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广州部队某师党员带头学好革命理论，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新华社广州电
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认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全师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进一步增强了党的观念，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执行各项战斗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这个师的党委就把学习理论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经常开会研究，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党组织在这方面做得好的经验。
他们首先切实抓好营以上各级党委成员的学习，通过举办读书班的办法，把营以上党委成员分期分批地集中起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学习党的纲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三大作风。
师、团、营三级党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进行开门整风，加强党的建设。
他们建立了党课制度，每月以团为单位上一次党课，由师、团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讲课。
通过学习，各级党委成员大大增强了党的观念，大家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
书记与委员之间，委员与委员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工作中更加步调一致，齐心协力。
各级党委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各项工作中密切配合，使党委会成为团结战斗的指挥部。
各级党委成员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还不断对全师广大党员加强党的教育。
在传达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时，他们专门安排时间，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教导，教育党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做学习的模范，带领群众搞好学习。
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一专题时，他们运用上党课、举办学习班等方法，对党员进行党的纲领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认清共产党员肩负的历史使命。
他们以团为单位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教育，并在全师党员中普遍开展了对照共产党员五条标准联系思想实际找差距的活动。
通过这些教育，党员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全师涌现了七百二十多名党员理论辅导员，形成了一支以党员为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某团曾纪球、韦汉国、黄德春、叶茂光四名战士党员带领一些青年战士，在团党委的指导下，克服理论基础差、缺乏资料等困难，积极编写辅导材料，在全团宣讲，推动全团的理论学习。
最近，他们又积极投入评论《水浒》的活动，写文章，编资料，出墙报，搞广播，对全团评论《水浒》以很大的促进。
由于学习理论结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广大党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师各项工作都有了喜人的进展。
步兵、炮兵等各项训练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上级机关先后六次在这个师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胜利基础上
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这次卫星发射成功，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所取得的新成果
新华社1975年11月26日讯
新闻公报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下，1975年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一百七十三公里，最远点四百八十三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六十三度，绕地球一周九十一分钟。
这次卫星发射成功，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所取得的新成果。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从事研制、发射卫星的工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革命干部、民兵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语录
杜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要提高警惕。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爱护青年干部　支持青年干部
天津市棉纺一厂党委副书记　鲁光寅
编者按：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
这样做，可以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因此，正确对待老、中、青三结合，老干部正确对待青年干部，就非常重要。
一般说来，青年干部革命热情高，干劲大，对新事物敏感，老干部应该学习青年干部的长处；
老干部革命时间长，经验比较丰富，这些往往正是青年干部的不足之处。
老干部应该满腔热情地支持青年干部，爱护和帮助青年干部，使青年干部接好革命的班。
在这方面，鲁光寅同志的态度是正确的。
1973年底，我厂党委书记调走了，领导确定由我负责主持党委工作。
由于党委一班人的积极支持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革命、生产和各项工作任务。
这时有的干部和群众就议论：
“党委一把手准是老鲁担任了。”
听到这种说法，我告诫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领导能力，是难以胜任领导这个大厂的。
那时候，见到上级的领导干部，总是请求给我们厂尽快调一名资历较长、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来。
因为，我们厂的几任党委书记都是这样的老干部。
去年04月份，上级党委却任命了政治处副主任李宝明同志担任党委一把手。
李宝明同志的政治觉悟高，工作积极，我是了解的。
但是他过去是我的下级。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感到很突然，思想没有准备。
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摆在我的面前：
怎样对待后来居上的干部，如何处理好同新的一把手的关系？
开始我的思想有些波动：
“下级变成了上级，别人对我会不会有什么看法。”
可是又一想，提拔年轻的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对组织的决定要坚决服从。
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职务的变动，也会影响其他党委成员的情绪，我受党教育多年，应该做出好样子，带好这个头。
现在看来，虽说当时的态度似乎是积极的，对自己要求的标准却是低的，只考虑不要因为自己影响班子的团结和工作，有的时候还采取了强行克制自己的办法。
后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我才进一步认识到：
怕别人对自己有不正确的看法，实际上是自己有不正确的看法，认为我曾经是厂党委带头人，选一把手理应选我，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等级观念在自己头脑中作怪的结果。
发展下去，就会把个人的革命资历，把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帮助下所作过的一些工作，当做向党要名利地位的资本。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到来，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继续革命的过程，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
作为一个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如何对待革命的新生力量，也是衡量自己有没有政治远见、有没有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革命责任感的一个重要标志。
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
把优秀的年轻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有的担任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
我的认识提高了，思想也就更开朗了，在实际工作中，就能满腔热情地欢迎和关心新生力量的成长。
一年多来，与新的一把手共同工作中，我主要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尊重新的一把手，自觉地接受领导。
对于一个老同志来说，自己的下级变成了自己的上级，首先就要摆正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只要我们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从为无产阶级掌权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个关系就能摆正。
摆正了这个关系，对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十分必要的。
今年我们厂党委在安排生产计划时，要求在去年大修不减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大修要增产。
我是分管生产的副书记，党委书记希望我拿出增产的措施来。
当时我也没有章程。
怎么办？
我想，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主见，就伸手向一把手要。
如果事事要一把手出点子、拿措施，这既是对革命工作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尊重不尊重一把手、接受不接受一把手领导的问题。
于是，我带着这个问题到工人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大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在此基础上，党委作出了大修也要大增产的决定。
二、要多承担责任，支持一把手的工作，减轻一把手身上的担子，使他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抓一些对全局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今年我厂的生产任务，一是做到大修要增产，二是大修基建任务要搞上去。
大修基建任务，按常规来说，应该由基建部门承担。
但是，是坐等基建部门，还是密切协同建筑部门，争取提前开工，年内建成？
又鉴于这项任务不仅繁忙紧急，而且各方面关系多，政策性强。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由谁来承担这项工作呢？
我想：
是自己主动承担这项艰巨的工作，还是推给别人，或推给一把手承担呢？
一把手承担全面工作，如让他抓，势必影响对全面工作的考虑；
让其他同志去抓，把困难推给别人，自己拣轻的挑，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采取的态度。
于是，我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
在一把手的帮助和其他党委成员的协助下，大修工作的进展比较顺利。
三、要善于学习新干部的长处，从新干部身上吸取营养。
在与新的一把手共同战斗中，我十分注意学习他的长处，补助自己的不足。
例如，他看书学习的自觉性比较高，注意钻研问题，对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到路线上进行分析，看得比较清楚。
和他相比，这正是我的不足。
我经常忙于日常事务，对学习重视不够，学得不深不透。
有缺点就改。
我不仅坚持正常学习日制度，还制定了半年自学规划，利用一早一晚坚持自学，并注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四、注意爱护新干部，保护新干部的积极性。
新干部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是冷眼旁观，还是积极帮助呢？
我作为老干部应该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帮助新干部开展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取得领导工作的经验。
李宝明同志工作不久，看到基层存在一些问题，心里着急，批评了一些同志。
这些同志对他有意见，认为“新书记脾气大，爱训人”。
李宝明听到这些反映后，产生了一些畏难情绪，工作也不够大胆了。
我想，李宝明同志虽然缺乏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但敢于抓工作的精神是可贵的，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老干部越要站出来，调整好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给新干部今后的工作趟开路子。
于是，我找李宝明同志谈心，鼓励他要积极大胆工作，并诚恳地指出了他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同时做好一些基层同志的工作，指出要认识自己的问题，正确对待批评，端正对新干部的态度。
这样，李宝明同志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基层的同志又能体谅新干部的心情，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
总之，只要出以无产阶级的公心，就能正确对待新干部，积极帮助新干部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就能为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团结战斗。

劳动经常化　思想革命化
湖南汉寿县青年大队女赤脚医生　丁松芝
我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
没有当赤脚医生前，经常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队里的集体生产劳动，泥一身，水一身，不怕脏，不怕累。
每年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
可是，1973年，我当了赤脚医生以后，就错误地认为少参加点劳动没关系，只要医疗技术上有一手就行了。
由于个人名利思想作怪，就只顾钻技术，当年劳动不满五十天。
劳动少了，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也淡薄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和贫下中农一起，狠批了孔孟、林彪散布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
我回顾了当赤脚医生前后的情况，深深感到：
只有劳动经常化，才能思想革命化。
于是，我狠斗了自己头脑里的个人名利思想，下决心同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旧观念彻底决裂，自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我思想转变后，治病再忙，也要挤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近两年来，每年劳动都在一百二十天以上。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以更好地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
一次，我带着药箱，和社员一起开荒造林。
在劳动过程中，贫农女社员胡月英妇女病复发，引起大出血，并出现了休克。
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使病人很快转危为安。
通过参加劳动，我了解到队里还有一些妇女患有妇科病，我便一面劳动，一面普查、普治妇科病，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健康。

