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疆各族人民转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祝贺和关怀
中央代表团分五路前往天山南北访问
新华社乌鲁木齐1975年10月04日电
中央代表团今天分成五路，前往天山南北，向新疆各族人民转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热烈祝贺和亲切关怀。
各路代表团成员今天分别乘专机东去哈密，西去伊犁，北去克拉玛依，南去喀什和库尔勒。
他们将对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五个自治州和八个地区及克拉玛依市进行访问，会见各族人民。
中央代表团这几天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参加庆祝活动期间，还曾参观了自治区二十周年成就展览会。
陈锡联团长等在展览会上仔细地观看了农牧、工交、文教等各个馆的展品，称赞自治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成就，并勉励全疆各族人民再接再厉，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10月02日上午，中央代表团观看了各族民兵和驻军部队、红小兵的射击表演。
陈锡联团长等会见了各族射手，勉励他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加强军民团结，加强部队建设和民兵建设，继续搞好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新的贡献。

以陈锡联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10月03日，在赛福鼎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乌鲁木齐县东风人民公社，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广西桂平县五·七劳动学校、陕西华县五·七大学
积极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材
据新华社南宁1975年10月04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五·七劳动学校，积极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材，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桂平县五·七劳动学校设有农业、林业、畜牧兽医、农机、水电和农医等专业。
学生从回乡或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毕业后回到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
学校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扬抗大传统，一面结合农村实际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一面生产。
这所学校开办六年多来，已先后为农村培养了二千五百多名学员，他们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学员梁武志毕业后回乡的第2天，便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利用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和社员一起防治农作物病虫害，被群众选为生产队副队长、科研组长。
梁武志当了干部后，白天仍然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则利用夜校这个阵地，组织青年民兵和社员群众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批判资产阶级，还定期给社员上农业技术课。
农机专业学员张锦伦毕业后回乡担任拖拉机手，他除了开好拖拉机外，一有空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去年，他出工三百四十多天，被县内评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个人。
畜牧兽医专业学员杨永英回到白沙公社景乐大队后，当了大队兽医，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合作保健。
一年半来，他医治了四十多头耕牛；
对二千六百多头猪进行了防疫注射，促进了这个大队畜牧业的发展。
据新华社西安1975年10月04日电
陕西省华县五·七大学积极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材，为农业学大寨做出了贡献。
地处关中平原的华县，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急需各方面的技术人材，华县五·七大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办起来的。
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都注意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
华县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是盐碱地，严重地影响了粮棉增产。
农业技术专业的师生在教土壤学时，对全县的盐碱地做了普查，编写出《华县盐碱地的生成、改良和利用》。
其他如《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红薯的贮藏》、《华县家畜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等，也是根据农村的需要编写的。
这些教材好学易懂，毕业后用得上，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华县五·七大学办学四年来，为农村培养了两千多名技术人材。
学校在教学过程中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许多学生毕业后能严格要求自己，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为发展农业生产贡献力量，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情称赞。
这个学校的学生张润草毕业后担任兽医，几年来已经掌握了多种牲畜疑难病症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成为兽医站的骨干。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罗佐民回到农村以后，为了解决晚秋作物成熟迟影响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克服重重困难，反复进行试验，成功地把玉米育苗移栽新技术推广到大田生产中去，促进全大队的粮食生产连年增产。

柳河五·七干校在毛主席指示指引下越办越好
大批干部先后在干校学习革命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参加生产劳动，从事群众工作，受到革命传统和继续革命的教育
新华社哈尔滨1975年10月04日电
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把办好五·七干校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使干校越办越好。
这个干校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坚持走五·七道路，近年来陆续培训了一大批从基层选拔到县以上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党的革命传统，保持劳动人民的政治本色，取得了显著效果。
柳河五·七干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的基础上创办的。
在1968年10月0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七年来，柳河五·七干校在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指引下，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他们先后培训了六千八百多名干部，全省县委以上领导班子中，到柳河五·七干校学习过的一般有三、四人，多的有五、六人。
他们回到领导岗位后，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新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有力地推动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今年以来，柳河五·七干校党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经过社会调查和总结办校经验，对毛主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一教导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到，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大有希望。
干校党委把自己的工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更加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
他们组织来干校学习的干部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参加生产劳动，从事群众工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
他们认为干校不仅要重视对老干部进行教育，就是对脱离生产劳动时间不长的新干部，也需要组织他们分批下放劳动，使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
柳河五·七干校近年来对选拔到领导岗位的新干部，着重强调要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进行社会调查紧密联系起来。
经验证明，这是帮助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保持劳动人民政治本色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许多从基层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到干校学习之后，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原来他们总感到自己来自基层，不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情况。
到领导岗位以后，他们也参加过一些劳动，但常常是以领导者身份出现，很少考虑自己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到干校后，给他们教育最深的是，处处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无论参加劳动还是学习理论，都要立足于锻炼，着眼于改造。
大家自觉地检查自己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劳动人民的感情有没有淡薄，劳动人民的本色变了没有？
这样很容易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差距，增强了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的自觉性。
有一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贫农出身，是从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这样逐步提拔上来的。
他原来在基层很能联系群众，到县委工作后，开始还很艰苦朴素，工作踏实，后来作风就有些飘浮，参加劳动很少，觉得自己根正苗红，红旗下长大，逐渐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了。
刚来五·七干校，他对下放劳动锻炼思想准备不足，感到有些突然。
经过一段艰苦劳动和认真学习，他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发现了原先在领导岗位上自己不容易发现的缺点，痛感到自己变得很快，越想越觉得有必要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而且以后要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
他学习结束回县以后，坚持深入群众，自觉地参加劳动，回去八个月中蹲点四个月以上，劳动七十多天。
抗旱往地里运冰块，社员用土篮子挑，他用比土篮子大的筐子挑。
群众反映，县里的领导这样带头苦干，我们县准能很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这些学员在干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强调理论一定要结合实际斗争学。
开头有些从基层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觉得干校安排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参加劳动、插队锻炼和进行社会调查，对他们没有必要，最好是多增加一些时间读书，“多办点货回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有了实际体会，逐步端正了学习态度。
例如当他们分头到下边进行社会调查以后，对改造小生产问题认识就比较更清楚些，一致认为，要大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常地、自觉地向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
又如在插队锻炼中，由于能够着眼于改造世界观，他们向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对自己思想触动很大。
他们看到有的先进生产大队，由于党支部路线正，班子硬，作风踏实，从1970年开始连续四年农业生产跨了四大步，粮食亩产超千斤；
看到贫下中农在农忙期间，早上三点半到地里干活，晚上到天黑才收工，一心为革命种田；
看到有的队把最好的土豆拣出来交售给国家，剩下的自己分配。
通过这许多生动的事实，大家找到了差距，深感到自己的阶级斗争观念没有群众强，路线斗争觉悟没有群众高，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没有群众足，风格没有群众高，生活没有群众艰苦，普遍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继续革命的教育。
通过到五·七干校学习，许多从基层选拔到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学习到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到了党的革命传统，决心回到工作岗位后继续坚持学习，坚持应用。
有一位二十六岁的县委副书记在干校收获很大。
回到县里他首先在自己那个大队党支部内开展了整风。
然后他蹲在一个先进的生产大队，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县委过去对先进典型存在的问题注意不够，往往只看到生产好的方面，掩盖了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他认为对先进单位同样要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能因为是先进单位就放松领导。
县委很重视这个调查，准备对全县的先进典型都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既充分肯定他们好的经验，又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的问题，坚持用两分法指导工作。

