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学大寨先进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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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以穷山恶水贫困落后著称的河南省辉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一跃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县。

记者最近去辉县访问，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崭新的图画：山坡上，支离破碎的小片耕地变成了层层梯田；
河滩里，几十里长的乱石沟中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
星罗棋布的水库、绕山盘旋的渠水，加上截流坝、飞水桥，组成了巨大的山区灌溉网；
深沟峡谷间飞架起长虹般的石桥；
蜿蜒的公路不但伸展在群山之间，而且穿透群山，让行人车辆就在山肚子里行走。
连花岗岩的石头山也变了模样：人们硬是在上面点炮炸坑，垫土植树，让它长出郁郁葱葱的林木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辉县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扩大耕地面积三万多亩，新辟山区公路三百七十公里，新建中小水库三十三座，为农业服务的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机械厂等县、社工业也办了起来。
全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一九七四年在遭受干旱的情况下，粮食平均亩产等于一九六五年的二点四倍；
今年夏收小麦亩产一季过“黄河”，总产比一九六五年全年粮食总产还多百分之五十以上。

辉县人民在乘胜前进。
现在来到辉县各地访问，到处可以听到轰隆轰隆的爆破声，叮叮当当的敲石声，就象一曲雄壮的建设太行山的交响乐。
眼看这广阔的建设规模，使人们不由得打心眼里迸出一句赞扬的话来：

辉县人民干得好！

一

革命老根据地辉县的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经浴血战斗过；
全国解放以后，他们辛勤劳动，又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辉县作出了贡献。
但是，辉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间，面貌的变化远没有达到全县人民的期望。

文化大革命中，辉县人民深入批判了原县委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他们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在太行山区，大寨闯出了大寨路，林县建成了红旗渠，为什么辉县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九六七年寒冬，瑞雪纷飞，辉县革委会成立了。
原县委的大部分领导成员，被群众推选参加了新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人们敲锣打鼓，热烈欢庆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辉县革委会“一班人”，感到肩上的担子加重了。
他们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在县革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大家精神焕发地作出了一个加强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决议，决心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带领全县群众走大寨的道路。

在“雪封太行行路难”的季节，县革委会的常委们背着背包进山了。
他们越过“掉头岭”、“擦耳站”，爬过“阎王鼻”，不顾山高路险，走一路，劳动一路，访问一路，亲自体验到了山区由于路难、水难给生产带来的困难和给群众生活带来的不便，感受到了群众迫切要求跟穷山恶水开战的愿望。

太行深处的南寨公社营寺沟大队，历来被人认为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啥发头”的穷地方。
这里有位三代扛长工出身的老汉元家清，二十年坚持在深山沟里造地，硬是把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
老汉患病临终前不顾人们的阻拦，挣扎着下坡，蹲在地边砌石头，把生命的最后时刻献给了集体。
他的遗言是：“地没修完，树没栽全，你们要听党的话，接着干！”
这位辉县新愚公用遗下的几十块山坡地向前来调查的县领导干部上了一课。
大家感慨地说：过去县里在山区的工作主要是忙着发粮给款，每到旱季还给群众送水，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党对群众的最大关怀，应当是用党的基本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大干社会主义，彻底改变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

县领导干部来到群众之中，和劳动人民有了共同的实践，就有了共同的体会、共同的思想感情。
他们和群众心想到一处，话说到一块，山区群众奔走相告：“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
大家一起回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生活。
许多干部激动地说：“山河本是烈士鲜血换，我们活着没改变，不干不斗混日月，不能算个好党员。”
表示要发扬当年的革命精神，为人民立新功，把被修正主义路线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这样，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壮志树立起来了。
县革委会制订了一个宏伟的改变辉县面貌的蓝图。
他们组织起千军万马，对全县的山水村田进行综合治理。
经过几年奋战，辉县群众打通了太行群峰。
公路和水渠齐头并进，桥梁和渡槽同时架起，路通渠成，渠成水行，高压电线也翻山过沟，把电力送到了山村。
历史上闭塞贫困的辉县山区，实现了路通、水通、电通，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

记者在辉县采访，很难在办公室里找到干部，他们绝大多数都到基层蹲点调查，参加劳动去了。
辉县的同志把这叫做“彻底铲除旧官府的痕迹”。
近七年来，县委机关经常只留十来个人联合处理上下左右的日常工作。
各公社也一样：拍石头公社党委的六个委员合用一张办公桌，每人一个抽屉放文件，一排地铺让回来的人轮流住。
每年冬天干部们把门一锁，带上图章、劳动工具就到了工地上，和社员们一道住岩坎、宿窝棚，起五更，睡半夜，大干苦干。

这种革命新风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
县委的同志给记者讲了个故事：县革委会成立后不久，有一位贫农老大娘捡到一头猪，特意赶到县城要求公安局协助找失主，但她得到的回答是：这不属公安局的工作范围。
老大娘去找广播站，回答是这跟他们的业务无关……。
县革委会知道这件事后很震动，他们立刻召集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开会，就请这位老大娘用她来县城后的经历，向大家上了一堂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课。

类似的一些事，使县革委会成员深思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不同于旧官府，人民干部不同于旧官吏，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为劳动人民服务。

他们决心对政权机构实行改革，使它能够更好地联系群众。
于是，县级机构精简了，大批干部下放到了基层；
留在机关里的干部一律实行“三三制”：每年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调查研究，参加劳动，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许多会议都搬到山村和工地去开。

作风的转变，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
它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少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的反对。
有人说，干部办公，社员种地，从来如此，不能乱套。

县革委会就组织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导，指出：当了干部掌了权，是高高在上坐机关还是深入基层带头干？
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人民的勤务员？
这是对我们能否继续革命的一个严峻考验。

县委第一书记郑永和，在这场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用实际行动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他身穿补钉衣，脚蹬打掌鞋，下乡时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
辉县群众到处传诵着他带领干部考石匠的故事：陈家院水库是辉县兴建的第一个中型水库。
由于工地缺少石匠，锻石备料工作进展缓慢，工地指挥部打电话给县里催派石匠。
郑永和没有找来石匠，却带着一批县委委员上了工地。
他召集指挥员们开会说：“有太行山，就有石匠。
革命需要干啥咱们就学会干啥，这才是自觉革命。”
他建议请石匠来当师傅，专为干部们举办一期石匠学习班。
他们白天打石头，晚上读《愚公移山》，学了二十多天，就在太行山上当众进行考试，项目是石工中难度较大的“打锲眼”，要求二十分钟完成。
这天，许多民工和社员都赶来观看，当“监考官”。
考试结果，二十多名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只有两人不合格。
郑永和考了第三名。

