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批林批孔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总结战斗历程更加充满壮志豪情
上海工交战线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全市工业总产值在连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1974年比1973年又有显著增长。
大批高级、大型、精密、尖端产品在去年试制成功并较快地投入生产，使上海工业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新华社上海1975年01月03日电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上海工交战线革命和生产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1974年，全市工业生产提前完成国家计划，工业总产值在连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比1973年显著增长。
交通战线的水陆运输量和港口吞吐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更为可喜的是大批高级、大型、精密、尖端产品在去年试制成功并较快地投入生产，使上海工业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各行各业技术革新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为上海工业在新的一年里以更大的步伐前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技术条件。
上海工人阶级回顾、总结1974年的战斗历程，更加充满壮志豪情。
他们指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下，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深入，使上海工业生产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
这又一次生动地说明：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上海工业领导部门的统计报表上可以看出，过去一年里，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上海生产的主要支农产品拖拉机、机动插秧机、高效低毒农药和农具复合钢材等，增长幅度都在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人民生活需要的轻、纺工业品中，手表、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卷烟、糖果、合成洗涤剂、棉涤纶、针织外衣等六十多种产品，增长幅度都在百分之十以上，有的产品成倍增长；
国民经济各部门急需的大型高精度机床、大型空气压缩机、大型鼓风机、冷冻设备、汽车、推土机等，各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各种石油机械设备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中板、矽钢片、带钢、优质型钢、无缝钢管等国家急需的钢材，产量都有新的增长。
过去一年，上海在发展高、大、精、尖的新品种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方面，迈出了比前几年更快更大的步伐。
上海冶金工业去年试制成功二千五百多种新材料，比1973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其中有许多是重点工程和重大科研项目急需的新型金属材料。
机电、仪表工业去年试制和生产了十二米深孔钻床、数字控制多工序机床等七百多种新产品、新设备。
机电行业提供的成套设备进一步向大型、高效、自动化方向发展。
目前，大型冶金设备、化肥设备、电站设备和石油设备等主要机电产品的配套水平，已达到百分之八十；
机床、汽车、拖拉机等单机配套水平，已达到百分之九十。
新兴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发展很快。
中型和台式电子计算机，去年分别比前年增产六倍和五倍；
每秒运算九十多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去年已初步形成工业生产能力，一年之内走了原来规划三年走完的路程。
化工系统去年试制了新医药、新农药及其他化工新产品二百二十种。
轻、纺、手工业部门去年试制和生产的新品种、新花色超过了两万个。
上海工交战线去年在革新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七个主要工业局的不完全统计，去年共实现了三万多项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
技术革新从小改小革发展到整个工艺的改革，从一个个机件的改革发展到整个设备的改造，从一个工序的机械化、自动化发展到形成自动生产线，从一个工厂的技术改造迅速扩展到全行业。
去年，全市仅仅在前三个季度就改造和制造了高效、组合、多工位设备八千多台，建成了生产线、自动线一百二十八条，有的生产线采用了工业电视和机械手。
在二十多个行业里，电子、激光、射流、吹氧、液压、真空、红外线、微生物、优选法等新技术，比过去应用得更加广泛，初步建成了一批采用新技术的工段、车间和工厂。
1974年，上海工人阶级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宣扬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充分显示了批林批孔主力军的强大战斗力。
他们紧密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坚持古为今用，并进一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大提高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坚定了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一支二十万人的工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在工厂、码头、车站、工地，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到处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涌现出大批狠抓批林批孔、猛促工业生产的动人事例。
上海第5钢铁厂的工人在批林批孔中，对林彪和孔孟宣扬的反动的哲学观、历史观、处世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开展了广泛、深入的革命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生产上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新局面。
这个厂的第1车间去年按计划停产大修八十天，本来准备产量指标也相应减少。
但工人们提出，我们在政治上坚持前进，在生产上也要打破常规，大修不能减产。
他们进一步加强协作，使全年钢产量依然达到较高的水平。
我国显象管生产行业的先进单位上海电珠五厂的工人，在批林批孔中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只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以后又主动请战，一再往自己肩上多加担子，全年生产的显象管比1973年增加了两倍。
在上海钟表元件厂，要为国家多作贡献的思想深入人心。
这个厂去年抽出百分之十的工人支援兄弟厂，留下的工人大干加巧干，结果还增产百分之十。
1974年是完成我国第4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性一年，上海担负着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面对新的任务，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紧密联系两条路线斗争实际，对林彪、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表现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深入，促进生产以更大步伐向前迈进。
上海有关领导部门去年总结了“风庆”轮、“风光”轮、上海第二焊接厂、上港五区等一批典型单位的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抓大事，抓路线，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风庆”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争得远航权的斗争和它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浬的航行，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无产阶级思想大大发扬，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遭到深入的批判，推动了上海造船业和远洋运输业飞速发展。
1974年，上海造船工人造船的总吨位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六，建造万吨轮的数量比前年增加三分之一，仅仅去年下半年，就有七艘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交给航运部门使用。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前四十二天完成去年运输计划，运输量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以上。
现在，又一批国产万吨轮整装待发，即将踏上远洋的航程。
上海工人阶级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前进中的各种困难。
他们说“干革命，搞建设，就要有那么一股劲，越是艰险越向前！”
去年，上海纺织、轻工、手工业系统在发展生产中碰到了新的矛盾。
但是工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大干快上，争分夺秒多作贡献。
结果这三个工业局的生产总值去年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八。
全市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发展，去年共节约煤炭五十万吨，电二亿七千万度，还节约了大量的木材、石油、钢材和有色金属。
上海工交战线的各级干部在批林批孔中深入批判了反动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论，更加相信群众的伟大创造力，自觉地做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很多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在第1线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
上海皮革塑料制品工业公司的干部坚持实行“三三制”，经常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第1线参加劳动，指挥生产，三分之一的人进行调查研究，到现场解决问题。
生产繁忙的时候，公司干部通宵达旦和工人一起战斗。
他们不断总结和推广基层单位很多开源节流、挖掘潜力的经验，使塑料制品和皮鞋的产量分别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三和百分之八点九。
这个公司被称为“和群众同呼吸的机关”和“促进公司”。
上海许多单位都和皮革塑料制品工业公司一样，群众的革新和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扶持，很快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在新的一年，上海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满怀革命豪情，决心继续抓紧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深入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振奋革命精神，用大学大批带动大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会见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晚在医院会见荷兰外交大臣马·范德斯图尔和随同来访的外交部政治总司长玛·胡·尤·沙·鲁滕。
参加会见的有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司长徐维勤、张毅君、高建中。
荷兰驻中国大使费渊也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右图：
周恩来总理01月04日在医院会见荷兰外交大臣马·范德斯图尔。
新华社记者 摄

希尔主席和夫人离京回国
耿飚、冯铉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澳大利亚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然后回国。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以及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肖白、邢竹芳等，到机场送行。
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达成陪同希尔主席和夫人前往广州。

