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办学好　教育质量高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现场汇报会，工程力学系机械强度专业七四年级学员畅谈实行与工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收获。
在短短一年内，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学到了真本领，有力地批判了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回击了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清华大学党委最近在铁道部昌平桥梁工厂，召开了一次开门办学现场汇报会。
参加会议的各系领导干部和负责教改工作的干部，观看了工程力学系机械强度专业1974年级开门办学成果展览，听取了这年级党支部书记、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畅谈开门办学一年来的收获和体会。
他们的发言，有力地批判了那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回击了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机械强度专业1974年级的八十七名学员和十名教师，是1974年11月来到昌平桥梁工厂开门办学的。
一年来，除一个月到部队学军，一个月在学校学工，一个月在校搞总结提高外，其余时间都在工厂办学。
开门办学受到工厂党委和广大工人的热情支持，他们首先注意抓好学员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首位，上好阶级斗争主课，提高学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在专业学习和生产劳动方面也为学员创造了良好条件。
师生们在桥梁工厂党委的领导下，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结合教学，改革了这个厂生产的负荷为十吨的龙门吊车的设计，写出了一本关于这种新型龙门吊车的静力计算和实测报告。
改革后的龙门吊车，比原产品节约钢材和工时各百分之三十，铁道部基建局已批准成批生产。
此外，他们还承担了这个工厂急需的七项技术革新项目，设计图纸也已基本完成。
师生们结合这个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先后完成了机械制图、静力学、初等数学的全部课程，完成了材料力学、机械零件的大部分课程，还完成了结构力学、实验应力分析和微积分高等数学的部分课程；
同时，学员们还在实践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工程力学讲义，参加在工厂举办的钢结构短训班和业余大学的讲课和辅导工作。
在短短一年内取得的这些成果，充分说明了实行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所达到的教育质量，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开门办学好，就好在真正贯彻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学员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又增强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机械制图课的改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来自农村的学员徐佩珠说：
我过去接触最多的是玉米、小麦、大豆、高粱，很少见过什么角钢、槽钢。
开始上机械制图课时，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道又一道线，由于缺乏感性认识，感到很难懂。
尽管我背熟了一些名词概念，但并不真正懂得。
老师讲的课我接受很慢，班里一些从农村来的同学，也有我这样的情况。
后来到车间教学，参加车间劳动，增强了感性认识，一些制图必需的概念就好懂了。
为了搞清吊车结构的一些复杂的“结点”，我们就在现场对照看实物、图纸，搞清楚投影关系。
最后，我终于也能独立地画出龙门吊车的结点图。
一些工农兵学员在学习中很有创见。
学员陈积书说，改革龙门吊的设计，把原来横梁的正三角断面改型为倒三角断面，支腿的型式也要相应地改变。
究竟选择什么支腿型式好呢？
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
教师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用一个较大的中间水平桥梁来加固支腿。
我们学习小组拿着这个方案到车间调查研究，向工人师傅请教。
工人师傅指出，这种方案工艺比较复杂，运输困难，安装不便。
学员们听了以后说，我们不能象过去旧大学那样，只管图上一条线，不管工人满身汗，我们要想工人所想。
这个学习小组从木工为了使门框、窗框稳定而斜钉两根木条的办法中得到启示，提出了一个斜拉杆的新方案，并运用所学的力学知识进行了计算论证。
结果说明，采用斜拉杆方案省料省工，运输和安装都比较方便。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是“不要理论”，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无视事实。
清华大学机械强度专业1974年级结合设计和制造倒三角龙门吊车的任务组织教学，学员们在进行改型设计以前，就参加了制造和安装旧龙门吊的劳动。
在实践的基础上学习有关理论知识。
在龙门吊车的改型设计过程中，又把已学得的理论知识，用于设计实践。
他们参加了从原始载荷开始，经过计算、设计、制图、制造，直到最后制成品的应力实测这样一个全过程。
当应力实测数据证实了学员的计算达到了预期效果时，学员所掌握的力学规律也就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在这个基础上，还专门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让学员总结提高。
在这期间再上一些理论课，使学员扩大学科专业知识面，达到认识的深化。
学员通过总结提高，编写了一本有理论、有实际的工程力学讲义。
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循环往复使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
这是旧大学把学生关在屋里，一张纸一枝笔根本办不到的。
对此，力学教师、副教授黄克智有深切的体会。
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旧大学的理论力学课我也教过，那时是从公理概念出发，讲铰链是一个圈，梁是一根线，上课举的例子都是猴爬滑轮，猫儿打转一类，停留在抽象思维上。
那时的毕业论文，包括研究生的论文，都是“干烧鲤鱼吃中段”——只搞计算，做脱离实际的抽象题目。
我就辅导过研究生做“四方形板”、“圆筒壳”一类的论文，都是从“模型”出发。
而实际究竟怎样，我们不管。
学生毕业后，还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业务上的再学习，才能适应工作。
以我自己为例，刚一开始结合典型任务组织教学时，也感到不适应。
识图困难，不知轴系如何固定，轴承如何安装，不知什么叫齿轮模数，不会计算齿轮强度。
旧大学教师尚且如此，学生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学员们经过实践——认识——实践这样一个全过程，学到了真本领。
他们敢想、敢说、敢干，在学习期间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这样的教育质量就是好！
参加现场汇报会的同志，从开门办学的实践中认识到，开门办学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途径。
他们说，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攻击开门办学，否定教育革命，刮的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我们就是要跟它对着干，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开门办学搞得更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奋勇前进。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因地制宜发展教育事业
大巴山巫溪县儿童普遍上小学
据新华社成都1976年01月14日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四川省巫溪县普及了五年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在校学生人数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倍多。
巫溪地处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巴山区，是四川东部最边远的一个县。
全县四十多万人口，散居在纵横四百多里的崇山峻岭中。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县只有四百零一所小学。
这些学校大都集中在交通方便的低山和平坝地区，全县有五十多个边远的高山大队没有一所学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适应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形式，先后办起了各类学校一千三百多所。
这些学校从山区交通不便、群众居住分散和当地儿童一般都参加放牧等劳动的实际情况出发，分别开设了复式班、半日制班和间日制班，并且允许学生带弟妹上学和兄弟姐妹轮流上学。
学生如有缺课，就由教师个别辅导。
有的还采取巡回教学、送教上门等方式，尽可能地保证儿童就近入学。
文峰公社大湾大队队办小学教师董光绪背着教具，一边随学生放牛割草，一边给学生补习功课，受到群众的赞扬。
双阳公社桃花村校教师吕文清坚持每天步行三十多里，在群山中的两个生产队之间巡回教学，早出晚归，不辞辛苦，三年来行程二万七千里，被贫下中农誉为深山文化播种人。
中共巫溪县委和各级党组织都十分重视教育工作。
近几年来，巫溪县委除了第1书记亲自抓教育工作以外，还确定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分管这一工作。
各区委、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也都有一名负责干部抓教育。
他们深入基层，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年年抓普及，年年抓巩固，成效越来越显著。
各地农村小学都建立和健全了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或管理小组，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县委还根据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拔了一批年轻的优秀教师充实学校的领导班子，使全县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其中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八。
去年年初，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巫溪县委立即组织广大教师认真学习。
大家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
各地学校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从一年级起就帮助学生选读马列和毛主席语录，让学生从小就粗知一些马克思主义。
各地学校都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邀请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组织学生到社队参加批判会或对敌斗争会，让他们经受锻炼。
这些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同生产队挂钩。
许多学校办起了小农场、小工厂。

