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辽宁省教育局干部学习班部分同志座谈纪要
11月底，辽宁省教育局举办了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同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当前教育战线的斗争实际，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了路线上的大是大非。
大家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最近，我们邀请参加学习班的部分同志进行了座谈。
下面发表的是他们的发言摘要。
教　育　革　命　形　势　一　片　大　好
温巨敏（省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对于教育战线的形势怎么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立场不同，思想感情不同，对形势就会得出“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最近，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把教育战线的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事实胜于雄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主要有如下几个标志：
一，党的领导不断加强，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全省大中小学有工宣队员一万一千多名，贫宣队员一万八千多名。
省、市、县、区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班子都增加了工人成分。
各级党委加强了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领导。
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也都关心、支持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正在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
二，一支又红又专的新型无产阶级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现在，我省有大中小学教师三十六万三千多人，其中中学教师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两倍。
同时，有十三万一千多名工农兵专职和兼职教师登上了学校的讲台。
广大教师坚持下厂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受到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人心。
我省大中小学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实行教育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建立了教学、生产和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
全省中小学建立校办工厂三千多个，小农场两万多个，还普遍实行了厂校、队校挂钩。
大学文科坚持以社会为工厂。
理工科院校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结合生产任务和典型工程组织教学。
农业院校办在农村，为农业学大寨作出贡献。
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被广大群众称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四，教育事业大发展，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现在，全省有中小学生九百多万，其中中学生有三百多万，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近两倍。
城镇普及了中学教育，农村普及了小学教育。
全省有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七百所，县办“五·七”农大五十多所。
1968年以来，全省中学毕业生有一百二十四万人上山下乡，在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已有两万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万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六万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
从1972年以来，全省共招收工农兵学员近四万名。
过去那种读了十几年书，不懂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越读越蠢的现象，开始得到改变。
例如，铁岭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在大学招考时，勇敢地造了旧教育制度的反，入学后认真学习，积极参加教育革命实践。
前些日子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传来时，他又首先站出来进行批判，表现了工农兵学员路线是非分明，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赵玉长（沈阳市大东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我是一名工人，1968年作为工宣队员来到了学校，受阶级的委托开始管教育。
回顾几年来的战斗历程，我深深体会到，教育战线的形势大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学校正在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逐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看到这一点，我们工人是打心眼里高兴的。
就拿沈阳市二十八中学1975年的毕业生来说吧。
五百多名学生，该下乡的百分之百下乡。
他们朝气蓬勃地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回想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八中学，是个典型的修正主义的“桃李园”。
当时，有一名学生，是工人的儿子，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一心想成名成家，为考上名牌大学拚命抠书本，以至累死。
他父亲接到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时，气愤地说：
“这哪是录取通知书，分明是害死我儿子的罪证书啊！”
同一个学校，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广大革命师生遵照毛主席指示，在教育战线开始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才有今天二十八中的大好形势。
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张知远（省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正确认识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这是观察处理教育战线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那么，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认为，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文化低，智育抓不上去，这是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
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
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受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的，只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就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斗争实践说明，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总是妄图篡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
1958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刘少奇一伙跳出来，污蔑教育革命是“乱、糟、偏”，对教育革命实行反攻倒算。
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革命蓬勃发展。
1972年，又有人跳出来攻击教育革命是“乱、糟、低”。
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林彪、陈伯达一伙鼓吹的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谬论，实际上仍然是刘少奇一伙鼓吹的“唯生产力论”。
现在，有人企图利用全国人民要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迫切心情，不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讲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却一个劲地鼓吹抓智育，抓文化。
其理论基础也还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霍遇吾（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学院每届毕业生搞的毕业设计，绝大部分是纸上谈兵的“假设计”，不能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
现在，首届普通班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实践中搞了四百二十三个科研、技术革新项目，已用于生产的四百一十三项，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有七十六项，为加速工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那种指责教育革命造成“文化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论调，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诽谤。
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需要有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
我们从不轻视智育。
我们和那些奇谈怪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抓智育，也不是抓多抓少的问题，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智育，怎样抓智育，以及抓智育为什么。
我们今后将继续努力抓好德、智、体三个方面。
我们认为，离开阶级斗争，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离开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去谈学习文化，势必迷失方向，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我们要记取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
我们决不可低估修正主义的危险，放松我们的警惕。
最近这个时期教育界的一些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对这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思潮，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批判。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是什么？
迟文俊（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是什么？
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奇谈怪论说什么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是“三脱离”。
我们认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劳动的旧教育制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造成的恶果。
如果学校不解决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个要害问题，“三脱离”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我们学校大搞校办工厂，师生下厂下乡，试图解决“三脱离”的问题。
可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反扑，工厂下马，人回高楼深院，又关起门来办学了。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刘少奇一伙把持教育大权，在学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从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这个根本问题入手抓教育革命，使学校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形势就跟过去大不一样。
1972年，有人借口抓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反对开门办学和校办工厂。
我们坚决进行了抵制，三结合的教学基地也越办越好。
最近几个月，教育界又出现了否定开门办学的谬论。
我们再一次组织师生总结教育革命的实践经验，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教育革命取得了新成果。
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状况所做的阶级的、历史的结论。
这个正确结论告诉我们，必须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陈文清（省教育局普教处负责人）：
我是建国后从旧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亲身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对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严重状况记忆犹新。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极力掩饰这个要害问题，硬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说成是什么“三脱离”。
与此同时，他们却叫嚷什么批“智育第1”有片面性。
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并非真正反对“三脱离”。
人所共知，“智育第1”，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1。
反对批“智育第1”，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政治继续充塞教育阵地，就是要让学生继续关起门来读书。
实际上，还是要走“三脱离”的老路。
我们一定要抓住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周克录（省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学校是干什么的？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学校是继续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还是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一直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当前，我们同教育界一些奇谈怪论的争论，也集中表现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学校从来就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资产阶级标榜学校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完全是欺人之谈，实际上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1位，要把学校办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必须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然要经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省先后抓了一些典型，如发表张铁生同志的答卷，总结和推广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经验，开展沈阳机电学院两张大字报的讨论等等，都是为了排除教育界资产阶级顽固偏见对教育革命的干扰，推动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当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精神贵族的旧教育制度，把学校复辟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对此，我们要坚决进行斗争！
张国栋（沈阳机电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谈起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就要谈到怎样看待教育质量的问题。
资产阶级要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称心如意的奴仆。
无产阶级则把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衡量学生质量的标准。
把有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培养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方面，也决不是只看学了多少书本知识，而是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劳动者。
拿我院来说，今年年初，学员中贴出了两张大字报。
一张题为《我们绝不单纯作普通劳动者》，认为大学毕业生“贡献必须比普通的工人要大，而绝不可以划等号”。
另一张题为《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针锋相对地提出：
“我们就是要作普通劳动者”。
院党委认为，这两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学校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教育战线怎样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于是，组织全院师生学理论，抓路线，讨论社会主义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学员们说：
“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不是成了工人贵族吗？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今年毕业的三百四十二名工农兵学员，有十四名主动申请到农村当农民，有二百四十六名申请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决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在开门办学中，工农兵学员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受到工人的欢迎。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工农兵学员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而且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事实证明，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业务上，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大学生所不可比拟的。
《辽宁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毛泽东主席会见达科斯塔总统和夫人
毛主席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贵宾不远万里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同达科斯塔总统、达尔瓦外长、达格拉萨部长、科斯塔部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乔冠华外长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总书记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和夫人玛丽亚·阿梅莉娅·平托·达科斯塔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
参加会见的达科斯塔总统和夫人的随行人员是：
外交部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副总书记莱昂内尔·马里奥·达尔瓦，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政治局委员卡洛斯·迪亚斯·达格拉萨和夫人，劳工和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夸雷斯马·科斯塔和夫人。
会见时，毛主席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贵宾一一握手，对他们不远万里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同达科斯塔总统、达尔瓦外长、达格拉萨部长、科斯塔部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李先念副总理，乔冠华外长，王海容副外长，齐宗华、罗旭、唐闻生副司长。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同达科斯塔总统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天津市宝坻县委副书记、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侯隽同志，同下乡知识青年小组一起，热烈讨论、积极响应十二名知识青年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摄