必用之路
和历史上所有的反面教员对人民起着教育作用一样，林彪这个反面教员，现在正起着他的作用。
他要“克己复礼”，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骂得一无是处，这就引起广大贫下中农在愤怒批判他的时候，都来认真地想一想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自己参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这就形成了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
其结果是，千千万万的贫下中农更加深切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对我们这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不仅是必由之路，而且是必胜之路。
“革命能改变一切”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榨、掠夺和各种自然灾害的摧残，我国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农民生活极度贫困。
解放后，在农村这样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改变它的面貌，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反动的预言家，断言这场革命将一事无成。
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革命，而结果惨遭失败的时候，幻想革命会自行失败。
他认为中国人口之多，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因此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中国都毫无出路，只有靠帝国主义的施舍才能活下去。
在国内，当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正着手通过合作化来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状况的时候，刘少奇就跳出来，诅咒这是
“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那时候，一切阶级敌人，也有一些满脑子资本主义的人，都断言中国农村的面貌不可能改变，就象“鸡毛永远上不了天”，“砖头永远漂不出水面”，“太行山永远搬不走”一样。
现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无数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摆出事实来了。
历史证明，我们不靠帝国主义，生活得越来越好。
贫下中农说，实践说明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革命能改变一切”。
江苏省苏北的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建湖等十多个县一大片地方，地势象个大盆，四周高，中间低，兴化县最低的地方海拔才一米半。
解放前，这个大盆长期外洪内涝，灾年一片汪洋，好年景也有大片老沤田、烂泥田成年泡在水里。
当时，这一带的群众不得不大批到江南流浪谋生。
这个地方在漫长岁月中无所变化的现实，曾经使许多人对它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兴化县张郭公社刘东大队有个社员叫曹安则，就相信过刘东是块漂不起来的砖头，下决心要离开这个地方。
走时，他当众把自己房上的一块砖丢到水里，说什么时候这块砖漂起来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以后，尽管那块砖头并没有漂起来，他却在1965年回来了，而且后来还盖了八九间房子，下决心不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刘东变了，兴化变了，过去的大水盆翻身了。
这个地区，现在人工河道纵横交错，一条条护田大堤就象一道道城墙，机电排灌站星罗棋布，保证了洪水来挡得住，降雨多排得出，天旱时灌得上。
过去的那些老沤田、烂泥田，变成了一年两熟、三熟的高产稳产田。
就拿兴化这个盆底里的县来说，它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是二亿七千一百万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是七亿一千四百万斤，到1973年就达到十三亿一千万斤。
这一年全县就向国家交售粮食四亿三千万斤。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曹安则家乡的一切，他的旧思想也跟着变了！
豫东地区，历史上是黄河任意横行的地方。
过去人们一想起那里，眼前就是一片片黄沙白碱的沙岗和一伙伙四出逃荒要饭的人群。
这个多灾的地方现在也大变了！
兰考县的黄河故道，现在是一片片的泡桐林和苹果园、葡萄园。
这个县1973年一年就卖给国家泡桐木五千立方米，它的仪封公社1973年一年卖了苹果五百万斤。
群众说，过去人们骂沙岗、怕沙岗，看了沙岗就泄气，现在却爱沙岗、要沙岗，看了沙岗就欢喜，因为有了改造它的力量，沙岗上种上树就是“银行”。
黄河，人们过去也是怕它、骂它，现在大家就强迫它来赎还过去的罪过，用它的水来淤盖它过去造成的大片盐碱地。
这几年，仅兰考一个县就淤地十七万亩。
这样，再加上打井、挖渠、深翻土地、科学种田，这个老灾区就成了一个产木材，产水果，产棉花的地方，而且开始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了。
二十五年来，我们并没有得到过老天爷的什么恩惠，也没有要过帝国主义的一个铜板，却有多少老灾区翻了身，有多少原来被认为没有希望的地方有了希望，今天，我们粮食、棉花的总产量和生猪的存栏数，比解放前有了成倍以至几倍的增长。
1974年我国农业连续第13年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收成也很好。
我们虽然还不富裕，但是，旧社会那种饥寒交迫、饿殍遍野的悲惨情景，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这一巨大变化的出现，究竟靠了什么？
人们说，靠的是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广大贫下中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革命，从土地改革到组织互助组、实现合作化，直到建立人民公社，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引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不仅把几亿农民从经济上组织了起来，而且使他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
这就形成了一股翻天覆地的力量。
现在，我们一个普通的几百人的大队，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为了改变生产条件，敢于去劈掉一架山，穿透一座岭，拦住一条河。
过去当人们还相信着“天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力量的时候，这样的事有谁能够想象吗？
回顾过去的二十五年，贫下中农说些什么呢？
他们说：
没有社会主义，不把大家组织起来，那就会有的人忙于发财，有的人濒于破产，更多的人忙于求生，谁有心思去搞什么改天换地，又哪来的力量去改天换地？
没有社会主义，不把大家组织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大家的头脑，大家又怎能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和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斗争，和孔孟之道斗争？
又怎能摆脱剥削阶级施加的这些精神枷锁，使自己真正成为大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又怎能藐视一切困难，敢于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
没有社会主义，不把大家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又怎能既考虑到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又考虑到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下那么大的决心，从根本上去改造那些山山水水？
没有社会主义，不把大家组织起来，又怎能把有限的经济力量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
又怎能在农村普及教育，普及医疗卫生事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以保证改天换地伟大斗争的进行？
二十五年来的实践使广大贫下中农深深感到：
没有社会主义，我国农村不仅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变化，而且在激烈的阶级分化中，只会有千千万万贫下中农的破产。
他们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阻挡不住的潮流
毛主席说：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
那些在新中国里失去了自己“天堂”的人，那些拜倒在资本主义脚下的人，总是要极力反对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可是，正因为社会主义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它就必然是不可战胜的。
1951年初，太行山革命老根据地里的十个老互助组，试办起十个农业社。
当时这个新生事物还不过是一株幼苗。
在刘少奇看来，只要轻轻动手那么一掐，这株幼苗就会马上完蛋。
他在关于这十个农业社的试办报告上，批了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串大字。
但是，结果怎样呢？
十个老社在群众的拥护下，不仅一个没有被掐掉，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贫下中农。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地办起了更多的农业社。
1953年、1955年，刘少奇又两次打着“反冒进”的旗号，到处砍社。
可是，当时许多被砍的社，在群众的拥护下实际上还在办着。
江苏省兴化县的合塔区群众当时一共办了八个社，统计表上被砍了七个，实际上一个也没少。
湖南省汉寿县当时公开的社只有六、七个，不公开的倒有二十多个。
上面有人对他们采取不承认主义，说他们是“野生社”，对他们要“及时发现，坚决制止”。
但是结果，野生也好，家生也好，反正没有制止得了，而且后来还都成了合作化的骨干。
为什么农业社能刀砍不倒？
贫下中农那时对社会主义道路怎么会有那样的必胜信念？
这是因为他们有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遭遇；
有土地改革以后，很快就看到开始阶级分化的经历；
有办互助组比单干优越的实践。
这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使他们具体地看到了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避免土地改革以后阶级分化、使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它代表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斗争是不会到此完结的。
1960年到1962年，帝修反卡我们，又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
刘少奇趁这个机会，一面大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一面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妖风。
一时间，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什么人民公社
“办早了”、“办糟了”，“包产到户”一下子好象吃香起来了。
尽管当时刮起了八级台风，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已经使更多的贫下中农有了经验。
遇到逆风恶浪，就会有顶逆风恶浪的英雄。
其中最突出的典型，就是大寨。
有人说，在困难的时候，单干也可以试一试嘛。
大寨贫下中农说，这已经试了多少辈子了，古今几千年，贫下中农流了多少血和泪，还没有试够吗？
他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顶，和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斗，结果，斗出了一个新大寨，给全国贫下中农长了志气，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有人说，困难时期，“黄牛过河——各顾各”。
广东省儋县那大公社石屋大队的贫下中农说，那是旧社会的“黄历”，在新社会没有用处，贫下中农是越困难越要靠社会主义。
越是妖风大，他们越是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越是苦干。
结果不几年，就把那个原来很穷的山区变成了一个向国家提供大量稻谷和橡胶的地方。
当然，困难的时候，难免会有少数人走错路。
但是，最后结果，只是加深了贫下中农对修正主义路线的仇恨、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河南省兰考县堌阳公社的秦寨大队，“包产到户”试了两三年，结果搞得饭都快没有吃的了。
1962年全大队吃国家供应粮达六十万斤。
全大队六百五十户，在“三自一包”的黑风中，发生了分化，极少数户发了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家倒了霉。
这是多么痛苦的教训！
1962年下半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开会征求意见，问大家秦寨今后怎么才能办好？
百分之九十以上贫下中农的呼声，是让搞社会主义的干部上台。
这些干部上台以后，征求大家意见，先从哪里下手改变秦寨面貌？
又是百分之九十以上贫下中农的呼声，先把放下去的地收回来。
结果，社会主义的旗一正，阶级斗争一抓，一场大规模改造盐碱地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这个大队一跃成了全县的一杆红旗。
1960年到1962年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也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人们看到，凡是顶住这股妖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方，自然面貌就改得快，集体经济壮大快，对国家贡献增加快，群众生活改善快；
凡是没有顶住这股妖风，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上升的地方，情况就倒过来。
虽然两种实践不同，人们从中得出的却是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对广大贫下中农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
二十多年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每当社会主义在一场大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贫下中农总是意气风发，生产建设上总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总是进一步得到巩固。
贫下中农总结这个发人深思的现象说：
这就叫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他们认为，尽管今后还会有斗争，甚至还可能出现曲折，但是，斗争的实践，只会使人们更加认清真理，而广大群众掌握了真理，历史的车轮就会更快地滚滚向前，任何妄图使其倒退的行动，都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
更深入的革命　更迅速的步伐
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里，和社会帝国主义遥相呼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骂得一塌糊涂。
而祖国大地上发生的事实却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挥了它的威力。
请看一些例子：
吉林省的榆树县，1973年粮食、大豆的总产量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近一倍，这一年他们向国家交售粮食、大豆达七亿三千六百万斤。
河南省的辉县，1965年粮食总产量一亿九千万斤，1973年达到四亿八千多万斤，增长一点五二倍。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地区，1949年产粮十二亿二千万斤，到1969年，二十年翻了一番，达到二十四亿四千万斤。
但是到1973年，就达到了三十六亿四千多万斤。
1970年到1973年的增长速度，等于过去二十年的增长速度。
这些情况，都是过去少有的。
所以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工业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场革命通过揭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推动亿万群众对二十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行了一次大总结，使大家懂得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懂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
这是一次思想上的跃进。
山西省的昔阳县，过去有些人以为所有制变革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消灭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剩下的就是个搞生产建设的问题了。
结果，大寨就在昔阳，他们却不认识大寨，大寨的经验推广不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一揭，昔阳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教育。
他们联系全国情况，对当地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群众性的总结，深入批判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一下大家明白了，在变革了所有制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机关，如果不能紧紧掌握党的基本路线，那就会领错路，就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危险。
有了这个认识，他们就把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为镜子，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首先解决县委领导班子的方向路线问题，同时通过认真看书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群众的亲身实践，不断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和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结果，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大寨经验在全县得到了普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更大地发挥了出来。
