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屯昌县委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
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
编者按：
屯昌县委学大寨，抓到了根本。
学大寨，学根本，就是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人有了觉悟，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才能巩固。
人变、地变、产量变，人变是根本。
地是靠人种的，人有了社会主义干劲，才能作到地变，产量变。
只要每个县委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必将出现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据新华社广州1975年09月21日电
中共广东省屯昌县委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满腔热情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具体、生动、活泼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调动了广大社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屯昌建设成广东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
屯昌县位于海南岛中部丘陵地带，过去生产比较落后，1970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五百一十三斤。
怎么改变屯昌的后进面貌？
县委学习了《人民日报》的《农业学大寨》社论，认为：
在农村，百分之五十的人学大寨和百分之百的人学大寨，效果显然不一样；
因此，一定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昔阳县委那样，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2年，县委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地区本单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发动广大社员和干部，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方向对头，效果显著。
由于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社员，大家劲往社会主义上使。
这个只有四万多个劳动力的小县，几年来农田基本建设完成的土石方就达二千多万立方米，使全县灌溉面积从原来的六万亩扩大到十二万五千亩。
生产条件逐年改善，粮食产量也逐年上升。
1974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上升到九百八十五斤，总产量比1970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二点一。
今年早稻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比1970年增长一点七倍。
同时，经济作物也有很大发展。
在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过程中，屯昌县委有一种看法：
在农村，搞社会主义的多一个人，搞资本主义的就少一个人；
在农民群众的头脑里，社会主义多一分，资本主义就少一分，社会主义阵地就更加巩固。
从1972年下半年以来，屯昌县委派出大批干部到农村长期蹲点，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县委的这种指导思想，依靠当地党组织，满腔热情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具体、生动、活泼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几年来，全县多次教育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倾向的社员和干部，他们大多数都有显著的转变。
教育这些社员和干部的情况说明：
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农民群众，还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容易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是热爱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枫木公社市坡大队第1生产队的一个贫农社员，前些年不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部分时间去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
有人劝他，他不听。
公社和蹲点干部为了教育帮助他，深入调查，了解他的历史和现状。
原来，他是三代贫农，在旧社会，祖父是抬轿的，被地主打死；
父亲也是抬轿的，活活饿死；
他自己十四岁被日本侵略者拉去挖矿，被活埋过，没埋死。
他对旧社会有着深仇大恨。
这样的人是能够教育过来的。
于是，公社和蹲点干部就动员一批人来帮助他，一是发动那些知道他底细的左邻右舍，二是请他已经结婚的姐姐，三是请他当年在日寇矿上被活埋时把他救出来的同伴。
大家一起和他回忆对比，诉旧社会的苦难，说得他痛哭流涕，终于觉醒过来。
从此他心向集体，心向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多次受到公社的表扬。
类似他这样的人，枫木公社都一一耐心细致地进行帮助，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
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必须有满腔热情的愿望，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在屯昌农村，教育农民的方法不只是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还有先进和后进的对比。
在乌坡公社，有两个土地改革时的积极分子，在几千人的大会上比，一个讲：
在旧社会，你是长工，我也是长工，一样吧？
土地改革时，你和我一起带领贫农斗地主，一样吧？
农业合作化时，我俩都是骨干，一样吧？
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一样吧？
现在呢，我四、五点钟起床，你也四、五点钟起床，这也一样吧？
但是，我起床打钟带社员出工学大寨，搞集体；
你起床是担蔬菜上集市贸易市场为自己抓现金收入，心不在集体，这就不一样了！
这样的对比，有力地启发了那个后进的贫农社员继续革命的觉悟，很快改正了缺点、错误，在学大寨运动中，也和先进社员做到一个样。
屯昌县委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经过几年实践，感到教育上中农，比贫下中农要难一些。
对于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上中农，屯昌县委认为，同样必须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他们。
屯昌县的经验是，为了团结他们，必须向他们严肃指出：
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赶快回头，回到社会主义大道这边来。
这也是满腔热情教育农民的一个方面。
枫木公社南岭大队有一个上中农，在生产队种蔬菜。
他为集体种的冬瓜，四个加起来不到三十斤；
但是，他用队里的肥料浇自留地长的冬瓜一个就三十斤。
公社党委对他进行教育，使他认识了错误。
屯昌县委同志常说：
我们想的，不仅要让资本主义臭，而且要让社会主义香，使社会主义在农村这个阵地占上风。
在屯昌农村，有许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敢于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县委和各级党委在政治上表彰他们，在农村墙壁上和工地墙报上，宣扬他们的事迹。
通过这些工作，使社会主义在农村香起来，资本主义渐渐臭了。
事实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枫木公社木赖生产队，是个先进队，二十多个劳动力种一百亩水田，一百多亩坡地，还有大批橡胶、果树，又养了大批牲畜和鸭群，一户每年提供给国家八千斤粮食。
这个队有个“老愚公”陈如锦，八十多岁了，看到队里劳力紧张，自告奋勇管好林木，而且十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都在荒坡上劳动。
他被群众评为先进人物，去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老愚公”的先进事迹传播后，那些自发思想严重的、出勤不出力的人，思想震动很大，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社员群众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几年来，全县表彰了一千七百多名这样的先进人物。
枫木公社开展了向这些先进人物学习的活动，总结了几个好处：
一是群众、干部中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多起来，社会主义香起来，许多人争着当先进；
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样子，有榜样，很具体；
三是干部的助手多了。
过去生产队常常是少数干部忙碌，现在有这些先进人物做骨干，容易把群众带起来。
几年来，屯昌县委由于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蓬勃开展。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要提高警惕。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上海调运大批日用工业品供应全国城乡市场
新华社上海1975年09月23日电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市商业部门积极调运大批日用工业品，供应全国城乡市场。
今年头八个月，上海调出的日用工业品的总值，超过了历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上海运往各地的商品数量大，新的花色品种多。
据统计，花布、涤棉布、棉毛衫裤、卫生衫裤、汗衫、背心、毛巾、床单、自行车、缝纫机、电子管收音机、灯泡、肥皂、洗衣粉、塑料凉鞋、热水瓶、搪瓷面盆、牙膏、胶鞋等五十多种主要商品的调运量，都比去年同期增加，有的商品增长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些商品中，新的花色品种增加了三千一百多种。
上海市商业部门职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高了支援工业生产的自觉性。
今年以来，各商业采购供应站组织大批职工下工厂参加生产劳动。
仅百货采购供应站今年就有二百多名职工深入工业生产第1线，参加劳动近二万五千个工时。
他们通过劳动了解生产，熟悉生产，并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上的困难，配合工人开展技术革新，提高生产，增加商品调拨量。
今年头八个月，这个百货站调拨供应各地的塑料凉鞋就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为了更好地调拨日用工业品供应各地市场，上海商业部门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
今年以来，各采购供应站先后派出一批职工，分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研究，了解各地对上海日用工业品需要的情况，并同有关工业部门密切配合，妥善安排吃、穿、用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上海纺织品采购供应站会同上海印染工业部门组成访问小组，带着新设计的二、三百个花布图案，深入到贵州、广西等省、区的一些城镇和农村调查研究，并在当地商店举办上海花布展览销售专柜，广泛征求工农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他们把这些意见反映给有关工厂以后，又协助这些工厂及时设计、生产出了一千一百多个新花色的花布，供应各地城乡市场。
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今年也多次和有关制药厂、医疗器械厂联合组织调查组，分赴江苏、江西、福建、安徽、河南、辽宁等省的广大地区，听取工人、贫下中农社员和赤脚医生对上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意见，并根据广大工农群众的需要，生产了复方氯喘片、硝酸异山梨醇片、丹皮酚针、核酪针等许多疗效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上海商业部门职工在调查中了解到，今年许多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需要更多更好的民族特需用品，便大力支持工业部门扩大生产，增加调运供应量。
今年头八个月，上海商业部门调往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广西等兄弟民族聚居地区的工业品，比去年同期都有所增长，其中供应新疆、西藏的日用百货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八。
供应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铝茶壶、搪瓷咖喱锅、塑料弯插梳、乔其纱、精丝绒、软缎、羊毛大方巾、大红棉毯、提花浴巾和各种花边等特需商品的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增加。
特别是维吾尔族妇女喜爱的锦纶丝头巾，今年头八个月，上海调往新疆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八倍多。