文化大革命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的幸福
景洪县普及小学五年教育
新华社昆明1976年01月16日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现在，这个县已经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解放前，景洪县广大贫下中农深受封建领主和土司头人的压迫和剥削，贫下中农没有上学的机会。
解放后，党在边疆地区兴办了许多学校，大批贫下中农子女上了学，但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适龄儿童入学率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景洪县委加强了对教育革命的领导。
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县委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他们认识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搞好教育革命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边疆每个村寨的大事。
于是，县委重点抓了普及小学五年教育。
基诺公社是个村寨分散，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差的山区公社。
这个公社的党委从山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形式办学，解决了许多孩子入学的问题。
现在全公社有学校四十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
县委及时推广了基诺公社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推动了全县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各级党委都把普及小学教育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使全县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三倍，很快普及了五年制教育。
景洪县各级党委在办学过程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开门办学，积极引导师生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把开门办学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在全县办起了一百九十七个小农场。
这些小农场，对于改革旧的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勐龙公社勐宋大队小学进行了寒冷山区稻麦两熟的试验，收到了显著效果。
这些学校还聘请工农兵兼职教师，组织学生学木工、农机、电工、农业科学、经济林木、卫生和军事等，使教育革命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在普及小学教育的过程中，景洪县一支扎根边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在这支队伍中，有长期在山区工作的老教师，还有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到边疆插队落户的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的知识青年，他们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积极地为少数民族贫下中农办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勐龙公社胜利大队教师、共产党员张正贤，扎根山区十几年，学会了几个民族的语言，勤勤恳恳地为发展山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勐罕公社莫波小学傣族教师岩捧班，离开自然条件较好的家乡，坚持到山区为贫下中农办学。
基诺公社窝庄小学教师、上海知识青年邵永录，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不到一年时间就学会了基诺话，为搞好教学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语录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西藏师范学院坚持开门办学
据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师范学院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到工厂、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开门办学。
全院十二个专业教学班都和一些厂、社挂钩，根据教学内容和进度到点上教学。
目前，除在校内上课的三个班外，其余全部下到了工厂、农村。
到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既能巩固学生在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又能很快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到山南地区开门办学的藏文二班，担负着编写教材的任务，在三个月的开门办学中，师生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请贫下中农讲家史、队史、社史，并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到七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贫下中农、机关干部和学校的意见，写出了政治思想性强、适合西藏农牧区特点的中学藏文教材。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同学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反过来又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过去政治班在校内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对一些问题弄不清楚。
去年七、08月份，这个班的师生两次到墨竹工卡县和达孜县开门办学，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宣讲前，他们首先联系农村实际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讨论，试讲过程中，请贫下中农评论、修改，逐渐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共宣讲四十多次，效果很好。
在评论《水浒》时，师生们先后到拉萨、山南机关、厂矿宣讲一百六十多次，听讲达三万多人，还为报纸写了十几篇大批判文章，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
西藏师范学院开门办学的实践证明，工厂、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是师生们锻炼的最好课堂，翻身农奴是帮助师生们改造世界观的最好老师。
农基班师生在开门办学中看到了贫下中农为普及大寨县战天斗地的情景，深受教育，树立了“学农爱农、学农务农”的好思想。
去年开学以来，已有九名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名学生加入了共青团。
（附图片）
湖南汉寿县石板滩中学教师艾祖信，和学校师生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为当地农业学大寨运动贡献力量。
这是艾祖信（左四）带领农用数学专业班学生进行现场教学。
新华社记者摄

联系农业学大寨运动　深入学习革命理论
中共广东省海丰县委员会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总结经验，把学习理论和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过去，海丰县的农业生产一直比较落后，不少同志认为，这是由于自然条件较差的缘故。
1971年以来，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海丰的农业生产所以长期落后，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条件差，而在于没有抓好阶级斗争。
我们县地处海防前哨，二十五个公社和镇，就有十三个处在沿海第1线，一小撮阶级敌人内外勾结，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主席指出：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
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毛主席的教导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们：
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解决好农村方向、道路问题，大干社会主义，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改变海丰的落后面貌。
几年来，我们把学习理论同解决现实斗争问题结合起来，对照大寨、昔阳的根本经验，抓住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迅速改变了生产的落后面貌，粮食生产连年跨《纲要》，1974年亩产超千斤。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回顾了这一变化，我们体会到，要学大寨，就要象大寨一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1975年以来，我们县委一半以上的常委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点，在全县三分之一的公社，进一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些进行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社队又出现反复，资本主义倾向又开始冒头。
这是什么缘故？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了我们的觉悟。
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这个“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传统影响，因此，资本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会反复出现，这正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表现。
这就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而且要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同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
不仅要镇压敌对阶级的破坏，而且要教育农民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不仅要组织千百万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而且要组织千百万群众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不断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
总之，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通过学习，我们对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进了一步，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和对大寨根本经验的认识，也比过去全面、深刻了。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大量事实说明，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腐蚀、拉拢我们的干部，企图篡夺领导权；
而在党员、干部中，也确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的甚至蜕化变质了。
当然，从我们县的情况来看，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了质的单位，毕竟是个别的。
但是，即使在好人掌权的单位，如果路线不端正，不能很好地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敢坚决地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也会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造成资本主义泛滥。
因此，帮助各级领导班子端正思想政治路线，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这是学好大寨，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的重要保证，这也正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过程中，认真地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委领导班子本身的思想建设。
我们体会到，县委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全县学大寨的方向。
有了一个革命化的县委领导班子，才能把社、队带动起来。
于是，我们县委领导班子主动带头整风，从路线上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
县委的领导成员都下到基层，一方面帮助基层领导班子整风，一方面又从基层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县委本身的问题。
我们还特别注意对基层干部进行拒腐蚀、防演变的教育，总结一批好干部的事迹，作为教育干部的教材。
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看待干部教育问题，就使我们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更加自觉地做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工作，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
要把学习理论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理论学习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深入，我们体会到，必须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同时，抓住两个重要环节：
一个是深入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环节。
认真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能不断地给理论学习提出新的课题，使理论学习更加有的放矢，逐步深入。
毛主席教导我们：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运动在向前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要掌握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就必须不断进行调查研究。
否则，理论学习就会停滞不前，就不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更不可能解决不断出现的实际问题。
二是认真总结经验。
把理论学习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又把实际斗争的丰富经验，加以总结，不断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认识，并用以进一步指导实际斗争。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我们着重研究了怎样教育农民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问题。
教育农民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过去我们实际上在做这个工作。
到底有些什么经验教训？
怎样才能进一步做好这个工作？
这是我们今天在理论学习中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
为此，我们重点总结了几个大队的经验。
南联大队是我县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大队。
然而，这个大队在1969年以前，生产落后，资本主义倾向严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队新成立的党支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同资本主义倾向展开了斗争。
通过回忆对比，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提高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
几年来，他们开辟了十四个山头，造了四百多亩梯田，修建了一个小水库，在海湾筑起了一条二千八百米的海堤，造田八百亩，造盐田一千二百亩，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生活逐步提高。
群众看到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美好前景，越干越积极。
南联大队的经验告诉我们，既要看到集体化以后有些农民身上还保留着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特点，从而充分认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同时，又必须看到，在农村中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毕竟是少数，广大贫下中农是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他们身上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农业学大寨运动，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一场改天换地的艰巨斗争，不动员全党的力量，不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学大寨就会是一句空话。
实践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广大贫下中农，才能有效地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更好地教育农民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
懂得了这个道理，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紧紧依靠贫下中农，进一步整顿和健全了各级贫协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同时，办好农村政治夜校，培养一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对农民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为革命种田的教育和爱国家爱集体的教育，大力表彰热爱社会主义的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前不久，我们认真学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再一次学习了大寨、昔阳的根本经验。
我们决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掀起更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

