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今年十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直接率领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历尽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到达陕北。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红军三大主力共同完成了长征。
这一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充分显示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无比英明正确，显示了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表明了“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今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我们谨向跟随毛主席长征的红军同志、向当年曾经坚持战斗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同志和革命群众表示衷心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表示深切的悼念！

回顾长征的战斗历程，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搞好军队建设，加强战争，准备打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就无往而不胜

红军长征，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
长征途中，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的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以极其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挺进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是我军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谱写的英雄史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

大家知道，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毛主席亲手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一天天扩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从一九三○年十二月开始，先后纠集成十万到上百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
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其他根据地和红军也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攻。

但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使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
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根本不懂。
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他们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实行许多过“左”的政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在军事上，他们先是实行冒险主义，错误地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受到挫折后，又畏敌如虎，分兵把口，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转化成逃跑主义。
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夺了毛主席的权。
一九三三年初，王明所把持的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其错误路线下遭受严重损失，被迫迁入江西根据地，就在中央根据地和其他各根据地进一步推行他的错误路线。
但是，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正确战略方针深入人心，在王明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仍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而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不久，毛主席曾经英明提出：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堡垒线，进入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蒋介石回援，即可一举粉碎敌人的“围剿”，但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拒绝。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一年，不仅“围剿”未能打破，而且使红军和中央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这时毛主席再次英明提出把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又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了。
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长征开始，面对敌人重兵的前堵后追，“左”倾机会主义者一筹莫展。
红军部队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经过浴血苦战，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竟然不惜冒着全军覆灭的危险，仍然主张前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命令部队死打硬拚，往敌人设置重兵的口袋里钻。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毛主席洞察全局，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再一次提出了扭转危局的英明建议：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
于是部队在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并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天险，打下了遵义城。

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极大的恶果，越来越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怀疑和不满，大家是多么热切盼望毛主席回到领导岗位，继续领导全党，统帅红军呵！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
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批判了王明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就一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所向披靡，屡战屡胜，同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
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运动战，打歼灭战，打击敌人，调动敌人，迅速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红军于一月下旬进抵川黔交界的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北渡长江，连忙以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
毛主席出敌不意，率领红军调过头来，挥戈东进，二月中旬二渡赤水河，向敌人空虚的贵州北部发起进攻。
二月下旬，我军再克遵义，一举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
三月中旬，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向川南挺进，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敌军在云、贵、川三省边界重重设防。
毛主席率领红军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回师东进，四渡赤水河，并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吓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前来“保驾”。
我军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乘虚直入云南，调动敌人急忙回援昆明，而我军却于五月上旬巧渡金沙江，远远甩开了敌人，等敌人赶到江边，只拣到一只破草鞋。
这就是长征中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它充分显示了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的灿烂光辉。
从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就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林彪这个阴谋家、野心家，曾经同彭德怀勾结起来，反对毛主席的运动战思想，在渡金沙江后的会理会议上，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五月，在毛主席指挥下，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的迷梦。
六月，中央红军翻越了夹金山，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等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后，毛主席又领导全党全军粉碎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率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越过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紧接着，中央红军和在陕北的兄弟红军一起，在直罗镇消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
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时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张国焘推行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由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使得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就无往而不胜，这是我们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是长征胜利的基本保证

是搞团结还是搞分裂，这是红军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团结胜利的路线。
毛主席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
而王明、张国焘则与此相反，他们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玩弄阴谋诡计。
王明“以我为核心”，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不同意不执行他们错误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张国焘则自恃人多、枪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甚至另立“中央”。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在战胜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之后，又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
但是，窃据四方面军领导的张国焘却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退却逃跑。
直到同中央红军会合后，才暂时停止下来。

一九三五年六月下旬，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确定了继续北上、领导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正确战略方针。
继续北上，是为了接近抗日前线，直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并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
只有继续北上，才能取得长征的落脚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
但是，张国焘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被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顽固坚持其逃跑主义取消主义的预定计划，主张向西北边远地区或向四川、西康少数民族地区退却。
张国焘南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逃避党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任务。
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地薄人稀，跑到那里，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
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逃跑，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它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一九三五年七月下旬，毛主席率领红军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
八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会后，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
右路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率领下，胜利通过草地，于八月底到达四川巴西地区，并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
但左路军进到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悍然不服从中央命令，反对北上，甚至妄图以武力危害中央，随后公然另立伪中央，自任“主席”。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遵循毛主席的北上路线，经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来到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二方面军的促进帮助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
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违反张国焘的意志，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终于可耻地破产了。

长征期间，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战胜王明、张国焘“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维护和加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由于在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使得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各路红军之间、军民之间以及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大大增强。
在极其艰难的长征途中，红军干部战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同志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干粮让给同志，宁可自己牺牲，也要抢救同志的生命。
各路红军之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互相支持，互相激励，互相学习，把艰险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兄弟部队，有时甚至不惜付出重大牺牲，接应兄弟部队出险。
长征路上，红军部队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爱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密切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同少数民族结下了兄弟情谊。
红军通过彝族区，同彝族同胞亲密团结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红军所过之处，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不断播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部队。
就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阶级兄弟，结成了坚强的战斗集体，成为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

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要团结，不要分裂，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
长征的事实证明，只要全党全军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是可以战胜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史诗

长征的二万五千里，是同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二万五千里，也是同险恶的大自然艰苦奋斗的二万五千里。
毛主席在我军初创时期亲手培育起来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在长征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扬。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的《长征》诗，以磅礴的气势，向我们展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赞颂了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压倒一切敌人、蔑视一切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长征，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
在如此艰辛漫长的战略转移中，红军既无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又非常缺少给养，武器弹药极其低劣缺乏，面对敌人的前堵后追和重重险山恶水，红军战士开动每个人的两只脚，边行军，边筹粮，边作战。
那时候，天当房，地作床，日晒雨淋，风餐露宿，野菜充饥，篝火御寒。
打起仗来，不畏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前仆后继，奋不顾身。
青山处处埋忠骨，多少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二万五千里的征途，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难，付出血汗的代价。

象大家所熟知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就是红军用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谱写的壮丽凯歌。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时，水势暴涨，水流急得惊人。
当时仅找到一只小木船。
先遣部队组成十七勇士的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穿过河中的惊涛骇浪，冲向对岸，打垮敌军一个营，抢占了渡口。
红军夺取大渡河上的另一处天险——泸定桥，也经历了极其艰苦的战斗。
英雄的红军部队，一昼夜行军二百四十里，赶到桥头。
二十二位英雄组成突击队，攀着悬空的铁索，冒着敌人的枪弹，勇猛冲锋。
紧跟在后面的部队边作战，边铺木板。
经过两小时激战，占领了泸定城。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业绩，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红军所过的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气候严寒，空气稀薄，无路可寻。
先头部队用刺刀在冰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就踏着他们走过的脚印前进。
战士们心中的革命烈火战胜了雪山的严寒，征服了冰峰的艰险。
红军过草地的情景，更是惊心动魄。
茫茫草原，纵横数百里，荒无人烟，泥泞淤水，气候多变，时雪时雹。
草底下河沟交错，草面上无路可走，一脚不慎就会陷下去，只能踏着草根较密的地方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
英雄的红军，不顾体弱、多病，忍受饥寒、疲乏，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在茫茫的草原上，踏出了一条北上抗日的道路。
真是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愈坚。

毛主席指出：“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红军在长征中，由于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能够不避艰险，勇往直前，为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
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长征中所大大发扬起来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直到今天乃至将来，都永远是激励我们奋不顾身、去克敌制胜的革命传家宝。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长征作了光辉的总结，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
“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
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长征又是播种机。
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经过长征，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
我们党和红军的力量在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经过千锤百炼，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了。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以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我们这支军队就是由工农红军发展壮大起来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支柱。
今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
我们肩负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在继续革命的万里征途上，还有无数的艰难险阻需要我们去战胜，还有无数的“雪山”“草地”需要我们去征服。
我们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全国军民正以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兴旺。
形势大好，形势逼人。
我们要以红军长征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把我军建设得更加强大，把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做得更加充分扎实。
我们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要认真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影响和流毒。
要学习大庆、大寨的革命精神，抓紧时间，把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搞好。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加强各级党委、支部和领导班子的建设，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全国人民学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革命大团结，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要象红军那样，以艰苦为荣，以勤俭为乐，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越是重担越要挑，越是艰险越向前。

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是一派大好。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
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
在革命因素增长的同时，战争的因素明显地增长。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当前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认清形势，提高警惕，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加强防御，准备打仗，为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让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版面：头版

同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的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吉春等。

前往车站欢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副司长梁枫、高建中。

前往车站送行的还有：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

专程从平壤前来北京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仪礼局长李仁春，同车离开北京。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五一○五一部队特功五连党支部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四十周年前夕，组织干部战士紧密联系连队建设实际，讲红军长征的历史，学习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有力地促进了连队的革命化建设。

特功五连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单位，连队党支部一直比较重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不久前，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开展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学长征革命精神的活动，请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讲传统，通过编写传统故事，排演文艺节目、幻灯等形式，有的放矢地对干部战士进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他们结合连队建设实际，强调学习红军艰苦奋斗，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红军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战斗作风。
党支部还组织干部战士回顾当年红军战士为了解放全中国，在长征路上生活艰苦劲更足、困难重重不低头的生动事迹，讲本连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干部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带领全连连续打退敌人十八次冲锋，全连集体荣立特功的光荣历史，大家激动地说：“革命前辈不怕艰苦，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来源于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我们一定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连队建设贡献力量。”
在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下，这个连的干部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前不久，二排接受了一项比较艰苦的施工任务，党支部以红军长征事迹为教材，编写了“勇敢顽强闯难关”、“艰苦奋斗一往无前”、“一条干粮袋”等四个传统故事，进行宣讲，还请驻地一位老红军战士来连队介绍了红军长征艰苦奋斗的事迹，使大家深受教育。
在施工中，同志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高兴地打起背包，吃在山上，住在山上，干在山上，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拚命精神，条件再差不叫苦，任务艰巨加班干，圆满地完应了这项施工任务，受到上级好评。

版面：头版

某部侦察连执行任务来到毛主席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地方——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
当年工农红军的老房东、共产党员郭有福，拿着红军战士留下的包袱皮，给指战员和民兵们讲述当年工农红军遵纪爱民的动人事迹。

新华社稿（照片）
===== 站在社会主义岗位；
想着共产主义目标-——大庆工人阶级在同传统观念决裂中前进

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从莽莽荒原上响起石油会战的第一声钻机轰鸣开始，就胸怀远大的革命目标，为开创无产阶级的新天地而英勇奋战。
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清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的腐朽垃圾，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劳动，去工作，去建设新型的矿区。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努力把大庆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大庆工人、干部和家属们前进的方向。
他们朝着将来的大目标——共产主义，迈出了更加雄壮的步伐。

（一）

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庆工人为什么“胸中有掀不完的波涛，脚下有攀不完的高峰”的原因。
这个大目标，激励着大庆工人去打前所未有的大仗，夺取前所未有的胜利，大干了还要大干。