当好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
广西北流县大罗大队赤脚医生杨尤芳
1969年，我们大队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办起了合作医疗，贫下中农推荐我当赤脚医生。
我刚担任赤脚医生时，村里就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大字识不了几个，也想当医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忆起在旧社会贫下中农受剥削、压迫，得了病无医无药的苦处；
想到解放后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破坏，农村缺医少药的情景，决心尽快学会医疗技术，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
至于说没文化，学不了医，我可不相信。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只要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就一定能逐步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我把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结合起来。
我首先认真学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认识到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对技术要“精益求精”。
在实践中，我努力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注意不脱离农业集体生产劳动。
1974年，我参加劳动一百二十多天。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我进一步认识到赤脚医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更加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今年01月到09月，一共参加劳动一百二十八天。
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痛苦，我在实践中，注意学习医疗技术。
几年来，我向有经验的医生学，向群众学，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写药名，一味药一味药地弄懂药物性能。
学针灸时，我先在自己身上试针，摸熟穴位；
学打针时，先替自己的孩子打。
这样，我逐步掌握了一般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
西牛岭脚生产队社员黄二婆，十二岁时得了哮喘病，近几年，一发作起来就喘得很厉害，吃不得，睡不得，走不得。
我决心为她治好病。
从我家到黄二婆家足有八里路，中间还有一段山路。
我坚持每天天蒙蒙亮就到她家，蹲在床前细心观察病人的痰液，反复弄清病人发病历史和治病经过。
为了采药、配方，我访问了三十六个有草药知识的老农，爬山越岭一百多里，终于配齐药。
黄二婆服用以后，病渐渐好了，至今三年多没有复发。
过去，黄二婆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现在可以做些家务活了。
经过上级派来的医疗队鉴定，黄二婆的哮喘病确是基本上治愈了。
一年冬天，村里有的小孩得了肺炎。
为了治好这种病，我四出访医、采药。
一次，到三十里外的山村向一位老药农求教，得了一个治疗小儿肺炎的药方。
经试用后，效果很好。
林屋生产队贫农社员梁成芬和其他几个社员的小孩得了急性肺炎，我都用这个验方治疗，结果，每个小孩只花五分钱，就把病治好了。
现在，我已能够运用一百二十多种中草药和四十多种西药，治疗本地常见病、多发病，还能抢救一些难产和危重病人，学会了一般小外伤的缝合和人工流产等手术。

打一辈子赤脚　干一辈子革命
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赤脚医生　覃祥官
1966年底，我们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贫下中农推选我当赤脚医生。
实践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赤脚医生，要有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又要不断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才能适应防病治病的需要。
有一次，范家街大队第2生产队六十六岁的军属范春莲得了重病，找了三个医生都没治好。
我得知这个情况后，打消了怕别人说我“逞能”、“出风头”等私心杂念，背起药箱，立即跑到范大妈家。
原来，范大妈有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了，腹痛难忍。
我诊断是肠梗阻，病情比较重。
在煤油灯下，我聚精会神地翻阅随身带来的医书，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反复琢磨，想起了“蜣螂”这味药。
《本草纲目》上记载它“能攻肠中坚结之屎”。
为了确保病人用药安全，我在路边捉了三只活蜣螂，拿回家炕干研成细末，自己先服了作试验，果然有通气排便的效果，没有副作用。
我赶紧又捉了几只，依法炮制，送去给范大妈服。
不到一天时间，范大妈解出大便，腹痛、腹胀都跟着消失了。
这件事使我更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
我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伟大教导，按照贫下中农的需要，学习了中草药和针灸知识，认识了二百三十多种中草药，向贫下中农学到了一百二十多个草药验方，学会了针灸；
还学了一些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技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病治病。
1971年，我当选为地委委员、县委常委，还担任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公社给我腾出了住房，我一直没有搬进去，坚持住在生产队，生活在群众之中。
我每天背着药箱，有病人就出诊，没有病人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我想，赤脚医生贵在“赤脚”，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会脱离群众，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是真正的赤脚医生。
有一次，我从省里开会回来，走到半路，看到我们大队的干部、社员，正在干沟河上抢修石拱桥，我马上放下行李，拿起一条杠子就抬石头。
大伙劝阻我说：
“祥官，你出门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我坚持同群众一起，突击了两天两夜，提前把石拱桥修好。
1972年冬天，我们大队修盘山水渠。
我在工地上搭起了“简易医疗站”，一边为社员看病，一边参加工地劳动。
工程进入到板壁崖险段，我同民兵一起，腰系绳子，悬在半崖上劈坡开渠。
有的同志对我说，你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参加劳动可以找些轻松活做。
我想，干革命有多大的力就用多大的力，能挑一百斤，决不挑九十九。
那一次我在工地上，共劳动了一百二十多天。
有人问我：
你又看病，又采药，还要开会，那有时间参加劳动？
我说，自己多辛苦一点，时间就会挤出来。
白天，我把药箱背到田里，既可以参加劳动，又可以给社员看病。
一次，我正在包谷地锄草。
忽然，第5生产队贫农社员覃发泉跑来，说他的小孩又吐又泻。
我赶紧放下锄头，一路小跑赶到病人家里。
经过诊断，孩子患的是中毒性消化不良，病情比较重。
我立即给孩子开方、用药。
为了便于观察病情，我就在他家附近的地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一会，就去看一看，直到孩子完全脱险了，才回去。
这一天，我既没有耽误劳动，也没有耽误治病。

搞好卫生革命　为建设大寨县服务
——昔阳县卫生革命的调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山西省昔阳县在大寨大队的带动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把卫生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使卫生工作更好地为建设大寨县服务，做出了较好的贡献。
卫生革命是建设大寨县的组成部分
昔阳县委认为：
卫生革命是建设大寨县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把卫生革命纳入建设大寨县的规划，统筹安排，才能搞好卫生革命，也才能使卫生工作更好地为建设大寨县服务。
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经过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
早在1967年04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们就制定了“奋战三五年，建成大寨县”的规划，并把卫生革命列入了规划。
但是，由于当时对于建设大寨县和进行卫生革命的关系摆得不够正确，所以开始学大寨那几年，全县的卫生面貌没有多大变化。
有些同志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么忙，顾不上抓卫生工作”；
有些人甚至把卫生工作当成负担，怕抓卫生工作妨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遇到了问题：
有些大队因为卫生工作搞得不好，病人多，影响出勤；
有的村因为缺医少药，有了病人，派人外出请医抓药，误工很多。
这使县委认识到，卫生工作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因此，他们开始注意总结学习和推广大寨大队党支部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认真抓卫生革命的经验。
二十多年来，大寨大队党支部把卫生革命和大干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收到很好的效果。
1963年遭受特大洪灾以后，大寨大队党支部带领广大社员群众，日战大寨田，夜建新农村，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推进了“两管”、“五改”工作。
过去贫下中农有病找不到医生看，办合作医疗以后，可以就地看病，十分方便。
毛主席教导我们：
“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大寨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中，结合批判了封建迷信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克服愚昧、落后、不卫生等旧习惯，广泛地开展了卫生知识教育。
现在，在大寨已经形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新风尚、新习惯。
伤寒、痢疾等主要传染病十二年没有发现，小儿蛔虫病、肺结核、老年慢性气管炎等发病率也大大减少。
除害灭病讲卫生，保证了群众的身体健康。
全大队一百七十多个男女全半劳力，基本上人人出满勤。
昔阳县委从大寨大队卫生革命的经验中认识到：
大寨大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全面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绝不只是发展生产问题，而是如何在农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
而卫生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卫生阵地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方面。
那种把卫生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割裂开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从此，县委把卫生革命作为建设大寨县的一个组成部分，统一计划，统一安排；
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卫生革命的领导。
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县、社、队都有一名副书记分管卫生工作；
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社、队成立了由贫下中农代表、干部、赤脚医生三结合的卫生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卫生工作，生产队、街巷建立了卫生小组。
这样，做到了队队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使卫生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大大推动了卫生革命，全县卫生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前，全县平均一千九百人中有一名医生，现在平均三百四十多人就有一名医生。
全县四百一十一个大队，过去只有九十二个保健站，现在队队都实行了合作医疗。
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不断下降，1973年比1966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七，1974年又比1973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
在建设大寨县中开展卫生革命
建设大寨县不断地对卫生工作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又不断地为卫生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卫生工作和建设大寨县紧密结合，就能不断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昔阳县是怎样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呢？
一、在发动群众，为建设大寨县多做贡献中，把建立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列入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列入建设大寨县的规划。
从1969年以来，结合建设大寨县，全县四百一十一个大队全部实行了合作医疗，共培训赤脚医生六百零五名。
赤脚医生都能防治一般的常见病、多发病，有些还会医治一些疑难症，大大保障了社员的身体健康，许多大队社员出勤率由实行合作医疗前的百分之八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二、在改变山河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不讲卫生的旧习惯，进一步推进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1972年以来，全县结合治山治水，改变山河面貌，兴办了二十二处人畜吃水工程；
有九十二个大队修建了自来水塔。
这个水源奇缺，祖祖辈辈吃池水、脏水的地方，现在吃上了干干净净的清水和自来水。
另外，结合节省积肥、运肥劳力，有二百四十六个大队把畜圈迁出村外，新建和改建猪圈六万九千多个。
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优先扩大再生产的同时，已建成和部分建成新农村的大队有一百四十一个。
这些大队在建村中，进一步改进了“两管”、“五改”工作。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卫生条件。
三、刚开始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有些妇女因为孩子多，不能很好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县委发动广大群众讨论：
建设大寨县，人人都要做贡献，孩子多，出不了勤怎么办？
经过讨论，群众提出很多解决办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计划生育，这就把计划生育和建设大寨县结合起来了，实行计划生育更自觉了。
四、昔阳县在建设大寨县中，不仅改变了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主观世界。
千百年来留在群众中的封建迷信观念和不卫生等旧习惯改变过来了。
人们不信鬼神，不信巫婆、神汉，信科学，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毛泽东思想。
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的思想也变了。
过去，他们认为生儿育女命里定，现在，积极支持实行计划生育；
过去，人们认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现在，许多人成了讲卫生、爱清洁的积极分子。
狠抓卫生战线两条路线斗争
昔阳县委在实践中认识到：
建设大寨县，首先是革命，是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卫生革命要为建设大寨县服务，同样首先是革命，在医疗卫生领域内，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69年，昔阳县结合建设大寨县，在全县各大队建立合作医疗时，一小撮阶级敌人胡说什么：
“合作医疗是大伙儿出钱，少数人看病。”
少数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毒害较深的人也认为，赤脚医生治不了大病。
昔阳县委认识到，不斗阶级敌人，不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医疗就建立不起来，建立了也不能巩固。
于是，他们在卫生战线开展了一场对修正主义路线、对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大批判，大家控诉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给贫下中农带来的苦处，热情颂扬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这样，广大群众认识到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不仅可以保障社员身体健康，使之精力充沛地投入建设大寨县运动，而且还是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
到1970年，昔阳全县的合作医疗基本上普及了。
县、社医院一些有经验的医生也主动到农村去，帮助建立合作医疗。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为大寨、赵壁等十五个大队培训、复训赤脚医生一百五十名。
许多赤脚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学会了更多的防治疾病的本领。
昔阳县委认为：
无产阶级占领医疗卫生阵地以后，仍然存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在建设大寨县的同时，不断揭露医疗卫生领域中新的矛盾，及时解决矛盾，才能使卫生革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深入发展。
有一个时期，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同志，看到卫生事业发展了，社员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便放松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结果，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赤脚医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少了；
个别人甚至沾染了资产阶级医疗作风。
在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县委根据大寨大队党支部的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县展开了一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广大赤脚医生参加了革命大批判，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
许多赤脚医生通过揭矛盾，找差距，认识到脱离劳动就是蜕化变质的开始，重新制定了关于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参加集体分配的制度。
1974年全县赤脚医生平均参加劳动二百五十三天。
这一年，全县有一百四十七名赤脚医生被选为县、社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
新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都参加了集体分配。
　本报通讯员