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
河北省卢龙县六百户公社后上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尚才
说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还得从我对待这场革命运动的看法谈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给我提意见，批评我，说我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跑，在工作上脱离了群众。
当时，我是不服气的，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觉得自己出身贫农，十七岁就当干部，一个心眼想干好工作，怎么还犯了路线错误呢？
有了这种想法，对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正确对待，来自群众的批评听不进去，心里总是怨上怨下。
后来，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我才认识到，自己出身好，参加革命早，对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并不等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高。
自己虽然有干好工作的愿望，但是，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工作中还会执行错误路线。
有了这个认识，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意见，就比较能够接受了。
我认识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对于梦想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同时，使亿万群众经受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
因此，文化大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同是一个人，路线搞正确了，思想上、工作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拿我们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来说，也证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大队有个果树场，每年都要下一万多斤水果。
过去，由于有些人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为了多收入，常常把水果拿到集镇上卖高价。
一些人觉得这样办没有什么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样办是为了巩固集体经济。
可是我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倾向，决不能让它重新冒出来，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于是，我就在支部会上以“在产品销售上坚持什么方向”为题，组织大家深入讨论。
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水果按牌价卖给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用高价在集镇上出售，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接着，我又把这件事讲给群众听，组织群众围绕这个问题学习理论，开展讨论，批判刘少奇、林彪极力鼓吹的“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黑货。
路线分清了，思想提高了，贫下中农都说应该把水果卖给国家。
近几年来，我们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
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怎么摆？
过去，我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找到了答案。
通过学习和群众的帮助，我慢慢懂得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他们有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
我们当干部，是代表人民群众掌权的，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老老实实地当群众的小学生。
能不能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这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能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工作中有了困难，我再也不一个人闷在屋里挠脑袋，而是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1974年秋天，我们大队决定打一眼大口井。
可是在哪里能打出水来呢？
心里没有底。
听说七十五岁的老贫农唐金柱在找水源上有门道，我就登门请教。
同时，又发动干部、群众献计献策。
人多智慧广，星多天空亮。
大家出了很多好主意。
后来，干部、群众大干三个月，终于在庄西北杨木坑打出了一眼一百三十米深、三十五米宽的大口井，扩大水浇地一百亩。
我还体会到，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对群众的意见要耐心地听，让人家把话说完。
这样，群众才愿意接近你，心里的话才能都说出来。
有一名社员，过去给我提过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想，群众的批评是帮助我继续革命，是对革命事业负责任。
我们应该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对提意见的群众不能歧视，更不能打击，而应信任他们，团结他们。
我看到那个社员对集体、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就建议党支部，通过群众讨论，选他当了生产队长。
近几年来，这个生产队的革命和生产都有了很大变化。
实践使我更加懂得了：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今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带领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体会较深的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
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对自己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估计，既要看到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又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只有这样，才能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过去，我们大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有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扩大自留地，侵占集体耕地。
由于自己对资本主义不敢批，不敢斗，怕捅“马蜂窝”，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看到自己的路线觉悟不高，斗争性不强，不敢捅资本主义的“马蜂窝”，这样，就不能使我们大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大干社会主义，就必须大批资本主义。
于是，我们多次召开支委会研究这个问题。
在党支部“一班人”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在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我还经常想一想，自己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足不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觉不自觉，继续革命的觉悟高不高，鞭策自己自觉地做大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船到码头车到站，安安稳稳度晚年”的思想逐步得到克服，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足。
1975年秋天，我们计划在种麦以前完成一眼大口井的施工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为了按时完工，为种麦腾开手脚，保证种麦适时用水，我们白天突击秋收，晚上发动全大队一百多名基干民兵奋战。
我也和大家一起，经常干到半夜。
这样，经过七个晚上的奋战，终于打成了这眼大口井，保证了小麦播种的适时用水。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必须破除
福州部队某团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中，我们深刻体会到：
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
而人们的相互关系又反作用于所有制，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
人们的相互关系调整好了，就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如果处理不好，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还会复辟。
我们要看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看到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自觉地摆脱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进一步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我们驻地兴国县，是毛主席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亲手开辟的革命老根据地。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中，我们经常组织党委成员到毛主席进行过伟大革命实践的旧址，以及当年红区干部战斗过的地方参观学习，请当年的红区干部给我们讲革命传统，使我们党委“一班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当年，红区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日穿草鞋自带干粮去办公，夜走山路走村串户访贫农，与群众呼吸相通，平等相处。
“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干部和群众万众一心，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创造了第1等的工作”。
毛主席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
当年，红区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干部与群众紧密团结，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今天，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部队各项工作搞上去，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必须学习当年红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一步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红区干部的革命传统，许多同志回忆起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情景，激发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党委每个成员以当年红区干部的好作风为榜样，把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看作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重要一环，注意同群众打成一片，做到在政治上不搞特权，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
平时跟机关干部一样，站队出操，在连队与战士实行“五同”，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
我们部队分散驻在五百多公里的广大地区，执行训练、执勤、生产等任务。
平时，党委除留一名常委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同志都下连蹲点代职。
1975年前三个季度，平均每人下连蹲点代职六十九天，多的达一百一十五天。
通过蹲点代职，党委同志和广大干部、战士保持了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大家亲自动手总结了十二份典型材料和理论学习的经验，在连队先后召开了六次现场会。
党委书记、政委吕增华，在六连代职指导员的时候，为了把学习革命理论的运动引向深入，召开了十三个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找了三十多个干部、战士谈心，还亲自为夜校备课讲课，帮助战士克服理论学习中的难点，推动了理论学习的深入。
由于党委成员认真学习红区干部那种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革命精神，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战士们也都把我们看作是知心战友。
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当面提，有心里话跟我们敞开说，全团上下一致，紧密团结，较好地完成了训练、执勤和军农生产任务。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必须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好革命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扬革命传统，不断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将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外事往来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陈洁回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在签订了中国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关于1976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友好访问后，15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西德意志地方银行代表团离京
以西德意志地方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普莱因为团长的西德意志地方银行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14日离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代表团是应中国银行的邀请于01月11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卜明、副总经理金波、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分别会见了代表团。
郭逢恒等离京前往加纳
参加1976年第3届加纳国际贸易博览会中国馆馆长郭逢恒等，1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阿克拉。
（新华社）

批判“上智下愚”　依靠工人群众
秦皇岛港建成一座新码头
新华社石家庄1976年01月12日电
在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河北省秦皇岛港建成一座可同时停靠两艘三万五千吨货轮的杂货码头，并已简易投产。
秦皇岛港杂货码头是一座深水码头，总面积达八万多平方米，完全是人工用砂石在海里填起来的。
这座码头是1974年初，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建设的。
在建设码头的过程中，河北省秦皇岛建港指挥部组织和领导广大职工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批林彪宣扬的“上智下愚”、“群众落后”等谬论，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
他们克服了人员、设备和材料不足等种种困难，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按期完成了建设任务。
担任这座码头建设任务的广大工人，发扬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
为了使设计方案更加切合实际，航务五处第5工程队专门组织了一个三结合小组，对全部设计图进行了审核，并和设计单位一起研究修改了不合理的部分，为国家节约投资六十多万元，还加快了建设进度。

文化大革命促进宁夏电力工业迅速发展
现在全自治区一个月发电量等于1965年全年发电量
据新华社银川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工业获得迅速发展，连续八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全自治区发电装机容量增长七点二六倍，高压输电线路增长三倍多。
现在全自治区一个月的发电量，等于1965年全年的发电量。
宁夏电力工业基础薄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电力工业发展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全区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治区电力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进一步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全自治区电力工业基本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做到每年都有新机组投产。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全自治区又相继建成了十几座变电站，架设了一千多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使全区工农业生产用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中，电力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又与甘肃省通变电公司职工并肩战斗，架设了从甘肃静宁县到宁夏南部六盘山区回族聚居的固原、西吉县的两条长达一百五十六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修建了三座变电站。
从此，过去一向缺电的六盘山区用上了刘家峡水电站的电。
现在，宁夏从南部的六盘山区到北部的阿拉善左旗草原，高压线路逶迤纵横，变电站（所）星罗棋布，改变了山区、牧区电力工业长期落后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宁夏电力系统不能自己修造电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们发扬主人翁的精神，批判了“等、靠、要”的懦夫懒汉世界观，立足“干、闯、造”，在设备、材料缺乏、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先后建成了两座电机修造厂，为进一步发展地方电力工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他们还本着勤俭办电的原则，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
在发展电力工业的过程中，宁夏电力系统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坚持电力工业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正确方向，热心为农村牧区办电、送电。
1971年冬，阿拉善左旗兴修水利，急需供应电力。
区通变电工程处的工人们不畏天寒地冻，冒着风雪在野外施工，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斗，终于胜利完成了九十三公里的一条高压输电线路的架设任务，及时向水利工地送了电。
随着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村、牧区需要的电力设备也相应增加，自治区的电力工人，还积极生产各种电器设备，供应农村牧区，有力地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与此同时，他们每年还为农村社队培训一大批亦工亦农的“赤脚电工”，为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培养了技术力量。

