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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空军高炮某独立师党委中心组在带领部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采取多种方法抓好党委中心组自身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正、副书记当好带头人。
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中，同志们反映有些问题难懂，党委书记张西范就带头钻研，谈读书体会，和大家一道进行深入讨论。
正、副书记在带头深钻理论中，还注意联系思想实际，带领大家在应用上用气力。
在联系实际过程中，正、副书记都努力做到暴露思想不怕丑，改正错误争朝夕。
他们带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家庭，抵制“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部队，他们以普通一兵、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用汗水冲洗思想上的污泥。
副书记沈福林每次下部队都要抽一定的时间参加施工、生产，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帮助部队解决实际问题。
在正、副书记的模范行动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先后有五名常委带领工作组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检查、了解学习情况，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帮助指导部队学习。

经常分析学习形势，不断提出深入学习的新课题。
为了深入、扎实地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党委中心组今年上半年三次分析学习形势，交流经验体会，找出存在问题，研究改进措施和制定下一步的学习计划。
比如：四月份，他们针对部分成员流露出学习是“软指标”的现实思想，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整顿学风，及时扫除影响学习深入的思想障碍。
五月份《红旗》杂志发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文后，他们结合学习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心组成员联系实际的情况，自觉联系部队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学习引深一步。
在上半年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基础上，七月份又开始专题学习“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为什么既不能取消、又要防止它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以后还准备逐个分析研究“按劳分配”、“工资制度”、“小生产’等专题。

在组织学习中，注意抓好时间落实、人员落实。
他们确定正、副书记和张副政委共同负责中心组学习。
不管工作多忙，三个人中总是留一个在师里抓学习。
最近一个时期会议多、工作多，他们就统筹安排，在月末搞了小集中，连星期天也挤出时间用于讨论，终于完成了学习计划。

党委中心组在组织学习中，不仅抓好在家人员的学习，而且重视加强对外出人员学习的领导。
党委书记、副书记把每个成员的学习挂在心上，经常通过电话、书信、个别谈话筹多种形式，给外出的同志布置学习任务，提出要求，检查、督促他们的学习。
上半年中心组有三名成员参加教导队和到外地驻训，党委书记就及时给他们寄去学习计划和学习材料，并写信介绍家里的学习动态，要求他们定期反映学习情况，交流经验体会。
当他们从教导队回来后，又给他们安排了四天学习时间，集中精力补课，赶上学习进度。
对在家养病的副参谋长，也经常派人送去学习材料，了解他的学习情况。
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抓落实，使全组成员学习进度大致统一，有力地保证了中心组理论学习的深入。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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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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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讯 以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团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在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后，今天下午乘专机从河内到达北京。
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同机到达。

同机到达北京的还有代表团团员：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英蒂丽、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吉春。

到机场迎接的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秀木、杨森安和夫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副大臣万比尼和夫人；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谭震林，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佳楣，朱传贤、梁枫，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孙浩；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成功。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员、王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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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亲王、乔森潘副首相等到达北京时，宾努首相和夫人，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吴德、谭震林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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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二连党支部把抓好支委会“一班人”的学习，作为带领全连同志学好理论的重要环节来抓。

开始，有的支委对带头学好理论认识不足，认为：“带头学理论是中高级干部的事，基层干部和战士一起学就行了。”
针对这种思想反映，党支部帮助大家从两个方面提高带头学好理论的认识：一是学习毛主席有关路线问题的论述，回顾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清学习理论与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关系；
二是学习毛主席有关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论述，回顾自身参加革命工作的实践，认清学习理论与做好领导工作的关系。
通过学习和讨论，支委会“一班人”懂得了基层干部也要带头学好理论的重要性。

连队每学一个专题，他们就先和骨干一起摸索学好的路子；
规定战士学习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们除了参加班、排和战士一起学以外，还坚持每周两个半天集体学习的制度；
为了多学点、学好点，他们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抓紧时间，坚持自学，每天挤出一个多小时来学习。
他们为了加深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理解，除了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外，还选学了《哥达纲领批判》、《伟大的创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并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实际，坚持写读书笔记。
支委、司务长黄利明，根据本职工作的特点，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坚持学好理论的措施：一是合理安排工作，挤出时间参加集体学习；
二是不管工作多忙，每天要坚持一个小时自学；
三是对学习难点，一定要努力钻通。
他为了弄通现阶段对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既要保留又要加以限制的问题，连续几个晚上学到深夜。