领导干部在太行山上考石匠的消息传到各地，群众学石匠的浪潮涌遍全县。
人们说：“生在太行山，不敢斗石头，不是愚公是智叟。”
全县的石匠从原来的三千人很快激增到四万人。
许多民工拿起铁锤自豪地说：“俺是在陈家院学的手艺，跟县里、社里的领导是师兄师弟。”
妇女们也组织起“石姑娘队”，喊着“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的口号来到工地参战。
领导作风的转变，带动全县很快掀起了一个千军万马战太行的高潮。

几年来，辉县县委的同志一直坚持参加劳动，而且总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争最苦最累的活干。
郑永和跟县委第二书记王合保、县委书记李灿等，经常冒着风雪严寒，拉车给水库工地运水泥，给山区群众运烧煤。
辟山建公路时，县委副书记张明信腰系绳索，吊在半空，在悬崖绝壁上和民工一起抡锤打钎；
深翻土地时，县委领导跟群众一样，每人每天翻三分地。
有一次，县委副书记刘怀松外出开会回来迟了，仍提上灯笼连夜去翻，完成了当天的任务。
轮流下到基层的干部要参加劳动，留在机关里照顾面上工作的干部也要抽时间参加劳动；
不仅规定了劳动天数，还规定了劳动的定额。
这就建立起了“当官不象官，大家同心干”的新型干群关系。

一九七一年，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刮起了一股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妖风，有人诬蔑辉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脱轨转向”，“盲动主义”。
在这一压力下，有的干部悄悄地把劳动工具收起来了。
辉县县委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干部认真看书学习，从毛主席著作中汲取力量。
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真革命，假革命，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作鉴定”，坚决同这股歪风顶着干，组织起全体县委委员和各公社党委书记等二百多人，到全县条件最艰苦的“洪州城”，办起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班，一面读书，一面造地。

“洪州城”是几条山洪汇流的地方，千百年来乱石滚滚，荒无人烟，面积达十多万亩，就象一片小戈壁。
干部们挥动锄头、钢钎，在这里起石垒岸，修路筑渠，运土垫地，造出六百多亩良田。
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们也组成一队队人马从四面八方赶来。
城关公社党委书记王绍义带领一千五百名社员来到荒滩上挖地窑，用玉米秸盖顶，把公社的招牌也扛来挂到了新建的窝棚门口；
梁村公社郭村大队六十多岁的党支部书记岳仁带领社员组成远征队，新年春节也不回家，一时沉睡千年的荒滩上窝棚林立。
当记者到“洪州城”访问的时候，只见这片石海中已经屹立起一排排石砌的楼房，建立起了新城关、新梁村、新郭村等一个个新村；
一万五千亩绿油油的庄稼，纵横成行的防风林带，在乱石丛中显得分外生气勃勃。
县委领导和各级干部，就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排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

三

农业学大寨运动改变了辉县的山河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一大批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在党的教育下，在两条道路的激烈搏斗中，逐步成长起来。

辉县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通过各种方式紧紧抓住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
几年来，他们派出大批干部到一百多个后进大队蹲点，一个村一个村地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他们向干部、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住当地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和一些资本主义倾向，教育农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干社会主义。
这一斗争，辉县一直没有停顿过。
“堵死资本主义路，迈开社会主义步”，今天已成为全县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

辉县人民过去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他们更注意发扬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
每年冬天，县委都要组织青年干部、教师和学生去“爬爬太行山，学学老八路”。
他们白天和社员一起斗山头，夜晚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艰苦大锻炼，传统大教育，山区大调查”。
新成立了汽车队，县委就让那些刚从各个建设工地调来担任司机的男女青年们，拉着架子车或者挑着担子，翻山越岭给山区群众送煤，使他们掌握了汽车的方向盘，不忘山区行路的艰难，不忘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筹建县化肥厂时，县委的一名常委带领一百三十名青年工人到河北蓟县学习。
他们请了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两位老贫农同去当顾问，带着七八包谷糠和十来包红薯叶上路。
到了那里，他们不买细粮买粗粮，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大地铺。
逢到工厂休息就帮附近社员干活。
回县时为了节省一笔乘汽车的路费，大家又步行一百八十里赶到火车站。
他们就依靠这种革命精神办厂，使辉县化肥厂成为全国小化肥的先进单位。

辉县县委的同志常说，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办不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
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也培养不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代新农民。
工地是战场，工地也是大课堂。
在辉县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全年有九万多人的专业队，过着战斗的集体生活，常年南征北战，专打硬仗。
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精神面貌起了巨大变化。
许多农民说，从家门口来到工地，仿佛从山沟里来到峰顶，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广了：过去只看到自家周围的一片小天地，现在树立起全局观念，心里装的是集体和国家的利益。

治山治水专业队几年来搞了许多大工程。
县委严格执行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同时又注意教育群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社会主义协作，帮助农民突破小农经济所形成的狭隘眼界。
辉县的石门、陈家院、柿园、后庄等水库，都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搞好社会主义协作的产物。
记者访问香木河上正在建设的三郊口水库时，看到来自许多公社的民工，已为库区的生产队在山坡上营造了新村和一百多亩良田。
一位将要搬进新村的社员对即将淹掉自己的家毫不可惜，他指着河滩边一条坎坷的小道对记者说，旧社会时他家常从这里逃荒去山西要饭，现在他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水库将把逃荒路这个苦难的痕迹淹没，这怎能不使他心情激动！

石门水库的建成，使辉县一举扩大了七万亩灌溉面积。
记者登上九十米高的大坝，看到了这里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
县委的同志遥指巍巍耸立的石门峰说，在战争年代，四位革命战士被敌人围困在峰顶，他们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集体跳崖，壮烈牺牲。
这种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人们。
石门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塌方事故，民工白永义不幸牺牲。
他的老伴，一位贫农老大娘流着眼泪对前来慰问的县委负责同志说：“俺难过的是，永义的任务没完成，俺家不能欠着。”
她把大儿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
白福才一心为革命，接连三次被评为模范。
后来工地领导推荐他去小煤窑当工人，这位贫农老大娘又把二儿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着干。
不久，工地指挥部接到白福才寄来的一笔汇款。
他在信中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水库建设了，愿将节余的工资寄给工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这样的父亲和母亲，这样的哥哥和弟弟，几年来在辉县各地如雨后春笋，到处可见。
在他们身上，难道还能找出旧时代农民被奴役的精神创伤吗！
在革命战争年代，辉县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搬走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他们又前赴后继，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战斗！

