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遵守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
济南铁路分局五一九六号机车包乘组的乘务员认真学习理论，注意安全行车，建组十二年来行程百万公里从未发生事故
新华社济南1975年06月18日电
济南铁路分局兖州机务段建设型五一九六号机车包乘组的乘务员，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牢固地树立起为革命开车的思想，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注意安全行车。
包乘组成立十二年来从来没有发生事故，到今年05月底，已安全行车一百万公里。
最近，济南铁路分局总结、推广了他们的先进经验，表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五一九六号机车包乘组是1963年组建的，担负着兖州—磁窑—莱芜间以拉货为主的运输任务。
从包乘组建立的时候起，机务段运转车间车队党支部就认真组织全组九名乘务员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光辉著作，努力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帮助大家树立起为革命开好车的思想。
包乘组的乘务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政治理论学习，认识到，安全行车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只有确保安全行车，才能保证运输畅通，保证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大家普遍提高了安全行车的责任感。
这个包乘组运行的区段，大部分处于泰沂山区。
这段线路弯道多，坡度大，曲线半径小，村庄稠密，厂矿相连。
开始时有人对安全行车信心不足。
车队党支部就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
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行车中，他们细心观察沿线的地形特点，找出关键地带，掌握特点，摸清安全行车的规律。
乘务员们在开车时也全神贯注，保持警惕，谨慎驾驶，做到一有意外情况随时都能够采取紧急措施，防患于未然。
例如，有一次司机长刘宝贵机班牵引列车，途中望见有一个推独轮小车的人，在慌急中把小车倒在前面桥梁道中间。
由于他预先有了准备，并采取措施，实行紧急刹车，防止了这场事故。
十几年来他们总计预防了类似可能形成的大小事故一百六十多起，保护了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
车队党支部从实践中认识到，许多规章制度是工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保证安全行车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经常向乘务员进行服从指挥、遵守纪律、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教育，使乘务员们无论在段站停车还是列车运行中，在条件顺利还是条件不顺利的情况下，都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从不粗心大意，随时随地注意防止事故的发生。
五一九六号机车包乘组的乘务员还经常注意加强机车的维修保养。
他们提出：
“宁可自己多流汗，决不让机车留隐患”，在机车维修保养工作中努力把好洗检关、中检关、出入库作业关和停车检修关。
夏天，他们冒着高温钻进车底精检细修；
冬天，他们顶着寒风坚持按顺序给机车各部件加油，十几年如01日，机车保养一直良好，为安全行车打下了基础。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呼和浩特铁路局呼和浩特机务段干部带头大干，全段实现了安全、超轴运行，架修机车的工效也大大提高。
这是段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李连珠（右）同工人一道在机车烟箱里劳动。
新华社记者摄

06月以来各项产品产量又有新的增长
天津市冶金系统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大力发展钢铁生产
05月份主要产品产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质量提高；
06月以来各项产品产量又有新的增长
新华社天津1975年06月19日电
天津市冶金系统广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促进钢铁生产蓬勃发展。
今年以来，生产月月上升。
05月份，全市钢、钢材、有色金属、金属制品、铁合金、耐火材料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产品质量提高，原材料消耗下降。
进入06月份以来，各项产品的产量又有新的增长，其中钢材的产量已经提前完成上半年国家计划。
天津市冶金系统的工人、干部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联系本系统阶级斗争的实际，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钢铁生产的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路线对了，无产阶级的正气就会大发扬，职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就能促使社会主义生产迅速向前发展。
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这个问题，职工们对天津市冶金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
解放前，天津只有一座平炉，钢产量微不足道。
解放初期，有了一定发展。
195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天津视察，发出了“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的重要指示，激发了广大工人大办钢铁的革命积极性，使钢产量成倍增长。
后来，由于刘少奇一伙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严重摧残了天津在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钢铁工业。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大办钢铁，使钢的生产又出现了持续发展的新形势。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必须深入持久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认识提高了，冶金系统的各级党委更加自觉地执行“鞍钢宪法”，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冶金局党委作出了领导干部、科室干部、后勤服务到生产第1线的决定。
全市冶金系统有半数干部到了生产前线，他们和工人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起批判修正主义，一起劳动。
许多工厂的党委主要领导成员，把铺盖搬进了工厂，日夜坚守工作岗位，哪里工作最艰苦、最紧张，他们就到哪里去战斗。
天津市冶金战线的广大工人把生产更多更好的钢铁，同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不怕多流汗，努力多产钢。
天津第2炼钢厂的职工学理论，抓路线，团结战斗，大干快上，克服重重困难，使炼钢炉寿命大大延长，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水平。
天津冷轧带钢厂、无缝钢管厂、轧钢三厂和天津中板厂等单位，都坚持抓理论学习，促钢铁生产，提前一个月完成了上半年的国家计划。
天津耐火器材厂、冶金机械配件厂的工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主动到炼钢厂征求意见，及时将钢厂需要的器材送到第1线，积极为增产钢贡献力量。
第3炼钢厂的工人自觉地加强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促进了安全生产。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天津市冶金战线的广大技术人员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走出办公室，密切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努力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世界观，为发展钢铁生产作出了贡献。

毛主席语录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以钢为纲

深入开展卫生革命　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河南省县县举办赤脚医生学校
新华社郑州1975年06月19日电
河南省县县都办起了赤脚医生学校。
这些学校所培养的第1批两万多名学员，已经重新返回各生产大队，正在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贡献力量。
在这同时，又有两万多名赤脚医生进入了这些学校，正在加紧学习，努力提高，准备毕业后重返工作岗位，为推动农村卫生革命深入发展作出新贡献。
赤脚医生学校这一新生事物，最早出现于河南的潢川、信阳、遂平等县。
这几个县所办的赤脚医生学校，只招赤脚医生入学。
学生自带口粮，大队照记工分，学习一年毕业后重回原大队当赤脚医生。
学校由县卫生局负责人当校长，由县、社医院的医生、有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和本县的药工、药农担任教师，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学校。
学生在校既学政治、学军事、学医疗技术，又不脱离劳动。
几年来，从赤脚医生学校毕业的赤脚医生重返战斗岗位后，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同脱产的医务人员协同作战，大大改变了这些县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
河南省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这几个县办赤脚医生学校的经验，肯定了赤脚医生学校对提高赤脚医生水平和进一步发展合作医疗的重要作用，并且召开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加以推广。
目前，全省一百二十七个县（市）都已开办了赤脚医生学校。
赤脚医生学校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且经常组织学生开展革命大批判，保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许多赤脚医生入学时不仅随身带着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而且还带着家史和劳动工具，有的甚至把自己在解放前的卖身契带在身上，以此来激励自己不忘阶级苦，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刻苦学习，为贫下中农掌握好医疗技术。
赤脚医生学校坚持立足农村、面向农村，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农村医疗卫生的实际需要，组织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的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打破了过去那种基础课、临床课、实习课的三段制教学方法，坚持搞启发式教学，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学生一进校，先讲一些必须讲的理论知识，接着讲当时农村易发的疾病，着重讲认病、治病、防病的方法，然后由老师带着学生上山下乡。
下去以后，他们既是实习小分队，又是医疗小分队、防疫小分队，还是中草药普查、采集队，既给贫下中农治病，又向贫下中农学习。
老师带着学生遇到什么病治什么病，讲什么病，讲治病时同时讲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治，当地又有什么土单验方可以治。
下去实习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学校学理论知识，学了再下去，一年之内做到三上三下或四上四下，甚至五上五下。
这样使学生既学到了理论，又得到了实践锻炼，既学了治又学了防，既懂西医又会中医、中草药和土单验方，一年下来，当地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处理，一般急腹症也能诊治和急救处理。
大批赤脚医生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政治思想和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他们回到农村以后更加满腔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并且大力开展预防为主、群防群治的活动，发动群众大搞中草药的采、制、种、用，促使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农村医疗卫生出现一派新气象。

