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致电阿龙总理热烈祝贺苏里南宣布独立
新华社1975年11月2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1月25日打电报给苏里南共和国总理亨克·阿龙，热烈祝贺苏里南宣布独立。
电报全文如下：
帕拉马里博苏里南共和国总理亨克·阿龙阁下：
在苏里南宣布独立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苏里南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愿借此机会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苏里南共和国。
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日益发展。
祝苏里南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75年11月25日于北京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山东省滕县吕坡大队办农业中学十一年，培养出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骨干力量
据新华社济南1975年11月25日电
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吕宜兰所在的滕县鲍沟公社吕坡大队，在1964年开始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办起了吕坡农业中学。
十一年来，这个学校已经培养出二百六十多名初中班毕业生、九十名高中班毕业生和二百一十多名短训班毕业生，他们战斗在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的农、林、牧、副和工业、文教、卫生等各个工作岗位上，成为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骨干力量。
吕坡大队周围河滩多、沟坡多、沙土多，生产条件差。
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后，大队党支部在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同时，及早动手培养各种技术人材。
当年，他们自力更生，在村西一片河滩坡崖上动手办起了农业中学，大队党支部书记吕宜兰亲自担任校长。
这个学校招收本村小学毕业的学生，又学习，又劳动，又搞科学实验。
开始时设二年制的初中班，以后又增设二年制的高中班。
根据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需要，设置了政治、语文、历史、农机、农技、农业化学、农业数学和军事体育等课程。
还平整了一百亩坡崖河滩地，作为学生劳动和科学实验的基地。
大队党支部把农业中学的教学和科学实验活动纳入议事日程。
农业生产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拿到农业中学试验研究，取得肯定成果后再在各生产队推广。
例如，为了提高小麦产量，先后从外地引进一百二十多个小麦品种，在农业中学进行对比试验，从中选出了最适合本地种植的四个良种，另外又试验研究了合理密植等措施，推广后使小麦普遍获得了增产，成为当地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建校以来，农业中学师生已先后提供农作物良种一百二十五万斤，帮助各生产队四次更换了小麦和玉米良种，做到了高产再高产。
全大队二千六百多亩沙土薄地，经采取各种增产措施，平均亩产量由1964年的四百多斤提高到今年的一千三百五十斤。
农业中学师生开垦的一百亩科学实验基地，今年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千九百多斤。
吕坡农业中学为了帮助各生产队改良土壤，合理施肥，师生们组成了土壤肥料研究组。
每年春秋两次耕种前，他们对全大队的地块逐一进行化验分析，提出改良土壤、合理施肥、作物种植布局的方案，向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提出书面报告。
同时，通过对土壤的化验，积累资料，建立了土壤档案，成为党支部从长远出发研究实行科学种田的重要依据。
农业学大寨需要什么人材，吕坡农业中学就培养什么人材。
现在大队一百五十多台农业机械的八十名驾驶员和机械手，几乎全是农业中学培养出来的。
大队的农机具修配厂、砖瓦厂、水泥厂、炸药厂等小型工业，从技术员到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业中学毕业生。
大队农机具修配厂的农业中学毕业生和工人一起，去年自己设计制造出小麦播种机、玉米点播机，以及从切秸到粉碎一次完成的联合饲料粉碎机，试用效果很好。
为了发展畜牧业，农业中学办的牧场，从两头猪、两匹马起家，积极引进优良种畜进行繁殖，现在猪的存栏数已达一百六十头，并且先后向各生产队提供了一千六百多头良种仔猪，向国家交售了体重二三百斤至七百五十斤的肥猪三百八十多头。
师生们还组织畜牧兽医小组，研究家畜家禽的防疫和科学饲养方法，向生产队推广，促进了全大队畜牧业的发展。
吕坡农业中学采取了多种形式办学，除了办二年制的初中、高中普通班以外，也积极帮助生产队开办醣化饲料、农作物选种、猪病防疫、防治小麦锈病等短期训练班。
根据大队发展多种经营的迫切需要，还从普通班的学生中直接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材。
大队在三百八十多亩沙地上栽植了四千多棵果树，有些树六、七年不结果。
农业中学就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摸索果树管理经验，试验出一套合理的管理技术，同时培养出十八名果树技术员，三年之内就使果园变了样，今年收果三十多万斤，比去年增加一倍半。
大队要发展养蚕，农业中学就增设栽桑养蚕课，帮助栽培桑树十五万多株，培养了十三名养蚕技术员，三年中卖给国家蚕茧三万多斤。
1971年，国家给吕坡大队安排饲养肉食鸡的任务，农业中学就抽出二十名学生专学养鸡技术，毕业后分配到鸡场工作，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方法孵育小鸡，饲养鸡群，并试验出一套中西药结合的防治鸡病方法，使鸡场越办越好，四年来每年向国家提供四、五万只肉食鸡。
大队建起养貂场，农业中学又派学生学习养貂技术，在当地从来没有见过貂的情况下，边学边干，出色地完成了养貂任务，三年来每年给国家提供一百多张珍贵的貂皮。
农业中学还先后为大队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木工、铁工、钳工等技术人材，以及一批赤脚医生。
现在，吕坡大队不但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林、牧、副、渔各业的收入也大量增加，成为一个五业兴旺，公共积累达三百万多元的先进单位。

按照毛主席指示搞好教育革命
——周楼大队教育领域出现新面貌
编者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楼大队在教育革命中，办了十件事。
这十件事，都是很重要的，使这个大队的教育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革命能改变一切。
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才能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才能得以巩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南省郸城县吴台公社周楼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带领和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在教育革命中狠抓了十件事，逐步改变了教育领域的面貌，推动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不断深入，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第1件：
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周楼大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从学习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开始的。
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或者碰到一个问题，党支部都要举办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办。
如：
学了“办教育也要看干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争先打头阵，办学校比贡献；
学了“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贫下中农严格推选教师，尽心对教师进行再教育；
学了“教材要彻底改革”和“教材要有地方性”，贫下中农积极参加了批判旧教材、编写新教材的活动。
事实证明，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一旦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推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不断胜利前进的巨大力量。
第2件：
办起贫下中农自己的学校。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周楼大队没有学校，只有六十多个孩子在吴台集的“重点学校”读书，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百分之三十四，青少年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周楼大队贫下中农不仅办起了小学和初中，二百多名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学，还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创办了一所相当于中专的“五·七”农业劳动学校。
周楼大队的学校，有两个特点：
一、建立了农村学校的新体系。
把小学一、二年级设在各村，实行复式教学，群众叫村小（村小学）；
把三至七年级设在大队所在地，群众叫五·七学校；
把农业劳动学校和大队科研所合办在一起，学生半农半读，边学习，边生产，边搞科学实验，群众叫农高（农业高中）。
这样的学校体系，便于贫下中农子女就近上学，解决了为什么人办学的问题。
二、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新制度。
管理学校的组织分两级：
大队一级叫贫管会，主要管理五·七学校和农业高中；
生产队一级叫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主要管理村小学。
学校斗、批、改的重大问题，都要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经过贫管会讨论，报请党支部研究决定，从而落实了毛主席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巩固了无产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权。
第3件：
批判旧教材，编写新教材。
周楼大队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教材要彻底改革”和“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的指示，积极开展了批判旧教材、编写新教材的群众性“批旧编新”活动。
“批旧编新”是斗争的需要，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他们把旧教材中的毒草全部进行了批判。
同时，采用“三结合，四围绕”的办法编写新教材。
即：
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学校师生三结合，围绕当前形势编，围绕三大革命运动需要编，围绕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编，围绕贫下中农的苦难家史编。
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批旧编新”活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由批判旧教材发展到批判坏书、坏谚语、坏故事等，锋芒直指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批旧编新”不仅解决了教材问题，而且成了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有力武器。
第4件：
贫下中农登台讲课。
周楼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的教导，经常选派贫下中农代表登上学校讲台，向学生讲家史、村史、两条路线斗争史。
后来，又聘请一些干部讲政治课，农业“土专家”讲农技课，复员退伍军人讲军体课，机器手、电工讲机电课，会计讲应用数学课。
这就逐步组成了一支贫下中农兼课教师队伍。
为了加强对兼课教师队伍的领导，周楼大队党支部采取“抓学习，帮思想；
交任务，指方向；
订制度，出主张；
传经验，树榜样”的办法，同时，又建立了兼课教师、专职教师、贫管会干部三结合备课制度，促使专职教师和兼课教师密切配合。
兼课教师已成为在教学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5件：
教育紧密结合农村三大革命运动。
为了落实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周楼大队党支部带领学校师生，对学校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在党支部领导下，学校和大队、生产队紧密结合。
大队干部分别担任学校领导成员或兼课教师，经常参加学校工作。
学校师生除了搞好校内学习、劳动外，还根据大队的安排，经常到生产队直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二、在实践中开展教学活动。
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采取“紧跟形势，服务中心，结合生产，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和方法，进行教学。
三、教学与科研、生产相结合。
学校普遍建立了“三田”（试验田、大寨田、挂钩田），农业高中和五·七学校还办有菌肥、农药、电机修配等小型工厂和生物防治站。
采取“课堂学理论，校田搞示范，回队去实践，大家做总结”的办法，把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结合起来。
第6件：
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生。
为了使少年儿童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周楼大队党支部采取多种办法对少年儿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让他们从小就敢于批判资产阶级。
主要的办法是：
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进行生动活泼的政治课教学。
批林批孔中，他们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观点鲜明的革命故事和大批判文章，作为补充教材。
教学中，低年级采取看连环画、看挂图等办法进行形象具体的辅导，中年级、高年级根据教材内容举办多种形式的讲座。
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一起批修。
除了带领学生参加贫下中农的学习会和批判会以外，还先后请了二十三位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到学校讲儒法斗争史，介绍批林批孔经验，引导学生学习贫下中农坚定的革命立场，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批判的能力。
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和批判活动。
如组织学生办展览，出墙报，举办革命故事会、新儿歌比赛会等，学生都很感兴趣，积极参加。
在开展革命大批判中，这个大队的青少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小学生能从容不迫地登上千人大会的讲台，批判林彪、孔老二。
全大队有九十多名学生被评为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
第7件：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校外教育阵地。
校外教育阵地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重要战场。
为了占领这个阵地，周楼大队党支部组织了青少年宣传队。
办法是：
把各个年级的学生，以生产队为单位编为一个队，在生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校外宣传活动。
例如：
结合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搞宣传，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
结合种“大寨田”、搞复收，为集体和贫下中农办好事等，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教育。
宣传队的成立，使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增强了，受教育的机会多了，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8件：
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阎庄生产队老队长杨显成，发现有些学生在家庭里受到封、资、修思想的影响，就在社员大会上提出：
“种不好庄稼是一季，教不好孩子是一代。
我们决不能只抓小麦棉花，不抓孩子娃娃，只管孩子吃和穿，不管孩子世界观。”
这个生产队广泛开展了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大队党支部及时总结推广了阎庄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使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了社员家庭，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
家长们认识到，要教育子女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首先自己必须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热爱集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方面，为子女树立榜样。
这就不仅有利于搞好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而且也促进了社员的思想革命化。
第9件：
大办业余教育，促进劳动人民知识化。
周楼大队还开设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治夜校和培训贫下中农理论队伍骨干的业余大学。
政治夜校以学政治、学理论为主，同时学文化、学军事、学农业科学技术。
学员按照文化程度和理解、批判能力，编为中级班和普通班，分别选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或语录，两班交替学习，每周各学三次。
业余大学吸收大队干部、理论队伍的骨干和部分回乡知识青年参加，有计划地选读马列六本书和毛主席有关著作，每周学习两次。
根据农村特点，采取集中辅导、分散互助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办法，常年坚持不懈。
现在全大队所有的社员都参加了学习，百分之四十七的夜校学员已经能够读书看报。
大队的理论队伍也有很大发展。
劳动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为贫下中农结合各科教学，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少年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10件：
改造教师队伍，促使知识分子劳动化。
为了团结、教育、改造原有教师队伍，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周楼大队党支部运用多种形式，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
如组织教师认真看书学习；
引导教师从狭隘的课堂教学活动的小圈子里走出来，了解和关心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政治运动，参加队委会的有关会议，在生产队里担负一定的工作，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周楼大队现有专职教师二十六人，多年来，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世界观开始发生了变化，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
　本报通讯员

