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
中国政府再次申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爱好和平国家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
新闻公报
1976年01月23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这次试验成功，是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最近发表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诗词，认真学习元旦社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力协同，艰苦奋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所取得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参加这次核试验的工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革命干部和一切有关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再次申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爱好和平国家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

文登县委加强领导发动群众
认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据新华社济南1976年01月24日电
山东省文登县委加强领导，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文登县地处胶东革命老根据地，全县有烈军属、残废、复员、退伍军人等三万多户。
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县委加强了对拥军优属工作的领导；
把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具体分工两名常委抓这项工作，并由民政部门为主，吸收商业、粮食、宣传等部门参加，成立了拥军优属办公室，各公社和大队也都建立了民政领导小组和民政委员会，并发动工会、贫协、共青团、妇女、民兵、红小兵等组织一齐动手抓这项工作，从而使拥军优属工作出现了领导有人管，层层有人抓，部门都关心，人人都动手的生动局面。
文登县委对烈军属、残废、复员、退伍军人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关怀他们。
几年来，县委经常向他们宣传国内外的大好形势，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他们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去年以来，各级党组织帮助他们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使优抚对象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
高村公社老弱病残的优抚对象，通过理论学习，提高了继续革命觉悟，决心为人民立新功。
全社四十五个大队，有四十一个大队的老弱病残优抚对象，自愿组成了“愚公队”，为集体护林、护路、种药、拾粪、搓绳，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这个公社的高村大队，在七十二岁的老军属模范于清寿的带动下，有六十三名老弱病残优抚对象，组成了“愚公队”，从去年10月份以来，已为集体拾粪五万多斤。
文登县委对烈军属、残废、复员、退伍军人的生活也特别关心。
为了帮助这些人增加收入，几年来，县委在认真落实党的优抚政策的同时，注意教育这些人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社队党组织都根据这些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做到因人派活，为他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条件，从而保证了广大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不低于一般社员。
对全县五百三十六户孤老烈军属的送水、送草、送粮等，都有专人负责。
每年秋天，县委都及时发动青少年开展义务拾草活动，帮助优抚对象解决做饭和冬季取暖的用草问题。
仅去年秋天，全县青少年就为烈军属等义务拾草四十五万多斤。
每年夏、秋分配时节和新年、春节等节日，县委都组织专门人员到生产大队去了解优抚政策的落实情况，到优抚对象家中去访问，征求他们的意见，发现问题，就地帮助解决，做到党支部满意，群众满意，优抚对象满意。

毛主席语录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成绩显著
贺兰县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网，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银川1976年01月24日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的贫下中农，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解放前，贺兰县回、汉族劳动人民的子女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解放后，全县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但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仍有相当一部分贫下中农子女上不了学。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来，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网。
在生产队，陆续办起了一百一十个教学点，使学龄儿童入学率从文化大革命前的百分之五十一逐步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
农村中小学，也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十九所增加到九十五所。
全县十个公社，有九所公社中学设有高中；
七十二个生产大队，有三十一所大队学校设有初中。
1975年小学毕业生有百分之九十七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有百分之八十升入高中。
贺兰县的贫下中农在管理学校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组织学生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努力从小就培养他们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潘昶公社雄英大队学校的红小兵理论队伍，在贫下中农的关怀和教师的辅导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挥笔上阵，写出富有战斗性的儿歌五千多首，有一百七十七名红小兵登台讲儒法斗争和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们又组成红小兵理论宣讲组，在学校和生产队的政治夜校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积极参加评论《水浒》，受到了好评。
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教导，贺兰县贫下中农在管理学校中，坚持开门办学，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四十里店公社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是低洼盐碱地，水稻亩产一般只有三百多斤。
公社中学师生结合教学，以校办农场的十八亩低洼盐碱地为试验田，采取铺土压碱等一系列措施，使水稻亩产达到六百九十斤，其中有一亩四分试验田亩产达一千四百二十斤，为改造当地的低洼盐碱地提供了有益经验。
各公社中学根据农村的实际需要，普遍举办了各种专业班。
这些专业班的学生走出校门，拜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为师，把理论知识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既转变了思想，又学到了本领，还做出了一定贡献。
各学校都把农业学大寨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农村改天换地的斗争。
去年春天，各校学生插秧面积占全县总插秧面积的一半以上。
贺兰县的贫下中农很重视加强教师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教育革命的不断深入，他们陆续把一批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选拔到教育工作岗位，为教师队伍补充新鲜血液；
同时聘请一批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农兼职教师登上了学校讲台。
对专职教师，贫下中农认真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引导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和教育革命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辽宁轻工业正在蓬勃发展
新华社记者述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第4个五年计划以来，辽宁省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带领广大职工，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农、轻、重的方针，在大打农业翻身仗、努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大办轻工业，使我国这个重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1975年，全省的轻工业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一点三倍，轻工业产品的品种和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
其中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产品，如缝纫机、自行车、闹钟、化学纤维、塑料制品、电池、半导体收音机、日用精铝制品、保温瓶、肥皂、味精、啤酒、罐头等，去年的产量普遍比1965年增长一倍到十几倍以至几十倍；
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生产的三千多种新产品，如手表、洗衣粉、糖、电视机、电影机械、腈纶针织品、的确良等，产量更是连年增长。
不少主要轻工业品，已经达到自给有余。
轻工业的蓬勃发展，为农业和重工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生产、生活资料，对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75年，全省的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粮食产量增长百分之六十以上，第1次实现了粮食自给；
重工业产值比1965年增长一点三倍，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电力、机械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比1965年有了大幅度提高，全省取得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全面发展的重大胜利。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在重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要不要发展轻工业？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辽宁轻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全省人民在中共辽宁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的关系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总结过去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深感到：
农、轻、重方针，是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制定的正确方针，如何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是事关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是能否高速度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问题。
重工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当然应该抓好重工业，但是也必须利用重工业的有利条件，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互相依赖而又互相促进的，轻工业发展了，可以给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促进重工业更快地发展；
还可以把更多更好的轻工业品供应城乡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发展轻工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越是重工业比较集中、轻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越要注意贯彻农、轻、重的方针，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中共辽宁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在1970年发出了“大力发展轻工业，尽快提高轻工产品自给水平”的战斗号召，发动全省人民大打轻工业的翻身仗。
沈阳市是一个机械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工业城市。
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是“吃粮伸手向上要，轻工业产品靠外调”。
近几年来，由于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大力加强了对轻工业的领导，动员全市力量先后打了洗衣粉、聚氯乙烯、涤纶抽丝、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十几种产品的大会战，全市轻工日用品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质量由次到好地迅速发展起来。
1975年，全市轻工业产值比1965年增长一点一倍。
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从1970年起，这个市连续五年粮食和蔬菜实现基本自给；
1975年的重工业产值，比1965年增长一点三六倍。
沈阳市从农业、轻工业“短腿”到农、轻、重全面发展的重大变化，清楚地说明，一个重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能否摆正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大不一样。
摆正了关系，就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使农、轻、重互相促进，全面发展；
摆不正关系，就会顾此失彼，相互挤碰，使农、轻、重三方面互相牵制，踏步不前。
重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有没有条件发展轻工业呢？
辽宁重工业每年都可以为轻工业提供各种技术装备一万多吨，提供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合成材料几万吨，还有废次钢材边角料数十万吨和大量的废铜、废铅、废铝、废橡胶、废塑料以及废水、废气、废渣等，可供轻工业部门充分利用。
由此可见，重工业是发展轻工业的宝库，而不是包袱；
重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发展轻工业的优越条件，而不是无能为力。
问题是必须端正思想政治路线，看到这些有利条件，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重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怎样才能运用有利条件，使轻工业更快地发展起来？
辽宁的经验证明，关键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放手发动群众，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使轻工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
丹东和营口是辽宁省比较老的轻工业基地，纺织等轻工业都有一定的基础。
过去有些人总认为这些老企业“建厂早、设备老，潜力挖得差不多了”。
因此，一提发展轻工业，就主张伸手向国家要钱、要设备，铺新摊子，上新项目。
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市轻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批判那种“用钱向上报，用物向上要”的依赖思想，把发展轻工业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挖掘老企业的潜力上。
近五年来，这两个市的轻工业战线共实现较大的技术革新两万五千多项，自制和改造了专用设备近万台。
从而使造纸、火柴、纺织、针织、丝绸、食品、酿造、金笔、乐器等原有的轻工行业，生产能力普遍增加了一倍到十几倍，电子、手表、塑料、合成纤维等新兴行业的生产能力也迅速扩大，剪刀、大勺等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业品，也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整个轻工业战线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大好景象。
这两个市轻工业战线只是前年一年上缴的利润，就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国家给这两个市轻工业的投资，做到了少花钱，多办事。
旅大市和锦州市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发展轻工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这两个市的轻工业战线一度放松了阶级斗争，使资本主义倾向乘虚而入，不少轻工业工厂只愿意生产有名有利的产品，不愿生产利润小而又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锅、碗、缸、盆、发卡、钮扣、顶针等日用品。
文化大革命后，这两个市的市委引导轻工业战线广大职工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使大家牢固地树立了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思想，做到“抓大不丢小，抓新不丢老”，保证轻工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蓬勃发展。
丹东、营口、旅大、锦州等市的轻工业战线，文化大革命前后执行两条不同的路线，取得两种不同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一个真理：
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生产，要改变面貌，关键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就生产抓生产，是抓不好的。
（本报有删节）

人老心更红　继续干革命
共产党员黄立德同志，自从1959年退休以来，遵照毛主席关于“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他人老心红，始终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为建设陕北山区做出了贡献。
黄立德同志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
几十年来，他一直把搞好本职工作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他曾积极参加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多次被评为生产模范，光荣地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
后来，他又调去搞农场和园艺工作，大家称他为“园艺专家”，出席了西北五省植树造林积极分子会议。
全国解放后，老黄原来在陕西省农业综合试验站工作，后来机构变动了，有的人借此机会想往大城市调。
老黄问自己：
“我究竟去大城市，还是回延安？”
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
论资格、讲年纪，他也可以去大城市，但他更想起了延安，想起了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听毛主席报告，在宝塔山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军民一起开荒，在延河两岸给中央首长种菜……，这些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景，好象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他自言自语地说：
“老黄啊，老黄，你生在山区，长在陕北，小米把你养大，毛主席把你引上革命的道路，你不应该忘掉延安啊！”
于是他向党组织申请要求回陕北。
有人劝他说：
“陕北山大沟深条件差，你回去受苦呀！”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干革命还怕苦？”
临走时，他向领导保证：
“为建设延安，我一定要拚命干！”
就这样，他带着很多果树良种，带着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回到了子长县的王家沟。
老黄整年在山上跑着。
春天育苗嫁接，夏天栽杆防风，秋天看园护果，冬天封土涂白。
风天一身土，晴天一身汗，人不离山，心不离苗。
黄立德同志回到农村时，党组织发给他一笔生活补贴费。
他自己舍不得花，却用来给队上购买果籽、树苗，队里多次要给他报销，他都拒绝了。
有人说：
“老黄的钱给队里花大方，给自己花小气。”
这一点也不假。
他上山劳动，经常手带着一个小竹篮，里面放着修枝剪、嫁接刀、黄萝卜、干炒面、旱烟袋，等等。
累了抽一袋烟，渴了吃个黄萝卜，饿了吃口炒面。
早上摸黑上山，晚上摸黑回家。
有人说：
“老黄，国家给你的休养费，不够你吃？
不够你花？
你又有儿有孙，怎么不享点清福？”
老黄听了严肃地说：
“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我十分感激，但不能因为有照顾，就躺下不干。
共产党员的一生，应该是继续革命的一生。”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黄立德同志更加精神焕发，斗志昂扬。
他走到那里，就把延安精神传到那里。
　本报通讯员