西安大队党支部成员学习革命理论总结反修防修经验
带头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据新华社银川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安公社西安大队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总结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经验，决心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带头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西安大队党支部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果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包括一些出身很好、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青干部，放松世界观的改造，丧失革命警惕性，就有可能蜕化变质。
因此，他们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不搞特殊化。
他们说：
“如果我们当干部的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开一个针大的洞，就会刮起一阵风。”
几年来，党支部领导成员经常走村串户，访问贫下中农。
每年夏秋季节，瓜果满园，他们从不吃集体的一个苹果，一瓣西瓜。
有时看瓜的老汉让他们尝尝鲜，他们说这是集体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吃。
每年年终决算，在会计的账本上，找不到他们超支过一分钱、一斤粮的记载。
党支部书记张朝栋经常工作到深夜。
他家离大队较远，就睡在办公室的土炕上，盖的是一件老羊皮袄，枕的是一块青砖。
这个大队的大部分社员都盖了新房，张朝栋住的还是合作化时期挖的两孔旧窑洞。
社员们想给他搞点木料，准备些树枝帮他盖房子，他都谢绝了。
有的人热心搞“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张朝栋却不去计算这些东西，他有自己的“三大件”，那就是一把铁锨，一个炒面袋和一个书兜。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不讲究吃穿，不贪图享受，社员称他们是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带头人。
西安大队党支部成员把参加劳动作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积极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近几年来，党支部委员每人每年平均劳动都在二百五十天以上。
在劳动中，哪里有困难，他们就出现在哪里，社员流多少汗，他们流多少汗。
有个时期，群众反映一位新干部到外边开会多了，参加集体劳动少了。
党支部立即召开支委会进行研究，一方面注意给她创造更多的劳动条件，一方面从思想上对她进行帮助教育。
后来，这位新干部不论工作多忙，也挤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自觉改造世界观，受到群众的赞扬。
这个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处处关心群众，为群众着想。
有一年春节，有个领导成员惦记着西华山上的羊把式，便揣上几个馍馍，冒着刺骨的寒风，步行二十多里崎岖山路，赶到羊场，把羊把式换回来过春节，自己留在山上放羊。
前几年，上级照顾山区，常拨一些救济款，尽管一些领导成员家庭也有困难，可是谁也没有要过一分钱，而是优先照顾了有困难的贫下中农。
每年分配口粮，他们对有困难的社员和烈军属，总是一户一户地落实，保证他们的口粮标准不低于一般水平。
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带动下，西安大队的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最近几年，这个大队先后被自治区和海原县评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江西上高县泗溪公社党委把政治夜校作为干部、社员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重要阵地。
图为潘家生产队的政治夜校正在给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
新华社稿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动的产物
梁思源
在我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法家，作为同儒家相对立的一个学派，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的。
历代的尊孔派和党内一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一直在法家产生问题上编造谎言，抹杀儒法所代表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妄图贬低法家的历史地位。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正确地分析法家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的根源。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新民主主义论》）按照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法家赖以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变革，我们就不难看出法家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正是这个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反映，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服务的。
春秋以来，由于奴隶的辛勤劳动和创造，铁制农具和牛耕相继出现，耕作技术不断提高。
这种新的生产力同腐朽、反动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尖锐的矛盾。
当时，一方面是“公聚朽蠹”，“宫室滋侈”，奴隶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奴隶主贵族任意挥霍；
一方面是“庶民罢敝”，“道殣相望”，（《左传》昭公三年）创造社会财富的奴隶们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
奴隶主贵族残酷的统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成千上万的奴隶奋起反抗，以奴隶和平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洪流，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奴隶制生产关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史书上关于“公田不治”、（《汉书·食货志上》）“田在草间”（《国语·周语中》）的记载，就是当时奴隶制经济岌岌可危的写照。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开始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也就随之而成长起来。
他们在奴隶斗争浪潮的推动下，“分地薄敛”，（《逸周书·大聚》）以封建的租佃关系取代奴隶制剥削方式。
他们利用农奴或农民开垦荒地，广泛地突破了井田的封疆界限，向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发动了挑战。
从春秋中期开始，各诸侯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动。
齐国实行管仲提出的“相地而衰（音崔）征”（《国语·齐语》）的政策，开始按土地好坏征收租税。
此后，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用田赋”，楚国“量入修赋”，郑国“作丘赋”，等等。
这些改革，尽管主持者的愿望不尽相同，变革的程度也互有差别，但都实行了按照耕地面积征收赋税的新制度。
它标志着奴隶制的统治者已不得不承认新型的封建剥削方式，并且不得不使自己的赋税制度与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相适应。
在这些改革中，鲁国三桓掌权时的经济改革——“初税亩”和后来的“用田赋”，从赋税制度上明确肯定了新的封建剥削关系和地主土地私有制。
所有这些改革，都进一步破坏了井田制，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经济领域里的深刻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左传》昭公七年）的统治秩序，引起了奴隶主贵族内部、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诸侯兼并和争霸的战争，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
在战争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旧礼制被破坏了，包括周天子在内的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一批又一批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代表人物，却冲破奴隶制世卿世禄制度的羁绊，先后进入上层统治集团。
晋国的赵夙、毕万因战功由武士被提拔为大夫，成为赵、魏封建政权的开山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战争中，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用暴力突破奴隶制僵化的政治形式，数以百计的奴隶制小封国被消灭了，郡县制作为奴隶制的封国制和采邑制的对立物而出现了，“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
（顾栋高：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叙》）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成果，为他们的夺权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法家思想的萌芽，就是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法家先驱者在批判奴隶制旧观念的过程中，在总结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重视耕战和尊贤尚功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扩展实力和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是新兴地主阶级斗争实践的直接产物。
公元前五四六年，宋国的进步政治家司城子罕看到暴力对于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作用，就曾提出：
“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这种进步的战争观，显然是对春秋中期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历史概括。
公元前五世纪初，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代表赵鞅在一次战斗的誓师辞中公开宣布：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左传》哀公二年）他明确地把奖励军功作为发展封建阶级政治势力的一种重要措施。
这也正是当时革新派所强调的“择能而使之”、（《说苑·政理》）“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国语·齐语》）的尊贤尚功思想的具体表现。
这些经验受到后来法家人物的高度重视。
法家先驱者对于奴隶制旧观念的批判，同样是新兴地主阶级在奴隶和平民支持下同奴隶主贵族进行激烈斗争的产物。
殷周以来，奴隶主贵族一直用“天命”论来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妄图使人民俯首帖耳，不敢起来斗争。
春秋时期，自然科学有了初步的发展，人们开始打破对大自然的迷信。
在阶级斗争的猛烈冲击下，周天子的权威日益衰落，更加速了神权的动摇。
因而，当时就出现了“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
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以及“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等重人轻天的思想。
法家先驱者吸收了这种先进思想，并加以改造，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服务。
邓析提出“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邓析子·无厚》）的战斗命题，就是要破除对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的迷信。
正是从这个反“天命”论的观点出发，他敢于“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吕氏春秋·离谓》）大胆否定奴隶主贵族的传统观念，搞得“郑国大乱，民口讙哗”。
（《吕氏春秋·离谓》）少正卯被孔老二诬蔑为“行辟而坚”，“言伪而辩”，“顺非而泽”，（《荀子·宥坐》）正说明他坚决主张革新，大胆否定奴隶主贵族的传统观念，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
马克思指出：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如果没有春秋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物质条件和斗争实践的需要，法家思想是不会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当然，春秋时期的法家思想还是萌芽状态的东西，还带有新旧交替的烙印。
因为这个时期，封建经济虽然已经产生，但在许多国家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形态；
地主阶级虽然逐渐形成，但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
春秋时期法家思想的不成熟，正是这种不成熟的封建主义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的反映。
但是，尽管如此，它却达到了它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为法家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后来法家提出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思想主张，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
二
春秋战国之际，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夺取政权，宣告了奴隶制时代的结束和封建制时代的开始。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
《读通鉴论》）的战国时期，纷纭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新的深度和广度在政治舞台上掀起了洪波巨浪。
“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之间夺权和反夺权、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形成了这一时期斗争的主要问题。
历史的发展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以扩大新的封建经济基础，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
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前期法家的肩上。
战国初期到中期，李悝、吴起、商鞅在魏、楚、秦相继变法。
在斗争的实践中，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经验，提供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些重要措施，把法家思想发展成为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独立学派。
法治思想作为法家学派的基本理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法治和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礼治是根本对立的。
早在春秋时期，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摧毁了奴隶制的统治基础，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
法家先驱者推波助澜，主张公布成文法。
公元前六世纪末，晋国新兴地主阶级铸刑鼎，郑国的邓析公布竹刑，对奴隶主贵族的特权进行了一些限制。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不仅要限制奴隶主阶级的特权，而且要取而代之，建立地主阶级的专政。
在魏国，李悝制定了我国第1部完整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成文法典——《法经》，使地主阶级的所有制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和保护，起到了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的进步作用。
毛主席指出：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地主阶级专政就是从奴隶主阶级专政学来的。
商鞅从不少革新派人士和法家在变法革新中惨遭奴隶主复辟势力杀害的血淋淋的事实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商君书·开塞》）把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作为他变法的首要任务。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贱游学之人”，（《商君书·壹言》）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儒家予以坚决的打击。
早期法家的这些法治主张对于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制度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是实行法治的巨大障碍。
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这种世袭制度和奴隶制的宗法等级观念的存在，仍然使奴隶主贵族的代理人盘踞着政权机构的许多重要部门。
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大肆进行复辟活动，对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要求从政权内部驱逐这些奴隶主贵族的代理人，把忠于封建政权的人材选拔上来。
因此，李悝、吴起都明确地展开了对奴隶制“亲亲”、“尊尊”旧观念的批判，反对世卿世禄制度，这是对法家先驱者的尊贤尚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商鞅总结了他们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以功授官予爵”的二十级军功爵制，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剥夺了没有军功的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
法家实行这种政策，提高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地位，扩大了法家路线的社会基础。
耕战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发展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政策。
前期法家在斗争中深刻地认识到：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
主待农战而尊”。
（《商君书·农战》）这就是说，如果不在经济领域里加强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不用革命暴力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新兴地主阶级夺得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
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即把国家占有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各种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努力巩固封建经济。
商鞅主张“坏井田，开阡伯”，（《汉书·食货志上》）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全面废除了井田制，使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在更广泛的地区内确立起来。
他还主张“困末作而利本事”，（《韩非子·奸劫弑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有力地回击了工商奴隶主向封建生产关系的进攻。
与此同时，商鞅等人还提出了“以战去战”、“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的光辉思想，坚持以革命暴力对付奴隶主贵族的反革命暴力。
当时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抛出“仁政”的反动说教，大肆攻击革命暴力，妄图挽救井田制的灭亡，穷凶极恶地叫嚷：
“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离娄上》）这正说明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法家耕战政策的极端恐惧和刻骨仇恨，反映了儒法两家尖锐的阶级对立。
列宁说：
“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
（《〈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书〉序言》）前期法家正是在当时劳动人民斗争的支持和配合下，才为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能从理论上为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制定一条比较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
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后期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况和韩非来完成。
战国末期，诸侯割据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给奴隶主复辟势力造成可乘之机。
国家的统一，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趋势。
荀况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了“一天下”的主张。
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全面地总结了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反复辟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同儒家斗争的经验，认真吸收了先秦法家在斗争中积累的思想成果，从而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和一条比较完备的法家思想政治路线。
秦始皇实践了这条路线，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三
历史事实证明，法家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更不是从儒家的思想垃圾堆里派生出来的。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土壤之中，是当时社会大变动的产物。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代表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利益的学派林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是，就其斗争的实质来讲，儒法斗争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各家的存在和发展都和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在某些学派之间，也有相互吸收的情况。
如法家与道家在批判儒家这一点上，有某些接近之处。
因而法家可以利用道家的某些思想资料并加以改造，用来为反儒斗争服务。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老子和韩非并传，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种思想资料的吸收，也只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吸收。
更应当看到，法家作为当时的新学派，是有它的经济根源的。
至于法家和儒家，它们的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
就如韩非说的，“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儒法两家，是不可两存的仇敌。
汉儒班固却胡说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把法家说成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产物，是儒家的一个配角，这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
所谓“理官”就是奴隶制国家管理刑罚的官职。
法家的产生同它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
班固硬把两者拉在一起，胡说法家“出于理官”，其反动实质就是要贬低法家，抹掉法家主张革新、前进的思想光辉。
卖国贼林彪因袭班固的这一反动谬论，恶毒地咒骂法家是“罚家”，他的险恶用心则是要把法家丑化成青面獠牙的刽子手，借以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现象：
少数早期法家人物曾当过某个儒家之徒的学生，例如，李悝曾师于子夏，吴起是曾参的学生。
但这能不能说法家同儒家是师承关系呢？
当然不能。
毛主席指出：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实践论》）儒法两家的思想反映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的不同利益、要求和愿望，它们都具有各自鲜明的党性。
如果用抽象的师承关系代替对儒法两家的思想和主张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分析，必然要陷入“人性论”的泥坑。
在阶级社会里，先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政治关系，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师承关系。
先生和学生在政治上志同道合者固然很多，同样，学生反对和批判先生的也不少。
法家推行的是一条革新、前进的路线，而儒家推行的则是一条复古、倒退的路线，两条路线泾渭分明、尖锐对立。
儒法之间，在路线上更不可能存在什么师承关系。
历史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子夏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李悝重人事，主张“尽地力”，他们在路线上的尖锐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吴起，虽然他当过几天曾参的学生，但因为违背了儒家的孝道，抛弃儒家路线，信奉法家路线，因而“曾子薄之，而与起绝”，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就是开除学籍，革出教门，断绝关系。
这个事实正好说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因此，用师承关系掩盖和抹杀儒法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上还有一种现象，在法家人物中，也有个别人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
例如荀子。
但这同样不能作为法家渊源于儒家的根据。
荀子从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营垒中冲杀出来，而成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杰出人物，这是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根本转变。
因此，荀子的思想和儒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儒家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
儒家主张礼治，荀子主张法治；
儒家鼓吹“天命”论，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
所有这些，说明荀子完成了归附于革命阶级的转变。
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荀子由儒家到法家的转变，就是在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接近决战、经过对以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儒家的批判而完成的。
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叫嚷“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十九号）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则胡说什么法家的“制法”，“实是儒家正名主义和礼治主义的往后推演”。
（《文史》第1卷第3号）他们在荀子身上大做文章，从而得出法家渊源于儒家的谬论，这完全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胡说八道！
陈独秀、林彪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紧步历代尊孔派的后尘，在法家产生的问题上坚持历史唯心论，极力贬低法家的历史地位，就是要借此掀起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为其推行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开历史的倒车。
但是，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陈独秀、林彪一类的可耻下场证明，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抗拒不了的。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把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批林批孔紧密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6期）

