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伟大成果
今年将继续举行全国文艺调演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为了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伟大成果，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1976年将继续在北京举行全国文艺调演。
从1974年01月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开始，到去年年底的全国木偶、皮影戏调演为止，两年来已经举行七批文艺调演。
在这些文艺调演中，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推动了调演工作的顺利进行。
他们共演出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京剧、话剧、歌剧、各种地方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戏等多种文艺形式的节目共一百多台，观众达二百多万人次。
通过这些文艺调演，推动了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
今年将继续举行的全国文艺调演，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调演，曲艺调演，杂技调演，反映农业学大寨运动题材的专题文艺调演和话剧调演。
最近，文化部召开了1976年全国文艺调演的预备会议。
会议期间，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纷纷表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搞好今年的文艺调演，使文艺更好地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目前，各地正在积极进行1976年文艺调演的各项准备工作。

扬眉吐气的七年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越办越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主席发出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象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道路。
1968年09月，我国第1个新型的厂办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在上海机床厂诞生了。
七年来，这个新型大学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开始占领了教育这个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
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为办好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七年来，这个学校造就了一大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支队伍生气勃勃。
他们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理论学习的骨干、反修防修的尖兵、技术革新的闯将。
工人技术队伍的迅速成长，扩大了工人阶级在技术领域里的优势。
工人技术人员在全厂技术队伍中的比例已由1968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五。
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技术工作的领导大权。
七年来，这个大学促进了上海机床厂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全厂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片大好。
七·二一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个厂除七·二一工人大学外，工人业余学校也不断巩固和发展，各个车间也在办学。
现在，全厂有两千多名职工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
这是飞跃的七年，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七年。
铁的事实对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是个有力的回击。
（一）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几年来，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所显示出的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深刻批驳了教育界那种主张招收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奇谈怪论。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实践证明，从工人中选拔的学生比从中学直接上大学的学生有许多优点。
他们对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
他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上大学，把上大学看作是阶级的委托，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心一意为革命而学。
在学习过程中，他们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自觉地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刻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例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对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联系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了“智育第1”等修正主义谬论。
他们懂得：
方向不对，学问再大，也是没有用的。
这些从工人中选拔的大学生，能自觉地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缩小三大差别而斗争，学习期间经常到车间去参加生产劳动，毕业后立即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些从工人中选拔的大学生，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
他们在学校中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紧紧地把好路线关。
有一次，一个教员上锻铸工艺课，在黑板前挂上一张三十年代的外国图表。
学员们提意见说：
七十年代我国自己的图表比这张破图好得多，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
教员接受这个批评，很快改了。
有一个教员，把旧教材修补一下拿来应用。
学员们发现这个教材中问题很多，要求重编，教员就根据学员意见重编了教材。
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工人，平均有六年到八年的工龄，实践经验丰富，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
工人董立平，有八年的工龄，在学习中能独立思考，提出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如在搞典型产品设计时，他发现书本上介绍的一个确定主电机功率的公式同实践不符，经过试验，证明这个公式的应用范围有局限性。
第1期和第2期的工人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就完成了三十四项磨床设计和革新项目，其中包括大型沟槽磨床、精密螺纹磨床、半自动外圆磨床等先进产品。
这些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所不能比拟的。
（二）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由于在厂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把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教育革命开展得深入扎实，创造了不少经验。
学校党支部书记王德法是工人出身的技术员。
他第1个站出来批判旧教学大纲，提出了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的建议。
工人学员中每期都有人参加学校党支部委员会。
各个教学环节，也有工人学员参加领导工作。
他们都是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
全厂工人都关心自己的大学，把搞好教育革命作为自己的职责。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这所新型大学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建立了一支工人、技术人员、专职教员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许多工人第1次登上大学的讲台，兼任不脱产的教员。
他们用工人学员熟悉的语言，讲授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专业知识。
有的过去被认为比较难教的课程，现在由专职教员和工人兼职教员一起备课，相互切磋，讲得深入浅出，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这个大学还培养了一批专职的工人教员。
他们来自各个工种，平均有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
他们在旧社会都有一本血泪账，解放后翻身当了主人。
他们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既教课又教人，坚定地引导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这个学校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
教员和学员在政治上互相促进，业务上互相学习，生活上互相关心。
不少教员把铺盖搬到学校，和学生住在一起，帮助学员补习功课。
学员也爱护和支持教员。
有一次，一位教员需要一套模型作为教具，几个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很快做好，送到教员办公室去。
这个大学坚持开门办学，坚持按照“实践——认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组织教学。
政治、军事、劳动和业务这四门课，都始终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
上业务课，采取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的方法，彻底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
开门办学，既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又使学员们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更好地掌握了业务知识。
一个工人学员，在校内只学了八十个学时的电器知识，毕业后就承担起厂内重点新产品数字控制凸轮磨床电器逻辑系统的设计，胜利完成了任务。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许多旧教材的不切实际、搞烦琐哲学等毛病明显地暴露出来。
学校便组织工人、干部、教员三结合的班子，参照广大工人的实践经验重新编写教材。
新教材《磨床设计制造》，选用一种有代表性的万能外圆磨床作为典型产品，进行由浅入深的全面解剖，使学员学习后能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既能据此设计各种磨床和其他机床，又有利于提高学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出版以后得到一致好评。
几年来，他们自己编写了四百多万字的新教材。
工人学员的评价是：
“旧教材使人愚蠢，新教材使人开窍。”
女行车工汪慧华，从来没有接触过图纸。
经过一百多小时的学习，她设计的图纸能达到工程技术的要求。
所有这些生动事实，都有力地批驳了教育界那种诬蔑开门办学的谬论。
（三）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培养的学生，质量如何？
事实证明，他们政治觉悟高，文化技术水平也高，他们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七·二一工人大学始终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首位，毕业出来的学员在政治斗争中一般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他们当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车间理论队伍的成员，不少人担任了领导工作，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
这些大学毕业生能够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
二车间过去运输产品全靠几台手推平板车，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工人渴望改为电动平板车。
可是，有的从旧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认为，这是“小改小革”，“油水不大”，“搞不成丢面子”，一直不肯动手。
女行车工王彩彩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回到车间以后，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她的带动下，大家集思广益，克服各种困难，只花三个月时间，就装配好一台电动平板车。
工人们说：
“我们的工人大学生就是好！”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毕业生，也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仅第1期毕业的学员，负责或参加设计的产品和技术革新项目就有五十六项，其中不少是高、精产品。
三十二岁的钳工沈关松，在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后，组织上交给他试制数字控制凸轮曲线磨床的任务。
这种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磨床，是近年来才在世界上出现的新技术；
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部件双稳态触发器，过去有人搞过多年，都失败了。
沈关松知难而进，敢闯技术关，终于攻克了这个部件的技术关键，为我国第1台数字控制凸轮曲线磨床的试制成功作出了贡献。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员认真学习外国语，毕业后都能阅读外国技术资料；
他们研究高等数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些事实，对那种诬蔑教育革命造成学生“质量低”的奇谈怪论也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七年来的成就充分说明，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无比英明。
“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坚持！
本报记者

文化大革命推动血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我国南方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打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结合治山治水、改田造地开展灭螺工作，六年来，治愈病人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的总和，已有一百二十多个县、市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据新华社上海1976年01月17日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我国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紧密结合农业学大寨，治山治水，深入开展“送瘟神”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光辉指示深入人心。
疫区各地每年出动成千上万群众，大打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1970年以来，疫区各地消灭钉螺面积达五十亿平方米，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消灭钉螺面积总数的一倍半以上。
六年来，共治愈血吸虫病人三百五十万人。
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治愈病人的总和。
各地已有一百二十多个县、市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四倍多。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
疫区各地还治疗病牛八十多万头次。
对人畜粪便和水源的管理也有进展，很多地方推广了四川省结合办沼气管好粪便的经验。
许多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地方，进一步制订了根除规划，坚持反复斗争，巩固和发展了血防成果。
疫区各地各级党委在领导血防工作时，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有关血防工作的教导，联系血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污蔑血防工作的种种谬论，深入批判“死生有命”之类的孔孟之道。
革命大批判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瘟神”和自然界“瘟神”的无比愤慨，推动了“送瘟神”的群众运动。
疫区各级领导把血防工作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规划，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血防群众运动。
各地结合治山治水、改田造地开展灭螺工作，消灭了钉螺，扩大了耕地面积和旱涝保收的大寨田，过去许多钉螺密布的荒滩、湖荡，现在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
在“送瘟神”的群众运动中，疫区广大群众和干部树雄心，立壮志，敢于啃“硬骨头”。
在湖区和山区，一些面积大、地形复杂的有螺地区，灭螺难度大，长期来没有彻底搞过。
在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推动下，疫区广大群众以江西省余江县人民为榜样，发扬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坚决啃掉这些“硬骨头”。
四川省的长丘山，地跨温江、乐山两个地区的六个流行县，有十个流行公社地处深山峡谷，人口稀少，环境复杂，灭螺任务比较艰巨，过去一直不敢下手。
去年六个县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先后组织非疫区、轻疫区的群众共四万多人，打了一场灭螺大会战，灭螺面积达六百多万平方米，积肥二十万担，开垦了大量有螺荒地。
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等省对大面积的江、湖滩钉螺，都采取了有力措施。
江苏省经过连年的反复斗争，大部分地区的江滩钉螺已经基本消灭。
在血防群众运动中，疫区毗邻地区广大群众和干部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开展社会主义协作，联防地区不断增多，有力地推动了血防工作。
上海和江苏、浙江三省市毗邻地区的八个县，从1970年建立联防协作关系以来，联防活动从未间断，五年多时间已分别召开了十多次联防会议，真正做到“隔山隔水心连心，团结战斗送瘟神”。
近半年来，上海市嘉定、青浦和江苏省吴江、太仓、昆山五县毗邻地区查螺灭螺共投工十六万多劳动日，查病一百六十一万多人次，治病一万四千多人次，新建粪池一百多只，新建水井二千多口。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上海市金山、青浦和浙江省平湖、嘉善等四县毗邻地区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血防群众运动新高潮，连续奋战五年，取得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
为了摸索根除血吸虫病的经验，去年春天上海和浙江还选择了八个公社为试点，四县共同召开了协作会议，制订了根除规划。
湖北、湖南两省毗邻疫区共十一个县、三个农场、三十四个公社、七十个大队，有螺面积八万五千多亩。
1970年以来，两省疫区人民团结战斗，先后出动六万二千多人次，采取围堤垦殖、土埋药杀、火烧等综合治理的办法，大量消灭钉螺。
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毗邻疫区县和百分之八十五的大队基本消灭了钉螺。
各地防治血吸虫病的联防协作，还推动了血防科研以及疟疾、丝虫病等病的防治工作和联防协作。
当前，成千上万群众，开往湖区，奔赴山区，结合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治山治水，消灭钉螺，到处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毛主席语录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山东曹县梁堤头农业中学，坚持开门办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新华社
记者摄

