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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天津部队某团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持深入实际，先后总结出几十份群众创造的经验，八次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不断推动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这个团党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部队运动的实际情况，经常注意总结典型经验。
八连是全团读书比较好的连队。
批林批孔一开始，连队学习辅导小组就带头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
党委认为八连学习辅导小组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分工一名常委带着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长期蹲在八连，和党支部一起加强了对这个小组的培养，使这个小组在批林批孔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受到干部战士的赞扬。
党中央关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指示传达后，团党委及时总结推广了八连党支部培养理论队伍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团理论队伍的建设。

为了把总结上来的典型经验推广下去，团党委成员首先做到带头学好典型经验，取得推广经验的发言权。
在推广九连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的经验时，连队有的同志向党委提出了一些问题，由于有的党委成员对九连的经验没有很好研究，不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回答。
这使党委“一班人”很受震动，党委成员纷纷到九连向干部战士学习，并多次把他们请上来给党委介绍经验，使党委进一步坚定了推广九连经验的决心。
为了在全团推广九连的经验，团党委书记还带领各营党委书记和各连党支部书记到九连去学习，并用半个月时间集训了全团三百多名理论骨干，三次召开全团军人大会介绍九连的经验，使学习九连经验的活动搞得比较扎实。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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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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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还要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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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工程兵某团党委成员深入基层，长期蹲点，帮助连队扎扎实实地搞好学习和批判。

这个团党委成员在深入连队过程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帮助干部战士搞好学习和批判上。
他们给连队辅导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帮助办理论骨干学习班。
党委书记、政委周建中在连队蹲点中，主持办理论骨干学习班就有五期，上辅导课十多次。
他发现四营一些连队的干部战士，对“英雄创造历史”、“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批得不深，就组织全营干部和理论骨干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引导大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用气力，使四营干部战士对这个专题的批判深入了一步。

这个团党委的成员们在深入连队中，还十分注意用自己学习和批判的成果，帮助连队解决难点，推动学习与批判的深入。
党委委员、政治处副主任孙忠忱在和加工连的干部战士一起批判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时，部分同志反映对这个专题批得不深。
孙副主任便带头攻读马列的有关论述和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并阅读一些资料，给加工连上辅导课，进一步促进了连队的革命大批判。
去年以来，党委成员亲自写批判稿和宣讲提纲一百二十多篇，有力地推动了连队学习和批判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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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六七六三部队七连党支部正确处理批林批孔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坚持抓大事，使连队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七连投入了繁重的国防施工。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七连党支部从连队施工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坚持正常的学习时间外，还利用课余的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和批判活动。
四个月来，他们出大批判专栏二十一期，黑板报四十一期，写大批判稿六百九十二篇，连队开大批判会二十七次，编演故事和文艺节目四十五个，还编写出两份儒法斗争史的宣讲材料。
通过这些活动，充分发动了群众，有力地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

一九七四年七月，上级要求这个连在施工的同时进行夜间射击训练。
时间更紧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妥善安排各项工作，坚持抓紧批林批孔。
在施工中，党支部在工地上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指示，批判林彪破坏国防建设，推行右倾投降路线，妄图投靠苏修的罪行；
在军事训练中，他们在训练场上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示，批判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取消军事训练，削弱我军战斗力的罪行。
通过批林批孔，七连干部战士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各项工作都取得较好成绩。
=====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同志会见并宴请希尔同志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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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以后，王洪文同志、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设宴招待希尔同志和夫人。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以及邢竹芳、朱达成、周尔流、董桂兰、吕辉祥，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一月二日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

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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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讯 周恩来总理一月二日打电报给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对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向巴基斯坦政府和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拉瓦尔品第，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阁下：

惊悉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巴基斯坦政府和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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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部队某团一连战士理论小组，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的。
怎样不断提高理论小组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作战能力呢？
这个连党支部从实践中体会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抓好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

联系群众 联系实际

这个连的理论小组一成立，干部战士都满腔热忱地支持它，关心它，爱护它。
参加理论小组的同志刻苦学习，带头批判，积极辅导，使连队批林批孔运动搞得生气勃勃，步步深入。
在取得了一些成绩后，理论小组有的同志开始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苗头。
比如，有的同志片面地强调研究理论，对连队在学习中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不大关心了，班里的学习和日常工作也不大参加了。
战士们对此提出了批评。

支委会研究认为，战士理论骨干虽然来自战士，但仍然需要强调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只有抓好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才能使它成长壮大。
于是党支部引导理论小组成员，围绕“怎样才能做到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的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光辉著作，使大家认识到，理论队伍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永远与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从这以后，党支部抓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的自觉性更高了。
理论小组的同志也自觉地扎根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斗，做到急群众所急，把解决连队在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当作自己的战斗任务。
他们时刻关心战友的学习，和战士们心心相印，同志们感动地说：理论小组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一碰到困难，自己的队伍就来到了面前。