邓小平李先念同黎笋黎清毅举行会谈
会谈在兄弟般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举行了会谈。
会谈是在兄弟般的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外交部副部长阮基石，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经济和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阮文柯，以及窦玉春、阮兴定、黄保山、黄仲儒、陈忠、阮庭榜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中共中央委员、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经部副部长韩宗正，以及沈平、朱传贤、魏玉明、梁枫、高璐等。
（附图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宋江是怎样搞投降主义的？
安徽劳动大学　江南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剖析宋江怎样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吸取历史教训，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宋江搞投降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
他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原本醉心于走效忠皇帝、封妻荫子的道路。
但是当时，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激烈，高俅一派擅权，宋江被官府一逼再逼，郓城县文面刺配，清风寨锁入囚车，江州城法场问斩，这就堵塞了他梦寐以求的道路。
另一方面，江湖鼎沸，山寨林立，梁山上晁盖等人火并王伦，开创了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梁山队伍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宋江也被起义者三次解救上山。
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势，使宋江“权占水泊，专等招安”，走了一条先上梁山，再朝东京的“曲线忠君”道路，也就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
宋江搞投降主义，从上梁山到菊花会，再到接受招安，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
菊花会前，是准备投降的时期；
之后，是实现投降的时期。
要投降，就要修正农民起义的路线。
宋江上山后，他搞投降遇到的第1个障碍，是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晁盖。
因此，宋江准备投降时期的关键问题，就是篡夺领导权，修正晁盖的正确路线。
宋江深知晁盖享有一定的威望。
他上得山来，便故作谦让，赌咒发誓，说自己决不做山寨之主，否则，“情愿就死”。
同时却又声称，暂时“休分功劳高下”，“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透露了他早存篡权的野心。
他千方百计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不断削弱晁盖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影响，以便把实权一步一步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他刚从法场上被解救下来，惊魂甫定，便不顾晁盖的劝阻，擅自调兵遣将，攻打无为军。
之后，在打青州、华州，拒敌呼延灼以及三打祝家庄等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活动中，宋江总是假称“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将晁盖的军权攫取过来。
他表面上与晁盖共同商定，责成吴用“定议山寨职事”，暗中却把晁盖撇在一边，擅自安排人事，使山寨的组织大权又落到自己的手中。
经过一系列事件，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野心，开始有所察觉。
打曾头市时，晁盖决意亲自出马，断然对宋江声言：
“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把宋江的“不可轻动”的老调子，顶了回去。
晁盖临终前的遗言是：
“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
晁盖明知宋江身无绝技，不能捉得武艺高强的史文恭。
这道遗命表明他不立宋江的意愿，已在不言之中。
可是觉察太迟，宋江羽翼已丰。
晁盖一死，宋江便登上了梁山泊主的宝座，实现了蓄谋已久的篡权野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宋江发出的第1个号令，就是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全面修正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明显标志。
而同时，却在忠义堂正厅，煞有介事供起了晁盖的神主。
宋江这样做，目的无非是把晁盖偶像化，以便愚弄起义军广大将士，掩盖他肆意篡改晁盖正确路线的行径。
但是，晁盖正确路线影响的存在，仍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最大障碍。
于是，过了不久，他便利用“石碣天书”，装神弄鬼，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给他的投降路线披上了一件“天言”的外衣。
宋江搞修正主义，首先是把矛头直指梁山起义军的革命政治纲领。
就在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的当天，爆发了一场李逵与宋江短兵相接的舌战。
李逵明确指出，梁山泊主可做“大宋皇帝”，表达了梁山好汉推翻赵宋王朝的凌云壮志。
宋江勃然大怒，声称要“割了你这厮舌头”。
这就暴露了宋江对于李逵等所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刻骨仇恨！
晁盖等人在火并王伦的斗争中，举起了“共聚大义”，“拒敌官军”的战旗，开创了团结造反，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在与朝廷官军的激烈搏斗中，逐步形成了一条农民起义军的正确路线。
“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朴素的表述。
然而，宋江从地主阶级反动本性出发，认为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只要除掉几个“败国奸臣”，便可“扫清寰宇，荡静中原”，使百姓“再见天日之光”。
这样，他提出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来代替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
容易迷惑人的是，革命农民反贪官，宋江也反贪官；
在政治上宋江正是抓住了他和革命农民在反贪官这一点上的表面相似之处，以假乱真，掩盖他们之间反不反皇帝的这一根本区别。
实际上，“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农民反对封建官僚，是他们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宋江“忠为君王恨贼臣”，他的反贪官，是以“忠君”为前提，是向赵宋王朝讨价还价，换取招安的资本。
前者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
宋江篡改农民起义的阶级本质，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从而阻挡农民从根本上去推翻赵宋王朝。
也就在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时刻，他发表了“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
“就职宣言”。
什么是宋江的“天”，宋江的“道”？
按照儒家“天人感应”的观点，“天”是臆造的宇宙的最高主宰，而皇帝则是“天”在地上的总代表；
“道”，就是孔孟之道。
所谓“替天行道”，九天玄女的“法旨”说得很清楚，即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
这就是说：
“顺天”就要“忠君”，“忠君”就要“去邪归正”，放弃革命，甘做奴才。
这样，“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神权和君权结合为一。
这种十分精致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具有极大的麻醉性和欺骗性，是套在农民起义军头上的枷锁，也是宋江投降路线的思想基础。
宋江在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之后，就逐步改组梁山的领导集团。
原来，晁盖时期的领导集团，成员大都出身于下层人民，也有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革命者。
宋江却撇开晁盖的组织原则，把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朝廷降将，拉进了领导核心；
而作为农民军主力的四个旱寨，就有三个被贵族、地主、朝廷命官掌握了军权。
宋江还不惜一切代价，把“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硬拉上山，这就大大改变了山寨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
这种招降纳叛的情况，到后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宋江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的欢呼。
这些人物，“权借水泊，专等招安”，与宋江结成反动同盟。
他们在领导集团中占了优势，不搞投降才是咄咄怪事呢！
经过长期的准备，宋江向梁山农民起义军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他在一百零八人排座次的大会上强行通过了投降路线。
“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公然立于梁山的山顶，“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绣字红旗”，刺目地挂在忠义堂前。
从此，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一个投降主义的领导集团，在梁山占据了合法的统治地位。
菊花会后，宋江就放手地进行投降活动了。
宋江争取招安的实际步骤，首先是千方百计勾连赵宋王朝。
他走皇帝宠妓的门路，无耻地求助于“枕头上关节”，把“替天行道，并无异心”的忠诚，“达知今上”。
然而，这时朝廷内部，正进行着主张招安与主张征剿的争论。
招安与征剿，原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目的都是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维持封建阶级的统治。
这两个派别之间却由于争权夺利，进行着狗咬狗的争斗；
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也有大小不一的估计；
在怎样消灭农民起义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宋江这个钻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对两派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段，力促招安派在朝廷中占得上风。
对于陈宗善、宿元景这些招安派的人物，宋江的手段，主要是拉。
他或是香花灯烛，鸣金擂鼓，或是银两缎匹，金珠宝贝，极尽谄媚拉拢之能事；
奴颜婢膝地乞求他们钻刺关节，斡运衷情，向皇帝题奏，尽速降下招安的御笔丹诏。
对于童贯、高俅这些人，宋江则是打打拉拉，以打求拉。
这一时期，宋江进行了与童贯、高俅直接交锋的大规模战争，以显示力量，挫败童、高的锐气，逼迫他们实施招安的政策。
尽管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然而实质上梁山好汉的汗马功劳，却为宋江锦袍玉带，走上金銮殿铺平了道路。
在宋江勾连朝廷，大搞投降活动的同时，梁山起义军内部在招安和反招安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李逵元夜闹东京，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一次次打乱了宋江投降的步骤，推迟了招安的时间表。
宋江不得不采取宽猛并济、软硬兼施的手段，扼杀反投降派的力量。
菊花会上，宋江压制李逵反投降的激烈抗议，下令“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他要向“情分最重”的李逵举起无情的屠刀。
陈桥驿边，他对“强气未灭”，敢于杀死朝廷官吏的梁山军校，先缢后斩，更是一次杀鸡警猴的示威。
与此同时，他用封建阶级的“义”，瓦解农民军对于投降派的斗志，用“潸然泪下”的虚伪表演，来掩饰对于反投降派的血腥镇压。
他软硬兼施，将反投降派置于“要反，也反不出去”的境地。
十分清楚，宋江面临的客观形势是：
朝廷交替使用镇压、招安的反革命两手，而农民军内部存在着投降派与反投降派的对立。
菊花会后他一方面勾结朝廷，一方面扶植、扩大农民军内部投降派的力量，实质就是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同一切反动势力结合起来，以搞垮农民起义军。
于是，“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投降的目的。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打方腊暴露了地主阶级及其走狗投降派阴毒的杀机：
它既要镇压方腊起义，又要消灭梁山反投降的革命力量。
方腊壮烈牺牲了，梁山农民军也已“亡过大半”、“十损其八”。
这鲜血淋漓的事实证明，宋江这个投降派就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派，投降路线的得逞就意味着千百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
宋江搞投降主义的全过程表明：
搞投降，就要修正坚持革命的路线；
而修正主义得逞，就是投降派上台，他们就要公开背叛革命，充当反动派的刽子手。
古代的投降派是这样，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
我们要从这里吸取教训，继续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自己打扮成反高俅的英雄，骗取农民的信任，以便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来取代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从而把农民起义引向阶级投降的道路。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
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宋江的影子。
因此，充分认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这个特点，对于认识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
梁山农民起义军战胜了高俅的围攻，却没有战胜钻进心脏的地主阶级代理人宋江。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不能从根本上划清投降与反投降的思想界限，还往往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袭。
这就告诉我们：
要在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战胜头脑中的敌人。
解放以来，《水浒》评论中出现了种种错误观点，恰恰说明，在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阶级调和论，是我们面临着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必将大大提高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能力，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石碣天书”的秘密
吴建璠
《水浒》第71回描绘了一个“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的场面。
宋江在山寨建了一个“罗天大醮”，祷神祈福。
到第7天“功德”快要完满结束的时候，忽听一声巨响，“天门”开了，堕下一团火球。
在火球入地处，挖出一块石碣，上面用“龙章凤篆蝌蚪之文”，写着一篇“天书”。
经何道士以“祖传秘典”辨认的结果，原来石碣正面两侧写的是“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正反两面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名单。
《水浒》安排这样一个场面，让宋江装神弄鬼，假借“天言”，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在揭开这个秘密以前，有必要看一看晁盖死后梁山泊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
梁山泊不是风平浪静的。
梁山农民起义军在同朝廷官军作殊死战斗的同时，在它的内部，还进行着一场斗争。
斗争的焦点，是革命向何处去？
是夺取宋王朝的政权，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接受朝廷招安，使革命半途而废？
宋江是投降派的头目。
他一掌握梁山泊的领导权，立刻把自己的投降愿望变成投降行动，采取了一系列为最后向皇帝投降做准备的反革命措施。
他改晁盖的聚义厅为忠义堂。
“聚义”本是“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亦即齐心造反的意思。
“忠义”正好相反，却要人们俯首帖耳给封建统治者当顺民。
“聚义”换作“忠义”，一字之差，标志着梁山泊的政治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梁山泊已经占统治地位了。
他通过招降纳叛，排挤革命派，扶植投降派，把他用各种方法拉进农民革命队伍中来的地主、豪绅、官吏、将领安插在领导核心，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力量。
他一反晁盖积极发展农民起义力量的方针，屯兵不进，不敢“侵占州府”，同时，与宋王朝派来围攻梁山泊的将领勾勾搭搭，为投降拉关系。
在农民起义队伍里，宋江手中尽管有权，他搞这些明目张胆的叛卖活动，还是遭到了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为代表的梁山广大起义将士的反对和抵制。
晁盖在世时是革命派的领袖，死后是革命的象征。
晁盖虽死，同他一道战斗过的革命派还在，他的路线还在，他在人们当中的威信和影响还在。
这些对于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莫大的障碍。
为了排除这个障碍，宋江及其同伙施展了阴谋诡计。
办法是贬低这位已故领袖的威信，消除他的影响。
为了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道路，宋江这个叛徒深深懂得，光靠对革命派实行压制、排挤是不够的，这里还必须使用更巧妙的精神枷锁，把他们的手脚捆绑起来。
于是，《水浒》作者为宋江精心设计了一篇“石碣天书”。
“天书”的内容，同梁山泊的这场斗争，自然是丝丝入扣的。
“天书”把梁山泊大小将领一百零八人通通罗列在内，唯独梁山泊革命事业的奠基人、已故领袖晁盖却榜上无名。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出于精心的策划。
大宋天子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对他只有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万万不能造反，我宋江主张接受招安，是“顺天应人”，而你们反对招安，则是“逆天行事”。
“天书”说要“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可见连“上天”对我的路线都是认可的，你们难道不应当照办？
“天书”开出的一百零八人名单中，宋江是第1名，而且叫做“天魁星”。
“魁”者，首也。
无论从名次还是从星号来看，我宋江坐第一把交椅，是“上天”的命令，理所当然，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
“天书”排出一个一百零八人的先后顺序名单，而且在每个人的姓名上都加上一个星宿的称号，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宋江对众头领说的一番话，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线索。
他说：
“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
上天显应，合当聚义。
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这就是说，我宋江是星魁，是代表“天意”的，你们都是“一会之人”，都应当听我的话，跟我走，否则便是“逆天”。
“天书”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告诉梁山泊的人们：
晁盖不是“上应星魁”，同我们不是“一会之人”，换句话说，是外人，他的话不可听，不要跟他走。
拆开来看，玄妙的“天书”里，包藏的是这么一些并不玄妙的机关。
“石碣天书”的秘密，用一句话来说，是打着鬼神的旗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中的宋江，靠了搞阴谋诡计，谎言谬说，欺骗革命群众，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破坏了梁山农民起义。
这个教训，值得革命的人们永远记取。