朱德委员长致电哀悼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逝世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01月15日打电报给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叶海亚·佩特拉，对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吉隆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叶海
亚·佩特拉·伊卜尼·苏丹
·易卜拉欣陛下：
惊悉马来西亚总理敦·哈吉·阿卜杜勒·拉扎克·宾·达图·侯赛因阁下不幸逝世，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陛下，向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拉扎克总理为改善和发展中马两国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实现中马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将留在我国人民的记忆中。
请向拉扎克总理的家属转达诚挚的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长　朱　德
1976年01月15日
于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前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吊唁拉扎克总理逝世
邓小平副总理，外交部、外贸部和北京市革委会送了花圈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今天下午前往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吊唁马来西亚总理敦·哈吉·阿卜杜勒·拉扎克·宾·达图·侯赛因逝世。
邓小平副总理，我国外交部、外贸部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
前往吊唁的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寿山，以及外交部司长朱传贤、副司长程瑞声。
吊唁时，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何森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场。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前往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吊唁马来西亚总理敦·哈吉·阿卜杜勒·拉扎克·宾·达图·侯赛因逝世。
新华社记者摄

电力建设部门职工抓革命促生产
黑龙江又快又好安装两台十万瓩发电机组
新华社哈尔滨1976年01月12日电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推动下，黑龙江省电力建设部门广大职工，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内，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两台十万瓩发电机组的安装任务。
这两台发电机组，分别安装在哈尔滨热电厂和新华发电厂，已经在去年年底并网发电。
哈尔滨热电厂、新华发电厂新安装的这两台十万瓩发电机组，是去年07月国家决定要求当年建成投产的。
安装一台十万瓩的机组，除了要扩建近万平方米的高大厂房，还要兴建庞大的汽轮发电机系统、锅炉系统、供油供水系统和室内外电气系统等几十项复杂工程。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的工作量，黑龙江省电力工业建设战线还是第1次。
可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广大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参加建设的广大职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
他们努力工作，风雨天不停工，节假日不休息，使工期不断提前。
在这两项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各级领导注意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大搞群众运动，大打人民战争。
哈尔滨市委在现场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整个工程的施工作了全面部署和安排，并把这一扩建工程列为全市的大会战项目。
全市各工厂企业单位都急工程之所急，想工程之所想，积极支援工程建设。
扩建工程急需非标准部件，全市四十多个工厂赶制了七万多台（件），保证了设备安装的需要。
施工现场运力不足，市运输部门就派专人驻在工程指挥部，什么时候用车什么时候到，及时地完成了各项运输任务。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从山西省煤炭生产的发展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记者述评
九年前，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我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山西省煤炭工业连年超额完成计划和胜利完成第4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充分说明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早在1974年底，山西省就超额完成了第4个五年计划国家规定的原煤生产指标。
到1975年，全省原煤产量比1970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九，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被称为“煤铁之乡”的山西，解放前夕煤的年产量仅仅二百多万吨。
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出现了煤炭产量节节上升的崭新局面，1952年原煤产量就比1949年增长了二点七倍。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1957年原煤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七点七倍。
经过反右派斗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到1962年，原煤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十点九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进一步推动了煤炭工业的发展，1975年原煤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二十七倍。
事实证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山西省煤炭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变化之大，是历次革命进程中所未曾出现过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就工业生产而言，路线正确了，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条件不好可以改造条件，生产就可以突飞猛进；
路线不正确，有了好的条件也不能发挥作用，生产上去了还可能掉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山西省煤炭战线有的企业不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而是迷信物质刺激，奖金挂帅；
不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是贪大求洋，一等二靠。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深入的批判，企业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端正了，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明确了，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生产力因而也就获得了很大的解放。
以大同矿务局为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下，这个局有的领导放松了阶级斗争，不抓思想政治工作，迷信金钱的作用，奖金名目一度多达二十多种。
这种做法，腐蚀了人的思想，影响了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结果，煤炭生产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奋起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贴出了“要政治挂帅，不要物质刺激”、“要当矿山主人，不做金钱奴隶”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大同煤矿在执行路线上的根本问题，极大地教育了干部。
经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这个局的领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路线，抓大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带领广大群众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这个局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现在，全局生产年年增长，1975年原煤产量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五十一点二，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翻了将近一番。
山西省地方煤矿也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端正了路线，发展了生产。
地方煤矿迅速发展到了一千八百多个，1975年的煤炭产量已占全省煤炭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为国家超产煤炭七百多万吨。
全省中、小煤矿的高速度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巨大威力，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发展生产的强大推动力。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谬论时，曾经满腔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的伟大作用，指出“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一场使广大群众道德上和精神上都产生巨大高涨的大革命。
在旧社会，煤矿工人是资本家的“能说话的工具”。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煤矿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刘少奇一伙顽固地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贩卖孔孟之道的黑货。
修正主义的毒素，反动没落阶级的腐朽意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一些工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了这些污泥浊水。
广大工人群众懂得了“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真正看到了自己的地位，认识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人们有了一心为革命的思想，也就摆正了公与私的关系。
有一位老工人，在生产中负了伤，医生给他开了一张“全休03月，到期复查”的工伤假条。
但他怎么也不愿休息，把“全休03月”变成了“大干03月”，为国家增产了八百多吨煤炭。
近两年阳泉市缺水，为了保证生产需要，许多职工用水桶、脸盆把很不容易弄来的水运到车间，保证了煤炭生产稳步上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还可以从人们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中看得出来。
去年03月初，全国著名的阳泉煤矿“严细成风的硬骨头采煤队”的工作面，煤层厚度只有二十多厘米到一米左右，还夹杂着许多矸石。
工人们在工作面上站不能站，坐不能坐，操作非常困难。
矿领导准备给他们换一个条件较好的工作面，但是工人们说：
“条件差，困难大，没有我们采煤工人的志气大。
为了不丢掉国家的资源，就是用手指头抠，也要把煤从石头缝里抠出来。”
全队工人硬是大干了六个月，战胜重重困难，从准备废弃的采区里为国家生产了十万多吨煤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迸发出来的广大群众的这种敢想敢干的英雄气概，这种“硬骨头”精神，用于生产斗争，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仅在最近两年，山西煤炭战线涌现出的技术革新项目就达二万多项，推动着煤炭生产的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不但端正了企业的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企业里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这就进一步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了广大工人、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全国著名的石圪节煤矿，是一个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单位，在那里，很难分辨出谁是书记、主任，谁是采煤工人。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矿的各级干部下井参加劳动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1975年，矿级主要领导干部平均每人劳动一百一十四天，一般干部平均劳动九十六天，采掘队干部每人下井都在二百一十天以上。
工人们说：
“咱石圪节的领导，个个都是普普通通的采煤工人！”
这样的干部，群众怎么会不衷心地拥护他们，怎么会不紧紧地团结在他们周围，拚死拚活地大干社会主义！

井冈山泉
梁上泉
常饮幸福水，
更爱井冈山；
山中泉水流不断，
大小五井永不干。
流不断，永不干，
涓涓细流汇大川；
营地红旗漫卷，
银河倒挂白云间。
毛主席汲水磨墨，
写下雄文一篇篇；
战士们蘸水磨刀，
遥看星火可燎原。
走遍天下路，
征途春色添，
南北转战几十年，
总有山泉润心田。
常饮井冈水，
牢记井冈山，
井冈泉，源头远，
源远流长水更甜。
千山万岭清泉涌，
千江万河浪花翻。
要问发源地，
都在井冈山……

