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师生员工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大辩论
赞颂教育革命　批判奇谈怪论
新华社武汉1976年02月02日电
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教育界奇谈怪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武汉大学深入展开。
从珞珈山麓到东湖之滨，从校办工厂到教学大楼，从武汉大学校部到襄阳、沙洋分校，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最近以来，在武汉大学党委的领导下，全校举行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汇报会、辩论会、批判会。
广大师生员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姿态，纷纷张贴大字报，举办教育革命成果展览，以实际行动参加这场革命大辩论。
一张张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驳斥了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一件件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狠狠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
在校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师生们精心地布置了一个宣传橱窗。
这个橱窗共分六个专题，展出了一百多幅图片，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武汉大学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歌颂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在领导这场斗争中，武汉大学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胜利开展。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当教育界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的工农兵学员立即贴出了一张题为《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的大字报，与教育界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武汉大学党委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并在校刊《武大战报》上发表了这张革命大字报。
他们认识到，广大师生员工是教育革命的实践者，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最有发言权。
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因此，大辩论开展以来，武汉大学党委十分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群众的头脑，积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
他们首先在全校举办了有各系、各单位八百多人参加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学习班，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弄清这场大辩论的实质、意义和目的。
然后，通过骨干回到各单位采取多种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使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深入人心，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斗争的自觉性。
在很短的时间里，全校师生员工就贴出了二千多张大字报。
各系、各年级、各班组、各教研室以及各车间先后都召开了教育革命的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回击右倾翻案风。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校党委又召开了全校教育革命辩论大会。
会上，有工人、工农兵学员、教师、干部等方面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他们用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力地批驳了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回击了右倾翻案风。
在群众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热潮中，武汉大学党委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普遍开展了忆、批、赞的活动。
忆，就是回忆1958年09月1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武汉大学的幸福情景；
批，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危害和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赞，就是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上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开展教育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1958年09月12日，是武汉大学师生难忘的幸福日子。
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武汉大学的校办工厂，并且作了重要指示。
校办工厂的许多工人在回忆这一光辉日子时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视察和指示，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为我们树立了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光辉典范。
化学系副主任、“九·一二”化工厂党支部书记盛蓉生，在毛主席视察时，他曾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过建厂情况，聆听过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在这次大辩论中，他以自己亲身经历，回忆了当年校办工厂在毛主席视察时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批判了后来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砍掉校办工厂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校办工厂在教育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
现在，全校已办起了化工厂、生化微生物厂、电子厂、冶金厂、计算机厂、电池厂、机械厂等七个校办工厂，成为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基地。
在大辩论中，师生们运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批判那种所谓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谬论。
他们列举了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以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给学校带来的深刻变化。
从1970年秋季以来，武汉大学先后招收了六届近五千名工农兵学员。
他们牢记阶级的委托，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努力钻研业务，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现在，这个学校已有三届工农兵学员共两千多人结业，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
许多工农兵学员毕业后不留城市下农村，不当干部当农民，自觉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立志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武汉大学，曾经培养出了近万名学生。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一心追求资产阶级的“学者”、“专家”、“教授”的名和利，那里还想到要当农民当工人。
这真是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师生们用生动的事实，鲜明的对比，有力地回击了奇谈怪论制造者的诽谤。
他们说，社会主义大学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就是要培养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有些人散布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谬论，正是要走文化大革命前旧大学的老路，重新贩卖“智育第1”、“学而优则仕”的黑货，把学生培养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使学校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于奇谈怪论制造者的这种险恶用心，我们必须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大辩论中，广大师生还以生物系和中文系开门办学后的巨大变化为例，批驳了教育界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成“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的谬论。
文化大革命前武大的生物系关门办学，搞微生物学的只知道摆弄试管，不知道发酵罐；
搞植物学的只会在黑板上画水稻，没有下过水田；
搞动物学的只在玻璃缸内养鱼，不了解渔业生产，生物系成了暮气沉沉的“死物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使生物系获得了新生。
几年来，这个系与省内外二十多个单位建立了挂钩关系，进行了四十八项课题的科学研究，办起了校办工厂，改建了实验室，初步形成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
学员们通过开门办学，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结合生产任务开展科学研究，既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到了专业理论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过去被人们称为“夫子系”的中文系，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更是“旧貌变新颜”。
这个系的师生以社会为工厂，采取多种形式实行开门办学。
几年来，他们走遍了鄂西的山山水水，踏遍了鄂东的大别山区，跑遍了长江沿岸地区，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了文科的战斗作用。
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以及最近学习毛主席的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过程中，师生们都深入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商店、学校、街道，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宣讲。
仅1975年，这个系接受的宣讲任务就有八百多场次，听众达二十多万人次，还为报刊、杂志、电台写了许多有战斗力的文章。
同生物系、中文系一样，武汉大学全校坚持开门办学，到三百多个单位进行教育革命实践，与一百多个厂矿、社队和科研机构建立了挂钩关系。
广大师生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结合典型产品和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并与挂钩单位协作开展科学研究，共同完成了一百多项研究课题，不少成果已在有关部门应用和推广，有的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教育革命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
广大师生通过革命大辩论进一步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使全校的开门办学、半工半读、短训班、函授教育、工厂办专业等多种形式办学搞得更加扎实，步子迈得更大。
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早就打算结合教学在学校化工厂创办一个高分子化学车间，但一直强调困难大未能搞成。
最近，这个专业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抽调了六名教师，安排了十五名工人，克服了许多困难，很快就把高分子化学车间办起来了，并结合教学生产出三种产品。
去年11月中旬，数学系党委不听奇谈怪论那一套，将计算数学专业七四级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的计划，提前五个多月实现了。
工农兵学员到咸宁地区，和当地气象工作者一起，运用学到的知识，计算了十八个数据，及时、准确地预报出当地天气变化趋势，有效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受到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赞扬。
武汉大学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大辩论中，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由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许多老教师在这场辩论中，焕发了青春，主动参战。
在全校形成了一个人人挥戈上阵的革命大好形势。
广大革命师生决心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把教育革命大辩论进行到底，夺取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毛主席语录
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苏修殖民扩张的大暴露
安哥拉局势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密切注视和普遍关切。
以两霸激烈争夺为背景的安哥拉当前事态，是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事件。
它的严重性首先在于，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越过重洋，以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把一个刚刚迎来独立的南部非洲的年轻国家推入分裂和内战的境地。
这是苏修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一次大暴露，是野心勃勃的新沙皇疯狂争夺世界霸权的新罪证。
十多年来，苏修采取进攻的态势，一次对外侵略扩张继之以又一次对外侵略扩张：
它钻进了中东，武装侵占了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挑起了南亚次大陆的纷争，接着在南欧的葡萄牙插了一脚，现在又伸手到非洲的安哥拉。
事实胜于雄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充分表现了它的反动性和侵略性。
苏修这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和侵略安哥拉，其手段之毒辣，其用心之险恶，其态度之蛮横，真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什么是莫斯科牌号的新殖民主义，苏修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足以大大打开人们的眼界。
一是标榜所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在安哥拉的各个解放组织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图浑水摸鱼。
苏修在安哥拉把一派捧到天上，把另外二派踩在脚下，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了三个解放组织之间的联合协议和停火协定，一手拆散了曾经是安哥拉民族团结象征的过渡政府。
它不断为兄弟相残的内战火上加油。
苏修采用唆使安哥拉人打安哥拉人的这种毒辣手段，真是叫老殖民主义者自叹不如！
二是以履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为名，不仅出枪而且出人，直接参与杀戮。
苏修向安哥拉派遣了成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并唆使古巴派出了成万名军队。
它向安哥拉输送大批军火，从步枪到火箭，从装甲车到战斗机，应有尽有；
它不惜工本，跨越重洋，建立了一条长达一万多公里的、运送军人和军火的海上和空中补给线；
它公然派出军舰到西非和安哥拉海岸游弋，进行武力威胁。
苏修这种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三是披着所谓“天然盟友”的外衣，对非洲国家发号施令，威胁恐吓，大肆破坏非洲团结。
苏修在安哥拉问题上，公然胁迫非统组织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对非洲的独立国家大搞强权政治，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它几次三番命令非洲一些主权国家的首脑必须如何如何，谁不服从，就大整特整，给加上“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
苏修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老殖民主义几百年来骑在非洲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作风。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为幌子，向别国伸手，妄图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
它利用组织军事集团，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大搞所谓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图把不仅第3世界而且第2世界的国家，置于它的控制和奴役之下。
当它不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实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苏修在安哥拉扮演的丑恶角色，集老殖民主义的凶残和新殖民主义的狡猾于一身。
这是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都无法掩盖的。
什么履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时候，苏修袖手旁观，说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埃及人民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关键时刻，苏修不给武器，卡脖子。
柬埔寨人民进行讨伐朗诺集团的战斗的时候，苏修却同卖国贼站在一起。
你们背叛国际主义的罪恶纪录难道还少吗？
就拿安哥拉来说，当安哥拉人民长期为挣脱葡萄牙殖民枷锁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你们从来没向他们提供过认真的援助，而在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宣告垮台、安哥拉人民取得了独立之后，你们却无比“慷慨”地运去大批新式杀人武器挑起并加剧那里的内战，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能够做得出来的吗？
苏修的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他们活象当年的希特勒，是一伙“寡廉鲜耻的帝国主义者和穷凶极恶的反动派”，用“‘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强盗帝国主义的本质”。
什么“维护”安哥拉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谁都知道，安哥拉的三派去年年初达成协议，迫使葡萄牙当局承认了安哥拉人民的独立权利，如果不是苏修的插手，去年11月安哥拉就早已以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屹立在非洲大陆上。
而目前，苏修在安哥拉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根本不把安哥拉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放在眼里，它的和它唆使下派出的军队在安哥拉的国土上横行无忌，制造灾难。
正是苏修干涉者，使安哥拉的主权受到粗暴蹂躏，使安哥拉的独立受到严重威胁，使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受到肆意破坏。
苏修企图以所谓反对南非入侵作为它武装干涉安哥拉的口实，显然也完全是徒劳的。
因为人所共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干涉在前，南非当局的插手在后，苏修对安哥拉的粗暴干涉，才给了南非以捣乱的可乘之机。
苏修先生们，正象俄罗斯的谚语所说的：
“不要把犁放在牛的前面”。
你们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同样都是安哥拉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死敌。
苏修一再表白，它“并不想在安哥拉寻求任何好处，无论是经济的，军事的，或别的好处”。
这是标准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事实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安哥拉这颗“非洲的宝石”觊觎已久，处心积虑待机取代葡萄牙殖民者在那里的统治地位。
长期以来，苏修的宣传机器就一直公开谈论安哥拉“令人垂涎的天然资源”和“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苏修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向安哥拉伸手，不仅着眼于它拥有从石油到钻石的丰富矿藏，而且是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反革命战略的需要。
苏修企图在安哥拉取得罗安达、洛比托等海空基地，以便它从东南两面威胁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海上石油通道，建立对南大西洋的控制权。
不仅如此，苏修还想把安哥拉作为它向中、南部非洲扩张的跳板，进一步破坏整个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攫取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
事情很清楚，苏修在安哥拉的露骨干涉，是它抢占战略要地、加紧战略部署，与美国争霸的重要一步。
诚然，安哥拉的局势是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多方面的。
但是，只要排除了苏修这个超级大国的干涉和插手，其他的矛盾，包括安哥拉各派之间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同意见，都不难得到妥善的解决。
反之，如果听任苏修在安哥拉胡作非为，图谋得逞，那就很难保证将不会再有第2个、第3个安哥拉。
苏修的干涉不除，安哥拉和非洲大陆决无宁日。
这个道理是越来越清楚了。
在今天的非洲大陆上，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主流正在兴起和发展，苏修破坏安哥拉民族独立和非洲战斗团结的罪恶阴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刚刚摆脱了葡萄牙近五个世纪殖民统治的安哥拉人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事务，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族团结的新安哥拉。
达到这一目标，道路是不平坦的，也决不是很轻易的，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同样地，站立起来的伟大的非洲人民，一定会排除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干涉，团结一致，提高警惕，辨别真伪和敌友，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推进到新的阶段。