正因为有了这样英雄的人民，才能使辉县山河增色，大地生辉！

新华社记者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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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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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

栏目：学大寨先进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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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武汉部队某团党委在开展学大寨活动中，虚心向大寨式的先进县——河南省辉县学习，看辉县，学大寨，运用大寨的根本经验，加强部队建设。

炮团的驻地辉县，是河南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这个团驻防这个县后，一直坚持开展了向县委和全县人民学习的活动。
团党委“一班人”先后多次到县委取经。
每个连都和驻地社队定点挂钩，建立了学人民联系点。
党委还根据部队的形势、任务先后请辉县老贫农、老工人、劳动模范代表一百多人到部队作过报告。
团党委成员还经常带领干部战士同辉县人民并肩战斗。
通过这些学习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部队建设。

辉县过去是一个“山多沟多石头多，十年九旱灾害多”的穷地方，粮食亩产只有百来斤。
县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围绕要不要学大寨、要不要坚持学大寨和要不要深入学大寨开展了三次斗争。
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教育干部和党员，组织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路线觉悟。
全县人民以大寨为榜样，大干社会主义，终于把全县建设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县。
团党委学习辉县人民的斗争事迹，更深刻地认识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向辉县学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象辉县县委那样，坚持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干部战士，保证部队永远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战前进，从而提高了党委“一班人”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

团党委还十分注意学习辉县县委领导干部和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努力做好部队各项工作。
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辉县县委带领群众，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斗酷暑，战严寒，吃大苦，流大汗，向荒山进军，向秃岭要粮，大干六年，修了大量水库和蓄水池，打机井几千眼，改变了“缺水如油”的状况，粮食亩产由一百多斤猛增到六百多斤。
同时，他们还建起了化肥厂、水泥厂、发电厂，修了山区公路几百公里，使全县队队通了汽车。
团党委经常用辉县人民这些改天换地的动人事迹激励自己，教育部队。
今年初，团党委为了摸索打坦克训练的经验，决定在四连进行军事训练试点。
四连一些同志觉得课目多，任务重，信心和劲头不大足。
在四连蹲点的党委常委罗副团长便亲自带领四连到驻地上吕村大队参加贫下中农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战斗，重温辉县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斗争事迹，发动大家批判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和怕苦怕累的懒汉懦夫世界观，从而调动了干部战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练兵的积极性。
当时没训练场地，干部战士利用课余时间，抡锤拉车，奋战一个月，开山运石一万多立方米，平出了一块四千八百平方米的训练场。
训练中，大家自觉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圆满完成了先行训练任务，还摸索出了火炮在风雨中瞄准射击的一些好经验。
他们革新的两项打坦克器材，还被上级领导机关作了推广。

团党委在向辉县人民学习中体会到，辉县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改变，关键是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作风正，干劲大的“硬班子”。
团党委先后三次就如何抓好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登门向县委学习。
县委领导分三班，一班在家坚持日常工作，一班下基层蹲点劳动，一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学大寨运动。
团党委学习了县委的这一经验后，努力转变自己的领导作风，尽心尽力地抓好连队基层建设。
有个连个别干部继续革命思想不牢，影响了连队工作。
团党委正、副书记先后三次到这个连蹲点，组织这个连的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展讲路线、讲党性、讲团结、讲大局、讲纪律的活动，提高了全连干部的继续革命觉悟。
大家齐心协力挑重担，积极为连队建设做出贡献，使连队工作很快有了起色。
今年以来，团党委先后对五个问题较多的基层单位进行了重点整顿，帮助他们端正了路线，鼓足了干劲，增强了团结，连队面貌焕然一新，其中有三个单位跃入了全团的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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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大寨精神，防化连党支部深深体会到，大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寨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带头引路。
因此，防化连党支部特别注意加强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努力做到象大寨党支部那样，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经常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带领干部战士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连队建设。

防化连党支部的同志，还自觉地以大寨党支部领导成员为榜样，带头大干苦干。
就拿军事训练来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坚持深入现场，带领干部战士苦练杀敌本领。
一次，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庞圣梅为了帮助新战士王金喜搞好按方位角行进训练，他整天跟王金喜在一起，给小王讲瞄准目标的要领，亲自做示范，帮助他学会根据各种复杂地形，灵活利用各种辅助方位物寻找目标。
太阳晒得庞圣梅浑身火辣辣的痛，他不但自己坚持，还鼓励小王坚持训练，使王金喜终于学好了这个课目。
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夏开平，在一次夜间侦毒训练时，慢性病发作了，腰部痛得直冒冷汗，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带领部队按计划完成了这一训练任务。
有一段时期，在家的连队干部少，支部委员、副连长郭友超一个人负责抓连队训练和政治教育，任务重，困难多。
郭友超发扬大干苦干精神，出色地完成任务。
战士们感动地说：“咱们连的干部学大寨，见行动，是连队的好带头人。”
===== 贾伦德拉；
迪伦德拉两亲王和夫人离京-陈锡联副总理等到机场欢送尼泊尔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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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讯 尼泊尔贾伦德拉亲王和科玛尔公主、迪伦德拉亲王和普雷克希娅公主，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南京参观访问。

尼泊尔外交大臣阿里亚尔，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和夫人，以及其他官员，同机前往。

到机场欢送尼泊尔贵宾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外交部长乔冠华，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璇梅、朱传贤等。

机场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尼泊尔王国国旗。
当尼泊尔贵宾同两千多欢送群众告别时，人们挥动花束，高呼口号，跳起欢乐的舞蹈，热烈欢送。

陪同尼泊尔贵宾同机前往南京访问的还有外交部副司长章含之、王珍、傅顺和。

今日大渡河连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每当读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伟大史诗时，我们就会自然地想起长征中强渡天险大渡河的十七勇士的英雄事迹。
勇士们所在的“大渡河连”，如今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告诉读者：四十年来，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在这个连队得到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英勇顽强，无坚不摧

英勇顽强，无坚不摧，是“大渡河连”继承和发扬红军战斗作风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这种作风，鼓励着连队的干部战士经受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有一次，“大渡河连”接受了一项国防施工任务，连队从营房开进了山区。
这里是抬头一线天，迈步爬高山。
可是，干部战士豪迈地说：“为了搞好战备，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再苦再累心也甜。”
当施工进展到土质松软的地段，正赶上多雨天气。
每挖一段，泥土连着石头哗哗地崩塌下来，不但工程进度上不去，搞不好还会发生事故。
同志们把它称为“老虎口”。

