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副主席会见武元甲等同志
新华社1976年01月18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今天下午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及其一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大使馆武官黎草上校，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成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有关方面负责人柴成文、朱传贤、邱力行等。
武元甲大将及其一行是在出国访问的回国途中于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叶剑英副主席会见武元甲等越南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张家口卷烟厂加强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新干部增长才干　老干部焕发青春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河北省张家口市卷烟厂党委中的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战斗，使新干部在斗争中不断增长才干，老干部进一步焕发革命青春，从而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张家口市卷烟厂是河北省工业学大庆的一个先进单位。
厂党委的十名成员，有六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工人当中选拔上来的。
看到这批新干部工作中朝气蓬勃，老干部不仅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并且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更快地成长。
老干部、党委书记李炳来，主动多处理党委的日常工作，让新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到第1线经受锻炼。
新干部、党委副书记孙有光，五年来就先后八次到省、地、市等举办的学习班学习，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去年04月，孙有光到卷烟车间蹲点。
这个车间由于领导班子不团结，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使车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
孙有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很多情况。
为了处理好这个车间的问题，李炳来又主动和他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一起分析情况，帮助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泛发动群众，准确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使职工们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团结。
由于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卷烟车间改变了原来的后进状态。
张家口市卷烟厂党委中的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虚心学习老干部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培养出来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新干部、党委副书记艾子荣进入领导班子以后，认真向老干部学习，几年来工作服不离身，哪里最艰苦、最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和工人一起并肩战斗。
前一段时间，制丝车间抽梗设备能力不足，生产的烟丝供不应求，直接影响全厂生产。
艾子荣就到这个车间，和工人、技术人员组成三结合小组，一起改造旧设备。
他们连续奋战八个昼夜，终于攻克了难关，解决了烟丝供应不足的问题。
厂党委中的老干部也虚心学习新干部的长处，进一步焕发了革命青春。
张家口市卷烟厂党委中的新、老干部都把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建设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根本性措施，抓紧抓好。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这个厂党委响应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制定了学习制度。
几年来，他们除了坚持规定的学习制度外，还充分利用早、晚空隙时间学习，并且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践。
由于张家口市卷烟厂党委中的新、老干部自觉地按照党的原则，努力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全厂各项工作搞得热气腾腾，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夺得新的胜利。

朝气蓬勃团结战斗
——记上海轻工业局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按照这个原则成立的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朝气蓬勃，团结战斗，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战斗。
上海轻工业局党委的老干部和新干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战斗，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这个局党委的老干部，发现新干部的缺点，就严格要求，热情帮助。
有一段时间，新干部忙于工作，放松了学习，党委书记刘青舟就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抓业务，不管路线，结果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深刻教训启发新干部。
他还以身作则，经常带病坚持学习，带头谈心得体会，使青年干部很受感动。
老干部也虚心学习新干部的优点。
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是从工人中选拔的新干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在斗争中总是站在前列，旗帜鲜明，对许多老干部启发很大。
新干部发现老干部的缺点，就同老干部一起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帮助老干部改正缺点，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
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抓路线，抓大事。
这个局党委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成员，经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
他们不论是在运动中或是在工作中，始终坚持抓路线，抓大事。
最近，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有的同志说，现在主要是大干快上，学理论、评《水浒》可以放一放。
局党委认为：
当前虽然工作很忙，任务很重，但是千忙万忙，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能忘，学理论、评《水浒》不能放松。
在局党委引导下，全局学理论、评《水浒》，抓路线，促大干，热气腾腾。
这个局党委在研究经济工作时，不是就事论事，满足于指标和数字，而是首先把路线搞端正，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
1974年，当前三个季度的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时，有的干部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认为第4季度指标不要太高，否则基数提高了，1975年的工作就会更紧了。
局党委在讨论研究第4季度任务时，首先引导大家畅谈大好形势，然后讨论在大好形势下轻工业怎么办？
通过讨论，大家认识提高了，干劲大了，第4季度的生产很快就搞上去了，全年生产任务超额百分之四点八完成了国家计划。
密切联系群众，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思想和政治路线端正了，人的思想正确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在轻工业局党委中，老干部改变了作风，经常到群众中去；
新干部来自群众，又不脱离群众。
这样，领导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提高了，说话群众听，办事群众帮。
1974年，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完成缝纫机生产任务有一定的困难。
局党委立即召开缝纫机行业群众大会，向广大工人群众讲形势，交任务，分析困难，拟订措施。
群众发动起来了，顺利完成了缝纫机的生产任务。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局党委成员经常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并加以推广。
他们还坚持每年每人参加两三个月的劳动。
在高温季节，常委以上的干部带头到高温工厂、高温车间，参加战高温、夺高产的战斗。
劳动象一根纽带把领导和群众紧密联结在一起，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领导成员的思想革命化。
这个局党委成员中，很多人来自生产第1线。
他们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群众中出现新生事物，他们都能及时发现，满腔热忱地支持它茁壮成长。
1971年，群众印刷厂有十几个青年组织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小组。
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知道了，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于是，他热情支持这个小组，并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局各工厂进行思想和路线教育。
在局党委支持下，这个青年理论小组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并带动全局的理论学习运动蓬勃发展。
现在，全局已有二千多个理论小组。
大胆提拔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人先进分子。
1971年，这个局要选拔原来是驾驶员的工人新干部杨镇国，去一个矛盾较多的工业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
当时有的人认为小杨年纪轻，把握汽车的方向盘还可以，要把握一个近两万职工的公司的方向盘就使人不大放心。
局党委根据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认为培养干部首先应该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考虑。
小杨年纪虽轻，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肩上担子压得重一些，可以更快地成长。
最后，局党委还是决定把他放在公司党委副书记的领导岗位上。
小杨任职不久，就帮助一些犯错误的干部提高认识，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从而团结公司系统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同战斗，把这个公司的革命和生产搞得生气勃勃，成为全局的一个先进单位。
上海轻工业局党委在培养新干部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全党动手，走群众路线，发现和提拔工人中间的先进分子。
几年来，这个局直接从工人中培养和提拔了三千七百多名新干部，参加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占全公司干部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一大批新干部朝气蓬勃，正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迅速成长。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
全国舞蹈调演开始演出
新华社1976年01月18日讯
将于1976年举行的五项文艺调演中的第1项——全国舞蹈（独舞、双人舞、三人舞）调演，今天晚上正式开始。
首都工农兵观众数千人观看了今晚的演出。
参加这次全国舞蹈调演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部队等共五十多个演出队，他们带来了二百多个节目，编为二十台，分三轮演出。
从今天开始，演出时间将持续一个月左右。
舞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国各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艺术。
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等小型舞蹈，短小精悍，演员少，演出时间短，服装、布景、道具简单轻便，便于上山下乡，为工农兵服务，很受群众欢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广大专业和业余舞蹈工作者，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在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作出包括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在内的许多优秀的舞蹈作品。
参加这次全国舞蹈调演的节目中，既有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节目；
也有改编、移植革命样板戏的小型舞蹈节目；
还有一部分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节目，以及少量优秀的民族民间舞蹈。
这次全国舞蹈调演的举行，对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成果，繁荣舞蹈创作，提高舞蹈表演水平，活跃文艺评论，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主席语录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让青年干部挑重担受锻炼
鹤壁市大批年轻的新干部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作出贡献
新华社郑州1976年01月17日电
中共河南省鹤壁市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积极培养和使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帮助他们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使大批年轻的新干部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朝气蓬勃地带领广大群众团结战斗，为巩固和发展全市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做出了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鹤壁市有一千一百多名新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为了帮助新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增强反修防修的能力，提高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市委除吸收部分青年干部参加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以外，还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让新干部短期脱产学习。
两年来，市委举办干部学习班十三期，参加学习班的新干部达两千人次。
市委还定期召开新干部读书学习汇报会，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推广交流先进经验。
在新干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市委注意引导他们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市通用机械厂过去是全市有名的后进单位。
青年干部孙俊卿到这个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后，在市委的帮助下，深入调查研究，结合本厂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带动党委“一班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增强了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激发了职工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生产月月超额完成计划。
鹤壁市委十分注意把青年干部放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1线，让他们挑重担，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目前，全市有一千零四十多名新干部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占新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市委还先后抽调部分在市、局领导班子任职的新干部，带领工作组到基层蹲点。
这批青年干部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朝气蓬勃地带领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年干部孙廷生1973年05月到市郊区后进的石林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后，先后到三十三个大队，一百七十七个生产队进行调查，虚心听取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带领全公社干部和群众，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前进。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石林公社粮食大幅度增产，成为郊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之一。
鹤壁市委还教育老干部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按照党的要求热情帮助青年干部成长，自觉地担负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
许多老干部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看作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积极主动地做好这项工作，纷纷与青年干部结对子，向他们传思想，教经验，带作风，使新干部更快地成长。
市矿务局四矿去年上半年生产曾一度出现采掘失调现象，工人出身的青年干部、党委书记赵顺一天到晚井上井下忙得团团转，放松了对全矿理论学习的领导，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
老干部、党委副书记栗天顺多次和赵顺谈心，回顾自己文化大革命前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就生产抓生产越抓越被动的沉痛教训，畅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煤矿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使赵顺深受教育。
他们一起深入区队、车间和班组，组织群众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动群众制定增产措施，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去年，全矿原煤生产和开拓进尺，分别提前三十四天、八十一天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工农兵学员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迅速成长
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用开门办学的收获驳斥教育界的奇谈怪论
据新华社南京1976年01月18日电
南京大学师生员工最近召开一系列座谈会，畅谈开门办学的收获，用大量的事实驳斥了教育界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从1972年以来，南京大学每年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间招收一千名左右的学员。
这些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的朝气蓬勃的工农兵学员，给学校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
几年来，他们在学校党组织和工宣队的带领下，坚持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保持和发扬了工农兵的政治本色，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迅速成长起来。
文科各系学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入厂矿、农村、商店，和工农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出现了象钟志民这样向孔孟之道宣战的先进典型。
钟志民是这个学校政治系的学员，入学以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开门办学中广泛接触工农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加深了对工农的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批林批孔开始后，钟志民坚决申请到他原来插队的江西瑞金农村去干革命，得到了学校党委的热情支持。
钟志民回农村一年多来，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他所在的生产队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又有不少学员写报告给党组织，要求毕业后当农民，有的还要求到边疆农村牧区去干革命，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理科各系工农兵学员在开门办学中，收获也很大。
地理系陆地水文专业七三届工农兵学员，在工宣队和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到浙江省曹娥江上游进行河道测量和流域自然地理调查。
他们每到一地，都请工人、贫下中农作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报告，讲水文工作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参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抓紧学习政治理论。
学员们通过开门办学，深感水文工作责任重大，工作热情和学习劲头越来越高。
在短短两个多月内，他们就完成了四幅二千分之一的河道地形测量图和曹娥江上游流域自然地理调查报告，并且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
地质系找矿专业的二十三名毕业班学员，在徐州地区进行普查磷矿的毕业实践，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踏遍了这个地区三个县的近千座山头，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找出了有开采价值的磷矿体七十九个，找到矿化点二十六个，玻璃原料矿两个。
同时，向广大群众宣传磷矿普查基础知识，为公社培训了一批查矿员和化验员，促进了地方兴办小磷矿的积极性。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文科各系以社会为工厂，结合战斗任务进行教学，促进了对旧文科的改造。
政治系哲学专业坚决改革过去把学生关在大楼里培养“哲学家”的那一套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体制，组织师生以将近一半的时间到社会上去开门办学，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把学员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理科各系不少专业已初步建立起教学、生产劳动、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
化学系催化专业二年级二十八名工农兵学员，不久前在五名教师带领下，到南京无机化工厂开门办学。
这个厂原来生产的一种型号的分子筛不合格，师生们就结合这个典型产品的工艺改革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
他们同厂里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使原来不合格的大批产品合格了，原来生产不正常的正常了。
开门办学，开门搞科研，还促进了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据理科八个系的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共开展了三百六十多个项目的科研活动，已经取得成果的有九十多项，不少成果达到了先进水平。
开门办学，使学校与三大革命运动的联系，师生与工农兵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南京大学没有一个校外办学基地。
现在，单是与这个学校固定挂钩的工厂、公社和部队单位就有八十二个。
他们之间，常来常往，互相协作，密切配合，共同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努力。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去年南京大学又与苏北盐城地区挂上钩。
根据这个地区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先后去举办了十四个短训班和五个函授班，开设了政治理论、写作、历史、农村电工、农用化学、土壤农化、气象预报、遗传育种八个课目，直接参加学习的工农群众、基层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二千八百多人。
与整个地区挂钩，使南京大学开门办学有了新的发展，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
南京大学实行开门办学取得的可喜成绩，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得来的。
他们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开门办学这一新生事物，使教育革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重庆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成绩可喜
据新华社重庆1976年01月18日电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重庆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取得可喜成绩。
他们的实践成果，给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以有力的回击。
重庆大学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共七百多人。
自1972年入学以来，这批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定地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学员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他们在毕业实践中，深入到省内外一百多个厂矿、公社，完成了一百多项科研、生产和技术革新任务，目前已有一半以上投入生产，其余的项目已被科研、生产单位采纳，正用于生产。
在毕业实践过程中，学员们还和教师一道结合农村、工厂生产上的需要，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和讲座，为工厂、农村培训了一千多名技术骨干。
这次毕业实践彻底打破了旧大学关门搞设计的老框框，师生们直接到工农业生产第1线，根据生产需要，开展设计工作，受到了工农群众的欢迎。
针对四川农业要大上，农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的特点，这个学校炼钢专业的学员进行毕业实践时，深入到一个为农业机械化提供钢材的小型钢厂，针对这个厂由于工艺流程等布置不合理，炼钢车间的产量长期上不去的问题，和这个厂的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提出了改造方案，工厂采纳这个方案后，这个车间的产量迅速上升。
电机系毕业学员根据本省一些地区的特点，设计了农村变电站，研究和试制成功农村中小型电站同步发电机可控硅励磁装置。
机械系铸造专业研究成功一种新型的球墨铸铁球化剂，扩大了球墨铸铁的应用范围，为发展农业机械创造了条件。
动力系热能专业九名学员在造纸厂设计改造了一台碱回收锅炉，既回收了百分之八十的烧碱，又解决了江水污染问题。
这些，都受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
在开展毕业实践过程中，学员们既重视解决当前生产中的问题，又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作出了许多新成绩。
冶金系金相热处理专业的毕业生，研究成功一种渗碳新工艺，填补了我国科研项目一项空白，现在这项新工艺已经用于石油钻井机械加工，提高了加工质量。
采矿系十九名毕业学员在三台县进行毕业实践时，不怕苦，不怕累，跑遍整个煤矿，摸清了现场建井情况和地质情况。
在这之后，又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奋战四个月，完成了两个矿井的扩建设计，并且参加了一部分施工任务，受到煤矿工人的好评。
目前，重庆大学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都已走上了工农业生产岗位。