最近，中国科学院的所属单位对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右倾翻案风展开回击。
现将部分批判文章和发言摘登如下：
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是为了翻案
杨挺秀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学实验运动的蓬勃发展。
科技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科研成果累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说：
“成绩本来不大，硬吹成绩很大”。
在他们看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技战线一团漆黑。
那么，究竟是“成绩很大”还是“成绩不大”，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请看事实：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广大工农兵阔步登上科技舞台，真正成了科学实验运动的主力军，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下，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农业科学实验四级网，形成了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一千多万人的浩浩荡荡的科学实验大军。
工业战线的技术革新小组，象烂熳的山花开遍全国工矿企业。
大庆办的研究所，是以工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型研究所”。
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上海和哈尔滨的城市科技交流站，是工人阶级占领科技阵地的一个创造，目前已推广到一百多个城市，对推动工业技术革新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有这一切说明，现代科学技术一旦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被亿万工农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武器。
第2，文化大革命中狠批了修正主义科技路线，资产阶级偏见和旧传统势力影响很深的研究所，正在发生巨变。
专业科研机构“开门办所”，实行两个“三结合”，科技人员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思想、科研双丰收，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研究所”。
第3，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知识私有”观念和科研工作中的“封锁垄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处盛开社会主义大协作之花，结出社会主义大协作之果。
去年一年，由于组织了社会主义大协作、大会战，大大加快了科研进度，缩短了科研周期，全国共完成了几千项科研项目，其中比较重大的成果就有一千多项，赢得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科技工作的又一个丰收年。
所有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试问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难道这些都是“硬吹”的吗？
是“成绩不大”吗？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为什么睁眼不看事实呢？
因为他们过去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他们不服气，不满意，但有段时间只能“克己”，今天一旦权到手，就来“复礼”了。
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们就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专门来挑剔。
正如一个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所说的，他们“要暴露阴暗面”。
一语道破了他们的要害：
否定是为了翻案，翻案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面对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要予以坚决回击！

坚持开门办科研的方向
遗传研究所　杨庆林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摆出一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架势，对这一新生事物横加指责，胡说什么开门办科研是“弄巧成拙”。
开门办科研是“弄巧成拙”，还是好得很？
这是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许多人关起门来，冷冷清清，搞“学院式”研究，在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很少考虑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对工农业生产有用的成果不多。
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科技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我所科研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科技人员和党政干部走出去，在政治上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
在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所为工农业生产、医学事业和国防建设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有些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广大科技人员和工农兵群众深刻体会到：
“开门办科研就是好，好得很！”
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由于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把开门办科研的“巧”看成了“拙”，岂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叫嚷最厉害的是所谓“理论”问题，说什么“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
他们真是关心科学研究理论的提高吗？
不是的。
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实质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在科技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
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源泉。
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出成果。
我所科技人员，走出去与工农相结合，在参加群众性的育种活动中，了解到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找到育种的新技术、新方法。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1970年春，我们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对国内外遗传育种研究的动态进行了分析，决心迅速掌握世界上正在开展的通过花粉培养进行单倍体育种这一新兴的科学技术。
在研究过程中，坚持走出去，与群众性科学实践活动相结合，汲取群众中的好经验。
分别于1971年和1974年，首次用小麦和玉米花粉培养出植株，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过去杂交育种需要七、八年时间，才能用于生产；
现在用这种新方法育种，只用三年左右时间，就可用于生产。
这种新法育种又推动了遗传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叫嚷什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创新还是少一点好”。
我们说，不是“少一点好”，而是多一点好，越多越好。
因为它有利于在科技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有利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让工人、贫下中农占领科学技术阵地，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
有利于科技人员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造就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有利于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提高科学研究，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必由之路。

放弃党的领导就是投降
赵蔚山
科学技术工作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依靠谁，团结谁，这是科技战线必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深刻认识到，必须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毛主席教导我们：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无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借口科学技术“特殊”，极力否定党的领导，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歪曲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他们攻击科技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是“三凑合”、“三磨擦”，说他们不热心、不懂行，提出要由热心的懂行的人来领导科学技术。
这比教育界的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奇谈怪论更进了一步，公开地赤裸裸地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们还进一步叫嚷什么“配备所长、副所长，业务处正副主任，最好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比较有权威的，为科技界所公认的是第一流的”，说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精神力量”和“鼓舞力量”。
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
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等等。
这种放弃党的领导，把领导权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拱手相让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并不反对研究所设所长，我们反对的是把资产阶级专家捧上所长的宝座，将所长凌驾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上，而这恰恰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所主张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奋起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技路线，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加强了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这对繁荣科技事业，加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想使我们退回到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的科技路线上去，搞“业务挂帅”、“专家治所”，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是痴心妄想。
我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绝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1957年右派分子叫嚣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到今天还被某些人当作宝贝，极力加以鼓吹？
这只能说明，在科技领域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现实的斗争表明，有个别同志在这场斗争中投降了，被“招安”了，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吸取的教训。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
我们相信，在反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中，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必将进一步加强。

