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革命理论努力改造世界观
嘉定县委领导成员不断提高继续革命觉悟，振奋革命精神，改进领导作风
新华社上海1975年05月30日电
中共上海市嘉定县委领导成员联系自身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嘉定县委领导成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并且注意密切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有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联系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只顾埋头拉车，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不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致错误地推行了“三自一包”、“物质刺激”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货，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事实，深深感到，领导干部是带头人，自己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就要影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就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县委领导成员中的一个新干部，这次经过学习也认识到，不能因为自己出身好、进步快、有干劲，就放松世界观的改造。
他说，只有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
一定要认真学习，自觉改造，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保持高昂的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嘉定县委领导成员还联系有的干部几十年如01日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拒腐蚀，永不沾，朝气蓬勃干革命，而有的干部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畅谈了认真改造世界观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意义。
有的老干部谈到，当年战争期间整天在山沟里转，生活艰苦，而革命热情却很高，现在条件好了，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做到继续革命不停步。
新干部也表示要努力改造世界观，挑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担，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县委副书记、新干部陈明其，担任县委领导工作五年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始终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
他联系世界观的改造谈自己的学习体会说，一个共产党员，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
他表示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走下去，永远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做人民的勤务员。
在学习中，嘉定县委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干部下放劳动，上“五·七”干校，能上能下，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家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有利于干部的世界观改造，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干部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捧场，使干部当好人民的勤务员的。
他们说，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党的干部只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能是人民的老爷。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努力肃清自己头脑里“入党做官”、“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流毒，如果不加强世界观的改造，那就会抵制不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捧场，就会去欣赏、追求资产阶级法权，就会脱离群众，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
大家的认识提高后，表示一定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的思想，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观，支持和发展各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同时，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从群众中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使自己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嘉定县委联系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精神，改进了领导作风。
现在这个县的常委，除留三名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都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同社队干部、群众同学习、同劳动，一起战斗，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率代表团离京回国
李先念副总理等到机场热烈欢送
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
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保罗·尼古列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委员、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有关方面负责人高璐、张星桥到机场热烈欢送罗马尼亚贵宾。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大使馆外交官员，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主任布拉得·列姆斯也到机场送行。
尼古列斯库副总理等罗马尼亚贵宾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北京第2通用机械厂、清华大学，游览了颐和园。

时刻想着工农兵
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继去年的两批文艺调演之后，今年文化部又组织十个省、自治区在北京举行了两批文艺调演。
这次调演，对于进一步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推动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主席的指示，为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进行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发展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要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首先要弄清楚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是什么。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广大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所在。
革命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义，应当去反映工农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
从这次调演的部分优秀节目来看，不论是移植革命样板戏的剧目，还是新创作的作品，它们之所以受到工农兵观众的欢迎，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热情地塑造了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朝气蓬勃战斗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它们是适合时宜的，是适合广大工农兵的斗争需要的。
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着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问题，创作出更多的为工农兵所欢迎的作品来，以更好地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
要做到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就要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
毛主席指出：
“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文艺工作者提高了深入工农兵的自觉性。
这次调演中的优秀节目，就是文艺工作者认真深入生活、努力改造世界观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解决得不那么好。
有的同志总是强调工作忙，没有决心下去。
有的同志人下去了，心没有下去。
还有的同志下去，只是为创作寻觅一点素材，走马看花，浅尝辄止。
立足点没有移过来，对工农兵还不熟悉，是不可能写出为工农兵所欢迎的作品来的。
我们有些同志，主观上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他们很想马上就把作品搞出来。
但是，仅有为工农兵服务的良好愿望，没有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的具体行动，急于求成是成不了事的。
唯一的办法，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才能创作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来。
在要不要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的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历来是很激烈的。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继续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阻碍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上的各种谬论，坚持深入工农兵。
我们的文学和艺术既然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那么，文艺工作者就要满腔热情、想方设法把革命文艺送下去，让广大工农兵能更多地看到。
光在城镇的小舞台上演出还不行，要走出去，到工矿、农村、连队的“大舞台”上为工农兵演出。
这是积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有力措施。
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在布景、乐队、演出人员等方面也要尽量精简，积极为上山下乡创造条件。
这次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的演出活动，主要面向基层，到工矿、农村和连队去为工农兵演出。
这种做法值得大力提倡。
革命样板戏剧组和到北京参加调演的文艺工作者这样做了，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这样做。
我们要把深入基层为工农兵演出，蔚成风气，推向全国。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热烈欢迎征服珠峰的战友凯旋归来
我九名男女登山健儿安全返回大本营
九名运动员在珠穆朗玛峰顶峰逗留了一个小时十分钟，按计划进行了各项工作登顶运动员表示，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戒骄戒躁，努力做出新贡献
新华社拉萨1975年05月30日电
05月27日从北坡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我国九名男女运动员，于今天北京时间十三时十分，全部安全返回拔海五千米的登山大本营。
经医生检查，他们九人身体健康情况全部良好。
05月27日，我国登山运动员潘多（女）、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后，按计划进行了照片和电影的拍摄，竖立了三米高的红色金属测量觇标，并进行了各项科学考察工作。
九名男女运动员在顶峰逗留了一个小时十分钟，然后离开顶峰下撤，于当晚二十一时安全返回拔海八六八○米的突击营地。
05月28日，他们从突击营地下撤，在拔海七六○○米的第5号高山营地受到了登山队副队长陈荣昌和两名运动员的接应，在拔海七○○七米的第4号高山营地又受到负责前线指挥的登山队党委书记王富洲和两名运动员的接应，并下撤到拔海六五○○米的第3号高山营地。
05月29日，他们又下撤到拔海六○○○米的第2号高山营地。
最后，于今日全部安全返回大本营。
当九名男女登山健儿返抵大本营时，大本营一片欢腾。
营地中央，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两边数十面彩旗迎风招展。
营地四角，巨大的彩色气球悬挂着四幅标语：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营地南面是一座用苍绿的松枝搭起的彩门，门两面的横幅上写着：
“热烈欢迎征服珠峰的战友们凯旋归来”、“热烈欢庆再次攀登珠峰成功”。
当九名男女登山健儿通过彩门时，整个营地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登山队和西藏自治区体委的负责同志同大本营的全体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热烈欢迎登山健儿胜利归来。
在全队召开的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祝捷大会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讲了话。
他代表登山队党委和登山队全体成员，向九名男女登山健儿表示热烈祝贺。
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索南罗布代表登顶运动员讲话，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决非“闲事”，非管不可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富源县支行工商信贷股的李忠等在氮肥厂蹲点调查期间，碰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包装化肥的塑料袋难以进货，供不应求，将直接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为解决这个矛盾，厂里提出将每袋二十五公斤改为三十三点四公斤，既能解决包装袋暂时不足的问题，每年还可节约袋子八万个，节省资金六万多元。
但商业部门的同志则认为，包装定额不是整数，不好管理，重量太大不便运输，因而不同意改装。
另一个问题是在成品经营上，原来规定，正品交县农资公司经营，次品由工厂自销，结果造成工厂扩大产品经营范围，连正品也当次品处理，商业提不到货，化肥分配失调，影响工商关系。
他们认为，工商共同经营化肥，既不符合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又浪费大批人力物力，这是关系到企业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
可是，有的同志却说：
“这是工厂里和商业部门的事情，何必‘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李忠等一致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向支行党支部反映。
支行党支部支持他们的意见，及时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明确怎样做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并与基层单位联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通过学习，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
调整包装定额，既能解决供销矛盾，又为国家节省资金，降低生产成本，应当支持；
而工商共同经营化肥产品，带来恶果不少，事关路线，决非“闲事”。
在银行的信贷工作中，也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坚持斗争哲学，同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作斗争。
为此，他们多次到氮肥厂和农资公司联系，向县委写了报告。
县委极为重视，立即召开计委、财办和工商企业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调整了包装定额，纠正了产品经营上的错误做法。
（据新华社）

淮南新庄孜煤矿担任了采煤队长的青年工人魏敬利（右）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持不脱离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全队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新华社记者摄

