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吴德同志会见并宴请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由雅克·儒尔盖同志率领的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以及李肖白、毛宝忠、赵学礼等同志。
会见和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附图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06月29日会见并宴请由雅克·儒尔盖同志率领的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这是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昔阳县学习理论的群众运动逐步深入
昔阳县委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紧密联系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采取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的办法，努力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据新华社太原1975年06月29日电
中共昔阳县委在领导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注意引导他们紧密联系农村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采取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的办法，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弄懂弄通，使全县学习理论的群众运动逐步深入。
昔阳县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积极性很高。
从田间地头到饭场院落的学习讨论会一场胜过一场，气氛活跃而又热烈。
他们说，毛主席给咱农民出的理论题目，真是有学头，有议头；
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有批头，学了有劲头。
在开始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时，中共昔阳县委为了引导群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先总结推广了大寨大队党支部学习革命理论经常运用的“翻锅底”的经验。
这就是在学习理论当中，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既紧密联系当前的斗争实际，又联系解放以来党内和当地的斗争。
让大家一段一段地回忆，看看在每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刘少奇、林彪是怎样干扰破坏的，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是怎样兴风作浪的，大寨又是怎样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的。
用这个办法，在全县农村广泛展开了学习讨论，回顾总结的活动。
从回忆对比中，寻找和掌握农村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规律，加深对现实斗争的认识。
从而弄清楚了一些过去认识不清的事情，弄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懂得的理论问题。
县委在洪水公社蹲点调查的干部说，过去在学大寨运动中，对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表现，也作过不少次的斗争，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毛主席指出：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这就促使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政治经济学，看问题深入了一步。
对于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认识上也有了新的提高。
学理论运动开始时，安坪公社安坪大队的一个干部说，他们大队由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大难”变成了先进队，但是，这几年一些干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不十分明确，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还不理解，对农村党组织还会受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不够警觉。
因此抓不住继续革命中的主要矛盾，认不清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最近在昔阳县委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汇报他们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器，回顾总结近几年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时，都比较深刻地谈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不会变；
但是在斗争的每个关键时刻，斗争形式和阶级敌人使用的手段都会发生变化。
对阶级斗争的这些规律认识不清，就掌握不了主动权。
通过这次的理论学习，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
为了反修防修，首先就要抓好党内的思想斗争。
他们在引导干部、群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特别注意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用来指导现实的斗争。
昔阳县的实践证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也是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继续革命觉悟的过程。
通过学习，昔阳县委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因此，县委在这次理论学习中，特别注意引导大家搞清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每个干部、群众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一次继续革命的自我教育。
例如，县委在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各方面的先进分子请来，让他们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大摆当前继续革命中的矛盾和问题。
这样一来，使他们认识到，不是有什么成绩值得骄傲，而是自己的水平和所担负的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差距很大。
社会主义革命在不断深入，不断前进，靠吃老本不仅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还可能因为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把革命引向邪路，犯大错误。
这次理论学习中，县、社、队三级干部都比较自觉地把自己摆进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想自己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作风革命化，大大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增强了战斗意志。
由于重视了通过学习理论促进思想革命化，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焕发革命的青春，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保持和发扬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一大批青年干部更加朝气蓬勃，决心要在这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做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
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更是意气风发，团结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
就是少数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比较严重的、犯过一些错误的同志，也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清醒过来，提高了认识，决心重新赶上来。
近半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给昔阳县广大农村带来了一派令人鼓舞的崭新景象。
目前，农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革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县、社、队三级干部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大家踊跃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主动热情地下乡蹲点调查，决心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把县委和各级机关建设成为能够带领全县群众团结战斗的指挥部。
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对大寨经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一个波澜壮阔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运动，正在推动着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

昔阳县学习理论的群众运动逐步深入
昔阳县委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紧密联系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采取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的办法，努力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据新华社太原1975年06月29日电
中共昔阳县委在领导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注意引导他们紧密联系农村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采取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的办法，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弄懂弄通，使全县学习理论的群众运动逐步深入。
昔阳县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积极性很高。
从田间地头到饭场院落的学习讨论会一场胜过一场，气氛活跃而又热烈。
他们说，毛主席给咱农民出的理论题目，真是有学头，有议头；
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有批头，学了有劲头。
在开始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时，中共昔阳县委为了引导群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先总结推广了大寨大队党支部学习革命理论经常运用的“翻锅底”的经验。
这就是在学习理论当中，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既紧密联系当前的斗争实际，又联系解放以来党内和当地的斗争。
让大家一段一段地回忆，看看在每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刘少奇、林彪是怎样干扰破坏的，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是怎样兴风作浪的，大寨又是怎样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的。
用这个办法，在全县农村广泛展开了学习讨论，回顾总结的活动。
从回忆对比中，寻找和掌握农村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规律，加深对现实斗争的认识。
从而弄清楚了一些过去认识不清的事情，弄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懂得的理论问题。
县委在洪水公社蹲点调查的干部说，过去在学大寨运动中，对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表现，也作过不少次的斗争，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毛主席指出：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这就促使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政治经济学，看问题深入了一步。
对于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认识上也有了新的提高。
学理论运动开始时，安坪公社安坪大队的一个干部说，他们大队由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大难”变成了先进队，但是，这几年一些干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不十分明确，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还不理解，对农村党组织还会受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不够警觉。
因此抓不住继续革命中的主要矛盾，认不清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最近在昔阳县委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汇报他们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器，回顾总结近几年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时，都比较深刻地谈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不会变；
但是在斗争的每个关键时刻，斗争形式和阶级敌人使用的手段都会发生变化。
对阶级斗争的这些规律认识不清，就掌握不了主动权。
通过这次的理论学习，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
为了反修防修，首先就要抓好党内的思想斗争。
他们在引导干部、群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特别注意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用来指导现实的斗争。
昔阳县的实践证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也是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继续革命觉悟的过程。
通过学习，昔阳县委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因此，县委在这次理论学习中，特别注意引导大家搞清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每个干部、群众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一次继续革命的自我教育。
例如，县委在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各方面的先进分子请来，让他们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大摆当前继续革命中的矛盾和问题。
这样一来，使他们认识到，不是有什么成绩值得骄傲，而是自己的水平和所担负的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差距很大。
社会主义革命在不断深入，不断前进，靠吃老本不仅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还可能因为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把革命引向邪路，犯大错误。
这次理论学习中，县、社、队三级干部都比较自觉地把自己摆进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想自己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作风革命化，大大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增强了战斗意志。
由于重视了通过学习理论促进思想革命化，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焕发革命的青春，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保持和发扬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一大批青年干部更加朝气蓬勃，决心要在这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做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
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更是意气风发，团结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
就是少数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比较严重的、犯过一些错误的同志，也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清醒过来，提高了认识，决心重新赶上来。
近半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给昔阳县广大农村带来了一派令人鼓舞的崭新景象。
目前，农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革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县、社、队三级干部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大家踊跃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主动热情地下乡蹲点调查，决心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把县委和各级机关建设成为能够带领全县群众团结战斗的指挥部。
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对大寨经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一个波澜壮阔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运动，正在推动着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

毛主席语录
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热烈欢迎泰国贵宾
泰王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阁下，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今天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人民对泰国贵宾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泰国是东南亚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勤劳勇敢的泰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剥削，维护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近年来，泰国政府逐步发展同亚洲以及其它第3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广泛的赞赏。
当前，世界人民在大动乱中日益觉醒，阔步前进。
亚洲形势一派大好。
印度支那人民的伟大胜利，大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东南亚各个国家和人民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日益发展。
东南亚国家关于使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区的主张，反映了东南亚人民要求摆脱外来干涉和控制的愿望，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东南亚地区的现实情况表明，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是这个地区不安宁的根源。
一个超级大国遭到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另一个超级大国就企图乘机扩张。
但是，这种企图已经受到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揭露。
只要东南亚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挫败超级大国的阴谋，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3世界。
我们一贯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而不许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
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中国人民和泰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在共同的反帝反殖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增加。
这次克立总理来我国访问期间，中泰两国政府将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泰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这不仅反映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祝贺，并预祝克立总理和泰国贵宾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附图片）
泰王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