大庆会战以来，广大工人在油田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那种斤斤计较报酬、为我劳动的旧观念进行不懈的斗争，树立起胸怀大志，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比，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比，越比，感到差距越大；
越比，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越强；
越比，争上游的劲头越足。
长年同地球较量的大庆钻井工人，打了一万想两万，打了三万想五万，打了五万想十万。
英雄的一二○五队和一二○二队一年打井进尺闯过十万大关，创造了世界钻井先进纪录，又继续向前攀登新的高峰。
他们说：“如果把这些年打的井、出的油，用全队几十个人除一下，那是论千论万；
但是，用八亿人民这个大数去除，用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去衡量，就显得我们的贡献太小啦，打的井太少啦！”
“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铁人王进喜同志生前的钢铁誓言。
一二○五队的工人们学习老队长的革命精神，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打了一个硬仗接着又打一个硬仗。
去年八月，他们在地层复杂的新油区打响了一场强攻快上的攻坚战。
钻机刚刚搬到新的井位，强烈的风暴夹着瓢泼大雨，凶猛地向井场扑来。
在无遮无盖的井架下，工人们被雨淋得睁不开眼，透不过气，他们不断地用手抹掉脸上的雨水，坚持作业。
正在休息的工人也赶到井场，同当班的工人并肩战斗。
钻具的水眼被稀泥堵住了，工人们就用手抠。
突然，泥浆池被暴雨冲开了一个大口子。
没有泥浆，就要耽误钻出！
副司钻王绍斌就象当年的铁人那样，毫不迟疑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堵住了缺口。
八月的草原，有时暴雨倾盆，有时骄阳似火。
而这支英雄队伍的许多工人和干部一个月没有回家，一个月干了三个月的工作量，打井进尺超过了一万六千米，创造了全国钻井月进尺的最高纪录，一个月之内就给国家增添了十三口新油井。
他们说，多打进尺就要多流汗，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想到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勇挑重担，不这样大干心里就不畅快。

大庆的钻井工人、采油工人、油田建设工人、炼油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们，就是以这样的伟大胸怀，以这样一股劲，这样一股革命热情，这样一种拚命精神，迅速地改变着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六十年代，他们在困难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多快好省地建成了大油田，结束了我国用“洋油”的历史。
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现在他们又把一个大庆变成了五个大庆。
英雄的大庆工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永远是那样奋发向上，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一个劲地往前奔跑。

有人说，大庆工人这样拚死拚活地大干，太苦啦。
怎么样看待苦？
大庆工人要用新旧社会的经历比一比，要用共产主义的大目标量一量。
他们说，想想旧社会，那才是苦海无边。
我们今天吃点苦，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造福全人类。
这个苦，苦得光荣。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
干！
干！
干！”
“不怕地冻九尺雪成山，石油工人没冬天”。
这些豪言壮语，充分反映了大庆工人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英雄气概。

大庆油田有一个井下作业的工种，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工作。
它的任务是当“油井大夫”，哪口油井出油不畅，就给哪口井治病。
给油井治病，首先要把油管从地底下拔出来。
每当起吊油管的时候，管子里的油和水就劈头盖脸地喷出来，工人们身上很少有干的时候。
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朔风一吹，外面衣服冻得梆梆硬。
一套棉工作服，刚上身时七斤重，多半年下来，里里外外浸透了油泥，称一称有二十七斤。
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一见油棉袄，撒腿就想跑”。
可是井下作业工人们却坚持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每当一天的艰苦工作结束后，工人们带着一身油污归来，总要纵声高唱他们自己编写的《作业工人之歌》：“蓝天大地是我们的厂房，冰雪千里装点着我们的井场，狂风为我们擦去了汗水，暴雨帮我们洗刷工装……”
对于大庆工人这种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给予了高度评价。
可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说什么那么拚死拚活的干，也多拿不了一分钱，这是白挨累，干吃亏。
大庆的工人们响亮地回答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出卖劳动力的商品。”
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键时刻，大庆工人命都豁得出来，哪里还想到多要一分钱？
当年，王进喜同志为了排除井喷事故，拖着负伤的病腿跳进了泥浆池。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为革命奋不顾身的铁人精神，在大庆更加发扬光大了。

钻井队长高金颖负伤扭了腰，医生诊断是腰间盘突出症，他穿上医院特制的“钢背心”，还坚持在井台上战斗。
采油铁姑娘徐淑英，为了排除一口井的故障，三九寒天坚持在井上战斗了两天一夜。
大家看到她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劝她回去休息。
她坚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故障排除不了，死也要留在油井上！”
青年工人蒋成龙，在一次泵站着火的紧要关头，以大无畏的精神冲进烈火中关闸门，双手紧握着发烫的手轮，一丝也不肯松。
酸站老工人王武臣参加大庆会战十五年来，多次临危不惧，战强酸，排故障，身上不知被强酸烧伤了多少回。
油田建设老标兵周占鳌，有一次和同志们在一片沼泽地上铺设油管，由于淤泥太深，支撑油管的三角架用不上，他和另一个工人就站在齐腰深的水中，用肩膀扛起待焊的油管让工人们焊接，电焊火花就在他们脸上脖子上来回飞舞，他们不吭一声，不退一步。

大庆工人，正是毛主席表彰的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在他们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面前，那些一心打个人小算盘，动不动就想要“物质刺激”的人，显得多么渺小啊！

（二）

十多年来，许多从祖国各地来到大庆参观学习的人们，看到大庆的那种干群一致，上下平等，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务高低，一心为了会战的情景，心情十分激动。
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说，到了大庆，好象又回到了延安，回到了革命老根据地，又看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

在大庆，人们从外表上很难分辨出那个是领导干部，那个是普通工人。
大家同学习，同劳动，都穿工作服，都住“干打垒”宿舍。
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工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阶级兄弟般的亲密关系。
大雨天，干部们踩着泥泞的道路，把雨衣水鞋送给工地的工人；
大雪封门之夜，干部们顶风雪，冒严寒，赶到井队检查取暖设备。
夜里，工人休息了，干部们要到集体宿舍“查铺盖被”。
工人有了疾病，干部们亲自请医取药，端水送饭。
有的工人被子薄，干部们要过问；
有的工人没有蚊帐，干部们要过问；
有的工人劳动时穿的鞋子不合脚，干部们也要过问……这一切，反映了大庆领导干部们的继续革命的觉悟，反映了他们破除等级观念的自觉性。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大庆的领导干部们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坚持以毛主席的教导作为自己对待职务、对待地位、对待待遇的准则。
他们认为，要做好领导工作，不能靠等级，靠官架子，靠威风，而要身先士辛，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带头干。
大庆会战初期，油田的领导干部们就给自己规定了“约法三章”：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不特殊化；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不做官当老爷；
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永不骄傲自满，永不说假话。
十多年来，他们努力改造世界观，坚持按照“约法三章”行事。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种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的精神，在大庆干部中已经蔚然成风。
一九七三年冬季的一天，一二○二钻井队发生了“卡钻”事故。
当时，这个队的队长吴全清正患肠炎，医生让他在家里休息。
他明知排除“卡钻”事故比较危险，却偏要带病上阵，亲自扶刹把。
就在这次排除事故的过程中，吴全清受了重伤。
同志们到医院里去看他，感动得哭了。
他说：“不要哭，干革命那能不出点汗、流点血！
当干部的，更要象铁人那样，越是关键的时刻越要顶上去，越是危险的关头越要冲在前。
等我把伤养好，还要和你们一起干。”
油田建设指挥部党委委员庞福，已经快五十岁了，又有关节炎，两只脚肿得很厉害，可是他仍然坚持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工作，在劳动中指挥生产。
一九七三年，这个指挥部承担了一项大型油管的敷设工程。
在一年多的施工期间，庞福拖着两条病腿，踏积雪，穿沼泽，走了一万多里路，跑了上千个施工点，在现场调查研究和参加劳动。

象吴全清、庞福这样的事例，在大庆的领导干部中能够举出几百桩、几千桩。
在开发新油区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会战打到哪里，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哪里。
全油田八个前线指挥所的六百名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始终坚持和工人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住帐篷、睡木板房。

大庆的领导干部们不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身先士卒，而且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让群众“管”自己，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大庆会战初期，油田的领导干部们定期到基层井队顶岗位劳动。
在顶岗位劳动期间，他们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在班组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到现在，还流传着一些反映干群之间平等关系的故事。
有一次，油田的一位总工程师在采油队顶岗位劳动，由于一时疏忽，填写值班记录漏了一个项目。
这件事被年轻的井长发现了，立即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
井长说，在全油田，你是总工程师，我们听你领导，在这里，你是个工人，这样马马虎虎不行。
从此，这位总工程师更加自觉地遵守班组纪律，有时因参加重要会议不能按时到采油队劳动，都要在事前亲自找井长请假。
为了使接受群众监督经常化，大庆油田实行了工人检查团检查领导干部的制度，每年都要组织工人检查领导干部们的学习情况、工作情况和遵守“约法三章”的情况。
大庆的领导干部们，不论是老干部，还是从工人中提拔的新干部，都非常欢迎工人的检查，把这种检查制度，看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一种共产主义的新型关系。

在对待生活享受问题上，大庆的领导干部们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庆会战十几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各级领导干部至今还同工人一道住“干打垒”宿舍，大庆的领导机关至今还在会战初期建起的一座平房院落里办公。
大庆新油区开发后，建立了一个新的采油指挥部，六十多岁的老干部蔡致中担任了指挥部副指挥。
随着生产发展，上级批准他们修建一批“干打垒”宿舍。
蔡致中满腔热情地亲自参加讨论建设规划，同群众一起挖土、做坯、烧砖。
第一批房子建好后，同志们照顾他年龄大，硬给他留了一套，他把房子让给了工人。
去年，这个指挥部又自己动手修了一批“干打垒”宿舍，有八百六十户职工从原来的住地搬到新居。
搬迁时，蔡致中挨家挨户访问，问厨房烟囱是不是倒风，取暖设备好不好用。
他自己仍然住在帐篷里，既当办公室，又当宿舍，不肯把家搬来。
蔡致中说：“工人还没有完全住到宿舍里，我不能出帐篷。”
大庆的领导干部们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搞共产主义，却利用自己的地位追求特殊享受，这是最可耻的。
大庆的许多领导干部，堪称为反对特权思想的模范。
李景荣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代表。

李景荣是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常委、运输处党委书记兼处长，管着大小汽车一百多辆。
有人说，管车的干部有实权，出门有车坐，买啥都方便，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李景荣却说：“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绝不能把它当成私人特权。”
他领导车队十多年，没有因为私事用过一次车，没有让司机顺便捎过一分钱的东西。
一年冬天，李景荣的母亲得了肠癌，需要住院治疗。
车队的同志考虑到病人不能走动，准备派车送去。
李景荣坚决制止说：“眼前车少活多，车辆首先要保证生产使用。
再说工人家属生了病现在还不能都用车送，我怎么能特殊呢？”
救护车司机听说他母亲病重，非要开车去送，李景荣又一次谢绝了。
他说：“我离医院没多远，一个老太太能有多重，我背去行了，你的车留着送急病号吧。”
这天，他硬是背着病重的母亲，走了一里多路，送到了医院。

