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1棉纺织厂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革命理论
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目前，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正在天津市第1棉纺织厂蓬勃兴起。
广大职工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抓住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进行了集中的有力的批判。
自从教育战线开展大辩论以来，天津市第1棉纺织厂广大职工就十分关心这场斗争。
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教育界、科技界的事，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他们说：
“我们工人阶级不能袖手旁观，要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在斗争中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青年工人们表示，一定要发扬当年红卫兵小将敢打敢冲的革命精神，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文化低的老工人动员孩子和自己一起搞批判。
有孩子的女工夜晚等孩子熟睡以后坚持写批判文章。
在几天的时间里，全厂就写了上千篇批判文章和大字报，开了十五次批判会。
斗争一开始，工人们就抓住“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批判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
什么是各项工作的纲？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靠什么？
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斗争经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他们说，毛主席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曾多次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纲。
但历次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为了向无产阶级进攻，都竭力抹煞这一点。
刘少奇在1956年就胡说什么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极力否定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1970年，林彪死党陈伯达又窜到天津，贩卖林彪的“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谬论。
在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我们棉纺一厂一度出现了只抓指标、不看路线的倾向。
结果，理论学习被冲击了，正在进行的整党工作停顿了，一时造成思想混乱，棉纱成批地出次品。
1971年和1972年，职工们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刹住了这股歪风。
1973年，全厂又对唯生产力论开展了三次大批判，坚持以纲带目，狠抓阶级斗争，结果，在没有增加人员、设备的情况下，全厂提前十七天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总产值比1972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七三。
1974年，职工们四次批判“克己复礼”，掀起了四次生产高潮。
当时，这个厂二万六千平方米的厂房大修，全厂拆掉了三分之二的织布机，结果，不但没有减产，还比计划多织了二万六千多米棉布，提前三十五天完成了全年计划。
去年夏季前后，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所谓“三项指示为纲”，说什么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等等。
当时，这个厂的党委顶住了这股歪风，组织全厂职工开展了以“企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为题的大讨论。
通过讨论，全厂统一了认识。
他们认识到，企业的主要矛盾不是什么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
于是，他们抓紧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提高了思想认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
全厂职工接连攻克了生产上的四个难关，使去年的生产比1974年又有了较大的增长。
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作，这个厂连续三年，年年、季季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被评为天津市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历史的经验使广大职工认识到，工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路线问题。
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唯生产力论，企业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才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宣扬什么刮“经济台风”，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赵培才说：
“他们要刮的‘经济台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如果资本主义复辟，连工厂都成了资本家的。
我们千万不能埋头生产，不管路线！”
为了进一步认清右倾翻案风的反动实质，天津市棉纺一厂党委举办了各级干部和工人理论骨干的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教导。
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在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他们上台以后，老调重弹，继续坚持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这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事实证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
对此，决不能丧失警惕。
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个工厂在举办理论骨干和基层干部学习班的同时，组织全厂五百多个班组掀起了学习高潮。
他们组织职工们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有关章节，帮助大家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
广大工人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分析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折中主义手法。
老工人赵玉敏说，毛主席教导我们：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故意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平列起来，其目的就是为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工人学了马列主义，眼睛雪亮，他们的这套鬼把戏骗不了我们！
天津市第1棉纺织厂党委十分重视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
工厂党委第1书记亲自抓，并由四个党委常委分工负责。
党委还把宣传科、工会、共青团等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场斗争的机构。
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前列，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写批判稿，带头发言。
全厂职工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
同时，厂党委在斗争中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把这场斗争作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厂出现了运动不断深入、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新华社记者

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访问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到达北京
华国锋代总理、姚连蔚副委员长等和首都群众三百多人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今天晚上乘专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长乔冠华，卫生部长刘湘屏，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新华通讯社社长朱穆之，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玉芳，有关方面负责人章含之、朱霖、林平、唐闻生、傅顺和，以及各界访美人士和首都群众共三百五十多人。
尼克松先生在任职美国总统期间，曾于1972年02月偕夫人对我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今天正是他和他的夫人四年前第1次访华到达北京的日子。
当他们走下飞机时，在舷梯旁受到华国锋代总理、姚连蔚副委员长等的热烈欢迎。
宾主握手以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等走向欢迎队伍，向鼓掌欢迎的群众致意。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塞耶和先期到达北京的尼克松先生的随行人员。
我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专程前往美国洛杉矶迎接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并陪同他们到达北京。
（附图片）
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02月21日乘专机到达北京。
华国锋代总理、姚连蔚副委员长等，以及各界访美人士和首都群众三百多人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中共北京市委、市革委会举行大会
热烈欢送应届大学毕业生奔赴农村边疆
即将奔赴农村和青藏高原等地区的四百六十六名工农兵学员，满怀战斗豪情，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边疆，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举行大会，热烈欢送到农村和青藏高原等边疆地区的四百六十六名应届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
这些工农兵学员满怀战斗豪情，决心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扎根边疆，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欢送大会的会场上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四百多名整装待发的工农兵学员，胸前戴着光荣花，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
参加欢送大会的两千多名代表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些工农兵学员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第2医学院、北京化工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
他们通过三年来的学习，不仅学到了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积极参加学校的教育革命，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毕业前夕，他们投入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在这场斗争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带头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纷纷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全市各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热烈响应，也都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到边疆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全市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有三十二名到农村去当农民，有四百三十四名到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参加边疆建设。
来自延安革命老根据地的新一代李红耘是清华大学第1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年多教师工作，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她提出要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坚决要求回延安当农民。
她前后向领导写了八次申请，校党委批准了她的要求。
李红耘怀着激动的心情表示，一定要踏着革命前辈的脚印，为建设延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北京工业大学土建系应届毕业生郑淑霞，原是北京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1972年由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推荐来上大学，这次毕业准备分配她留校。
郑淑霞满怀着革命豪情，要求仍旧回到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回到祖国的反修前哨。
校党委批准了她的要求，她兴高采烈，写了决心书，戴上了在生产建设部队的皮帽子，正在整装待发。
在欢送大会上，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冯建立，代表奔赴农村边疆的工农兵学员在大会上首先讲话。
他原是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的农垦战士，这次被批准到西藏去当农民。
这个青年的豪情壮志，受到了人们的热情赞扬，最近他收到了数百封祝贺信和电报。
他的父母送给了他一套修鞋工具，原单位党委送给他一副制砖用的模具，还有许多同志和亲友送给他北大荒的大豆和稻种、菜籽，让他带到西藏，使这些良种在“世界屋脊”上开花结果。
大家希望他也象种子一样，在风雪高原上扎根、成长，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在欢送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们工农兵学员深深懂得，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光荣权利。
现在我们大学毕业了，我们想的不是个人在那个工作岗位，我们想的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反修防修的历史重任，想的是怎样接过革命前辈手中的红旗，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指引我们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回到工农中去；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我们提高了觉悟，要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就要奔赴农村和边疆，不管是走到那里，都要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在一起，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争到底。
他说，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将面临着阶级敌人的挑战，传统观念的阻挠，艰苦生活的考验。
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旧的传统观念斗，不论征途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将百折不回，一往无前。
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党支部副书记王德新，代表北京市大专院校在校师生员工在大会上讲话。
他热烈赞扬应届毕业学员立志到农村和边疆去的革命行动，指出这是对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深刻批判，是对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教育制度的宣战，是对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有力回击。
他说，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和诬蔑工农兵学员质量低。
千百年来，教育史上，那一朝那一代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大学生？
没有，也不可能有。
而现在，我们的工农兵学员，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誓作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两条路线，两种教育，两种结果，今昔对比，何等鲜明！
他说，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大批工农兵学员到农村和边疆的革命行动，对我们在校师生员工是一次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实行开门办学，半工半读，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市卫生局革命干部黄振欧，在七年前曾支持自己的孩子黄谭到吉林省插队落户，黄谭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建筑系学习了三年，毕业时，他又要求到青藏高原去支援边疆建设。
黄振欧同志召开了家庭会，进行忆苦思甜，一家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黄谭的革命行动。
今天，他代表革命家长在会上说，孩子能上大学完全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结果，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革命的后代，要接革命的班。
过去，是党和毛主席指引我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今后，革命的路还很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孩子要去边疆，说明他们有志气，决心当好革命接班人。
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代表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和全市革命人民向即将奔赴农村边疆的工农兵学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当前，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今天工农兵大学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毕业后自愿到农村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自觉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勇敢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你们的革命行动，就是一份高质量的毕业答卷，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我代表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他在讲话中希望工农兵学员无论到那里，干那一行，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做一名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士；
希望他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希望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团结战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从孔老二的“牛车”说起
江苏省宿迁中学　苏辉
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刚过不久，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小撮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为了阻挡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
1927年初，“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香港作的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大声怒斥胡适一伙是“生在现今的时代”，坚持要坐孔老二“牛车”的人。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尽管孔老二的“牛车”翻了一次又一次，却还是有人要坐它。
如今，“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祖国大地，“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按捺不住，跳了出来，大发奇谈怪论：
什么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不讲学文化”啦，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啦，什么“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学校啦，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总是没有解决好”，“就是要扭”啦，等等。
他们总想把人们“扭”到复辟的“老牛破车”上。
在中国奴隶社会日益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兴起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孔老二坐着一辆破牛车，颠颠簸簸，周游列国，到处鼓吹“复礼”，结果，“周礼”没有“复”成，破车也和主人一起进入了坟墓。
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风暴席卷全国。
胡适一伙又唱着“整理国故”的“老调子”爬上复旧的破车，“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去。
结果，革命风暴没有挡住，胡适一伙却被风暴卷得人仰车翻了。
既然有了“前车之鉴”，现在，为什么仍然有人要坐“牛车”呢？
一点也不奇怪，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复旧的“牛车”过去有人要坐，现在有人要坐，将来还会有人要坐。
要坐“牛车”的是何许人也？
他们居心何在？
鲁迅先生分析得好：
他们大抵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
不是吗，那些大发右倾翻案风奇谈怪论的人，不都是以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心的吗？
他们当然不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他们妄图把教育再“扭”回到“专图”资产阶级“便利”的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让学校重新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前景又怎么样？
元朝马致远的几句散曲在这里倒很适用：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如果把其中的“瘦马”换成“破车”，岂不就是一幅绝妙的写照吗？
看：
坐着一辆破牛车，依着萧萧西风，沿着崎岖古道，哼着挽歌似的“老调子”，颠颠簸簸，向着没有出路的西山而去。
难怪他们看到乘东风，迎朝阳，沿着金光大道风驰电掣的列车，要瞠目惊呼了。
其实，被资产者视为怪物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新事物。
从这些新事物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
社会主义时代，一切革命新生事物之“新”也就新在这里。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执意要夜色孤行，当然无法看到这一曙光，迎接他们的只能是黑暗。
历史的规律已经无情地宣布：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凡坚持走老路的一定失败。
腐朽事物终究要被新生事物所代替。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发展新生事物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梁效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资产阶级法权当做他们的命根子，拚命保护；
把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
在他们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特别猛烈的一股风，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攻击，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的攻击。
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弄清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源源涌现出来，有如烂熳山花，开遍祖国的各个角落。
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
它们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和限制，在不同的阶级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
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呼，满腔热情地支持。
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一见到新生事物破土而出，就象看见洪水猛兽一样惊呼狂叫起来，千方百计地摧残。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攻击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到底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应当支持还是应当反对？
这是一场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原则争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它“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另一方面，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蓬勃生长，它从各个方面冲击和限制着资产阶级法权，荡涤着旧社会的“痕迹”。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新生力量同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不会停止，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社会变革不会停止。
大力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任务。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极为重要。
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吸收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革命措施，是保证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带根本性的大事。
10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就曾指出：
“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怎样组织竞赛？
》）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他们大多来自基层，来自工农兵，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富有革命朝气，善于联系群众。
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后，“当官不象官”，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手上的厚茧不退。
许多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做到了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培养新干部。
这些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深刻批判，是对剥削阶级“上尊下卑”、“官贵民贱”的等级制度的否定。
遵照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广大干部分期分批进“五·七”干校，共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用汗水洗刷旧思想的灰尘，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和举办“五·七”干校，等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广大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使国家管理人员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使领导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手中，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于青年干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对于吸收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对于“五·七”干校，等等，都极为不满。
他们千方百计要维护论资排辈的等级制度，制造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新生力量。
他们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看作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
他们反对从各方面对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为了夺取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权。
对他们这种复辟倒退、反攻倒算的言行，我们怎能不坚决反击！
为了使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必须坚持开展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努力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里，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使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肆泛滥。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反动的孔孟之道，同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结合在一起，严重腐蚀着人们的灵魂。
在这种妖风的毒害之下，有些人把文化知识、文艺创作、医疗技术等等看成是向人民索取高价的商品，追求什么“三名”、“三高”，追求什么“专家”、“权威”的头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堕落成新资产阶级分子。
广大工农群众则被拒之于文化教育阵地的大门之外。
文艺领域成为修正主义毒草丛生的场所，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摇篮”，卫生部门只是为城市少数人服务。
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它以疾风暴雨之势猛烈冲刷了封、资、修的污泥浊水，使这些领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不仅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昂首阔步地登上文艺舞台，而且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伟大教导，深入工厂、农村、连队，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演革命戏，做革命人”。
工农群众的业余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开展，从户县的农民画，到小靳庄的赛诗会，工农兵文艺的朵朵鲜花放出夺目光彩。
文艺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普及，促进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冲击了文艺领域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斗、批、改；
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学几年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学校实行开门办学，使教育同沸腾的社会联系起来；
广大教师同学员一起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自觉要求到农村，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誓做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辽宁朝阳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大寨学校的先进经验，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些新生事物的蓬勃生长，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通过各种试验，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打破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劳动人民获得了受教育的优先权，并把教育事业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学校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逐步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它拆毁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设置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阶梯，使学校不再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它推动广大知识分子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转变旧思想，决心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战士；
它深刻批判了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所鼓吹的“上智下愚”、“知识私有”、“智育第1”、“天才教育”、轻视工农、鄙弃体力劳动等反动观点，深刻批判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尊儒反法思想和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宣布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这种崭新的教育制度必将成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并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深入农村，开展巡回医疗；
赤脚医生象雨后的春苗一样茁壮成长；
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和发展。
这就使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逐步地移到农村，开始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
卫生革命从根本上批判了医务界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旧医疗作风，使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得到发扬。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革命的样板戏和宣扬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新影片，对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对于卫生革命和赤脚医生对党内走资派进行的斗争，等等，也都极为不满。
他们攻击这些领域里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极‘左’”，总想为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教育路线、卫生路线翻案。
对他们这种复辟倒退、反攻倒算的言行，我们难道可以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广大干部和工农商学兵走“五·七”道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及文艺、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的革命措施。
在这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场革命运动，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
它进一步密切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血肉联系。
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思想感情上缩小了同劳动人民的差距，他们把文化知识带到农村，帮助贫下中农学理论，学文化，和社员一起大搞农业科学实验，这样就促进了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
知识青年迎着斗争的风雨到农村安家落户，是向旧的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宣战，它标志着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又能劳动的一代新人正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标志着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总想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扩大三大差别。
他们想要保持自己的特权，甚至想要使之成为世袭的特权。
他们所谓“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就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为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培养接班人。
广大青年决不会上他们的当。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要靠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毛主席指出：
“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工农干部读书班层层举办，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一支宏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迅速发展起来，在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这些新生事物的成长，对于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实际上却在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
事实说明，他们说的“三项指示为纲”只不过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使他们害怕极了，才想出这个折中主义的花招来进行对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深入更有力地批判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使人们不断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如春潮澎湃，群众性的科研活动蓬勃发展，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硕果累累。
我国各条战线正在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阳光照耀下诞生、成长的。
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
高路入云端。
新生事物的成长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把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社会变革，总要激起反动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抗。
反对还是支持新生事物的斗争，实质上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疯狂攻击和反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
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失去了政权和生产资料以后，便拚命抓住资产阶级法权不放，把它作为搞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企图通过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来发展资本主义。
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看到了自己末日的来临，因此必然对它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仇视。
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斗争同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以来，在我党经历的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一类都疯狂反对和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正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行了全面的恶毒攻击。
他们为了反对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推行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公然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喊：
“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
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到处讲话，到处放毒，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这种阶级斗争的严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深思吗？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
他们所说的“实际”，说穿了，不过是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岂止要“脱离”，而且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把它铲除。
反对同它脱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说我们“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这种谣言和诡辩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刘少奇、彭德怀一伙不就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吗？
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不过是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
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是，虽然经过了一次文化大革命，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仍然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搞资本主义。
在他们看来，只有回到修正主义老路，把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群众批判过的那些修正主义货色重新搬出来，才叫“不脱离实际”。
对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言行，我们必须予以迎头痛击！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形而上学”。
其实，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才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他们反对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否认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他们眼里，资产阶级法权就象孔老二所说的那个“礼”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列宁早就说过：
“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这不正是对他们那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吗！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的腐朽事物，取而代之。
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扶植革命的新生事物，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让资产阶级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旋转乾坤的巨手必将把整个旧世界翻转过来，使共产主义的光辉普照全球。
试看天地翻覆！