辞山而去的“三五千人”
上海第21棉纺厂工人　陈震康
《水浒》中的宋江，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所鼓吹的“替天行道”，和广大农民起义军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宋江反对“聚义”，而主张“忠义”。
他在梁山起义军中极力推行一条“专待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但是广大农民起义军是坚决反对投降的。
他们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并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当宋江不顾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将士的反对，溜进京城去求招安时，而李逵却“拿着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李逵的这种革命精神，代表了广大农民起义军战士反对投降的要求。
广大的农民起义军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他们藐视宋王朝，不怕威胁，不受引诱。
当宋徽宗令陈太尉过水泊来招降时，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掉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根本不把这“钦差”老爷放在眼里。
阮小七还拔了屑子，使船漏水，对“朝廷大贵人”当场加以戏弄。
面对嚣张蛮横、气焰万丈的朝廷使臣，宋江是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而李逵却“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
当第2次招安时，吴用叫人一箭射死那开诏使臣。
这一戏，一扯，一打，一射，大长了农民起义军的威风，也是对宋江的“忠君”思想和投降主义路线的打击。
特别是当宋江“喜得朝廷招安”，“早晚要去朝京”之时，有“三五千”农民起义军战士却不图“封妻荫子”，毅然辞山而去。
这一辞，辞得何等坚决，何等好啊！
这梁山上“三五千”不知姓名的普通士兵，表明了农民起义军战士的凛然正气。
他们不怕官兵的围攻，也不受宋江的欺骗，不愿屈膝投降，体现了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本色。
他们与宋江决裂，就是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决裂。
《水浒》的作者不歌颂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不歌颂反对投降的革命路线，却为投降主义路线涂脂抹粉，为叛徒宋江唱赞歌，这是对农民革命历史的极大歪曲。
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没有被宋王朝打败，却被宋江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奴才，出卖于朝廷而失败了。
我们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反修防修斗争的觉悟，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僜人心上红日暖
——访西藏察隅河谷的僜人新村
踏着锦绣的秋色，伴随欢啸的松涛，我们跃马驰入察隅河畔的僜人新村。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重山叠翠，碧水滔滔。
这里到处喜气洋洋，迎接我国各族人民的光辉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层层梯田，稻浪飘香，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装满高高的竹围。
许多佩戴大耳环和各色链珠、银饰的僜人妇女面带丰收的喜悦，同男社员一起，将一筐筐谷穗运到晒场。
打谷机飞转，仓楼里堆满了金色的谷粒。
巴安通公社僜人生产队的干部高兴地对我们说：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们参观了僜人的住宅区。
二十来幢整齐的木楼周围，香蕉、果树，硕实累累。
菜园里，黄熟的瓜豆挂满枝藤。
被人们誉为“西藏江南”的察隅河谷，这样的新村共有七个，住着一百八十多户僜人。
每到一处，好客的僜人总是热情地约我们围坐火塘，一面喝着清甜的米酒，一面畅谈僜人的今昔。
僜人是西藏东南角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
民主改革前，他们被西藏的三大领主逼进深山老林，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他们夏天住窝棚，冬天睡土洞。
许多人只能用破罐、陶版当“锅”，芭蕉叶子做“碗”。
半数以上时间他们要靠套猎和寻食毛苕、野芋、芭蕉头、山老鼠等野生动植物维持生活。
他们被西藏反动领主称为“野人”，受尽压迫和歧视。
肥美的河谷台地可以任野兽横行，但僜人却不能垦种。
甚至连大路也不能走，听到马铃声就得躲入树丛，否则就要挨打。
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被推翻，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亮了濒于绝境的僜人的心。
1965年冬，中共察隅县委又派工作组进入深山老林。
由于过去西藏三大领主的残暴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开始有些僜人对汉族干部不敢接近。
经过两年多的耐心工作，分散在各个高坡、深谷的一百多户僜人才陆续迁到肥美的台地。
之后，察隅县委又组织当地驻军和藏族翻身农奴打着红旗，牵着耕牛，帮助僜人开荒、修渠、伐木、盖房。
几年中他们在一处处河谷台地，共开垦出一千多克（亩）梯田、梯土。
国家又给了不少耕牛、农具、衣物、粮食，帮助僜人建立起新的家园。
西藏自治区党委和国务院农林部的负责同志，还越过重重雪山去探望他们。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僜人又和当地藏族翻身农奴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僜人分别加入了四个人民公社，单独成立了七个生产队。
现在，他们有大批耕畜，普遍使用了新式农具，建了水磨、水碾，有的队还建了小水电站。
过去，僜人只能极其粗放地种植玉米、荞麦、鸡爪谷。
而今，当地驻军和藏族翻身农奴，帮助他们学会了种水稻、黄豆、花生、蔬菜和果树、茶树。
去年，七个僜人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八十二万五千多斤。
扎巴公社自更生产队僜人社员章嘎邀我们去他家做客。
我们爬上一座绿荫遮覆的木楼，只见洁净的室内，壁上挂着不少棉、毛、呢料的围裙、毯子、衣物，家庭用具各式各样。
菜园里有个高高的仓楼。
木楼下还养有两头肥猪。
主人深情激荡地向我们说：
“在农奴主的统治下，我们在山上同猴、熊相邻，过的是‘野人’生活。
是党指引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桥，我们僜人真象进入了人间天堂！”
他家七口人，入社后，每年分粮食四、五千斤，分现金两三百元。
仓楼有不少余粮。
家中每人有好几套衣服，仅缎面棉被和棉毯就有九床。
我们访问了不少象章嘎这样的僜人家庭。
用他们的话说，每家都发生了“以往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变化。”
现在，七个僜人生产队每年每人平均分口粮六、七百斤，还向国家出售余粮十一二万斤。
绝大多数僜人住着木楼。
许多家庭有余粮、余款，有的还买了手表、缝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
在民主改革前，僜人的文化处于很原始阶段。
他们不仅语言简单，没有文字，而且采取结绳计数、刻木记事。
风俗习惯很落后，迷信思想也很严重。
如今，党组织从多方面给予僜人政治上的关怀，同时积极普及文化科学知识。
工作组经常深入僜人家中宣传党的路线、政策。
还办起了小学，吸收僜人子女读书，食、宿全由国家负担，每月还有生活补助。
十多年来，已有一百三十多名僜人少年儿童在小学上过学。
党组织还选送僜人积极分子去祖国内地参观、学习。
现在在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大专院校学习的僜人青年就有十多人。
僜人生了病，就及时送他们到驻军的卫生院，重病送到县里和专区医院免费治疗。
驻军医务人员还经常到僜人家里巡诊，并帮助生产队培养了一批卫生员。
自然科学知识和先进生产技术也迅速得到普及。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广大僜人更加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政治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爱祖国、爱集体、爱劳动、讲卫生、讲科学已成新风。
十多年来，僜人的人口已增加了三分之一。
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现在，已有不少僜人能看书、读报、算账、治病。
这个在察隅只有八百多人的少数民族，现在就有五十多人当了国家干部，其中有两人任县委副书记。
僜人青年冉卫东，过去住山洞，当娃子，被西藏三大领主骂为“野猴”。
民主改革后党送他上小学，以后又培养他当卫生员、当干部。
县里领导和汉、藏族干部辅导他读毛主席的书，鼓励他大胆工作，帮助他总结经验。
以后党又送他到西藏自治区工农干部学习班学习。
他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工作，成长很快。
去年他被提拔为中共察隅县委副书记。
冉卫东向记者说：
“短短的十多年，僜人就越过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多少世纪！
只有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正如一首新民歌唱的那样：
“察隅河谷为何鲜花怒放？
蓝天里的太阳光辉灿烂辉煌！
僜巴人民为何心花怒放？
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万丈光芒！”
本报记者