坚持乡村干革命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河北省晋县贺家寨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董良翮
196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现在，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总结自己下乡六年来的收获，我深深体会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在父母身边，受的是革命教育。
1969年05月，父母送我来到贺家寨插队落户。
下乡前，父母一再嘱咐我，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
当时，我对这番话并没有真正理解，只是下决心好好劳动，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谁知道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真不容易。
在队里苦干了一阵子以后，我心里想：
今天大干，明天鏖战，熬到哪年算一站呢？
读了十几年书，就干一辈子活吗？
思想上出了漏洞，行动上就发生问题了。
有一天麦收，忽然下起雨来。
当时我想：
这下子可该好好歇一晌了。
可是不一会儿，听见队长招呼社员们苫麦个。
当我戴上草帽、穿上雨衣走出去的时候，街上早没人了。
到地里一看，社员们已经苫了半截地，个个浑身泥水。
他们把身上披的塑料布苫在麦垛上，一阵风刮来，有的社员就把整个身子压在麦个上。
一个是想自己，一个是想集体，这一对比，使我第1次感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也使我第1次认识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为什么出身革命家庭，也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
为什么读了书，有了所谓“资本”，就要求高人一等？
就在名誉、地位、待遇、职业上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
马克思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毛主席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联系自己的思想，学习伟大革命导师的教导，我逐步认识到，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旧社会的痕迹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它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
象我这样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过着优裕生活的人，就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
要彻底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长期扎根农村，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
从那以后，我注意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磨练自己，积极参加农村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哪个活苦，哪个活脏，就抢着干哪个。
“三夏”打麦，我顶班打场；
出砖窑，我坚持背砖。
队长让我去积肥，我就脱下鞋，挽起裤腿，跳进猪圈去踩圈。
在打麦那几天，饿了啃饼子，渴了喝冷水，困了就在麦垛上打个盹。
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我在家门口还种上了“扎根树”。
下乡六年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干部。
有的人说：
“良翮熟人多，门路广，要搞点化肥、机器，还成什么问题。”
贫下中农则尖锐地指出：
“大寨是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起家的。
要学大寨，就要当动手派，不能当伸手派！”
听到贫下中农的批评，我们公社党委成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了养猪积肥和农机修造。
现在我们公社猪只存栏数已达到一万三千多头。
贺家寨大队的猪只也很快地发展到一千头，平均每人零点九头。
下乡六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
我们知识青年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促进派，必须长期同工农相结合。
广大贫下中农最懂得什么是压迫和剥削，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最能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贺家寨大队一个贫农社员给队上喂牲口，拿自己家的粮食给牲口当饲料，还让孩子义务打草喂牲口。
有的人说他“糊涂”，他反驳说：
“集体富了，咱才有好日子过。
集体穷了，咱还有个啥！”
贫下中农这种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的高贵品质，使我受到很大教育，进一步坚定了长期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列宁说：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这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三大差别和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才能最终消灭。
但共产主义不是等来的，三大差别也不会自行消灭，这就要我们去亲手创造条件。
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把文化科学知识带给农村，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亲手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下乡六年来，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学大寨，迈开大步赶昔阳”，使我们大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进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1972年以来，我们大队粮食亩产连续四年跨“长江”，向国家贡献粮食八十一万斤。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大队购置了拖拉机等各种农业机械近百台，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社员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今年，我们又进行了新的规划，实现了方田化。
每当看到这些变化，我们都为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事业中，贡献了一分力量而感到自豪。
今年04月，我父亲去世了。
父亲留给我的遗嘱是：
良翮是晋县人，不是北京人，不要回北京。
良翮的事，要由地方安排。
这是革命老前辈对知识青年的期望。
每当我重温毛主席对我们知识青年的亲切教导，想到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都增添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走到底，扎根农村一辈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二级工农兵学员张桂福
我结合自己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实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深体会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1962年，我刚刚回乡的时候，带着一股子热情，决心跟贫下中农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那时，我想得很简单，以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只要不怕吃苦受累就行了。
但干了一段时间，热情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觉得一天到晚跟土坷垃打交道，累得腰酸腿痛的，能有什么作为呢？
贫下中农看出了我的心思，找我谈心，和我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村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路子走对了。
但是要把根扎下去，决不能半心半意。
你回来不光要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要同贫下中农一起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哪！”
贫下中农的话，说得我心头热乎乎的。
我反复地想，为什么刚回乡时决心那么大，现在却动摇了呢？
为什么广大贫下中农一心想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自己却想打退堂鼓呢？
这说明了自己还有瞧不起农民，轻视劳动的思想，说明自己对于同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意义还缺乏认识，说明孔孟之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我头脑中还有影响。
列宁指出：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
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旧的传统观念从社会的各个角落，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包围、侵袭和腐蚀着我们。
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逐步坚定了走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经过几年农村的锻炼，我入了党，当了干部，贫下中农选我做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又被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
后来，贫下中农又推荐我来上大学。
这是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培养，也是贫下中农对我提出的更高要求。
从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成为一名干部，还能不能继续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贫下中农保持密切的联系呢？
这是能不能继续坚持同工农相结合，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问题。
毛主席教导说：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以焦裕禄、王国福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同贫下中农一起，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有时从市里开会回来，虽然很累，我仍到地里同社员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三九严寒，冒着风雪，我同青年队一起起早摸黑，到社员家去倒尿盆，搞积肥。
每天晚上工作、学习搞得都比较晚，但我身上总有股子使不完的劲，感到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有向贫下中农学不完的东西，干不完的工作，我深深地爱上了农村，爱上了贫下中农。
在十几年成长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要坚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必须认真学习革命理论。
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为什么和怎样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
毛主席教导我们：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我们要把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把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结合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林彪一类破坏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罪行，自觉地同孔孟之道、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势力作斗争，为完成青年一代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到底。