邦戈总统和夫人等加蓬贵宾离京
张春桥、吴桂贤、徐向前等和首都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哈吉·奥马尔
·邦戈和夫人及其一行，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吴桂贤，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秋涛，有关方面负责人何英、柴树藩、陈慕华、肖鹏、于眉、杨寿山、阎志祥等，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加蓬贵宾。
在飘扬着加蓬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首都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加蓬国歌和中国国歌。
邦戈总统由我国领导人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当邦戈总统和夫人等加蓬贵宾挥手向欢送群众告别时，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表达中国人民对加蓬人民的友好情谊。
到机场欢送邦戈总统和夫人的还有加蓬驻中国大使克里斯托夫·布巴纳和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举行招待会
欢迎泰国足球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以巴春·拉达纳平为团长的泰国足球代表团访问我国。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主席赵希武，有关方面负责人程瑞声、屠宝中、倪志钦以及我国足球运动员出席了招待会。
赵希武和巴春·拉达纳平在讲话中表示，这次泰国足球代表团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增进中泰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
泰国足球代表团是昨日到京的。

中国、越南南方共和乒乓球队在北京进行友谊比赛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
国乒乓球队同越南南方共和乒乓球队今天晚上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谊比赛，受到一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有关方面负责人徐寅生、任超、梁焯辉、李富荣，越南南方共和乒乓球代表团团长黎方、副团长许红越，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成功，越南民主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黎丰泰、副团长陈文治，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出席观看了友谊比赛。

以夏促秋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今年我国夏粮生产，在去年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又普遍获得丰收，形势喜人。
这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的丰硕成果。
夏粮丰收以后，是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夺取全年农业丰收？
还是盲目乐观，松劲麻痹，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
这是摆在农村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河南省修武县在今年夏粮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夏粮生产和全年农业生产的关系，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摆问题，揭矛盾，修订生产计划，落实增产措施，认真做好夏种夏管工作，争取秋收更上一层楼。
这种做法很好，应予提倡。
从我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来看，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一个大头，经济作物主要是秋收作物，夏收之后，农业战线的任务还很重，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决不能因夏粮丰收而掉以轻心。
革命促进生产，各级领导要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同时，要充分运用夏粮丰收的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抓好秋收生产。
要立足于抗灾夺丰收。
要大养其猪，广开肥源，及时施肥。
要认真做好早稻、春播粮食作物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田间管理，及早做好晚稻的备耕工作。
要组织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为农业增产做出新贡献。
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对于落实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对于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看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内部的巨大的增产潜力，广大群众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我们要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发展夏粮丰收的大好形势，以夏促秋，夺取全年更大丰收。

喜庆小麦丰收　力争秋粮高产
——河南省修武县“三夏”见闻
豫北平原的修武县去年小麦亩产一季上《纲要》，全县二十三万亩小麦亩产超过四百斤，比1973年每亩增长一百一十斤，成为全省小麦亩产增产幅度最大的一个县。
今年，修武县的小麦生产形势怎样？
能不能继续大幅度增产？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跑遍了修武县的山区和平原，只见山上山下麦浪滚滚，金波荡漾，二十三万亩小麦长得秆粗、穗大、籽粒饱满，比去年更加喜人。
最近，头场已经收打完毕，全县小麦平均亩产又将比去年增长一百斤以上。
这个县1972年小麦平均亩产是二百六十六斤，总产是五千九百多万斤；
今年小麦亩产可达到五百二十多斤，总产可达到一亿二千六百万斤。
三年时间，全县小麦亩产、总产都翻了一番，对国家的贡献也多了一倍还多。
学理论，抓路线，小麦大增产
不少社、队干部兴奋地谈到，今年小麦的丰收，是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的结果。
去冬今春，县委三次举办社、队干部读书班，组织干部一边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边学习小纸坊大队等先进单位的反修防修经验，结合实际，分析全县农村的阶级斗争现状，狠批资本主义倾向。
通过学习，人们越来越明白：
小麦高产不高产，就看你执行啥路线。
各级党组织如果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要滋长，社会主义大农业前进的步子就必然会慢。
理论上认识了，行动上就自觉了。
全县普遍行动起来，社、队以政治夜校为阵地，以理论队伍为骨干，运用多种形式，学习革命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这样就给小麦持续大幅度增产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们来到小纸坊大队。
村头十亩大的场院上已堆满座座“金山”，脱粒机在欢唱，扬场机在轰鸣，运麦子的车辆来来往往，一片丰收景象。
这个大队原来土地瘠薄，碱害严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队党支部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经常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调动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几年来，他们平了盐碱滩，挖了排涝河，打了深水井，大大减轻了盐碱危害，创造了大幅度增产的自然条件。
近二年小麦亩产每年平均递增二百斤，今年亩产达到九百斤。
当人们赞扬他们的成绩时，老支书赵谦和说：
“天外有天！
人家小文案大队一季超千斤，我们还得加劲赶呢！”
去年，修武县的麦田，看上去还有点参差不齐。
今年，情况大不相同了。
过去条件差的低产社队和后进队，今年面貌大都有了显著变化。
地处太行山区的西村、方庄两个公社，放眼望去，从沟底到山头，到处都是丰收的麦子。
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杖登上太行山巅，去观赏这幅他们从未见过的丰收景象。
这两个公社，土薄石厚，十年九旱，历史上一直是低产地区。
去年08月，在县委召开的小麦生产经验交流会上，这两个山区公社的同志算了一笔账：
全县小麦平均亩产是四百多斤，而山区的五万亩小麦平均亩产才二百斤出头，和全县水平相差二百多斤！
这一笔账，把大家算得再也坐不住了。
许多同志从路线上找原因，从思想深处挖根源，从领导班子身上看问题，决心自力更生，大干苦干。
全县各行各业也支援山区建设。
去年冬天，在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县委带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奋战在太行山上，大家抡锤打钎，抬石运土，用五十多天的时间修成了一千多亩高标准大寨田。
干部做榜样，群众紧跟上。
山区人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一冬一春，两个山区公社修建了一百五十多个池塘、一百多华里盘山渠道，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西村公社结束了没有一亩水浇地的历史，第1次有了八千亩水浇地。
今年，这个公社的小麦亩产一季上《纲要》。
方庄公社去年只有六千亩麦子能浇灌，今年扩大到两万一千多亩。
去年全公社小麦亩产一百七十四斤，今年可翻一番。
县委的同志狠抓了后进队的转化工作，促进了均衡增产。
去年冬天，修武县委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全县三十多个后进队蹲点，帮助工作。
今年春天，县委常委又分头深入到这些队进行调查研究，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分析后进队的特点，着重解决后进队的领导班子问题。
由于狠抓了阶级斗争，端正了方向、路线，这三十多个后进队的领导班子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过去的“散班子”团结了，
“软班子”敢于斗争了，“懒班子”变得既努力工作又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
领导班子的变化，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以夏促秋，力争全年丰收
“以夏促秋，力争全年丰收！”
这是修武县今年“三夏”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全县十万多亩麦垄点种的玉米已经破土而出，长得油绿茁壮。
人们一边忙着打场，一边移栽玉米，播种晚秋。
麦子割完没几天，全县十七万多亩晚秋就已播种完毕，比往年提早了一个节令到一个月。
六万五千亩棉田里，棉花专业队忙着治虫、浇水、中耕，一半以上的棉田就要结蕾现桃，长势喜人。
修武的群众注意以夏促秋，是有自己的经验教训的。
去年修武县夏粮大增产，秋粮则增产幅度不大，每亩比上年只多收二十斤。
原因何在呢？
年终总结时，县委的同志们深入社、队，调查研究，发现部分社、队干部中存在着两种“重夏轻秋”的错误思想，影响了秋粮生产。
一种想法是“秋粮生长期短，灾害多，出力不讨好，不如攒点力气用到小麦上”；
另一种想法是“小麦长得好，交售任务超额完成了，秋粮抓不抓无碍大局”。
在这些“重夏轻秋”的社、队，秋田种得迟，管得差，增产幅度都不大。
相反地，那些认真做到以夏促秋的社、队，都取得了全年丰产。
郇封公社小文案大队积极推广玉米麦垄点种，狠抓秋田管理，在小麦亩产八百七十斤的基础上，秋粮亩产近六百斤。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县委认识到，要做到以夏促秋，夺取全年丰收，首先要端正思想认识。
今年麦收前，修武县委布置“三夏”工作时，要求各级党组织摆问题，揭矛盾，批判只求夏季丰收，不求秋季高产的错误思想，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夺取秋季丰收的重大意义。
同时，认真总结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今年夺取秋季大丰收的有利条件。
这样一来，干部、群众思想更加明确了，夺取秋季丰收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全县普遍推广了小文案大队以夏促秋的经验，修订了秋季增产计划，落实了增产措施，掀起了以夏促秋夺丰收的热潮。
三夏期间，修武干旱无雨，县委常委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山区、平原，和社员群众一起抗旱抢种秋田，争取做到无雨也要夺丰收。
全县十七万多亩秋苗刚刚出土，地里就布满了管秋的人们。
各个井台搭起了窝棚，柴油机、水泵日夜开动，三天浇了六万亩。
为了给秋苗上足肥料，全县干部、群众清猪圈、挖茅坑、沤绿肥，搞得热火朝天。
在西村公社的山坡上，我们遇见公社党委书记刘九吉和副书记王树成，正手持镰刀，割蒿压肥。
他们告诉我们说：
“公社干部每人割蒿五百斤，送到大队，带头沤制绿肥。
我们就是要用这肥堆，去换来秋天的粮堆！”
本报通讯员