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胡欣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科技界刮起右倾翻案风时，有人打出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开反对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胡说什么“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口号是对的，但在科技战线要不要提？
我看不要提”、“对科学不能专政，不能把文教等上层建筑的口号套到科技界来”。
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公开否定，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修正主义谬论。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前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利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力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党内寻找代理人。
而这种代理人在科技界也确实有。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苏联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惨痛教训，是我们应当记取的。
我们必须在科学技术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们为了否定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出了两条所谓的理由。
一是把科学技术和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说什么“对科学不能专政”。
这是一种诡辩论，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来搅乱人们的思想。
我们认为，虽然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它是要靠一定阶级的人去掌握，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例如，苏修、美帝掌握的科学技术，是为对外扩张侵略，推行霸权主义，对内剥削压榨劳动人民服务的。
在他们那里，正象列宁所说“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
而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群众运动猛烈地冲刷了科技领域中的污泥浊水，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全面专政，但谁也没有提出过对科学本身进行专政的口号。
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
应当指出的是，在一些自然科学理论中，也渗进了一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东西，对此，当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予以批判。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们挖空心思地想出“对科学不能专政”的歪理，来反对在科技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真可以说是他们用诡辩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的一大发明。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联系科技战线的实际，我们认识到，必须镇压科技战线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的科技路线；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和“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总之，我们科技战线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怎么能说在科技战线不要提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呢？
他们的另一个“理由”，是说什么“一提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变成专政对象了”。
这种说法不仅是荒谬的，毫无根据的，而且是一种挑拨！
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事实上，党对广大知识分子历来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种恶意歪曲和攻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论调一出笼，就受到了科技界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严厉批驳。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告诉我们：
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鼓吹唯生产力论就是搞复辟
刘元明
在科技战线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搞唯生产力论，斗争是十分激烈而复杂的。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利用人们急于想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为祖国多作贡献的迫切愿望，打着“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旗号，竭力鼓吹和推销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他们公然宣称什么行政工作、政治工作都要“为科研上去”这“一个目的服务”，要“围绕着这个转”。
因此，学大寨，评《水浒》，也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
他们还叫嚷：
“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
如不照此办理，其结果怎么样呢？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摆出了一副救世主的架势，答曰：
“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
按照右倾翻案风鼓吹者的逻辑，“把科研搞上去”成了最根本的任务，成了一切工作的“纲”。
毛主席教导我们：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的教导深刻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生产力论，戳穿了以“把科研搞上去”当作“纲”的谬论的修正主义本质。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与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其矛头所向不是很清楚吗！
他们所鼓吹的这一套，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妄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曾经鼓吹过；
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也大叫大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大搞“福利共产主义”。
叛徒刘少奇、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一再鼓吹唯生产力论。
可见，鼓吹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
对于唯生产力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斗争中曾批判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
因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跳出来鼓吹唯生产力论，只能解释为别有用心。
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我们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但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鼓吹唯生产力论，就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妄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向歧途。
历史经验证明，在科技战线上，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
因此，为了坚持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向，科技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如果依了唯生产力论鼓吹者，大刮“业务台风”，一切“围绕着这个转”，结果科研阵地必然由资产阶级占领，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唯生产力论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警惕有人用唯生产力论代替党的纲领、路线。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在当前这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中，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导师的教导，坚决与唯生产力论这个修正主义观点划清界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科技阵地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只要坚持这样做，并且发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就一定能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努力改造世界观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中共吉林省突泉县委书记　郝景武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使我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了继续革命的道路。
回顾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我深深感到，只有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才能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继续革命的力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端正态度才能真正认错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中共突泉县委代理书记。
那时，我起早贪黑地干，一心想把粮食搞上去，满以为这样就是干社会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我搞修正主义，我勉强承认了错误。
可是，心里总顺不过劲来，就好象文化大革命“欠”了我什么似的。
后来，群众帮助我解剖了一个典型事例，才使我惊醒过来。
1964年，我发现有个大队骡马成群，牛羊满坡，就把这个大队树为全县发展牧业生产的一面红旗。
由于我埋头抓生产，对那里的阶级斗争，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着，没过几年，那个大队有的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竟成为阶级敌人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保护伞了。
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说明：
只顾抓生产，对冒出来的资本主义倾向视而不见，对好人被坏人拉过去也不闻不问，那么，牛羊再多，也不是社会主义啊！
我为什么会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呢？
我学习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从世界观必须改造这个根本问题上找到了犯错误的根源。
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就不能真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过去我也没少去农村，可就是没有抓住农村工作的主要矛盾，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
我衡量社、队工作的好坏，往往只看生产，不问阶级斗争。
在发展生产的问题上，我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靠刺激小农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我的这种思想如果不改变，势必要搞“唯生产力论”那一套，跟修正主义路线走。
经过群众的批评帮助，我从路线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跳出了个人得失的小圈子，开始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大革命。
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欠”了我什么，而是把我从修正主义泥坑里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使我懂得了怎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深切体会到：
有错不认错，反而感到委屈，主要是没有抓紧世界观的改造。
不认错，一有机会，就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只有认错才能认账；
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在实际工作中就会搞修正主义，才能从心眼里感到文化大革命确实挽救了自己；
只有认识到自己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才能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坚持斗争哲学才能继续革命
我常想这么一个问题：
尽管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出现一些消极的东西。
这些消极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可是，我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往往表现为犹豫不决，畏缩不前，怕这怕那。
这实质上是回避矛盾，回避斗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不能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而是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使自己停顿起来，甚至向后倒退。
只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勇于同错误思想斗争，才能巩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收获，坚持继续革命。
几年来，就我个人来说，在斗争中，解开了这样几个思想疙瘩：
批判资本主义，会不会挫伤干部的积极性？
有一次，一个青年社员来找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来告我的舅舅，他是生产队长，带头搞资本主义！”
我觉得问题严重，就到那个生产队做了调查，结果证明这个青年社员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但是我想，不能批了资本主义，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这种思想一出现，我就警觉起来。
原来我只想到保护干部的积极性，没想到保护干部的什么积极性。
不批判资本主义，不批判修正主义，保护的只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端正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就不那么心慈手软了。
事实表明，这个生产队经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资本主义，才调动了群众和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抓阶级斗争，为什么怕得罪人？
毛主席说：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有一个时期，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在机关干部中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
这时，我思想上消极的东西又冒出来：
怕得罪了人，来了运动再挨整。
针对这种思想，我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只算个人得失的小账，不算反修防修的大账。
如果我再象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样，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那么将来群众再批判我，也是应该的。
同时，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增强反修防修的能力，这不是什么得罪人，而正是在政治上关怀和爱护干部。
在领导班子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会不会影响团结？
领导班子里有矛盾，有斗争，是正常的，因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领导班子里来。
但是，有时我却担心开展思想斗争会影响团结。
这说明我没有从群众对我过去的错误的批判中很好地吸取教训。
回顾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不能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表面上和和气气，实际上没有战斗力。
现在县委领导班子如果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而是掩盖矛盾，那也就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团结。
毛主席教导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事实确是这样。
我们县委班子每年搞几次开门整风，邀请工人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我们的县委领导班子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了团结，增强了战斗力。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世界观的改造也是有反复、有斗争的，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
我深深感到，只有在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自觉前进，坚持斗争哲学，才能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继续革命。
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才能热情支持新生事物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怎样对待新生事物，反映了不同阶级的世界观。
我们县委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是新生事物。
我曾经这样想过，培养青年干部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
对青年干部一定要热心培养；
但是，我又怕选不准，将来不好办。
这样，就存在一种既热心又担心的矛盾心理。
后来，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在学田公社平安大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李崇华，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以后，深入到阶级斗争复杂的第5生产队，挨家挨户地宣传大寨的根本经验，发动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这个队很快甩掉了后进帽子。
李崇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被群众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现在是我们县委的副书记。
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明明是增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而我却往往担心，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头脑中还残存着“论资排辈”的旧观念。
青年干部敢想、敢说、敢干，朝气蓬勃，这本来是优点，我却往往把他们看成是“毛手毛脚”。
回想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干了许多蠢事，犯了很多错误，还不如他们呢！
青年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一代更比一代强。
事实告诉我，不同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就不可能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应该给青年干部留下点什么呢？
我在突泉县工作了十五年，对这里的工作情况、自然资源是了解的，把这些告诉给青年干部也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给他们，经常用我们的切身体会提醒他们，增强他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共产主义的幼芽”，代表了我们的未来和希望。
只有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使自己的思想适应这种新陈代谢的规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红藕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安定团结与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我们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是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总想把社会主义秩序和人们的思想搞乱，破坏安定团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讲安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安定；
我们讲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
只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安定团结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
如果只讲安定团结，忽视抓阶级斗争，同修正主义思潮和平共处，安定团结就会失去正确方向，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可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安定团结！
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它主导和影响着其他一切矛盾。
安定团结受阶级斗争所支配，不能离开阶级斗争。
因此，只有抓好阶级斗争，才能促进安定团结。
我国解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抓阶级斗争，促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为了反修防修，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场伟大的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大”以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展评论《水浒》，目前又开展了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个个斗争，有力地促进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安定团结，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们靠抓阶级斗争，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发展这个局面，还是要靠抓阶级斗争。
那种认为讲安定团结，就可以不要阶级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安定团结，必须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刘少奇竭力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
林彪效法孔老二的“和为贵”，宣扬“中庸之道”。
对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批判，肃清其流毒，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是非界限，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才能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保持高度警惕，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安定团结。
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安定团结，还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主席指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表现在各个领域，有敌我矛盾，也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阶级敌人破坏安定团结的活动，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对于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安定团结，重要的问题在于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搞清楚了，真正弄懂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道理，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才能在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形势的过程中，自觉地以抓阶级斗争来促进安定团结。
如果对这些理论问题若明若暗，一知半解，行动必然盲目，必然会偏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搞好老、中、青三结合
中共山东省临朐县委员会
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是广大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宝贵经验。
实践使我们深刻感到：
坚持老、中、青三结合，不断发展壮大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几年来，我们县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
现在，在我们县的县、社、队三级领导班子中，青年干部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不少青年干部担任了主要领导工作。
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集中了几方面的优点，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出现了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新老结合，团结战斗，共同前进的生动局面。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把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给各级领导班子带来革命朝气，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蒋峪公社南候大队就是一例：
过去，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缺乏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生产条件改变缓慢，粮食产量长期在二、三百斤上打转转。
1973年冬季，这个大队根据党的“十大”精神，选拔了两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力。
两年多来，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广大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修了二百多亩大寨田，打机井三眼，迅速改变了生产条件，1975年粮食亩产超过了一千斤。
实践证明：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就能使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率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坚强的战斗堡垒。
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必须正确对待革命的新生力量。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就要把无产阶级的大批后起之秀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让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担负起革命重担。
对革命的新生力量抱什么态度，这也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有没有政治远见和革命责任感，有没有路线斗争觉悟的一个重要问题。
几年来，我们县委在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培养和选拔新生力量的过程中，不断端正对青年干部的态度。
我们认为，革命资历是可贵的，但是，不能把资历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
选拔青年干部，应当首先看方向、看路线，如果片面地讲资历，甚至“论资排辈”，就会阻碍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
对青年干部缺少经验，也要做具体分析。
老干部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经验的，而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才取得经验的。
正因为青年干部缺少领导工作经验，更需要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
我们县委副书记吕秀彩同志，是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女干部。
几年来，我们坚持让她挑重担，把她放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公社担任妇联主任、党委副书记。
她坚持认真看书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路线觉悟、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她被提拔到县委领导工作岗位后，较好地挑起了担子，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赞扬。
几年来，一批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中成长起来。
老、中、青三结合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要认真总结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提高对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认识，把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得更好。