农村民兵在阶级斗争中成长
陕西省凤县南星公社连方寺大队民兵连，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组织民兵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和支持。
开始，有的人认为，农村民兵只要抓好生产、抓好训练就行了。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和民兵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
他们联系民兵建设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狠批林彪破坏民兵建设、极力阻挠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罪行，提高了民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增强了农村民兵要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自觉性。
大家说，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民兵工作一度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脱离了现实的阶级斗争，结果生产也没抓好。
今后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更好地发挥民兵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大队民兵连组织了民兵小分队，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白天生产，晚上值班，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每逢节日和有政治活动的时候，民兵小分队就加强对交通要道和公共场所的巡逻。
他们还配合公安人员，清查案件，加强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监督改造。
民兵在阶级斗争的锻炼中，增强了战斗力。
民兵连把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民兵积极参加政治夜校的活动，辅导社员群众学习理论，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好人好事，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学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
通过政治夜校的学习，社员群众大大发扬了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思想、新风尚。
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使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越来越巩固，出现了“好人爱民兵，坏人怕民兵”的群众专政的大好局面。
在发动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大队党支部注意抓好民兵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建设。
党支部帮助民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民兵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牢固树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好民兵的思想。
他们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对民兵进行形势和战备教育，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大队党支部经常组织民兵畅谈国内外大好形势，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新动向，不断增强战备观念。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党支部对民兵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民兵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本报通讯员

发发子弹穿靶心
一天，在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的打靶场上，民兵们正在进行实弹射击。
只见一个姑娘健步走上靶台，“砰！
砰——砰……”五发五中！
这个姑娘叫朱淑珍，是北京市农药一厂的女民兵。
要问小朱的优秀成绩是怎样得来的，还得从她吃“烧饼”谈起。
朱淑珍开始练习射击时，枪总是上下晃，尽管累得满身大汗，还是达不到训练要求。
她情绪有些低落，觉得自己不是打枪的材料，再练也是白费劲。
后来，民兵们对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批判，使小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她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等光辉著作，认识到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不是自己天生笨，掌握不了射击技术，而是功夫没有练到家。
从那以后，小朱虚心向同志们请教射击经验，并经常请同志们“会诊”，及时纠正自己训练中的毛病。
小朱不怕苦、不怕累，不管是寒风凛冽的隆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都坚持刻苦练习。
为了增强臂力，她举杠铃、砖头，练投手榴弹。
有时练得汗水湿透了衣服，磨起了血泡，她一声不吭。
就这样，她很快地掌握了射击要领，射击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
成绩提高后，她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一次，她看见一个民兵用左手扣扳机，受到很大启发。
她想：
“光用右手打枪，要是右手在战场上负了伤怎么办？”
从此，她不但用右手练射击，也用左手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汗水换来硬本领。
小朱终于成了全厂有名的神枪手之一。
本报通讯员

山东省长岛县磨石嘴大队的民兵和驻军一起进行海上目标观察。
本报通讯员摄

琼中县积极培养少数民族民兵干部
广东省琼中县，是黎族、苗族同胞聚居的地方。
黎族、苗族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八十五。
县的各级党组织和武装部，把培养少数民族民兵干部，作为加强民兵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
这个县的各级党组织和武装部，通过举办学习班，帮助少数民族民兵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
组织他们到过去“黎头”、“奥雅（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苗胞的“千人坑”前进行阶级教育，请老党员、老赤卫队员给他们讲革命斗争史，使他们树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当好民兵干部的思想。
县、公社、大队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吸收少数民族民兵干部参加斗、批、改工作队，把他们放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锻炼。
各级领导注意对少数民族民兵干部进行传、帮、带，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
分管民兵工作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黄成昌下到黎母山公社新林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民兵营干部干劲足，就是方法少，便给他们传授民兵工作的经验，使民兵营干部的工作能力有了提高。
本报通讯员

祖国北大门上的红哨兵
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漫长的边防线上的牧民群众，是保卫边疆的哨兵。
女民兵娜仁和她的妈妈达喜是突出的代表。
1967年以来，娜仁和她的战友，春迎蔽日黄风，秋沐绵绵阴雨，夏斗酷暑炎热，冬战白毛风雪，年复一年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从未缺过一班岗，漏过一次敌情。
在斗争中，这位牧羊姑娘迅速成长，1973年被选为自治区团委委员，去年又担任了民兵连副连长。
群众称赞她说：
“娜仁真是咱们祖国北大门上的红哨兵啊！”
娜仁的母亲达喜，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牧。
她在旧社会给王公牧主当了十四年奴隶。
解放后，她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幸福地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彪竭力破坏民兵建设，妄图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激起了达喜的仇恨。
她说：
“豺狼惧怕牧人手中的马棒，敌人惧怕无产阶级手中的钢枪。
有人想让我们草原民兵放下武器，向帝修反投降，这真是蠢骆驼伸长脖子想吃隔山草，永远办不到。
我们一定要紧握手中枪，当一名保卫祖国边疆的红色哨兵！”
老一代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娜仁和她的战友们。
她们决心紧握手中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一次，娜仁放牧归来，突然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她立即拍马扬鞭，赶到附近的解放军哨所报告，并主动为巡逻队带路，翻沙丘、越草地，行程一百五十多里，整整搜索了一夜，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
当军民并肩回到哨所时，只见晨曦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寒风中手持木棒，屹立在石崖旁边，警惕地监视着边境线上的一草一木。
这位老人，就是达喜。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感动。
老人却自豪地说：
“暴风雨再大也折不断雄鹰的翅膀；
狐狸再狡猾也逃不出猎人的眼睛。
别看我上了些年岁，可同你们一样，也是守卫祖国北大门的一个哨兵呃！”
本报通讯员