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山西省翼城县隆化公社广适大队贫管会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说什么现在学生文化知识少，教育质量降低了，等等，企图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我们越听越气愤。
最近，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回顾了我们贫下中农管校以来学校发生的深刻变化，感到毛主席指引的教育革命方向好得很，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都是对教育革命的污蔑，必须进行批判。
拿我们广适学校来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能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培养学生，真正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
我们贫管会注意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列为政治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把广适贫下中农解放前吃过的二十多种苦菜野菜移栽到学校，建起了“苦菜园”；
把七户贫下中农被迫给地主扛活种过的一块地，辟为“长工田”；
把解放以后本地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讲给学生听。
在革命烈士解放前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烈士亭”，经常把学生带到这些地方，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还组织学生参加公社和大队召开的批判会和对敌斗争会，让学生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炼思想，长才干。
我们还让学生参加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请回乡知识青年给学生作报告，请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讲学大寨的远景规划，对学生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教育。
经过这些教育活动，学生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广适学校坚持开门办学，办起了农场、工厂，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校办农场每年向生产队提供五千多斤良种；
校办工厂除生产互感器外，还建立支农车间，为生产队修理农具。
学校和生产队挂钩，生产队的磨坊、饲养场、地里、场里，都成了教学的课堂。
贫下中农讲师团登上了学校讲台，打破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我们贫下中农理直气壮地走上讲台，给同学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革命理想和革命前途，教育孩子们长大接好无产阶级革命的班。
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来，始终坚持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向。
几年来，广适学校一共毕业了一百二十七名学生，除十二名参军和升学外，其余都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
他们路线觉悟高，敢于斗争，懂得技术，热爱农村，在农村干得很好。
我们贫下中农看了打心眼里高兴。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谁要想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我们决不答应，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怎样看教育质量是个路线问题
陈虎　王定一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产阶级和旧习惯势力的顽强反抗。
他们攻击教育革命，往往是从所谓教育质量问题入手。
最近，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这样，他们打着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旗号，在所谓的教育质量问题上大作文章，实际上贩卖“智育第1”的修正主义货色，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的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
各类学校在工人阶级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下，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从根本上改变旧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关门读书，看不到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的状况。
广大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工农，深入实际，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学校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实行开门办学，使学生既学习书本知识，又能掌握实际本领，逐步学到了比较完全的知识。
一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
这些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的学校非常重视教育质量。
我们讲质量，首先要讲政治质量，看方向，看路线，只能以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为依据。
从德、智、体几方面看，不能只看智育一方面，首先要看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
即使是衡量文化课质量的高低，也不能只看死啃了多少书本，得了多少分数，而要看学生所学的书本知识是用那个阶级的政治来统帅的，要看学生是否善于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应用到实践中去，看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看方向、路线，不看学生的政治觉悟，不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死记硬背的东西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往往用所谓质量问题，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
解放初期，刘少奇一伙借口推行所谓正规化，扼杀了老解放区的经验。
1958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教育革命蓬勃发展，但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散布什么“教学质量低了”等谬论，把刚刚兴起的教育革命压下去了。
前几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散布“教育质量低了”的谬论，企图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
现在，正当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继续深入，阔步前进，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的时候，所谓“教学质量低了”的陈词滥调又冒了出来，妄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由此可见，如何看待教育质量，这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
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努力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培养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奋斗。

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质量
江苏省兴化县张郭中学贫管会
如何看待现在的教育质量？
不同的阶级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
在我们贫下中农看来，现在的教育质量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的情况比起来，不知要高多少倍。
就拿我们张郭中学来说吧，这几年坚持开门办学，为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顶用的人材。
张郭中学在公社党委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下，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各门课的教学，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请贫下中农兼职教师对师生进行阶级教育。
师生经常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情况。
这样，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初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
现在的学生，好就好在思想觉悟高。
他们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他们对阶级敌人恨，对贫下中农亲。
他们当中拾金不昧、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贫下中农看到这样好的后代，都非常高兴。
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也令人满意。
现在学校根据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教学，学生学的东西在农村适用。
我们张郭中学按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开设了农业机电课，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结合进行上课，并且把学生带到社办工厂和挂钩生产队去实践。
高二班的六十名学生，不论男生或女生都能驾驶拖拉机，装卸柴油机。
1975年秋忙时，高二一个学生为公社开机帆船到上海运良种，安全返回，不误农时。
秋播时，公社推广挖暗墒沟的先进技术，开始有少数社员对暗墒沟好处有怀疑。
高一的学生到田间进行实地测量，计算出挖暗墒沟比挖明墒沟一亩田可扩大播种面积二厘八毫，按此推算，一个大队可扩大播种面积四十多亩，可多收三麦三万三千多斤。
计算结果一公布，使社员受到很大教育。
各生产队都订了挖暗墒沟的规划。
在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坚持开门办学，这是培养下一代的很好的途径。
几年来，张郭中学的毕业生都安心农村，扎根农村，是我们公社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他们当中，有的已成了生产队干部，有的参加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有的当了拖拉机手，有的做了政治辅导员、民办教师，除了参军的，没有一个离开农村，而且个个顶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正在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我们看到一批批革命的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由衷地感到高兴。
可是有人说什么现在的教育质量低了，“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我们说他们根本不了解广大群众对教育革命的要求和愿望，他们想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

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参加教育革命
北京市密云县沙河农机厂是个只有三百十一个职工的小厂，主要生产电机、农业排灌管道和拖拉机配件等。
这个厂不仅积极支援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参加教育革命。
几年来，来沙河农机厂学工的学生有二千多人次，学校不下几十个，有大学，也有本县中小学。
有的学生来工厂学工，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认真劳动，严格遵守纪律，通过学工，思想、技术双丰收。
有的学生学习不虚心，纪律松弛，怕苦怕累。
工人们看到这种情况，深切感到，搞好教育革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一件大事。
因此，厂党支部带领广大工人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等教导，使大家认识到，工厂支持和参加教育革命，决不是“份外事”，而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需要，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党支部经常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教育革命，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讲支持和参加教育革命的重大意义，召开工人座谈会交流支持教育革命的经验，表扬带领学生学工做出成绩的工人师傅。
他们还不断充实和加强工厂教育革命小组，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建立了一支由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兼职教师队伍。
工厂党支部认为，学生来学工，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没有好思想，革命没方向。
因此，他们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同时还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
学生来厂学工期间，他们和学校一起安排好政治课学习，大部分内容由厂党支部成员和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讲。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他们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教育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有所中学一个班去学工，他们了解到这个班有些同学对艰苦奋斗的作风缺乏认识，厂党支部负责同志讲政治课和工人传、帮、带时，就注意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当有的学生把一团棉丝、一颗螺丝、一副手套随手扔掉时，工人师傅看见了就拣回来，并且给学生讲爱护国家财产、节约原材料的意义，这对学生教育很大。
后来，同学们都主动把掉在地上的棉丝、螺丝钉拾起来。
许多同学还利用休息时间拣废钢铁。
这个班在学工期间，共拣了废钢铁五、六百斤。
有的学生进厂学工，愿意学技术，不愿干脏活。
如一个学生被分配去砸煤就不高兴，他说：
“砸煤也算学工？”
工人师傅发现这个问题后，就给学生们忆苦思甜，讲解放前他们在资本家厂里砸煤时，煤面多了不行，煤块大了不行，小了不行，挨打受骂，不给饭吃的情景，揭露了资本家的罪恶，使学生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有个学生修电机时，违反操作规程，随意下线，造成返工，工人师傅教育他，他说：
“不就一台电机吗？
坏了我赔。”
工人师傅尖锐地指出：
“我们把电机修好后是要送往农村去的，即使你能赔得起电机，可是我们工人阶级对贫下中农的深情厚谊，支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迫切心情，你赔得起吗？”
工人师傅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对问题深刻的分析，以及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使这个学生和其他同学都受到了教育。
这个工厂的工人，随时注意学生的思想动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如有的学生在学电机下线时有单纯劳动思想，说“画展开图没用，会下线就得了”。
工人师傅就教育他：
“学工不光是干活，把自己当劳动力使，你们不仅要学会操作，还要懂得它的道理。”
在学生来厂学工期间，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努力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使书本知识为实践服务。
如密云二中开设机电专业课的高二一个班，在工厂学工期间，每周两天上课，四天参加下线、组装和机修等生产劳动。
这个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教师一起，辅导学生学原理，学技术。
这样，学生既学了电机原理，又学了操作技术，并在生产实践中把两者结合起来，学到了比较完全的知识。
这个工厂，几年来积累了一些组织学生学工的经验，也了解了一些学校教育革命的经验，他们经常向来厂学工的学校介绍这些经验，帮助学校制定全面学工计划，保证学工不偏离方向，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