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胸怀
——记河北省深县县委的老干部爱护和培养青年干部
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
在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里，革命的老干部应该具有怎样的胸怀，肩负什么责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中共河北省深县县委的老干部们，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打开场子，戏让青年人唱”
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深县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县、社、队三级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将近二千名，县委十五名常委中，有八名是青年干部。
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革命老干部的责任是什么？
这是深县县委老同志经常议论的课题。
他们说：
“我们这些老同志，要打开场子，戏让青年人唱。”
县委副书记李国强，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1973年，原来的县委书记调离深县，李国强和另一个县委副书记、老干部王彦文，主动向上级党委建议，让从基层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干部杨占恒担任了县委第一把手。
杨占恒担任县委书记以后，李国强、王彦文等老干部就从各个方面给他打场子。
有一天，县委办公室送来一份文件，请李国强签发。
这是一份涉及到全县全局工作的重要文件，本应该由第一把手签发，为什么送到自己这里来？
李国强看后心里很不安。
他想：
事情虽然不算大，但反映出有的同志不重视青年干部的苗头。
要给青年干部打开场子，我们这些老同志必须克服那种论资排辈，看不起“儿童团”的错误思想，树立起立党为公的思想，首先做出一个好样子来。
第2天，李国强和县委的老同志一起，来到城东的烈士陵园。
这里安葬着两千多位革命烈士，其中，就有他们当年患难与共的战友。
李国强同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教导，回顾和讨论了党和老一辈革命者对自己培育的过程。
县委副书记王彦文向大家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三十多年前，王彦文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培养他的是一位老区长。
后来，老区长不幸牺牲了，二十岁的王彦文当了区长，党组织又派一个老同志给他当副手。
在老同志的帮助下，王彦文从领导一个区，到领导一个县，逐渐成长起来。
他说：
“我们今天的老干部，就是昨天的‘儿童团’。
没有当年许多老同志的关怀和帮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要象过去的老同志对待我们那样，关心今天的‘儿童团’，支持他们，爱护他们，让他们敢于‘进深山打虎’，‘登大台唱戏’。”
王彦文的话在许多老干部的思想上引起了共鸣。
大家表示，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要满腔热忱地培养革命接班人，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件事使全县的老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关心新干部的成长，支持新干部的工作，逐渐在全县形成了风气。
县生产指挥部副主任李树林，是个老干部，不久前，他的老下级、新干部宋万春被选拔为县委常委，主管农田水利部门的工作。
老李说：
“过去他给我当助手，现在我给他当助手，都是革命的需要。
我们老同志要希望后来者居上，欢迎青年人超过自己。”
“当的‘车马炮’，想的是全局”
青年干部担任了第一把手，老干部当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甚至当一名普通委员，在这个变换了位置的棋盘上，老干部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这是深县老干部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
原来，有人担心，青年人当了“主帅”，老干部成了“车马炮”，起不了多大作用，觉得这个角色不好当。
深县县委的老干部们却不这样看。
他们“为青年人搭台不晾台，让青年人唱戏不看戏”，既把本职工作干好，又满腔热忱地主动当参谋，帮助年轻的第一把手把担子挑起来。
1974年08月，深县一连几天遭到特大暴雨袭击，几十万亩即将成熟的庄稼泡在尺把深的水中。
正在衡水地区开会的县委书记杨占恒十分着急。
开完会，杨占恒急急忙忙赶回县里。
没想到他刚一到家，县委的老干部就把全县受灾的详细情况，以及当前如何排除沥涝，战胜灾害，将来如何整修渠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一套完整方案，送到他的手上。
原来，当滂沱大雨倾盆而泻的时候，县委副书记王彦文等四位老同志考虑到，这场暴雨会给年青的县委书记增加新的压力。
于是他们主动带领机关干部，冒着大雨，深入基层，奔赴田间，查看灾情，追寻水流，勘查涝洼，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具体研究抗涝保丰收的办法，讨论根除沥涝的规划。
老干部当的“车马炮”，想的是全局，使杨占恒及时掌握了抗灾斗争的主动权。
这一年，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不仅夺得了当年农业生产的好收成，而且开挖整修了一百二十多条排水渠，大大增强了全县防涝抗灾能力。
老干部满腔热忱地支持青年干部，使青年干部感到了老一辈的关怀和温暖。
他们说：
“老干部放手让我们工作，工作遇到困难时，他们‘雪中送炭’，工作得手时，他们‘锦上添花’；
有了成绩，他们把红花戴在我们胸前，出了问题，他们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跨出的每一步，都凝聚着老一辈革命者的心血。”
“树　老　花　新　永　不　谢”
深县县委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以后，县委的一些老干部从实践中看到，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年干部身上的许多长处，往往是自己的短处，应该虚心向青年干部学习。
他们注意从青年干部身上吸取新的营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永葆革命青春。
人们称赞他们是“树老花新永不谢”。
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杜福兴，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在深县工作了三十多年，人们称他是深县的“活地理”。
他自己也以为对深县很了解，认为深县农业要上去，首先要治服旱、涝、碱。
去年春天，县委书记杨占恒深入社队，跑了大半个深县，进行调查研究。
回到县委，他拿出许多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材料，指出障碍深县农业大变快上的关键，是有些社队的领导班子，没有很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自觉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因此，要想打赢农业翻身仗，首先就要把各级领导班子的路线搞端正。
青年书记的深刻分析，对杜福兴很有启发。
他想，原来自己这个“老深县”，对深县的根本问题，并不真正了解，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象青年干部那样，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
从此，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注意学习大寨和昔阳的根本经验，提高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青年干部、县委副书记阎巽卿，到领导岗位后，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村蹲点包队，调查研究，坚持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有人劝他：
当了县委主要领导，指点指点就行了，劳动多点少点不要紧。
他说：
“干部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劳动，就象鱼离开了水，就会变质变修，这可是一件大事。”
县委的老干部从这件事上，联系到自己过去在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错误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劳动，思想上沾染了资产阶级的灰尘，在不少问题上，违背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这样，他们就从青年干部身上，受到了新的启示。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共产党员、红军战士　郭凤海
我今年五十五岁，原籍是甘肃省庆阳县。
1935年0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9年春从陕甘宁边区来到山东，后来又从部队转到地方。
四十年来，我的职务和工作地点变动了多次，有时上，有时下，有时东，有时西，曾先后当过勤务员、参谋、股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和供销社采购站副站长等职。
我觉得，不管干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到那里工作，都是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干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的革命品质。
十一年前，我到山东省莒南县路镇供销社搞采购工作，包括收购废品。
在有些人看来，收购废品的工作，是“下贱差事”。
自古以来，剥削阶级总是讲“官贵民贱”。
在他们的心里，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有功的该享福，无能的收破烂。
对这种观点，我一百个不赞成，人家越说这个工作“低贱”，我越是要把它干好。
收购土产和废品的时候，站上的同志从天明干到天黑，收进来的东西顾不得整理，这里是废品皮毛，那里是药材土产，因为人手少，分拣不细，常常发生混包现象。
为了保证工作质量，我和同志们把收进来的东西，一样样地进行分拣，再用麻袋、网兜，分别装好，贴上标签，摆放整齐。
当我看到分装好的一包包废品，将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时，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为了扩大废品的收购量，我们不仅在收购站收购，还走村串户登门收购，并在路镇二村帮助每家每户建起废品箱。
我东家出西家进，一面收购，一面宣传，很快就收购废品一万三千多斤。
当我看到一车车废品拉进了仓库，心里乐滋滋的。
以后，我收购废品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有些人不理解地问：
“老郭，你是个老红军，革命几十年，怎么收起破烂来了？”
我说：
“革命工作千万件，件件都得有人干。
收购废品的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我为什么就不能干呢？
我受了党多年的教育，更应该带头挑这副担子。”
我热爱收购工作，也想方设法改进这项工作。
我们站上收购的东西有几百种，有的一个品种又分几个等级，质量不一，价格复杂。
拿收购棉花来说，又是品级，又是长度，收购一天就要计算几百次价钱，不仅影响了工作进度，也耽误了来交售的社员参加劳动的时间。
我和同志们商量，分等按级，从斤到两，把价钱一个个算出来，搞了个收购价款计算表，收购时，不用现算账，看表开单，既快又准，提高了工效，方便了群众。
我觉着，一个革命战士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应该是全心全意地做好，对“份外”的工作也应该这样。
为了帮助群众解除疾病的痛苦，几年功夫我收集了四百多个土方验方，主动介绍给有病的人。
有一年的秋天，一天深夜，突然街上响起了锣声，有人喊：
“大渠道决口了，快去堵口子！”
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拿起铁锨，一气跑到大渠道。
大水，正呼呼地向庄稼地里冲，集体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我冲着决口跳下去，不巧，正跳在一堆乱石头上，脚趾划破，疼得钻心。
我咬紧牙关，和社员们一起在水里奋战了两个小时，终于堵住了决口。
社员把我拉上岸来，脚痛得不能穿鞋，以前受过伤的腿也被凉水泡麻木了。
回家后在灯下一看，脚大拇趾盖子掀开了，一个豆大的砂粒塞在伤口里，我疼得直冒汗珠。
我爱人又急又疼地说：
“也得注意点儿身子，别忘了你是个残废人啊！”
我耐心地对她说：
“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那算什么共产党员？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身子受点委屈不算啥。”
党的长期教育，使我深深懂得，过去武装夺取政权，今天建设社会主义，都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过去，为了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我是个幸存者，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拚命工作，可不能因为资格老点，年纪大点，身体弱点就保命不革命了。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也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不能忘记革命先烈，不能忘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目标，党要我干啥，就要干好啥。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我的教育和爱护
河南洛阳耐火材料厂党委书记　展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自以为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没有问题。
因而不重视学习革命理论，认为凭着自己的经验也可以过得去，犯不了大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有些不服气。
心想，我从心眼里拥护社会主义，整天辛辛苦苦做工作，怎么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可是又一想，自己热爱毛主席，又怎么能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服气呢？
当时，我思想上很矛盾。
在这期间，我再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又读了一些列宁的著作。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1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说：
“什么叫做复辟？
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联想到我过去长期在一个单位担负领导工作时，执行了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自己究竟代表的是新制度，还是旧制度？
是代表无产阶级掌权，还是代表资产阶级掌权？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群众的批评帮助，我认识到自己过去确实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心里算是服气了。
我开始懂得，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搞不清楚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当错误潮流涌来的时候，就必然会糊里糊涂地跟着跑。
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我大喝一声，击一猛掌的话，我是不会清醒过来的。
所以，我越想越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广大干部的教育，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提高了我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而且也提高了我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刷了我头脑里沾染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了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决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
几年来，我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生活上坚决不搞特殊化。
我觉得，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如果说资格老，职务高了，那就更应该多为人民服务，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今后，我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学好革命理论，反修防修，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终生。

为出席中朝鸭绿江水力发电公司理事会议的朝方代表团访华
玄峻极大使举行宴会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为出席中朝鸭绿江水力发电公司理事会议的朝方代表团访问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今天晚上举行宴会。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方理事长张彬，理事李平、鲁平、胡云，外交部副司长何章明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朝方理事长李忠成和张彬副部长在宴会上祝酒时指出，这次理事会议的圆满成功，将有助于促进中朝两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增进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团结。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主攻方向明确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怀集县农田基本建设讲求实效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怀集县在冬春农田基本建设中，明确主攻方向，注意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使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得到扎扎实实地开展。
怀集县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怀集县委领导班子在抓好自身革命化的基础上，带领三百多名县级机关干部深入到十四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同基层干部、社员一道，对全县七条主要河流，七个水库，以及山区、平原、丘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制订出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总规划和各社、队的具体规划，重点抓好二十五万亩用材林基地和二十万亩高产稳产田的建设；
对河流、水库的整治、配套，注意提高效益，确保农业丰收。
由于这个规划切合实际，符合群众的要求，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各项工程进展迅速。
怀集县各级党组织在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特别注意抓住建设高产稳产农田这个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怀城公社有二万亩水田，其中一半是山坑田、贫瘠田，产量很低，拖了全社的后腿。
去冬，公社党委领导群众对四千六百多亩山坑田进行彻底改造，山上造林保护水土，山下挖排灌渠道；
对五千二百多亩贫瘠田施肥改土，整治排灌渠系，降低地下水位，加深耕作层。
怀集县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的时候，注意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既达到长远改变山区面貌的目的，又争取当年受益。
目前，全县已完成排灌渠道五十七万多米，新修机耕路和山林道十万多米；
开荒地二十五万多亩，造林十五万多亩。