对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要经常批
——辽宁省昭乌达盟第二地质大队后进变先进的事迹
辽宁省昭乌达盟第二地质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常地、反复地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72年以前，这个队还是一个“老大难”单位，不过一年的时间，就成了全国地质战线上的先进典型。
1972年到1974年，连续三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提交了一批矿产储量和地质情况的资料。
三年完成的工作量比1971年以前七年的总和还要多四分之一。
现在一台钻机的钻井进尺比1965年提高了一倍。
1972年初，这个大队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调整了领导班子。
当时，新班子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自己获得了“免疫力”，可以好好抓一下生产了。
这样，对继续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就抓得不那么紧了。
结果，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
有个分队在某矿区施工，山高路陡，设备运不上去，有的人提出需要修一条公路。
有关领导没有同工人商量，就交给专业部门的技术人员进行设计，搞了个修八公里长盘山公路的计划，需要六十个人干四十天才能完工。
这是个少慢差费的计划，工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队党委接受了群众的意见，组成“三结合”小组，经过实地勘查，用“接力”式运输的方法，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设备运上去了，并且开了钻，节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到了多快好省。
另一件是：
1973年冬季检修设备期间，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的领导提出“设备提前修理完，提前放探亲假”的错误主张。
结果，有的人只顾抢时间，不顾质量，设备修理是提前完成了，机修质量却下降了，给第2年的生产带来了不少困难。
队党委和广大职工对这两件事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识到修公路所以只相信少数人、不依靠群众，冬季检修设备所以提出早完早放假的错误主张，这是因为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
它说明对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不经常批，反复批，尽管是新班子，仍然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队党委组织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鞍钢宪法”，反复批判“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批判“物质刺激”。
事实证明，对于修正主义路线批一次，认识就提高一步，反复批、经常批，就会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干部和职工思想中深深扎根，就能有效地抵制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
有一段时间，一个矿区的坑道掘进任务，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减少一些。
从农村来支援地质队的民工中，少数人担心任务减少可能提前回家，因此干活的劲头不足。
对这种情况，有个别人主张实行计件工资，啥时候干完啥时候算。
队党委立即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坚决否定了这个错误主张。
他们组织大家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向民工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
结果，按时完成了任务。
昭乌达盟第二地质大队领导班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领导干部经常生活在第1线，把工作做到第1线，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们所以能坚持这样做，是因为不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认识到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害。
党委一位副书记的变化说明了这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同志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三脱离”比较严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身不离劳动，才能心不离群众。
从此，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
他身体不好，年岁较大，但仍然经常深入实际，和工人一同劳动。
干不了重活干轻活，不能顶班劳动就打零工。
到食堂买饭，看到厨房人手少了，他就去帮厨；
化验室任务紧张，挑灯夜战，他去给大家“打杂儿”；
修配车间搞会战，他去给师傅们备料送工具，能够干啥就干啥。
去年，他身上长了个疖子，不能坐车，就趴在卡车上，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翻山越岭，勘查矿源，同工人群众一起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
工人们普遍反映：
脱离劳动，曾经使他同群众成为“油水”关系；
现在他坚持参加劳动，同群众变成了“鱼水”关系。
在这个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已经坚持下来。
在基层工作的党委委员、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分队干部，整天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一身油泥一身汗水，分不清谁是工人谁是干部。
这些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参加劳动，主要负责干部和机关干部每年也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三个月以上，多数都能作到跟班劳动。
这个队的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群众监督，改进了领导作风，在改造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方面，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这个地质队工作的地区是个干旱缺水的农牧区。
从1972年开始，他们派出支农小组帮助农村、牧区寻找地下水源。
起初，有少数同志把找水当成额外负担，有的还存在着“恩赐”观点，为支援农业做了点工作，总希望得到“报答”。
队党委在参加劳动中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牧）之间的相互支援，看成了旧社会的买卖关系，这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
他们积极采取措施，教育职工把为农牧区找水提高到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克服错误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服务的观点。
以后，这个队坚决不以支援为名去拉关系。
在队党委的教育下，广大地质工作者在支农找水、支农找矿当中，努力作到同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不要照顾，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受到地方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1974年，他们抓时间、抢季节，提前一百零三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今年以来，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指引下，狠抓理论学习，猛促工业生产，超额百分之三十三完成了第1季度生产计划。
本报通讯员

理论学得好　厂矿气象新
小评论威力大
一天，广东德庆水泥厂三个车间的理论小组联合写了一篇小评论，对工厂有些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少提出批评。
这些干部看了小评论之后，有的就到车间走一趟，有的帮助炊事员去买菜，就是不到生产关键部门去参加劳动。
理论小组针对这种现象，又联合贴出一篇《再评干部参加劳动》的小评论，指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根本大事，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有的干部不愿去关键性的立窑车间和熟料车间劳动，实际上是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这篇小评论，使领导班子受到很大教育。
党支部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同时发动群众揭矛盾，找差距，挖根源，定措施。
经过学习和群众的帮助，他们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决心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在生产中领导生产。
为了使劳动经常化，他们还健全了领导干部和科室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
规定领导干部要深入到生产的关键部门去劳动，在劳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厂党支部书记何国辉到立窑车间去劳动，发现立窑风力小，产量低，便同车间干部、工人一起，研究了改革方案。
他亲自上高架，抡锤扶钎，和工人一起苦战了四天四夜，胜利完成了改窑工程，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
另一个领导干部到熟料车间劳动，发现排尘设备不足，粉尘太大，妨害职工健康，影响生产。
厂里就增购了一套排尘设备，大大减少了粉尘。
干部关心工人，工人干劲倍增，单机日产量从十七吨提高到了二十二吨。

热情支农
03月15日，大风卷起漫天尘土，从天津市郊区咸水沽通往燕山九城的大道上，一辆满载电线杆的卡车和一部解放牌吊车，正迎着狂风奔驰着。
事情是这样的。
燕山九城的贫下中农，决心以大寨为榜样，改天换地，把旱地改造成水浇地。
经过一冬的奋战，他们打好了水井，但急需栽上电线杆把电力接过去。
大队运输能力有限，要求大港油田采油指挥部支援一下。
这天下午三点，大港油田采油指挥部派管拖司机、共产党员聂洪彬和吊车司机黄金付，给九城大队运去了电线杆。
为了赶快接好电，聂洪彬和黄金付不顾疲劳，又帮助社员立起了电线杆，吊装了变压器。
一切都搞好了，正当他们向社员告别时，大队的同志急急忙忙送来了一些礼物，说：
“你们辛苦了，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吧！”
面对这种情况，聂洪彬想：
我们刚学习过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工业支援农业，这是实行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只是做了点应该做的事，怎么能要报酬呢？
于是，他向社员们解释说：
“贫下中农的心意我们收下了，这礼物可不能收。”
接着，他们又跟社员一起交流了学习理论的心得。
大家表示，我们工农一定要携手并进，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本报通讯员