在党的阳光沐浴下
——访福建晋江地区台湾省籍同胞
在与台湾省一水相隔的福建省晋江地区，居住着两百多户近千名台湾省籍同胞。
他们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积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德化县手工业联社生产组负责人、台湾省高山族同胞孙德，出生在台湾省台东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冬被国民党抓丁来到祖国大陆，1947年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后成了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
在部队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下，他刻苦学习，英勇战斗，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培养他，又在1957年送他到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学习。
现在，他担任德化县手工业联社生产组的领导工作，同全社职工一道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使全社手工业生产不断发展，去年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两倍多。
最近，他们又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根据全县展开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及时生产大批小农具供应农业第1线，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
由于成绩显著，孙德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两次幸福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晋江地区工作的台湾省籍同胞，有的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有的是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有的是工农财贸和文教卫生战线的职工，他们都象孙德一样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安溪县革委会林业局副局长、台湾省籍同胞杨奎柳，在战争年代英勇作战，荣立三次战功，并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他主动要求到比较艰苦的林业部门工作，后来又要求到安溪县偏远山区的半林林场工作。
杨奎柳是台湾省新竹县人，七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后来又被国民党抓到大陆当兵，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使他获得翻身解放，当上了国家干部。
他牢记阶级苦，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革命豪情来到半林林场后，首先组织全场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激发大家大干社会主义林业的革命热情。
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他又组织职工认真讨论林业战线如何学大寨，使大家树立为革命造林的思想。
十多年来，全场职工坚持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营造了近五万亩山林，并创造了一套速生丰产林的先进经验。
1974年，这个林场被评为先进单位，出席了南方十三省国营林场会议。
1974年12月，杨奎柳调任安溪县林业局副局长，在成绩面前，杨奎柳更加谦虚谨慎。
最近他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词二首和元旦社论，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办好社会主义林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里的台湾省籍同胞时刻怀念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故乡亲人，都渴望台湾解放，实现祖国统一。
在人民解放军泉州市人民武装部副科长、台湾省籍同胞范杨河的家里，悬挂着好多张台湾风景画。
范杨河告诉我们，每当他看到这些风景画，就好象回到了故乡台湾省，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范杨河老家在台湾省桃园县，因交不起地主的地租，一家人被迫离乡背井，逃到花莲县谋生，并被迫相继卖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46年他被国民党抓到大陆当兵，后来被解放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他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明确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很勇敢，曾获得“一等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范杨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立了两次三等功。
到人武部工作后，他遵照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指示，积极做好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民兵军事训练，加强军民联防，为巩固祖国海防贡献力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的自觉性，更加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民兵建设工作岗位上。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
上海工业部门支农贡献大
新华社上海1976年02月01日电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上海工人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断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作出了贡献。
这五年，上海工业部门支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品种增多，质量提高，成本逐步下降。
据统计，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出产的化肥、农用水泵、手扶拖拉机、机动喷雾器，丰收35型和上海45型大拖拉机及汽油机的产量分别比“三五”计划期间增长一倍至六倍以上。
从1970年以来，上海还组织了工业和非工业的四百多个单位共同协作，制造了三百多套完整的三千吨型合成氨设备，为全国各地发展小化肥创造了条件。
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还试验制造了不少新的支农产品。
其中有适用于水稻地区的插秧机、收割机、拔秧机、耘耥机等各种新型的农机具；
有三点一米口径的大型水泵；
有农田基本建设和生产农机具用的各种专用异型钢管、钢材；
有能促进农作物生长的微生物农药，有春雷霉素、风光霉素、稻瘟净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
有耐磨、防腐蚀的轻便塑料小农具，还有专门供给山区、水田区贫下中农用的劳动防护用品等。
最近试制成功的水田袜，贫下中农穿着它在水田劳动行走方便，既能防止关节炎，又能防虫咬，而且价格便宜，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随着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的深入开展，上海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加深了对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认识。
他们体会到，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做好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农业同时也促进工业的发展，而且对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许多企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不断端正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支农工作越做越好。
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承担着冶炼农具复合钢的任务。
冶炼这种钢，工艺复杂，成本高，利润低，过去厂里有的干部想转产批量大、利润高的其他钢种。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多次批判了“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进一步树立了“以农业为基础”思想，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个车间不仅农具复合钢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而且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场地狭小、设备陈旧，但为了增产更多的拖拉机支援农业，工人们坚持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技术革新，不断提高生产能力。
几年来，他们自己动手造出了二百四十多台专用设备和一机多用的组合机床，建成了十多条生产流水线、自动线，为生产更多的拖拉机创造了条件。
1975年，这个厂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试制成功了一批三十五马力四轮驱动拖拉机，可以在泥泞的大田里耕作得又快又深，牵引力也比同马力的拖拉机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九。
为了更好地支援农业，上海许多工业局、公司和工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带领工人、技术人员经常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把支农新产品带到现场操作试用，还邀请老农座谈，广泛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
他们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几年来，经过不断调查访问，不仅使工业部门对农业生产的需要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进一步加强了职工同贫下中农的感情，增强了做好支农工作的责任感。
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为降低地下水位，提高小麦产量，需要用深沟犁开深沟排水。
这种深沟犁的主要配件钢丝绳是由上钢二厂负责制造的。
去年夏天，这个厂的工人在农村发现自己厂里生产的钢丝绳不耐磨、拉力小、寿命短，使深沟犁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深深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回厂后，立即组织试制小组，在去年“三秋”战斗前，生产出了第1批新结构的钢丝绳，又到农村现场使用，结果，证明这种钢丝绳耐磨、结实、分量轻、成本低，很受贫下中农欢迎。
上海工业部门的同志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许多远离城市的农村，贫下中农往往为了买几角钱的配件，要花几元钱的车费跑到城里；
还有一些旧型机器设备，由于买不到维修配件不能使用，影响了农业机械效能的发挥。
上海机电一局针对这种情况，发动所属工厂在完成主机生产的同时，努力增加维修配件生产，及时供应农村，在第4个五年计划中，这个系统的维修配件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
上海市农业机械供应站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除了经常和专用农机厂联系提供农机配件外，还组织了一些专业以外的工厂，或者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些短缺的农机配件，供应农村的需要。
在发展支农产品的过程中，上海工业部门广大工人、干部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不断挖掘现有企业内部潜力，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和急需的支农产品的生产任务。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农药行业生产的都是效能较低的一般农药；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个行业同染化、制药等工厂共同协作，丰富了原料来源，又合理组织生产，使高效低毒新农药有了更快的发展。
现在，连啤酒厂、味精厂、香料厂也都利用下脚制造了各种农药，或者为农药厂提供了生产高效低毒农药的原料。
上海皮革行业的工人，也积极利用制革下脚作为饲料和化肥支援农村，一天就能提供二百吨。
上海一些工厂、企业单位还广泛开展技术下乡活动，为农村培养技术骨干。
他们利用农闲季节，到农村开办各种技术训练班，或者定期把贫下中农请上来举办学习班，传授农机制造、使用、维修保养知识，传授化肥、农药的使用、贮藏知识。
有时，他们把一个地区损坏的农机集中起来，边修理边给贫下中农讲解有关技术；
还将有关技术资料写成小册子，绘成挂图，编成图书。
在农忙期间，有的工厂还派人下乡巡回检修，作技术辅导。
有的组织了青工学农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帮助贫下中农掌握有关技术。
上海汽油机厂从1970年03月起，先后为市郊十个县一百多个公社、大队举办了一百多期学习班，向一千多名社、队、农机站的干部、社员、技术人员传授了汽油机的使用、修理、保管知识，修复了约四百台汽油机、柴油机、水泵等农业机器。
上海市生产的三千吨型合成氨小化肥设备在外省市安装投入生产后，上海有关部门经常派出人员去进行技术辅导，有的小化肥厂在作了一些改革、添置了一些辅助设备后，使化肥年产量从三千吨迅速提高到五千吨的新水平。