劈波斩浪支农忙
——记巫山县航运站短途班轮“争光七号”的事迹
在长江巫峡，有一只小船顶风破浪，往返行驶，专门为江峡两岸崇山峻岭中的社队服务。
这便是被群众叫做“水上公共汽车”的四川省巫山县航运站“争光七号”客货两用轮。
这只船的航线西起四川省巫山县城，东到湖北省巴东县万流公社，全程四十五公里，全部在巫峡之中。
自去年01月开航以来，它已为沿岸社队运送了上千吨物资，运送旅客一万人次以上。
最近，为了给普及大寨县多做贡献，船员们干劲倍增，千方百计多装快运，增加班次和停靠点，做到农用物资随到随运，那里需要就在那里装卸，尽量方便社队。
巫峡是长江三峡中最长的峡谷，两岸石壁连绵数十里，水流湍急，险滩、漩涡一个接一个，木船在这里航行非常危险。
为了及时地把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送到社队，巫山县航运部门的职工自己设计和制造了这艘船体较轻，可以灵活操纵的“争光七号”轮，专门走这一段险路。
船员们不畏艰险，对这一段航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把每一处暗礁、怪石、险滩、漩涡、逆流都摸得清清楚楚，保证船只顺利航行。
船在巫峡中行驶，虽然两岸的石壁好象水上长城，看不见田野和村庄，可是在石壁背后，却是山岭起伏，梯田重叠，散布着许多社队。
“争光七号”在峡里行驶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翻山越岭抄近路到江边搭船、运货。
船员们感到已有的五个码头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于是，他们又想方设法，在巫峡两岸增加了八个临时停靠点。
这些停靠点，有的只有一条迂回曲折的槽口，船只进出很困难，停靠一次要花相当时间。
但只要有旅客、货物需要上下，他们就停靠。
有时虽然只有一位客人、一件货物要上船下船，他们也接运、装卸。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争光七号”轮的运输任务也更加繁忙。
他们原来的航班是一天上、一天下；
现在，他们完成了当天正班的客货运输任务后，只要社队还有待运的物资，就随时增加临时班次，不让支农物资在江边过夜。
江边的马坪公社目前正在修建电站，需要把大批水泥、钢材源源不断运进工地。
船员们关心电站工程，每次完成了客货运输任务返回巫山港以后，都要主动找有关单位联系，如果有电站的物资待运，他们便立即装运，及时把物资送到工地，保证电站工程顺利进行。
巫峡两岸盛产洋芋，品种优良，许多地方到这里来调运洋芋种。
这些洋芋种都是从各个社队收集起来的，装运点比较分散，但船员们为了支援农业生产，不怕麻烦，那里需要就把船开到那里装运。
“争光七号”轮总共只有六名船员，他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顶几个人的工作。
旅客上船时，他们帮助找座位，端茶送水；
旅客下船时，他们扶老携幼，还给远道旅客指路、找伴，非常热情。
他们对运送的物资非常爱护，良种撒落在舱里，他们一粒粒拾起来，装进口袋；
化肥袋子破了，他们马上补起来，尽量避免损失，保证安全。
“争光七号”轮给巫峡两岸的群众免除了一些跋涉山路之苦，对发展两岸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解放军某部修理所战士翻山越岭深入山区，为农村社队修理农业机械。
　本报通讯员摄

大力支援农业　做普及大寨县的促进派
北京商业部门积极做好支农物资供应工作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
北京市商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农业生产急需物资和社员群众生活用品的调运供应工作，积极为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
近两个多月来，北京市各有关商品批发部、郊区县商业局和遍布农村的基层供销社、分销店，呈现着一派齐心协力支援农业的热气腾腾景象。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在计划外增调给农村的商品就有一百多个品种，价值千万元；
郊区商业主管部门派出一批批人员，到农村帮助社队贯彻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由基层供销社组织的上千个支农小组，活跃在热火朝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和村头、田间，进行流动售货，当场修配农用器械。
京郊农村许多干部、社员反映：
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商业部门跟得紧，劲头大，出现了新面貌。
去年以来，北京市商业主管部门和郊区商业部门职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商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作用，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更加自觉地组织日用工业品下乡和改进农副产品收购工作。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给全市商业战线职工以极大鼓舞。
市第一商业局、第二商业局、粮食局等单位都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援农业，努力做普及大寨县的促进派。
去年11月下旬，北京市商业领导部门召开了工业品下乡专业会议，集中研究改进郊区日用工业品的供销问题，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新形势下的农村冬季市场作了妥善安排。
北京市商业部门在支农工作中，做到农业生产急需什么，就千方百计供应什么。
京郊延庆、怀柔等地兴建水库，急需一批锨、镐把和草袋、竹杆、麻绳、炊事用具等物品，市土产、日用杂品等公司就及时组织货源，把这些物品调运到工地。
市五金交电公司为了使农田基本建设所需物资供应及时对路，派出几十个供销人员，走访郊区十四个区、县，根据现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增加供应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几万把尖锨，几百吨铅丝、元钉和一些照明、电工器材，并且增加了维修农业机械必备的标准件、零配件和五金工具的供应量，还派出人员向社、队农机手传授维修农机具的技术。
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和信托公司也大力开展修旧利废活动，支援农业。
北京市医药公司所属的化学试剂、玻璃仪器等批发商店，最近也增添了支农商品专柜，为农村搞好科学种田服务。
北京郊区农村商业部门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努力做到围绕农业办商业，办好商业促农业。
密云、平谷、通县、大兴、门头沟等县、区的商业部门，总结过去支农工作的经验，找差距、定规划、提措施，把商业工作切实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许多基层供销社、分销店、代销店，按照社、队的生产安排调整营业时间、改进服务方式、增加服务项目，开展购销活动，进一步方便了社员群众的生活，促进了生产。
郊区不少区、县的商业部门抓当前，想长远，在抓好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所需物品供应工作的同时，及早动手安排今年春耕物资的备货和支援农业的各项筹备工作。
各地供销社还纷纷派出支农小组，走村串队帮助检修农机具、农药械和修剪管理果树、种好管好冬季蔬菜、修建猪只越冬暖圈以及集体养鸡的鸡舍，服务工作越做越细。

张香山副部长宴请伊拉克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
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伊拉克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伊拉克政府青年部次长卡里姆·马哈穆德·穆拉为团长的伊拉克青年代表团。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萨马赖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联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有关方面负责人吴学谦、贾学谦、白宝贵出席了宴会。
伊拉克青年代表团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22日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株洲市发挥厂社挂钩的优越性
组织工厂企业有计划地支援农业
据新华社长沙1976年01月24日电
在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中，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和工厂、企业党组织，注意发挥厂社挂钩的优越性和下乡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援，以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和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出新贡献。
1973年以来，株洲市采取厂社挂钩的办法，集体安置了一万二千名知识青年到四百二十多个社队农、林、茶场，推动市郊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广大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开山劈岭，营造新林六十万亩，兴建茶园三万亩，桔园三万亩。
在工厂企业的支援下，到1975年底，株洲市郊区的社队企业已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个，遍布每一个公社和大队，比1972年增加将近一倍。
这些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迅速得到壮大。
1975年社队企业的总产值比1974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中占的比重也有所增长。
集体经济的壮大，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1975年，全市粮食平均亩产第1次过千斤，林、牧、副、渔也有很大发展，市郊农村还有三百零八个生产大队通了电，通电的大队比1972年增加一点七倍。
在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中，株洲市委回顾、总结了这几年来的实践经验，深刻感到：
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有利于充分调动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满腔热情地扶植新生事物；
有利于加强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援，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逐步缩小三大差别。
进一步发挥厂社挂钩的作用，帮助农村大办社队企业，就能为尽快普及大寨县，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更多的条件。
为了加强党组织对支农工作的领导，更好地调动各工厂、企业的积极性，株洲市委根据厂社挂钩的具体情况，在城市工厂、企业中，分别以一厂或几厂的党组织为主，组成支农协作领导小组或挂钩联组，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支农活动。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许多支农协作领导小组成员或厂党委成员，深入市郊农村，和挂钩社队党组织、贫下中农、下乡知识青年一起，共同研究农业学大寨的规划和巩固、发展社队企业的问题，尽量使支农工作切合农村的实际需要。
红湘江机器厂党委主要领导成员亲自带领工人、技术人员，先后到与本厂挂钩的鸿仙等七个公社，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重点帮助这些公社解决农机厂的生产问题。
鸿仙公社农机厂是1970年贫下中农自力更生办起来的。
厂社挂钩之后，在红湘江机器厂帮助下，初步形成了生产能力。
但是，拖拉机花键轴的加工问题还没有解决，结果去年双抢大忙季节，一些拖拉机就缺乏花键轴这一配件。
这次红湘江机器厂党委帮助这个厂建起了拖拉机花键轴的生产加工线，年产能力达到六千根。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
“你们支农真正支到点子上了！”

穿云破雾为农业服务
文化大革命以来，民航沈阳管理局年年超额完成支农飞行计划
据新华社沈阳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1位”的教导，在努力发展航空运输的同时，千方百计支援农业，年年超额完成支农飞行计划。
去年，又提前三十五天超额完成支农飞行任务，飞行小时、作业面积和作业项目都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一倍。
沈阳管理局担负的支援农业的飞行项目有航空巡护森林、防治农林病虫、播种造林、除草施肥、人工降雨和喷洒植物生长激素等。
近几年来，这个局的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局党委一位主要领导成员专管这项工作，每逢农业飞行季节，领导干部都坚持深入生产第1线，认真调查研究，进行具体指挥。
他们还针对全局航线多、任务重的情况，正确处理航空运输与专业飞行的矛盾，科学安排飞行计划，充分发挥每一架飞机的作业效率，并使各项工作主动为农业飞行提供方便，保证不误农时。
去年04月，黑龙江、吉林两省部分地区出现旱象，农作物播种受到威胁，急需飞机进行人工降雨。
当时虽然局里运输任务繁重，飞机作业紧张，而且搞人工降雨，飞机的利用率低，经济收入少，但是，局党委认识到，为农业生产服务是自己的责任。
于是，马上决定派飞机执行这项任务。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飞行四十多个小时，使几千万亩土地解除了旱象，保证了适时播种。
支农飞行分散面广，工作量大，季节性强，条件比较艰苦。
担负这项任务的空、地勤人员，经常以大寨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鼓舞和鞭策自己，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去年07月下旬，辽宁省台安县发现了高粱蚜虫。
这个局第十飞行大队二中队接受撒药治虫任务后，冒着酷暑盛夏，经过十几天的奋斗，终于把十八万亩土地上的高粱蚜虫全部灭掉，防治效果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沈阳管理局广大职工为农业服务，对技术精益求精，工作极端地负责任。
这个局每年都要调派大量飞机到黑龙江省喷撒除草剂，防除小麦杂草。
这项工作的准确程度要求很高，稍一不慎，便很容易杀伤其它农作物。
为了防止药害的发生，职工们积极进行飞行训练，苦练技术本领，还经常有组织地深入到各作业区域，观察当地的地形和各种农作物的分布情况。
然后，依据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逐个区域地制定飞行方案，仔细研究每一个飞行动作，合理地规划每一条航路。
作业时注意掌握时机，准确及时地开关药门，提高了飞机的作业效率，多快好省地完成了支农任务。