千里川江任自由
长江巨流，自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一段，长一千零二十公里，习惯上称为川江。
在旧社会，千里川江一直处于原始落后状态。
潜藏江底的无数暗礁和险滩激流，不知触没了多少船只，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
人们面对滔滔江水，视若畏途。
新中国诞生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川江工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战险滩，斗急浪，扫除河道上的重重障碍，改天换地，化险为夷，使急流滚滚的千里川江变成了通途。
今天，当人们从重庆港乘船东下，放舟激流，已经再没有过去那种“行船走水三分险”的感觉了。
沿江两岸的大好风光，千姿百态的三峡奇景，使人心旷神怡。
江面上，一艘艘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新型客轮，一列列满载各种物资的拖驳船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夜晚标灯闪烁，好似颗颗明珠镶嵌在江面上，引导着轮船安全夜航。
昔日那种水大了不走，水枯了不走，夜晚不走，天气不好不走的时代已经随着流逝的江水，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千里川江可以四季通航，昼夜无阻，运输能力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七倍多。
今年以来，广大航运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团结战斗，意气风发，运输任务月月超额完成，并创造了连续七个月无重大事故的安全运输新纪录。
喜看今日川江，航运事业蓬勃发展，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打破“天命观”奴隶做主人
川江两岸高山对峙，丘陵起伏，地势陡峻，河道曲窄。
岸边有石堆凸出，江心有暗礁潜伏；
冬夏之间，江水涨落变化无常，构成无数险滩急流。
从重庆至宜昌的六百四十多公里航道内，就有较大的险滩一百五十多处，其中有一百三十多公里狭窄航道只能容一船单向航行。
尤其在长达二百多公里的峡谷地带，更是三里一湾，五里一滩，浊浪滔滔，泡漩翻滚，严重威胁着行船的安全。
生活在川江两岸的劳动人民，为了改善这条河道的航行条件，曾经一代一代地前赴后继，与江水进行过长期的搏斗。
但是，历代反动统治者，霸占着河道的整治大权，利用它愚弄群众，搜刮民膏民脂。
他们大肆喧嚷“天命观”、“宿命论”等反动唯心史观和孔孟之道来束缚人们的手脚。
川江两岸的劳动人民，为了行船安全，不得不乞求“老天”保佑，“龙王”施恩。
然而，无情的江水却依旧年复一年地使许许多多的人丧失了生命。
新中国诞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川江航运事业的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乘船视察长江三峡，极大地鼓舞了川江两岸人民战胜天险，改造自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人们从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954年，当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1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不久，整治川江航道的工程便大规模地展开了。
浩浩荡荡的治河大军和民工队伍开赴江边，在千里河道两岸安营扎寨，摆开战场。
人们不信神，不靠天，以“双手开创新天地，敢把‘龙王’脚下踩”的革命英雄气概，炸暗礁，治险滩，疏航道，驯激流，充分显示了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
在六六一工程指挥部一○五工程队，我们访问了著名的爆破英雄、工程队党支部书记兼队长郑康年。
这个三代船工出身的“老川江”，他一生中与江水搏斗的经历，反映了川江人民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深刻变化。
解放前，郑康年家世世代代受尽江水欺凌，急浪淹死了他的祖父，泡漩埋葬了他的父亲，他还不到十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长期过着“脚蹬石头手扒沙，当牛做马把船拉”的纤夫生涯。
那时候，他无力抗御大自然加给他的种种灾难，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命中注定”。
解放后，郑康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提高了觉悟，打破了“天命观”，积极投入改造大自然的战斗，成为整治川江的第1代炮工。
崆岭滩是川江最凶恶的险滩之一，满河礁石林立，犬牙交错，船只只能在密密麻麻的礁石群中穿缝航行。
解放前航行川江的船只经常在这里发生事故，故有“青滩、泄滩不算难，崆岭才是鬼门关”之称。
郑康年和他的战友们决心砸烂这个“鬼门关”，为人民除害。
他们白天驾着小艇，用篙竿细心探测水下的每一个暗礁，一个一个地进行爆破；
晚上就开动挖泥船，清除江底的碎石散渣。
经过一个冬春的苦战，共炸除水下礁石一万五千多立方，在密集的暗礁群中开拓出一条宽七十米、深三点六米的直线航道，保证了船只安全通航。
二十多年来，郑康年和广大航道工人一起，转战在千里川江，披星戴月，宿雨餐风，为川江航道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1954年到现在，共整治了险滩一百二十多处，总工程量达四百多万立方，相当于旧中国一百二十四年整治工程量的一百倍。
同时，在弯曲狭窄的河道两岸设置了上百个信号台和雾障预报台，在暗礁潜伏的激流中设置了数以千计的标志船和航标灯，使川江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滩多流急的千里川江可以自由地航行了，昔日受大自然摆布的奴隶，已经成为改造大自然的主人。
征服千重难　群众是英雄
在征服川江天险的战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创造历史奇迹的英雄人物。
重庆以下二百六十七公里有个“折桅子”滩，是著名的“忠州三湾”中的浅湾险滩之一。
枯水季节，河道象一把拉满的弯弓，江中急流冲到南边凹形深潭里，翻卷起巨大的泡漩；
江中的卵石泥沙被深潭中泛起的泡漩、回流漫卷至河心，积成浅包，淤塞航道，致使来往船只经常触礁、搁浅，尤其是木船，在这里往往被颠翻沉没，折断桅杆，所以名叫“折桅子”滩。
这个滩前后整治了十年。
最初，他们按照外国“专家”提出的洋框框，搞了一个“沉树挂淤”的整治方案。
结果由于水流太急，不仅不能“挂淤”，反而连沉下的大树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棵不剩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结合“折桅子”滩的实际，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振奋了革命精神。
他们从严冬到酷暑，从枯水季节到洪水汛期，对“折桅子”滩的地质、地形、水文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实地勘测，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然后反复讨论，群策群力，制定出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治理方案——在弯曲航道上游筑砌一道卵石堤坝，迫使冲向深潭的急流改道，去冲刷淤积江心的浅包。
这样既可加深航道深度，又可消除深潭中的泡漩、回流。
广大群众把这种治理方法叫做“筑堤导流，束水攻沙”。
经过一个枯水季节的努力，一道长一百二十米，宽五米，高九米的卵石堤坝巍然屹立江中。
由于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所以花工少，造价低，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力。
从1971年整治以来，“折桅子”滩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阻碍航道的浅包被冲去了，汹涌的泡漩、回流消失了，航道顺直，深度、宽度增加，保证了往来船只的安全运输，畅通无阻。
掌握辩证法　天堑变通途
整治川江的胜利，是广大川江工人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矛盾，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广大川江工人通过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始学会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分析川江的各种自然现象，寻找它的客观规律，并根据对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驾驭自然，从而取得了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主动权。
臭盐碛位于白帝城下，瞿塘峡口，是川江有名的淤沙阻航地段。
过去，人们没有掌握臭盐碛淤沙阻航的自然规律，采取淤了就扒，扒不开就炸的办法，来保证这段航道的畅通。
但是，由于河沙随江水不断地流动，前面疏通，后面又淤，始终解决不了阻航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担负维护这段航道的奉节航道段六○六艇的航标工人，结合臭盐碛淤沙阻航的实际，反复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对沙和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识到：
河水带来泥沙，淤塞了主航道，阻碍了水的流通；
而主航道被淤阻后，又必然逼着水流另找去路，这就出现了冲刷出新航道的可能性。
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呢？
这个艇的工人坚持实践第1的观点，在每年洪水下退时，就驾着小艇，在激流中用标竿反复探测，记录下各种不同水位的河床变化、水的流向、淤沙情况等调查资料，绘成图纸，反复地进行研究和试航。
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他们终于在南边主航道以外，探明两条可以在一定水位通行船只的新航道，并摸索出一套轮流开放三条航道的科学管理方法。
这样，臭盐碛淤沙阻航的难关终于攻破了，这段航道做到了终年畅通，1970年以来还开放了夜航。
战斗在川江各个不同岗位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武器，不断洗刷唯心精神，大大提高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把各项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过去，许多人都认为川江天险，“事故难免”。
现在，人们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这个法宝，能够转化矛盾，化险为夷，在天险航道上创造出奇迹。
长航重庆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郝正华，在担任长江二○○七号拖轮船长的几年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引航，连续安全航行十八万多公里。
冬季雾多，是川江航运的一大障碍。
船舶在航行中遇雾，就成了“睁眼瞎”，一旦处理不当，就难免发生事故。
怎样排除这个障碍呢？
郝正华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教导，在航行中特别留心观察几个有名的“雾窝子”起雾的特征，虚心向有经验的老船长、老水手请教，逐渐认识和掌握了起雾前的各种征兆。
每当发现有这些征兆的时候，他就事先选好前方将要停靠的锚位，计划好航行时间和速度，作好“扎雾”准备。
这样就最大限度地防止了雾障的危害。
枯水季节，江面狭窄，下水拖驳船队在一些码头掉头停靠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郝正华专门选择了船队最难掉头的涪陵荔子园码头作试验。
他详细调查分析了这一带的河床、江面、水势等客观自然条件可能给船队掉头带来的各种影响，和船员们一起研究解决办法，然后去亲身实践，终于摸索出在狭窄河道上安全掉头的操作方法，为枯水季节在川江多拉快跑创造了条件。
战胜旧思想　川江展新容
二十多年来，川江航道建设的每一个成就，川江航运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
就拿小小的航标灯来说吧，解放前，川江上从来没有设过航标灯，更谈不上夜航。
新中国航标工人决心改变川江这种落后面貌。
他们根据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于1954年大规模整治疏通航道的同时，就在一些险要航道上设置航标灯，让船只昼夜航行，进一步扩大川江的通过能力。
但是，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却看不见广大群众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对这个新生事物提出种种非难。
说什么“川江白天行船都有危险，还搞啥子夜航，简直不可想象！”
广大航道职工，认识到这是一场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决心继续搞下去。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在一些主要河段上亮起了盏盏标灯，使古老川江面目一新。
就在那年冬天，千里川江开始了分段夜航。
这个历史性的创举，把宜昌至重庆的上水行船周期由原来需要五、六天缩短到四天，以后又进一步缩短到三天。
初期的航标灯，都是用的煤油灯，灯光亮度差，又经不起风吹浪打，导航效果差。
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航标灯还能不能前进一步？
1958年03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乘船视察长江三峡，检阅了川江工人战天斗地的成绩，使川江航运工人受到极大的鼓舞。
为了把航标灯提高一步，航标工人们边学边干，在缺乏技术资料和设备的情况下，开始了电光源航标灯的试制工作。
没有电瓶，他们用土办法制造；
没有电线，他们就利用废电线；
没有电源，他们就在急流中固定两只小船，中间架上一个水轮，利用水力带动发电，因陋就简地办起了充电站。
就这样，他们只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将川江的煤油航标灯全部改成为电光源航标灯，实现了电气化。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当时，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有的人抓住电气化航标灯在前进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缺点，百般挑剔，横加指责。
甚至寻找种种借口，对刚发展起来的电标灯大砍大杀。
到1961年底，川江的电气化航标灯所剩寥寥无几，大部分航道又回复到用煤油灯的落后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丰都航道段的职工首先挺身而出，和这股下马妖风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击退这股下马风，他们将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使用在二十多公里航道的一百多盏电标灯上，努力把电气化航标灯搞得更好。
这样，在川江电气化航标灯几乎被修正主义路线全部砍光的情况下，这二十几公里航道的一百多盏电气化航标灯，却始终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丰都航道段的斗争实践，给川江航标灯电气化做出了榜样。
他们的经验推广以后，千里川江不久便实现了航标灯电气化。
这通宵达旦的灯光，照亮了川江的千里航程，照亮了广大航运工人的心，使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中联部、外交部举行文艺晚会
热烈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
李先念、吴德等出席观看演出
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今天晚上举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为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为副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等出席了文艺晚会。
黎笋、黎清毅等越南同志来到剧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歌舞团为越南同志演出了独唱、舞蹈、民族器乐合奏等节目，还演出了越南歌曲《越南—中国》《胡志明——最美丽的名字》。
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时，黎笋、黎清毅等同志，由李先念、吴德等同志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并赠送了花篮。
应邀出席文艺晚会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阮仲永，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武玉湖，以及这两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越南留学生、实习生。
今天下午，越南党政代表团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轻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陪同，参观了北京无线电厂。
这个厂是1956年由二十多个无线电修理厂合并而成的。
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于泽芳向越南同志介绍了这个厂的工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设工厂和发展生产的情况。
黎笋、黎清毅等同志参观了工厂的生产车间，受到工人群众的热情欢迎。