在学习中，党支部重视把“一班人”的学习同战士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战士在学习中遇到的难点作为“一班人”学习中着重解决的问题，用自身学习的体会帮助战士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例如，连队部分战士对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理解不深。
党支部就把这个问题作为自身学习的重点，及时组织干部紧紧围绕这个专题，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阅读有关参考资料，开展集体讨论，干部弄懂后，再到班、排进行辅导，帮助战士加深了对这个同题的认识。
支委会“一班人”带头学习理论的模范行动，鼓舞和教育了战士。
连队为革命学习理论的空气越来越浓。

二连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促进了“一班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讨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专题时，他们运用革命理论分析了在干部中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的几种表现，以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给连队建设和个人思想革命化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提高了努力学好理论，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决裂的自觉性。
他们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制订了措施，并见诸行动。
过去有的支委对战士不能平等待人，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后，他们深入班排，和战士亲切谈心，做思想工作，关心战士生活，加强了官兵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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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图，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你会看到连绵不绝的群山。
在革命战争年代，山区往往是革命的根据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长期扎根山区，艰苦奋斗，和那里的人民群众一道，进行火热的斗争，让山山水水展现出无比壮丽的图景。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光，就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

风景这边独好

朱光是一九四四年入伍的老同志。
全国解放前，他作为一名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战士，在六年之内，足迹遍及粤桂边六万大山的山山岭岭。
解放后，他继续留在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地区工作，后来又遵照党的指示，来到湘、桂、黔交界的地方，担任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武装部长。
他在山区整整战斗了三十年。
他说：“山区的山好，水好，人民群众好，我要在山区战斗一辈子！”
一九六九年秋，朱光从十万大山腹地的东兴来到位于湘、桂、黔边界三省坡下的三江侗族自治县担任武装部长。
三江的条件比十万大山地区更艰苦。
他一到那里，就听部里的同志介绍，有少数从城市和平原地区调来的干部，说是“来到三省坡，眼底无数山，出门山连山，但愿早下山”，思想不大安定。
朱光凭多年在山区工作的经验，深深懂得，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武装部的工作就不能顺利开展。
他向部党委建议，在干部中深入进行一次热爱山区的教育。
朱光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文献，批判那种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
有个青年同志刚从大城市调来不久，向往城市生活的思想一时解决不了，朱光就带着他一起下乡。
他们来到桂黔边界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塘坳水库工地，访问两位自动到工地当安全员的七十多岁的侗族老贫农，问两位老人，这么大年纪了，为啥不在家里享清福，还要到高山工地来受累？
两位老人指着脚下的群山说：在旧社会，国民党皮动派伙同地主、寨佬残酷榨取咱山区劳动人民的血汗，这山山岭岭望不到头，穷人的苦难没有边；
这大江小河年年淌，穷人的眼泪流不完啊！
今天，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咱要把这山山水水全治好，让共产主义早实现哩！
老人的话，使朱光激动不已，更使那位青年同志深受教育。
朱光还给这位青年同志讲述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创立红色根据地，长征中带领红军越过万水千山，到达陕北后，又领导军队和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各个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家王朝的光辉战斗历程。
这次下乡，使这个青年干部知道了山区的过去和现在，深深懂得了山区战略地位的重要，他的思想很快稳定下来，决心长期扎根山区，艰苦奋斗干革命。

朱光特别喜爱毛主席诗词中那些描写革命征途的壮丽诗篇，每重读一次，都更激发起热爱山区、扎根山区的豪情壮志。
他常常背诵毛主席的“万水千山只等闲”、“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觉得山区可爱，山区人民更可爱。
他自己立志在山区干革命，也要求自己的孩子们在山区插队落户，和当地群众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山区。
一九七二年，他的孩子朱红军高中刚毕业，朱光就把他送到三江最边远的林溪公社侗族生产队插队落户。
朱红军主动找重活累活干。
经过两年多的锻炼，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三年，朱光的第四个孩子朱向东结束了学校生活，朱光又把他送到斗江公社扶平大队去插队落户。
队干部看到向东年纪小，身子嫩，有些重活不让他干。
朱光知道了，找到队干部说：“高山上的树苗最能抗风雪严寒。
一定要让向东和贫下中农的孩子一起经受锻炼。”
队干部说老朱讲得对，就对朱向东从严要求。
上山造林，下田做活，都要他学着干。
现在，向东学会了各种农活，肩上能挑二百斤，社员夸他“处处象山里人”。

快马加鞭未下鞍

朱光调到三江初期，兼任县革委会主任。
担子重，身体又不大好，但他拚命干革命，努力挑重担。
三江地处高寒山区，林业虽然发达，但粮食生产跟不上。
朱光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认定要把三江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就一定要在大力发展林业的同时普及双季稻，做到林茂粮丰。
实现这一点的阻力在那里？
办法又是什么？
他决定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不怕山高坡陡，道路难行，在到职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就遍及全县十一个公社。
他摸清了妨碍粮食生产大发展的思想阻力，同时，也通过对四个先进单位的调查，找到了破除思想障碍的有力武器。

