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五·七干校是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夏方豪
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发出九周年了！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热潮中，联系五·七干校的斗争实践，重温《五·七指示》，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办好五·七干校，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需要，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一项伟大事业。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在《五·七指示》中，毛主席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
解放军要分别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兼起来。
工人、农民都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在有条件的地方，工人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农民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学生兼学工、学农、学军。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所有这些，都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扩大共产主义因素的。
《五·七指示》既讲了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问题，又讲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
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宏伟纲领。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指出了在上述几个“一部分”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严重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农村等三大差别，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反映这些法权的观念，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又不能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因而就有可能使某些人把职权变成特权，使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国家政治生活和党内生活。
这些，都是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因素。
因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影响和侵蚀，就成了机关工作人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课题。
实践证明，认真贯彻执行《五·七指示》，办好五·七干校，重新教育干部，是解决这个重大课题的有效措施。
那些办得好的五·七干校，在这方面正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在那些五·七干校里，大家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是五·七战士。
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按照“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原则，互帮互学，能者为师，密切联系现实斗争，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总结经验，向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宣战，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
大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学，批判修正主义的战友，大干社会主义的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劲使在一起，汗流在一起，心贴在一起。
战斗的集体生活，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破除那种以等级观点看待社会分工的传统观念，不断清除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
在那里，大家自愿地尽其所能从事生产劳动，不计时间，不讲条件，担子拣重的挑，劳动抢艰苦的干，为革命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
这种自觉的生产劳动，超出了那种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有利于培养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有利于“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那里，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
大家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吃一样的饭菜。
这种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生活制度，密切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新老干部之间，同志之间的关系，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是一种批判，对于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搞特殊化是一种限制。
干校办在农村，组织学员参加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到农村插队锻炼，做社会调查，向工农学习。
这对于改变某些干部不懂工、不懂农的状况，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反对那种轻视农业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旧的传统观念，对于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五·七干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它新就新在含有较多的共产主义因素，对资产阶级法权起了某些限制作用，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决心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林彪反党集团，特别仇恨我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千方百计地想把五·七干校扼杀掉。
他们诬蔑干部进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妄图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但是，应该看到，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尚未肃清。
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还在顽强地阻碍着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的成长。
斗争在继续。
怎样认识五·七干校的性质和任务，按照什么方针办校，这是必须切实加以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划时代的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列宁还强调指出：
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必须把‘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为抗大规定了“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方针。
这个方针，在实践中已形成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发出了《五·七指示》和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从事工农业生产，号召广大干部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阐明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毛主席还指出，“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克服许多工作人员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同时，毛主席十分强调，要把工农业生产者中的优秀分子，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党的九大期间，毛主席谆谆教导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一些基层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
毛主席的教导，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为干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国家管理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指明了道路。
事实证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把干部教育同生产活动这个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有利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深入了解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
有利于树立阶级斗争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生产劳动，吸收工农参加国家管理，这是国家机关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样做，有利于密切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步缩小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差别，“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正确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同时，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管理人员最初是由生产者中分离出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者同生产者的界限，最终必将消失。
因此，把国家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又符合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要求。
五·七干校继承了抗大“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优良传统，是以干部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国家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
它是一个教育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它要干社会主义革命，又要搞社会主义建设。
五·七干校的基本任务是教育干部，搞好生产。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不断改造干部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
也只有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能有效地促进干部主观世界的改造。
实践证明，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遵照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培养教育干部，为国家创造财富，这是办好五·七干校的正确方针。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我们有些同志不认真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研究五·七干校的性质和任务。
他们把干部教育和生产劳动对立起来，或者认为既然是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就应当只是读书，生产劳动无关紧要；
或者认为只要搞好生产劳动就行了，不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显然这都是错误的，都是背离《五·七指示》精神的。
当前，有些同志对于五·七干校又是一个生产单位，还缺乏正确理解。
他们对努力搞好生产，实现粮、油、肉、菜四自给，实际上是不赞成的，甚至认为：
“这样搞，同农民有什么两样？”
在这些同志看来，我们的干部理应同农民不一样。
他们不懂得目前存在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差别，不应当凝固化，更不应当扩大，而应当逐步缩小。
还有些同志，一提起办干校，他那些老框框就来了，似乎越“正规”越好，恋恋不舍那条“关门读书”的老路，总想把五·七干校办成那样一个安稳舒适的旧“学府”。
这是值得警惕的。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某些干部学校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把干部引向“闭门修养”的邪路，做官当老爷，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这个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头脑，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防止陈旧的东西在五·七干校这个新生的事物中复活。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
我们高兴地看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到五·七干校锻炼，在下放劳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有力地促进了机关革命化和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
不少五·七干校还实现了四自给。
有一个五·七干校，每年轮训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机关工作人员，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不仅做到了在校人员的粮、油、肉、菜四自给，而且有余。
去年，他们的粮食产量，按整个机关和干校全体人员来计算，平均每人七百斤。
要是全国许多机关都能逐步做到这一点，就会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更好地同群众打成一片，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是管理者，又是生产者，既从事脑力劳动，又从事体力劳动。
这对于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积极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一定要从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充分认识办好五·七干校的重要意义。
要切实加强党对五·七干校的领导。
当前，特别要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领会《五·七指示》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明确五·七干校的性质和任务，坚持正确的办校方针，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郑重地对待它，缜密地研究它，细心地照管它。
我们坚信：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让我们在《五·七指示》光辉的照耀下，为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而努力奋斗！

北京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干部下放劳动锻炼
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广大下放干部认真看书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北京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广大下放干部在基层认真看书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举办五·七干校，是北京市组织干部走五·七道路的一种重要形式。
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城区，都坚持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在这四个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过的干部已达二万二千多名。
各区区委、革委会常委以上的干部能够下放干校的，基本上都去过干校。
学员们在干校里，除参加政治运动外，一般都能系统地读一至二本马列著作或毛主席著作，参加集体劳动，还能到农村插队锻炼，作一点社会调查。
这些活动使许多干部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取得了收获。
有的老干部穿起保存了几十年的南泥湾的粗布衣，和大家一起劳动，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
一些基层干部在干校尝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甜头，进一步认识了修正主义的危害，提高了看书学习的自觉性。
许多干部在干校艰苦的劳动中打掉了骄、娇二气，认识了自己同劳动人民的差距。
广大群众称赞经过干校学习和锻炼的干部，认真读书多了，参加劳动多了，深入实际多了，联系群众多了。
现在，五·七干校已成为城区广大干部喜爱的新型学校，干部们对干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这四个干校建校以来，还开荒六千多亩，生产粮食七百七十多万斤，林、副业生产也有所发展。
北京市组织干部走五·七道路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干部下放到郊区农村插队参加劳动锻炼。
去年05月全市抽调两千五百多名干部，下放到郊区十四个区、县的七百多个大队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批下放干部在农村始终坚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不少下放干部坚持每周集体学习的制度，同时抓紧时间刻苦自学。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许多干部更是认真钻研。
北京市公安局女干部刘军下放农村插队后，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天不管开会、收工多晚，都坚持学习一个小时左右。
她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时，认真读原著，目前已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了四遍。
北京第2医学院下放到四季青公社的干部，联系农村斗争实际，给这个公社五个大队的干部、理论骨干和知识青年辅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达九十多次，对这些大队学习革命理论的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北京市这批下放干部同贫下中农一起，在农村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努力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北京市卫生局下放到大兴县庞各庄公社小营大队的干部，为了帮助这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健康成长，一到农村就协助大队党支部健全了知识青年学习小组，同知识青年一起制订了学习计划，组织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使这些青年养成了看书学习的习惯，即使在三夏大忙期间，各学习小组仍然能够每周坚持五、六个小时的学习。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下放干部立即帮助知识青年连夜赶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辅导材料，联系本村阶级斗争的实例，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在地头、场院向干部、社员讲解，发挥了知识青年在学习中的骨干作用。
这些下放干部都把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密切同劳动人民的联系，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许多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激发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能力。
在延庆县沈家营公社冯庄大队插队劳动的北京师范学院团委书记刘瑞华，在劳动中哪里艰苦哪里去，脏活、累活抢在前。
外出开会前后，那怕只有一两个小时，他也坚持到地里干活。
在紧张的夏收劳动中，他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和社员一起割麦，晚上又和青年一起脱粒。
他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和贫下中农的关系更加密切，今年年初被社员们推选出席了延庆县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附图片）
河北省石家庄市五·七干校学员通过理论学习，大振革命精神，大鼓革命干劲，学习小靳庄的活动蓬勃展开。
这是五·七干校学员在插队劳动休息时，学唱革命样板戏。
本报通讯员摄