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三室党支部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非常明确地把“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作为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最重要的政治标准之一。
用这一条政治标准，鉴别一下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就不难看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放出的种种奇谈怪论就是毒草。
他们公开宣扬要由“科技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
‘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在贩卖“专家治所”的修正主义谬论，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定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
而为了否定党的领导，他们又总是别有用心地把懂不懂业务作为能不能掌握领导权的唯一标准。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曾疯狂叫嚣：
“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科学研究“不要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并且大肆鼓吹“科学自由”——“自由选题”、“自由结合”，等等，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让他们来把持领导大权。
右派分子的这些无耻谰言，早已受到广大群众的批判。
现在，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所鼓吹的，不正是这类破烂货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能够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决定了党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地位。
党领导一切，包括一切领域、一切部门，科技界当然也不例外。
解放前，科技阵地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剥削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极力在科技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很深。
科技界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虽然绝大部分科技人员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与工农的结合中，还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要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还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改造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科研单位，要建立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只有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使科研工作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向前发展。
如果脱离或削弱党的领导，就会造成严重恶果。
在这方面，科技界是有极其深刻的教训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不少科研单位搞什么“专家治所”，科研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诸如科研方向、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甚至科研人员的使用、调配、提拔，都由几个所谓“第一流”的“权威”决定，党委书记无权过问。
结果呢？
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知识私有、技术至上、关门办所、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严重泛滥。
许多科研人员走上个人奋斗，追求成名成家的邪路。
科研工作偏离了正确方向，不仅成果不多，而且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刷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科研单位，进入上层建筑，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科技战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拿我们所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有工宣队参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在所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带领科研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很多科研人员下厂、下乡，实行开门办科研，不仅和工农群众一起解决了一些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工农感情，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
在党的领导下，几年来，我所不仅在肿瘤研究，固相酶的推广和应用，多肽激素的研制和应用，以及一些促使农业增产的课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基础上，同兄弟单位协作，完成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进而研究胰岛素结构功能关系，在生命起源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这有力地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推动科研工作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跳出来反对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回击，牢固地占领科技阵地，使科研单位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坚持开门办科研，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这是科研人员和广内合金厂的工人、干部一起研究氢气供气站的安全措施。
　新华社记者摄

工农兵就是要占领科研阵地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　曲异彩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科技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涌现出许多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工农兵参加科研工作，占领科研阵地，就是其中的一件。
对这一新生事物，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无不拍手叫好。
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横加指责，百般反对，说什么“从工农兵中选拔科研人员的提法有一定的危险性”，“搞规划，选拔人员，都由工农兵参加，有点危险”。
与此同时，他们又鼓吹选拔“有权威的，为科技界公认的”“第一流的”人担任所长、主任。
请看，他们的阶级路线是何等分明！
他们依靠谁，反对谁，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说话，不是一目了然吗？
从工农兵中选拔科研人员有什么“危险性”呢？
奇谈怪论说：
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搞不了科研。
一般说来，工农兵文化水平是比较低些，他们搞科研，当然需要提高文化水平。
但是，工农兵能不能搞科研，是否就取决于文化水平呢？
不！
这首先要看科研单位的领导执行什么政治路线。
我是科技战线的一名新兵，去年01月由部队来到化学物理研究所。
我进研究所不久，就听到有人说：
“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没有两下子是不行的。”
当时，我曾考虑过工农兵科技人员，究竟靠什么才能在科技战线站住脚的问题。
在党支部的帮助下，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才有了明确的认识。
党支部的同志曾给我谈过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迫害工农兵的情况。
那时，这个研究所来过几批复员军人。
他们工作热情很高，也肯钻研，许多同志也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
但是，没有多久，这些同志都被赶出了研究所。
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恶狠狠地说：
“复员军人搞科研，这是老黄牛进了瓷器店。”
看，他们对工农兵是多么歧视！
这活生生的事实使我认识到，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工农兵就踏不进科研单位的大门，就是进来了，不被腐蚀掉，也会被赶出去。
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又摆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架势，攻击我们“文化水平太低”，搞科研“危险”，其目的就是把工农兵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由他们永远把持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实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这个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工农兵要想在科技战线站住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科技战线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工农兵文化水平低，是不是就搞不了科研呢？
事实已作了否定的回答。
就说我吧，文化水平很低，从来没有学过化工，专业知识基础更差。
这在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看来，当然不是搞科研的料。
可是，党组织却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支持我，鼓励我；
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欢迎我，帮助我，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尽管在搞科研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一想起无产阶级在科技领域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重任，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初步学会了催化剂研制、筛选和工艺评价。
接着，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一步研究了新的催化剂。
毛主席说：
“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研制成一种新的催化剂，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实践使我体会到，科学研究并不神秘，我们工农兵完全可以在实践中逐步掌握它，并做出成绩。
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故弄玄虚，把科研吹得神乎其神，是为了吓唬人，为了他们长期独霸科研阵地。
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我们不仅能够砸碎旧世界，而且完全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叫嚷工农兵参加科研工作“危险”的另一条理由是，工农兵“进来了，出不去”。
这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他们的真正目的。
原来，他们害怕的不是我们不能搞科研，而是怕我们占领了科研阵地“出不去”。
我们告诉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们，你们这次算说对了，我们工农兵从踏进科技战线的那天起，就没打算出去，进来了，就永远不走了。
我们已下定决心，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把科技领域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涤荡干净。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让那些咒骂工农兵的资产阶级老爷们发抖吧！