地处县境最北部高山地区的梅林大队，普遍种植双季稻，平均亩产七百多斤，证明了高寒山区可以种双季稻；
林业一向发达的高露大队，坚持以短养长，林粮并举，逐年扩大双季稻面积，向国家交售的木材逐年增多，粮食也做到自给有余，证明了林茂粮丰的理想可以成为现实；
老堡五队在平均每人三分八厘田上闹革命，科学种田，深耕细作，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粮食年年自给有余，证明了在人多田少的社队也大有潜力可挖；
由瑶、苗、侗、壮、汉五个民族组成的新村生产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治山治坡，改造低产田，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迅速由吃统销粮变成向国家卖余粮，用事实批驳了那种少数民族地区固定要吃统销粮的错误论调。
朱光建议县革委会把这四个先进单位的事迹在全县广为宣扬，大破懦夫懒汉思想，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治山治水的战斗打响了，朱光又深入第一线，和群众一起战天斗地，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
三江大规模种双季稻的面积一下子增加了三万多亩，粮食产量直线上升。

朱光在三江工作，一年大部分时间在下面蹲点，和民兵、社员一道苦干。
遇到节假日，他经常想的不是个人的休息，而是某件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实，某项治山治水工程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一九七○年春节前夕，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正在修建的大塘坳水库大坝受到洪水威胁。
朱光得知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动身上路，冒雨走了三天，终于在除夕晚上赶到了水库工地，组织附近社队的民兵和社员奋力抢救，保住了大坝。
他到三江已经六年，只有一个春节和家人团聚过，其余都是在高山村寨和水利工地上同民兵、社员一起战天斗地。
贫下中农说：“有了老朱这样拚命干革命的好领导，百里侗乡一定能够建设好！”
朱光在扎根山区的漫长岁月里，不仅从来不在高山大岭面前皱眉头，而且把山区这种特有的困难，看做是对自己革命斗志的考验。
有一次他到柳州开会，返回时，别人给他订了张公共汽车票，他却退掉这张票，去乘坐县里车队的一辆货车。
汽车一入县境，他就下了车，爬陡坡，趟溪流，过侗乡，走苗寨，开始了一次调查了解民兵工作情况的徒步行军。
本来坐汽车几个小时的行程，他却步行了一天。
有人说他这是“自找苦吃”。
朱光听了却乐呵呵地说：“这一趟收获不小，既练了铁脚板，又熟悉了地形，接触了群众，了解了情况，真是一举数得呀！”
遍地英雄下夕烟

建国以后，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光虽然听不到隆隆炮声，但当年游击根据地人民群众舍死忘生支援革命战争的动人情景，却桩桩件件留在他的脑际。
今天，联系这些永生难忘的经历，学习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光辉思想，使朱光感到无比亲切。
他常对同志们讲：“党把我们派到山区做人民武装工作，是要我们把它建设成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铜墙铁壁。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扎根群众。
只有在群众中扎下了根，才算是在山区扎下了根。”
在这几十年里，朱光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同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
在东兴的时候，县里派他担任榕树头堵海工程总指挥，他带领十几个民兵团的施工队伍在海边扎营，和群众一起推车、担土，日夜奋战在大堤上。
他把指挥所设在大堤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去上面开会以外，一直吃在大堤上，住在大堤上，战斗在大堤上，人晒黑了，累瘦了，但却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
调到三江以后，朱光仍然保持着这种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好作风。
他在文大大队蹲点，住在“三同户”荣妈妈家里。
当地群众长年爱吃酸菜，就是鸡、鸭、鱼、肉也是泡酸了再吃。
荣妈妈知道朱光胃不好，吃不惯酸东西，有时就另外给他熬一碗粥，煮一碗汤。
遇到这种情况，朱光总是耐心地给荣妈妈讲道理，说自己下来蹲点，目的之一就是要适应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再这样娇惯自己，这个任务就完成不了。
荣妈妈终于被他说服了，以后，家里人吃什么，就让朱光吃什么。