马托武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乌干达第2共和国第5周年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乌干达驻中国大使马托武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乌干达第2共和国第5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农林部长沙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胡炜，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有关方面负责人刘皑风、李青川、周荣国、杨骥。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帮助学习自然辩证法的好刊物
——介绍《自然辩证法杂志》
红宣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
自然科学领域历来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激烈斗争的重要阵地。
恩格斯指出：
“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四六七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工农兵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为了总结和发展自然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成就，正在认真学习自然辩证法，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杂志》，是一种帮助读者学习自然辩证法的比较好的刊物。
打开《自然辩证法杂志》，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幅活生生的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
从基本粒子到河外星系，从生命起源到人类演化，其中充满着种种复杂的矛盾，一切都在运动，世界处在不断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
在《自然史话》这个栏目中，《天体的来龙去脉》、《生物生生不息》、《人类的继往开来》等文章，既对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探讨，又用浅近而通俗的语言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这些文章比较深入浅出，受到广大工农兵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欢迎。
《自然辩证法杂志》，为广大工农兵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研究和讨论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提高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性。
数学家谷超豪同志的《“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一文，表明他正在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指导数学研究。
还有，如生理学家张香桐、物理学家卢鹤绂等老科学家的论文，也都表明他们正在朝着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的方向前进。
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帮助他们把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上升为理论。
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类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
如陈惠波同志的《论钢管矫直机辊形的改造》一文，既解决了工业生产上的一个难题，又对苏联柴里柯夫辊形理论中的错误观点作了批判。
在《从实践中学习自然辩证法》等栏目里，发表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
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除了专业科学工作者以外，还有不少业余爱好者，他们来自工厂、农村。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栏的作者，全是农村知识青年。
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正在从哲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成为广大工农兵用以指导三大革命运动的锐利武器。
我们希望《自然辩证法杂志》能在支持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然辩证法杂志》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许多自然科学杂志有很大的不同。
它坚持批判现代自然科学领域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战斗性比较强。
《自然辩证法杂志》针对数学中的唯心主义，摘载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同时还发表了一批数学工作者和工农兵学习《数学手稿》的体会文章，比较深入地批判了传统的微分理论，推动广大群众和科学工作者学习《数学手稿》。
在物理学方面，《宇宙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3°Ｋ微波辐射的发现说明了什么？
》等文章，批判了长期统治着天体物理学领域的“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了形形色色鼓吹“宇宙有限”的错误理论。
在生理学方面，发表了《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等一组文章，从生理学的角度阐明了大脑、感官与客观外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批判了林彪的反动的“天才论”。
在生物学方面，《自然辩证法杂志》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遗传学问题登载了不同观点的文章，活跃了学术讨论的气氛。
但是，《自然辩证法杂志》在自然科学争鸣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希望今后能认真组织广大工农兵和科学技术人员的作者队伍，使学术争鸣的气氛进一步活跃起来。
创办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研究自然科学的刊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
《自然辩证法杂志》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文风，都能别开生面，使人们看了有新鲜的感觉。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编者或作者，思想都不可能这样解放。
正因为如此，这一刊物的出现，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成果。
《自然辩证法杂志》创办已经两年多了，我们希望它能越办越好。
同时，我们殷切地希望科学界和出版界能沿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更多地出版这样的刊物，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

杰出的药学家李时珍
纪全
明代的李时珍，在社会上没有高贵的地位，由于他拜劳动人民为师，注重实践，努力学习，敢想敢做，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和药学家。
李时珍出身于一个以医为业的家庭。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成年累月为劳动人民治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李时珍从小就留心观察他父亲给病人看病的情况，仔细听他父亲对病人讲的每一句话，并且刻苦攻读医书。
以后，跟他父亲学医、治病。
有一年，李时珍的家乡闹水灾，患臌胀病的人很多。
这种病，在当时被医生认为很难治。
而李时珍这位敢想、敢做的青年，根据医书中有关治疗臌胀病的知识，结合具体情况，治好了很多病人。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
许多人不远千里来找他看病。
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眼里，医生与算命、走江湖的术士没有什么区别。
李时珍的父亲想让孩子考科举，做官，改换门庭。
可是李时珍当医生的决心很坚定。
为了这件事，父子还发生过争论。
李时珍在他父亲的督促下，三次考举人，三次落选。
这是因为李时珍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又没有社会地位和靠山的缘故。
后来，他父亲感到孩子有志学医，便支持他学医。
李时珍的家乡蕲州（现在湖北省蕲春县）瓦硝坝，是个湖边村庄，生长着很多药材和野生动物。
这里的农民、渔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李时珍从小就喜欢和劳动人民在一起，问这问那。
劳动人民成了他最好的老师，广阔天地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实际知识。
他父亲自己采药、种药，他也跟着劳动，听父亲讲解一些药草的特性和用途。
李时珍在他父亲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医药学方面的知识，刻苦研究前人的经验。
他父亲对他说，学医不能光靠读医书，必须多接触病人，多看病。
李时珍和他父亲热情地为劳动人民治病，救死扶伤，同劳动人民的关系密切，来找他们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有些病治好了，有些病没有治好，李时珍就认真总结研究。
他还努力吸取民间验方，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不是死读书，而是在实践中仔细观察、比较，提出自己的见解。
因此，他的医术进步很快，并且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
李时珍在广泛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发现古代流传下来的《本草》（药书），有很多错误，需要修正；
医学、药物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也需要增补进去。
他才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酝酿编写一部新的《本草》。
以后，他把这部书叫做《本草纲目》，意思是对药物进行分类，使它们纲目分明，让人便于查阅。
编这部《本草纲目》谈何容易，它要给从古到今的药物研究作一次总结，比较全面地反映新的成就，新的经验。
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
李时珍原来希望由当时的明王朝政府来主持编这部《本草》。
但是，明朝政府拒绝了李时珍的建议。
李时珍没有泄气，决心依靠广大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编写这部书。
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广泛地接触社会，接触实际，爬山越岭，采集药物标本，进行调查研究。
他的工作是十分严肃的，对许许多多药物的性能和作用都经过仔细观察、实验、分析，才下结论。
他访问了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虚心向他们请教。
劳动人民也十分关心他的工作，热情地支持他。
李时珍就是这样，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在群众的海洋里，汲取力量和智慧，不断获得真知。
《本草纲目》一书，正是集中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才写出来的。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部巨著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
李时珍花了二十七年时间才完成这部药物学专著——《本草纲目》。
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医药学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草纲目》于一五五七年定稿，它采用了比较先进的动植物分类方法，比西方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七三五年出版）一书，要早一百多年，内容也丰富得多。
一五九六年，《本草纲目》正式出版。
一六○六年传到日本，以后就译为日文。
在欧洲，一六五六年就出版了拉丁文译本，改名为《中国植物志》。
现在，已经被译成法文、英文等几种文字，成为国际上研究药物学的重要文献。
李时珍的科学成就，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
北京人民机器厂五七大学理论班
我国是首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
创造活字印刷术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既不是做大官的，也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普通劳动人民。
他就是宋代浙江杭州的一家雕板店的雕板工人毕升。
毕升生活在宋朝雕板印刷的全盛时代。
我国古代的书籍都是手抄的。
在唐代，发明了雕板印刷，就是把书稿的文字或图画刻在一块块木板上，再用这刻好的木板来印书。
手抄书，一次只能抄一部；
雕成木板，一次就可以印许多部。
这种印刷术比手抄当然是很大进步，但是雕板印刷，印一页，必须刻一块木板。
刻一大部书，往往要花多少年工夫，费用很大。
而且一种书如果只印一次，雕得好好的木板就没用了。
毕升在长期的雕板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雕板印刷费时间，费人力，费材料。
为了补救雕板印刷的缺点，他敢想敢做，创造了活字印刷术。
他在雕板的时候，看到一页书是由一个一个单字拼起来的，他就想，能不能用一个一个单字拼积成为一块印刷用的版呢？
他经过八、九年的刻苦钻研，反复试验，在同店雕板工人的帮助下，终于创造出全世界第1套胶泥活字。
毕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造字、排版、印刷的许多实际技术问题。
他在带有粘性的胶泥小块上刻成一个一个的单字，刻好后用火烧硬，按照韵目分类排放好。
印书的时候，按照书稿，将每个单字排在一块铁板上，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上一个铁框，满一铁框就成为一块版，拿到火上去加热，松香等就熔化了，然后用一块平板把字压平，冷却凝固以后，便成了印书需要的版型。
在这块制好的版上涂上黑墨，就可以印刷。
印完以后，将版在火上再烤一下，将单字取下来，以备再用。
如有错别字，随时可以更改。
为了提高效率，毕升用两块铁板，一块板印刷，另一块板又排字，两块板交替使用，印得很快。
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活字，以备重复的时候使用。
用活字印书，比雕板简便得多了。
毕升创造的活字印刷术，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现在采用的铅字排印的原理基本上与它相同。
活字印刷术的创造成功，在印刷史上是一次革命。
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是不被重视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们看成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
所以毕升的胶泥活字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他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却在我国和全世界相继发扬光大。
我国后代科学家根据胶泥活字的原理，逐渐加以改造，并且推广到世界各地。
毕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为朝鲜劳动人民所重视，他们根据毕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在十五世纪初，铸成一批铜字，并在公元一四三六年，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
活版印刷术后来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
随着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约在十五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非洲的一些国家。
毕升在印刷术上大胆革新创造的勇敢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的发明成就，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今天，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又实践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1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一定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记北京崇文区指甲刀厂的技术革新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下厂小分队
1958年，在大跃进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北京崇文区的十六名家庭妇女办起了一个街道工厂——指甲刀厂。
这个工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以大庆为榜样，依靠群众，发扬“穷棒子”精神，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这个厂过去被人称为“三少”（条件差、设备少、缺少技术人员）、“三多”（家庭妇女多、不识字的多、年岁大的多）的穷厂。
最初，这个厂有三台手搬捣子，唯一的运输工具是儿童坐的小推车，后来添了几台旧车床。
这些机床一开起来就哗喇喇地直响。
制作一把指甲刀，要经过十几道大工序，七十多道细工序。
就拿冲铆钉来说，每冲一个，就得在冲床上续一回料，脚蹬一下离合器。
一个工人一天要重复这个动作一万八千多次，上完八小时的班，累得腰酸、腿疼、眼花。
其他工序的操作几乎也都是这种笨重的体力劳动。
工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
可是，在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厂里有的人不安心于生产这种小商品，认为搞这玩艺“油水小，费力大，没奔头，不如下马。”
有些刚进厂的青年面对这种生产落后状况，丧气地说：
“咱们路子走对了，厂门进错了。”
在一部分人中间一时出现了不安心的现象。
“穷则思变”，还是灰心丧气？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党支部带领全厂工人和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使大家从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大家认识到，企业为什么人服务，走什么道路，是一个能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根本问题。
随后，又在全厂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支部书记林本厚带头忆苦，老工人纷纷上阵。
全厂二百多名工人和干部中，有一百多人的家庭在旧社会曾经逃荒要饭，有十八个妇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有六个人给地主资本家当过丫头。
她们说：
“我们是旧社会的苦娃子，新社会的当家人，毛主席把管理工厂的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要使工厂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青年工人听到这些话，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乎乎的。
他们说：
“不是生产小商品没奔头，而是自己的思想不对头。”
经过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光荣，安于“小”、精于“小”的思想逐步树立起来。
工人们说：
咱们厂子穷，就要遵照毛主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技术革新。
一场大搞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全厂百分之七、八十是妇女，其中多数没有文化，而且许多是四、五十岁的人；
后来陆续进厂的青年也都没有实践经验，靠这些人来搞技术革新，困难太多了。
于是他们找了几个稍微懂点技术的人，千里迢迢买来了车床铸件，四处伸手求援。
结果，忙了两个多月，啥名堂也没搞出来。
群众议论纷纷，说：
“这不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革新，而是少数人瞎忙、空忙。”
党支部认真听取了群众的批评，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识到：
眼睛里只看到技术和设备，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刘少奇、林彪的“天才论”、“群众落后论”的流毒在作怪。
党支部同工人一起，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越批思想越解放。
大家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改变工厂一穷二白的面貌，全靠我们自己。”
全厂工人个个精神焕发，积极投入技术革新活动。
模具组十个工人中有六名是女工，有的连字都不识，但是，她们凭着一股革命加拚命的精神，硬是搞成了自动模具，甩掉了笨重的手工操作，接着又研究改革自动模具，制成了两步模，使两步工序合为一步，节省了人力、物力。
女工孙茂萍，一次到上海参观学习，看到兄弟厂的“三步转盘模”，联想到自己厂里，指甲刀冲眼、齐头、压弯需要三道工序，费工费时，很想改革一下。
党支部副书记王立增知道后，便和她一起学习，鼓励她大胆实践，广大工人也热情地支持她。
第1次试验，由于不会计算，尺度不精确，三步模的角度未找准，机器一转，斜稍板和剥轮都出了故障。
孙茂萍并没有灰心，她想到党的培养，阶级的委托，决心要继续搞下去。
白天，她请青年工人帮助计算尺度，晚上翻书找资料。
经过三次试验，三道工序联成一道工序的多工位复合模终于搞成功了。
冲压车间孙金玉师傅，是一位没有念过一天书的中年妇女，她既不会画图，又看不懂图纸，硬是“照葫芦画瓢”，用橡皮泥捏成各种形状，试来试去，终于搞成了自动排片装置，提高了功效，减轻了劳动强度。
操作二号自动冲孔机的女工王荣启，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她常问自己：
“机器自动化了，还能不能改革，让产量再提高呢？”
她仔细观察机器转动，心想，转速快点，产量就能高点。
于是，她加大了机器的主动轮，增加了转速，每天可多生产五十公斤指甲刀身。
工人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进行技术革新，解决了生产中许多重大问题，使各个生产工序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迅速地改变了生产落后的面貌。
工人们说得好：
“搞技术革新首先人要思想革命化。
几年来我们打的不只是技术革新仗，更重要的是思想革命仗。”

