书记王德新，代表北京市大专院校在校师生员工在大会上讲话。
他热烈赞扬应届毕业学员立志到农村和边疆去的革命行动，指出这是对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深刻批判，是对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教育制度的宣战，是对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有力回击。
他说，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和诬蔑工农兵学员质量低。
千百年来，教育史上，那一朝那一代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大学生？
没有，也不可能有。
而现在，我们的工农兵学员，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誓作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两条路线，两种教育，两种结果，今昔对比，何等鲜明！
他说，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大批工农兵学员到农村和边疆的革命行动，对我们在校师生员工是一次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实行开门办学，半工半读，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市卫生局革命干部黄振欧，在七年前曾支持自己的孩子黄谭到吉林省插队落户，黄谭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建筑系学习了三年，毕业时，他又要求到青藏高原去支援边疆建设。
黄振欧同志召开了家庭会，进行忆苦思甜，一家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黄谭的革命行动。
今天，他代表革命家长在会上说，孩子能上大学完全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结果，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革命的后代，要接革命的班。
过去，是党和毛主席指引我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今后，革命的路还很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孩子要去边疆，说明他们有志气，决心当好革命接班人。
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代表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和全市革命人民向即将奔赴农村边疆的工农兵学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当前，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今天工农兵大学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毕业后自愿到农村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自觉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勇敢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你们的革命行动，就是一份高质量的毕业答卷，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我代表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他在讲话中希望工农兵学员无论到那里，干那一行，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做一名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士；
希望他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希望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团结战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天津市第一棉纺织厂广大职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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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正在天津市第一棉纺织厂蓬勃兴起。
广大职工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抓住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进行了集中的有力的批判。

自从教育战线开展大辩论以来，天津市第一棉纺织厂广大职工就十分关心这场斗争。
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教育界、科技界的事，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能袖手旁观，要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在斗争中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青年工人们表示，一定要发扬当年红卫兵小将敢打敢冲的革命精神，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文化低的老工人动员孩子和自己一起搞批判。
有孩子的女工夜晚等孩子熟睡以后坚持写批判文章。
在几天的时间里，全厂就写了上千篇批判文章和大字报，开了十五次批判会。

斗争一开始，工人们就抓住“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批判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

什么是各项工作的纲？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靠什么？
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斗争经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他们说，毛主席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曾多次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纲。
但历次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为了向无产阶级进攻，都竭力抹杀这一点。
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就胡说什么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极力否定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九七○年，林彪死党陈伯达又窜到天津，贩卖林彪的“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谬论。
在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我们棉纺一厂一度出现了只抓指标、不看路线的倾向。
结果，理论学习被冲击了，正在进行的整党工作停顿了，一时造成思想混乱，棉纱成批地出次品。
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职工们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刹住了这股歪风。
一九七三年，全厂又对唯生产力论开展了三次大批判，坚持以纲带目，狠抓阶级斗争，结果，在没有增加人员、设备的情况下，全厂提前十七天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总产值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七三。
一九七四年，职工们四次批判“克己复礼”，掀起了四次生产高潮。
当时，这个厂二万六千平方米的厂房大修，全厂拆掉了三分之二的织布机，结果，不但没有减产，还比计划多织了二万六千多米棉布，提前三十五天完成了全年计划。
去年夏季前后，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所谓“三项指示为纲”，说什么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等等。
当时，这个厂的党委顶住了这股歪风，组织全厂职工开展了以“企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为题的大讨论。
通过讨论，全厂统一了认识。
他们认识到，企业的主要矛盾不是什么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
于是，他们抓紧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提高了思想认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
全厂职工接连攻克了生产上的四个难关，使去年的生产比一九七四年又有了较大的增长。
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作，这个厂连续三年，年年、季季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被评为天津市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历史的经验使广大职工认识到，工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路线问题。
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唯生产力论，企业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才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宣扬什么刮“经济台风”，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赵培才说：“他们要刮的‘经济台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如果资本主义复辟，连工厂都成了资本家的。
我们千万不能埋头生产，不管路线！”
为了进一步认清右倾翻案风的反动实质，天津市棉纺一厂党委举办了各级干部和工人理论骨干的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教导。
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在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他们上台以后，老调重弹，继续坚持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这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事实证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
对此，决不能丧失警惕。