柳河五·七干校在毛主席指示指引下越办越好
大批干部先后在干校学习革命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参加生产劳动，从事群众工作，受到革命传统和继续革命的教育
新华社哈尔滨1975年10月04日电
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把办好五·七干校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使干校越办越好。
这个干校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坚持走五·七道路，近年来陆续培训了一大批从基层选拔到县以上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党的革命传统，保持劳动人民的政治本色，取得了显著效果。
柳河五·七干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的基础上创办的。
在1968年10月0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七年来，柳河五·七干校在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指引下，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他们先后培训了六千八百多名干部，全省县委以上领导班子中，到柳河五·七干校学习过的一般有三、四人，多的有五、六人。
他们回到领导岗位后，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新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有力地推动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今年以来，柳河五·七干校党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经过社会调查和总结办校经验，对毛主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一教导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到，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大有希望。
干校党委把自己的工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更加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
他们组织来干校学习的干部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参加生产劳动，从事群众工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
他们认为干校不仅要重视对老干部进行教育，就是对脱离生产劳动时间不长的新干部，也需要组织他们分批下放劳动，使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
柳河五·七干校近年来对选拔到领导岗位的新干部，着重强调要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进行社会调查紧密联系起来。
经验证明，这是帮助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保持劳动人民政治本色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许多从基层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到干校学习之后，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原来他们总感到自己来自基层，不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情况。
到领导岗位以后，他们也参加过一些劳动，但常常是以领导者身份出现，很少考虑自己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到干校后，给他们教育最深的是，处处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无论参加劳动还是学习理论，都要立足于锻炼，着眼于改造。
大家自觉地检查自己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劳动人民的感情有没有淡薄，劳动人民的本色变了没有？
这样很容易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差距，增强了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的自觉性。
有一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贫农出身，是从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这样逐步提拔上来的。
他原来在基层很能联系群众，到县委工作后，开始还很艰苦朴素，工作踏实，后来作风就有些飘浮，参加劳动很少，觉得自己根正苗红，红旗下长大，逐渐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了。
刚来五·七干校，他对下放劳动锻炼思想准备不足，感到有些突然。
经过一段艰苦劳动和认真学习，他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发现了原先在领导岗位上自己不容易发现的缺点，痛感到自己变得很快，越想越觉得有必要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而且以后要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
他学习结束回县以后，坚持深入群众，自觉地参加劳动，回去八个月中蹲点四个月以上，劳动七十多天。
抗旱往地里运冰块，社员用土篮子挑，他用比土篮子大的筐子挑。
群众反映，县里的领导这样带头苦干，我们县准能很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这些学员在干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强调理论一定要结合实际斗争学。
开头有些从基层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觉得干校安排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参加劳动、插队锻炼和进行社会调查，对他们没有必要，最好是多增加一些时间读书，“多办点货回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有了实际体会，逐步端正了学习态度。
例如当他们分头到下边进行社会调查以后，对改造小生产问题认识就比较更清楚些，一致认为，要大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常地、自觉地向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
又如在插队锻炼中，由于能够着眼于改造世界观，他们向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对自己思想触动很大。
他们看到有的先进生产大队，由于党支部路线正，班子硬，作风踏实，从1970年开始连续四年农业生产跨了四大步，粮食亩产超千斤；
看到贫下中农在农忙期间，早上三点半到地里干活，晚上到天黑才收工，一心为革命种田；
看到有的队把最好的土豆拣出来交售给国家，剩下的自己分配。
通过这许多生动的事实，大家找到了差距，深感到自己的阶级斗争观念没有群众强，路线斗争觉悟没有群众高，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没有群众足，风格没有群众高，生活没有群众艰苦，普遍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继续革命的教育。
通过到五·七干校学习，许多从基层选拔到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学习到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到了党的革命传统，决心回到工作岗位后继续坚持学习，坚持应用。
有一位二十六岁的县委副书记在干校收获很大。
回到县里他首先在自己那个大队党支部内开展了整风。
然后他蹲在一个先进的生产大队，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县委过去对先进典型存在的问题注意不够，往往只看到生产好的方面，掩盖了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他认为对先进单位同样要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能因为是先进单位就放松领导。
县委很重视这个调查，准备对全县的先进典型都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既充分肯定他们好的经验，又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的问题，坚持用两分法指导工作。

欢乐的哈萨克草原
以陈锡联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10月03日来到天山深处乌鲁木齐县东风公社的白杨沟，同各族人民亲切会见，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带到了哈萨克草原。
白杨沟草原上，天山塔松青翠，红旗迎风招展，羊马牛驼满山岗。
当陈锡联团长和乌兰夫、张才千、毛远新、巴桑、崔海龙、苏静副团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由自治区负责人赛福鼎、司马义·艾买提等陪同到达这里的时候，哈萨克族牧民穿着节日盛装，骑着骏马，列队迎接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亲人。
草原上出现了欢腾的景象。
冬不拉奏起欢乐的乐曲，哈萨克族牧民跳着民族舞蹈，天山深处歌声飞扬，“加沙（万岁），毛主席！”
“加沙，共产党！”
的欢呼声，在山谷和草原上空回荡。
中央代表团同志在草原上听取了公社党委书记哈德尔别克同志关于公社革命和生产情况的介绍。
代表团对哈萨克族牧民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畜牧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十分高兴，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接着，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分别访问了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
陈锡联同志和赛福鼎同志来到社员哈力的新毡房，他们向主人亲切问候。
哈力一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带来的关怀。
他的新毡房四周挂着花毯，毡房里摆设着新被、新衣和缝纫机。
哈力告诉中央代表团同志说，他解放前的生活象牛马，命运象戈壁上的芨芨草，任人蹂躏践踏。
他对中央代表团同志说：
“草原上幸福的清泉是毛主席开辟的；
哈萨克牧民过上好生活，是共产党英明领导的。
哈萨克人民最大的心愿只有一个，愿毛主席寿比天山，万寿无疆。”
陈锡联团长赞扬哈萨克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热爱，赞扬他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
哈力的妻子激动地说：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哈萨克牧民是草原上最幸福的人。”
陈锡联副总理和中央代表团成员同哈力一家合影留念，哈力快活地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会永远温暖着我们哈萨克人民的心。”
草原上的牧民们在欢乐中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一群穿着鲜艳服装的哈萨克族男女青少年，围着中央代表团的同志翩翩起舞。
他们邀请陈锡联团长同舞。
赛福鼎同志接过冬不拉，拨动着琴弦。
随着悠扬的琴声，陈锡联、乌兰夫、张才千、毛远新、巴桑、崔海龙、苏静等同志和哈萨克族社员一起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这时，掌声、歌声和欢呼声连成一片。
一些哈萨克族女社员跑上前来，请代表团团员潘多、玉荣、郭凤莲、朱逢博等穿上哈萨克族妇女的鲜艳服装，骑上骏马在草原上漫步。
社员们高兴地说：
“藏族、蒙古族、汉族和哈萨克族这么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们各民族人民团结成一家人啊！”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同东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哈布得力骑马并行，一同观看草原景色。
郭凤莲赞扬说：
“哈萨克人民把草原建设得这样美，值得我们学习。”
哈布得力说：
“同大寨比，我们还差得很远。
我们要学习大寨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把哈萨克草原建设得更美。”
《白毛女》剧组独唱演员朱逢博同东风公社业余宣传队的哈萨克族女演员一起唱了哈萨克族歌曲《萨里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受到牧民的热烈欢迎。
这一天，东风公社的哈萨克族社员还为中央代表团表演了赛马、叼羊、夺红旗和摔跤等具有民族风格的体育项目。
阳光洒满天山，凯歌震荡草原，草原上无限欢乐，哈萨克人民的心飞向了北京。
　新华社记者