“智育第1”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
高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蓬勃发展。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散布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
他们说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1”。
在他们看来，“智育第1”并非全然不好，广大群众批判“智育第1”批错了，批的结果是“不读书”、“不要文化”，造成了当前教育部门的“最大危机”。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挑战：
对“智育第1”要不要批判？
究竟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还是继续推行
“智育第1”，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智育第1”从来是修正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口号。
苏修教育学家凯洛夫就提出：
“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1位”。
刘少奇、林彪一伙也宣扬什么：
“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
“知识——为主要环（节）”。
一切修正主义者如此狂热鼓吹“智育第1”，决不是关心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利用这个口号，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前不久，教育界有人又捡起“智育第1”的货色，目的何在？
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就不难识破。
推行“智育第1”，把学校说成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就必然推行“教授治校”，“分数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并不是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正是借口“传授知识”，鼓吹“智育第1”，让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动权威窃取了学校的领导权，使学校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他们要把学校的党组织变成“业务党”，要把党委有的部门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服务部”。
在大学究竟向谁开门的问题上，他们搞的是谁考分高，谁上大学，结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校门之外；
有的即使进了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奴化；
有的则被以“文化低”、“脑子笨”、“不堪造就”等罪名赶出学校，而对剥削阶级的子女却大开其门。
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狂热鼓吹的“智育第1”，是他们搞资产阶级教育、法西斯教育的一块遮羞布。
在那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一大批顶着“共产党员”和“专家”、“学者”称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对学校教育的控制，连大学教研室主任也明文规定必须由“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的人”担任。
他们公开贩卖知识是“最高仲裁者”的谬论。
苏修《真理报》还发表了题为《知识是进入高等学校的通行证》的社论，实质上，这是为特权阶层子女颁发升官发财的通行证，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在“智育第1”的背后，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推行“智育第1”，就必然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党的教育方针，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要按照这个方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智育第1”的推行者却反对这样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激烈斗争。
学校千百年来又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课程内容、学科体系充满了封、资、修的毒素。
如果不彻底加以改造，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学生的头脑，不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1位”，而搞什么“智育第1”，业务挂帅，埋头读书，就势必使学生一头栽进封、资、修的“大染缸”，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刘少奇叫嚷“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
林彪一伙鼓吹什么“业务是现钞”。
刘少奇、林彪一类就是利用“智育第1”这个口号，宣扬“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谬论，使人们把掌握文化知识，作为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等级的手段。
在他们的毒害下，许多人轻视工农，鄙弃体力劳动；
或者向党闹级别待遇，伸手要特权。
名利在前，开足马力拚命干；
无利可图，就叫喊“知识无用”。
在这些人看来，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什么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
不少人一遇政治风浪，就左右摇摆，敌我不分。
有的人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既然“智育第1”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如此明显的破坏作用，为什么批不得？
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1”！
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智育第1”同历史上资产阶级的“崇尚智育”是一脉相承的，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1。
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主义教育的阶级性，总是鼓吹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单纯“传授知识”。
其实这完全是撒谎骗人！
列宁指出：
“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1位”（《列宁全集》第28卷第三八六至三八七页）。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资本主义学校不仅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哲学观点，去培养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人材，而且连自然科学课程中，也无不渗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偏见、道德说教。
当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以后，资产阶级更加拚命鼓吹学校可以“不问政治”，引诱学生为知识而知识，以阻挠他们接受工人运动的影响，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传播。
所谓“崇尚智育”，完全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智育第1”所造成的严重政治恶果，深刻揭示了这个口号的阶级根源和反动本质。
这种批判好得很！
不批判“智育第1”，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就不能彻底摧毁；
不批判“智育第1”，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
鼓吹“智育第1”的奇谈怪论说什么：
批了“智育第1”，就“不要文化”，“不学文化了”，就“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这完全是污蔑！
在学习文化的问题上，两条教育路线的根本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文化，或者多学一点文化少学一点文化，而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要不要在教学中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我们的学校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当然要重视智育，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引导学生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掌握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新的科学技术。
但是，学生在校期间，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
一个学生，只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觉悟，就会为革命刻苦学习社会主义文化，掌握技术，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相反，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就会迷失方向：
或者不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努力学习；
或者学了一些知识却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试问，我们的学校如果不把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这同资本主义学校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如果光要有文化懂技术、只专不红的人，那还要社会主义学校干什么呢？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我们“不要文化”，“不学知识”，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仇视和恐惧。
资产阶级视为珍宝的那一套封、资、修的文化，无产阶级当然要批判。
旧的教学方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必须彻底改革。
只有破了封、资、修的旧文化，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只有破了唯心论和烦琐哲学的旧学科体系，才能建立符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学科体系。
批判“智育第1”，批判旧学校那条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唯心论的认识路线，把它变成实践——理论——实践，难道就叫做“不学知识”吗？
毛主席指出：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
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有的人却认为只有死啃书本，才算学知识，才能学知识，参加阶级斗争便斥之为“空头政治”，参加生产劳动便骂之曰“当劳动力”。
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
事实上，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有一些片面的书本知识，最多也只能算个半知识分子。
这样的人如果不经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与工农相结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究竟能有多少用处呢？
今天，我们的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结合，学生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学到的书本知识，而且还可以从劳动人民那里学到丰富的实际知识。
这就有利于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提高，也有利于学生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正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
所谓批了“智育第1”，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云云，说穿了，就是认为要搞“四个现代化”，只能走修正主义的老路。
在现代的世界上，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现代化。
离开马克思主义路线，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
这些教育革命的反对派，才真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
围绕要不要批判“智育第1”的这场原则争论，是当前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
搞“智育第1”，就必然要由所谓“热心科学”而实际上热衷于搞修正主义的人来领导学校，这样，工人阶级的领导就取消了；
搞“智育第1”，就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样，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的招生制度就改变了；
搞“智育第1”，就会关门办学，关门办科研，这样，
《五·七指示》道路就否定了，如此等等，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就要被篡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要全面复辟，学校就会重新变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智育第1”的老调，修正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唱了十七年。
今天面对正在高歌猛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有的奏惯了旧曲、走惯了老路的人，不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老调重弹。
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阻挠，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如果在教育战线搞“智育第1”，科研部门搞
“科学至上”，工农业战线搞“技术挂帅”，照此办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思潮就会泛滥，党的基本路线就要被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新生事物就要被扼杀。
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才能目张。
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之间是纲和目、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决不能把它们平列起来，决不能加以颠倒。
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强调指出：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
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主席又指出：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候，要特别牢记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决不允许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甘肃礼县县委书记马骏（右三）深入高寒山区，和老农、技术干部一起规划建设山区。
新华社记者摄