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个工厂在举办理论骨干和基层干部学习班的同时，组织全厂五百多个班组掀起了学习高潮。
他们组织职工们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有关章节，帮助大家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
广大工人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分析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折衷主义手法。
老工人赵玉敏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故意把三项指示平列起来，其目的就是为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工人学了马列主义，眼睛雪亮，他们的这套鬼把戏骗不了我们！

天津市第一棉纺织厂党委十分重视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
工厂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抓，并由四个党委常委分工负责。
党委还把宣传科、工会、共青团等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场斗争的机构。
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前列，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写批判稿，带头发言。
全厂职工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
同时，厂党委在斗争中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把这场斗争作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厂出现了运动不断深入、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新华社记者

作者：沈轩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
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指示，批判“三项指示为纳”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揭露它的反动实质和折中主义手法，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项指示为纲”出笼的政治背景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去年夏季前后抛出“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去年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努力搞清楚为什么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努力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进一步促进了毛主席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重要指示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到处莺歌燕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地向前发展。

面对着这一片大好形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利用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蛊惑人心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并列起来，说成是“各项工作的纲”。
他们到处贩卖，强行推销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他们打着“敢讲话”的旗号，恶狠狠地说：“阶级斗争不能天天讲，那里有那么些阶级斗争”，“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
气焰十分嚣张。
“三项指示为纲”出笼后，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复辟倒退的右倾翻案风。
少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造党的分裂。
他们肆意扩大三大差别，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把蓬勃兴起的群众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压下去；
他们极力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各条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为被批判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唱赞歌，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中；
他们到处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那种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以及管、卡、压等修正主义黑货在一些单位又重新抬头，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危害，他们歪曲安定团结的口号，否定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原则，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请隐士”、“举逸民”，用人不问政治历史状况，不问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险恶用心，是否定和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
一句话，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贩卖的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别有用心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纲目平列，纲目颠倒，同毛主席历来强调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相对抗，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来的历史都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度过的，正是阶级斗争推动着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坚持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归根到底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承认不承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根本问题。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说什么安定团结是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是纲。
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抹煞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被歪曲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被掩盖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被抽掉了。
在他们看来，主要矛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落后的矛盾，“最大的危险”是“不读书”、“没有文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抓“教育质量”、抓“科学技术”、抓“工农业生产”。
由此可见，以“三项指示为纲”，说穿了就是以生产为纲。
从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出发，在实践上就必然导致“技术至上”、“业务第一”、“白专道路”等等，就必然会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无耻背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要实现安定团结，只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我国真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只有通过狠抓阶级斗争才能实现。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讲了那么多话，就是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只讲生产，只讲“四个现代化”。
但他们又作贼心虚，胡说他们搞的那一套“不能称作唯生产力论”，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
这个谎言必须戳穿。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
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丝毫也不意味着否认经济工作和生产的重要性。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要的是哪个阶级的现代化？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
新中国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量事实一再说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七四页）。
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就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飞速发展。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如果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讲路线，不讲方向，现代化或者搞不成，或者即使搞成了，也只能是修正主义的现代化。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
他们要熄灭的仅仅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正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他们也不是真的要关心生产，而是以发展生产为名，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大棒，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是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贩卖的还是刘少奇、林彪一再鼓吹并早就破了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

“三项指示为纲”是折中主义的故伎重演

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八八页）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所采用的手法，是折中主义的故伎重演。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抽出三项指示，平列在一起，提到“纲”的位置，装扮成对毛主席指示十分“忠诚”的样子，实际上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极大的歪曲和篡改，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的背叛。

历来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在搞折中主义的时候，尽管说法不同，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不一样，但总是离不开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大做文章。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的统一。
在这些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它决定经济、军事、业务、技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坚持政治的统帅作用，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折中主义手法，把这样那样的工作都说成是“纲”，这就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用二元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重点论从两点论中抽掉，目的就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为了掩人耳目，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什么“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
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很“全面”，实际上这是对辩证法蓄意歪曲。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世界上绝没有孤立存在的东西。
但并不是互相联系的东西都是同等重要的，都能成为“纲”。
毛主席的指示很多，都应该坚决贯彻执行，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并不都是纲。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都说成是纲，目的正是要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
走资派下面的一段话就是一个绝妙的注解。
他说：“不但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而且要安定团结，特别是经济工作要搞上去。”
请看，这个“特别”所表明的倾向性是何等的鲜明！
他们就是这样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从而把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起来。
他们本来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却又不得不戴个“学理论”的帽子；
他们本来要否定和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却又借用毛主席的部分指示把自己装扮起来；
他们本来要弹“技术至上”、“业务第一”的老调，却又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装做“关心”国民经济发展的样子。
恩格斯说：“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四六六页）他们这种卑鄙的手法，正暴露了他们政治上的反动。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三九页）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玩弄折中主义诡辩术，来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用以欺骗群众，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由此可见，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用折中主义欺骗群众是修正主义惯用的反革命策略。