我新任驻几内亚比绍大使赴任
新华社1976年02月0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贾怀济，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赴任。

西藏大量出版藏历历书
新历书发行后，人民公社社员和干部都很欢迎
新华社拉萨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积极开展藏历研究，并大量出版发行藏历历书，受到百万翻身农奴的欢迎。
仅1975年自治区出版的藏历书即达八万余册，比民主改革前出版最多的年份多几十倍。
这些新藏历书已在火龙年（1976年）的藏历年前运往农牧区销售。
西藏藏历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藏族劳动人民长期与自然界斗争的经验结晶。
藏历历算是从西藏高原的地理条件出发，主要根据当地的天文、气象等因素，推算每年的季节变化等，作为西藏劳动人民安排农作物播种、管理、收割以及放牧牲畜时的参考。
在旧西藏，以达赖为头子的三大领主把大量封建迷信的糟粕强行塞进西藏历书，以愚弄、欺骗劳动人民。
藏历书的出版也一直沿用原始落后的佛经木刻方式，每年印数仅上千册。
西藏民主改革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西藏有关部门依据党的民族政策，组织专人开展藏历历史资料研究整理和编写新历书的工作，并深入到藏族人民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还在农牧区邀请老农共同编写。
他们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坚持批判旧藏历书中宣扬的“天命观”、“神权论”，对反映藏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认真加以研究整理，使之条理化，并使新藏历的推算较为科学。
为了适应广大农牧民的需要，藏历书的出版也由木刻改成铅印，并逐年增加了出版册数。
不久前出版的藏历火龙年历书，图文并茂，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全书一开始便用通俗简洁的文字，介绍了西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几年来深入开展农牧业学大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预报了1976年西藏总的气象变化情况。
每月又根据海拔高度、地理条件等不同特点，具体预报了各地不同气象情况。
新的藏历书还向农牧民介绍了先进的农牧业生产技术，并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各种天文、气象科学常识。
新历书发行后，广大人民公社社员和干部都很欢迎。
中央民族研究所和有关部门对藏历的研究编写工作给了大力支持。
他们积极提供资料和设备，还派专人到西藏进行协助。

金甫润大校举行电影招待会
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新华社1976年02月03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今天在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总后勤部副部长孙洪珍，以及王万林、吴富善、吴岱、杨森、龙桂林、卢伟如、夏云超、李冠智、尹佐珍、陈亚丁、陈其通、陈健吾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放映了描绘朝鲜人民军战士在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关怀下茁壮成长的故事影片《炮兵的儿子》。

妄图抵赖苏修在安哥拉和非洲犯下的罪行
马立克欲盖弥彰
新华社1976年02月03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扎伊尔政府最近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强烈抗议苏联轰炸扎伊尔边境城市迪洛洛。
为此，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写了一封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企图抵赖。
据塔斯社01月28日报道，在这封信中，马立克矢口否认苏联在安哥拉境内“进行了威胁到扎伊尔共和国的不友好的活动”。
马立克说：
“我们想提醒一点，即在安哥拉土地上，没有一个手持武器作战的苏联人。”
马立克的这种抵赖，是欲盖弥彰。
马立克在“安哥拉土地上”的“苏联人”一语前，熬费苦心地加了一个“手持武器作战”的限制语。
但这样一来，却供认了那里的确有苏联人——苏联军事人员。
据报道，苏联向安哥拉派遣的军事人员已经上千。
随同这些军事人员进入安哥拉的是大量苏联武器。
据美联社最近报道，苏联从去年03月以来运送到安哥拉的武器中就有“近七十辆轻型水陆两用坦克、近一百七十辆装甲车以及三十辆T—34型和T—54型坦克”等等。
此外还有诸如飞机、导弹之类的先进武器。
所有这一切，马立克已是无法赖掉了。
现在他力图辩解的是，这些苏联人没有“手持武器作战”。
但是，这种辩解是十分愚蠢的。
全世界的人民，特别是饱经老牌、新牌各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害的第3世界人民充分懂得：
那种出枪、出军事顾问、出雇佣军以及利用非洲人打非洲人之类的新殖民主义，同亲自出动作战部队侵略一个国家的老牌殖民主义，都是一丘之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在非洲犯下的罪行，赖是赖不掉的！
它的罪行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第3世界一些国家报纸谴责超级大国干涉安哥拉
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新西兰总理指出苏联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是帝国主义态度的表现
新华社金沙萨1976年02月01日电
扎伊尔《劳动报》01月31日发表一篇题为《苏联帝国主义和在非洲的冷战》的评论，揭露苏联帝国主义对安哥拉和南部非洲的扩张野心。
评论指出，苏联在援助安哥拉解放运动的借口下，企图“成为安哥拉国土上的主人和永久赖在那里”。
评论说：
“它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一个政治少数派别去巩固民族独立，而是为了扩大它在南部非洲的影响。”
评论说，“苏联继续倾注大量新式战争物资，如同它对一个军事强国作战一样。”
评论指出，实际上，安哥拉已经“成了苏联的基地”，“人们所担心的苏联占领的危险已经成为现实”。
评论强调说：
“无论如何，安哥拉人民不会上当受骗。
他们或迟或早总要起来反抗，并且终将恢复自己的权利。”
《劳动报》在谴责苏联对扎伊尔的侵略时说：
“苏联的企图随着属于扎伊尔和安哥拉共有的迪洛洛国际桥的被摧毁，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家报纸指出，扎伊尔将不能容忍重复这样的行动，非洲不能让大国为所欲为。
新华社1976年02月03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01月30日发表社论说：
“尽管美国和苏联不断高唱缓和、裁军与世界和平，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并未减少。”
社论说，“苏联在非洲的安哥拉开辟了一个战场，以推进苏联的势力”，“苏联把武装力量倾入非洲，是对非洲人民的一项严重挑战。”
社论说，“近年来，苏联的扩张主义已向前推进，它一方面与美国高谈‘缓和’，另方面则不断地渗透各地，以便在世界各地建立苏联势力范围。
这就是所说的‘霸权政治’。”
社论在谈到苏联企图用“欧安会原则”和“亚安体系”等办法取代美国的势力范围后说：
“超级大国不会停息它们的政治斗争，全世界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提高警惕，以挫败超级大国兴起的大战阴谋。
只要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可以制止超级大国的兴风作浪。”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6年02月02日电
委内瑞拉《文摘》杂志02月02日发表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和美国干涉安哥拉。
文章说：
“安哥拉是美国和苏联多年来进行争夺权力赌博中的又一张牌。”
“这两个强国都在利用它们各自国内外形势所容许的一切条件孤注一掷。”
文章说，“当强国决定干涉一个国家的时候，它们就会玷污自己的双手，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派遣自己的士兵去屠杀被侵略国家的人民”。
“但是苏联现在找到了理想的方法，它不需要派自己的士兵去打仗，因为它有别的国家为它派兵。”
委内瑞拉《国民报》最近刊登了佩雷斯总统就安哥拉问题的谈话。
佩雷斯总统在谈话中指出，委内瑞拉的主张和观点是，每个国家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安哥拉人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建立他们所希望的政府。
新华社1976年02月03日讯
惠灵顿消息：
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02月02日晚谴责苏联干涉安哥拉事务。
他说，苏联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是“帝国主义态度的一种直接表现”。
马尔登在内阁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新西兰政府为安哥拉形势的变化感到不安。
他说：
“我们关心地注意到，那是俄国人所耍的帝国主义态度的一种直接表现。
最不同寻常的情况是：
他们在那里使用古巴军队。”
马尔登说，非洲许多独立国家的态度和新西兰一样，强烈反对俄国人以这种方式进行直接干涉。