热情欢迎做好工作
中共吉林省怀德县委员会
1968年，毛主席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毛主席光辉指示的指引下，我们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目前，全县有一万二千多名知识青年，在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生气勃勃地战斗在农村的广阔天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贫下中农说：
“城里学生到这里当农民，自古以来没有过。”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总是竭力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
刘少奇、林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也宣扬什么“读书做官”，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引诱我们的青年变成精神贵族。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我国青年一代，冲破了修正主义路线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他们豪迈地表示：
“坚持乡村干革命，立志务农不动摇。
艰苦奋斗几十年，双手绣出新河山。”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轻视农业劳动、看不起农民的传统观念，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具有深远意义。
因此，对我们农村的各级党组织来说，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热情支持、大力扶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要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关键是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认识，真正解决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新生事物是在革命势力同腐朽势力的斗争中产生的，它的成长同样要经历尖锐的斗争。
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旧的习惯势力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等等，这些，都说明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
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领导班子内部来。
我们有的同志由于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常常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做法。
因此，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经常分析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有的社、队干部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看成一种“负担”。
这说明这些同志对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缺乏深厚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负责精神。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总结、推广了二十家子公社党委的经验。
这个公社的党委，从路线教育入手，以极大的热情引导社员和干部从政治、思想、生产、生活各方面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
青年们有了思想问题，找他们促膝谈心；
工作上、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亲自帮助他们解决。
“没有感情抓不了，感情不深抓不好。”
这是二十家子公社党委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切身体会。
我们强调，从县委一班人开始，各级干部都要经常到下乡知识青年那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切实关怀知识青年的成长，最主要的是要积极引导他们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知识青年下了乡，并不就等于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了，只有让他们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斗争，才能真正实现同工农结合。
这就要让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发挥作用，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应该看到，在广大知识青年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有文化，有改变农村面貌的强烈愿望。
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力军。
我们既要把他们当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来爱护，又要把他们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来使用。
决不能怕“捅漏子”，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对比较后进的青年，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很快成长。
要善于从本质上看到下乡知识青年们的主流和积极因素，把他们的革命热情引导到为改变农村面貌的轨道上来。
几年来，为了发挥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努力为他们创造一些学习和工作的条件。
例如：
提供一些马列著作和文化科学书籍，开办多种形式的学习班，组织他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
给每个集体户拨出相当数量的科学试验田，建立有干部、老贫农、知识青年参加的三结合的科学种田实验小组；
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选拔到领导岗位，分派到薄弱社、队工作；
尽可能地让每个青年都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给他们出题目、交任务、压担子，等等。
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同贫下中农共同劳动和战斗中，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
在柳杨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徐承博，下乡五年，坚持同贫下中农一起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组织上要抽调他进城当工人，他说，要在农村当社员；
群众推荐他上大学，他说，要在农村这所大学里做一名永不毕业的大学生。
广大下乡知识青年这种巨大的思想变化，是知识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丰硕成果，是教育革命的重大胜利。
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心工作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关系。
当前，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农村中的一项中心工作。
应当看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知识青年经受锻炼、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场所，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为农业学大寨输送了一支重要力量。
两者是统一的。
我们应该在抓好这项中心工作的同时抓好知识青年工作，在布置、检查和总结中心工作的时候，也要把知识青年工作作为其中的一项。
常委下去蹲点、包片，要了解那里的知识青年的情况，注意发动、组织知识青年投入到这项中心工作中来。
对知识青年工作，努力做到第1书记亲自抓，全体常委分片抓，上下左右一齐抓。
当前，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
为了充分发挥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我们组织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发动他们同贫下中农一道，把自己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
我们相信，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将更加茁壮地成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将更加蓬勃地发展。

丰收喜讯
赣榆花生
江苏省赣榆县花生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三成，平均亩产量超过了三百斤。
赣榆县今年春天在落实作物种植计划时，有些社队有的干部怕费劲，想缩小或挤掉花生面积；
也有的干部认为多种花生既有油又得饼，想缩小粮食面积，扩大花生面积。
针对这种思想，各级党组织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关系，使“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得到了更好的落实，做到了按照国家计划种足种好粮食和花生。
莱西红麻
山东省莱西县今年红麻获得丰收，单产比丰收的去年增长三成，总产量达到二千七百多万斤，比去年增长一倍。
莱西县自1963年试种广西红麻成功以来，干部、群众不断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技术，使红麻的产量逐年提高。
现在这个县已成为山东省红麻的主要产区之一。
增城乌榄
广东省增城县今年乌榄获得丰收，总产量达一千五百万斤，比去年增长三成多。
乌榄全身都是宝，榄肉可制作干果，核仁也可食用，核壳可以加工成活性碳或用来雕刻工艺品。
增城县是广东省乌榄的主要产地之一。
去冬以来，增城县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对现有的乌榄树加强管理，并新栽乌榄树二十五万多株。
东兴八角
盛产八角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各族自治县，今年八角获得丰收。
到10月底，国家收购的八角达三百一十万九千多斤，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多。
八角是一种花果并用的名贵香料和药材。
近年来，东兴的干部和社员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使八角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今年在八角成熟季节，风雨不断，各族社员坚持上山采摘，抓紧时机及时加工晒干，不但收摘的八角数量多，质量也比往年好。
诏安白木耳
白木耳主要产区之一的福建省诏安县，广大干部社员积极发展白木耳生产。
今年全县白木耳产量创造历史最高纪录。
目前，已生产白木耳七千四百八十多斤，比去年增长近两倍。
白木耳是一种名贵中药，也是一种滋补品。
今年以来，中共诏安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学理论，抓路线，端正了多种经营的社会主义方向。
白木耳产区各公社的生产大队都成立了专业队，选择思想好、责任心强和有生产经验的社员来管理。
过去没有生产白木耳的地区，也因地制宜地进行试种。
为了帮助社队发展白木耳生产，县有关部门还派出技术员到产区指导生产，培训技术员和解决生产中的难题，促使白木耳获得了丰收。
（新华社）