“三项指示为纲”是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顽强表现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是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情况下，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顽强表现。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
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号称共产党员，又掌了权，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多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世界观一直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
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可能是有限地赞成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就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对于亿万群众起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于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等等，都持否定态度，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反感抵触，因而百般挑剔，横加指责。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站在资本主义道路一边。
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反动世界观决定他们非跳出来跟无产阶级较量不可，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由于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党成为执政的党，资产阶级要搞复辟，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大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突出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
这种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利用手中窃取的大权，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能够办到资本家难以办到的事情，比资本家还厉害。
他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旧的传统观念的存在，“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就利用这些东西，来腐蚀和拉拢一部分人跟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走。
他们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在教育、科技等战线刮起右倾翻案风，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引诱那些欣赏和羡慕资产阶级法权、追求升官发财的人眼看他们跑。
他们大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妄图迎合那些求稳怕乱、厌烦阶级斗争的人；
他们重弹“唯生产力论”的老调，就是妄图迎合那些不相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作用，怕抓阶级斗争多了影响生产、生活的人；
他们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就是妄图拉拢那些受旧的传统观念束缚很深的人。
他们就企图用这些办法，来培植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
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注意改造世界观，不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不跳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就容易在思想上同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发生共鸣，甚至在行动上跟着跑。
我们一定要揭露和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在斗争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把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作者：皮秀
单位：承德军分区

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用心非常险恶。
我们必须彻底揭穿，彻底批判。

毛主席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到处兜售这个修正主义货色，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
这是用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来代替辩证法，用二元论、均衡论的庸俗哲学思想来冒充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同等看待，颠倒和混淆纲与目、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从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阶级斗争和其它各项工作是纲和目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它制约着和影响着社会的其它矛盾。
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在一切工作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纲举目张。
毛主席二十多年来领导我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表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否定和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是国内外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鼓吹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者是什么“一切工作的总纲”，其险恶用心就是要通过折中主义手法，把后两项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平列起来，把阶级斗争这个纲偷偷地抽掉，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想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难道真是不要阶级斗争吗？
根本不是。
他们不要的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要的则是资产阶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对无产阶级的全面进攻。
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掩护下，他们极力推行的正是一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句话，就是要“克己复礼”，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要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我们要狠狠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作者：沙红文
单位：武汉师范学院

冯天瑜同志写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六月出版），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
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孔丘的教育思想，从政治哲学观点、办学目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批判，揭露了孔老二办学的反动性、欺骗性和危害性。
这本书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战斗性。
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读一读这本书，是颇有启发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孔丘的教育思想，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它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教育思想相对立而存在，是这个特定历史时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作者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孔老二的教育思想放在特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了剖析。
在办教育的目的上，过去有人凭着“孔丘首创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为由，说孔丘抓教育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针对这种谬论，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露了孔丘办“私学”的真相。
作者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私学”并不是孔丘创立的：孔丘办“私学”的目的，也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了“举逸民”，以便挽救“先王之教”的衰亡。
所谓“有教无类”本来的含义，就是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强制教练奴隶的意思，根本不是什么“不分贵贱”、“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的进步主张，而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奴化教育。
作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春秋战国时代，儒法两家竞相兴办教育，各自培养本阶级的人材，正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阶级斗争的反映。
法家利用教育阵地，大力宣扬法家的革新思想和政治主张，让学生研究“权谋术数”、“严刑峻法”，培养一批冲决奴隶制罗网的斗士，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准备官吏队伍。
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孔丘抓教育，则是利用教育阵地宣扬“周公之礼”、“孝悌之道”，通过“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把奴隶主贵族下一代训练成为“守死善道”的顽固分子，驱使他们为奴隶主贵族尽忠效劳。
在教育内容上，法家在宣传教育活动中，狠抓对“礼教”的批判，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
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则以宣扬奴隶制的“礼教”为己任，其教育内容浸透着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精神。
孔丘说：“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不学周礼便不能站稳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就不能在社会上做人。
可见孔丘的教育内容，完全是受他的“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支配的。
在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上，过去的一些专家、学者撇开孔丘的方法论的阶级内容和哲学基础不谈，给孔老二的教学方法戴上了一顶顶桂冠。
本书作者坚持马克里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一定的教育方法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方针，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孔丘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反动的。
从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出发所派生出来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也必然是反动的。
例如，孔丘提倡“不耻下问”，果真意味着他要向下层群众学习吗？
不，决不是这样的。
作者从春秋末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孔丘的唯心史观进行分析，揭示出孔丘所以揭出“不耻下问”，是由于孔门师徒认为“王官之学”，“失坠”于民间，在下层有某些“贤人”、“逸民”掌握着“先王之教”，所以需要从这些人手里搜集失散了的“文武周公之道”。
所以，“不耻下问”仍然是一种先验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学习方法。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揭示了孔丘教育思想的阶级实质，说明孔老二办教育是为了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