堵死资本主义的路
山东省高密县罗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范采明
毛主席最近指出：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俺大队干部学习了这一伟大指示，总结改变后进面貌的经验，深深体会到：
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前进，就胜利；
反之，就倒退，就失败。
俺大队解放前是个佃户村，没有一户地主富农；
可是在全公社中，却是个“拖尾巴”的后进队。
去年春天，党支部改选时，选我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才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担任支部书记。
当时，支部就象一盘散沙，连开干部会也是稀稀拉拉的。
一会这样事情要处理，一会那个纠纷要解决，成天价忙得我头晕眼花。
正在这关口，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我学习了一遍又一遍，越学越感到：
要想把俺大队的落后帽子甩掉，非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行。
于是，党支部组织干部和群众学理论，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
不料，这时候又出来一种论调，说什么：
“俺佃户村的人，过去一同受地主压迫剥削，一同翻身解放，都是一个阶级，哪里还有阶级斗争？”
佃户村真的没有阶级斗争吗？
就说党支部吧，前几任支部书记中，就有人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看不到佃户村的阶级斗争，结果滋长了小生产的自私心理，染上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走上了邪路。
我们发动群众回顾这段村史，使大伙明白了：
佃户村并不风平浪静，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里都有反映，小生产也确确实实在每日每时地产生着新的资本主义，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
在不长的时间内，队里办起了政治夜校和阶级教育展览室，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忆苦思甜，批判资本主义歪风邪气，大家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涨。
过去革命没人问，阶级斗争没人抓，搞资本主义不臭；
现在不同了，父亲干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儿子就批评，遇到坏人坏事大家都敢进行斗争。
堵死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
1975年，我们大队粮棉亩产和养猪指标一跃跨过《纲要》。

抓阶级斗争促后进队转化
郭大江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干革命是如此，改造后进队也是如此。
试想，崖城公社原来有三分之二的大队是三类队，要使这些三类队迅速转化为一、二类队，能说困难不大吗？
但是，他们一旦知难而进，发愤图强，勇敢登攀，终于有了可喜的转化。
这个事实很有说服力。
“世上无难事”，并不是说不看困难，不承认困难，而是说一切难事都是可以被我们认识的。
只要我们既有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又深入到困难的事物里面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抓住事物的本质，然后努力创造条件，就可以把难转化为不难。
反之，如果象崖城公社某些同志过去那样，把后进队看作“包袱”，一看到条件坏、产量低等现象，就感到难办，单纯靠送粮送钱去帮助后进队应付困难，后进面貌不仅变不了，甚至会难上加难。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
因此，要促使后进队向先进方面转化，就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并且首先要提高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觉悟，壮大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只要肯登攀”，是说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壮志，又肯作合乎客观规律的主观努力，任何千难万险的高峰，都是可以登攀的。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显然，这正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即阶级斗争规律。
我们只要下定决心，循此前进，努力不懈，哪怕是万仞高山，也定能胜利登攀，迈步飞越。
崖城公社正确吸取了帮助后进队的经验教训，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着眼，从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着手，做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这样，他们就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同时，以纲带目，帮助后进队改变生产条件，有效地促进了后进变先进，使全公社的学大寨运动达到新的水平。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纲。
社社队队抓住这个纲，带动其它一切工作，就不难把自己的单位迅速建成大寨式的先进集体，就会为实现普及大寨县的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挂了帅　旧貌变新颜
——甘肃省礼县崖城公社抓后进队转化工作的调查
甘肃省礼县崖城公社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抓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加快了全公社大办农业的步伐。
1969年初，全公社十五个大队中，有十一个大队被排为三类队；
如今，有七个大队变成了一类队，其余的四个大队也超过了当初的二类队。
近四年来，全公社平均每人产粮数、给国家的贡献和社员的收入水平，一直在全县领先，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后，崖城公社党委进一步对照大寨的根本经验，实行开门整风，总结变后进为先进的经验。
入冬以来，全公社全面规划，统一指挥，由十二个大队联合进行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又快又好。
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着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崖城公社党委有些成员，把后进队当作“包袱”，看到那些队粮食产量低，生活困难大，老是拖着公社的“后腿”，常常是一味批评指责，因而挫伤了后进队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他们也讲帮后进队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但多是一般号召，很少去进行深入具体的指导，甚至以为帮后进队，无非是多回销些粮食、多贷些款。
这样，反而影响了后进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1969年，崖城公社革委会常委、何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年继荣，参加党的九大后，和公社其他领导成员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教导，使大家认识到，抓后进队，不仅是把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而且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的大事。
他们对十一个后进队进行了过细的调查，并把调查来的情况与何家庄大队作了比较。
论自然条件，何家庄比有些后进队还要差。
可是，何家庄很早就成了甘肃省学大寨的先进集体。
这是什么原因呢？
经过对比分析，大家看到：
关键在于何家庄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朝气蓬勃地带领群众学大寨。
那十一个大队，差就差在领导班子对所有制改变以后怎样继续革命的问题，搞不大清楚，既忽视经济领域里还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又看不清楚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他们往往从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暂时困难着眼，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采取迁就态度，不看集体经营的方向正不正，不管社员挣钱的手段对不对，以为只要能来钱就行。
同时，有的干部因循守旧，对改造自然条件，不敢想，也不敢干。
崖城公社党委通过调查研究，总结了两点经验教训：
一是把后进队看作“包袱”，是缺乏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只看到困难的一面，看不到后进队贫下中农要干要革命的巨大积极性；
二是帮后进队，只知送粮给款，没有摆正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他们很快明白过来：
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着眼，才能真正抓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近五年来，公社党委书记曹学植和其他党委成员都坚持在后进队蹲点；
公社所属机关单位，也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干部到后进队去帮助工作。
从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着手
崖城公社党委根据何家庄大队的经验，着重帮助后进队党支部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都统帅起来。
他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搞好后进大队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们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帮助干部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在培养和提拔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的同时，帮助犯过错误的干部从路线上和世界观上找自己犯错误的原因；
同时，放手让他们工作，在实践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张河大队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过去错误地认为“我们大队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没搞头”，只顾埋头搞生产。
结果，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乘机抬头，造成了重个人轻集体的恶劣影响。
公社党委组织队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大家看到，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小生产的传统习惯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等等，都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土壤，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
大队党支部的同志，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纠正了不问政治的倾向，带领群众不断批判资本主义，齐心协力干社会主义，使全队粮食亩产连续上《纲要》，过“黄河”。
二，解决好后进队怎样学习大寨根本经验的问题。
过去，不少后进队把大寨当成
“生产典型”、“高产样板”，单纯从生产措施上来学大寨经验，虽然辛辛苦苦，忙忙碌碌，还是没有学好。
公社党委认为，这是因为那里的干部没有搞清楚大寨经验中哪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
为了进行具体指导，公社党委组织了一个有何家庄大队党支部干部、老贫农代表参加的学习大寨经验宣传队，有针对性地分头到几个后进队，用自己的体会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街道大队和山根大队，分别座落在何家庄的南头和北头，过去因为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多年摆脱不了吃回销粮的状况。
何家庄大队经常和这两个大队共同研究如何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如何带领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问题。
这两个大队狠抓阶级斗争，调动起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仅用了三年时间，到1972年就都跨入先进行列。
三，帮助后进队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
他们帮助后进队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个是狠批“群众落后论”，充分认识和调动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2个是冲破小农经济的狭隘眼界，清除怨天尤人、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
第3是因地制宜订出改变山河面貌的规划，使群众看到美好的远景，增强改变后进面貌的信心。
深山老林里的木树大队，过去粮食亩产一直在百十斤上下，有些人认为发展生产“没什么指望”。
公社党委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并针对当地自然特点搞规划。
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了，苦干四年，改变了面貌，1974年粮食亩产上了《纲要》。
为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着想
崖城公社党委还注意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运用集体经济的力量，扶植后进队改变生产条件，尽快赶上先进队。
他们抓了三件事：
第1件，积极发展社办工业，逐步壮大社有经济，向后进队提供一部分资金。
几年来，崖城公社先后办起了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砖瓦等工厂，加上汽车运输、牲畜繁殖场等社办企业，使公社的公共积累占到三级公共积累的百分之十点○四。
他们从公共积累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贷给后进队购买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第2件，支持后进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大队集体副业，积累生产资金；
鼓励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
崔山大队过去是全公社最穷的一个大队，几年来在公社党委的积极支持下，发展养猪、养鸡和养蜂等集体副业，集体经济很快壮大起来，社员分配水平也相应提高。
第3件，重视解决好后进队里的困难户问题。
公社党委领导各后进队认真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合理安排劳动力少的困难户和有疾残的社员的劳动，保证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并积极扶助贫下中农困难户搞些正当的家庭副业；
同时，在困难户的子女上学、防病治病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
　本报记者