毛主席语录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一篇阶级调和论的宣言
吉林大学学员　王琦　解放军某部战士　白鸿
《水浒》第71回，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的“言语”：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
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
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以前的《水浒》评论者，把这段骈文，看作是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言书。
这样一说，充满了尖锐阶级矛盾和路线斗争的梁山泊，竟成了理想的大同世界。
事实真是这样么？
否！
这决不是“农民革命思想”的描绘，而是一篇阶级调和论的宣言。
所谓“忠诚信义并无差”，这是用“超阶级”的道德观来否认意识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生活环境、遭遇的不同，阶级地位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思想基础不同。
《水浒》中一百零八人虽然都上了梁山，但他们上山的动机和目的是大相径庭的。
李逵、三阮这些人，他们起义是为了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改变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与此相反，“潜身水泊”的宋江，被“赚”上梁山的卢俊义，以及被拉上山的朝廷命官，这帮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他们上山，是为了恢复、加强或提高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地位，他们不反皇帝，忠于皇帝。
可见，在起义军内部，思想是千差万别的。
这段骈文却宣扬什么“忠诚信义并无差”，企图用“忠义”把各个阶级的不同思想统一起来，否认各种思想的阶级烙印，它宣扬的恰恰是阶级调和论。
所谓“一般儿哥弟称呼”，是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抹煞人的阶级性。
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决定了社会必然分为地主、农民两大对立阶级，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纯属阶级关系。
《水浒》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揭露过的：
“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宋江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和“猎户渔人”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
对前者，低声下气，动辄跪拜；
对后者，动辄斥骂，甚至要杀头。
宋江是地主阶级分子，他不可能真正同李逵等下层人民建立兄弟关系。
宋江和李逵，属于两个不同的对立阶级，他们之间血淋淋的阶级关系，用“一般儿哥弟称呼”是掩盖不了的。
然而，这段骈文大讲江湖中的“兄弟”关系，从根本上抹煞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否定了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这是地主阶级所宣扬的人性论。
既然农民和地主可以在一起称兄道弟，“酒筵欢乐”，那么梁山农民起义军同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也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
既然如此，皇帝“赦罪招安”起义军，起义军投降受招安，也就合情合理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骈文的最后一句是：
“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见百二十回本），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
“啸聚山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在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休言啸聚山林”，歪曲农民的阶级斗争，并把农民起义引向“瞻依廊庙”即效忠皇帝——这正是作者写《水浒》的反动的用心所在。
宣扬阶级调和论，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贯伎俩。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修正主义者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必然要捡起阶级调和论这个破烂武器，古往今来，没有例外。
宋江是这样，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
批判《水浒》中的阶级调和论，对于识别投降派，认识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是极有帮助的。
（附图片）
人民解放军某部通讯连干部和战士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判林彪搞投降主义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

儒侠合一的投降派宋江
刘大杰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是个儒侠合一的形象。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作为两个流派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
那时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阶级斗争异常激烈。
韩非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指出儒和侠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乱法”、“犯禁”，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效劳，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所以韩非说他们是两条危险的蛀虫。
生活在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说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其实他所写的游侠，大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
“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
郭解迁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
这不但说明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也说明了他们所“救”所“振”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或那一派。
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
“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成了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
到了唐朝，许多具有非儒思想的诗人，往往向往游侠，表示对儒生的轻蔑。
李白的《侠客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非儒是对的，但是颂侠是错的。
中唐以降，政治日益混乱，宦官当权，藩镇割据，形成朝廷与地方以及藩镇与藩镇的对立，争权夺利，相互斗争，侠士之风，一时称盛。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开成三年宰相李石被刺，都是出于藩镇和宦官的主使。
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形势下，产生了许多以游侠为题材的侠义小说。
其中如红线、聂隐娘、昆伦奴等男女侠客，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或为藩镇效劳，或为贵公子卖命，但无一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从历史上看，儒和侠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孔子之徒中，有人也具有“侠”的作风，二者又可以结合。
说得早一些，子路就是儒中之侠。
《汉书·游侠传》云：
“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子路）……，死而不悔也”。
可见前汉游侠是把子路也作为游侠的祖宗来推尊的。
子路的特征是，文可以读经，宣传孔丘之道；
武可以用剑，“杀身成名，死而不悔”，具有文武双全的“本领”。
可是汉代的游侠和晚唐的侠客，只能传其后者，不能传其前者，儒和侠还是分开了。
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再把子路之流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文儒和武侠的结合上，成为儒、侠合一的人物形象。
《水浒》中的宋江家有庄园，有“大小庄客”，“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不是一般的中小地主。
在思想上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孟之徒。
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
“自幼曾攻经史”，“幼读经书明礼义”；
所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
他的最高信念，是要为皇帝尽忠，要为父亲尽孝，要做一个“全忠全孝”、“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儒徒；
从而争取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青史上留一个“好名”。
他这样的儒徒，不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造反、要起义，而且他对于造反、起义是坚决反对，是深恶痛绝的。
晁盖劫了生辰纲，他说是犯了“迷天大罪”；
伤了何观察，活捉黄安，他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
他杀了阎婆惜，情愿刺配江州。
在路上被晁盖救上梁山，劝他留在山上。
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
连戴在自己颈上的枷锁，也不许人动，说这是“国家法度”。
在这些地方，充分暴露出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奴才，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水浒》中的宋江是董仲舒的忠实信徒。
笃信“天命”这一点，儒和侠是共同的。
《水浒》的作者非常着力地描写和赞扬了宋江利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活动。
《水浒》中，九天玄女的“法旨”，假造童谣，石碣天书以至最后的“神聚蓼儿洼”，无一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邪说的艺术表演，无一不是神权迷信的蛊惑人心，无一不是为写宋江笃信天命作铺垫。
“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宋江宣扬天命主宰一切，用天命来消除阶级的对立关系，用天命来压服梁山泊头领中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达到他叛卖革命的目的。
《水浒》中的宋江又是作者按照程、朱理学的模子塑造的形象。
所谓理学就是唯心主义的天理之学。
朱熹说过：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所谓天理、天命、天道，等等，都是一个货色，都是借天意神权，来推行孔孟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压迫穷苦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理学家朱熹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
他认为：
天理是正，人欲是邪，也就是说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是合乎天理的，所以是正；
穷苦人民因为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是属于人欲的，所以是邪。
朱熹强调：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在这里集中表现了孔孟之徒的千言万语，就是要表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穷苦劳动人民必须“灭人欲”，甘心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
《水浒》中九天玄女交给宋江的“替天行道”、“去邪归正”的旗号，就是“替天行理”和“天理昭昭不可诬”的旗号。
宋江正是用这一旗号，来同造反派对抗，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
晁盖劝他上山，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万万做不得，情愿死在众位手里。
刘唐要杀死那两个押送宋江的“公人”时，宋江连忙劝阻说，你们这样做，“倒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不如我自己死了，立刻抽出刀来准备自刎。
在宋江看来，忠孝是天理，造反是人欲，天理万万违反不得。
由此可见，宋江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儒徒，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他当然不能成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他精通儒道，也能诗词，在封建社会应当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派别倾轧的激烈斗争中，宋江的官运并不亨通，“年已三旬”，仍然是郓城县的一个小押司，“名又不成，功又不就”。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正道出他这种怨恨的心情。
文儒求官的路走不通，他要另谋出路。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地主阶级野心家宋江，是很懂得这点道理的，于是在江州被救上山以后，决心走造反求官的路。
《满江红》词云：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是宋江造反求官的真实自白。
请看！
宋江跪在宿太尉面前哀求说：
“宋江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
又向高俅“纳头便拜，口称：
‘死罪！
’……‘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
又宋江听到朝廷颁降诏书，赦罪招安时，“喜从天降，笑颜逐开”。
奴才嘴脸何等鲜明；
孔孟之道，表现得又是何等露骨。
宋江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在革命旗号的掩护下，走投降、受招安的道路，正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但梁山起义军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
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有强大的力量，时时阻碍宋江投降路线的推行。
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意味着打倒赵宋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政治要求。
宋江在菊花会上正在听乐和高唱《满江红》词时，李逵首先表示反对投降。
宋江在李师师家里搞投降阴谋时，李逵怒气冲天，放火烧房子，并把“香桌椅凳，打得粉碎”。
陈太尉第1次来招安时，阮小七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扯得粉碎，并把陈太尉痛打一顿。
在这种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形势下，宋江专以孔孟的“全忠”之道，很难贯彻他的投降路线。
于是他不得不借助游侠的“仗义”之道，彼此结合，相辅而行，使他在推行投降路线方面，收到了效果。
宋江是文儒，又是武侠。
他的文武双全的“本领”，可以说在其祖师爷子路之上。
小说中写他：
“爱习枪棒，学得多般武艺。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
“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
《临江仙》词赞他：
“济弱扶倾心慷慨”，“疏财仗义更多能”。
这不是儒生，而是游侠形象的美化。
他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和多般武艺，博得了“豪杰”、“及时雨”、“呼保义”的美名，成为江湖上的巨侠。
由于他是一个巨侠，他精通、并且善于运用“超阶级”的“江湖义气”（侠义），来蒙蔽群众，收买人心，夺利争权，招降纳叛，从而培养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巩固其领导地位。
小说里所写的“锄暴安良，劫富济贫”，“轻死重义”，“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朝夕相见，死生可同”，“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都是游侠语言，也正是宋江所利用的法宝。
他并且通过“歃血誓盟”，把侠义变为法律，成为约束和统治群众的精神武器。
在第71回里，宋江利用石碣天书，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就对大众宣布：
我们“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
“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
宋江又说：
“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把所谓江湖义气的“侠义”，具体化成为如此可怕的神圣法律，这固然是出于反动统治者的阴谋，但当时的穷苦劳动人民，很不容易认识隐藏在“侠义”美名后面的剥削阶级的骗术实质，往往受到它的利用和毒害。
《水浒》中的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大搞阴谋诡计，把梁山起义队伍引向了投降道路。
这说明“侠义”真是麻醉人民的毒药和杀害人民的软刀子。
所谓“义”，当然是有阶级性的。
晁盖由“七星聚义”到“聚义厅”，他所讲的“义”，是要聚农民起义的“义”，是要聚“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义，是要推行农民起义路线。
他对众人说过：
“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
所以他的“大义”是正义的，得到了广大穷苦人民的拥护。
在他的领导下，梁山起义事业形势大好。
由几个头领发展到八十多个，由几百士兵，发展到几千军马，把宋朝官军打得落花流水。
宋江夺取领导权以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实际就是用投降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
“忠”是忠君，“义”是侠义。
忠是纲领，义是手段，义是为忠服务的。
儒家也讲义，但《水浒》中的义，主要讲的是游侠的江湖义气。
“忠义堂”的出现，正是儒、侠结合的象征。
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再把“侠义”骗术变成军法，于是放手推行投降路线，作为求官的工具。
他为了接受招安，对腐朽的朝廷极尽其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能事；
对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人们，则利诱、威逼，软硬兼施，甚至假装酒醉，以砍头威胁李逵。
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诺言了。
就这样，宋江终于成为赵宋王朝的忠实奴才，把梁山农民起义军，改变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武装，自称“天兵”，扬威耀武，替反动统治者效劳。
他对待方腊起义军的将领士兵，不是剖腹，就是剜心，这是何等毒辣与残暴！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这就是他的“替天行道”的实质。
九天玄女降给宋江的法旨，是全忠和仗义。
第55回诗云：
“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
这正表明儒、侠精神的结合。
鲁迅指出：
《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
《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可以说是宋江的徒子徒孙。
儒和侠，韩非看作是两蠹，儒、侠合一，就会成为一条更大的蠹。
宋江混进革命队伍，从内部进行破坏，终于葬送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事业，做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做的事，起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受到了深刻教育。
这不仅对于我今后的文学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我也有一定的提高。
《水浒》确实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小说，宋江确实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我一定要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为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很光荣的，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有改造世界观的优越条件。
因此，我们必须把立足点真正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要充分认识到：
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前途，否则就要犯错误。