贫下中农就是能管好学校
湖南省平江县河东中学贫管会主任　凌芷魁
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着的一场大辩论，归结起来，就是要不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
而要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一个重大问题。
196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可是时至今日，教育界仍然有人发出奇谈怪论，说什么“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
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躲在阴暗角落里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泥腿子管校只能挂个名”啦，等等。
事实真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
我们学校建校以来的经历，就充分证明“泥腿子”一定要管理学校，“泥腿子”一定能管好学校。
我们河东公社是个偏僻山区。
到1965年这里还没有一所中学。
1966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办起了一所农业中学，根据需要开设了几个专业班，贫下中农积极送自己的子女上学，学校努力为新农村培养急需的人材。
前几年，社会上刮来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的歪风，学校受到影响，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埋头死读书。
我们贫下中农看了十分气愤。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在学校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重新组织了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发动群众和师生一道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端正了办学方向。
为了使学校能坚持开门办学，勤工俭学，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我们这些“泥腿子”协助学校办农场，选择校、队和校、厂挂钩基点。
为了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我们选派了四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担任兼职教师，协助学校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选了八处阶级教育现场，还根据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让学生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
为了上好专业课，又从我们这些“泥腿子”中挑选了八名兼职教师，定期给师生上课，带领学生实践。
与此同时，我们还自力更生，因陋就简，为学校扩建了两间教室和八间住房。
总之，正是由于我们这些“泥腿子”掌握了教育大权，参加了对学校的管理，学校教育革命才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
事实胜于雄辩，真理岂容颠倒。
最近教育界出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只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夺取教育阵地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
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
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能够辨风向、认潮流，任何奇谈怪论都休想动摇我们贫下中农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从招生站的一场斗争说起
唐山齿轮厂　陈冠柏
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中招生站那场戏写得很深刻，很有特色。
斗争很尖锐：
孙子清奉共大副校长曹仲和指示，“宁可少招，质量要高”，拿“文凭”、“学历”卡关把门，贫下中农子弟吃了闭门羹，因为“没有资格”。
什么“资格”？
说是要正经八百的中学生。
共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一到，打开了那扇关闭的大门。
他认为，共大不是不要文化，但“第1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学生究竟是直接从中学生中挑，还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
这实质上是办学的阶级路线问题，教育的政治方向问题。
曹仲和这种资产阶级把门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所谓“系统性”、“连贯性”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分选优，层层过筛，拔“尖子”？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是高居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
高考，是他们设下的森严的关卡，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烟幕下，继续对工农群众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
高考，又是他们手中的指挥棒，驱使青年去走“读书做官”的邪路，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无产阶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普通劳动者中招学生，到大学学习之后再当普通劳动者，这在龙国正看来，是顺无产阶级之理，成无产阶级之章的事。
因此，他要打开被资产阶级把持的大门，砍掉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阶梯，而代之以从工农群众中招收学生。
影片《决裂》正是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光辉指示的无比正确。
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这些朝气蓬勃的工农学员，正因为他们来自工农，十分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敢顶，敢批判。
正因为他们来自工农，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对工人、贫下中农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懂得上学为了工农，出来还当工农。
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的一支生力军。
他们学习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受到工农群众齐声称赞。
这同影片中在“名牌大学”上学的那位“一年土，二年洋，毕业不愿回山乡”的贫农儿子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招生制度的这一根本改革，震动了资产阶级，震动了受旧观念影响较深的人。
那位孙子清不是惊叹：
“这样的招生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吗？
但是，这恰恰说明，我们没有因袭资产阶级的一套，而是在革命，在前进，在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看《决裂》，想现实，这场斗争并未结束。
不久前教育界那种奇谈怪论，不也要挑中学生“直接上大学”吗？
打掉他们那个什么不让“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幌子，可以清楚，他们的目的是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我们的政。
我们要象龙国正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附图片）
《决裂》一个镜头：
龙国正从工农学生徐牛崽的一张大字报联系到烂掉的谷种，严正指出：
不批判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学风，教改工作是搞不好的。
他号召师生掀起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
　新华社供稿

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
——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
柏青
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与观众见面了。
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教材，加深了我们对教育革命伟大意义的认识；
也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狠狠回击了教育界那股右倾翻案风，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影片《决裂》是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办过程为题材的。
江西共大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在教育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这所新型大学，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劳动实践教育人、培养人。
1958年的教育革命，特别是共大的诞生，猛烈地冲击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而遭到他们的疯狂反对。
影片以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与副校长曹仲和的斗争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教育战线的这场革命。
整部影片热情地歌颂了共大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无情地鞭挞了资产阶级旧教育，深刻地反映出教育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
影片以“决裂”为题，从本质上抓住了共大的特征，这就是敢于同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同教育阵地上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同维护这些旧制度、旧观念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
一
学校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把学生培养成哪个阶级的接班人，是教育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也是新、旧教育制度的分水岭。
在这些问题上，龙国正与曹仲和存在着根本分歧。
曹仲和利用副校长的职权，顽固地维护旧的教育制度，而龙国正则抱定“把那些资产阶级老爷办的大学改造过来”的决心，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共大革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命。
影片通过招生站门前的斗争，尖锐地揭露了旧学校“资产阶级把门”的严重情况。
曹仲和挥舞“宁可少招，质量要高”的大棒，用文化卡工农子女，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把门人。
龙国正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请贫协老代表把门，宣布“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1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把学校大门向工农敞开，这确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李金凤满怀喜悦地唱道：
“放排正逢春江水，劳动大学办在我们心坎上。”
这是劳动人民对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热烈赞颂。
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一心想恢复挑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旧招生制度，妄图让资产阶级重新来把门。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工农子女进了大学校门，并不就意味着能得到很好的培养。
因为在旧教育制度下，教学内容和方法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践，学生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种田，学的很多是“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烦琐无用的知识，整天忙于赶考试，争分数，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
在这种制度下，工农子女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被毒害，遭摧残。
他们或者被曹仲和之流赶出校门，或者被塑造成所谓“高精尖人材”，也就是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我们不会忘记，那位贫农大娘到旧大学探望儿子的镜头：
一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上了三年大学，竟变得思想又脏又臭，嫌布褂子“难看”，嫌布鞋“土气”，有了知识，忘了爹娘；
穿上皮鞋，忘了家乡。
大娘拉着儿子，满含悲愤的眼泪说：
“孩子，这书不能念了！”
这是对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旧教育的血泪控诉。
我们同样不会忘记，江大年为抗议曹仲和无理开除工农同学，回去打铁的场面：
他咬紧牙关，高高地举起铁锤，使尽全身力气砸下去，仿佛恨不得把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一锤子砸碎。
龙国正，这个忠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干部，他的心与工农是相通的。
他敢于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对着干，发动群众“打资产阶级店”，终于闯出了一条崭新的办学道路。
这就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按照农、林、牧的生产季节改变课程”，并且开门办学，“把学校的小课堂搬到农村的大课堂去，拜贫下中农为师，做到学用结合，上生产斗争课，上阶级斗争的主课。”
正是沿着这条办学道路，造就了象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这样的敢批修正主义、敢斗资本主义、有文化、能劳动的无产阶级新一代。
李金凤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她能文能武，学以致用，及时发现和领导大家扑灭了生产大队的虫灾；
她立场坚定，敢于抵制“三自一包”妖风，在走资派的迫害面前，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你们可以不给我饭吃，可是要我检讨，办不到！”
影片令人信服地表明：
只有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哺育下，才能培养出这样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共大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新就新在同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把学校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共大的成长也不例外。
曹仲和等人污蔑共大“是农场，是劳动大队”，污蔑李金凤等工农同学“调皮捣蛋”，“胸无大志”，“是坏学生”。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党内走资派。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风雨的冲击之后，今天有人操着同样的腔调，又在咒骂教育革命了。
他们把半工半读、开门办学污蔑为“光劳动，不学习”，是“实践——实践——实践”，把工农兵学员污蔑为“投机取巧”，“水平低”，“拖后腿”等等。
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二
学校向来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
智育第1、知识私有、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等旧的传统观念，年深日久，流毒很广。
这些观念不破除，新的教育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即使暂时建立起来也不会巩固。
因此，教育要革命，就必须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影片在这方面做了较为充分的描写。
孙子清是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他既是旧传统的因袭者，又是旧思想的传播者，处处表现出同新事物格格不入。
他认为反常的，无产阶级看来恰恰是合理的；
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正是需要根本改变的。
学校招收工农子弟入学，他说不够“资格”；
学校办在山沟里，他说“活见鬼”；
学校采取的教育革命措施，在他看来简直不象样子，“全乱套了”。
虽然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怀有仇恨，但是旧的传统观念，驱使他把自己推向教育革命的对立面。
人们从他对教育革命新生事物的阵阵反对声中，可以看到教育阵地上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是多么根深蒂固。
这种旧观念不仅束缚着很多教师，而且还侵蚀和毒害着青年。
富裕中农子弟余发根，在他父亲向他灌输的“等你学会了本事，不管到那儿都能赚钱”的思想影响下进了共大，正是这种“知识私有”观念，促使他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曹小妹又是一种典型。
她思想单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又始终处在走资派父亲的直接影响下，当工程师、做科学家，对她有着很大的诱惑力。
这就在她思想上投下“读书做官”的阴影，使她产生要不要上共大以及上了共大要不要离开共大的矛盾与斗争。
这说明，青年一代还处在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争夺之中，怎样使青年一代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是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列宁早就指出：
“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
龙国正正是以这种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的伟大气魄，公开向旧传统观念宣战的。
同曹仲和这个旧传统观念的卫道士相反，他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改造人，引导学生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健康地成长，鼓励教师与工农相结合，帮助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改造旧思想。
孙子清的转变很有典型意义。
一个曾经被旧思想的重担压得寸步难行的知识分子，终于在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决裂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虽然影片对他转变的基础表现得不够充分，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巨大威力。
那种把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说成是“一讲知识分子，就骂一通”的人，实际上是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这是徒劳的。
影片还通过“批判大会”这场戏热情赞扬了曹小妹、余发根同旧传统观念的决裂。
在龙国正、李金凤革命精神的感染下，曹小妹激动地走上讲台，当众撕毁了父亲给她弄来的上“名牌大学”的介绍信。
余发根也悔恨交加，当场摔碎了搞资本主义邪门歪道的贮钱筒。
他们撕毁和摔碎的绝不仅是一封介绍信、一个贮钱筒，而是“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旧传统观念的精神锁链。
影片通过孙子清、曹小妹、余发根的变化，说明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它只有冲破旧传统观念的阻力，才能阔步前进。
前不久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极力阻挠对智育第1、知识私有、读书做官等传统观念的批判，我们必须给予坚决回击！
三
能不能同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决定的因素是能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
影片告诉我们，维护旧教育制度、旧传统观念的人，党内外都有，但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身为副校长的曹仲和，自称办教育“有发言权”，但他搞的一套全是修正主义的货色。
他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校，把凯洛夫等资产阶级教育权威捧上了天。
他利用职权，强制推行“三脱离”的教学大纲，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无理开除工农同学，极力扼杀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成为共大教育革命的主要绊脚石。
曹仲和之所以如此专横跋扈，还因为在他身后有赵副专员这样的走资派给他撑腰。
因此，敢不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斗，是教育革命成败的关键。
龙国正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大学校长，对党和毛主席无限忠诚，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富有继续革命的精神。
毛主席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这就使他不仅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而且具备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实思想基础。
因此，在出现修正主义逆流时，他有“开顶风船的勇气”。
他敢于抵制修正主义教学大纲；
敢于批判“三自一包”的毒草；
敢于反对撤消共大的错误决定。
赵副专员威胁他：
“如果不改，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撤消你的职务。”
龙国正针锋相对地回答：
“这并不说明你们有道理，并不说明你们正确。
不！
真理不在你们手里。
你们这些做法，使我又一次坚信：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好！
办得对！”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革命师生坚决斗争和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下，共大的教育革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教育革命在共大一个学校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教育阵地的全面胜利，一个回合的胜利，更不是最后的胜利。
因为象曹仲和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
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
事实正是如此。
就在毛主席给共大写信的第2年，即1962年，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亲自批准，一下子砍掉了江西共大六十二所分校，对教育革命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
它有力地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只有经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赵副专员、曹仲和之流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经过文化大革命，象曹仲和、赵副专员这类走资派，不少人确实改正了错误，但有些人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新的形势下又重新犯错误。
1972年，教育界出现了修正主义回潮，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又出现了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
他们散布“教育革命的问题总没有解决好”，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也就是让曹仲和这样热心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物来重新把持教育大权，把教育革命的方向再“扭”回去，开历史倒车。
这说明，教育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
“不管有多大的狂风恶浪，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
龙国正这句坚定有力的话，表达了教育战线上一切革命同志的心声。
让我们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气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劈波斩浪，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这张白卷交得好
成志伟
彩色故事影片《决裂》里的共大学生李金凤，在学校考试的前一天，得知生产大队的稻田突然发生严重虫害，她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组织同学们连夜赶去灭虫救灾，使大队的稻子免受损失。
因为李金凤和一部分同学没有赶上第2天的考试，副校长曹仲和说他们交了白卷，勒令李金凤等十五名同学退学。
李金凤真的错了吗？
否，李金凤做得完全正确！
列宁指出：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
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读死书，大搞“智育第1”、“分数挂帅”，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黑板上种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曹仲和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式的考试，目的就是要否定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贫下中农子弟赶出校门。
很明显，他所执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李金凤敢于同曹仲和作坚决的斗争，真是好得很！
她的这张白卷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有力批判。
李金凤等交白卷，曹仲和认为是违犯校规，把他们定为坏学生而勒令退学；
而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龙国正，则认为李金凤等做得好，做得对。
他深情地说：
“在这些白卷里，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同学们的汗水，有贫下中农的几万斤粮食，……。”
李金凤身在共大，心不离贫下中农，手不离劳动，把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与生产斗争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无产阶级学校所需要培养的学生。
李金凤敢于向资产阶级交白卷，贫下中农最热情地支持她。
贫协老代表送来的感谢信，不正是对李金凤等人的赞扬么？
而这封红光耀眼的感谢信，正是李金凤等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所写出的一张鲜红的答卷。
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办学，造就大批敢于向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的革命接班人。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后也还要继续下去。
现在不是还有人诬蔑工农兵大学生“质量低”，把开门办学、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歪曲为“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吗？
他们实际上是想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重走修正主义老路。
对这类奇谈怪论，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批判。
我们要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坚决支持李金凤那种敢于向资产阶级交白卷的革命青年，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以阶级斗争为纲　大批资本主义　大干社会主义
烟台地区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质量高
目前，全区新建大寨田五十一万亩，建成二千九百多项水利工程，为夺取今年农业更大丰收创造条件
据新华社济南电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烟台地区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取得1975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过“长江”的胜利以后，继续鼓足干劲，不失时机地掀起了冬春农田基本建设热潮，为夺取1976年更大丰收创造条件。
目前，全区已新建大寨田五十一万亩，动工兴建的六千四百九十八项大小水利工程，已有二千九百多项建成了。
近几年来，烟台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农田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目前，全区百分之五十七的耕地建成高标准的大寨田，为粮食大幅度增产创造了条件。
通过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烟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增产了粮食，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能够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不断加快我国农业建设的步伐，确实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全区十七个县（市）、三百零四个公社都建立了“战山河指挥部”，各级领导干部象当年指挥作战一样，亲临前线，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福山县委十二名常委，除一名在家主持工作外，全部到了农田基本建设第1线。
在县委的带动下，全县三百三十五个大队，大部分支部书记都上了工地。
过去，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比较差的单位，现在也迎头赶了上来。
原来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比较好的栖霞、黄县、掖县等，大部分土地已整完一遍。
去冬，他们又根据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的要求，重作规划，重新整治。
烟台地区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冬春农田基本建设中，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克服懦夫懒汉思想，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扫清障碍。
全区县、社、队联办的工程达到一千多处，县、社、队三级专业队扩充到三十五万人。
胶东半岛上，千军万马战山河，规模之大，质量之高，胜过任何一年。
文登县的母猪河，纵贯十一个公社，雨季河水漫溢，庄稼常常受涝减产。
1958年修了一座蓄水一亿多立方米的水库后，还计划修一条长达四十三里的大干渠。
由于工程比较艰巨，年年看，年年不敢干。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县委对照昔阳找差距，树立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
现在，一千五百名社员，在四十三里长的干渠工地上摆开了战场，干得热火朝天。
烟台地区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十分注意因地制宜，统筹安排。
过去，他们片面强调“封冻前搞土，封冻后搞水”，因为封冻后搞不成水，结果抓了土，丢了水。
针对这种情况，去冬地委提出“土、水并举，建设高产稳产田”的要求，在那些整了土没有水的地方，重点搞水利工程，以水促土。
在水利建设上，他们正确处理灌与排的关系。
去冬，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重灌轻排”的思想，重新制定了规划。
现在，全区已动工治理河流三百零六条，治理涝洼地三十五万亩。