（三）

到过大庆的人，对大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矿区所取得的成就，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在辽阔的油田上，建起了成千上万座工业装置，同这些现代化工业装置相陪衬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散落在油田各地的工农村。
从工农村的名称——“创业庄”、“会战村”、“铁人村”……使人们回忆起了大庆艰苦创业的年代。
在这些工农村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工农商学兵各项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蓬勃发展，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战斗在这里的几万名职工家属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列宁指出：“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不要做‘家务事的俘虏’……这是一个要求根本改变社会技术和社会风气的长期斗争。
但斗争结果一定会是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
大庆油田家属们的变化，正是象列宁在这里指出的这种变化。
大庆油田会战以来，广大家属响应油田党委的号召，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而斗争。
在斗争中，她们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
很多家属刚来大庆的时候，眼里看的是自己家的一间房子，想的是丈夫孩子；
现在，她们跳出了家庭的小天地，热爱的是集体劳动，干的是社会主义，想的是缩小三大差别。
“家属”这个词儿，在大庆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她们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矿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了。

油田上走出家门闹革命的带头人薛桂芳，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
她担任了大庆油田妇联主任，还保持着当年五把铁锹闹革命的劲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她常说，我们妇女争得社会主义劳动岗位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这个岗位上就应该好好干，多为社会主义做贡献。

有一个家属只有一个小男孩，丈夫让她在家看孩子，“保重点”。
她说，“重点是革命”，抱起孩子上了工地。
丈夫知道自己错了，也紧跟着把行李送到了工地。
她们写诗说：“活着为革命，生命值千金，活着为自己，不如一根针。”
“奔腾村”有一位老年家属王增平，在旧社会缠过脚，大家看她是小脚，干活时总想照顾她，可是她却坚持同青壮年们比着干。
她说：“我脚小也要迈大步。”
她在六十九岁的时候，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劲头更大了，被评为大庆油田的家属标兵。
后来，她得了病，组织上动员她回老家休养，她坚决不肯。
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宁可为社会主义死在地头上，也不为个人安逸活在炕头上。
现在，她还坚持为生产队看水房，每天往队里送一筐粪。

先锋五队家属于海珍，原来对工分计较得多，队里分配活，她总要先打听能挣多少分，合适就干，不合适就不干，有人管她叫“工分迷”。
批林批孔运动中，家属们狠批剥削阶级世界观，这位贫农的女儿觉悟了。
她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处处爱护集体财产，成了生产队的“红管家”。
在一个大雪天，她把新买的一条毛毯盖在集体的苞米堆上。
有人打趣她说：“老于，这条毯子可值几个月的工分啊！”
于海珍爽朗地回答：“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值得！”
在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在大庆油田这个新型矿区里，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现在，大庆油田的家属们不仅仅搞农业生产，很多人还当了家属工厂的工人、技术员，工农村的赤脚医生、学校教员、托儿所保育员、商店营业员等等。
她们拿起工具会做工，拿起锄头会种田，拿起枪杆子会射击，登上讲台能宣讲马列主义理论，拿起笔来能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
十几年来，全油田涌现出九十多名家属标兵和八千多名家属红旗手，有二千四百五十四名家属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千五百七十八名家属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目前，油田上四百多个家属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全部由家属自己担任，有些家属还担任了大庆党委、大庆革委会委员和指挥部一级的党委副书记。
这些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担任了领导职务的家属们，虽然肩上的担子重了，但照样还是每天记八分工。
对这些“工分书记”、“工分委员”，一些有等级观念的人瞧不起，问算哪一级干部？
她们豪迈地说，是革命战士“这一级”。
被誉为“大庆家属闹革命的先锋”李法兰，现在是油田建设指挥部的党委副书记。
她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坚持在家属生产队参加劳动，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但是，也有人讽刺她，说什么“家属干部八分工，管得太宽了”。
李法兰坚定地说，凡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事，我都要管，有多宽就管多宽。
我们大庆的家属也要象大庆工人那样，站在社会主义的岗位上，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斗争。

新华社记者

作者：徐咏龄

朝霞似锦，映红了大海，映红了峭石。
峭石上的女民兵，身背钢枪，巍然屹立，巡视着大海，巡视着祖国……她就是海霞！
就是今日的海霞！

黑云如墨，压着大海，压着黄滩。
海浪推着黄滩上的木盆飘向大海，木盆里婴儿的哭声，声声含血，声声揪心。
她就是海霞！
就是当年的海霞！

从当年苦难深重的海霞，到今日飒爽英姿的海霞，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
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彩色故事影片《海霞》，正是在这旧与新、苦与甜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地描绘了以海霞为代表的一支女民兵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的战斗历程，揭示了新中国年轻一代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豪情壮志，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全民皆兵的光辉思想。

海霞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英雄。
影片为了塑造海霞这一特定人物，为她设置了一条独特的成长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既有凄风苦雨的吹打，也有灿烂阳光的沐浴；
既有敌人的摧残，也有亲人的关怀。
渔霸陈占鳌强夺鲨鱼，黑风杀死李八十四和刘大伯，刘家的被烧，阿妈的惨死……这一切，在海霞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火种。
使她懂得了剥削和压迫，认清了渔霸、海匪、风暴是穷苦渔民头上“三把斧”。
石头哥勇敢地跟陈三搏斗，李八十四沉痛的控诉，刘大伯折断渔霸的“水银称”，砸开渔霸的大门……这一切，在海霞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她倔强不屈，敢于斗争，敢于夺下陈占鳌手中的文明棍，敢于狠咬国民党匪兵的手。
解放了，她第一次看到的解放军，是一支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他们默默地吃了她一家的野菜，而给她送来了大米饭。
方指导员奋不顾身掩护海霞的英雄行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她一字一句精心阅读着的毛主席著作，这一切又使她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懂得了“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海霞成长起来了！
由一个“有眼什么也看不见，有嘴什么也不会讲”的渔家姑娘，成长为一个能够“看到海岛，看到祖国，也看到了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海霞》较好地发挥了电影艺术的特长。
编导者善于通过生动的画面，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
以很精练的语言，反映出丰富的政治内容。
例如，当刘大伯拿着礼物来贺喜，却不见了婴儿，此时，李八十四只说了一句话：“养不活呀！”
这简单的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深刻的内容啊！
在渔霸的剥削和压迫下，贫苦的渔民有的只是穷，是苦，是恨！
一个渔民的身价只值一百斤蕃薯丝！
没有吃的，拿什么东西去养活这新生的孩子呢？
“养不活呀”，这句话深刻地揭露了吃人的旧社会，沉痛地表现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又如，当李大妈得知李八十四和刘大伯被陈占鳌勾结黑风打死后，一个又一个特写镜头，一再突出李大妈因突然、强烈的打击而木然若呆，好久，既不见泪水，也不见哭声。
注视着李大妈木然的面孔，多少渔民的凄苦、仇恨，多少渔霸的剥削、压迫，一齐在我们眼前涌现！
小海霞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又在我们耳边回响：“有路莫来同心岛，同心岛的渔民苦难熬。
头顶三把杀人斧，渔霸、海匪加风暴。”
此刻，人们已禁不住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
再如，当海霞手捧讨来的蕃薯，冒雨归来，发现阿妈已含恨死去的时候，镜头由近景推成特写：海霞震惊的面孔，落地的蕃薯，而后是巨浪扑来，浪花飞溅，浪涛汹涌。
通过这些描写，把海霞那悲痛、愤怒的心情展现了出来。

《海霞》善于运用前与后、新与旧、苦与甜的强烈对比的手法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
例如在旧社会出海和新社会出海，人们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在旧社会，出海的人心情是悲凉的，送行的人心情也是这样。
是暂别，还是永别？
谁也不知道。
人们聚在海滩上，凄惨、渺茫的目光，直把破帆送进了大海的深处。
而在新社会，出海的人和送行的人，心情都是欢畅的。
你看，海霞等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抬着鱼网，抬着淡水，兴高采烈地欢送出海的人们。
当新社会的海霞挺立在峭石之上时，东方的朝霞光辉灿烂，海浪层层，金光闪闪，使人感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一片光明。
而当海霞回忆苦难的旧社会时，整个天地都是灰暗的，使人感到旧社会一片黑暗。
通过这些气氛、情绪、色彩的强烈对比，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更加痛恨、厌恶旧社会，更加热爱、珍惜新社会，从而紧握枪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决不允许旧社会的苦水重来！

此外，影片对旁白的运用也十分巧妙，不仅有助于思想内容的表达，而且使影片紧凑、精练。
比如，当方书记出现时，通过海霞简要的旁白：“方指导员伤好以后，转业到我们这儿当区委书记”。
这就省了不少篇幅去交代过程。
当陈占鳌被黑风抢去时，海霞旁白：“陈占鳌跑了，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梦想复辟。
几年过去了，我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成长起来。
为了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拿起枪来。”
这里的旁白，不仅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还收到了画龙点晴的艺术效果。

看过《海霞》，觉得后半部不如前半部那样感人。
这可能是因为后半部海霞的“戏”少了，未能将海霞放在矛盾冲突的焦点上来刻画她的性格。
在阿洪与二鳗的矛盾中，玉秀与大成婶的矛盾中，以及旺发爷爷不愿交出枪的事件中，虽然海霞出场并不算少，但总是围着别人转，而没有以她为中心展开矛盾冲突。
其次，有的地方大段独白较多，象演话剧，形象化的东西相对的就嫌少了。
有的女民兵缺乏英姿飒爽的气质。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海霞》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它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朝霞似火。
在我们的面前又出现了海霞的身影，耳边又回荡着海霞熟悉的声音：“陈占鳌消灭了，还有国民党，还有帝国主义。
只要反动派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我们要记住海霞的话，时刻握紧手中枪，永远为伟大祖国站好岗，放好哨。

作者：梁芳俊
单位：五一一一五部队

在彩色故事影片《海霞》中，有一场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吃野菜的戏，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人民解放军追歼逃敌第一次登上同心岛的时候。
海霞这个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屋里做饭煮野菜。
解放军一进门，就亲热地叫她“小妹妹”，又不顾战斗的疲劳，忙着挑水、扫地、收拾东西。
指导员方世雄揭开锅盖，看到煮好的一锅野菜，请求说：“我们吃点行吗？
一会儿你再吃我们的。”
在征得海霞的同意后，方指导员便带着战士们进来，把煮好的野菜你一碗我一碗地盛着吃起来。
海霞呆呆地站在那里纳闷。
方指导员又说：“这苦菜又苦又涩，实在不好吃。”
随后把部队刚做好的大米干饭送到她的手里，说：“你们的苦也就是我们的苦，我们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受这样的苦才到这里来的。
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小妹妹，吃吧。”
海霞捧着热呼呼、香喷喷的米饭，听着这一句句亲切感人的话语，才明白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日夜盼望的亲人解放军。
顿时，她两行热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这场戏具有很大的概括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它不仅描绘出一幅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团结战斗的生动图景，而且细腻逼真地展现了海霞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时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对于认识海霞的成长过程和塑造海霞的英雄形象，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一笔。