调查研究 注意分析

有一天，驻地附近一所小学来请连队去个同志，给学生上一堂纪律教育课，说有些学生纪律性差。
连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理论小组，并且指出，要讲好课，就要虚心向革命师生学习，搞好调查研究。
理论小组的同志到了学校以后，深入进行调查，听取各方面的反映。
从座谈中了解到，“师道尊严”的旧思想，在这个学校部分师生中还没有得到肃清，因此师生关系比较紧张。
于是，党支部组织理论小组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分析调查来的情况，并且和革命师生一起备课。
在讲课中，他们和革命师生一起批判“师道尊严”的旧思想，讲黄帅反潮流的生动事迹，同时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全校师生正确认识发扬反潮流精神和遵守革命纪律的关系，树立一切行动听指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步调一致去夺取教育革命新胜利的信念。
后来，另外几所小学也清理论小组去讲了课，效果都很好。

理论小组成员在研究理论中对一些问题能够认真思考，看分析是否真有道理，是否合乎实际。
理论小组成员、新战士邓登成一次听讲儒法斗争史的报告。
报告中讲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却忽视了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问题。
邓登成便根据毛主席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教导，去找作报告的同志一块探讨问题，讲述了自己的看法。
作报告的同志很受启发，表示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好这个问题。

迎难而上 不断前进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任务越来越艰巨。
碰到困难后，党支部总是不断对理论小组进行教育，鼓舞他们的斗志。
在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时候，这个连是全团的先行连。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理论小组成员产生了畏难情绪，有的同志建议到大学里请教授来讲。
党支部研究后认为，在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中，工农兵应该和革命知识分子团结战斗，取得他们的帮助。
但是，专家教授们的研究，代替不了工农兵自己的努力，应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
接着，党支部以理论小组为骨干，把全连分成六个组，分专题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历史，发动大家注释法家军事著作，编写法家、儒家、林彪军事思想言论对照材料。
理论小组积极带头，主动挑重担，全连同志群策群力，攻克了许多难点，为全团的教育提供了可行的经验。

批林批孔运动大大激发了理论小组的战斗积极性。
去年十月，团里把加强步兵班山地防御战术训练的先行任务交给了这个连。
支部认为，理论小组应该能文能武，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理论小组。
九班长何兵是理论小组副组长，连队就以九班为基础，抽调了理论小组的同志到九班，组成加强班，实施这个先行任务。
接受任务后，怎样进行训练呢？
有的同志主张就用过去的班山地防御教材。
大家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我们的教材，应该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革。
为了统一思想，在支部的领导下，加强班认真学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有关章节，同志们说：研究战术，必须首先研究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仗着自己有“乌龟壳”和其他武器，妄想称霸于世界。
我们不应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应该敌变我变，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把消灭敌坦克作为班防御的主要任务。
过去的教材这点不明确，所以必须改革。
接着，加强班进一步研究了苏修的有关资料，根据我们步兵班的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客观的物质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按照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方针编写教材，得到了上级党委、领导的同意和支持。
加强班一方面敢于创新，编写了接近实战的新教材，一方面又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勇于实践，刻苦训练，终于圆满完成了先行任务。
干部战士夸奖说：我们理论小组的同志，真是能文能武的好战士！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作者：纪平

毛主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
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这对于今天我们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局性的规律，正确地认识我们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根本战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局部的任务，在工作中实现理论同实际的统一。
如果不认识全局性的规律，局部工作就会走偏方向。
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
机会主义路线正是因为在战略问题上错了，违背了客观实际，所以战役战术的指挥就必然是错误的。

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马列主义理论为我们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了这个理论，就可以使我们认识战争发生、发展的原因，区别战争的性质，预见战争发展的方向和可能发生的变化。
但是，马列主义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指挥每一场战争的具体方案。
革命战争有其不同于一般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每个国家的革命战争又都有其特殊的情况，特殊的规律，我们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除了研究其一般规律之外，“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不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使主观符合客观，就会丧失主观指导能力，走上失败的道路。
只有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战争进行具体分析，“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就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典范。
在这本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光辉著作中，毛主席首先明确划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性质相反的战争，指出“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
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这就彻底批驳了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对革命战争的攻击和诬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为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问题指出了正确的出发点。
接着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了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样几个主要特点，并且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正是在科学地分析了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毛主席英明地提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战略思想，为中国革命战争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军事学，在当时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状况下，指明“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把克敌制胜的信心放在人民力量的基点上，充分发挥红军的优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
例如，坚持以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反对以正规的阵地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
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
坚持在游击战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
等等。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制定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结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它们反映了无产阶级不怕困难、以弱胜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反映了重视困难、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反对了轻视敌人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反对了为敌人所吓倒的右倾保守主义。

同毛主席一贯坚持的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相对立的，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特征。
党内的各次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右倾的，还是“左”倾的，莫不导源于这个唯心主义的思想原则。
林彪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对林彪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尖锐的批判。
毛主席指出：“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毛主席这里所指出的“有些人”，首要的就是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林彪。
这段历史的回顾，揭露了林彪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说明了我们党同林彪的分歧是在革命最基本问题上的分歧。
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
这确实是一个要不要革命和能不能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
林彪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悲观的，否定的。
他不相信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哀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认为建立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反对毛主席争取江西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主张搞轻便的“流动游击”，完全放弃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本工作。
林彪的军事路线，是一条取消革命根据地、破坏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条断送中国革命的错误路线。
这是林彪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的一次大暴露。
正如毛主席在批评林彪的长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的，这种思想方法是“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主观主义，这种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这是林彪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要害。
林彪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只看到敌人其势汹汹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封建军阀互相混战的半殖民地中国的这个特点；
只看到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大为削弱的暂时现象，看不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趋势，于是从对时局的唯心主义估量出发，走上了取消革命的失败主义道路。