以阶级斗争为纲　大批资本主义　大干社会主义
烟台地区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质量高
目前，全区新建大寨田五十一万亩，建成二千九百多项水利工程，为夺取今年农业更大丰收创造条件
据新华社济南电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烟台地区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取得1975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过“长江”的胜利以后，继续鼓足干劲，不失时机地掀起了冬春农田基本建设热潮，为夺取1976年更大丰收创造条件。
目前，全区已新建大寨田五十一万亩，动工兴建的六千四百九十八项大小水利工程，已有二千九百多项建成了。
近几年来，烟台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农田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目前，全区百分之五十七的耕地建成高标准的大寨田，为粮食大幅度增产创造了条件。
通过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烟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增产了粮食，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能够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不断加快我国农业建设的步伐，确实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全区十七个县（市）、三百零四个公社都建立了“战山河指挥部”，各级领导干部象当年指挥作战一样，亲临前线，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福山县委十二名常委，除一名在家主持工作外，全部到了农田基本建设第1线。
在县委的带动下，全县三百三十五个大队，大部分支部书记都上了工地。
过去，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比较差的单位，现在也迎头赶了上来。
原来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比较好的栖霞、黄县、掖县等，大部分土地已整完一遍。
去冬，他们又根据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的要求，重作规划，重新整治。
烟台地区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冬春农田基本建设中，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克服懦夫懒汉思想，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扫清障碍。
全区县、社、队联办的工程达到一千多处，县、社、队三级专业队扩充到三十五万人。
胶东半岛上，千军万马战山河，规模之大，质量之高，胜过任何一年。
文登县的母猪河，纵贯十一个公社，雨季河水漫溢，庄稼常常受涝减产。
1958年修了一座蓄水一亿多立方米的水库后，还计划修一条长达四十三里的大干渠。
由于工程比较艰巨，年年看，年年不敢干。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县委对照昔阳找差距，树立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
现在，一千五百名社员，在四十三里长的干渠工地上摆开了战场，干得热火朝天。
烟台地区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十分注意因地制宜，统筹安排。
过去，他们片面强调“封冻前搞土，封冻后搞水”，因为封冻后搞不成水，结果抓了土，丢了水。
针对这种情况，去冬地委提出“土、水并举，建设高产稳产田”的要求，在那些整了土没有水的地方，重点搞水利工程，以水促土。
在水利建设上，他们正确处理灌与排的关系。
去冬，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重灌轻排”的思想，重新制定了规划。
现在，全区已动工治理河流三百零六条，治理涝洼地三十五万亩。

廖承志会长宴请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访华团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晚上宴请以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众议员下平正一为团长，副委员长、参议员田英夫为副团长，事务局长、众议员藤田高敏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访华团。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负责人刘尚文，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廖承志会长和下平正一团长先后祝酒，共同祝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张千等人前往东京参加亚洲排球联合会代表大会
张千等人于01月16日离京，前往东京参加亚洲排球联合会代表大会。
（新华社）

张香山会见日本朋友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17日下午会见了以大泽操为团长，大成正雄、新井宝雄为副团长，押田赳夫为秘书长的日中友好埼玉县各界代表访华团全体成员。
访华团是于本月16日抵京的。

我乒乓球队去罗马尼亚等国访问
以张燮林为领队的中国乒乓球队，于01月16日离京，前往罗马尼亚和英国参加国际乒乓球邀请赛。

我国驻孟加拉国临时代办赴任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牟屏于今日离京赴任。

朝鲜邮电代表团在我国南方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以朝鲜递信部长金学燮为团长的朝鲜邮电代表团，在我国广州、长沙、韶山、上海等地参观访问后，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邮电部副部长申光和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等到机场迎接。
朝鲜邮电代表团是于01月13日从北京到外地访问的。
他们在外地期间，参观访问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湖南省第1师范学校、韶山毛主席旧居以及邮电工厂、企业等。
广东省、湖南省、上海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重新安排河山　大办社会主义农业
山西省农村各级党组织满腔热情地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学大寨、赶昔阳，积极投入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
据新华社太原电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战斗号召，已经在山西省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行动。
全省农村各级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正象过去领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那样，满腔热情地带领广大群众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进军，为在全省范围内尽快实现普及大寨县的目标而奋斗。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山西全省的自然条件，总起来说，不比昔阳差，全省达到昔阳现在的水平，应该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这一段话在山西引起很大的震动，也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学大寨、赶昔阳的雄心壮志。
大家认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山西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的殷切期望，也是中央交给山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结束，中共山西省委就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县以上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并且联系实际总结了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讨论并制订了全省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初步规划和奋斗目标。
在这场伟大进军中，省级领导机关起了带头作用。
去年11月下旬，一支由省直属机关和太原市级机关五千八百多名干部组成的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就踏上征途，前往全省七个地区的十九个县，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投入大办农业、建设大寨县的战斗。
在省级领导机关的带动下，现在全省包括地（市）、县、社三级抽调参加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干部和厂矿企业职工共达六万七千多人，分赴全省农村将近一半的生产大队开展工作，有力地加强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
大寨大队和昔阳县，继续走在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列。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大寨大队坚持继续革命，迈开更大步伐，在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大学大批促大干，在虎头山上打响了搬倒八道梁、填平七条沟的宏伟工程的战斗。
昔阳县委常委一班人回到虎头山，深受大寨人要把河山重安排的雄心壮志所鼓舞，学习和总结了大寨继续革命的新经验。
县委采取措施，继续抓好机关革命化建设。
他们把县级机关的一部分干部派到基层蹲点，一部分到社队当社员，留在机关工作的干部也坚持半天劳动。
现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正在各社队广泛深入地开展，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全县形成了高潮。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
山西省各县县委学习昔阳的经验，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普遍进行了开门整风。
各县在整风中，对照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围绕学大寨是真学还是假学或者半真半假学的问题，揭矛盾，找差距，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批判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
经过整风，各县县委进一步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领导班子的革命化。
在各县县委整风的基础上，许多县还对县委机关进行了整顿，使机关工作更好地适应建设大寨县的要求。
山西省各级党组织在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坚持边学、边批、边干，大学大批促大干，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批资本主义中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大办社会主义农业上来。
一个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已在全省各地兴起。
当前，正值天寒地冻时节，田野里仍然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到去年12月中旬，全省农业基本建设中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超过了1974年全年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
全省各地已平田整地三百八十多万亩，新建大寨田一百四十多万亩，新增加和改善水浇地面积达八十七万亩。
以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来看，都比往年要好。