毛主席教导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影片通过子弟兵吃野菜的这场戏，生动地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高度自觉性，揭示了人民军队的鲜明的阶级本质。
他们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把人民群众的苦看成是自己的苦。
自觉地把米饭送给海霞，自己吃那又苦又涩的野菜。
从这里，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军队的根本区别。

子弟兵吃野菜，又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通过吃野菜，使干部战士们亲自感受到同心岛贫苦渔民在渔霸陈占鳌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铁蹄蹂躏下的苦难生活，从而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激发革命斗志，使战士们永远把人民群众的苦难记在心上，把仇恨凝集在刺刀尖上。
阶级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
观潮山战斗的胜利，雄辩地说明，子弟兵吃野菜实际上就是一次生动、有力的战前思想动员。

这场戏写的是方指导员，落笔却在海霞身上。
海霞真正认识解放军正是从子弟兵吃野菜开始的。
过去，同心岛受尽苦难的渔民，谁都没有见过解放军是什么样子，一听说解放军要来，心里既怀着希望，感到振奋，也有疑惧和不安。
但是，当海霞看到这些佩戴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同志，一个个说话和气，进门就挑水、打扫屋子，问长问短，亲热得象一家人，并且和自己一样地吃野菜时，就必然会在她的心灵里激起感情的浪花。
可不，回想一下国民党匪兵到这里是个什么情形吧：他们翻箱倒柜，打骂抢掠，抓人要粮，无恶不作。
看到老百姓吃的野菜就嗤之以鼻，打翻在地，恶狠狠地说：“这是猪吃的！”
两种军队，竟如此截然不同。
鲜明的对照，使她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思想上真正搞清了哪是人民的军队，哪是人民的祸害。
只有这些能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军队，才是穷人的主心骨、刀把子，一心一意为劳动人民撑腰打天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深刻理解在解放军攻打观潮山时，海霞为什么能主动地为解放军烧开水，并且冒着生命危险，把开水送到了前沿阵地。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克里姆林宫新沙皇非常反对别人说苏联是超级大国。
它尤其忌讳人家揭苏修的霸权主义。
谁这样说了，他们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指责谁是什么“反苏”，是什么“反对国际局势缓和”。
岂不知，长着癞痢头，无法掩盖烂疮疤。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四期发表文章，攻击日本人民收复日本领土北方四岛的正义要求，就十足暴露出苏修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狰狞嘴脸。

葛罗米柯的这篇文章破口大骂日本人民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说这是什么“没有根据的要求”，威胁说“这种要求将始终遭到我方（苏联）的应有反击”，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众所周知，国后、择捉、齿舞、色丹等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一百多年以前，沙皇俄国在与日本缔结的一项条约中就规定，这四个岛屿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白纸黑字，这是谁也推翻不了的历史事实。
日本人民要求收复自己的固有领土是完全有根据的，是无可辩驳的正义的要求，而苏修新沙皇却妄想翻这个历史的案，不仅霸占着人家的领土不还，反倒攻击日本人民的正义要求“没有根据”，威胁要进行“反击”。
侵略扩张“有理”，要求归还失土“有罪”，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又是什么呢！？

口是心非，出尔反尔，欺软怕硬，蛮不讲理，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
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苏修就充分表现了这个特点。

人们记得，正是这位辱骂日本人民收复北方四岛的要求是“毫无根据”的葛罗米柯于一九七二年访问日本时，曾经承认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缔结苏日和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月，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苏时，又围绕缔结苏日和约，就归还日本北方领土问题同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等进行了会谈。
当时，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表示领土问题是苏日两国间的一个“悬案”，“同意继续会谈”这个问题。
那次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苏日“联合声明”，根据会谈结果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双方同意“继续举行关于签订两国和约的会谈”，“解决第二次大战期间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十分清楚，既然当初承认北方领土问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那就说明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葛罗米柯一下子变了卦，指责日本提出北方领土问题是“没有根据的要求”，苏修这种说了话不算数、翻脸不认账的行径，表明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在国际关系中蛮不讲理到了何等程度！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顽固地霸占日本北方四岛，威胁要对日本人民的正义要求进行“反击”，从苏修当前的扩张势头来看，这原是毫不足怪的。
沙皇俄国当年对外扩张时，就梦想“保障”“由日本海通往太平洋……的海路畅通”。
日本北方四岛是苏联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实现老沙皇当年未能完全实现的“宏图”，苏修新沙皇今天霸占着日本北方四岛，在那里建立起一系列军事基地。
这些基地既是苏联同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的重要据点，也是正对着日本的一把匕首。
对于这块到了手的肥肉，克里姆林宫是不甘心轻易放弃的。
近年来，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愈演愈烈，“欧安会”收场后，苏修重新搬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妄想用这个“体系”分化和控制亚洲国家，“填补”另一个超级大国被迫留下的所谓“真空”。
他们特别起劲地鼓吹“欧安会”所谓“战后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企图压诱日本参加“亚安体系”，使苏联永远占领日本北方四岛。
然而，日本人民看穿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玩弄的阴谋诡计，却不买这个账。
这就触犯了莫斯科的霸权主义，因而被葛罗米柯的文章说成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罪过。
“只要狼说我饿了，羔羊就是有罪的。”
——苏修先生们在这里奉行的逻辑，就是狼的这个赤裸裸的逻辑，弱肉强食的逻辑。

葛罗米柯文章的出笼不是孤立的。
就在《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四期付印的同一天，即九月二十四日，苏联海军两架重型远程轰炸机从千岛群岛方向出现，公然侵犯日本领空，对日本进行军事威胁。
在这之前不久，苏联《消息报》等一再发表文章，指责日本根室市市长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谈话是“进行反苏宣传”，诬蔑日本报刊反对把“欧安会”的“安全公式”运用于亚洲是什么“受了复仇主义的支持”。
此外，苏修还把国后、色丹两岛列入苏联新的游览路线，并由《真理报》于十月初予以宣扬，露骨地制造北方四岛的归属已成定局的舆论。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克里姆林宫新沙皇的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真是霸道到家了。

然而，时代不同了。
帝国主义列强骑在别人头上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可以肯定，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蛮横、咒骂和恫吓是压不倒日本人民的。
苏修的所作所为，只能进一步暴露它的霸权主义面目，激起日本人民更大的要求收回北方领土的浪潮。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阿沃尔协议规定的安哥拉十一月十一日独立的日期日益迫近，苏修挑起的安哥拉内战却日趋扩大。
安哥拉局势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
最近，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纷纷要求超级大国停止对安哥拉内政的干涉，并呼吁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和平解决分歧，联合起来实现独立。

塞内加尔政府最近发表公报说，桑戈尔总统“对安哥拉目前的局势表示不安。
他再次深切地希望安哥拉现有各政党取得一致，使安哥拉在恢复和平的情况下取得独立”。

非洲统一组织副秘书长努尔丁·朱迪十月八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安哥拉以外的势力不应该利用目前的局势，试图利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以从中渔利”。
“就非洲统一组织而言，不是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作选择，非洲统一组织所关心的是确保安哥拉成为一个摆脱安哥拉以外的任何势力进行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独立国家。”
在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安哥拉局势是各国代表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二十多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就此问题发了言。
乌干达总统、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明说，联合国必须明确谴责正在把大量武器运进安哥拉从而使已经微妙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的那些国家。
他强调说：“安哥拉问题既然纯系非洲的问题，它就应该而且必须有一项非洲的解决办法。”
“非洲的问题可以由非洲人单独来解决，而不用外国来干涉。”
塞内加尔外交部长阿萨纳·塞克在发言中指出，在安哥拉，确实存在着外国策划的旨在挑起一场内战的阴谋诡计。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说：“我们无比庄严地要求外来干涉者不要插手安哥拉局势，给安哥拉人民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安定下来，实现建设他们国家的重大任务。”
喀麦隆外交部长让·克恰指出：“年轻国家在巩固独立时应该特别保持警惕，特别应该注意发现和挫败非洲的敌人的颠覆阴谋，这些人正在安哥拉煽动仇恨和不和的火种。”
突尼斯外交部长哈比卜·沙提在发言中呼吁安哥拉各解放组织领导人结束它们自相残杀的冲突，团结起来掌握国家的命运，避免重新遭受外国统治。
毛里塔尼亚外交国务部长哈姆迪·乌尔德·穆克纳斯说：“我们希望这个国家重新得到和平与稳定，以便顺利地在团结与和睦中实现独立。
安哥拉人民正经历着他们历史上的困难时刻，但我们相信，如果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他们能够应付挑战并恢复民族团结。”
近来，许多非洲国家报刊、通讯社和电台也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揭露超级大国干涉安哥拉内政、挑动内战的罪行。
《赞比亚每日邮报》发表评论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安哥拉的混乱局势来获得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索马里《十月之星报》发表社论，呼吁非洲统一组织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作出努力来解决安哥拉三个解放运动之间的分歧。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下午会见以索春为团长、努根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热情的谈话。

姚文元同志对柬埔寨新闻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你们是柬埔寨取得完全解放后来我国访问的第一个新闻代表团。
你们带来了柬埔寨人民优良的革命传统。
你们的访问必将增进中柬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
索春团长说，我们在访问期间到处受到兄弟般的亲切接待，象是一家人一样，充分体现了柬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情。

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中央广播事业局代局长邓岗、《人民日报》社负责人潘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等。

会见后，中柬两国战友共进了晚餐。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国防部十月十四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由阮玉奉领队、黎伯回副领队率领的越南人民军男女排球队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中、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阮成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胡炜、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尹佐珍、李伟、陈其通、王文忠和解放军运动员、教练员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黄玉昆副主任和阮玉奉领队先后在招待会上讲话，共祝中越两国人民、军队和运动员之间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越南人民军男女排球队是十四日乘火车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由苏丹武装部队装甲兵司令塔杰·西尔·艾哈迈德·马格布勒少将率领的苏丹高级军事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景、邢永宁、麻志皓、成学俞、张东桓、王乐天、赵春正、林兆南等到机场送行。
苏丹驻中国大使饱临时代办马特尔、武官萨力赫上校也到机场送行。

在北京期间，苏丹高级军事代表团参观了北京部队坦克兵某部和空军航校。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帝力消息：位于帝汶岛东半部的葡属帝汶（东帝汶）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最近以来获得发展。

据报道，东帝汶三个政党之一、积极要求独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八月中旬击破了东帝汶另一政党“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政变，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已经控制了东帝汶的大部分地区。
据路透社帝力十月十一日的消息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已经在十月十一日建立了一个经济管理和监督委员会，以管理东帝汶的经济事务。