不断革命　不断提高
据新华社报道　西藏穷结县委、云南镇雄县委、江西星子县委，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
这三个县，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
县委领导成员学习会议文件以后，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决心带领全县人民乘胜前进，在建设大寨县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穷结县委决心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结束，中共西藏穷结县委就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并以区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宣传大寨、昔阳的根本经验，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这个县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南岸，平均海拔三千七百多米，无霜期短，缺水、缺肥、土质较差。
1972年以来，全县坚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学大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1973年和1974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
在胜利面前，有的干部沾沾自喜起来。
这次县委领导成员对照大寨、昔阳的经验，对照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深深感到差距很大，决心继续革命，坚持斗争。
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干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对国家的贡献要不断增加，努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穷结县委认为，要做到继续革命不停步，进一步改变穷结的山河面貌，还必须发扬大寨贫下中农那种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他们打破“收一秋打一冬”的常规，抽出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力，比去年提前五十多天，投入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为了加速农业机械化，各公社重新规划、整修了道路，弯曲的取直，狭窄的加宽，为机械耕作创造条件。
穷结县委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带领县机关大批干部下到基层蹲点，和群众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做到哪里有大干的群众，哪里就有领导干部，对群众鼓舞很大。
镇雄县委找差距继续前进
中共云南省镇雄县委，通过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的学习，进一步认识到，要使镇雄不断前进，关键在于县委“一班人”的思想革命化程度能否进一步提高。
为此，他们发动干部和社员群众帮助县委揭矛盾，找差距，端正思想政治路线。
在常委扩大会和全县四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主动检查了县委在领导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到会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指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步伐没有昔阳那么快，根本原因是县委领导被“成绩遮了眼，‘满’字挡了道”。
他们摆表现，谈危害，使县委“一班人”受到很大震动。
在各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的帮助下，县委“一班人”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
会议结束后，县委除了留少数常委在机关值班外，四个副书记分别深入四个大队蹲点调查研究。
其他常委分别带领县级机关干部和公社干部，深入基层，同社员群众同劳动、同学习，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随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镇雄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各公社在提前结束秋收秋种工作之后，立即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深翻改土和积肥造肥的热潮。
星子县委转变作风深入基层
中共江西星子县委把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机关作风，当作学大寨的一项根本措施来抓。
在县委统一安排下，县委和县革委会机关带头精简机构。
他们从县直属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加强农业生产第1线。
县委十二名常委，有十名常委带头下去蹲点。
县委副书记彭文德和常委钱式伟是本县干部，以前分别在五里公社和蛟塘公社，领导过这两个地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今天他们又分别来到这两个公社，一放下背包，就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帮助这两个公社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制订农业学大寨的规划，并和群众一起战天斗地。
群众赞扬说：
“这回精兵强将下来了，象个真学真干的样子了！”
目前，庐山脚下，波阳湖畔，一场建设园田化农田和深翻改土的农田基本建设活动，干得热火朝天。
其它筑坝堵汊、水利配套、开垦荒地、植树造林等工作也相继展开。

南平市委联系实际总结经验
切实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据新华社福州电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中共福建省南平市委认真总结经验，摆正农、轻、重的关系，切实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
南平市地处闽北山区，全市有十七个农村人民公社，八十五个中小型工厂。
既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基地，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属市。
过去，由于市委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学大寨的前进步伐，也影响了工业生产。
这次，在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时，市委领导成员分析了当地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经验教训。
1971年，市委抱着良好的愿望，建起了一座糖厂。
但是，由于没有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多种经营发展缓慢，糖厂缺少原料，一个榨季只生产几天就停机了。
大家深有体会地说：
毛主席为我党制订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没有农业的发展，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抓工业，首先必须抓好农业。
认识提高以后，南平市委采用多种形式，在农村和城区厂矿企业，认真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
为了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市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切实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一、二把手亲自抓农业，三分之二的常委深入农村社队蹲点，大批机关干部也下到农村，同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起大干苦干。
连日来，全市有八万多人投入冬季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
一百多个支农小分队、支农货郎担、巡回医疗队，也奔赴田间地头，同贫下中农一起，齐心协力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

北京市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海淀区东升公社的党委领导成员同塔院大队干部、社员一起，认真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
新华社记者摄

浏阳县委领导成员决心加强自身思想革命化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群众大干苦干
据新华社长沙电
中共湖南省浏阳县委在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过程中，就“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使县委“一班人”统一认识，明确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大家决心站到群众运动的前列，带领广大干部、社员为尽快建成大寨县而奋斗。
浏阳学大寨十一年，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总的看来，步子不够快。
究竟浏阳跟大寨、昔阳比，差距有多大，有些同志并不清楚。
这次，县委书记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来大寨、昔阳的资料，给大家对照算账，发现无论从干部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觉悟、粮食增产幅度、农田基本建设、对国家的贡献、社员的收入等方面，差距都很大。
大家分析，论群众基础，浏阳是毛主席早年进行革命活动的老根据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论自然条件，浏阳比昔阳优越，又有较丰富的木材、磷矿等资源，有利于农业建设。
为什么浏阳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落后了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县委的思想跟不上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力量和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为建设大寨县服务。
经过这样对比、分析、讨论，大家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决心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那股革命热情和干劲，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县委既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
县委坚持什么政治方向，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对一个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是起决定作用的。
浏阳县委回顾近几年来本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加深了这个体会。
浏阳县在1970年以前，学大寨没有学到根本上，迈不开步。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县委在领导学大寨运动中，开始重视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1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纲要》。
但丰收以后，县委产生了自满情绪，没有做到大批了还要再大批，大干了还要再大干，放松了抓阶级斗争，农田水利建设没有配套，结果1972年粮食减了产。
1973年，县委吸取了教训，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胜了自然灾害。
这一年，粮食又增产。
县委从这几年来抓阶级斗争时紧时松，反映在粮食产量上的一高一低的事实，深刻地认识到，要建成大寨县，县委必须是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
浏阳县委“一班人”的认识提高后，就召开全县区、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
会上，把县委如何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和改进作风的计划向干部们作了报告，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
会后，县委十一名常委，三名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其余下乡蹲点抓片，带头革命、带头劳动，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现在，全县已有十万劳动力战斗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有四万人大抓冬种工作，努力为明年扩大一年三熟制作好准备。