毛主席语录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方腊故乡浙江淳安县叶家公社部分干部和贫下中农评《水浒》座谈纪要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宋代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故乡——浙江淳安县叶家公社的干部、贫下中农认真进行了学习，联系当年历史上方腊坚持革命斗争、英勇不屈的感人事迹，评论《水浒》，批判小说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分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决心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李圣金（松坪大队老贫农）：
《水浒》这部书，过去在我们农村流传很广，流毒很深。
听有人说，《水浒》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我们贫下中农不这样看。
《水浒》通过写宋江投降的全过程，美化投降派，歌颂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中的宋江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里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农民起义队伍里的蛀虫，封建统治者的忠实走狗。
他从小学的是孔孟之道，满口讲的是“忠、孝、仁、义”，一心想的是“尽忠报国”，“青史留名”。
但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使宋江很难爬上去，后来，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上梁山去避避难，等朝廷来招安。
他一心想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
以后他果真爬上去了，成了贫苦农民的死对头。
胡翔坤（公社党委书记）：
宋江是抱着“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目的上梁山的。
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排斥异己，组织黑班底，为他篡权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作准备。
当他篡夺了梁山领导权后，第1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这一“修正”，就把梁山英雄“聚义”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取消掉了，塞进了忠君报国，为封建皇帝效劳的黑货。
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
宋江投降了宋王朝，成了奴才。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揭露了宋江的反动面目。
方嫩玉（洞源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方腊出在我们村子里，他很有反抗精神。
由于残酷的封建压迫与剥削，还有什么“花石纲”征敛，贫苦农民终身勤劳，妻子冻馁，求01日饱食不可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方腊举起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革命造反大旗，杀里正，打州县，攻城池，还准备直捣封建王朝的老窠。
四方百姓纷纷响应，数日之间，起义队伍便从千把人发展到数万人，后来又扩展到“众殆百万”。
方腊还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建立农民阶级自己的政权，矛头直指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
方腊起义震撼了东南半壁，动摇了反动的封建统治。
封建统治者联合了一切反革命势力“围剿”方腊。
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方腊起义失败了。
方腊在敌人四面包围下，还在帮源洞坚持斗争，敌人千方百计威胁引诱，要方腊投降，方腊却坚决抵抗，拒不投降。
最后，方腊及其妻、子和其他首领五十二人被俘，英勇就义。
方腊余部七万人也斗争到底，最后许多人壮烈牺牲，充分表现了农民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徐哲义（洞源大队老贫农）：
《水浒》为了美化投降派宋江，就百般丑化、诬蔑方腊起义军。
骂方腊是“江南草寇”，胡说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这是颠倒黑白！
方腊是由于反动地主阶级的官吏残害百姓，才带领贫苦农民起来造反的。
我听老辈人讲，方腊打到那里，就杀哪里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开仓分粮，用没收来的布匹做成衣服发给穷苦百姓穿，很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叶百华（叶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理论学习小组组长）：
方腊是“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起义的真正领袖；
小说中的宋江“替天行道”，是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两者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可是，过去有些人美化叛徒宋江，说“受招安”是“农民的历史局限性”。
言下之意是说农民起义最后总是要投降的，这是对农民阶级的极大污蔑！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受压迫剥削最重，革命性最强，与封建统治者誓不两立，对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恨之入骨，总是斗争到底的。
方腊起义，矛头直指封建皇帝；
他们在与官兵战斗中勇敢杀敌，毫无半点妥协；
斗争最后失败了，但他们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最后壮烈牺牲。
是象方腊那样坚持斗争，还是象小说中的宋江那样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是一回事呢？
把宋江的投降叛变行为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
革命派同投降派不容混淆，阶级调和论必须批判！
王春苟（张家大队老贫农）：
不管反动统治阶级如何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最清楚。
我们一看《水浒》中宋江去打方腊，心里就有气。
解放前，有戏班来演《擒方腊》一类的坏戏，我们就拆掉戏台，赶走戏班，不让演出。
在方腊住过的童家店一带，旧社会还流传过“水氽童家店，方腊出两遍”的民谣，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盼望再次出现方腊这样的农民领袖的心愿。
为了纪念方腊，劳动人民不顾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禁令，把帮源洞改为“方腊洞”，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歌颂方腊的故事。
方腊所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精神，是歪曲不了，抹煞不掉的。
叶大根（叶家大队学校教师）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这两句诗从反面告诉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叛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更凶恶。
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人披着革命的外衣，不容易被人们所识破，有很大的欺骗性；
另一方面，这些人一旦叛变革命，当了奴才，干起反革命勾当来必然更卖力、更凶狠。
《水浒》中的宋江就是这样。
他始而拿“忠义”欺骗群众，叛卖革命，从内部瓦解生气勃勃的梁山农民起义军，起到了宋王朝官兵所起不到的作用；
继而向革命人民开刀，成了镇压方腊起义的急先锋。
徐哲义：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封建阶级的奴才，在梁山时，每次俘获反动将领，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
可是，他在方腊起义军面前，却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
“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
他的反革命立场是多么顽固！
宋江靠了镇压方腊起义，踏着方腊起义军的鲜血，爬上了楚州安抚使的宝座。
但是，过了不久，宋江这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还是在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可耻地死去了。
胡翔坤：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宋江的反革命道路看到一条规律：
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反过来镇压革命人民，最后自取灭亡。
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刘少奇、林彪不是这样干的吗？
他们对内投降资产阶级；
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我们一定要坚持反修防修，永远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
叶百华：
评论和讨论《水浒》，决不只是文艺界的事，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事。
我们理论学习小组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战斗。
在革命队伍里出现投降派，有人搞修正主义路线，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在国内，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因而也必然会有人搞阶级投降；
在国际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而也必然有人搞民族投降。
刘少奇、林彪就是现代的投降派。
我们要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选自《浙江日报》，本报有删改）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柏青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相传由施耐庵于元末明初写成，原作是一百回本。
在其流传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百二十回，一百一十五回等版本。
到了明末，封建反动文人金圣叹将《水浒》腰斩、评点，成为七十回本。
这个金批本流传最广，一直受到吹捧。
清代封建文人称赞金圣叹腰斩《水浒》“深得剪裁之妙”。
买办文人胡适，更把金批《水浒》说成是“一部永不会灭的奇书”。
解放以后，有人也仍然把金批本赞为《水浒》的“最佳版本”，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继续吹捧。
因此，深入剖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反动实质，是《水浒》评论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水浒》写了投降的全过程：
它的前七十一回，主要内容是梁山起义军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宋江篡夺梁山泊领导权，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七十一回后，主要内容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发展到接受赵宋王朝的招安，替朝廷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样一个结构，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反动政治意图。
而金批本却砍掉了七十一回以下的全部内容，增加卢俊义的一场恶梦作为全书的结尾，并把原作第1回改作“楔子”，成为七十回本《水浒》。
腰斩后的《水浒》，删掉了宋江叛变投降、充当反革命鹰犬的一系列罪行：
在菊花会上，宋江公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口号，对李逵等不愿意投降的人们，软硬兼施，百般压制。
此后，宋江又极力讨好朝廷，对俘获的反动官僚高俅“纳头便拜”，待如上宾，恭恭敬敬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
对前来招安的“天使”，更是卑躬屈膝，“叩首伏罪”，表示要“尽忠报国，万死无怨”。
甚至不惜跑到京城，向皇帝的宠妓李师师施以重贿，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
在接受招安后，宋江又亲自率军攻打方腊，对起义农民“剖腹剜心”，残酷镇压。
宋江因此而“官爵升迁”。
但是，和一切走狗一样，他终究没有逃脱可耻下场。
这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喝了有毒的御酒，还高叫“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唯恐李逵重上梁山，又设下圈套，用御酒毒死了李逵。
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彻底地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狰狞面目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而腰斩后的《水浒》，却勾销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掩盖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模糊了人们对《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的认识。
因而，这部反面教材不仅失去了完整性，成了“断尾巴蜻蜓”，而且变得不真实了。
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非常不满意，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指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
这是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辛辣讽刺和深刻批判。
金圣叹腰斩《水浒》，决不意味着他和《水浒》作者在根本立场上有什么不同。
他们在仇视农民革命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他们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却有不同的主张。
《水浒》作者主张在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的同时，着重采取“挖心战”的策略，妄图用“招抚”这把软刀子消灭农民革命。
在他看来，利用宋江这类钻进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从内部来瓦解革命，比依靠反动军队剿灭革命更有利。
事实证明，蔡京、童贯、高俅之流做不到的事，宋江却可以做到。
所以，他在《水浒》中，极力贬斥梁山泊革命领袖晁盖，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投降派头子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窃取了领导权；
他还歪曲和丑化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反对投降的人，把宋江、卢俊义这样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捧上天。
《水浒》作者还把宋江的招降纳叛美化为“招纳豪杰”，把宋江“替天行道”、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上奉天意，是从“九天玄女”那里领来的“法旨”，下得民心，“众皆称谢不已”；
把起义军在宋江投降派把持下接受招安，说成是“方成正果”，而把宋江充当宋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说成是“尽忠报国”。
其罪恶用心，就是妄图通过宣扬投降主义，美化投降派，来扼杀起义农民的革命意识和造反精神，使他们不剿自灭，或者纳入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轨道。
这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一手。
而金圣叹则反对《水浒》中鼓吹的这种“招抚”策略，这在他为《水浒》写的三篇序和大量批语中，十分鲜明地反映出来。
他认为对农民起义进行“招抚”，是“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会导致“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使“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
而让宋江去征讨别的农民起义军，则“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
所以他极力贬斥宋江，说宋江“处处以权诈行其忠义”，是假忠义，目的就是要证明“招抚”策略的有害。
金圣叹认为，只要上了梁山，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是同朝廷对抗到底还是“暂居水泊，专等朝廷招安”，都是“好乱之徒”，必须斩尽杀绝。
即便是对投降派头子宋江，也不能赦免。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砍去了《水浒》后面的二十几回，删去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情节，并且捏造一段“惊噩梦”作为结尾，使一百○八人骈首就戮。
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偶然的。
鲁迅指出：
“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
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明末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农民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江南北，封建“纲常法纪，扫地无余”。
明朝统治者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在一六二九年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对起义军采取
“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
一六三一年，“招抚”政策失败，杨鹤下狱，又起用洪承畴为总督，改用“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策略。
敌人的军事镇压和“招抚”诡计，给农民起义造成了困难和挫折。
但是，革命农民不甘屈服，前仆后继，坚持斗争。
起义的烈火越“抚”越旺，越“剿”越大。
官僚地主梅之焕惊呼：
“似此光景，抚之一字已无望矣”，“而剿亦何容易言也”。
就在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一六四一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下洛阳，处决了血债累累的福王朱常洵，歼灭反动军队主力十几万人，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荷旗而往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一些被统治者用“招抚”诡计瓦解的起义部队，又重新举起了反抗的大旗。
于是封建反动势力象输光的赌棍一样，妄图用更疯狂的屠杀消灭革命。
这“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他们幻想在起义农民的血泊里苟延残喘。
金圣叹在这个斗争关头腰斩《水浒》，正是适应了明朝封建统治者策略变化的需要，反映了面临灭顶之灾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疯狂性。
金圣叹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端仇视农民革命。
他把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归咎于统治者“招抚”政策的失败。
他认为《水浒》一味宣传招安，不利于扑灭农民革命。
他不理解《水浒》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险恶用心。
认为对起义军赦罪招安，并赞美“盗魁”宋江是“有仁有德”“忠义双全”的“盖世英雄”，让他为朝廷“建功立业”，并进而加官赐爵、封妻荫子，这无异于鼓励更多的人起来造反。
他说：
“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
”特别是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漫天大火中，对这部“是非乖错”的小说继续流传，“听之则不可”；
但是，《水浒》毕竟已经流传了二百多年，“禁之则不能”。
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伪称发现了“古本”，将《水浒》拦腰砍断，使它为明朝统治者的屠杀政策服务。
怎样评价金圣叹腰斩《水浒》，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影响很坏，至今没有得到澄清。
有一种观点认为：
金圣叹是一个有叛逆精神的封建时代评点家。
他腰斩《水浒》，是因为反对宋江的妥协投降，安排一场恶梦收尾，是为了使起义农民
“磊磊落落、慷慨就义，来得不失英雄本色”，等等。
一句话，腰斩得好。
金圣叹真的是反对宋江的妥协投降吗？
当然不是。
他反对的只是宋江的“落草为寇”，和朝廷对起义军的
“赦罪招安”。
精心安排的那场恶梦，也决不是让起义农民有个英勇悲壮的结局。
请看：
当卢俊义被捉后，宋江并没有率军进行任何抵抗，而是“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他们被绑缚双手，“一齐哭着膝行进来”，乞求赦免，却被“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
这哪里是什么“磊磊落落、慷慨就义”？
分明是屈膝投降、可耻丧命。
对此，金圣叹批道：
“真正吉祥文字”。
他的同情究竟在哪个阶级一边，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在金圣叹的批语中，确有一些批评贪官污吏的话，有些人便以此来证明他是“封建政权的叛逆”。
事实并非如此。
清朝顺治皇帝，看了金圣叹批点的“才子书”，就称赞他为“古文高手”。
对此，金圣叹受宠若惊，专门写诗颂扬清王朝的“盖代无双业”，临死还不忘这个“知己”的皇帝，声声“更呼先帝”。
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臣怎么能是“封建政权的叛逆”？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水浒》作者和金圣叹的共同立场。
金圣叹对高俅之流的讥讽笑骂，仅仅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充其量不过是对皇帝的“讽谏”，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小骂大帮忙。
至于对腐朽的封建制度，金圣叹则不仅不揭露，而且百般掩饰。
他在四十三回的批语中说：
“非朝廷不爱人材，只是奸臣闭塞之也”，朝廷是很好的，责任只在奸臣；
而“奸臣闭塞朝廷，亦非有大过恶”，不值得大惊小怪。
请看，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叛逆精神”！
鲁迅早就指出：
“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
而过去对金圣叹的某些评论，则完全违背了这一正确论断。
另一种观点虽然不同意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肯定，但他们的立论根据却是什么金圣叹“丑化为梁山泊英雄好汉所爱戴的首领宋江”、歪曲《水浒》歌颂农民起义的主题。
这些论者，实际上完全肯定了《水浒》对投降派宋江的美化和歌颂，把宋江与高俅间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跟梁山泊起义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混为一谈，把窃取了农民起义领导权的地主阶级分子宋江，看作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为梁山泊好汉所爱戴”的领袖。
他们没有认识到，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不怕官司不怕天”，同宋江“替天行道”、争取招安的斗争，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生死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把宋江这个农民起义的叛徒说成是当然领袖，把接受招安说成是起义农民的共同愿望，这正是歪曲和反对农民起义，怎能说是对农民起义的“热情歌颂”呢？
金圣叹确实在批语中贬斥了宋江，把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忠臣烈士”，说成是“倡聚群丑”的“盗魁”；
把宋江“一心报国，日望招安”，说成是“强盗之变计”。
他贬斥宋江，决不是站在起义农民立场上对宋江的批判，而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起义的仇视。
《水浒》作者把宋江作为忠于朝廷的“义士”来歌颂，而金圣叹则把宋江作为犯上作乱的“盗魁”来贬斥，无论是歌颂，还是贬斥，他们的反动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论者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水浒》的反动主题和宋江的丑恶嘴脸，当然也就不能真正认清《水浒》原作与金批本共同的反动本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固然出于反动的动机，但金批本删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客观效果是好的。
其实金圣叹的腰斩和评点，使《水浒》的投降主义主题变得隐晦了，因而更带欺骗性。
金圣叹在批语中还大肆兜售“天命”“忠恕”
“孝悌”等孔孟之道，和“生死迅疾”、“人生如梦”的虚无颓废思想；
《水浒》的“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
《水浒》金批本的广泛流传，其效果只是扩大了《水浒》的有害影响。
长期以来，在评价金批《水浒》中出现的这些错误观点，以及在《水浒》的出版和评论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偶然的。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不同看法，归根结底，反映了对《水浒》本身的根本评价问题。
有些人之所以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极力吹捧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抹煞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两个阶级、坚持起义与投降叛变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掉进了阶级调和论的泥坑。
毛主席最近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向我们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
我们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彻底批判投降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提高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增城县委以大干快上的革命精神办干校
中共广东省增城县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以大干快上的革命精神重新办起了一所五·七干校。
这个县在1968年曾经创办了一所五·七干校，先后培训了八百多名干部。
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干校停办了。
经过批林批孔，特别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县委结合总结干部教育工作，深刻认识到：
搞好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一项当务之急。
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办好五·七干校，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于是，县委决定以大干快上的革命精神，迅速恢复办五·七干校。
在筹办干校的过程中，县委组织广大干部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重温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办五·七干校的重要意义，为办好五·七干校大造革命舆论；
并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组织大家深入学习毛主席有关干部教育的各项教导，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攻击和破坏五·七干校的罪行，引导大家划清两条干部教育路线的界限，为办好五·七干校打下思想基础。
县委还召开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会议，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做办好五·七干校的促进派，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带头进干校学习、锻炼。
增城县委坚持把干校办在农村，县委书记和常委亲自进行调查，把校址选定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荒地上，决定派常委、组织部长兼任干校校长，并选派了一名副校长，配备了办校人员。
对第1批入校的学员，县委都认真进行了挑选。
在一百五十名学员中，县级机关和公社党委的领导干部就占了将近一半。
由于县委重视，各方大力支持，全体办校人员的努力，干校的筹备工作进展很快，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大致就绪，开始了在职干部轮训。
轮训开始后，县委在要求各行各业和当地社、队给予干校以必要的支援的同时，着重要求办校人员和全体学员，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努力建设自己的干校。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大家一面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面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建校劳动。
开学仅一周，他们就开荒种菜五亩多，饲养起了一批生猪和鸡。
现在，他们正在着手把几十亩低产田改造成稳产高产田，并自己动手打石运沙，修建校舍。
大家力争在两、三年内把校舍和劳动基地建设好，尽快地实现粮、油、肉、菜四自给。
本报通讯员