东帝汶三个政党是在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发生政变后，葡萄牙当局宣布将在东帝汶举行公民投票实行自决而后成立的。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主张立即独立，受到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
“帝汶民主联盟”主张同葡萄牙保持密切联系，认为目前东帝汶“不具备真正独立的条件”，需要分阶段实行独立。
另一个政党名叫“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力主东帝汶归并印度尼西亚。
八月十一日，“帝汶民主联盟”由于葡萄牙局势的急剧变化，发动政变，一度占据了首府帝力的警察局、电台、港口和机场，企图成立由它领导的“政府”。

据美联社雅加达八月十一日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在东帝汶发生政变后发表谈话，表示希望东帝汶“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他说：“如果他们希望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话，我们将保护他们”。
《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也发表文章说，葡属帝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同印尼合并。
不久以后，印尼政府派军舰在东帝汶附近海面游弋。
路透社十月八日自新加坡报道，印尼还对东帝汶巴图加德镇发动了一次陆海空袭击。

十月十日，“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就印尼袭击巴图加德镇一事打电报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尊重东帝汶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意志。

作者：石平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扩张，争霸世界，在世界各地大干特务间谍活动。
它千方百计地窃取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不择手段地培植亲苏势力，大肆干涉别国内政，阴谋颠覆别国政府。
苏修这种卑鄙行径，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强烈的反对。

苏修搞间谍活动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劣，是世界闻名的。
两年前，在法国巴黎曾发生过苏修空军副武官偷窃展览会上展品的丑闻。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巴黎布尔歇机场举行航空展览会，苏修对此眼红，就派米隆基涅中校去偷。
虽然这个军官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换上便服”，“佩戴加拿大徽章”，但还是当场出丑。
当他从汤姆逊公司的展览台上偷走自动驾驶仪和激光零件的时候，被当场抓住。
罪证确凿，受到法国国土保卫局的审讯。
不久，这个苏修特务不得不灰溜溜地滚回了莫斯科。

苏修间谍人员不仅到处偷技术情报，而且大肆对别国进行侦探活动，窃取各种情报。
据报道，苏联驻西德军事使团的军官，“每天夜里穿过多瑙河谷”，越过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北部等地区进行偷摄活动。
他们还“闯入禁区，在军事演习地点和炮兵火力阵地前面出现”，“拍下展示在他们的摄影机前的一切”。
苏修间谍为了掩盖他们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拍照时不用闪光灯和聚光灯，而用红外线摄影材料。

为了干涉他国内政，颠覆别国政府，苏修特务常在当地培植亲苏势力，甚至不惜用大批金钱收买当地人员策划政变，并偷运武器支持他们。
在非洲，苏修间谍亲自参预暗杀当地国家领导人的阴谋活动，并在几个国家搞政变。
在拉丁美洲，苏修间谍纠集爪牙绑架驻在国的高级军官，组织颠覆机构，密谋推翻当地政府。

苏修在公开场合同别国大讲“友好”“合作”，在暗地里却大搞间谍活动。
今年二月，正当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在欢迎英国工党首相威尔逊的宴会上，把“发展苏英全面友好联系”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苏修间谍在英国的活动也更猖狂了。
他们竭力收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窃取英国火神式战略轰炸机的绝密资料。
向苏修间谍传递这种资料的前英国空军中尉斯特德曼，当时就被英国当局逮捕。
苏修口口声声讲印度是它的“朋友”，可是它的间谍活动一直搞到了印度国大党的秘密会议上。

苏修间谍除了利用“外交官”的合法身份外，有的冒充商务人员、新闻记者、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有的混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军事人员中，有的乔装成船员，或佯称科学家，或打扮成临时出差人员，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目前，苏修有几千个间谍人员在世界近百个国家进行活动。

苏修间谍活动不仅在陆地上进行，而且在海洋和天空中频繁地进行。
它派出各种间谍船队在海上游弋，搜集他国情报。
苏修的间谍船和潜水艇一再闯到英国的军港和北海石油钻井周围。
最近，苏修的潜艇经常在爱尔兰海域的北爱尔兰附近的一个巡逻区进进出出。
苏修的间谍船和潜艇还多次在拉美沿海国家和日本等国领海横冲直撞。
苏修的间谍卫星和间谍飞机也不断搜集别国的情报，侵犯别国的领空。
另外，苏修还到处设立电波收听站，截收别国的空中情报。

欧洲是苏美两霸争夺的重点，苏修在欧洲的间谍活动日益猖獗。
据伦敦“冲突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揭露，近十年来，苏联派驻西欧的外交人员中，很多都是间谍。
这些间谍分子除了窃取北大西洋集团军事秘密，盗窃各种技术情报，进行反对西欧联合等活动外，还为配合新沙皇的军事侵略计划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准备在必要时破坏英国一些地方的早期警报雷达系统和远距离通讯设施，并且破坏伦敦的地下铁道以及供水系统。

巴尔干半岛是苏修向地中海和非洲扩张的要道，苏修在这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
南斯拉夫去年九月宣布破获了一个由外国人支持的反南秘密组织。
一些西方报刊指出，这个组织同苏联有密切联系。
苏联“通过一批住在苏联的南斯拉夫流亡分子控制这个新党”，苏联情报机构向这个组织“提供了指导和经费”。
可见，苏修在南斯拉夫的间谍活动完全是为了重新控制南斯拉夫，为它争霸服务。

与此同时，苏修对美帝的间谍战也越来越紧张、激烈。
据法国报纸报道，苏修发射的七百多颗卫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军用卫星。
苏美两国几乎全年都用间谍卫星拍摄对方的整个领土，并监视对方的海军舰只在全球的活动。

苏修在世界各地搞这种卑鄙的间谍勾当，是很不得人心的，遭到世界各国舆论的揭露和谴责。
马来西亚的《星槟日报》说，苏联对内以特务为统治工具，对外则以特务为颠覆工具。
它“口头上竭力宣扬和平、安全，而实际是（到处）扩张”。
巴基斯坦《时代之声报》说：任何清醒的人都不能不把俄国的行为“叫做沙皇主义”。
法国的一份公报指出，苏联对法国进行一系列间谍活动，“表明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它在世界各地，甚至在我国沿海乱窜”，这对别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苏修的间谍活动，搞到那里，臭到那里，不是被别国揭露，就是被别国将这些间谍驱逐。
一九七一年九月，英国把从事间谍活动的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等统统驱逐出境。
法国、西德等十二个国家，从一九七一年初到一九七四年六月揭露和驱逐苏修间谍达三百二十人。
一九七二年四月，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把苏修驻该国“利用外交豁免权”搞颠覆活动的一百一十九名间谍人员及其家属赶走。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两年里，揭露和赶走苏联间谍人员一百四十多名。
此外，亚洲的日本等国曾经先后多次揭露或直接赶走苏联间谍。
非洲的几内亚、乌干达等十几个国家，先后多次揭露苏修间谍活动，有的还逮捕、驱逐了苏修间谍分子。
今年以来，日本、西德、英国、美国等国家又先后破获了苏修间谍案件。
连印度也接连地揭露苏修的间谍行径，并逮捕和法办了为苏修搞情报的印度军官。

上述事实表明，苏修利用间谍活动为它侵略、扩张、争霸的目的服务，结果进一步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觉。
苏修的罪恶阴谋必将遭到彻底的破产。

作者：闻众

宋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猛烈冲击着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采取镇压和招安的反革命两手。
适应这种反革命的需要，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就是一部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鼓吹从内部瓦解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本文以《水浒》歌颂的中心人物投降派宋江为脉络，对该书的主要内容作一概括的介绍，并略作评论，供还没有读过《水浒》的同志参考。

一、宋江怎样混进农民起义队伍

宋江是在第十八回出现的。
在他出场之前，作者以大量篇幅叙述了王进、史进、鲁达、林冲、杨志等人的故事，主要是描写这些人和所谓贪官的矛盾。
第十四回至二十回，写了晁盖和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等聚义，智取“生辰纲”，随后上梁山入伙，晁盖被尊为梁山泊主的故事。

晁盖智取“生辰纲”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十万贯金珠宝贝”，送往东京，给他的老丈人太师蔡京作寿礼，名叫“生辰纲”。
晁盖等人知道后，认为：“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贫苦渔民阮氏三兄弟一听说夺取“生辰纲”，热血满腔。
阮小七跳起来叫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
正是搔着我痒处！
我们几时去？”
经过周密调查和巧做安排，在黄泥冈上成功地夺取了“生辰纲”。
接着晁盖毅然放火烧了自己的庄院，并在石碣村率众歼灭了前来追捕的官军，俘获了官军头领何涛，割去双耳，放他回去传话：晁盖、三阮等众好汉“都不是好撩拨的”，“便是蔡京亲自来时”，“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
随后晁盖等人来到梁山，受到林冲、杜迁、宋万、朱贵等头领的欢迎，只有死抱住关门主义不放的王伦拒绝晁盖等人入伙。
林冲火并了王伦，随即尊晁盖为梁山泊主。
晁盖宣布了“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政治主张，决心“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并抓紧做好粉碎官军来犯的准备。
不久，济州府官军头目黄安领兵攻打梁山，被晁盖歼灭，黄安本人也被活捉。
梁山泊自从晁盖上山，好生兴旺。

我们分析晁盖上梁山前后的言论和实践，可以看出晁盖是梁山农民起义事业的奠基人，他执行的是反对皇帝、坚持斗争的农民革命路线。
《水浒》对晁盖及其路线是从正面加以肯定和歌颂的吗？
完全不是。
《水浒》作者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否定晁盖的正确路线，把它作为宣扬宋江修正主义路线的反衬。

现在我们来看《水浒》是怎样描写宋江混进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吧。
宋江广有庄园，在郓城县做押司。
他自幼学儒，要去做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
事亲行“孝”，疏财仗“义”，视金似土，结识江湖上好汉。
作者在大段介绍文字中，把他比作“能救万物”的“及时雨”。
实际上，宋江是个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满脑子孔孟之道的秕糠，孜孜以求升官晋爵，醉心于当一名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

听说晁盖等人夺了“生辰纲”，官军要追捕他们，宋江认为晁盖“犯了迷天大罪”，虽然跑去给“心腹弟兄”晁盖通风报信，却又声明：“倘有些疏失”，“休怨小弟不来救你”。
以后，宋江听说晁盖等人伤了何涛，上了梁山，又活捉了黄安，更是以为“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晁盖当了梁山泊主后，派刘唐给宋江送书信及黄金，以谢报信之恩。
宋江一见刘唐，吓得要死，打发刘唐连夜回山，并叮嘱说“再不可来”。
晁盖的来信，落到了被宋江占有的阎婆惜手里。
宋江害怕她去“公厅”告发，杀了阎婆惜。
为了怕吃官司，宋江急忙离家“逃难”，去投靠世袭贵族柴进、朝廷命官花荣、大地主孔太公。
临离家时，宋江对父亲说：“天可怜见，若遇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