河南省修武县今年小麦获得大丰收。
这是五里源公社李固大队的社员正在紧张地打场，准备把最好的小麦交售给国家。
本报通讯员摄

民航总局举行招待会
欢迎伊朗航空公司开航中国参观团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为庆祝伊朗航空公司开航中国和欢迎伊朗航空公司开航中国参观团，中国民航总局今晚举行招待会。
伊朗航空公司开航中国参观团是在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参观团负责人是：
沙菲叶·菲鲁兹女士、哈希米·内查德将军的夫人、哈齐密·阿拉姆女士、安萨里女士。
团员中有教育、新闻、贸易、旅游、民航等各方面人士。
伊朗驻华大使巴赫拉米，伊朗航空公司驻中国经理吉蒂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存信、副局长沈图，有关方面负责人白寿彝、程远行、龚友源、孔筱、王植范、邢仁先等出席了招待会。
在洋溢着友好气氛的招待会上，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首先祝酒。
他说，北京—德黑兰航线的正式通航，是我国政府同伊朗王国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说，通过这座“空中丝绸之路”，将更加便利于中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和传统友谊必将不断巩固和发展。
伊朗航空公司对外关系副总经理阿里·阿斯格尔·阿齐齐在招待会上祝酒。
他说，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
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相互了解和进行友好往来。
德黑兰—北京航线的建立，不仅缩短了丝绸之路的距离，而且更加密切了两国的关系。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川崎秀二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今天上午会见了日本自民党前众议员、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川崎秀二的随行人员志贺博、山田昭男参加了会见。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理事单达圻也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自民党前众议员、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为革命学好技术
解放军某部医院　关曼声
如何对待学习技术呢？
是为个人还是为工农兵服务？
这是我们每个技术人员必须正确对待、认真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些“痕迹”，用名利、地位、金钱作诱饵，来腐蚀我们的灵魂，妄图瓦解我们的革命斗志，企图把我们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刘少奇、林彪一伙也是采取这种手法，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宣扬什么“技术第1”，“技术私有”，“利己多欲乃规律”，妄想把我们引向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关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邪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由于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对学习技术缺乏正确的态度。
总觉得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有学好技术才有“铁饭碗”，到哪里都“吃得开”。
因此，眼睛里盯着“权威”、“专家”，暗地里下决心要和这些“大人物”比个高低，争个上下。
我怀着这种渺小的动机，一头扎到了业务堆里，想从中捞一把、露一手。
由于指导思想不对头，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目的，使自己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来越远。
这样是不是就把技术学好了呢？
由于缺少为革命、为人民的思想，碰到困难就容易退缩；
由于脱离群众，个人钻牛角尖，技术的提高也受到很大限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深地教育了我。
回顾自己走弯路的教训，我清楚地认识到，刘少奇、林彪一伙就是企图把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拉入资产阶级的泥坑。
但是，有的同志在批判了“技术私有”以后，由于没有真正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又发生了不愿学技术、不敢学技术的思想，或者认为“学不学技术一样有饭吃”，这些同样是错误的。
我们只有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方向。
方向明确了，把掌握技术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力求做到象白求恩同志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能真正做到“对技术精益求精”。
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首先搞清楚为什么人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技术学习。
为了使自己的技术更好地为解除广大工农兵患者的痛苦服务，我经常深入部队、深入基层，注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及治疗，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这样做，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我现在弄明白了：
这个“饭碗”那个“饭碗”的想法，无非是受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影响。
思想冲破了这种狭隘的眼界，在政治上进步了，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技术上才能更快地进步。

工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资是国家依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借助于货币对劳动者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资本家要剥削工人，就要使工人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维持生活，获得技能。
资本家为了长期剥削工人，还要使工人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
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工资是由上面这些因素决定的，但是，资本家总是竭力压低工人的工资，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到非常低的限度。
马克思说：
“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页）劳动力和劳动是不相同的。
劳动力是人们进行劳动的能力，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
工人们给资本家劳动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
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据为己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好象是“劳动的报酬”，其实它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是掩盖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资的发放是根据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但是，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它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比如说，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比另一个人强些，因此在同一时间内能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取得的工资就会相应地多些。
其次，即使是拿一样多的工资，但一个人已结婚，子女多，另一个人未结婚，负担小，在生活上也会有差别。
如果不加限制，而是扩大工资制度带来的不平等，让它发展下去，就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毛主席指出：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工资制度方面还要承认差别。
但是，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必须批判修正主义，反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反对扩大差别。