积极参加普及大寨县的革命运动
——陕西省军区机关、部队到农村定点帮助的调查
陕西省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两年多来，他们抽出大批干部到农村定点帮助，促进了部队和民兵建设，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作出了贡献。
1973年06月，根据陕西省委关于落实毛主席“农业学大寨”指示的统一部署，省军区党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由领导干部带领，到农村去蹲点，一年轮换一次，长期坚持。
为了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省军区党委及时召开了师级党委书记会议。
会上，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古田会议决议》，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对改变延安地区和陕西省面貌的指示，联系部队实际，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讨论到农村定点帮助和加强部队建设的关系。
大家回顾军队干部解放后在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受的锻炼，回顾自己走“五·七”道路、参加“三支两军”的经历，进一步认识到，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人民军队，应争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向人民群众学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部队革命化建设。
各级人武部门担负着民兵工作的光荣任务，到基层去组织广大民兵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便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做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认为，军队干部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到农村去定点帮助，完全符合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建军宗旨，是省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责无旁贷的任务。
认识提高了，军区党委带头到农村定点帮助，广大干部也积极参加。
到目前为止，全军区处、团以上领导干部先后分三批奔赴农村，到一百一十七个人民公社的一百九十二个大队定点帮助。
下去的干部，始终把定点帮助工作置于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他们主动请示汇报工作，处理点上重大问题时，反复研究，取得县、社党委的同意和支持。
对地方党委的指示和工作部署，在点上认真贯彻执行。
有的地委、县委还把军队的点与自己抓的点统一起来，集中领导。
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陕西省军区取得了定点帮助工作初步经验。
这些经验主要是：
一、坚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用党的基本路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所在社、队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解决方向道路问题，加速农业学大寨的步伐。
军队干部深入调查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密切联系实际，组织民兵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深入批林批孔，帮助组织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办好政治夜校，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陕西省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干部，在富县帮助社、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使四个公社的革命和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富县茶坊公社，发展农业的条件较好，但是，由于没有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学到手，学来学去，前进的步伐仍然迈得不大。
省军区机关干部到这个公社后，组织干部、民兵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大寨的根本经验。
他们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提高了干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调动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军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建电灌站，打坝蓄水，改河造田，平整土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被评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二、坚持劳武结合，以劳为主的原则，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建设民兵，促进战备工作和民兵工作“三落实”。
在农村定点帮助的军队干部，组织广大民兵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习大寨大队民兵连的经验，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激发了干部、群众大办民兵、加强战备的革命热情。
两年多来，军队干部帮助社、队先后两次整顿了民兵组织，配好民兵干部，纯洁民兵队伍。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许多社、队从工作安排到组织形式上，都注意把民兵活动与中心工作恰当地结合起来。
通过民兵活动的广泛开展，活跃了农村的政治空气，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促进了民兵工作“三落实”。
三、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促进思想革命化。
军队干部来到农村，发扬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拉起车子，挑上担子，投入到改天换地的火热斗争中去。
他们充分利用农村课堂大、老师多、教材丰富这些有利条件，虚心学习贫下中农和地方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用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激励自己。
许多领导同志放下官架子，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他们说：
“拿起锄头，革命精神焕发；
流了汗水，官气、暮气被冲走。”
大批年轻干部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学到了营房里学不到的东西，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
他们深有体会地说：
“到农村蹲点一年，等于进了一期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抗大。”
广大群众看到军队干部象当年老八路一样扎根群众之中，带领群众学大寨，亲切地称赞他们是“和咱贫下中农脚站在一起，心贴在一起，汗流在一起的子弟兵”。
两年多来，在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省军区机关、部队定点帮助的社、队，农业学大寨的步伐都迈得比较大。
据定点帮助的一百九十二个大队统计，1974年比1973年增产的大队有一百五十七个，其中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八十三个，上《纲要》的二十八个，过“黄河”的四十二个，跨“长江”的十五个。
最近，陕西省军区党委组织广大定点帮助的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分析问题，总结交流经验，决心把定点帮助的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为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
——记小学教师王马振光
今年05月下旬的一天，福建省福鼎县管阳公社楮楼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小学教师马振光入党的大会上，党员和党支部邀请的贫下中农代表都热烈地发言，赞扬马振光是党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好教师。
他听党的话，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为普及山区教育勤勤恳恳地工作，患了结肠癌以后，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表现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楮楼，地处闽浙交界，是个偏僻山村。
1969年，大队党支部为了普及山区教育事业，决定让上过农业中学的青年马振光担任小学教师。
党支部书记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振光啊，贫下中农多么渴望后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你一定要把这担子挑起来。”
党支部的嘱托，贫下中农的期望，激励着马振光。
他决心办好学校，让贫下中农子女都能上学。
一些儿童白天因家务不能上学，大队专门为他们办起夜小学，马振光主动承担了夜小学的教学工作。
他利用课余时间修理破损的课桌椅，替学生装订作业簿，还协助学校办起“红小兵农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尽可能减轻集体和学生家庭的负担，更快地普及山区小学教育。
1970年初春，新的学期开始了。
马振光同往常一样，挨家挨户动员贫下中农子女上学。
老贫农马立劝激动地说：
“现在，托毛主席的福，学校办到了我们家门口，孩子们都可以上学啦。
可是，我阿玄从娘胎里带来软骨病，不会走路，上不了学，有福不能享啊！”
马振光听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
我要把党和毛主席的温暖送到每家每户，这孩子不能走路上学，我来背。
第2天，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他就来到马立劝家，背着马振玄上学。
就这样，一个学期过去了，两个学期过去了，直到1972年夏天马振光患病住院时为止。
马振光住院后，其他教师学习马振光，主动接替他，使这个从小有残疾的孩子也终于能够坚持上学。
在教师们的辛勤努力下，楮楼大队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69年前的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使这个从前的文盲村，变成了教育普及的文化村。
毛主席关于“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导，激励着马振光勤奋学习，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把革命的新一代培养教育好。
他带领学生到“红小兵农场”参加学农劳动。
开始，有的社员不理解，说：
“谁不会教孩子种田，还要到学校去学农？”
一个学生的父亲甚至索性不再让孩子上学了。
马振光发现后，和教师马霖山一起，几次到这个学生家进行访问，向他们一家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伟大意义，说明学校办“红小兵农场”是为了使学生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好思想。
经过宣传，这个学生的父亲终于又高高兴兴地送孩子来上学了。
但从家庭访问中，马振光受到启发：
一些社员为什么对孩子参加学农劳动不高兴？
主要是因为他们怕耽误了孩子学文化。
他体会到：
只有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才是广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要求。
那种忽视社会主义文化课教学的思想是不对的。
为了教好社会主义文化课，马振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并且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教学方法。
每天晚上，人们已经熟睡了，他还在学习、备课。
勤学苦练，使他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和教学能力等各方面提高很快。
原来他只能教一、二年级，现在已能胜任五年级语文课的教学了。
为了不使一个学生掉队，在课堂教学上，一词一句，一道算术例题，他都认真讲解，启发学生思考。
他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从不马虎。
对请假缺课的学生，他就利用下课或放学后给予补课，直到这些学生学懂弄通为止。
马振光关心每个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对个别后进的学生，也总是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耐心帮助教育。
学生马兆安平时很顽皮，教师们一提起他就摇头。
马振光针对他的特点，主动接近他。
有一天，马兆安发痧腹痛，马振光就给他按摩，服药，把病治好。
渐渐地，他对马振光也越来越亲近。
有一天，马振光教他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给他讲解了歌词大意，引导他对照自己的行动，认识自己不遵守纪律是错误的，鼓励他向雷锋同志学习，当好毛主席的红小兵。
在马振光耐心细致的帮助下，马兆安转变很快。
他做了好事，马振光就及时给予表扬鼓励；
做了错事，就及时给予批评指出。
这样，一步一步地把马兆安引向正路，终于成了班里的“三好生”。
1973年，马振光得了结肠癌。
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切除了一段大肠。
人们常说，癌是不治之症。
可是，马振光对死亡无所畏惧，他想的是：
要活着，为党多做工作。
住院期间，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报。
1974年春，马振光住在公社卫生院治疗，听到全县教师集中县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立即请假出院，赶到县城参加学习、批判。
马振光决心把有限的生命，用在党的教育事业上。
他三番五次地向公社和卫生院请求出院。
公社的同志和医生看到实在说服不了他，只好同意他出院。
马振光一回到学校，继续担任二、三年级复式班的全部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繁重的工作使他还没有恢复健康的身体日益虚弱了。
每上一节课，都要费很大力气。
公社、大队和学校领导一再动员他住院疗养。
可是，怎么催，马振光就是不走。
最后，公社派来代课教师，说服他去住了院。
临走时，他还把学生迟交来的三本作文批改好才离开。
今年春天，马振光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工作的愿望更加强烈。
当他知道楮楼大队飞洋小学教师人力紧时，就主动要求去飞洋小学工作，恳切地说：
“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在卫生院疗养，躺在家里也不舒服，还是让我工作吧。”
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同意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
马振光那能闲得住！
他一到学校，还是担任了一、三年级复式班的全部工作，还时刻关心学校的一切，主动帮助其他教师。
他看到高中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马伟珍白天教小学，晚上教夜小学，的确很忙，就主动帮助她。
有一次，马伟珍正要批改作业，可是翻开作文本一看，十八本全都批改好了，是谁帮她批改的？
是马振光。
又有一次，马伟珍感到教四年级的一篇语文课没有多大把握。
马振光知道后，就上门来帮她备课。
他们边讨论，边研究，边定教案，直到马伟珍认为教好这一课有了把握才休息。
马振光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忘我地工作着，人们称赞他是“我们教师队伍中的焦裕禄”。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上海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郊区农村
边参加劳动，边创作、排练和演出文艺节目，积极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
新华社上海1975年11月26日电 上海二千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奔赴郊区农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创作、排练和演出文艺节目，积极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
最近以来，上海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深刻领会普及大寨县的伟大意义。
在“三秋”季节，各文艺单位分批投入农业生产第1线。
上海市文化局党委和各文艺单位的领导干部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
他们在农村，看到广大贫下中农为建成大寨县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深受教育和鼓舞。
许多文艺战士白天参加抢收抢种，晚上挑灯夜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火热的斗争生活，更激起了文艺工作者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热情。
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在金山县枫围公社新华大队劳动时，收集了这个大队贫下中农学大寨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几天内就编写、排练了沪剧表演唱、小合唱等节目，向贫下中农作了宣传演出。
上海乐团的演员，在田头和打谷场上满怀激情地为群众演唱了他们新创作的反映农业学大寨的歌曲。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的文艺工作者在演出时，为了不影响群众生产，自己动手搭露天舞台，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
上海美术馆、上海博物馆、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带了连环画、幻灯片，利用晚上或休息时间到生产队进行宣讲、放映，和社员们一起开展学理论、评《水浒》的活动。
上海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普及大寨县的革命运动，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上海京剧团在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劳动时，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并到解放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劳动人民的万人坑前和银杏树下接受阶级教育。
剧团的青年同志还和大队的八姑娘战斗队进行座谈，学习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和事迹。
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上海话剧团、上海杂技团等许多单位的文艺工作者看到农村热气腾腾的景象，更加感到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决心学习贫下中农冲天的革命干劲，搞好文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旅大市工人业余文艺宣传总队，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农村、工厂、部队，为工农兵演出。
本报通讯员摄