这本书在剖析孔老二的教育思想的时候，还从下列几个方面考察了它对后世的影响：儒学“礼教”成为强迫人民信奉的“宗教教条”；
“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
“闭门修养”办学方式的推行；
“以儒者为师”的沿袭；
等等。
特别是从思想体系和历史渊源上分析和揭露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孔丘教育思想的亲缘关系，把历史的批判和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使这本书增强了战斗性。
这对于我们认识教育的阶级性，认识无产阶级抓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如何办好教育，都有所启发。
教育、科技等战线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的沉渣泛起，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思想体系和历史渊源来看，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奇谈怪论，都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孔老二幽灵的再现，是孔丘“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和为它服务的教育路线的翻版。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诬蔑、攻击教育革命总没有搞好，学校教育“今不如昔”，“现在的大学没有过去的中技高”，因而“就是要扭”。
这一套货色和孔老二的谬论极其相似。
两千多年前，复辟狂孔丘对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痛心疾首。
他认为西周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而现今的政治制度则不如以前的好，就连学校教育包括治学态度也今不如昔。
孔丘甚至说，古人犯错误也比今人高明。
孔丘办“私学”，正是为了使他所认为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世，回复到讲“周公之礼”、行“孝悌之道”的往古去。
孔丘这个复辟狂之所以拚命抓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妄图凭借这个旧传统最深的领地，从这里打开缺口，进而恢复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拚命抓思想文教阵地，以此作为复辟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的桥头堡。
刘少奇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
从右倾翻案风的种种修正主义观点，可以看出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
为了推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想从教育阵地上打开缺口。
两千多年前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二十世纪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都千方百计地抓教育，力图把教育作为复辟旧制度的工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它告诉我们，文化教育领域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一个重要战场。
如果革命阶级不抓包括文教、科技在内的上层建筑，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
今天，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必须十分注意抓教育，抓科技，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扑，回击右倾翻案风，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方面抛出“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的谬论，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社来社去”横加指责，反对学生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工人农民。
他们的“设想”和“建议”，显然是要培养脱离工农、当官做老爷的精神贵族。
两千多年前，孔丘及其门徒从反动立场出发，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和“学而优则仕”的口号；
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学而优则仕”加以制度化。
在他们看来，当官就要读书，读书就应该当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而他们鼓吹读书当官的政治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一批“学而优”的“志士仁人”去“为政”，也就是维护反动阶级的专政。
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贩卖“学而优则仕”的黑货，妄想培养一批旧制度的卫道士，搞复辟倒退，阻挡历史前进。
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的教育事业不是培养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而是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
我们一定要破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和制度，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奋斗。