在这种情况下，连队党支部组织大家一遍又一遍地朗诵毛主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回顾连队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
干部战士响亮地回答：拿下“老虎口”，打通万重山，争分夺秒深挖洞，多为战备作贡献。
连队三十多名老战士，有的已接到退伍通知，但他们提出：不拿下“老虎口”，坚决不离队，自动组织了“十七勇士突击队”，大战“老虎口”。
经过十多天英勇战斗，终于拿下了“老虎口”，为整个工程扫除了“拦路虎”。

这一年，全连同志顽强奋战，提前三个半月，超额百分之四十完成了施工任务，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表扬。

战胜困难，连续作战

战胜困难，连续作战，是“大渡河连”继承和发扬红军战斗作风的又一特点。

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是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
“大渡河连”干部战士刚刚完成一次任务，没有很好的休息，团党委又决定他们担任武装泅渡江河先行连的任务。
当时，连队补进了许多新战士，有三十六个同志不会游泳，要在短短十几天内全连都能泅渡八百米宽的江河，困难是很大的，但“大渡河连”的同志发扬了连续作战的精神，勇敢地投入了战斗。

训练的第三天，下起了暴雨，江河水位急速上涨，水温迅速降低，下到水里一泡，上下牙齿打架。
面对这种情况，是迎着困难上，还是害怕困难，把训练停下来？
指导反龚承珍带领全连同志来到江边，对着滔滔江水，给大家讲起了本连在长征途中，一昼夜奔袭二百四十里强渡大渡河的事迹，给全连同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大雨一连下了九天，干部战士一连练了九天。
新战士覃文彬入伍前连小水塘也不敢下，现在要横渡滔滔的大江，开始心里七上八下的。
但在十七勇士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激励下，想着练好水上功夫是为打仗作准备，他信心倍增，勇气十足。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一个劲儿的苦练，经常是一干就三、四个小时，上论雨多大，水多冷，他也不肯上岸休息。
就这样，全连同志经过十多天的连续作战，刻苦锻炼，胜利完成了武装泅渡江河的训练任务。

正当大家准备休息的时候，上级又命令他们立即出发，赶到七十里以外的地方参加围歼“敌人”的战斗。
干部战士说走就走，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强行军七十多里，在深夜两点半钟到达了集合地点，无一掉队。

不怕牺牲，勇猛前进

“大渡河连”的干部战士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继承和发扬了革命前辈勇猛向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还涌现了许多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赴汤滔火在所不惜的生动事迹。

一年夏天，潮汕平原连降暴雨，山洪暴发，“大渡河连”驻地附近的桂岭公社五个村庄由于地势低洼，被洪水淹没，一千多群众被围困在房顶和小土坡上，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上级命令“大渡河连”和三连担任抢救任务。
临行前，“大渡河连”党支部把干部战士带到连史室，指导员给大家讲了抗日战争中连队继承十七勇士的光荣传统，在参加大龙华攻坚战斗中勇猛杀敌的优良作风。
指导员说：“咱们革命前辈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怕抛头颅，洒热血。
今天，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发扬连队的光荣传统，勇敢战斗，不怕牺牲。”
在革命前辈英雄事迹的鼓舞下，全连干部战士斗志昂扬。
他们从捆绑浮包，准备救护器材，到奔赴五公里之外的抢险点，仅用了一个小时。
险区洪水有一米多深，分不清那是公路，那是田地和沟河。
为了辨清道路，尽快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党支部决定成立“十七勇士突击组”。
消息一传出，全连百十张口迸发出一个声音：“我去！
我去！”
经过支部讨论决定，十七勇士突击组诞生了。
他们迎着激浪，避开漩涡，奋力向一千多米远的村庄游去。
接着，全连同志紧紧跟上，往返遨游在洪水浊浪之中，把险区的群众一批批救护出去，一个一个送到安全地带。
就这样，“大渡河连”与兄弟连队战友一起同洪水勇猛搏斗了十二个小时，抢救了遇险群众，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大渡河连”的干部战士始终牢记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勇猛前进！

（本报通讯员）

团结战斗谱新歌

——记北京部队某部何万祥生前所在连

北京部队某部红军团二连是个有着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
连长何万祥，一九三一年参加工农红军来到二连。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他爱憎分明，英勇善战，十三年如一日，最后在山东大泉山战斗中，为拔除日伪的地堡群，掩护战士，扫除部队前进障碍而英勇献身。
几十年来，连长何万祥的英雄形象，始终激励着二连指战员，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并肩前进。

二连官兵团结，亲如兄弟，有说不尽的动人事迹。

连长李文生一九六三年入伍，十三年来，他历任班、排、连长。
职务不断变化，但普通一兵的本色永不变。
他处处以老连长何万祥为榜样，时刻把战士挂在心上。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无论部队在营房训练、值勤，或是外出施工、野营，几乎每天在部队熄灯后，他都要到各班、排转一遍，看战士睡下没有。
天气冷，就悄悄地把大衣盖到战士身上；
战士鞋跑路趟湿了，就悄悄地拿出来烤干；
战士衣服破了，就悄悄地拿来缝好。
艰苦工作抢着干，危险时刻冲在前。
一九七三年冬，部队在北京郊区施工，防护雨鞋数量少，他总是光着脚抢先跳下水，把雨鞋让给战士。
排除哑炮危险，他每次都是亲自干，三个月内，为战士的安全，他冒着生命危险排除了七十多个哑炮。

李连长自己也有一些病，但是他却常常忘了自己的疾病，时刻关心别人，给生病的战士倒水、端饭。
有一次，战士们打听到驻地附近一位老中医能治腰痛病，大家知道连长有这个病，硬逼着他去瞧瞧。
他找到老中医，首先把战士黄元发腰痛的病症详细地说给医生听，开好药方，才让医生给自己诊断。
而后，又急急忙忙往返跑五十多里，从县城买来药，亲自送到黄元发手中。
黄元发激动地说：“连长啊！
你真和老连长何万祥一样，为我们战士操碎了心。”
连队其他干部也以何万祥连长为榜样，把关心战士变为自觉的行动。
连队每年新战士入伍，总有几个文化低的战士，平时政治理论学习跟不上连队前进的步伐。
指导员张纯绵总是亲自帮他们学文化、学理论，经常干到深夜。
前年，党支部研究决定，在连里开办政治夜校。
他经常跑几十里地，转三、四个地方，为夜校购买学习材料，并和副指导员一起，担任夜校的辅导员，并且帮助文化水平低的战士既学政治又学文化。
通过几年的努力，使全连二十三名文化水平低的战士去年全部都登上了批林批孔讲台，有的还成了连队的理论骨干。