林彪并没有接受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教育，而是阳奉阴违，顽固坚持他的反动世界观，在机会主义的泥潭里愈陷愈深。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紧紧追随王明，搞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生吞活剥，照抄照搬外国人的经验，全盘否定已被斗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他连续向军委发了三份电报、两封信，竭力主张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
他还写了《论短促突击》，兜售他的反党黑货。
林彪猖狂地声言：“这种方法不算是诱敌深入，要知道，诱敌深入的方法……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
可见，林彪的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是公开的直接的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相对抗的，它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大杂烩，是完全无视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唯心论的货色。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实质，指出：“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
这是主观主义。”
王明路线的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无视蒋介石要借刀杀人的现实，反对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要带着主力部队去直接配合国民党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仍然是从主观唯心论出发，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消极避战，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特别是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林彪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不听指挥，不听调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具体部署。
解放以后，在每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他总是明里暗里加入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帮里去，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公然地把毛主席一再批判过的所谓“天才论”这个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黑货，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抛了出来，搞突然袭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这场反革命改变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以后，紧接着他又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事物的发展总是同反动派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林彪的阴谋遭到惨败，自我爆炸，自取灭亡。
这是林彪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总暴露，总破产。

我们把林彪在几十年中的行径联系起来，就会清楚地看到，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的，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货色。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同理论和实际脱离的斗争。

针对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从各个方面，透彻地阐述了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的重要性，还鲜明地提出和回答了“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这个重大原则问题。
是不是善于学习，坚持不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
实行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革命事业就发展，就胜利；
反之，革命事业就要受挫折，就会失败。
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所以，我们党把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作为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作为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标志之一。
对于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才能深刻理解、自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识别刘少奇、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抵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正因为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个原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如此重要，所以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者都疯狂地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则。
他们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不仅自己搞理论和实际脱离那一套，而且还极力宣扬理论和实际脱离的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破坏党的传统作风，毒害我们的青年和人民。
正象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批评的那样，王明、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
他们那套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广大人民中是通不过的，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彻底破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要努力学习和实行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导，把这一点作为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基本原则的重要课题。
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正确地说明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问题。
做到理论和实际统一，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学习、实践和自我改造的过程。
这就需要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教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通过批林批孔，在广泛的范围内，促进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但这方面我们还是有缺点的。
一部分干部中不认真学习或不坚持学习，不深入群众作周密的调查研究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有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在处理日常问题时，有时又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有的同志还不善于通过总结经验来促进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八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毛主席做了基本的总结，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都应当把这些经验当作指导自己行动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忘记。
我们应当好好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分析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扎扎实实地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和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认真看书学习 继续批林批孔

作者：武振轩

三十八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深刻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事实正是这样。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党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关键时刻，总是对抗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一开始，他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推行走州过府的流寇主义；
以后，他又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吹“短促突击”的所谓“新原则”，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追随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依靠国民党打大仗，打所谓的“正规战”，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炮制了以消极避战为出发点，以打击溃战为核心的“六个战术原则”，对抗毛主席的以积极歼敌为指导思想的十大军事原则，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路线。
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特别是林彪把持军委工作以后，他又利用窃取的权力，极力兜售“六个战术原则”，为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制造反革命舆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六个战术原则”是什么路线的产物，是为什么路线服务的，从而进一步认识“六个战术原则”的极右实质，从根本上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大搞右倾机会主义的自我招供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机会主义错误的军事原则时，总是指出军事原则和政治原则的内在联系。
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炮制出笼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就是他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的产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我们党和人民反对蒋介石的篡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在这事关前进还是倒退、是把中国引向光明还是引向黑暗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一条是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就是搞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同蒋介石合作“建国”。
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林彪始终追随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在敢不敢打倒蒋介石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对立，在能不能打倒蒋介石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这是无产阶级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
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
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
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
结论是：“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与此相反，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以后，林彪对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作了机会主义的分析：在政治上，他诬蔑东北是“半生不熟的根据地”，“群众条件不成熟”，“主动性因之减少”；
在经济上，他夸大我们的困难，胡说什么东北解放区经济单薄，我军“后方的补充如衣服、鞋子、炸弹皆成大问题”；
在军事上，他被国民党的所谓“军事优势”吓破了胆，把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吹成是铁老虎，惊呼东北敌军是“头等部队”，“战斗力很强”，“一个师可作几个师用”，“很难打”。
他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右倾保守，消极避战。
不相信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反革命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军事路线，政治上搞右倾机会主义，军事上必然搞右倾保守主义，其战略思想必定是消极防御的。
在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面前，毛主席从战略上蔑视敌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得出了“我必胜蒋必败”的科学结论；
同时又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出发，为我军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并明确指示林彪，要乘敌人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打几次大的歼灭战。
可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了“等、忍、狠”的一套货色，即：“在不利的时候不打，‘等’、‘忍’，而在稍有利的时机必须狠打”。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所谓“等、忍、狠”战略思想，是典型的机会主义。
他说的“等”，就是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等待别人为他挑担子，背包袱，掩护他“休战”；
他说的“忍”，就是效法孔老二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偏安东北一隅，按兵不动，妄想当东北王；
他说的“狠”，就是搞形“左”实右，打“拚命仗”，“硬拚仗”。
在敌人进攻面前“等”着，“忍”着，“碰到防御的敌人”，也“不要打”，不要害怕“敌人兵力增加，工事增强，与敌人退走”，中心是两个字：“不打”。
为什么这样？
林彪回答说：如果积极打，就会“过度刺激敌人”，就会“吸引很多国民党军队到关外来，过早打就过早背，这对东北不利”，所以“可以慢一点打”，因为“今天不打明天打”，“这一仗打不成还有下一仗”。
在这种右倾保守的思想指导下，林彪在东北的几年，一贯消极避战，迟疑坐困，丧失了很多歼敌战机。
一九四五年底，蒋介石三个军沿北宁线到东北“摘桃子”，林彪由于害怕与敌人作战，公然抗拒毛主席关于在辽西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敌人的指示，使敌人很快占领了沈阳；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决定控制四平，林彪害怕国民党进攻，不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最后将十万人一线摆开在一百多里宽的正面上，以阵地战同敌人拚消耗，大搞消极防御，结果在敌人突破我四平阵地后又实行了逃跑主义；
我军撤出四平以后，在七个多月时间内，林彪没有组织一次战役战斗，偏安松花江北一隅，关起门来大休息；
在辽沈战役前，他根本不敢组织大型歼灭战，叫部队各自为阵，机断专行，没有整军地歼灭过敌人。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林彪机会主义的“等、忍、狠”战略思想，是他的右倾投降主义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集中体现。