椿树街道党委积极支持办好干校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街道党委，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办好五·七干校。
他们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选送学员进干校，作为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和机关革命化的一件大事来抓。
街道党委把轮训干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制定了干部轮训规划，由一名副书记负责执行。
每期学员入校之前，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都是亲自动员，街道党委认真选定，然后举办学习班，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端正入校态度。
对家庭有实际困难的学员，党委也注意给以妥善的安置。
学员进校后，党委负责同志还经常到干校看望大家，了解大家在干校学习、锻炼的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街道的党委还很重视学员的思想汇报工作。
他们通过组织学员回机关汇报学习、锻炼的情况，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对学员的学习、锻炼的成绩给以肯定和鼓励。
不久前永光街幼儿园支部，举行了一次汇报会，由两名学员向大家汇报了他们在干校学习理论、刻苦锻炼、改造世界观的体会，使到会的人听了都感到很受启发和鼓舞，加深了对五·七干校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
由于这个街道党委的工作和干校配合得较好，他们的学员入校后学习安心，锻炼认真，保证了干部轮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椿树街道党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进一步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加深了对办好五·七干校重要意义的认识。
他们决心继续加强干校学员的选送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
同时，认真注意巩固学员们在干校学习、锻炼的成果，充分发挥他们在机关学习和各项工作中的骨干作用，以促进机关工作的改进。
本报通讯员