北京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干部下放劳动锻炼
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广大下放干部认真看书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北京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广大下放干部在基层认真看书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举办五·七干校，是北京市组织干部走五·七道路的一种重要形式。
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城区，都坚持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在这四个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过的干部已达二万二千多名。
各区区委、革委会常委以上的干部能够下放干校的，基本上都去过干校。
学员们在干校里，除参加政治运动外，一般都能系统地读一至二本马列著作或毛主席著作，参加集体劳动，还能到农村插队锻炼，作一点社会调查。
这些活动使许多干部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取得了收获。
有的老干部穿起保存了几十年的南泥湾的粗布衣，和大家一起劳动，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
一些基层干部在干校尝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甜头，进一步认识了修正主义的危害，提高了看书学习的自觉性。
许多干部在干校艰苦的劳动中打掉了骄、娇二气，认识了自己同劳动人民的差距。
广大群众称赞经过干校学习和锻炼的干部，认真读书多了，参加劳动多了，深入实际多了，联系群众多了。
现在，五·七干校已成为城区广大干部喜爱的新型学校，干部们对干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这四个干校建校以来，还开荒六千多亩，生产粮食七百七十多万斤，林、副业生产也有所发展。
北京市组织干部走五·七道路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干部下放到郊区农村插队参加劳动锻炼。
去年05月全市抽调两千五百多名干部，下放到郊区十四个区、县的七百多个大队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批下放干部在农村始终坚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不少下放干部坚持每周集体学习的制度，同时抓紧时间刻苦自学。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许多干部更是认真钻研。
北京市公安局女干部刘军下放农村插队后，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天不管开会、收工多晚，都坚持学习一个小时左右。
她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时，认真读原著，目前已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了四遍。
北京第2医学院下放到四季青公社的干部，联系农村斗争实际，给这个公社五个大队的干部、理论骨干和知识青年辅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达九十多次，对这些大队学习革命理论的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北京市这批下放干部同贫下中农一起，在农村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努力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北京市卫生局下放到大兴县庞各庄公社小营大队的干部，为了帮助这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健康成长，一到农村就协助大队党支部健全了知识青年学习小组，同知识青年一起制订了学习计划，组织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使这些青年养成了看书学习的习惯，即使在三夏大忙期间，各学习小组仍然能够每周坚持五、六个小时的学习。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下放干部立即帮助知识青年连夜赶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辅导材料，联系本村阶级斗争的实例，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在地头、场院向干部、社员讲解，发挥了知识青年在学习中的骨干作用。
这些下放干部都把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密切同劳动人民的联系，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许多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激发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能力。
在延庆县沈家营公社冯庄大队插队劳动的北京师范学院团委书记刘瑞华，在劳动中哪里艰苦哪里去，脏活、累活抢在前。
外出开会前后，那怕只有一两个小时，他也坚持到地里干活。
在紧张的夏收劳动中，他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和社员一起割麦，晚上又和青年一起脱粒。
他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和贫下中农的关系更加密切，今年年初被社员们推选出席了延庆县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附图片）
河北省石家庄市五·七干校学员通过理论学习，大振革命精神，大鼓革命干劲，学习小靳庄的活动蓬勃展开。
这是五·七干校学员在插队劳动休息时，学唱革命样板戏。
本报通讯员摄

在参加哥沙曼王后陛下遗体火化仪式后
康良煜副主席、潘仲慧副总理、阮文吉副主席分别率代表团离京回国
宾努首相，陈锡联副总理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康良煜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来参加柬埔寨西索瓦·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陛下的遗体火化仪式后，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秀蒲拉西，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柬埔寨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洪金宽；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副司长何章明和高建中，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孙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和大使馆外交官员。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潘仲慧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由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副主席阮文吉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前来参加柬埔寨西索瓦·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陛下的遗体火化仪式后，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秀蒲拉西，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柬埔寨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暹安；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副司长梁枫和高建中，中国驻越南南方共和大使王若杰，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孙浩；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平，以及这两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毛主席语录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加强对共青团干部的培养教育
中共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公社委员会
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共青团的干部，是关系到实现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大事。
因此，我们从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就把教育和培养共青团干部的工作，列为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经常议，反复抓，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
我们公社的共青团干部都比较年轻，他们朝气蓬勃有干劲。
但是，由于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缺乏足够的认识，不懂得怎样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对于公社团委领导成员，除要求他们坚持自学外，还帮助他们建立了学习制度，组织他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
各大队党支部也相应地加强了对团支部干部看书学习的领导，从学习制度、学习内容到学习方法都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为了使共青团干部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一方面组织共青团的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方面带领他们对全公社青少年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中，既总结青少年中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先进典型，也分析少数青少年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影响的表现。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激烈斗争，使共青团干部受到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
大家认为：
共青团要做好党的助手，就必须认真组织青少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抓好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
不少团干部克服了把团组织单纯看成是发展青年入团，生产上起突击队作用的片面想法和做法。
全社掀起了用社会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热潮。
各团支部办起了图书室，组织青少年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狠狠打击腐蚀青少年的幕后教唆犯。
同时建立了革命大批判栏、好人好事表扬栏和团的生活栏，开展有意义的文娱体育活动。
共青团干部都有一股向往共产主义的热情，有一股大干社会主义的干劲，但是，“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因而，对共青团干部经常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十分必要。
我们经常分析共青团干部的思想动态，以便及时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公社团委委员、南庄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朱云，插队五年来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
前年，当和她同来插队的另一名知识青年被推荐上大学时，她思想上有点波动，觉得在农村劳动不如上大学好。
我们派团委负责同志，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批判林彪一类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使她认识到，与工农相结合是一辈子的事。
她从此安下心来，和贫下中农一起，为大干社会主义农业出大力、流大汗。

教育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湖北随县府河化工厂党支部
近几年，我们厂先后招收了三批青年工人。
这些青年人生气勃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也有少数分配到技术性工种的青年认为，当工人就是要学一手好手艺。
他们只顾埋头钻业务，忽视了政治学习。
一些分配到辅助性工种的青年认为，成天搬上搬下，拉来运去，没啥意思，工作不够安心。
党支部认为，引导青年工人走什么路，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件大事。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组织青年工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
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的论述，开展“为谁学技术”的讨论。
大家狠批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的“技术挂帅”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不怕人不清，只怕艺不精”的反动谬论，提高了青年工人的思想觉悟。
大家说：
“刘少奇、林彪妄图用‘技术万能’来引诱我们放松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拉拢腐蚀我们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绝不能上他们的当。”
青年工人万菊芳，被分配到“八六”车间当运输工。
开始，他觉得别的同学都当了技术工，自己却成天拉来运去，不光彩。
通过学习讨论，他懂得了，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开车床、拉板车都是革命的需要。
那种争工种、讲高低的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
从此，他安心本职工作，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为了更好地组织青年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还建立了一支以青年工人为骨干的理论队伍，制订了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制度，定期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
许多青年工人，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努力钻研学习科学技术，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队伍，正在迅速地成长。