政治决定军事，战略决定战术。
战略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术是研究带局部性的战斗指导规律。
因此，战略与战术是主从关系，战术的性质和任务就是隶属于战略，服务于战略，为保证战略方针的实现而存在的。
林彪说：当时“提出的战略思想是等、忍、狠”，具体战术就是“一点两面战术”、“三三制”。
这个话，不打自招地供出了“等、忍、狠”和“六个战术原则”的血缘关系。
“等、忍、狠”这一战略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消极避战，“六个战术原则”也就必然以消极避战为出发点。
作为“六个战术原则”核心的“一点两面战术”，主张“集中力量打开一个口子”，反对四面包围敌人，其最高要求就是“保证打垮敌人”，赶跑敌人。
以“慢”字为中心的“四快一慢战术”，实质就是按兵不动，坐失战机，破坏全局，右倾怯战的战术，是消极避战在战术上的表现。
显而易见，“一点两面”也好，“四快一慢”也好，统统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
当然，“六个战术原则”中也有一些东西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右的，诸如“死打硬拚”呀，要打“莽撞仗”、“硬拚仗”、“拚命仗”呀，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打、猛冲、猛追”呀，等等。
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是形“左”实右的东西，是右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以军事冒险主义和拚命主义掩盖其军事保守主义的实质。
毛主席说过：“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
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
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右倾的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的错误为之先行。
林彪在四平保卫战中，实行消极防彻，搞什么“硬拚仗”方针，在撤出四平时又实行逃跑主义，就是个很好的说明。

对抗党的正确路线的历史罪证

毛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
看一看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每个关键时刻，是怎样用“六个战术原则”对抗党的正确路线，对抗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我们就能从路线上，从战略战术思想上，揭露“六个战术原则”的反动性。