王封煤矿党委重视培养新干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焦作矿务局王封煤矿从工人中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新干部。
大部分新干部进步较快，但也有的新干部觉得自己根正苗好觉悟高，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矿党委为了帮助这些新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同他们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讲本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干部的情况。
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尽管出身、历史都很好，但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严重错误，有的甚至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历史教训，使新干部受到很大教育。
接着，党委又组织新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大家认识到：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来腐蚀和瓦解革命队伍，企图由此打开缺口，在革命队伍里搞“和平演变”。
我们大部分人虽然出身较好，但是如果不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不努力改造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乘虚而入，就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
矿党委为了加强对新干部的教育，还采取了新老干部“结对子”的办法，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一位新干部强调工作忙担子重，一度对看书学习抓得不紧。
老干部、党委副书记就主动找他谈心，并以身作则，带动他一起学习。
后来，这位新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坚持挤时间看书学习。
为了帮助新干部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矿党委先后组织全矿四十多名新干部参观了旧社会的“矿工窝窑”，并请老矿工刘海流用亲身经历诉说过去矿工们的悲惨遭遇；
请曾经参加过1925年焦作煤矿罢工的老工人、全国工业劳动模范熊德林，讲述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煤矿工人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历史。
通过这些活动，许多新干部受到深刻教育。
他们激动地说：
无产阶级江山，是毛主席和党领导全国工农大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得来的，我们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我们只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谋私利、徇私情、搞特殊。
矿党委常委、团委书记常同兰，住在离矿比较远的地方，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
去年冬天，矿上新盖的职工宿舍竣工了。
有人对她说：
“同兰，你现在当上常委了，想住新房还不是一句话。”
她说：
“不少工人的住房问题没有解决，应该先让他们搬进去。”
后来，职工讨论住房时，很多同志都提到了她，领导上也跟她说：
“你是个女同志，平时会议多，工作忙，住得太远不方便，还是搬来吧！”
常同兰回答说：
“女同志比我住得远的还有，应该让她们先搬，我不能比别的同志特殊。”
就这样，房子还是让给了别人。
常同兰地位变了，严于律己。
本来，党委常委因公外出可以乘坐矿上的汽车，而她去市里开会或联系工作，不是坐公共汽车，就是骑自行车。
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和工人的阶级感情是否跟过去一样深？
这也是王封煤矿新干部经常思索的一个问题。
新干部、矿党委常委刘兆星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领导生产，开展工作。
他担任西冯封井党总支书记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了一条：
上午开会下午干，下午开会上午干，白天有事上夜班，开会回来补缺班。
不管工作怎样忙，他都坚持跟班劳动。
1973年，刘兆星被提拔为焦作矿务局党委副书记。
他想：
只有职务在上头，工作在下头，劳动带头干，思想才不变修。
于是，他主动向上级党组织要求兼任基层工作，便于坚持劳动，联系群众。
组织上批准他兼任王封煤矿采三队党支部书记。
他便把采三队当作劳动的基地，节日、星期天或者不开会的时候，就到采三队工作面挖煤；
有时因公外出不能劳动，回来就补上。
王封煤矿对新干部教育工作做得好，新老干部共同团结战斗，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大寨新一代
朵朵葵花向阳开，革命一代胜一代。
在虎头山下的大寨村里，一队队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手拉着手，臂挽着臂，幸福地放声歌唱：
“我们是大寨的新一代，朝气蓬勃志豪迈，继承长辈革命志，要把红旗接过来。……”
他们自编的这首歌曲，激励着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从小爱集体
大寨的孩子们，从小就爱护集体的财产。
书桌是公共的，他们精心地管理；
学校的水桶坏了，他们主动去修；
场上脱过粒的玉米棒上留下几粒金灿灿的玉米，他们一粒粒扒下来，放进集体的粮堆……。
最近，他们通过联系实际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更加爱护集体利益。
一天，贾素平放学回家，发现院里多了个铁丝笼子，关着家里的小鸡。
原来笼子是妈妈从饲养场借来的。
素平想：
咱大寨八十多户，户户养鸡，如果都去借集体的笼子，该怎么办？
咱是干部家属，不能带这个头。
素平要马上退还，妈妈说再用两天。
为此母女俩发生了争论。
老队长贾承让从地里回来了。
素平说：
“爹，你给评评理。”
老队长笑笑说：
“你说得对，你妈有点旧脑筋，咱学理论就该破除私有观念！”
这一说，妈妈也觉得是道理。
素平高高兴兴地把铁丝笼子送还给集体，自己动手做了一个鸡笼子。
参加义务劳动
“从小爱劳动，长大当农民。”
春天，孩子们拿着铁锨，抬着扑篮，到地里撒粪、牵牛、打坷垃；
夏天，他们拿着小锄到田里剜草，抓虫；
秋天，他们背着布包到地里拣豆，把丢失的一粒粒粮食送回打谷场上；
冬天，他们还到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工地上抬小石头。
每逢星期天和节日，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办好事，有的给军烈属老人抬水、抬煤，有的去打扫公共厕所。
在大寨，处处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在参加义务劳动。
贾玉锁经常参加义务劳动。
他不声不响地帮饲养员扫雪，已经不止一次了，但都没有被发觉过；
有一天早晨被突然起来的贾大爷“捉住”了。
贾大爷拉他进屋内暖暖。
这个平时不爱多说话的贾玉锁抬头笑笑说：
“爷爷，我不冷，我不冷。”
贾爷爷说：
“你每次悄悄来，暗暗去，这次可得告诉老师表扬你呀！”
小玉锁再三请求贾爷爷不要声张，他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在他的小小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我学习了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文，不能光在嘴上说，要去做！”
干部子女严要求
前些日子，大寨学校开展了“学理论，讲路线，拒腐蚀，永不沾”的活动，同学们高兴地说：
“红书手中拿，明灯心头挂，联系实际学理论，要把修正主义批。”
在《大寨新一代》的校刊上，干部子女带头写了《这礼不能收》、《这钱应该退》等文章。
其中，有一篇贾秀文写的《这车不能坐》的短文，记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寒假的一天，贾秀文和几个同学一块到县城看文艺节目。
一路上，大家谈论着怎样学习、宣传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这时，从后边开来的一辆灰色小轿车，突然停在她们旁边，一个相识的司机叔叔从车里探出头来向她们打招呼：
“坐车吧，顺路。”
她们四个人相互看了看，好象是说：
“是坐车，还是不坐呢？”
一个孩子首先开了口，她说：
“叔叔，谢谢你，我们不能坐。
老一辈常给我们讲，大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
前边很多人走着，为什么我们偏偏坐小车呢！”
其他几个孩子也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不坐车。”
司机叔叔赞同地笑着说：
“你们说得对，不愧是大寨新一代。”
大寨的干部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干部的子女处处不特殊，在校内校外给其他同学做出了好样子。
本报通讯员

小小鸿雁飞山村
四川省阆中县的田公公社，座座青山紧相连。
每当放学的时候，一队队回家的红小兵，犹如一群群展翅山间的鸿雁，把一张张报纸和一封封书信带到贫下中农手中。
他们十二年如01日，坚持为贫下中农投递报刊信件。
这个公社有五十三个生产队。
因为交通比较困难，公社邮递员胡森林大爷，一天只能走二十多个生产队，其余生产队的报纸和信件当天就送不到。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田公小学的少先队员立即响应。
他们看了雷锋叔叔的日记“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的火热……”，很受感动。
他们想：
雷锋叔叔经常为人民做好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他的好思想，帮助胡大爷投递报刊，为贫下中农做好事呢？
大家经过讨论，成立了有五十多个同学参加的、现在名叫红小兵的投递站。
每天，公社邮递员把报纸和信件送到学校，同学们放学回家时，就把这些报纸和信件送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或邻近的生产队，这样，大大方便了贫下中农。
投递站的活动，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
红小兵们越干越起劲。
有时，个别同学工作中忽冷忽热，大家就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提高对投递报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小小鸿雁飞山村。
十二年来，一批批的“投递员”毕业离开了学校，一批批新进校的同学又补充进来。
人换了，红小兵投递站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却一直没有变。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小小鸿雁飞山村（插图）　苗　地作

校外阵地一哨兵
张兴良是北京部队某部副指导员。
四年前，他刚入伍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市南口镇第1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做好对少年儿童的校外辅导工作，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革命战士的崇高职责，党组织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我，我要尽最大的力量干好。”
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语言，正是他行动的结晶。
今年春节，部队领导安排张兴良回乡探亲。
正在这时候，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
他越学越感到重要，就自动推迟了探亲时间，积极抓好连队学习，又想方设法辅导红小兵进行学习。
一天晚上，张兴良来到红小兵理论骨干韩建武家里。
韩建武拉着张兴良的胳膊说：
“张叔叔，您来得正好。
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些问题不懂，您给讲讲吧！”
看到韩建武这种爱学习的劲头，张兴良非常高兴，就根据自己学习的初步体会，耐心地给小韩作了讲解。
韩建武明白了一些，但还有些似懂非懂。
用什么方法使韩建武他们进一步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呢？
张兴良想，必须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让他们了解现实阶级斗争情况，才能进一步领会理解。
于是，他带领韩建武等几个骨干作社会调查，到工厂了解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情况，请民警叔叔讲阶级敌人腐蚀青少年的罪行，请老贫农忆苦思甜，使孩子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韩建武在学习笔记中写道：
“通过社会调查，使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腐蚀剂，谁染上这种作风，就会只想自己，忘了革命，走上邪路。
今后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学理论，防腐蚀，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韩建武这么说，也这么做。
他以艰苦朴素为荣，缝了个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补。
张兴良宣传毛泽东思想尽心尽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定不移。
他常说：
“我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站好岗。”
红小兵邵静，在党的教育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敢于斗争。
当一个反革命分子进行阶级报复时，她勇敢地冲上去与敌人搏斗，被誉为“阶级斗争的小尖兵”。
对于这样一个好苗子，有的人却抓住她一次课堂考试成绩不好，横加指责，说什么这“不算好学生”，甚至要以“集中精力搞好学习”为理由，提出不让邵静参加红小兵宣传队的活动。
是非面前不含糊，路线问题不让步。
张兴良把有关邵静的情况及时向连队党支部作了汇报。
在连队党支部的支持下，他向学校党支部建议，在教师中开展“用什么标准衡量学生”的讨论。
通过讨论，原来抱有错误看法的人逐渐转变了。
小邵静在张兴良和老师的帮助下，参加批林批孔更积极了。
后来被昌平县革命委员会授予“优秀红小兵”的光荣称号。
张兴良还采取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他们学雷锋，见行动，让共产主义思想在少年儿童心坎里扎根。
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卢永著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到商场、车站扫地。
张兴良热情支持她们成立“为人民服务”小组，并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和她们一起开展活动。
张兴良的模范行动，使红小兵的劲头更足了。
她们到饭馆洗碗扫地，到工厂搬砖运灰，到部队洗衣刷鞋，为生产队拣粪积肥，还长期坚持为一位五保户老大娘挑水送柴。
有段时间，许世玲同学参加“为人民服务”小组的活动不象以前那么积极了。
原来，小许听到有人说她们是“傻子”，思想上产生了波动。
张兴良想，孩子们从小就自觉地、无报酬地为人民做事情，这是对那种“给钱干活”旧观念的有力批判，应该大力扶植。
于是，他和这个小组重温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事迹、日记，鼓励她们向雷锋叔叔学习，不怕讥笑打击，坚持下去。
小许表示：
“为人民服务最光荣，我要甘当革命的‘傻子’。”
从此，这个小姑娘又积极参加“为人民服务”小组的活动了。
一燕展翅，百燕飞翔。
现在，放学以后，一个个“为人民服务”小组活跃在南口镇公共场所和革命烈军属、五保户家中。
他们不仅帮群众做好事，还监督坏人，维护社会秩序。
人们都称他们是“小勤务员”、“小哨兵”。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张兴良这个贫农的儿子，革命烈士的后代，不仅做好南口一小的校外辅导工作，而且，还和三十几所学校的青少年建立了联系；
不仅自己做红小兵工作，还带动连队干部、战士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
人们说：
“他真是把满腔的阶级深情倾注在红小兵身上了。”
　本报通讯员