外事往来
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赴伊拉克访问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局长张耿和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于11月25日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伊拉克进行友好访问。
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往古巴访问
为商谈中古贸易、支付协定和1976年贸易议定书，我政府贸易代表团由副团长、外贸部副局长彭金波率领于26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古巴。
我国地震考察团赴日本访问
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顾功叙为团长，国家地震局负责人查志元为副团长的中国地震考察团一行六人应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地震学会的邀请，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访问。
孙会元等离京赴维也纳
我国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第6届常委会代表团副代表孙会元等一行于26日离京前往维也纳。
代表团代表、我国驻奥地利大使俞沛文，副代表张秉俭已在维也纳。
日工展团顾问冈崎嘉平太回国
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展览团顾问、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26日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王文林，外贸部副局长吴曙东，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展览团后期团长野见山勉、副团长瓜生复男，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市川卫门等到机场送行。
广州杂技团访问新加坡等国后回到广州
中国广州杂技团结束了对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访问演出，26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广州。
　（新华社）

天津市河东区李公楼街道
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新华社天津电
天津市河东区李公楼街道居民，几年来踊跃参加体育锻炼。
他们在就近的街道、小巷、院落做体操、跳绳、踢毽子、竞走、打太极拳，搞得热火朝天。
1973年以来，全街道举办了三届运动会。
去年冬季还组织家庭妇女开展了一次象征性长跑活动，有八百多人报名参加。
李公楼街道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居民增强了体质，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街道居民邱红珍，前去参加体育锻炼，婆婆有点看不惯。
她就和婆婆一起批判孔孟之道，讲毛主席对人民健康的深切关怀，讲体育锻炼的好处。
婆婆思想转变了，一手拉着儿媳妇，一手拉着孙女，老少三辈同上阵。
居民鞠凤梅也打通了丈夫思想，夫妻二人互相督促，坚持体育锻炼。
李公楼街道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三年多来没有买过一件体育用品。
投准用的小口袋、跳绳、毽子等都是群众想办法从家里找材料做成的，篮球架、乒乓球台也是自己动手做的。
李公楼街道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这样红火，是和街道党委的领导分不开的。
他们把体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由一名副书记亲自领导。
街道各级领导也身体力行，同居民一起坚持体育锻炼。
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居民们的体质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街道有些患有慢性病而不能工作的居民，经过适合自己情况的体育锻炼，再加上药物治疗，多数人病情有了好转，有的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张春桥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新西兰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5年11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今天下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韩瑞思。
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礼宾司长朱传贤，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唐闻生，参加了会见。

张春桥副总理会见尼日利亚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5年11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今天下午会见了尼日利亚新任驻中国大使坦科·优素福。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礼宾司长朱传贤、非洲司副司长李珩，参加了会见。

斯里兰卡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975年11月26日讯
斯里兰卡共和国贸易、公共行政和内务部长蒂·班·伊兰加拉特尼和夫人以及由伊兰加拉特尼部长率领的斯里兰卡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长李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奚业胜、魏环图等，斯里兰卡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卡朗纳戈达和夫人到机场迎接。

李素文副委员长会见并宴请巴拿马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11月26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巴拿马全国妇女理事会主席贝尔塔·克萨塔·德莫斯科特为团长的巴拿马妇女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以后，李素文副委员长设宴招待巴拿马客人。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徐光，有关方面负责人方琼、邢竹芳等。
（附图片）
李素文副委员长会见了以巴拿马全国妇女理事会主席贝尔塔·克萨塔·德莫斯科特为团长的巴拿马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送书上门
陕西府谷县离县城偏远的大昌汉、老高川、庙沟门等公社的贫下中农，都称这个县新华书店职工刘荣华是“深山沟里的红色图书发行员”。
几年来，刘荣华坚持送书上门，走遍了五百多个生产队，发行图书五十余万册。
刘荣华刚开始下农村搞流动发行工作时，是有过思想斗争的。
他觉得在这山大沟深的地方背书下乡，跑腿磨鞋费衣裳，又苦又累。
党支部觉察到这一点，帮助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刘荣华想，我是个贫农子弟，应该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要求自己，怎能在艰苦的工作面前拈轻怕重？
他认识到，图书发行工作并不是单纯的买卖，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一场斗争。
一些青少年看坏书，听坏故事，唱坏歌曲，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我们要用革命图书，用社会主义思想把他们争夺过来。
从此以后，刘荣华把自己的工作当作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他身上总是挎着沉甸甸的背包，走到那里就把图书带到那里。
每月除了结账，其余时间都坚持在农村巡回发行。
庙沟门公社干部郝玉明需要一本《哥达纲领批判》，他将书亲自送到郝玉明手里。
杨家梁大队的会计业务生疏，他把《农村会计手册》，专门送到会计那里，还热情地帮助这个会计学习业务知识。
三道沟公社放映员提出要买一本《钳工知识》，他专程跑到沙梁代销点找到一本给他带来。
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社队和府谷县毗邻。
有一次，那里的羊市塔公社医院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刘荣华知道后，带上《赤脚医生手册》，步行往返五十里，送到学习班上。
人们围拢在他身边，感激地说：
“你的发行工作做到我们这里来了。”
刘荣华回答说：
“为人民服务是没有界限的，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任务。”
（新华社）

中国队日本队获八届亚洲男篮锦标赛冠亚军
新华社1975年11月26日讯
曼谷消息：
第8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最后一天的比赛今天晚上在曼谷国家体育馆里举行。
中国队以八十比五十九战胜日本队，从而获得了本届锦标赛的冠军，日本队获亚军。
中国队迎战日本队的一场比赛是今晚举行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馆里观众座无虚席。
两国队员在决定冠军的这场比赛中，争夺得非常激烈。
日本队比赛一开始就力求争取主动。
中国队则频频发动快攻，上半时以三十八比二十八领先。
下半时一开始，双方打得更加顽强，最后中国队以二十一分的优势获得胜利。