人民群众不把朱光当外人，朱光也时刻把群众的疾苦冷暖装在心窝里。
文大大队一位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患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不少医生看了也没有治好。
朱光时刻记着这件事，每到外地开会，就留心打听治这种病的药方，连续弄来了几次药，老大娘吃了还是不见效。
一次去南宁开会，朱光就专程跑到广西医学院去请教，终于找到一个特效的方子，把老大娘的病治好了。
人民群众遇到了特殊困难，朱光也总是想方设法去帮助解除。
一九七三年夏天，八江、村溪两个公社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山洪冲塌了路基，淹没了稻田。
朱光一听到消息，不顾自己正在闹病，带领县中队的战士迅速赶到受灾最重的村溪公社平铺大队，日夜和群众一起救灾抢险，并挨家挨户登门慰问群众，鼓励社员在灾害面前不弯腰，不低头。
广大干部和社员，与天斗，与地斗，终于夺得了晚造大丰收。

由于认真做好群众工作，民兵工作也就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朱光工作过的两个县，在党的领导下，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加民兵，并积极搞好训练，提高军政素质。
东兴的民兵曾在朱光带领下，数次围歼空降特务和武装偷渡的匪徒，民兵中出现了用扁担活捉美国飞贼的英雄人物陆美林。
三江的民兵在完成治山治水工程和农、林业生产任务中充分发挥了突击作用。
群众热烈赞扬说：“民兵上阵治山川，山成林海水灌田。
侗乡风光无限好，遍地英雄下夕烟”。

（联合报道组）

作者：解竹

老一点的同志想必记得，在那硝烟迷漫的战争年代，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那时候，南征北战，走东闯西，枪林弹雨，连死都不怕。
需要调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二话不说。
我军的这一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这一条最要紧。
革命是千百万人的事业，要把力量集中到同一个攻击点上，就必须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的集中体现。
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是大工业生产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八一页）坚持无产阶级的高度纪律性，不仅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所必需，而且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所必需。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批判了那些不要纪律的人。
他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恩格斯还指出：“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权威和服从，没有严格的纪律，机器无法运转，火车无法开动，轮船无法航行，更不用说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加强党和军队的纪律。
每当革命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总是强调加强纪律性的重要。
在红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亲自为我军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长征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特别指示部队整顿纪律，加强纪律教育。
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在批判张国焘的罪行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毛主席并且强调：“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战斗号召。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又着重指出，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并且多次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重要。
毛主席关于加强革命纪律的光辉思想，是我们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历史一再证明，对革命纪律，是维护它，加强它，还是削弱它，破坏它，向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张国焘、刘少奇、林彪之类，都是革命纪律的最大破坏者。
我们一定要把加强纪律性，作为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要站在党性的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巩固和加强革命纪律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化为行动。

纪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维持纪律的手段也截然不同。
奴隶主的纪律是靠棍棒来维持的，资产阶级的纪律是靠饥饿来维持的。
而我们无产阶级的纪律，则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基础之上。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党的纪律是带强制性的；
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纪律和自由，集中和民主，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
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都是不对的。
我们强调纪律，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就包含着做好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样一个重要方面，而不能简单粗暴。
当我们发扬民主的时候，就要同时注意遵守革命纪律，防止极端民主化。
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必须始终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能否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这里有个认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
认识了纪律的重要性，就要坚决执行，努力实践。
我们有些同志在道理上似乎也懂得一些，但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就往往过不了硬。
他们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
当组织的决定符合他们个人愿望和利益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听指挥，而同他们个人打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就要打折扣，讲价钱，甚至把组织纪律抛置脑后。
这些同志之所以如此，无非是跳不出个人的小圈圈，个人利益想得多，革命大局想得少。
在他们身上，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自私性、散漫性还没有完全克服。
他们或者是贪图安逸，不愿再过艰苦生活；
或者是拈轻怕重，怕挑革命重担；
或者是居功骄傲，计较个人名利地位。
因而他们常常是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能城不能乡。
可见，做不到个人利益真正服从革命整体的利益，小局真正服从大局，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成了一句空话。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英雄模范和英雄集体，何止万千。
在战时，他们执行命令坚决彻底，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为了战斗胜利，为了整体利益，即使枪林弹雨也勇往直前，即使烈火烧身也巍然不动。
在平时，他们完成任务，奋不顾身，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当革命需要他们到新的岗位去战斗的时候，他们不分东西南北中，一切听从党安排，哪里需要哪安家。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胸怀和风格，做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当然，对于领导来说，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所要求的那样：“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
要在政治上关怀他们，在工作上提高他们的能力，对生活上有困难的，要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仅是个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问题，也是个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的问题。
遵守政治纪律，就是要一丝不苟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并真正使之落到实处，而绝不能自行其是，任意改变，更不能阳奉阴违，另搞一套。
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绝不能搞资产阶级派性。
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尤其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绝不能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统一号令下，紧密团结，步调一致，为加强军队建设，为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本报讯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铁道兵某部开展了向唐广志同志学习的活动。
唐广志是铁道兵某部连长，一九五五年入伍以来，组织上先后几次决定他复员，又几次决定他留队，他始终坚持革命利益第一，不为名，不为利，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决定复员时，他斗志不减，努力站好最后一班岗；
决定留队时，他继续革命迈大步，扑下身子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
他曾五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各种奖励。