理想之歌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编者按：
《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1974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
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
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
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的需要。
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的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类的奇谈怪论。
红日、
白雪、
蓝天……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欢迎你们呵！
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
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喝一碗
热腾腾的米酒吧！
——延安人民的情意
酿在里边；
吃一把
红彤彤的大枣吧！
——陕北的枣儿呵
蜜一般甘甜！
白羊肚手巾，
红袖章，——高原上
又开放一片山丹丹……新来的战友呵，你问我：
“什么是
革命青年的理想？
怎样理解
又怎样实践？”
——这确是一张
十分严肃的考卷！……唢呐声、腰鼓点，
信天游一曲上云端。
牵动我心中的
滚滚延河水呵——让我告诉你——革命的理想呵，
怎样引导我，
踏上眼前的康庄大道，
又怎样激励我，
跨入闪光的明天……一当我第1次
睁开眼睛，祖国
正是朝霞满天的黎明双脚刚刚落地，
就踏上了
红色的甲板，扑面而来的
是前进航程中，
汹涌的浪峰。
阿姨讲起
包身工的希望，伯伯掏出
儿童团的红缨。
“快点长大吧！
等待你的
是又一场伟大的革命。”
也有人送来
一只白鸽，说它象征着
永久的和平。
“你真幸运呵
再不会看到
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多少幅画卷
在眼前展开，哪一幅
是最好的远景？
理想的航帆
就这样升起来了，八面来风
就这样将它吹动……大跃进的炉火
烧毁了右派分子的迷梦，炉膛里有我捡来的
碎铁小钉；
叔叔们写批判稿
投入庐山上的战斗，我帮助把墨研得
又黑又浓……虽没有赶上
战火纷飞的年代，身边仍然是
暴雨急风！
凝视着
红军草鞋上的血斑，抚摸着
八角帽上的弹洞，我懂得了创业的道路，
是革命先辈
用生命和鲜血铺成。
从《雷锋日记》的
字里行间，从收音机里
广播的“九评”，我知道了为了巩固政权，
正进行着
更壮丽的万里长征！
先烈的目光，象在大声发问：
“我们的理想
怎样实现？
未竟的事业
谁来继承？”
又过了七八年，
又过了七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声震撼世界的雷鸣！
第9次大搏斗，
第10次大搏斗！
我，同父兄一般高，编制在
革命大军的行列中——曾记否？
《炮打司令部》
挟雷携电的宣言；
曾记否？
毛主席的红卫兵
摧枯拉朽的笔锋。
把横扫四旧的倡议，
一夜之间
贴满全城；
让大串连的脚步，
山南海北
遍撒北京的火种。
难忘的“八·一八”呵，鲜红的袖章
染上了
红太阳的光辉，
“我们支持你们！”
——伟大的声音
激浪千层！
支持我们呵，
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支持我们呵，
为“解放全人类”
奋斗终生。
毛主席挥手
我前进呵！
风雨中
多少海燕击长空。
逆流回旋，
难阻大江滚滚东流去；
猿声悲啼，
革命航船已过山万重……迅猛的风暴，
横扫着
“克己复礼”的阴云。
愤怒的声讨，
宣判了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
死刑！
什么“求名不得
抑郁而死”，什么“飞吧，未来的科学家
年青的鹰……”有个佃户的后代
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有个矿工的儿子
不愿再挖煤下井。
这就是
和平演变呵
——潜移默化，这就是
阶级争夺呵
——你死我生。
01月风暴里
我到过上海港，造船工人
给我讲：
他怎样含着热泪
送我国第一艘万吨轮
启锚登程。
长征串连路上
我到过红旗渠，贫下中农
给我看：
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一米长的钢钎
怎样磨剩了三寸……呵，描绘理想的大笔，
从来倾注着
阶级的深情；
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是通向
革命理想的
唯一途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
发出了进军号令！
百川归海呵
万马奔腾，决心书下，
签名排成
一列长龙，接待站前，
同学少年
待命出征！
呵，不可战胜的幼芽，
在火红的年代
诞生！
离别北京的
前一天夜晚，我和战友们
来到中南海外，
眺望着
彻夜的灯光，
倾听着
拍岸的波声。
挥笔写下一行誓言：
“上山下乡
彻底革命！”
一个字
用八张纸，从傍晚
写到黎明。
为了让敬爱的毛主席，
推开办公室的窗棂，能在晨曦的辉映下，
看到我们的决心，
露出欣慰的笑容……二排排窑洞，
层层梯田，千里高原，
万里长川。
怀揣着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我们从北京
来到延安。
这里就是我
理想种子扎根的土壤，这里就是我们
战天斗地的营盘。
上工的晨钟，
奏起了
理想之歌的
第1个音符。
烧荒的野火，
映红了
理想诗篇的
第1行语言。
镢把
磨穿了掌心的血泡，荆棘
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锄地，
大娘教我分苗草；
扬场，
大爷教我把风向辨。
前进道路上，哪一步
没有斗争相伴？
哪一程
没有阶级亲人在身边？
一个风雪的夜晚，
卷刃的镢头
忽然不见，循着脚印我来到后村，哦，炉火映红了一孔窑面。
镢头已被加钢，
“老八路”白发红颜
坐在风箱前。
南泥湾大生产的
老模范呵，上甘岭保卫战的
英雄汉！
把复员费全部交给队里，
坚决抵制了
退社单干。
他手中的大锤，
锻造出多少
制服穷山恶水的钢钎？
呵——锤声叮当，
为理想之歌加进了
继续革命的节奏，火光熊熊，
把理想之歌的
每一个音符熔炼。
那是水电站刚刚建成的时候，我找到一位烈士的母亲
——“老妇联”：
“给窑里安上电灯吧，
您缝缝连连有多方便。”
老妈妈笑着摇了摇头：
“还是先建个广播站吧，把电线拉到
整个山川。
让大伙都能听见，
北京的声音，让毛主席的思想，
照亮千家万户人的
心坎。”
没有浮华的词藻，
没有绮丽的语言，阶级亲人们呵，帮我校正着
理想的航线。
翻开队委会记录本，我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写在上边，砸烂孔庙里斗大的“仁”字，我们办起了
批林批孔的展览。
星夜里，
挑灯巡视水库堤岸，
识阴晴、
辨敌友，
练就一双阶级的锐眼。
岔路口，
拦住弃农经商的大车，
顶逆流，
分路线，
铸造一副钢铁的肝胆！
穿上第一双陕北鞋，我同亲人一起，
扶犁耙；
爬大山。
深翻土地，
举起
三五九旅的镢头；
清理账目，
拨动
土改复查的算盘。
蘸着丰收的汗水，
我把镰刀
磨得银光闪闪，迎来了学大寨的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
冒着漫天飞雪，
我们点起劈岭填沟的排炮，开始了
跨长江的攻坚战！
幸福凝结着
创业的艰难，胜利预示着
更严峻的考验。
是在这宝塔山下，
延河岸边，我开始理解：
从来就没有什么
个人理想的诗篇；
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
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
要把千百万人召唤！
我们壮丽的
现实和理想，是用革命战斗的红线
紧紧相连。
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我们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
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谁说我们的生活
“平平淡淡”，我们的事业，
风光无限！
谁说“农村落后，
难以改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农村
需要我，我，
更需要农村。
贫下中农的希望，
就是我的志愿。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
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
迎接十个、几十个
战斗的春天！
亲爱的战友呵！
新来的伙伴！
这时，
只是在这时，我才开始填写
“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这张严肃的考卷！
三但是，理想的航道
并不是那么宁静、坦荡，丰饶的山区
也不都长着核桃、海棠。
骗子会装出
“同情”的腔调，地富会端来
“关心”的米汤。
不敢扬帆的航船，
会在泥沙中搁浅；
躲进屋檐下的燕雀，
当心煤烟熏黑了翅膀。
有人躲在阴暗角落
射出“变相劳改”的毒箭，有人站在邪路上
贩卖“劳心者治人”的砒霜。
什么“人生”“青春”哪，
“前途”“理想”，丑恶的个人主义，
常借这诱人的字眼，
打扮梳妆。
西伯利亚的冷风，
也吹来了
新沙皇的叫嚷，在“理想”问题上，
修正主义者
也在大做文章：
什么“中国青年没有理想”，
——好一副悲天悯人的伪装，
将祸心包藏。
正是你们背离了
10月革命的道路，正是你们出卖了
布尔什维克党！
你们的“理想”
究竟是什么货色？
不过是伏特加中的
醉生梦死，爵士乐中的
糜烂疯狂。
你们那臭名昭著的“土豆烧牛肉”
“造就”了垮掉的一代。
在无产阶级战士面前，
你们有几丝萤光？
你们剥削阶级的梯子，
岂能够到
我们的心窗？
你们帝国主义的尺子，
怎能把
我们的襟怀度量？！
我们战斗的岗位，
虽在这小小村庄，祖国的江河山川
皆在我望！
孔孟之道的几丝蛛网，
遮不住《共产党宣言》的
光芒；
我们宽阔的胸膛
向着五洲风云开敞。
我们同工农结合的
隆隆脚步声，震碎了
你们这些蓬间小雀的
一枕黄粱！……马蹄破冰川，
套杆打豺狼，
“宝贵青春属人民，
誓将青春献人民。”
——那是我们的张勇呵，
舍生忘死
救群羊！
气盖双河浪，
壮歌震北疆，
“活着就要拚命干，
一生献给毛主席！”
——那是我们的金训华呵，
化作雄鹰
云里翔！
“跟上来呵！”
——英雄在召唤；
“我们来了！”
——回声响彻
岭南、塞北、
海岛、边疆。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
在战斗，千万个金训华、张勇
在成长！
呵——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骗子
抹煞不了这铁的事实！
它写在大地，
写上长天，写进这伟大时代的
《编年史》，也写进亿万青年人
火热的心房。
这是历史上
一次伟大的反潮流呵，这是一场
震撼世界的反修仗！
让火炬烧得更旺，
把战鼓擂得更响！
我们宣战了，
向旧世界宣战！
向帝修反宣战！
我们要冲决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罗网，我们要摧毁
旧传统观念的牢墙。
看呵，
八亿人旌旗奋举，听啊，
九万里风雷激荡。
国家要独立，
人民要革命，
民族要解放！
我们用宽厚的肩膀，
挑起了革命的重担；
我们用带茧的双手，
接过了先辈的刀枪。
党呵！
请检阅我们的队伍吧！
几百万
几千万！
呵，整整一代
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
前途无量。
千重险峰，
万顷巨浪，后继有人，
大有希望！
我们有
马列主义的
开天巨斧，我们有
毛泽东思想的
指路阳光！
前进，向前进！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呵！
寄托在我们身上！
前进，向前进呵！
迎着风暴，
迎着火光，
迎着雷霆，
迎着激浪，
迎着共产主义
鲜红的
太阳！
〔原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诗集《理想之歌》，本报此次发表，作者又作了修改。
〕