同样多的人，干出了比过去多两倍、三倍、四倍的事，整个县几年里就创造了过去大寨创造的那种奇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了人们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就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而且逐步解决了学什么、怎样学这样一些问题。
山东省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黄县，1956年粮食产量就上了《纲要》，但以后一直停滞不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对照大寨，从路线上认识了过去的教训：
光有好条件，不行。
社会主义生产，贯穿着阶级斗争。
不批判资本主义，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社会主义就不会胜利。
领导上路线一正，阶级斗争一抓，灵得很，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1972年粮食产量就过了“长江”。
象这样的事例，从南到北，从一个大队到一个地区，不胜枚举。
过去有些地方的有些人，一说起那里变化不大，就怨天怨地。
现在许多这样的地方，人们的看法变了。
他们说：
“旧面貌，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旧思想。”
又说：
“哪个地方不能快变？
完全能。
根本在路线，关键是领导。”
“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这些议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都能听到。
这说明经过这场大革命，许多地方的人们已经树立了能象大寨、昔阳那样快变、大变的信念，抓住了快变、大变的纲。
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经过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和“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进一步破除了几千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旧思想、旧意识，人们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这就推动人们通过斗争，去创造出更大的成绩。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根源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战斗号召。
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才能取得胜利。
要搞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讲团结；
而要搞修正主义，也必然要搞分裂。
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分裂主义者。
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第一国际时代，机会主义头子巴枯宁等人，就曾施展一系列阴谋，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妄图搞垮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革命原则，对他们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
“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
（《我们的纲领》）臭名昭著的布哈林、托洛茨基，都是搞阴谋、搞分裂的。
列宁指责托洛茨基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
（《“08月”联盟的瓦解》）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更是众所周知的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他们坚持修正主义路线，肆意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党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民主革命时期，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等，都是搞分裂的。
全国解放以后，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到刘少奇和林彪，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他们结成反党集团，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向全党发出的号召。
这是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
无产阶级的团结，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弃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只能搞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党是无产阶级团结的核心，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他就必然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党闹分裂。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要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
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
叛徒、卖国贼林彪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在组织上，他就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拼凑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甚至阴谋另立中央，搞地方割据，投靠社会帝国主义，充当苏修的儿皇帝。
他又处处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拉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分裂革命队伍。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十分重视革命团结的问题。
马克思说：
“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
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不但要加强自身的团结，而且要团结绝大多数人。
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加强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性，总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去战胜敌人，争取胜利。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的战斗历史表明：
有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有了团结的基础；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党的团结、革命队伍的团结就能巩固和加强。
而要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也要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
因此，要把团结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他是否能够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团结，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
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历史都证明：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历史的潮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
分裂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狠批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进一步促进革命团结。
我们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自觉地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做团结的模范，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批判林彪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
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工人理论小组
是坚持革命团结，还是制造分裂，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
叛徒、卖国贼林彪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一样，极力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刘少奇一样，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他纠集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拉山头，搞宗派，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另一方面，恶毒地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划“股”分“派”，把尖锐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说成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把我们的革命队伍说得一团漆黑。
其实，林彪一伙是贼喊捉贼，正是他们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
他妄图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把革命队伍搅乱，以便混水摸鱼，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真是疯狂已极！
毛主席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我们共产党员，我们革命同志，有共同的革命目标，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共同的理论基础，所以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
当然，极少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分子会混进我们党和革命队伍中来，但我们与他们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无原则的“股”与“派”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林彪和一切机会主义头子妄图在我们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势不两立的“股”和“派”，完全是痴心妄想。
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不要分裂的。
我们深知，搞分裂就会使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斗争的实践使我们工人阶级深深体会到：
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坚持革命团结，这是党心、人心所向。
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头子，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其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彻底破产。
我们讲坚持革命队伍的团结，决不意味着在革命队伍内部没有矛盾，不需要斗争。
毛主席指出：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我们党的团结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就是在不断地正确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
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才能战胜敌人，团结自己，才能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团结一致干革命。
对于象叛徒、卖国贼林彪这样的敌人，对于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坚决地斗争，彻底地战而胜之。
至于在革命队伍中对某些问题一时有某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难解决。
然而，林彪这样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为了分裂我们革命队伍，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妄图把水搅混，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使得那些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复杂化起来。
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在批林批孔中的一系列指示，狠批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使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林彪是人民群众的死敌，人民群众同林彪反党集团是势不两立的；
如果在革命队伍内部对某些问题纠缠不休，那就会使亲者痛仇者快，不符合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搞好革命队伍的团结，没有半点理由不搞好团结。
对于革命队伍内的矛盾，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去解决。
革命同志之间，要“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一句话，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以大局为重，加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的团结，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无数历史经验证明：
每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垮台，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结束。
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总是要寻找各种机会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运动。
因此，我们工人阶级必须爱护和珍惜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要讲路线，讲政策，讲党性，顾大局，做团结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生事物代表着前进的方向
河北省广宗县槐窝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
面对这一具有伟大深远意义的新生事物，广大人民群众热烈赞扬，积极支持。
叛徒林彪却恶毒咒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企图把青年引向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邪路，变成他搞“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引导青年走什么道路，是一个培养什么阶级接班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同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旧的剥削制度，都十分鄙视劳动，极端仇视劳动人民。
孔老二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鼓吹“学而优则仕”；
孟轲狂叫：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林彪继承了这种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恶毒咒骂。
林彪和孔老二的目的一样，都是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的倒车。
毛主席早就指出：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主席的教导为革命知识青年指明了方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再一次为我们指出了广阔的道路。
两年前，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学毕业后，十五名共青团员和红卫兵从天津来到河北省广宗县槐窝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下乡以来的革命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
毛主席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措施，是光辉灿烂的金光大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
它的出现是对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的宣战，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沉重打击。
林彪企图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就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本性。
我们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事实，就是对林彪的反动谬论的响亮回答。
下乡两年来，我们和贫下中农一道战天斗地，使这个穷沙窝摘掉了穷帽，换上了新装；
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
新事物不断产生、发展，旧事物不断没落、死亡，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我们知识青年坚定不移地走上山下乡的道路。
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引诱不了我们，林彪的“变相劳改”动摇不了我们。
面对林彪的恶毒攻击，我们的回答是：
读书务农，前途光明；
扎根农村，奋斗终生！