群众敢想敢干　沼气发热发光
——湖南汨罗县大办沼气记事
在滔滔的汨罗江畔，沼气象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发热发光，方便人民生活，有利农业生产，很受城乡群众欢迎。
目前，汨罗县已建成沼气池三万多个，相继出现了一批基本上实现沼气化的生产队、大队和公社。
已有一大批农户和机关实现了“做饭不烧柴和煤，点灯不用油和电”的愿望。
汨罗县位于湖南洞庭湖滨，历来缺柴烧，过去每到大忙季节，就要放几天假，让社员到十里外去砍柴，买草和买煤，费工费钱，极为不便。
群众常说：
“锅上不愁，锅下愁，有米无柴忙奔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经过批林批孔运动，群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动手大办沼气，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锅上常有，锅下够，节省柴草腾出手”。
以古培公社万福大队为例，办沼气后，仅一年时间，就节省砍柴用工七千多个，节省柴草九十多万斤，还为国家节约了一万多斤煤炭。
以前，农村妇女整天忙于弄柴烧饭，顾不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比如汨罗公社汨南一队的三十七个妇女整劳力，平均每人每年只能出一百多个工。
有了沼气，她们从烟熏火燎中解放出来，出勤率提高了二倍。
妇女们高兴地说：
“过去做饭满屋烟，两手忙得不能闲，如今做饭扭开关，省柴又省力，腾出时间搞生产，多打粮食多贡献。”
办沼气，不只省柴省人力，还有许多好处，首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过去，农作物的秸秆都当柴烧了，不能用来沤肥还田，田里有机肥料不足；
办沼气之后，秸秆可以还田，特别是秸秆、杂草和粪便下到沼气池内，经过发酵，肥效大大提高。
城关公社城南大队，以前由于肥料不足，粮食产量低，1973年全队办沼气之后，第2年早稻全部施上了沼气肥，获得了粮食亩产近八百斤的好收成。
社员们看着金灿灿的稻谷，赞扬沼气肥说：
“看起来象清水，用起来象氨水，沼气池象是氨水池，又象是小煤窑。”
使用沼气后，还可以节省下一部分秸秆做饲料，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同时，有了沼气，乱砍乱伐树木的现象少了，有利于封山育林。
办沼气，也有助于农村政治文化活动的开展。
这个县，在办沼气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办沼气的技术队伍，他们既学会了科学技术，又提高了文化知识。
过去，许多上学的青少年忙于替家里打柴，常常耽误学习，现在他们不但可以专心学习，同时也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特别是广大妇女减轻了家务劳动，积极参加政治夜校，在沼气灯下学理论，学文化，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办了沼气，经常铲除村内杂草，密封粪肥，改进了农村环境卫生，减少了疾病流传，保护了社员身体健康。
办沼气真是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但是，象任何新事物一样，它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汨罗县就搞过沼气试验，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贪大求洋，推广不开。
近几年重新办沼气，仍然遇到不少阻力。
开始，一小撮阶级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胡说什么：
“自古不见烧粪气，花钱花工白费力！”
有的干部因循守旧，不敢大胆推广沼气，说什么：
“搞好了是沼气，搞不好是呕气。”
有些社员也抱怀疑态度。
为了推广沼气，汨罗县委先用典型事实来启发群众办沼气的积极性。
县委和公社党委成员带头办好沼气样板池。
黄市公社党委书记在自己家里办沼气，出气良好，既能满足一家人做饭烧水，又能用于照明。
男女老少都来参观，有的人白天看了做饭，晚上再来看灯，对办沼气开始有了信心。
县委又因势利导宣传办沼气的好处。
他们和群众一起算了三笔账：
一是劳力账。
如果办好了沼气，每户一年就可以从砍柴和家务劳动中节省四十多个劳动日，全县约可节省四百万个劳动日。
二是肥料账。
如果全县十一万户建沼气池十万个，每池一次出肥二百担计算，一年两次，全县可出肥四千万担，可给全县八十万亩田，每亩平均施五十担优质肥。
三是增加社员收入账。
办起沼气，每户社员仅省柴省油两项开支，就可节约三十多元。
这三笔账算出了办沼气的好处，全县大办沼气的群众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县委和各级党组织还引导群众用办沼气的事实，批驳了阶级敌人的谬论，批判了“天命观”、“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等反动思想，焕发了广大群众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
很多社队的男女老少白天搞生产，工余办沼气，做到了生产、建池两不误，并且以旧代新，以土代洋，创造了多种建池方法，既经济又适用。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京津沪群众性诗歌创作更繁荣
广大业余和专业诗歌作者学习、吟诵毛主席的词二首，更加豪情满怀，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创作更多的战斗诗篇，为发展社会主义诗歌创作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北京市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全市广大业余和专业诗歌作者学习、吟诵毛主席的壮丽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更加豪情满怀，决心向毛主席学习，为发展社会主义诗歌创作作出新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市群众性的诗歌创作蓬勃发展。
许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诗满墙，歌嘹亮，写诗、赛诗、评诗活动成了首都人民经常性的文化活动之一。
近几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都工农兵群众和专业作者的诗集就有二十多部。
这些诗集生动地反映了首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步伐。
紧密配合当前三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是北京市群众性诗歌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
近三年多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组织的工人业余诗歌创作组和朗诵组，配合各个时期的战斗任务创作了大量诗歌，到工厂、学校，举行了一百四十多场诗歌朗诵会。
最近，他们还举办了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诗歌朗诵会，用一首首战斗的诗歌回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北京市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市广大工农兵群众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纷纷拿起笔来，运用诗歌作为投枪和匕首，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的社员最近两年来创作了九万首诗歌，大多数社员都参加了赛诗活动。
不仅大人写诗，儿童也参加。
西城区西四北小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有六百多名学生创作了上万首儿歌，用来批判林彪、孔老二，批判散布孔孟之道的坏儿歌和《三字经》之类的坏书。
最近，他们又以儿歌为武器，批判了那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北京市的各级党委重视诗歌创作队伍的建设。
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文艺》编辑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通过举办诗歌创作学习班，座谈会，报告会，以及专业人员同群众诗歌爱好者相结合进行创作等形式，培训了一批诗歌创作骨干。
一支拥有工人、农民、战士、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专业诗歌作者的诗歌创作队伍正在逐步发展壮大。
新华社天津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天津市广大工农兵业余诗歌作者密切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创作了一大批诗歌。
在新的一年里，他们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决心创作更多的战斗诗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擂战鼓。
批林批孔运动中，天津宝坻县小靳庄的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创作了许多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诗歌，发挥了革命诗歌的战斗作用。
在小靳庄经验的推动下，天津市的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天津市出版部门从去年以来就出版了《小靳庄诗歌选》、《放声高唱跃进歌》、《一代风华》、《我们要当小闯将》等多种诗集。
这些在群众性诗歌创作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反映了天津工农兵创作的新水平。
目前，天津市的工农兵业余诗歌创作队伍已有六百多人，其中不少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才开始写诗的。
这些工农兵业余作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看书学习，一边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一边满腔热情地从事创作，给天津市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气。
他们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
去年以来，天津市人民出版社先后举办了四期业余作者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的论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交流创作经验和体会，进一步提高了业余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
新华社上海电
毛主席的壮丽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以后，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专业诗歌作者。
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指示和光辉实践，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创作更多的战斗诗篇，促进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更大繁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许多工厂、人民公社、农场、部队、商店、学校，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举行赛诗会，印发诗传单，编诗集，出诗刊，出现了群众写诗群众唱的生动局面。
专业诗歌作者也纷纷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努力创作歌颂工农兵英雄形象，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
上海多次举行了“歌唱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歌颂教育革命”等专题赛诗会，并且把不少诗作谱成曲子，举办诗歌演唱会演唱。
在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几年来，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了不少工农兵群众和专业诗歌作者的作品。
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十五种诗集。
最近《朝霞》文艺月刊出版的一期诗歌专辑，就刊载了七十多位诗歌作者的作品。
他们当中，有长期从事诗歌创作的，也有新近拿起这一武器的。
他们的作品形式多样，有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也有民歌、儿歌、歌词，以及一些旧体诗。
上海的业余和专业诗歌作者十分重视诗歌的战斗作用，努力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他们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诗歌成为广大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号角。
1975年出版的《上海新民歌选》，收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的民歌一百多首。
这些民歌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表达了工农兵群众誓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插队的青年教师创作的诗歌合集《大汗歌》，热情地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纪录了他们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的战斗历程。
一年多前出版的叙事诗集《雏鹰》，努力塑造青年工人和青年干部的英雄形象，有力地批驳了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
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师生，在深入批判教育界种种奇谈怪论的斗争中，也以诗歌作武器，歌颂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作了有力的回击。
在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上海市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对诗歌创作队伍的领导，经常组织诗歌作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
最近，上海有关部门就多次组织诗歌作者学习毛主席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指示和光辉实践，认真讨论了发展诗歌创作的问题。
市有关部门和许多基层单位还采取多种措施，为诗歌作者创造条件，让他们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进行诗歌创作。