干部处处爱兵，战士时时关心干部。
连长李文生身体不太好，连队遇到干重活，战士总设法把连长的工具藏起来。
连队其他干部和骨干也主动当连长的参谋，分担连队的工作。
去年下半年，连长生病住烷，连里其他几个干部也到上级办的训练队或学习班学习，指导员张纯绵既抓学习、又抓训练，一人忙得不可开交。
几个班长和理论骨干主动帮助他备课，分担讲课任务。

二连干部战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团结，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战胜了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着党和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
几年来，上级交给他们五次大型施工任务，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

（本报通讯员）

艰苦奋斗永向前

济南部队某部“红军炮兵连”驻地呈现一派欢腾景象。
连队荣誉室里挤满了人群，指战员们围坐在一面面记载着连队荣誉的锦旗面前，学习革命前辈的英勇战斗精神。
曾在这个连战斗过的一些红军老战士也回到连队，向大家讲述当年红军跟随毛主席长征的事迹。
新老战士欢聚一堂，一致表示要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红军炮兵连”是我军最早的炮兵连队之一。
这个连的老一代战士经过浴血奋战，从敌人手中夺得一门山炮武装了自己。
在反“围剿”的战斗中，他们越战越强，后来转战江西、福建，参加了著名的龙冈战斗，配合步兵歼敌一个师。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这个连的老连长赵章成在大渡河畔的安顺场，用仅有的三发炮弹，准确地轰击敌人，为保证我军胜利强渡大渡河作出了贡献。
如今，“红军炮兵连”的新一代战士，经常温习连队的光荣历史，以红军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来激励自己继续革命，促进部队军政建设。
为了使红军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连队党支部经常把红军时期的老连长请回连队讲课，还组织大家把连史整理成册，每当新战士入伍和老战士退伍，或者执行一次新的战斗任务，就对指战员们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

有一次，连队在山区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党支部把连队第一代战士、红军老连长吴嘉德请来讲传统。
吴嘉德身着布衣、脚登草鞋来到工地，给大家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征服艰难险阻的英雄事迹，大大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志。
他们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挥舞铁锤、钢钎，身上拴着绳子在绝壁上悬空作业，昼夜奋战，终于凿穿硬石层，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

“红军炮兵连”指战员还以红军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磨练革命意志，苦练杀敌本领。
一次野营途中，天下暴雨，洪水冲垮了前进的道路，影响炮车通过。
战士们说：当年红军抬着火炮、背着弹药，闯过雪山、草地，今天这点困难也难不住我们。
为了按时完成训练任务，他们连夜冒雨突击修路。
经过一夜奋战，他们新修了一条山路，当炮车从这段新修的山路上顺利通过时，战士们个个豪情满怀，唱起凯歌。

“红军炮兵连”特别注意把革命传统教育和路线教育结合起来，使指战员们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连队党支部经常在建连纪念日和上革命传统课时，组织部队联系红军艰苦奋斗的事迹讨论人民炮兵为什么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问题，使干部、战士深刻认识到，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没有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军的炮兵就不会由当初极为劣势的装备发展到今天这样强大。
在连队党支部领导下，全连指战员努力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干部们严格要求自己，哪里困难大就出现在哪里。
炮兵训练，电话兵最苦最累，指导员成爱祥就经常和电话兵一起翻山越岭，进行架线训练。
野营途中，连长杜开明白天与战士一起行军，夜晚和战士一起站岗放哨。
为了保持普通一兵本色，连队最近还决定每个干部每月利用节假日当两天炊事员和饲养员。
这样，每当节假日，战士们休息了，干部们却格外繁忙，有的到伙房做饭、炒菜，有的到菜地浇水。
前来看望部队的一位红军老战士赞扬说，从这些新干部身上，又看到了战争年月我军官兵一致的那种亲密关系。

（新华社稿）

永吹革命的冲锋号

——记空军某部八连

空军某部八连是一个有着历史荣誉的红军连队。
当年，八连革命的老一辈紧跟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南北，英勇杀敌，为夺取全国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今天，八连的新一代时刻牢记以革命前辈那种“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向前。

连队自从改为空降部队后，每年都要进行跳伞训练。
这是一项难度大、技术性强的训练科目。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党支部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的论述，提高大家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明确作为一个伞兵战士，跳伞是我们必备的基本技能，只有练好过硬的杀敌本领，做到随时能飞，到处能跳，才能担负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职责。

紧张的伞训开始了，训练场上热气腾腾。
清晨，起床号还没吹，许多同志都自觉地来到平台、机门上练了起来；
夜晚，他们不顾白天的疲倦，认真地苦练离机、着陆动作。
但是，时过不久，有的战士训练的劲头没有以前那么足了，原来许多同志腿都跳肿了。
困难摆在面前，怎么办呢？
党支部组织全连新战士来到连史室，重温了革命前辈不怕困难，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事迹。
大家激动地说：“红军为了夺取红色江山，永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越是艰险越向前，今天，我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练跳伞，岂能畏惧困难！”
二米高的平台，爬上跳下，每个战士每天都要跳上百次，新战士耿广富，两个膝盖肿得象两个大馒头，领导劝他休息一会，他执意不肯。
说：“红军前辈轻伤不下火线，腿肿一点算得了什么？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争分夺秒地练好杀敌本领。”
八连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学习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以惊人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经过一段时间的地面训练，很快就转入机场实施跳伞。
临跳前夕，战士们如同当年红军去完成战斗任务一样，纷纷向党支部写决心书和保证书。
新战士孙志友在决心书中写道：红军传统鼓舞咱，天大困难踩脚下，伞兵战士志气大，练好本领把敌杀。
小孙的决心道出了全连战士的心愿。
跳伞那天，战士们心情格外激动，他们背上银伞，挎上钢枪，乘着战鹰，唱着战歌，冲云破雾，飞向祖国的蓝天。
大家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勇敢、果断地跳出了机门，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后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克服薄弱环节，一次比一次跳得勇敢、利索。
全连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白天和夜间跳伞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报道组）

作者：李天君

四川省军区泸定县中队的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不断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
这是战士们来到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地方进行传统教育。

李天君摄（照片）

作者：李岳斌

古往今来的投降派，都善于搞阴谋诡计，在其面目尚未暴露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水浒》中的宋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作者呕心沥血、挖空心思往宋江脸上涂脂抹粉，骗了不少人。
我们今天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穿其种种鬼蜮伎俩，以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