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还诬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讲“学文化”，这一类谬论也都渊源于孔丘的教育思想。
孔丘从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出发，提倡关门读书，闭门修养，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接触社会实际。
这种办学方式在汉代中期以后的儒家教育中得到进一步推行和发展。
从思孟学派的“养气”、“修身”到宋明理学的“穷理”、“心学”；
从董仲舒的“三年不窥园”到明清的“文墨世界”，儒生们成年累月钻进故纸堆，在那里摇头晃脑，只知背诵，不求甚解，结果成为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成为反动阶级的奴才、蠢才。
然而，这种极端反动腐朽的办学方式，却被刘少奇、林彪全盘继承。
刘少奇、林彪都鼓吹唯心主义修养经，猖狂反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引诱青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
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反对开门办学的奇谈怪论，恰恰是转弯抹角地鼓吹唯心论的修养经。
如果照此办理，教育势必走进死胡同，把学生“修养”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应声虫。
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是一个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发展前途的大问题。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教师、学生同工农相结合。
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
这套黑货，我们并不陌生。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就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孔丘及其门徒老早就提出过“以儒者为师”。
孔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这就是说，只有那些“温故”、“好古”，热心“复古”的人，才可以当教师，管教育。
战国时期，思孟学派明确规定了“以儒者为师”。
封建社会中、后期，又把“以儒者为师”和“以儒者为官”紧紧相联，使学校教育成为剥削阶级所把持的世袭领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党派了一些干部去领导学校，但由于刘少奇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学校仍然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
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入学校阵地，才打破了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然而，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做梦都想夺回失去的领导权。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
他们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同孔丘及儒家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说明孔丘及儒家的影响还严重存在，说明以孔孟之道为重要精神支柱的修正主义，仍然是我国的主要危险。

二十世纪初期，列宁为了批判俄国的马赫主义，曾经详细研究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的著作，从贝克莱那里查到了马赫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攻击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
今天，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继续批孔，继续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载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本报讯 基建工程兵某师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当中培养和选拔工程技术人员，有力地加强了部队建设，促进了施工生产任务的完成，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作出了贡献。

这个师担负着矿山建设和地质勘探任务，技术性比较强。
由于过去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技术人员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不能适应施工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
师党委联系这些教训，认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学习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使大家深刻认识到从工人中培养和选拔技术人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指战员们说：“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指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间选拔技术人员，是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技术队伍，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部队也应当从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中培养和选拔技术人员。”
在广大指战员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师党委把从战士当中培养和选拔技术人员，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培养。
除了选送一些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上大、中专学校外，师教导队担负了培养战士技术人员的任务；
各团坚持举办培养战士技术人员学习班；
让战士参加“三结合”技术小组和技术革新活动，以及采取老带新、新促老、互帮互学的岗位练兵等多种形式进行培养。
一九七二年以来，这个师从战士中培养和选拔了技术员、技师、安防员、地质采集员等技术人员五百一十一名，其中有二百五十九人仍在当战士，既参加劳动，又做技术工作。