林彪反对新生事物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天津第六建筑公司工人理论小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茁壮成长，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前导的。
新生事物是在激烈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千方百计企图扼杀。
叛徒、卖国贼林彪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疯狂地进行攻击和污蔑。
他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归根到底，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完成这项历史使命所必需的条件。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而且要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正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革命的新生力量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等等，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反修防修的根本措施。
林彪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进行恶毒的污蔑和反对。
他站在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立场上，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上层建筑，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
“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正有利于解决这些矛盾，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上层建筑领域中那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变得适应或更加适应。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逐步缩小这些差别，才能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出现的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的新生力量，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势，体现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凡是革命的同志，对于这些新生事物，总是热情地赞扬和支持。
对于林彪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必须坚决批判。
林彪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同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一脉相承的。
两千多年来，反动的儒家一贯攻击革新、进步的路线，攻击革新、进步的社会力量。
林彪也使用孔孟之道这种陈腐不堪的破烂武器，攻击干部上“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什么“变相失业”、“变相劳改”，妄图挑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坚定不移地做新生事物的促进派，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辽宁省克什克腾旗白音坤地大队艾里小学的红小兵们学习热情很高，这是他们在看画报。
卫疆红王英明摄

坚持队办小学　巩固牧区普及小学教育的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文教局
1970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中共镶黄旗委大力发动广大贫下中牧民，掀起了群众办学热潮，逐步创办了六十一所多种形式的大队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百分之三十三，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学校由原来的十一所，发展到七十二所。
几年来，我们在旗委的领导下，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狠抓了队办小学的巩固发展工作。
我们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抓好办学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队办小学，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普及牧区小学五年教育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围绕队办小学的巩固提高工作，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1972年有一段时间，有些人受到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不能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曾一度对队办小学和普及牧区小学教育发生怀疑，他们认为：
“队办不如公办，巡回教学不如集中教学”。
片面强调以公社学校、公办学校、集中办学为主，而否定公办与民办、集中与巡回教学结合的多种办学形式。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一些队办小学追求“正规”，追求集中，搞“智育第1”。
有的学校取消了巡回教学点，有的队解散了队办小学。
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到百分之七十八。
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旗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如何坚持队办小学的问题。
接着我们举办了教师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社会调查，召开了教育革命座谈会，认真解决办学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学龄儿童入学率又很快上升。
批林批孔运动中，旗委又召开了全旗教育革命会议，组织革命师生和干部，进一步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我旗普及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孔孟之道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和影响。
大家认识到，否定队办小学这一新生事物，就会把牧区小学教育引入资产阶级的所谓正规化老路，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普及小学教育的成果。
大家决心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为巩固发展队办学校，普及小学教育的成果而努力工作。
采取适合牧区特点的多种办学形式
我旗各大队小学，主要采取巡回、分片、集中三种办学形式。
每种形式各有优缺点。
一个队往往不能采取单一的办学形式，要根据居住情况、季节变化、年级不同和牧业生产的特点等条件，采取几种形式相结合的办法。
那仁乌拉公社英图大队，1972年只搞集中办学，放弃了两个巡回教学点，入学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十。
1973年春，这个队重新整顿了办学形式，坚持集中和巡回相结合的办法，低年级恢复了两个巡回教学点，入学率很快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
文贡乌拉公社耐林陶力盖大队，是我旗第1个创办巡回学校的大队。
办学两年中，入学率高，教学质量也很好，是全旗队办小学的先进单位。
但由于一度片面地强调集中办学，出现了入学率下降的现象。
1974年，实行集中和巡回结合教学，入学率又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
在调整办学形式的实践中，队办小学普遍的做法是：
高年级集中，低年级巡回；
夏季集中，冬季巡回；
大部分集中，小部分巡回。
办学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经常调整。
各社、队每年都要研究落实一次办学形式。
1973年，旗委根据宝格都乌拉公社额勒斯台大队的办学经验，提出了大队建立中心教学点的办法：
一个队在大多数浩特（一个牧业居民点，蒙语叫浩特）的中心处，盖几间房子，儿童就近走读学习。
离中心教学点远的个别浩特和个别儿童，采用巡回教学办法。
一个队可建二——三个中心教学点。
这种办法进一步发展了办学形式。
1974年，各大队推广了这个好经验，普遍建立了中心教学点。
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巩固队办小学，必须贯彻执行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减轻集体和群众的负担。
几年来，我旗学校开展勤工俭学，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学校自己办小农场、小牧场，养猪、喂鸡，开展农牧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增加学校收入，自己解决教学费用。
另一种是学校师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增加大队收入，由大队解决学校的费用。
黄花乌拉公社苏吉高勒大队小学，每年养两口猪。
1970年卖猪后，买了大队五十只幼畜，建立了小牧场。
几年来，除供给学校食堂三十八只羊外，羊群发展到六十多只，剪羊毛收入一千零四十元，三年卖猪共收入六百二十六元。
学校还开了五亩荒地，打井两眼，建立了菜园，蔬菜基本自给。
他们还组织师生参加大队集体生产劳动，三年来为大队打草十八万六千多斤，剪羊毛一千五百多斤，锄地二百来亩，割地二百多亩，为大队增加了财富。
大队帮学校盖起了两排教室，九间宿舍，三间食堂。
这个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以来，除免收学费，书本、纸张等费用外，学生伙食费已由七元减少到三元，其余部分由勤工俭学收入补助。
学校一切公用费也都由勤工俭学开支，减轻了大队和社员的负担。
加强民办教师队伍的建设民办小学教师在普及牧区小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队办小学不断巩固提高、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突出的矛盾是教师少，有部分教师的政治和文化业务水平赶不上教育革命的要求。
我们主要采取了四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举办师范班和短训班。
我们将旗中学的一个高中班改为师范班，已毕业的三十多名学生，分配到各大队担任教员。
我们每年举办二至四期师训班，几年来，共培训教师一百七十人次，有效地提高了民办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教学业务能力。
2、建立教师辅导站，提倡教师自学。
各公社小学都建立了教师辅导站，教师就近到辅导站解决教学中的困难问题。
许多教师一边自学，一边教学，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3、公办、民办教师配合教学。
通过公社和大队的协商，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公办小学教师和民办小学教师轮换教学，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现在已有二十多名公办小学教师下到大队，充实队办学校的教师队伍。
4、加强思想教育。
每年利用寒假，组织教师学习，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提高教师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
此外，我们还加强了民办小学教师的管理工作，保持相对稳定。
调整和调换民办小学教师，要经过公社党委批准。
民办小学教师男女同工同酬，和社员一样参加大队的分配。
批林批孔以来，全国教育革命出现一派大好形势，大大鼓舞着全旗人民，我们决心把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工作做得更好，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

扎根在布依山寨的女教师
贵州省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丛山峻岭中，有个布依族、汉族聚居的小寨，名叫九盘寨。
解放前，这里的布依族、汉族贫下中农，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上学读书，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解放后，这里的贫下中农翻了身，曾多次提出办学的要求。
但是，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下，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8年，九盘寨办起了小学。
李洪英调来担任教师。
一位布依族老大爷告诉她：
队里年终分配，得专门去外面请人搞决算。
有一年请不到人，就用黄豆粒和苞谷籽算账。
队里迫切需要培养一些热爱集体的好管家。
另一位布依族老妈妈拉着李洪英的手说：
“姑娘，你就在这里扎根，教娃娃读书识字，长大了跟毛主席干革命。”
贫下中农的话，使李洪英深受感动。
在贫下中农帮助下，李洪英带着二十多个布依族、汉族的儿童，上山砍来一捆捆竹子，编成了一块块壁笆；
又抬了一筐筐石头，砌成了一道道石墙，一个简易的校舍落成了。
同学们从家里搬来了凳子，扛来了饭桌，李洪英把自己用的一张小漆桌临时作黑板。
她在上面写字，教学生学文化，第1课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布依族小同学不懂汉话，听李洪英讲课有困难。
李洪英便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布依话，逐步做到能用布依话讲课，布依族小学生也学会了用汉语回答问题。
这里是山区，贫下中农到田间劳动，得走十几里山路，而且都是早出晚归。
大孩子上学去了，不到学龄的小孩放在家中无人照应。
许多孩子往往因为照料弟弟妹妹不能上学。
为克服这个困难，李洪英在学校里建立了“幼儿班”，让学生把弟弟妹妹带到学校来。
课余时间，她一面组织同学们拔河、跳绳、踢毽子；
一面又组织“幼儿班”的孩子唱歌、跳舞、做游戏。
小小的山村学校，显得生气勃勃。
在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队委会的领导下，学校开辟了学农基地，李洪英带领全班同学，种了苞谷、花生、生姜、地瓜等作物，栽了二十多棵芭蕉。
她请了队里几个老贫农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在学农基地上给同学们讲生产技术知识。
把学校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后，李洪英又给同学们买回了课本、纸张、笔墨和书包。
就在这个时候，李洪英收到了爱人寄来的一封信。
信中说，九盘是高寒山区，条件艰苦，希望她回到镇上去工作。
并说，工作也接洽好了。
要不要回去呢？
李洪英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留在山区。
第2天一早，她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杨，说：
“我热爱山区教育事业，愿意在九盘干一辈子。”
她提出动员爱人和孩子也迁来九盘安家落户。
支部书记支持李洪英的意见。
李洪英回到家中，和爱人商量。
她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
到九盘安家落户，对工作有利，对我们也是很好的锻炼。”
她终于说服了爱人。
1970年年底，九盘的贫下中农，在学校旁边新砌了两间房子，迎接了这个山寨的新住户——李洪英一家。
李洪英到九盘工作整整六年了。
六年来，她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
今天，九盘小学毕业生有的进了中学，有的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和赤脚医生，还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本报通讯员