我为什么不回上海来农村
上海籍复员军人、江西省永新县三湾大队社员　魏尧升
我是1969年从上海应征入伍的。
今年02月退伍时，我坚决要求不回上海，到农村安家落户，得到了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支持。
现在，我已经在革命老根据地永新县三湾公社三湾大队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我为什么不回上海来农村呢？
这是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结果。
今年年初，部队退伍工作刚开始，有的战士经常凑在一起，谈论今后的去向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城市比农村好，做工比种田强”，想到城市里找个工作。
这些议论，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想，农村和城市都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有人不愿去农村呢？
就在这个时候，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使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我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还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
那种重工轻农，向往城市，鄙弃农村的情绪，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种反映。
这种思想，是不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就是企图利用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认识提高了，我就决心用实际行动，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坚定不移地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
但是，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会遇到各种阻力。
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影响。
我母亲总想把我留在身边。
我的一个哥哥考虑到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又经常不在家，四次写信要我退伍后回上海，以便照顾母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全家人一起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回忆母亲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大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狠批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
在万恶的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狂热宣扬要“孝敬父母”，但是，我母亲三岁丧母，七岁丧父，哪里还有父母可“孝”？
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又哪里还有什么东西可“敬”？
如今，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有了充分保障，母亲有了病可以进医院治疗，要是在旧社会，能办得到吗？
我对家里人讲，为了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跳出小家庭的圈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通过学习和回忆对比，全家人提高了认识，母亲坚决支持我到农村去。
她老人家高兴地说：
“尧升是党和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没有权利把他当成私有财产留在自己身边，应该把他献给革命事业，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两个哥哥也联名向党组织写了一份支持我去农村的决心书。
家庭问题解决了，社会舆论又是一关。
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支持我去农村，也有个别的不理解。
有个中学时的同学，还特意跑来劝我：
留在上海进厂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到农村去，会有这么多钱吗？
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
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一边，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到底。
只有剥削阶级和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才信奉“金钱万能”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
如果我们为挣钱工作，钱多就多干，钱少就少干，没钱就不干，那岂不是把自己当商品，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吗？
想到这里，我对那个同学说：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没有想到钱。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也不是靠钱能买来的，只能靠我们革命加拚命干出来。
如果老为钱打算，那怎么能抬头看到共产主义大目标呢？”
那个同学听我讲得有理，支持我去农村，并和其他同学一道，送给我几本日记本，鼓励我用实际行动，写好红色的革命日记。
当我不回上海去农村的消息在社会传开后，不少群众写信勉励我，但也有人说：
“魏尧升真傻，明摆着在城市有个铁饭碗不要，却非要到农村去抱个泥饭碗不可！”
个别人甚至说我是“赶浪头，出风头”。
对于这些错误的议论，我都力求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回答。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把不同的分工，看成是不同的“饭碗”，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种表现。
如今当农民，做工人，都是国家主人。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广大贫下中农生活得更加美好，我就是要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如果这样做是“傻子”，那我情愿做一辈子这样的“傻子”。
至于说我是“赶浪头”，那更是错误的。
我决心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经受党和人民的考验，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魏尧升来到三湾大队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是他在向老贫农学习使用插秧机。
新华社记者摄
04月16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来到革命老根据地永新县三湾公社三湾大队插队落户了。
人到了农村，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很少经受艰苦的农活的考验。
我来到三湾的时候，正是春耕大忙季节。
起初，我和贫下中农一起早出工，晚收工，平整土地、挑秧、插秧，什么农活都抢着干。
但是没过几天，就累得腰酸背痛，感到有点吃不消了。
正在这个时候，公社、大队的干部来看望我，他们问寒问暖，还讲起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故事。
那时，红军“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生活十分艰苦。
可是，大家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跟随毛主席处处打胜仗。
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使我认识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政治方向是对的，但如果害怕艰苦，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
我反复问自己，过去革命老前辈的那种不怕流血牺牲的拚命精神你有吗？
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以农为荣、以苦为乐的精神你有吗？
这样一想一看，我找到了差距，感到要过好劳动关，首先要过好思想关。
从此以后，我努力向革命前辈和贫下中农学习，迎着艰苦上，专挑重活干。
贫下中农不怕累，不怕脏，积极积肥。
我就学他们的样子，挑粪时，把掉出来的粪用手拣进田里。
看到田里禾苗长得一片青葱，我和贫下中农一样，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我到农村的时间不长，所做的还仅仅是开始。
我决心坚持乡村干革命，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做一个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由“饭碗”想到的
吴铭
上海籍复员军人魏尧升不回上海去农村，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赞扬。
但是，有的人却说他不去城市端“铁饭碗”，非要到农村抱“泥饭碗”，真傻。
魏尧升同志回答得好：
我就是要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如果这样做是“傻子”，那我情愿做一辈子这样的“傻子”。
以“泥饭碗”作比喻，用来贬低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农业劳动，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请问：
“同志，你饭碗里的东西哪儿来的？”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没有贫下中农在土地上的辛勤耕耘，即便你端着一只金饭碗也活不下去。
农业生产是人类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
认为当农民就是抱“泥饭碗”的人，当然也并不希望取消农业生产，但却受了旧思想的毒害，瞧不起这项光荣的劳动。
他只是想着由农民来生产粮、油、菜等等，放到他的“高贵”的“饭碗”里面去。
把职业比喻成“饭碗”，这本来是旧社会的一种说法。
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就把寻找谋生的出路叫作找“饭碗”。
那时，劳动人民不管找到的是什么“饭碗”，不管是叫作“铁饭碗”，还是叫作“泥饭碗”，都要受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生活根本没有保障。
地主、资本家金樽美酒，肥甘膏梁；
劳动人民糠菜糊口，要饭逃荒，两个阶级、两种“饭碗”，这就是旧社会的血腥写照。
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
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生活真正有了保障。
因此，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再把从事工业的或农业的劳动叫作找“饭碗”了。
我们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诚然，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产条件和生活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对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
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这种痕迹的一种表现。
三大差别形成的历史比资本主义的历史久远得多。
对于三大差别的客观存在，当然必须承认，但是，承认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条件逐步缩小直至最后消灭它，而不是强化、扩大它。
农村生活条件的确差一些，艰苦一些，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我们去战斗，去建设，去改变农村面貌。
三大差别的最后消灭，需要有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通过我们的艰苦斗争和辛勤劳动去创造。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都应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魏尧升同志明知农村比较艰苦，偏到艰苦地方扎根，勇敢地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挑战，显示了一个革命战士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
在我们祖国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有千千万万个这样自觉地把青春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青年，他们是一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
我们要象他们那样，自觉地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样学习好老李：
你好！
在这封信里，把我们车间最近的学习情况说一说吧！
这段时间，我们车间党支部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带动企业管理，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健全了班组、车间两级工人管理组织，修订了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和措施，把企业的斗批改向前推进了一步。
为了搞好这个工作，党支部组织工人和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有关教导，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段落。
通过学习，大家对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认识就深刻多了。
大家说，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有关教导，讲了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
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关系到企业领导权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工人参加管理，说明工人有权管理工厂，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
工人参加管理，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有的车间干部说，过去，我们也抓过工人参加管理的工作，但由于没有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抓得不紧。
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要把这件工作切实搞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工人参加管理，管什么？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着重学习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具体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我们体会，消灭这四个一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也是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任务和内容。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工作，其形式愈多愈好，要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
干部们学了也受到启发。
他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出现了很多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好形式。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以总结，不断提高，充分发挥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作用。
这段时间，我们车间在改进企业管理工作中，联系实际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得深，用得上。
我们体会，这是把学习引向深入的一个好办法。
　北京制药厂针剂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发动群众回收废钢铁
山西省太原市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回收废钢铁，大力支援钢铁生产。
04月份废钢铁回收量超过第1季度回收量的一倍多，上交量占第1季度上交总量的百分之五十。
05月份回收和上交量比04月份又有较大的增长。
今年以来，通过学习理论，各单位克服了回收、上交废钢铁工作中存在的“回收多少算多少”、“上交多少算多少”的错误思想，领导动手，专人负责，大搞群众运动。
许多天来，满载废钢铁的各种车辆，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驶向太原钢铁公司炉旁；
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都积极参加回收废钢铁活动，支援钢铁生产。
各单位还自觉地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
东方机械厂职工，一天回收废钢铁一百一十四吨。
太原矿山机器厂，领导带头，层层发动，在广泛查找废钢铁资源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小组，对全厂的废旧设备、工卡模具以及铸件毛坯等的报废情况进行审查，做到普查、挖潜相结合。
西山矿务局官地矿安全科的职工开展了每天每人升坑不空手，义务回收废钢铁的活动。
到03月底，全科四十余名同志，共回收风钻杆、道夹板等废钢铁五十二吨。
太原第1机床厂，把回收工作同大搞环境卫生结合起来，全厂动员，进展很快。
南城区迎泽公社首义关的街道居民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的教导，认识到回收废钢铁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三十多名妇女积极投入了回收废钢铁的战斗，共回收废钢铁一千六百六十八斤，超过街道下达的四百斤计划的三倍多。
本报通讯员

团结战斗多炼焦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上海焦化厂广大职工，为了适应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决心多炼焦，炼好焦。
05月份这个厂的焦炭产量比04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二。
在夺焦保钢的战斗中，全厂上下，干群一条心，越干越有劲。
炼焦车间四号炉乙班的工人，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树立了工人是工厂主人的思想。
焦炉上的每一孔炉子，按标准应该加煤十六吨，过去由于加煤车上温度很高，操作条件艰苦，加煤时往往只加到十五吨多一些。
现在，他们克服了操作上的困难，打破常规，把每炉加煤标准提高三百公斤左右，增加了出焦量。
在这个班的带动下，整个四号炉都积极行动起来，从06月01日到12日，四号焦炉比原计划多出了七炉焦炭。
四号炉一马当先，带动了其它炉子。
设备较陈旧的一号、二号焦炉的工人们，也千方百计多增产。
有一天，二号焦炉因为设备检修调换炉门框，早班少出焦十五炉。
中班工人接班后争分夺秒，环环扣紧，结果在完成中班计划的基础上，夺回了十一炉焦炭。
接着，夜班工人又继续奋战，终于把其余四炉焦也夺了下来，胜利地完成了当天全炉的焦炭产量计划。
为了加强夺焦保钢战斗的领导，这个厂的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到焦炉第1线，和工人们同学习、同劳动。
备煤、机修、供销、生活服务等部门的职工，也积极努力，主动当好焦炉生产的配角。
这一切，鼓舞了炼焦工人的革命斗志，全厂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本报通讯员