“黑三郎”与“中山狼”
解放军某部胡世宗
读了《水浒》关于宋江的文字，不由得想到《东郭先生》里的“中山狼”。
“黑三郎”宋江，被梁山起义军救全性命之后，玩弄权术篡夺梁山泊的领导权，反转身来又用投降主义路线，吞噬了梁山起义军。
他同那只在蒙蔽了东郭先生得以躲过大难之后，又猖狂起来、张着血盆大口要吃掉东郭先生的中山狼，不是很相似吗？
宋江本是残酷压榨、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群狼”中的一只。
他“学儒”、“攻经”，一心只想为封建统治者建功立业，这就是他所谓的“凌云志”。
这个“黑三郎”，在同高俅等另一批狼的角斗中失利后，飘泊流离，刺配江州，被逼得无路可走，头颅险些被“法度”之刀剁了去。
正当他被开刀问斩的时候，梁山泊的起义队伍“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把他救脱了，才使他的小命得以苟延。
然而，此人的地主阶级本性是不改的。
这个与皇帝——狼头子“本无异心”的“黑三郎”，在晁盖中箭身亡后，坐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这时，他篡改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毁灭了整个梁山起义军。
在与梁山起义军“本是同根生”的方腊起义军面前，“黑三郎”杀气腾腾地叫嚣：
“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
在帮原洞战役中，“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
你看，这只缓过气儿来的“中山狼”是何等凶残！
“黑三郎”也有不同于“中山狼”之处。
“中山狼”吃人是张着血盆大口，而“黑三郎”吃人却是一面张着血口，一面还滴着“忠义”的眼泪。
宋江不仅用“御赐鸩酒”害死了舍生忘死救他性命的李逵，而且用“忠义”的“鸩酒”，把整个梁山起义军坑害殆尽！
“黑三郎”这一招儿，确实是高于“中山狼”的。
“中山狼”虽然一时骗过了东郭先生，但最后还是被农夫和觉醒了的东郭“操刃共殪”了，故事以农民的胜利、狼的失败而告终；
而《水浒》却美化了宋江，歌颂了“狼”的胜利。
梁山起义军——那些农夫和东郭们，于不知不觉中，全部落入了恶狼的血盆大口！
当我们读到八十二回，看到“黑三郎”打着“顺天”、“护国”两面降旗，率梁山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受“天子”和“文武百官”检阅，宋徽宗“喜动龙颜，心中大悦”时，是多么愤慨，多么痛心呵！
“黑三郎”终于把这支农民起义军“吃”掉了。
《水浒》作者是以欣赏的眼光、赞美的语调，来描写这个场面的。
从这两部作品的不同结局，可以看出，两部作品的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立脚点。
《东郭先生》的故事，使人们擦亮眼睛，警惕中山狼一类以假象蒙骗人。
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农夫这一面的。
而《水浒》却着意美化宋江，歌颂了骗人、吃人的豺狼。
作者的立场显然是站在了“狼”那一面。
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深批透！