打着革命的旗号掩人耳目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经揭露过那些投机革命的地主富农，“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
出身地主阶级的宋江，钻入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班子，篡改农民革命领袖晁盖的正确路线，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也是挂起誓死忠于晁天王的“红带子”，打着革命旗号作掩护的。

带着“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的动机上山的宋江，本来与实行农民起义路线的晁盖，是根本对立的。
但宋江装出一副“紧跟”晁盖的样子，口里不住地喊“哥哥”，叫“天王”，左一个“山寨之主”，右一个恩情“深如沧海”，并发誓要“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
可是实际上宋江一上山，就处心积虑地排挤晁盖，一遇重大军事行动，就搞“直接指挥”，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架空晁盖，使这个“山寨之主”名存实亡。

在晁盖中箭牺牲之后，宋江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其卑劣伎俩，更加露骨。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九六页）宋江为了窃取晁盖的名字来骗取起义军的信任，在晁盖临危的时候，到“夜至三更”，他还“守定在床前啼哭”。
晁盖死后，宋江“哭得发昏”，并由他带头，整个梁山大小头领“都带重孝”，“每日领众举哀”，伤心到“无心管理山寨事务”的程度。
他还把史文恭射死晁盖的那枝毒箭，“供养在灵前”，信誓旦旦，“要与晁盖报仇”。
瞧，这是一副多么忠于晁盖及其未竟事业的样子啊！

然而，晁盖的尸骨未寒，宋江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发表“就职演说”，赤裸裸地说：“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
并宣布“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篡改了晁盖聚义造反、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纲领，改变了起义军的政治路线。

从这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规律：投降派本来与革命派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但他们为了从“内里蛀空”革命事业，就非要靠冒牌子，说假话，欺世盗名过日子。
古代的宋江是如此，现代的投降派也是如此。
因此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被宋江之类阴谋家蒙蔽了眼睛，以致上当受骗。

用唯心论的“天命论”吓人就范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论时指出，这种人认为：“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
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二九页）《水浒》中的宋江，正是被小说作者通过荒诞情节塑造出来的这样一种人。
他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时，一个阴险手法就是借助“天”的旨意，吓唬、愚弄起义军，迫人就范。

宋江本是个“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的家伙，但他却要野心勃勃地篡夺领导权，怎么办呢？
《水浒》作者就让他在“玄女之庙”，做了一个“真乃奇异”的梦，得到了九天玄女传下的“替天行道”的法旨，并领受了三卷天书。
这样一来，没啥本事的宋江，就成了一个连玄女娘娘都呼为“星主”的“非等闲”的人了。
“替天行道”也就成为神的旨意了。
于是，晁盖一死，宋江便将“替天行道”作为政治纲领亮了出来。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矛盾：既要拉着起义军实现上天的旨意，又要遵循九天玄女所嘱咐的对天机要“勿忘勿泄”，这怎么去愚弄人呢？
于是乎，“石碣受天文”的荒诞场面应运出笼：由宋江提议发起，做了七昼夜的“罗天大醮”之后，“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在掘下到三尺深浅的地下，挖出了一个蝌蚪文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其中“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石碣上镌着一百○八人的名字，而且以宋江为首排定了座次。
这样，就给“替天行道”的投降旗号和“把寨为头”的投降派宋江涂饰了一层神秘色彩，使人相信他搞“替天行道”，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那就谁也不许违拗，否则就是“灭绝大义”，要“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古代投降派宋江，借助唯心论的“天命论”，愚弄群众，唬人就范，把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队伍，引向投降绝路。
现代投降派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借助唯心论的“天才论”愚弄群众，为他叛党叛国大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这套把戏，与宋江相比，两者之间，异曲同工。
这就使我们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投降派，因其行为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手中没有真理，但他们又总得为投降路线制造出一点理论根据来，这就必然要靠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精神支柱，以售其奸。

用江湖义气和宗派主义捆人手脚

《水浒》中的宋江，第一次登场，就是扛着“为人仗义”的招牌出现的。
以后，又是戴着“山东义士”的面具上山的。
他在起义军中，口不离“情分”，言必称“忠义”。
宋江讲“义”，就是要用江湖义气和宗派主义的绳索，把起义军的手脚捆绑起来，抛入投降的深渊。

为此，宋江在梁山寨内，大搞“心腹相交”、“结义拜盟”以至“歃血誓盟”的宗派活动。
他摇唇鼓舌地说什么“兄弟”们“情分最重”，“义重如山”，一成“结义兄弟”，就要“死生相托”。
似乎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义气相投”，就是“恩同手足，意若同胞”。
这样，就使起义军对宋江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完全丧失了警惕，也模糊了革命与投降的原则界限。

宋江用江湖义气和宗派主义“约束”住了众人，就以“重义相留”，“拜请上山，同聚大义”为名，先后把近二十名宋王朝派来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拉上梁山，塞进领导核心，把持要害部门，从而组成了投降派的班底。
起义军中许多人，由于被江湖义气蒙住了眼睛，捆住了手脚，看不清宋江的险恶居心，凡事只怕碍了这位“哥哥”的“情分”，怕“伤了义气”，一切都是听凭宋江所为。

然而，就在这不分彼此的“一般儿哥弟”呼喊声中，宋江对能和他一起搞投降的人是跪拜、吹捧、重用，甚至“让位”；
而对反对招安的人则百般压制、打击、排挤直至监禁、割头、毒死，无所不用其极。
这就不难看出，宋江嘴里的“义”完全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一生不愿投降、至死“强气未灭”的李逵，之所以未能实现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理想，就是因为他反对投降但不能反对“哥哥”。
他那“斗胆人难及”的造反气魄，监禁禁不住、刀剑吓不倒的革命精神，却被江湖义气的绳索给束缚住了。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在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阴谋的时候，也是拉山头，分亲疏，大搞“宣誓效忠”，鼓吹江湖义气和宗派主义，也是到处培植心腹，安插亲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也是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
可见一切投降派，都是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和混世诈人的江湖骗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混入革命队伍的投降派，都善于玩弄阴谋诡计。
革命的人们，必须百倍警惕，并加以认真对付，把他们彻底揭穿，使他们失去任何市场。
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复杂的斗争中，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所愚弄，不为宗派主义所俘虏，以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学习毛主席的指示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作者：林小玎

《水浒》第一百一十回，宋江因为燕青射下几只鸿雁，便进行一番孔孟之道的说教：“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
还特别讲到鸿雁“尊者在前，卑者在后”，“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
宋江在这里居然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礼”同几只死雁扯到一起，这件事，倒值得我们问个为什么。