毛主席语录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新教育干部
中共辽宁省五·七干校委员会
七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五·七干校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
七年来，五·七干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干部队伍作出了贡献，创造了新经验。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五·七干校的战斗历程，也充满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我们要认真总结五·七干校的斗争实践，不断提高自觉性，把干校办得更好。
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
办五·七干校，是不是认真坚持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为指针，这是事关办校方向、路线的首要问题。
我们是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提高自觉性的。
1972年下半年，在我们准备转入轮训在职干部的时候，出现了一股风，有人说什么“五·七干校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城了。”
针对这股风，在批林整风中，我们在全校开展了一次大讨论，着重端正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
通过这次讨论，大家认识到，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创办的五·七干校，是干部教育的一场革命。
它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干部教育路线，冲破了资产阶级传统教育观念的框框，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培养教育干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办五·七干校绝不是临时措施，而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远大计。
那种要五·七干校搬回城市的论调，是一种倒退的思潮，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否定。
从而使大家坚定了长期办五·七干校，坚持在农村办校的思想。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总结了1973年两期轮训在职干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在农村办校，并不等于办校的方向、路线问题就解决了。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扩大共产主义因素，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毛主席的指示既明确了培养干部的目标，又指出了培养干部的道路，是我们办好五·七干校的根本指导方针。
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来加深理解五·七干校的性质和任务；
明确干校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教育干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第3期轮训中，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和路线，就比较自觉了。
在如何对待上五·七干校的问题上，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也很尖锐。
比如领导干部要不要进五·七干校？
进干校是单纯地求知识还是改造思想？
是“闭门修养”还是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每期轮训中，斗争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进行着。
因此，从第3期轮训开始，我们坚持把走五·七道路的教育作为每期轮训学员入校的第1课，作为干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使大家端正学习和锻炼的态度。
不久前，省委又召开了干校工作座谈会，制定了轮训规划，争取在几年内把主要领导干部全部轮训一遍；
同时要求各级党委不断深入地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大造革命舆论，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省委的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广大干部走五·七道路的自觉性，促进干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几年来的办校斗争实践，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绝不是斗争几次就能够清除的。
而新生事物又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发展的，围绕着办校的方向、路线问题，我们必须准备作长期的斗争，肃清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的影响。
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正领导群众进行着比以往更艰巨、更复杂、更深刻的伟大斗争，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面临着许多新课题；
而我们不少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却不象对民主革命那样清楚。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干部犯路线错误的一个历史教训。
因此，省委指示我们遵循毛主席的“重新学习”的教导，把端正学员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改造世界观、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干部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干校的读书、劳动、插队锻炼、调查研究，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抓这个问题，就是丢了纲。
我校第3期轮训，是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形势下进行的。
当时，我们提出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热潮中，我们又提出了进一步解决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抓住现实斗争中反修防修的课题，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
我们组织学员认真读书，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精通和应用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我们认为，学习革命理论，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命。
因此，我们强调启发学员自觉革命。
我们采取的基本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开经验交流会。
谁有了进步，搞清了问题，就请他谈体会，造成使大家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浓厚革命气氛。
一些干部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对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群众。
列宁曾经对那些脱离群众的同志说：
“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
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下放劳动正是这样联系群众、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因此，我们坚持以社会为课堂，拜工农为老师，实行开门办学，把校内学习同参加社会上的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这期轮训，我们有针对性地组织学员两次下乡插队搞社会调查，还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组织学员听工农兵先进典型的报告，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怎样把干部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这是我们轮训以来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
开始轮训时，许多同志都曾认为，我省的干部绝大多数都已进过干校，许多同志还插过队，干部队伍“三脱离”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
因此，我们一度对生产劳动不那么强调了。
批林批孔运动使我们认识到，五·七干校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就是把干部放在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上锻炼。
从第3期轮训起，我们把轮训时间延长为一年，强调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继承和发扬抗大“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优良传统，扩大了生产基地，增加了劳动时间，并努力创造条件，争取逐步实现“四自给”。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干部下放劳动，进五·七干校重新学习，这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防止在干部队伍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意义是重大而又深远的。
办五·七干校，是绝对不能忽视生产劳动这一课的。
我们批判了那种把读书和劳动对立起来的观点，真正把干部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解决反修防修这个根本问题。
大家经常在田间、地头召开批判会和经验交流会，开展一事一议活动，“是在艰苦的劳动中自觉改造世界观，还是图劳动轻松？”
成为学员们热烈讨论的课题。
整个劳动场地，成了进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的课堂。
在五·七干校里，学员们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自觉地放下官架子，做普通劳动者。
一位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到干校以后，一直坚持当一名厕所清扫工，不管学习和生产多忙，他都天天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说，我决心当一名普通清洁工，认真清除自己头脑里的“官气”。
学员们在下放劳动的实践中，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
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特别是在干群关系上，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还存在着，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干群关系并不能自然地出现，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许多同志说：
下放劳动促进了人们平等关系的建立，使我们的干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有职权，但不搞特权；
是国家管理人员，又不脱离劳动。
有的老同志原来沾染了比较浓厚的“暮气”，现在振奋起革命精神，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决心“万里长征继续走，革命重担继续挑”。
有的同志原来认为搞点特殊化是“生活小节”，甚至是“工作需要”，觉得心安理得，现在处处以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优良革命传统。
广大学员深刻体会到：
体力劳动确实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回顾几期轮训工作，我们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今后，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断加深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的理解，学习兄弟五·七干校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办校水平。
（附图片）
沈阳部队某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在田头畅谈下放劳动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
本报通讯员摄

中国武术代表团离京
以柏坪为团长、赵启鑫为副团长的中国武术代表团10月0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埃及、土耳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

参观全运会的一些外国体育代表团回国
应邀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运动会的阿尔巴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罗马尼亚、柬埔寨、老挝、伊朗、巴基斯坦、科威特、日本、苏丹、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和体育界友好人士，以及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秘书长和港澳体育界参观团，分别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庆祝活动以后，已先后回国。
　（新华社）

小坂善太郎到外地参观访问
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小坂善太郎和夫人0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桂林、上海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以及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和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03日晚，小坂夫妇举行了告别宴会。
吴有训会见并宴请美籍教授范章云
全国科协副主席吴有训03日晚上会见并宴请美籍教授范章云及其女儿范雅梅，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岳岱衡、张文裕、赵忠尧、周炜等。
范章云教授及其女儿于09月14日入境，曾到哈尔滨、大庆和成都探亲访问。
在京期间，他们参加了我国国庆活动并同我科技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
他们将于近日去南方探亲访问，然后回国。
王炳南会见并宴请希腊朋友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03日晚会见并宴请希腊友好人士、女作家海伦·卡曾扎基夫人，同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卡曾扎基夫人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于09月15日到达北京的。
黄树则会见并宴请阿根廷客人
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03日晚上会见并宴请由阿根廷前卫生国务秘书、阿根廷“意大利医院”心外科主任利奥塔率领的心外科医生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薛公绰、傅一诚、吴英恺、王泰来等。
阿根廷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罗斯等应邀出席。
阿根廷心外科医生代表团是应中华医学会邀请于09月29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他们参加了我国国庆二十六周年活动。
李琦会见并宴请埃塞俄比亚客人
教育部负责人李琦04日晚会见并宴请了以沃尔库·特费拉为团长，阿贝贝·贝格勒为副团长的埃塞俄比亚国立大学友好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是应北京大学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2日到达北京的。
阿尔巴尼亚邮电代表团回国
以阿尔巴尼亚邮电总局局长佩里克利·帕尼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邮电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03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副部长刘澄清等到机场送行。
送行的还有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大使馆外交官员。
阿尔巴尼亚邮电代表团在我国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延安等地。
叙利亚友好人士阿卜杜·姆恩·马卢海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于03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马卢海夫妇是应对外友协的邀请，于09月07日到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访问期间，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会见了他们，副会长杨骥为他们举行了宴会。
他们还访问了南京、上海、长沙、韶山等地。
伊朗国家广播电视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副总台长法罗赫·加法里为团长、副总台长马赫默德·贾法里昂为副团长的伊朗国家广播电视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已在10月01日和02日分两批先后离京回国。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哲夫和伊朗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等地。
我电信代表团去日内瓦
由团长卢克勤率领的中国电信代表团03日离京前往日内瓦，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区域性长、中波广播无线电行政会议第2期会议。
代表团副团长何大中已先期离京。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董林，有关方面负责人梁家焯等到机场送行。
澳大利亚陶瓷代表团回国
以新南威尔士大学顾问伊凡·麦克米金为团长的澳大利亚陶瓷代表团一行十人，应轻工业部邀请于09月03日至10月03日在我国广州、景德镇、上海、苏州、宜兴、南京、北京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
代表团在京期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庆祝活动。
轻工业部副部长谢鑫鹤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全体人员。
代表团已于03日经广州回国。
（新华社）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港澳同胞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10月04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了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以港九工会联合会副理事长潘江伟为团长，鲍方、张彬为副团长的港澳同胞代表
团。
李先念副总理对代表团前来参加国庆活动和进行参观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国内外大好形势，介绍了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参加会见的有：
中共中央委员罗青长，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刘锡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崔明堂、张先成、周延谨、凃光达等。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以港九工会联合会副理事长潘江伟为团长，鲍方、张彬为副团长的港澳同胞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李宰弼临时代办举行电影招待会
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
新华社1975年10月04日讯
为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今天下午举行电影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
中联部部长耿飚、副部长申健，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有关部门负责人韩宗正、陈洁、孙晓风、刘建章、刘绍文、解力夫、潘非、杨骥等。
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故事影片《一个护士的故事》。