宋江先后在柴进、孔太公家里两次碰见了武松。
当宋江要去花荣家避难，武松要去二龙山找鲁智深、杨志入伙，二人离开孔太公家，在一个市镇上分手时，宋江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
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宋江在去清风寨投奔花荣的路上，经过清风山，结识了燕顺、王英等人。
一次王英捉来清风寨知寨刘高的老婆，宋江“坚意要救”这个“朝廷命官的恭人”，劝说燕顺、王英，把她放下山去。
宋江到了花荣家里，听说花荣与刘高不和，便说：“‘冤仇可解不可结。
’他和你是同僚官，……虽有些过失，你可隐恶而扬善。”
宋江在花荣家住了个把月，元宵节外出看灯，被刘高的老婆认出，告诉刘高抓走。
花荣把他从刘高处劫回，在去清风山避难途中，再次被刘高捉去。
同时花荣也中计被捉，被打入闪车解往青州府去。
燕顺等人救出宋江、花荣。
宋江害怕官府兴兵来剿清风山，这才考虑和众人去梁山入伙。

宋江和众人去梁山的路上，遇见了传递家书的石勇。
一看家书说老父死去，宋江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
他便抛下众人不管，只身回家奔丧。
回到家里一看，父亲还活着。
原来是宋太公怕宋江落草，“做个不忠不孝的人”，所以骗宋江回来。
当晚，郓城县官兵闻讯，赶来围庄捉人。
宋江未作任何抵抗，便自动受缚，并对父亲说：“休烦恼。
官司见了，倒是有幸。
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
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
宋江到了县里，便被刺配江州牢城。

在去江州途中，宋江要押送他的公人拣小路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梁山好汉来截他上山。
当刘唐等人截住宋江，要杀了公人，救他上山时，宋江却从刘唐手里拿过刀说：“这个不是你们兄弟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
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
一面把刀往喉下自刎。
刘唐夺回刀，吴用、花荣又赶来相劝。
花荣要给宋江开枷，宋江说：“是什么话！
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在吴用再三劝说下，宋江才答应到山上稍留片刻。
到了山上，与晁盖说了几句话，宋江就要上路。
晁盖劝其入伙，宋江忙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
说罢，泪如雨下，拜倒在地。
在众人挽留下，宋江带着枷，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勉强在梁山住了一宿，第二天便登程去江州。
宋江对待梁山起义事业和封建国家法度，对待梁山众头领和两个公人，完全是两种态度，两副嘴脸。
《水浒》作者的用意是歌颂宋江的“忠孝”，却恰恰暴露了宋江是个死心塌地的奴才。

在江州牢城，宋江得到戴宗的帮助，又得到小牢子李逵的照应。
一天，宋江独自一人在浔阳楼上喝酒，想起自己“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做了一名囚徒，感恨伤怀，便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题在酒楼墙壁上，为的是“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
接着又在词后面写了四句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无为军通判黄文炳，见了这诗词，为了升官发财，便说是“反诗”，去向蔡京的儿子、江州知府蔡九告发。
宋江被关进了死囚牢。
其实，宋江写的那是什么“反诗”，分明是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自白。
诗中流露的情绪决不是对宋王朝的不满，只是在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失意时的牢骚。
他表示自己决不走农民起义的革命道路，一心要实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封建王朝效劳的“凌云志”。
他潜伏爪牙，是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
《水浒》作者是用这两首诗词来美化、歌颂宋江，我们却从这里看到一个地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灵魂。

蔡九派戴宗去东京给蔡京送信，请示是把宋江解往东京，还是在江州斩首？
戴宗未到东京，半路上了梁山。
吴用定计：叫人仿照蔡京的笔迹写了封回信，信中要蔡九把宋江解来东京。
如果蔡九中计，梁山头领便可在途中救出宋江。
戴宗带上假信，回到江州，被黄文炳识破。
蔡九把戴宗也关进了大牢，并决定将宋江、戴宗一起斩首。

就在蔡九开斩宋江、戴宗这一天，晁盖带领一批梁山头领赶来了，在李逵策应下，劫了法场，救出宋江、戴宗，击败了江州官军的反扑。
宋江不顾晁盖劝阻，执意要梁山头领冒着危险去攻打无为军，替他“报冤仇”。
在梁山头领支持下，攻打了无为军，消灭了反动官僚黄文炳。
这时宋江才向晁盖等人说：“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
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出，宋江上梁山，不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而是他的另一条反革命道路的开始。
他“勉从虎穴暂栖身”，怀着鬼胎混进了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就是为了做一条蛀虫，去蛀空梁山起义事业，好向封建王朝邀功请赏，实现向上爬的美梦。
他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
他尊奉孔孟之道，把革命造反看成是“不忠不孝”，满脑子想的是“升官晋爵”。
因此，宋江上梁山后，搞修正主义，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二、宋江怎样篡夺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

宋江一上梁山，吃罢接风酒，与众人来到聚义厅上。
晁盖请宋江为山寨之主。
宋江推让了几句，说：“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
“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
便坐了第二把交椅。
随即，宋江撇开晁盖，发号施令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在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在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
吃庆喜筵宴时，宋江又讲起所谓“京师童谣”一事，借他人的解释，说“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

宋江初到梁山，就不把晁盖放在眼里，所谓“旧头领”和“新头领”的划分更是别有用心。
他迫不及待地拉起山头，摆出一副分庭抗礼的架势。
“另行定夺”、“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等语的背后隐藏着宋江排斥革命派，篡夺晁盖领导权的反革命野心。

宋江上梁山后头一件事，是回家搬取老父上山。
宋江来到庄子后门，听说官兵正等着捉人，惊得一身冷汗，转身便走。
行至还道村，被前来追捕的官军围住，他便躲进玄女庙的神厨。
玄女显灵，驱走了官军，又赠给宋江三卷“天书”，下了“法旨”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去邪归正。
吾有四句天言，汝当记取，终身佩受，勿忘勿泄。”
这四句“天言”是：“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
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
宋江拜谢了玄女娘娘，领受了天书法旨。

《水浒》特意安排了“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的情节，把宋江神化成上应“天命”的“星主”，把他搞投降、受招安神化为上应“天言”，说什么“宋江忠义得天之助”，这不但宣扬了“天命论”，而且为宋江篡权推行替天行道、授受招安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舆论。
所谓“遇宿（太尉）重重喜，逢高（俅）不是凶”，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李逵等人从还道村营救宋江回到梁山。
接着三打祝家庄。
第一次打祝家庄，宋江对晁盖说：“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
宋江带领军马下山，派石秀、杨林去侦察。
杨林被祝氏三兄弟捉去。
宋江不等石秀侦察回来，只顾进兵，深入重地，结果败下阵来。
第二次攻打，王英被捉，又未成功。
宋江正无计可施时，吴用带领一批头领来增援，用里应外合之计，攻破祝家庄，取得了胜利。

宋江回到梁山后不久，梁山上听说柴进因替叔叔报仇，失陷于高唐州。
晁盖要亲自下山去营救。
宋江又来争功说：“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
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
在吴用、李逵等人努力下，梁山起义军打败高唐州官军，杀了高廉，救出柴进。

高廉是高俅的兄弟。
高俅听说高廉被杀，奏请徽宗皇帝，派了三路大军，由呼延灼、韩滔、彭玘率领，向梁山迫来。

梁山面临官军大举进犯的当口，《水浒》作者却没有让晁盖有半点作为，只是宋江一个人独揽指挥大权，擅自调拨各路军马，迎敌官军。
激战头一个回合，梁山起义军活捉了彭玘。
宋江上前亲解其缚，纳头便拜说：“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
今后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
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误犯虎威，敢乞恕罪。”
处理彭玘，关系到梁山起义军执行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的大事。
宋江既不同晁盖商量，又不循晁盖处理黄安的先例，就这样独断专行地向被俘官军将领作出了一副乞求恕罪的奴才相。
可见，宋江为了篡夺领导权，投降，搞修正主义，实行的是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宋江在和呼延灼交战时，敌不过呼延灼的连环马，吃了败仗，后来吴用用计赚徐宁上了梁山，才破了呼延灼的连环马，活捉了韩滔。

呼延灼只身逃走，投奔青州知府后，便去征剿桃花山上的李忠、周通。
李忠、周通联络了二龙山上的鲁智深、杨志、武松以及白虎山上的孔亮，来对付呼延灼。
他们还派人去梁山请求增援。

梁山起义军接受了请求，晁盖要亲自下山走一遭。
宋江又是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
这个是兄弟的事。”
于是，宋江点起五路军马，前往青州，与三山的头领们会合，在吴用谋划下，协同作战，活捉了呼延灼。
宋江又是向呼延灼纳头便拜，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
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
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
实慕将军虎威。
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
又说：“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
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
青州之战结束后，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众头领以及呼延灼都上了梁山入伙。

不久，鲁达想起少华山上有朱武、陈达、杨春、史进等人，想去看看他们，并劝他们来梁山入伙。
宋江未与晁盖商量，就擅自批准鲁达下山，并派武松陪去。

鲁达、武松到了少华山，得知史进因打抱不平，被华州贺太守捉去，监在牢里。
鲁达一听，只身愤然奔去华州，要杀贺太守，不料也被贺太守擒拿了。

宋江知道了这个消息，照样不与晁盖商量，就亲自率领三路人马去打华州。
到了少华山，和朱武等一研究，感到华州不好打。
这时，恰好打听得朝廷殿司太尉宿元景来西岳降香。
吴用趁机定下一计：先把宿太尉的“金铃吊挂”弄到手，然后冒充宿太尉去降香赚取华州。
宋江心中暗喜道：“昔日玄女有言，‘遇宿重重喜’，今日既见此人，必有主意。”
当李俊、张顺把宿太尉的两个虞候diān下水去时，宋江连忙喝斥李俊、张顺：“休得胡做，惊了贵人。”
随后，宋江向宿太尉下了四拜，跪着告禀说：“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
接着诉说了借用金铃吊挂一事。
宿太尉面对梁山大军，不敢不从。
梁山官兵随即扮成宿太尉及其侍从，去西岳降香。
华州贺太守前来迎接，被梁山起义军当场砍杀。
梁山军马开进华州府，救出了史进、鲁达。
宋江因为盼朝廷招安，所以把金铃吊挂等物品奉还了宿太尉，并口称“恩相”，赠予太尉一盘金银，以作酬谢。

闹罢华州，少华山上的朱武、陈达、杨春、史进，都随宋江上了梁山。

过了些时日，梁山上听说徐州沛县芒砀山上有个头领叫樊瑞，此人能呼风唤雨，用兵如神。
手下两名副将叫项充、李衮，也是本领非凡。
他们三人扬言要并吞梁山。
宋江一听，又不与晁盖研究，便派史进等人前去攻打。
头一回合就吃了败仗。
宋江、吴用、公孙胜等领兵赶去增援。
公孙胜用道法捉了项充、李衮，然后又用项、李劝说樊瑞，樊瑞等也上梁山入了伙。