“礼”，在封建社会里，是反动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确定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孔孟之道的精髓。
《水浒》书中把梁山泊描绘成“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大同世界”，可是，在一个以“忠义”为哲学思想，时时刻刻奉行“三纲五常”的宋江那里，是不会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相待、真诚团结的。

就从“忠义堂”所排的座次也不难看出，宋江不是论贤、论功排座，而是以上山前各人的社会地位高低、身份贵贱，作为排座次的主要根据，这就是宋江所主张的“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按“礼”办事。
大地主卢俊义、贵族柴进等人，均排在出身劳动阶级的革命派前面，即便是最早跟晁盖上山、反抗封建王朝最英勇的革命派也是要见“尊者”退居在后。
这样做，就合乎“礼”，否则就违背了“礼”。
这种“礼”，正是与书中所谓“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如念珠子个个连牵”的粉饰、渲染是自相矛盾的。
还是鲁迅先生看得透：“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忠君”，“君为臣纲”，“君君，臣臣”，这便是封建社会最大的“礼”。
孔老二喊了一辈子的“克己复礼”，他的忠实弟子宋江终生都是为维护这个“礼”而奋斗的。
遵守“忠君”这个大“礼”，就是宋江坚定不移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一生一世为人处世的行动准别。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那么多，什么“全忠秉义”，什么“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什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什么“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简直宋江就是“忠义”，“忠义”就是宋江。
在宋江看来，“犯上作乱”是最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
难怪李逵一骂朝廷，一骂天子，触犯了这个神圣的君臣大“礼”，他便下令要斩了那“黑厮”的头咧！
宋江为了遵守这个“礼”，对下动不动就是恐吓，斥责，甚至杀头。
对上却是极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但凡朝廷的人，不论是被俘的将领，还是来招安的命官，他不是“亲解其缚”，让出第一把交椅，便是“纳头便拜，口称有罪”。
宋江连高俅这等大“奸臣”，也表现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宽洪大度”，真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呀！

宋江心中念念不忘孔孟之道的一个“礼”字，虽然在梁山泊“闹了点小乱子”，但最终还是尽了“忠君”这个大“礼”，并谋求在这“礼”治的天下，也混出个“人上人”的模样来。
从宋江嘴上的一个“礼”字，就不难看出，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从来就是将天子、朝廷和他自己所属的整个剥削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上人”，而无时不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看成是“下愚”、“小人”。
“下愚”、“小人”只能唯命是从听“至尊”、“上人”的使唤和奴役。
“下愚”、“小人”要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要推翻封建朝廷，这实在是大为不“礼”了。
而他要当叛徒，投靠朝廷，甚至为天子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却是“礼”所当然的。

孔老二讲“礼”，是为了巩固已经衰落了的奴隶制，宋江讲“礼”，是为了投降招安、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
他们的反动本质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沈流思时文之
单位：八一六三九部队

梁山起义军打了东平府、东昌府之后，各路将领率众会师山寨，至此，实现了一百零八将梁山泊大聚义。
为了庆祝一番，宋江提议请一帮道士来念经，“一则祈保众兄弟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仙界”。
结果请了四十八个“得道高士”设坛做醮。
在最后一天的午夜，宋江带领大家“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时，突然西北方“天门开”，从里面“卷出一块火来”，“钻入正南地下去了”。
宋江即令人到火坠处挖掘，挖出一块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节文字”，“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
当大家面面相觑时，做醮的道士中有一个叫何玄通的毛遂自荐，说他认识天书，愿为翻译。
宋江听了大喜，“连忙捧过石碣”。
何道士说，这块石码一边刻的是“替天行道”，另一边是“忠义双全”，中间全是“义士大名”。
宋江再三请何道士“尽情剖露，休遗片言”，并让圣手书生萧让按顺序记下人名。
何道士念完一百零八个人名后，宋江遂赠送黄金五十两。
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将领就据此排了座次。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页）历代的剥削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意志披上神秘的宗教色彩，用来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以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石碣天书就是宋江利用宗教迷信玩弄的一个骗局。
这场戏是由宋江一手导演的，结局又一丝不差地符合宋江的意图。
其实，这个阴谋诡计早就有人看出了，我国十八世纪的法家李贽，批阅《水浒》时，就曾在这一回的眉头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江“是个老贼”。
他还在这一回的末尾写道：“眼见得萧让任书，金大坚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孙胜作法，掘将起来，以愚他众。
人曰：这个何道士恐怕不知。
卓吾（李贽）老子笑曰：既有黄金五十两，人人都是何道士了。”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第七十一回）。
几句简短的批语，把宋江收买人搞石碣天书的阴谋勾当，淋漓尽至地揭露出来。

宋江玩弄这场骗局，自然有其重要的政治目的。

一是有助于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是徽宗皇帝的忠实奴才，他的宗旨是“受招安”、“替天行道”、“忠心报国”。
但是，他知道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必然会有人强烈反对。
利用石碣天书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石碣上首先是两行大字“替天行道”、“忠义双全”。
这样就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变成了上天的意志，上天传下的使命，人人都应该顺应天意，忠实执行。
从此以后，宋江也就可以壮着胆子堂堂皇皇地去搞投降活动了。

二是有利于巩固宋江的“领袖”地位。
晁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梁山泊农民起义运动，是深得人心的农民起义领袖。
晁盖死了，但他的思想、路线在群众中仍然有深刻影响。
宋江在上梁山泊之前，虽在江湖上有点名声，也只是凭着“仗义疏财”，结识一些江湖好汉。
他知道自己徒有虚名。
若要排除晁盖的影响，做梁山泊的寨主，统率一百零八个绿林好汉和数万起义军，单凭一点声望是不行的。
于是就只好借助于上天。
石碣上的人名，宋江居首位，而且冠以“天魁星”，这就向大家表明：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领袖压根儿就不是晁盖而是宋江。
这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
这样，既达到了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肯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堵住了别人的嘴巴。

三是便于奠定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
梁山泊排座次是决定领导班子的一件大事。
宋江深深懂得，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光靠单枪匹马也是不行的，必须有个可靠的组织基础。
这一点，在梁山泊大聚义之前，他就做了准备，招纳了一些人。
宋江把他们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一心在梁山泊聚义排座次时，让这些人排在前边，掌握实权。
但宋江也知道，这些人大半不是起义农民，又多是后上山的，无功受禄，定会遭到反对。
用石碣天书公布名单，安排座次，假托上天的意志，群众还能再讲什么。