王屋山顶新愚公
传说中的愚公的家乡河南省济源县，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从三面环绕，层峦叠嶂。
如今，千年干旱的王屋山中，出现了一个方圆二十多里的人造湖——王屋山水库。
在它的周围，渠道密布，清水奔流，庄稼茁壮，林茂粮丰。
这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王屋山上的新愚公，在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决心实现高山水利化的斗争中写下的新篇章！
登上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王屋山主峰，俯瞰王屋山水库灌区工程，那真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从山西省穿山越岭流过来的铁山河，在这里突然被一道大坝拦腰截断，在深谷中锁河成湖，碧绿的湖水反射着阳光，犹如万山丛中镶嵌着一面明镜。
从水库延伸出来的渠道，象一条长龙，缠山绕岭，穿洞越岗，把清水送到山岭上的层层梯田。
王屋山水库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在今年07月建成。
修建这座水库，共劈掉了四十多个山头，凿通了七十七个隧洞，架设了九座高空引水渡槽。
这个水库建成后，使位于深山区的王屋、大峪、下冶三个公社的四万多亩“望天田”变成了水浇地。
济源县百分之八十是山区，历史上十年九旱，粮食产量很低。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济源县人民，连年修渠筑坝，努力改变生产条件。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建成了长达二百多里的“引沁济蟒”大渠，使全县灌溉面积扩大到了三十多万亩。
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实现了水利化以后，中共济源县委根据山区人民的要求，决定兴建王屋山水库，解决高山区的干旱问题。
1970年春天，在以大寨为榜样，大干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鼓舞下，王屋、大峪、下冶三个公社的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扛起工具，背着铺盖，来到王屋山顶，水库工程破土动工了。
王屋山坡陡峰险，沟窄壑深，地质条件十分复杂。
在这里筑坝开渠困难是很多的。
但是，社员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决心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拚命精神，排除万难，英勇奋斗，去争取胜利。
在大坝施工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共产党员、贫农的儿子宋新奇主动要求担负开凿大坝拱座的任务。
他带领民工爬上陡峭的山头，腰系大绳，从山顶溜到山腰，悬空作业，抡锤打钎。
他们凿好洞装好药，点燃炮捻，然后，迅速爬绳而上。
炮声一响，又系绳下去，清除砂石，平整坝基面。
就这样他们奋战了整整一个冬春，拱座凿成了，保证了大坝顺利地进行筑基。
去年07月的一天，大坝升到四十多米高了，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山洪暴发，河水猛涨。
人们发现大坝底部的导流洞被石块堵塞了，水库里的水排泄不出，越涨越高，眼看就要漫上坝顶。
在这紧急关头，宋新奇挺身而出，大喊一声：
“走！”
带领几个民工向坝下导流洞奔去，甩掉衣服，钻进洞里，使劲地清除石块。
正当他们搬出最后一块大石时，“哗拉”一声，巨大的水流夹着碎石从洞口喷射出来，宋新奇和几个民工被冲出四五丈远，淹没在激流之中。
人们赶忙跳入水中，把他们捞救上来。
这时，宋新奇身上已经受伤，大家把他送进了医院。
伤愈后，他又继续投入了战斗。
大峪公社董岭大队贫农社员周备科的大儿子周凤铭在建设水库中牺牲了。
周备科的十六岁的二儿子周金水，要求继承哥哥的遗志，参加大坝建设。
周备科想起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和父亲参加支援解放军强渡黄河的情景，就对二儿子说：
“修水库也和打仗一样，那能不伤人？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去好好干吧，修了水库多打粮食，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周金水到了工地，从不叫苦叫累。
他担任卸车组组长，每天都出色地完成卸车任务。
他手指碰破了，伤口烂了，也坚持不下火线，人们称赞他是工地上的“小英雄”。
王屋山水库的引水总干渠，共长三十二里，其中有二十八里是穿山隧洞。
这里地质属于破碎断层地带，石质复杂多变，每凿一个隧洞，都要碰到许多困难。
但是人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把总干渠上的三十六个隧洞凿通了。
在王屋山主峰天坛山的半山腰开凿一条三里半长的隧洞时，遇到了洞顶冒水、塌方的困难。
中共济源县委书记王荣森、副书记李传清和水库工地负责人来到施工现场，和王屋、下冶两个公社的民工、技术人员一起商量，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多次被评为凿洞模范的姚景丰、张存法，同前来支援的济源煤矿老工人侯守法等人以及当地驻军指战员一起，反复察看岩层结构，分析漏水、塌方原因，提出了用木架支撑洞顶等合理化建议，经过试验，效果很好。
领导干部、民工和技术人员在隧洞里连续战斗六天六夜，漏水、塌方问题解决了，隧洞凿成了，天坛山终于被打通了。
王屋山水库灌区工程的胜利建成，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晶。
当王屋山区人民动工修建水库的消息传到平原地区以后，不能受益的平原八个公社的干部、社员，组成了一千七百多人的支援大军，开上王屋山，主动要求担负架设渡槽的任务。
他们说：
过去平原修水利，山区人民下山来支援；
现在高山要实现水利化，我们也要上山出把力。
他们一到工地，就投入紧张的战斗，整地打基，背沙运石，制排架，浇槽身，干得热火朝天。
当渡槽进入吊装阶段时，工地上却无吊装设备，工程遇到了困难。
正在这时，国营厂矿派出了六名技术工人，当地驻军派来了二十多名指战员，带着吊装设备前来支援。
于是，一场工农兵团结战斗的生动场面出现了，这里是军民合作立排架，拉大绳，那边是工农协力推吊车。
由于山路高低不平，大吊车开不上去，小吊车又高度不够，工农兵就一起开“诸葛亮会”，想出了用抱杆吊装渡槽的办法。
经过试验，效果很好，槽身一个个稳当地吊上排架，安装好了。
有一次抱杆移位，突然六根钢丝绳绞在一起，如果不立即排除，钢丝绳就会扭断，给工程带来严重后果。
在这危急关头，在现场指挥吊装的解放军某部连长戴家财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撬棍用力撬钢丝绳，只听“崩”的一声响，六根钢丝绳分开了，可是戴家财的大腿却被撬棍回力打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顿时昏倒在地，人们把他送入医院，他醒过来第1句话就问：
“吊装怎样了？”
他伤口还没有好，又拄着一个拐棍回到了工地。
民工们赞扬他是不怕苦、不怕死的硬骨头，纷纷表示要向解放军学习。
槽身吊上了排架，需要一个个连接起来安装好，排架高十多米到三十多米，最高的有十层楼那么高。
谁上排架安装？
工地指挥部一动员，老工人上去了，解放军指战员上去了，男民工上去了。
女民兵、共青团员张如意、李兰荣说：
男同志能上，我们也能上。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批判孔老二“男尊女卑”的谬论。
她们爬上三十多米高的排架，坚持高空作业一个多月。
大家赞扬她们说：
“铁姑娘身上加了翅膀，越练越硬棒！”
经过工农兵一年多的共同奋战，渠道上的高空渡槽全部胜利建成了。
人们用“天桥”、“彩虹”、“长龙”来形容渡槽的雄伟壮观，用“团结”、“胜利”、“友谊”等等这些名字，来显示凝结在渡槽中的工农兵团结战斗的情谊。
历来干旱的王屋山有水了！
这个水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取得的；
有了水更加激发了王屋山中几个公社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大寨的斗志。
现在，他们正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意气风发地阔步前进！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10月0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以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顾问、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为团长，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副会长足鹿觉为副团长的日本中国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成员有：
秘书长森？
大明，团员足鹿由纪江、大岛清、近藤康男、斋藤初四郎、佐藤了寿、铃木昭、竹田力胜、团野信夫、松田茂。
会见时在座的有：
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有关方面负责人沈其益、王晓云、马凌。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以八百板正为团长、足鹿觉为副团长的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邓颖超同志会见斯诺夫人
新华社1975年10月04日讯
人大常委会委员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洛伊斯·斯诺夫人，同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会见时，斯诺夫人把斯诺先生和她保存了三十九年的中国红军的一顶八角军帽，送给中国，邓颖超同志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高兴地接受了这份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礼品。
1936年斯诺先生访问中国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时，红军送给他一套军服和这顶军帽。
在访问期间，斯诺先生拍摄了那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毛主席在陕北》。
照片上毛主席戴的帽子就是这顶军帽。
邓颖超同志对斯诺夫人赠送这顶有历史意义的军帽表示深切的感谢。
斯诺夫人的随行人员卡欣·惠勒、琼·波霍尔利斯、格特鲁德·谢弗、琼·耶格、布兰森·奥卡西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有关方面负责人胡洪范、单达圻。
（附图片）
邓颖超同志亲切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洛伊斯·斯诺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二十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和政府，以及保加利亚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和良好的祝愿，并祝贵国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成果，这一成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忘我斗争和英雄主义，由于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苏联人民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
保加利亚人民表示相信中国人民将实现自己革命的理想。
我们希望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以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1975年09月30日于索非亚

冰岛总统埃尔亚恩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康乐，并祝贵国繁荣。
冰岛总统　克里斯蒂安·埃尔亚恩
1975年09月30日于雷克雅未克

博茨瓦纳代总统奎特·马西雷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阁下，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代表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和最同志般的祝贺。
我希望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兴旺，并引导我们在为实现两国人民的正义愿望所进行的共同斗争中取得更多的胜利。
博茨瓦纳共和国代总统　奎特·马西雷
1975年10月01日于加博罗内