解放军某团协助驻地厂矿做好民兵工作
人民解放军驻开滦矿区某团指战员，发扬我军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附近的厂矿做好民兵工作，为加强民兵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个团有做民兵工作的光荣传统。
进驻开滦矿区以后，他们便立即同开滦煤矿的一些厂矿、企业和机关学校建立了联系。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团党委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和中央有关做好民兵工作的文件，进一步认识到，厂矿企业是工人阶级生产和生活的中心，战时是敌人争夺和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
平时管理和建设城市，战时保卫城市，都要依靠工人阶级。
因此，协助地方加强工人民兵建设十分重要。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团党委召开会议，研究了如何帮助厂矿做好民兵工作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充实了民兵工作骨干，建立了五至七人的民兵工作小组。
今年以来，全团已先后派出民兵工作小组，协助开滦煤矿的十九个厂矿企业单位的民兵连进行整组训练，同时，还帮助矿区十八所学校开展军事训练。
这个团在做厂矿工人民兵工作中，热情帮助民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他们派出民兵工作小组和广大民兵一起，逐条逐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军民一起开办学习园地、大批判专栏。
炮一连同驻地开滦煤矿唐家庄矿的民兵一起举办理论学习讲座，共同进行社会调查，请这个矿的同志介绍矿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情况，请老工人忆苦思甜，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提高了广大民兵的路线斗争觉悟。
七连和高机连同林西矿的民兵一起学习上海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积极支持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这个团还积极帮助厂矿工人民兵搞好军事训练。
他们除派出专人到驻地各厂矿民兵连对民兵进行训练外，还分期分批地把驻地厂矿民兵骨干请到部队来训练。
他们根据厂矿民兵时间紧、生产任务重的特点，妥善安排训练时间，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多样的练兵活动，使生产、训练两不误。
在对民兵分批轮训的基础上，他们着重抓了民兵骨干的训练，协助驻地民兵连举办民兵骨干培训班。
今年，这个团所属连队分别帮助各厂矿民兵举办短期骨干培训班五十九期。
他们还采取对口挂钩的方法，协助各个民兵专业战斗分队搞好训练。
如卫生队同驻地街道、厂矿区的医院挂钩，帮助民兵掌握战场救护技术；
通讯连协助邮电局工人民兵进行通讯联络、线路架设等训练；
高机连帮助厂矿的高射机枪连掌握高射机枪的性能，进行实地操作训练。
开滦煤矿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这个团的广大指战员在协助矿区做好民兵工作的过程中，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
他们利用训练民兵和下矿劳动的机会，同工人一起交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请劳动模范介绍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先进事迹，学习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经验，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建设，推动了全团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本报通讯员

认真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厂在学习理论运动中加强民兵建设的经验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厂党委，联系民兵建设的实际，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发扬党管武装的光荣传统，切实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认真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充分发挥了民兵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厂，一直是省、市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先进单位。
厂党委曾经对民兵反复进行了人民战争思想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形势教育、战备教育，注意整顿民兵组织，坚持劳武结合，开展军事训练等工作。
今年，厂党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又进一步找出了“三落实”工作中的差距。
他们发现，在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经验以前，这些工作往往是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去做的。
学习上海经验以后，虽然已开始注意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但往往只注意同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斗争。
党委认为，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在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民兵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没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
于是，厂党委采用举办学习班集中学、利用学习日经常学等多种形式，组织民兵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选学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武装工人民兵的一系列教导。
大家认识到，工人民兵除了对外防御帝修反的侵略，对内镇压剥削者和坏分子的反抗外，还担负着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的艰巨任务。
这就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逐步削弱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思想认识提高后，党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出发，进一步加强了对民兵工作的领导。
党委书记亲自抓，分管的委员专门抓，其他委员配合抓。
不但把民兵工作列入党委工作的议事日程，经常检查、研究、布置、总结，并且在时间上给以保证，工作上采取有力措施。
党委书记还亲自深入第1线，和执勤民兵一起站岗巡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加强对民兵的教育。
他们的经验是：
第1，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民兵的头脑，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党委召开了民兵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动员大会，动员民兵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为了加强民兵理论队伍的建设，他们分别把一百多名民兵学习辅导员和理论骨干送到读书班学习，还成立了民兵理论研究小组。
这个小组紧密联系民兵建设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编写了六篇理论辅导讲稿，分头到各个民兵连进行宣讲，推动了广大民兵的学习。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党委把教育和发动民兵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为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重要措施，使民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
党委还注意加强对民兵的日常政治思想工作。
一次，党委书记到执勤分队检查工作，发现有些民兵在大好形势下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就及时地对大家进行了教育。
在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中，广大民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
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比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第2，建设一支坚强的民兵干部队伍，是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重要保证。
厂党委十分注意民兵干部的培养工作。
他们把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作为培养民兵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
厂党委把经过阶级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复员转业军人和民兵骨干，选拔到民兵组织的各级领导岗位。
同时注意培养青年和妇女民兵干部。
各连队都选配了女干部。
第3，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更好地发挥民兵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进一步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这个厂的民兵在开始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时，由于民兵组织是按生产车间班组编制的，如果成建制地派出去，就会影响生产，因此，只好临时抽调人员。
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的教导，对原来的民兵组织形式进行了改编，实行了武装基干民兵跨班组编班，跨车间编连的新的组织形式。
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体现了平战结合，劳武结合的原则，适应了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军事训练和战备的需要，既能保证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正常运转，又能不断提高民兵的政治和军事素质。
第4，遵照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厂党委在搞好民兵的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的同时，狠抓了民兵的军事训练。
他们坚持劳武结合，开展经常性的训练活动，做到年有规划，季有计划，月有安排，并经常进行各种军事项目的训练考核。
举办了对空射击、打坦克、打巷战等训练班。
普遍进行了列队、投弹、射击、刺杀、利用地形地物、三打三防等训练。
民兵们还从实战的要求出发，组织了射击、救护、运输、治安、消防、抢修等七个专业分队，经常进行训练，多次举行演习。
广大民兵的军事素质不断提高。
由于厂党委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民兵的头脑，这个厂的民兵工作越做越好，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作出了贡献。
　本报通讯员

1975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结束
新华社石家庄1975年06月18日电
1975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最近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队，近二百五十名男女少年运动员，其中年龄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十一岁。
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少年男女运动员，在比赛中认真贯彻“友谊第1，比赛第2”的方针，学习我国登山运动员无高不可攀的革命精神，敢打敢拚，勇猛顽强，遇到强手不手软，比分落后不气馁，认真打好每一个球、每一场球，在比赛中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提高。
这次比赛进行了男、女团体和男、女单打四个项目。
获得男子团体前六名的是：
辽宁、北京、江苏、天津、河北、新疆。
获得女子团体前六名的是：
上海、天津、北京、湖南、江苏、安徽。
获得男子单打前五名的是：
王会元（辽宁），杨川宁（江苏），腾义（北京）和王正关（辽宁）并列第3名，葛克强（云南）、胡建平（江苏）、顾国庆（陕西）、陆俊明（广东）四人并列第5名。
获得女子单打前五名的是：
眭映霞（上海），靳鲁芳（江苏），张丽君（辽宁）和于秀萍（山东）并列第3名，齐宝香（河北）、梁紫虹（广西）、卜启娟（上海）、熊义民（辽宁）四人并列第5名。