知识青年日记选登
这里刊登的宝坻县窦家桥大队下乡知识青年的三则日记，读来亲切，很有启发。
许多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坚持写日记，把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火热生活和战斗豪情记录下来，激励自己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持乡村干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做贡献。
这种作法值得提倡。
今后，我们将陆续选登一些知识青年的革命日记。
　——编者
1975年07月15日
这些日子，我心里一直惦着队里那头母猪。
今天，这头猪终于产仔了。
真不凑巧，连阴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
一大早，我披了块塑料布耐心地守在圈旁，看着槽头兴旺的景象，推算着将要积出多少好肥，来年粮食又要多增产几成……。
想着想着，突然发现圈坑里临时搭起的席棚滴滴哒哒地漏起雨来。
冰凉的雨点落在母猪身上，象敲打在我的心头。
这怎么行呢？
母猪临产了，如着凉出个意外，可是集体的大损失啊！
于是，我把自己披的塑料布盖在母猪身上。
我蹲在母猪身边，做好了接生准备工作。
猪崽生下一个，我就赶紧进行消毒，仔细地结扎好脐带，擦净羊水。
一共生了十四个。
这些滚瓜溜圆的仔猪，着实逗人喜爱。
董大妈见我那个认真的样子，三分玩笑七分赞扬地说：
“嗬，小傅真行，象个猪接生员了！”
一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
我知道，这是贫下中农对自己的鼓励，比起董大妈、杨大嫂她们来，我还差得很远。
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侯隽姐为我的成长费了多少心血啊！
我刚进猪场的时候，别说弄一身粪水，衣服上溅几点猪食还觉得不舒服呢。
特别是母猪生仔时，我一见胎衣就恶心得难受。
可董大妈、杨大嫂她们全不在乎，那么耐心地手把着手教我。
侯隽姐也多次帮助我提高认识，使我从思想上找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差距。
她们不怕脏，不怕累，艰苦奋斗学大寨，一心想的是集体，想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自己今天回想起来，脸上仍觉得火辣辣的。
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质，是我一辈子也学不完的。
傅天军

1975年12月24日
今天，我来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顺便回家看了看妈妈。
刚进门，妈就问我：
“志宽，比你下乡晚的都有回城的了，你啥时回来啊？”
我心里不禁一惊，故意笑着打岔：
“您看，这不回来了吗？”
妈妈摇摇头，拍打着我身上的泥土说：
“你呀，妈说的是选调的事儿！”
记得我下乡的时候，妈妈非常支持，临走时还亲切地对我说：
“志宽，你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可是，妈妈今天怎么突然问起我这个来呢？
她准是受了前几个月教育战线刮的那股右倾翻案风的影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产生了动摇。
妈妈的思想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思索着近两年的农村生活，身上流了汗，手上结了茧，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思索着阶级敌人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险恶用心。
思索着我们知识青年应该坚持乡村干革命，以实际行动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想到这里，我取出保存的心爱的红卫兵袖章。
袖章的颜色还是那么鲜红夺目，它是我们年青一代永不褪色的标志。
还是用阶级斗争的事实，用青年一代肩负的历史使命，用妈妈以前鼓励我的话，启发她继续革命的觉悟吧。
王志宽

1975年12月28日
夜晚，窗外繁星闪烁，屋内炉火正红。
挂在墙上的最后三张日历提醒我，已经是年底了。
尽管大队的负责同志几次给我时间理账，但我怎么也不愿离开火热的工地。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这么急，一分一秒都是珍贵的。
是啊，自从我担任现金出纳员以后，时间显得更加紧张。
白天我和战友一起奋战，晚上在灯下读书理账。
这担子确实不轻。
但我觉得，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应当争分夺秒为革命多做贡献。
“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不艰苦磨练扎不下根子，贪图舒服创不了大业。
毛主席教导说：
“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这话真是说到我们的心里去了。
昨天还有人关心地问我：
“小伦，新年不回家吗？”
我说：
“这儿不就是家吗？”
他笑了，我也笑了。
下乡近两年来，我和战友们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和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侯隽姐一起锻炼，深入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画图增添了一点彩墨。
正是在窦家桥这块土地上，我和战友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的未来，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灿烂前景。
想到这些，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一天的疲劳，在计算账目上那些标志着集体经济日趋壮大的数字中完全消失了。
伦朝正

铁心务农的好青年
——记戈卫扎根山区、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
在陕西省西部渭河两岸，人们传诵着一个下乡知识青年的名字，赞扬这个青年坚持乡村，铁心务农，带领群众学大寨，创社会主义大业，为改变山区落后面貌而战斗的先进事迹。
他就是去年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十二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代表之一——戈卫。
扎根山区志不移
戈卫出身在一个几代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西安医学院副教授，母亲是讲师，亲戚朋友中大多也是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旧学校给戈卫灌输的是“学而优则仕”那套黑货，父母希望戈卫能成名成家，戈卫也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在山区当一个农民。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戈卫的心中点燃起熊熊烈火。
1966年11月，戈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小将，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受到巨大的鼓舞。
回到学校以后，戈卫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的教导，并和广大革命师生一起，深入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他认定了，只有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是广大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他决心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1968年10月，戈卫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豪情，来到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插队落户。
刚下乡那阵，正是“三秋”大忙季节。
背玉米棒，社员们用大背篓背得多，走得快，戈卫用小背篓背得少，走得慢，还累得浑身直冒大汗。
一次起圈时，戈卫走进牛栏，看见满地都是屎和尿，找不到一处插脚的地方，但和他一块起圈的席大爷，粪溅了一身也不在乎。
从这些事情上，戈卫看到了自己和贫下中农之间的差距，觉得应当好好向他们学习。
这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
戈卫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亲切地感受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确实“很有必要”。
从此，他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决心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刻苦磨练自己。
往山上背粪，坡陡路远，戈卫专找大背篓背；
进山拉木头有危险，他争着去；
队上开革命批判会，他每次都带头发言。
他还经常给贫下中农挑水、劈柴、做好事。
群众称赞说：
“戈卫吃得了苦，能扑下身子干，是棵好苗苗！”
戈卫下乡两年以后，几次遇到国家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
码头大队的群众每次都提议让戈卫去，可他不愿离开这儿的贫下中农，就留着没有走。
第3次招工的时候，许多贫下中农又提出让戈卫去。
那阵子，“一打三反”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码头大队原会计贪污盗窃，妄图毁赃灭证，烧毁了大队办公室和合作医疗站。
戈卫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投入这场战斗。
他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回顾自己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想到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对自己的培养教育，深深感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决不是“锻炼两、三年就走”的权宜之计，而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措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他觉得，虽说工厂和农村都需要知识青年，但是相比之下，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更艰苦，更需要知识青年，自己应该战斗在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
戈卫向公社党委送上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写道：
码头大队把根扎，贫下中农是爹妈，艰苦奋斗创新业，广阔天地作为大。
戈卫的革命行动，得到公社党委的支持和父母的鼓励。
最近两年，大学招生的时候，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也都推荐了戈卫。
戈卫打心眼里觉得，这是党和贫下中农对自己的关怀。
可是，当他想到林彪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听到社会上有些人把上大学看作“高人一等”，看到知识青年中也有人嫌农村“太艰苦”这些现象时，便敏锐地意识到，在知识青年要不要坚持乡村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要敢于同“读书做官”等旧的传统观念对着干，做铁心务农的扎根派。
经过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戈卫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1974年0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
为社会主义创大业
戈卫从几年的斗争实践中体会到，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但扎根农村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码头大队在解放以后虽然有了较大变化，但是生产还很落后。
戈卫说：
“一个人活着，不能只图自己有吃有穿。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不能守旧摊摊，要迈新步，创新业，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青春！”
他经常考虑码头大队的前景，考虑怎样为革命多做一些贡献。
码头大队长期干旱缺水，但村子后面却有一条小河白白流淌。
1958年，码头大队的社员提出修一条水渠，变旱地为水地。
后来，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水渠只修了一小段，就被迫下马了。
1972年初冬，戈卫参加了宝鸡市团代会，学习了外地的先进经验，受到很大启发。
回到大队以后，他组织团干部和青年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向大队党支部提出修通这条水渠的建议，得到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支持，工程很快就上了马。
戈卫带领一支青年突击队上了水利工地。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北风呼啸，地冻得象石板一样，一镢下去，只能挖个白印。
戈卫和青年们用钢钎打，用铁棍撬，工地上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战，他们终于修通了一条十多里长的盘山水渠，使水浇地一下扩大了三百多亩，原来天旱时供水没有保障的四百亩地也变成了“保水田”。
码头大队地处深山，交通很不便。
社员们交售肥猪、公购粮和农副产品，不是背着，就是抬着，还得爬坡越沟。
戈卫心想：
今后要大力发展山区生产，粮多了，猪多了，农副产品多了，运不出去，就会影响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化肥、农药、大型农业机械运不进村，也要影响发展集体生产。
1974年冬至1975年春，他带领青年突击队修好了村前的一段公路，使拖拉机第1次开进了码头山村。
去年秋收以后，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戈卫带领广大社员，和八个生产大队联合起来，又投入了修筑公路的战斗。
在工地上，戈卫和青年突击队的小伙子们一起，连续六天冒着阴雨拚命地干。
搬石头是个力气活，他抢着承担；
打石头有危险，他总是抢在前。
这条公路修通以后，码头大队和附近几个大队都可以通上汽车。
社员们把这条公路叫做通往共产主义的幸福路。
“根据当地山区特点，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彻底改变落后面貌。”
戈卫经常这么说，也坚持这么做。
近几年，他先后从外地引进和繁育小麦、玉米、高粱等优良品种二十二个，优良种猪五个，优良种鸡三个，使全大队粮食、养猪、养鸡等全部实现了良种化。
大队还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办起了药场，引进了新疆细毛羊，栽培了几十亩果树，有些去年已经开始挂果。
提起戈卫，码头大队的广大社员无不称赞说：
“这娃把心思全都用在创社会主义大业上了！”
学大寨就要学根本
码头大队原来的领导班子，路线不端正，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学大寨只是小打小闹学表面。
前几年，他们修梯田时只求亩数多，不讲质量好，把大块地修成了一层一层的小块田。
修的办法也不是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搞“地块到人、包工到户”、“工分挂帅”那一套。
结果，年年都修梯田，粮食却不增产。
可是，公社有个干部来到码头大队，还赞扬“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
群众对这个说法有不同看法，戈卫当场也反驳说：
“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并且把大块田修成小块田，不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这决不是好办法！”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码头大队改选了党支部，年青党员魏文杰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戈卫担任了副书记。
他们带领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办政治夜校和学习班，建立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帮助大家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一次，戈卫在给群众上理论辅导课时，激动地说：
用“包工到户”、“工分挂帅”的办法修梯田，这是打着“学大寨”的旗号搞资本主义。
我们要真心实意学大寨，就必须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大伙听了，连连点头，都说戈卫讲得在理。
在党的领导下，戈卫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向广大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帮助大家提高了真学大寨的自觉性，激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
戈卫和党支部“一班人”，带领部分贫下中农翻山越岭，走遍了码头大队的沟沟岔岔，制订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长远规划。
1974年冬季，这个大队规划的一百五十亩平整土地的任务，到去年春天保质保量地全部完成。
1974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和1973年相比，猛增了百分之五十二。
戈卫所在的第3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第1次跨过《纲要》规定的指标。
去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码头大队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更坚定地迈社会主义的步。
秋季，当地虽然遇到持续三个月的阴雨天，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仍夺得了历史上的最好收成。
去年09月到10月，戈卫参加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他对大寨的根本经验认识得更清楚，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更紧，为社会主义创大业的信心更足，扎根山区干革命的志向更坚定。
他回到生产队的当天晚上和第2天，就先后给党员、干部和社员传达了会议精神。
接着，他又带领社员们冒着阴雨，奔赴修筑公路的工地，白天带头参加劳动，晚上办党员学习班，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
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戈卫学习了毛主席的词二首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决心发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和广大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一起，把码头大队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圆满完成他们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战斗任务。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广东省宝安县附城公社连塘大队下乡知识青年林超强，向出席宝安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和干部，畅谈坚持乡村干革命的体会。
　本报通讯员摄