有志气的年轻人
——记女共产党员王爱珍
山西省榆次市鸣谦公社北胡大队的女共产党员王爱珍，今年二十三岁。
祖父是个老八路，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了。
王爱珍高小毕业以后，就在队里务农。
1967年，贫下中农推荐她到本村民办小学当教师。
不久，她被评为榆次市的优秀教师。
王爱珍所在的北胡大队，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大队一些干部作风不正，阶级敌人乘机捣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受到影响，成了榆次市有名的后进队。
面对这种情况，王爱珍除了做好教学工作之外，还积极发动群众批判、抵制队里的歪风邪气，成了队里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队里一些搞资本主义歪门邪道的人怕她，贫下中农却夸她是个好苗苗。
1973年初，王爱珍被选为山西省晋中地区妇女联合会委员，并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
回来后，她找到北胡大队的负责人，商量怎样学习大寨，改变北胡的面貌。
她觉得，看到自己的大队落后，而又不去改变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耻辱。
她当民办教师，大队每年给她记三百个劳动日的工分，国家还每月有补贴。
这对她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但是，她决心回生产大队，同群众一起改变北胡的后进面貌。
一天上午，她找到公社革委会主任说：
“我不教学了，要回队去劳动，和大家一起干，改变北胡的面貌！”
公社领导同志考虑到她是个教师，又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没有立即答应她的要求。
1973年07月，大家推荐王爱珍去上大学。
入学考试以后，她总觉得放不下北胡这一摊子，思想斗争很激烈。
这时候，公社党委书记来找她谈话：
“王爱珍，你说你们北胡的面貌到底能不能改变？”
她回答得很干脆：
“怎么不能！
关键在领导。
只要干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面貌就能变。”
王爱珍下决心不上学了，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变北胡面貌。
公社党委表示支持她回队干革命的愿望。
王爱珍的斗争精神，过去村里一些搞资本主义歪门邪道的人是领教过的。
他们讨厌她，想把她撵走，便千方百计向王爱珍宣传上大学的“好处”，说她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是个“傻瓜”。
还有一些“好心人”也对王爱珍说：
“你在教育战线上出了名，生产上又不大通，为啥老是留恋着土坷垃？”
“你要是上了大学，将来挣工资，怎么也比在农村强！”
本来，上大学是为了革命，留下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也是为了革命。
但是，现在围绕上大学问题的种种议论，使王爱珍看到了这中间的对立不是上学和务农，而是两个阶级的两种思想的斗争。
她看清了这一点，意志反倒更坚定了。
她就是要当这个“傻瓜”。
她想：
在傻不傻的问题上，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把最会盘算私利的人，看成是最聪明的人；
胸怀革命大志、不谋私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他们眼里从来都是“傻瓜”。
自己作为革命先烈的后代，决不能把事情弄颠倒了。
她下定决心，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留在农村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一辈子。
对于阶级敌人的阴谋，她给予坚决的揭露，对于一些还受旧思想束缚的“好心人”，她认真地做好思想工作。
王爱珍的这一革命行动，马上在北胡大队贫下中农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群众拥护她。
一伙青年人都表示要好好向她学习。
两个要升学的女青年也下决心留下来和王爱珍一起干。
榆次市第2中学有几个1973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到北胡搞社会调查，他们了解到王爱珍的革命行动以后，回去一宣传，有十一个共青团员自动要求到这里来插队。
后来，另一个学校又来了一个女知识青年。
这就使北胡大队一下子出现了一种生气勃勃的革命气氛。
1973年09月，北胡大队的全体党员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致推选王爱珍担任了北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王爱珍当了干部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千头万绪，先抓主要矛盾。
她在队里办起了对照大寨、昔阳经验，总结北胡历史教训，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班。
发动群众把北胡大队过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翻出来，把党支部在过去十几年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
然后，请老贫农忆苦思甜，激发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动员群众乘批林批孔的东风，打击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阶级敌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这个大队的一些干部，以往很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王爱珍当了支部书记以后，便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她在劳动上处处带头苦干。
不管晚上开会多晚，第2天，她照样早早起来和大家一块干。
她不会种地，间谷苗的时候，开始老落在人家后头，但是她很顽强，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别人歇工，她不歇工，很快学会了一般农活。
她没有工作经验，就虚心向别人学习，并注意发挥革命老干部的作用。
她还组织青年人开展革命的小评论活动和革命的文艺活动，表扬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在王爱珍的带动下，北胡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振奋起革命精神，大干苦干。
1974年这一年，办了过去十几年没有办到的事。
村里一座土桥断了，过去队里想把它修好，由于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老是讨论这个报酬，那个补贴，一直动不了手。
去年，民兵们用三个晚上的义务劳动就修好了。
过去，全大队只有水浇地二、三百亩，经过去年一年的大干，现在扩大到八百亩。
去年，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由前年的二十二万多斤猛增到七十二万斤。
这一年，他们不仅不再吃国家的供应粮，而且向国家交售粮食二十一万斤，队里还留了集体储备粮。
本报记者

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宿舍阵地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商业局五金公司联纺五金商店团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去年09月份开展了“红宿舍”活动，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青年职工参加了这一活动。
去年，党支部发现九号宿舍的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在宿舍里认真看书学习，经常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宿舍里社会主义正气上升。
而有的宿舍放松了学习，出现了不良倾向。
这使党支部受到了启发：
宿舍虽小，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
党支部不光要抓好八小时以内的工作，还要抓好八小时以外的教育，教育青年们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把青年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于是，他们支持团支部关于开展“红宿舍”活动的倡议，并由团支部出面推广九号宿舍的经验。
“红宿舍”活动很快在商店各个宿舍普及开来。
但是，有的青年认为，工作忙，学习时间也不少，开展“红宿舍”活动是多此一举。
针对这种思想，团支部在党支部的指导下，组织团员、青年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并进行“为什么要开展‘红宿舍’活动，怎样办好‘红宿舍’”的讨论。
通过学习和讨论，青年们都认识了办好“红宿舍”的意义和好处。
大家心齐了，“红宿舍”越办越好。
办好“红宿舍”，关键在领导。
五金商店党支部和团支部把办好“红宿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经常研究，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党支部书记经常深入到宿舍和青年一起学习讨论，亲自辅导，及时解决他们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
党支部还注意培训理论骨干，使他们先学一步，学深一点，多学一点。
把一些思想好、理论水平较高、群众拥护的青年，及时充实到“红宿舍”领导小组来。
团支部书记原来在家住，为了组织和领导好“红宿舍”的活动，就主动搬到商店住。
不少老职工主动帮助团支部出主意、想办法，并经常到“红宿舍”进行学习辅导。
在领导和老职工的关怀下，越来越多的青年自觉地参加了“红宿舍”活动。
团支部把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结合青年的特点，选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红宿舍”活动的主要内容。
每个宿舍里都办起了学习栏、批判栏、竞赛栏。
他们还以小靳庄为榜样，广泛开展学唱革命样板戏、讲革命故事、赛诗等活动，进一步活跃了宿舍里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红宿舍”活动的开展，给商店带来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青年们看书学习蔚然成风，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不断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深受群众欢迎。
本报通讯员

组织团员和青年认真学习革命理论
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勤务连团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团员、青年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了全连团员、青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使团组织较好地发挥了党支部的助手作用，进一步推动了连队各项工作的开展。
这个连队在南岭山区担负着繁重的警勤任务，战士们常年分散在湖广交界的几个高山哨所和执勤点上。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这个连队团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比较重视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经常对团员、青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全连团员、青年在分散执行任务的情况下，能保持革命警惕，比较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连队思想建设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团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且充分利用政治夜校、黑板报、墙报等文化阵地，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交流学习体会；
采取上辅导课，办学习班，编写学习资料等方法，帮助大家学懂弄通。
他们还学习小靳庄的经验，组织团员、青年围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开展赛诗、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样板戏等文艺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团员、青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空气更浓了。
勤务连团支部在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针对团员、青年对理想和前途考虑较多的特点，注意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出发，抓好革命理想教育。
他们组织团员、青年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并组织团员、青年参观驻地农村、厂矿阶级教育展览馆，请老工人、贫下中农讲厂史、村史、家史和农村、厂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革命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理想，怎样考虑前途”的讨论。
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团员、青年提高了觉悟，表示一定要跳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把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
把个人的理想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起来，自觉地做好本职工作。
他们把多站一班岗，多挖一锹土，做好一锅饭都看成是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新战士李建平入伍前受剥削阶级“读书做官论”的影响，认为自己是个高中毕业生，到部队一定能安排个合乎自己理想的工作。
当组织分配他站岗、种地时，思想上有些想不通。
通过教育，李建平提高了认识。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经验交流会上，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谈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介绍了自己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经验体会，对全连战士启发很大。
大家决心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终身。
要抵制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对团员、青年的腐蚀和影响，就必须大力宣传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先进典型。
最近，这个团支部利用幻灯、黑板报、墙报专栏等形式，表扬了两个先进团小组和五名先进团员的事迹。
同时，团支部还针对团员、青年的思想实际，组织大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阴谋家妄图用名利、地位把青年一代引向资本主义邪路的罪行。
通过宣传典型，开展革命大批判，这个连队的团员、青年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精神。
大家决心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树立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做自觉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
本报通讯员

广西文艺工作者在农村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新华社记者摄

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颂歌
——彩色故事影片《平原游击队》观后
章柏青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经指出：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在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人民在辽阔的国土上，在敌人的后方，展开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游击战争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我八路军开展了广泛猛烈的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重新摄制的彩色故事影片《平原游击队》正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的。
影片通过我八路军基层指挥员李向阳率领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歌颂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
《平原游击队》写的虽是李向阳率领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但它却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敌后游击战争的缩影。
李向阳游击队的战斗行动，是为了拴住日寇松井，不让他增援进犯山区的日寇，确保我山区大部队反“扫荡”取得胜利。
影片围绕这一点，通过李向阳游击队钳制敌人，最后协同主力部队全歼敌人的英雄业绩，表现了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作用。
毛主席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
李向阳和他所领导的游击队，忠实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狠狠打击敌人，始终牵着日寇松井的牛鼻子转，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影片开始，李向阳游击队受命一进入平川，就兵分几路，虚虚实实，迷惑敌人，造成了松井军事上的错觉，赢得了主动。
尔后，李向阳率领游击队员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变化莫测，使松井坐卧不宁，草木皆兵，疲于奔命。
智取西河口炮楼、烧毁敌军火和粮食仓库这三次战斗的共同特点，都是“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
这充分表现了李向阳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自觉性。
影片结尾的歼灭战则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关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光辉思想。
李向阳按照预定计划，将松井部队诱至李庄。
这时，山炮轰响，地雷爆炸，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我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协同作战。
松井陷入重围，盲人瞎马，仓惶应战，终于全军覆灭。
这支游击队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人民的子弟兵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对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军民关系正如鱼水一般紧紧相连。
李向阳率领的游击队所以能在狡猾、凶残的日寇松井部队的眼皮底下自由驰骋，能在封锁极为严密的平川上周旋，根本原因，就是这支部队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影片中的李庄，是抗日战争年代无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典型，而孟考、李大娘、老勤爷则是抗日根据地千百万人民的优秀代表。
正是由于李庄抗日群众挖地道、埋地雷、割电线、送情报，同游击队一起协同作战，才使日寇松井耳聋眼瞎，如野牛陷入火阵。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组成了一道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影片中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描写：
汉奸地主杨老宗告密后，李庄的地道被敌人挖开了。
面对日寇的刺刀，李大娘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坚决不吐露李向阳和粮食的下落；
区委书记孟考挺身而出，掩护群众；
老勤爷和小宝子为了掩护区委书记和游击队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此同时，李向阳率领的游击队，为了抢救群众，及时赶回李庄，驱走日寇，保护了乡亲。
通过这些描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游击队的坚强后盾，人民军队又是人民群众的可靠支柱这一生死相依的关系。
怎样看待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同的世界观有截然不同的回答。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人。
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而满脑子唯心史观的林彪一类的机会主义分子，则无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迷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军队，恶毒污蔑人民群众只知道“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
《平原游击队》所展示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图景，是对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
重新摄制的彩色故事影片《平原游击队》与原来的黑白片相比，更加突出了毛主席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突出了人民战争，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者之间的关系。
它的上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但是，影片也有不足之处。
如对于主要英雄人物的刻画还不够细致，有的演员表演缺乏足够的深度，在火烧敌人粮食仓库的战斗中，李向阳采取的“声东击西”的战术未能充分表现出来，在摄影、美工等艺术处理上，有些地方还比较粗糙。
我们期待着革命电影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认真总结经验，勇于实践，敢于创造，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来。