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
——记太原铁路分局玉门沟车站青年调车员李庭喜的事迹
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最大的考验，莫过于生死的考验了。
太原铁路分局玉门沟车站青年调车员李庭喜就经受住了这样一场考验。
今年01月28日，李庭喜顶着凛冽的寒风，领着机车到杜儿坪矿去拉煤。
从玉门沟站到杜儿坪矿，线路虽不长，但坡度大，每前进一千米，就要升高三十三米，是全国蒸汽机车坡度最大的矿山支线。
这一天，和小李一起上矿的是替班司机琚忠跃。
他们来到矿山，很快挂好了二十七辆煤车，开车前，司机试闸时，风道通，制动灵，谁料临开车的一刹那，一个车的折角塞门被小孩关闭了。
机车开出矿区后，开始下坡。
操纵机车的副司机习惯地撂了一把闸，想让列车减速，可是列车运行的速度没有减低，紧接着，这个副司机又撂一把闸，速度仍然没有减下来，列车在惯性冲力的推动下，在千分之三十三的大坡上向下飞奔着。
就在这个时刻，坐在机车上的李庭喜和他小组的尚志、窦文奎等同志，立即冲出机车，爬上煤车向后跑着。
车身左右摇摆，煤面四处飞扬，站不稳，看不清，李庭喜他们跌倒又爬起来，跳过一节车，就急速地把货车上的手闸拧得紧紧的。
但是速度仍然没有丝毫的减低，列车继续在千分之三十三的坡道上向下飞奔！
危险在增加。
在这危急关头，司机老琚抢过闸把，采取紧急措施：
“撂死闸！”
但是，仍然没有丝毫作用，列车象匹脱缰的野马，在坡道上向下奔驰，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紧接着，老琚迅速将手把放在逆转位，大开汽门，顶着冲力向后开。
这是最后的措施，但是仍然无效！
列车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向玉门沟车站冲去，那里停放着一列列待发的货车！
如果再不把列车刹住，很快就会发生列车与货车相撞的危险。
但是，列车刹不住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小李经过反复观察，发现列车前半部的车轮火花四射，后半部却没有火星，凭着几年来的经验，他断定是制动用的风管塞门关闭了。
于是，他立即向伙伴们大声喊道：
“注意塞门，注意塞门！”
但是，隆隆的车轮声吞没了他的喊声。
这时，小李已经精疲力竭，但他想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想到如果发生事故，将会中断运输线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影响。
他一边跑，一边查看每个风管的塞门。
当他从第15节车向第16节车跳时，发现这两节车厢连接处的塞门紧关着。
要打开塞门，只有站在两车之间的挂钩上。
而要这样做，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但是，这个贫农的儿子、铁路工人的新一代，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
此刻，他想着毛主席关于“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只有一个信念：
快！
快！
宁肯死在车轮下，也要保住列车。
只见他双手紧扒住车帮，从一人高的煤车上溜下来，双脚踩在两车之间的挂钩上，俯下身子，一手抓住提钩杆，一手握住塞门把，迅速将折角塞门打开。
塞门打开了，列车的制动通风畅通了，列车终于在规定的地段平稳地停下来，一场重大事故避免了，车上的十一位阶级兄弟得救了。
当人们谈起李庭喜同志临危不惧抢救列车的事迹时，都说小李的这种行动不是偶然的，是他平时刻苦学习，艰苦磨练出来的。
1968年12月，李庭喜从太原铁路机械学校毕业了。
在学校他学的是车辆专业，但分配到玉门沟车站后，站领导根据需要让他搞车务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小李毫不计较，他说：
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只能让革命工作挑选我，我决不能挑三拣四。
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尽管调车作业常年累月在露天工作，比较苦和累，但他干一行，爱一行，经常是上车一身煤，下车一身汗，为多装快运煤炭拚命干。
有人对他说：
“小李呀，你干那么多活，也没多给你个报酬，又脏又累的，何必呢？”
他回答说：
“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为了祖国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什么时候想过个人的享受？
我们只有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义务，决没有伸手向国家多要报酬的权利。”
在党安排的岗位上，小李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干了多少份外活，谁也数不清，说不完。
大家夸奖说：
“小李心中有革命的大目标，眼中有干不完的活，象一颗闪闪发光的道钉，党安排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新华社通讯员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全心全意为钢铁生产服务
首钢运输部为冶金企业运输部门提供经验
新华社讯
首都钢铁公司运输部党委，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对职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不断挖掘企业潜力，努力搞好钢铁企业的运输工作，为全国冶金企业运输部门提供了经验。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首钢运输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从1969年以来连续六年超额完成计划。
1974年与1965年相比，日装卸量和日运输量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六十以上，铁路车辆在厂停留时间、内部车辆周转时间和机车平均牵引吨数等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国内先进水平，今年以来又月月超额完成运输计划，为发展首钢的钢铁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钢运输部的运输工作为什么取得这样的成绩？
他们总结了三条经验：
一是摆正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以主人翁的态度当好“配角”，全心全意为钢铁生产服务；
二是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不断挖掘企业潜力；
三是坚持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
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当好“配角”
钢铁企业的运输部门，是个为钢铁生产服务的单位，是“配角”。
但是，如何对待这个“配角”？
是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来当好这个“配角”，还是松松垮垮，不负责任？
首钢运输部党委认为，这是搞好企业内运输工作的一个根本问题。
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带领职工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复宣传做好运输工作对于搞好钢铁生产的重要作用。
大家认识到：
钢铁企业中的运输工作，对内是生产流程的连接纽带，对外和全国铁路紧密相连。
运输工作搞不好，积压了车辆，不仅影响钢铁生产，而且有害于全局，妨碍全国的运输。
工人们说，运输和生产，“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钢铁运输工人一定要胸怀全局，“配角”要分担“主角”的重担。
思想上的新高度，带来了自觉的新行动。
他们改变过去把装卸和运输交给各厂分散管理的办法，采取了“大集中”与“小分散”相结合的管理办法。
所谓
“大集中”，就是把主要的原料装卸和运输，以及固定在这些料场的装卸机械，由运输部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
所谓“小分散”，就是把不影响主要生产的零散物资，由所在单位负责装卸。
对于“小分散”的物资，运输部也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根据有关单位的装卸能力保持均衡送车，事先出“安民告示”，使有关单位预先做好准备。
遇到困难，运输部主动帮助解决。
他们还扩大了专用机车的使用范围，把大宗原料的运输固定专机作业，对炼钢炼铁实行定点运输，保证生产的需要。
运输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还坚持走访生产单位，征求意见，了解生产情况，研究生产对运输的要求，千方百计满足生产需要。
料场的管理工作过去一直由原料供应部门负责，现在运输部门主动承担起来，他们抽出人力，开辟新料场，扩大旧料场，增加储存能力。
职工们说，这样做，我们的事情多了，任务重了，但是，它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钢铁生产，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吃苦也觉甜，受累也高兴。
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
实现装车、卸车机械化，自动化，是提高运输效率、搞好运输工作的重要一环。
首钢运输部党委从实践中认识了这个问题，下大力量抓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工作。
首钢是个老企业，原来装卸方式落后。
过去有人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上级给资金，拨设备。
广大职工不同意这种看法。
运输部党委组织职工回顾了历史的教训。
1958年，许多职工主张自力更生改变首钢手工装卸的落后面貌，但是由于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有的领导干部不相信群众，主张一靠上边给资金，二等上面给设备，结果发展缓慢。
职工们回顾历史，尖锐地指出：
坐等伸手，只能越等人越懒，心越散，志越短；
坚持自力更生，才能把自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广大职工在党委领导下，坚定地走自力更生革新挖潜的道路。
现在，他们已经制造了十四台各种形式的卸车机，一台大型的联合装卸堆取料机和其它设备，除了少数零星物资的装卸要靠人工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装卸作业都实现了自动化、机械化。
装卸机械化、自动化的实现，不仅提高了装卸效率，加速了车辆周转，也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据统计，1958年以前首钢从事体力装卸的工人达二千多人，而现在只有一百多人了。
在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的过程中，首钢运输部党委坚持三条原则：
一、坚持“土法上马，先土后洋，土洋结合”的原则。
二、坚持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技术革新专门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对于革新中的难点，由“三结合”小组攻关，对于一些大型的革新项目，采取大会战的办法，一个单位包一件，由专门队伍组装连成片。
三、坚持不断革命的原则，在实践中，对机器设备不断改进，不断完善。
目前他们正在拟订新的技术革新规划，向新的目标进军。
搞好社会主义大协作
为了搞好运输工作，首钢运输部还同石景山火车站和本公司各生产厂矿开展了社会主义大协作。
他们和有关单位的领导一起共同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提倡顾全大局”的教导，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克服本位主义思想，树立全局观念。
广大职工进一步树立了“岗位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思想，跳出了“本位”的小圈子，想全局，为全局，保全局，抢困难，让方便，相互支持，团结战斗，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首钢运输部的实践表明，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可以物尽其用，挖掘运输潜力。
今年08月，石景山南站到达一列重油车，按铁路货车运输计划，这列车要经由三家店车站，走一个折角，再拉到石景山北站调入特殊钢厂卸车。
当时，铁路部门一时不能安排机车来拉运这列重油车，只好积压在南站。
首钢运输部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用自己的机车牵引这列重油车，穿越厂内，送到了石景山北站，按时送到了特殊钢厂。
铁路运送来的原材料，有时批量集中，如不及时卸车，就会积压车辆，影响全国的运输。
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几方面互相支援，许多人同时参加卸车，大大缩短了卸车的时间。
首钢运输部和有关单位的党委把搞好社会主义大协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研究，解决协作中的重大问题。
运输部和石景山车站等有关单位还成立了联合办公室，负责具体解决运输和生产的关系，共同平衡月度运输计划，共同拟订原料进厂的运输方案，共同负责实施，取得了运输装卸的主动权。
首钢运输部和铁路车站、有关厂矿由于认真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既促进了运输部的工作，保证了首钢钢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石景山车站运输计划的完成。
今年头九个月，这个车站超额完成计划，货物发送量和车辆停站时间都创造了新成绩，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表扬。
最近，冶金工业部在首钢召开了全国冶金运输工作会议，推广了首钢运输部认真搞好运输工作的经验。
出席会议的同志表示要认真学习首钢运输部的经验，进一步搞好冶金企业的运输工作，为发展钢铁生产做出新贡献。

封开县药品公司认真做好药品生产和购销工作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封开县药品公司认真做好药品的生产、收购和销售工作，为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广大社员的身体健康积极贡献力量。
在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指引下，封开县农村各人民公社的一百九十四个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合作医疗。
为了促进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这个县药品公司从1970年以来，就根据农村对药物的需要和本地药源情况，在全县设置了六个收购站、十个代购点、两个流动收购组，一方面收购中草药，一方面向群众展出中草药的样品、讲解中草药的形态、效用以及采集中草药的知识，促使更多的贫下中农采集和出售药材。
目前，全县收购的中草药种类，已从原来的一百一十种增加到二百三十六种。
收购的药材，除满足本县需要外，还有二十多种贵重药材，支援外县或出口。
封开县药品公司在做好药材收购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农村药物供应工作。
并注意发展药材生产，在农村建立药材生产基地。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协作
广西拖拉机生产能力迅速提高
据新华社南宁1975年11月24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战线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协作，为拖拉机厂制造专用设备和生产配件、配套产品，使全区拖拉机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
1970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年产量为一千九百多台，去年增加到七千零六十多台，今年一至10月已生产出九千六百多台。
广西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自治区首先抓了钢、铁、煤、电等基础工业的建设，为发展农机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个基础上，又充分发动群众，大力扩大农业机械的生产能力。
广西的三个拖拉机厂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开始时生产能力都比较低。
自治区党委、革委会认为，要尽快地提高这几个厂的生产能力，光靠这几个主机厂本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全区工业战线的力量。
1973年开始，在自治区党委、革委会统一安排下，全区组织了七个行业、七十多个工厂为拖拉机厂制造专用设备。
参加这项工作的各个工厂的职工，胸怀全局，勇挑重担。
南宁化工厂去年接受了为手扶拖拉机厂制造十八台专用设备的任务。
这个厂只有一个机修车间，设备条件差，本厂的设备维修和备品备件的加工任务也比较重。
但这个厂的工人们表示：
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关系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我们要两副担子一肩挑。
工人们突击制造，使这十八台设备提前制成。
去年以来，南宁市担负为拖拉机厂制造专用设备的二十多个工厂已制造出专用设备二百七十多台。
两年多来，全自治区已为发展拖拉机生产制造专用设备七百多台，使拖拉机的产量迅速增长。
南宁手扶拖拉机厂1970年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只有一千零十一台，今年一至10月已生产五千七百多台，目前生产能力已达到一万五千台。
玉林地区拖拉机厂1970年只生产手扶拖拉机二百多台，今年头十个月生产了一千五百多台，生产能力已达到三千台。
广西工业战线职工在开展社会主义协作，发展拖拉机生产中，认真学习大庆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解决了生产技术上的许多难题。
广西工业战线除有七十多个工厂为拖拉机厂制造专用设备外，还有四十多个工厂为拖拉机厂生产配件和配套产品。
这些工厂的职工不断批判“重主机、轻配件”的思想，甘当配角，努力生产配件、配套产品。
许多生产配件、配套产品的工厂，还想主机厂之所想，急主机厂之所急，努力当好配角。
桂林齿轮厂为拖拉机厂生产的齿轮，过去要很长时间才能配套，影响主机厂按月装配。
去年，这个厂的职工们提出：
为了保证主机厂尽快装配，使拖拉机能早日用到农业生产上，要做到齿轮按月或按季度配套。
他们打破工种界限，互相协作，不但提前完成了齿轮的全年生产任务，还实现了按月或按季度配套的要求。
今年头十个月，齿轮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三，质量也有进一步提高。
目前，广西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正鼓起更大的干劲，为拖拉机厂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专用设备和配件、配套产品，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出更大贡献。