为北京—金边直达航线正式通航
我驻民主柬埔寨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金边消息：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1976年01月23日晚为北京—金边直达航线正式通航举行招待会。
民主柬埔寨政府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英蒂丽以及外交部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民主柬埔寨的外交使节。
招待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争取粮食增产实现自给
第3世界国家发展农业生产取得成果
新华社萨那电
据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农业部和中央计划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也门1975年粮食产量预计可达二百零四万吨，比收成较好的1974年增产百分之三以上。
也门人民的吃粮问题基本可以自给。
也门是一个农业国，是阿拉伯半岛上著名的粮仓，历史上一直有绿色的也门之称。
南部的伊卜省和北部的哈贾省修筑梯田的耕作方法，相传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王朝的长期统治，也门的农业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
1962年“九·二六”革命后，也门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
近几年来，在苏美两霸一个大量抢购粮食、一个哄抬粮价的情况下，也门领导人与其他第3世界国家领导人一样，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粮食生产、实现粮食自给的重要性。
也门政府鼓励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并建立了农业信贷银行。
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也门农民扩大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产量也有了提高。
也门的主要粮食作物是高粱、小米、大麦、玉米和小麦。
也门农业部统计司长穆罕默德·努韦拉对记者说：
“有了象去年这样的好收成，也门人民的吃粮问题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现在只要通过贸易途径调剂花样品种，出口一些高粱和小米，进口一些大米就可以了。”
新华社讯
达卡消息：
孟加拉国去年粮食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孟加拉国去年的粮食总产量估计达一千三百五十万吨。
其中，夏粮约六百万吨，冬粮约七百五十万吨。
冬粮的产量超过原订指标约一百五十万吨，比产量最高的1969年还多六十万吨。
由于粮食丰收，最近孟加拉国粮价下降。
米价比两个月前下降约百分之二十。
同时，粮食储备也有了增加。
另据孟加拉国政府发表的经济情况报告说，本财政年度（从1975年07月01日到1976年06月30日）头四个月黄麻出口有了增加。
孟加拉国总统赛义姆1975年12月15日发表广播讲话说，孟加拉国要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优先地位。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6年01月17日电
委内瑞拉1975年的棉花产量比1974年提高百分之三十，达到约十万吨。
据报道，委内瑞拉1975年生产的棉花除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外，还有一万五千吨剩余，其中已出口七千吨。
这是委内瑞拉第1次出口棉花。
委内瑞拉政府为了发展棉花生产，采取了建立全国棉花委员会、鼓励剩余棉花出口、停止进口合成纤维、规定纺织工业生产混纺织品时增加棉花的百分比等措施。
委内瑞拉去年的棉花播种面积已达到七万五千公顷，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委内瑞拉农牧业部已经制定了在今年进一步扩大棉花播种面积的计划。
新华社乔治敦电
圭亚那政府宣布，圭亚那去年的稻谷收成获得最高新纪录，达到十八万三千吨。
近几年来，圭亚那十分重视根据自力更生的精神发展农业生产，并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明显的成就。
去年每英亩的平均产量达到十五袋（每袋一百四十磅），比过去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在1975年早稻丰收以后，农业部采取了积极措施扩大晚稻种植面积，提供更多的贷款并对肥料和农药给以补贴。
因此，尽管去年雨季提前，11月中旬大雨倾注，12月继续多雨，晚稻的收成仍达十二万吨。
在培植新的高产量的品种、防止虫害以及购买和分配肥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圭亚那当局还为干化和贮存稻米提供了一些基本设施。
去年10月，在大米的主要产区之一的黑丛林洼地，一座产量为六吨的碾米厂投入了生产，另一个价值为五百万圭亚那元的地下联合粮库也投入使用，把贮存大米的能力提高到十二万多袋。
目前圭亚那已经是一个大米生产国和出口国，它在近几年中增加了对加勒比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大米出口。
1975年，圭亚那从大米出口中获得了八千六百万圭亚那元的外汇，比前年增加了三千七百万圭亚那元。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民主柬埔寨工人积极生产取得新成绩
新华社1976年01月23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1月22日广播，柬埔寨广大工人在全国解放后，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取得了成绩。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开工的许多工厂的生产日益发展。
工人们干劲冲天，一边生产，一边总结经验，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金边纺织厂、轮胎厂、电池厂等工厂的工人生产的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朗诺集团统治时期。
金边铣床厂的工人不仅积极生产各种零件和配件，以便利各地修理被敌人破坏的各种机器，而且制造了许多抽水机，支援农业。
金边轮胎厂的工人在生产轮胎的同时，还积极为人民修补破旧轮胎。
在马德望省，马德望纺织厂、麻袋厂、拖拉机修理厂等厂的工人利用本地资源，生产人民迫切需要的各种产品和日用品。
柬埔寨北部、东北部、东部、中部、西南部等地区的工人，也因陋就简办起了许多小工厂和手工作坊，努力发展生产。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工人们收集废旧枪炮和炸弹碎片，自己动手制造了大批犁铧、锄头、斧头、镰刀等小农具。
（附图片）
民主柬埔寨西北地区国营农场的棉花获得丰收。
　新华社稿

我工艺美术展览在新西兰开幕
新华社1976年01月22日讯
惠灵顿消息：
中国工艺美术展览01月19日在新西兰南岛城市克赖斯特彻奇开幕。
新西兰国务部长基思·霍利约克爵士出席了开幕式。
他首先转达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和副总理托尔博伊斯对展出的祝贺和预祝展出成功。
然后，霍利约克爵士和中国大使裴坚章分别讲了话，表示希望这次展出能促进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
克赖斯特彻奇市市长哈米什·哈伊，新中协会克赖斯特彻奇市分会主席戈登·麦克阿瑟，以及新西兰的艺术家和各界人士共三百多人。
中国工艺美术展览是根据中、新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举办的。

我驻孟加拉国使馆临时代办抵达卡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
达卡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牟屏及其一行，01月23日乘飞机到达达卡。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礼宾司两位副司长，孟加拉国—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孟加拉国其他友好团体的代表和友好人士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朝鲜和巴基斯坦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的代表。

科威特分别与越南南方共和、毛里求斯建交
新华社科威特电
科威特外交部在10日晚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宣布，科威特已经决定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毛里求斯分别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这项声明表示科威特要进一步发展与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赛筹备会议发表公报
宣布这次比赛定于今年10月在墨西哥举行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01月23日电
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筹备委员会从01月15日至20日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说，会议相信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将进一步加强第3世界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并希望这次比赛的参加者共同努力，把比赛搞好，打出好的成绩来。
公报说：
“过去，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有着共同的痛苦遭遇，今天，共同的斗争把第3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公报指出，“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公报说，这次比赛将于1976年10月12日至27日在墨西哥举行。
会议一致决定把这次比赛的组织工作交由墨西哥乒协负责。
出席这次筹备会议的有墨西哥、中国、日本、尼泊尔、秘鲁、巴拿马、危地马拉、埃及、摩洛哥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代表。

罗马尼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开幕
各国选手云集布加勒斯特，增进友谊，交流球艺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1月23日电
罗马尼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01月23日在布加勒斯特开幕。
除东道国罗马尼亚以外，还有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加利亚、法国和希腊共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名男女运动员参加这次锦标赛的男、女团体赛和五个单项比赛。
参加这次锦标赛的罗马尼亚运动员人数最多，其中有获得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双打冠军的亚历山德鲁，也有一批青少年选手。
在阵容强大的朝鲜队中有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朴英顺。
去年欧洲冠军、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奥洛夫斯基也参加这次比赛。
我国著名运动员李振恃、梁戈亮、阎桂丽等也将同各国选手们进行比赛，交流球艺。
锦标赛的团体赛已经全面展开，比赛采用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赛方式进行。
中国男队一队由李振恃、梁戈亮组成，二队由胡维新、姚国才组成。
中国女子一、二队分别由阎桂丽、余锦佳和孙敏、沙敏组成。
23日上午中国男子一队以三比零胜波兰队，男子二队以二比三负于西德队，中国女子一队以三比零胜罗马尼亚女子三队，女子二队将迎战捷克斯洛伐克女子队。
团体赛的决赛将在24日晚举行。
以张燮林为领队、周兰荪为副领队的中国乒乓球队是在01月16日抵达罗马尼亚的。
罗马尼亚乒乓球协会秘书长瑟韦尔·达内特和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及运动员等到机场迎接。
在锦标赛开始前的几天中，中罗两国运动员本着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增进友谊的精神进行了多次共同练习。
他们热情地在一起切磋了球艺，交流了经验。

越南北方人民胜利完成三年恢复经济任务
修复大量工业设施和水陆交通，兴建许多农田水利工程
新华社河内1976年01月23日电
越南北方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七三——1975年三年恢复经济任务。
据此间报纸报道，1973年初巴黎协定签订以后，越南北方人民迅速地投入了重建祖国的艰巨斗争。
三年来，他们用勤劳的双手，通过辛勤的劳动，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
他们修复了大量被战争破坏的工业设施和水陆交通，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
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战前水平，许多重要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电力部门恢复得最快，并且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发电厂，使全北方的发电能力比1965年增长一点四倍，发电量增长了一倍多。
煤炭部门的生产能力也比战前增长百分之二十八。
机械部门1975年的产值相当于1965年的二点五倍。
太原钢铁公司已经修复被炸坏的三座高炉，生产能力达到了战前水平。
化工部门几乎所有的重要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战前水平。
越南北方人民还修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农田水利工程，填平了数以万计的弹坑，修复了数十万公顷的农田。
目前，已经修复和兴建的水利工程，可以确保百分之九十三的早春稻稻田和百分之八十四的晚稻稻田获得灌溉。
机耕面积也日益扩大。
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农业社的规模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卫生医疗和文教设施也获得恢复和发展。

信用危机仍然笼罩着西方世界
两年来，西方世界在战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危机夹击之下，工商企业和银行亏损倒闭事件层出不穷，信用领域险象环生。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信用制度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本家依靠以商品形态提供的商业信用和以货币形态提供的银行信用，更新设备，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进行更大的剥削，攫取更高的利润。
这种信用制度，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服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根本矛盾，使生产过剩危机进一步激化。
资本主义信用危机，是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基础上爆发的。
由于市场萧条，现金短缺，欠债的还不了账，工商业不愿再以赊账方式出售货物；
银行则因放款收不回来，资金被冻结，信用动摇，造成存款人大量提取存款。
在国际往来中，也发生赖债事情。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迫使大批银行、企业陷入周转不灵，纷纷倒闭。
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就是在生产大幅度下降情况下由于一家奥地利银行破产，拖累许多欧、美银行跟着倒闭，终于发展为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世界迄今还心有余悸。
1974年，由于经济危机加速深化，西方各国企业倒闭数字猛增，就连许多大企业也出了问题。
例如，美国第3家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泛美和环球两家最大的航空公司，以及英国最大的一家多国公司伯马石油公司，都由于亏损过大，濒临破产。
建筑业在这次危机中是受打击最重的部门之一，使英国三、四十家经营房地产投资兼做吸收存款业务的银行受到牵连，陷入资金困难，有几家已经倒闭。
此外，由于经济萧条，“欧洲美元”又泛滥成灾，大量过剩资金没有出路，不少银行搞外汇投机买卖，结果大亏其本，如排名第20位的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西德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赫斯塔特银行，都先后倒闭。
英国和瑞士的大银行也因外汇投机损失数以千万计的美元。
银行亏损倒闭，引起西方金融市场极大震动，打击了银行的信誉，美国、西欧的许多小银行在存户大量提取存款的冲击下，纷纷被挤垮。
在各国中央银行采取防范和保护措施之后，银行倒闭之风仍未停息。
1975年初，美国另一家大银行长岛安全银行又差点儿破产，最后由另一家银行买去。
一年内，因放款收不回来宣告倒闭的美国银行，达十一家之多，创194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西方各国企业破产事件愈来愈多。
去年，不少国家每月达一千几百家，远远超出了1974年所达到的高峰，特别是一些大企业也卷了进去。
例如10月初，美国一家资产达十亿美元以上、拥有一千多家分店的格兰特百货公司，由于资金周转不灵，申请破产，它积欠二十七家大银行的债务，总计不下七亿美元。
而美国纽约市的财政危机，更是耸动西方，在它的全部债务中，美国银行所占比重高达百分之四十八，七家纽约最大的银行持有的纽约市发行的债券就将近二十亿美元，而一百家以上的小银行，把它们一半以上的资产都投放在纽约市政当局的债券上。
如果纽约市宣布赖债，不仅将加深美国的经济衰退，还可能在国际货币市场引起连锁反应。
西方企业主要是靠银行提供资金，倒风愈吹愈猛，银行所受的牵连也愈来愈大。
目前各国政府又在大搞赤字财政，人为地刺激经济，随之而来的将是通货膨胀更为恶化，西方国家的信用危机的大爆发就难于排除。