摆脱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
湖北省话剧团演员肖惠芳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怎样联系实际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呢？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文艺队伍里，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还有哪些反映？
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我们剧组自从接受参加文艺调演的任务以来，在上级党委和剧组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狠抓了队伍的思想革命化。
剧组里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气象。
在角色的安排上，虽然这次演员更换的幅度比较大，大多数都能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正确对待，服从分配，能上能下。
但就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仍然会顽固地冒出来。
比如，这次我由A角换为B角，思想上就产生了一些波动。
我心想：
为什么要呼拉一下子把我换下来，顶上个年轻的？
培养青年也不能不要老演员哪！
怎么发挥老演员的作用呢？
想到这里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认为不那么光彩。
我的这些想法，反映了这么几个问题：
怎样对待A角与B角、老演员与年轻演员的关系？
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才认识到：
我在这些问题上所以不能正确对待，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作怪。
当A角或B角，都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原来就是一个青年同志演的。
后来由于分队演出的需要，这个青年同志调到另一个剧组工作，我才担任了这个角色。
当时，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今天换下来就产生这么多的想法，这不正说明我只能上不能下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只要革命需要，当A角也好，当B角也好，当配角也好，都是革命的岗位，根本不存在什么光彩不光彩的问题。
而我呢？
却把演员分成几等几级，觉得A角比B角高一些、体面一些，让我演A角，就感到高兴，让我演B角，就觉得不光彩。
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的反映，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孔孟之道流毒的反映。
孔老二就是把人分成上智下愚、分成高低贵贱的；
刘少奇、林彪及周扬一伙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他们大肆鼓吹“三名三高”，竭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我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在演什么角色上计较，这不正是受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吗？
新老同志之间，应该是接力赛跑的关系。
看到青年演员的成长，我们应该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后继有人而高兴，为自己是个老演员而感到责任重大。
但是在我头脑里，却把“老”也当作一种资本，觉得自己是老演员，经验多一些，技巧高一些，A角的位置理所当然是我的。
现在青年演员赶上来了，顶了自己的位置，就觉得不舒服了，这不是说明我头脑里“艺术私有”的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作怪么？
回顾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下，某些人争名争角的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我们有的演员本来政治上表现不错，业务上也比较刻苦，可是在做出了一些成绩以后，没有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被庸俗的捧场和喝彩弄昏了头脑，向党伸手，讨价还价，飞扬跋扈，最后蜕化变质，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了。
那时，A、B角的关系也特别紧张，特别别扭。
关键在哪里？
就是被个人主义的名缰利锁束缚了手足，没有解决好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今天，如果我们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就不能识别并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会上当受骗。
今天，我们为工农兵演出，A角和B角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为塑造好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而努力。
谁演主角，谁演配角，在演一个角色时又是谁演A角，谁演B角，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为谁演戏”这个问题搞清楚。
究竟为谁演戏，是为广大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还是为自己的名利？
这是我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我们老一些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大好形势，要满腔热情地对待年轻一代，培养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接班人。
我决心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努力改造世界观，做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标志
——读鲁迅后期杂文有感
倪墨炎
列宁说过：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一生，是不屈不挠地战斗的一生。
他是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中出来的，对于旧社会的腐败，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在初期的著作中，曾经把当时的旧社会比作“漆黑的染缸”和“人肉的筵宴”，他决心要打破那“染缸”，掀掉那吃人的“筵宴”，扫荡那些食人者。
当他后期在世界观上有了飞跃的进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不但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承认阶级斗争，积极投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为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鲁迅结合当时的斗争需要，学习了列宁的著作。
对于有的革命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动摇，和某些“同路人”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终于背叛了革命，鲁迅作了分析和批判。
这是鲁迅作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标志。
鲁迅虽然没有能够亲身经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他的许多论述，今天，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依然有一定的启示。
鲁迅后期，正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中国反动派疯狂攻击列宁缔造的、斯大林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的时候。
鲁迅认识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无阶级社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成功”，那“阶级的消灭也就早”。
（《我们不再受骗了》）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即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
因此，要实现“无阶级社会”，不能靠梦想，而必须经过激烈的斗争。
在“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鲁迅说，如果看不到这样的斗争，那“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
我们不应陶醉在共产主义的“梦境”中，而应该“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斗争，重要的“是做”，要革命，要不断前进。
（《听说梦》）鲁迅曾经把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作过这样的概括：
“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鲁迅确切地相信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出现。
鲁迅指出：
10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因此，“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鲁迅在这里指明，那些攻击10月革命的人，是“替阔人打算”的人，是日夜梦想恢复反动统治的人。
鲁迅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同攻击、污蔑10月革命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鲁迅认真地学习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
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如果不同旧习惯势力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斗争，那就不能最终地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
对于列宁的一系列论述，鲁迅十分敬佩和拥护。
他说：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按：
即列宁），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
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习惯与改革》）而要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建立在“沙”上，不至于“等于无成”，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就必须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同旧习惯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
鲁迅说：
否则，革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整个社会又会被习惯势力“拉回旧道上去”。
鲁迅坚决反对把脑力劳动看作高人一等的观点，反对培养特权阶层。
针对当时周扬一伙俨然以精神贵族自居的情况，鲁迅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是有着许多方面的内容的，有许多工作要做，文学艺术只是这场革命中的“一翼”，并没有比其它“翼”特别高贵的地方。
诗人和文学家也不能认为自己“高于一切”。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要求“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
鲁迅的这些论述，对于当时周扬等“四条汉子”是有力的批判。
可是周扬等仍然“我行我素”。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竭力推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三名三高”，培养精神贵族和特权阶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鲁迅还十分热切地希望从工人、农民中培养作家。
他当时感叹：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一定的文化。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当家作了主，才有可能在文化上得到解放，成为文化的主人。
“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革命时代的文学》）
鲁迅对某些革命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动摇，曾经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批评。
鲁迅认为：
一个革命者如果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动摇，那么，当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用“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当敌人用“自由”、“人道”这些资产阶级口号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横”的时候，他就会顶不住那种逆流。
10月革命以后，高尔基由于脱离了工农兵群众，远离了火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第1线，在彼得堡“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竟抱怨苏维埃镇压反革命太“残酷”，甚至发牢骚说自己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
对于高尔基的动摇，列宁热情而又严肃地进行帮助。
当时无产阶级专政刚刚建立，阶级斗争十分激烈。
列宁要高尔基别只看到某些贫穷、困苦和疾病的暂时现象，而应该走出彼得堡，冲破那个包围圈，“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
对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的高尔基，鲁迅一直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曾向中国的读者推荐过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说：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
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
这里的“革命者”，就是指的列宁。
作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曾经生气勃勃地参加了革命战斗的高尔基，鲁迅认为“是伟大的”。
但对于高尔基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动摇，鲁迅却给予了毫不含糊的批评。
鲁迅认为，高尔基没有能够顶住那股反动逆流。
鲁迅说：
在当时反对和抱怨无产阶级专政的声音中，“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鲁迅在这里尖锐地指出了：
高尔基抱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到了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的危险境地。
高尔基替一些反动家伙奔走、辩护，结果怎样呢？
鲁迅说：
“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
阶级斗争的现实是无情的，高尔基实际上干了象农夫怜悯毒蛇那样的傻事。
鲁迅对高尔基的分析批评，表现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坚定信念。
鲁迅还曾多次批判了某些所谓“同路人”的背叛行为。
鲁迅曾经指出：
“俄国10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
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面前，他们恐惧了，失望了，有的甚至自杀，逃跑，颓唐。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
（《革命文学》）就是说，他们在革命的队伍里，抗拒改造世界观，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到工农群众中去，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
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格格不入的，有些人就会以各种方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走上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耻道路。
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乔冠华外长会见并宴请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外交部部长乔冠华05日和06日两次会见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及其随行人员，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06日晚，乔冠华部长设便宴招待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副主席一行。
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姚依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出席了宴会。