为参加第2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京组成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为参加将在07月13日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开始举行的第2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已于06月19日在北京组成。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副团长李富荣、朱香云（女）。
代表团秘书长张千，副秘书长尹尚志。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男女教练员、运动员共十三人。
教练员：
胡玉兰（女）、周兰荪。
女运动员：
张立、朱香云、黄锡萍、杨莹、盛小红。
男运动员：
梁戈亮、李振恃、郗恩庭、王文荣、王俊、姚国才。
目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男女运动员们正在加紧进行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我国运动员将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本着“友谊第1、比赛第2”的方针，决心在第2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中，通过乒乓球友好比赛和相互交往，为增进亚非拉各国和各地区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与团结，促进亚非拉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为扎伊尔教育代表团访华
恩古武卢·卢邦达大使举行酒会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扎伊尔驻中国大使恩古武卢·卢邦达为扎伊尔教育代表团访华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酒会。
教育部负责人李琦，有关方面负责人罗旭、胡守鑫、胡述智等应邀出席了酒会。
以韦姆比·卡凯赛为团长的扎伊尔教育代表团出席了酒会。
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学校、东城区五七干校，同首都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友好接触，交流了教育工作的经验。
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故宫和长城。
代表团日内将离开北京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吴德副委员长会见日美术家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今天下午会见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日本著名画家中川一政为名誉团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宫川寅雄为团长、村冈久平为秘书长的日本美术家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
代表团团员、著名画家胁田和、高山辰雄、吉田善彦、中根宽、加山又造、平山郁夫，以及代表团秘书佐藤祥子。
会见时在座的有文化部负责人王曼恬，对外友协会长柴泽民，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邵宇等。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美国农村小型工业考察团离京
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希尔德·帕金斯为团长的美国农村小型工业考察团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访问，06月16日离京前往我国其他地方继续访问，然后回国。
考察团是应我国科学技术协会邀请，于06月12日到达北京的。
在北京期间，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张维会见和宴请了美国朋友。
日本建筑物理技术交流友好访华团离京
日本建筑物理技术交流友好访华团团长石原正雄、秘书长宫野秋彦等一行五人，17日离开北京去上海、苏州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访华团是应中国建筑学会的邀请于06月10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客人们同我国有关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参观访问了公共建筑、大学、科研单位，游览了名胜古迹。
奎吉纳尔夫妇离京
联合国专门机构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副秘书长奎吉纳尔夫妇在我国访问后于06月18日离开北京。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我国港务监督局局长李清等。
奎吉纳尔夫妇在京期间，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曾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新华社）

干部下了乡　粮食上了“纲”
——中共西藏穷结县委改变领导作风的调查
中共西藏自治区穷结县委，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坚决转变领导作风，踏踏实实深入基层，有计划地每年抓三分之一，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这个县连续狠抓了三年，使全县面貌大变，成了西藏高原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穷结县的基本经验就是：
在民主改革和人民公社化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狠抓领导作风的转变，因而大大调动了广大翻身农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蓬勃发展。
穷结县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南岸，全县有二十一个公社，平均海拔三千七百多米，是西藏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
但是，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这里农业长期停滞不前。
1959年民主改革前，粮食每克（相当于亩）产量只有一百五十斤左右；
1965年到1972年，克产量一直徘徊在三百多斤。
穷结县经过民主改革以后，农业生产为什么徘徊了七年？
新县委成立以后，曾经发动干部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要充分利用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化等有利条件，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当时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他们说，西藏自然条件差，粮食克产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已经不简单了；
有的认为，西藏刚从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废墟上跨入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步子不可能迈得太快；
有的觉得，翻身农奴长期受“神权”的束缚，思想不解放，耕作制度落后，改变面貌不能操之过急。
这些意见对不对？
县委认为坐在机关里讨论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答案应该到下面去找。
于是他们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农牧民的意见。
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指出：
这几年农业上得不快，关键是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喊在嘴上的多，大干苦干少；
写在纸上的多，具体落实少；
忙在会上的多，深入基层少。
总之，上面领导一般化，下面就各行其是。
问题的症结找到以后，县委下决心克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带领广大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到基层，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工作。
县委的藏、汉族领导干部几乎跑遍了全县各个社、队，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广大农牧民的要求，作出了建设穷结县的长远规划。
他们认真抓好典型，把点上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以点带面，分期分批地把基层工作搞上去，一个一个队、一个一个公社地改变面貌。
穷结县委在基层工作上花大力气，态度是坚决的。
从1972年起，他们坚决转变领导作风，集中全县干部力量，深入基层，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连抓了三年，每年抓七个公社。
经过三年努力，全县面貌大变，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1973年全县粮食单产上了《纲要》，1974年又夺得丰收，克产四百八十多斤。
同1959年相比，这个县粮食克产和总产量分别增长二点二倍和二点六倍，牲畜总头数增长一点三倍，林业发展也很快，社社队队有了林卡。
这一年全县有十三个公社粮食单产过“黄河”，五个公社上《纲要》，全县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二百九十四万斤，集体储备粮达到二百一十五万斤。
翻身农牧民高兴地说：
干部下了乡，粮食上了“纲”。
县委的同志说，农业上不去，一不能怪条件，二不能怨群众，根本是路线，关键是领导。
穷结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抓典型，首先注意发现和总结先进社、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抓住不放，用典型对比的方法教育干部和群众。
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即使大批干部下去了，仍然解决不了作风一般化的问题。
这个县有一个翻身公社，一个马步公社，两个公社生产条件差不多，由于翻身公社放松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干部虽然年年抓生产，可是生产始终上不去。
群众尖锐地批评说，翻身公社没有翻身。
而马步公社由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常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并且贯彻农牧并举的方针，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办社六年粮食单产年年上《纲要》。
县委总结了这两个公社的经验，用对比的方法教育全体下乡干部。
后来马步公社党支部由于产生自满情绪，生产有些停滞不前，产量总在《纲要》上转，县委抓住不放，又用另一个先进公社东嘎公社来促马步，帮助他们反骄破满。
1973年，马步公社又迈开了新的步伐，粮食单产一跃过了“黄河”，1974年又上升到六百五十七斤。
马步和东嘎两个公社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前进，推动了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
穷结县委在抓典型时，还注意做后进社、队的转化工作。
他们对于改变后进社队的面貌决心很大，总是一抓到底。
穷结公社是穷结县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生产落后。
县委派出工作组到这个公社蹲点，一直抓了两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终于改变了
“老大难”面貌。
1973年以来，这个公社的粮食单产连续两年上《纲要》。
穷结县委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下乡的干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带头大干苦干，反对包办代替，反对发号施令、指手画脚。
他们发动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伟大教导，教育汉族干部要认真帮助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干部。
县委还规定各工作组的负责人一般都参加公社党支部的集体领导，不搞平行领导，更不准凌驾于党支部之上。
这样做，使藏族基层干部受到了锻炼，使党支部的威信和战斗力得到提高。
最近两年来，这个县的新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全县已有二十多名优秀的藏族新干部被提拔到县、区两级领导岗位；
在县委委员中，藏族干部占百分之五十六，区、社两级领导成员已全部由藏族干部担任。
领导作风大转变，全县山河面貌大变样。
近三年来，穷结人民在县委带领下，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过两个冬春的奋战，使全县保灌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还修造梯田九百多克，园田一千二百多克，改造低产田七千多克。
目前，这个县的县委领导成员和机关干部，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正和全县人民一起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广大群众说：
“干部带了头，我们有劲头，社会主义更有奔头。”
新华社记者

应邀前往莫桑比克参加独立庆典
我国政府代表团、工青妇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以交通部长叶飞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桑比克参加独立庆典，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
代表团团员有：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何功楷、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赵春正和外经部副局长晏家华。
到机场送行的有第1机械工业部长李水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交通部副部长于眉，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梅盛伟、程飞、周明基、朱开印等。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以辽宁省总工会副主任张元盛为团长的中国工青妇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桑比克参加独立庆典，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有关方面负责人区棠亮等。

弗里尔部长一行离京去上海访问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新西兰贸易工业部长兼能源部长弗里尔和夫人及其一行，在外贸部副局长孙锁昌陪同下今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去上海访问。
外贸部长李强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韩瑞思等到机场送行。

我新任驻捷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李恩求，1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赴任。

我首任驻莫桑比克大使离开北京赴任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莫桑比克特命全权大使林中，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赴任。

西班牙国家男子篮球队同济南部队男子篮球队在京进行友谊比赛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西班牙国家男子篮球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男子篮球队今天晚上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谊比赛，受到一万八千多名观众的欢迎。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有关方面负责人倪志钦、牟作云、魏明、郭雷，西班牙国家男子篮球队领队埃内斯托赛古拉·德·卢纳，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布鲁噶若拉斯，出席观看了比赛。
西班牙国家男子篮球队是第1个访问我国的西班牙体育代表队。
客队实力较强，队员个子高，技术全面。
济南部队男子篮球队是今年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届体育运动会男子篮球比赛第1名。
在今晚的比赛中，上半时双方争夺激烈，主队队员身高虽然比客队矮，但是打得灵活，防守积极，比分曾一度领先。
九分钟以后，客队改变战术，积极抢夺前场篮板球，大胆进行中距离投篮，比分很快追了上来，上半时以四十七比三十四领先。
下半时比赛，客队越打越猛，最后以一百比七十三获胜。
西班牙国家男子篮球队是06月17日到京的。
当晚，中国篮球协会为西班牙客人来访举行欢迎招待会。

谷牧副总理会见扎伊尔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上午会见以韦姆比·卡凯赛为团长的扎伊尔教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扎伊尔驻中国大使恩古武卢·卢邦达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负责人李琦，有关方面负责人罗旭、胡守鑫、胡述智。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06月19日会见以韦姆比·卡凯赛为团长的扎伊尔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出席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我代表团正副团长
会见或宴请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5年06月18日电
出席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素文、副团长王淑珍从06月16日到18日分别会见或宴请了东道国墨西哥代表团团长、墨西哥总检察长佩德罗·奥赫达·保利亚达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许贞淑，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维托·卡博，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黎氏钏，越南南方共和代表团团长马氏珠，以及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利娜·乔巴努。
在会见或宴请中，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表示要积极合作，为会议作出贡献。
参加会见或宴请的有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