无产阶级的政策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最近，我国司法机关把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连同刑满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这类人员，都给予公民权，进行适当安置。
同时宣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并提供方便。
这同今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美蒋武装特务一样，都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实行“给出路”的政策。
这一政策体现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
我们坚持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对于敌对阶级的反抗，是应当坚决镇压的。
但对已经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的敌对阶级分子，则应当通过劳动和教育，努力把他们改造过来。
这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造罪犯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改造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伪蒙战犯，包括伪满皇帝溥仪，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
已经释放的罪犯，大多数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的还为社会主义祖国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我国改造罪犯的政策，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释放和安置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有利于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台湾人民的反蒋爱国斗争。

艰苦奋战在风雪高原上
——记藏北高原安多县干部深入牧区大干苦干开展牧业学大寨运动
战斗在藏北高原安多县的各族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风雪高原上，深入牧区帐篷，和藏族牧民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带领广大牧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牧业学大寨运动。
安多县地处唐古拉山麓，是一个纯牧业县。
这里牧草稀疏，高寒缺氧，气候多变，条件十分艰苦。
在牧业学大寨运动中，安多县委带领广大干部，不怕艰苦，深入到后进社队，和贫下中牧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激发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安多草原上出现了一片生气，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
今年这个县的人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获得了牧业丰收。
全县三十六个公社社社增产，牲畜总头数比丰收的1974年纯增百分之八以上，超额完成了畜产品交售任务，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草原基本建设。
安多县从1967年试办人民公社以来，牧业连年增产，但是各社队发展不平衡。
有的社队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牧业学大寨的步子迈得很慢。
这样的后进公社在全县有五个，后进队有二十九个。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全县的面貌，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把牧业学大寨运动促上去，安多县委今年花大力气狠抓了后进队的工作，领导带头，不怕艰苦困难，大干苦干，而且一抓到底，抓住不放。
过去县委到基层工作，常常是对后进社队“绕道走”，或者是隔靴搔痒地整顿一下，蹲不下来。
今年，县委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先从思想作风来了个大转变。
他们抽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机关干部，组成七个工作组深入基层。
县委书记、常委带领工作组亲自到五个后进公社蹲点。
到马登公社的工作组，选择了问题最多的第4生产队一蹲就是四个月。
他们同社员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后进社队主要是领导班子带领群众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帮助社队办学习班，开诉苦会，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为了发动群众，他们和社队干部走遍了全公社七十多个作业组，有时整天骑马奔波在风雪草原上。
工作组还从大量的调查中，注意在后进社队发现先进因素，大力表扬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好人好事，全公社有九十多名干部和社员受到了表扬。
经过艰苦扎实的工作，大大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连双目失明的老人也发动起来了。
许多人为了战胜干旱等自然灾害，日夜守在畜圈里救护牲畜，有的自动把自己的酥油、糌粑拿出来饲养病畜，整个公社面貌大变。
今年，这个后进公社各类幼畜成活率名列全区第1，牲畜头数比去年纯增百分之十以上，超额完成了畜产品交售任务。
在各后进社队蹲点的干部都带着劳动手册，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后进社队的转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杜勤公社有些人当了干部以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少了。
阶级敌人乘机进行拉拢和腐蚀，影响了社队的革命和生产。
县委一位副书记带领工作组到这个公社蹲点，一面帮助社队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面带头参加社队生产劳动。
每天天刚亮，这位副书记就带头去牛圈扫粪。
太阳出山，他又背着糌粑口袋同社员一起去放牧、割草、拾粪或背石垒圈。
接羔育幼期间，他带领工作组不畏狂风暴雪，同社员一起露宿畜圈两个多月，守护母畜和幼畜。
今年十个月中，他虽然外出开了一段时间的会，参加生产劳动仍有一百五十多天。
工作组其他成员劳动都在两百天以上。
县委领导成员的言传身教，使杜勤公社的干部受到很大鼓舞。
他们在学习班上检查了自己闹特殊的思想，纷纷带头参加劳动。
受到群众的赞扬。
由于干部转变了作风，群众发动起来，今年这个公社的牲畜大增产，牧业基本建设也搞得热气腾腾。
过去社里畜圈少，质量差，现已新建畜圈二十七个。
原计划三年修建完成的一个草库，现在不到一年就建成了一半。
县委思想作风的转变，带动了全县各级干部积极深入基层。
县级各部门、各单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经常在基层。
由于大抓了后进社队的工作，大多数后进社队的牲畜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过去，安多县很少搞草场基本建设。
今春以来，全县有四十六个草场建设专业队，坚持修渠、垒圈、建设草库。
不到一年，全县修渠三十多条，围草库总长一百多公里。
最近，安多县委根据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总结了牧业学大寨的经验。
他们认为，在灾害之年获得全面丰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委和各级党组织今年比较自觉地发扬民主改革运动时期那种深入群众和不怕艰苦的作风，在抓后进社队的转化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头大干苦干。
为了使牧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县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目前安多县已抽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组成十一个工作组，除加强对先进社队的领导外，决心以主要力量继续抓好原有后进社队的巩固、提高和新的后进社队的整顿工作，实现县委提出的“学理论，抓路线，三年建成大寨县”的战斗目标。
　（新华社）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
我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国司法机关最近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这一重大措施，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肃反等伟大的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势力，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犯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罪行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我公安机关遵照毛主席关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和改造，使他们逐步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改恶从善的表现。
其中许多人已经先后释放。
这次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安定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体现了毛主席和我们党对反动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实行改造和给出路的伟大政策的胜利，体现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12月15日到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对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宽大释放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的释放证，宣布给予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适当安置。
在宽大释放这些人员的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对服刑期满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转业证明书，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宣布给予公民权，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适当安置。
各地司法机关负责人，勉励所有被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
同时向他们宣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并提供方便。
政府给每人发了新制服装和零用钱，还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被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人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救。
他们表示决心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思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这次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中有：
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宋思一，国民党第1兵团少将副司令官兼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陈南平，国民党第11兵团少将参谋长李致中，国民党九十七军少将副军长郭文灿，国民党新三军少将参谋长李定陆，国民党第7军少将参谋长江棠，国民党新十一军少将参谋长王念琪（王维侃），国民党第7军一七二师少将师长刘月鉴，国民党四十三军七十师少将师长郑汶河，国民党六十一军六十九师少将师长周建祉，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五十七旅少将旅长陈嘘云，国民党粤北师管区少将司令廖肯（廖国平），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李廷相，国民党八十二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马迪甫（回族），国民党一○二军六十三师少将副师长黄范，国民党六十一军六十九师少将副师长韩佑虞，国民党第6兵团特务团少将团长朱丹，国民党第8军四十二师少将参谋长盛钟泰，国民党八十二军上校副参谋长马公才（回族），国民党二十一军一四六师上校副师长曾厚泽，国民党五十六军三三○师上校参谋长杨伟仁，国民党七十军三十二师上校参谋长韩怀魏，国民党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上校高参张望胜，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高参陈大征，国民党福建省反共救国军一一一纵队政治部上校主任高学谦（高怀德），国民党新一军五十师一四九团上校团长张永龄，国民党新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上校团长张根源，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执行委员、组训处处长高矫桓，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书记长王守诒，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钱安毅，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梁上贤，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汤本照，国民党昆明区铁路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李文湘（李天键），国民党宁夏西吉县党部书记长马宸（回族），国民党陕西省延安县党部书记长李桂（李兰亭），国民党河北省永清县党部书记长韩绍曾（韩省三），国民党国大代表、监察院监察委员冯云仙（格桑确真，女，藏族），国民党行政院咨议杨舜城，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高方，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事警察处处长陈宗烈，国民党福建省宁洋县县长罗忒士（罗铁贤），国民党河北省徐水县县长李汉军，国民党陕西省凤翔县县长习勤，国民党陕西省府谷县县长诸承恩，国民党四川省夹江县县长李祥麟（曾英），国民党贵州省湄潭县地方法院院长张道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特站少将主任张锡钧，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国民党军统局渝特区区长朱啸谷，国民党军统局豫南站站长秦舞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员、中统局专员牛传钦（牛道一），国民党中统局专员诸规亮，国民党中统局山东省调统室主任董叔明，国民党中统局专员兼徐海区调统室主任张树培，国民党中统局滇西区调统室主任李品伟，国民党中统局广西邕龙分区调统室主任刁剑飞，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电讯总台副总台长刘中权（刘贵秤），国民党保密局桂林潜伏组组长霍茹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安西情报组上校组长蔡豪钟（蔡毓奇），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东情报处中校组长欧阳洪晋，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治保卫处上校审讯员张子荣，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中校副督察长董玉诚（董威），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专员黄源涛，国民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行动组组长廖雄，国民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副督察长邱秀虎，国民党交警第8总队少将总队长李资深，国民党交警总局政工处上校主任秘书李啸楚，国民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警务处上校副处长叶世畴（叶炎光），国民党广东省惠阳县警察局局长李育津，国民党甘肃省张掖县警察局局长路守缄，国民党宪兵十二团代理团长李修汉（李精益）等。
（附图片）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国司法机关最近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图为宽大释放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