一些国家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等发来唁电唁函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一些国家同中国友好协会、群众组织、民间团体、各界人士以及联合国所属机构的负责人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沉痛的哀悼。
发来唁电、唁函的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节以及在华的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其他外国朋友。
旅居国外的台湾同胞和其他爱国华侨以及港澳同胞和中国血统外籍人士也发来了唁电、唁函。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夫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向邓颖超同志发来唁电或唁函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夫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最近分别打电报或写信给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民主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的信说：
“我们极为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逝世的噩耗。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柬埔寨、第3世界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周恩来总理阁下从年青时代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把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献给了中国人民、自己的祖国，献给了在敬爱的毛主席领导下为争取民族解放、争取人民民主、正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实现的斗争。
这一斗争也是为了援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一切受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之害的国家，为了帮助一切希望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国家实现其目标和独立、主权、自由、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愿望。
“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一崇高革命斗争中，周恩来阁下做为毛主席的无愧的忠实战友和最亲密的同事，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他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来的才能、朝气蓬勃的干劲、工作效率和智慧赢得了全世界的无限钦佩。
周恩来阁下的一生是充满献身精神、无比忠诚的一生。
他对祖国，对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主义忠贞不渝，堪为典范。”
“从我们斗争的第1天起直到胜利，周恩来阁下一贯遵照毛主席的崇高指示，不遗余力地给予柬埔寨人民以最大的支援。
周恩来总理阁下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为解决有关支援柬埔寨的问题日夜操劳。
人民中国给予了柬埔寨难以估量的、无可比拟的支持和援助，柬埔寨终于在1975年04月17日获得了彻底胜利。”
“周恩来阁下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将永远怀念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因为他是柬埔寨人民最好的、最伟大的朋友和后盾。”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信最后说：
“在你极度悲痛的时刻，你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敬爱的毛主席和全中国人民都极为沉痛地深切悼念你的最杰出的丈夫，并正确地认为他是革命的中国的永垂不朽的形象，他对中国的强盛，对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飞跃发展，对中国在国际上享有无可比拟的威望都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你还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各国人民和所有的国家，首先是民主柬埔寨，一致悼念周恩来阁下，认为周恩来阁下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热爱自由、正义、和平和进步的各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我们谨向你表示最沉痛、最深切的哀悼。
请接受我们最崇高、最亲切的敬意和最敬佩的情谊。”
民主柬埔寨政府首相、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宾努亲王和夫人的信说：
“我们刚刚获悉周恩来阁下逝世的噩耗，它使我们感到极其悲痛。
我们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英雄而感到痛心。
谨向夫人，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阁下和夫人为柬中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奠定了基础。”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永恒的伟大友谊的更加巩固而努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的夫人金圣爱同志的电报说：
“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朝鲜人民的亲密朋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周恩来同志长期患病不幸逝世，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
“周恩来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国家繁荣，为朝中两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共同事业的胜利所建立的不朽业绩，将永放光辉。”
阿尔巴尼亚妇联主席维托·卡博同志的电报说：
“我同您一起分担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悲痛。
正如我们亲自了解的，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党和国家伟大的领导人，不屈不挠的革命家，是中国人民和国际上非常宝贵的始终不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国人民十分亲密和真诚的朋友，他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缅甸总统奈温的电报说：
“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我分担着你的悲痛。
周恩来总理以他一贯的毅力和勇气忍受了身体上的痛苦，而你在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岁月里一直同他在一起，也表现了同样的毅力和勇气。
我最近这次在北京时，没能到他的床边去探望他，感到很难过，虽然你曾惠予亲自向他转达我的问候。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将更加怀念他，因为他在献身服务的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将永垂不朽。”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的电报说：
“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时候，我谨代表我的夫人，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我们同你一样十分沉痛，因为你的丈夫的逝世，不仅是全人类的损失，而且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亲爱的朋友。
我们曾经有幸赞赏伟大逝世者的无比热情的态度、崇高的品德和杰出的才智。”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的电报说：
“获悉周恩来总理逝世，不胜痛惜。
我衷心祈念周总理安息，同时谨致哀悼之意。”
埃及总理萨利姆的电报说：
“我极其沉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逝世。”
“我谨代表我本人和政府为友好的中国人民这一巨大的不幸向阁下，向阁下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衷心哀悼和最亲切的慰问。”
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的电报说：
“获悉你敬爱的丈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逝世的不幸消息，深感悲痛。
我和我的夫人急忙向你和你的家属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最深切的慰问。”
芬兰总理米图宁的电报说：
“得悉你的丈夫、久负声誉和杰出的中国政治家周恩来总理逝世，深为悲痛。
在这一极为悲伤的时刻，我向你表示衷心的慰问。”
荷兰首相厄伊尔的电报说：
“请接受我和荷兰王国政府对你的丈夫的逝世所表示的最诚挚的哀悼。
周恩来总理的去世使贵国和全世界失去了一位有才能的领导人和杰出的政治家。
你的个人重大损失对我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的电报说：
“沉痛获悉使你遭到巨大不幸的消息，我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
一切有幸结识总理的人将永远怀念他。”
美国总统福特的电报说：
“我和我的夫人谨就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向你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在我第1次访华会见周总理时，他的智慧和对人类事务的了解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正是这些品质使他能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作出这样重要的贡献。
美国人将特别铭记他在建立我们两国人民间新的友好关系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维的电报说：
“获悉你的尊敬的丈夫逝世，我深感悲痛。”
“我在对贵国的难忘的访问中，曾非常愉快地会见了周恩来总理，他的逝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智慧的和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他致力于谋求自己人民的幸福和昌盛的精神得到了所有的人的钦佩。”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谨向你和你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和衷心的哀悼。”
尼泊尔王太后拉特纳的电报说：
“对你的深受爱戴的丈夫的不幸逝世，我表示衷心的哀悼。”
发来唁电或唁函的还有：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中国血统美籍学者李振翩、李政道、吴健雄；
著名作家韩素音以及其他友好人士。

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等到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等以及各界人士于01月14日和15日前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悼念周恩来总理。
前往吊唁的有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或观察员。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也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和新闻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尔塔，非洲统一组织驻联合国执行秘书处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西南非民族联盟等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
美国10月同盟（马列）、美国革命共产党、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许多组织以及美国各界人士纷纷向中国代表团发唁电、唁函，并派代表前往吊唁和送了花圈。
杜波依斯夫人、陆慕德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也前往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
中国血统美籍著名教授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林家翘、王兆、刘子健等，以及著名人士缪云台、李宗仁先生的儿子李幼邻、李济深先生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叶南、李顾鸿、梅子强、黄于燕等。
旅居美国各地的华侨也纷纷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唁电、唁函，送花圈和参加吊唁。
14日和15日，在日内瓦的许多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以及近八十个国家驻日内瓦国际机构的代表和各国驻日内瓦的领事、瑞士政府官员，前往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设代表处和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在日内瓦的瑞士、希腊和美国的友好人士，其中有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斯诺、女儿赛恩·斯诺。

尼泊尔、泰国、土耳其、也门及巴勒斯坦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尼泊尔、泰国、土耳其、也门等国以及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最近前往中国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尼泊尔首相图尔西·吉里01月15日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吊唁。
吉里首相在周恩来总理遗像前默哀，并送了花圈。
他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说：
“我再一次对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拉特纳·巴哈杜尔·比斯塔、全国评议会代议长洛肯德拉·巴哈杜尔·昌德、一些大臣、群众团体代表、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华侨代表等。
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和外交部长差提猜·春哈旺代表泰国政府，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并送了花圈。
前往吊唁的还有：
泰国陆军总司令汶猜·班伦蓬、其他军政官员、各友好团体的负责人、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华侨代表等。
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尔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土耳其武装部队第2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空军和海军司令的代表、其他高级官员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土耳其前总理、共和人民党主席比伦特·埃杰维特和各界友好人士等。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委员兼政府总理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加尼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加尼总理在吊唁簿上写道：
“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我们也门政府和人民同中国政府和人民一样悲痛。
周总理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对促进其走上革命和前进的道路，起了伟大作用。
他对加强第3世界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愿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进步和支持全世界进步事业的征途上继续前进。”
前往大使馆吊唁的还有：
前总理、工程部长阿卜杜拉·库什米，前总理、萨那大学校长哈桑·马基，一些政府部长和各界友好人士。
各国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分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哈立德·法胡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书记穆罕默德·苏赫迪·纳沙希比01月14日前往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
巴勒斯坦其他领导人、巴勒斯坦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友好人士。
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各群众团体送了花圈。

德共（马列）《新团结》中央主席山德尔唁电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新团结》中央委员会主席克劳斯·山德尔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周恩来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和哀悼。
电报说，周恩来同志“几十年一贯地对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人民军队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贯彻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所做的国际主义工作，在我国人民中得到极大赞赏。
这位杰出的领导人的去世是反霸、反殖、反帝和反修斗争的重大损失。”
电报说，周恩来同志的“活动对于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给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
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哀悼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事迹并化悲痛为力量。”

海地劳动党的唁函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海地劳动党于01月11日致函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周恩来同志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唁函说，“周恩来同志在为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和胜利的斗争中，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为建立统一战线和建设中国人民军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唁函说，“周恩来同志为在中国共产党内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而鞠躬尽瘁，这使中国人民在每一个斗争阶段都能团结起来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
因此，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辉煌胜利”。
唁函接着说，“周恩来同志对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者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作出了同样巨大的贡献。
海地劳动党以及支持它的组织和海地劳动人民，将把周恩来同志战斗的一生做为永不磨灭的榜样”。
唁函最后说，“海地劳动党重申自己始终不渝地忠于周恩来同志——他的逝世使中国人民感到悲痛——所一贯维护的正义事业，坚信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将化悲痛为巨大的力量，以夺取新的胜利”。