科技人员一定要同工农相结合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研究所大批判组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科研路线指引下，开门办科研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可是，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抛出了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奇谈怪论，妄图扼杀这一新生事物，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招魂，以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开门办科研好，还是关门办科研好？
我们的实践证明，开门办所，科研结硕果。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干扰、破坏下，一些科技人员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搞来搞去，成果不大。
我们所从建所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时间，只定型了广西65型插秧机和广西红河水田犁两种农机具。
这两种农机具，还是科技人员冲破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条条框框，下楼出所，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才搞成功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实行开门办科研，走出去，请进来，把专业研究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不到十年时间，就有十九项课题研制成功或基本成功，已经大批生产的共十二项二十七种。
这些农机具，已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
如甘蔗中耕培土机，每人每天单机培土十多亩，工效比人工提高五十多倍，劳动强度大为减轻，劳动条件大为改善。
蔗农称之为“解放机”、“幸福机”。
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开门办科研“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用心何其毒也！
开门办所，不断洗刷科技人员的唯心精神，促使他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过去，有些“权威”断言：
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割幅的极限是一点六米，动力拔秧机的拔秧转速极限是每分钟三十转，超过了这两个极限，收割机和拔秧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不能保证作业质量。
在开门办科研过程中，科技人员与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经过反复试验，打破了这两个“极限”，把收割机的割幅增加到二点二米，拔秧机的转速提高到每分钟三十五转。
结果，机器照样能正常工作，作业质量良好，而工效却大大提高。
这件事说明，开门办科研不仅没有“压”了理论，相反，通过反复实践，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这不正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吗？
开门办所，促进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大众知识化。
文化大革命以来，科技人员下厂、下乡，参加劳动，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活作风、思想感情、劳动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成为深受工农欢迎的知识分子。
收割机试验组到农村搞试验，进村后第1课，是请老贫农讲家史、村史，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这激发了试验人员的阶级感情。
全组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
过去，科技人员管设计、画图，工人管做工，分工如分家。
有些科技人员“理论有一套，实际不对号”，设计的零件，往往不符合实际，返工现象屡见不鲜。
现在，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在一起，互教互学，取长补短。
科技人员增长了实际知识，有的还能顶班劳动。
许多工人师傅能画图，能进行设计计算，成为一专多能的科研骨干。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开门办科研的正确方向，反对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就是要扩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科技人员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坚定地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

科研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河北省电子研究所党支部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宣扬业务、政治、行政“三大部门”“共同目标就是把科研搞上去”，“什么行政工作、政治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转”。
在他们看来，“把科研搞上去”就是科技界一切工作的纲了。
这是在一个部门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活标本，也是这个修正主义纲领造成的危害的一个典型事例。
毛主席指出：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就科技战线来说，阶级斗争同“把科研搞上去”的关系，只能是纲和目的关系。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学着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调子，采取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折中主义手法，硬是将“把科研搞上去”提到“纲”的地位，要求各项工作“围绕着这个转”，其目的不也是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科技战线不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科研工作就不可能搞好，即使一时搞上去了，也会走到邪路上去。
从我们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凡是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工作就顺利，科研成果就显著；
反之，科研工作就停止不前。
在建所问题上，是贪大求洋，建好所再搞科研，还是因陋就简，边建所边搞科研，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批判了向国家伸手要钱、要人、要设备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坚持了艰苦创业、勤俭办科研的方向。
在建所过程中，大家急农业之所急，深入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调查研究，向工人阶级学习。
不到两年时间，就和工人同志一起，研制成了“轴瓦自动测量分选仪”和“气门摆差、杆径自动测量分选仪”，使这两种产品实现了检验自动化。
1974年，我们参加了清钢并联合机上自调匀称系统的研制工作。
这一项目过去已搞过一段时间，由于受洋框框束缚等原因，进展很缓慢。
阶级敌人乘机跳出来进行破坏捣乱。
我们深深感到，科技战线并不平静，科研的现场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和工人同志一起，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了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以及“知识私有”等错误思想，出现了群策群力、敢想敢干的新气象。
经过反复实验，打破了洋框框，合理地解决了闭环控制的技术关键问题，终于在高速并条机上实现了自调匀称，为改革纺织工艺做出了贡献。
我们建所以后，不少工厂企业找上门来，要求协助解决生产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当时，有的同志认为，研究所应当搞研究，到厂里搞技术革新，搞不出啥名堂，既没有名又没有利（指没有实验费）。
我们顶住了这股关门搞科研的歪风，组织大家批判了名利思想和“科研工作高人一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坚持开门办科研，先后为显像管厂做了七台设备，为一些厂矿做了电视图像信号发生器。
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单位的科研工作，并努力做到包做、包教、包修，受到了当地厂矿企业的欢迎。
事实证明，要搞好科研工作，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以“把科研搞上去”为名，麻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阻碍社会主义科研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对他们散布的奇谈怪论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展开深入的批判。

乔冠华部长会见墨西哥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上午会见了墨西哥合众国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奥马尔·马丁内斯·莱戈雷塔，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马丁内斯大使是02月19日到达北京的。

商业战线上的一个新事物
——山东省潍坊市兴办代购、代销、代营店的调查
到了山东省潍坊市，到处看到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商业繁荣兴旺。
在国营商业网点分布较少的新兴工厂区、居民区以及偏远地段，人们会看到许多挂着代购、代销、代营店牌子的小商店，有销售百货、副食、蔬菜等商品的代销店，有经营饮食业的代营店，有收购废旧物资的代购店，通常称为“三代店”。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商业战线涌现出来的新事物。
这些“三代店”是专为国营商业代购、代销部分商品，经营部分业务，在国营商业领导支持下，由工厂、机关和街道群众兴办起来的。
它们的资金由国家拨给，经营的商品全由国家分配，执行统一的价格。
这些“三代店”规模较小，经营专一，布点分散，机动灵活，不仅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商业网点的一个途径，也是党在城市组织街道居民走“五·七”道路，组织好人民经济生活，加强街道革命化建设的组成部分。
多快好省发展商业网点的一个途径
山东潍坊是个小城市。
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1975年的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初期增长八十多倍，人口由解放前的八万增加到二十四万。
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队伍的扩大，人民生活的改善，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商业服务网点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1972年，潍坊市委计划增设一批商店。
这批商店如果单纯依靠国家办，就要增加很多职工，增加大量基建投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市委决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有计划地积极新建国营商店，一方面大力组织街道群众兴办“三代店”。
结果，没有增加多少国家职工，没有用多少基建投资，就实现了扩大商业网点的计划。
从1972年到1975年底，全市已先后办起了“三代店”四百多处，服务人员发展到一千多人。
由于“三代店”的发展，全市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三代店”为补充的商业服务网。
实践证明，发动街道群众自力更生办“三代店”，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商业服务网点的一个途径。
“三代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街道党组织和国营商业部门领导下，依靠群众兴办的“三代店”一产生，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很大的优越性。
一是有利于支持生产，方便群众。
“三代店”大都设在新发展的居民区、工矿区以及偏远地段，经营的商品和服务项目，都是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
百货代销店，经营的是小百货、小文具、小针织等小商品；
副食代销店，经营的是油盐酱醋或烟酒糖茶；
饮食代营店，大都是经营专一品种，如水饺、火烧，或油条、馄饨等。
一店品种单一，全市丰富多样。
营业时间一般都是早开门，晚关门，有的昼夜服务，服务方式灵活，很受群众欢迎。
二是有利于合理分配商品。
“三代店”的服务人员都是当街的居民，对本街的人口变动、老弱病残、婚丧嫁娶等情况，都心中有数，在街道党委的领导和居民民主管理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可以更合理地根据需要销售商品。
三是有利于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市场阵地，抵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办起蔬菜代销店后，服务人员把自己的岗位作为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采取早开门，晚关门，增加经营品种等多种方法，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占领了市场阵地。
四是有利于组织街道群众走“五·七”道路，加强城市街道的革命化建设。
“三代店”的服务人员，绝大部分是家庭妇女。
参加“三代店”工作之后，她们组织起来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1975年，潍坊市“三代店”的服务人员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有一百七十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七。
办好“三代店”的几点经验
几年来，潍坊市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带目，加强对“三代店”的领导，使“三代店”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巩固提高。
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第1，注意不断解决各级领导对“三代店”的认识，使这一新事物在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不断发展。
当1972年刚开始办“三代店”时，有些领导干部有怕麻烦的思想，有的认为是商业部门的事，与己无关，不想去办。
市委及时组织各级党委领导成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把办好“三代店”提到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克服了与己无关和怕麻烦的思想，很快办起了一批“三代店”。
1974年，当社会上有些人抓住枝节问题，对“三代店”吹冷风时，市委毫不动摇，在对全市的“三代店”进行全面调查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热情肯定了“三代店”，并指出对新事物，不应抓住个别现象评头品足，百般挑剔。
思想明确以后，市委对“三代店”从思想、组织、管理等方面加强领导，使“三代店”进一步巩固。
1975年，市委又专门召开了常委会，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针，讨论研究了“三代店”的问题。
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回顾总结了三年多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到，街道是城市的基层，是生产的后方，是阶级斗争的阵地。
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
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组织街道居民走“五·七”道路，办起“三代店”和其它街道服务事业，就有利于无产阶级去占领街道阵地，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建设，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第2，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店，依靠群众管店。
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的教导，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克服办店中的困难。
“三代店”建立之后，潍坊市依靠群众加强了监督，在街道普遍成立了“‘三代店’民主管理监督小组”，从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方向等方面进行监督。
第3，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管理，不断巩固提高。
潍坊市对“三代店”坚持边发展、边巩固，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原则。
首先抓了思想教育，通过政治夜校、学习班、忆苦思甜报告会等，组织服务人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批判“服务低贱”、“利润挂帅”、“男尊女卑”等谬论，提高广大服务人员的思想认识。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个“三代店”都建立了学习、考勤、财产管理、费用开支等制度，普遍实行了“四定”（定品种、定计划、定营业时间、定责任制）和“四不准”（不准赊销、不准挪用公款、不准搞自营和其他业务、不准走后门），进一步端正“三代店”的经营方向。
与此同时，市委还注意认真抓好收益分配政策，本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做到国家不减少利润，街道略有积累，服务人员有合理报酬，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为了进一步办好“三代店”，市委还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常委分任正副组长的城市商业服务网点领导小组，各城市公社和商业系统也都有一名书记或副书记挂帅，一名常委专门抓，并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管理“三代店”，使“三代店”的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办好“三代店”涉及到许多部门的工作，有些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
这些问题市委都积极研究，注意发挥部门作用，组织有关部门协同解决。
此外，市委还多次召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推广办好“三代店”的经验，使这一新事物不断巩固、发展。
商业部调查组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图为广东省南海县大沥公社联滘大队农机服务站农机人员在保养、维修农机具。
本报通讯员摄