阳光灿烂　新苗茁壮
北京市西四北小学红小兵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用儿歌的形式谈学习体会，表革命决心，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北京日报》记者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方红路小学的红小兵们在认真地观看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剧照。
他们决心学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
本报通讯员摄
吉林市第25小学的红小兵，在听吉林化工建设公司老工人鲍庆洪讲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大干社会主义的事迹。
新华社记者摄
河南省焦作市红卫兵小学的红小兵们放学以后，自觉地打扫教室，从小培养爱集体、爱劳动的共产主义思想。
　本报通讯员摄
练好身体，长大接好革命班。
沈阳市和平区少年业余体校武术班的红小兵，坚持每天清晨到公园锻炼。
　新华社稿
“我们从小爱劳动。”
山西省临猗县靳家卓小学的儿童们在为集体拾麦穗。
本报通讯员摄

不畏艰险攀高峰
——我男女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经过
新华社拉萨1975年05月30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的中国登山队运动员潘多（女）、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在05月30日下午返回大本营以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记者叙述了这次突击珠穆朗玛峰的经过。
珠穆朗玛峰地区的05月，天气是一年中最好的。
可是，就在这最好的天气里，珠峰七○○○米以上地区，通常要有七、八级以上的大风和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以下的严寒。
而且气候变化多端，很难预测。
经过四次适应性行军以后，中国登山队党委决定在05月下旬突击珠穆朗玛峰顶峰。
05月17日和18日，突击队员们分两批从海拔五○○○米的大本营绒布寺出发了。
从20日到23日，珠峰地区连续四天刮着八、九级的大风和下着雪。
根据登山队党委的指示，突击队员分别在20日和21日到达七六○○米营地待命。
由于风雪太大，四边用手指一样粗的尼龙绳固定的帐篷，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队员们无法按时生煤气炉做饭吃，也不能出帐篷取冰雪烧水喝。
队员们虽然饿着、渴着、冻着，但个个精神振奋，抓时间谈任务、表决心，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待命四个昼夜。
24日和25日，风雪稍有转小，在前面担任开路任务的四名队员索南罗布、大平措、次仁多吉和贡嘎巴桑，不顾疲劳，经过两天行军，在25日下午首先挺进到八六八○米的突击营地。
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索南罗布让大平措、次仁多吉收拾营地，他自己和贡嘎巴桑一鼓作气，沿着珠峰的东北山脊向西行进到了“第2台阶”的顶部，并选好一条继续向上攀登的路线。
26日，珠峰八○○○米以上突然刮起了十级左右的大风，负责在登顶路线上架绳、架梯任务，然后先行登顶的索南罗布等四名队员虽然天不亮就起身，但是无法走出帐篷，直到下午二时还被大风困在营地里。
在此同时，于25日到达八三○○米营地的罗则、潘多、侯生福、桑珠和阿布钦，也在大风的猛烈袭击下不能按计划向八六八○米的突击营地行进，直到下午三时，风仍然很大。
登山队党委决定将登顶时间改为27日。
但是，必须在26日天黑以前进行强行军，由索南罗布等四名队员在突击营地到“第2台阶”的山脊上和接近“第2台阶”顶部最后三米的峭壁上架起绳索和金属梯；
罗则、潘多等五名队员也要从八三○○米营地上升到八六八○米突击营地。
当天下午三时十分，两批突击队员冒着大风，能走就走，不能走就爬。
他们分别出发，完成了修路和行军任务，最后在八六八○米的突击营地胜利会师。
晚上十一点索南罗布同志召开党支部扩大会，同大家一起部署了第2天突击顶峰的作战方案。
27日清晨，珠穆朗玛峰顶端风吹积雪形成的朵朵云烟消失了，珠峰地区出现了一个只有三、四级风的少有的好天气。
突击队员们摸黑起身，由于缺氧、低温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用煤气炉烧开了一锅水，每人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
八点钟，他们带上五星红旗，背上金属测量觇标、电影摄影机、氧气瓶等，开始向世界最高峰的顶端进军。
从八六八○米突击营地到珠峰顶端，只有一里路程。
可是，在海拔八六○○米以上的高山上，由于极度缺氧，有的地方队员们每走一步就要拄着冰镐深深地呼吸十几次。
1960年王富洲等三同志从八五五○米的突击营地出发，是在十九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珠峰顶峰的。
今天，潘多、索南罗布等九人经过整整十天的高山行军，消耗了极大的体力，但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一个个都是无畏的战士。
在整个行军中，索南罗布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潘多身背一瓶氧气和鸭绒睡袋，一步也没有被拉下。
他们排着队，在陡峭的山脊上徐徐前进。
上午九时三十分队员们通过金属梯，到达了“第2台阶”的顶部。
这时，风势增大了，队员们顶着六、七级的大风继续前进，不久就到了珠峰那金字塔状的顶峰的底部。
从这里到珠峰顶端，要经过两段各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冰雪陡坡，队员们吸了点氧气，稍为休息后，就又脚蹬冰爪，手握冰镐，向前挺进。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队员们走完两段冰雪陡坡以后，达到了离珠峰顶端五十米左右的地方。
这时正是下午一点钟，当大家休息了一会正要向珠峰顶端作最后突击的时候，却被一块几乎是直立的冰坡挡住了去路。
索南罗布用冰镐在上面刨了一排台阶，想试着登上去，但是没有成功。
队员们只好向北绕过冰坡，再通过一片岩石陡壁，向西行进，然后直插珠峰顶峰。
这时的珠峰顶端，又出现了朵朵云烟，七、八级的大风使劲地呼啸着。
突击队员们用了近一个半小时才走完了这最后五十米的艰苦路程。
北京时间十四时三十分，九名突击队员终于全部踏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
当侯生福代表全体突击队员通过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喜讯时，山上山下立刻响起了“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欢呼声。