在越南南方各级革命政权的关怀和帮助下
被美伪强迫迁移的南方人民纷纷返回故乡
新华社河内1975年06月19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在越南南方各级革命政权的关怀和帮助下，解放前被美伪集团强迫集中于“战略村”和“集中居民区”的人民纷纷返回故乡，建设新生活。
为了迅速稳定人民生活、医治战争创伤，各级革命政权采取积极措施，帮助被强迫迁移的人民返回家乡，西贡—嘉定市各级革命政权，在05月份和06月初，有组织地把被美伪集团赶进城市的近三万人送回故乡。
头顿市革命政权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就帮助八万多名被迫迁移的人民返回中部地区故乡。
在平定省，被美伪集团赶进集中营的十五万多农民也迅速返回故乡。
薄辽市革命政权帮助被迫迁移到这里的承天、隆庆和岘港等省市的人民返回故乡。
在各级革命政权的积极帮助下，返回故乡的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平定省，各级革命政权为返回家乡的人民提供必要的生活物品和大量生产工具。
当地干部和解放武装力量指战员还帮他们修建房屋和开垦荒地。
在美萩省，丐？
、丐礼和周城等县的返回故乡的人民，在05月份开垦了数千公顷的农田，修整了数百公顷的果园，并同全省农民一道栽种了三万四千公顷早稻和近一万公顷果树。

奋战在基建战线上的青年突击手
在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朝鲜劳动党哺育成长的广大青年，是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
朝鲜黄海南道的殷栗矿山最近建成了一台由陆地通到海里的大型皮带运输机，用以处理矿山剥离下的泥土。
青年突击队在建设这台运输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准备建设这台大型运输机的消息一传出，殷栗矿山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盟员就纷纷要求参加这项建设工程，并很快地组成了八个青年突击队。
青年突击队员们为了加速这项工程的建设，他们不畏艰险，同各种困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严冬，建设海上的中继室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斗。
这项工程必须首先在海底挖好基础，浇灌几百立方米的混凝土，垒起一个高达十一米的人工“岛”，才能建起中继室。
海底岩石很坚硬，有时潮水还会卷起大冰块，不断冲击中继室的基础工程，这些都给施工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青年突击队员在困难面前毫无惧色。
清早，潮水还没有完全退下，他们就跳进冰冷的海水中进行作业。
经过辛勤的劳动，人工“岛”进入了最后阶段。
一天，海上突然刮起大风，卷起了五米多高的大浪，但青年突击队员决心接受这个严峻的考验，他们毅然登上了工作船，迎着风浪驶向工程现场。
黄淳熙等青年突击队员在狂风巨浪的袭击下，坚持战斗，使人工“岛”继续加高，保证了中继室提前建成。
江原道调查测量队是一个先进的地质勘察队，这个队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长期奋战在高山原野之间，为祖国发现了许多开采前景良好的新矿藏，在地质勘察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去年05月，这个调查测量队第3中队在一座高山上进行勘察，经过多次测量都没有找到矿苗。
这时有人感到灰心，主张不必再勘探了。
这个队的队长金重成怀着对人民负责到底的红心，重新研究了一名队员在几天前绘制的勘察矿藏线索地位图。
他认为，丰富的宝藏往往蕴藏在细微的线索之中，应该追根究底。
他采纳了那名队员提出的顺着线索再进行勘察的建议。
金重成和那名队员冒着暴雨翻山越岭，在一处险峻的悬崖峭壁间发现了矿脉。
这一发现，对全队的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他们接着全体上山，顺藤摸瓜，挖了五千多立方米的土，采集了三千多块矿样，终于发现了一个新的矿藏。
这个调查测量队的第6中队在马息岭山脉一带进行三角测量时，几个组攀登了许多山头，但都没有爬上一座海拔一千二百米的险要高峰。
队里决定组织青年突击队，来承担测量这一高峰的艰巨的任务。
青年突击队员们开始向高峰进军。
在爬到八百米高处时，有一刀削似的巨大悬崖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青年突击队员毫不畏难，决心向革命先烈和英雄的人民军战士学习，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继续前进。
他们互相鼓励着，一寸一寸地向上攀登，终于越过悬崖，征服了这一高峰。
这样，这个中队就提前完成了三角测量的六年计划。
今年04月中旬，平壤至马洞间八十多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工程竣工了。
参加这项工程的青年突击队员们是为响应朝鲜劳动党关于加速铁路电气化的号召，而从四面八方开进这个工地来的。
工程一开始，各个建设工地就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技术革新运动。
03月初，两江道大队的突击队员开始架设电气化铁路的电线任务。
为了用又快又好的搬运方法，把每根将近一吨重的三十多根电线杆运过一条江河，突击队员们纷纷献计、献策。
在金勇川等突击队员的建议下，他们在江河两岸的对面各挖三个深洞埋上圆木，架上铁索，制成临时索道。
电线杆吊在索道上一个个地滑了过去。
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搬运电线杆的任务，使架设电线的任务大大提前。
江原道大队、开城大队的突击队员们，在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中广泛发动群众，采用了二百多件有价值的技术革新建议，这对加速工程进度起了重要作用。
负责马洞车站扩建工程的江原道大队的突击队员，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发挥干劲，用十五天时间搬运了三千四百多立方米的土，只用了原计划的四分之一时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朝鲜广大青年突击队员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的任务，而且锻炼了思想，他们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和忘我的劳动热情，必将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新华社据朝鲜报纸编写）

日本一些人士纷纷发表谈话
谴责苏联干涉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希望日本政府排除障碍，作出决定，把反霸权条款写进条约
新华社东京1975年06月19日电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最近一期发表了日本一些学者、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谈话。
他们主张把反霸权条款明确地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有的表示谴责苏联当局阻挠这一条约的缔结。
《进路》月刊总编辑上原笃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的霸权条款，在田中政府的时候并没有成为今天这样的严重问题。”
他说，今天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苏联表示反对人们反对霸权，进行了露骨的干涉活动。
上原说：
“苏联今天以几乎凌驾于美国之上的军事大国姿态，妄想囊括世界、亚洲以至日本。
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野心吗！”
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面临着抉择。
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谋求霸权条款，是争取亚洲和日本的和平不可缺少的。”
新闻记者菅荣一说：
“目前，苏联和日本的一些‘台湾帮’分子，反对把反霸权条款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里，但是，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里明确写进反霸权条款，是丝毫没有必要进行争论的。”
他说：
“写进反霸权条款，对今后的日本外交进程来说，在适应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方面，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关西大学教授一圆一亿说：
“目前，一个超级大国乘美国（在亚洲）后退的机会，正在狡猾地加紧采取霸权行动，对日本也是如此。
这便播下了扰乱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的种子。”
一圆说：
“反对谋求霸权的条款，应该全文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去。
这样做符合日本国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的贡献。”
他说：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迅速作出决定。
同时，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国民运动。”
花园大学副教授小野信尔表示支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同中日友协发表的、包含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内容的联合声明。
小野说：
“为了把两个超级大国，尤其是罩着面纱的苏联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
小野说，日本政府“必须排除一切障碍，立即按照日中联合声明所主张的反对谋求霸权的精神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历史学家菊地昌典说：
“在多次的日苏联合声明里，甚至在词句上，写进过不谋求和不允许谋求霸权的思想吗？
没有。
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苏联常常是把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强加给日本，有时进行威胁，有时进行怀柔。”
“苏联果真期望亚洲的和平与安宁，就应当立即归还北方领土。”
评论家木野顺三指出：
“当前要特别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顽固地到处谋求霸权。
它的具体行动就是要搞什么‘亚安体系’。
苏联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就必然采取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动。”
（附图片）
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举行盛大集会，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等组织联合发表控诉书
揭露朴正熙集团卖国和反人民的罪行
指出南朝鲜人民的斗争是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平壤1975年06月19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等组织06月18日联合发表控诉书，揭露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卖国、反人民的罪行。
控诉书说：
“朴正熙集团不仅肆意剥削和掠夺人民的财富以便延长其‘政权’和继续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且在官营企业中安插心腹，把买办财团抓在自己手中，用一切欺骗讹诈的方法进行舞弊来聚敛财富，甚至侵吞了大部分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换来的主子赏赐的‘援助’。”
控诉书指出：
“他们把青壮年作为美帝国主义的炮灰强行送到海外，而把所得的钱塞进私囊。
他们还以‘移民’为名，把许多人出卖到海外，甚至开设‘卖春观光企业’来出卖南朝鲜妇女的贞操。
朴正熙集团干尽了世界上的坏事。”
控诉书列举事实，揭露朴正熙集团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搜刮钱财的罪行后指出：
“所有事实清楚地表明，朴正熙傀儡集团是使南朝鲜人民陷入极度无权、贫穷、饥饿和死亡的火坑之中的凶恶的民族叛徒，是极凶恶的卖国贼。
它不仅把南朝鲜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把南朝鲜变成外国垄断资本的劳动力和原料的产地，变成它们无限制剥削和掠夺的对象。”
控诉书指出，南朝鲜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法西斯、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爱国斗争。
控诉书说，朴正熙集团必须按照南朝鲜人民的要求，立即从“政权”的宝座上滚下来。
控诉书说：
“如果朴正熙集团不顾我国人民的一再警告，为继续延长‘政权’和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干卖国叛族和营私舞弊的勾当，继续走法西斯、战争和分裂的道路，那么，它必将受到历史和人民的严厉审判。”
控诉书最后说：
“我们相信，全世界进步人民将更强烈地谴责在南朝鲜进行卖国叛族、营私舞弊等各种犯罪活动的朴正熙集团以及积极扶植它的美帝国主义者，继续积极支持和声援我国人民争取迫使美帝侵略军从南朝鲜撤走、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事业的正义爱国斗争。”