坚持店队挂钩　建立支农基地
河南省项城县商业部门推广店队挂钩、建立支农基地的经验，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店队挂钩、建立支农基地是首先从这个县的烟酒公司第一门市部开始实行的。
这个门市部的职工深入批判“业务第1”、“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货色，在坚持走出柜台、送货下乡的基础上，又采取与生产队挂钩、建立支农基地的办法，积极支援农业生产，为农业学大寨运动贡献力量。
他们与城郊公社张营大队第4生产队挂钩后，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派出职工到挂钩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二、调查群众对商品的需求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商品供应；
三、利用营业空隙到挂钩队参加义务劳动，和群众一起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同时还不断把挂钩队的老贫农请到商店来，对商店的经营管理提出改进意见。
烟酒公司及时推广了这个门市部的经验。
三年来，他们坚持支援农业，改进经营作风，购销任务也完成得好，成为项城县商业系统的一个先进单位。
烟酒公司支援农业的先进经验，推动了项城县商业工作。
广大商业职工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争做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尖兵。
县商业局各个公司、商店和经营处，普遍确定了挂钩队，积极帮助社队发展多种经营，为市场提供货源，为农业生产积累资金。

子弟兵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
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驻富县支农工作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当地人民群众一道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加快陕北地区普及大寨县的步伐，作出积极的贡献。
这个支农工作队是1973年09月成立的。
他们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结合抓民兵工作，长期在富县定点帮助农村社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们到农村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帮助所在社队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驻茶坊公社吉子湾大队工作队的同志，针对有些人散布什么“吉子湾一条龙，没有地主和富农，既无专政对象，也无阶级斗争”的论调，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摆了本大队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及危害，使大家认识到防止资本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高了社员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平时只要资本主义歪风一抬头，社员们就在政治夜校结合学习进行批判，打击了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大长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正气。
与此同时，他们还协助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批判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树立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
两年多来，他们同广大社员一道，平整土地三千三百多亩，新修水渠两万九千多米，新修水库、水坝三十多座，为普及大寨县，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把企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
湖南动力机厂党委自觉地把企业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十分注意结合企业阶级斗争实际，对广大职工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他们每次结合生产计划的下达，进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教育；
结合到农村插秧、收割和修理农机具进行为农业服务的教育；
结合年终总结，树立标兵，表彰先进，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使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越来越牢固，支农工作越做越扎实。
厂党委为了给农村社队生产又多又好的柴油机，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小组，深入全省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还在长沙县的一个公社专门建立了产品试用的基点，虚心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
他们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出厂的产品做到包修、包换。
他们还发动群众、围绕质量问题开展技术革新。
针对湖南农村的特点，对柴油机从设计到制造，从主机到配件进行了七次大的改革。
使每台柴油机重量减轻，成本下降，启动性能有了改善。

新西兰新任驻中国大使
向朱德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新西兰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理查德·布赖恩·阿特金斯，今天下午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在场。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布雷迪等也在场。

“铁龙”千里支农忙
一列货车呼啸着驶进四川省简阳县一个农村小站——灵仙庙车站。
车刚停稳，立即从上面跳下了几位乘务员，他们和站上的装卸工一起，飞快地把几十吨水泥和化肥装到车上。
货刚装完，列车又迅速开动，奔赴农业生产第1线。
这趟货车，就是重庆铁路分局的七七一、七七二次快运零担列车。
七七一、七七二次列车是遵照毛主席关于“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重要指示，于1962年开始营运的。
它的运行范围是：
东起重庆，沿成渝线到成都，又转宝成线直达川陕边境的广元，沿途经两个市、十八个县、一百多个车站，全程长达八百十八公里。
每天定时往返，站站装卸，主要运送农业机械、排灌设备、农药、化肥、耕牛等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
这趟列车的乘务员们十几年如01日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自从开始营运以来，运送的农用物资达一百二十多万吨，而且没有发生过损坏或丢失的事故，为四川省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沿线贫下中农亲切地称它为“支农列车”。
（据新华社）

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赞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的韵白
斯浩　余延石
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的韵白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浓郁的民族色彩，描绘出无产阶级英雄的战斗风貌。
《磐》剧的韵白，精警动人，很有战斗力量。
《磐》剧充分体现和发挥了韵白精练如诗、表现力强的艺术功能，用战斗的语句传达英雄心声，表现出无产阶级英雄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境界。
剧中主要英雄人物陆长海的语言，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呈现出雄健豪放、犀利泼辣、声势夺人的战斗力量。
“生死为党，掏尽红心！”
“一腔热血，无限忠忱！”
他用这样语辞洗练、节奏强烈、气势雄壮的语言，批判黑头鲨“一念之差，终身遗恨”的活命哲学，表达了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员自有钢筋铁胆”，要“把那妖魔鬼怪尽扫全歼”的壮志豪情！
《刀对鞘》一场，当特务08试探地提问：
“听说有个陆长海，神通广大，赛过火眼金睛？”
陆长海笑笑回答：
“他呀！
风里走，浪里行，一个普通打渔人。”
真是炼字炼句炼意，独具匠心！
在敌人听来，这样的“打渔人”不过是“一个穷渔花子，有什么本领？！
”
这正可以进一步迷惑敌人，诱鱼上钩。
而在观众听来，这韵白却弦外有音，耐人寻味。
因为：
第1，这段韵白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把“风”、“浪”、“打渔人”等语辞的涵意引申，“启人想象”而又有切合此时此地此人的具体性。
“风里走，浪里行”，不仅洗练地描写了陆长海在海上斗争生活中成长的典型环境和经历，而且形象地突出了他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努力作战的大无畏气概。
“一个普通打渔人”！
这句话，质朴而又深刻，平白而又精警，正好艺术地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显示出陆长海这个党的基层干部崇高的精神境界。
他既是站在时代潮流面前搏风击浪的英雄人物，又是同群众“一起生一起长苦根相连”的普通一兵。
第2，在语言设计和布局上，把“一个普通打渔人”一句艺术地置于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深化的节骨眼上，又给以着力的渲染、铺垫和映衬。
它不仅有08的上句说陆长海“神通广大”、“火眼金睛”来直接陪衬，而且有前场丁文斋说“他干练机警，要特别留神”作远铺垫，更有黑头鲨“一个穷渔花子，有什么本领？！
”
这句妄言作强烈反衬。
“一个普通打渔人”，就正是同黑头鲨对着讲的，是对这伙反动派仇恨和蔑视群众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这也就更鲜明地刻画出陆长海的阶级本色！
再有，陆长海的唱词“打渔人最擅长把鱼诱引”和“打渔人遍海疆，要捕尽恶鲨凶鲸”，与“一个普通打渔人”前呼后应；
特别是08上钩被擒时，疑惧地问陆长海“你是……”，回答又是：
“一个普通打渔人！”
这种回环反复、用意递进的措辞法，使这句话意趣更浓，力度更深，恰到好处地为英雄立言，为英雄塑像。
这种艺术表现力，在曾阿婆的韵白里也生动地体现着，如：
“虎老雄心在，人老志气高。
哪里螺号响，哪里是战壕！”
这是民歌和古典绝句的成功结合：
五言句式，对仗工稳，语辞平易，声韵宽亮，节奏明畅，格调刚健，气势磅礴，听之令人斗志昂扬！
《磐》剧的舞台语言，就是这样地发挥了韵白虚实结合、以一当十的艺术表现力，抒写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全民皆兵、常备不懈的战斗诗篇。
《磐》剧的韵白，刚健清新，洋溢着生活气息。
《磐》剧很注意学习和提炼群众的语言，特别是自然贴切地运用渔民群众的语汇，又对谚语、格言加以韵律安排，熔铸成精采的艺术语言。
象“兵要天天练，贼要夜夜防。”
“不下大海，难缚蛟龙！”
“浪无风不起，树无风不摇！”
“苍蝇不抱无缝的蛋，铜壶不漏水不滴。”
“可不能口含蜜糖，忘了黄连苦；
满眼花儿红，忘了北风刺骨寒！”
等等语句，辞意明白易懂，格调明快清新，生活气息强烈，显示出东南沿海渔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一手撒网、一手持枪的英勇气概。
同时，剧本在表达方式上，又注意对应海防斗争的典型环境，切合渔家生活的风味，即事即物地说理抒情，这就使舞台语言既洋溢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
如陆长海批评海根抓了生产丢了枪，又上裘二能的当，就是拿着海根丢掉的枪，语重心长地说：
“枪上没有准星，对不准来犯之敌；
脑子里没有敌情，识不破敌人的诡计。”
这就是以眼前事手中枪作比喻，具体形象地指明没有敌情观念的危害。
这样讲，既贴合陆长海这位民兵指挥员的口吻，又对应海根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民兵战士的身份；
而且切应海防前哨有敌来犯，持枪待战的气氛。
听来似警句、格言，醒人耳目，富于艺术感染力。
此外，《磐》剧运用多种语言表达手段，使一些看似平淡的渔家生活语言，听来语意深厚，余味无穷。
如曾阿婆切应敌人佯称勘察鱼情，却瞎说10月里“有大片鳗鱼群”，露了马脚急着改口“是带鱼群”，并慌忙以“眼花头昏”来掩饰的情景，针对巧莲“思想有漏洞，妖魔到眼前，也不会分辨”的精神状态，一语双关地说：
“可不能眼花头昏不留神，鳗鱼、带鱼分不清啊！
哈哈哈哈……”明指敌人，暗点巧莲，既富有渔家生活气息，又切合当时斗争情况。
这几句话体现了艺术辩证法，它把语言艺术中朴实和奇巧，明确和含蓄，严肃和轻快这些对立的表达手段和谐地统一起来，所以就新颖独到，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磐》剧的韵白，在提炼群众口语的基础上，用心借鉴古典艺术语言并使之熔为一炉，成功地把诗歌化和口语化结合起来，使其既有意境和韵律，又不失口语的自然活泼，从而用这样刚健、清新、生活气息浓的语言，生动地表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广大军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精神风貌。
《磐》剧的韵白，韵律生动，富于表演性能。
马克思说过：
“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
《磐》剧韵白对韵律作了很艺术的安排。
这就是使念白与“唱、做、打”不但在表情达意上交相辉映，而且在韵律节奏上和谐一致，具有鲜明的动作性，做到唱念交融，且念且舞，能够很好地体现京剧集汉族歌舞之大成的艺术特色。
《磐》剧的韵白和唱词，都是白话押韵，协韵严谨，每场戏都有主韵，恰似基调，同时又有变换穿插。
这既避免了用韵驳杂而韵律不美的弊病，也防止了拘泥辙口而生硬押韵的倾向。
这样协韵，显出多样统一的艺术美，更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
第1场《螺号鸣》，唱词和韵白的主韵是“言前”，同时穿插了“姚条”、
“江阳”、“发花”，而这种变韵，是布设在剧情展开有新的变化和人物性格有新的发展的环节上的，且同舞台节奏的变换相应。
陆长海同巧莲思想交锋的对白换韵就是一例。
这段对白，前半是“发花”辙，而当陆长海情味深长地念出“大雁飞千里，也惦着芦苇荡；
渔人走远洋，谁不把亲人想？！
”
时，韵转“江阳”，一变音响，宛如大海波澜骤起，给人提示：
两人的思想冲突将掀起新的浪潮。
接着语句节奏加紧，层层递进，尖锐地显示了两人“想”的大不一样：
陆长海想的是“常备不懈，咱们要铭记心上”；
巧莲想的是“吃奶的孩子离不开娘，我哪儿有时间再扛枪？！
”
而且，其中陆长海的一段唱也同韵白合辙用“江阳”，与这场戏其余唱段都是“言前”辙不同。
这种变动，更有利于表现冲突的尖锐性，在矛盾斗争中突出陆长海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时刻紧握手中枪的高大形象。
《磐》剧韵白的运用，还注意使念和唱不论是旋律节奏上还是文学语言上，都能配合贴切，协和融洽，以更好地发挥京剧用歌唱来抒发人物思想感情的特长。
陆长海用回忆对比教育海根的唱段所以那样感人，除了唱词的认真锤炼和唱腔的精美设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唱之前配置了一段激动而深沉的韵白：
“这榕树啊！
这屋檐！
往事仿佛又在眼前……”，同唱词紧密衔接，自然合辙，又加念得语调逐渐高亢，唱腔前奏随之跟入，韵白“屋檐”二字的音响与唱腔音乐相融和，形成了极大的兴情动感的艺术力量。
的确，不用韵白，不对韵律作如此生动的安排，就难以有这样的表演性能和强烈效果。
《磐》剧韵白的韵律美，还体现在它具有鲜明的节奏上。
它采用类似词曲的长短句式、多以双音节结尾的语言体式，并适当注意平仄、对仗，就使其节奏生动，不会流于顺口溜、快板调，也一扫旧京剧韵白节调程式化的舞台腔。
《磐》剧韵白正是同全戏情节的紧张生动相适应，节奏抑扬顿挫，激越明快，还适应起舞，宜于做打，达到念白与表演的有机统一。
如《螺号鸣》一场中陆长海和群众的一段韵白：
“军民联防指挥部命令我们：
北从马蹄角，南到燕尾岛；
男女老少齐动员，加强巡逻增岗哨。
不管敌人从天上来、地下来、海里来，定叫它葬身狂涛！”
这段韵白第2、三两句五言，第4、五、七三句七言，第6句含有“天上来，……”三个字数均等的并列词组，这些语言组织上的一定的匀称性和反复性，就显出分明的节奏来了，而句式字数的变化，又使节奏显得生动。
还有，方位词、动态词的连贯使用，都是提示动作、可供表演的。
这些都为舞蹈——大幅度的身段动作造成了条件。
这段且念且舞的表演，不但陆长海一人动作，而且有群众舞蹈的配合衬托，形成生动规整的舞台画面，耸立了一幅以陆长海为中心的英雄群像，形象地描绘出海防民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壮丽画面。
京剧是唱、念、做、打有机综合的艺术。
韵白的韵律美和富于表演性能，就为造成规范明确的舞台动作、生动规整的舞台画面及和谐统一的舞台节奏提供了条件；
而这几方面的成功结合，又进一步提高和丰富了韵白的韵律美和表演性能。
这样，就使革命现代京剧更加生动地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鲜活泼，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更好地表达革命的思想内容，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附图片）
陆长海与女民兵排长海云等隐蔽在竹林中，警惕地监视着匪特。
新华社稿