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庆祝保加利亚人民军建军三十一周年
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德切夫上校和夫人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保加利亚人民军建军三十一周年。
我有关方面负责人朱开印、刘锦琳，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大使馆武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格里戈洛夫出席了招待会。

坦桑尼亚、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
由交通运输部长坦道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由动力、交通、工程部长穆伦加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23日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国。
前往车站送行的有：
我国外经部长方毅、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寇庆延、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汤国良等。
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代表团19日乘飞机从北京到达青岛访问。
在青岛市，贵宾们参观了铁道部所属四方机车车辆工厂。
这个厂担负着为坦赞铁路提供配套的机车、客车和为坦赞两国两个新建机车车辆修配厂的技术设备配套的任务。
近几年，这个厂多次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坦赞铁路建设工作。
贵宾们在这个厂参观了生产液力传动内燃机和客车车辆的主要车间，并登上为坦赞铁路生产的机车、车辆详细观看。
他们热情赞扬了这个厂的工人。
20日晚，青岛市革委会举行了欢迎宴会。
两国政府代表团抵离青岛时，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高启云、青岛市革委会主任刘众前和副主任郑干、郭士毅等前往机场迎送。
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代表团20日由青岛到达桂林时，受到桂林市革委会主任锺枫等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两国政府代表团在桂林期间，参观了芦笛岩，乘船游览了漓江，观赏了两岸的秀丽景色。
桂林市革委会主任锺枫曾设宴招待了贵宾。
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代表团21日从桂林到达广州。
当晚，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寇庆延设宴招待。
两国政府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南海县大沥人民公社、南海县化肥厂，并游览了广州市容。

姚连蔚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今天下午会见以日本中立劳联议长、电机劳联中央执行委员长竖山利文为团长，中立劳联副议长、电机劳联副中央执行委员长樱井辉雄为秘书长的日本电机劳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韩西雅、曹宪波等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萨努西今天离任回国。

朝鲜平壤杂技团首次在沈阳演出
辽宁省负责人和一万二千多群众观看演出
新华社沈阳1975年09月23日电
朝鲜平壤杂技团今晚在沈阳举行首次演出。
沈阳市一万二千多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他们热情赞扬朝鲜艺术家的高超技艺和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黄欧东、魏秉奎以及辽宁省革委会、沈阳部队、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尉凤英、张树德、吴玉德、任宝成、孙玉国、张午、李治文、宋光、沈素娟，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朝鲜平壤杂技团团长张春燮，副团长崔基柱、严道烈，一同观看了演出。
演出在新建的辽宁体育馆举行。
主席台上方并排悬挂着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
“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的巨幅标语横贯全场。
体育馆内外，洋溢着中朝两国人民亲如兄弟的团结和热情友好的气氛。
当朝鲜艺术家们高举朝中两国国旗走进舞台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他们演出的具有独特风格、矫健优美的杂技节目，使全场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演出休息时，曾绍山、黄欧东、魏秉奎等会见了张春燮团长，崔基柱、严道烈副团长以及演员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演出结束时，曾绍山等同演员们亲切握手，感谢他们给沈阳市人民带来的珍贵友谊和优美艺术，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战友互相赠送了锦旗。

阿尔瓦雷斯副议长等委内瑞拉贵宾访问锡林郭勒盟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呼和浩特1975年09月23日电
委内瑞拉共和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奥斯瓦尔多·阿尔瓦雷斯·帕斯博士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在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和许寒冰同志陪同下，结束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锡林浩特前往黑龙江省参观访问。
阿尔瓦雷斯副议长等委内瑞拉贵宾是22日上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参观访问的。
贵宾们到草原上访问了阿巴哈纳尔旗的白音诺生产队，参观了草场、畜群和牧民生活。
生产队的蒙古族牧民和民兵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列队在蒙古包前欢迎贵宾。
生产队的民兵还给贵宾表演了打靶、乘骑射击、套马和摔跤等。
委内瑞拉贵宾在锡林浩特还参观了食品厂，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的宴会和文艺晚会。
阿尔瓦雷斯副议长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抵离锡林郭勒盟时，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新发，锡林郭勒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太平等到机场迎送。