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
中共茶陵县委领导成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全县理论学习逐步深入
本报讯
中共湖南茶陵县委领导成员认真看书学习，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全县理论学习逐步深入。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农村工作多、任务重，没有时间学习理论；
有的同志读了一两遍就觉得差不多，满足于一知半解。
县委书记王连福发现这些问题后，及时组织县委常委座谈讨论，认真总结过去忽视革命理论学习的经验教训。
一些老同志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推行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黑货的沉痛教训，他们说，过去跟着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跑，就是吃了没有认真学习的亏，对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缺乏认识，放松了警惕。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对革命理论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就会是非不分，好坏不辨，甚至把毒草看成香花，上当受骗。
通过总结，大家认识到：
干革命光凭一股革命热情不行，只有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才能心明眼亮，做到“风吹不昏，沙打不迷”，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认识提高以后，县委领导成员普遍增强了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工作多，妥善安排；
时间紧，见缝插针，挤时间读；
文化低，多学多问，迎难而进。
他们还坚持集体学习制度，县委每月集中学习四天，着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原著，反复领会基本观点。
大家把在自学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带到集体学习中讨论，集思广益，直到学懂弄通为止。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县委组织专题调查组，分别对集市贸易、社队企业、个体手工业等现状作了调查。
然后联系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理论上弄通了，行动上就自觉了。
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彭物苟在火田公社芙江大队蹲点时，发现一个劳改释放犯经常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教唆几个青年进行犯罪活动。
他感到，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于是立即发动贫下中农对这个教唆犯进行斗争，打击了阶级敌人，教育了青年和广大群众。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修防修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县委领导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更高了。
他们发给每个同志一本劳动手册，经常督促检查。
今年一至03月，县委常委劳动时间一般都在十六天以上。
县委常委张芙蓉是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提拔到领导岗位不久的新干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经常对她阿谀奉承。
但她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在农业生产第1线，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她说：
“汗水天天流，思想不变修。
只有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群众，为贫下中农掌好权。”
县委为了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经常开门整风，请基层干部、贫下中农提意见，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
这样，有了缺点错误就能及时改正，增强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免疫力。

姚文元会见港澳爱国新闻界参观团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我国领导人姚文元今天下午会见了以费彝民为团长，李子诵、李侠文为副团长的港澳爱国新闻界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广播事业局代局长邓岗、新华通讯社副社长解力夫、《人民日报》负责人潘非，有关方面负责人梁上苑、崔明堂、晏鸿亮等。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庄则栋主任会见国际篮联秘书长琼斯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今天上午会见了国际篮球联合会秘书长琼斯，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宋中、牟作云参加了会见。
琼斯是01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并已在今天乘飞机离开我国。
02日中午，中国篮球协会曾宴请了他。

庄则栋主任会见国际足联主席阿维朗治、秘书长卡泽尔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今天下午会见了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阿维朗治、秘书长卡泽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足球协会主席赵希武、有关方面负责人郭雷参加了会见。
阿维朗治和卡泽尔是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今天中午，中国足球协会为客人们举行了宴会。
阿维朗治和卡泽尔将于07日乘飞机离开我国。

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济代表团离广州前往上海访问
新华社广州1975年05月06日电
以工商部长厄罗尔·爱·马哈比尔为团长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济代表团，结束了在广州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这里前往上海访问。
代表团团员中有农业、土地和渔业部长莱恩尼尔·马·罗宾逊，驻巴西大使加拉德·摩恩坦诺等。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锦棠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是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05月02日到达广州的。
当天晚上，梁锦棠副主任设宴欢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贵宾。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王润生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在广州期间参观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及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

我首任驻冈比亚大使雷阳离京赴任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冈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雷阳，今天乘飞机离京赴任。

日中友好之翼兵库县各界友好访华团在上海参观访问后前来北京
据新华社上海1975年05月06日电
由日本兵库县工人、农民、妇女、医务界、教育界和中小企业家等各界人士一百一十八人组成的日中友好之翼兵库县各界友好访华团，结束了在上海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前往北京。
访华团是02日由日本乘飞机到达上海的。
他们在机场上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金阿娥和二百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耀宗在03日上午会见了访华团团长、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兵库县本部会长高木正雄等，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几天来，日本朋友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少年宫、鲁迅纪念馆、上海博物馆，并同上海各界代表就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工会和妇女组织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日本朋友在上海访问期间，还介绍了他们来中国访问前，为要求在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开展签名运动的情况。
访华团的许多朋友走上街头，宣传日中友好的意义，已经征集了一万多人的签名。
上海各界人士对日本朋友为加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进行的努力表示感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欢迎日本朋友举行了招待会。

纪登奎会见塞拉利昂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塞拉利昂新闻和广播部长卡玛拉为首的塞拉利昂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萨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哲夫、新华社负责人彭迪等。
（附图片）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以塞拉利昂新闻和广播部长卡玛拉为首的塞拉利昂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芬兰男子篮球队同辽宁队进行友谊比赛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芬兰男子篮球队今晚在首都体育馆同辽宁省篮球队进行访问中国的第1场友谊比赛。
一万八千多名观众观看了比赛。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李青川、中国篮球协会负责人牟作云，有关方面负责人徐寅生、崔明堂、张明增观看了比赛，并在比赛前会见了芬兰篮球代表团团长玛尔蒂·胡达麦基、芬兰男子篮球队领队奥依法·维尔达宁，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芬兰驻中国大使萨洛米埃斯也观看了比赛。
首次来我国访问的芬兰男子篮球队，在今晚的比赛中以中距离投篮和控制篮板球取得了胜利，比分为八十二比七十六。
年轻的辽宁队在比赛中表现了自己速度快、防守积极的特点。
整个比赛场里洋溢着中芬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气氛。
观众对两国运动员良好的风格和球艺不断报以掌声。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代表团访问大港油田等单位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由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社长菲契里·沃格利率领的阿尔巴尼亚通讯社代表团，02日至06日分别在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副社长石少华陪同下，访问了大港油田和沙石峪大队、唐山煤矿等工矿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的热烈欢迎。
在大港油田，代表团参观了钻井设备和采油设备，并同工人、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了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油田的战斗历程，以及油田当前革命和生产的情况。
参观中，阿尔巴尼亚战友高度赞扬了我国石油工人取得的优异成绩。
贵宾们还参观了天津实验仪器厂。
在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阿尔巴尼亚战友参观了这个大队的麦田和正在兴建的盘山渠等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并同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贵顺进行了亲切交谈。
1966年曾访问过沙石峪大队的菲契里同志，这次看到这里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再称赞沙石峪人民的革命精神，并祝愿沙石峪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取得新成绩。
阿尔巴尼亚战友还参观了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开滦煤矿的唐山矿，询问了工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同先进工人进行了座谈。
访问期间，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淑珍、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曹子栋和唐山市革委会副主任潘桂山，分别为代表团举行了欢迎宴会。