“传棒”
沙晴
先前看接力赛跑，常常想到，我们的革命事业也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进行。
最近看接力赛跑，得到新的启示：
由运动员的“传棒”想到了革命事业的交接班，进而想到“老、中、青”三结合。
“传棒”里头有什么学问？
过去没有深究，以为由一个运动员拿着它跑完自己的路程，传给下一个运动员就是了。
这回仔细一看，原来其中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道理。
你看，上一个运动员跑完自己的路程时，没有立即止步传棒，而是带棒越线继续冲锋。
下一个运动员，没有呆在那里等接棒以后再跑，而在这之前就开始了自己的短征。
于是，前后两个运动员密切配合、步伐协调地在接棒区跑起来。
在一起跑的过程中，接力棒就自然地、顺利地传递了。
这样做很重要，这是赢得时间的重要一环。
如果不是这样，第2个运动员等着接棒，棒子必然在手中暂停一个时候；
接棒以后再跑，速度从○开始，势必影响竞赛的速度。
接力赛的传棒，尚且需要前后运动员密切配合，同跑一段时间；
不言而喻，要使革命事业能顺利地发展，从一代人手里传到另一代人手里，更需要有一个交接的过程，有一个新、老干部一致合作的过程。
“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从组织上保证新、老干部“一致合作”，防止革命事业中断，的确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措施。
世界上从来没有“生而知之者”，不管是谁，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
青年干部要取得做领导工作的经验，就要做领导工作。
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就提供了这种实践的条件。
领导经验的取得，要有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我们现在一些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就是经过了多年的学习和锻炼，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搞建设，学会了做领导工作。
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青年人总是要接老年人的班，这就要早给他们压担子，使他们受锻炼，不断取得经验。
如果等到老干部不能再干了，青年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万事从头做起，步子必然缓慢，跟运动员接棒后再跑影响竞赛一样，这样做也要影响革命事业的发展。
进行接力赛的运动员不是在跑的过程中接棒么？
这种跑，是接棒前的准备。
接棒的时候，速度就相当快了。
青年干部在三结合的领导岗位上，跟老干部一起，在干中学习，准备接班，是锻炼提高的极好办法。
老干部革命时间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把自己的宝贵经验随时传给青年干部，变为他们的财富，使青年干部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更好更快地担负起领导工作，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手中，将革命重担顺利地接替过来，继续带领群众沿着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革命道路胜利前进。
放眼祖国各地，各级领导班子的老、中、青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互相取长补短，努力奋斗。
我们的党必将更加兴旺发达，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将“跑”得更快更好。

勇敢登攀
——读毛主席《词二首》
赛福鼎风雷驱走严寒，迎来了莺歌燕舞的春天，祖国万里山河，社会主义新苗茁壮，百花争艳。
几十个战斗的春秋，革命战士前赴后继，要珍惜为迎接灿烂的春天流下的滴滴血汗。
倘若你一心要达到那美好壮丽的境地，就要战胜狂风暴雪，征服一座座险峰冰山。
倘若你立志建成共产主义的人间乐园，就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登攀。
前途光芒万丈，然而征途上还有风雨，依靠指路明灯，就能登上天山之顶，昆仑之巅。
夺取新的胜利，不能只凭幻想和愿望，要用不懈的搏斗去将美好的理想实现。
谁要想阻挡草原骏马向前奔驰的脚步，历史的巨人就一定会给他们应得的宣判。
艾则孜啊＊，切莫为你微不足道的劳动而自满，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艾则孜是作者的姓。
这首诗是按维吾尔古典诗
歌“格孜勒”的形式写的。
这种诗体最后一节
第1句中，要出现作者的姓或名。

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　〔年画〕
姚天沐　张怀信

路
余秋雨
两个月前，我到上海郊区的新泾大队去参加“三秋”劳动。
临行前查了一下地图，这个大队并不紧靠公路，因此就把背包打得结结实实，以便下车后在乡间小道上跋涉。
汽车在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上奔驰。
这大道就象一条跨海长堤：
两边金波荡漾，秋风吹过，稻谷的芳香直泼进车窗里来。
车子在大道边停下了。
我们背上背包问：
“还要走多少路？”
带路的同志笑着说：
“再走两分钟，就可以铺床！”
嚯，原来，新泾大队的贫下中农自从前几年掀起学大寨的高潮以来，改天换地，大搞土地园田化，把公路筑到了自己家门口。
此后，我们天天在这条林荫大道旁边劳动。
每当直腰擦汗之际，总忍不住要看它几眼。
看得多了，就觉得它是一条色彩绚丽的画廊，路旁排排新树，恰似它淡绿色的薄帘。
你看，一团团金黄色从淡绿色中渗透出来了，越显越明，原来是拖拉机拉着一拖屉一拖屉割下的稻子送到脱粒场上去；
一点鲜红色又渗透出来了，越近越艳，一会就看清，这是一面写着“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的红旗，引导着青年突击队在转移战场；
一粒白色飞速地划过来，哦，这是坐在一辆摩托车上的医生，他正去给哪位社员出急诊呢……转眼之间，这黄色、红色、白色又都溶化进了淡绿色的薄帘中。
紧接着，新的色彩又一一渗透出来，溶化进去。
这条普通的乡村大道为什么如此吸引人？
因为在它身上，汇集了周围大地的蓬勃生命力，流泻着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人美色。
田野的道路，就象肌体中的血脉，化工厂里的管道，它的重要远远超过它本身所占据的面积；
它的变化，总是反映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
我想起家乡道路变化的一些历史。
我的家乡在解放前是一个穷瘠而闭塞的小山村，贫苦的农民三家两户地散落在满目凄凉的土地上，破旧的房舍间断断续续地连缀着一些碎石块，算是路。
这些石块虽然坎坷不平，却很光滑，这是被沉重的泥脚磨光的，被辛酸的泪水泡滑的。
若问这条路多少年没变样了，谁也说不清。
反正连村里年纪最大的老大爷还能找见他十七岁那年跟地主狗腿子搏斗时洒过血的那块石头。
解放的炮声响过，土改的浪潮来了，小山村在节日般的欢腾中每天改变着面貌。
路，古老而坎坷的路，也不能不动一动了。
当时我还是个小孩，老跟着大人去参加各种会，每次会议结束时，总能听到这样的决议：
“斗争会就定在咱土地庙前开，那条路太小，明天修一修！”
“上冬学第1课：
把各家通学校的路都修好！”
“村剧团就要开始演出了，散戏时瞎灯黑火不好走，那路还得加宽！”
“青年团支部倡议：
春节前把军烈属门前的路平一平！”
……就这样，越来越宽的路，掠过丛冢，跨过污泥潭，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
连那个据说系结全村祸福的“风水墩”，也因碍手碍脚，被平掉了。
记得当时好象也有一两位老年人提出过异议，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对他们说：
“老阿叔，难道叫社会主义的大拨人马都挤到当年戳讨饭棒的小道上去？”
于是，他们也红着脸抡起了锄头。
我们几个小孩，最喜欢晚上会散戏完的时候站在一个高坡上看灯笼串子。
开头，这令人欢悦的灯笼串子是零散的，弯弯曲曲、颠颠簸簸；
才几个月，灯笼串子直了，连得紧了；
年复一年，到了庆祝高级社成立的那个晚上，灯笼串子变成了一条密集的光带，大路旁新挖的灌溉渠道映照出它的倒影，只见两条金色火龙豪迈地行进在夜的山村，壮观极了。
革命在不断前进，路的面貌还得变。
人民公社化使土地连成了片，路哪能不变得更直、更宽呢？
拖拉机路和通向水库工地的路，就是在那个时候修的。
离开故乡好久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估计故乡的路，面貌又得大变，真想抽个机会回去看看。
但这还用怀疑吗？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烟水浩渺的长江下游江面上飞过了一条路；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西南的丛山叠嶂间铺成了一条路；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我亲眼看见，风尘仆仆的上海工人阶级从金山海滩上第1行勘察的脚印开始，铺成了一条横跨黄浦江的大路；
而象眼前新泾大队这样的林荫大道，在目前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更是数不胜数，处处延伸。
报载：
到1970年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解放前夕增长八倍：
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象是吹开了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络，向着浩瀚千里的沙漠，向着摩云刺天的群峰，向着朔风萧萧的草原，铺展开去——铺出了汽车欢快的鸣叫、拖拉机深沉的呼吸，铺出了响彻荒原的畅笑、震撼雪山的歌声……革命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开拓着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改变着城市和乡村的条条道路的面貌。
如果我们从高空俯视，我想这条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实际上是在祖国大地上一笔一画地组成了这么几个大字：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望着新泾大队的林荫道，我曾想：
为什么乡村的道路往往在革命高潮时期延伸、加宽？
大概是因为在这种时候，人们的脚步跨得比往常大，横亘在面前的种种障碍，不管它是丛冢，是“风水墩”，是高山，是深沟，才特别显示出它们非被摧毁不可的必然性；
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时候，革命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地焕发出无坚不摧的勇气和力量来对付这些障碍。
因此，“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样的口号，总是在革命时期喊出来，喊得那样响亮，实现得又是那样迅速。
我觉得在这个现象中似乎包含着某些哲理。
再一想，对了，革命本身的道路，也总是在革命中开拓的。
在我们政治生活中也常常有挡道的危石深涧：
生产力要发展，却被生产关系的不适应部分绊住了；
人们要冲锋，却被传统观念束缚着……于是就不可避免地爆发出一场革命。
革命能改变一切，在“轰隆、轰隆”的革命爆破声中，高山推倒了，深涧填平了，羁绊斩断了，束缚解除了，路向前伸展了。
其实，历史车轮前进的道路，历来是由波涌浪迭的革命运动来开拓的。
千百年来的史册古籍曾记录了多少“穷途而返”的喟叹，“行路难”的悲吟；
即使到了现代，那些决心救国救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高潮来到以前，也曾不时地发出过“路在哪里呢”的焦灼呼声。
一声声歧途长啸飘散在混沌的苍穹，一星星寻路的烛光抖灭在无边的黑暗……而一次又一次，总是革命的熊熊火炬，刺破厚重的夜幕，照亮历史前进的路途。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但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仍然需要革命的火车头来不断开路。
十年前，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曾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这样的回顾：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是啊，正是“风雷动，旌旗奋”的革命浪潮，使我们党如此迅速地走完了这段战斗历程。
而只要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以革命的风雷作前导，那末，“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山再高，革命人民也可攀，洋再深，革命人民也可探的！
开路要除旧布新，因此总伴随着思想斗争。
即便是修筑一条象新泾大队这样的林荫道，也一定摧毁过不少土岗泥垒，填没过许多浅沟深壑吧？
当时是不是有人惋惜过？
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年家乡那些曾为丛冢、“风水墩”打抱不平的老年人。
时间过去二十年了，不知这些倔脾气的老大爷还在不在？
如还健在，想必思想早已大进步了。
但只要开路，就会有新的斗争。
自然界的道路尚且如此，在革命道路上就更是这样了。
我们或许没有参加过几次农村开路的劳动，但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还是倒退的斗争，却天天能够遇到。
生活不断地提出着这样的问题：
在历史的大路上停驻、后退，还是做勇往直前的开路先锋？
象“蓬间雀”一样畏惧“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革命征途，而去寻找自欺欺人的“仙山琼阁”，还是以“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的豪壮气概英勇搏击、翱翔于万里云天？
每人都要回答，都在回答。
大庆工人回答说：
“把脚印留在后面，永远向顶峰前进”；
珍宝岛英雄回答说：
“宁为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大寨贫下中农喜欢用一首诗来回答：
“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境更宽，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中国登山队员站在世界屋脊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新泾大队劳动时，我们听见，这里的贫下中农也回答得十分响亮。
我们住得离大队会议室不远，晚上经过那里，总看到一批还卷着裤腿，两脚泥巴的党员干部在灯光下开会、学习。
他们手里捧着《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读着，讨论着。
一会儿，他们抬起头来，目光奕奕地看着前面，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征程……
这时，会议室两个并排的窗口吐出两道明亮的白光，远远看去，宛如停着一台庞大的推土机。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总想：
现在，它正在加油，明天一早，它将披着艳红艳红的朝霞，呼隆呼隆地吼叫着，开向雾气未散的田野，和祖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台“推土机”、“压路机”一起，沿着金光大道继续奔向远方。