宋江从芒砀山回梁山途中，遇到段景住，段景住说：我盗得一匹日行千里的玉狮子马，想送来梁山，哪知经过凌州西南曾头市的时候，被曾家五兄弟夺去了。

宋江回到梁山，便派戴宗去打听那匹马的下落。
戴宗侦察回来报告说，曾家五兄弟，靠着教师史文恭，在曾头市聚集了五七千人马，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誓要与梁山势不两立，定要捉尽梁山头领。
那匹玉狮子马现在由史文恭骑着。
晁盖听了戴宗的汇报，心中大怒，说：“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的此辈，誓不回山！”
宋江又连忙阻拦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
宋江上梁山以来，并不把晁盖放在眼里，总是有功必争，有权必揽，揽了权好争功，争了功好彻底篡夺晁盖的权力。
他背着晁盖，擅自提出“受招安”的口号，篡改梁山起义军要与赵宋皇帝做对头的路线，擅自接纳朝廷大将为山寨头领。
他对晁盖采取了捧起来，供起来，架空起来的篡权伎俩，他情愿“替哥哥”下山是假，争功篡权是真。
对这些，晁盖已有所觉察，但是已经晚了。

这次打曾头市，晁盖见宋江又要来争指挥权，便一语点破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
宋江还来“苦劝”。
晁盖“忿怒”，便点兵下山。

宋江送晁盖至金沙滩，为晁盖饯行。
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
宋江又劝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
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
晁盖不信“天命”，坚定地说：“天地风云，何足为怪？
……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
说罢引兵渡水。
宋江悒怏不已，回了山。

晁盖征战曾头市，冲锋陷阵，不幸被毒箭射中脸部。
众人一看，箭上刻着“史文恭”三字。
拔出箭后，晁盖晕倒。
征讨曾头市的战斗也就暂时中止下来。

晁盖被送回梁山，已自水米不能入口，浑身虚肿。
当夜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
言罢，瞑目而死。
晁盖的这一重要遗嘱，表现了对宋江极大的不信任。
晁盖心里明白，宋江武不及李逵等人，文不过吴用，哪能捉得史文恭！
晁盖身亡，骨肉未寒，宋江便口称“小可权当此位”，厚颜无耻地坐上了梁山泊主的宝座。

《水浒》作者站在维护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立场上，仇视晁盖，美化宋江。
晁盖“托胆称王”，蔑视皇权，与宋王朝誓不两立，作者就让他“归天及早”。
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竭力主张忠君报国，作者就让他“把寨为头”。
《水浒》特地安排晁盖中箭身亡的情节，完全是为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宣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

三、宋江怎样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以后，立即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当即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
并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下令山寨升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一块“忠义堂”的横扁，一面“替天行道”的旗帜，标志着宋江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农民起义军团结战斗、造反夺权的政治路线。

宋江抛出了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之后，就着手拼凑搞投降的班子。
卢俊义是河北有名的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起义军怀着刻骨仇恨，疯狂叫嚣“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要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
对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视为“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一心要“勾得他来落草”，多方设计把卢俊义骗出北京，去山东做买卖，在他路过梁山泊时，把他俘获。
宋江派人敲鼓奏乐抬着轿子，并亲自率领众头领跪迎卢俊义上山，大摆筵席，“万乞恕罪”，哀求卢俊义顾及“忠义”二字，留在梁山“一同替天行道”，并要让他“坐第一把交椅”。
这个声称“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卢俊义，并不理解宋江的用心，他“宁就死亡，实难从命”。
宋江不得不放他下山。
卢俊义回到大名府，被官府拿获。
听到消息以后，宋江“寸心如割”，立即出动全山寨人马，几次长途跋涉，攻打大名府，拚死拚活把卢俊义二次拉上梁山，并让他坐了第二把交椅。
忠义堂前树立了两面旗子：“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
宋江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他看中了卢俊义“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是农民起义的死对头，能成为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帮手和得力干将，以便“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

除此之外，宋江还将蒲东巡检关胜、兵马团练使单廷圭、魏定国等大批朝廷命官网罗上山。
他为了网罗关胜，在关胜领兵围剿梁山泊的时候，两军对阵不准林冲出马交战，却自己跑到关胜面前低声下气地说：“郓城小吏宋江到此谨参，惟将军问罪。”
并向关胜表示他所以上梁山只是为了“替天行道，并无异心”。
后来，当秦明、林冲双战关胜，眼看要“擒捉这厮”，宋江却怕伤了关胜，竟下令鸣锣收军，放走了关胜。
当秦明、林冲质问宋江为什么收军罢战时，宋江说：“吾看关胜英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按：指关云长），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
关胜中计被俘，宋江喜不自胜，“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叩首伏罪”，终于感动了关胜，说：“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愿在帐下，为一小卒”。
就这样东拼西凑，使梁山将领“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构成了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支骨干力量。

宋江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网罗了一大批军官降将、地主豪绅、达官贵人。
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实现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又搞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装神弄鬼，蒙蔽群众。
打完东平、东昌两府归山以后，宋江对众兄弟道：“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后，皆赖托众兄弟英雄扶助，立我为头。
今共聚得一百○八员头领，……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
……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聘请僧道设坛祈祷），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乐；
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果然，在他做了“七昼夜好事”之后，感动了上苍，“天门”大开，“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钻入正南地下”，跟踪挖掘竟然挖出一个石碣，上面写着一百○八人的姓名，而且是以宋江为首，卢俊义为次，排尽座次，使“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
宋江借此机会说：“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
上天显应，合当聚义。
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
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宋江还怕众人不服，日后反悔，又把大家聚到堂上，搞了个对天盟誓的勾当。
宋江说：“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
叫“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听宋江宣誓：“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一齐“歃血誓盟”，“同声共愿”。

《水浒》作者玩弄“天命论”的花招，把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说成是天命规定的。
宋江则利用“天命论”来，维护自己所篡夺的寨主地位，对梁山起义军进行反动的思想统治。
至此，宋江从组织上到思想上，完全控制了梁山农民起义军，为他推行投降路线做了准备。

宋江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公开打出接受招安的白旗。
重阳节近，宋江别有用心地大排筵席，要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命”。
会上宋江写了一首《满江红》的词，公开宣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并令铁叫子乐和单唱这首词。
谁知宋江这首鼓吹投降的词，引起了梁山上革命派的坚决反对。
乐和刚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武松就不耐烦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更是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得粉碎。
宋江见竟然有人反抗他的投降主义，怒不可遏，大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
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
宋江一方面拿李逵开刀，杀一儆百；
一方面巧言诡辩，说：“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
“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
这次所谓的“菊花会”，实际上是梁山农民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的一次激烈斗争。
作者站在美化宋江、歌颂投降的反动立场上，竟把李逵等的反招安斗争，歪曲和诬蔑为不识大体、不顾大义的行为。
宋江把反对意见压制下去以后，就进一步为接受招安进行各方面的活动。
首先是借元宵节进京观灯的名义，乔装打扮，混进东京，窜到与道君皇帝打得火热的娼妓李师师家里，企图“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皇帝的宠妓，走妓女的“后门”，在那里“告一道招安赦书”。
他向李师师表白：他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只是“四海无人识”。
他要“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
希望李师师在皇帝面前说说好话。
他这种奴颜婢膝的行为，使李逵极为厌恶，“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没发付处”，气愤地烧了妓院，闹了京师，吓封了皇帝，迫使宋江这一幕求招安的丑剧只好草草收场。

宋江从京城回到梁山泊不久，得知皇帝派遣太尉陈宗善前来降诏招安，“未见真实”就欣喜若狂，对众人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
今日方成正果！”
宋江这样急于受招安的言行，引起了梁山泊内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
吴用笑道：“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
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
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
宋江对这些话根本听不进去，说：“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
“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
而且强调什么都要“十分整齐”，并派人“离二十里伏道迎接”。
然而，阮小七在接陈宗善的途中，就已经设计用村醪白酒倒换了御酒，用实际革命行动来抵制招安。
但是，宋江却不然，他亲自到金沙滩，一见陈太尉，“纳头便拜”，低声下气地说：“文面小吏，罪恶迷天，曲辱贵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
宋江把陈太尉迎到“忠义堂”，请求太尉上堂宣诏。
果然诏书上没有好话，满篇什么“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掳郡邑，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
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
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龆龀不留。”
这个诏书刚一读罢，只见李逵从梁上跳下来，一把夺过诏书，撕得粉碎，揪过陈太尉拽拳便打，大骂：“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
……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
鲁智深叫骂道：“入娘撮鸟，忒煞是欺负人！”
刘唐、武松和水军头领也一齐发作，叫骂下关去了，“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投降派宋江、卢俊义，仍然一意孤行，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干人护送下三关，再三伏罪：“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
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
哀求太尉回朝“善言则个”。

陈宗善回朝，并没有替宋江在皇帝面前“善言”，反而告了一状，于是天子派遣枢密使童贯统领十万军马，前去剿捕梁山泊。
梁山起义军，英勇抗击，两败童贯，杀得他十万军马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本来，梁山起义军可以全歼官兵，但宋江因为一心要归顺朝廷，为自己留后路，把军事上的胜利拿来作为政治上搞投降的讨价还价的资本，“不肯尽情追杀；
惟恐众将不舍，要追童贯，火急差戴宗传下将令，布告众头领，收拾各路军马步卒，都回山寨请功。”
就这样，把一个反动透顶的童贯放回了东京，连被俘的御前飞龙大将玘美也“留住两日，备办鞍马，送下山去”。
这还不够，宋江还低声下气地陪不是：“将军阵前阵后，冒渎威严，切乞恕罪。
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
倘得他日重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
宋江满以为这样对待朝廷军官就可以被招安了。
但是，天子却认为“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
又派高俅调遣了十个节度使率领十三万军马和大批战船，再次前来剿捕。
宋江这个怕死鬼一听，“心中惊恐”，多亏吴用定计三败高俅，火烧了战船，大破官军，连高俅这个反动家伙也活捉了上山。

宋江一向声称反对贪官。
可是当农民起义军活捉了这个反动透顶的大贪官以后，宋江对他亲热无比，关怀备至，“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
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
宋江“拜罢，就请上坐。”
便教杀牛宰马，大设筵宴，会集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
苦留高俅在山寨住了三天，举办了四次筵席，几次低三下四地哀告：“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
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
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
高俅满口答应：“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
宋江和高俅本是一丘之貉，自然深信不疑，还派了肖让、乐和与高俅一同去东京。
结果正如吴用所估计的那样：高俅折了许多军马，废了朝廷许多钱粮，回到京师，推病不出，朦胧奏过天子，权将军士歇息，肖让、乐和则被软禁在府里。

“一心只要招安”的宋江，见通过高俅不能达到目的，再次派燕青去李师师那里，想通过皇帝的宠妓，乞求皇帝恩赐招安。
燕青来到李师师妓院，又是送金珠宝贝器皿，又是哀求，说什么“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衷曲……，上达天听，早得招安……，若蒙如此，则娘子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也！”
果然“枕头上的关节最快”，当夜，燕青通过李师师的介绍，拜见了道君皇帝，不仅燕青本人得到一道“赦书”，而且使道君皇帝知道了宋江的“衷曲”。
接着，燕青、戴宗又去贿赂了宿太尉。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终于得到了宋王朝的招安。
宋江一听到这个消息，喜不自胜，又是焚香祈祷，又是准备接诏，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起二十四座山棚，结彩悬花，陈设笙箫鼓乐，宋江率领众人，离寨三十里，伏道迎接。
当肖让读罢丹诏，宋江喜得山呼万岁，再拜谢恩。