几内亚集会庆祝战胜外国入侵五周年
据新华社科纳克里1975年11月22日电
11月22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09月28日体育场”举行了有数万居民参加的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几内亚人民战胜外国雇佣军入侵五周年。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政府高级官员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出席了集会。
应邀出席的有冈比亚总统夫人、马里总统夫人和塞拉利昂总统夫人。
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钱其琛和一些国家的代表也应邀参加。
杜尔总统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了几内亚人民手持武器捍卫民族独立成果的坚定决心。
杜尔总统讲话后，科纳克里居民、几内亚人民军战士、民兵、学生和参加几内亚第10届全国艺术和文化节的各地艺术家，在体育场举行了游行。

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洪英
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已经走过了三十一年光辉的里程。
三十一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集体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解放前，在索古反动政权统治下，阿尔巴尼亚沦为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是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
那时候，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九点八，来自工业部门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点五。
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一年只占有三公斤半煤，零点三平方米布，零点二双皮鞋。
工业落后，税收沉重，贫困和苦难笼罩全国。
解放后，勤劳智慧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百孔千疮的基础上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
从1951年至1970年，阿尔巴尼亚实行了四个五年计划。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胜利完成第5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
由于劳动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工人阶级、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工业生产迅速发展，1973年与1938年相比，国家工业的各个部门都有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增长。
其中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增长倍数是：
煤炭工业二百五十七倍，石油工业七十一倍，铬矿工业八十九倍，电力工业一百六十七倍，机械工业二百五十二倍，建筑材料工业一百五十二倍，木材和造纸工业一百四十一倍，轻工业六十四倍，印刷工业三百零九倍，食品工业五十五倍。
这样迅速的发展，是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精神的丰硕成果。
随着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巨大变化。
1973年，每公里的吨位数比1938年增加三百九十倍，比1960年增加四倍。
新的铁路线一条接一条地出现在地图上，全国各区由公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十一年来，阿尔巴尼亚的工业布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解放前，规模不大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里，各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上的差异。
解放后，在一连几个五年计划里，国家对克鲁亚、米尔迪塔、库克斯等地区拨了大量投资，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采矿、冶金、电力、木材加工等工业部门。
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那些昔日的农业区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例如格拉姆什区，1972年同196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近八倍。
许多重要的工业项目，例如巴尔什炼油厂和费尔泽水电站，也将在从前的穷乡僻壤建设起来。
苏修叛徒集团，千方百计地企图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对他们进行政治讹诈、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
但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吓不倒的，他们在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顶狂风，战恶浪，粉碎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种种阴谋诡计，使国家的工业化高速度向前发展。
（二）
解放前，阿尔巴尼亚的农业是落后的小农经济。
地主和封建主霸占了全国绝大部分土地，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
田园荒芜、村舍凋蔽，农作物不仅种类稀少，而且产量很低。
许多农民不能糊口养家，被迫到异国他乡流浪谋生。
解放后，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逐步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到1967年春天，全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扩大的联社和高级农业社，如同雨后春笋似地出现在山鹰之国的大地上。
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提高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三十一年来，产量不断增加。
1973年同战前相比，农业的总产量增长四点二倍，其中粮食产量增长二点一倍。
畜牧业增长零点九倍。
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成倍的增加。
例如，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一点八倍，玉米增加零点八倍。
在迅速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经济作物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例如，1973年同1938年相比，烟叶增长六点七倍，棉花增长一百三十七倍，甜菜增长二十五点一倍。
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料，而且也增加了出口物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资金。
阿尔巴尼亚是盛产水果的国家。
享有盛名的油橄榄、柑桔和葡萄，在阿尔巴尼亚的群山万壑之中，更加茁壮茂盛地种植起来。
1970年同1947年相比，油橄榄树增加一点八倍，柑桔树增加七点三倍，葡萄秧增加三点六倍。
水果产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产。
水果总产量1970年比战前增加四点二倍，比1960年增加一倍多。
三十一年来，阿尔巴尼亚农业机械化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解放前，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农民们用笨重的木犁和牛、驴耕作，拖拉机对他们说来是件稀有的“怪物”。
如今不管是平原，还是丘陵，到处都有拖拉机在耕地、收割庄稼。
1973年，全国已有各种型号的拖拉机八千一百八十四台，比1938年增加二百九十一倍。
1938年，阿尔巴尼亚全国没有一台收割机，当然更谈不上联合收割机了。
1973年，全国已有九百六十二台收割机和联合收割机。
改良土壤是阿尔巴尼亚广大农业劳动者特别重视的生产环节。
到目前为止，平原地区的土地大部分已经改良，山区的土地面貌也在一天天改变，层层梯田遍及各地，水浇地面积不断扩大。
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里，全国建成了象萨纳、库梁、道费特等十一个大型水库，这些水库灌溉面积都在一千公顷以上。
绿化山地丘陵工作的成果也是非常喜人的。
仅从1946年到1973年，就绿化土地十一万二千五百公顷，改进原有林木二十四万二千公顷。
今天，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山区都是葱绿苍翠，林木遮天，昔日的穷山恶水如今变成了金银滩，花果山。
（三）
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在逐年提高。
1973年同1938年相比，国民收入增加十四倍多。
从1950年到1970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八，比这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快两倍多。
在优先积累的基础上，用于人民群众消费的个人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城乡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住宅是解放后兴建的。
今天，阿尔巴尼亚的村庄和家庭都使用电灯照明。
卫生机构遍及最边远的村庄，每个公民都可以免费享受各种医疗。
1938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八岁，今天是六十九岁。
解放前，旧制度使人民陷入黑暗之中，上过学的人屈指可数，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
如今，全国共有八所高等学校，几百所中学、专科学校，一千多所八年制学校，上学人数达七十多万。
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
三十一年来，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
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劳动党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将写出更为壮丽的英雄史诗。

尼泊尔报刊纷纷发表评论
谴责印度警察越境打死尼居民的暴行
新华社加德满都电 尼泊尔报刊最近纷纷发表评论，谴责印度武装警察11月03日侵入尼泊尔国境打死打伤尼泊尔居民的暴行。
《回声》周刊11月14日发表评论说，印度警察越境打死打伤尼泊尔居民，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在卡马尔普尔被打死打伤的十个人全是手无寸铁的……更为严重的是，印度警察犯下的罪行是侵入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前导》周刊的社论指出，印度警察越境屠杀尼泊尔居民，是违反国际法的重大罪行。
社论说：
“有关的印度警察的所作所为就象强盗一样。”
《社会报》11月13日的评论指出：
“印度警察是在一个外国的国境内干出这种事来的。”

扎伊尔庆祝第2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蒙博托总统接见我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金沙萨1975年11月24日电
扎伊尔二十万军民11月24日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扎伊尔第2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乌干达总统阿明、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加蓬总统邦戈、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布隆迪总统米孔贝罗和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七位非洲国家元首应邀出席了庆祝活动。
游行开始前，蒙博托总统检阅了参加游行的扎伊尔武装部队最近新建立的一个师。
当扎伊尔空军部队、海军部队、妇女营、摩托化部队、炮兵部队以及重型坦克和水陆两用坦克部队通过观礼台前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在游行队伍上空进行飞行表演。
这一切都显示出扎伊尔人民保卫祖国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
由教育部长周荣鑫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以及其他外国代表团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新华社金沙萨1975年11月25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11月25日接见了以教育部长周荣鑫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蒙博托总统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扎伊尔外交国务委员曼顿古·布拉·尼亚蒂和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在座。
中国政府代表团是前来参加扎伊尔第2共和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
代表团于11月21日到达金沙萨，到达时，受到扎伊尔国民教育国务委员马博利亚·伊南戈、特拉·布瓦托等人的欢迎。

摩洛哥举行阅兵式庆祝独立二十周年
新华社拉巴特1975年11月18日电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11月18日上午举行阅兵式，庆祝摩洛哥王国独立二十周年。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出席了阅兵式。
摩洛哥王国王储西迪·穆罕默德、王子穆莱·埃尔—拉希德和穆莱·阿卜杜拉以及摩洛哥军政官员也出席了阅兵式。
一些外宾和各国驻摩洛哥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观看。