一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舆论盛赞柬越人民的宝贵经验
印支人民的道路是民族解放的胜利道路
据新华社讯
一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舆论盛赞柬埔寨和越南人民的伟大胜利及其宝贵经验。
中东通讯社04月30日的一篇评论强调，越南人民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为正义事业而战，而阿拉伯民族也是为正义事业而战。
象越南人民一样，阿拉伯人也必将取得胜利。
埃及《金字塔报》主编阿里·哈米迪·贾马勒05月01日发表文章说：
“越南的革命者打了几十年仗，遇到过许多挫折和各种各样的破坏。
但是他们总是从挫折中变得更加坚定。”
文章指出：
“各国人民赞扬越南革命，不仅是因为它取得了胜利，而且是赞赏和钦佩它的决心和顽强以及世代相传的战斗精神。”
叙利亚《复兴报》的评论说，印度支那人民的胜利是对正在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所有人民的无限鼓舞。
评论说，柬埔寨人民取得的胜利“向世界证明，无论什么时候，以坚定信心、坚强意志和巨大牺牲决心去取得权利的人民，最后必定胜利”。
巴勒斯坦通讯社05月01日发表社论说：
“我们巴勒斯坦革命把越南的这一伟大胜利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坚定和决心的榜样”。
社论说：
“在这一光荣的日子里，我们保证继续沿着他们的道路——真正寻求自由和正义的人们的唯一道路前进。”
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05月02日发表文章说，第3世界国家为恢复它们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上的独立的战斗，又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
西贡的傀儡政权彻底垮台了，一个小国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伊拉克《巴格达观察家报》05月01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越南人民坚韧不拔的决心和进行人民战争而获得的辉煌胜利，不仅对越南人民，而且对全世界斗争中的人民具有伟大的意义。
它对还没有获得解放的人们来说，有着深刻的教益。”
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05月01日在对《舆论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越南人民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鼓舞了阿拉伯人民增强团结，为解放被占领的领土而斗争。
他说，越南人民走过的道路就是阿拉伯各国人民为解放他们失去的土地所要走的道路。
科威特《舆论报》发表社论，赞扬柬埔寨人民和越南人民的伟大胜利，表示阿拉伯人要以他们为榜样，“象他们那样干起来”。
科威特《火炬报》也指出，越南革命者用鲜血赢得的胜利，应当成为阿拉伯人民的榜样。
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数千人05月03日集会，刚果劳动党负责对外关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皮埃尔·恩泽在讲话中强调说：
越柬人民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斗争是个鼓舞，也是个鞭策。
我们将以柬埔寨人民和越南人民为榜样，为实现刚果的经济独立，在经济战线上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
索马里《10月之星报》05月05日发表的社论说，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胜利表明，“胜利最终将是属于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
所以，亚非拉人民必须实行合作，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附图片）
西贡解放后，成千上万的居民涌向街头，热烈欢迎解放军。
越南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丹麦外交大臣撰文纪念丹中建交二十五周年
赞扬两国友好往来和相互合作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1975年05月06日讯
哥本哈根消息：
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不久前在丹麦—中国友好协会报纸《丹麦—中国》上发表文章，纪念丹中建交二十五周年。
安诺生大臣在文章中指出，今年是丹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二十五周年，丹麦是和中国“开始正式关系的最早的西方国家之一”，“这些年来在无数场合下我们都感觉到，和人民共和国的这种较早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发展许多方面的友好合作的基础。”
安诺生大臣在文章中回顾了丹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他指出，丹中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
两国之间在文化和新闻方面发展了许多富有成果和卓有成效的联系。
中国的研究人员访问了丹麦的科学机构，丹麦的物理学家、林业人员和语言学家等等也对中国进行了大有收益的回访。
他说：
“所有这些活动对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了解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前提之一。”
安诺生大臣还回顾了他自己在1973年04月对中国的访问，并且说：
“丹麦首相1974年10月（对中国）的访问，是这些年来丹麦和中国之间结成的坚强纽带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明证。”
他接着指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丹麦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有力的发展，尽管两国相隔遥远，文化与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丹麦和中国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找到共同的利益和实现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广泛合作的愿望。”
安诺生大臣最后表示衷心希望并且相信中国将实现其目标：
在本世纪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乍得最高军委会主席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1975年05月05日讯
恩贾梅纳消息：
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马卢姆04月28日接见了中国驻乍得大使王人三，并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塞浦路斯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
新华社1975年05月02日讯
尼科西亚消息：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05月01日发表声明，宣布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
声明说，塞浦路斯代理外交部长安德烈亚斯·帕察利季斯已把承认一事通知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并且祝愿越南南方人民繁荣昌盛。

我友好访问团结束对瑞士的访问
新华社日内瓦1975年05月04日电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冯国柱为团长的中国友好访问团，在参加瑞士航空公司开航中国的庆祝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之后，于05月04日下午乘飞机离开瑞士回国。
中国友好访问团在瑞士访问了一些城市和参观了学校、工厂、农场等单位。
访问团到处都受到瑞士人民和当地官员的热情、友好的接待。
瑞士联邦委员、运输交通和动力部长维利·里恰德，苏黎世州议会议长维利·瓦尔克尔，日内瓦州政府主席安德烈·夏瓦纳，瑞士航空公司总经理阿尔明·巴尔滕施魏勒，分别设宴招待了中国友好访问团。
访问团还受到比尔市和蒙特勒市市长的接见。
中国友好访问团还受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埃里克·马丹和执行委员会主席罗歇·加洛邦的接见。

我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喀麦隆首都开幕
新华社雅温得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04月24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开幕。
喀麦隆工商发展部长优素福·达乌达主持了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有：
喀麦隆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萨巴尔·莱科，国务部长、总统府秘书长保罗·比亚，武装部队国务部长萨杜·达乌杜，总统府部长级副秘书长桑加·库沃，财政部长奥纳纳·阿瓦纳，司法部长阿契迪·阿舒，农业部长让·克恰，国民教育部长伯纳德·比迪亚斯·昂贡，就业和社会保险部长埃诺克·夸耶布，公职部长弗鲁姆西亚·奇纳耶，设备、住房和土地部长保罗·特萨，新闻和文化部长敦巴，畜牧和畜产工业部长萨乔·昂戈凯，运输部长克里斯蒂昂·邦格瓦，总统府负责同议会联系的驻节部长扎谢·蒙戈—索，国家总监部长级代表安泽·吉尔贝，国民议会第1副议长马伊—马蒂普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各界人士。
一些国家驻喀麦隆的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团团长刘彬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对在展览会筹备期间喀麦隆政府有关部门和友好人士给予大力支持和友好合作表示感谢。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魏宝善和喀麦隆工商发展部长优素福·达乌达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他们赞扬了中、喀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祝愿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和友好合作不断发展。

我贸促会代表团访问巴林
据新华社科威特电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为团长的贸促会代表团，应巴林工商会的邀请，从04月26日至30日对巴林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在访问期间，巴林国民议会议长哈桑·贾瓦德·古希、外交大臣谢赫·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哈利法、财政和国民经济大臣马哈茂德·艾哈迈德·阿拉维以及发展和工程大臣优素福·艾哈迈德·希拉维分别接见了代表团。

我青年足球队访问叙利亚
新华社大马士革1975年05月04日电
中国青年足球队结束对叙利亚的友好访问，05月03日离开大马士革回国。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曹克强05月03日为中国青年足球队访问举行招待会。
05月01日晚，叙利亚体育总联合会举行宴会，招待中国青年足球队。
曹克强大使出席了宴会。
中国青年足球队是04月22日到达大马士革的。
足球队曾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和阿勒颇，同叙利亚青年足球队及当地的青年足球队举行了比赛。

越南北方各地集会欢庆南方完全解放
平壤、地拉那集会热烈庆祝越南人民伟大胜利
新华社河内1975年05月03日电
越南首都河内市各阶层人民五万人，05月02日上午在市立大戏院广场举行集会，欢庆西贡和全南方获得解放。
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号召河内市军民大力开展促进生产劳动、勤俭建设社会主义的竞赛运动，以新的气势、新的力量前进，遵照胡志明主席的教导，把河内建设得“更加堂皇，更加壮丽”。
当天晚上，河内市近十万名青年和少年儿童举行火炬游行，欢庆这一伟大胜利。
南河省南定市一千二百名干部和人民最近举行集会，庆贺西贡—嘉定军民的巨大胜利。
太平省两万名干部和人民代表05月01日隆重集会，庆贺南方军民的巨大胜利。
胡主席故乡义安省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民代表近四万人05月01日上午举行集会和游行，庆贺南方获得完全解放。
河静省一万多名群众05月01日举行集会，庆祝越南南方军民的巨大胜利，并发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广泛积肥的农业生产运动。
广平省、老街省和北太省人民最近也分别举行集会和开展庆祝活动，欢庆越南南方完全解放。
新华社平壤1975年05月04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平壤市劳动人民、青年学生和朝鲜人民军军人两万多人，05月03日在平壤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的伟大胜利。
朝鲜党政领导人康良煜、李用茂、金永南、孔镇泰等出席了集会。
越南南方共和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胡共桥、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朝鲜大使黎光开和正在朝鲜访问的越南科学合作代表团应邀出席了集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李用茂上将在会上讲话说：
“越南南方人民发扬集体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正义的解放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
这对于迫使美帝在亚洲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全面破产、推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说：
“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取得的光辉胜利，清楚地表明，无论怎样小的国家的人民，只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为反对敌人而坚持勇敢斗争，就能够战胜任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李用茂说：
“我国人民只要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祖国统一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声援下，继续顽强斗争，就一定能够从南朝鲜赶走美帝国主义，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性事业。”
胡共桥临时代办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
“越南人民一如既往，今后仍将对兄弟的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给予积极的同情和支持，并竭尽一切力量支持和声援南朝鲜人民反对朴正熙法西斯独裁制度、争取实现社会民主化和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斗争。”
新华社地拉那1975年05月01日电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数万群众04月30日下午在斯坎德培广场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人民解放西贡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斯·科列加，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里·马尔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地拉那区党委第1书记马·穆夫蒂乌等出席了集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阮文树，越南南方共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陈伊巴，柬埔寨王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毕文烈以及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集会。
穆夫蒂乌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
“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斗争再次实际证明了列宁主义的这一论断：
帝国主义给人民只会带来压迫和剥削，各国人民应当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才能赢得自由、主权和独立。”
穆夫蒂乌说：
“越南人民在多年的斗争中结识了许多诚挚的朋友，受到他们的热爱，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
毛泽东的伟大的人民中国一直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给越南人民以兄弟般的和全面的援助和支持。
人民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的还有所有各国进步的人民以及世界上的民主和反帝力量。
越南的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声援反帝和解放斗争的胜利。”
阮文树大使和陈伊巴临时代办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给予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表示感谢。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
揭露苏修在柬埔寨问题上大耍两面派手法
比利时《光明与被剥削者》谴责苏修叛卖柬埔寨人民斗争
新华社地拉那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4月19日发表题目是《柬埔寨人民的胜利也是对莫斯科的伪善的和声名狼藉的政策的沉重打击》的社论，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柬埔寨问题上的伪善态度和阴险目的。
社论说，柬埔寨人民的胜利，标志着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大失败。
与此同时，“柬埔寨人民的光辉胜利再次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欺骗政策、侵略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自始至终一直是站在美帝国主义者和朗诺傀儡集团一边的。
全世界都知道，莫斯科社会帝国主义在柬埔寨政变和美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柬埔寨之后（对柬埔寨人民）采取的是两面派态度和敌对立场。”
社论指出，当柬埔寨人民刚刚展开解放斗争的时候，苏修代表在联合国提出关于通过“国际会议”或者通过其他国家的介入“和平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建议，其目的就在于扑灭这场刚刚点燃起来的斗争火焰，破坏这场斗争。
社论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死抱着他们的叛卖政策和预定目的不放，“连续五年否认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存在，并一直在金边挂着他们大使馆的招牌。
只是当解放者的炮声预告柬埔寨人民的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莫斯科社会帝国主义者才蛊惑人心地宣布将其外交人员‘撤离金边’。
而当自由的旗帜今天在金边上空飘扬，柬埔寨人民及其真正的朋友庆祝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声名狼藉的克里姆林宫头目们竟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他们‘一贯支持’柬埔寨人民，‘今后也将同他们站在一起’”。
社论最后指出，柬埔寨人民和所有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都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声名狼藉的伪善政策和肮脏阴谋的见证人。
新华社布鲁塞尔电比利时刊物《光明与被剥削者》最近一期发表题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叛卖》的文章，文章谈到柬埔寨人民的救国正义斗争，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可耻叛卖。
文章说，克里姆林宫修正主义集团不断支持朗诺卖国集团，承认朗诺伪政权，并给它提供援助。
文章指出，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但“使美帝国主义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也使受到柬埔寨爱国者揭露和蔑视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遭到了失败。”