唐广志常说：“石子，有的铺在铁路路基上，有的铺在公路路基上，还有的铺在便道上，全看人们的需要；
一个革命战士，也要做革命的‘铺路石’，可以‘铺’在部队，也可以‘铺’在农村和其它一切地方，全看革命的需要。
因此，党把我‘铺’到那里，我就要扎根在那里。”
一九五八年三月，唐广志服役期满，同一批老战士向庄严的军旗告别，背起背包来到团退伍战士集训队。
后来根据部队需要，又把他从集训队留下来。
一九六九年五月，唐广志接到营部通知，参加复员干部学习班，他当晚就翻过三十里沙漠按时报到。
复员学习班的大部分同志都走了，唐广志因情况的变化没有走成。
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又有两次决定唐广志复员，后又因工作需要而留下来了。
在四次决定复员、四次留队中，唐广志完全听从党的安排，走则愉快，留则安心。
对于去向和工作安排，党组织先后四次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党叫我到那里就到那里，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唐广志在几次被决定复员的离队前夕，总是心情愉快，努力做好革命工作。
第一次决定复员，下午就要走了，他还利用中午的时间，找副班长谈心。
第二次决定复员，他首先想到的是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同一块支农的同志交换意见、互相勉励。
一九七一年八月，第三次决定复员。
那天，唐广志从复员学习班回到连队，夜里突然被一阵山雨惊醒。
他想，连队驻地与隧道工地一河之隔，平时战士趟水上工，如果河水上涨就要影响施工。
想到这里，他再也睡不着了，拿起尺棍，便奔向河边。
他的行动惊动了正在站岗的战士吴昌家：“连长，这么晚了，还不睡？”
“我到河边看看水情。”
唐广志在河中趟来趟去，仔细调查了水深流速，测定了趟水的路线，认定明天仍可趟水后才放心回到宿舍。
一九七三年六月，在第四次决定唐广志复员的前夕，他个人有许多事要办，但他看到连队上碴筑道任务很重，仍坚持跟班作业，站完最后一班岗。

在四次决定留队以后，唐广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连队建设上，铺下身子拚命干。
第三次决定唐广志留队后，连队正在劈山掘隧道，干部少，任务重。
他为了随时掌握和指导施工，坚持跟班作业，那里活累就在那里干，有时连干两个工班不下现场。
同志们发现唐广志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经常用拳头顶着肚子，猜测他得了病不讲。
在领导和同志们再三催促下，唐广志经医院检查是患了胃溃疡。
当即决定他住院治疗。
唐广志人在医院，心在连队，他住院两个多月，先后给连队干部战士写了十多封信。
后来，他听说连队干部在位少，就更住不下去了，病未痊愈就要求出了院。
他回连队的第一天就参加了隧道施工，因身体虚弱，曾几次昏倒在隧道里。
战士们感动地说：“连长真是身在连队爱连队，离开连队想连队，一心一意为连队啊！”
有一段时间，连队担负了架设一百八十公里的工程通讯线路任务。
接受任务后，唐广志带领战士冒严寒，战风沙，闯草原，争分夺秒抢架电线。
有一线路必经地段，是连绵起伏的沙丘，运电杆车辆进不去。
唐广志向大家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荣传统，讲早日架通线路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全连同志斗志昂扬，说：“车辆运不进我们用肩扛！”
唐广志和战士一起扛电杆，同志们看到他身体不好，把他肩上的电杆夺下来，他又抢了回去。
在唐广志的带动下，全部任务提前十五天完成。

不久前，唐广志所在部队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学习唐广志甘做革命铺路石，一切交给党安排的革命精神。
唐广志表示要更加刻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谦虚谨慎，决心为加强连队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自己的一切。

栏目：编后

连长唐广志，甘做革命铺路石，一切听从党安排，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一个整体。
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无论是复员转业，做工务农，还是继续留队，扛枪带兵，都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唐广志坚持革命利益第一，不为名，不为利，甘做革命的铺路石，自觉服从革命需要，正确对待党组织的决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过去，我们党有许许多多优秀干部，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今天，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更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象唐广志那样，胸怀革命大志，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服从党组织分配，党指向那里，就踏踏实实地战斗在那里。

当前，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就要有这种甘做革命铺路石的精神，自觉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电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九月四日下午乘专机离开河内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春水，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中友好协会会长黄国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政府副总理潘仲慧，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陈文光中将，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等。