04月份，多头掘进月进尺第19次创全国黑色金属矿快速掘进新纪录的马万水工程队队员，意气风发地下坑道去战斗。
新华社记者摄

当好钢铁生产的“配角”
——记芜钢总厂机修厂全心全意为钢铁生产服务的事迹
安徽省芜湖钢铁总厂机修厂，坚决贯彻执行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当好钢铁生产的配角。
人们热情地称赞这个厂是胸怀全局，全心全意为钢铁生产服务的“好后勤”。
芜钢总厂机修厂原是机修车间，改为厂的建制后，领导班子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一心想把企业办好。
这个厂的一位主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心里盘算着：
现在由车间改为单独核算的工厂了，得考虑生产点定型畅销产品，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整天修修配配，专当“配角”了。
生产什么定型产品合适呢？
挑来挑去，挑中了电葫芦。
因为他觉得生产电葫芦用材少、成本低、利润大、销路广，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党总支。
他的这种想法一摆出来，立即引起了一场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
搞钢铁机械维修，产值不大，麻烦不小，弄不好，还要亏本，应该生产点利润大的定型产品。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我们是钢铁机修厂，就要全心全意为钢铁生产服务，搞与钢铁生产无关的畅销定型产品，势必要同维修争设备、争劳力、争时间，影响钢铁生产的大局。
我们不能只顾小局的“得”，不顾大局的
“失”，定型产品不能搞。
是生产与钢铁生产无关的定型畅销产品，还是全心全意地为钢铁生产服务？
厂党总支组织
“一班人”进行讨论，统一思想认识。
党总支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程绍斌，回顾了自己在芜钢的亲身经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老芜钢是怎样被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砍下马的？
新芜钢是怎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重建起来的？
这个问题一提出，启发了党总支“一班人”回顾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大家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市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仅用三、四年时间，就把芜钢建成具有矿、焦、铁、钢、钢材等综合生产能力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
党总支“一班人”通过回顾芜钢下马和上马的经历，深深感到：
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
钢铁工业关系到全局。
发展工业，支援农业，建设国防，样样需要钢铁。
我们的立足点就要放在这个全局的需要上。
这样，办企业方向就明，路子就正，对国家的贡献就大。
如果立足于本单位，光算局部的小账，不算全局的大账，就会拖钢铁生产的后腿，就有把企业引向邪路的危险。
这样一讨论，不但使那个主张搞定型畅销产品的同志认识到：
只打本单位的小算盘，就可能走上邪路；
也使党总支“一班人”受到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
他们说：
我们要胸怀大局，一定当好发展钢铁生产的“配角”。
机修厂党总支经常教育职工：
主角、配角，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
我们工作上是配角，但要以主角的姿态来当好配角，处处为主角着想，为全局着想。
主动承担压力，只要是钢铁生产需要，担子再重也要挑。
1972年08月中旬的一天，工人都下班了，但机修厂党总支“一班人”还在议论一号高炉大修的事。
原来，总厂考虑这次大修，从炉底到炉顶都要检修，炉壳和料钟等大部件也要更换和加工，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打算请外单位来会战。
消息一传开，机修厂的领导班子就坐不住了。
多数同志主张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但也有的同志不赞成。
他们说：
“我们只是个二百多人的小厂，人少，底子薄，技术力量差，能把修修配配的工作搞好就不错了，何必自找麻烦。”
担子有轻有重，是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还是抢上去，主动挑起来？
党总支书记蒋守信觉得这不是个小事情，而是关系到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态度去对待当配角的问题。
于是，他便组织“一班人”讨论。
最后，一致决定，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为发展钢铁生产承担压力，要主动把高炉大修任务揽下来。
第2天，蒋守信同志到总厂党委请战。
总厂党委立即支持了他们抢挑重担的革命行动。
紧接着，党总支、革委会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把大修计划的时间、任务、困难，一齐向群众交了底。
广大职工早就憋了一股劲，要为钢铁工业多做贡献。
一个由工人、干部、技术员组成的“三结合”攻关小组很快组织起来了。
他们拿着图纸，上了炉台，决心战斗在最困难的地方。
金工车间主动征求炼铁工人的意见，改进出铁口装置。
水工小组为采用哪种办法安装管道，更有利于冷却水的循环，争论得十分热烈。
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经过群众讨论，打破了原来预定的七十天方案，提出了五十天完成大修任务的奋斗目标。
战斗一打响，总支“一班人”戴上笆斗帽，带领机关科室人员和工人肩并肩上了炉台。
更换炉壳是大修中的一个攻坚战，加工炉壳，没有大型卷板机，怎么办？
用大锤敲！
领导干部和工人们一起抡开二十四磅大铁锤，“当！
当！”
地砸下去。
锻工、铆工一个个争先恐后，使出全身力气。
就这样，凭着钢铁般的意志，硬是一锤一锤地把十六块，各宽一米五、长三米、厚八到十四毫米的钢板，敲成了一百立方米高炉的炉壳。
广大职工以这种革命精神，在江南骄阳似火的三伏天，激战了四十三个日日夜夜，提前完成了大修任务。
通过这一仗，这个厂的领导班子进一步看到了群众的觉悟和力量。
从这以后，他们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往自己肩膀上加分量，感到担子越重越有干头，配角越唱越有甜头。
身在后勤，心在一线，把服务工作做在前头。
机修厂本是一个后勤厂，但机修厂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却时时刻刻惦记着钢铁生产第1线的战斗。
他们经常抽出时间到炼焦炉、高炉或炼钢炉旁去转一转，了解炉子的生产情况。
哪里需要什么设备，急需什么零件，基本上做到了心里有数。
有一次，焦化厂突击更换护炉柱，他们了解焦化厂运输力量不足，立即组织铆工、焊工，把加工好的护炉柱送到焦炉前，还当面请他们对加工质量提意见，直到焦化厂的技术员一根根地验收满意了，他们才离开。
被称为“围着机床转”的车工，也经常到炉前了解情况。
当他们看到高炉出铁后，堵口是用笨重的汽炮，劳动强度大，又不安全时，心里很不平静。
回来便和钳工们合计，向厂革委会建议试制电炮代替汽炮。
他们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厂革委会的批准。
在金工车间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由工人、干部和技术员参加的“三结合”小组。
老工人倪乃源和技术员徐立功等同志，不分上班下班，白天在厂里干，晚间在家里绘图。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干，第1台电炮试制成功了。
每当灼热的铁水刚出完，一位操作工一按电钮，电炮便准确地将出铁口堵得严严实实。
炼铁工人非常感谢机修厂工人的热情支持和关怀。
机修厂的车工们还把电炮的原理和维修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向铁厂的操作工、机械维修工作了介绍，使他们不仅能操作，而且能安装、能修理。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更加激发了机修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热情。
他们决心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同兄弟单位密切协作，为加速发展钢铁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

树立全局观念　做好运输工作
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宣化车站广大职工，树立全局观念，加快钢铁物资的运输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钢铁工业的生产。
宣化车站是京包铁路干线上一个较大的货运站，主要担负着河北宣化钢铁公司和十几个大小铁矿的铁矿石和其它原材料的运输任务。
为了搞好运输计划，车站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经常深入到钢铁生产单位征求意见，并与有关单位每月开一次运输会议，研究、解决有关钢铁物资的运输问题。
车站业务室随时掌握宣化钢铁公司和一些铁矿的生产用料和产品的库存量、到达量和发送量，做到有计划地运输。
今年04月，这个车站发现各地发到钢厂的灰石矿到达集中，超过了钢厂存灰石的库容。
于是，他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并到灰石矿的两个主要发货站进行调查，经与钢厂商议，调整了灰石发货量。
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型铁矿，从矿区往车站运矿石，大都用马车，受农时影响比较大。
农忙车少，农闲车多，运矿车数不均衡。
车站就主动在货场附近为这个矿开辟了存矿场地，既保证了车站的均衡上货装车，又促进了矿区生产。
这个车站还十分注意挖掘运输潜力。
今年以来，上级要求排空车的任务很大。
排空和拉当地矿石都需要敞车。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广大职工提出：
“宁可自己多流汗，誓保钢铁多生产！”
他们狠抓卸车，以卸保排，以卸促装。
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排空任务的前提下，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大搞平板、低边车代用，提高净载重量，巧装满载。
今年一至05月份实行车种代用共五百九十五辆。
这样就腾出大量的空车去拉矿石。
仅05月份就为龙烟铁矿排出空车二千二百多辆，可拉矿石十二万多吨。
车站党委注意教育职工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今年以来，宣化地区的铁矿产量不断增加。
为了及时把这些矿石运往全国各地，宣化车站职工积极组织矿石直达列车。
组织直达车就要加大车站作业量，弄不好还会影响其它物资的运输。
但是工人们说：
宁可我们多一些麻烦，也要确保钢铁运输任务的完成。
今年一至06月上旬，他们共编发直达列车一百一十八列，运出矿石十五万多吨。
为加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做出了贡献。
本报通讯员