黎笋、黎清毅会见英萨利
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今天下午在这里会见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英萨利。
（附图片）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英萨利。
新华社记者摄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30届会议
我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一行到达纽约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22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30届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及代表团成员，09月22日下午乘飞机到达纽约。
到纽约机场欢迎乔冠华团长一行的有阿尔巴尼亚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雷兹·马利列，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科·纳乔，柬埔寨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沙林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权敏俊等。
已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联合国礼宾处负责官员阿里·泰穆尔。
代表团在前往纽约途中曾经在巴黎停留。

北京艺术团在日本京都、大阪演出
据新华社东京1975年09月22日电
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北京艺术团，从18日至21日，先后在京都、大阪进行演出，受到广大日本观众和朋友的热烈欢迎。
近一万名观众观看了表演。
京都市长船桥求己、大阪府知事黑田了一、大阪市长大岛靖、大阪市议会议长音在又一和京都、大阪的知名人士以及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大阪府本部、爱国华侨团体的负责人等观看了演出。
日本朋友观看演出后，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赞扬北京艺术团演出成功。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京都府总部会长、日本著名学者？
本善隆说：
“中国北京艺术团给我们带来了八亿中国人民的友情，送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艺术”。
北京艺术团在京都、大阪停留期间，访问了日本朋友的家庭，参观了小学校、街道商店，并游览了京都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我电视台代表团离开南斯拉夫回国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5年09月20日电
由北京电视台副台长王枫率领的中国电视台代表团结束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于09月19日乘飞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19日，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新闻委员会主席穆·贝尔贝罗维奇接见了代表团。
06日，南斯拉夫广播、电视联合组织管理委员会主席米拉丁·格沃兹丹诺夫设午宴招待代表团。
18日晚，张海峰大使为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

日本九州地区各界人士集会要求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三木首相应在“霸权问题”上作出决断
宫泽外相指出苏联必须归还日本北方四岛
新华社东京1975年09月22日电
日本九州地区各界人士09月20日在福冈市集会，要求立即缔结明确地写进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这次集会是由部分国会议员和九州地区各界人士联合发起的。
约四百人参加了集会。
集会一致通过的致三木首相的要求书，引用了日中联合声明中关于双方不谋求霸权和反对霸权的条款。
要求书说：
“我们坚信，今天将这一条款明确地写进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正文中去，不仅符合日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日本）争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第3世界各国人民信任的措施。”
要求书说：
“我们强烈要求三木首相在‘霸权问题’上作出决断，完成缔结基于日中联合声明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业。”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呼吁书回顾了日中两国恢复邦交以来友好往来的发展情况。
呼吁书说：
“为了日中两国永远友好和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让我们在九州各县的各个地方掀起一个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运动。”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秋冈家荣在集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意义。
秋冈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22日电
出席第30届联合国大会的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09月22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苏联必须考虑归还日本北方四岛。
他说，北方四岛明显地是日本领土，一百多年以前日本与沙皇俄国缔结的一项条约就曾规定，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还指出，这些岛屿并不是日本通过战争获得的，而俄国对此也未表示过异议。
宫泽喜一表示，日本将以顽强的和耐心的态度继续同苏联谈判归还北方领土问题。
据新华社东京1975年09月22日电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促进会20日在东京散发传单，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固有领土——北方四岛。
传单说：
“战后三十年来，苏联一直非法占领着日本的固有领土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和择捉岛等北方领土，因此，发生了渔民被苏联逮捕，渔民的宝贵生命被苏联夺去的悲剧。
被夺去渔场的渔民、被赶出故乡的日本居民迄今一直强烈呼吁‘还我岛屿！
’”
传单说，苏联反对日中缔结写明“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本身清楚地暴露了它的霸权主义的本质。”

朝文化艺术部举行文艺晚会招待中共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1975年09月23日电 朝鲜文化艺术部09月23日晚上在平壤大剧场举行文艺晚会，招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朝鲜党政领导人杨亨燮、李用茂、金永南以及文化艺术部部长李昌善、劳动党中央副部长金勇舜等陪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全体成员观看演出。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在晚会上演出了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演出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朝鲜文艺工作者赠送了花篮。
张春桥团长等在杨亨燮同志等陪同下登上舞台，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朝鲜中央统计局发表新闻公报
朝鲜提前完成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
新华社平壤1975年09月23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09月23日发表了朝鲜中央统计局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一九七一——1976年）提前完成的新闻公报。
公报说：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5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已经胜利地提前完成了。”
公报说：
“工业部门在总产值方面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了六年计划。”
“在过去的四年零八个月期间，工业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六年计划规定的数字——百分之十四，达到了百分之十八点四。
特别是今年，工业生产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这表明我国工业继续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符合伟大的千里马运动和体现这一运动的速度战的要求。”
公报指出，到今年08月底，电力、煤炭、化肥的产量已达到了六年计划的指标，纺织品产量几乎提前两年达到了指标，水产品产量提前一年半达到了指标。
公报指出，从1971年到1975年08月底期间，工业部门新建和投产了一千零五十五个现代化的工厂以及许多车间。
通过开展朝鲜劳动党第5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三大技术革命运动，工业部门在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工业部门积极地实现笨重体力劳动作业的机械化，广泛地实行生产工序半自动化、自动化和遥控化。
公报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农村，在1974年已经生产了七百万吨以上粮食，从而提前两年占领了六年计划的粮食高地。”
去年平均每町步（约合十五市亩）粮食产量，达到水稻五点九吨、玉米五吨的高水平。
“同粮食生产一道，畜牧业、果木业、养蚕业等农业经济的所有部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公报说，到今年06月底，在农村工作的拖拉机台数比1970年底增加了二点六倍，汽车辆数增加了一点五倍。
在今年农事期间，化肥的施肥量比1970年增加一倍，平均每町步已达到一吨以上。
公报指出，在完成六年计划期间，铁路货运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十，进一步增加了电气化铁路。
公报说：
“1974年国民收入比1970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随着人民消费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的日益提高，1974年零售商品流通额比1970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多。”
公报说：
“在进行文化革命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公报指出，从今年起，已经普及了十一年义务教育制。
公报说：
“由于完成了六年计划的宏伟纲领，我国人民在进行三大技术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斗争中取得了划时期的进展，我国的革命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坚如磐石地加强了。”
公报说：
“我们的胜利将给战斗的南朝鲜革命者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将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沉重的打击。”