京津沪群众性诗歌创作更繁荣
广大业余和专业诗歌作者学习、吟诵毛主席的词二首，更加豪情满怀，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创作更多的战斗诗篇，为发展社会主义诗歌创作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北京市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全市广大业余和专业诗歌作者学习、吟诵毛主席的壮丽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更加豪情满怀，决心向毛主席学习，为发展社会主义诗歌创作作出新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市群众性的诗歌创作蓬勃发展。
许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诗满墙，歌嘹亮，写诗、赛诗、评诗活动成了首都人民经常性的文化活动之一。
近几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都工农兵群众和专业作者的诗集就有二十多部。
这些诗集生动地反映了首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步伐。
紧密配合当前三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是北京市群众性诗歌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
近三年多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组织的工人业余诗歌创作组和朗诵组，配合各个时期的战斗任务创作了大量诗歌，到工厂、学校，举行了一百四十多场诗歌朗诵会。
最近，他们还举办了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诗歌朗诵会，用一首首战斗的诗歌回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北京市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市广大工农兵群众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纷纷拿起笔来，运用诗歌作为投枪和匕首，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的社员最近两年来创作了九万首诗歌，大多数社员都参加了赛诗活动。
不仅大人写诗，儿童也参加。
西城区西四北小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有六百多名学生创作了上万首儿歌，用来批判林彪、孔老二，批判散布孔孟之道的坏儿歌和《三字经》之类的坏书。
最近，他们又以儿歌为武器，批判了那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北京市的各级党委重视诗歌创作队伍的建设。
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文艺》编辑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通过举办诗歌创作学习班，座谈会，报告会，以及专业人员同群众诗歌爱好者相结合进行创作等形式，培训了一批诗歌创作骨干。
一支拥有工人、农民、战士、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专业诗歌作者的诗歌创作队伍正在逐步发展壮大。
新华社天津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天津市广大工农兵业余诗歌作者密切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创作了一大批诗歌。
在新的一年里，他们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决心创作更多的战斗诗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擂战鼓。
批林批孔运动中，天津宝坻县小靳庄的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创作了许多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诗歌，发挥了革命诗歌的战斗作用。
在小靳庄经验的推动下，天津市的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天津市出版部门从去年以来就出版了《小靳庄诗歌选》、《放声高唱跃进歌》、《一代风华》、《我们要当小闯将》等多种诗集。
这些在群众性诗歌创作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反映了天津工农兵创作的新水平。
目前，天津市的工农兵业余诗歌创作队伍已有六百多人，其中不少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才开始写诗的。
这些工农兵业余作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看书学习，一边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一边满腔热情地从事创作，给天津市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气。
他们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
去年以来，天津市人民出版社先后举办了四期业余作者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的论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交流创作经验和体会，进一步提高了业余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
新华社上海电
毛主席的壮丽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以后，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专业诗歌作者。
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指示和光辉实践，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创作更多的战斗诗篇，促进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更大繁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许多工厂、人民公社、农场、部队、商店、学校，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举行赛诗会，印发诗传单，编诗集，出诗刊，出现了群众写诗群众唱的生动局面。
专业诗歌作者也纷纷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努力创作歌颂工农兵英雄形象，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
上海多次举行了“歌唱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歌颂教育革命”等专题赛诗会，并且把不少诗作谱成曲子，举办诗歌演唱会演唱。
在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几年来，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了不少工农兵群众和专业诗歌作者的作品。
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十五种诗集。
最近《朝霞》文艺月刊出版的一期诗歌专辑，就刊载了七十多位诗歌作者的作品。
他们当中，有长期从事诗歌创作的，也有新近拿起这一武器的。
他们的作品形式多样，有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也有民歌、儿歌、歌词，以及一些旧体诗。
上海的业余和专业诗歌作者十分重视诗歌的战斗作用，努力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他们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诗歌成为广大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号角。
1975年出版的《上海新民歌选》，收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的民歌一百多首。
这些民歌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表达了工农兵群众誓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插队的青年教师创作的诗歌合集《大汗歌》，热情地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纪录了他们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的战斗历程。
一年多前出版的叙事诗集《雏鹰》，努力塑造青年工人和青年干部的英雄形象，有力地批驳了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
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师生，在深入批判教育界种种奇谈怪论的斗争中，也以诗歌作武器，歌颂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作了有力的回击。
在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上海市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对诗歌创作队伍的领导，经常组织诗歌作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
最近，上海有关部门就多次组织诗歌作者学习毛主席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指示和光辉实践，认真讨论了发展诗歌创作的问题。
市有关部门和许多基层单位还采取多种措施，为诗歌作者创造条件，让他们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进行诗歌创作。

外事往来
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抵京
由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率领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18日乘飞机抵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李川，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等。
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抵京
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部副部长斯·德乌果什18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等前往机场迎接。
波兰驻中国大使雷赫沃夫斯基和先期到达北京的贸易代表团副团长库比切克等也到机场迎接。
孙平化宴请日本客人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18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守谷吉男为团长、桧山二郎为副团长的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工农活动家友好访华团。
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01月16日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

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位
南京部队某团党委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全团各项工作纲举目张，不断取得新成绩
据新华社南京电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某团党委，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强党委的革命化建设，全团各项工作纲举目张，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团党委一直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位。
团党委学习中心组每个季度都有具体的读书计划，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学习心得交流会。
他们把学习理论与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运用学到的理论，深入开展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积极评论《水浒》，并且结合总结自身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高“一班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他们还先后三次开门整风，请干部、战士对党委班子的思想、工作和作风进行群众性的评论，从群众中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制定出促进党委革命化建设的有效措施，使团党委“一班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武装下，许多同志分析问题比过去站得更高了，解决问题比过去想得更深了，抓路线、抓大事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
去年一年里，团里召开的一些规模较大的会议，办过的几期学习班和干部集训队，都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着重研究如何搞好部队的理论学习、评论《水浒》、改革政治教育、抓理论学习促军事训练等问题，使军政训练都比较好地提起了纲。
这个团的战备施工去年06月一度进展较慢，负责领导施工的干部打算让大家加几个班，把进度突上去。
团党委认为，抓目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一定要以纲带目，抓理论学习，促战备施工。
于是，团党委专门召开了政工干部会议，统一大家的思想，发动干部、战士进一步掀起了学习理论的热潮，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加快战备施工的重大意义；
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解决施工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问题，同时还加强了施工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用大寨人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激励部队。
纲举目张，施工进度很快赶了上来，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个团党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改造世界观有了更高的标准。
团政委高继荣是个参加革命三十多年的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六次立功，曾被评为“政治工作模范”。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他对照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找思想上的差距，进一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有一段时期，他身体不大好，领导上安排他去休养和治疗，他想到部队在蓬勃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是需要团党委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运动向前发展，便带病坚持工作，带领工作组深入到几个连队搞调查研究，总结了领导部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经验。
随着理论学习的逐步深入，党委成员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领导作风也呈现出了一派新的面貌。
党委成员之间争着下基层，抢着挑重担，工作扎实深入。
为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团党委的五名常委分别带领工作组，蹲到了不同类型的几个连队，一边和连队党支部成员一起实践，一边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更好地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且总结、表扬了一批“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的优秀党员，全团的基层党支部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热情扶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
博乐县用少数民族语言普及革命样板戏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976年01月18日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县委，热情扶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积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用少数民族语言移植革命样板戏和用少数民族语言对白的形式普及革命样板戏影片，受到全县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地处反修前哨的博乐县，聚居着哈萨克、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他们十分热爱革命样板戏，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和语言的隔阂，影响了革命样板戏的普及。
县委认为，革命样板戏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牧区思想阵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把革命样板戏普及到广大农村牧区。
而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革命样板戏，一是要把样板戏送下去，二是要解决语言问题。
在县委的提倡和扶植下，博乐县农民业余演出队试验用维吾尔语歌剧形式移植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县牧区流动电影队也提出用哈萨克、蒙古、维吾尔语言对白的形式，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影片。
县委组织农民演员和放映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鼓励他们大胆试验，一定要让这株新生事物的“幼芽”，在各族人民的心中开花结果。
县委副书记亲自召集会议，组成了有县委领导成员参加的排演领导小组，并加强了牧区流动电影队的领导。
在工作中，县委定期检查，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要求各级党组织给予大力支持。
县委的关怀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使参加移植和对白试验工作的同志受到很大的激励，许多农民演员和放映员，克服了文化程度低的困难，勤学苦练，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翻译台本、背熟台词、编曲识谱等任务，担任对白任务的放映员，努力学好其他民族语言，为开展多种语言的对白工作创造条件。
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移植的维吾尔语歌剧《杜鹃山》搬上了舞台，接着，用哈萨克、蒙古、维吾尔三种语言对白的革命样板戏影片，也和少数民族观众见面了。