解放战争第一年，是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
在这个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
可是，右倾保命的林彪却被蒋介石一时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毛主席、中央军委再三指示林彪，必须克服任何恐惧心理，积极准备作战，集中力量打几个大歼灭战，歼敌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时；
林彪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组织这样的战役战斗，相反却强令部队按“一点两面”、“三猛”战术同敌人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以主力对主力，与敌人拚消耗。
毛主席、中央军委多次指示林彪，东北前方不要攻坚，应掌握大量的机动部队，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方针，于有利时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林彪又是大唱反调，一面鼓吹“不攻坚就无仗可打”，“打阵地战比打运动战合算”，一面指挥部队打城镇攻坚战，死抱住“一点两面战术”不放。
对此，毛主席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在一个指示中曾经质问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毛主席向各战略区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
这实际上是对林彪“一点两面战术”的否定和批判。
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下达后，林彪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在他下发的《指挥要则》和《战役指挥问题》两个文件中，大肆鼓吹“一点两面”和“三猛”战术，胡说只要学好了“一点两面”、“三猛”等战术，就解决了阵地攻坚突破问题，就没有攻不破的阵地，继续抵制毛主席的作战原则。
这就再一次暴露出林彪极力鼓吹他的所谓“一点两面”、“三猛”等战术，完全是对抗毛主席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这一战略方针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我军则由战略防御样变为战略进攻，在敌人的全面进攻即将被粉碎之际，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战斗，为建立新中国迅速准备一切条件。
为实现这个伟大的政治目标，毛主席又规定了我军的战略总方针：“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接着，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光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
这时，处于内线作战的林彪，本应按照内线反攻的原则，将主力打到外线去，积极歼敌；
但是，林彪却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极力否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出现的大好政治、军事形势，处处散布悲观论调。
他一会儿惊呼“东北敌人战斗力强，难打”；
一会儿又危言耸听地说“敌人的兵力大，物质多，装备强，训练久”，“敌人兵力集中，我无好打的目标”，我军“经常不能采取大型战役歼灭战”；
一会儿又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甚适宜”，反对实行战略反攻。
在他给部队作的一系列所谓“战术指示”中，根本不提以积极歼敌为指导思想的十大军事原则，而专讲“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就靠能实行一点两面、三三制和四快一慢战术”。
说起“四快一慢”，林彪总是津津乐道。
在他的讲话里、文电内、指示中，处处都塞满了：进攻开始要特别强调一个“慢”字；
“不能打急了”，“打急了”就不能实现“慢”字；
进攻开始的时间问题不准快，只准“慢”。
这就不难看出，林彪炮制“四快一慢战术”，完全是对抗毛主席战略进攻的伟大部署的。
一九四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是我军举行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全国各战场都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将主力打到了蒋管区，在外线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林彪却不顾战争全局，按兵不动。
在三个月内不组织攻势作战，擅自决定主力部队休整。
他这样作，正是他所谓“四快一慢战术”的最清楚的说明。
中央军委批转了其他战略区批评林彪错误的电报，明确指出：目前作战必须有全国性的配合，不要你来我不来，给敌以空隙，要反对大休息，不能一年只发动两次攻势，其余时间均在休整。
对此，林彪极为不满，制造借口，百般狡辩。
这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林彪又接二连三地向部队发了四次关于学习“四快一慢战术”的“指示”，给干部作了两次关于“四快一慢”的报告。
继续鼓吹“当下级的要掌握四快一慢的原则”，“不管上面怎样催”，“总是要准备好了再打，没准备好就不打”，“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
什么“老主意”？
林彪的“老主意”就是消极避战，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我军进入了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阶段。
从一九四八年秋季起，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不失时机地亲自计划、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律三大战役。
在这个时期的林彪，仍然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不相信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能够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因而不敢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极力推行以击溃战为核心的“六个战术原则”，反对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原则。
毛主席通观战争全局，决定战略决战首先从辽沈战役开始，这是毛主席为夺取战争全面胜利而作出的英明决策。
可是林彪却处处抵制，步步对抗。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一环，是集中我军主力于锦州、山海关一线，首先拿下锦州，封闭蒋军于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既利于各个歼敌，又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调动沈阳之敌来援，实现“攻锦打援”，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目的。
林彪蓄意违抗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慌报“锦州方向无仗可打”，提出了打长春是他的“根本意见”的击溃战方针。
如果照林彪的方针打，那就只能从长春一面平推，把沈阳、锦州之敌赶到关内。
大家看，这和他鼓吹“一点两面”战术的作用就在于“保证打垮敌人”，“赶跑敌人”，有什么两样？
尤其严重的是，在我大军逼近锦州，攻锦部署业已完成，锦州守敌己成“瓮中之鳖”的情况下，林彪又以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为借口，提出了回兵打长春的荒谬“建议”，再一次为他“一点两面”的赶羊战术招魂。
锦州攻克后，毛主席又七次电令林彪控制营口，堵塞东北敌人海上退路。
林彪不但不派兵去营口方向，反而将辽南仅有的一个独立师也调至新民一带，致使敌人一部分从营口入海逃跑。
在这里，只要联系对照一下林彪在“一点两面战术”中鼓吹的击溃和赶跑敌人的指导思想，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用“一点两面”等所谓的“六个战术原则”对抗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完全适应了蒋介石的需要，是反对我党从根本上推翻蒋家王朝这一正确路线的。

制造篡党夺权舆论的卑鄙手段

马克思在批判第一国际时期的大阴谋家巴枯宁时指出：“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
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五——三九六页）林彪就象巴枯宁一样，是一个把吹嘘和兜售“六个战术原则”作为“抬高他个人的手段”，为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而大干“克己复礼”阴谋勾当的野心家、阴谋家。

从一九六○年开始，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窃取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他一上台，就俨然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打着“高举”的招牌，大肆吹嘘“六个战术原则”。
一九六一年一月和十二月，他先后在条令验收会议上和所谓视察部队时，宣扬“六个战术原则”“这一套办法还是可以用的”。
他胡说“打仗的问题很多，一定要抓住几条主要的”，“一点两面”、“三三制”“这几项没搞好，别的东西搞得再多也不起作用”。
这是林彪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否定我军几十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积累的革命战争经验，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一个丑恶表演。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际上帝、修、反联合反华，蒋介石叫嚷要窜犯大陆，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的时候，林彪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遥相呼应，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也更加嚣张。
他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反革命条幅，一面又进一步刮起了吹捧“六个战术原则”的妖风。
林彪还“破门而出”，周游全国，到处发表“战术讲话”，无耻地吹嘘自己的“一点两面”、“三三制”是什么“辩证法”，大树特树他的“天才军事家”的“绝对权威”。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与此相适应，林彪及其死党又把“六个战术原则”捧为金科玉律，吹得天花乱坠，说它是“非凡的天才”“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军事学”，是“通篇贯彻了军事辩证法”的“杰出成就”，等等。
正是在这一片鼓噪声中，林彪反党集团炮制了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叫嚣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