何英会见并宴请巴勒斯坦“闪电”部队参观团
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会见了由哈纳·巴特希施团长率领的巴勒斯坦“闪电”部队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何英设便宴招待了巴勒斯坦客人。
对外友协会长柴泽民，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植范、陈聿初、居马洪等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全国跳水比赛在茂名市举行
新华社广州1975年05月28日电
在广东省茂名市举行的1975年全国跳水比赛，于05月25日结束。
今年全国跳水比赛是从05月18日开始的。
参加比赛的，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和海军的代表队。
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批判“锦标主义”、“技术第1”等修正主义体育路线。
在比赛中认真贯彻“友谊第1，比赛第2”的方针，讲团结，讲风格，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从这次比赛来看，在难度、质量方面都比往年显著提高。
过去只有少数人能跳的高难度动作，现在已普遍为少年选手所掌握。
获得这次各项比赛前二名的是：
一米跳板：
男子少年组金伟东（广东）、唐建耀（江苏）；
男子成年组谢才明（四川）、刘穗（广东）；
女子少年组陈文文（广东）、于芬（湖北）；
女子成年组宋云臧（广东）、钟少珍（海军）。
跳板全能：
男子少年组金伟东（广东）、吴建忠（广东）；
男子成年组刘穗（广东）、谢才明（四川）；
女子少年组陈文文
（广东）、孙晓虹（广东）；
女子成年组钟少珍（海军）、宋云臧（广东）。
跳台跳水：
男子少年组刘恒林（辽宁）、于驎（上海）；
男子成年组李孔政（广西）、吴国村（广东）；
女子少年组陈文文（广东）、徐文娴（福建）；
女子成年组钟少珍（海军）、王敏（河北）。

周秋野设宴欢迎泰国民主党议员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秋野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披猜·拉达军为团长的泰国民主党议员友好访华团。
人大常委会委员解力夫，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瑞声，外交学会副秘书长马家骏等，出席宴会作陪。
周秋野副会长和披猜团长在宴会上先后祝酒。
他们一致指出，中、泰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就有着传统友谊，尽管现在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两国是能够友好相处的。
泰国客人于05月24日抵达我国之后，先后访问了广州、汕头、上海，于今天下午来到北京。

广东省江门港务局广大干部和工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讲团结，顾大局，守纪律，超额完成了今年一至04月份内河中短途客、货航运任务。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柴泽民会长会见并宴请斯里兰卡朋友
对外友协会长柴泽民05月30日晚上会见并宴请了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的弟弟、斯里兰卡外贸促进局主席西瓦里·拉特瓦特博士和夫人。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晓云、王汝堃、郭东俊、孟宪如、林静等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卡朗纳戈达和夫人会见和宴请时也在座。
西瓦里·拉特瓦特博士和夫人是应对外友协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5月29日到达北京的。
老挝经济技术代表团到京
以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经济计划部国务秘书宋普·乌东维莱为团长的老挝经济技术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05月30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副局长李树坚，老挝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坎丹·拉塔那冯等。
刘锡昌副主任宴请叙利亚工联代表团
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刘锡昌30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叙利亚工人工会总联合会执行委员、文化出版事务书记奥德·卡西斯为团长的叙利亚工人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团。
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阿特拉什应邀出席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王静儒等。
代表团是于05月29日到达北京的。
周培源、岳岱衡会见董道仪教授
中国科协副主席周培源、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岳岱衡05月30日晚会见并宴请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董道仪及夫人郑善卿，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董道仪夫妇是05月21日前来我国探亲访问，26日到达北京的。
杨骥副会长会见并宴请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团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05月30日晚会见并宴请了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委员卢西奥·拉勒率领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团，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明基、胡立鹏、应志衡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代表团是应对外友协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5月29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日本“你好会”访华代表团离京
日本“你好会”访华代表团一行二十八人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访问，于05月29日离京前往我国南方继续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于05月26日到达北京的。
在北京期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李永亭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代表团还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我贸促会观察组回到北京
以任建新为组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观察组，在参加欧洲国际海损理算人协会第8次大会后，于05月30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新华社）

宁夏汽车运输公司革命生产一派新气象
广大职工学习理论，增强团结，超额完成上半年运输任务
新华社银川1975年05月30日电
宁夏汽车运输公司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促进运输生产持续上升。
截止05月15日，全公司完成的货运量占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一，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今年上半年运输任务。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宁夏汽车运输公司到处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汽车二队职工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积极搞好革命团结，推动生产节节上升，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了上半年运输生产计划。
其他各队职工都以高昂的革命干劲，争分夺秒，保证月月超额完成货运任务，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积极作贡献。

应邀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离开北京
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
以向仲华副总参谋长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应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防部的邀请，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昕、曹里怀、张东桓、朱开印和田曾佩等，到机场送行。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波什诺维奇以及大使馆武官马尔巴西奇上校也到机场送行。

廖承志会见日本北陆地方议员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了以中桥甚一为团长，笠羽清右卫门、米泽外秋为副团长，松村清年为秘书长的日本北陆地方议员友好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张雨，中日友协理事李福德，会见时在座。
访华团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5月27日到达北京的，将于近日离开北京前往南京、杭州、上海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澳大利亚罗斯尼儿童合唱团到京
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澳大利亚罗斯尼儿童合唱团，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演出，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文化部负责人刘庆棠，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有关方面负责人吴凡吾、肖特、刘西林、邢仁先、章宪以及首都少年儿童数百人到机场欢迎。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梅卓琳，以及先期到京的澳大利亚罗斯尼儿童合唱团团长、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副主席伊恩·特纳教授和夫人也到机场迎接。

认真学习理论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　焕发革命热情
全国水运和公路运输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今年一至04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水运干线货运量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五，主要港口吞吐量增长百分之六点二，汽车客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都有较大的增长
据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
我国水运、公路运输战线的广大工人和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
今年以来，全国水运和公路运输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01月至04月，水运干线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七点五，主要港口吞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二。
煤炭、石油、钢铁、木材、矿石等主要物资的运输计划都完成得很好，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公路运输也有了新的发展，汽车客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去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水运和公路运输都较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水运和公路运输战线的广大工人和干部迅速掀起了学习热潮。
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联系自己的思想和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认真看书学习，决心继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
广大干部不仅健全了学习制度，拟订了学习计划，坚持自学，而且深入基层，通过举办学习班、政治夜校，召开经验交流会，办宣传栏、广播等各种形式，同群众一起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力求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
秦皇岛港务局第1季度共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九十八期，培训各级干部和理论骨干一千五百多人，推动了全局群众性学习运动的开展。
“风庆”轮在远航中收听到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后，党支部立即组织人员录音、油印出来，发动全体船员逐条、逐段、逐句地进行学习。
黑龙江省桦南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公路工程局汽车大队和上海海运局“战斗61”号轮等单位的职工，认真学习理论，促进了运输生产。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交通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水运和公路运输战线的广大工人和干部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自觉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同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
长江和沿海各港口的职工多次组织“装卸运输会战”和“单船高效会战”，狠抓安全生产，使港口吞吐量达到了新水平。

为彻底履行万象协定和十八点政治纲领
老挝人民在斗争中取得新胜利
新华社1975年05月30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最近，老挝各地人民在为彻底履行万象协定和十八点政治纲领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继去年年底巴色市的三千名学生和群众举行了反对极右派镇压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后，会晒、他曲、万象等城市以及下寮六省的广大人民最近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把极右反动派从军队和政府中驱逐出去，以摆脱极右派的控制。
他们还要求美国停止卷入老挝的事务，撤走设在老挝的美国特务机构。
群众斗争此伏彼起，互相呼应，形成打击极右反动势力的强大力量。
目前，老挝人民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在最近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号召老挝全国人民继续斗争，彻底驱逐极右反动分子和美国新殖民主义。
在各爱国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推动下，连日来，万象方面军队的各军区和各兵种的官兵纷纷举行集会，对一小撮反动军政头目的罪行进行声讨，表示支持和拥护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并宣布他们今后不再接受极右反动势力的控制，而直属临时民族联合政府。
还有一些万象部队已经毅然起义。
目前，老挝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已经胜利进驻万象方面控制区各省的重要城镇。
原万象方面控制区的许多省市也已宣布脱离右派的控制而直属临时民族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首相富马亲王任命了各爱国力量方面的坎温·布法将军为老挝国家军队的总负责人。
老挝人民的胜利和极右派的失败是老挝人民在老挝爱国战线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
长期以来，老挝人民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他们用革命的武装抗击反革命的武装，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特别是在近些年来取得抗美救国斗争巨大胜利的形势下，各爱国力量方面同万象政府方面在1973年02月签署了万象协定。
此后，老挝人民坚持展开维护协定反对敌人破坏活动的斗争，对敌人蚕食进攻解放区的罪行不断给予坚决的打击。
特别是今年04月以来，各爱国武装力量对极右派发动的蚕食进攻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经过激烈的战斗，迫使敌人从沙拉富昆、芒卡西、富法南等地区撤走，使极右反动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两年多来，老挝人民和各爱国力量方面还对极右反动势力其它违反万象协定、破坏和平与民族和睦的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万象协定签署后不到半年，极右派就发动了一次反革命的政变。
但是，这次政变在老挝人民和各爱国力量的坚决打击下，在几个小时内就宣告破产。
1974年四 月05日正式成立了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以后，极右派为了阻挠这两个机构进行正常工作，又四出活动，进行破坏，并阴谋抗拒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关于解散原万象“议会”的决定。
但是，他们的一切破 坏活动受到老挝人民和各爱国力量方面的坚决揭露和打击，遭到可耻的失败。
老挝人民斗争的新胜利，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在老挝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一次有力打击。
在万象协定签署后，美帝继续支持老挝极右反动势力破坏老挝的和平与民族和睦。
美国在老挝豢养的一支反动的“特种部队”，仍然是进攻和蚕食解放区的急先锋。
美国还直接派出飞机对老挝解放区进行军事挑衅活动，并派出许多加以伪装的军事人员、直接参予或指挥老挝极右势力对解放区发动蚕食进攻。
但是，美国的种种阴谋和破坏活动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在老挝人民的不断打击下，美国豢养的“特种部队”已经土崩瓦解，“特种部队”的头目王宝已逃往国外。
最近，美国还被迫关闭了它在老挝的“美援署”。
老挝人民是在同国内外反动派激烈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英雄人民。
他们最近取得的胜利，为彻底履行万象协定、实现民族和睦创造了有利条件。
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宣教委员会在最近发布的一个文件中指出，老挝人民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继续清除美国新殖民主义、清除残余的反动派走卒、粉碎他们制造混乱、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一切活动，使老挝各民族享有真正的民族和睦，进而把老挝建成一个和平、独立、民主、中立、统一和繁荣的国家。