中国驻越南大使符浩、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正在越南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也前往机场送行。

当陈锡联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等乘车来到机场时，等候在机场上的河内各界群众代表挥动越中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越中友谊万岁”的口号，热烈欢送中国党政代表团。
在飞机扶梯前，陈锡联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同范文同总理等一一握手拥抱告别。

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越南期间，黄国越会长率领的越中友协代表团曾在九月一日拜会了中国党政代表团。
同一天，中国党政代表团还在河内拜会了由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老挝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率领的老挝人民代表团。

九月四日上午，在陈文光中将等越南同志的陪同下，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观了横跨红河的升龙大桥工地，受到了工地上越南广大职工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拉萨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电 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大型泥塑《农奴愤》已创作成功，最近在拉萨市西藏革命展览馆正式展出。

大型泥塑《农奴愤》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了农奴们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光辉思想。
大型泥塑《农奴愤》共分为“xī卡”（封建领主的庄园）、寺庙、“噶厦”（旧西藏地方反动政府）和农奴斗争盼解放等部分，由一百零六个象真人一样大的人物塑像、六个动物型像和四块浮雕组成，并配有绘景、灯光、解说和音乐等艺术效果。
人们观看了这组大型泥塑展览，无不对反动农奴主阶级残酷野蛮的罪行，激起强烈的愤慨，认为《农奴愤》是对翻身农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课堂，是激发人们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的好教材。

大型泥塑《农奴愤》，是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美术学院赴藏雕塑组、沈阳美术学院赴藏教师和西藏革命展览馆等单位的艺术工作者，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共同创作成功的。
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查阅了有关西藏社会历史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许多资料，提高了对这次泥塑创作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为了搞好泥塑《农奴愤》的创作，泥塑工作者深入农村牧区进行调查访问，行程五千多公里，他们和翻身农奴一起劳动，参加了四十八次翻身农奴的忆苦会，听了七十五位苦大仇深的翻身农奴的愤怒控诉，同时，还邀请了许多贫下中农牧讨论和审查泥塑稿样。
他们在创作中遵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汲取西藏民间传统艺术的精华，运用圆雕、浮雕、画景等名术手法，把旧西藏这座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人间地狱，形象逼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泥塑《农奴愤》通过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塑造了奴隶们敢于反抗的英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翻身农奴参观泥塑展览时，许多人仇恨满腔，流着眼泪控诉说，看了泥塑就想起了在旧社会被三大领主折磨死去的亲人，我们恨透了封建农奴制度，恨透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和达赖。
有的翻身农奴联想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无限深情地说：“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没有毛主席的恩情高，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没有共产党的恩情长。”
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广大翻身农奴表示，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旧西藏的仇和恨，一定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世世代代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干革命。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电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九月三日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长李强出席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举行招待会。

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和常驻代表等近三百人出席了招待会。
他们当中有：柬埔寨副首相英萨利，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副部长雷兹·马利列，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德·威尔西，奥地利外交部长埃里希·比尔卡，孟加拉国外交部长阿布·赛义德·乔杜里，不丹外交大臣达瓦·策林，博茨瓦纳外交国务部长阿尔奇·莫圭，柬埔寨外交大臣沙林察，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瓦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爱尔兰外交部长加勒特·菲茨杰拉德，牙买加国务部长达德利·汤普森，老挝财政大臣仑·拉扎宋巴，莱索托财政大臣雷泽·里西佐·塞科尼亚纳，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雷米·蒂安德拉扎，蒙古财政部长曾德·莫洛姆，尼泊尔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亚尔，荷兰外交大臣马克斯·范德斯图尔，尼日尔外交、合作部长穆穆尼·杰尔马科耶·阿达穆，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乔治·马科维斯库，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索马里国内外贸易部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喀麦隆外交部长让·克恰，阿拉伯也门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等。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权敏俊、副观察员李润兼，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阮文琉和越南南方共和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副秘书长唐明照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和副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中国代表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许多客人表示，只要第三世界国家紧密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展中国家就必将赢得反帝、反殖、反霸共同斗争的胜利。
===== 英萨利团长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午宴-招待中国；
阿尔及利亚等三十七国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团长、副首相英萨利九月三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午宴，招待去年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关于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的三十七个提案国的代表团团长。

出席午宴的客人中有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强、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哈勒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或代表。