野心勃勃地要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所有这些无耻的吹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林彪装扮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好让他“名正言顺”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都曾遭到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
林彪为了“名正言顺”地篡夺军队的领导权，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代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就利用各种机会，采取种种措施，在部队强行推销他的“六个战术原则”。
林彪上台不久，就擅自把“六个战术原则”规定为全军训练的“基本教材”，指挥战斗的“永恒原则”。
后来，还把这些东西塞进了我军的各种条令，凌驾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之上。
对于“六个战术原则”，林彪还强令部队：不仅在战役战术上要用，战略上也要用；
不但高级指挥员要学，而且单兵、小组也要学；
不但步兵要学，各特种兵也要学。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林彪在视察一个部队时直言不讳地说：“技术就是五大技术，战术就是三三制、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他明目张胆地鼓吹要象学习五大技术一样去学习“六个战术原则”，要“从思想上灌进去”，“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
林彪以“六个战术原则”代替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用他的所谓“战术思想”去统一全军的作战思想和作战行动，其罪恶用心就是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改造我们军队的面貌，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使我军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反党集团在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政变纲领的同时，更是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兜售“六个战术原则”。
在这期间，他们把“六个战术”进一步升级为“作战指导原则”、“作战原则”、“指挥原则”，目的是实现其“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狂妄野心；
他们迫不及待地编印“六个战术原则”的黑书，则是直接为其《“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服务的。
林彪要发动反革命政变，林彪死党就急忙抛出反动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
在这本反动小册子里，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竭力吹捧“六个战术原则”，肆意篡改历史，把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取得的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颠倒成了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功劳。
林彪死党还黑笔重墨地大写特写林彪是“天才”“统帅”，是“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他的“六个战术原则”是“对部队的实战经验加以提炼和集中的结果”，是“具体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杰出成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也就是一九七○年四月至八月，林彪反党集团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出版了包括“六个战术原则”全部内容的林彪《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的黑书，印刷五百八十万册，发行全军。
《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这本黑书一出版，林彪死党就给它戴上“战争学”、“军事学”的桂冠，断言“今后的战争，这些原则是不会变的”，指令所属部队举行授书仪式，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并象奸商一样到处叫卖：“现在出了一本好书！”
然而，曾几何时，这本所谓的“好书”，却成了我们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很好的反面教材。

凡属倒退行为，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张国焘，无论是王明还是刘少奇，一个个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代的复辟狂林彪也不例外。
他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兜售“六个战术原则”，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结果是效法孔老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落得个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更加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永远是我们胜利前进的灯塔！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 乘批林批孔浩荡东风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辽宁省工业生产多快好省向前发展-去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三年上升百分之六点三以上；
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一六倍

据新华社沈阳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电 乘批林批孔的浩荡东风，辽宁省工业战线广大职工更高地举起“鞍钢宪法”的旗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促进工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一九七四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三年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三以上，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二点一六倍。
就工业总产值来说，今天的一个辽宁，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个辽宁。

在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各种产品的产量显著增加，质量有很大提高。
全省主要产品中的原油、合成氨、化肥、汽车、拖拉机、半导体收音机等，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
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的煤炭、电力、原油加工、天然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自行车、手表以及棉纱、棉布等，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机床、交流电机、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等，分别增长了四到三十五倍。
与此同时，全省一年来还试制成功和成批生产了一千二百多种新产品，满足了国家生产建设的急需。

去年年初，辽宁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职工，回顾了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工业发展的进程，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因此，他们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抓紧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
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职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
通过学习和革命大批判，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鞍钢宪法”，什么是“马钢宪法”。
大家坚持革命，坚持前进，积极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使革命和生产呈现一派新气象。

在夺取去年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战斗中，辽宁工业战线各级领导不断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革命团结。
他们认识到，要搞好工人阶级内部的革命团结，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
因此，一年来，各级领导干部都注意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做促进革命团结的模范。
对于工人群众中存在的某些意见分歧，广大领导干部注意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由于各级党组织较好地做到了全心全意依靠整个工人阶级，全省工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都能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团结战斗，夺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辽宁省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英雄创造历史”等反动的唯心史观，更充分地发挥广大工人群众在革命和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
全省许多厂矿企业都从工人中选拔了一批路线觉悟高、思想作风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人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凡是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各级党组织都注意发动工人群众反复讨论，依靠他们把好路线关，保证企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不少厂矿结合企业的斗、批、改，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群众管理网”、“三结合”小组等，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管理。
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些单位采取大会战的形式，大搞群众运动，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解决了许多原来认为不好解决的问题。