批判孔孟之道促进普及小学教育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江西德兴县占才公社浅港大队党支部和学校师生，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宣扬的“男尊女卑”等谬论。
半年来，动员适龄女孩子全部上了学，促进了普及小学教育。
过去，由于孔孟之道的毒害，浅港大队女孩子读书的很少。
全大队六十名适龄女孩只有十四名上学，主要原因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
大队党支部认识到，不清除孔孟之道的流毒，女孩不能上学读书，普及教育将是一句空话。
于是，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和师生，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教导，利用黑板报、大批判专栏，专题批判会、干部会等多种形式，狠批林彪、孔孟宣扬的“男尊女卑”的反动谬论。
同时，学校贫宣队和教师走村串户，宣传妇女学政治、学文化的意义。
贫下中农纷纷把女孩子送进学校。
在办学中遇到了困难，群众主动帮助解决。
1974年，大队全日制小学的女学生由1973年的四名增加到二十四名，还有三名女学生上了中学。
浅港大队过去女孩子上学少，除了“男尊女卑”思想在作怪外，还有不少贫下中农因子女多，家务重，要留下女孩子做家务。
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学校从实际出发，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去年04月以来，大队先后办起了五个夜校扫盲班，使那些女牧童、弟弟妹妹多的适龄女孩都有了读书的机会。
师生同心协力，积极办好夜校扫盲班，他们采取了如下办法：
（一）让小学高年级的红小兵担任扫盲班的小教员。
半年来，扫盲班的多数学生能写会认七百多字，小教员在教学实践中也增长了才干。
（二）分片包干，加强对小教员的辅导。
浅港小学的教师，热情支持扫盲班的工作，每星期二、四、五晚上，都分工到五个扫盲班辅导，提高小教员的教学能力。
为了巩固普及教育成果，大队决定拨给小学二亩二分田，作为生产基地，进行科学实验；
拨给二十四亩山地，种茶叶和其它经济作物。
鼓励师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生产，增强劳动观点。
学校搞起勤工俭学，也为进一步减轻集体和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创造了条件。
本报通讯员

“瑶山需要我，我更需要瑶山”
广东省始兴县细坝小学瑶族教师邝程发
1971年08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细坝小学当教师。
踏上工作岗位以后，我搞好教学的热情很高。
可是开学不久，一个个困难就向我袭来。
有些适龄儿童的家庭有困难，不能来上学；
教学上有不少东西，自己还不懂。
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面前，我渐渐地产生了离开瑶山的念头。
大队党支书察觉了我的心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不爬陡坡，上不了高山，不流大汗，改造不了瑶山。
在旧社会我们瑶族贫下中农吃尽了没文化的苦，今天可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再当‘睁眼瞎’了，要好好为咱贫下中农争口气呀！”
支部书记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我心潮起伏，想起了解放前我家祖祖辈辈受地主的欺压，饥寒交迫、四处逃荒的血泪家史；
想起了解放后贫下中农翻了身，作了主人，自己当上了人民教师的幸福；
想起了从师范学校回来时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我、鼓励我的情景；
想起了毛主席关于“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伟大教导，深深感到，瑶山需要我，我更需要瑶山，决不能忘本，决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
我们细坝地处赣粤山区，十几户人家分居在几个山沟里，要让孩子们都上学，确实不容易。
为了发展瑶区教育事业，每学期开学前，我挨家挨户去做宣传动员工作。
每学期结束时，又深入到下学期可能流动的学生家里做好思想工作。
平时发现有流动苗头，我就马上进行家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去年下半年，有个学生两天没来上课，经了解，原来是她家比较困难，她爸爸认为女孩子读一两年书就行了，不让她继续上学。
当天晚上，我就打着火把，翻山越岭进行家访，同她爸爸妈妈一起忆苦思甜，一起研究解决孩子上学的困难。
第2天，这位学生又高高兴兴地来上学了。
几年来，我们队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一直保持百分之百。
过去，我们学校只有四个年级。
为了使适龄儿童都能受完小学五年教育，我决心在细坝把五年级办起来。
五年级课程我没有教过，困难真不少。
但是，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就浑身增添了力量，决心克服困难，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
在贫下中农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到兄弟学校学习办多级复式班的经验，终于把五年级办了起来，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读完小学五年级。

乔冠华外长举行宴会
欢迎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
乔冠华外长和范德斯图尔大臣在宴会上讲话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荷兰外交大臣马·范德斯图尔及其随行人员。
荷兰驻中国大使费渊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宴会。
乔冠华部长在宴会上首先讲话。
他赞扬了荷兰人民敢于向大自然开战并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反对法西斯侵略曾经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说，现在荷兰人民又同欧洲其他各国人民一道，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扩张野心而共同努力。
对此，中国人民表示赞赏和钦佩。
乔冠华部长指出，中荷两国自从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特别是1972年两国互换大使以来，两国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一切都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
他说，中荷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对某些国际问题也有各自的看法。
但是，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我们两国都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关系的愿望。
我们相信，随着相互了解的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乔冠华部长指出，当前，第3世界日益壮大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企图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则到处碰壁，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他说，超级大国内外交困，他们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
从欧洲、地中海、中东、印度洋、亚洲、直至太平洋，他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安宁。
他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
他们口蜜腹剑，嘴里讲“缓和”，实际上都在加紧军备竞赛，积极准备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欧洲各国人民在内，都要作好对付超级大国发动战争的充分准备。
有准备要比没有准备好。
他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西欧各国人民日益觉醒，正在努力加强西欧各国的在独立和主权基础上的团结，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特别是同第3世界人民的团结，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和威胁。
乔冠华部长在讲话中表示相信，范德斯图尔外交大臣的这次来访必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打下更充实的基础。
范德斯图尔外交大臣在讲话中说，我能作为第1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荷兰王国外交大臣来到这里，感到很荣幸。
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在世界事务中不仅欧洲影响着亚洲，而且亚洲也影响着欧洲。
他说，中国和荷兰之间虽然距离很远，两国却保持着联系。
荷兰政府认识到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的历史意义，并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实现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
范德斯图尔外交大臣说，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荷兰积极从事于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政治上团结和一体化的欧洲。
他说，曾深深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欧洲首先走上一体化的道路，成立了比荷卢经济联盟。
不久以后，在欧洲开始形成了新的和更全面的一体化。
他说，只有西欧国家尽可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
我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促进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原先的六国扩大到现在的九国。
他说，欧洲合作是我们极为关心的事。
我国政府今后的政策将继续是加深并在可能时扩大统一欧洲的过程。
范德斯图尔外交大臣表示希望荷中两国关系将在今后许多年中不断发展，从而加深互相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尊重。
出席宴会的有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有关方面负责人王冶秋、肖正文、陈辛仁等。
今天下午，范德斯图尔外交大臣等参观了清华大学。

乔冠华外长同范德斯图尔外交大臣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同荷兰外交大臣马·范德斯图尔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荷兰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政治总司长玛·胡·尤·沙·鲁滕、东方司长雅·鲁克玛克尔、新闻司长扬·弗·埃·布雷曼，以及荷兰驻中国大使费渊，大使馆参赞菲力普士。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张毅君，新闻司副司长肖特，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以及李钦平、张幼云。

何英副部长会见并宴请伊朗朋友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01月04日会见并宴请了以伊朗新闻旅游副大臣萨阿达特为首的伊朗朋友一行十五人。
伊朗朋友是01月01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大学，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杨公素设宴招待了伊朗朋友。
他们将于01月05日离开北京回国。

毕华团长回到北京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参加1974年塞内加尔达喀尔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团团长毕华，于01月02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会见荷兰外交大臣马·范德斯图尔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荷兰驻中国大使费渊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司长徐维勤、张毅君、肖特、高建中等。