不平则鸣
范秀竹
近来，保加利亚舆论对苏修控制的“经互会”在工农业产品比价问题上的不平等一再表示不满，指出“经互会”内部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大大低于世界市场价格，因而使保加利亚这个农产品和食品的出口国受到很大损失。
不平则鸣，这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的。
有比较才能鉴别。
苏修是“经互会”内的燃料出口国，可是当世界市场的燃料价格上涨时，它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随意提高价格一倍以上，并且制造种种“涨价有理”的谬论。
什么提高燃料价格是为了“适应于世界市场的条件”，是因为开采成本高昂、“要花许许多多的钱”，必需搞“严格的经济核算”，如此等等。
总之，苏修乘人之难，任意提高燃料价格，是一万个“有理”！
可是，人们不能不问，当保加利亚要求把农产品、食品出口价格“适应于世界市场的条件”，理由也是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苏修为什么装聋作哑，置之不理呢？
高唱“互利”曲调的苏修先生们，为什么不对保加利亚的农产品和食品的出口价格，搞一点“经济核算”呢？
多年来，苏修在“经互会”中强制推行“生产专业化”，硬要把保加利亚变为它的果菜园，使保加利亚深受其害。
今天，苏修这个“大庄园主”，唯利是图，大搞贱买贵卖，不顾别人的难处，这怎能不叫人发出几声不平之鸣呢？
马克思说：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
苏修在“经互会”成员国中，垄断原料，操纵价格，雇佣劳力，输出资本，真可谓把对其他成员国的“掠夺”当成自己“生存的原则”。
因此，说实在的，那个在苏修控制下的所谓“经济互助委员会”，改名为“经济掠夺委员会”，不是更符合实际吗？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访问伊朗
侯赛因副主席说两国的和解堵住外国在这地区玩弄阴谋的道路
据新华社德黑兰1975年05月01日电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04月29日至05月01日对伊朗进行了正式访问。
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会见了他。
伊朗首相阿巴斯·胡韦达同他举行了会谈。
公报说：
“关于双边关系，双方宣布，他们坚决完全履行阿尔及尔协议、德黑兰议定书和巴格达的部长级会晤中作出的决定。
他们也对双方为履行阿尔及尔协议和为解决两国之间所有的主要分歧而采取的认真的步骤表示满意”。
伊朗《德黑兰日报》04月30日就萨达姆·侯赛因副主席访问伊朗发表社论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达成的阿尔及尔协议，给了“某些方面对波斯湾怀有的明显阴谋”一个打击。
另据伊朗《世界报》（国际版）04月27日报道，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和解堵住了外国在这一地区玩弄阴谋的道路。

我国代表在海洋法会议上申述原则立场
柬王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合法权利应立即恢复
新华社日内瓦1975年05月05日电
出席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3阶段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05月05日举行的全权证书委员会会议上强调指出，已经彻底垮台的朗诺卖国集团和阮文绍反动政权继续窃据柬埔寨和越南南方的席位，是完全非法的。
全权证书委员会这一天下午开会，讨论和审议海洋法会议秘书处提交的关于出席第3阶段会议的各国代表团证书的备忘录。
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申述了中国关于柬埔寨和越南南方代表权问题的原则立场。
中国代表团副代表林家森强调说，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五年的英勇战斗，现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柬埔寨全国获得了解放，朗诺卖国集团已经彻底垮台。
谁也无法否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
朗诺卖国集团窃据柬埔寨在海洋法会议的席位以及这个现在已经彻底垮台的朗诺卖国集团的所谓“证书”，是完全非法的。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权利应该立即得到恢复。
关于越南南方代表权问题，林家森强调指出，越南南方人民为了保卫民族权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现在，西贡反动政权已不复存在，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是越南南方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代表团认为，原西贡当局“代表”出席这次海洋法会议及其所谓“证书”，是完全非法的。
中国代表团要求全权证书委员会将中国代表的上述发言载入提交海洋法会议的报告。
在05日的会议上讨论南非代表的证书问题时，象牙海岸代表团代表非洲国家发言，谴责南非政权实行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重申非洲国家反对这一政权，表示会议应该重新审查南非代表的证书。
中国代表团支持非洲国家的上述立场。

苏修控制“经互会”大搞贱买贵卖引起不满
保加利亚舆论要求提高农产品和食品价格
苏修在燃料供应问题上刁难捷克斯洛伐克给捷造成困难
新华社1975年05月04日讯
保加利亚舆论继续要求苏修控制的“经互会”提高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改变不平等的工、农业产品比价，以减少农产品出口国所受的损失。
保加利亚《国际关系》季刊1974年第4期发表文章，抱怨“经互会”内部现行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价格不符合“互利原则”。
文章援引苏联一个经济学家的材料指出，1971年“经互会”成员国相互贸易的合同价格根本脱离了世界市场价格，机器和设备的价格比世界价格高百分之十九，而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比世界价格低百分之十九。
文章说，“由于许多客观原因，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生产费用继续上涨”，世界市场的农产品近年来也因这种趋势而提高了价格，但是“经互会”国家这方面的贸易价格“几乎未变”。
这样，“经互会”内出口农产品和食品的国家就“不能保证收回生产费用”，“互利变成了对出口国的不利和损失”。
不久前在保加利亚出版的一些书籍也指出，“经互会”内现行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经互会”现行的价格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缺陷”，不利于出口农产品的国家。
按照“经互会”的“国际分工”，保加利亚是一个生产和出口大量农产品和食品的国家。
它出口给苏联的新鲜蔬菜、水果、卷烟占它这些产品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食品罐头占百分之七十八。
长期以来，由于“经互会”内不平等的工、农业产品比价，保加利亚受到很大损失。
1971年，保加利亚向苏联的出口总值为十四亿零九百二十万列弗（保加利亚货币），其中农产品和食品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二。
如按前述苏联经济学家的计算，这一年“经互会”的农产品和食品的贸易价格比世界市场低百分之十九，仅此一项，苏联就剥削了保加利亚一亿四千六百多万列弗。
近年来，保加利亚农业和食品工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据保加利亚报纸报道，“为发展供出口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比发展供出口的机器制造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多将近五倍至八倍”。
面临这种情况，保加利亚舆论曾多次呼吁，要求提高农产品出口价格，改变不平等贸易的状况。
然而，由苏联控制的“经互会”对保加利亚的要求置之不理，致使这个矛盾依然尖锐存在。
据新华社讯
最近一个时期，苏修一直在燃料供应问题上刁难捷克斯洛伐克，给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造成了困难。
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是一个传统产煤国。
六十年代以前，它的燃料动力工业几乎全部是用国产煤来保障的。
捷克斯洛伐克铀矿蕴藏也很多，是欧洲藏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由于苏修在“经互会”内部推行“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开采工业被苏修完全控制，使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利用自己这一战略物资和动力资源；
捷克斯洛伐克本国的煤炭开采工业也受到限制。
因此，全国用于生产的热能中，煤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必须从苏联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在化工原料中，煤也逐渐被石油和天然气所取代。
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捷克斯洛伐克置于燃料和动力不得不仰赖苏联的地位。
六十年代期间，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几乎全部来自苏联。
最近几年，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连年完不成原定生产指标。
石油生产从1967年起几乎年年落后于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速度。
为了转嫁经济困难，近几年来苏修一直不愿意满足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1973年，他们甚至没有如数履行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石油的合同。
1974年，苏联只答应提供石油一千四百万吨，对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一千六百万吨打了百分之十二的折扣。
在“协调”从1976年开始的下一个五年计划时，捷克斯洛伐克原先提出的从苏联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同样遭到莫斯科的拒绝。
据捷克斯洛伐克报刊透露，根据捷苏两国的会谈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在今后五年内不得不降低燃料的进口速度。
而且能不能按削减了的计划如数进口还要“取决于顺利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参与开发苏联奥伦堡天然气资源的情况”。
今年02月一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世界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指出，过去，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初级燃料动力资源的消耗量大约增加四分之一，但鉴于现实情况，下个五年计划“只能考虑增长百分之十五左右”。
下个五年计划是捷克斯洛伐克燃料“特别困难的时期”。
苏修先用垄断燃料供应的一手把捷克斯洛伐克置于不得不依赖苏联的地位，现在又采用限制供应的一手转嫁困难，卡捷克斯洛伐克脖子，这就是苏修对东欧“兄弟国家”的所谓“国际合作”。