欧洲议会举行会议
庆贺中国和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5年06月18日电
斯特拉斯堡消息：
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议的欧洲议会，06月18日下午讨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问题。
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首先报告了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以及他访问中国的情况。
接着，代表不同倾向的五位议员在会上发了言，他们都对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庆贺，并祝愿这一关系进一步发展。
索姆斯在报告中说，“在中国和共同体之间建立正常的正式关系，将导致双方之间更深的了解。”
他说，“（共同体）委员会的看法——我希望这个议会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是：
中国和欧洲共同体在我们当前建立了的更密切的和彼此更加信任的关系中会得到很多好处。”
他说，在访问中国时，“在一点上，而且是在特别重要的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我的中国东道主们的意见，那就是关于共同体的未来”。
“他们认为如果西欧是统一的，它成为一个未来的战场的可能性就小一些。
他们认为，西欧在世界上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
索姆斯还说，“从长远来说对华贸易给共同体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
法国议员卡庞蒂埃代表九国议员中的社会党人在会上发言。
他赞扬了中国二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
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决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这是对（共同体）九国同情的表示”。
他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称为一件“历史性事件”。
英国议员格拉德温代表各国自由党人发言说，如果西欧国家不能最终联合起来，苏联“将能控制欧洲”。
他说，中国“没有任何想通过野蛮手段来对外国强加于人的迹象”。
他认为，应“以一切办法鼓励”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西德议员雅恩代表各国基督教民主党人发言说，同中国建立关系是世界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荷兰议员勒尼汉发言说，中国的决定和洛美协定的签订，都说明了共同体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
英国议员戴克表示完全拥护索姆斯的报告，并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中国建立关系称为历史性的事件。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建交
新华社河内1975年06月19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06月18日发表一项公报宣布：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本着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愿望，决定从1975年06月18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金日成主席设午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
新华社平壤1975年06月19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和夫人06月18日举行午宴，招待正在朝鲜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午宴是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剥削和掠夺的“典范”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肆宣扬苏联同印度的经济关系是“友好合作”和“平等互利”的关系，说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苏联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典范”。
既然是“典范”，那当然是要推广采用的，所以很有必要让大家见识见识，以免暴殄天物。
印度是此种“典范”关系的一方，因此应首先看看印度舆论对这一“典范”的描绘。
《印度时报》03月21日登载了一幅漫画，画着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一幅狡猾、贪婪的面孔，口中念念有词地说：
“当然，我们的友好关系仍然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牢固。
但是，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一边说，一边把两只手伸进印度财政部长的口袋，把里面的钞票都掏光。
画面上，墙头挂着表明从苏联进口急剧增长的图表。
桌上摆着一张账单，说明由于苏联当局单方面强行改变印度卢比对苏联卢布的比价，印度偿还给苏联的债款要大大增加。
这幅漫画形象地表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真相，也是给社会帝国主义所喧叫的“典范”下了一个很精确的注释，苏联政府说的是“友好合作”，“平等互利”，干的却是赤裸裸的掠夺、剥削和榨取！
《印度时报》这张漫画既包含着无限的辛酸，也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愤怒的控诉。
印度报纸曾经多次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以高价向印度倾销了大批质量低劣、技术过时的机器装备，以低价攫取了印度许多农副产品，有时还倒手转卖，牟取暴利，甚至同印度私商暗中勾结，让印度私商把贸易利润的百分之十交给他们。
向印度倾销报废了的吉普车、开不动的拖拉机的是他们；
用五万卢比向印度购买仅仅原料就值七万五千卢比的铁路车辆的，也是他们。
象这一类专门掏人腰包的勾当，统统是在“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幌子下干出来的。
这还不够，苏联最近又挖空心思，借口卢比贬值，逼印度多还债款。
近年来，苏联当局已多次单方面调整印苏两国货币的比值，最近它又得寸进尺，干脆要印度方面在结算贸易和清偿过去的贷款方面也要按新的比值。
这就是说，过去双方达成的协议都不算数，莫斯科说要怎么还账就怎么还账。
据印度报纸估计，这一来，印度要多还的债款竟多达四十亿卢比。
还债也得涨价，这真是新沙皇在他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创造的一个新“典范”。
苏联控制印度越深，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就越暴露，它树立的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就会从反面教育更多人。
领教的人越多，这种“典范”就越没市场。

印度缺粮情况严重
新华社1975年06月18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当前缺粮情况严重，一些地区已发生了饥荒和抢粮事件。
印度去年秋粮大幅度减产，加上今年春粮，估计一九七四——1975年度（印度粮食年度是从头一年07月至次年06月）粮食总产量只有一亿吨左右，达不到一亿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
在一九七四——1975年度，印度大量进口粮食仍然不能弥补印度欠缺的粮食。
因此，印度中央政府一再削减对缺粮邦的粮食供应量。
拉贾斯坦邦等九个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饥荒。
据官方宣布，拉贾斯坦邦的二十六个县中有二十四个县发生饥荒，影响了近三万个村庄和全邦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口。
奥里萨邦有九百万人面临灾荒的严重威胁，很多人卖儿卖女，离乡逃荒。
马哈拉施特拉邦已饿死了一千多人。
在克什米尔印占区首府斯利那加，饥饿的群众在05月11日示威，反对当局提高配售米价，警察逮捕和打伤了一些人。
05月下旬，在中央邦赖普尔附近车站上，有五百来人从铁路货车上夺取粮食。

发展民族经济的广阔前景
——巴拿马奇里基省纪行
巴拿马河流纵横，山峦连绵。
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覆盖着热带丛林。
这里没有四季之分，常年温度都在摄氏三十度左右，土地肥沃，雨水充沛，适于植物生长。
巴拿马以生产香蕉闻名于世。
香蕉成为巴拿马劳动人民生活的主要依靠，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诉不尽的苦难。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掠夺，在巴拿马推行单一作物生产，使巴拿马的经济处于从属的地位。
我们访问了巴拿马的主要香蕉产地——奇里基省，看到巴拿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便逐步把一片片被帝国主义当作“摇钱树”的香蕉林掌握在自己手里。
从奇里基省省会达维德市乘车去靠近哥斯达黎加边境的太平洋香蕉公司的途中，巴拿马朋友们向我们讲述了“跨国公司”怎样通过香蕉生产，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巴拿马。
他们说，早在巴拿马共和国成立前，美资联合果品公司就已渗入巴拿马。
这家公司不仅垄断了巴拿马香蕉的生产和出口，控制了巴拿马的经济命脉，而且伙同运河区占领当局对巴拿马的政治横加干涉。
为我们开车的司机指了指车窗外的广阔田野，气愤地说：
“巴拿马实际上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
过去六十多年中，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在这里任意霸占土地，进行剥削、掠夺。
我们不能再容忍这样的霸道行为了。”
来到太平洋香蕉公司，我们在入口处看到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
“国营太平洋香蕉公司，巴拿马政府创立，用巴拿马的钱，为巴拿马生产”。
这家国营香蕉公司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一年前，巴拿马政府为维护民族权益，同中、南美洲香蕉生产国一起，决定征收香蕉出口附加税。
但是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竟使用悍然停止采摘和出口巴拿马香蕉这样卑劣的讹诈手段进行威胁。
去年七、08月间，巴拿马劳动人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一堆堆香蕉被丢弃在水沟里、道路旁，任其腐烂。
一车皮一车皮经过精选准备出口的香蕉，被倒入大海。
巴拿马人民认识到，这不单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受到了威胁。
巴拿马政府决心发展民族经济，争取逐步由国家来掌握香蕉的生产和出口。
太平洋香蕉公司的广大职工听说来了中国客人，都热情地前来欢迎。
我们参观了香蕉园以及香蕉采摘后的洗净、消毒、装箱等加工过程。
茂密的蕉林一望无际，果实累累。
香蕉工人的辛勤劳动把这个新诞生的蕉林修理得十分整洁，一串串沉甸甸的香蕉套着透明的塑料口袋，按不同的成熟期系着各色彩带。
陪同我们参观的巴拿马朋友说：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我们需要生产质量最好的香蕉。”
在良种培植园，我们看到一行行矮秆耐旱的良种香蕉树，每棵香蕉树的周围都长有三、四棵可以移植的苗种。
公司拥有两千公顷土地，目前的蕉林面积只有三百八十公顷，大有发展余地。
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们，巴拿马政府计划在几年之内掌握全部香蕉生产和出口。
他说：
“这不是单纯的发展生产和扩大出口的计划，而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在奇里基省，我们还访问了另一个国营企业——奇里基柑桔公司。
这是巴拿马政府去年在接管一家外国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家公司拥有大片桔林和一个设备良好的浓缩桔汁加工厂，产品除部分供应国内外，主要供出口。
跨国公司曾企图以压低国际市场浓缩桔汁的价格，迫使奇里基柑桔公司找不到国外市场而无法生存下去。
然而这种企图没有得逞。
奇里基柑桔公司的产品受到第3世界一些国家的欢迎。
这家公司在发展柑桔生产的同时，正准备种植甘蔗、蔬菜，利用大量的柑桔渣饲养奶牛，在大面积的果园里发展养蜂业。
公司经理说：
“第3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互通有无，就不怕国际垄断资本的威胁。”
为了摆脱对外依赖，争取经济独立，巴拿马政府正在全面规划，发展民族经济，特别是发展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农牧业。
负责计划的一位政府官员说：
“单单把香蕉和其他水果生产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发展多种经营，首先要做到粮食和其他各种食品的自给。”
在巴拿马两个多月，我们深深感到，这里拥有发展农牧业的巨大潜力。
这里生产的大米、豆类、咖啡和各种蔬菜质量很好，热带水果品种繁多，大片土地尚未开垦，只要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巴拿马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巴拿马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
他们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是不可抗拒的。
他们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也一定能不断地取得新胜利。
本报通讯员