上海百年老港换新貌
上海港基本建设迅速发展，近两年来，新建和改建十六个万吨级以上深水码头泊位，还建起了石油等六个专业码头，吞吐量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新华社上海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我国最大港口——上海港的基本建设迅速发展，港口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上海港的吞吐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两岸，最近两年多来，已经新建和改建了十六个万吨级以上深水码头泊位，在金山等地建起了石油等六个专业码头。
同时，还相应地建设了铁路、公路、仓库、货场等大批配套工程；
建成煤炭、散粮两条装卸机械系列化工程；
长江口航道浚深工程也已胜利完成，两万吨级轮船可以每天乘潮进出港口。
这些工程全部配套并投入生产后，上海港的吞吐能力将比改建前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
上海港这次改造和建设的规模，是这个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近两年多来的投资总额相当于前二十三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
这样就使上海港万吨级深水泊位增加到五十二个，机械设备增加一倍，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水陆联运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上海港地处我国海岸线中心，扼长江口入海咽喉，是我国水陆运输的枢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压榨，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上海港码头长年失修，装卸全靠人力操作，吞吐能力很低。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上海港不断进行改造和建设。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百年老港焕发了青春，吞吐能力大幅度提高。
为了进一步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对外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国家于1973年初决定对上海港进行改造和建设。
中共上海市委十分重视这项改建任务，把它列为上海市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并抽调干部组成上海市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制订改建规划，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上海市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发动群众，大打建港人民战争。
他们组织广大建港工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港口实际，畅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组织大家学先进，找差距，揭矛盾，促转化，使先进的更加先进，后进的很快跟上。
广大建港工人精神振奋，树雄心，立壮志，为迅速建设现代化的新海港而努力奋斗。
上海港的建设贯穿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广大建港工人深入批判崇洋迷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实践中摸索自己建港的道路。
长江口航道浚深工程胜利完成，就是上海航道工人打的一场“争气仗”。
长江上游每年约有四、五亿吨的泥沙冲积到长江口，使航道变浅，万吨级轮船进港往往因水深不足需要候潮、转港或减载，影响海运事业的发展。
过去帝国主义“专家”曾断言：
在长江口用疏浚的方法是完全无效的，一场风暴即可将数月挖泥的成果破坏无遗。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上海航道工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迎着困难上。
他们先后组织大型挖泥船六艘，航标船、测量船等辅助工程船舶十多艘，集中力量，挖泥疏浚航道。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战斗，浚深了长江口航道，并经受住今年夏季洪水回淤的严峻考验，使万吨级轮船多次顺利通过航槽。
我国第1个大型散粮系列化工程的诞生，是贯彻“自力更生”方针的又一曲凯歌。
上港二区是个散粮装卸区，长期以来，码头工人迫切要求改变劳动强度大、装卸效率低的落后状况。
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有的人崇洋迷外，把某些外国专家作出的结论奉为金科玉律，工人关于自力更生实现散粮装卸系列化的建议一直未被采纳。
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项目才被列入上海港改建规划。
广大建港工人联系这段历史，狠批洋奴哲学，决心拿下这项工程。
上海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接受散粮圆筒仓等土建任务后，打破老一套施工程序，采用“群体滑模”新工艺，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了一组十八个高三十三点五米、直径十一米、总容量五万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圆筒仓，还有工作楼、栈桥、灌包房等。
目前这项工程已经投入重载试运转，万吨轮船上的散装粮食，通过吸粮机、输送带以及电子秤等机械设备，自动卸下，卸船效率可提高四倍左右。