葡萄牙举行制宪议会选举
新华社讯
里斯本消息：
04月25日葡萄牙全国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以选出一个由二百四十七名议员组成的制宪议会，来制订葡萄牙的新宪法。
这次选举是在推翻法西斯政权的军事政变（1974年04月25日）一周年时举行的。
根据接近完全统计的结果，在参加这次制宪议会选举的十二个政党中，社会党得票最多，获得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
其次是人民民主党，得到了百分之二十六的选票。
在这次选举前，执政的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革命委员会向参加选举的各政党提出了一项将在“三年至五年的过渡时期”内有效的纲领性文件——《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和各政党宪法协议》。
这个文件的条文将列入新宪法。
参加选举的十二个政党中的六个党（包括参加了目前的临时政府的四个主要政党）已于选举前两周在这一文件上签了字。
这一文件对葡萄牙“未来的权力机构的组成及其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在三年至五年的“过渡时期”内，武装部队运动革命委员会将掌握葡萄牙的最高政治权力；
武装部队运动将“制度化”，武装部队运动革命委员会和由二百四十名武装部队代表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大会都将“作为永久性的机构存在下去”。
武装部队运动革命委员会是在今年03月11日挫败了一次企图推翻现政权的军事政变以后成立的。
它行使了将近一年来葡萄牙国务委员会、武装部队运动救国委员会和武装部队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所担负的职能。

许多第3世界国家代表在海洋法会议上发言
谴责超级大国企图霸占海底资源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1委员会04月25日和28日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关于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国际机构问题。
秘鲁代表作为“七十七国”集团的协调人，在会上提出了关于未来国际机构的职能、结构和权力的建议。
他主张未来的国际机构由全体参加国的大会、理事会和专家组成的指导机构三部分组成。
它们分别负责制定政策、指导和监督海底资源开发的活动。
这一建议得到了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支持。
许多代表认为，这个国际机构应当是强有力的，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力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他们主张这个机构应当是一个民主的机构，坚决反对少数国家在这个机构中拥有否决权或加权表决。
中国代表在28日的发言中支持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他说，国际海底机构应是一个由所有主权国家共同管理的组织，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平等地参加管理，绝不能容许超级大国对它的控制和垄断；
它应该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绝不能容许超级大国利用它来对人类的共同财富进行控制、掠夺和垄断；
它应具有广泛的权力，包括直接勘察和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管理国际海底的一切有关活动，如科研、生产、加工、销售等。
反对超级大国把国际机构变成一个没有实际权力而只管行政事务的空架子。
中国代表指出，大会和理事会的组成，应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按地区合理分配名额。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的大多数，应在理事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都不能容许超级大国以任何方式实行控制和操纵。
中国代表在谈到国际机构的表决制度时指出，有关程序问题可以由简单多数通过，实质问题可以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反对超级大国用各种手段制造变相的否决权制度。
会上，美国代表在发言中继续鼓吹所谓管理局只应限于进行直接有关的国际海域的勘探和开发活动，并且声称要“保护少数国家集团的基本权利”和“保护少数的利益”等等。
他竭力妄图缩小管理局大会的权力，企图由少数国家和以少数“专家”来控制理事会。
美国的这些无理主张，遭到了第3世界国家的坚决反对。
另一个超级大国背后指使一、两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和美国代表唱一个腔调。
然而他们的主张同样遭到了大多数第3世界国家的断然拒绝。
新华社日内瓦1975年05月05日电
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3阶段会议就勘探和开发国际海底的基本条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强烈反对以第1委员会主席名义提出的“无名氏”文件中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塞进的私货，谴责超级大国企图霸占海底资源的阴谋。
秘鲁代表代表“七十七国”集团指出，“无名氏”文件中收进来的苏联提案的建议，即“在国际海底指定专供缔约国开发的地段”，把海底分给缔约国，并永久地享有专有开发权，而把管理局排除在外，这完全违背“七十七国”提出的管理局直接开发海底并对开发活动经常保持直接有效的控制的主张。
秘鲁代表还指出，这个文件中还收进了美国提出的“保留区”的建议，这项建议把国际海底分为两半，一半由多国公司开发，一半保留给管理局。
而“七十七国”主张，整个国际海底是人类共同继承财富，应受单一制度管辖。
他说，保留区的概念与“共同继承财富”的概念是不相容的。
保留的时间短，最后还是由多国公司拿去，使管理局无法直接开采，“七十七国”不准备支持这项建议。
坦桑尼亚代表指出，某些国家拒绝接受“共同继承财富”的概念，想尽办法来掠夺海底资源。
有人就是想在管理局之外顽固地保持其特权。
他说，“坦桑尼亚人民不允许我参予制定一个保护发达国家特权的公约”。
他还说，苏联建议的保留地段专供缔约国开发，各国领取数目有限的合同。
很清楚，只有那些具有开发手段的国家才能领取合同，这也就是所谓“先来先得”的原则。
他指出，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建议而不是苏联的建议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许多国家的代表还反对美国鼓吹的所谓建议，即百分之五十的国际海底由管理局与开发公司分享利润，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地区作为管理局的“保留区域”，供管理局自行开发或由管理局签订合同让私人公司开发。
阿尔及利亚代表说：
我们不是来这儿同多国公司瓜分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富的国际海底的。
保留百分之五十的国际海底给谁？
给美国人？
给美国公司？
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会受骗了。
巴巴多斯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了美、苏的无理主张。
他说，工业发达国家强烈反对管理局有权处理人类共同继承财富，认为国际海底是“无主物”，谁都可以据为己有。
这是帝国主义的破产的哲学。
他谴责苏联建议“将国际海底的一部分保留专供缔约国开发”的主张，并且指出，这里所指的缔约国显然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苏联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发言证明，在开发国际海底的基本条件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和观点。
“七十七国”集团的文件是完全正确的，而一个自称“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超级大国的代表却公然反对这一文件的基本规定。
这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声称的“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是假，千方百计要霸占国际海底资源是真。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逐点驳斥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无理主张。
他指出，关于开发国际海底的基本条件的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国际海底管理局是否应当拥有广泛的权力。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不少国家都主张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当拥有广泛的权力。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超级大国霸占国际海底资源，保证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利益。
但是超级大国就是要处处限制和架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权力。
只有超级大国放弃它们的霸权主义立场，真正承认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富这一根本原则，接受国际管理局应拥有广泛权力，包括对开发的一切有关活动经常保持直接有效的控制的原则，关于开发国际海底的基本条件的讨论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驻泰美军将再撤走七千五百名
新华社1975年05月05日讯曼谷消息：
泰国政府宣布，到今年06月底为止，美国将再撤走七千五百名驻泰美军。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泰国政府就这一问题发表的一项公报说，泰美两国政府是经过协商后宣布这一数字的。
据报道，从去年05月中开始，驻在泰国的美军削减了一万名后，剩下两万七千名。
这次再削减后，驻泰美军的人数还剩下一万九千五百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