冲击西方金融市场的欧洲美元
在当前战后最严重的一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同严重的通货膨胀、金融货币危机交织在一起。
在这场动乱中，“欧洲美元”推波助澜，冲击西方金融市场，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复杂严重。
所谓“欧洲美元”，就是指投放在欧洲金融市场上的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及私人积存的巨额美元。
第2次大战后，美国利用战时膨胀起来的经济地位，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美元取得了与黄金一样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
多年来，由于美国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美国利用美元这种特权地位，大量用美元支付海外军费、“援外”、投资等开支，加以美国国际收支连年发生巨额逆差，使大量美元外流。
欧洲是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同时，其他国家所持有的美元，也以西欧货币市场为主要集散地，通过西欧的商业银行存进和贷出，“欧洲美元”发展很快。
据估计，目前“欧洲美元”的总额已由六十年代末的四百四十亿美元增加到一千六百多亿美元。
这笔“欧洲美元”，实际上是美国对外国的负债，持有美元的西欧国家中央银行本来是可以用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
自美国于1971年08月宣布停止外国按官价用美元向它兑换黄金后，无异将流窜在国外的千余亿美元推置不管，使“欧洲美元”失去了归路，成为供应国际投机性游资的来源。
近年来，“欧洲美元”更加泛滥。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一有风吹草动，总有为数巨大的“欧洲美元”兴风作浪，成为套购外汇、倒卖黄金、囤积商品、哄抬物价的投机力量，冲击各国经济，促使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市场更加混乱。
“欧洲美元”是使西欧国家通货膨胀加剧的一个因素。
由于美元日益贬值，投机者常常用大量“欧洲美元”抢购某种较为稳定的西欧国家货币。
这些西欧国家为了避免因此而造成本国货币升值，对自己不利，往往被迫用本国货币来收兑美元，从而，使它们市面上货币流通量大量增加，对于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大量“欧洲美元”的流窜还是加深资本主义金融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欧洲美元”已成为西欧资金借贷市场的主体。
不仅各国私人工商企业在“欧洲美元”市场经常借取经营资金，一些西欧国家的政府也在这个市场大量举借长期贷款，以解决对外入不敷出的需要。
然而，“欧洲美元”市场吸收的主要是短期存款，这就产生了存款期短而放款期长的矛盾。
在经济危机继续深化，信贷趋紧的情况下，它使国际间信用极不稳定，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信用制度受到威胁。
近年来，苏修也介入了“欧洲美元”的交易。
为了应付经济困难、外汇拮据的局面，苏修不断在“欧洲美元”市场举债，据西方报刊报道，去年以来苏联从西欧金融市场上已借了六亿五千万美元。
由一个超级大国导入西欧的祸水，被另一个超级大国插上一脚，搞得越来越混乱。
（附图片）

意大利关闭全部外汇市场
新华社罗马1976年01月22日电
随着意大利经济危机的深化，意大利货币里拉不断贬值，意大利政府宣布，从01月21日起关闭全部外汇市场。
据报道，从1973年02月以来，里拉同美元的汇价已贬值了百分之十五点四；
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货币的汇价已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二七。
意大利政府为了阻止里拉进一步暴跌，不得不支付美元来支持里拉的汇价。
据意大利官方宣布，在去年11月和12月，政府为支持里拉而支付了八亿美元。
今年以来，抛售里拉的投机风潮进一步加剧，在01月的头二十天里，意大利政府支付了五亿二千八百万美元。
目前意大利外汇储备只剩五亿美元了。
意大利国库部长埃米利奥·科隆博说：
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有必要关闭这些外汇市场。”
他还说，在关闭外汇市场期间，意大利政府将不公布里拉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价。
在1973年02月和03月，由于美元危机使西欧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意大利和西欧一些国家曾两次关闭了外汇市场。
但是，由于国内经济问题而关闭外汇市场，这在意大利近几十年来还是第1次。

日本对外贸易日趋萧条
新华社1976年01月23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1975年日本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萧条的趋势。
据日本政府最近公布的数字表明，从1975年05月起到年底，日本出口贸易不断下降，仅第3和第4季度的出口贸易额就分别比1974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八点一。
1975年日本的进口贸易额也比1974年下降了百分之六点八，全年中有十个月出现进口贸易下降。
这种下降趋势是1962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日本1975年进口贸易下降主要是由于国内旷日持久和日益加深的经济萧条。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削减原油和其他工业用的原料和燃料的进口。

是支持解放运动，还是推行新殖民主义？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它对安哥拉的露骨扩张和粗暴干涉，最近，越来越起劲地把自己打扮成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天然盟友”，把它在安哥拉的武装干涉说成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事”。
它还一再表白：
“苏联并不想在安哥拉寻求任何好处，无论是经济的、军事的、或别的好处。”
事实比任何装腔作势的表白都更有说服力。
为了弄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朋友”的真面目，我们不得不从基本的事实分析开始。
安哥拉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
终于在去年11月争得了胜利。
可是，正在安哥拉宣布独立，老殖民主义者即将撤退之前，莫斯科瞅中了这个胜利之果，加快步伐地插了进来。
它首先分裂安哥拉人民在反葡斗争中形成的三个解放组织，在几个月中向一派组织提供了价值约五亿美元的武器援助，使形势骤然复杂起来，酿成了严重不幸的内战局面。
几个月过去了，非洲人民对这个“解放运动的支持者”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多的了解。
其基本手法不外乎：
一个是又打又拉，分而治之。
这是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惯用的手法，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目前对待非洲各国的一个最常见、最基本的策略手段。
苏联一手挑起并利用安哥拉国内三派之间的内战。
它最怕安哥拉人民和非洲国家的团结。
在不久前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许多非洲国家呼吁安哥拉三派停止内战，组成民族团结政府。
但是，自称是民族解放运动“天然盟友”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赶紧跳出来说：
不行！
在安哥拉“没有”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的“现实前提”。
它为了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竟然不惜分裂整个非洲。
它把凡是支持安哥拉团结的非洲国家统统称之为“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影响的产物”，并指名道姓地辱骂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依附于外国资本”。
凡是不同意苏联分裂非洲的人都被它叫作“帝国主义走狗”。
请问，如果真是诚心诚意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反对非洲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如果不是心怀鬼胎，为什么会这样疯狂地在非洲制造分裂？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另一个手法是，由它出钱出炮，利用雇佣军打头阵，残杀黑人，自己坐收渔利。
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史来说，确实又增加了些新花样。
1968年08月，苏联是带头冲进布拉格的，而如今在安哥拉，苏联首次采用了利用雇佣军的办法来为它火中取栗，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发展”。
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一个最新的特征。
苏联果真是为了支持安哥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吗？
如果说：
“是”，请问，当安哥拉人民在独立之前真正与葡萄牙殖民军战斗的时候，苏联为什么不把先进的武器送去支援那里的斗争，而是“现在当黑人正在同黑人作战的时候，他们（苏联）却在源源不断地送去非常先进的武器”。
人们记得，当柬埔寨爱国军民同朗诺卖国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刻，苏联这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贯支持者”跑到那里去了？
它当时诬蔑柬埔寨的救国战争是“骨肉相残的战争”，“造成有害后果”。
今天，苏联一手在安哥拉制造了真正骨肉相残的战争，它又跳出来起劲地叫嚷“支持民族解放战争”了！
历史证明：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和“天然盟友”，对无利可图的事是从来不干的。
埃及人民最清楚，莫斯科是怎么“支持”他们，怎么骂他们“没有良心”，又怎么向他们逼债的；
巴基斯坦人民最了解他们的国家是怎么被肢解的；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懂得苏联的坦克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布满了整个布拉格。
全世界凡是蒙受过这个解放运动“支持者”的“恩惠”的人们都懂得：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从来不作无利可图的买卖的，而且一经苏联看上眼的东西，它是无论如何不肯罢手的。
这只狼一旦入室，是不会自愿离去的。
目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安哥拉，就是被苏联看上眼的一块肥肉。
苏联把它视为自己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南大西洋制海权的一个战略要地，企图以此为据点，进而向南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渗透，以加强它在欧洲的争霸地位。
苏联对安哥拉的侵略是它妄图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就是苏联这个唯利是图的军火商为什么要打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在非洲招摇撞骗，在安哥拉挑起内战，倾销数亿美元杀人武器的真正原因。
至于苏联统治集团为什么再三表白：
它们不想在安哥拉寻求任何好处，其动机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贼在闯进别人家里之后，从来都不会公开声明：
“我是为偷你的东西而来的”。

英国01月份失业人数达1939年来最高峰
新华社伦敦1976年01月20日电
根据英国官方01月20日公布的数字，英国失业者01月份已增加到一百四十三万以上。
这是1939年以来最庞大的失业队伍。
随着工业生产的下降，失业在去年就已经成为深陷在经济危机之中的英国的一个棘手问题。
去年08月，失业人数达一百二十五万，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怎样好转。
从去年10月到今年01月，失业情况更加严重。
01月中旬，失业者比去年12月中旬增加了将近二十一万九千人，失业率为劳动力的百分之六点一。
在失业情况最严重的地区：
威尔士失业率达百分之八点五，英格兰北部达百分之七点九，苏格兰达百分之七点五，北爱尔兰则高达百分之十一点一。
更严重的是：
在长期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半失业人数也增加了，现在已有十四万人半失业。
01月份的失业情况引起了英国政界和报界人士的关切。

西德一家刊物揭露
苏联用缓和打掩护大肆扩军加强进攻力量
马来西亚报纸指出苏联加紧扩张竭力推行海上实力政策
新华社波恩1976年01月22日电
西德《快捷》画报最近一期刊登的一份文献指出，“克里姆林宫的政客们没完没了地讲缓和与裁军，而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钱投到史无前例的扩军中去”。
“现在该是公开地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了”。
这份文献说，苏联“大军的主要部分已经开到了欧洲的大门外。
精锐师驻扎的地方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近。
它们首先集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
文献说，苏联总共有一百七十一个作战师，其中一百一十六个师驻扎在欧洲，就是说几乎占四分之三。
在一百一十六个师当中，有八十一个师驻扎在苏联西部的几个军区，主要是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之间的一条八百至一千二百公里宽的狭长地带上。
其中三十五个师分别属于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它们占领着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
文献指出，苏联军队拥有的五十个坦克师中有四十二个处于针对西方的前沿地带。
每一个坦克师有三百六十辆作战坦克。
文献在谈到苏联坦克实力对西方安全的威胁时指出，当希特勒德国1941年06月向苏联发动进攻时，希特勒军队在当时的东线只有三千辆坦克可用。
文献指出，苏联军队原则上受的是进攻性的训练，“东方集团的军队最近为架设浮桥配备了整团整团的工兵。
（西方）专家们指出，架设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在易北河一带的军用桥，只有在一场进攻中渡河时才需要——而绝对不是为了防御”。
文献进一步指出，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发动进攻，因为苏联军队的运送能力和士兵的武器弹药和给养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好。
例如：
一个师随身所带的贮备物资不久以前还只够用四天，而现在已经够用六天。
仅仅靠在最前方的军需库里贮存的弹药和燃料，苏联军队就能够连续作战两个月之久。
新华社1976年01月24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01月21日刊登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力扩充商船队，作为对外渗透和争霸的手段。
文章说，“近十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推行海上实力政策的苏联当局，在极力扩大海军舰队的同时，还加紧扩充其海运商船队的力量。”
文章揭露，苏联利用商船活动加紧对别国进行经济渗透和间谍活动。
文章指出，苏联说什么“帮助第3世界国家建设港口和使港口现代化，是苏联同第3世界航运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明眼人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航运“合作”完全是为苏联攫取军事基地的目的服务的。
文章最后说：
“目前很多国家明确规定禁止苏联船舶停泊，或限制苏联船只在本国港口的活动，这是不无因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