建宁县医药公司扶持社队发展药材生产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省建宁县医药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扶持社队发展药材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70年以前，全县只有三个种药单位，五个药材品种，种植面积五十亩，现在发展到三十六个种药单位，二十二个药材品种，种植面积达一千二百一十五亩。
三年来，共收购家种和野生药材六千多担，除满足本县需要外，还支援外地四千多担。
建宁县医药公司在支持社队发展药材生产的同时，还认真落实党的奖售政策，改进经营作风，加强收购工作。
几年来，全县药材收购都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

揭阳甘蔗化工厂采取厂社挂钩方式
积极帮助社队发展农业机械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揭阳甘蔗化工厂认真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采取厂、社挂钩方式，积极帮助社、队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1年以来，这个厂帮助工厂附近的六个公社十三个大队设计安装电灌站十三座，为社、队维修拖拉机、发电机、柴油机、水轮泵等农业机械六百多件，培训农机技术人员一百七十三人次，为这些社、队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作出了贡献。
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为工厂提供了更多的原料，1974年冬——1975年春榨糖季节进厂的甘蔗总量比1970年冬——1971年春榨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多。
揭阳甘蔗化工厂是广东省的一个大型制糖工厂。
为了把支农工作做好，厂党委采取厂、社挂钩的方式，定点支援，带动全面。
厂里组成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支农小分队，分别深入挂钩点，一面宣传“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帮助当地社、队落实各种作物种植计划，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高产甘蔗的种植试验，同时帮助当地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
每年榨糖季节结束之后，这个厂党委统一组织有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支农队伍，下乡支农，每次一个月左右。
下乡之前，他们先派调查组深入社、队摸清农业机械情况，商定支农项目，做到派出的技术力量与农村机修项目对口。
揭阳甘蔗化工厂还积极为社、队培训农机技术人员。
他们一面把农村农机技术人员请进厂里跟班学习，一面在支农中“传、帮、带”，在现场进行专题辅导，传授技术知识。

乔冠华外长会见索马里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5年11月25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会见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卡欣，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卡欣大使是在11月22日到达北京的。

云南烟叶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引下，云南省今年烟叶喜获丰收。
全省烟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烟叶质量也比往年提高，上、中等烟叶由过去的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云南烟叶品质优良，深受国内外欢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省烟叶生产发展很快，现在，全省种烟县份已经增加到六十多个。
今年，产烟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更加积极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做到了一手抓粮食，一手抓烟叶生产。
商业、财经、交通等部门也密切配合，大力支援，从而促进了烟叶产量的上升。
（附图片）
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烤烟获得丰收。
这是冒水洞大队社员在收新烟叶。
　新华社稿

“他在革命面前真正负起了责任”
——记老营盘公社党委书记王心田
在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公社，人们提起公社党委的领导作风，就会情不自禁地说：
公社干部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好作风，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心田以身作则带出来的。
老营盘公社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
当年，这里的干部和群众为支援革命战争，建设红色根据地，曾作出过贡献。
1972年，王心田调到这个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以来，继承和发扬了当年革命老根据地干部艰苦奋斗，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
人们赞扬他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在革命面前真正负起了责任的带头人。”
好的作风是贯彻正确路线的保证
老营盘公社地处山高水冷的山区，粮食产量历来较低。
1969年又遭受了一次百年未有的特大山洪袭击，不少农田被冲成沙滩，造成年年要吃国家返销粮。
王心田来到这个公社时，面对这些困难却满怀信心地说：
“只要发扬革命老根据地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拿出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缺粮面貌就一定能改变！”
西冈大队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十三个生产队就有十一个年年要吃返销粮。
王心田带领几名公社干部到这个大队蹲点劳动。
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白天劳动，晚上工作。
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引导他们回忆对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提高干部和社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把劳动力集中起来投入了农田基本建设。
过去，这个大队大部分是冬水田，常年水流肥缺。
王心田就与干部、社员一起改良土壤，大种绿肥。
这里双季晚稻种得很少，群众中存在“早稻是宝，晚稻是草”的旧思想，他组织大家批判了旧思想、旧习惯，因地制宜地制订新措施，使全大队普遍种上了双季晚稻。
1974年，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跨《纲要》，社员群众兴奋地说：
“干部下了乡，粮食上了‘纲’”。
西冈大队的经验推广后，全公社大面积种植绿肥和双季晚稻。
过去，这个公社晚稻面积只有二、三千亩，去年扩大到六千多亩，产量也比过去增长一倍。
1974年全公社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卖给国家三十多万斤余粮。
王心田常说：
“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有一个好的作风。
搞农村工作，就要深入下去，实行面对面的领导，这样工作才能有主动权。”
他除了外出或回公社开会，常年累月都蹲在下面。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完成一项任务，他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发。
去年早稻播种时，为了落实播种计划，一天下午，刚从公社开完会，天下着蒙蒙细雨，他戴上斗笠，步行去距公社七十多里的岚丰大队检查播种情况，走到五丰大队天就黑了。
五丰离岚丰还有七、八里山路，他没有带手电，就摸黑赶到了岚丰。
当晚，找到大队干部商量，落实了播种计划。
在王心田的带领下，全公社各级干部的领导作风都有很大改进。
平时，公社机关除文书在家处理日常工作，所有干部都蹲在生产队。
公社党委领导成员做到蹲好一个点，管好一个片；
公社干部蹲好一个生产队，抓好一个大队，工作越做越主动。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公社办公室搬到贫下中农家门口啦！”
“公社干部替我们想得真周到！”
每当从老营盘大队的公社办公点办完事走出门来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都这样啧啧称赞。
原来，老营盘公社是个山区，社员群众居住很分散，地处山高林密的岚丰大队离公社多达七十多里，社员来买化肥、农药、上户口、办结婚手续等，来回至少要走两天。
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来公社开一天会也要走两天路。
1972年冬，王心田把群众的这些实际困难拿到公社党委会上解决，提出了公社干部定期到点上去办公和分片开会的建议，得到党委其他领导成员的支持。
于是，公社党委作出决定：
每月11日至14日，由公社文书带着公章和公文袋到离公社机关四十里的老营盘大队办公。
从此，离公社较远的大队的社员群众到点上办事就方便多了。
在定期到点上办公的同时，公社还实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分片开会的办法，减少基层干部往返奔波的时间，以利于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好工作。
由于公社所在地不靠集镇，虽然新盖了一栋小饭店，但客铺有限。
山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来公社办事，住宿很困难。
为了便利群众，公社主动腾出一些房间，由原来的几个客铺增加到二十多个。
从此，边远山区的干部和社员来公社买化肥、农药、办信贷储蓄，碰上天晚，都可到公社吃饭住宿。
有的同志看到公社人来客往，象个“伙店”，有点嫌麻烦，感到是额外负担。
王心田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是人民公社的干部，应该时刻想到群众，要象当年革命老根据地的干部那样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以后，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来到公社，不管那个干部在家都做到热情接待。
王心田把贫下中农当成自己的亲人，把为人民服务当作最大的快乐。
每次下乡，听到那个干部或社员有病，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防微杜渐，不搞特权
王心田到老营盘公社两年多来，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私利，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政治本色。
老营盘公社盛产竹木和茶油。
一些外地同志有时来公社找熟悉的干部帮助购买。
王心田认为，事情虽小，但任它发展下去就势必腐蚀干部。
他常说：
“人民给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用来谋私利。”
有一次，过去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两位同志托人带钱来找他买茶油。
当时，他下乡了，由一个同志代他把钱收下来。
王心田从乡下回来听了这一情况后，告诉在公社值班的干部：
“钱应该退回去。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不管什么人，都要坚持原则，脱离群众的事就是不能办。”
王心田对别人不徇私情，对自己要求也同样严格。
他来这个公社后，没有买过一根木头和一两茶油。
群众说他是“滴油不沾，寸木不拿，廉洁奉公的好干部”。
一次，有个大队干部看到他经常风尘仆仆，为群众操劳，想给他买上几斤茶油，王心田严肃认真地对他说：
“那不行，有多的油就卖给国家，当干部的不能搞这个特殊。”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王心田更加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他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为加速革命老根据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商震和夫人离沪返回日本
新华社上海1975年11月25日电
商震先生和夫人结束在各地的参观访问，于今天上午乘机离开上海返回日本。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张振亚、陈位东等到机场欢送。
商震先生和夫人离上海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举行宴会饯行。
两个月来，商先生和夫人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旅大、保定、长沙、桂林、广州、杭州、苏州、上海等地，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会晤了老友和亲属。
商先生对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离开北京时，廖承志、罗青长、李金德、刘斐、董其武、杨斯德、陈锐霆等到车站送行。
在各地访问期间，有关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分别会见和宴请了他们。

外事往来
参加中朝科技合作委员会第16届会议我科技合作代表团前往朝鲜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16届会议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在委员会中国组主席、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孙晓风率领下，24日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平壤。
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石林，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张珍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车站送行。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全东洙也到车站送行。
我国科技代表团前往河内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1975年至1976年科学技术合作执行机构会议的中国科技代表团成员、外经部副局长张岐等一行三人，25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河内。
代表团团长、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符浩已在河内。
加拿大国际谷物研究所技术交流代表团离京
以加拿大国际谷物研究所执行主席马登斯为团长的技术交流代表团于24日离开北京前往大寨、广州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是11月17日到京的。
18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永亭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加拿大朋友在京期间同我有关方面进行了有关农业、家禽、家畜的营养和繁殖以及饲料加工等项技术座谈。
泰国公共卫生部访华代表团离京
由泰国公共卫生部副部长乌泰·春哈占率领的泰国公共卫生部访华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友好访问，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到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法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代表团回国
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让·泰亚克为团长的法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于2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沙克、姜圣阶、朱永行等。
副团长贝特朗·戈尔施米特将于日内离京。
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普拉杜也到机场送行。
哥伦比亚自由青联代表团回国
以哥伦比亚自由青联主席马盖斯为团长的哥伦比亚自由青联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代表团在华期间，先后参观了大寨、大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北京等地，访问了工厂、公社、学校，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新华社）

广德县毛竹生产大发展
安徽省广德县是我国毛竹生产的主要县份之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德县广大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毛竹生产。
目前，全县毛竹面积已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八万亩发展到三十二万七千多亩；
蓄积量由四千四百八十万根增加到五千一百二十多万根。
毛竹出售量也逐年增长。
去年，这个县产竹社队共向国家出售毛竹一百六十六万根，篙竹一百多万根，比1965年分别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五十六。
今年一至08月，又已向国家出售毛竹一百一十八万八千多根，篙竹六十万根。