但是，投降主义者是不得人心的，就在宋江“专待朝廷招安”，“早晚要去东京”之时，“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表现了起义战士与投降派宋江决裂的凛然正气。

宋江受招安后的第二天，差人四处贴告示，教四方居民“到山寨买市十日”。
他把梁山财物选出一部分，“为上国进奉”，“拣选合用船只”，去为朝廷效力，其余全部拍卖一空，最后将“山中应有房宇屋舍，任从居民搬拆；
三关城垣……尽行拆毁。”
彻底毁除了起义军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根基，断绝了起义军重上梁山泊起义造反的后路。

宋江受招安后，奉皇帝诏命去征辽。
当军队由东京出发时，皇帝为了笼络人心，发给每个军士一瓶酒，一斤肉，在陈桥驿犒军。
但犒军官员“贪滥无厌，徇私作弊，克减酒肉”，“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
肉一斤，克减六两。”
引起了军士的不满，一个军校指着厢官斥责道：“都是你这等为利之徒，坏了朝廷恩赏！”
由于遭到厢官的恶毒咒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个军校愤怒地杀死了厢官。
宋江得知大吃一惊，“飞马亲到陈桥驿边”，“问其情节”。
那军校答道：“他千梁山泊反贼，万梁山泊反贼，骂俺们杀剐不尽，因此一时性起，杀了他”。
宋江道：“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杀了！
须是连累我等众人！”
并且诬蔑他是什么“强气未灭”，没有改变“旧时性格”，决定把这个军校“斩首号令”，“申复省院，勒兵听罪”。
宋江这样做，一方面讨得了朝廷的欢心，另一方面，也是“杀鸡给猴看”，压制内部的不满情绪。

以上情节使我们看到，宋江这条地主阶级的走狗，为了投降，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可以在敌人面前求救，可以在娼妓面前摇尾乞怜，可以把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待为上宾，百般逢迎，也可以把自己的“兄弟”当成仇敌而辱骂砍头，自古以来，反动阶级的奴才都是极端卑鄙龌龊的。
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嘴脸，对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投降主义，都是有很大教益的！

四、宋江怎样充当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

宋江接受招安后，立刻“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由于宋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河北威胜州沁源县猎户田虎率领群众，揭竿而起，很快占领了五州五十六县，独霸一方，称为晋王，要与大宋皇帝势不两立。
宋江认为这是“顺天”“护国”的好机会，主动要求宿太尉上奏天子，“情愿起兵前去征进”，用革命农民的鲜血，来换得“加封官爵”的犒赏。

为了向他的主子邀功请赏，宋江极其残酷地屠杀和镇压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
每打开一个城池都是“杀的尸横市井，血满街衢”。
特别是在攻打太原时，宋江乘大雨后河水暴涨，决开了智伯渠和晋水，“水灌太原城”，太原军民惨遭杀害，大水退后，“城中鸡犬不闻，尸骸山积”，“城内军民，沉溺的，压杀的，已是无数”。

宋江刚刚镇压了田虎起义军，“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又去打王庆起义军。
王庆本是开封府的一个下层军官，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扯旗造反，三、四年间就占领了八个军州八十六个县，称为楚王。
宋江带领二十余万人马去打王庆起义军，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暴露了他那屠杀农民赶义军的刽子手的面目。
每次战斗，起义军或被宋江杀得“尸横郊野，血满田畴”，或“山上山下，尸骸遍野”。
南丰是王庆起义军的首府，宋江在打南丰的时候，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十余万起义军被“杀死大半。
尸横遍野，流血成河”。
最后王庆被俘牺牲，连他的亲属也被“诛夷殆尽”。

宋江镇压了田虎、王庆起义军，皇上只加宋江为“皇城使”，卢俊义为“行宫团练使”，命光禄寺大设御宴，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
这个出卖农民起义的叛徒、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仍然感激涕零，“顿首谢恩”。

宋江的一系列叛卖行为，不得人心。
本来宋江想借镇压农民起义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但由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狗咬狗的斗争，宋江这只饿狗受到蔡京、高俅等的排斥，不仅没有升官发财，连军士进城都受到限制。
宋江“凯旋”回到东京的第二天，带领“十数骑马入城，到宿太尉、赵枢密，并省院各官处贺节，往来城中”。
蔡京立刻“奏过天子，传旨教省院出榜禁约，于各门上张挂：‘但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许于城外下营屯扎，听候调遣；
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
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
’”以这件事情为导火索，引起了众人不满，“尽有反心”，三阮和吴用商量：“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
李逵也说“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却惹烦恼。
放着弟兄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
尽管宋江这只地主阶级的走狗由于没有得到重用而“转添愁闷”，“面有愁颜赧色”，但对皇上的“忠心”却没变，一听李逵这话，立即大喝：“这黑禽兽又来无礼！
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
你这厮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
宋江看出众“弟兄”的不满，生怕他们造反，坏了他的“忠义”二字，再一次使出他的反革命伎俩，赶紧“会集诸将，商议军机”，俟大小人等都到帐前，宋江说：“俺是郓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赖你众弟兄扶持，尊我为头，今日得为臣子。
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虽然朝廷出榜禁治，理合如此。
……我等山间林下，鲁莽军汉极多；
倘或因而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坏了名声。
……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
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
宋江以这种狡猾权术欺骗群众，他用“仁义”的绳索束缚住了梁山起义军中不愿投降的革命派的手脚，众人听了宋江的话，“俱各垂泪设誓而散”，这就为他镇压方腊起义军做了思想准备。

江南起义军领袖方腊，原是歙州一个砍柴的樵夫，由于宋天子在吴中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占领了歙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潮州、宣州、润州等八州管下的二十五个县，“自为国主，独霸一方”，成为宋家王朝的心腹大患。
宋江这个宋王朝的忠实奴才、鹰犬和刽子手，两次镇压农民起义没有得到重用，仍不死心，决心再次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首向上爬。
他一听说“如今江南草寇方腊反了”，立即再次主动要求宿太尉保奏，“情愿起兵，前去征进”。
天子当然乐于利用这只走狗，“降敕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
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
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骑，彩缎二十五表里”。
宋江领兵从镇江渡江，对方腊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宋江在与方腊的弟弟方貌对阵的时候说：“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
他和卢俊义分两路进剿，每攻下一地就把抓来的俘虏“尽行诛杀”，不是“割腹挖心”，就是“碎剐于市”，或者“斩首沥血”。

方腊起义军与宋江率领的反革命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
虽然“宋江军马席卷而来”，方腊的“州县俱陷”，“止有清溪大内”，而宋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攻一地都要折几个“弟兄”，最后他带来的一百○八人，只剩下二十七人“班师回京”。
在攻打清溪帮沅洞的时候，宋江极其残忍地把方腊起义军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起义军二万余首级。
对方腊起义军的根据地，“宋江传令，教四下举火，尽皆焚化。”
最后，方腊被俘，押送朝廷，“于东京市曹上凌迟处死，剐了三日示众。”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被宋江血腥地镇压了下去！

这里使我们看到一个鲜明对比：宋江在受招安前与官军打仗，每次捉了“朝廷命官”，不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就是“大设筵席”，“亲送下山”。
而对农民起义军，宋江则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水浒》的作者对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刽子手，却大唱赞歌，说什么“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果然这个刽子手用农民起义军和他的“结义兄弟”的尸体建立起了他的宝座，被封为“楚州安抚史”，“衣锦还乡”，“州县官僚，探望不绝”，达到了他升官发财“青史留名”的卑鄙目的。
但宋江留下的不是美名，而是人皆曰可杀的臭名！
历史的判决是无情的：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接受招安，充当鹰犬，镇压革命，最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宋江所走过的一条反革命罪恶道路。

宋江镇压了方腊农民起义军以后，终于受到了皇上的重用。
这引起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另一派代表人物高俅、杨戬的嫉恨，两人商议“这宋江、卢俊义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却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如何不惹人耻笑？
自古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决定害死宋、卢两人。
先是在“御食”中下了水银，坠了卢俊义的腰肾，落水而死，然后在“御酒”中下了慢性毒药，鸩死了宋江。
宋江毕竟不愧为宋王朝的忠实走狗，在他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忠义”二字，他想：“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
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
我死不争，只是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啸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
于是“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骗他吃了药酒。
李逵起初得知朝廷要给宋江药酒吃，大叫：“反了罢！”
“再上梁山泊倒快活！
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
这时宋江才假惺惺地对李逵说：“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
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
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
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
你死之后，可来此处，……和你阴魂相聚。”
宋江用毒药毒死李逵，扑灭了这股主张造反、反对投降的革命“旋风”，做为效忠封建王朝的最后行动，证明他是反动统治阶级死心塌地的奴才，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

《水浒》的作者为了美化投降派头子宋江，在他死后，还让他的鬼魂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道君皇帝“跪膝向前垂泪启奏”，表示“今陛下赐臣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
并向皇帝报功：“但恐李逵怀恨”，再去造反，臣已“亲与药酒鸩死”。
真是忠君已极！

总括宋江的罪恶一生，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赵宋皇帝的忠实走狗，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正因如此，宋徽宗“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塑造神象，让他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使其“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表史记”。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这就是《水浒》作者对投降派宋江的最后颂扬。

综合以上的介绍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宋江是一个混进农民革命队伍并且篡夺了领导权的地主阶级分子，是一个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推行的是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宣扬的是“天命论”、“忠义”等孔孟之道，贩卖的是“升官晋爵”、“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玩弄的是反革命两面派阴谋权术，起的是瓦解农民革命队伍的蛀虫的作用，充当的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和刽子手的角色。
《水浒》竭力把投降派宋江作为正面英雄加以描绘和美化，竭力歌颂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竭力涂抹和丑化晁盖、李逵、吴用、三阮等革命派，把他们作为宋江的反衬人物，肆意歪曲和污蔑他们坚决反抗封建王朝、不愿意投降的革命路线，因此，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
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
我们从宋江的反革命生涯中可以看到：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投降，必然要去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走狗镇压革命。
在古代投降派从内部攻破革命堡垒的惨痛教训上，可以进一步看到现代投降派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
如果让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得逞，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后所遭遇到的“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悲剧就会重演。
因此，我们切不可忘记：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我们还看到，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军事路线。
宋江搞修正主义，在政治上乞求招安，表现在军事上就必然立足于降，而不可能立足于打，打也是为了降。
因此梁山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宋江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毁于一旦。
历史教训是现实斗争的宝贵借鉴。
当前，在革命因素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也在明显地增长，两霸争夺越演越烈。
当前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教育，十分有益于加强战备。

当前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
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进一步认清无产阶级专政赋予我军的伟大历史使命，树立准备打仗、敢打必胜的思想，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学习毛主席的指示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