一些国家的政界知名人士发来唁电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一些国家的政界知名人士最近分别打电报给我国领导人，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阿富汗穆罕默德·纳伊姆在打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
“周恩来总理阁下不幸逝世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
请允许我对这一巨大损失向阁下致以衷心的慰问和哀悼，他在各地的朋友都感到这个巨大的损失。
“我同已故总理相识多年，他的逝世是我个人悲痛的损失。
1974年我访问北京时在医院拜会他的记忆使我更深切地感到这一损失。”
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在打给邓小平副总理的电报中说：
“我在对你们伟大国家进行值得纪念的访问时，曾极为愉快地会见周总理。
他是一位有全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他的讲求实际的政治智慧为实现中国的那么多的民族目标进行了出色的服务。
我谨向阁下表示，并请向已故总理的家属转达衷心的哀悼。”
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里法特·马哈古卜在打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
“我极其沉痛地获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同志逝世。
对这一巨大损失，我谨代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诚挚的哀悼以及深切的慰问和悲痛。”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袖腊乌夫·登克塔什在打给朱德委员长的电报中说：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阁下逝世。
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就你们的巨大损失向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
埃及前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在打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
“惊悉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逝世。
在他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中和他访问埃及期间，我曾认识他，以后，在1973年我访问贵国期间又荣幸地会见过他。
向您对这位伟大人物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在打给邓小平副总理的电报中说：
“阿拉伯人民深为悲痛地获悉周恩来总理逝世。
我谨以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我个人的名义对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领导人表示诚挚的哀悼。
请向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我衷心的哀悼。”
瑞士联邦前主席马克斯·彼蒂彼爱在打给中国政府的电报中说：
“沉痛获悉周恩来总理阁下逝世。
1954年和1973年，我曾先后在伯尔尼和北京两次会见周恩来总理，并同他进行了谈话。
这使我有机会赞赏他的闪烁着光辉的气魄和魅力。
他以非凡的才干，英明而有效地指导中国的政策，并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决定性作用。
他是当代为数不多的伟大政治家之一。
周恩来总理以及我同他的接触给我留下了亲切温暖的回忆。”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打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
“对贵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去世，我谨以我个人和我的党的名义，向您——主席先生，并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哀悼。
您和您的人民失去了一位国家领导人，二十五年多以来，他作为政府首脑在您的身边领导了您那重要的、突飞猛进的国家的命运。
周恩来总理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您一起决定性地共同塑造了新中国的面貌。
他为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因素作出了贡献，今天谁都不再能忽视这个因素。
“他对政治现实的突出的敏感，使他不仅对德国政策的必要目标表现出令人重视的理解，也对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欧洲显示了热烈的兴趣。
他同贵国的最重要的政治家一起，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再也不能由两个超级大国来主宰，相反，它服从于多极的法则，各国人民独立和反抗压迫的法则。”
发来唁电的还有：
墨西哥前总统波特斯·希尔；
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安德烈·贝当古；
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全家；
巴拿马立法委员会主席马塞利诺·哈恩和副主席卡洛斯·佩雷斯·埃雷拉；
日本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
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成田知巳；
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
日本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春日一幸；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
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马里奥·苏亚雷斯。