苏修对非洲加紧渗透和扩张
飞舟
非洲同欧洲只隔着地中海，而北非本身就属于地中海地区。
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重点争夺欧洲，加紧向中东、地中海以及印度洋扩张的今天，非洲的战略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非洲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铀矿和石油等战略资源非常丰富，同时，非洲又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因此，苏修为实现其反革命全球战略，就对侵入非洲狠下功夫。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苏修趁着美帝采取守势、一时无暇多所顾及非洲之机，扯起各色各样的迷人幌子，削尖脑袋加紧对非洲进行渗透和扩张，千方百计地要控制海上交通要道、建立军事基地、掠夺战略资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进一步加强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地位。
（一）
苏修利用所谓的“援助”，作为打进非洲国家的敲门砖。
赫鲁晓夫上台后，即利用“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作为诱饵向非洲进行渗透。
勃列日涅夫更是采用这种手法，特别是大做军火商，对于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急剧增加。
最近几个月中，它向安哥拉提供了用于支一派、打两派的军火武器的价值，大约有五亿美元。
苏修的“援助”，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列宁在揭露资本输出的罪恶时，曾经指出，“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第1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2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苏修比老牌帝国主义更为贪婪和毒辣。
苏修一笔“援助”，竟然作了四层剥削。
首先是高利贷，而且苏修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受“援”国进行逼债。
它对待埃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其次，苏修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它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拚命将自己的陈旧机器设备往外推销。
从1960年到1973年，在它对非洲的出口中，机器设备所占比重已从百分之三十增到百分之五十。
再次，苏修的“援助”总是附带条件或寻求借口，以攫取别国大量财富。
近几年来，它就借“帮助”开采为名，从非洲国家掠夺了磷酸盐、铝矾土、水银、铅、锌和石油等矿物资源。
非洲国家为了抵偿债务，被迫廉价向苏修出口自己的传统产品，如可可豆、咖啡、棉花、亚麻、软木、赤道木材、大米、棕榈油、芝麻、柑桔、橄榄油等等。
苏修还以不等价交换掠夺非洲国家劳动人民的血汗。
比如，一个非洲国家1966年用两吨皮棉换苏修一台拖拉机，但到1970年则需用两吨半皮棉才能换苏修一台拖拉机。
另一个非洲国家1969年用两吨多可可豆换苏修一辆载重汽车，只过两年，就得用六吨多才能换一辆。
还有一个非洲国家1970年从苏修进口的钢材，每吨价要比苏修向法国出口价高百分之十，掘土机每台则高一倍以上。
而这个国家1972年向苏修出口的葡萄酒价，却不及当年向法国出口价的一半。
再其次，苏修派去非洲国家进行“援助”的“专家”、“顾问”，享受大大超过于他们国内水平的高工资和特权，这也是一种惊人的勒索。
无数事实说明：
苏修对于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只是剥削和掠夺的代名词，而它的“军事援助”，实际上是敲榨勒索的同义语。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随着飞机、坦克、火箭等各种苏制军火的进入非洲国家，苏修的大批军事专家、顾问也就接踵而来。
苏修的军事渗透为它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全面渗透打开了大门。
苏修特别投下了大的赌注，极力要从有关国家获得军事基地或变相军事基地。
当前，苏修已在非洲一些国家取得了十多处港口和机场的使用权，有的国家有的港口实际上已经成为苏修的巨型综合基地，有的国家的机场和港口也变相地成为苏修的海空基地。
人们看得很清楚：
苏修企图在苏伊士运河、红海口地区建立新的“桥头堡”；
要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寻找立足点；
想在南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航道上设立“中继站”。
其中的典型事件，就是苏修拚命对安哥拉内政不断进行粗暴的干涉，妄图在非洲攫取一个战略要地。
（二）
苏修通过各种渠道向非洲国家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培植亲苏势力，进行颠覆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到1975年初，苏修同非洲三十六个国家的双边来往就达一千九百六十五起。
近年，苏修派往非洲国家常驻的“专家”、“顾问”已达万人左右，到苏联去的非洲留学生人数经常保持在五千人左右。
在上述交往过程中，苏修用思想引诱、物质收买、女人腐蚀等卑鄙手段，在非洲网罗和培植亲苏分子，其中有的人打进了有关国家的许多部门，甚至钻入党、政、军的领导机构。
再经过这些人的安插，苏修特务已经渗进军事指挥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要害部门。
多年来，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它们起来反对或抵制苏修的渗透和控制时，经常遭到来自苏修的颠覆的威胁。
（三）
苏修利用或扩大非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趁机楔入。
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在许多非洲国家间遗留下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和国内部族冲突。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修越来越多地利用和扩大非洲国家的分歧，火上加油，有意把水搅浑，以便它浑水摸鱼。
苏修经常揣摸某些国家领导人的要求，准备随时趁机楔入这些国家。
有的国家发生领土争端，有的国家不和，有分歧、有争论，苏修都极力插手其间，加紧进行渗透。
安哥拉三派解放组织之间的内战是苏修一手挑动并加以扩大的。
特别是当非洲国家在解决安哥拉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苏修大肆挑拨，故意扩大它们之间的矛盾，妄图分裂非洲统一组织，破坏非洲团结，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居心是十分险恶的。
苏修把自己装扮成非洲人民“忠实而无私的朋友”，一再表示“严格尊重”非洲国家主权，要同非洲国家进行“友好合作”。
然而，乌鸦插上孔雀毛，依然还是乌鸦。
谎言不管怎样装饰，也掩盖不住真相。
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切身斗争经历，对于苏修在非洲加紧进行渗透和扩张的罪恶活动，已经有所警惕，有所认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本质日益暴露，非洲国家和人民团结反霸的斗争必将更进一步兴起。