日本横滨市民之翼友好访华团访问上海
据新华社上海1975年11月25日电 由横滨市副市长小泉富太郎为团长，石崎武、田村明为副团长的日本横滨市民之翼友好访华团，圆满结束了在上海的友好访问，今晚乘火车前往杭州。
在上海和横滨结成友好城市两周年的前夕，由横滨市各界代表一百三十多人组成的横滨市民之翼友好访华团，是21日晚上乘飞机到达上海的。
访华团在上海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工人新村、学校、医院、少年宫，到处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22日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访华团全体成员。
横滨市民之翼友好访华团在上海应邀出席了体育联欢会和文艺晚会。
日本朋友还瞻仰了鲁迅墓，并参观了菊花展览会。
今天中午，日本横滨市民之翼友好访华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李先念副总理参观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
新华社1975年11月2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参观了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
参观展览会的还有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轻工业部副部长谢鑫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等。
当李先念副总理等来到展览馆时，受到了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日本工业技术展览团后期团长野见山勉和展览团顾问冈崎嘉平太的热情接待，并由日本朋友陪同参观了展览会。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参观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
新华社记者摄

李强部长同阿里亚斯部长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5年11月25日讯
外贸部部长李强今天上午同秘鲁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商业部长路易斯·阿里亚斯·格拉西亚尼举行了会谈。
秘鲁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代表团团员海梅·基汉德里亚·萨尔蒙、富兰克林·卡塞雷斯·萨拉斯等和驻中国大使埃斯佩霍。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贸部局长郑拓彬，副局长余秉熹、曹英芳等。

枝江县各级党委重视发展养猪业
湖北省枝江县各级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养猪场参加劳动，调查研究，促进全县养猪业持续发展。
1974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到四十一万七千多头，每人平均一头多。
到今年08月底，全县生猪饲养量又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十九点八。
为了推动养猪业的持续发展，枝江县委常委和各级党委领导成员深入集体猪场参加劳动。
通过参加猪场劳动，他们深刻认识到，要使养猪事业有个大发展，首先必须以大寨为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社员，解决好发展养猪中的方向道路问题。
同时，还要抓好饲养员队伍的建设。
今年以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程中，全县对饲养员队伍进行了整顿，选拔热爱集体的贫下中农担任集体猪场的饲养员。
这个县还狠抓了栏圈建设。
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建猪栏三万九千多间，为进一步发展养猪业创造了条件。

顺义县积极发展集体养鸡
北京市顺义县积极发展集体养鸡。
到今年06月底，全县队办集体养鸡场已由年初的三个增加到七百七十一个，集体养鸡发展到饲养雏鸡六十五万只。
目前，许多公社生产队正在扩建养鸡场。
中共顺义县委认为，养一只蛋鸡，一年可提供商品蛋十五斤，积优质鸡粪一百多斤，发动群众积极搞好养鸡生产，既有利于扩大肥源，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又可以向城市提供更多的蛋品。
为此，他们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宣传养鸡的好处，组织各社队除继续抓好社员养鸡外，积极发展集体养鸡事业。
为了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有一定技术知识的饲养员队伍，县畜牧办公室、商业局和兽医站多次举办养鸡学习班，先后为社、队培训养鸡骨干二百多人。
这个县为了保证集体养鸡事业的健康发展，还建立了良种鸡基地，普及良种鸡。
同时，各社队积极解决鸡饲料，加强饲养管理，在实践中摸索鸡只生长规律，积极做好鸡病防治工作。
由于饲养管理工作做得细，今年这个县雏鸡成活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现在集体养鸡场的鸡长势都很好。
　（据新华社）

孟军事管制副执行官拉赫曼发表讲话
揭露有人阴谋破坏孟加拉国的独立
新华社1975年11月25日讯
达卡消息：
孟加拉国军事管制副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11月23日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
“国内某些人在外界势力的帮助下正在阴谋破坏这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他说：
“我们用不着告诉你们他们是谁，你们知道他们。
你们也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受谁的煽动。”
他说，孟加拉国的武装部队、人民和政府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武装部队是强大的、保持着警惕和团结的，他们作好了挫败一切阴谋的准备。
拉赫曼号召全国各种组织和爱国公民协助政府对付卖国贼和外国代理人。
齐亚·拉赫曼在广播讲话中还说，孟加拉国的外交政策依然是不结盟的政策，孟加拉国将继续努力同友好的国家发展关系。
在这以前，齐亚·拉赫曼在11月11日和13日发表的两次广播讲话中，也呼吁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保持团结。

我国代表在联大辩论反对殖民主义问题时发言
痛斥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粗暴干涉安哥拉
希望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1月24日电
中国代表赖亚力11月24日下午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辩论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时，揭露了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干涉安哥拉和在非洲推行霸权主义的行径。
赖亚力说：
“过去的一年，是伟大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迅猛发展、胜利前进的一年。
在非洲人民的沉重打击下，葡萄牙在非洲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已经土崩瓦解。
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科摩罗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
南部非洲尚未获得独立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
津巴布韦人民在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不畏强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武装斗争，不断给史密斯政权以沉重打击。
纳米比亚人民在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非法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群众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非洲各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同仇敌忾，互相支持。
今年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召开的第12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重申坚决支持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团结反帝、反殖、反霸这个战斗口号响彻了整个非洲”。
他接着指出：
“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一方面，老殖民主义者不甘心失败，正在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为保存其万恶的殖民制度而垂死挣扎。
另一方面，争夺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渗入。
长期以来，一个超级大国想方设法帮助维持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而另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则对民族解放运动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制造内战，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控制这些地区。
最近在安哥拉出现的令人遗憾和痛心的局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他说：
“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安哥拉人民经过英勇斗争，终于结束了葡萄牙在安哥拉长期的殖民统治，安哥拉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是安哥拉人民不屈不挠地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六十年代开始的武装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对此，我们同非洲国家和人民一样感到高兴，并向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但是，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了，独立后的安哥拉却未能组成民族团结政府，出现了分裂和内战的不幸局面。
这完全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特别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露骨的扩张和粗暴干涉所造成的。”
赖亚力指出，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过去为了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都进行了长期武装斗争，为安哥拉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非洲统一组织对进行武装斗争的三个解放组织都给予承认和支持。
为了促进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的合作和避免内战，非洲统一组织推动它们签订了加强团结、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联合实现独立的协议。
三个解放组织曾一起同葡萄牙政府达成安哥拉独立的协议，并由它们共同建立了过渡政府。
但是，苏联根本不顾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和三个组织团结对敌的协议，竟然封这一派是革命的，骂那两派是反动的，挑拨离间，蓄意制造分裂，并且运送大量武器，甚至运送安哥拉人民在反对殖民统治时期从未得到的重型武器，支持一派，从而挑起了安哥拉的内战。
它还不断在非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歧。
非洲的团结大局正在遭到空前严重的威胁。
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不甘落后，积极策动南非当局插手。
安哥拉三派间的冲突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
安哥拉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赖亚力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美帝国主义争霸非洲，完全把自己置于同非洲统一组织为敌的地位，肆意破坏该组织在调解安哥拉问题上的一切努力。
非洲统一组织号召三个解放组织实现和解，联合组织全国团结政府，而苏联却大搞阴谋，反对它们之间的和解。
非洲统一组织要求安哥拉三派立即停止冲突，它却千方百计地扩大安哥拉内战，加紧运送各种武器，使军事冲突越来越升级。
“非洲统一组织和许多非洲国家为了促进安哥拉各解放组织的团结和停止武装冲突做了大量工作，并且提出了关于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等一系列积极建议。
他们的这一正义立场完全符合安哥拉和整个非洲人民的利益。
我们表示高度赞赏和坚决支持。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苏联却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甚至不惜赤膊上阵，接二连三对一些非洲国家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
很明显，苏联的矛头所向不仅是针对个别非洲国家，而且是直接指向非洲统一组织和全体非洲人民的。
苏联的这种种行为，引起了许多非洲国家和广大非洲人民的愤慨和不满。
我们坚决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种与非洲为敌的霸权主义行径。”
赖亚力指出：
“苏联对安哥拉解放事业进行疯狂破坏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安哥拉地处非洲南部，濒临南大西洋，千里海岸有优良港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苏联妄想在南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一心想把安哥拉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成为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南部非洲和争夺南大西洋制海权的重要据点。
它对安哥拉的丰富资源也垂涎已久，急于插手掠夺。
它还阴谋通过分裂安哥拉的解放组织，进而分裂非洲国家，以便混水摸鱼，加速它对整个非洲侵略和扩张的步伐，加强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地位。”
赖亚力在发言中申明：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对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并对它们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
我们认为，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是兄弟组织，在艰苦的反殖武装斗争岁月中他们是战友。
它们有一切理由恢复团结，而没有任何理由对抗、分裂，兵戎相见。
因此，我们一直劝他们求同存异，团结对敌。
自从他们同葡萄牙政府达成定期实现独立的协议后，我们就不再向三派解放组织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苏联诬蔑中国‘干涉安哥拉内部事务’，完全是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
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干下的无数罪恶，无论怎样也是掩盖不了的！”
赖亚力最后强调指出：
“我们衷心希望，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以安哥拉民族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涉，为建立一个民族和睦、团结、统一和真正独立的安哥拉而共同努力。”

欢呼苏里南独立
坦桑报纸说各洲要求独立斗争不可阻挡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5年11月25日电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11月25日发表社论，热烈欢迎苏里南独立。
社论希望坦桑尼亚和苏里南两国“在为真正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兄弟般的合作”。
社论说，苏里南摆脱几个世纪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和剥削而获得独立，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因为它再一次证明，各洲人民已经站起来要求自由和独立地生活，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他们”。
这篇社论还说，我们欢迎苏里南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进入斗争的第3世界国家的怀抱”。