苏里南共和国举行庆祝典礼庄严宣告独立
费里埃总统宣誓就职　阿龙总理号召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主权
新华社帕拉马里博1975年11月25日电
11月25日零点（当地时间），苏里南共和国的国旗在帕拉马里博的体育场上空徐徐升起，从而庄严宣告苏里南获得独立和苏里南共和国诞生。
在体育场上，成千上万心情激动的群众高呼：
“苏里南独立了！”
“苏里南共和国万岁！”
人们载歌载舞，纵情欢庆祖国的新生。
歌声和欢呼声震撼着整个体育场，五色缤纷的焰火燃亮了夜空。
独立典礼一开始，苏里南军官降下了荷兰国旗，象征着荷兰的三百多年殖民统治从此结束。
苦难深重的苏里南人民为了反对外国侵略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前后奋斗了四百多年，今天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苏里南总督约翰·费里埃，以亨克·阿龙总理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及苏里南各政党领导人出席了庆祝仪式。
参加庆典的还有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二百五十多名政府代表，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
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和夫人也出席了典礼。
在帕拉马里博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政府大厦和商店张灯结彩，共和国的三色金星国旗到处飘扬。
在市内一座黑人奴隶雕像的近旁，悬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
“自由属于苏里南人民！”
“苏里南人民万岁！”
在雕像的四周，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男女青年，有的翩翩起舞，有的高唱爱国歌曲。
苏里南大学的一位大学生激动地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后，我们永远不会孤立，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第3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
新华社帕拉马里博1975年11月25日电
在苏里南宣告独立的当天（11月25日）上午，举行了共和国第1次议会会议。
会上一致通过决议，根据新宪法，由前总督约翰·费里埃担任共和国总统。
费里埃总统已在同一次议会会议上宣誓就职。
同一天，苏里南和荷兰就移交主权和遣返荷兰在苏里南的驻军等问题签署了协定。
据帕拉马里博电台广播，最后一批荷兰驻军已于25日撤离苏里南。
苏里南总理亨克·阿龙11月25日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他说，“今天，我们将自由地决定我们自己的方向，任何人和任何情况都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一职责。”
他号召苏里南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
他说，“我们将不允许我们的自然资源成为使别人变得富有的手段，而使我们自己处于贫困。”
他表示，“不仅我们的自然资源，而且我们的人力资源和资金都将完全被用于发展国家的经济。”
阿龙总理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强调说，“我们作为（原料）生产国，应该同第3世界合作，以保卫我们的利益。”
他还指出，“我们高度评价一切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不得损害我们的尊严。”

非洲国家报纸和电台分别发表文章
呼吁安哥拉实现民族团结谴责苏联干涉
布隆迪总统米孔贝罗表示希望有一个独立、统一的安哥拉
新华社1975年11月25日讯
一些非洲国家的舆论最近继续呼吁安哥拉实现民族团结，并且谴责苏联在安哥拉进行干涉。
摩洛哥《新闻报》最近发表评论说，“安哥拉三个有争议的解放组织应该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联合，而不应该分裂和涣散。
团结就是力量。
国家的分裂只对执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主义野心家们有利。”
多哥电台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社论说，“安哥拉独立后，我们希望曾以愤怒反对殖民主义的不公正、压迫和剥削来推动国家前进的力量引导人民造成一种和平、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气氛”。
“我们衷心地呼吁我们的安哥拉兄弟实现民族团结与和解”，以结束目前的内战局面。
尼日利亚《每日时报》11月20日的社论说，“（在安哥拉）阻止进一步流血的唯一途径是组成一个包括三个解放组织的民族团结政府。”
“任何一个解放组织都不应当被剥夺独立的果实。
因此，只有民族团结政府才能保证和平和阻止内战”。
社论说：
“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
安哥拉危机是一个非洲问题，非洲统一组织是最有资格倡议和平解决办法的。”
加纳《先驱日报》11月22日发表署名文章说，“苏联显然要把安哥拉作为它新制造的先进武器的试验场地”。
文章说：
“如果安哥拉各解放组织被说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苏联或任何外国还能得到机会在安哥拉试验它们的武器吗？”
文章谴责苏联“派军队到罗安达去”。
文章写道：
“我们应当明确表示不能容忍外国在安哥拉进行干涉。”
突尼斯《时代报》11月21日在援引了人们对苏联干涉安哥拉的谴责以后说，“无可否认的事实证明，在安哥拉冲突中有外国的干涉”。
“非洲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舆论要求制止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干涉，主张三个民族主义组织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
这家报纸还表示支持最近中非国家外长会议所采取的立场，要求“所有干涉安哥拉内部事务的人今后不要再进行干涉，以便让享有主权的安哥拉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新华社1975年11月26日讯
布琼布拉消息：
布隆迪总统米孔贝罗最近在参加扎伊尔第2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向扎伊尔报界发表谈话说：
“布隆迪政府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安哥拉，单一的安哥拉，希望独立和统一的原则得到巩固和永远保持下去。”
米孔贝罗总统说，因为有南非、苏联等外国军队，安哥拉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并且十分令人忧虑。
他还表示，布隆迪永远支持非洲的彻底解放。

不顾超级大国反对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广大中小国家强烈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
我代表支持广大中小国家要求，驳斥超级大国反对修改宪章的谬论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1月25日电
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11月25日结束了关于联合国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报告的辩论。
尽管两个超级大国顽固反对，广大中小国家的代表坚持认为有必要审议和修改联合国宪章，使之适应当前的现实。
绝大多数国家还表示赞同延长对特设委员会的委托并责成它继续进行工作。
关于联合国宪章问题的特设委员会是根据上届联大通过的一项决议成立的，其任务是审议各国政府提出的任何修改宪章的具体建议。
在两周来的辩论中，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强调指出，联合国组织成立三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新的国家获得了独立，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个，因此，对于三十年前由五十一个创始会员国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应该进行必要的审议和修改。
民主也门共和国代表说，尽管今天世界已不同于三十年前，但某些国家仍拒绝改变它们的态度，或者拒绝尊重国家不论大小都具有的平等权利。
联合国宪章必须审议，以实现平等的原则。
阿尔及利亚代表说，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是同那些认为目前需要使宪章适合时势的国家站在同一行列的。
宪章应该宣布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最后结束。
委内瑞拉代表说，联合国制度需要来一个深刻的改革。
这个组织应加强那些适应新的经济秩序的机构。
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国代表强调，所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应一律平等，都应参加决策过程。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对安理会实行的否决权制度和超级大国滥用这种特权表示不满。
扎伊尔代表说，否决权使某些国家有发言权，而其他国家必须保持沉默。
博茨瓦纳代表问道，某些国家是否害怕改变那些不完善的条款会使它们失去权力，从而使它们同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处于同等地位了呢？
叙利亚代表和其他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认为，最高权力机关应是联合国大会而不是安理会。
否决权应该受到限制，以免被滥用。
中国代表毕季龙在发言中重申：
中国代表团赞成审议宪章，并对宪章作必要的修改，支持广大中小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合理要求。
他说，对修改宪章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例如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缩小安理会的权力，改变安理会的组成，限制或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等等，这些意见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他还表示支持联合国宪章特委会继续工作的主张。
毕季龙在发言中驳斥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谬论。
他指出，近三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内的形势也起了变化。
三十年前制定的宪章既不能反映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3世界国家人民的愿望，也不能适应当前时代的需要。
他指出，超级大国说什么现在的宪章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客观实际，完全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等论调，实质就是妄图抹煞三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巨大演变，拒绝承认第3世界的兴起和它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他说，超级大国为了反对审议和修改宪章，竟然对主张审议和修改宪章的国家及其代表进行荒谬的攻击和诬蔑。
一个超级大国攻击近年来联合国通过的某些决议是什么“多数暴政”，其实质就是反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占联合国绝大多数的广大中小国家充分发挥作用。
毕季龙说，另一个超级大国叫嚷谁主张审议和修改宪章就是破坏联合国。
他指出，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凭借宪章所给予它们的特权，肆意加以滥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本身就违反了宪章的宗旨，对联合国起了破坏作用。
毕季龙接着说：
这个超级大国还进一步吓唬人，说什么修改宪章就会引起世界战争。
人们看到，由于超级大国顽固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疯狂扩军备战，加紧争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增长。
超级大国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野心勃勃的社会帝国主义。
因此，说修改宪章会引起世界战争，纯粹是颠倒黑白的欺人之谈。
毕季龙说：
宪章是由人制定的，当然也可以由人来加以修订；
审议和修改宪章是完全合法的，是联合国每个成员国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他指出，如果不许审议和修改宪章，等于剥夺了1945年以后参加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的权利。
毕季龙指出，“超级大国反对审议和修改宪章的种种说法，统统不过是借口。
它们唯恐广大第3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充分发挥作用，唯恐丧失它们自己在联合国的特权。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一些第2世界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支持第3世界国家的正义要求。
奥地利、新西兰和加拿大代表认为，联合国成立以来，它的组成以及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对联合国宪章进行必要的审议和修改，以适应当前的现实。
两个超级大国不顾广大中小国家的要求，竭力反对审议和修改宪章。
美国代表门罗·利在发言中说什么联合国会员国应“在现行宪章的范围内”使联合国更加有效，并且声称特设委员会“进行认真工作的条件还不成熟”等。
苏联代表马立克则更加蛮横地叫嚷：
在目前的情况下，苏联“反对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任何尝试”，反对成立特设委员会，并且拒绝考虑放弃否决权，说什么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不是特权，而是历史的需要”，废除这种权力将“破坏这个组织的基础”。
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任何破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将实际上意味着发生一场热核战争”。
他在发言中还攻击中国的正义立场。
一些国家的代表当场驳斥了这些谬论。
坦桑尼亚代表表示，“那些强烈反对那怕是讨论审议宪章问题的人提出的种种理由，只能增强我们的决心”。
他针对马立克鼓吹的所谓苏联拥有否决权是“历史的需要”这一谬论问道：
难道第3世界就没有历史的需要拥有否决权吗？
他指出，那些过份强调现行宪章使世界避免了战争的人，忘记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无辜的人们挨了数以十万吨计的炸弹。
肯尼亚代表说，肯尼亚代表团坚决反对关于联合国宪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以及审议宪章势必危及联合国本身的存在的论调。
中国代表何理良发言，严正驳斥了马立克对中国代表团的无耻攻击。