海湾国家加强联合反对外来干涉
四个海湾国家举行会谈并已原则同意采用统一货币
阿尔及利亚等国支持海湾国家维护本地区安全的努力
新华社科威特1975年06月17日电
据科威特报纸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四国的代表最近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已原则同意采用统一的海湾货币。
会谈结束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货币局局长约翰·斯科特于16日宣布这一消息时说，统一的海湾货币将不以美元或英镑为基础，而以“特别提款权”或其他方式为基础。
他还说，实行统一的货币将有助于这些海湾国家不受国际货币波动的影响，促进彼此间的贸易和经济交往，加强这一地区政治上的稳定。
四个海湾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代表还将举行第2轮会谈。
新华社科威特1975年06月17日电
据科威特《政治报》06月17日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在对这家报纸发表的书面谈话中表示，阿尔及利亚政府支持海湾国家为联合起来反对外来干涉所作的努力。
布特弗利卡说：
“目的在于确保海湾地区的稳定、维护民族独立和巩固和平基地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无疑是使这个地区不受外来干涉的一个因素。
因此，海湾国家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和合作将真正有助于海湾地区的繁荣和安全。”
新华社德黑兰电
据伊朗报纸报道，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06月01日在主持一次讨论会时，强调伊朗公民要学会打击侵略者的防御本领。
他说：
“我们必须是强大的，不让我们自己遭到一切可能的危险。”
他还说，人民抵抗侵略的决心是抵抗任何可能的入侵的最重要的因素。
据新华社德黑兰电
土耳其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对伊朗进行了国事访问，06月07日在德黑兰和安卡拉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说，双方在强调保卫海上贸易通道安全的必要性时指出，波斯湾沿岸国家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行合作，能够最好地维护波斯湾的安全。
据新华社巴黎电
科威特国埃米尔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不久前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发表了法国—科威特公报。
公报说，关于波斯湾地区问题，法国和科威特认为，“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完全是这个地区的国家的责任，而不应受到任何外来干涉。
双方重申它们关心使地中海和印度洋成为和平区”。

美国05月份工业生产继续下降
在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新西兰同美贸易逆差巨增
新华社1975年06月1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05月份的工业生产继续下降。
特别是钢的产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06月16日公布，05月份美国工业生产又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三，这是连续第8个月的下降。
从去年09月以来，美国工业生产已下降了百分之十三。
05月份工业生产的指数为一○九点二 （以1967年为一○○ ），低于1969年02月（一○九点七）的水平。
这表明，在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美国工业生产水平已倒退了六年多。
在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钢铁生产的情况在恶化。
据美国官方公布，去年10月美国钢铁生产的指数为一二三点九，到今年04月已下降到九七点五，即在半年之内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6日的报告中说，05月份的钢产量比04月份又下降了百分之十，06月份还将进一步下降。
据报道，目前美国钢铁生产的水平已低于1967年。
除了钢产量下降以外，企业设备和其他耐用品的产量在05月份也继续下降。
美联社在报道中说：
“05月份，衰退仍然紧紧控制着美国经济”，“在工业生产速度放慢的情况尚未终止之前，当前的经济下降是不会停止的。”
新华社惠灵顿1975年06月16日电
据新西兰驻华盛顿贸易办事处最近公布的材料表明，在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新西兰同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进一步扩大。
今年第1季度，新西兰向美国出口从去年同时期的一亿零四百四十万新元下降到五千四百六十万新元，而美国向新西兰的出口却从去年同期的一亿零一百八十万新元增加到一亿一千一百三十万新元。
1973年，新西兰对美出口曾经顺差一亿六千三百九十万新元，到1974年剧烈转变为逆差一亿零二百二十万新元。
美国由于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大量削减来自新西兰的牛肉和奶酪的进口，使新西兰蒙受极大损失。

苏修打着“援助”招牌剥削和控制印度
印度舆论揭露苏联利用对印贸易榨取巨额利润并搞阴谋活动
美刊指出苏联对印“援助”同帝国主义的做法没有丝毫区别
新华社1975年06月17日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斯坦旗报》最近刊载一篇文章，揭露苏联利用苏印贸易大捞一把，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收入用来为它在印度搞阴谋活动提供经费。
文章指出：
“一位国大党议员说，在进行一次调查之后发现的很少一点情况中就可以看出，‘克格勃（即苏联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插手公开的印苏贸易的情况确实令人震惊’。”
这篇文章说，调查结果表明，莫斯科不顾新德里再三提出的所有苏印贸易的活动都应当通过印度国营贸易公司来进行的要求，一方面同印度官方搞贸易，另一方面同印度的私营工商业直接做生意，因为在印度对苏联的“出口贸易中，向苏联买主供应物资的印度私商总是从他们的利润总额中抽百分之十给苏联人员，而不记在账单上”。
这个印度国大党议员说：
“这个百分之十的利润，每年累计达两亿卢比，被用来影响印度的政治方向。”
这个议员还指出，苏联购买印度的黄麻产品时，在开发票上弄虚作假，每年捞取了二亿五千万卢比。
文章揭露，苏联驻印度的代表还私下同印度的黄麻厂商交涉，要他们以低于印苏双方商定的价格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把黄麻卖给苏联。
文章指出：
“这百分之二十的钱同样交给那些不明不白的人为了在印度搞不明不白的事情提供经费。”
文章指出，什·阿·丹吉（印度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曾公开承认，他控制的工会组织接受过苏联提供的七十万卢比的“赠款”。
据新华社1975年06月19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前卫》周刊06月18日登载了发自印度加尔各答的一篇专稿，驳斥了所谓苏联给予印度的“援助”同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完全不同的谬论。
文章列举事实，揭露苏联给予印度经济和军事“援助”，目的都是为了剥削和控制印度。
文章在谈到苏联“援助”印度建立一些重工业工厂的真相时说：
“当一项工程计划的贷款定下来以后，一切就必须按照苏联的‘建议’进行——从选择厂址、设计、投资、原料和设备的调拨直到产品的分配。
所有零件都必须从苏联购买，而且他们对印度工程师为了本国利益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拥有否决权。”
“对于利用苏联援助建立的工厂都强加了条件。
例如，巨大的波卡罗钢厂生产的全部钢锭，都必须运往苏联，直至1978年。
此外，零件必须从苏联购买，尽管这些零件比其它国家可以供应的零件质量低。”
文章说：
在印度，苏联人在他们控制的一些企业里保留“专家”，在这方面他们的做法比美帝国主义者还厉害。
文章说：
“印度一直被迫生产那些只能从苏联购进原料、成品必须卖给苏联的机床和棉纺织品。”
文章在揭露苏联利用苏印贸易牟取暴利时说：
“据《金融快报》的一则报道说，印度在1972年不得不从苏联购买两万吨棉花。
尽管在印度市场上棉花的价格是二百三十七美元一包，但付给苏联人的却是每包三百二十五美元。
这还不够，用这些棉花生产的棉纺织品还必须以低于这里市场价格的价钱再卖给苏联。”
然后，“苏联又把这批货物以很高的价格出售给其他国家，有时还不顾印度的抗议，贴上‘苏联造’的商标。”
文章说：
“这不是资本输出和对印度劳动人民榨取超额利润又是什么？
印度确实为同苏联的‘友谊’付出了代价。”
文章在谈到印度不得不从苏联借债，而苏联用高利盘剥印度时指出：
“印度在一九六八——六九年度从苏联得到了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贷款，而还本付息的钱是七千八百七十万美元；
在一九七一——七二年，印度借了二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而偿还给苏联的是四亿三千七百五十万美元。”
文章在最后谈到苏联给予印度的军事“援助”的情况时指出：
“苏联向印度提供武器援助的性质同帝国主义通常的做法没有丝毫区别。
首先，它使印度在飞机、坦克和其它武器上依赖苏联。
尽管印度再三要求，苏联也不肯向印度提供制造米格飞机的全部设计图样，结果印度不得不关闭了三个生产米格飞机的工厂，同时在这些工厂里印度也不可能自行生产其他种类的飞机。”
“苏联在印度所起作用的这些例子表明，苏联的‘友谊’远不是援助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革命的斗争，而只不过是控制和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