辽宁省各厂矿企业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的教导，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
鞍山、本溪、抚顺等地的一些厂矿企业，去年以来经常派人访问用户，征求对产品质量的意见，了解用户的需要，然后发动职工制订措施，改进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去年，全省生产的生铁、钢材、原煤、机床、矿山机械，以及棉纱、棉布、机制纸、合成洗涤剂等八十种主要产品，质量普遍提高。

在过去的一年里，辽宁省工业战线广大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共实现革新项目五万多项，自制和改造专用设备一万五千多台，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七千多项，还试制成功了一千二百多种新产品。

辽宁省工业战线认真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取得了新的成就。
去年，农业生产急需的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农业泵、农用柴油机、农用塑料薄膜和中小农具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五到八十五。
同时，全省还大力增加轻工业品的生产，进一步提高了全省轻工产品的自给率。

辽宁工业战线各级领导干部通过深入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自觉地改变领导作风，坚持深入生产第一线，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去年以来，只是省、市两级工业领导部门，就先后抽调了一千多名干部，到三百五十多个企业参加劳动和进行调查研究，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
===== 批林批孔运动焕发了广大石油工人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胜利油田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国家计划-原油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六；
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年的十五倍

新华社济南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电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胜利油田超额完成了一九七四年国家计划，原油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十五倍。
勘探领域不断扩大，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地质调查、油田建设、井下作业、机修加工、运输等也都提前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四年，胜利油田党委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始终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带领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
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革命团结进一步增强，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

批林批孔运动焕发了广大石油工人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勘探部门的职工响亮地提出：“肩上挑起千斤担，那里需要那里干。
分秒必争夺高产，不怕掉肉和流汗。”
他们大干苦干，扩大了勘探领域，获得了新的成果。
油田建设部门职工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并肩战斗，在一年时间内建成了一条长距离的输油管道。
为了促进老油区稳产和增产，几个老油区去年同时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油田调整会战。
领导干部带头住帐篷，同工人一起出力、流汗。
职工们日夜奋战，使老油区的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七四年雨季，采油战线打了一场“战洪水，保油井，夺高产”的硬仗。
有一个地区，由于河水漫灌，全部油井被淹。
采油工人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提出了“靠人不靠天，人在油井在，有井就要出油”的战斗口号，他们趟水上井，坚守岗位，生产一天没有中断，油井一口没有报废，为多产原油作出了贡献。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胜利油田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宣扬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摸索实现高产稳产的规律，针对油层的不同特点，采取进攻性措施，使老油井普遍增产，并出现了一批高产井，使全油田的原油日产量大幅度提高。
有一个油区，在人员、设备不增、井数不变的情况下，一年之内原油产量提高了一倍多。

目前，胜利油田党委正在带领广大职工，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认真总结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经验，制定规划，做好生产准备工作，决心在一九七五年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做出新的贡献。

据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一年多来，加勒比共同体发展迅速，并对新老殖民主义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斗争。
这一情况再次表明，在今天，弱小民族已经奋起，它们再也不能容忍新老殖民主义任意摆布。

加勒比共同体现在的成员曾经是、或仍然是英国的属地，后束则又成为美帝国主义掠夺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觊觎的对象。
这些成员国和单位的特点是：地小人少（面积从一百平方公里到二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不等；
人口从一万五千到不足二百万人不等），而且在新老殖民主义统治和控制下被迫各自独处，孤立无援。
长期以来，那里的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妨碍他们有效地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分裂状态。

出于这种普遍的愿望，加勒比共同体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一日诞生。
这个共同体的目标是维护本地区、本民族的生存，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
它要求在地区内实行经济一体化，协调彼此的外交政策，并在广泛领域内进行互助合作。
共同体成立之初，参加的只有这个地区的四个独立国家，即巴巴多斯、圭亚那、牙买加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成立以后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新获得独立的格林纳达以及目前正在争取完全独立的安提瓜、伯利兹、多米尼加、蒙特塞拉特、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相继参加，使共同体的成员达到了十二个，从而把加勒比一些分散的国家和地区联成了一片。

这个年青的共同体成立不久，已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在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共同体的成员已达成关于对外采取共同税率的协议，并达成了一些关于建立合营企业以利用本地区资金、原料和人力来发展工业的双边或多边协议。
为了减少粮食进口，共同体各级组织曾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促进农业发展和合理化的措施。

一年来，共同体成员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了反对跨国公司、保卫民族资源的斗争。
格林纳达政府已决定收回外国资本在这个岛国的电力公司中持有的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除了对跨国公司增收石油税外，还买回了壳牌石油公司在当地的全部产业。
共同体全体成员还为反对美国无理削减这个地区对美国的食糖出口定额以及为提高食糖价格而进行了持续斗争。