北京部队某部举行集会
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三十一周年
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今天举行集会，热烈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三十一周年。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大使馆武官黎草上校，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诚功等，应邀出席了集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副政委迟浩田，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北京部队某部负责人陈向善、刘兆舫、徐恒禄、董煜，以及数百名指战员，参加了庆祝集会。
陈向善同志和黎草同志先后在会上讲话。
他们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祝愿这种伟大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集会结束以后，越南战友参观了这个部队的连队俱乐部、宿舍、干部家属塑料工厂，并观看了指战员的操场练兵和战士业余宣传队演出的歌舞音乐节目。
今天，部队驻地红旗飘扬。
当阮仲永大使等乘车来到时，部队指战员列队欢迎越南战友，并向他们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

南宁地区群众兴办上万沼气池
据新华社南宁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地区发动群众大办沼气，取得了新成绩。
现在，全地区已建沼气池一万二千八百多个，不少地方群众用沼气煮饭、照明，还有的用来作农副产品加工的动力。
目前，这个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正抓紧有利时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同时，一大批新的沼气池也正在加紧兴建。
南宁地区各地兴建的沼气池，有些是集体所有的，大量的是社员家庭修建的。
这个地区各级领导很重视在大办沼气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妥善解决。
他们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群众实践经验，在领导社员办沼气时，坚持实行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针。
社员家庭修建沼气池的用地，尽量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或旧粪池，不占用集体耕地；
建池用工主要由社员自出，生产队给以一定的人力支援；
建池用料和配套用具由社员自备，水泥、石灰由大队或生产队统一安排；
农忙季节社员家庭建池利用工前工后或晚上施工，不能影响集体生产；
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困难户建池，主要放在农闲时期，由生产队安排人力帮助修建；
各户的沼气池建好以后，气归社员家庭使用，池中沤制的肥料归集体，生产队给以合理报酬。
各级领导部门还积极组织各行各业从技术上和物资上大力支援群众办沼气，因而促进了大办沼气工作的发展。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友好参观团在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后返回北京
据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讯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部长金涣为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金泰浩为副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在哈尔滨和大庆的参观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返回北京。
朝鲜战友是21日从吉林来哈尔滨的。
当晚，中共黑龙江省委为朝鲜战友举行了欢迎宴会。
在哈尔滨期间，朝鲜战友参观了哈尔滨电机厂。
22日，朝鲜战友到大庆油田参观访问。
中共大庆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鸿飞，向朝鲜战友介绍了大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建设大庆油田的战斗历程，并陪同朝鲜战友参观了钻井、采油、转油站、缝补厂和“铁人”王进喜英雄事迹陈列室。
朝鲜战友抵离哈尔滨时，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前往机场迎送。
在访问哈尔滨以前，朝鲜战友在20日访问了吉林省吉林市。
他们在吉林市参观了吉林毓文中学“金日成主席读书纪念室”和北山药王庙等金日成主席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毓文中学向参观团赠送了校徽。
参观团向学校赠送了金日成主席少年时代生活地方的刺绣画。
参观团抵离吉林市时，中共吉林市委第1书记、吉林市革委会主任巩玉然到机场迎送。
朝鲜战友16日还曾到大寨参观访问。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陪同朝鲜战友登上虎头山，观看大寨社员大规模地搬山填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情景。
朝鲜战友盛赞大寨的成就。
他们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不久前还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郭凤莲说，金日成主席亲自树立的先进典型青山里，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很好地向朝鲜人民学习。
晚上，郭凤莲代表大寨党支部和全体社员设宴招待朝鲜战友。
朝鲜战友还出席了文娱晚会。
朝鲜战友在各地参观时，受到了群众热情欢迎。

达科斯塔总统出席文艺晚会并参观游览
王震陪同贵宾观看文艺演出　姚连蔚陪同贵宾游览长城
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今晚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玉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俊祯陪同达科斯塔总统和夫人等贵宾观看演出。
晚会上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为贵宾们演出了音乐歌舞节目。
当演员们演奏庆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独立的乐曲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达科斯塔总统和夫人等由王震副总理等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
晚会是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
今天上午，达科斯塔总统和夫人等贵宾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玉芳陪同游览了长城。
下午，贵宾们由农林部长沙风陪同参观了农业学大寨展览。
（附图片）
右图：
达科斯塔总统和夫人等贵宾，由姚连蔚副委员长陪同游览长城。
　新华社记者摄

刚果总统恩古瓦比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刚果人民、刚果全国人民议会、刚果政府以及我本人十分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1975年12月16日六时五分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在这沉痛的时刻，我们完全和中国人民一样感到悲痛，并向中国人民表示亲切的慰问。
请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转达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刚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
马里安·恩古瓦比少校
1975年12月20日

博茨瓦纳总统卡马的唁电毛泽东主席阁下：
博茨瓦纳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十分沉痛地获悉你们的政府和党的重要成员康生先生逝世。
我们相信，康生先生的逝世不会影响伟大的贵国人民巩固革命，维护独立、主权和国家完整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的决心。
我们向逝世者的家属，向康生先生所献身的党，并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　塞雷茨·卡马
1975年12月19日
于哈博罗内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的唁函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极其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亲爱的康生同志逝世的消息。
康生同志是一位伟大和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康生同志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特别是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把精力献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团结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康生同志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革命人民的极其亲密的朋友。
康生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极其巨大的损失，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极其巨大的损失。
我们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康生同志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
康生同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对党、对人民和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将永远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的光辉榜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
尤素福·阿吉托罗普（签字）
1975年12月19日

布隆迪总统米孔贝罗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阁下：
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先生阁下逝世，谨向阁下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布隆迪人民、布隆迪党和政府以及我本人同中国人民一样对这一无法估量的损失感到悲痛，并请阁下和全体中国人民相信，在这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和你们是在一起的。
顺致亲切的慰问和最崇高的敬意。
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总书记
布隆迪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
米歇尔·米孔贝罗中将
1975年12月22日
于布琼布拉

德共（马列）中央第一主席奥斯特的唁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尊敬的同志们：
我们对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同志的逝世向你们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
康生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忠于马列主义的革命家。
他特别在捍卫马列主义，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革命进攻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不仅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而且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进步人民，都将铭记他。
德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
恩斯特·奥斯特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
惊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先生逝世。
在这悲痛时刻，我谨代表毛里塔尼亚人民、毛里塔尼亚党和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向你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
1975年12月22日
于努瓦克肖特

民主也门主席伊斯梅尔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
我们沉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同志逝世的消息。
我们谨代表我国人民向你们表示我们深切的悲痛，并同你们一起对这一悲痛的事件表示哀悼。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
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
1975年12月20日