卢森堡大公让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
值此贵国国庆之际，我愉快地向阁下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本人幸福，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生活美好、繁荣昌盛。
卢森堡大公　让　1975年09月30日于卢森堡

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总理卡斯特罗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我国人民和古巴革命政府，向你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在这节日里，我们再次衷心祝愿中国人民今后取得许多成就，并祝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加强。
古巴共和国总统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
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总理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1975年09月29日于哈瓦那

圣马力诺国家元首和外长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谨代表圣马力诺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致以热烈祝贺。
祝友好的贵国和贵国人民和平进步、繁荣昌盛。
圣马力诺共和国国家元首　阿尔贝托·切凯蒂
米凯莱·里吉
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　季安·卢伊季·贝尔蒂
1975年09月30日于圣马力诺

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席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代表塞浦路斯人民和我的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最热烈的祝愿，祝你幸福，祝友好的中国人民进步和昌盛。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1975年10月01日于尼科西亚

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阁下：
在贵国今天庆祝国庆的时候，我愉快地代表委内瑞拉人民和委内瑞拉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
借此机会衷心祝愿中国人民昌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
1975年10月01日于加拉加斯

我驻伊朗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德黑兰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伊朗大使郝德青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约三百位来宾中有：
伊朗宫廷大臣埃米尔·阿萨杜拉·阿拉姆，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众议院议长阿卜杜拉·里亚齐，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迈努舍尔·埃格巴尔，首相议会事务助理兼国务大臣齐埃丁·沙德曼，外交副大臣古拉姆·礼萨·塔杰巴赫和巴赫拉姆·巴赫拉米，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副参谋长加法尔·沙法加特，首相助理兼伊朗体育组织主席阿里·霍贾特·卡沙尼等高级官员以及伊朗各界知名人士。
各国驻伊朗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刚果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975年10月02日电
中国驻刚果大使吕志先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近三百位来宾中有：
刚果水利、林业和旅游部长让·冈加—赞祖，刚果争取各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维塔·巴拉，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各界朋友。
一些国家驻刚果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匈牙利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布达佩斯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李则望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匈牙利外贸部部长比罗·约瑟夫，外交部副部长拉兹·帕尔，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匈科技合作委员会匈方主席西利·盖佐，外贸部副部长托尔多伊·耶诺，匈牙利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道莫·拉斯洛少将以及匈牙利各界人士。
许多国家驻匈牙利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5年10月02日讯
新德里消息：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牧鸣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克瓦尔·辛格，外交部联合秘书和礼宾司司长瓦哈里，印中友好协会主席森德拉尔，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拉蒂菲以及各界人士和华侨四百五十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印度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圭亚那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乔治敦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圭亚那总统阿瑟·钟和夫人，总理福布斯·伯纳姆和夫人出席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三百多位客人中还有：
动力和自然资源部长、代理外交部长休伯特·杰克，财政部长霍普，农业部长加文·肯纳德，贸易和消费者保护部长乔治·金，新闻和文化部长谢利·菲尔德—里德利，农业国务部长穆罕默德·卡西姆，总理办公室国务部长克里斯托弗·纳西门托，国防军司令乌尔里克·皮尔格里姆，国防军参谋长克拉伦斯·普赖斯，圭亚那大法官卢库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哈罗德·博勒，乔治敦市市长肯尼思·肖特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
各国驻圭亚那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墨西哥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10月01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六百多名来宾中有：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的代表和私人秘书胡安·何塞·布雷梅尔·马蒂诺、农牧业部副部长洛伦索·马丁内斯·梅迪纳、全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任赫拉尔多·布埃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历杭德罗·卡里略、空军司令罗伯托·萨利多·贝尔特兰将军和陆海军的将军以及其他高级官员。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的夫人、墨西哥前总统马特奥斯的夫人、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豪尔赫·塔马约、墨西哥人民中国之友协会主席比希尼娅·查帕以及当地华侨代表。
各国驻墨西哥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奥地利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维也纳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俞沛文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四百多位客人中有奥地利国防部长卡尔·吕特根多夫，总统办公厅主任阿尔弗雷德·魏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威廉·科拉布，外交部秘书长海因里希·海默勒，联邦国防军总监安东·勒布，国防军司令埃米尔·施潘诺西，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奥地利联邦商会主席鲁道夫·赛林格，职工协会大会主席威廉·赫德利奇卡，前副总理弗里茨·鲍克，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奥地利中国研究会和奥地利—中国协会的负责人，以及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
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的负责人也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许多国家驻奥地利的外交使节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哈尼。

我驻尼泊尔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贾伦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亲王在科玛尔·拉吉亚·拉克西米·黛维·沙阿公主的陪同下，代表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尼泊尔首相兼宫廷事务和总行政大臣纳金德拉·普拉萨德·里贾尔，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拉特纳·巴哈杜尔·比斯塔，全国评议会议长纳因·巴哈杜尔·斯瓦纳，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贝达·南达·杰哈，工商大臣恰图尔布吉·普拉萨德·辛格，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吉·阿亚尔，土地改革大臣乔格·梅赫尔·什雷斯塔，内政、评议会事务、法律和司法大臣博杰·拉杰·吉米雷，前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克·埃·辛格、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和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国王政治顾问、前大臣会议主席图尔西·吉里，尼泊尔皇家陆军总参谋长古纳·沙姆谢尔·拉纳将军，以及高级军政官员、各界人士等四百多人。
尼中文化协会主席马尼·哈尔沙·乔提，尼中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普尔纳·巴哈杜尔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尼泊尔的外交使节和华侨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希腊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雅典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希腊大使何扬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近五百位客人中有希腊协调和计划部副部长约安尼斯·武托斯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和友好人士。
各国驻希腊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柏林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彭光伟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莫尔特、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芬斯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汪戴尔等。
各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和友好人士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日内瓦总领事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日内瓦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总领事、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以及设在瑞士的其它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处临时代表王崇理，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约五百位客人中有：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温斯拜阿雷·圭恰迪，日内瓦州州政府主席安德烈·夏瓦纳，日内瓦市政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吉韦尔和瑞士各界朋友。
一些国家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的官员和设在瑞士的一些国际组织的官员以及一些旅居瑞士的华侨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缅甸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仰光1975年10月02日电
中国驻缅甸大使叶成章10月01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缅甸代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长丁吴将军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四百五十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缅甸外交使节、华侨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芬兰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赫尔辛基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芬兰大使张灿明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芬兰总理凯约·利纳马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五百多位客人中还有议会议长维·约·苏克舍拉宁，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拉维·约翰内斯·马蒂拉，工商部长阿尔沃·吕特科宁，内政部长黑基·科斯基，第二财政部长特乌沃·瓦里亚斯，国防军总参谋长帕沃·荣蒂拉，赫尔辛基市市长图沃·奥拉和市议会主席彭蒂·普卡，乌西马省省长皮特辛基，外交部国务秘书马蒂·图维宁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芬兰—中国协会主席马蒂·卡扬蒂埃和芬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负责人以及各界友好人士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许多国家驻芬兰的外交使节。

我驻西班牙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马德里1975年10月01日电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陈肇源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客人中有西班牙计划发展部长华金·古铁雷斯·卡诺，商业部长何塞·路易斯·塞尤·阿尤索，外交部副部长胡安·何塞·罗维拉—桑切斯·埃雷罗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军政官员。
一些国家驻西班牙的外交使节，西班牙各界人士，以及旅居西班牙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马来西亚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5年10月02日讯
吉隆坡消息：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王幼平10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马来西亚政府副总理侯赛因·奥恩、议会上院议长翁毓麟、地方政府和环境事务部长王其辉、运输和工程部长阿卜杜勒·加尼·吉隆、卫生部长李孝友、福利部长艾莎·加尼夫人、宣传部长兼特别任务部长塔伊卜·马哈茂德、住房和新村部长曾永森以及各界人士三百多人。
一些国家驻马来西亚的外交使节出席了招待会。

日本天皇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
值此贵国国庆之际，表示衷心祝贺，并祝阁下幸福，贵国国民繁荣。
日本国天皇　裕仁

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的贺电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10月01日分别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电报全文如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愉快地向你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表示热烈而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祝愿，祝友好的贵国人民进步和昌盛，祝我们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得到符合友好的两国人民利益的卓有成效的发展。
总统委员会主席　萨勒姆·鲁巴伊·阿里
1975年10月01日于亚丁

瑞士联邦主席格拉贝尔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际，我愉快地向阁下转达联邦委员会的热忱祝贺，并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本人幸福，祝贵国繁荣昌盛。
瑞士联邦主席皮埃尔·格拉贝尔
1975年09月30日于伯尔尼

科威特代首相萨巴赫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愉快地向阁下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愿借此机会向阁下致以最良好祝愿，祝阁下个人健康幸福，祝友好的中国人民继续繁荣。
科威特国代理首相兼内政和国防大臣
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
1975年10月02日于科威特

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科威特人民愉快地向阁下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个人幸福，并祝贵国继续繁荣。
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
1975年09月30日于科威特