王震副总理会见朝鲜邮电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1月1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以朝鲜递信部长金学燮为团长的朝鲜邮电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副部长申光，有关方面负责人乔为中、沈韦良、何章明等。
会见以后，钟夫翔部长和金学燮部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邮政和电信合作协定。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以朝鲜递信部长金学燮为团长的朝鲜邮电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用革命理论促进思想革命化
陕西省军区某团党委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新华社西安电
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某团党委成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提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这个团的党委成员展开了“怎样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思想革命化”的讨论。
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剖析，各自找到了自己在思想革命化方面的差距，决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去年，党委所有成员都坚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下连蹲点和当兵代职。
团党委副书记张爱民去年在二营蹲点八十多天，走遍全营所有连队的执勤点，同五十多名干部、战士谈了心，协助二营党委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指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二营各项工作都有起色。
团党委委员惠云山，战争年代七次负伤，多次立功。
他下连蹲点期间，和战士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同操练，晚上一同站岗放哨、查铺查哨，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党委常委、青年干部高文华走上领导岗位后，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工作，劳动不缺勤，生活艰苦朴素，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
这个团的党委成员很注意虚心学习战士坚持继续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用以鞭策自己不断前进。
这个团的炮连有三个即将复员的家在城市的战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请求不回城市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后来又提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安家落户。
在这个连蹲点的团党委书记贾昆明用这三个战士的先进思想教育自己，几次写信给自己已下乡安家落户的子女，要他们向这三个战士学习，走一辈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这个团的党委成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思想革命化，有力地带动了部队各项建设。
全团上下看书学习蔚然成风，新人新事不断出现。
去年全团军事训练总评优秀，施工提前完成计划，有二十多名干部、战士立了功，三个单位立了集体功，四百一十七名干部、战士受到上级嘉奖。

亚洲排球联合会临时代表会议在东京举行
为参加明年世界排球赛定于11月在香港举行亚洲区预赛
新华社东京1976年01月18日电
亚洲排球联合会临时代表会议01月17日至18日在东京举行。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科威特、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新西兰和伊朗分别委托日本和科威特代表它们）。
中国排球协会代表张千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
“1974年国际排球联合会代表大会作出了撤销对蒋帮的承认、恢复中国排球协会在国际排球联合会中的合法席位的决议。
亚洲排球联合会根据国际排球联合会的上述决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议。
我们对朋友们给予我们的友好支持表示感谢。”
这次会议决定，为参加1977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排球锦标赛，今年11月将在香港举行亚洲区预赛。
亚洲排球联合会代表大会也将于明年11月在东京举行。
会议还就改选亚洲排球联合会领导机构和修订国际排球比赛规则问题交换了意见。

布隆迪、佛得角、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乌干达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友好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8日讯
布隆迪、佛得角、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乌干达等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友好人士分别到中国大使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布隆迪国家指导部长贝尔纳·比赞达维01月13日下午到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代表布隆迪总统米歇尔·米孔贝罗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5日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
布隆迪公职部长格雷古瓦·巴拉坎靠蒂耶，国民教育和文化部长阿特蒙·辛巴纳尼耶，共和国最高理事会成员、布隆迪武装部队第1副总参谋长让·巴加扎，青年和体育秘书长隆金·卡努马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佛得角共和国总理佩得罗·皮雷斯01月16日到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皮雷斯总理对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振海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是整个人类的损失。
刚果总理西尔万·戈马、全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穆伊苏·波瓦蒂、第2副主席米科洛·金宗齐·朱斯坦01月15日到中国驻刚果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刚果外交部长泰奥菲尔·奥本加和一些群众团体的代表。
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亚斯·恩圭马01月15日在莫尼河省省府巴塔市接见中国驻赤道几内亚大使胡景瑞，就周恩来总理逝世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
接见时在座的有赤道几内亚外交与各国人民友好部长恩圭马·埃索诺。
加蓬总理、全国协商会议主席莱昂·梅比亚梅和国民议会议长保罗·因詹杰—贡朱等高级官员01月15日到中国驻加蓬大使馆，沉痛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回国途中经过罗马的几内亚总理兰萨纳·贝阿沃吉，01月14日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代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和几内亚人民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随同贝阿沃吉总理出访的几内亚政府的一些部长。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的夫人安德烈·杜尔01月10日到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几内亚卫生部长迪亚奈·兰萨纳01月11日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副总书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外交部长莱昂内尔·马里奥·达尔瓦01月15日专程从圣多美到中国驻加蓬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乌干达外交部长朱马·奥里斯01月15日到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代表乌干达政府和人民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乌干达旅游、游猎和野生动物部长奥纳等其他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
各国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分别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我驻坦桑尼亚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1月18日电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李耀文01月18日上午离任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坦桑尼亚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姆布瓦纳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国家驻这里的外交使节。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张俊华、中国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和中国专家组负责人也到机场送行。
回国前，李耀文大使曾经分别拜会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第1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
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和外长卡杜马还分别举行宴会和招待会，为李耀文大使饯行。
01月07日，李耀文大使举行告别招待会。
坦桑尼亚政府许多部长和其他高级党、政、军官员出席了上述的宴会和招待会。

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表声明
全力支持东帝汶人民斗争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1月17日广播，民主柬埔寨外交部01月16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东帝汶人民的斗争。
声明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严厉谴责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野蛮侵略，强烈要求印度尼西亚把它的军队全部撤出东帝汶。
声明指出，印度尼西亚必须尊重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声明说，东帝汶人民是东帝汶海域和土地的主人，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容许印度尼西亚进行干涉和侵略。
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严正声明，全力支持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东帝汶人民为争取真正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
新华社河内1976年01月18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由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民族解放军总司令罗热里奥·洛巴托率领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代表团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01月17日乘飞机离开河内。
代表团是在01月10日到达越南进行访问的。
01月16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阮维桢接见了代表团。
阮维桢副总理表达了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东帝汶人民争取真正自决权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要求印度尼西亚当局必须停止对东帝汶的侵略和把军队撤回国。

缅甸、塞浦路斯、印度、伊朗、蒙古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8日讯
缅甸、塞浦路斯、印度、伊朗、蒙古等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最近前往中国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吴盛温，国务委员会委员、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副总书记吴季东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
缅甸总统吴奈温01月15日撰文悼念周恩来总理。
他在文章中说：
“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在他同较小国家的关系中，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
“我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为未获得自由的国家，为弱国，为世界上的穷苦人和遭蹂躏的人们，无私地肩负起了责任。”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损失，对全世界也是一个损失。”
缅甸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各地华侨的代表，也前往大使馆吊唁。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约安尼斯·赫里斯托菲季斯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
财政部长安德烈亚斯·帕察利季斯、司法部长耶奥约斯·约安尼季斯、劳工和社会保险部长马科斯·斯帕诺斯、工商业部长米切尔·科洛卡西季斯、卫生部长赫里斯托斯·瓦基斯、教育部长安德烈亚斯·米凯利季斯、其他高级官员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印度总理英·甘地01月15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
印度外交部长恰范、印中友好团体的负责人、各界人士以及华侨代表。
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01月17日前往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敦道格·策伯格米德和索诺姆·鲁布桑贡布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01月14日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吊唁。
各国驻这些国家的使节也分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老挝丰沙里省行政委员会
向我援助老挝的医疗技术组授勋
新华社1976年01月18日讯老挝丰沙里省行政委员会01月16日向中国援助老挝丰沙里省的医疗技术组授勋。
参加授勋仪式的有丰沙里省、县各级领导人、各界群众代表和老挝解放军战士共数百人。
老挝人民革命党丰沙里省委副书记、省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坎翁，根据老挝爱国战线中央的决定，代表丰沙里省党委、政府和各族人民，把一枚二级“伊沙拉”勋章授予即将完成任务回国的中国医疗技术组。