螺号声声颂英雄
——谈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的音乐
许国华
《磐石湾》的音乐是一曲毛主席全民皆兵思想的嘹亮战歌。
它久久在我们耳边回响，令人振奋。
《磐》剧的唱腔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由于唱词本身能充分体现出剧情的矛盾冲突，以及把唱段设置在矛盾冲突的关键处，从而起到了推进戏剧矛盾的作用。
第1场《螺号鸣》，项武伯发现刀鞘，报告陆长海。
刀鞘无刀，刻有暗语，白头巾绣有海匪标记，勾起了项武伯对当年血泪仇的回忆。
重要的敌情，遽然形成了戏剧矛盾，在这关键时刻，安排了项武伯与陆长海的对唱“原以为石沉大海”。
项武伯的唱词概括而凝练地从当年的阶级斗争，联系到今日的敌情，而陆长海接唱的“与黑头鲨必有关联”，“定是海匪‘乌贼鱼’潜伏在港湾”，既是分析的结果，又是剧情的进展。
表现了陆长海高度的警惕性及分析判断能力。
唱腔的戏剧性还在于唱段里音乐安排的层次性。
它可以推波助澜、激化矛盾，推动剧情的发展。
如第1场结尾曾阿婆、陆长海与群众的一段“要做到人自为战岛自为战”唱腔，一领众和、层次分明，节奏逐层递进、果断有力，再加上音色、力度、节奏上的鲜明对比，使唱腔显得气势浩大，把这场戏推向高潮，生动地展示了磐石湾广大渔民誓把铜墙铁壁筑遍万里关山的豪迈气概。
唱腔的戏剧性又在于行腔的节奏感和动作性。
这样，有利于结合语言、动作、亮相与舞蹈，有力地体现英雄人物在矛盾冲突中的精神面貌与战斗姿态。
如第3场《刀对鞘》中，陆长海与特务08 “我本是修船工”的问答对唱，由〔西皮原板〕—〔摇板〕—〔原板〕—〔流水〕组成，板式多次转换，节奏不断变更，行腔潇洒大方，曲调顿挫有致，音乐配合着拍桌、拔刀、对打等戏剧动作，呈现了陆长海在特殊战斗中随机应变、欲擒故纵、机敏果敢的性格特征。
《磐石湾》的唱腔易于普及、易于流传。
全剧唱段少而精练，二十句以上的唱段，只有陆长海教育海根的“怎能忘”和曾阿婆、巧莲与敌人周旋时的对唱“决不彷徨”。
陆长海的核心唱段《负伤痛冲破了千层巨澜》也只有十二句。
更主要的是：
每段唱腔都精心设计，既要行腔低、花腔少，又要表现力强，使之易于在工农兵中推广。
如第1场渔歌“喜迎国庆万家欢”、第6场“红旗舞东风”唱腔，曲调朴实无华、亲切感人，行腔通俗上口，流畅动听，既有京剧风格，又具有群众歌曲的长处，较好地反映了渔民们一手撒网、一手拿枪的战斗豪情。
要求唱腔便于普及，绝不等于唱腔设计可以粗制滥造、简单化，也并不排斥在唱腔里适当地运用一些花腔、高腔。
关键在于从工农兵出发，从内容出发，努力谱写出易于普及、又精采动听的唱腔。
如曾阿婆向阿团讲述陆长海当年斗争事迹的唱腔，曲调流畅而稳健，节奏速度适中，音区不高，笔墨不多。
在描绘陆长海“不慌不忙，不急不慢，瞒过岗哨”时采用低腔，在表彰陆长海“英勇少年”、“展双翅直飞南山”等处恰到好处地跃入高音。
全曲亲切动人，表现力强，突出了当年陆长海质朴可爱的形象。
再如陆长海的“怎能忘”唱腔，既易于上口，又具一定难度。
曲调低回深长又愤慨雄壮，较好地抒发了陆长海发自肺腑的阶级深情。
《磐石湾》的音乐较好地处理了创新和批判继承的辩证关系。
如陆长海的核心唱段《负伤痛冲破了千层巨澜》，是在对旧京剧音乐、各流派唱腔作了认真剖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批判地继承其中一些行腔绵长舒展、音乐有起伏、气息较宽广的长处，剔除其压抑悲凉、平淡单调的短处而来的。
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主义社会英雄民兵、贫下中渔的战斗生活中提炼音乐语汇，抒写成陆长海主调与特性音调，使之贯串全曲，从而，成为崭新的、气势磅礴的、一往无前的京剧唱腔，鲜明地体现了陆长海对党一腔热血无限忠诚的崇高思想境界。
为了表现深刻的主题，塑造英雄的音乐形象，《磐石湾》音乐设计又从生活中提炼了富有个性的全剧音乐主题。
其音调似螺号声声，嘹亮坚定，富有我国东南沿海的渔家特色。
同音反复、旋律广阔，描绘祖国海疆无比辽阔，点明全剧将描绘战斗在海防前哨民兵的雄姿。
这一音乐主题开始提纲挈领地在“序曲”中出现，以后不断发展贯串，为体现“全民皆兵”主题彩绘了重要的一笔！
由于《磐石湾》的音乐具有生动、鲜明、普及等特点，从而较好地塑造了陆长海等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深化了全民皆兵、常备不懈的主题。
并提供了京剧音乐深入革命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防被“诱”
陈冠柏
诱，是阶级敌人惯用的手法。
诱的花样很多，诸如名利地位、金钱物质、声色玩好之类花花世界，是敌人钓钩上常用的诱饵，人们自然应当谨防。
看了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后，觉得还有一种诱更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那就是：
利用我们有些同志良好的愿望和心情，打着“发展生产”、“关心集体”等等旗号，将险恶的祸心包藏在大旗之下，掩人耳目，诱人上钩，以达到它们的罪恶目的。
裘二能挖刀鞘，阴谋败露，急于弄船潜逃。
他随机应变，生出一计：
你海根不是怕“夜长梦多”，鱼网到不了手，影响生产吗？
我就利用你这一点，拿“鱼网要马上去取”为话头诱你派船，什么“放走了鱼虾，实在可惜”啦，“为集体谋福利”啦，心怀诡计的裘二能瞅准机会、步步紧逼。
“一个心眼为增产”的海根始之犹豫，继则动心，终于被解开了思想缆绳，违令荡桨，铸成大错。
同样的情形又发生在巧莲身上。
敌特触礁沉船，被困于燕尾岛。
黑头鲨想明抢硬干，夺船遁身。
丁文斋老奸巨猾，力主诱骗，身着人民装，拐到巧莲家，佯称是省里来的干部，想利用我们的群众对党的干部的关心与尊重，骗人轻信。
巧莲也果然受骗，不辨真伪。
这两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深刻揭示了现实阶级斗争的规律性。
在坚如磐石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得不紧缩着脖子过活的反动分子，要想明火执仗，动刀动枪，不仅易于暴露，而且很难得手。
它们很善于适应政治气候，根据具体的环境与对象，抓住对方的特点或弱点，施行诱术，用“革命”的面目来搞反革命的卑鄙活动。
敌人尽管挖空心思，捣鬼有术，但并非万应灵药，处处见效。
例如，这些欺骗遇到陆长海、曾阿婆就被一眼看穿了。
这就值得人们深究，为什么花言巧语偏能诱海根上当，乔装的妖魔唯能诱巧莲轻信？
说到海根，这是一个为集体、为生产辛辛苦苦的干部。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这种愿望与干劲当然无可非议，也是一种优点。
但是搞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仅仅满足于忙忙碌碌、流汗吃苦是不够的。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它作用和支配着各项具体工作，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如果成天网、网、网，一头扎进网里而丢了纲，不但网拉不起，反而会使抓生产的干劲变成为敌人诱的突破点。
只要投你所好，抛过一张你为之操劳、求之不得的网来，就很难不被“网”住。
如果说，海根上当的原因是因为“枪上没有准星”，那么巧莲则是因为“钻进了海螺壳，沉睡梦乡”。
这个世代贫苦的渔家女儿，对党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
但是如不把这种感情上升到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觉悟的高度，就经不起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
而这种觉悟的形成又只能投身到斗争的风浪中。
可是海螺壳的厚壁把她同浪潮隔绝了，小家庭的“小天地”罩住了她的目光。
陶醉在饴如蜜甜的生活中，丢下了保卫今天幸福生活的枪。
这就使她伤风感冒，耳不聪目不明，一见穿“人民装”的，就当干部对待，弄到了人妖不辨、真伪不分的田地，险些上大当。
裘二能诱海根，丁文斋诱巧莲，似乎是偶然的。
但正是这种偶然，反映出了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现象：
“苍蝇不抱无缝的蛋，铜壶不漏水不滴”。
而思想缺口的被打开，又总是因为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
现实生活中不乏海根、巧莲那样的同志，常常因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而误认为是时有时无，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生产上或生活上，钻进小家庭的“海螺壳”。
在这种时候，这些同志就很容易被“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谬论牵着走，“竟把那砒霜毒酒作甘泉”，糊里糊涂地犯错误、跌跤子。
海根和巧莲的教训值得人们深深记取。
每个同志都应引起警觉：
防被诱！
防被诱，根本在于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
民兵连长陆长海所以能在阶级斗争的“风里走，浪里行”，“谈笑凯歌还”；
所以能察敌情、识诡计，有一双火眼金睛，就是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牢牢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拿这个纲来统帅和指导全局。
“标灯引航光闪闪”——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光闪闪的标灯给了他眼力、智慧和力量，使他娴熟而自觉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透过假象，洞察敌情，驾驭战机，夺得胜利。
看《磐石湾》，想想敌人如何诱，我们如何防诱，是大有益处的。
象这类打着迷人旗号、干阴谋勾当的手法不但剧中写的匪特这种阶级敌人常用，搞修正主义的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派也用。
他们明明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却打着“为四个现代化”、“关心群众生活”等幌子，利用革命人民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心情，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货色；
他们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我们必须用党的基本路线把自己武装起来，揭穿他们卑劣的诱骗，有力地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