在培养和选拔战士技术人员时，这个师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学习清华、北大、朝农和江西共大的教育革命经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把他们培养成觉悟高，技术精，又红又专，自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坚强战士。
一九七四年，师教导队在培训战士水文、地质采集员时，有的学员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对业务学习积极认真，而对政治不十分关心。
针对这种情况，教导队党支部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批判刘少奇、林彪宣扬的“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使他们树立了为革命学习技术的思想，处理好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技术。
认识提高了，方向明确了，学员们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积极批林批孔，坚持开荒种地和助民劳动。
在上业务课时，教员也注意结合教学内容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
例如，在讲地质学发展史时，结合讲地质工作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讲述当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地质勘探技术协定，妄图进行技术封锁时，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探明了许多矿产资源。
特别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地质工作迅速发展。
通过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育，使学员进一步认清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真面目，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理解，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学好技术。
在五个多月的培训时间里，学员们除了学技术业务外，普遍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十多篇毛主席著作，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发扬“抗大”精神，是这个师在培养技术人员中的显著特点。
这个师常年累月战斗在高山峡谷，生活艰苦，教学条件差。
但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发扬“抗大”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重重困难。
有的团在举办培训战士技术人员学习班时，学员们以杉树皮和茅草搭的窝棚作宿舍，露天上课，坐在小木板上听课，趴在床上做作业。
没有教材，学员和教师就自己编；
教学用具不足，就自己动手做。
几年来，他们自己编写通俗、易懂、实用的教材达四十八万多字。
仅地质专业统计，教师和学员一起采集教学岩矿标本二百二十多块，自制各种教学模型九个、图表五十一张。
这样做，既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又培养了学员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从战士当中培养和选拔的技术人员，自觉地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战备施工，大搞技术革新。
这个师的战士技术员，大部分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骨干和理论学习辅导员。
某团机修连电工技师文星仕，几年来，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十多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路线觉悟不断提高。
在工作中，他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一次，上级交给电工班安装十一万伏变电站的任务。
有的同志认为电工班技术低，设备差，只能维修电路，对完成安装十一万伏变电站信心不足。
文星仕便找同志们谈心，讲完成这项任务对加速战备施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并组织全班同志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批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提高了大家的觉悟，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技术水平低，就在实践中学，设备不足，就自己动手造。
全班同志团结奋战，在其他单位协助下，仅用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安装任务，并为国家节约了四万三千多元资金。
某团战士、地质采集员陈远东，长期坚持深入生产第一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研究，总结出了某断裂呈矿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对矿区的认识，促进了矿区的发展，并在科技会议上做学术报告，受到大家的好评。
某团三连勘探的地区，文化大革命前曾几进几出，可是，埋藏在地下的丰富矿产一直没有探明。
批林整风后，他们组成了以战士技术人员为主的调查组，对该区重新进行调查研究。
他们踏遍了方圆四十多里的近百个山头，绘编了三百多张图纸，通过分析对比，终于查明了这个地区的矿藏情况，仅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向国家提交了一个大型矿床，并节省勘探资金四十多万元。
某团过去坑道掘进时，一台风钻需要两个人操作，消耗体力大，效率低。
战士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可是一直没有解决。
去年成立了以战士技术人员为主体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仅用六十九天就设计、制造出了双机液压凿岩台车。
使用台车作业，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两台风钻，大大加快了打眼速度，节省了劳动力，减轻了劳动强度，深受大家欢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师的战士技术人员同广大干部战士一起，结合施工生产的实际，成功地进行了四百零三项技术革新，有力地推动了施工生产，年年提前完成任务。
干部战士称赞他们说：“战士技术人员和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大不一样，他们既是技术员，又是反修防修的战斗员，理论学习的辅导员，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宣传员。”
当前，这个师的干部战士，联系从战士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革命实践和胜利成果，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狠批否定教育革命“今不如昔”等奇谈怪论，回击右倾翻案风。
他们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齐海轩

“采用爆炸力学，一炮打出了山区搬山造田的新阶段。”
这是大寨采用定向爆破新技术搬山造田获得成功后，贫下中农的赞语，也是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开门办科研的有力回击。
现在，用这项新技术搬山造田，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广泛采用，比用小炮加推车提高效率二十多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用定向爆破新技术搬山造田，是大寨贫下中农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力学研究所爆破组协作搞成功的。
力学所的科研人员走出去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用这项新技术改造山河，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力学所刚成立的爆破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深入农业第一线，和贫下中农一起打眼放炮，改土翻地，积极为发展农业做出贡献。
随后，他们又参加了广东南水定向爆破筑坝的设计和科研观测工作，看到利用爆破技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重要作用，第一次在实践中锻炼培养了爆破设计的能力。

可是，后来爆破组被从工地召回大楼了。
这是科研工作上的一个倒退。
那是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在科技界鼓吹个人成名成家，反对科研人员深入火热的斗争实践，借“提高”为名，把爆破组从工地上召了回来，用资产阶级种种清规戒律对走出去和工农兵结合，实行开门办科研进行责难。
爆破组离开了火热的现场，脱离了工农，听不到工地上的爆破声，得不到第一手资料，整天被关在大楼里公式来，公式去，搞所谓“提高”，把爆破研究工作引入了死胡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毁了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科研人员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认识到，是为个人成名成家还是为人民服务，是关在大楼里冷冷清清搞“学院式”的研究，还是走出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科研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
他们决心走出去，重新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
爆破组的十二名科研人员先后参加了十九个省市近六十项爆破技术的设计和科研观测工作，其中有二十多项是国家重点工程。
在一些矿区，他们和工人相结合，先后进行了几百吨、几千吨到万吨级的矿山爆破，不仅促进了矿山建设的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发展了我国的爆破技术，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大寨贫下中农提出了用定向爆破技术搬山造田的设想，力学所爆破组的科研人员受到启发，立即奔赴大寨，和贫下中农一起设计，一起战斗，终于使定向爆破技术用于搬山造田获得成功，为爆破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开辟了新领域。
在这之后，他们又同大寨公社南垴大队、湖南省韶山、北京市平谷县、河北省滦平县等地的贫下中农一起，运用定向爆破技术移山造田，也都先后获得成功。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爆破组的科研人员回顾走过的战斗历程，激动地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要科研人员关起门来刮“业务台风”，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其目的是妄图篡改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科研人员变成精神贵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决不能走这条路。
我们站在虎头山上，置身韶山冲里，到处听到隆隆炮声，亲眼看到一个个山头被削平，一块块梯田在扩大，真正尝到开门办科研的甜头，体会到这是发展科研工作的一条金光大道。