美国官员和各界人士到我驻美国联络处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六百多人01月15日就周恩来总理逝世到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吊唁。
前往吊唁的有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罗伯特·英格索尔等。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的夫人代表她在外地的丈夫等前往吊唁。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前主任乔治·布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等也前往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普雷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任菲利普斯，美中友好协会主席韩丁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中国血统美籍学者李振翩、任之恭、张捷迁、牛满江等，以及旅美台湾同胞和华侨代表也前往吊唁，并送了花圈。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约斯特01月12日曾到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吊唁。

亚洲手球联合会正式成立
制订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决定了总部地点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01月15日电
亚洲手球联合会于14日在科威特正式成立。
来自阿富汗、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巴基斯坦、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日本的代表参加了自01月12日至14日在科威特举行的亚洲手球联合会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制订了亚洲手球联合会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决定了亚洲手球联合会总部的地点。
经过投票选举，科威特全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法赫德·艾哈迈德·萨巴赫当选为亚洲手球联合会主席；
巴基斯坦的西亚德·阿卜杜勒·哈桑当选为亚洲手球联合会秘书长；
巴林代表当选为第1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当选为第2副主席。
亚洲手球联合会总部设在科威特。

卢森堡文化部和卢中友协举办中国考古新发现展览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6年01月16日电
卢森堡消息：
卢森堡文化部和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新发现图片展览01月14日在卢森堡国家博物馆开幕。
一百五十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其中有：
卢森堡文化国民教育和司法大臣罗贝尔·克里普斯，议员玛尔特·比格尔巴赫夫人，卢森堡市市长勒内·科南等。
卢森堡国家博物馆馆长格拉尔德·蒂尔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巴西、智利、古巴政府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巴西、智利和古巴的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最近分别前往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到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吊唁的有巴西外交部长和邮电部长的代表等官员和各界人士。
到中国驻智利大使馆吊唁的有：
智利政府代表、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马里奥·席尔瓦·孔查，以及各界人士和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智利朋友。
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吊唁的有：
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和对外贸易部长马尔塞塔·费尔南德斯·丰特等政府官员，以及古巴朋友和在古巴的一些美洲国家的友好人士。
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侨代表和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桑给巴尔“革命锯木厂”举行投产仪式
琼布第1副总统主持并在我专家组长陪同下参观工厂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6年01月14日电
坦桑尼亚第1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布德·琼布01月11日主持了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奔巴岛的“革命锯木厂”的投产仪式。
出席仪式的有非洲设拉子党总书记萨比特·孔博、第1副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纳苏尔·莫约和坦桑尼亚政府一些部长以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馆代理领事陈永才以及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投产仪式。
举行仪式后，阿布德·琼布在中国专家小组组长谷本森陪同下参观了这个厂的车间。

法国、东德、匈牙利、挪威、英国、南斯拉夫、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芬兰、西班牙、瑞士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挪威、英国、南斯拉夫的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连日来分别前往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吊唁的有：
法国政府总理雅克·希拉克，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和其他一些官员。
希拉克总理代表法国政府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穆赫塔尔·姆博和许多国家常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也前往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
法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莫里斯·博蒙，协会秘书长马纪樵夫人，协会主席：
伊雷娜·德利普科夫斯基夫人、雅克·儒尔盖、雷吉斯·贝热龙，以及荷兰著名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和他的助手玛斯琳·罗丽丹，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前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也曾前往吊唁。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第1书记皮埃尔·比尔南、各界友好人士和旅法华侨也前往吊唁。
前往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吊唁的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阿尔弗雷德·诺伊曼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
旅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华侨也前往吊唁。
前往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吊唁的有：
匈牙利政府副总理霍瓦西·费伦茨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
旅居匈牙利的华侨也前往吊唁。
前往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吊唁的有：
挪威首相布拉特利，外交大臣弗吕登伦，财政大臣克莱佩，司法大臣瓦莱以及其他官员。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中央和主席的代表、中央书记克纽生，挪威红色青年全国主席欧格利姆，以及挪威—中国友协主席博克曼和其他友好人士也前往吊唁。
前往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吊唁的有：
英国外交大臣卡拉汉和外交部常务次官等一些官员。
前英国首相希思、英国议会上院和下院的一些议员以及各界友好人士也前往吊唁。
希思对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对整个世界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世界历史将记载他这样一位伟人、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
前往吊唁的还有：
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玛丽·亚当斯夫人、班以安，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利克斯·格林，以及大不列颠—中国中心和英中贸易协会等组织的负责人。
许多旅居英国的华侨和一些旅欧台湾同胞也前往吊唁。
前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吊唁的有：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彼·斯坦鲍利奇，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比耶迪奇，联邦议会副议长佩·达普切维奇，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老战士和残废军人问题委员会主席玛·拉迪奇，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外贸部长埃·卢德维盖尔，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新闻委员会主席穆·贝尔贝罗维奇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
彼·斯坦鲍利奇代表联邦主席团，杰·比耶迪奇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对中国人民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战士和革命家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衷心悼念。
前往吊唁的还有：
南斯拉夫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各界人士以及贝尔格莱德的一些工人、学生和居民。
许多国家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分别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芬兰、西班牙、瑞士等国的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连日来分别前往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前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吊唁的有：
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的代表、总统府办公厅副主任科拉布，国民议会议长贝尼亚，第二议长明科维奇，联邦议会议长霍夫曼—韦伦霍夫，副议长沙姆贝克，许多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前往吊唁的还有：
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列）主席尤哈，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书记林德纳，奥地利人民党副主席莫克，奥地利社会党中央书记布勒夏以及以名誉主席马勒塔、主席皮特曼为首的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和旅居奥地利的华侨。
前往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和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驻地吊唁的有：
比利时众议院议长德克的代表德韦尔特和比利时的其他政府官员；
卢森堡首相托恩的代表、卢森堡驻比利时大使菲希巴赫；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秘书处对外关系司副总司长杜布瓦。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勒菲弗尔，比利时—中国协会名誉主席阿梅德，主席德凯尔斯，副主席尼翁，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海斯堡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吊唁的有：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佐洛夫、劳动和福利部长恰乌舍夫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
前往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吊唁的有：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哈莫乌兹和政府有关部门一些负责人。
前往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吊唁的有：
芬兰总统吉科宁的代表、总统第2副官西赫沃，内阁事务部长卡尔波拉，外交部国务秘书图维宁，芬兰国防部长梅林，议会第1副议长海勒，第2副议长林科拉等也前往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
芬兰马列主义小组负责人，芬兰—中国协会主席卡扬蒂埃、副主席泰帕勒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代表西班牙国王陛下政府前往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吊唁的有：
西班牙负责国防事务的第1副首相兼不管大臣德圣地亚哥·迪亚斯—门迪维尔，外交大臣德阿雷尔萨。
西班牙其他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旅居西班牙的华侨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瑞士联邦政治部长格拉贝尔代表瑞士联邦委员会前往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吊唁。
伯尔尼市长契帕特，联邦军事行政局局长克赫，瑞士总体防御中央办公室主任万纳，瑞士军队总参谋长雅各布—菲舍尔，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博利格尔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
瑞士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旅居瑞士的华侨代表、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以及瑞士各地的瑞、中友好组织的代表。
许多国家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分别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第1次筹备会议在墨西哥举行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01月16日电
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第1次筹备会议01月16日在墨西哥城举行。
筹备委员会成员国墨西哥、埃及、危地马拉、日本、尼泊尔、巴拿马、秘鲁和中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本届邀请赛的东道国墨西哥的乒乓球协会主席埃利奥斯·法雷尔首先在会上发表讲话。
他对为共同努力作好筹备工作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接着，墨西哥的组织委员会向代表们报告了筹备工作的情况。
亚非拉三大洲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也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本地区筹备工作的情况。
会上讨论了有关筹备工作的一些问题。
中国代表徐寅生在会上发了言。
他感谢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在筹备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预祝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胜利举行，并通过这次邀请赛进一步促进三大洲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会议就确定这次邀请赛的邀请范围取得了一致意见。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6年01月14日电
中国乒乓球协会的代表徐寅生及其一行01月14日乘飞机抵达墨西哥城，出席将在这里举行的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筹备会议。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墨西哥乒乓球协会主席埃利奥斯·法雷尔、副主席吉列尔莫·纳塞尔。