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
多年来，几百名中国医务人员先后远涉重洋，肩负着祖国人民的嘱托分批来到坦桑尼亚工作。
这个热带国家滨海地区的椰林中，留下了他们友谊的足迹；
维多利亚湖畔的棉田间，摆开了他们的“临时诊所”。
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反帝的战斗情谊推动他们和坦桑尼亚医务人员紧密合作，在手术室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外科难关；
坦桑尼亚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朋友们的热情帮助，激励他们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为中坦两国人民友谊作出新贡献。
救死扶伤
去年04月的一天，十一岁的阿加布被抬到木索马医院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经过检查，确诊为脑性疟疾和并发性肺炎，情况十分危急。
中国医生立即和坦桑尼亚医生一起进行抢救。
直到深夜，两国医务人员还守护在病孩的床头。
经过半个月的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阿加布的病逐渐好转。
每当中国医生到病房查房时，阿加布的父亲总是深情地说：
“你们给了他第2次生命，感谢毛主席！”
后来，医疗组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时，恰巧碰到正在和一群孩子嬉戏的阿加布，就迎上前去。
阿加布认出了曾经给他治病的中国医生，但扭转身又跑了。
正当中国医生纳闷的时候，阿加布挤入人群，两手捧着一只大母鸡走出来，一定要中国医生把这礼物收下。
中国医生亲昵地对他说：
“你身体好了，我们很高兴。
你的东西我们不能收，为坦桑尼亚朋友治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的，中国医务人员正是把为坦桑尼亚人民治病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看作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友好团结的一个纽带。
因此，当他们遇到一位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生推出门外的老太太时，就热情收下住院，为她做了手术，从腹部取出了一个二十斤重的瘤子；
为了抢救一位产妇和婴儿，一位外科医生忍受着胃病发作的疼痛，坚持做完了一个剖腹产手术；
为了抢救窒息的新生儿，不少妇产科医生不怕脏，不怕感染，给病儿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巡回医疗
坦桑尼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独立以来，坦桑尼亚政府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使医疗卫生事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把发展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列为卫生工作的重点，增加农村卫生经费，开办初级卫生学校，为农村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但是，由于过去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缺医少药的状况。
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有关当局和医务人员的支持下，翻山越岭，深入偏僻的农村、山区，积极开展农村巡回和定点医疗。
中国医疗队姆特瓦拉医疗组多年来坚持巡回医疗制度，他们除了治疗一般疾病之外，还因陋就简，在农民的草房里设置了简易手术床。
农村没有电，他们就用四个手电筒代替无影灯，进行手术。
有一位老大娘激动地说：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第1次看到医生上门来给我们治病。”
去年10月，卡苏卢医疗组的三位中国医生到布霍罗村定点治疗。
一位六十岁的孤居老人，名叫卡尼埃，患疝气五年了，远道去城里治疗有困难。
中国医生就在村卫生所给他做了手术。
动手术后，中国医生留在老人家里，除了医护工作外，还给他烧水做饭，料理生活。
老人完全恢复了健康后，中国医生才离开他的家。
临别，老人十分激动地说：
“感谢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互相学习
坦桑尼亚医务工作者虚心好学、为发展本国医疗卫生事业而努力的精神深使中国医务人员感动。
中国医疗队在同坦桑尼亚医务工作者相处中，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优良作风和宝贵的医疗经验。
有一次，在木索马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对一个小孩的关节肿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而坦桑尼亚医生则认为是镰状细胞贫血症。
经过验血，证明坦桑尼亚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
镰状细胞贫血症是一种热带病，中国医生过去没有碰到过这种病例。
通过这一次诊疗，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虚心地向坦桑尼亚医生学习。
他们向坦桑尼亚医生借来了有关的书籍、文献，请坦桑尼亚朋友详细地介绍这种病的病因、病史和分布情况等，提高了对这种病的认识。
二十三岁的基奥尼是纳钦格瓦医院的一名清洁工，医院把他安排在五官科向中国医生学习。
基奥尼决心要掌握医疗技术，为本国人民服务。
八年来，中国医生换了一批又一批，基奥尼一直坚持边工作边学习。
中国医生做手术，他当助手；
中国医生看病，他当翻译；
中国医生出去巡回医疗，他带路。
这位原来中学还未毕业的普通工人，现在已能够做好几种五官科手术了。
中国医务人员一谈起基奥尼，都称赞不已，表示要向他学习。
塔波拉医院的四名坦桑尼亚医生、六名医助在和中国医生同看门诊、同管病房、同台做手术的过程中，勤学苦练，技术水平显著提高，现在他们都能独立地做手术了。
姆达拉圭莱医生原来只能做简单的手术，由于他刻苦学习，现在已能做肠吻合、剖腹产和子宫切除等比较复杂的手术了。
深情厚谊
坦桑尼亚政府各级官员的亲切关怀和照顾、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使中国医生感到处处逢友谊，时时有温暖。
尼雷尔总统到各地视察的时候，在繁忙之中，常常抽出时间专门接见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医生，赞扬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鼓励他们为中坦友谊作出贡献。
基戈马的一位中学教师，为了帮助中国医生尽快地掌握斯瓦希里语，自己花钱买来斯语读本，送给中国医疗组，并且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他们上课。
有一次，马斯瓦医疗组的住房被旋风掀翻了屋顶，当地官员闻讯后，立即组织了几十名工人来抢修，邻近的坦桑尼亚朋友也赶来帮忙。
只花了一天时间，这所房子在暴雨来临之前就被修好了。
多少年迈的老人见到中国医疗队，就捧出甘美清凉的椰子汁，给他们解渴。
多少天真活泼的孩子伸出小手，用不熟练的汉语招呼：
“中国叔叔、阿姨好！”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友谊事例，鼓舞和激励着中国医务人员把工作做得更好。
那是1974年10月01日，辛吉达医疗组的同志们决定国庆节不休假，以“为坦桑尼亚人民多做好事”来庆祝祖国的国庆。
这一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辛吉达省当时的省长恩瑙耶特派他的弟弟开了一辆彩车来接中国医生去上班。
只见医院办公室里，窗明几净，桌子上放着一束束盛开的鲜花。
这一天，中国医务人员象平日一样，亲切地送走了一个个门诊病人，仔细地检查了病房。
下班以后，医院特地举行了庆祝活动。
当晚，恩瑙耶省长还在自己的家里为医疗组全体同志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医务人员度过了十分有意义的国庆节，回到住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们怀念祖国，遥想天安门城楼的灯火，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作更大努力。
新华社记者