在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
东南亚国家逐步开展反霸斗争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在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同广大第3世界国家一道逐步开展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是第3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地处联结太平洋、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并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长期以来，这些国家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同第3世界其它国家有着共同的遭遇。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不断加强同第3世界其它国家的联系，反对大国霸权主义。
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同第3世界其它国家一起，声讨超级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谴责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1973年11月27日，由东南亚五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违反国际惯例的原则和准则，以武力进行领土扩张的行为”，“强烈要求完全尊重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东南亚国家多是原料生产国，它们的橡胶和锡的产量均占世界第1位。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控制着原料市场，贱买贵卖，严重地剥削东南亚各国人民，掠夺这些国家的宝贵资源。
在联合国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同第3世界其它国家的代表一道，抨击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以及跨国公司控制原料价格，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马来西亚的代表在会上指出，马来西亚虽然是橡胶、锡、椰油等重要初级产品出口国，但是对这些商品的价格却没有发言权。
泰国代表指出，泰国是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之一，大米的出口约占泰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七。
但泰国经常受到价格波动的威胁，在它的传统市场上遭到不公正和非商业性的竞争，而又无法进入新的市场。
他还指出，发达国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象传染病似的蔓延到了发展中国家，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祸害。
在联合国第3次海洋法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同第3世界其它国家代表一起，反对两霸争夺海岸。
马来西亚的代表强调海峡沿岸国的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表示支持沿海国有权建立一个二百浬的经济区的主张。
泰国代表指出，所谓“海上自由”，实际上就是“调遣武力的自由、争夺权力的自由、对海洋资源开发实行垄断的自由以及污染的自由”。
新加坡代表认为，海洋不应该成为个别国家、政权或跨国公司贪得无厌地积累财富的目标。
东南亚国家还积极支持关于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倡议。
在1974年04月举行的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第30届会议上，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代表，重申三国支持这个倡议，反对超级大国争夺印度洋，并且表示要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而努力。
东南亚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向东南亚渗透、扩张，是这个地区动乱不安的根源。
1971年，东南亚五国联盟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以后，苏联就叫嚷什么为了使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地区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保证体系”，企图把“东南亚中立化”纳入它竭力兜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轨道。
苏联还在发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幌子下，派出大批要员到东南亚国家游说，甚至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兜售“亚安体系”。
但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这些叫卖活动遭到东南亚国家政府和舆论的冷遇和反对。
泰国外长乍仑攀1974年04月表示，泰国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安体系”。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1972年01月在国情咨文中表示：
“亚洲的安全必须基本上靠亚洲人自己”。
印尼外长马利克1974年在一次讲话中说：
苏联建立“亚安体系”的目的，是想保障一个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地位，苏联的亚洲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政治霸权”的基础上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直接贩卖“亚安体系”未能得逞，便改变手法，向一些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提出签订“友好条约”，企图以此来达到把这些国家套进“亚安体系”的目的，但也都遭到了拒绝。
马来西亚前副总理伊斯梅尔在谈到苏联提出的这种条约时指出，“许多肮脏的勾当”是“在友好的名义下”干出来的。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鼓吹的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早在196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就分别宣布把领海范围由三浬扩大到十二浬，以确保马六甲海峡的主权。
苏联为了同美帝争夺海上霸权，公然叫嚷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海峡”，它的军用船只和飞机可以“自由通行”、“自由飞越”。
针对苏联政府的这一霸权主义的行径，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政府1971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三国共管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并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
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还一再声明，在马六甲海峡中的国际航行必须遵循“无害通过”的原则，不能接受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霸道立场，更不允许超级大国利用这个海峡来达到它们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对苏联和美国海军舰只擅自通过马六甲海峡曾多次提出抗议。
印度尼西亚还曾把闯进印尼领海的苏联“拖网船”驱逐出去。
东南亚国家还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在东南亚攫取基地和港口及派遣间谍到东南亚活动保持警惕。
东南亚各国要求摆脱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控制和干涉的趋势也在逐步发展。
在菲律宾，1974年07月03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宣布，菲美之间的劳雷尔—兰利协定从1974年07月03日午夜起失效，美国人根据这个协定在菲律宾享有的特权同时取消。
这项使菲律宾的主权和独立受到严重侵犯的不平等协定，从它签订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菲律宾人民的强烈反对。
这个斗争在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发展。
这项协定的废除，是菲律宾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在这以前，1973年，菲律宾政府曾宣布收购长期以来控制菲律宾石油提炼和产品销售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埃索菲律宾公司以及这家公司在巴丹炼油厂拥有的股权，由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经营。
在泰国，近年来人民群众多次起来斗争，要求撤销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以及结束美国对泰国的侵略和干涉。
1974年年初，泰国首都曼谷和乌隆、清迈、呵叻等府的工人、学生和其它阶层人民一万多人，相继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中央情报局干涉泰国内政，谴责美国利用在泰国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对泰国邻国的侵略战争。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东南亚国家在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加强同广大第3世界国家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胡韦达首相接见我驻伊朗大使
新华社德黑兰1974年12月31日电
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12月30日接见了中国驻伊朗大使郝德青。
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自力更生大搞革新的人们
朝鲜《劳动新闻》记者访华通讯
我们在中国各地的工厂、企业，见到了许多革新者和工人。
他们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具有国家主人翁的觉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胆革新技术，增加生产，建设着富强的新中国。
今天，中国的繁荣发展正有赖于这样一批坚信自己力量进行战斗的可靠的人们。
国家的真正主人
当我们跨进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红旗电机厂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间旧式铁工房模样的破屋，座落在工厂的一角。
进门就可以看到室内放着几把锤子和锉刀等小工具。
这就是七年前的红旗电机厂，当时只有几个家庭妇女，用锤子和镊子生产简单的电灯零件。
我们从这间破旧的屋子里出来，走访全厂，立刻发现过去七年中这个厂发展得多么飞速。
今天，这个厂的工人比1967年增加了十倍，拥有钻床、铣床、刨床、切削机、齿轮磨床等二百一十四台机器及其他设备。
从产品看，这个厂目前已经能够生产中型和大型机车零件以及电动机、电焊机等几十种电机产品。
这些产品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工厂的发展史反映了该厂工人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依靠自己力量，克服种种困难，大踏步向前进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我们访问了从建厂一开始就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吴广智同志。
一见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厂的发展情况。
他说：
“七年前，我们没有机器，用手干笨重的活。”
工人们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厂，他们盖起了厂房，搞出了设备，造出了产品。
他们提出了四百多件技术革新建议。
有的人讥笑工人这样干，但是工人是工厂真正的主人，他们终于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制造出了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出了精密度很高的汽车发动机零件。
厂内的生产工序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实现了机械化，劳动变得轻松了，1974年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年度计划。
正是这些工人，是新中国真正的主人，他们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从各方面挖掘本厂的潜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办工厂、搞技术革新，为工业的全面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在上海也看到了这样可信赖的人们。
在上海逗留期间，有一天，我们登上了远航三大洋、行船历时一百五十天刚归来的一万三千吨货船“风庆”号，横贯上海市中心、波浪滔滔的黄浦江水击拍着船舷。
我们的手同船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船长见了我们，自豪地说：
“这艘船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用一年多时间造出来的。
我们远涉重洋，航程万里。
当我们乘着中国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制造出来的海轮远航时，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这一天，我们同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会面。
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厂的工人用自己的力量制造一万三千吨级货船“风庆”号的事迹。
这个厂在解放以前，只能修理不大的船只。
1956年01月10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来厂视察以后，工人们高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为在造船工业中进行技术革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当他们接受制造一万三千吨货轮的任务时，他们既没有制造这样大吨级船舶的经验，又缺乏技术，但他们丝毫没有犹豫。
只要是党交给的任务，上刀山，下火海，工人们也要光荣地去完成。
这次，他们仍一如既往，决心以自己的力量，用最短的时间造出大型货轮。
这个厂的一些工人夜以继日，身不离厂，同技术人员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大胆地设计出了加工几十吨重主机铸件的方案。
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没有大型设备，怎么加工浇铸六十三吨重的一万马力柴油机这个主件呢？
然而，就连这样大的困难，厂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靠自己的力量加以克服了，他们大胆地使用连续浇铸法，终于造出了柴油机主件。
加工部门的工人，改装了车床夹头，只用了十五天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主机的加工。
这个厂的工人还自己制造了大型水压机等一百五十多种设备。
船体车间大搞技术革新，在校正厚钢板、除锈、涂色的作业中，比过去提高了劳动效率十倍。
这样，这个厂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造出了一万三千吨的货轮。
他们目前正在为提高造船能力二至三倍而努力奋斗。
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在大踏步前进，他们坚信：
只要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论怎样艰巨的任务都是能够完成的。
自动化的道路
在中国，各工厂、企业正在为实现生产工序的半自动化和自动化而斗争。
参加这一斗争的都是平凡的工人。
他们加强了同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协作，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完全献给了减轻笨重劳动和增加生产的光荣而富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在上海柴油机厂听到了关于工人和技术人员同心协力地把几个生产工序大胆地改为自动传送装置的动人事迹。
这个厂的一些工人在自动传送带搞成以前，睡在现场，一步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生产岗位。
我们就在吴泽明同志装配的自动传送带旁同他进行了交谈。
他告诉我们：
“解放以前，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买办资本家及反动官僚的残酷统治下，我被赶出工厂大门六十三次，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一直过着饥寒交迫和受人歧视的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繁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我成了国家的主人。
在党的阳光下，我获得了新生。
对于党要我做的工作，我难道能后退一步吗？
我知道，搞自动传送带就是报答党的关怀，虽然失败了二十三次，但最后终于成功了。”
他的话充满了斗志和信心。
中国工业的飞跃靠的就是这样一些可信赖的人们，他们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只要是党和革命的需要，他们就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个厂由于实现了生产工序的半自动化和自动化，所以在1965年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柴油机发动机零件现在只要半天时间就完成了。
我们参观了工人们完成一万马力柴油机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
我们还访问了西北国营第1棉纺厂。
这个厂由于实现了设备自动化，从而成功地消除了长期影响工人健康和生产的棉尘。
仅举精纺车间为例，厂里对第1道工序精选棉工序实现了自动化，利用空气吸棉精选，这就不仅消除了絮尘纷飞的现象，而且使劳动生产率比原来提高了十倍。
据介绍，厂里以前完全靠手工剔出纺棉抽丝工序中排出的棉籽、棉头和线头。
一些工人同技术人员一道，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创造出了自动洗涤机，使废料得以自动分离出来。
翟福兰同志见到我们时说：
“现在除掉了棉尘，空气清爽，工作轻快。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莫大幸福和喜悦。”
我们还访问了北京、广州、哈尔滨、大庆等地，到处都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飒爽英姿，他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号召，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胆革新技术，正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勇前进。
胜不骄，败不馁，朝着新的胜利不断前进的中国工人阶级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朝鲜《劳动新闻》）