英萨利团长在宴会上讲了话。

英萨利团长说：“柬埔寨人民怀着深切感激和十分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诸位阁下为了捍卫我们伟大的正义事业而全力采取的不屈不挠的行动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他说：“我国人民不惜流血牺牲，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而你们为这场无情的斗争作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贡献。”
他强调指出：“通过柬埔寨人民的神圣斗争，不结盟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热爱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加强了团结和联合的阵线，以捍卫我们的共同理想，即对我们各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正义和自由的理想。
我们共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个胜利是你们自己的胜利。
这是正义事业的胜利。”
他说：“在我们解放以后，你们的国家正在继续给予我们以宝贵的支持。”
他提议为柬埔寨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干杯。

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哈勒代表来宾讲话时，热烈祝贺英雄的柬埔寨军民的胜利。
他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认为这个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
所有柬埔寨的朋友都祝愿柬埔寨人民在保卫和重建他们的国家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柬埔寨代表团副团长、外交大臣沙林察，代表团成员江裕朗和秀蒲拉西出席宴会作陪。
午宴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 由于受到蒋帮阻挠未能如愿回台湾省与家人亲友团聚-特赦释放人员张海商；
杨南cūn；
赵一雪从香港回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并设便宴招待，表示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将予以妥善安置？
今后如确有条件回台湾省，他们还可以再去？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讯 特赦释放人员张海商、杨南cūn、赵一雪由于受到蒋帮阻挠，未能如愿回台湾省与家人亲友团聚，被迫由香港暂时回到祖国大陆。
九月三日晚，他们乘飞机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今年三月，张海商、杨南cūn、赵一雷获特赦释放后，提出了回台湾省和家人团聚的申请，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批准。
他们同其余七名特赦释放人员于四月十四日抵达香港后，立即向蒋帮提出了回台湾省与家人亲友团聚的要求。
但蒋帮对十人回台湾省怕得要死。
一百四十多天来，蒋帮制造了很多谣言，玩弄了种种卑劣手法，对他们进行百般刁难、阻挠，拒绝他们回台湾省。
更令人愤慨的是，蒋帮出动了大批特务，对他们进行迫害，逼死了张铁石。
由于不能如愿回台，陈士章、段克文不得不先后去了美国。
现在，王秉钺、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仍留港继续争取回台湾省。

四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欢迎张海商、杨南cūn、赵一雪先生归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有关方面负责人罗青长、朱穆之、施义之、马文波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菊生等出席了座谈会。

各界人士刘斐、钱昌照、刘芸生、侯镜如、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文强、洪希厚、傅学文、郭翼青、蔡若曙以及张海商、杨南cūn、赵一雪在大陆的亲友也参加了座谈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说，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十名特赦释放人员四月间志愿回台湾省时，我们曾开会欢送，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现在他们回来，我们开会欢迎。
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将予以妥善安置。
今后如确有条件回台湾省，他们还可再去。

他指出，由于蒋帮的刁难、阻挠，张海商等回台湾省的愿望未能实现。
四个多月来，他们愿意回台湾省与家属亲友团聚的正当要求，获得了全国人民包括台湾省同胞、港澳同胞、爱国侨胞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对蒋经国拒绝十人回台湾省也表示了义愤。

他说，我们对还在香港、美国继续要求回台湾省的几位先生和他们在台的亲属表示同情和关怀。
我们坚信，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他们同在台湾省的家属亲友团聚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张海商、杨南cūn、赵一雪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们说，今年三月获特赦释放后，人民政府体谅我们回台湾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愿望，批准我们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由于没有能够回到台湾，现在暂时回到祖国大陆，又承蒙热情欢迎，照顾备至，心中十分激动。
我们深切体会到毛主席、共产党政策的宽大、英明，感到社会主义祖国无比温暖。
我们到香港后，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台湾的，然而我们在港一等再等，迄今仍音讯杳然。
我们还多次提出，如果不能让我们回台湾，就让我们的亲人来港见面，也未能如愿，真是有家归不得，有亲会不了。
他们对蒋帮无理阻挠，一拖再拖，一骗再骗，表示非常不满。

刘斐、刘芸生、杜聿明、黄维、文强等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们说，张海商等三位先生不能回台湾，暂时回来受到热烈欢迎，进一步体现了毛主席、共产党对特赦释放人员的政策说到做到。
他们对蒋帮拒绝十人回台湾省，将张铁石迫害致死，表示愤慨和谴责。
他们指出，蒋帮拒绝十人回台湾，充分暴露了蒋经国反动统治的残暴、虚弱和孤立。
他们表示，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努力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座谈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设便宴招待。