朝鲜平安南道群众集会欢迎中共代表团
郑东益同志张春桥同志讲话共祝两党两国人民团结战斗共同前进
朝鲜劳动党平安南道委员会宴请中共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1975年09月23日电朝鲜劳动党平安南道委员会09月23日上午在南浦市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热烈欢迎以张春桥为团长、耿飚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参加大会的有五万人。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外交官员和在朝鲜工作的中国同志应邀出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
朝鲜党政领导人杨亨燮、李用茂、金永南以及平安南道和南浦市的党政领导人。
朝鲜西部海港城市南浦装饰一新，洋溢着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亲切友好和战斗团结的热烈气氛。
市中心大街上悬挂起中、朝两国国旗，交通中心竖立起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巨幅画像以及写有“朝中两国人民之间永恒的战斗友谊和团结万岁”的巨幅标语。
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车队在清晨从平壤到达南浦市时，市民聚集在街道两旁，挥动花束和朝、中两国国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中国战友。
在群众大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劳动党平安南道责任书记郑东益和张春桥团长先后讲了话。
郑东益同志说：
“在我们平安南道，朝中两党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开花结果。
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平安南道人民在朝鲜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结成的深厚友谊永远铭记在平安南道人民的心中。
中国同志们为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而流血战斗的不朽业绩，在平安南道到处可以看到。
平安南道人民一如既往，今后仍将竭尽全力不断地发展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永远做他们的可靠战友。”
他说：
“目前，中国人民遵循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有力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继续高速度地发展国家的经济。
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建立了可靠的国防力量。
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路线，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大力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
今天，中国人民进入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民族繁荣时期。”
郑东益同志在谈到平安南道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以后说，“共和国北半部人民生活得越幸福，越是时刻不能忘记那些在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集团统治下呻吟并且饥寒交迫的南方兄弟。
为了有力地支援战斗的南朝鲜人民，有准备地迎接祖国统一的革命大变革，我们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掀起大高潮，进一步加强共和国北半部的革命基地。”
张春桥团长在讲话中说：
“南浦市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英雄城市。
南浦市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坚持金日成同志的革命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辛勤的忘我劳动，把南浦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港口城市，为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积极响应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中全会的战斗号召，高举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旗帜，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已经提前完成了国民经济六年计划并决心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的光辉节日。”
张春桥团长赞扬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他在谈到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主张，朝鲜问题应当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解散，美国军队必须从南朝鲜撤走。
张春桥团长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时指出，广大的第3世界国家人民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猛烈地冲击着建立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当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现在，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重点在欧洲，同时，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争夺，增加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超级大国的争夺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
它们的争夺，已经激起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
同时，也遭到处于超级大国和第3世界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和人民的抵制。
因此，超级大国的狂妄野心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如果它们敢于发动新的战争，必将加速自己的灭亡，促使世界人民革命取得新的胜利。
张春桥团长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是最宝贵的友谊。
他说：
“我们坚信，无论世界上出现什么样的风暴，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将一如既往，永远团结战斗，共同前进！”
郑东益同志和张春桥团长的讲话受到与会群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和欢呼。
张春桥团长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名义向朝鲜劳动党平安南道委员会赠送了锦旗。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结束。
大会结束后，南浦市几万名青少年学生为欢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表演了题为《伟大的友谊，战斗的团结》的大型团体操。
青少年们在朝中两国革命乐曲的伴奏下演出的团体操，生动地反映了在金日成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下的朝中两国人民友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鲜明地展示了朝中友谊的瑰丽花朵永远盛开的情景。
演出结束时，背景台上出现了“朝鲜劳动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巨大标语。
团体操的全体表演者聚集在体育场上，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图案。
他们和全体观众一起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永世长存而热烈欢呼。
新华社平壤1975年09月23日电 朝鲜劳动党平安南道委员会09月23日中午在南浦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张春桥为团长、耿飚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朝鲜党政领导人杨亨燮、李用茂、金永南，朝鲜劳动党平安南道委员会责任书记郑东益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郑东益责任书记和张春桥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们在讲话中都热情地赞扬朝中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郑东益说：
“传统的朝中友谊任凭天塌地陷，将永不动摇；
任凭日月流逝，将永葆万年春。”
张春桥团长在讲话中热烈祝贺朝鲜人民和南浦市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并衷心祝愿他们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
他说：
“我们深信，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同日月争光辉，同山河共长久。”
下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杨亨燮、金永南、郑东益等同志的陪同下，从平安南道回平壤途中，参观了金星拖拉机厂。
金星拖拉机厂是朝鲜最大的拖拉机工厂。
这个厂的职工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拖拉机产量大幅度提高，对发展朝鲜国民经济、支援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受到了这个工厂职工的热烈欢迎。
参观结束后，张春桥团长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名义向工厂赠送了锦旗。
（附图片）
图为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人民夹道欢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全运会比赛和表演已进行三分之二
运动员不怕疲劳，连续战斗，取得令人鼓舞的好成绩
据新华社1975年09月23日讯
第3届全运会的各项比赛和表演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二以上。
各地运动员在比赛中不怕疲劳，连续战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好成绩。
最近几天里射击比赛捷报频传，今天又刷新了三项全国纪录。
在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三乘二十射击复赛中，由内蒙古庞立勤、解放军李晓惠和山东冷桂英组成的联队，由金东翔、杜爱红、秦伟组成的辽宁队，由甘肃闵繁荣、河北杨晓萍和四川张萍组成的联队，由北京赵璧、江苏杨惠宁和内蒙古苏日娜组成的联队，由新疆张新华、湖北胡东方和山西韩凯萍组成的联队，由青海罗筱蓉、广西于秋萍、青海花木措组成的联队，分别以一千七百零三环、一千六百九十六环、一千六百八十环、一千六百七十九环、一千六百七十三环、一千六百七十三环的成绩，打破了这个项目一千六百六十七环的全国纪录。
其中辽宁金东翔和内蒙古庞立勤还以五百七十三环和五百六十九环的成绩，刷新这个项目五百六十八环的个人全国纪录，分别获得第1名和第2名。
在男子大口径手枪慢加速射复赛中，由青海孙东、解放军梁长义、吉林苏晓安和四川朱华宇组成的联队，由湖北罗天盛、北京张鈜、河南苏之勃和四川杨如清组成的联队，分别以二千三百二十八环、二千三百二十二环的成绩，打破这个项目二千三百二十一环的团体全国纪录。
水球比赛全部结束。
广西队、广东队和上海队分别获得前三名。
赛车场自行车比赛今天进入第3天。
参加女子两公里团体追逐赛、男子四公里追逐赛和男子一千米争先赛的各地选手，经过两天到三天的角逐，比赛结果今天下午全部揭晓。
山西女队、北京王福祥和张立华分得第1名。
北京老将张立华在男子一千米争先赛中战胜江苏选手黄康林。
今晚在工人体育馆进行乒乓球男、女单打第3阶段的比赛。
有三十二名运动员参加。
羽毛球成年男、女单打、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进入了高潮。
羽毛球五个单项经过三天的单淘汰制比赛，进入前八名的运动员已经揭晓。
羽毛球女子单打陈玉娘二比一胜潘祝英，进入了前四名。
进入前四名的，还有李芳、刘晓征和梁秋霞。
男子单打汤仙虎、栾劲、周克俭、侯加昌进入前四名。
今晚，一万八千多名观众怀着极大的兴趣，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北京男、女篮球队同解放军男、女篮球队的两场比赛。
这四个队都是我国篮球劲旅。
全运会篮球决赛以来，两个男队都取得全胜战绩，两个女队都是十胜一负。
因此，这两场比赛，成为争夺冠军的关键性的一战。
解放军女篮以五十七比六十败于北京队。
解放军男队阵容整齐，发挥了快速、准确的特点，结果以九十四比七十战胜了北京队。
全运会排球（成年组）决赛，从09月09日到22日，已进行了十一轮、共一百二十二场比赛，形势越来越明朗。
在十二个女队中，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只有四川队，她们虽然九战九胜，但还要和两个强队相遇。
解放军队和北京队都是十战八胜二负。
女队将来那个是冠、亚军，目前还难以预测。
男子排球打得也难解难分。
广东队十战九胜一负，战绩最好，解放军队和福建队都是十战八胜二负，辽宁队十一战八胜三负。
整个比赛要到26日才能结束。
武术中南拳的比赛前两名的获得者是广东的邱健国和浙江的颜建国。

工农兵评论员好
新华社记者述评
“工农兵评论员好！”
这是广大观众和参加第3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们的共同赞语。
第3届全运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支来自各地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的代表和北京市厂矿、农村、部队基层单位的一千三百多名工农兵评论员登上了体育论坛。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体育战线出现的新事物，是体育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措施。
工农兵必须占领体育阵地，工农兵也一定能够管好体育。
他们对于每场比赛首先从路线上、思想上进行分析，既评政治、评思想、评风格，又评技术，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比赛场上去，使体育场变成了宣传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的大课堂。
解放军足球队在同陕西足球队比赛中，表现了“宁失一球，不伤战友”的高尚风格。
工农兵评论员立即进行表扬和评论。
体操比赛的裁判员在比赛后主动协助工人整理器材和场地，工农兵评论员也及时写评论稿进行表扬。
这些鲜明、生动的小评论，不仅教育了运动员，也教育了广大观众。
在比赛中，锦标主义等不正之风一出现，工农兵评论员就抓住苗头分析批判，进行深入细致的路线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男子五千米竞赛中，一位名次比较落后的运动员，不愿去领奖。
在现场担任评论工作的北京第3通用机械厂工人王润岗和解放军某部战士王志鹏，抓住这个锦标主义思想的苗头，去找领队和运动员了解情况，认真地进行了帮助。
工农兵评论员对这位运动员说：
“这次大会为了落实体育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破例在晚上举行田径比赛，目的是使更多的工农兵能够看到，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今晚观众这样多，情绪这样高，运动员们为革命而比赛的劲头这样大，前四名都破了全国纪录。
可是你的思想情绪却同广大工农兵不大一样，这是为什么？”
工农兵评论员这番话，深深触动了这位运动员的思想，使他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路线教育。
在后来举行的一万米赛跑中，他鼓足干劲，顽强奋战，克服了体力不好等困难，跑出了自己几年来的最高水平，取得第3名，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
工农兵评论员还结合比赛，帮助运动员、裁判员学习唯物辩证法，具体划分为革命力争上游同锦标主义的界限，正确处理坚持“友谊第1，比赛第2”方针同发扬勇猛顽强风格的关系，正确处理政治同技术的关系。
吉林女子篮球队对广西女子篮球队的比赛，双方打得既友好又勇猛顽强，都发挥了自己的技术。
在场担任评论的北京四季青公社、东升公社的评论员刘万祥、何旺热情赞扬了双方的良好表现，并且指出：
我们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比赛，为革命苦练技术，为革命打好每场球，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把友谊和比赛对立起来，实质上是锦标主义的影响。
这种理论结合实际的评论，对运动员很有启发。
工农兵评论员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把参加体育评论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任务联系起来，站得高，看得远。
他们既评论体育，更关怀广大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成长。
运动员们亲切地称赞工农兵评论员是：
“我们的政治指导员”。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老工人拿起刚刚印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运动员们说：
要打好球，首先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这样才能方向明，路子正。
运动员们表示，一定要把工农兵代表的嘱咐永远记在心里，象大庆工人、大寨社员那样艰苦奋斗，在体育战线上为革命做出新贡献。
参加三届全运会的许多老裁判员和老教练员，结合切身的经历，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工农兵评论体育这一新事物，更加认识到它的强大生命力。
老体育工作者马启伟深有体会地说，对一场比赛的输赢，我们往往从技术上去找原因，结果总是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而工农兵评论员则首先从路线和思想上来看问题。
这正是我们的不足之处。
广大工农兵评论员的实践，以及这届全运会上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反映，都说明向工农兵学习，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开展工农兵评论工作，对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报有删节）