英国保守党议员和西德反对党人士揭露苏联鼓吹的假缓和
要求西方国家作好准备对付苏联扩张主义
新华社伦敦1976年02月02日电
英国保守党议员温斯顿·邱吉尔（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孙子）最近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苏联的扩张主义，并为反对这种扩张主义作好准备。
邱吉尔揭露了苏联鼓吹的假缓和。
他说，去年的赫尔辛基会议在许多人思想上造成了巨大混乱，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去年的声明和被信以为真的协议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我肯定是属于这一类人”。
邱吉尔说，“我认为，设想在目前情况下，人们能够得到一个可以称之为缓和的总的协议，以及认为苏联放弃了它的帝国主义目的，那是一种错误。
我们必须看到苏联的扩张主义。
我们必须为反对这种扩张主义作好准备。”
他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说明苏联打算减少它的军备开支。”
他接着指出，苏联在这一段“缓和”时期中制造了相当于美国的十倍的坦克。
他还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当西方大谈“缓和”的时候，苏联的兵力却大大增加了。
邱吉尔强调说：
“关于苏联今天的地位最令人担忧的事情是，它的力量已经以二对一或者三对一的优势在西欧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它仍在继续增加军备。”
因此，“全世界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
苏联为什么要建立远远超过它自身防御需要的防务？
他们企图对谁进行威胁、讹诈或用这些军事力量进行占领？”
在谈到目前形势时，邱吉尔说：
“形势更加紧张了。”
“存在着军事威胁，而且这种军事威胁正在很快地增长。
军事威胁伴随着政治威胁。
人们去年在葡萄牙看到的事情确实是很危险的。
迹象清楚地表明，苏联卷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独立国家。
苏联运进了大量的武器，特别是提供了大量金钱，这是苏联为在西欧建立一个桥头堡而作出的下了很大决心的努力。”
他还说，“人们也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苏联为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建立卫星国而进行的下了很大决心的尝试”。
“中东和第3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是更为直接的，人们已经看到军火正在运进罗安达。”
在分析了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政治扩张以后，邱吉尔说，“欧洲目前的形势同三十年代的形势相比有很多共同之处”，“今天，一个公开的帝国主义大国是苏联，它具有想要统治世界这样一种相当陈旧的观点。”
他还说：
“在西方世界，存在着同三十年代相类似的绥靖情绪”。
邱吉尔强调说，“真正的危险是赫尔辛基会议和‘缓和’以后产生的虚假的安全感，以及西方和西欧的进一步裁军。”
他认为：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着手做更多的事情，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欧洲集团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新华社波恩1976年02月02日电
西德反对党人士最近一再指出，苏联在“缓和”外衣下在欧洲大举扩军，因而欧洲和平和安全“更加没有保障”。
西德联邦议院01月29日对西德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主席卡斯滕斯在发言中指出，苏联在“缓和”的外衣下追求的是强权政治的目标。
为此，苏联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搞颠覆活动”、“派间谍打入（西德）联邦总理办公厅”，以及“使用军事手段”等等。
他说，“西方总是尽力满足苏联根据它的自身利益提出的要求，而对那些使我们西方担心的东西却只字不提。
因而，苏联继续向安哥拉运送武器，而同时又在庆祝它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所取得的成就，这就毫不奇怪了”。
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比登科普夫最近在《德意志联盟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对西德的军事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文章说，“最近几年中，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的进攻能力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因而，这样的危险也就增加了，即：
东方今后将更多地试图通过施加军事压力来实现它的政治目的。”
文章批评了西方某些人“迷恋缓和”，并且指出，恰恰是在1969年以来这段时间里，“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得到迅速加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人认为，通过所谓的缓和政策可以得到“更多的安全”和“使和平更有保障”。
文章说，这种政策“正在进一步被证明是一种危险的错误”。
文章强调说，“只有毫不妥协地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能力，才能够使欧洲和平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在今后得到保障。”

讨论苏联军事扩张造成的威胁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会议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02月02日电
据挪威《晚邮报》01月30日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01月28日至29日在它设在奥斯陆附近的科尔索斯的北欧司令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主要讨论苏联在科拉半岛和波罗的海地区大力扩建军事力量从而加强了对挪威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翼的威胁的问题。
据报道，人们在会议上援引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材料，指出苏联在科拉半岛上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基地。
苏联在科拉半岛地区驻扎有五百五十艘水面舰只和一百八十五艘潜水艇，而且大部分潜水艇是核动力潜艇，并且装有核弹头。
苏联军队的机动性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挪威南部国防司令部总司令埃纳尔·图夫泰·约翰森中将在会上强调说，鉴于苏联的扩张，挪威在其南部的海军和空军力量都必须加强。
他说，在战争情况下，挪威必须控制其领海和领空，而且还要阻击敌军，使盟国援军能够及时赶到。

反对垄断资本家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
意大利瑞士工人群众举行罢工示威
日本工人集会表示决心把春季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罗马1976年01月30日电
意大利米兰、都灵等地几十万群众连日来纷纷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会，声援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胜家等工厂职工反对关闭工厂和解雇职工，要求保障就业的斗争。
01月28日，十多万群众在米兰举行示威游行。
参加示威的有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和米兰其他工厂的职工以及青年学生等。
他们举着标语牌和横幅，高喊口号，浩浩荡荡地通过闹市区，并且举行了集会。
在此之前，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三千多名工人和上千名学生还曾占领米兰一个火车站达四个半小时，使来往于米兰和其它城市之间的近一百列火车不能正常运行，意大利北方铁路交通也因此一度陷入混乱状态。
01月29日，三万多名机械工人在米兰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反对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解雇职工。
同一天，都灵省二十万机械工人也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胜家厂的部分工人还一度占领了都灵的一个火车站。
米兰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于去年11月下旬宣布关闭，当时，该厂四千五百名职工立即占领了工厂，并且一直坚持斗争。
据报道，最近两天，资方竟然向该厂近四千名职工发出了解雇信，都灵省的胜家厂也解雇了一千八百多名职工，这就激起了广大群众更坚决的斗争。
新华社日内瓦电
瑞士一千多名劳动者01月17日在瑞士西北部的穆蒂埃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垄断资本家关闭工厂，解雇工人。
示威者先在穆蒂埃市中心集合，然后在该市大街上游行。
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反对解雇！”
“反对关闭工厂！”
由于瑞士的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关厂、解雇和削减工时向劳动人民转嫁经济危机，这引起广大工人日益激烈的反抗。
在日内瓦、洛桑和比安纳等地，工人占领工厂的斗争最近不断发生。
美国资本的布洛瓦钟表公司设在纳沙特尔的工厂的职工们，从01月16日以来一直占领这家工厂。
沃洲沙旺纳一家家具制造厂的工人最近也进行罢工和占领工厂，反对解雇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
新华社1976年01月30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东京、神奈川、埼玉和千叶县的一万两千名工人，01月29日晚上在东京开会，表示决心把今年的春季斗争进行到底。
这次集会是由春季斗争共同斗争委员会发起的，它揭开了春季斗争的序幕。
春季斗争共同斗争委员会委员长市川诚在集会上讲了话。
他呼吁工人们扩大斗争的队伍，进行一个又一个的群众斗争活动和罢工。
日本社会党和公明党的议员应邀在集会上讲话。
他们表示声援工人的春季斗争。
一些工人代表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了开展春季斗争的决心。
集会一致通过的宣言表示，工人们将进行有力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保障就业，建立全国最低工资的制度，停止对罢工工人的处分，反对提高公共事业费用。
会后，与会者高举着工会的旗帜，前往国会举行了示威。
新华社1976年01月31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国营铁路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四千多人，01月31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强烈反对国营铁路当局无理处分罢工工人的行径。
国营铁路当局01月31日上午宣布解雇十五名工人，停止二百四十五名工人的工作，他们都是参加了去年秋季争取恢复罢工权利的罢工的。
这样，国营铁路当局已无理地处分了五千二百多名参加过罢工的工人。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市川诚在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恢复罢工权利是工人们的正当要求，争取恢复罢工权利的罢工是正义的斗争。
他呼吁工人开展斗争反对当局无理处分工人，并且争取春季斗争的胜利。
几名遭到解雇的国营铁路工人在会上表示要坚持反对无理处分的斗争。
一些工会的代表也在集会上讲了话。

日本国营铁路、邮电等企业的工人，为争取恢复工人罢工权利举行大罢工。
图为东京国营铁路的工人，团结一致，决心将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稿