贝宁、埃及、加纳、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扎伊尔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7日讯
贝宁、埃及、加纳、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和扎伊尔等国领导人连日来分别到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或领事馆，沉痛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贝宁总统代表、掌玺、司法和法律部长巴泰勒米·欧文斯，外交和合作部长米歇尔·阿拉达耶以及其他一些部长，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贝宁大使馆，代表贝宁总统、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克雷库，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01月09日以来，贝宁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友好人士曾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埃及总统府侍从长埃兹丁·穆赫塔尔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代表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赛义德·马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贾马斯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
亚历山大省省长阿卜杜勒·塔瓦卜·艾哈迈德·哈提卜等前往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馆吊唁。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参谋长奥凯01月14日到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代表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加纳政府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01月15日，加纳救国委员会委员、经济计划部长加德纳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也前往吊唁。
正在加纳访问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主席勒巴洛01月12日前往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他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马达加斯加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内政部长乔纳·曼皮拉，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萨洛蒙·拉哈托卡，军事发展委员会主席吉尔·安德里亚马哈佐，最高立法委员会主席雷米·托阿扎拉，全国人民发展委员会主席米歇尔·费蒂和外交部长让·贝马南贾拉，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
几天来，许多马达加斯加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也到中国大使馆致哀。
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和夫人01月15日到中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毛里塔尼亚政府的一些部长、高级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
达达赫总统还通过毛里塔尼亚驻中国大使馆送了花圈。
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01月15日上午前往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他在吊唁簿上写道：
“周恩来的逝世使第3世界失去了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
“非洲将铭记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对非洲大陆问题深刻了解，对被压迫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为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第3世界国家接近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尼日尔政府的部长和知名人士。
尼日利亚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警察总监哈吉·优素福01月15日到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吊唁。
几天来，许多尼日利亚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到中国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卢旺达和平和全国统一委员会委员、内政部长亚历克西·卡尼亚伦圭，和平和全国统一委员会委员、外交和合作部长阿洛伊斯·恩塞卡利杰，和平和全国统一委员会委员埃皮马克·鲁哈希亚和其他部长，01月15日到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卢旺达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和各界朋友。
塞拉利昂副总统兼财政部长易卜拉欣·科罗马和总理兼内政部长卡马拉—泰勒，01月15日到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塞拉利昂政府的一些部长、高级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华侨代表。
坦桑尼亚第1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01月15日到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到中国领事馆吊唁的还有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委员和高级军政官员。
几天来，坦桑尼亚首席法官赛义迪、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以及许多部长、高级军政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到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吊唁。
坦桑尼亚一些地方的官员和友好人士也曾到中国技术组和医疗队住地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常务书记恩古扎·卡尔·伊邦德01月14日前往中国驻扎伊尔大使馆，代表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扎伊尔全国记者联合会领导委员会主席姆帕努—姆帕努·比班达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副总书记丹尼尔·希潘达、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驻金沙萨办事处常务代表鲁本斯·希塔孔比，01月15日也到中国驻扎伊尔大使馆吊唁。
各国驻这些非洲国家的外交使节以及一些民族解放组织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分别到中国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党支部
切实加强连队理论队伍的建设
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党支部在组织全连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加强连队理论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理论骨干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连队的各项工作。
五连的理论队伍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一年多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理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时，支部个别同志产生了自满松劲情绪，对此，党支部“一班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帮助大家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看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
大家认识到，工农兵理论队伍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战士理论队伍的建设，是连队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五连党支部十分注意组织理论小组成员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理论水平。
在理论学习中，党支部采取措施，想方设法使理论骨干多学一点，学好一点。
他们和理论骨干一起制订长远学习计划，并根据各个阶段的学习内容，经常举办理论骨干短期读书班；
连队干部每周的学习时间都吸收理论骨干参加；
轮流选派理论骨干到上级举办的读书班去学习，为理论骨干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党支部还注意教育理论骨干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用理论指导实际斗争，在实际斗争中学习革命理论。
一次，连里准备盖一间工具房，需用两千多块砖。
有的同志主张用连队生活用煤向驻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办的窑厂换砖，说这样每块砖可以便宜三分钱。
党支部就组织理论骨干在学习中联系用煤换砖这件事，认真学习列宁关于“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论述，使大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较清楚地了解了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明确了用煤换砖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
然后，理论骨干向全连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全连同志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提高了认识，一致同意用钱买砖。
五连党支部还注意不断加强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使这一新生事物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党支部经常教育理论骨干把学习革命理论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要求他们做到，来自群众，不忘继续和群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辅导群众，不忘向群众学习。
理论骨干蒋奇技去年以来，先后给班、排、连、营上辅导课二十多次，但从未因为备课而耽误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理论骨干、老战士李希廷虚心向群众学习。
他为了给全连上好一次辅导课，曾三次到火箭筒班向新战士邢旭燕请教，并请邢旭燕和自己一起修改讲稿，提高了讲课的质量。
本报通讯员
（附图片）
人民解放军海军某潜艇指战员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新华社记者摄

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副政委王金福（中）下连队代职期间，热情地向干部、战士讲述我军的光荣传统。
这是他在休息时向战士讲述我军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
新华社记者摄

满腔热忱地对待青年干部
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团副参谋长　戚仲山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
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大批青年干部生气勃勃地走上领导岗位，作为老同志，看到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都应该打心眼里感到高兴，都应该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帮助青年干部进步成长，并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做好革命工作。
欢　迎　后　来　居　上
我当副参谋长以来，先后有七名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团的领导岗位，其中先后任命的五名参谋长，原来都是我的下级。
如何对待这些新提拔的青年干部？
我思想上经历过激烈的斗争。
1970年05月，上级任命作训股长顾和良同志当参谋长。
他参军比我晚十年，我当作训股长时，他还是股里的参谋，他来做我的直接领导，开始我有点想不通。
后来，我反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思索着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参军比自己早一年的徐喜贵同志被提为参谋长、副团长时，自己感到很正常、很合理，而顾和良被提为参谋长就感到很突然、不合理呢？
这说明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回想起自己成长的过程，再想想过去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我心里感到很惭愧。
先烈们出生入死，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从没有考虑当这个“长”、那个“长”，而我却把资历当资本，这太不应该了。
这样一想，头脑就清醒多了。
再重温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回顾自己在支左期间，参加地方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许多革命小将走上领导岗位，给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推动革命和生产不断发展的情景，我开始认识到，把优秀的青年干部提到领导岗位，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干部队伍没有一茬接一茬的青年人，革命事业就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只想自己，而应该经常想到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要出以公心，欢迎后来居上。
道理上搞通了，我就主动找顾和良同志谈自己的思想斗争过程，鼓励他大胆工作。
我还把司令部正副股长召集在一起，教育大家尊重新参谋长的领导，支持新参谋长的工作。
我在实践中认识到，“论资排辈”的旧思想不是一下子可以彻底克服得了的，在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时，又会冒出来，必须反复与它作斗争。
1973年05月，周明德同志接任参谋长。
他入伍时，我已经是股长了。
他开始当参谋长时，对我比较尊重，但日子久了，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他经常给我分配任务，这时，我心里就不太舒服了。
有一次全团开进，要勘察道路，周明德同志对我说：
“你带几个人去看一看道路。”
我一听就反感：
这样的事过去还不是我叫你去的，现在你来指派我，连个“请”字都没有。
我勘察完道路回来，饭碗没搁下，周明德同志又来交代任务：
“你再去看看连队疏散配置地域搞得怎么样。”
我听了心里更不自在。
看完疏散地域回来，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
回想起周明德同志从入伍当战士、车长，后来当参谋，直到担任参谋长的过程，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青年干部朝气蓬勃、迅速成长的生动形象。
今天他以革命事业为重，积极大胆地做好领导工作，说明在党的培养下，这棵幼苗已经逐渐长成材，没有“拐棍”也能走路了，这是一件十分令人可喜的事。
但是，我却考虑什么尊重不尊重自己，这不是论资排辈的思想在作怪吗？
打那以后，我对青年负责同志的领导不但服从，而且主动争取多做工作。
一次搞夜间连进攻演习，我主动请求去勘察演习场地，制定了演习方案，请参谋长审批。
当周明德同志指出情况设置得太简单时，我虚心接受意见，并重新进行了修改。
“照管”新生力量的成长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谆谆教导我们：
“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
学习列宁的教导，回顾与青年干部共同战斗的实践，我体会到，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同志，“照管”新生力量的成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开始我曾认为，青年干部是我的下级时，培养帮助他们是责无旁贷的，现在成为自己的上级，自己只要服从他们的领导，干好本分工作就行了。
后来，我学习毛主席关于“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的教导，回顾自己参加革命以来，许多老首长、老同志热情关怀，耐心教育自己成长的历程，认识到青年干部变成了上级，只是领导关系发生了变化，党赋予老同志培养帮助青年干部的光荣职责并没有变，应当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热情帮助青年干部，使他们尽快地成长起来。
认识到这一点，我就主动向青年干部传授工作经验，帮助青年干部提高工作能力。
就拿这几任参谋长来说，当他们刚刚提拔上来时，我就定了一个帮助计划，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进行帮助。
比如，沈明刚同志是由连指导员提升参谋长的，对司令部工作比较生疏，我就侧重帮助他熟悉司令部的工作。
1973年底，部队进行冬季野营训练，为了锻炼周明德同志，党委让他“唱主角”，这时他心里有点不踏实。
我就给他介绍以往组织野营训练的经验教训，鼓励他大胆地干。
野营中，要组织坦克连进攻演习，我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一起深入现场，拟定战术背景，研究作战方案。
正在这时，党委决定我回营房留守。
不几天，前边打来电话，说在预演中出现了撞车事故。
我一听，又马上赶到演习场，一面鼓励他，一面同他分析事故的原因。
原来是部队撤出战斗时路线不明确，队形过于密集造成的。
这跟我没有帮好周明德同志有关系。
在帮助他拟订演练计划时，对如何撤出战斗就没有考虑进去。
青年干部缺乏实践经验，老同志就要细心帮助。
于是，我又同他一起拟定了坦克撤出战斗时的方案，并作了实地演练，使他心里有了底。
在两个月的野营训练中，周明德同志组织全团顺利地完成了开进、集结、合练、驻训等阶段的任务，组织指挥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学习青年干部的长处
在同青年干部共同战斗中，我发现他们有许多长处，而这些长处往往是自己所没有的。
我们老一些的同志，应该学习青年干部对新事物敏感、革命热情高、干劲大等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团政治处主任伍其荣，学习抓得很紧，我同他是邻居，经常看到他学习到深夜。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为了搞清楚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反复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还到三连访问了三十五个干部、战士，弄清了分配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和危害，以及它给干部、战士带来的影响，总结和推广了四个先进典型，亲自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促进了部队学习运动的深入发展。
对比青年干部这种好学上进的精神，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我不懂就问，力求钻深一些。
在学习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时，为了弄清问题，我主动向伍其荣同志请教，并到农村作调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搞清了一些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我又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党小组会上，斗私批修，按照党员应该做到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克服小生产的影响，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青年干部朝气蓬勃，敢想，敢干，敢闯。
我在实践中注意学习他们这种革命精神，自觉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
青年干部、团长丁再先，吸取兄弟单位的经验，为了提高部队训练质量，提出自力更生修建电操纵预习场。
对这样的方案，我过去总感到步子迈得太大，困难多。
他却说：
“干革命不能象小脚女人走路，步子迈得越大越快越好。”
他说干就干，跟班作业，任务完成得很好。
对比青年干部，看看自己的精神状态，就感到差远了。
我决心向青年干部学习，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拚命精神，继续革命不停步。
我有慢性脊椎炎、腰肌劳损等疾病，党委和同志们对我很关心，野外课目尽量不安排我参加，但我总是主动要求去。
我在教导队当连长时，尽管腰痛难受，还是坚持和大家一起操课，摸爬滚打。
星期天到伙房帮厨，早晨起来打扫卫生，上山打柴，我都坚持和大家一块干。
一天中午，柴挑得太重了，腰痛得厉害，走几步歇一歇，我还是坚持挑到家。
下午同志们劝我在家休息，我想，苦点累点，可以打掉自己身上的暮气，还是坚持和大家一起操课。
我经常这样提醒自己：
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但是革命精神不能减，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野营路上学理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人民解放军某医院理论小组成立了，护士赵曙霞被群众推选为理论小组成员。
小赵只念过七年书，要学好理论，困难可不少啊！
灯光下，她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教导，心想：
工农兵理论队伍是在群众性的学习革命理论运动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志们推选自己作为理论小组的成员，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决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
打那以后，小赵努力克服困难，认真学习革命理论。
一次，赵曙霞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
这时，部队开始了野营训练，小赵带着这个问题和同志一起踏上了野营训练的千里征途。
在野营路上，不管行军多累，小赵总是抓紧点滴时间看书学习，搞调查研究。
一天中午，部队连续走了四十多里路，来到江苏省涟水县杨园大队休息。
这时小赵脚上打了好几个血泡，两条腿象灌了铅一样沉重。
可是，为了多了解一些社会情况，加深对革命理论的理解，她放下背包，水没来得及喝一口，就来到田头，找到生产队长，请他介绍贫下中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历史。
同志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劝她注意自己的身体，小赵说：
“革命理论是咱们的精神食粮，遇到问题不弄通，走路也不带劲啊！”
就这样，在一个多月的野营中，她先后调查了十九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了解了这些队解放前后的变化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攻读了《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她还写了三篇心得体会，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道理。
同志们称赞说：
“小赵在学习革命理论的道路上，也和这千里野营一样经历了翻山越岭的顽强战斗啊！”
两年来，赵曙霞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学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的大部分文章，两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选学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光辉著作，还学习了《西欧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许多哲学著作和历史书籍，写了几十篇理论文章，对辅导干部和战士学习革命理论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本报通讯员