我羽毛球队访问西德奥地利比利时
据新华社波恩电
以孙兰为领队的中国青年羽毛球队05月18日结束了在西德的友好访问，前往奥地利。
中国青年羽毛球队是应西德羽毛球协会的邀请05月01日到达西德的，先后同西德国家羽毛球队和地方的羽毛球队进行了六场比赛。
中国青年羽毛球队参观访问了革命导师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
西德联邦议院副议长赫尔曼·施密特—沃肯豪森15日接见并宴请了中国青年羽毛球队全体队员。
中国驻西德大使王殊15日晚为中国青年羽毛球队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新华社维也纳1975年05月26日电
以孙兰为领队的中国青年羽毛球队05月26日结束了在奥地利的友好访问。
中国青年羽毛球队是应奥地利羽毛球协会的邀请于05月18日到达奥地利的，先后在林茨、维也纳、默德林和克拉根福等地同奥地利羽毛球队进行了友好比赛，受到奥地利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俞沛文05月25日为中国青年羽毛球队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975年05月28日电由孙兰率领的中国羽毛球队应邀对比利时进行了友好访问之后，28日乘飞机离开布鲁塞尔回国。
中国羽毛球队是在访问西德和奥地利后，于26日从维也纳到达布鲁塞尔的。
比利时法语区文化部和荷语区文化部曾举行招待会，欢迎中国运动员。
27日中午，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浩为羽毛球队访问比利时举行招待会。
27日下午，比利时荷语区文化大臣德巴克尔—范奥肯夫人接见了中国羽毛球队。
晚上，中国羽毛球队与比利时国家羽毛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

我驻突尼斯大使宴请努伊拉总理
新华社突尼斯1975年05月29日电
中国驻突尼斯大使侯野烽和夫人，05月29日晚上在首都突尼斯市为突尼斯总理赫迪·努伊拉和夫人访问中国归来举行了宴会。
随同赫迪·努伊拉总理访问中国的突尼斯代表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比中协会宴请廷德曼斯首相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5年05月29日电
比利时—中国协会05月28日晚上举行招待会，招待最近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的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
廷德曼斯首相和夫人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国务大臣何塞·范·埃德和外交部秘书长格兰德里等政府高级官员，参议院议员，比中协会主席德凯尔斯、名誉主席阿梅德、副主席雷利康和让·尼翁，秘书长塞尔日·贝湖，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浩和大使馆其他官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廷德曼斯首相和德凯尔斯主席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德凯尔斯在讲话中对廷德曼斯首相访问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廷德曼斯首相赞扬比中协会在促进比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
他们表示希望比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西非国家团结合作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记者述评
西非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最近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胜利闭幕。
十五个西非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在会上签署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宣告这个非洲最大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成立。
这是西非地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必将有力地促进西非各国的团结和经济合作，并为加强整个非洲的团结产生积极的影响。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在当前第3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成立的。
这反映了西非国家在维护政治独立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要求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控制、掠夺和剥削，维护本国的经济权益的共同愿望。
也反映了西非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正如尼日利亚国家元首戈翁在会上指出的：
“条约的签署应该看作是非洲大陆的经济非殖民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没有经济非殖民化，我们的政治独立仍将受到限制，并且是不完全的。”
西非国家加强地区性经济合作，是他们共同斗争的需要。
广大西非国家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经济贫穷落后。
独立后，它们在发展民族经济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仍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把西非作为攫取廉价原料的基地和推销自己工业品的市场，疯狂掠夺和剥削西非人民。
尤其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国家肆意向非洲转嫁经济危机，使西非国家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种形势下，西非国家强烈要求联合起来，成立地区性经济组织，以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和发展民族经济。
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孔切曾指出：
“在目前第3世界为反对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状况而努力斗争的时刻”，“我们首先必须在合理的、团结的和一体化的基础上组织我们的经济”。
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在会上强调说：
“螺旋式上升的价格、国际货币危机、不公平的贸易条件、能源危机以及要求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问题是当务之急，要求我们立即采取一致的行动。”
几年来，西非国家重视加强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联合开发自然资源，互通有无，相互支持，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
西非各国为成立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早在十多年前，西非各国就曾经多次举行会议，研究西非经济合作问题。
1972年04月，尼日利亚和多哥提出了建立西非十五国的经济共同体倡议，得到了许多西非国家的赞同。
三年来，西非各国领导人就建立“共同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且先后举行了三次西非国家部长会议和一次法律专家会议，研究和起草“共同体”条约。
西非国家本着团结合作和平等互利的精神，打破了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界限，排除了种种阻力，克服了一些困难，终于创建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西非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西非国家在斗争的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控制，维护经济权益和发展民族经济，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加强同第3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西非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共同体”条约的序言说：
“为促进西非国家经济协调一致的发展，要求主要通过采取一项坚决一致的自力更生政策，来实行切实有效的经济合作。”
这表达了西非国家充分依靠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坚强决心。
西非国家和人民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妄图保持旧的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必然会对西非经济共同体进行破坏和捣乱。
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
但是西非国家和人民决心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西非国家和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中央全会
霍查同志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广大工人和城市居民响应劳动党号召大力支援农业生产
新华社地拉那1975年05月30日电据此间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第1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主持下，于05月26日到29日举行了第7次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哈基·托斯卡同志代表党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措施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霍查同志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新华社地拉那1975年05月28日电
阿尔巴尼亚广大工人和城市居民热烈响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出的“农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的号召，大力支援农业生产。
为了迅速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阿尔巴尼亚机械工人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生产更多的农业机械、设备、农具和各种农机零件。
近十年来，全国机械工业部门为农村提供了约一百二十种机器和设备，仅1974年生产的农机品种比1970年就增加了三倍，数量增加了六倍，山区使用的小农机具增加了三倍。
化学工业部门为国营农场和农业社提供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1974年磷肥生产比1973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氮肥增长百分之五十二。
解放初期，农药要依靠进口，而现在自己已能生产六十种农药为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加强工农联盟，工农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全国实行厂社挂钩。
地拉那区四十六个工厂企业，去年帮助本区十六个农业社建立了十六个农机修配站、七个饲料加工厂，制造了三十台大小农机、五十台割草机、十五台电动机、二十节运输车厢，并在四个农业社安装了人工降雨器。
今年“狄纳莫”和“游击队”机械厂还为爱尔巴桑区建造一个年产九百万个鸡蛋的养鸡场。
都拉斯第1农机厂今年将生产各种农机一千台。
该厂今年初试制成功了小麦和玉米选种机，目前正在加紧生产小麦脱粒机，为夏收作好准备。
科尔察区执委会不久前专门召开了支农会议，讨论和制定各工厂企业的具体支农任务。
这个区的工人阶级去年为农村修建了十三个电泵，可浇灌土地一千七百公顷。
今年以来，全区工人和城市居民曾四次开展支农突击活动，参加人数达五万三千人，开挖水渠三百九十六公里，并提前一年建成了一座可浇灌五千五百公顷农田的加奈伊大型水库。
每逢农忙季节，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在国营农场和农业社帮助抢种抢收。
目前，这个区向农村派出了二百三十九名铁工、鞋工和缝衣工人，直接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还派出了二百名党员干部和技术人员帮助农村工作，并且经常邀请农业社社员到工厂去，互相交流经验，不断改进工作，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今年以来，在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机构的革命活动中，吉诺卡斯特、斯库台、费里、台佩莱纳、迪勃拉等区的机关干部、经济工作者、医生，纷纷要求奔赴农村，他们志愿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同社员们一起劳动和生活。
最近在地拉那区已有五百名党员和青年到边远地区，为建设山区贡献力量。