突尼斯总理努伊拉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际，谨向阁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最诚挚地祝愿你本人幸福，祝我们两国之间卓有成效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巩固。
突尼斯共和国总理　赫迪·努伊拉　1975年10月01日于突尼斯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际，我愉快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突尼斯政府和人民，向阁下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我最衷心地祝愿阁下幸福，祝友好的中国人民繁荣昌盛。
我相信，突中友好合作关系必将继续进一步加强，以利于我们两国人民。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　哈比卜·布尔吉巴
1975年10月01日于突尼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二十六周年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谨代表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各族人民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为自己的解放奋起进行坚决斗争而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成果。
中国劳动人民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在他们解放中国的斗争中，曾有苏联这个可靠的朋友和同盟者。
苏联遵循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原则，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恢复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这将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苏　联　部　长　会　议
1975年09月30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贺电北京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向阁下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贵国和贵国人民繁荣、昌盛。
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　1975年09月30日于伦敦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阁下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菲律宾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热烈的祝贺。
在这个纪念贵国全国革命斗争的日子里，马科斯夫人和我本人祝愿你在今后多年内将继续激励鼓舞中国人民。
我谨借此机会向你重申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并同你和中国人民一道期望世界和平和谅解。
菲律宾总统　费迪南德·埃·马科斯
1975年10月01日于马尼拉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巴特蒙赫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之际，我谨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姜·巴特蒙赫
1975年09月30日于乌兰巴托

达荷美总统克雷库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同志阁下：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之际，我十分高兴地代表战斗的达荷美人民及其革命组织向阁下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这个纪念日是一个令人永志不忘的日子，它将以金字载入为反殖、反帝崇高理想的胜利而进行不懈斗争的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史册。
因此，我们为共同的思想意识和两国人民间如此顺利存在的友好关系和卓有成效的合作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们相信，这种关系必将进一步得到具体化和加强。
请阁下接受我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健康、幸福，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繁荣昌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达荷美共和国总统　马蒂厄·克雷库中校
1975年10月01日于科托努

不顾联大和安理会上压倒多数国家代表的主张
美国再次无理否决推荐越南两方加入联合国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30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09月26日、29日和30日举行三天会议，再次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美国在会上又一次无理否决了向大会推荐接纳越南两方加入联合国组织的提案。
08月11日美国在安理会上无理否决推荐接纳越南两方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后，联合国大会于09月1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又以一百二十三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认为应该接纳越南两方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要求安理会严格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立即并赞同地重新考虑越南两方的申请。
为此，安理会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它们的申请。
会上，中国、坦桑尼亚等九国又一次提出了推荐接纳越南两方的两项决议草案。
在09月30日安理会的表决中，这两项决议草案虽然获得了十四票的赞成（安理会成员国共十五个），但由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一票的反对而被否决。
在安理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时，中国代表黄华在29日发言指出：
“安理会应该尊重本届大会于09月19日通过的决议和严格遵照宪章有关规定，向大会推荐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联合国会员国，从而结束它们被无理阻挠加入联合国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艾·萨利姆说，越南两方完全具有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资格。
在安理会上发言的还有许多非安理会成员国代表，他们在发言中表示支持越南两方加入联合国，驳斥了美国的蛮横立场。
柬埔寨外交大臣沙林察和老挝代理副首相奔·西巴色也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越南两方参加联合国。
表决后，中国代表黄华发言指出，美国再次否决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中国代表团将同所有主持正义的成员国合作，为实现越南人民在联合国的全部权利而继续努力。”
越南南方共和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丁伯诗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再次使用否决权反对越南南方共和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表明“美国明显地继续奉行几十年来敌视越南人民的政策。
正如过去它企图用一切办法否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自决权一样，今天它又阻挠越南人民取得他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阻挠联合国听到他们的声音。”

乔冠华团长拜会西哈努克亲王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0月03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30届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乔冠华10月03日下午在联合国拜会了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会见时，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吉春和秀蒲拉西在座。
中国方面在座的有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代表团副代表章含之、罗旭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何理良。
乔冠华团长03日上午在这里还会见了乍得外交部长卡穆格·瓦达勒·阿卜杜勒—卡德尔。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建交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0月03日电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伊克巴尔·阿洪德同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赛义德·卡里姆03日晚在纽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联合声明说：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和孟加拉国外交部长一些时候以来一直在纽约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
现已决定：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将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第3世界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两个超级大国空谈“缓和”“裁军”加紧扩军备战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30日电
联大第30届会议09月29日和30日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
在这两天的辩论中，又有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是世界动乱和不安宁的根源，并且继续揭露两个超级大国在“缓和”、“裁军”，的幌子下加紧扩军备战的行径。
马来西亚外长艾哈迈德·里陶丁指出：
“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仍然没有减慢。
令人更加不安的是，武器供应国正在利用它们的枪炮作为分化他国的一种政治武器。”
冰岛外长埃纳尔·奥古斯特松说：
“武器的制造和储存以及武器方面的国际贸易已经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而目前看不到（这方面）有什么缓和。”
他强调说，军备竞赛引起发生战争的极大危险。
叙利亚副总理哈达姆指出：
“如果不消除紧张局势的原因，任何有关国际缓和与欧洲安全的谈论都是空话。”
一些亚非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揭露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洋越来越激烈的争夺，威胁着这个地区的安全。
他们坚决主张建立真正的印度洋和平区。
马尔加什外长雷米·蒂安德拉扎说：
“印度洋已变成各种不可调和的利益互相较量的场所，这对谁都不是秘密了。”
他说，这种局势肯定会损害沿岸国和内陆国的利益。
他要求制定具体措施以彻底制止外国军事势力在印度洋的再猖獗，保证在此地区建立真正和解和合作气氛。
毛里求斯外长拉姆古兰指出，毛里求斯坚决支持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并欢迎目前为了举行一次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内陆国家的会议正在进行的协商。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国务部长古巴什说：
“使作为和平区的印度洋——我们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摆脱大国的竞争，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3世界的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欢呼印度支那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喀麦隆外长让·克恰说：
“年轻国家在巩固独立时应该特别保持警惕，特别应该注意发现和挫败非洲的敌人的颠覆阴谋，这些人正在安哥拉煽动仇恨和不和的火种。”
他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停止卷入安哥拉内部事务。
上沃尔特外长塞耶·泽博说，上沃尔特代表团殷切地要求安哥拉三个解放运动的领袖克服困难，更有效地进行国家建设。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说：
“我们必须继续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关于纳米比亚，他说：
“印度尼西亚仍然认为，联合国应该履行它对这一地区的责任，结束南非对它的非法占领。
联合国也必须保证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
在这两天的辩论中，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成了许多中、小国家代表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冰岛外交部长奥古斯特松在发言中指出：
“冰岛沿岸地区全部海底捕鱼量的近一半继续被来自遥远水域的渔业国家的外国人拿走。”
他宣布，冰岛已决定把渔区扩大到二百浬。
“新规定将从1975年10月15日起生效”。

西哈努克亲王到达纽约
发表声明强调柬埔寨积极参预国际事务致力不结盟运动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0月03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30届会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0月03日下午乘飞机到达纽约。
同机到达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吉春。
到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及其一行的有：
出席联大本届会议的柬埔寨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沙林察和代表团团员、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秀蒲拉西。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联合国秘书长行政助理拉菲丁·艾哈迈德，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和联合国礼宾处处长锡南·科尔莱；
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代理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奔·西巴色，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奈斯蒂·纳赛，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雷兹·马利列，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乔冠华，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塞内加尔外交部长阿萨纳·塞克；
阿尔及利亚、缅甸、刚果、达荷美、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巴基斯坦、突尼斯、坦桑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
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权敏俊，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阮文琉和越南南方共和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办事处的代表。
大约有一百名美国人和旅居美国的柬埔寨人，举着柬埔寨国旗和写有“美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字样的旗帜，在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
西哈努克亲王在机场休息厅发表谈话，对前来欢迎他的外交使节表示感谢，对亚非人民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卖国集团的斗争表示感谢。
西哈努克亲王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说，他到联合国来，是要以柬埔寨国家元首的名义，向第3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发表讲话。
他说：
“我借此机会向美国人民转达柬埔寨人民的问候。
柬埔寨人民要求我向给了我们的正义事业和民族解放斗争以崇高支持的美国主持正义的人士、学生、新闻界人士及其他美国公民，表达他们诚挚和热烈的感谢。”
他说：
“由于在民族统一阵线旗帜下坚持斗争的柬埔寨人民卓越的英雄主义，柬埔寨已经重新获得它的全部主权，即：
民族独立、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
他说，今天的柬埔寨形势十分好。
“这样一种好的形势导致了民族经济的迅速恢复，使民族复兴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西哈努克亲王接着说，由于一些基本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柬埔寨从现在起就能够积极地参预国际事务。
柬埔寨将尽一切努力为全世界的和平、自由和正义事业服务。”
他还强调指出，柬埔寨重申她将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不结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