谈“配角”
公冶平
一出戏，有主角，也有配角。
光有主角，而无配角，就不能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也是这样。
拿钢铁生产来说，钢厂、铁厂，担负着炼钢、炼铁的主要任务，可谓“主角”；
但如果没有焦化厂、耐火材料厂、机修厂等提供焦炭、耐火材料和必需的零配件及维修保养，也就是说离开这些所谓“配角”的配合、支援，既不可能炼出铁来，也不可能炼出钢来。
主角和配角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没有主角，无所谓配角。
同样，没有配角，也无所谓主角。
主角在全局中，一般是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而配角，一般不起这种作用。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在一定的条件和情况下，配角也能影响全局。
还拿钢铁生产来说，当焦化厂、耐火材料厂和机修厂等的生产，不能适应甚至阻碍钢厂、铁厂生产时，集中力量把这些“配角”厂的生产抓上去，就变成决定性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决不要轻视配角。
凡是配角，都应当千方百计地当好配角。
芜钢总厂机修厂，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榜样。
他们把当“配角”看成是革命的需要，是加快发展钢铁生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不仅仅算局部的小账，而且算全局的大账，积极主动地当好配角，把为主角服务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在前头。
这种革命精神值得提倡。
贯彻执行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尽快地发展钢铁生产，不但是战斗在第1线的钢铁工人的责任，也是所有为钢铁生产服务的“配角”厂的广大职工的责任。
希望“配角”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象芜钢总厂机修厂那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主动当好钢铁生产的配角，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各国代表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5年06月28日电
以李素文为团长，王淑珍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席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代表团，06月27日晚上在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各国代表。
出席招待会的近四百人中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许贞淑，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维托·卡博，越南南方共和代表团团长马氏珠，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利娜·乔巴努，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丁儒廉，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布托总理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圭亚那代表团团长伯纳姆总理的夫人维奥拉·维克多林·伯纳姆，妇女年世界会议秘书长赫尔维·西皮拉以及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各国的代表和一些解放组织的代表。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的夫人阿玛莉亚·德卡德纳斯，人民中国之友协会主席比希尼娅·查帕夫人，墨—中友好协会副主席伊萨贝尔·波萨斯和其他人士。
一些驻墨西哥的外国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
在招待会上，中国代表同各国代表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互相表示祝愿各国人民和妇女在反帝、反殖、反霸和妇女解放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招待会始终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中国和泰国的友好往来
中国和泰国是近邻，两国人民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
中泰两国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西汉平帝元始年间。
中泰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历史更早。
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出访东南亚回国后所著书中，提到了当时泰国中部的金陈（金邻）国。
从南北朝时期的宋元嘉至大明年间，当时泰国的盘盘国使节曾多次来过中国，并赠送象牙、画塔、舍利以及各种名贵香料等礼物，这些使节都受到热情接待。
直到唐朝贞观年间，盘盘国的使者还来中国。
泰国中部的堕罗钵底国，在贞观年间同唐朝有过两次交往，并互赠了礼物。
隋朝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中国第1次正式派出使节访问泰国，当时派遣常骏、王君政等人带着大批礼物到赤土（据考证，赤土在泰国南部宋卡、北大年一带）访问，受到赤土国的热烈迎送。
赤土国王命王子携带文书和礼物随船访问中国。
公元六一〇年春，常骏陪同赤土国王子那邪迦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南）会见了隋炀帝。
到了宋代，以现今泰国华富里为中心的罗斛国，同中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来往。
当时已有华侨到泰国地区经商和留居。
中国从元代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其间大约五百六十多年。
在这段时期，泰国经历了四个王朝：
素可泰、大城（阿踰陀耶）、吞武里直至目前曼谷王朝的前期。
随着中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频繁，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
暹国（素可泰王朝）国王两次访问元朝，受到了热情接待；
并邀去中国制造陶器的工匠回国开窑烧制，开创了泰国驰名的宋加禄陶器，其产品曾畅销东南亚各地。
1974年12月，泰国在泰国湾海底发现一艘沉船，其中有数百件陶器，据说这些陶器是素可泰时期制造的。
明代是中泰关系史上双方使节往来最频繁的时期。
在此期间，明朝皇帝把中国算制的大统历赠送给暹国，并两次向暹国提供了中国的度量衡。
一四○九年（永乐七年），我国航海家郑和第2次访问亚非国家时，曾率领船队到过暹罗。
清代期间，两国政治联系仍然十分密切。
暹罗前后派遣使节访问中国共达四十四次，两国贸易关系有所发展。
乾隆初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官方机构专门办理对暹罗的贸易、税务事项。
广东各地工匠又为暹国加工制造了大量的铜器，还有石刻和烧瓷器，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暹国曾向我国赠送了水稻和果树的良种。
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很早就传入泰国。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曾有中国广东戏班、漳州戏班在泰国作了表演。
一八○二年（嘉庆七年），第1本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在暹罗译成泰文。
1840年以后，中泰人民之间的贸易文化交往又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有不少人移居暹罗。
中泰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曾一度中断，但近几年来有了新的发展。
从体育界的交往发展到卫生、科学等方面；
两国的贸易关系也有恢复和发展。
以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差提猜·春哈旺为团长的泰国贸易代表团、由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威·尊拉塞率领的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团和以泰国商业部副部长巴颂·素坤为团长的泰国贸易代表团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访问了我国，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了他们。
今年以来，泰国访华代表团和泰国民主党议员友好访华团访问了我国。
最近，以泰国众议院议长巴实·干乍那越为团长的泰国国会议员访华团来我国访问，朱德委员长和邓小平副总理分别会见了泰国客人。
我国的球队和医学代表团先后访问泰国，受到了泰国政府和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

几内亚总统杜尔接见我医疗队
新华社科纳克里1975年06月26日电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和夫人06月26日在总统府接见了完成在几内亚的任务后即将回国的中国医疗队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
几内亚总理兰萨纳·贝阿沃吉和几内亚社会事务部长马福里·邦古拉夫人。
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钱其琛也在座。

博茨瓦纳总统哈马接见我临时代办
新华社1975年06月25日讯
加博罗内消息：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哈马06月24日在总统府接见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临时代办高锷，并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厄瓜多尔内政部长等接见我展览团团长
新华社基多1975年06月26日电
厄瓜多尔内政部长吉列尔莫·杜兰，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卢西奥，工商业和一体化部长亚历杭德罗·鲁维奥和财政部长海梅·蒙卡约06月25日和26日分别接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展览团团长王永安，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在接见时，厄瓜多尔部长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会的展出增进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与合作的发展。
他们预祝展览会展出成功。
中国展览团团长对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在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中所提供的积极支持和合作表示感谢。
中国展览团团长王永安是06月21日到达基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展览会将于06月30日在厄瓜多尔首都开幕。

曼谷
曼谷是泰国的首都，位于湄南河下游，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人口近四百万。
除公路外，市区河道纵横，水道为市区重要的交通路线之一。
曼谷和其他城市的陆上交通联系以铁路为主。
铁路以曼谷为中心，分别可通往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越南和新加坡。
曼谷城北约二十公里有廊曼机场，为东南亚运输量最大的国际航空站。
曼谷港是全国最大的海港，可同时接纳十艘万吨海轮。
百分之九十的对外贸易都在这里集中。
因泰国的主要输出物是大米，所以它是泰国大米输出港，也是世界的稻米输出港之一。
曼谷和仰光、西贡合称为中南半岛上的三大米市。
泰国的主要工业——新式碾米厂、锯木厂、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建筑材料厂，几乎全集中在曼谷的沿河地带。
曼谷是泰国最大的城市，城内有三百多个华丽的佛寺和古老的王宫，但也有新式建筑并列其间。
在曼谷的国家博物馆中陈列有史前时期、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艺术古物和纪元前各世纪的皇宫用品。

泰国
泰国（原名暹罗）是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面积五十一万四千平方公里。
人口四千一百三十万。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信奉佛教，佛教是泰国国教。
南部的马来族信奉伊斯兰教。
泰语为国语。
首都曼谷。
泰国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早在十三世纪时，就建立了王国。
从十六世纪起受到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的侵略。
1896年成为英、法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国”。
一九○四年，英、法又以湄南河为界划分东西势力范围。
1939年改国名为泰国。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泰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暹罗为国名。
1949年再次改名为泰国。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东西最宽七百八十公里，南北延伸达一千六百公里左右，全国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和西部多山地，西部向南延伸，构成狭长的马来半岛，半岛上最窄部分为克拉地峡，宽仅五十六公里。
东部为呵叻高原。
山地和高原之间为湄南河平原。
泰国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
根据降雨量多少，全年可明显地分为雨季和旱季：
五至10月为雨季；
旱季又分为热季和凉季，三至04月为热季，11月至次年02月为凉季。
年平均降雨量一千多毫米，沿海地区可达三千毫米以上。
泰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国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人口从事农林业。
耕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其中种稻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
1973年至1974年度稻谷产量为一千四百七十万吨。
泰国为世界著名产米区。
稻米产区主要在湄南河三角洲。
此外，橡胶和柚木也很著名。
泰国矿藏丰富，锡产量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居第3位，年产量约三万吨。
萤石是泰国仅次于锡的主要出口矿产。
其他矿产有钨、锑、锰、铅等。
工业主要有轻工业和加工工业。
（附图片）

泰国人的姓名
泰国人的姓名是名在前姓在后，通常在名字的前面加上一个称呼。
对成年的男人名字前面常加“乃”字（先生的意思）。
“乃”是尊称，也表示性别。
例如乃巴威·帕他诺实，“乃”是尊称，“巴威”是名，“帕他诺实”是姓。
而对成年妇女，名字前面常加“娘”字（夫人、女士的意思）。
泰国人一般只简称名字。
口头称呼时，不论男人或女人，一般在名字前面加“坤”字，表示亲切，如叫“坤巴威”。
王族的名字加上“亲王”。
泰国的贵族、爵分五等：
“昭披耶”、“披耶”、“拍”、“銮”、“坤”。