赞“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
空军体育馆工农兵评论员
参加体育运动与从事其它革命工作一样，都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以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和“一拚到底”的战斗意志，去夺取胜利。
年轻的湖南男排在09月14日迎战广东男排的比赛中，充分发扬了这种战斗精神。
这次比赛前，湖南男排已是三战三负，现在对手又是三战三胜的劲旅广东男排。
开赛十几分钟，湖南队就先失一局，接着第2局又以五比十一落后。
观众席上议论纷纷，有的人认为，这场比赛，胜负已成定局。
但多数人却不这样看。
大家看到，湖南队尽管处于不利局面，但每个运动员斗志昂扬，敢扣敢封，每球必争，为了救起一个险球，湖南队几个运动员相继扑摔在地。
遇到对方用大力发球破坏进攻时，队员们就互相鼓励：
“顶住！”
果然，他们顶住了广东队的凌厉攻势，逐步由被动变主动，争回了这一局。
接着他们又一鼓作气，连胜两局，以三比一反败为胜。
湖南男排的胜利，是发扬“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的成果。
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登山队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光辉业绩。
英雄的登山队员就是怀着这种“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世界的顶峰踩在自己脚下。
“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革命征途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艰险。
一个革命者，在认清了革命方向后，就要朝着胜利的目标，奋勇地战斗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战斗风格。
在赶超世界体育先进水平的征途上，在我国广大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面前，同样有着种种困难。
我们希望运动员同志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在赶超世界体育先进水平的征途上，“锲而不舍”，一拚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足球、篮球、排球、射击、摔跤22日成绩公报
足球　湖北胜天津（三比一）、河北胜湖南（二比一）。
篮球　男子篮球：
广东胜江苏（九十七比九十五）、吉林胜台湾（八十七比六十七）、解放军胜上海（九十七比六十）、北京胜湖北（一百零二比六十八）、河北胜四川（八十三比八十一）、辽宁胜山东（九十四比八十二）；
女子篮球：
河南胜广西（七十一比六十七）、江苏胜江西（七十四比五十八）、吉林胜台湾（一百零三比六十七）、浙江胜四川
（七十五比六十六）、北京胜陕西
（八十七比七十）、山东胜辽宁
（五十九比五十四）、解放军胜黑龙江（七十一比六十五）。
排球　男子排球：
上海胜广西（三比○）、陕西胜山东（三比○）、北京胜辽宁（三比○）、湖南胜安徽（三比一）、解放军胜江苏（三比○）、广东胜台湾（三比○）；
女子排球：
北京胜辽宁（三比一）、四川胜陕西（三比一）、天津胜安徽（三比二）、江苏胜解放军（三比一）、广西胜上海（三比一）。
射击　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三乘二十（团体）前八名：
辽宁（一千七百环）、内蒙古（一千六百九十四环）、青海（一千六百七十三环）、上海、云南、江苏、解放军、陕西；
男子大口径手枪慢加速射前八名：
青海孙东（五百八十五环）、解放军梁长义（五百八十三环）、吉林苏晓安（五百八十二环）、四川朱华宇、湖北罗天盛、北京张鈜、河南苏之勃、云南秦维国；
男子多向飞碟二百个靶前八名：
陕西张枢（中一百五十九靶）、广东李建国（中一百五十五靶）、黑龙江李伟光（中一百五十一靶）、河北邵晖、山东张会群、河南于海泉、辽宁孙盛伟、四川祝长富。
中国式摔跤　次最轻级前七名：
河北王彦会、内蒙古马权、青海罗培、内蒙古马尔宁、山西孙全书、新疆道力特汗、河南李永安；
最轻级前八名：
内蒙古董雅臣、北京韩和亮、山西王培贤、黑龙江朝鲁、北京刘洪顺、安徽黎克燮、河南马尔德、宁夏杜建义；
次轻级前八名：
山西卜建伟、山西张成龙、河北张建忠、北京刘晓雨、北京吕济民、吉林王宪义、青海鲁鸿亮、浙江戴元铭；
轻量级前八名：
内蒙古李斌、吉林刘泽有、河北穆怀书、黑龙江嘎拉森尼玛、河北周璞、山西崔明海、浙江何小兔、内蒙古郭正侠；
次中级前八名：
内蒙古高京、北京王跃维、吉林白拉、北京王洪振、河北董久德、河南白文亮、安徽谷和永、河南索宪卿；
中量级前七名：
吉林孙克勤、河南白复兴、山西郭贵成、北京李明元、青海马占清、安徽成国玺、黑龙江王之河；
次重级前八名：
河北张维生、黑龙江图布敦、安徽石亮纯、北京刘玉森、安徽李发启、内蒙古毕力格图、吉林朴清植、青海加倍尔；
重量级前六名：
山西张玉明、黑龙江达格登、河北刘焕利、安徽杨冬生、内蒙古苏古尔、新疆耿祥林。
游泳（21日成绩公报）
女子团体前六名：
云南、广东、解放军、北京、广西、四川；
男子团体前六名：
广东、天津、广西、解放军、上海、黑龙江；
女子二百米仰泳前八名：
北京高凯（二分三十六秒○九）、广东程凤英（二分三十九秒五四）、广东李桂香（二分四十秒四一）、山东刘菁如、辽宁王笑、天津钱惠、天津姚丽娜、湖北杨志华；
女子二百米蛙泳前八名：
广东梁秀琼（二分五十一秒一六）、辽宁马红力（二分五十四秒六八）、河北张海英（二分五十四秒八一）、湖南刘继云、江西汪莎莉、辽宁陈少薇、上海胡晓凤、浙江谢金波；
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前八名：
解放军（四分二十四秒○二）、云南（四分二十五秒一六）、北京（四分二十六秒四四）、四川、上海、广东、江苏、天津；
男子一千五百米自由泳前八名：
广东罗兆应（十七分四十七秒九六）、广西黄卫东（十七分五十五秒一二）、广西张小军（十七分五十八秒○八）、黑龙江张承远、浙江傅水生、广东曹汉明、北京乔勇、江西谭清元；
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前八名：
上海（四分十秒一六）、广东（四分十秒七一）、天津（四分十三秒九六）、解放军、广西、北京、黑龙江、福建。
击剑（21日成绩公报）
男子重剑前八名：
上海崔一宁、上海陈静析、辽宁佟伟、天津郭东升、江苏郭毅能、辽宁高维林、云南刘宝林、广东谭志辉；
女子花剑前八名：
江苏庄杏娣、上海袁月美、天津白淑凤、江苏栾菊杰、天津朱庆元、上海万惠萍、广东梁三妹、北京吴秋花。
（新华社）

需要这样的风格
第3届全运会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代表　上海评论组
19日解放军队同辽宁队的足球赛，是一场争夺激烈，气氛友好的比赛。
解放军队和辽宁队都是我国足球劲旅，一开赛，双方都积极主动，勇猛顽强，每球必争，扣人心弦。
解放军队在时间不多、比分落后、顶着逆风的不利情况下，发扬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奋起猛追，终于在离终场只有六分钟时，射进一球，扳成平局。
这场比赛是紧张的，但气氛却十分友好，经常出现团结友爱的动人场面。
比如解放军队队员放弃有利战机，搀扶滑倒在地的辽宁队队员。
辽宁队一个队员在迅速冲向对方禁区时，见对方守门员已迎面跃出抢扑险球，他马上主动回让。
这种“宁失一球，不伤战友”的优良作风，是对“锦标主义”的有力批判。
它反映了我国运动员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焕发出来的新的精神面貌。
每个运动员都能尊重裁判，服从裁判。
裁判员偶尔出现误判的情况，虽对本队有利，但都主动提出，帮助裁判纠正。
比如，在离终场还有五分钟，场上比分一比一时，裁判员判辽宁队发界外球，而辽宁队队员却主动举手示意，向裁判员说明这个球是他碰出界外的，应由解放军队发球。
这种高尚的风格受到观众热烈赞扬。
我们为两个队的优良技术和高尚风格而欢欣鼓舞，希望他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发扬好风格，提高本领，创造好成绩，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面向工农兵　依靠工农兵
任平
第3届全运会组织了三百多名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的代表和一千二百多名工农兵评论员，参加体育竞赛的评论工作。
他们活跃在各个比赛场地，对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的思想、作风和技术上的优缺点进行评议。
他们的工作，对开好这次全运会，起了促进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我们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有为什么人、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工作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我们无产阶级的体育事业，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因此，我们要求体育工作必须面向工农兵、依靠工农兵。
组织工农兵参加评论体育竞赛，就是体育工作面向工农兵、依靠工农兵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举行各种体育活动中，组织工农兵参加评论工作，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广大运动员、体育工作者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一起参加体育工作和竞赛活动。
这样做，有利于广大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友谊第1，比赛第2”的方针，肃清“技术第1”、“锦标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断提高运动竞赛水平。
工农兵评论员同运动员、体育工作者一起参加活动，一起评论，使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能够更多地、更直接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更好地改造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
实践证明，工农兵评论员对这届全运会是作出了贡献的。
但是，这项工作现在仅仅开始。
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抓好典型，使这一工作逐步完善，并且长期坚持下去。
（附图片）
首钢工人评论小组在对全运会福建、上海女子排球队运动员的思想、作风、技术进行评论。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