波共中央总书记米雅尔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机关的领导成员康生同志的逝世，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波兰共产党和波兰工人阶级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革命的哀悼。
中国人民和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受到了沉重的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保卫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在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中实现毛主席思想而奋斗的不屈的革命家和大无畏的战士。
康生同志是毛主席的忠实战友，他为反对背离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总路线的倾向，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反对刘少奇和林彪叛徒、反党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和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
康生同志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家，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有功绩的战士，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统治和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国内外共产主义叛徒而进行的斗争，献给了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和全世界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
康生同志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一切战士在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服务中忘我精神、团结一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
波兰劳动人民的伟大朋友康生同志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活动，对于我们波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特别亲切的，它对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兄弟情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康生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事业，献给了加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服务于发展和加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
他作为这样一个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不屈的和无畏的战士，永远活在一切为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的战士的心里。
康生同志在为中国和全世界的进步、革命和社会主义服务中的忘我的创造性的工作和斗争事业，是伟大的，并永世长存。
永垂不朽！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卡齐米日·米雅尔（签字）
1975年12月于华沙

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惊悉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康生同志逝世，我们谨代表全体党员和泰国革命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人民和康生同志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
康生同志一贯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毕生献给中国的革命斗争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康生同志是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英勇卓绝斗争并真诚支持马列主义党的无产阶级伟大战士。
康生同志光荣的革命斗争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康生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是包括泰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
无产阶级革命者将永远铭记康生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高尚的品质和为革命事业所建树的功绩，并将以他为榜样。
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5年12月19日于泰国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和总理府的唁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我们十分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同志逝世。
康生同志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使老挝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
我们谨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向你们表示诚挚的哀悼，并请向逝世者家属转达亲切的慰问。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府
1975年12月22日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唁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朱德委员长：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康生阁下突然不幸逝世，他生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进行了干练的服务。
他是中国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的不幸逝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此悲痛的时刻，我代表肯尼亚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哀悼和慰问。
肯尼亚总统　乔莫·肯雅塔

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以无限沉痛的心情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康生同志逝世。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革命的党和人民一起，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战士和理论家。
他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加强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团结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康生同志的逝世，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深切感到失去了一位敬爱的朋友和战友。
康生同志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将与世长存，并将永远鼓舞着所有的马列主义战士。
我们将一如既往，决心完成我们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以及反对菲律宾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康生同志，安息吧！
你们兄弟般的，
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5年12月18日

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阁下：
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同志逝世，深感悲痛。
我谨代表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马里政府和马里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人民以及逝世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
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穆萨·特拉奥雷上校
1975年12月20日
于库鲁巴宫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朱德委员长阁下：
马里人民、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马里政府和我本人十分沉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逝世。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们谨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和伟大逝世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和最深切的哀悼。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穆萨·特拉奥雷上校
1975年12月22日
于库鲁巴宫

乌干达外长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坎帕拉1975年12月22日电
乌干达外交部长兼新闻和广播部长朱马·奥里斯12月22日到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同一天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各国驻乌干达的外交使节和在乌干达的华侨。

卢旺达外长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讯
基加利消息：
卢旺达外交和合作部长阿洛伊斯·恩塞卡利杰前往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代表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一些国家驻卢旺达的外交使节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塞内加尔领导人代表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达喀尔1975年12月22日电
塞内加尔掌玺和司法国务部长阿利翁·巴达拉·姆邦格12月22日前往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代表桑戈尔总统、迪乌夫总理、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塞内加尔的外交使节，一些民族主义组织驻这里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

塞拉利昂总理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弗里敦1975年12月22日电
塞拉利昂总理兼内政部长、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全国总书记卡马拉—泰勒，12月22日到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代表塞拉利昂政府和全国人民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塞拉利昂土地部长希尔斯、议长里奇蒙·戴维斯、国务部长兼武装部队司令莫莫赫、国务部长兼警察总监凯图—史密斯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及各界友好人士。
一些国家驻塞拉利昂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安理会通过关于东帝汶的决议
印尼必须立即从东帝汶撤出全部军队
东帝汶副总统兼总理洛巴托强烈谴责印尼的武装入侵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2月22日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2月22日下午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干涉东帝汶表示遗憾，并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毫不拖延地从东帝汶撤出全部军队。
决议呼吁各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以及东帝汶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决议通过后发言。
他指出，中国代表团对这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因为草案指责了印尼对东帝汶的武装干涉，并要求印尼毫不迟延地从东帝汶撤出其全部军队。
他说：
“我们认为，印尼政府必须遵照安理会决议的上述规定，切实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立即无条件地从东帝汶撤出其一切军队，并停止对东帝汶事务的任何干涉。”
他还指出：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的第3、第4段措辞含混，而且同安理会按照宪章规定所应处理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执行部分第5段，我们也怀疑派出秘书长的代表的必要性和有用性。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职责不是别的，而只应是监督印尼政府立即从东帝汶撤军。
有鉴于此，中国代表团声明我们对草案执行部分第3、四、五各段持有保留。”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和新闻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尔塔也在会上发了言。
他说，印度尼西亚在12月07日开始入侵东帝汶，今天战斗仍在进行中。
他说：
“我们伟大的人民决心要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斗。”
“东帝汶的历史将由东帝汶人民自己来写。
任何人都应该认识到，要阻止（东帝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的步伐是不可能的。”
安理会从12月15日开始辩论东帝汶问题。
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了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行径，并且要求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帝汶撤走。
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说：
“听到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的消息我们感到惊讶。”
“我们认为，所有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种权利是不需要谈判的。”
“东帝汶人民，而且只有东帝汶人民自己，才能决定他们的自决权利。”
几内亚比绍代表吉尔·费尔南德斯说：
“东帝汶的事务应该由东帝汶人民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解决。”
他说：
“我们强调指出，我们不能接受印度尼西亚军队留在那个岛屿上的现状。”
“印度尼西亚军队必须立即从岛上撤出去。”
圭亚那代表约瑟夫·桑德斯指出，任何国家都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别国的内外事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武装干涉和一切其他形式的干涉都应受到谴责。
他在发言中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从东帝汶撤出武装部队，并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
几内亚、喀麦隆等国家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新华社1975年12月22日讯
达尔文消息：
据达尔文电台12月21日广播，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副总统兼总理尼科罗·洛巴托最近在一篇文告中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武装入侵东帝汶，并坚决要求侵略军立即撤出东帝汶。
又据达尔文电台12月19日广播，洛巴托副总统兼总理在另一篇文告中说，印度尼西亚入侵者的飞机和军舰继续轰炸和炮击帝力和包考两城，但是，为了东帝汶的解放而正在进行战斗的人民迫使侵略者一步也不能前进。
文告说，印尼入侵者受到了严重损失，他们为了报复竟大肆屠杀这两个城市的人民。
另据路透社报道，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和新闻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尔塔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声明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目前控制着东帝汶百分之九十的地区。