菲律宾举行中国商品展览受到欢迎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马尼拉消息：
据菲律宾报纸报道，自去年12月20日至今年01月0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中国商品展览，受到菲律宾人民的欢迎。
这次中国商品展览是由菲律宾有关贸易公司举办的。
菲律宾贸易部部长基亚松在展览开幕时致词说，举办这次展览是为了促进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并通过贸易进一步促进菲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在展览场所入口处，陈列着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年09月访问中国时同中国领导人友好会见的照片。
这次展览展出了许多种中国轻工业品，以及有关中国的图片。
展出期间还放映了介绍中国的幻灯片。

越南南方代表团访问柬埔寨解放区
黄晋发和乔森潘举行会谈双方签署联合声明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01月02日报道，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为团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国防部长陈南忠为副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应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邀请，从1974年12月25日至29日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代表团成员有：
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长阮氏萍以及雍玉奇、清毅等。
代表团到达柬埔寨解放区时，受到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胡荣，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新闻和宣传大臣符宁，司法、司法改革大臣诺罗敦·富里萨拉亲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金边委员会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大臣介宗等的热烈欢迎。
12月27日，以黄晋发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同以乔森潘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12月28日，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柬埔寨东部和北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设施，访问了一些村庄和农业生产互助组等，并且出席了解放区的群众欢迎大会和文艺晚会。
12月29日，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柬埔寨解放区的友好访问，离开柬埔寨解放区回越南南方解放区。
乔森潘、胡荣、符宁、富里萨拉、介宗等热烈欢送越南南方代表团。

鲁巴伊主席接见亚丁纺织厂总经理和中国纺织技术组组长
新华社亚丁1975年01月02日电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01月02日接见了亚丁纺织厂总经理穆罕默德·萨伊德·萨勒姆和中国纺织技术组组长赵雷，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纺织厂总经理把这个厂用本国生产的棉花试制成功的第一匹原色卡叽布赠送给鲁巴伊主席。
鲁巴伊主席说：
“今天的会见是历史性的会见，因为它标志着我们民族工业的开始。”
鲁巴伊主席还说：
“在新的一年开始时，我收到的这件珍贵的礼物象征了中、也人民的友谊。”
鲁巴伊主席最后勉励也门工人和中国技术人员努力工作，相互学习。
陪同接见的有民主也门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卜杜勒·瓦利。

几内亚举行总统就职仪式
杜尔总统讲话强调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国家经济
新华社科纳克里1975年01月04日电
塞古·杜尔重新当选为几内亚共和国总统。
01月03日在科纳克里人民宫举行总统就职仪式。
塞古·杜尔总统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几内亚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主要靠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来发展国家的经济。
他在谈到非洲政策时说，几内亚支持所有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
他还说，几内亚政府将按照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规定，同非洲各国“保持和发展以互相尊重和非洲各国人民历史利益为基础的真诚合作的关系”。

在经济危机猛烈冲击下
美国上个月失业人数急剧增加
新华社1975年01月04日讯
华盛顿消息：
在经济危机猛烈冲击下的美国，1974年12月份的失业人数再次急剧增加。
据美国劳工部01月03日公布，1974年12月份美国又有五十六万工人失去了工作，使失业总人数高达六百五十万人。
这是1940年以来美国失业人数第1次超过了六百万人。
去年12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百分之七点一，和1961年05月相同，是1958年经济危机时期以后的最高失业率。
失业人数猛增是由于资本家转嫁危机而大量解雇工人造成的。
在过去十二个月之中，失业人数总共增加了二百多万。
其中汽车工业的失业情况最为严重，去年12月份的失业率已达到了百分之二十，每五名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建筑业去年12月份的失业率也达到了百分之十五。
黑人工人受到失业的打击尤为严重。
黑人工人的失业率由去年11月份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增加到12月份的百分之十二点八。
合众国际社认为，实际的失业情况比官方公布的数字更加严重。
严重的失业情况使得美国白宫发言人内森也不得不承认，去年12月份的失业数字“再一次着重表明了经济正处在很大的困难中”，“现在正在继续的生产下降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即将到来的一段时间内，失业将会进一步增加”。

尼泊尔两家周刊发表文章
谴责印度向尼泊尔施加压力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电最近一期的尼泊尔《祖国》周刊发表评论，谴责印度采取诽谤尼泊尔和停止供应石油等办法，向尼泊尔施加压力。
评论说：
“印度报纸已经开始进行一场经常、有组织的反对尼泊尔的宣传运动。
印度报界没有一天不进行伤害尼泊尔的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宣传。……在尼泊尔发生了反对印度吞并锡金的示威游行以后，这种行为就变本加厉了。
尽管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批评象在锡金发生的那样的事件，但是印度却毫不犹豫地利用各种借口来干涉我们的内政。
我们的国内外贸易由于一个蓄意制造的僵局而受到阻碍。
现在，印度决定停止向我国供应石油产品。”
评论指出：
“最近一些天来，印度一直采取步骤直接或间接地破坏尼泊尔的民族尊严和主权。
印度报界甚至说，（尼泊尔）首相里贾尔在同甘地夫人会谈时不代表尼泊尔。”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1975年01月04日电
尼泊尔《议论》周刊最近发表文章说：
“印度领导人对尼泊尔的傲慢态度，反映了他们的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观点，违背尼印两国人民的愿望。”
文章说，尼泊尔和印度的关系近来之所以变冷，主要是由于逃亡印度的尼泊尔反民族分子的活动和印度领导人正在利用锡金问题为遁词，对尼泊尔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文章指出：
“尼印关系目前紧张，牵涉到尼泊尔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尼泊尔必须明确表示，它将一如既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尼泊尔不是印度的一个邦，也不是哪一个大国的殖民地。
它决心在和平共处、平等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保持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
文章说：
“印度领导人经常吹嘘印度同尼泊尔的合作。
但是，这种合作也不是无报偿的。
印度从甘达克和科西工程得到的利益大于尼泊尔，而尼泊尔人实际上是受骗上当者。”
文章最后说，尼印关系决不能通过施加压力或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来加强。
“尼泊尔在影响到切身的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上，不能向任何人屈膝。”