科技人员从大楼里走出去，并不就是开门办科研的全部意义，重要的问题是看科技人员是否真正与工农兵相结合。
力学所的党组织和科研人员认为，科研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传统观念和狭隘偏见，批判知识私有和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必须使科研人员走出大楼，真心实意地同工农兵相结合，逐步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正如南垴贫下中农在搞定向爆破搬山造田时对他们说的：定向要先定准社会主义方向，搬山要先搬思想上的山。
为此，他们在开门办科研过程中，注意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不断明确政治方向，努力改造世界观。

在总结前段工作时，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坚持开门办科研，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无论是思想改造还是科学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但这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必须清醒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肃清，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必须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
爆破组的科研人员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白专道路，取消思想改造，否认当前科技界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
这一套完全是修正主义货色。
我们就是要同他们对着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更加自觉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进一步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在爆破力学的研究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开门办科研的一条所谓“理由”，据说是“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
这真是奇谈怪论！
什么是理论？
毛主席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也就是说，生产斗争的实践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源泉，也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
以往采用定向爆破技术，进行爆破设计，一定要求地形坡度陡，山高沟深。
北京力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遇到不少搬山造田工程的地形坡度比较平缓。
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反复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在缓坡地形条件布置药包的方法，使爆破效果有了改善，爆破结果堆积平整。
事实证明，和贫下中农一起搞搬山造田，不但不会“压了”理论，相反推动了爆破技术的发展，使爆破理论有了新的提高。

爆破技术已有几百年历史，爆破对象是千变万化的土层和岩石，尽管应用十分广泛，但爆破理论的研究一直很落后，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北京力学研究所爆破组的科研人员在开门办科研中，与工农兵相结合，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反复实践，攻克了爆破领域的一些难关。
通过几年来开门办科研，他们总结了我国多次定向爆破的实践经验，正在探索计算抛掷堆积的新方法；
在数百次爆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布药方案和药量计算方法，同时还为适合于土岩介质爆破的炸药新品种提出了研究方向。
在这些科研成果中，有些已在搬山造田的实践中广泛采用，获得了成功。

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总结，爆破组的科研人员进一步认识到，研究理论，就是找规律性的东西，而规律性的东西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总结出来。
没有定向爆破的实践，就不可能找出定向爆破抛掷堆积规律。
他们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胡说什么“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这句话我们真是似曾相识。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刘少奇一伙把我们从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召回大楼，使用的就是所谓“提高理论”这根大棒。
现在又有人拣起这根大棒，与刘少奇唱一个调子。
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
这说明走资派还在走，他们没有罢休。
大家说，革命的科研人员决不走回头路。
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革命，坚持开门办科研，用新的成就回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科技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新西兰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理查德·布赖恩·阿特金斯，今天下午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在场。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布雷迪等也在场。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电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判定和减轻地震危险的政府间会议，从二月十日到十九日在巴黎举行。
四十多个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在会上发言，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地震工作所取得的巨大发展。

中国代表还在会上介绍了辽宁省海城地区发生的七点三级地震预测、预报和预防的经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和重视。
许多代表说，这一经验改变了很多人认为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这一看法。