齐奥塞斯库同志接见我邮电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5年05月30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同志，05月30日上午接见了中国邮电代表团团长、邮电部长钟夫翔，代表团副团长、邮电部副部长刘澄清。
齐奥塞斯库同志同钟夫翔部长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罗马尼亚运输邮电部长特·杜达什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在座。

埃及的讽刺剧《代表团万岁》在开罗重新上演，舞台上的场面描写“友好”代表团荷枪实弹，企图武力镇压当地人民，于是人民被迫拿起棍棒，准备同“友好”的外来者进行斗争。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领导人强调
阿拉伯国家决心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据新华社开罗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不久前在一项联合公报中表示，决心不允许重新出现1973年10月战争以前的那种“不战不和”的局面。
这项联合公报是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数天会谈后发表的。
公报说，三国领导人重申决心继续阿拉伯的联合行动和在各级继续努力以实现完全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
公报说，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申明，下一阶段的行动需要埃及和叙利亚必须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关系。
据新华社科威特电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从05月12日到14日对科威特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
“双方强调增强阿拉伯团结以对抗挑战和危险的意义。”
公报说：
“双方表示坚信，阿拉伯民族能够战胜种种困难和障碍，以便加强阿拉伯的一切潜力和能力来对抗共同敌人。”
公报强调指出：
“关于海湾地区，双方赞扬为了促进这一地区的合作和团结的基础，而积极发展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们还同意必须继续支持这一步骤以便使这个地区的人民得到更多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并使这个地区摆脱外国干涉。”
据新华社巴格达电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05月14日至16日对伊拉克进行了访问。
访问期间，萨达特总统同伊拉克总统贝克尔等举行了会谈。
双方还签订了一些协定和议定书。
萨达特总统在离开巴格达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伊拉克领导人的会谈是在兄弟般的、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中举行的，双方在许多方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新华社大马士革电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于05月17日和18日访问了叙利亚。
萨达特总统在离开大马士革以前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他说：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巩固阿拉伯团结以应付我们周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们必须为之作准备的下一阶段。”

巴勒斯坦突击队继续打击以侵略者
新华社贝鲁特1975年05月26日电
据巴勒斯坦军事发言人发表的战报报道，巴勒斯坦突击队05月14日至20日加紧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家园进行战斗，取得一些新的胜利。
05月14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村摧毁了停放在那里的一辆以色列警车。
05月17日，巴勒斯坦革命者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比拉镇中心炸毁了敌人情报军官的一辆汽车。
车里的敌军官被炸死，其余人受重伤。
同一天，突击队战士在杰里科镇炸坏了一辆敌军车，车上的敌人被炸伤。
05月18日晨，巴勒斯坦革命者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敌军士兵集合点放置了烈性定时爆炸物。
炸药包爆炸后，很多敌军伤亡。
05月20日，突击队战士袭击了加沙以南的拉法和汉尤尼斯之间的铁路线，破坏这条线上的大部分铁路并打退了敌人的截击。
当大批敌军前来包围突击队，妄图反扑时，突击队战士勇敢迎击，使敌人遭到沉重损失，然后安全返回基地。

苏修一手卡武器一手逼还债的霸权主义嘴脸被戳穿
埃及决不屈服于苏联的讹诈
新华社开罗1975年05月29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苏修为了迫使埃及屈服于它的霸权之下，对埃及一手卡武器，一手逼还债，其手段之卑劣，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愤慨。
最近，萨达特总统连续发表谈话，把苏联在武器和债务问题上卡、压埃及的事实公诸于众。
他指出，从1973年10月到今年01月，差不多十四个月，苏联不向埃及提供武器。
对于埃及要求放宽还债期限的要求，苏联也断然加以拒绝。
武器问题是埃苏关系中的症结之一。
埃及为了反侵略，需要武器军火。
苏联出于争霸世界的野心，冒充阿拉伯人民的“盟友”，利用提供“军援”，第1步作为向埃及渗透的敲门砖，第2步作为它控制埃及的水门阀。
很多年来，埃及不能自由运用这些武器来反侵略，因此，埃及报界把苏联提供的武器比喻为“装饰品”，而恰当地把苏联称作是贩卖装饰品的商人。
当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突破苏联的约束在1973年10月奋起进行反侵略战争时，苏联继续在武器问题上大耍手腕。
它一方面向迫切需要武器的埃及索取高价，而且硬要现汇支付；
另一方面对埃及最急需的武器又卡住不给。
10月战争以后，埃及需要补充在战争中的军火消耗，以便对付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新侵略，苏联更以提供武器作为讹诈的手段，向埃及索要军事基地，要派军事人员重返埃及。
当这些扩张霸权的要求被顶回后，苏联就索性对埃及实行武器禁运。
到目前为止，埃及军队在10月战争期间的武器损失，仍未完全补充起来。
苏联还拒绝向埃及提供米格—17型和米格—21型飞机的零配件，使埃及用巨额外汇买来的苏制米格飞机，变成一堆废钢烂铁。
多年以来，苏修通过高价出售军火，把埃及变成苏联的最大负债国。
苏联迫使埃及以物抵债，对埃及进行残酷的掠夺。
据埃及《金字塔经济学家》半月刊04月01日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60年到1973年，苏联用低价从埃及掠夺走的物资有：
棉花两千三百三十万坎塔尔（一坎塔尔为五十公斤），棉纱十五万三千吨，棉织品两万五千吨，棉布服装一万五千吨，水果、蔬菜六十七万四千吨，大米一百五十万吨，各种酒类五千五百万公升，香烟一千四百四十吨，原油四百八十万吨，皮鞋六百六十万双，木制家具两万四千吨，铁制品二十二万九千吨。
上述物资总值达十亿六千三百二十万埃镑。
从这些不完全的统计材料中也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如何无情地剥削埃及人民的血汗。
10月战争之后，苏联进一步向埃及逼债。
在1974年，即10月战争后的第1个年头，埃及向苏修偿还了数千万埃镑。
由于战后的经济困难，加上备战和建设的需要，埃及向苏联提出推迟还债的要求，但是却遭到这个所谓“天然盟友”的悍然拒绝。
更加无耻的是，苏修还说什么埃及要求推迟还债是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在苏联身上。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反咬一口。
与此同时，苏联为了向埃及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于它“援建”的埃及工业项目，既不提供机器零配件，也不提供原料。
结果，埃及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赫米最近在同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记者谈话时说：
“当我们四分之一的工厂停工的时候，当我们的从事解放战争的军队得不到武器的时候，当被告知我们的苏联朋友应对这一切负责的时候，千百万埃及人将会有怎样的一种感情呢？”
法赫米副总理兼外长还明确指出，埃及发展的真正危险来自苏联的立场。
在同美国争夺中东霸权中，苏联一直企图把埃及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变埃及为苏联的附庸，而埃及决心维护自己的独立，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这是苏联如此狠毒整埃及的根本原因。
事情很清楚，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正是莫斯科的霸权主义者。
不论是武器封锁或者是经济压力，目的只是一个：
企图强迫埃及放弃自己的独立政策而听命于克里姆林宫。
但是，埃及人民决不屈服于霸权主义的压力。
埃及在1971年粉碎了苏修策划的颠覆阴谋；
七二年赶走了近两万名苏联军事人员；
七三年突破两个超级大国强加的“不战不和”，胜利地进行了10月战争；
从10月战争到现在，又顶住了苏联在各方面对它施加的压力。
萨达特总统在今年“五一”节的讲话中重申：
埃及要保持独立的意志和民族的决心。
“埃及有说‘行’或‘不行’的自由。”
这就是埃及对克里姆林宫里的霸权主义者响亮的回答。