尼日利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拉各斯1975年12月22日电
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贝洛，12月22日前往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一些国家驻这里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使馆吊唁。

斯里兰卡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科伦坡1975年12月23日电
斯里兰卡计划和经济部副部长、斯中友好协会主席拉特尼·森纳那亚克，政府其他官员，各界人民代表和华侨代表，12月22日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一些国家驻斯里兰卡的外交使节。

波兰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华沙1975年12月22日电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马·斯特拉多夫斯基12月22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波兰的外交使节。
同日，格但斯克省省长办公室主任米耶奇斯瓦夫·斯比耶瓦克代表该省省长和行政当局前往中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港澳各界爱国同胞代表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吊唁
新华社香港1975年12月23日电
港澳各界爱国同胞的代表昨天前往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吊唁礼堂内悬挂着环饰黑纱的康生同志遗像和“悼念康生同志”的横幅，四周摆着各爱国机构、工会、社团、学校等送的花圈。
前往吊唁康生同志逝世的共一千多人，他们中有各界知名人士杨光、张光斗、崔延绪、金石、潘静安、费彝民、汤秉达、王宽诚、何贤、霍英东、石慧、高卓雄、郭增恺、庄世平、马万祺、李子诵等。
一些国家驻香港的外交官员和在港的外国朋友，也前往吊唁。
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银行等驻港机构和一些报馆、社团、学校，于21日、22日为康生同志逝世下半旗志哀。

突尼斯和苏丹总统对外国干涉安哥拉表示不安
呼吁安哥拉各解放组织维护国家统一
马来西亚报纸揭露苏联加紧向非洲扩张
据新华社突尼斯1975年12月21日电苏丹总统尼迈里12月18日至21日访问了突尼斯。
访问结束时尼迈里总统和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发表的联合公报说：
“两国元首对外国干涉安哥拉深感不安，并且呼吁（安哥拉）各解放组织采取行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独立。”
公报说：
“两国元首表示要不遗余力地帮助安哥拉各解放组织达成一致，从而为保护安哥拉不受伤害和巩固非洲统一组织贡献力量。”
关于阿拉伯同非洲之间的关系。
公报说：
“两国总统对这种关系的持续发展感到高兴，并且表示要尽一切努力来巩固阿拉伯—非洲的合作。”
公报说：
“两国总统表示完全支持还遭受外国或种族主义的统治的非洲人民的斗争，同时努力加强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加强这些国家对外国干涉和侵略的防御。”
新华社1975年12月20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18日发表社论，揭露苏联加紧对非洲进行扩张。
社论指出，苏联的活动已经扩展到黑色非洲大陆。
它在非洲的活动是苏联全球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制约西方。
“安哥拉是它在西非大规模展开军事扩张之地，也是苏联在非洲和大西洋军事扩张南移的第1步”。
社论说，从上述情况看来，曾被大事渲染的所谓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宣言”，“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大国的扩张和麻醉各国人民。”
社论说，“事实表明，苏联支持葡萄牙策动流产政变，是赫尔辛基会议后发生的；
苏联支持安哥拉打内战，使战争扩大，是在赫尔辛基会议后进一步加剧的”。

索马里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5年12月22日电
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阿里·马坦·哈希和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吉·穆罕默德，外交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和卫生部长穆罕默德·阿里·努尔12月22日到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一些国家驻索马里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罗马尼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5年12月22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斯·沃伊捷克，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保·尼古列斯库—米齐尔，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罗共中央书记斯·安德烈，罗共中央部长奥·杜马，矿业、石油和地质部长布·阿尔马善，运输和邮电部长特·杜达什，司法部长埃·尼科尔乔尤，罗共中央副部长瓦·桑德鲁和康·马特伊，外交部副部长康·万恰等，12月22日前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斯·沃伊捷克等同志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尼·齐奥塞斯库同志、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国务委员会和政府向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表示了对康生同志逝世的深切哀悼。
一些国家驻罗马尼亚的外交使节也到使馆吊唁。

老挝丰沙里官员到我总领事馆吊唁
新华社1975年12月23日讯
丰沙里消息：
老挝人民革命党丰沙里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丰沙里省行政委员会委员占以及省人民代表、省顾问、机关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12月22日前往中国驻丰沙里总领事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前往中国总领事馆吊唁的还有越南在丰沙里工作的工作人员代表和旅居丰沙里的华侨代表。

赞比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卢萨卡1975年12月22日电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祖卢和赞比亚总理穆登达，12月22日到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同一天前往吊唁的还有：
赞比亚外交部长班达，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契坦巴拉、奇贝萨·坎卡萨夫人和玛丽·富拉诺夫人，财政部长拉扎鲁斯·姆瓦南希库，新闻和广播部长姆维拉，乡村发展部长卢萨卡，商业部长克莱门特·姆瓦南希库和各国务部长。
一些国家驻赞比亚的外交使节和南部非洲驻卢萨卡的一些自由战士同一天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越南南方集会庆祝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五周年
新华社河内1975年12月22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代表一千多人，12月19日在胡志明市隆重集会，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五周年。
越南劳动党南方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政府顾问委员会以及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中央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范雄、阮友寿、黄晋发、郑廷草出席了集会。
阮友寿主席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据新华社河内电
越南南方获得全部解放以来，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不断取得成就。
越南南方工人阶级克服重重困难，使大批工厂陆续恢复生产。
据统计，到09月中旬为止，越南南方工业最集中的西贡市已有一千七百多个大小工厂恢复了生产。
目前，许多造纸厂、食品厂、卷烟厂、饲料厂、制药厂等，已经使用国产原料进行生产。
交通运输部门职工已把几乎所有主要公路修复畅通。
从西贡到符美的铁路已于11月25日全线修复通车。
连接西贡和河内的“统一铁路”，也已修复了近八百公里。
水路交通运输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各地农民努力重建家园，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作物产量。
今年越南南方的晚稻种植面积大大地超过了往年。
早熟晚稻最近已经收割完毕，有的省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六吨。

马尔加什外长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1975年12月22日电
马尔加什共和国外交部长雷米·蒂安德拉扎12月22日前往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代表马尔加什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首脑拉齐拉卡吊唁康生同志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马尔加什全国人民发展委员会主席米歇尔·费蒂和副主席德西雷。
一些国家驻马达加斯加的外交使节和华侨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