中摩签订建设综合体育设施的议定书
新华社拉巴特1976年02月2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哥王国政府关于在摩洛哥建设一个综合体育设施的合作协定的议定书02月20日在拉巴特签字。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宋寒毅和摩洛哥首相办公室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穆罕默德·塔希里·朱蒂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摩洛哥外交国务大臣艾哈迈德·拉腊基博士接见了宋寒毅大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卡翁达总统和萨达特总统重申反对外国干涉安哥拉
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让安哥拉人民自己解决问题
阿根廷报纸谴责苏联干涉安哥拉的帝国主义行径
新华社卢萨卡1976年02月20日电赞比亚总统卡翁达02月20日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俄国军队、古巴军队以及一切其他外国军队必须撤出安哥拉，让安哥拉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卡翁达总统重申赞比亚政府在安哥拉问题上的立场。
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和民族团结，我们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让安哥拉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为了这个目的，赞比亚将尽一切可能使安哥拉实现真正的和平。”
他接着指出，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而“在国外搞帝国主义的国家对安哥拉十分感兴趣”。
他强调说：
“那些控制和压迫别人的国家不会有好下场。”
“在当今世界上，我看不会有任何国家能够压迫别国人民而不遭到反抗。”
卡翁达总统在招待会上还谴责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入侵。
卡翁达总统还说：
“我们不需要外国‘朋友’代替我们来解放非洲。
解放非洲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自己来解放它。”
新华社开罗1976年02月21日电据沙特阿拉伯《乌卡兹报》02月21日报道，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向该报记者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埃及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安哥拉。
萨达特说，因为大国卷入了安哥拉，所以安哥拉问题是一个难题。
埃及一方面反对苏联和古巴的干涉，另一方面也反对美国和南非的干涉。
他在谈话中还揭露了苏联人仍然拒绝给埃及延长还债期限，并拒绝提供军事装备。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阿根廷革命共产党机关报《新时代》在最近一期上发表文章，谴责苏联干涉安哥拉的帝国主义行径。
文章指出，阿根廷革命共产党“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
“每一个国家的解放和革命是它们本国人民、工人阶级和革命政党自己的事业”。
文章在谴责了苏联对安哥拉的干涉之后指出：
“我们捍卫如下原则：
现在只有由安哥拉人自己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文章也谴责了南非和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

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
苏修武装干涉安哥拉罪行累累
指挥万余名雇佣军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安哥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武装干涉安哥拉，犯下了累累罪行。
从去年07月以来，苏联指挥一万多名雇佣军屠杀了十五万安哥拉人，并在安哥拉国土上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广大安哥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过去八个月中，苏联把大量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运进安哥拉，不断加剧由它一手直接挑起的安哥拉内战。
为了把罪恶的战火烧遍安哥拉土地，苏联建立了长达一万多公里的海上和空中补给线，日夜繁忙地向安哥拉运去一千多名苏联军事人员、一万多名古巴军队和价值几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为了大规模屠杀安哥拉人民，苏联把大批诸如T—54坦克和水陆两栖PT—76坦克、一二二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萨姆7导弹以及米格—21战斗机等武器运进安哥拉。
同时，苏联还把多艘军舰和船只开到安哥拉沿海，兴风作浪。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从陆上、空中和海上对安哥拉进行侵略扩张，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苏修是挑起安哥拉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安哥拉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在苏联军事人员的直接指挥下，苏联的雇佣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残暴地屠杀了十五万安哥拉人。
据法新社报道，去年12月06日，苏联的雇佣军用一二二毫米火箭轰击安哥拉北部城市昂布里希，使大批居民死伤，城市变为废墟。
今年01月05日，苏联飞机轰炸安哥拉北部城市卡莫拿和内加吉，炸死了几千名居民。
01月27日，在安哥拉的卢佐以北七十二公里的布萨科，苏、古部队一次就屠杀了二百五十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其中包括老人和妇孺。
连苏联塔斯社在01月27日的报道中也不得不供认：
在安哥拉的中线三个城市（基巴拉、圣孔巴和谢拉）已“成为废墟”。
又据路透社报道，02月上旬以来，在苏联军事人员的指挥下，七千名雇佣军向安哥拉一个解放组织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
02月08日，仅对安哥拉中部城市万博一地，就出动了六千多名军队、二十架武装直升飞机、七十辆装甲车和坦克以及两架米格—21战斗机，使用了火箭和地对地导弹，造成大量居民死伤。
苏联不仅指挥雇佣军大规模屠杀安哥拉人民，还悍然出动军舰直接炮击安哥拉沿海城市。
它的双手沾满了安哥拉人民的鲜血。
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整个安哥拉国土遭到战争的浩劫。
这个总共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现在就有一百多万难民，他们被迫离乡背井，流落到安哥拉的一些邻国。
在葡萄牙殖民统治垮台后，当时流落在异乡的五十多万人回到了祖国。
今天，由于苏联的干涉和侵略，使更多的安哥拉人扶老携幼被迫离开刚获得独立的祖国，过着悲惨生活。
苏联对安哥拉的疯狂侵略，使安哥拉全国经济陷于瘫痪。
港口、铁路、工厂等经济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顿，运输中断，粮食、日用品缺乏，安哥拉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的暴行激起了安哥拉人民的强烈愤慨。
他们表示：
“为了我们的自由和祖国，我们决心在丛林、高山和河谷坚持斗争，苏联侵略者必然遭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同样下场”。
这便是安哥拉人民对妄图取代老殖民主义、重新奴役安哥拉人民的苏联新殖民主义者的最好回答。

要求尽早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关西地区各界人士举行集会
成田委员长强调要掀起广泛国民运动迫使政府履行日中联合声明
新华社东京1976年02月21日电
日本关西地区各界人士20日晚在大阪市举行集会，决心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为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斗争。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大阪府总部会长金子二郎，理事长雨宫礼三，日本社会党大阪府本部委员长、参议院议员片山甚市以及来自京都、神户、大阪等地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了大会。
金子二郎和总评大阪地方评议会议长中江平次郎在会上首先讲话，强调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意义。
接着，成田知巳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
“日本政府没有理由拖延缔结把反霸条款写进正文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早在1972年11月，日本众参两院就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根据（日中）联合声明提出的各项原则，迅速地推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成田说：
“如果我们要同中国睦邻友好，要同中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那么就应当排除任何障碍，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便向国内外表明，日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别国谋求霸权，并且表示坚决反对侵略和干涉”。
成田说：
“去年05月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必须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这个条约必须在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前进，而不能后退’。
‘要共同努力，排除各种阻力，促其早日实现，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成田说：
“社会党代表团和日中友协代表团这一联合声明一发表，在日本国内外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某一个超级大国竟多次指名攻击我，使我在世界上一下子出了名。”
成田强调说：
“我们必须掀起广泛的国民运动，团结一切愿意和中国友好的力量，迫使日本政府履行日中联合声明，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尽早缔结明确写进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要求日本众参两院为此做出积极努力。

兴修水利工程　扩大灌溉面积　推广优良品种
第3世界国家重视发展农业争取粮食自给
据新华社讯
第3世界一些国家重视发展农业，努力实现粮食自给。
它们为此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推广良种；
同时，也注意发展其他重要农作物。
据菲律宾报纸报道，菲律宾本财政年度（去年07月——今年06月）水稻获得丰收。
菲律宾农业部长阿图罗·坦科02月12日说，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和良好的气候，菲律宾今年度的水稻收成达到三百九十八万吨，比去年度增产百分之十五。
由于水稻丰收，菲律宾今年改变了多年来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
尼泊尔的稻谷生产在本财政年度（1975年07月——1976年06月）可望丰收。
据尼泊尔农业销售服务局公布，到目前为止，全国稻谷产量已达二百五十七万六千公吨，约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五。
稻谷增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地兴修了水利工程和扩大了灌溉面积。
仅从1970年以来，尼泊尔全国的农田灌溉面积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近些年来，尼泊尔政府很重视农业的发展。
有关部门努力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农具，开办训练班，并且帮助农民推广优良品种和科学种田方法。
农业发展银行还专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贷款。
斯里兰卡的波隆纳鲁瓦行政区完成了今年早稻种植计划。
早稻播种面积共达六万七千英亩，比上一个早稻季节扩大了九千英亩。
这个行政区的人民为了夺得早稻丰收，去年整修了二十个水库，开垦了四千多英亩土地。
政府农业部门给这个行政区发放了农业贷款、优良稻种和化肥。
波隆纳鲁瓦行政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系统，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大米产区之一。
目前，稻田一片绿油油，庄稼长势喜人。
今年是斯里兰卡粮食增产运动的第3年。
据塞内加尔报纸报道，根据农业部门的估计，塞内加尔锡内—萨卢姆区一九七五——1976年的花生产量达到五十万吨左右，超过了从一九六四——1965年以来这个区最高的花生年产量四十三万八千吨的纪录。
报纸在谈到这个区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原因时指出，除降雨普遍、雨量充足外，这是由于提高了生产率和农村干部拥护实行农作物多样化的政策。
锡内—萨卢姆区每年花生产量占塞内加尔花生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这次丰收后，这个区在下一年度的农业规划中准备大量增加化肥和农业机具。
圭亚那去年注意发展粮食和油料作物生产，并获得了好收成。
据官方统计，1975年粮食的总产量达到五千八百万磅，比1974年增加了一千三百万磅。
热带植物木薯已经成为圭亚那人民所喜爱的食品。
近几年来，种植木薯的面积大幅度地增加。
为了减少面粉的进口，圭亚那政府去年投资了一百一十万圭亚那元建设四个小型木薯工厂。
这些工厂建成后，将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木薯粉。
圭亚那去年收获七百万磅玉米。
位于圭亚那东部基比利比西的一个新农场取得了生产二百万磅玉米的成绩。
为了使圭亚那在食用油方面自给，农业部去年执行了一项扩大种植油棕榈的计划。
同时，还扩大了大豆和椰子等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去年，大豆和豌豆等豆类的产量达五十万磅，比1974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多。
据哥斯达黎加农牧业部最近宣布，哥斯达黎加1975年稻米产量为十二万多吨，比1974年增产百分之七十五。
除满足国内所需要的六万多吨以外，还有大量稻米可供出口。
此外，玉米比1974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五，菜豆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十五。
哥斯达黎加为提高谷物的产量，采取扩大耕地面积和新的种植技术以及改良品种等措施。
（附图片）
尼泊尔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水稻去年获较好收成。
这是尼泊尔农民在收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摄

兴建学校　培训教师　开展扫盲
非洲国家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取得成果
据新华社讯
一些非洲国家在肃清残余殖民影响，努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方面取得成果。
独立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长期在莫桑比克推行愚民政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莫桑比克人处于文盲状态。
独立后不久，莫桑比克政府宣布所有学校实行国有化，这为莫桑比克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
据报道，入学人数，特别是小学入学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
莫桑比克政府特别重视发展小学教育，提出了“消灭文盲，使所有人都识字”的口号。
政府还采取措施提高教师水平，扩大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
去年10月，莫桑比克教育和文化部举办了第1次全国小学教师训练班，来自全国各省的一百多名小学教师参加了训练班。
随后，各省也举办了教师短期训练班。
塞内加尔在独立前的整个教育事业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那时，没有一所学校是由塞内加尔本国管理的，更没有培养本国师资的师范学校。
大部分学龄儿童都没有入学读书的机会。
独立以来，塞内加尔建立了一些新的师范学校。
目前，五所地区性的师范学校每年为国家培养四百名小学教师。
根据塞内加尔国民教育部的统计，到1976年初，全国共有七千五百名小学教师和二千五百名中学教师，所有这些教师都是塞内加尔人。
同时，小学生人数从一九六○——1961年度的十二万九千名增加到一九七五——1976年度的三十六万名。
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由1960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四十。
塞内加尔政府为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逐年增加国民教育的经费。
据加纳通讯社报道，加纳政府最近发行了本国人编写的、本国出版的小学用加纳语教科书。
不久前，在阿克拉为向加纳小学校发行新的加纳语教科书举行了仪式。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代理教育，青年和文化部长博索莱尔在仪式上说，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加纳语教学在教育系统内受重视的地位。
他还指出，过去发行的加纳语教科书的版权属于外国公司，为进口这种教科书加纳花费很多外汇。
现在发行的教科书的版权属于加纳政府。
加纳语的教学是保持和发展加纳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肯尼亚在独立前没有自己开办的大学和师范学院，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中、小学校也都是由殖民主义者的教会控制的。
独立后，肯尼亚已开办了两所大学，即内罗毕大学和肯雅塔大学。
为了培养更多的教师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要，政府现在开办了十七所师范学院来培训全国的中、小学教师。
仅在1975年，就有五千五百多名教师从中等师范学院毕业。
此外，这个国家还有八所技术学院训练自己的技术人员。
目前，肯尼亚有八千所小学，九百八十七所中学。
肯尼亚还在农村实施成年人扫盲计划。
目前，肯尼亚中小学都教斯瓦希里语，并把它作为正式语言。