张海商等三人抵离广州时，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广州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的迎送。
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设便宴招待他们。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莫斯科牌号的“跨国公司”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是苏联已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志之一。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修就已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兴办“合营企业”。
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他们在这方面搞得更加起劲。
这些“合营企业”美其名为“经济合作”，实际上同西方的跨国公司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输出，掠夺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以来，苏修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用直接入股投资的方式，开办了十九个“合营企业”。
这些“合营企业”半数以上是一九七三年以来搞起来的，其经营范围已从贸易方面扩大到所在国的运输、采矿、渔业和加工工业等部门。
生产性“合营企业”是当前苏修经营的重点。
一九七三年，他们把这类“合营企业”作为“合作的新形式”，提高到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首位”。
苏联报刊公开鼓吹，要“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效率”，就得在这些国家“建立”由苏联“部分投资的、同国营或私营资本合办的生产企业”。
它们声称，今后要在亚、非、拉国家“广泛发展”这一所谓“合作形式”。

苏联通过这类“合营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并逐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
据各方面材料透露，苏修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办的“合营企业”中，其投资所占份额一般都达各该企业总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六十。
此外，苏方代表还在这些“合营企业”中直接担任总经理、经理、董事长和财政顾问等要职，操纵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
这样，就为苏修控制发展中国家某些重要经济部门打开了方便之门。

通过开办“合营企业”，苏修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倾销苏联劣质商品的市场。
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苏修分别同摩洛哥、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合营贸易股份公司，在这些国家和邻国市场上大肆推销苏联造的低劣的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推销范围和销售量迅速扩大。
例如，一九六七年成立的“苏联尼日利亚合营股份公司”（即“西非汽车工程公司”），不仅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设有总公司，还在伊巴丹、贝宁等八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出售伏尔加牌、莫斯科人牌轿车和苏制载重汽车等。
一九六四年，苏制汽车在尼日利亚的销售量只有二十四辆；
而在建立这个“合营股份公司”后，其销售量在一九七三年就增加到两千一百辆。
同时，这家公司还作为苏联许多机器工业联合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代理公司，推销苏联的筑路设备、压缩机、柴油发电机、电动机和焊接设备等产品。
在埃塞俄比亚，苏联出资合办的“苏埃贸易有限公司”负责经销苏联工业机器、拖拉机、电气设备、轿车、卡车、自行车等，同时向苏联出口咖啡、油料作物、皮革等商品。
半个世纪以前列宁揭露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时说，“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
这一条却成了苏修统治集团当今所奉行的信条。

所谓“合营企业”也是苏修变本加厉掠夺发展中国家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的一个新形式。
在拉丁美洲的巴西，他们直接投资开采沥青片岩矿；
在新加坡和某些非洲国家，他们建立“合营渔业公司”，掠夺那里的渔业资源，榨取超额利润。
苏联渔业公司和新加坡海峡渔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新苏“马利斯科公司”，以新加坡为中心进行海洋捕鱼，在新加坡加工后出售。
苏联所获的利润，大部分再投资于新加坡，其余利润则用来购买新加坡的产品。
又如，一九六九年，苏联同非洲某一国家签订协定，合资建立了铝土矿公司。
这家公司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要用于偿还苏联贷款，百分之四十用于平衡两国的当年贸易额。
这家公司于一九七三年开始投产，铝矾土年产量为二百五十万吨。
然而，根据协定的规定，苏联得从一九七四年起的三十年内，每年从这个国家进口二百二十五万吨铝矾土，这个数字比苏联一九七二年全年从国外进口的铝矾土还多五十多万吨。
请看，这哪里是什么“经济合作”，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中写道：资本输出，“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事实说明，苏修在第三世界的所谓“合营企业”，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的。
一九七四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等书籍就曾公开宣称，苏联在发展中国家搞“合营企业”在经济上对苏联“很有利”，它可以从这种国外直接投资中得到比对外贷款及其利息的偿还“更大的经济收益”。
并且指出这样做，苏联就可以“避免不合算的重复性生产”，在花费最小的社会劳动条件下获得必需的产品；
可以“扩大苏联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苏修的这些自白，清楚地描绘了这个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帝国主义真面目。

西藏军民同学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努力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开镰收割丰收。
驻藏空军某部高炮团帮助驻地藏族群众收割小麦。

学理论，抓路线，促团结，生产蒸蒸日上。
图为林芝毛纺厂藏、汉族女工进行技术交流。

西藏文教卫生事业飞跃发展。
这是丁嘎边防站给当地藏族小学派出藏族战士担任“义务教师”。

大批藏族干部在斗争中茁壮成长起来。
这是贡噶县委副书记次仁曲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何化龙摄

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对加强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起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稿）

西藏广大军民紧密团结，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新华社记者摄

西藏城乡市场繁荣兴旺。
这是藏民在拉萨市副食品商店选购商品。
新华社记者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本报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