一年来加勒比地区的铝土生产国相互声援，同跨国公司展开了尖锐而英勇的斗争，显示了它们的强大力量。
铝土是炼铝用的原料，是制造飞机、汽车、火箭等的重要战略原料。
在加勒比地区，这项工业历来被几家跨国公司所垄断，它们占有着与铝土矿有关的各级资源和产品，控制了从铝土开采直到炼制金属铝的全部生产过程，对生产国进行残酷的剥削。
但是国际垄断资本任意奴役弱小民族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铝土产量占世界第二位、向美国提供美国铝工业所需原料百分之五十的牙买加，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毅然收回一家北美公司的全部租让地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
圭亚那在同美资雷诺斯公司进行激烈斗争之后，已在今年一月一日把这家公司的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实现铝土工业的全部国有化。
铝土产量占世界第三位、尚未实现独立但已申请加入加勒比共同体的苏里南，也已收回了雷诺斯公司在苏里南一家合营企业中的股权。
不仅如此，牙买加、圭亚那和苏里南还先后提高了当地外国铝公司应缴纳的赋税和矿区使用费，增加的幅度从两倍到十七倍不等。
在共同体成员“铝土战”的鼓舞下，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也正在同美国铝公司进行一场增税和反增税的斗争。
此外，一个总部设在牙买加、拥有十个成员和提供世界铝土产量（不包括中国）百分之七十五的国际铝土协会已经建立，以保卫成员国铝土资源的权益。
美苏两霸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铝生产国，但它们的这项工业要依靠掠夺别国的铝土资源（分别占它们所需原料的百分之八十七和百分之四十）。
随着国际铝土协会成员们的斗争的发展，它们必将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

新华社巴黎电 《红色人道报》最近刊登法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局的公报，强调欧洲人民必须加强团结一致，以对付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威胁。

公报指出，最近时期，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当前的大变动中，各国人民不断加强团结，并在反对他们所遭受的掠夺和压迫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
西欧国家等也正在加强同第三世界的联系，并且加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

公报接着说：“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来说，形势大好。
这个大好形势使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为激烈。”
公报强调说：“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作为它们争夺重点的欧洲，加紧捣乱。
因此，法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法国人民提高警惕，注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欧洲和平和欧洲国家民族独立所造成的危险。
在继续进行争取当前要求的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欧洲各国人民在各方面的团结。”
公报最后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各国人民的团结是决定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团结是由于它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形成的。”
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比利时《光明和被剥削者》最近一期发表题为“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必须进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持久斗争”的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本质。

文章说：“社会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它的思想和政策是相似的，它是同样的残酷和危险，它干的也是侵略、讹诈和威胁。”
文章说，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在不断加深，“这是世界不稳定和不安宁的主要根源”。

文章指出，应该从超级大国的矛盾来看待苏联的“反帝”口号和“援助”、“友谊”等伪装。
文章说：“苏联修正主义者要求采取反帝的统一行动，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掩饰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掩盖苏联已经成为镇压和破坏一切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宪兵，已经成为掠夺和剥削各国人民的国家这一事实。”
文章说：“很明显，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各种反帝口号都是假的。
其目的在于解除各国群众和人民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帝国主义阴谋。
其目的还在于使各国群众和人民放弃革命斗争，放松警惕，破坏他们的战斗精神，瓦解他们的解放斗争。
苏联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是反帝斗争的支持者，而只是分裂、破坏和颠覆各国人民的反帝阵线。”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电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区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发生强烈地震。

报道说，这次地震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严重的。
受灾地区方圆五十英里，受灾最严重的喀喇昆仑公路沿线，有五千所房屋完全震塌，附近受影响的地区有四千所房屋被震坏。
灾区居民遭受了严重伤亡。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曾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去灾区视察。
巴基斯坦政府正在加紧对地震地区进行抢救工作。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一月二日致电巴基斯坦红新月会，对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遭受地震灾害人民表示亲切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卡拉奇

巴基斯坦红新月会：

获悉贵国北方遭受严重地震，居民受到损失，我们极为关切。
中国红十字会决定捐赠价值人民币二十万元的食品、药品和毛毯协助灾民克服暂时困难。
请转达我们对灾民的亲切慰问。

中国红十字会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

新华社福州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电 福建省马祖岛南竿塘津沙村光华五○五六号渔船，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因机器发生严重故障，失去控制，在海上七级大风中漂流。
船上六名渔民遭遇生命危险。
福建省长乐县漳光大队渔民发现后，立即冒着狂风巨浪奋力营救，使遇难的马祖渔民安全脱险。
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热情接待了马祖渔民，并帮助他们修好了渔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六名马祖渔民乘修好的渔船返回马祖。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讯 开罗消息：据中东通讯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援引一项声明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经不定期地推迟原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开始的对堆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访问。

声明没有说明推迟访问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原定一月间访问埃及，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访问苏联时宣布的。
接着苏联又宣布勃列日涅夫还将访问叙利亚和伊拉克。
从那时以后的两个月来，埃及一直在为勃列日涅夫的一月访问作准备。
苏联报刊和通讯社也曾大肆渲染这次访问的意义如何“重大”。
但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据报道，勃列日涅夫忽然给埃及总统萨达特发出一封紧急信件。
根据苏联方面的要求，埃及外交部长法赫米和国防部长贾马斯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前往莫斯科访问。
同时，莫斯科也突然停止对一月访问的宣传，有的苏联报刊还对埃及的政策进行影射指责。
据报道，勃列日涅夫同法赫米等的会晤仅仅持续了三十五分钟，事后就公布了勃列日涅夫推迟访问的声明。

开罗人士对勃列日涅夫突然推迟访问中东普遍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