布迈丁主席和佩雷斯总统强调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
保卫石油权益斗争是第3世界的重要斗争
沙特阿拉伯副首相驳斥美国对使用石油武器的攻击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5年01月03日电据这里的《至上报》报道，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01月02日在阿尔及尔接见这家报纸的记者时指出：
“石油生产国的斗争是第3世界重新估价它们的原料和建立一种新经济秩序的巨大斗争的一部分。”
他说：
“阿拉伯国家越来越控制自己的石油资源。
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也走上了要这样做的道路。”
他强调指出，世界通货膨胀并不是石油引起的，而是制度本身引起的。
布迈丁主席接着说：
“对于我们来说，占领一个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一公里（土地）意味着占领整个阿拉伯世界”。
他说：
“不能把海湾石油生产国同其它国家隔开。
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所有（石油）生产国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已经对工业化国家占了上风，那要归因于我们的团结一致。
石油生产国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它们将不容忍任何反对它们的利益的企图。”
布迈丁主席在谈到阿拉伯国家间所谓的“不一致”时指出：
“必须区分大、小矛盾。
（阿拉伯国家）同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是大矛盾，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并且影响着所有阿拉伯人的前途”。
他指出，“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大矛盾，对付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那就是收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权利”。
他说：
“事实是全体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权利”。
布迈丁主席还强调指出：
“不应该把阿尔及利亚的斗争同阿拉伯国家的斗争分开，不应该把阿拉伯国家的斗争同非洲大陆争取解放的合法斗争分开。
也不应该把我们地区的斗争同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斗争分开。
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斗争。”
他说：
“穷国和富国之间，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才是真正的鸿沟。”
据新华社讯
加拉加斯消息：
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1974年12月23日在一次讲话中重申把石油业收归国有是为了“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
佩雷斯总统是在收到去年05月成立的石油业国有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时讲这番话的。
报告内容包括一份石油业国有化法律草案和对石油工业情况的介绍。
佩雷斯总统指出，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将把这个法律草案提交议会讨论。
这位总统指出，“委内瑞拉的石油和铁将为拉丁美洲服务”，委内瑞拉将运用这些资源支持“拉美各国人民为收回支配自然资源的主权而进行的斗争”。
佩雷斯总统说，同石油一样，基本产品的生产国应当有权确定这些产品的价格和交换条件。
他在讲话中还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
据新华社萨那电
据《沙特国家报》报道：
沙特阿拉伯第2副首相法赫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不久前在同黎巴嫩《安瓦尔报》记者谈话时，驳斥了美国对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的攻击，并且表示：
“阿拉伯人决不接受对他们事务的干涉，决不接受强加于他们的经济政策。
我们准备同一切愿意合作的人进行合作，而不接受控制和发号施令。”
阿齐兹驳斥了美国关于阿拉伯国家提高石油价格和阿拉伯资金的积累“造成了世界要发生灾难的威胁”的谰言。
他说：
“这种攻击显然是不公正的。
通货膨胀是工业国家带给我们的一种现象，它发生在石油提价之前。
在此之前，美元就两次贬值，英镑多次贬值，从而导致了阿拉伯储备的贬值，影响了阿拉伯的石油收入。”
他回顾说，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是为了突出阿拉伯的权利。
他说，某些国家“无权指责我们拒绝向支持我们敌人的人卖石油。
我们的敌人在占领着我们的土地，使我们的人民流离失所”。

日本一些工业企业新年前后继续停产
钢铁等行业库存过多，许多产品将大幅度减产
新华社东京1975年01月03日电
在日本工业产品的库存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利用新年机会，延长一些工业企业的停产时间，进一步削减生产。
往年元旦期间，日本的石油化学工业的生产从不间断，但在今年元旦期间几乎全部停产。
生产各种乙烯和聚氯乙烯树脂的一些大公司从1974年末就相继提前停产。
这些大企业生产的乙烯和聚氯乙烯树脂，从去年10月以来，已经减产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从今年01月起减产幅度将达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有色金属工业的大企业，也都大幅度地延长了停产时间。
占日本铜锭生产三分之一的日本矿业公司，在01月份将把它的铜锭总产量减少百分之三十七。
钢铁工业除高炉企业维持生产以外，平炉企业都把新年停产时间由往年的一周延长为半个月或更长，减产幅度达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电机制造、合成纤维、建筑材料、造纸等企业把新年停工时间延长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生产建筑用陶瓷产品的伊奈制陶公司所属的十三个工厂，新年前后停产将近一个月。
据《日经产业新闻》01月01日报道，钢铁、有色金属、电机、石油、造纸、纤维、化学等行业都存在着“产品库存过多”的现象。
预计今年第1季度，粗钢、有色金属产品、纸浆、玻璃等十多种产品将进一步大幅度减产。

西德经济情况不断恶化
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大批企业破产，失业激增，通货膨胀加剧
据新华社波恩电
在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尽管西德在西方被认为日子还不象其他国家那样难过，但它的经济在去年也不断恶化。
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大批企业破产，失业激增，通货膨胀加剧。
据统计，西德国民生产总值从去年第2季度以来已经连续下降了两个季度。
第2季度比第1季度下降百分之一，第3季度又比第2季度下降百分之一以上。
一些生产早已萎缩的部门，如汽车、建筑和纺织工业，困难在继续加深。
建筑业目前的设备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六；
生产继续下降，据估计，去年将比前年实际下降百分之八。
汽车生产去年比前年下降百分之二十。
纺织工业的生产也大幅度下降。
过去依靠出口而使生产保持增长的一些行业，如化学、机械、钢铁等部门，从去年夏天以来情况也在恶化。
化学工业从07月到09月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九，整个行业的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点四。
机械制造业从夏天以来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九，整个行业的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三点五。
西德《时代》周刊惊呼，西德“正进入1966年——1967年以来最糟的衰退”。
在生产下降的同时，西德中小企业大批破产。
从去年01月到10月，破产的共有六千二百七十五家，比前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
不仅中小企业破产，许多较大的康采恩也被更大的垄断集团所并吞，如来因钢厂不久前就并入了梯森钢铁公司。
垄断资本集团大批解雇工人，削减开工时间，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
据西德官方统计，到去年11月为止，西德职工失业人数已达八十万，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三点五，远远超过1966年到1967年危机时的水平。
此外，半失业工人已达四十六万。
西德通货膨胀也在发展。
去年通货膨胀率估计约在百分之七左右，虽低于其他西方国家，但对西德来说仍是二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西德的公私债务总数去年年底已达一万零一百四十亿马克。
失业人数激增和通货膨胀加剧，致使西德的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
去年年底，西德国内的需求和投资都在下降。
如境况一直较好的电器工业，去年年底国内的需求也比前年降低了百分之八。
去年第3季度西德的国内工业订单比年初下降了百分之九点四，其中起决定性影响的资本货的订单下降了百分之十二点八。
由于国内市场萎缩，西德经济越来越依赖出口支撑。
从去年夏天以来，西德国外订货已开始下降，第3季度比第2季度下降了百分之三左右。
钢铁工业的订货09月份就比08月减少了百分之十。
在这种情况下，西德除了力图使原有的国外市场不致急剧缩减外，正努力设法打进东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面对国内外市场萎缩的危险局面，西德政府又重新采取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
它最近提出了一个“景气计划”，由政府拨款进行公共投资和鼓励私人投资。
但是，西德政界、经济界人士和报刊言论对这一“景气计划”普遍表示怀疑。
西德总理施密特不久前也说，西德的经济“在今后几个月中将受到不吉利的消息的影响”。
（附图片）
一面是大量解雇工人，转嫁困难；
一面又拚命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牟取暴利，以致严重地损害了工人健康。
这是西德巴伐利亚汽车工厂的一位工人在工头的监督下，已经干得筋疲力尽了。
新华社发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强调坚决站在反霸斗争第1线
揭露苏修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控制掠夺
新华社地拉那1975年01月01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1月01日发表元旦社论，回顾阿尔巴尼亚人民1974年的伟大成就。
社论说：
“我们送走的一年是比前年取得更大成就的一年，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的一年。”
社论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使我们进一步动员起来，克服了一系列障碍和困难，并象以往一样粉碎了形形色色敌人的企图和计划。
社论接着说：
“然而，我们并不高枕无忧。
我们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战斗。
敌人仍将企图阻挡我们和夺回其‘失去的天堂’。
我们全体武装起来的人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胸怀党的决议和教导，要把迄今取得的胜利当作取得新的更大胜利的起点。”
社论说，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在跨入新的一年时所以感到自豪，是因为她在党的领导下，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方面，一如既往地光荣完成了自己革命的国际主义任务，因为她过去和现在都站在反对美帝、苏修和世界反动派的斗争的第1线。
社论说：
新的全面的危机、矛盾和失败等待着两个超级大国。
“未来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属于革命和各国人民。”
新华社地拉那1975年01月04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1月04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加紧全面协作”的幌子下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加强控制和剥削。
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在所谓“一体化”的幌子下把他们的掠夺的魔爪更深地伸向“经互会”其他成员国。
文章说：
“莫斯科社会帝国主义者建立的体系以及在生产、工艺、外贸、货币和财政方面的机构都是为了在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控制。”
他们在种种幌子下推行的“资源国际化”、“国际分工”和“生产的国际积聚”等等，实际上是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贯彻勃列日涅夫的帝国主义的“有限主权论”。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特别注意建立各种各样的“国际经济联合公司”、“国际银行”、“国际科学家集体”等机构。
这些机构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的跨国公司的翻版。
文章揭露说，苏联修正主义者为了控制
“经互会”国家的商品周转范围，建立了“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集体外汇”。
他们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并对
“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进行全面控制。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还建立了“国际投资银行”。
通过这一银行，他们企图控制其他国家基本投资计划的执行情况，并鼓动这些国家发展苏联所需要的那些部门和建设苏联所需要的项目。
文章说：
“克里姆林宫最近还建立了生产方面的各种‘国际托拉斯’，如‘国际原子能发电设备联合公司’、‘国际原子仪表公司’、‘国际纺织机器联合公司’等等。
这些托拉斯的活动包括了设计、科研、生产、产品出售等一整套的工作。
通过这些托拉斯中的两个组织，苏联修正主义者垄断了原子能方面的一切科学活动和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