美洲、南北美洲、拉丁美洲名称的由来
人们习惯上称的美洲，是指地理上的北美洲和南美洲。
按照欧洲人的说法，最初正式发现这块新大陆的是哥伦布，但这两个洲的共同称呼“阿美利加”却和哥伦布毫无关系，而是根据一个名叫阿美利戈·维斯普奇的人的名字叫起来的。
阿美利戈·维斯普奇是哥伦布同时代的航海家，也是意大利人，他在给别人的信件中，透露他曾在一四九九到一五○四年期间，数度到新大陆旅行（可能是今天的南美洲大西洋岸一带）。
这话被当时的一个地理兼地图学家、德意志人马丁·瓦尔泽缪勒获悉，以为是前所未闻的新发现，并在他一五○七年出版的《宇宙志导论》中所附的世界地图上，绘出世界这一部分的轮廓，并以维斯普奇的名字命名为“阿美利加”，意为“阿美利戈·维斯普奇发现的土地”。
其实，早在一四九二年到一四九九年，哥伦布三次航行已遍及西印度群岛和南美北岸各地。
最初以阿美利加命名的范围很小，仅以南美洲东北部一隅为限。
几十年后，著名的地图学家谋开托在一五四一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中，才推而广之，把西半球那片广大的大陆全部称为阿美利加。
由于地区太广，人们后来又区分为南、北美洲，而以巴拿马地峡东端为界。
之后，有人觉得这样一种划分仍然太粗，又把北美洲的南半部，即从墨西哥直到巴拿马，包括西印度群岛在内，另称为中美洲（狭义的中美洲范围更小，即从墨西哥南端到巴拿马这一长条状地峡部分）。
但是，从历史和社会、文化等特点看，中美洲同北美洲的关系都比较疏远，而同南美洲却紧密相关。
长期以来，人们把中美洲和南美洲合称为“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产生是有深远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的。
因为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从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时起，即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历时达数百年。
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等等，都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和移民的涌入、定居而广布于大陆各地。
更重要的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逐渐取代当地的印第安语，成为普遍采用的正式语言。
从十九世纪起各殖民地纷纷独立，绝大部分国家仍以西班牙语为国语，巴西则以葡萄牙语为国语。
这两种语言都是从拉丁语演变而来，同属于印欧语系的罗曼斯语族，罗曼斯语族又名拉丁语族。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
在二十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中，也有几个法语和英语国家。
法语也是拉丁语族中的一支，英语则属日耳曼语族，但属于拉丁语族的国家仍占绝大多数，所以对这个广大地区，人们仍然概括地称为拉丁美洲。

苏里南共和国
苏里南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北部，东邻法属圭亚那，南与巴西交界，西与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毗邻，北濒大西洋，面积十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四十多万，其中主要为黑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等。
首都帕拉马里博。
十五世纪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首先侵入苏里南，一五九三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在这以后，英、荷、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一六六七年，英、荷殖民主义者订立布勒达条约，荷兰以其在北美所占领的土地为交换，从英国手中取得对苏里南的统治权。
但以后又为英国所占领。
一八一六年以后，苏里南又沦为荷兰殖民地，被荷兰殖民者统治了一百五十多年。
苏里南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1863年，苏里南人民迫使殖民当局废除了奴隶制。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苏里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日益高涨，荷兰政府迫于形势，于1954年宣布对苏里南实行“内部自治”。
1973年，现政府执政后就独立问题与荷兰政府举行了一系列谈判。
1975年06月，两国政府同时宣布苏里南将于1975年11月25日独立。
今年11月19日，苏里南议会通过了新宪法。
苏里南境内大部分为密林覆盖的丘陵和低高原，沿海是沼泽和低地。
苏里南盛产铝土，储藏量约七亿吨，年产量约六百万吨，居世界第3位。
苏里南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从事农业，耕地多分布在沿海地带。
出口物资以铝土为主，占国家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
此外还有木材、大米、咖啡等。
近年来，苏里南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卫自然资源，发展民族经济。
1974年，对美资和荷资铝土矿业公司宣布增加税收，或把同外资的联合经营改为独自经营。
在国际事务中，苏里南积极发展同拉美、加勒比及其他地区第3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附图片）

西印度群岛在哪里？
西印度群岛位于拉丁美洲北部，介于大西洋、加勒比海、墨西哥湾之间。
由大安的列斯、小安的列斯、巴哈马三大组群岛，约一千二百多个岛屿和许多暗礁、环礁组成。
这个地区为什么称“西印度群岛”呢？
这是由于哥伦布的误会所引起的。
十五世纪，由于欧洲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交换手段黄金等的猛烈追求。
一四九二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为了向海外寻找黄金和其它珍宝，便资助一个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从欧洲向亚洲东部开辟航道。
欧洲人认为“印度”是生产黄金、白银、珍珠、宝石等物品的神话般的国家。
当时，欧洲人对亚洲的位置和范围都不清楚。
此外，对测定船只在海上所处的经度位置当时也没有精确的方法，人们只能根据航行的方向和速度来估计。
因此，当十五世纪末哥伦布来到古巴岛附近的时候，便误认为是印度附近的岛屿。
后来人们知道弄错了，因这些岛屿位于印度以西的西半球，便称它们为西印度群岛。

非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报纸
呼吁安哥拉团结　谴责外国干涉
安哥拉一周刊揭露苏联在中非洲的霸权主义野心
新华社弗里敦1975年11月23日电 蒙罗维亚消息：
据《利比里亚之星报》报道，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谴责外来力量在安哥拉人民之间煽动仇恨和兄弟残杀，并呼吁安哥拉人民团结起来。
托尔伯特总统说，安哥拉人民应该以和平的、兄弟般的和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应该团结起来分享反对殖民主义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
他说，利比里亚深信主权国家的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利比里亚同样深信，当一个国家取得独立的时候，它也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获得独立。
新华社雅温得1975年11月25日电 多哥公共工程、矿业、运输和邮电部长艾伊泰·米维多11月24日在这里对报界说，多哥希望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团结起来，以确保安哥拉的独立。
这位部长说，“安哥拉的独立应该由安哥拉人民来保证，并且由他们来加以发展”。
“我们认为，只有所有安哥拉解放组织的团结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艾伊泰·米维多部长是作为多哥总统埃亚德马的特使到喀麦隆来的。
他在11月24日受到阿希乔总统的接见。
据新华社1975年11月24日讯
非洲一些国家的报刊最近发表文章和社论，谴责苏联干涉安哥拉。
《尼日利亚旗帜报》11月18日在一篇题为《俄国对非洲政治的侵犯》的文章中指出，“苏联最近在非洲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扮演了可疑角色，而在国际上干出种种丑事，这对于一直在注视着苏联在非洲活动的人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文章指出：
“社会帝国主义大国象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他们起初总是作为‘朋友’或者为了进行‘援助’而来，就象俄国人在东欧所作的那样，后来他们就成了绝对的支配者”。
文章强调：
“在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警惕”。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周刊《彻底独立》最近发表社论指出，苏联把包括导弹在内的大量重武器运进安哥拉，它的军事技术人员赖在安哥拉，“是扰乱我国和平的主要因素”。
社论说，苏联干涉安哥拉“是苏联在中部非洲的霸权主义野心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论指出，“安哥拉问题将在没有一切外来干涉或压力，那怕是象苏联那样的大国的干涉和压力的情况下，在非洲范围内，由安哥拉人自己来解决”。
肯尼亚《星期日民族日报》23日发表社论说，“苏联对安哥拉内政的干涉，对所有非洲国家的独立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社论说，“俄国人把战争武器运进安哥拉，是和它宣扬的‘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是极其矛盾的。
今天，在一个非洲国家里，非洲人正在用俄国武器来杀害非洲人。”
“苏联由于对安哥拉的干涉已经成了一个制造死亡、不和与混乱的贩子。”

亚洲男篮锦标赛第2阶段开始
我国篮球队先后胜印度队和南朝鲜队
据新华社1975年11月25日讯
曼谷消息：
第8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第2阶段比赛，11月24日进入第2天，在这一天的比赛中，中国队以九十七比七十八胜南朝鲜队，日本队以一百比八十五胜菲律宾队。
中国队在对南朝鲜的比赛中打得非常顽强、主动，上半时以五十比四十二领先，最后以十九分的优势，结束了这场比赛。
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决赛中都是各胜两场；
菲律宾队、南朝鲜队、泰国队和印度队各输一场。
中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在26日晚对日本队。
11月23日，决赛组的第1场比赛是由中国队出战印度队，比赛结果，中国队以一百一十一比八十一获胜。
23日举行的另外四场比赛是：
日本队胜东道主泰国队（八十二比六十四）；
印度尼西亚队胜斯里兰卡队（八十一比七十三）；
马来西亚队胜巴基斯坦队（一百零一比八十八）；
香港队胜科威特队（九十二比八十九）。

我乒乓球队结束对南斯拉夫的访问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5年11月二十四电
以许森源为领队的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于11月24日离开萨格勒布市，前往瑞典参加第18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
在访问期间，中南两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一场团体友谊比赛。
中国队还在卢布尔雅那参加了第21届南斯拉夫国际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乒乓球队是17日到达南斯拉夫访问的。

我体操队在河内进行首场表演
阮维桢副总理接见我体操队
新华社河内1975年11月25日电
正在越南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体操队11月24日晚在河内市同越南体操队一起进行了首场表演。
表演前举行了开幕式，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政府副总理杜梅，党中央委员、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越南体育总局代局长黎德整和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表演。
中国驻越南大使符浩也应邀出席。
在七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中越两国运动员进行了精采优美的表演。
新华社河内1975年11月25日电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11月24日接见了以张德隆为领队、王兰山为副领队的中国体操队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越南体育总局代局长黎德整。
中国驻越南大使符浩也在座。

我国代表团参加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会议后离伦敦回国
新华社伦敦1975年11月25日电
由交通部副部长曾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第9届大会以后，于11月25日乘飞机离开伦敦回国。
在会议期间，英国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戴维·恩纳尔斯会见了曾生团长。
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戈伦韦—罗伯茨勋爵为曾生团长举行了招待会。
在中国代表团逗留期间，褚启元临时代办曾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

我男子篮球队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据新华社西班牙港电
中国男子篮球队访问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男子篮球队11月15日晚上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阿里马市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男子篮球队举行了首场比赛。
当天晚上，艾伯特·艾莱恩市长举行酒会招待中国男子篮球队。
11月20日晚，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馆临时代办杨迈为中国男子篮球队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招待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理总督阿瑟·麦克夏因等出席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理总督阿瑟·麦克夏因接见了中国男子篮球队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1月18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教育和文化部长乔治·钱伯斯为中国男子篮球队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11月21日晚，中国男子篮球队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男子篮球队进行了最后一场友谊赛。
比赛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劳工部长布伦斯莱·巴罗会见了两国运动员。
比赛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业余篮球协会为中国篮球队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在访问期间，中国男子篮球队还在圣费尔南多和多巴哥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男子篮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