西德、冰岛、意大利、荷兰、波兰、苏联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8日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意大利、荷兰、波兰、苏联等国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最近分别到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格勒霍夫代表总统谢尔、总理施密特和外交部长根舍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其他各界人士和西德德中友好组织的代表也到大使馆吊唁。
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霍伊勒、霍勒曼、胡特和泽姆勒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并送了花圈。
旅居西德的爱国华侨，其中包括一些台湾省爱国同胞也前往吊唁。
前往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吊唁的有：
冰岛总理杰尔·哈德尔格林松，代理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奥拉维尔·约翰内松、首席检察官索迪尔·比耶登松以及总理办公厅秘书长古德蒙杜尔·本内迪克松等政府官员。
冰岛—中国文化协会主席克里斯特扬·居德勒伊松和副主席雅各布·本内迪克松等友好人士也前往吊唁。
前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吊唁的有：
意大利总统利昂纳的代表、总统外交顾问弗德里科·森西，意大利总理莫罗，参议院副议长朱塞佩·斯帕塔罗，众议院副议长罗贝尔托·卢切弗雷迪，前总理、终身参议员范范尼，社会党总书记、众议员德马蒂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军政官员。
前往吊唁的还有：
意大利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卡尔梅罗·弗拉戈梅尼，意大利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组织总书记乔瓦尼·斯库德里，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阵线（红星）负责人文琴佐·卡洛尔以及其他各界朋友、友好人士和旅居意大利的华侨。
前往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吊唁的有：
荷兰皇室典礼官奥赛克，皇室军警总监斯普隆克，皇室办公室主任德·格拉夫，二院议长冯德林，一院议长的代表罗伊埃尔，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和其他一些军政官员。
前往吊唁的还有各界人士和华侨代表等。
前往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吊唁的有：
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雅盖尔斯基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
前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吊唁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阿尔希波夫以及苏联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些官员。
旅居苏联的华侨代表也前往吊唁。
各国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分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乍得、冈比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毛里求斯、索马里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乍得、冈比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毛里求斯、索马里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连日来分别到中国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邮电部长艾特·梅萨乌当、卫生部长奥马尔·布杰拉卜和政府其他官员01月15日到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16日，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穆罕默德·拉比·塔耶比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友好人士，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正在阿尔及利亚的几内亚比绍国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布拉尔的夫人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喀麦隆总理保罗·比亚01月14日到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代表阿希乔总统、喀麦隆政府和人民，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总统府秘书长萨米埃尔·埃布瓦以及一些国务部长、部长、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
乍得外交和合作部长卡穆格·瓦达勒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乍得大使馆，代表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马卢姆、乍得临时政府和人民，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前往使馆吊唁的还有乍得政府的一些部长和高级官员。
01月14日和15日，冈比亚众议院议长琼斯以及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雅亚·塞赛，司法部长拉明·萨霍，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卡迪·查姆和各界友好人士到中国驻冈比亚大使馆，沉痛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弗朗西斯科·门德斯，全国人民议会议长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和第1副议长保罗·科雷亚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馆，代表几内亚比绍政府和人民，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到中国使馆吊唁的还有几内亚比绍政府高级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
肯尼亚外交部副部长巴布·沃德等01月15日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代表肯尼亚政府，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内罗毕市市长肯雅塔小姐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肯尼亚各界友好人士和旅居肯尼亚的华侨代表。
毛里求斯代总理林加杜01月15日到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沉痛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前往中国大使馆致哀的还有毛里求斯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知名人士和华侨代表。
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萨马特尔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政府部长和群众团体的代表。
各国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以及非洲解放组织、国际组织驻这些国家的代表，也分别到中国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再次强调
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反对外国干涉安哥拉
蒙博托总统就对扎的侵略行径严正警告苏联政府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继续强调指出非洲国家加强团结的重要性，要求排除外国对安哥拉的干涉。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01月16日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非洲的力量在于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的团结”。
非洲团结统一的“最高原则”是“不允许外国势力在非洲进行干涉”。
他说：
“非洲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敌人正在策划种种手段来破坏非洲大陆的团结。”
不结盟的非洲必须改变那种走向遭受帝国主义牢牢控制的“灾难性进程”。
卡翁达总统说：
“安哥拉的战争使得在非洲的外国干涉和不团结的灾难性影响尖锐地集中表现出来。”
他强调说：
“团结是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力量和动力。
一个分裂的非洲将永远是软弱的。”
赞比亚总理穆登达01月14日在卢萨卡接见南斯拉夫联邦内务部长海尔列维奇时指出，在遭受战争蹂躏的安哥拉，超级大国正在显示自己的武器。
他强调说：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同那些企图再度对非洲实行殖民化的人作斗争。”
博茨瓦纳总统卡马01月14日在哈博罗内机场对报界说：
“如果使（安哥拉）三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以便使安哥拉人民有机会在以后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那会是比较好的。”
卡马总统强调说：
“那些卷入（安哥拉）那个地区的国家应当撤出去，而不应当在安哥拉试验他们的武器。”
他还说，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他相信安哥拉人是能够自己解决这一危机的。
他对于试图决定安哥拉人民命运的“强权政治”表示遗憾。
他谴责俄国、美国和南非在“援助”的幌子下在安哥拉帮助进行杀戮。
毛里塔尼亚外交国务部长乌尔德·穆克纳斯在参加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后回到努瓦克肖特时，01月15日向报界重申，关于安哥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基础应当是：
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
安哥拉各解放组织之间停止敌对行动；
谴责对安哥拉的一切外来干涉，并且要一切外国军队从这个国家撤出；
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新华社金沙萨1976年01月16日电
据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常务书记恩古扎·卡尔·伊邦德01月16日在政治局举行特别会议后在这里的电视广播中宣布，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当天已就01月10日在扎伊尔和安哥拉接壤的迪洛洛边界地区发生的针对扎伊尔的公开侵略行径，严正警告苏联政府。
恩古扎·卡尔·伊邦德说：
“1976年01月10日，正当关于安哥拉局势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会议正式开幕的那天，干涉安哥拉的苏联和古巴的联合部队摧毁了一些属于扎伊尔和安哥拉共有的铁路和公路的桥梁。”
他说，这些干涉部队还向迪洛洛地区发射了火箭，这些火箭使扎伊尔的一些机关、医院等受到严重损失。
“现场的火箭碎片就是这些进攻的不可否认的罪证。”
他表示，扎伊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安定遭到破坏”。

勃列日涅夫集团农业政策破产的总暴露
苏联许多州面包和食品供应中断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苏联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近来许多州的商店出现面包和食品供应中断现象，有的商店干脆关了门，严重影响对居民供应迫切需要的商品。
勃列日涅夫集团所造成的这种恶果，引起苏联人民的强烈不满。
据苏联《农村生活报》01月11日透露，苏联“一系列州的村镇”的居民都写信向报纸编辑部“抱怨”，因为他们在许多“商店不能买到面包、面包制品和其他日用品”，“有的商店长期关门”，“因此居民不得不放下工作到城里去买东西”。
报道中透露，发生面包和食品供应中断现象的包括梁赞州、别尔哥罗德州、雅罗斯拉夫州、罗斯托夫州、普斯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加里宁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利佩茨克州、高尔基州和鄂木斯克州等广大地区。
这家报纸避而不谈这些大部分位于苏联产粮区的州面包和食品不能充分供应的真实原因，却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的供销部门要“提高责任心”，保证向居民“供应第一需要的商品”。
报纸还提到有关地区供销部门的一些负责人，由于商店没有商品和有的商店关门达三个月，而分别受到“严厉申斥”、“严重警告”或其它“处分”。
据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01月11日报道，《莫斯科晚报》01月10日“对类似的供应不足也进行了攻击，说供应工作组织得不好，造成了商店里各种面包短缺”。
路透社记者还指出，
《农村生活报》和《莫斯科晚报》这两篇报道都没有提到歉收，显然是要减少公众对面包供应的担忧，在这以前，《消息报》上月曾呼吁人们不要抢购面包。
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记者01月12日报道说，“苏联去年的收成是十多年来最糟糕的一年”，这是现在影响供应的原因。
“西方分析家们说，被指名的包括好几个地区，显然表明对农村地区的供应有困难”，“收成少可能造成对需求供应放慢”。
从苏联官方不久前公布的材料来看，1975年是苏联近十年来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十一年来的第7次粮食严重减产，是近二十年来苏联粮食减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1975年苏联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不仅低于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一年——1964年，而且比沙俄时期平常年景的1913年还低。
勃列日涅夫集团去年虽然创纪录地从国外订购约两千八百万吨粮食，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要。
这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农业政策破产的总暴露，也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和疯狂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必然结果。
勃列日涅夫集团妄图把缺乏面包和食品的罪责推给供销部门的一些具体工作人员，这种伎俩是骗不了人的。