四是给宋江在起义军内部实行高压政策提供了由头。
为了要人人都虔诚地相信，服服贴贴地去执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还把“天书”当做“紧箍咒”，当做驱赶人们的皮鞭和大刀来挥舞。
当何道士刚念完一百零八人的名单，宋江就急忙上台说这是“上苍分定位数”，希望大家“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后来，宋江又择个“吉日”领着众人“对天盟誓”，表示如此安排是“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这就是说，谁要反对“天书”，谁就犯了“逆天大罪”，就要受到天、地、神、人的严酷制裁，“万世”、“亿载”都不得翻身。
宋江还“亲捧兵符”喊道：“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
这样，“天书”就变成寒光闪闪的屠刀了。

只要人们冷静地加以分析，不难看出“石碣天书”是宋江这个骗子为了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玩弄的一场丑恶的闹剧。
在这场闹剧中，宋江既使用了“牧师”的手段，也使用了“刽子手”的手段。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电 朝鲜西部海港城市南浦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南浦市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热烈欢迎以李志民为团长、吴岱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

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以及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参谋苗杰等应邀出席了大会。

朝鲜有关部门负责人李用茂、张正桓、金炅炼等以及平安南道和南浦市领导机关负责人郑东益、方应基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开始时，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

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郑东益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以平安南道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向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战争期间，在我们平安南道所到之处，表现了高尚的道德风貌，树立了出色的榜样。”
他说：“我们平安南道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之间结成的高尚的国际主义友谊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斗争的事迹，将同朝鲜的美丽江山一起永放光芒。”
他说：“我们将把在反帝斗争的烈火中结成并巩固和发展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光荣的友谊传统，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继续促进两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郑东益在讲话中赞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他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晶。

他在讲话中还谴责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朝鲜”以及阻挠朝鲜人民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

接着，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团长李志民讲了话。
他赞扬朝鲜人民贯彻执行了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赞扬勤劳、勇敢的南浦市人民在抗击美帝侵略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且在停战以后把南浦市重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城市。

他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站在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一边，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他说：“中国人民一贯十分珍惜同朝鲜人民的友谊团结，今后一如既往，仍将为进一步加强这一友谊团结而竭尽一切努力。
不管世界上出现什么狂风恶浪，中国人民将永远同朝鲜人民携手并肩，胜利前进。”
郑东益和李志民的讲话受到全场群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欢迎。

双方讲话后，互相赠送了锦旗。

大会结束后，南浦市三万名青少年学生表演了大型团体操《伟大的友谊、战斗的团结》，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二十五周年。
团体操表演完毕时，场内万众齐声歌唱朝中两国革命歌曲，热烈欢呼，充分表达了朝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同一天中午，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在南浦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
郑东益和李志民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讯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商震先生和夫人。

会见和宴会是在亲切气氛中进行的。

商震先生的孙女商蕙璇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廖承志、罗青长、田维新、李金德、杨斯德、陈锐霆、王晓云等。

朱德委员长和商震先生亲切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十月二十五日会见商震先生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今天晚上会见商震先生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商震先生的孙女商蕙璇参加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廖承志、罗青长、田维新、李金德、杨斯德、陈锐霆、王晓云等。

会见后，叶剑英副主席设宴招待了商震先生和夫人等。

最近，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所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欧安会”假缓和的帏幕掩盖下，肆无忌惮地向欧洲进行侵略扩张的一个新步骤。

早在一九六四年，苏联就同东德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规定有效期二十年，到一九八四年才期满。
苏修为什么在条约有效期刚过一半、“欧安会”开过刚刚两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同东德订立新约呢？
这是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

为了迫使西方国家承认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苏修曾苦心孤诣地要西方国家同意在“欧安会”“最后文件”上写入“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原则”。
同时，它又言不由衷地同意在同一文件中写进“边界可以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手段和通过协议加以改变”一句，以向西方换取“欧安会”首脑会议及早召开。
如今，“欧安会”收场不久，苏修就在同东德签订的条约上显露其阴一套阳一套的阴险手段。
苏东德新条约中，强调二次大战后“欧洲国界的不可侵犯性”和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国界的不可触动性”。
这是向西方示威，明白警告西方不得触动苏修的势力范围。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逻辑是：到嘴的肉不能放，没有到嘴的，也要夺过来。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欧安会”后匆忙同东德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是巩固“西线的苏联军事前哨”，作为加紧向西欧侵略扩张和同美帝争夺欧洲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苏东德条约中，苏修要东德“洛守”“华沙条约义务”；
规定“缔约双方之一方在一旦遭到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武装进犯时”，另一方将“立即向它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这是迫使东德为苏修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
据西方报刊报道，现在驻扎在中欧的五十万苏联部队中，在东德的就有三十五万人之多。
苏东德条约签订不久，苏联军事头目格列奇科又赶到东德去“视察”苏联驻东德军队集群的“战斗准备”。
西德西南电台记者认为，为苏联驻军“提供一个加固的立足点估计就是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条约的主要目的”。

苏修要称霸欧洲，就要使德国永久分裂。

世界舆论普遍注意到，旧的苏东德条约，曾写有“只有通过两个主权德国之间的平等谈判和协议才能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德国”的条款，但是新条约却将德国统一的字句一笔勾销。
西方通讯社指出，这表明克里姆林官“将采取行动来防止任何朝着东西德重新统一方向发展的措施”。
本来，东、西德人民已饱尝了战后长期分裂之苦，实现德国统一是他们多年来共同奋斗的强烈愿望。
但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违背德国人民的意志，横蛮干涉别国内政，坚持永久地分裂德国。
这正是为了实现它争霸欧洲，向西欧侵略扩张的目的。

苏修为了加固同美帝争夺欧洲的阵地，还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它对东欧的控制。
勃列日涅夫公开承认“新条约的中心”是使苏联和东德“进一步彼此接近的方针”，并进而要挟“大家庭”其他成员国“把知识、经验、物力、精力联合起来”，“以利于”“大家庭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苏修的霸权利益。
条约塞进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充斥着苏修要东德承担的强制性义务。
它要东德承认所谓“保卫社会主义成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的国际主义职责”，并同意在“维护与捍卫”这一“成果”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德国共产党十月九日于科隆发表的声明指出：“在新条约中，每一点上都贯彻了苏联的侵略性和大国沙文主义利益”。

苏修在欧洲步步进逼的严酷事实，使欧洲人民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正如德国共产党发表的声明所说，“象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新瓜分世界的推动力一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今天是欧洲各国和人民的主要敌人”。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