老挝西潘顿省群众庆祝成立新政权
桑怒省解放区集会支持万象方面控制区群众夺权斗争
新华社万象1975年06月24日电
据老挝《每日新闻》报道，老挝原万象方面控制区西潘顿省的工人、农民、爱国官兵和各界群众六千多人最近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这个省新政权胜利诞生。
大会组织委员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庄严宣布，废除西潘顿省各级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接着，新政权的代表宣布成立以爱国力量代表坎塔南·平皮生为省长的西潘顿省行政委员会和以爱国力量代表为县长的芒孔县和纳卡布里县行政委员会。
大会后，六千多群众在老挝人民解放军驻地举行了文艺晚会。
老挝人民解放军电影放映队在会上放映了电影。
晚会上，洋溢着欢乐和团结的气氛。
新华社万象1975年06月26日电
据巴特寮电台报道，老挝桑怒省解放区桑怒县和桑潘县等地的人民群众最近分别举行集会，支持原万象方面控制区各地群众的夺权斗争，欢呼他们取得的胜利。
桑怒县的工人、干部、战士、职工以及其他人民群众一千六百多人最近举行集会。
桑怒县行政委员会的代表在集会上发表讲话，热烈赞扬原万象方面控制区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夺权的英勇斗争精神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胜利。
桑潘县各界人民群众一千多人也在最近举行集会，坚决支持原万象方面控制区各地人民群众奋起夺权的斗争运动。
（附图片）
老挝万象市各界群众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团结集会，欢呼群众运动取得的初步胜利。
　新华社稿

莫桑比克妇女组织总书记接见我工青妇代表团
中国武术团在洛伦索马贵斯演出
新华社洛伦索马贵斯1975年06月29日电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桑比克妇女组织总书记德奥林达·格济马内，06月28日在这里接见了应邀前来参加独立庆典的以辽宁省总工会副主任张元盛为团长的中国工青妇代表团。
接见时，双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并且互赠了礼品。
新华社洛伦索马贵斯1975年06月26日电
06月25日晚，在莫桑比克人民欢庆独立的日子里，中国武术团在洛伦索马贵斯的体育馆为莫桑比克首都各界人士六千多人表演了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和丰富多采的武术节目。
中国武术运动员的表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武术团是应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邀请，前来参加莫桑比克独立庆典活动的，在到达首都之前，曾经在莫桑比克北部地区演出了两场。

越南南方各地革命政权和农协给农民分发土地
西贡—嘉定市人民积极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组织
新华社河内1975年06月29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各地革命政权和农民解放协会给农民分发土地，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在西贡—嘉定市，截至06月16日止，各级革命政权向返回家园的郊区农民分发了数千公顷土地。
盛美西县人民革命委员会还把大越奸阮文绍在解放前霸占人民的数百公顷良田分给了当地农民。
西宁省各级人民革命委员会向新边、周城和圣室三县的农民分发了二千三百多公顷的土地，提供了数十万公升汽油和大量的粮食。
巴地—隆庆省各级农民解放协会在05月份也向珠德、春禄和统一三县的近四千户缺地农民分发了近五千公顷土地，鼓励农民积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
金瓯、建祥和薄辽等省的人民革命委员会和农民解放协会也向返回故乡的农民分发了成千公顷的土地、粮食、稻种和家畜，使返乡的农民能够迅速投入农业生产。
新华社河内1975年06月26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西贡—嘉定市人民发扬当家作主精神，积极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团体。
截至目前为止，西贡—嘉定市全部二十一个区和县都成立了人民革命委员会，全市九十一个小区和四百九十二个分区和乡也都建立了人民革命委员会。
革命政权建立后，正在同全市人民一道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建设新的西贡—嘉定市。
与此同时，各个革命群众团体也迅速得到发展。
越南南方解放工会联合会在十二个区、县以及近二百家工厂、企业和公司建立了基层组织。
一万九千九百多名工人参加了自己的组织。
农民解放协会在七个县和七十九个乡建立了基层组织，吸收数万名会员。
青年解放联合会也分别在十三个区、县，三十六个小区以及三百一十八个分区、乡和学校建立了基层组织。
妇女解放联合会也建立了很多基层组织。

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列）中央机关报指出
欧洲和中东是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焦点
丹麦报纸揭露苏联加强海上军事部署威胁北欧安全
新华社维也纳1975年06月27日电
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机关报《争取人民政权》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同美帝争夺欧洲。
文章说，“俄国和美国之间这一场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地位的斗争是全球性的。
但是，中东和欧洲成了（这场斗争的）焦点。
因为特别是欧洲，由于它的工业潜力而使得它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处于关键地位。”
文章强调说，“为了攫取西欧，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一切有效的手段，既使用胡萝卜，也使用大棒。
他们一方面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不断提高他们驻欧洲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经济为诱饵企图引诱西欧国家上钩，以便更方便地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文章最后表示将支持一切有助于欧洲联合和加强欧洲抗击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的力量的行动。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5年06月28日电
丹麦《菲英郊区报》06月26日刊登丹麦通讯社记者写的一篇关于苏联在北欧海域上的军事威胁的报道，指出：
“人们担心丹麦和挪威正在受到俄国海上势力的包围。”
报道说，北欧海域已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军事）部署地区之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军官认为，北欧国家正在受到苏联舰队势力的包围。
报道指出，苏联在北欧地区建立了两支大规模的舰队。
北方舰队驻扎在紧挨着挪威边境的科拉半岛。
另一支舰队在波罗的海。
苏联并拥有大规模的海军陆战队，配备有先进的登陆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士认为，在战争情况下，苏联将进攻丹麦和挪威的领土，以防止该地区被用作阻碍苏联舰队出入科拉半岛和波罗的海的活动。

比利时舆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满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5年06月28日电
比利时舆论对苏联在最近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访问苏联期间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示不满。
比利时电视台06月26日播送了廷德曼斯首相在莫斯科对这家电视台的谈话。
廷德曼斯在谈话中指出：
“在你同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会晤时，这是十分清楚的，重要的是力量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和在政治上力量的因素。”
他还说：
“人们在这里看到，小国在国家间的事务中不受到重视。”
《自由比利时报》最近连续就这件事发表评论。
这家报纸06月26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
廷德曼斯首相和范埃尔斯兰德外交大臣是“作为一个小国的代表受到（莫斯科）接待的”。
会谈“在冷淡的气氛中开始”，在会谈中，苏联方面甚至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
它说，这次政治会谈“丝毫不象是有礼貌的交换意见，而是常常变成激烈的争吵。”
报道说，对苏联的这种态度，“人们很难掩饰正当的激怒情绪”。
这家报纸在06月27日的另一篇报道中又说，“克里姆林宫冒犯比利时政府首脑，……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它犯了一个错误。
不过，它决心这样做不是偶然的。
克里姆林宫对共同市场的偏见仍是根深蒂固的，正如（苏联）党报对英国公民投票所发表的感情冲动的社论所再次表明的那样。”

法国外长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
加强防务保卫西欧对付一切侵略
新华社巴黎1975年06月27日电
法国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06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外交政策讲话。
在谈到东西方关系时，索瓦尼亚格说，“缓和和防务是相辅相成的。”
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在军事方面某些事态的发展引起的不安，所以要同时加强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努力和作为有完全权利的成员参加大西洋联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索瓦尼亚格说，“法国的防务政策一方面完全符合依靠我们核国家的地位和保持对使用我们的力量作出决定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完全符合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完全合作的保证，以保卫西欧对付一切侵略。”
法国外长对近东和地中海局势表示不安。
他说，“近东和地中海是令人担心的严重问题”，“从去年夏季以来，东地中海的局势构成了严重不安的一个根源。”
在谈到欧洲建设时，索瓦尼亚格强调指出，欧洲建设是迫切需要的。
他说，在加强内部一致的同时，应该坚持共同体对外的一致性。
他强调，法国政府在执行欧洲政策时，“将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逐渐建成一个我们想建立的欧洲人的欧洲。”
索瓦尼亚格主张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应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他说：
“法国政府认为，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和统一的欧洲。”
“我们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会认识到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实际合作的价值。”
索瓦尼亚格还谈到了法国同第3世界的关系。
他说，“第3世界国家要求在它们的自然资源中提取更多的份额的政治愿望，明显地提出了在现实和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的问题。”