挪威组成新政府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6年01月12日电
奥斯陆消息：
以奥德瓦尔·努尔德利为首相的挪威新政府于01月12日组成。
这届工党政府是在上届政府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
这届政府的十五个大臣中，新任大臣的有六人。
在新政府中，克努特·弗吕登伦任外交大臣，罗尔夫·汉森任国防大臣，佩尔·克莱佩任财政大臣。
前首相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及其政府于01月08日宣布辞职。

欧洲必须建立联合防务保卫自己独立
法国政界人士指出苏联扩军威胁西欧安全
新华社巴黎1976年01月18日电
法国前部长、国民议会议员阿尔班·夏朗东01月15日在《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强调指出，欧洲必须建立联合防务，以对付苏联威胁。
文章指出，欧洲主要的危险来自东方。
苏联的威胁是以武器和实力为后盾的。
文章说：
“在人员和师的数量上遥遥领先的苏联军队，正在扩大它的武器系统和活动范围。”
文章接着说，苏联军队后勤工作的改进为它提供了“进行干涉的能力和速度”，为干涉安哥拉而建立的空中桥梁已证明了这一点。
文章强调说：
“把四分之三（的军事力量）向着西方，把实力集中在西方”，这既不能用自卫的需要来解释，也不能用为了控制不可靠的东欧来解释。
文章说，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越是占优势，它就越希望“通过威胁或者简单的外交压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西欧”。
夏朗东的文章特别指出，“欧洲的安全和欧洲的独立要以欧洲自己的防务为前提”，就是说要建立足以同苏联的实力相抗衡的强有力和多样化的共同防务，这种防务要求欧洲各国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要求联合一致的努力。
新华社堪培拉1976年01月15日电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詹姆斯·基伦01月14日在堪培拉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澳大利亚将致力于提前完成科克本海峡海军基地设施的建设，期望在1978年以前全面投入使用。
这个印度洋中的科克本海峡海军基地位于西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不远的克温纳纳附近，其规模和重要性仅次于迪戈加西亚基地。
基伦认为，在印度洋的苏联军事力量是对澳大利亚形成的潜在威胁是肯定的、明显的、实在的。
他说，科克本海峡基地的建立，将在“平衡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中起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01月12日说，建设科克本海峡基地是“为了与苏联正在建立的设施相匹敌”，“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支够格的海军，它能胜任监护明显对澳大利亚有着更紧密和更直接利益的地区。”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一篇题为《动荡不定的1976年》的社论中指出：
“我们不要忘记，一天也不要忘记，要确保我们的安全，需要我们有智慧和力量，维持有效的防御能力，扩大地区性的磋商和合作。”

瑞士共（马列）中央和日本《现代亚洲》强调指出
缓和滥调掩盖不住新的世界战争危险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更大，世界人民应该认真备战
新华社日内瓦1976年01月16日电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最近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在世界上，革命和战争两个因素都在迅速增长”。
这项声明刊载在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刊物《10月》1976年01月号上。
声明说：
“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增加军备。
它们关于‘缓和’与‘和平’的宣传越来越掩盖不了它们的战争企图。
它们对世界霸权的争夺遍及世界各地，并且肯定要引起一次新的世界大战。”
“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地备战”。
声明接着说：
“在世界上，革命因素也在增长。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声明强调说，两个超级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侵略者、剥削者和压迫者”。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更大。
它在“社会主义”名称的掩盖之下，代表着最大的危险。
声明指出，欧洲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中的最大目标。
因此，在欧洲，加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运动、加强与第3世界建立正确关系的运动和加强欧洲统一的运动显得特别重要。
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一些刊物最近指出，苏美在加紧争霸，战争危险在增长。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1976年元旦号编辑部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争霸世界，一方面加紧在西欧准备战争，另一方面高唱“缓和”滥调，企图欺骗、麻痹世界人民。
文章指出，赫尔辛基会议给世界带来的不是真的缓和，而是掩盖苏美争霸的烟幕。
文章说：
日本人民今天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准备抗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勃列日涅夫玩弄的“亚安体系”的阴谋，实现收复被苏联占领的岛屿而决不能屈服于苏联的武力威胁。
这家刊物还发表了日中友好国民运动联络会议事务局局长兼田富太郎的文章。
文章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安哥拉、葡萄牙、塞浦路斯、中东、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以及世界各地争夺霸权。
其特点之一是，苏联处于攻势，它一见空隙就企图取代美国。
文章指出，苏美高喊的“缓和紧张局势”，只不过是苏美加紧争夺核优势的烟幕。
日本《日中往来》月刊1976年01月号发表文章批判了那种认为只要保持苏美核均势就不会发生战争等错误观点。
文章说，实际情况是“美苏争夺引起战争的危险正日益增大”。

科威特报纸发表文章指出
苏联干涉是解决安哥拉问题障碍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01月14日电
科威特《火炬报》01月14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是解决安哥拉问题的障碍。
文章说：
“现在安哥拉象一个火药桶。
外国对安哥拉的干涉使安哥拉面临着战争升级的威胁。”
文章指出：
“只要苏联和美国停止干涉安哥拉，达成一项对安哥拉双方都有利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
同一天，科威特《每日新闻》也发表评论，揭露在最近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特别会议期间，苏联企图让一些非洲国家承认它在安哥拉的渗透。
评论说，那些干涉安哥拉的人“火上加油，分裂非洲国家”。
评论指出：
“非洲人民强烈不满外国干涉，希望维持不结盟的地位。”
“非洲人民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在这场反对外国干涉和决心使非洲摆脱外国羁绊的巨大考验中，无疑会得到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同情。”
评论最后警告那些干涉安哥拉的人必须认识到“外国挑起的内战”“播下的仇恨种子会生长出反对外来煽动者的爱国战士”。

苏联的卑劣表演
——非统首脑特别会议侧记
在关于安哥拉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特别会议期间，挑起安哥拉内战的罪魁祸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会场内外作了卑劣的表演。
01月11日上午，首脑会议刚刚开始正式讨论，努力寻求解决安哥拉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在通常是与会代表和各国新闻记者活动的大厅里，竟然出现大批苏联关于安哥拉问题专号的“新闻公报”，一时，在桌子上、地上和台阶上，到处都是。
这个老调重弹的“新闻公报”在此时此地出现，再次暴露了苏联妄图把它的意志强加于这次首脑会议，阻挠非统组织“用非洲方式”解决安哥拉问题，从而达到它分裂非洲统一组织、破坏非洲团结的罪恶目的。
这不禁使人想起在非统组织第12届首脑会议时，也正是苏联，指手划脚，竟向那次会议发出什么“特别文件”，妄想转移会议的方向，但却遭到了非洲国家的抵制。
这次这个“新闻公报”的境遇也不佳，在大厅里四处飘零，有的被人用来擦桌子，有的散落在人行道上，被人践踏。
在会议期间，苏联开动宣传机器，对一些非洲国家元首指名道姓地横加指责。
它恶毒攻击那些谴责外国干涉、呼吁安哥拉停火、主张由安哥拉三派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的非洲国家，是由于受到什么“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是“掩盖”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干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分裂非统组织的舆论，一方面指使其使馆人员和记者在会场内外四处活动，煽风点火。
当这次会议进入秘密会议期间，一个苏联记者竟然戴上进入会场的绿色牌子，冒充会议的代表，企图混进会场，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被人抓住，经过审查，没收了他非法弄来的入场证，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苏联对安哥拉的疯狂干涉以及它分裂非洲统一组织的阴谋活动，遭到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谴责。
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指出：
“昨天，我们因中东和远东问题而遭受磨难，今天，由于苏联的怂恿，战场已移到非洲。”
“我谴责苏联在非洲土地上制造战争形势”。
扎伊尔外交国务委员布拉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说，安哥拉问题的实质是苏联的干涉。
他义愤填膺地对苏联记者说：
“你们俄国人的目的是用安哥拉人民的鲜血为你们的大西洋舰队建立一个基地。”
一些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以安哥拉人民利益，以非洲团结的利益为重，在会上慷慨执言，坚决表示反对一切外来干涉，敦促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消除分歧，组织民族联合政府。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安哥拉的危险是超级大国干涉，它们企图用武力扶植一派。
这种作法构成了对非洲的严重威胁。
他大声疾呼：
“决不允许外国干涉非洲事务”，“任何外国干涉必须停止，一切外国军队和装备应从安哥拉撤走”。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在开幕式上指出：
“只有安哥拉人民自己才能决定他们究竟要什么样的政府”。
这些讲话是对苏联干涉和分裂活动的有力回击。
非洲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把它们团结在一起。
长期斗争的实践证明，非洲国家、非洲统一组织有经验、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分裂非洲统一组织、破坏非洲国家团结的阴谋必将破产。
新华社记者

马来西亚报纸发表评论
揭露苏联对老沙皇海军树碑立传
新华社1976年01月15日讯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最近发表评论，揭露苏联政府在马来西亚槟城为老沙皇海军建立一座墓碑，对他们歌功颂德。
评论说，从苏联运来的这座墓碑，“追述和悼念”了老沙皇舰队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海军的“事迹”。
评论指出：
“任何策略的推行总是要先制造一些舆论或形象”。
苏联在它鼓吹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受挫的同时，却仍然念念不忘地为那些尸骨早朽的老沙皇海军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是有它的政治意图的。
评论最后说，“历史的经验值得人民注意。
同时，历史的惨痛悲剧和血腥教训也值得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