革命战士的本色
——记北海舰队某勤务连连长张万超同志
在海边某山脚下的一个工地上，人们常常看到一位三十多岁的解放军战士奔忙在紧张的施工人群中。
他黑红的脸上挂满了一串串汗珠；
一身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沾满了一片片油垢。
这个人，就是北海舰队某勤务连连长张万超同志。
张万超同志1960年入伍到海军专业学校学习。
毕业后，他从战士到技师，从副连长到连长，职务先后变动了几次。
地位变了，职务高了，条件好了，但是，出身在贫苦劳动人民家庭的张万超，没有忘记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
没有忘记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南征北战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的革命先烈。
他常常叮嘱自己：
斗争在继续，革命还没有完，当了干部，艰苦奋斗的作风可不能丢。
他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条件好了，不摆阔气，不讲排场，生活上一直克勤克俭。
有件绒衣，1958年他就穿上了，十几年来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直穿到现在。
他有一个用了十多年的洗脸盆，瓷已经快掉光了，还舍不得扔掉。
同志们见了，风趣地说：
“这些东西跟你超期服役这么多年，早该退伍啦！”
张万超听了，总是咧着嘴笑笑说：
“这可是‘宝贝’，穿着它，用着它，资产阶级的‘香风’就吹不动！”
张万超当干部八、九年，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
他患有胃病，有时痛得吃不下饭，炊事班的同志们给他做了病号饭，他硬是不吃。
他家属来队，不管是用了食堂一把盐，一棵菜，还是一勺醋，他都记在本子上，照价付款。
有一次，连里从供应站拉来一些大白菜，卖给来队家属。
轮到张万超时，过秤的同志把白菜上的坏帮擗下了几个。
张万超心想：
擗下几个菜帮看来不算什么大事，但如果认为自己应比别人特殊，就会脱离群众啊！
他上前拽住那位同志的手，又从地上把那几个菜帮拣起来放在秤盘上，然后严肃地说：
“菜帮子也是连队花钱买来的，这个便宜咱可不能占。
当干部，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
张万超常说：
参加生产劳动可以改造世界观，只有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汗水和战士们流到一块，心才能和战士们贴在一起。
他每次外出开会回来，无论多晚，只要连队没有收工，他就要赶到工地参加劳动。
坑道工作间脏了，他拿起扫帚和战士们争着打扫；
连队桌、椅、板凳坏了，他和战士们找来工具，叮叮当当自己修理，猪圈里起出的粪堆里有石头，他中午不休息，和战士们一起把它一块一块地拣出来。
同志们说，连长真象俺们班里一个普通战士。
有一次，勤务连执行一项战备任务，同志们分班昼夜奋战在工地上。
当时张万超犯了胃病，痛得吃不下饭，但他一声不吭，坚持跟班作业。
哪里艰苦，他就到哪里去，一连几天，没有离开过工地。
后来同志们见他脸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一只手不停地顶着腹部，都劝他回去休息。
张万超却说：
“过去革命前辈冒着枪林弹雨冲锋，死都不怕，我怎么能在这关键时刻往下退呢？”
说完，他又和同志们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大家见此情景，一致称赞说：
“连长真是艰苦奋斗的好带头人啊！”
本报通讯员

新的春天早来到
——访朝鲜梨岘里合作农场
隆冬岁末，我们访问了梨岘里合作农场。
出平壤东行，汽车沿着一条石块铺砌的车道，进入蜿蜒起伏的丘陵地带。
红色路标指明，这里已是梨岘里合作农场。
路两侧，拖拉机犁过的稻田，一块块泥土鱼鳞般地排列成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虽然正是严冬季节，但梨岘里合作农场处处是一片大好春光。
劳动党关于开展“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战斗号召，象春风一样，传遍了全国各地，也传遍了梨岘里的沟沟坡坡。
农场管理委员会连夜召开誓师大会，几千名男女农场员斗志昂扬，紧急地动员起来，冒着严冬酷寒，整地犁田，积肥送粪，进行春耕准备工作，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劳动党的战斗号令。
整个梨岘里沸腾起来了。
岭上岭下，火红的战旗迎风飘舞；
村里村外，人们的欢歌笑语汇成一片；
穿梭往返的拖拉机发出隆隆巨响。
蔬菜第一作业班的安乐显老人，那天参加誓师大会以后回到家里，已经深夜，他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激动地对大家说：
“旧社会咱们吃尽了苦头，没有领袖的关怀，党的指引，那里过得上如今的幸福生活。
现在党中央发出开展‘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号召，给咱们照亮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咱们一家要怀着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大踏步走在运动的前列。”
第2天，晨星未落，他们全家就踏着冰霜送出了第一趟肥料。
第六作业班的农场员吴昌杰、李祥元和吴德洙，配合农业机械化作业班的同志们，在改造岛田的突击战斗中，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二十天的改田任务。
我们到梨岘里那天是去年12月30日，他们已经将几百町步土地整个翻了一遍，把数千吨肥料送到了田里，所有农机具也都进行了认真的检修。
梨岘里的农场员们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和英雄气概，提前进入了一个新的春天。
在农场委员长韩炳哲同志的引导下，我们登上一座山岗。
这山岗在一带丘陵中最高处。
1956年，金日成同志曾登上这座山岗，为了从根本上结束这里荒旱的历史，指示在这里建起一座扬水站。
扬水站建立起来了。
站内装有八台大型电机和水泵。
一条几百米长的涵道把大同江的支脉——南江之水，引进贮水池，然后再通过好多条粗大的扬水管道，把水提到山顶，从那里流入蛛网般的干支渠道，流向农场的每一块土地。
韩炳哲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
“这是金日成主席给我们送来的幸福之水啊！”
我们从山顶举目眺望，丘陵环抱中布满新式住宅的村庄，那房屋一色儿都是洁白的墙壁，青灰的瓦脊，在四角翘起的屋檐下，镶着宽敞明亮的玻璃窗。
远处连绵起伏的丘陵上，梯田层层，水渠纵横，片片果林，在太阳的余辉映照下，宛如一缕缕淡淡的红云。
景色万千，使人感到，这里充满温暖和生气。
“梨岘里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对我们的赞美，韩炳哲同志只是微微一笑。
停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
“你们是新闻记者，又是第1次到梨岘里。
有必要把这里的来历向你们讲讲。……”
梨岘里是美好的，但是梨岘里也有自己血泪斑斑的苦难经历。
这里原来是一个穷地方。
那时，土地干旱，颗粒无收，到处一片荒凉。
人们不用说吃米饭，就是打草鞋用的稻草，都得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买。
那时鸟儿飞到这里，发现没有水都叫着又飞过江那边去了。
韩炳哲同志指着山脚下一条溪沟对我们说：
“那条沟，解放前叫‘死亡沟’，那里有一户农民弟兄三个谁都娶不上媳妇。
有一次好不容易和外地一位姑娘订了亲，当姑娘撑船过江来结婚时，船越划越近，还未上岸就被满目荒凉的可怕景象吓住了，于是姑娘掉转船头，又划了回去。”
韩炳哲同志已年逾花甲，从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布满老茧的双手，看得出他自己也有过苦难的历史。
他对我们说：
“解放前我受过地主的欺压和剥削，也挨过日本侵略者的拷打。
那时，这里的农民多么想引南江之水灌溉土地啊，但是在沉重的阶级压迫下，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那里还有能力兴建这样宏大的引水工程，引水灌溉只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
解放了，梨岘里的农民在金日成主席指引下走上了合作化大道，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南江之水欢跳着流进了梨岘里。
还有，拖拉机也吼叫着开进了梨岘里，输电线越过山岗、跨过江河、架进了梨岘里，……金灿灿的太阳终于照亮了梨岘里的大地。
由于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梨岘里的生产年年丰收，农场员的生活节节上升，并荣获了近卫一级千里马合作农场的光荣称号。
昔日的“死亡沟”今天成了“丰年沟”。
如今，梨岘里的土地不仅得到灌溉，而且还把一百二十町步旱田改成了水田。
全农场拥有六十四台拖拉机，九辆汽车，还有许多配套的农机具。
农场员家家装电灯，喇叭满街响。
粮食收、打、粉碎，都用上了电。
去年，梨岘里合作农场的粮食总产量跃到近四千吨的新高度，平均每町步收到六千七百公斤。
蔬菜和水果也都获得了丰收。
韩炳哲同志激动地说：
“这在解放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啊！”
“梨岘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韩炳哲同志一面提出了这个问题，一面满面笑容地引我们到农场陈列室去参观。
我们按照朝鲜同志的习惯，脱掉鞋子走进宽阔敞亮的陈列室。
只见四壁挂满了整齐美观的图片。
走近一看，一幅幅照片，原来都是金日成同志与群众谈话的动人场面。
韩炳哲同志热情地说：
“金日成同志自从那次指示兴建扬水站之后，又先后十七次到我们农场作了指示。
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
梨岘里合作农场，正是在金日成主席亲切关怀和朝鲜劳动党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
我们离开梨岘里合作农场时，梨岘里人民精神焕发，信心百倍，正以紧张的劳动争取新的更大胜利，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
　本报记者
（附图片）
朝鲜新义州光松合作农场，去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
图为场员们在收藏粮食。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