换汤不换药
辛雨
一向对“物质刺激”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并把“物质刺激”当作推动苏联社会发展“动力”的苏修叛徒集团，近几年来竟然强调起“精神刺激”的作用来了。
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一家挂着“共产党人”招牌的杂志为此还专门发表社论，宣称：
对劳动的“刺激”不应光是“物质性”的，“精神刺激”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实行“精神刺激”的“新方法和新原则”，已经成为摆在苏修各级组织面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
“物质刺激”的狂热信徒，今天不得不求助于“精神刺激”，其真实原因何在？
对此，苏修领导极力回避。
还是那家《共产党人》杂志总算透露了一点真相。
它说：
“不论精神刺激还是物质刺激”，它们的目的都是要“促使”生产者“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消息报》说得似乎更干脆一些，确认实行“精神刺激”还是同“物质刺激”一样，为一个目的“服务”，即“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要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多年来，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大搞“物质刺激”，苏联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境况很不妙。
轻重工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苏修一再向人民许诺要发展的消费品生产的计划屡屡落空。
农业经常减产，农副产品严重不足。
财政捉襟见肘，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近十年来，苏联进口的农副产品中仅粮食一项就达约九千万吨，比这以前的十年增长了十倍。
苏联所欠的外债有一百六十多亿美元，内债高达三百多亿美元。
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1965年为百分之七点七，1969年降为百分之四点八，1972年又降为百分之四。
此外，苏修大搞“物质刺激”，还造成了“追逐暴利”、“盗窃财富”等“社会弊病”的恶果，引起了克里姆林宫巨头们的深切不安。
说穿了，苏修的所谓“精神刺激”，无非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招牌来“刺激”劳动人民拚命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的确费尽心机，想出了实行精神刺激的许许多多“方法”和“形式”。
它们颁发花样够多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
什么“劳动光荣”勋章呀，什么“劳动老战士”奖章呀，什么“劳动元老”称号呀，无一不是为了推行“精神刺激”而搞的种种名堂。
但值得注意的是，苏修搞一点“精神刺激”，决不意味着它们因此不再乞灵于“物质刺激”这个故伎了。
修正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能激发劳动人民革命热情的精神力量。
因此，它们对“物质刺激”是始终抓住不放的，只是因为效果不妙，需要添点新花样。
两者的关系，拿苏修自己的话来说，是“物质刺激”须用“精神刺激”来“完善”，而“精神刺激”还须用“物质刺激”来“巩固”。
其实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所谓“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这两个东西，其本质是一样的，不过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以去年初苏修设立的“劳动光荣”勋章为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明确规定，获得这种勋章者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养老金，可优先获得住宅，可每年获得一张免费疗养证或休养证。
实际上，苏修的勋章、奖章无不以卢布计价，这已为人所共知。
不久前在苏联出笼的所谓喜剧《四滴水》中，就有人向一个特权阶级分子提出了某某奖牌“值多少钱”这一似乎怪诞、实则打中痛处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同样，在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看来，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值多少钱”而存在、而利用。
它们所谓的“精神刺激”，实际上就是用卢布即金钱来“刺激”，也就是肆无忌惮地刺激一切“为了金钱”的资本主义妖风。
不管怎样，苏联社会的痼疾是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制度所决定的，“物质刺激”救不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精神刺激”这个新添的花样同样也无济于事。
勃列日涅夫之流妄图通过“物质刺激”加“精神刺激”来苟延残喘，充其量不过是陷在困境中的黔驴之技而已。

苏联向美国购买谷物达千余万吨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据美国通讯社报道，苏联在11月06日又向美国购买了一百一十万吨玉米。
从今年07月以来，苏联向美国购买的谷物总额已达一千三百万吨。
这是最近半个月内苏联向美国购买的第3批玉米。
10月24日购买了一百二十万吨；
10月29日又购买了四十万吨。
美国农业部的官员说，在一九七五——七六粮食年度内，俄国人可能要向国外购买三千万吨谷物，其中向美国购买的数量可能达一千七百三十万吨。
美国农业部还说，已经向苏联出售的一千三百万吨谷物中，八百七十万吨是玉米，四百三十万吨是小麦。
美国政府在10月20日宣布，美国同苏联达成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
协议规定从1976年10月01日起到1981年09月30日止的五年中，苏联每年将向美国购买六百万吨至八百万吨玉米和小麦。

苏联的“裁军”狗皮膏药越来越骗不了人
——联大第1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辩论综述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1月24日电
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从10月30日到11月21日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关于裁军问题的辩论。
辩论的进程生动地表明：
苏联玩弄的“裁军”骗术已越来越败露。
人们不但不相信它会裁军，而且更加认清了超级大国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严峻现实。
本届联大一开始，苏联代表就在裁军问题上大作文章，左一个提案，右一个建议，扬言要把这届联大开成一届所谓“裁军联大”。
当第1委员会开始辩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马立克又抢先发言，鼓吹裁军问题“在本届联大的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预言：
这次辩论将“比往年更加吸引人”。
苏联代表团散发的新闻公报更是大言不惭地宣传：
“裁军问题决定了本届联大的主要方向，特别是苏联的新倡议为这些辩论定下了调子”。
但是，会议的实际进程却使苏联代表们十分泄气：
不仅听众席和记者席上空空荡荡，代表席上也常常是稀稀拉拉，即使有人出席，也往往不是主要代表。
在三个星期的辩论中，报名发言的人寥寥无几，第1个星期有四个下午因为没有人发言，只好把会议取消；
第2个星期的辩论也很不景气，第2天上午和下午一共只有三个代表发言，第3天和第4天下午又因为没有人发言而开不成会。
苏联代表团对这种冷冷清清的场面，十分着急，只好自拉自唱：
苏联代表团的马立克、伊萨拉利安和罗申三个人统统出场，各讲一次，之后，又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代表讲了几次，并且动员他们那个“大家庭”的少数人发言捧场。
会场虽十分冷清，会下却议论纷纷：
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说，今年裁军项目单子空前的长，会议开得空前的冷落，人们对裁军辩论的兴趣空前的低，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说，裁军项目年复一年列入议程，什么积极的结果也没有，超级大国提的裁军建议越来越多，它们的核武器库也越来越膨胀，为什么人们一定要参加这种无结果的讨论呢？
一位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认为，今年裁军问题的辩论这样冷落，是由于人们听厌了这种老一套的调调。
在辩论中，一些到场发言的代表对苏联散布的种种假裁军谬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对两个超级大国疯狂扩军竞赛作了尖锐的揭露，以致马立克在一次发言中大为不满地说：
“联合国机构最近无论讨论什么问题，特别是裁军问题，某些发言人总是把解决联合国这些棘手问题的挫折和困难的责任，尤其是裁军问题失败的责任，归罪于大国，或者只归罪于两个（超级）大国，这已经成为时髦了。”
他以为经过这样一压，别人就不敢再碰这个超级大国了。
但是，许多代表不吃他这一套，继续揭露超级大国的裁军骗局。
尼泊尔代表在发言中抨击了超级大国的所谓“核裁军”谈判，指出：
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六年之后的今天，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
这个会谈的真实目的是要扩充而不是限制战略武器。
科威特代表说，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核武器质量不加任何限制，这等于让两个超级大国在核武器质量方面放肆地竞赛，无止境地竞争下去。
爱尔兰代表说，美苏已经缔结和正在谈判的协议都不是为了停止和限制军备竞赛，而是调整它，并使之在合法的范围内制度化。
阿尔巴尼亚、塞拉里昂、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代表也都指出，苏美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不是什么裁军协议，而是新的军备竞赛的协议。
埃及代表指出，被人们捧为“一大突破”的海参崴协议根本不是裁军措施，而是一个危险的协议。
苏联作为“重要议题”提出的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这种武器的新系统”的倡议，也遭到了一些代表的尖锐批驳。
科威特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提案完全没有提及必须禁止发展和制造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个条约草案丝毫也没有意思要禁止改进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质量”。
尼泊尔代表发言时质问苏联代表：
“当超级大国进行空前的改进核武器质量的竞赛时，我们怎样来看苏联提出的关于缔结一项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呢？
当超级大国甚至不愿停止改进核武器质量、更不用谈削减他们的核武库时，要谈什么还没有存在的武器，究竟目的何在？
在我们开始担心超级大国将来决定生产或不生产这种武器或武器系统之前，它们究竟做了什么或打算做些什么来抑制它们已经拥有的庞大的各种恐怖武器的扩散？
因此，苏联提出它的建议有些为时过早。
它会转移我们的视线，使我们不去注意超级大国拥有的庞大的武器库造成的真正危险。”
马达加斯加代表在谈到苏联的这项“新建议”时说，人们不禁要问：
难道不应把我们的努力集中处理现有的那些武器吗？
许多国家的代表针对当前超级大国加紧在全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扩建军事基地和设置核武器的危险局势，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和平区、无核区的主张。
印度洋地区国家的代表明确指出：
建立印度洋和平区是要把大国的争夺和竞争排除在印度洋地区之外。
“大国在印度洋竞相扩大军事力量充满着危险，它们军事力量的存在，事实上已成为使这个地区的国家共同感到不安的事。”
乌拉圭代表对苏联拒绝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表示不满。
他说，“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常常表示支持非核化主张的苏联是唯一没有承担义务尊重我们无核区的国家。
遗憾的是苏联现在仍然没有在第2号附加议定书上签字”。
通过这三个星期的辩论，苏联代表们将会发现：
他们企图以“裁军”、“缓和”之类的廉价宣传来掩盖两个超级大国竞相疯狂扩军备战这一现实的伎俩已越来越难于得逞。
斯里兰卡代表在发言中就清醒地指出：
“五十年来世界上流行着通过裁军取得国际和平和安全，避免战争危险的妄想，我坚决表示我特别不同意这种论调。”
他还指出：
“国际联盟在裁军方面的经验应当作为对我们的警告，使我们知道，企图用裁军来防止战争是徒劳的。”
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两个超级大国侈谈裁军是为了麻痹全世界人民的警惕，是为了扩充它们的军备，更新它们的核军备，从而加快走向新的世界战争的步伐，人们对此应当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