日本工人党机关刊指出两霸争夺使战争危险增加
必须同苏修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
苏联“渔船队”在日本近海横行霸道引起日各界人士注意
新华社东京1975年11月23日电
日本工人党机关刊物《革命者》月刊第10期发表评论指出，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霸权，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增大。
评论说，“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即：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进行争夺，拚命地进行核武装竞赛。”
“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激化，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增大。”
评论说：
“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
它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敌，并且同美帝国主义激烈地争夺霸权。”
评论指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战争危险的主要策源地。
勃列日涅夫集团拚命兜售‘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主要是企图确保它在亚洲同美帝国主义争夺的有利地位。”
评论强调说：
“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斗争任务，是与新的战争危险进行斗争，打倒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
评论谴责苏联“象蛮横的强盗一样”霸占日本的北方领土，硬把日本固有的领土说成是“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
评论说：
“我们必须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开展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运动，粉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阴谋，同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进行斗争。”
据新华社东京1975年11月22日电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渔船队”在日本北海道近海给日本广大渔民造成严重损失之后，正沿日本本州东海岸近海南下，引起了日本各界人士的注意。
据日本《公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水产厅长官内村良英11月18日在国会发言时指出，“日苏渔业捕鱼协定”10月23日生效以来，至11月07日，苏联渔船队给日本渔民造成损失的事件共发生三十三起。
《北海道新闻》社论说，“日苏渔业捕鱼协定生效以来，苏联渔船队在北海道近海的暴行依然不断。
日本沿岸的渔民对苏联充满了不信任和不满”。
目前，苏联“渔船队”部分船只正在沿日本本州东部沿海南下。
据日本有关方面调查，至11月06日已发现有三十三艘苏联渔船在宫城县金华山东南附近海域活动。
11月20日，苏联大型渔船队出现在千叶县至青森县八户海域之间，据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报告，在这一带海域活动的苏联渔船共有四十艘。
有些苏联渔船在距三泽市海域仅九公里处活动，有的则已迫近日本的领海线。
苏联“渔船队”的猖狂活动，引起了愈来愈多的各界人士的注意和反对。
大阪府高？
市的一位公司职员安井健一11月中旬写信给《每日新闻》，强烈谴责苏联“渔船队”的行径。
他指出，必须严肃对待苏联渔船队在日本近海的活动。

瑞士出版《我们的安全政策》一书指出
必须常备不懈依靠自己力量保卫独立
新华社日内瓦1975年11月22日电
瑞士联邦政府总体防御中央办公室最近出版了一本书：
《我们的安全政策》。
这本书根据欧洲孕育着的战争危险，阐述了瑞士的安全政策的目标及其任务，主张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国家安全并保持常备不懈。
书中指出，今天有人一方面“大讲和平”，另方面却多么频繁地“使用武力”。
书中在指出华沙条约集团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个军事集团在中欧集中了大批军队和武器之后指出，一旦两个集团由对峙而发展为诉诸战争行动，“我们就要考虑最坏的情况”，即应付“一场瑞士也会被卷入”的广泛战争。
这本书说，尽管召开了裁军会议和安全会议，尽管就裁减军事力量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仍应保持警惕”。
空洞的和平保证“不会成为安全的有效替代物”。
这本书还说：
“我们要做自己国土的主人，使我国人民免遭任何侵略”；
“一旦发生外来的武装进攻”，我们就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武器来保卫独立基础上的和平”。
这本书说，瑞士的安全政策和总体防御体现了我国人民在“危险和威胁面前的独立意志”。
这本书还强调指出，如果瑞士被卷入战争，它就不再是中立的了，而中立地位在军事和对外政策方面所涉及的一切限制也就失效。

霸主嘴脸的大暴露
——评苏修反对审议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的蛮横态度
郭济发
近年来，随着广大中小国家要求审议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超级大国特别是苏修反对审议和修改宪章的态度也愈加蛮横。
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苏修代表一再跳出来大放厥词，反对广大中小国家的这一正义要求。
苏修摆出一副霸主的架势，气急败坏地叫嚷，联合国宪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根本不许审议和修改。
这是毫无道理的。
谁都知道，联合国宪章是第2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制定的。
当时，参加联合国的只有五十一个国家。
从那以后已经过了三十年，又有九十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独立的中小国家）参加了联合国。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当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而同时，列宁所缔造的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的篡权而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三十年来，联合国内外的形势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第3世界的兴起和壮大。
广大第3世界国家应当而且已经对国际事务发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它们是当代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大动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联合国宪章，显然在某些方面已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了的形势，从而限制了第3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应有的作用。
苏修从根本上反对审议和修改联合国宪章，说穿了就是妄图抹煞三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巨大演变，拒绝承认第3世界的兴起和它在今天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宪章也是可以修改的。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八条专门规定宪章的修改程序，第一百○九条又规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宪章的程序，并规定，如此种会议在宪章生效后十年尚未举行时，应将召集全体会议以审议宪章的提议自动地列入大会的议程。
联合国宪章的这些规定本身就表明，随着形势的变化，宪章是可以进行适当修改的。
巴西代表曾经指出，“宪章从没有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创始会员国“很懂得需要定期修改宪章，并为此在一百○八条规定了修改程序”。
苏修代表这样顽固地阻挠审议和修改宪章，实质上就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公然蔑视和违反。
更何况，从1946年到现在，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经过第3世界和其它中小国家的不断努力，对联合国宪章已经作过多次修改。
1963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决议，修改宪章第23条、第27条，将安理会的理事国由十一个增加到十五个，相应地将安理会通过决议的可决票数由七票改为九票；
同时，修改宪章第61条，将经社理事会的理事国由十八个增加到二十七个。
1971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决议，再次修改宪章第61条，将经社理事会的理事国从二十七个增加到五十四个。
这些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联合国宪章是可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而加以修改的吗？
苏修所以竭力反对审议和修改联合国宪章，就是要保持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内滥用否决权的特权地位，以便它继续在联合国内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人们不会忘记，1968年，苏修在一夜间派出几十万大军、几百架飞机、几千辆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当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苏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时，苏修蛮横地滥用否决权，使安理会连一个谴责这一非法行径的决议都通不过。
人们也不会忘记，1971年12月，苏修曾三次滥用否决权，否决了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纵容和支持一个亚洲国家公开用武装入侵的手段去肢解另一个亚洲主权国家。
请看，联合国的一些正确的决议就是这样可以由于超级大国的作梗而得不到通过和执行；
而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干涉，联合国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这一辛辣的事实，难道不正说明联合国宪章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而必须加以审议和修改吗？
然而，苏修竟然辩解说，联合国宪章之所以不能修改，是由于它给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胜利”。
他们气势汹汹地责问：
“如果没有宪章所规定的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权原则”，“难道将近三十年来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够取得重大的胜利吗”？
这种论调是荒谬绝伦的。
第2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一系列国家摆脱了殖民枷锁，取得了民族独立。
这主要是各国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许多国家的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怎么能够把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算到联合国宪章的账上呢？
难道亚洲、非洲和所有第3世界国家人民的胜利都是外来恩赐的吗？
苏修的这种谬论，不能不是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取得民族独立的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极大污蔑，也是苏修背叛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斗争的又一次大暴露。
苏修理亏词穷，根本拿不出任何象样的东西来为他们的立场辩解，因而又只得乞灵于政治谩骂。
他们把赞成修改宪章的人一概骂为“反动势力”，是要“从内部破坏联合国”。
好家伙，真是弥天大罪！
其实，谁不知道，把侵略魔爪伸向世界各地，利用宪章推行霸权主义，甚至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破坏联合国威信的，是苏修；
干尽了坏事和丑事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其中正在势头上、赫然名列第1的也还是苏修。
事实表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反动势力的一个大本营。
现在，苏修反对审议联合国宪章的蛮横态度已经引起广大中小国家的强烈反对。
肯尼亚代表指出，苏修污蔑第3世界国家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是“要从内部推翻联合国”，“这是恶意的”。
有的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还指出，联合国宪章“不应被看做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文件”。
菲律宾外长质问道，不让修改联合国宪章，“岂不等于剥夺1945年以后参加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的权利”？
这些义正词严的发言，代表了广大中小国家的正义要求，反映了第3世界团结反霸的共同愿望。
苏修在联合国内的处境已越来越孤立、越来越狼狈了。
苏修反对修改宪章的种种表演，只会在世界舞台上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定会教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清它的霸权主义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