一些民族解放组织和政党领导人发来唁电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一些民族解放组织和政党的领导人最近分别打电报给我国领导人或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乔治·哈巴什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说：
“对伟大的战士周恩来的逝世，向您表示哀悼。”
“周恩来同志是所有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解放和进步而斗争着的各国人民的朋友和盟友。
他的逝世，对我们大家都是巨大的损失。”
“但是，象周恩来同志这样的伟人，通过他向我们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功勋，将活在我们的心里。
这些经验和功勋是他向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在你们的巨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为创建伟大的新中国而斗争的结晶。”
“我们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战斗中的各国人民，这一点也是你们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的，已故的周恩来同志在这宝贵的经验上谱写了光辉壮丽的史诗。”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说：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中央委员会在悼念周恩来同志之际，谨对他长期以来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事业采取进步的、国际主义立场表示钦佩。
我们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同志和委员同志们，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周恩来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人民群众的心里，将永远活在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人民心里。”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总书记艾哈迈德·贾布里勒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说：
“巴勒斯坦人民一向把周恩来看作是反帝革命斗争中的亲密和忠诚的朋友和学习的模范。
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向你表示哀悼。”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霍尔敦·罗伯托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电报说：
“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永远不会忘记中国这位杰出的儿子的忘我献身精神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和第3世界人民的斗争所作出的贡献。”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主席若纳斯·萨文比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说：
“周恩来同志对中国革命、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以及具体对安哥拉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他的贡献现在鼓舞，并将永远鼓舞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在失去这位本世纪伟大革命家的时刻，安哥拉被压迫人民同中国的人民、党和政府一起感到悲痛。
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象过去那样，化悲痛为力量，使中国更加强盛，从而更好地促进和平、独立和人类的解放。”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书记卢西奥·拉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说：
“我谨代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对安哥拉人民的伟大朋友周恩来总理同志的逝世，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沉痛哀悼。
周恩来总理同志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自由、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重大损失。”
发来唁电的还有：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解放阿曼人民阵线中央执行委员会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勒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主席波特拉科·勒巴洛，委内瑞拉争取无产阶级团结委员会，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全国政治委员会总书记莫伊塞斯·莫莱罗，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波多黎各独立党国际关系书记罗伯托·阿庞特·托罗，波多黎各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弗朗西斯科·莫斯克拉，多米尼加解放党中央委员会，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委员会。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马来西亚、民主也门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马来西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等分别前往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01月14日就周恩来总理逝世前往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吊唁。
胡韦达首相在周总理遗像前默哀后在吊唁簿上写道：
“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以他在国际舞台上的高度才智，为实现中国人民的理想而表现的坚持不渝的牺牲精神和为他的祖国人民作出的宝贵贡献，对当代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前往吊唁的还有：
伊朗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伊朗王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以及陆、海、空三军的代表，以及各界人士。
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府典礼长希克迈特·萨米·苏莱曼代表贝克尔总统01月14日前往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01月15日前往中国大使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
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民族领导机构副总书记谢布利·埃萨米、一些政府部长、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科威特埃米尔府助理次官德维杰·贾比尔·阿里·萨巴赫01月13日代表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前往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科威特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01月14日代表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和政府，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大使馆吊唁的还有：
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副议长艾哈迈德·萨敦、群众团体的代表、各界友好人士。
马来西亚代总理侯赛因·奥恩01月14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马来西亚上议院议长翁毓麟、下议院议长艾哈迈德·卡米尔、政府部长们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到大使馆吊唁。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政党代表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01月14日前往中国大使馆，代表鲁巴伊主席、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政府和人民，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阿里·纳赛尔总理在吊唁簿上写道：
“周恩来总理不仅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杰出的革命家，而且是鼓舞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领导者之一。
周恩来总理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和进步的事务中起了先锋作用。
此时此刻，我只能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说：
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在工作和生产中，化悲痛为力量。”
前往吊唁的还有交通部长海达尔·阿布巴克尔·阿塔斯等民主也门政府高级官员、各界人士等。
各国驻这些国家外交使节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莫桑比克人民以极其沉痛和悲哀的心情悼念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鞠躬尽瘁的反帝战士、杰出的国际革命领导人、莫桑比克人民的伟大朋友、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他的一生，他的业绩和他的榜样将永远铭记在所有革命者的心中，这种铭记将是所有被压迫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正义斗争中的永恒力量的源泉。
我谨代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莫桑比克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人民和周恩来同志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顺致崇高的敬意和革命的、兄弟的敬礼。
斗争在继续！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
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
1976年01月15日于洛伦索马贵斯

阿根廷、牙买加、秘鲁、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阿根廷、牙买加、秘鲁、委内瑞拉等国的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最近分别到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阿根廷总统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的代表、外交部礼宾司长豪尔赫·阿·希拉尔德斯，01月09日前往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01月15日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阿根廷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的官员和阿根廷各界朋友。
阿根廷前总统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也前往吊唁。
牙买加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戴维·库尔01月15日代表牙买加政府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牙买加政府的一些部长和各界友好人士。
到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吊唁的有：
秘鲁陆军参谋长豪尔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秘鲁总统顾问委员会、工商业部等政府部门负责人的代表和各界友好人士。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洛姆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代表和各界友好人士。
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侨代表和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苏丹、多哥、突尼斯上沃尔特、赞比亚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苏丹、多哥、突尼斯、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友好人士连日来分别到中国大使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01月14日到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诚挚和深切的哀悼。
他在吊唁簿上写道：
“周恩来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第3世界各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马里计划部长阿马杜·巴巴·迪亚拉等高级军政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01月15日到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萨莫拉总统在吊唁簿上写道：
“他（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他的事业和业绩，他的榜样，将永远活在所有革命人民的心里，并将永远鼓舞被压迫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的斗争。”
前往吊唁的还有许多部长和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和华侨代表。
塞内加尔总理阿卜杜·迪乌夫01月13日到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许多塞内加尔友好人士。
苏丹第1副总统穆罕默德·巴吉尔·艾哈迈德、人民议会议长拉希德·塔希尔·巴克尔和副议长阿鲁卜·尤尔01月14日到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吊唁，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副总书记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以及苏丹政府的一些部长、武装部队的一些负责人和各界友好人士也前往吊唁。
多哥外交部长艾伊·维努·翁莱代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多哥大使馆，代表多哥政府和人民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
01月14日以来，前往吊唁的还有多哥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
突尼斯总理赫迪·努伊拉01月15日前往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的逝世。
陪同前往吊唁的有总理办公厅主任哈米德·阿比德和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穆罕默德·迈格迪什。
上沃尔特总统桑古尔·拉米扎纳01月14日到中国驻上沃尔特大使馆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上沃尔特政府的许多部长、各界友好人士。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01月15日到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吊唁。
卡翁达总统对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说：
“我们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
他是世界上的一位伟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总理始终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损失，也是人类的损失。”
陪同卡翁达总统前往吊唁的有总统夫人、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祖卢和夫人、政府总理穆登达、国民议会议长纳布利亚托、首席法官西隆圭、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和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各界朋友。
各国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以及一些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也分别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东南亚国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
支持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反霸权斗争
揭露苏联外长访日企图阻挠日中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据新华社1976年01月13日讯
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报纸最近发表评论和文章，支持日本人民争取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01月11日的社论说，苏日两国迄今尚未签订和约，主要原因就是苏联不肯归还属于日本的岛屿。
苏联声称“这个问题应该‘现实地处理’，所谓‘现实地处理’，说穿了就是‘固定现状’。”
社论说，日本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收复北方领土，这是他们反对霸权的斗争。
社论指出，最近葛罗米柯访问日本的一个中心任务是破坏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继续阻挠日中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菲律宾《东方日报》01月10日发表一篇文章说：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09日到日本进行活动，据说是谈判日苏和平条约。
葛罗米柯的心肠这么好？
这么热爱和平吗？
未必吧！
聪明的日本人民不会健忘，正是这个葛罗米柯，去年秋天曾经在苏共机关刊物发表文章，攻击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日本人民。”
文章说，苏联对日本北方领土问题的态度，是“既得不放，顽固到底，霸占人家的领土不还。”
文章指出：
“现在的苏联是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勃列日涅夫的本质是扩张、侵略。
因此，苏联不会突然慈悲起来，把北方四岛归还日本。”
泰国《中华日报》01月12日的评论说：
“不归还北方领土即不缔结和约，是日本的基本立场。
苏联既然不愿归还所占领土，其他谈判也没有用处。”