意大利总理在政府施政纲领报告中强调
加强西欧联合和使意军现代化
新华社罗马1976年02月20日电
意大利新政府总理莫罗02月19日先后向众议院和参议院作了政府施政纲领报告。
这一届政府是02月11日组成，12日宣誓就职的。
莫罗在谈到对外政策时说：
“意大利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仍然不变。”
他在报告中强调了加强西欧联合的必要性。
他说：
“欧洲目前正处于困难时刻，经济危机产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是，这种形势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加强建设欧洲的努力。
事实上，让每一个国家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当前的严重问题，这是不可想象的。
对意大利来说，建设欧洲的义务不是临时的，而是一贯的。
这是意大利的基本选择。”
莫罗重申了意大利承担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义务，并且表示要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在谈到同第3世界国家的关系时，莫罗说，意大利政府“准备对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作出积极的贡献”。
莫罗在施政纲领报告中用很大篇幅谈内政和经济政策问题。
在谈到军队建设时，莫罗说，为了更好而有效地参加北大西洋联盟，意大利军队要进行调整，并且要使它现代化。
他说，不久前已经通过海军现代化法案，有关陆军和空军现代化的法案正在制订中。

苏联新沙皇在乌克兰大肆推行民族压迫政策
激起乌克兰人民强烈反抗
新华社1976年02月21日讯
莫斯科消息：
勃列日涅夫集团最近在乌克兰又撤换大批干部。
这是1972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清洗。
乌克兰族是苏联最大的一个非俄罗斯民族。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在乌克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遭到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反抗。
乌克兰人民曾经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抗议新沙皇的民族压迫。
乌克兰人民斗争的发展，使勃列日涅夫集团坐立不安。
他们一再怪罪乌克兰党政头目在“克服民族主义残余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本事”。
他们在1972年05月解除了乌克兰党中央第1书记谢列斯特的职务。
自那时以后，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断对乌克兰干部进行清洗。
去年07月举行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命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两位副主席都已更换；
部长会议副主席和部长、委员会主席中有十四人被撤换。
乌克兰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几乎都被撤换，许多州委书记和各级党组织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也被撤换。
今年02月10日到13日举行的乌克兰党代表大会上，苏修当局又撤换了一批重要人物。
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2书记卢塔克，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卡利钦科，政治局委员杰格佳廖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基辅州委第1书记齐布利科等都被撤换。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敢于反抗它的压迫和剥削的乌克兰人民多次实行大逮捕和镇压。
正象列宁指出的：
“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只能引起愤怒。”
1972年秋，在乌克兰的最大工业城市之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就爆发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
1973年春，乌克兰大学生又一次借纪念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的机会举行了抗议新沙皇民族压迫的集会。
乌克兰人民还坚持出版地下刊物、散发传单揭露新沙皇。
乌克兰的一般干部对苏修当局的镇压也强烈不满。
《乌克兰真理报》去年10月03日刊载的一个报告不得不承认，一些工作人员“一再不执行所通过的决议”。
新沙皇对乌克兰人民加强镇压，只能激起乌克兰人民更激烈的反抗。

莫斯科的骂街“艺术”
舒冬
列宁曾经说过：
“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
苏修叛徒说：
不对！
“骂街的本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骂街表现出一个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莫斯科的舆论工具《文学报》不久以前发表文章，对“骂街艺术”大事赞颂，鼓吹需要“积极的骂街”，因为据说骂街既可以使骂的人“自己的情绪在心理上得到缓和”，“收到一种特殊的精神‘发泄’之效”，又可以使别人“得到不少美学的享受”。
简直就是高呼：
骂街万岁！
自从擅长骂街的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的政权以来，骂街这门“艺术”在苏修统治集团及其御用吹鼓手当中，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苏修大小头目和他们的宣传机器那里，听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革命人民，以及对一切他们恼恨的人的种种咒骂。
他们骂法的博大而精深，用语的恶毒和下流，表明在今日的苏联，并不象《文学报》所说的那样，“粗野的、放肆的、侮辱性的骂街正在逐步绝迹”，而是日见兴旺。
最近一个时期，也许是受到了《文学报》的鼓舞，莫斯科的专业骂街者大大发挥了他们的骂劲儿。
而这回是西欧国家在朝在野的许多军政界领导人物成了他们主要的咒骂对象。
从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议员埃默里、外交大臣卡拉汉，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施特劳斯、西德外长根舍、比利时国防大臣范登博埃南，到荷兰的政治家伦斯，苏修的宣传机器逐个指名点姓地给他们来了一通臭骂。
什么“好斗的悍妇”啦，“令人讨厌的政治人物”啦，“‘冷战’的不倦信徒”啦，“专职的恐惧言论散布者”啦，什么“军火大王的律师又重操旧业”啦，“被恶梦迷住了心窍”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用《文学报》的话来说，恐怕可以称得上是“其形象之丰富及语调之生动不能不使人瞠目”。
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以致惹得苏修老爷们怒火中烧，非把他们骂个狗血喷头不可呢？
是他们鼓吹要对苏联实行“进攻性战略”吗？
没有。
是他们挥舞核武器或者“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毁灭性武器”来吓唬人吗？
没有。
是他们煽动安哥拉的内战吗？
也没有。
西欧的这些政治领导人之所以遭到苏修的辱骂，原因是他们看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揭露了这个超级大国在“缓和”的幌子掩盖下加紧扩军备战，指出欧洲的真正威胁来自哪里，强调要增强本国的防御力量。
他们无非是讲出了一些事实真相和正常道理，就被苏修当局认为是大逆不道，破口大骂。
这恰恰暴露了新沙皇的心虚理亏，恼羞成怒。
正如列宁斥责那些资产阶级诽谤者和谩骂者所说的，他们“极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不让人们听到真理，用谩骂和喊叫的洪流淹没一切，妨碍别人作切实的说明”。
特别可笑的是，苏修竟然把西欧这些知名人士主张加强自己力量的言论，一律攻击为“充满冷战精神”和“恶毒反苏”。
苏修自己拚命扩充军事实力，并且自称已保有了对西方的军事优势。
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军政头目还不断发出要“加强武装力量”，“时刻让火药保持干燥”一类的叫嚷。
而当别人一谈到增强防御力量，他们却大肆咆哮。
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丑恶表演，不是充分表明苏修的居心叵测吗？
莫斯科的宣传机器把今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同过去的邱吉尔挂在一起，说什么他们的讲话“同温斯顿·邱吉尔在三十年前宣扬的言论极其相似”。
这倒是蛮有点意思，只是少说了十年。
人们记得四十年前当希特勒疯狂地扩军备战的时候，邱吉尔等人曾经敲响了战争危险的警钟，呼吁欧洲国家联合自强，因而遭到了来自柏林的猛烈攻击，被诟骂为“好战分子”，结果希特勒骂声未落，就响起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炮声，今昔情景何其相似！
苏修骂街者们这样口沫横飞地胡骂了一通，是否“自己的情绪在心理上得到缓和”，人们不得而知；
但是人们从中得到的却并不是什么“美学的享受”，而是应有的警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修的骂街倒是有一定价值的。

西德报纸发表文章揭露
苏联集结重兵严重威胁北欧安全
新华社波恩1976年02月20日电
西德《斯图加特日报》02月20日刊登了这家报纸驻斯德哥尔摩记者所写的一篇报道，揭露苏联在北欧地区集结强大军事力量，使挪威和北欧的安全受到威胁。
报道援引挪威对外政策研究所的材料说，目前苏联百分之七十的战略潜艇驻扎在科拉半岛的港口里。
那里驻扎的现代化潜艇配备有水下发射的核导弹。
报道指出，挪威对外政策研究所认为，苏联在科拉半岛集结军队，是出于战略考虑，是针对美国的。
但是，尽管如此，挪威也绝不能忽视。
苏联人在紧靠着挪威北部边界集中了四百艘军舰，其中有六十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舰上人员达十万人。
此外，还有两个中程导弹连、两个机械化师和一个海军陆战旅以及停放在大约十个地下飞机场上的数百架现代化的飞机。
为了使这支武装力量经常处于机动状态，苏联一再举行大规模陆、海、空军演习。
报道还指出，苏联海军正在不断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目前苏联海军的演习活动已经扩大到冰岛—法罗群岛—苏格兰这条路线上了。
在苏联去年举行的全球海军大演习中，苏联在这里设下了潜艇封锁线，为的是阻挠西方的潜艇推进。
报道强调指出，鉴于北欧的战略均势在最近几年里发生了日益有利于苏联的变化，挪威有必要重新考虑它在五十年代初期制订的防御战略。
目前，挪威正在采取措施，去加强它的国防。

科技战线风雷动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本报记者摄
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科技图书馆的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汇报》供稿
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工宣队，经常对科研人员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鼓励他们为革命搞科研。
这是研究所四室党支部副书记、工宣队员和科研人员谈心。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坚决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科研、生产、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
这是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研究生产“降凝剂”设备。
《辽宁日报》供稿
辽宁省煤炭研究所以阶级斗争为纲，开门办科研，六年来取得五十三项科研成果，超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四年科研成果的总和。
这是正在试验的高倍数泡沫灭火剂。
本报通讯员摄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党委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坚持做好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是所党委副书记与二氧化碳激光加工三结合研究组的科技人员在一起研究工作。
《文汇报》供稿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工人一起研究苦水的淡化问题。
《甘肃日报》供稿
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常到附近公社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公社培训技术人员、培育优良品种，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
这是科技人员和勐仑公社佤族社员在田间选种。
新华社记者摄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五十多岁的老科学家朱葆琳（右）和工人相结合，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
新华社记者摄
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促进了科研设计工作发展。
这是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调试电器控制设备。
《天津日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