在会上表决关于建立判定和减轻地震危险的国际混合委员会时，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投票。
表决前，刘英勇团长在发言中指出，某些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联系的非政府性国际组织，至今没有执行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通以的有关决议，没有把与蒋介石集团有联系的团体或个人驱逐出去。
他强调，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允许这些非政府性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这一国际混合委员会。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武装干涉安哥拉，犯下了累累罪行。
从去年七月以来，苏联指挥一万多名雇佣军屠杀了十五万安哥拉人，并在安哥拉国土上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广大安哥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过去八个月中，苏联把大量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运进安哥拉，不断加剧由它一手直接挑起的安哥拉内战。
为了把罪恶的战火烧遍安哥拉土地，苏联建立了长达一万多公里的海上和空中补给线，日夜繁忙地向安哥拉运去一千多名苏联军事人员、一万多名古巴军队和价值几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为了大规模屠杀安哥拉人民，苏联把大批诸如T—54坦克和水陆两栖PT—76坦克、一二二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萨姆7导弹以及米格一21战斗机等武器运进安哥拉。
同时，苏联还把多艘军舰和船只开到安哥拉沿海，兴风作浪。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从陆上、空中和海上对安哥拉进行侵略扩张，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苏修是挑起安哥拉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安哥拉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在苏联军事人员的直接指挥下，苏联的雇佣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残暴地屠杀了十五万安哥拉人。
据法新社报道，去年十二月六日，苏联的雇佣军用一二二毫米火箭轰击安哥拉北部城市昂布里希，使大批居民死伤，城市变为废墟。
今年一月五日，苏联飞机轰炸安哥拉北部城市卡莫拿和内加吉，炸死了几千名居民。
一月二十七日，在安哥拉的卢佐以北七十二公里的布萨科，苏、古部队一次就屠杀了二百五十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其中包括老人和妇孺。
连苏联塔斯社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报道中也不得不供认：在安哥拉的中线三个城市（基巴拉、圣孔巴和谢拉）已“成为废墟”。

又据路透社报道，二月上旬以来，在苏联军事人员的指挥下，七千名雇佣军向安哥拉一个解放组织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
二月八日，仅对安哥拉中部城市万博一地，就出动了六千多名军队、二十架武装直升飞机、七十辆装甲车和坦克以及两架米格—21战斗机，使用了火箭和地对地导弹，造成大量居民死伤。

苏联不仅指挥雇佣军大规模屠杀安哥拉人民，还悍然出动军舰直接炮击安哥拉沿海城市。
它的双手沾满了安哥拉人民的鲜血。

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整个安哥拉国土遭到战争的浩劫。
这个总共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现在就有一百多万难民，他们被迫离乡背井，流落到安哥拉的一些邻国。
在葡萄牙殖民统治垮台后，当时流落在异乡的五十多万人回到了祖国。
今天，由于苏联的干涉和侵略，使更多的安哥拉人扶老携幼被迫离开刚获得独立的祖国，过着悲惨的生活。

苏联对安哥拉的疯狂侵略，使安哥拉全国经济陷于瘫痪。
港口、铁路、工厂等许多经济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顿，运输中断，粮食、日用品缺乏，广大安哥拉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安哥拉人民的强烈愤慨。
他们表示：“为了我们的自由和祖国，我们决心在丛林、高山和河谷坚持斗争，苏联侵略者必然遭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同样下场。”
这便是安哥拉人民对妄图取代老殖民主义、重新奴役安哥拉人民的苏联新殖民主义者的最好回答。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莫斯科消息：勃列日涅夫集团最近在乌克兰又撤换大批干部。
这是一九七二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清洗。

乌克兰族是苏联最大的一个非俄罗斯民族。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在乌克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遭到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反抗。
乌克兰人民曾经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抗议新沙皇的民族压迫。
乌克兰人民斗争的发展，使勃列日涅夫集团坐立不安。
他们一再怪罪乌克兰党政头目在“克服民族主义残余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本事”。
他们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解除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职务。
自那时以后，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断对乌克兰干部进行清洗。

去年七月举行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命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两位副主席都已更换；
部长会议副主席和部长、委员会主席中有十四人被撤换。
乌克兰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几乎都被撤换，许多州委书记和各级党组织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也被撤换。

今年二月十日到十三日举行的乌克兰党代表大会上，苏修当局又撤换了一批重要人物。
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书记卢塔克，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利钦科，政治局委员杰格佳廖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基辅州委第一书记齐布利科等都被撤换。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敢于反抗它的压迫和剥削的乌克兰人民多次实行大逮捕和镇压。
正象列宁指出的：“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只能引起愤怒。”
一九七二年秋，在乌克兰的最大工业城市之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就爆发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
一九七三年春，乌克兰大学生又一次借纪念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的机会举行了抗议新沙皇民族压迫的集会。
乌克兰人民还坚持出版地下刊物、散发传单揭露新沙皇。
乌克兰的一般干部对苏修当局的镇压也强烈不满。
《乌克兰真理报》去年十月三日刊载的一个报告不得不承认，一些工作人员“一再不执行所通过的决议”。
新沙皇对乌克兰人民加强镇压，只能激起乌克兰人民更激烈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