纪念马丁·路德·金被害
美国一些城市黑人群众示威
新华社讯
纽约消息：
美国一些城市的黑人群众01月15日举行游行示威，纪念1968年被杀害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并要求改善黑人的处境。
01月15日，在马丁·路德·金的家乡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一万五千人举行了示威游行。
示威群众不断高呼：
“我们需要充分就业”，“要工作不要救济”。
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一万人聚集到市政厅，抗议杀害马丁·路德·金。
数百名示威群众在纽约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前面也举行了抗议活动。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发表文章指出
苏联普遍存在着失业问题
新华社1976年02月02日讯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最近发表文章说：
苏联各地普遍存在掩盖着的失业，“虽然苏联显然没有消灭失业问题，但是发给失业者的救济金却取消了，尽管失业者需要救济金。”
文章说：
“对于苏联宣称已不再存在失业现象那种大肆宣传的说法，是不应当信以为真的。”
文章指出：
就是苏联近来公开发表的一些材料和消息也清楚表明，苏联“劳动力过剩现象不断增加。
此外，受完国民义务教育的学生的就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看来，每个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小城镇和边远地区，都缺乏就业机会”。
文章援引苏联地方报刊发表的材料指出，“亚美尼亚也有失业问题，即所谓‘未参加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问题”。
亚美尼亚的领导人不久前说：
“在我们面前摆着共和国的一项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任务，即保证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社会生产工作的任务。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要求我们动员力量，……来提供新的工作机会。”
文章接着指出，“根据苏联统计材料所作的计算表明，在1971年到1973年这三年中，亚美尼亚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增长数，每年比新创立的就业机会的数目多两万人，即三年多了六万人。”
文章说，从乌兹别克部长会议主席发出的呼吁“显然可以看出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阿塞拜疆的报纸透露，“受完国民义务教育的学生找工作方面有困难，并呼吁部长会议给予帮助”。
吉尔吉斯的一个苏维埃代表要求“保证采煤城镇的劳动人民有稳定的工作”。
据《消息报》报道：
“最近十五年中，俄罗斯联邦中小城市的人口已下降。
一些中小城市出现了青年人外流，在使用男女劳动力方面出现了不成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又引起了大量调动和人口流动。”
《苏联问题分析家》的文章还说：
“人们早就知道整个苏联都存在着未充分就业即掩盖着的失业问题，而为改善这种局面所作的努力没有产生多大效果。”

讨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的共同立场
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举行部长级会议
马科斯总统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进行充分合作
新华社马尼拉1976年02月03日电
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第3次部长级会议，02月02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开幕。
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约七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开幕式。
应邀出席会议开幕式的还有，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和其他国家驻菲律宾的外交使节。
七十七国集团目前已拥有一百零八个会员。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将在今年05月间于肯尼亚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4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所要采取的共同立场。
马科斯总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应当把七十七国集团改造成为更富有战斗性的组织。”
“因此，我建议把七十七国集团改造成为经济上以集体自力更生为原则的第3世界经济体系。”
这个经济体系应作为在贸易和发展方面进行合作的手段。
这个经济体系可包括世界上工业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以促进这些国家间的集体经济利益并加速它们的发展。
他说，“为了给第3世界创立一个经济体系，我们需要所有发展中国家进行充分的合作”。
马科斯总统接着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已经到了十字路口。
他建议把它改造成为联合国一个专门机构，可以叫作“世界贸易和开发组织”。
这个组织通过国际贸易更主动积极地促进第3世界的发展。
他对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巨大差别表示遗憾。
他强调必须缩小这种差别。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七十七国集团从01月26日到02月01日在马尼拉举行了高级官员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宪章和改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一些措施。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失业
梅平
大批工人失业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把成千上万的工人抛在街头。
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一次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情况越来越严重。
即使一次经济危机暂时过去，失业人数也减少得有限，失业后备军日益更多地变为失业常备军。
经常性失业大军的存在，给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
自1973年年底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第2次大战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两年多来，随着危机的深化，失业人数也不断增加。
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均创战后最高纪录。
当前，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虽然工业生产已略有回升，但是失业人数减少得极为有限，前途暗淡。
西欧有些国家生产仍然没有回升，而失业人数却继续增长，情况更为严重。
据美国劳工部公布，在1975年05月美国的失业率达百分之九点二，失业者达八百五十四万人，创战后失业的最高纪录。
以后略有减少，在1975年12月份，失业率为百分之八点三，失业人数七百八十万。
1975年全年失业率是百分之八点五，这是战后最高的年失业率。
据美国劳工部的专家们估计，即使在企业恢复的情况下，“1976年的失业率也将会停留在百分之七以上”，而战后历次危机中失业率最高的一个月不过是百分之七点九。
目前，西欧主要国家，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失业人数都已突破百万大关，比危机前增加了一倍或几倍。
深陷在经济危机中的英国在去年08月，失业人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从去年10月到今年01月，失业情况更加恶化。
据英国官方01月20日公布的数字，英国失业者01月份已增加到一百四十三万以上，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六点一。
这是1939年以来的最高峰。
资本主义世界失业问题的尖锐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和深刻性。
资本主义世界失业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
各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已属惊人，但如果我们揭开官方数字所掩盖的真相，更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工人就业情况的万分凄凉和前途渺茫了。
美国《纽约时报》在今年元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美国劳工部的失业统计数字是被大大缩小了的。
这篇文章指出，劳工部缩小失业统计数字的“手法很简单，它不过是把失业者的定义搞得很严，并且把许多实际上的失业者叫做就业者”。
据《纽约时报》不完全的估算，1975年11月份美国实际失业的人数应为一千四百八十万，为官方公布数字的一倍，失业率接近百分之十五的惊人高峰，其中黑人失业率竟高达百分之二十六。
严重的失业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批失业工人的存在和工人实际购买力的降低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中业已降低的社会购买力变得更低了。
马克思指出：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因此，失业队伍的继续扩大，群众的贫困化，使得当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迟迟未能摆脱这次经济危机。
失业还必然引起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据美国《商业现况》报道，美国罢工的次数随着失业的增加而增加，计1974年12月罢工次数为二百五十次，1975年01月为三百五十次，05月份增至六百一十九次。
据报道，今年01月份英国失业人数飞跃增加，已引起英国政界人士的严重关切，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也在发展。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危机时期，失业的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而且危机过后，失业人数也从来没有回到原有水平。
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经济学家为了掩盖经常性失业日益增长，虚构了所谓“充分就业”论，宣称一定数量的失业是正常的。
他们说，在二十五年前达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至四，目前为百分之五至六，而到七十年代末，将为百分之十的失业率。
就是说，按照这种荒唐说法，象美国那样的国家，即使一千万左右的人失业也还算得上是“充分就业”。
这真是欲盖弥彰，它恰恰说明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
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失业的不断增加是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必然表现。
垄断资产阶级宣传他们能够用增加政府开支和通货膨胀等手段来减少失业，但执行的结果不仅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加深了通货膨胀，引起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近年来也在大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大谈西方世界出现的失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他们一再表白，在苏联“已不存在失业现象”。
其实，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失业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产儿也就必然伴随而来。
这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苏修报刊的透露，苏联各地广泛地设立了所谓“职业介绍所”，业务十分繁忙，成千上万的求职者“络绎不绝”。
仅仅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从1969年至1974年登门求职者就达数百万人之多。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同样无情地大量解雇工人，造成了千百万工人“流动”队伍，为广大产业后备军提供了不绝的来源。
工人失业，在今日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严酷的社会现实。
这是苏修的任何谎言也掩盖不了的。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剥削就会有斗争。
“试看天地翻覆”。
在工人阶级日趋贫困化的情况下，随着他们的日益觉醒，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脚下的火山最终将会迸发出烈焰滚滚的岩浆。

非洲部长级粮食委员会会议通过宣言
呼吁非洲国家为粮食自给而共同努力
加勒比共同市场部长理事会讨论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合作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电
非洲部长级粮食委员会第1次会议01月19日至23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会议通过的初步宣言呼吁非洲国家为粮食生产和供应的自给自足而共同努力。
会议是由非洲统一组织召开的。
二十四个非洲国家的农业部长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主席、埃塞俄比亚农业部长阿斯拉特·费莱克在开幕式上强调说：
“非洲必须把自力更生作为目标。
我们必须把全部精力用于争取实现经济独立。”
新华社乔治敦电
加勒比共同市场部长理事会01月24日在乔治敦结束了为时两天的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在地区的经济合作和采取相应措施来对付大国经济霸权的问题。
会议主席、格林纳达不管部长德里克·奈特在致开幕词时谈到加勒比地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他强调说，在不久的将来，在东加勒比地区还会有一些国家实现独立。
尽管这些国家非常小，但它们将在当代世界讲坛上拥有有效的发言权。
他还指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就国际问题进行事前协商，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
圭亚那贸易和消费者保护部长乔治·金在会上作了关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根据洛美协定加强它们同西欧共同体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的前景的报告。
他指出，应该作出各种努力“从加勒比共同体排除跨国公司在外国制造的产品”。
据会后发表的公报说，理事会通过了得到于去年12月举行的第2次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赞同的工作纲领，这项纲领包括了本地区食品计划、海运计划和减轻通货膨胀恶果的财政措施等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