苏联国营商业已蜕变成资本主义商业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后，已把苏国营商业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利润服务的资本主义商业。
以攫取利润为最高目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指出：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资本家无论经营工业或经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即赚钱发财。
苏联今日的商业也是如此。
赫鲁晓夫篡权以后就极力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把“赢利”多寡做为经济部门的“主要指标”，为商业部门规定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原则。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发展了赫鲁晓夫这条资本主义方针，提出“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的口号。
为了便于追逐最大利润，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商业部门推行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新体制”。
1965年03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在商业中推行“新体制”的决议。
“新体制”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1阶段推行“计划工作新制度”。
“新制度”规定，以“商品流转额和利润”作为企业的“主要指标”，用“利润指标”来“反映商业企业和商业机构经济活动成果”。
为了使商业部门的资产阶级分子能放手地攫取利润，“新制度”还规定，“授予商业机构和企业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
这个“新制度”已经在1967年初在苏联各个商业部门普遍实行。
在这以后，开始进入“新体制”的第2阶段，实行所谓“经济刺激新办法”。
其“特点”是，“利润和工资基金都成了职工的物质鼓励来源”，由于商业部门物质鼓励基金“直接依赖”“所获利润的数量”，这就驱使商业部门“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想方设法“发掘提高赢利率的一切潜力”。
因此，“新体制”的第2阶段是“大大提高了利润的作用”。
据《苏联财政》杂志1974年11月报道，到1974年初，在国营零售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中实行“经济刺激新办法”的已占这些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其零售商品流转额占百分之四十七，利润占百分之六十七。
在这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经营商业的最高目的的方针下，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商业活动攫取的利润越来越多，企业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收入也大大增加。
据苏联《商业管理的经济方法》一书透露，实行“新体制”后，利润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流转额的增长速度。
根据在约一万个国营商业企业试验的结果，1970年比1967年，商品流转额只扩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而利润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这些利润绝大部分都由苏修统治集团所攫取。
至于由利润提成建立的企业内部“刺激基金”，很大一部分落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腰包，使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
据《苏维埃商业》杂志1974年第2期报道，奖金支付办法是由各企业自行规定的。
莫斯科土希斯克区第二食品商店正副经理1973年得到的奖金占其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七。
“莫斯科”百货商店的奖励条例规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等在同时完成商品流转计划和利润计划时可获得相当于工资百分之三十的奖金，每超额百分之一，还可多得百分之四的奖金。
这就使得地位愈高、工资愈多的人得到的奖金也愈多。
有些商店经理除通过领取“奖金”等“合法”手段捞到卢布外，还利用职权通过“非法”手段大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大发横财。
苏联《劳动报》1975年01月报道，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直截了当地”对出纳主任说，必须“从进货中捞点‘油水’，或用欺骗的手法降低单据上注明的商品质量，或是采取收买国家商品质量检验员的方法。”
就是这位经理通过高价转卖丝绸和大搞外汇洋货做黑市买卖，共贪污盗窃二百万卢布和四十公斤黄金等贵重物品。
苏修推行这种方针，使苏联商业与工业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日益剧烈。
工业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常常对商业订货置之不理，利润低的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利润高的则极力多生产。
商业部门抱怨工业企业产品陈旧，质量低劣，不合市场需要，甚至拒绝采购。
据苏联《经济报》1974年03月报道，塔什干第2制鞋厂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最近一年内，商业部门退回三万六千双鞋重新加工，二万八千双鞋降低了等级”。
莫斯科“女布尔什维克”缝纫厂为了多得利润，不顾商业订货，对高利润的服装超额完成商业订货百分之二十一，低利润服装比商业订货原计划少生产百分之十一。
苏联商业部长透露，1972年批发交易会上的商品，大约有价值三十亿卢布的商品因质次价高，商业部门拒绝采购，其中轻工业品二十三亿卢布，文化生活用品七亿卢布。
在商业内部，例如批发和零售之间瓜分利润的斗争也日益加剧。
对商业职工的剥削日益加重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复辟，把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商业的所有制性质。
今天苏联国营商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广大商业职工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雇佣奴隶。
苏联商业部部务委员斯科沃罗达在一篇文章中供认，按照苏修当局的规定，商业企业领导人有权出售“多余”和“不用”的设备、用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有权自行规定流通费用、商品流转构成、商品储备和财务计划等指标；
有权自行规定各类职工人数、招收和解雇职工，“决定采用任何一种现行工资制度”，规定职工的奖励办法及支付奖金数额，“剥夺奖金，或减少奖金额”。
这就是说，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商业企业的管理大权，商业部门广大职工的雇佣和解雇、工资制度和奖金的确定、工作时间制度等等，都操纵在苏修当局任命的商业企业领导人手中。
苏修宣传什么“新体制”可以使商业职工多得“奖金”，实际上“新体制”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篡窃的权力加强剥削商业职工的一种手段。
苏修以“奖金”为诱饵，迫使商业职工“接受和完成紧张的商品流转计划”。
为了完成这种紧张的计划，商业职工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劳动，大大加强劳动强度。
苏修还推行在商业部门中“减少工人总数”、促进“兼职”等手段，以便他们更多地占有商业职工在实现剩余价值过程中所付出的剩余劳动。
苏联《文学报》透露，苏联冷饮供应站“一般说来，应该有四个仓库管理员，规定两个人一班，但是除了大的供应站以外，几乎所有供应站上第4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都被裁减了”。
留下的仓库管理员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天”，“没有节日”。
而苏修支付给职工的奖金远远抵付不了职工提供的更多的剩余劳动。
正象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职工受剥削时所说的：
“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的量，不保持任何必然的比率。
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所益于资本家的，是不同的量”。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物质鼓励”的妙用时，情不自禁地供认，用于“物质鼓励”的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
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作风到处泛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的特点之一是进行欺骗。
商业资本家除了参与瓜分剩余价值外，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还用抬高物价、掺杂作假、克扣分量、以次顶好等种种欺骗手段来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又一层剥削。
今天的苏联商业也同样用这些手段来“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
苏联报刊透露，为了获得额外利润，苏联不少商业企业“人为地提高商品价格”。
苏联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三十六个家具企业通过任意提价等手段一年内“获得额外利润近五百万卢布”。
《东方曙光报》报道，加里市一商店“把棉布的价格从每米二卢布六十戈比提高到三卢布二十戈比”。
在有的商店中，由于货价标签是任意提价的“障碍”，干脆“没有一件商品有货价标签”。
为了追逐利润，根本不顾人民需要。
据苏修报刊报道，有的地区一些赢利小的商品，如食盐、小锅、火柴、肥皂、煤油等顾客经常买不到。
《苏维埃俄罗斯报》透露，“能赚钱的商品”商店工作人员“既热心又麻利”，烈性酒利大就开“绿灯”，“而对火柴就不是那种态度，因为它体积大，而价钱只有几个戈比”。
有些赚钱少的小商品，即使商店有存货，也“没有能从仓库拿出来”，因为费工而不赚钱。
《真理报》承认，该报“收到不少信件，抱怨在商店里买不到器皿、餐刀、餐叉、毛巾、小五金和其他大量需求的商品”。
自由市场上的中间商——“商业服务站”还以贱买贵卖的卑劣手段剥削农民。
苏修报刊供认，“商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可以亲自到偏僻的集体农庄去，直接在农村中收购剩余产品，自然，是按相当低的价格收购……。”
苏联《劳动报》透露，为了赢利，莫斯科一自动售货商店“出售白兰地酒时，在每公升中注上半公斤普通酒”，出售的啤酒是“啤酒泡沫加水……”。
这家商店每月靠欺骗顾客诈取近一千卢布。
列宁纳巴德五十六号门市部卖糖果、酥油一次几克几克的克扣，这样一点一滴地从顾客身上榨取。
有的商店“即使称五克货物，也必然要少称些，以欺骗顾客”。
为了保证“完成流转额指标”和多得“奖金”，商业企业欺骗顾客预先付款。
苏联《劳动报》报道，“科斯特罗马百货公司经理部向预购冰箱的公民发出通知，说请你们来拿冰箱。”
科斯特罗马人急忙赶到商店，付款二百卢布。
顾客要取货时，售货员则回答说：
“等着吧！”
“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
常来看看吧”，预先付款主要是“为了完成计划”。
这家报纸供认：
“顾客受骗了。
这就是为了以假冒完成计划而领取奖金。”
上述事例在今天的苏联商业企业中不胜枚举。
苏联《真理报》也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地区，商品价格定得过高，少找给顾客钱、克扣尺寸和斤两，降低饭菜质量，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