东帝汶部队反击印尼侵略收复三城镇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赞扬东帝汶人民反侵略斗争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达尔文消息：
据达尔文电台收听到的东帝汶电台广播，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内政和安全部长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01月14日宣布，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武装部队继续反击入侵的印尼军队，并且收复了帝力以西、北部海岸的利基萨、巴扎尔泰特和毛巴拉三座城镇。
东帝汶部队还切断了帝汶岛东端的包考城和离城七公里的飞机场之间的联系。
在包考以南二十英里的韦尼拉莱镇的战斗中，东帝汶部队打死了一些印尼士兵。
东帝汶部队包围了艾柳镇，印尼入侵者企图从陆地和利用直升飞机撤出那里的部队，但没有成功。
另据东帝汶电台广播，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01月11日说，印尼军队使用化学毒剂和炸弹对付东帝汶部队，印尼飞机连日袭击东帝汶乡村，杀害了一些妇女和儿童。
澳大利亚《世纪报》16日发表社论说：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部队显然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的重要地区。
这支部队的军事行动甚至在帝力背后的山区中也是活跃的。”
据新华社1976年01月12日讯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01月11日广播了一篇文章，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武装入侵东帝汶，热烈赞扬东帝汶人民英勇抵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精神。
文章说：
“印尼政府接连两次全面和大规模武装入侵东帝汶的行径，是对东帝汶主权的严重践踏，是对东帝汶人民的独立和自决权的公然破坏，也是对东帝汶和整个东南亚的和平的严重威胁。”
文章赞扬东帝汶人民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领导下，坚决抵抗印尼侵略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文章说，尽管英雄的东帝汶人民的斗争会遭到许多困难，但是东帝汶人民的斗争精神是崇高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正确的。
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因此，他们的斗争有巨大的力量，有光明的前途。
各国进步和革命的人民都站在东帝汶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东帝汶人民的斗争。
文章说：
“泰国人民同情和坚决支持东帝汶人民的斗争，强烈谴责印尼政府的侵略行径，要求印尼政府立即从东帝汶撤出全部军队。”

乌拉圭革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的唁函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
乌拉圭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01月09日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代表乌拉圭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现在狱中的中央政治书记马里奥·埃切尼克同志，对周恩来同志逝世表示深切悲痛。
唁函说，周恩来同志完全献身革命的一生，为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同志出色地参加了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斗争。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中，还是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历次斗争中，他都是一名战士。
唁函说：
“二十六年多以来，周恩来同志一直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以巨大的智慧、以对党的正确路线的耿耿忠心以及始终依靠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了这一工作”。
唁函最后说：
“你们党和你们国家人民蒙受这一损失的悲痛，也是我们的悲痛”，“在对周恩来同志逝世感到悲痛之时，我们应该更好地工作，鼓足干劲促进我国和世界革命，这是对为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一生的周恩来同志的最好悼念”。

侯赛因·奥恩就任马来西亚总理
新华社1976年01月16日讯吉隆坡消息：
侯赛因·奥恩01月15日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叶海亚·佩特拉和内阁各部部长出席了就职仪式。
侯赛因·奥恩在就任总理前是内阁副总理，并曾代行总理职务。

德国共产党（马列）主席奥斯特的唁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我们就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向中国共产党、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受到所有共产党人、国际无产阶级、一切进步人士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和尊敬。
周恩来同志将在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争取他们解放的斗争中永生。
他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直至他患重病的最后一天。
他在为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且将永远成为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光辉思想的斗争中的榜样。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国人民反对压迫者的命运和斗争，是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周恩来同志的活动是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光明前途同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周恩来同志在欧洲学习期间已献身于革命事业。
回到中国后，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人民战胜其压迫者并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四次革命战争中，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无私地进行了斗争。
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坚持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完成了党和红军领导工作的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周恩来同志献身于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他遵循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必须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完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中和在国家领导工作中的新任务。
同时，周恩来同志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变为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实行法西斯专政，并企图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周恩来同志在这场大革命中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进行了斗争，并且确信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各族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更加紧密团结。
周恩来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召开的中共十大和中国四届人大第1次会议以及他参加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胜利的光辉明证。
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所提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同志曾在德国学习，特别是德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支持他们的民族和政治利益的忠实朋友。
周恩来同志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面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他不倦地提醒各国人民，要警惕这两个侵略性的大国，它们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引起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
同时他认为，不仅是战争的因素，而且革命的因素也在增长。
亲爱的同志们，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痛心的损失。
他以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以善于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才能，以及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对中国人民作出了卓越的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可以肯定地向你们说：
德共（马列）、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最深切地理解你们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也引起了我们的震惊和悲痛。
同时，我们知道，你们会化悲痛为革命的决心，在实现周恩来同志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此，我们以我们党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向你们保证：
德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作为共产党人典范的周恩来同志的名字和他的一生。
在他逝世后，他的榜样也将有助于我们争取实现一个统一、独立和社会主义德国的目标。
悼念周恩来同志！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德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
恩斯特·奥斯特
1976年01月09日

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书记林德纳唁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尊敬的同志们：
我们刚获悉七十八岁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沉痛消息。
这位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农民和全体革命人民的极其巨大的损失，也是全世界人民和革命工人运动的重大损失。
周恩来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这一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在此时此刻同你们一样感到悲痛。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将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更加坚决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
同样，我们也向你们保证，为在我国创建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继续作出一切努力。
我们相信，我们这样作是符合周恩来同志的精神和遗志的，并以此作为对他的最好的悼念。
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书记
瓦尔特·林德纳
1976年01月09日

霸权外交的丑恶表演
董方
最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到日本进行了他自1966年以来的第3次访问。
在五天的紧张活动和争论激烈的会谈中，这位超级大国的外长向日本施展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作了种种丑恶表演，进一步暴露了苏联霸权主义的面目。
众所周知，摆在日苏两国关系之间的首要问题，是苏联应该无条件地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
收回仍被苏联霸占着的日本固有领土北方四岛，是日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权利和强烈的民族愿望。
可是，葛罗米柯却绕过这个问题，向日本方面提出了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的要求，说什么这个条约的签订，要“优先于缔结日苏和约”。
这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圈套，目的在于打掉日本坚持必须解决领土问题才能缔结和约的立场，用一个抽掉了领土问题的“睦邻合作条约”，来转移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斗争目标，以便让苏联永远霸占日本的北方领土。
葛罗米柯耍的这个花招，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
苏联外长在日本口口声声说什么，苏联“一贯主张加强同日本的睦邻关系”，并说这是苏联的“根本国策”。
说的好听，做的卑鄙。
日本人民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
请看，长期以来强行霸占日本固有领土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拒不归还，这是谁？
是苏联；
出动大量渔船，经常闯入日本的近海甚至领海，掠夺渔业资源，使日本人民蒙受巨大损害，甚至在日本的领海不断劫走日本渔船，抓走日本渔民，这是谁？
也是苏联；
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再派遣军舰和军用飞机在日本周围的海上、空中横冲直闯，公然侵犯日本的领海和领空的，这又是谁？
还是苏联。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哪有一丝一毫“睦邻”的诚意，而有的却是十足的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国策”。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到处兜售它那个所谓的“亚安体系”，葛罗米柯这次跑到日本，照例没有忘记这项“营业”。
但是，人们早就看穿，苏联的所谓“亚安体系”，不过是它用来扩张势力，控制别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手段。
这些年来，这个破烂货越来越声名狼藉。
葛罗米柯这次在日本，不仅大肆宣传“亚安体系”，而且还把它和“睦邻合作条约”连在一起提了出来。
但是，葛罗米柯玩弄的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日本《读卖新闻》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所谓“睦邻合作条约”，就是“亚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既拒不交还具有战略地位的北方四岛，又企图用这项双边条约把日本套进“亚安体系”，都是要把日本作为它同美国争霸、控制亚洲的跳板。
但这个企图也没有得逞。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怕得要命，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破坏。
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葛罗米柯在这次访问中竟然气急败坏地对日本进行公开威胁，说什么如果日本缔结写有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苏联“就要重新考虑日苏关系”。
这是对日本的明目张胆的干涉，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嘴脸的赤裸裸的暴露。
日本的事务，应由日本自己来管，岂容苏联插手。
葛罗米柯的这种横蛮的态度受到了日本方面的批驳和舆论的强烈谴责。
目前，亚洲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向前发展。
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反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斗争，也在继续发展。
葛罗米柯的丑恶表演，只能从反面教育日本人民，使他们进一步认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加强日本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阻挡历史潮流的一切阴谋活动，都只能是枉费心机，彻底失败！

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逝世
新华社1976年01月15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代总理侯赛因·奥恩宣布，马来西亚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扎克因病于01月14日在伦敦逝世，终年五十三岁。
敦·阿卜杜勒·拉扎克是1970年09月就任马来西亚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