究竟对谁有利？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修背弃“经互会”内部协议，大幅度提高卖给“经互会”成员国的原料和燃料价格，受到一些国家舆论的斥责。
克里姆林宫的社会帝国主义老爷们对此恼羞成怒，于是示意塔斯社在04月29日发表文章，为苏修这种行径辩解。
塔斯社这篇文章一口咬定“经互会”这次调整价格是“为了坚决保护大家庭的共同利益”，矢口否认苏联提高原料、燃料价格，首先是提高石油价格“是一种自私的行动”。
文章说什么，“所谓经互会个别国家从不久前调价中获得单方面好处的臆测是毫无根据的”。
“新价格的规定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有利于它们发展经济和活跃它们的对外贸易”等等。
“经互会”这次调价，特别是苏联原料和燃料价格的提高，究竟对谁有利？
是对苏联一家有利呢？
还是象塔斯社所说的，对“整个大家庭”都有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而事实的真相，绝非塔斯社这篇有气无力的辩解所能掩盖得了的。
塔斯社为苏联的原料、燃料涨价辩护的一个最基本的“论据”是：
在这次调价中，不仅苏联的原料、燃料，而且苏联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进口的“机器设备的价格也同时调高”了。
文章说：
“这一类商品按价值计算占苏联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乍一听，这个“论据”似乎颇能唬人。
岂不知只要把东欧成员国对苏联的贸易结构作些分析，把原料、燃料和机器设备的涨价幅度加以比较，人们就不难发现：
塔斯社振振有词地宣传的这个“论据”，正好是揭露苏修的一个极好材料。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按价值计算，苏联向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这五个“经互会”成员国出口的原料、半成品和燃料，约占苏联向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而这些国家向苏联提供的机器设备却占苏联从这些国家进口额的百分之四十。
这次调价时，苏修对原料、燃料的提价幅度又大大高于机器设备和农产品的提价幅度，其中，石油平均每吨涨价高达百分之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
这一来，就把“经互会”成员国在同苏联的贸易中置于不利的地位。
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为例，匈牙利每年从苏联进口的原料、燃料和半成品，按价值计算，占它从苏联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按新价格规定，今年匈牙利从苏联进口的动力燃料和工业原料的平均价格，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匈牙利今年向苏联的出口有一半是机器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但这些产品平均只提价百分之十五。
这样，调价的结果，使今年苏方从苏匈贸易中收益将近三亿七千万卢布，而匈方的收益还不到七千五百万卢布，亏损近三亿卢布。
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它在匈苏贸易中从出超国一下子变成入超国和债务国。
保加利亚是“经互会”东欧成员国中一个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
它出口的农产品和制成品大部分运往苏联；
另一方面，它所需要的石油、煤、铁砂等，绝大部分从苏联进口。
今年，保加利亚计划从苏联进口九百八十万吨石油，每吨价格提高一倍以上，而保加利亚向苏联出口的农产品的价格只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几。
保加利亚从农产品提价部分的所得大约只能抵销苏联石油涨价部分的三分之二。
匈、保两国是这样，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在对苏贸易中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譬如，由于苏联原料、燃料价格猛涨，东德在同苏联贸易中今年大约要净损失六亿多卢布。
捷克斯洛伐克今年单是从苏联进口石油、天然气和铁砂三项，就要损失三亿七千多万卢布。
奥地利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所学会今年04月初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
“最近东欧经济集团（经互会）内部的价格上涨”只“对苏联有利”，“因为能源和原料的价格比其它商品上涨得快”。
报告说：
“这意味着东欧国家用提高其出口商品价格的办法，将只能弥补（从苏联）进口商品涨价的三分之一。”
06月23日，法新社从维也纳发出的一条报道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法新社说：
“从国际收支的观点来看，苏联原料价格的上涨造成了它的东欧伙伴国的不安。”
因为，这些“伙伴国”今年将承受苏联原料“价格的大涨所造成的损失”。
这家通讯社强调指出：
“苏联已允许其伙伴国提高向它出口的货物的价格，但这还不足以使它们的进出口保持平衡。”
事实胜于雄辩。
请问苏修老爷们，面对以上事实，你们怎能否认提高卖给“经互会”成员国原料、燃料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是一种自私的行动”呢？
什么“新价格的规定有利于整个大家庭”，而不是“单方面”有利于苏联，什么这次调价有利于大家庭所有成员国“活跃它们的对外贸易”，不纯粹是撒谎加诡辩么？
身在苦水中，方知苦中味。
匈牙利《观察家》周报今年03月05日在一篇文章中埋怨，苏联提高原料、燃料价格，使匈牙利“产生了新的困难和问题”。
针对这次调价时苏修所鼓吹的“经互会”内“合同价格现实化”的论调，保加利亚《国际关系》杂志驳斥说：
“所谓合同价格现实化”，“实际上是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的不良影响”“直接转嫁”给“经互会”国家，“这是不能接受的”。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由于原料供应的“外部条件变化”，“面临新的相当艰巨的任务”。
东德一位领导人今年02月对《新德意志报》记者发表谈话，也抱怨“进口方面价格的提高，增加了东德国民经济的负担”。
“经互会”这次调价究竟对谁有利？
这不是更清楚了么？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对外交往中总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
但是，他们却硬要用“共同有利”之类的假话来骗人。
这种伪善的表演，实在令人作呕。

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两名为苏联搞情报的间谍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司法部06月27日宣布，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名为苏联搞情报的间谍。
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的两名间谍，一个叫萨·帕斯卡利安，住在纽约市曼哈顿。
他于1962年被苏联特务机关吸收为间谍后，于1971年夏天被派到美国。
另一个叫萨·德德扬，住在马里兰州。
联邦调查局指控他们把一份为美国政府撰写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密材料送交给驻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的官员。
联邦调查局指出，这两名间谍用来拍摄机密文件的照相机是由苏联代表团的一名官员提供的。
这名官员在1971年01月至1974年05月期间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三等秘书。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发表文章
谴责苏修在“经互会”内所鼓吹的“一体化”
苏修打着“共同开发”的招牌加紧掠夺蒙古矿产资源
新华社地拉那1975年06月28日电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28日发表文章，谴责苏修在“经互会”内所鼓吹的“一体化”。
文章指出：
“所谓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克里姆林宫新沙皇们对东欧各国进一步奴役的过程。”
文章说，为了进一步奴役“经互会”成员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经互会”内实行不等价交换，并按照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样子，建立超国家的经济组织，他们强迫“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提供巨额资金在苏联国土上建立企业以及使其他成员国完全依附于苏联的经济结构。
文章说，苏联通过“协调计划”和“合作”等迫使一些国家关闭重要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是苏联不需要的，或者强迫其他的企业同苏联的企业“合作”。
文章最后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为全面控制“经互会”成员国而建立的国际经济托拉斯，是为了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牟取巨额利润，把它们的经济困难转嫁其他国家。
新华社1975年06月29日讯
苏修为进一步控制和掠夺蒙古的矿产资源，正积极筹建一支由“经互会”成员国参加的所谓国际地质勘探队前往蒙古进行地质勘查。
这是苏修加紧掠夺蒙古矿产资源的又一步骤。
据塔斯社今年05月27日报道，这支所谓的国际地质勘探队计划在1976年开始工作，活动地点选择了“北克鲁伦这个有前途的重要矿物原料地区”。
报道还说，在“经互会”“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对蒙古提出的“首要任务”中，“规定研究开发炼焦煤田、铜、钨、钼、锡和其他矿藏的可能性”。
“勘探队的活动资金将由各参加国无偿地平均分摊”。
苏修打着“共同开发”的招牌，让勘探队各参加国“平摊”活动资金、设备和人力，而自己则从中捞取最大实惠，这是它耍惯了的老把戏。
1962年蒙古加入“经互会”以后，苏修就用“共同开发”的名义，要“经互会”的一些成员国参加在蒙古的地质勘查，还把“经互会”地质常设委员会总部设在乌兰巴托。
一旦发现了有重要开采价值的矿藏时，苏修立即露出贪婪的本性，把别人一脚踢开，一家独占。
如位于蒙古布尔干省的额尔登丁敖包铜钼矿和位于色楞格省的陶勒盖图金矿，是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地质工作者在六十年代发现的，而现在早已被苏修攫取。
额尔登丁敖包铜钼矿自开工之日起，就明文列入苏蒙“合营”企业，而这个矿的管理总局局长是从莫斯科派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修出于自己的需要，近年来明显地增加了对蒙古采矿业的投资放债，以便从蒙古搜刮更多的矿产品。
按照苏修的规定，蒙古的地质勘探工作量在本五年计划里要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在蒙古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主要生产指标普遍低于前一年的情况下，地质勘探的指标却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矿产品增长百分之三十。
苏修一面拉一伙“兄弟”为它去进行“共同开发”，一面又从被“开发”的“兄弟”那里大量掠取矿产资源，这对于它经常吹嘘的所谓它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关系是“平等和互助的榜样”，不能不是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