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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部队某炮团党委切实加强对读书的领导。
许多干部战士较好地读了《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力地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和批判能力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部炮团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来抓，积极组织干部战士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力地提高了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批判能力，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

今年中央报刊元旦社论向全党发出应当反复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本书的号召后，这个团党委立即作出了部队全年读书计划。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他们抓紧对这一计划的落实。
在九个月内，全团战士已普遍读了其中的两本，大多数连排干部和全部营以上干部已读了三本。
部队中涌现出许多刻苦读书的典型，总结出一些认真看书学习的经验，培养了一支理论骨干队伍。
他们的典型和经验，先后在上级机关和许多兄弟部队作过介绍，普遍受到好评。

在组织部队读书的过程中，这个团党委首先注意引导干部战士提高看书学习的自觉性，反复地进行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深远意义的教育。
党委先后五次分析本部队看书学习的形势，多次组织部队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努力掌握革命理论的论述和党中央关于认真看书学习的一系列指示，使大家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斗争任务越艰巨，越要自觉地看书学习。
同时，在部队中宣扬刻苦读书，迅速进步的干部战士典型，并且请驻地工人、地方干部、知识青年中的先进人物，向部队介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设厂矿、农村的生动事迹，使大家从活生生的事实中懂得，工农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能文能武，就能改天换地。
对于在看书学习上反映出来的各种模糊认识，党委注意进行耐心的帮助。
今年五月，团里集训理论学习骨干，指挥连有两名骨干没有按时来参加学习。
负责集训的党委副书记、团长张起了解到：原来这两名理论学习骨干也是连里军事训练的骨干，连里部分干部担心他们参加理论骨干集训，会影响全连训练成绩。
这引起了张团长的重视。
他几次来到这个连队，向干部耐心讲清：军事训练骨干也应该是理论学习骨干，如果不在读书上用气力，训练中也不能很好发挥骨干作用。
指挥连干部在团长的帮助下提高了认识，在后来的几次理论学习骨干集训中，主动把最好的班长送去参加。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张团长还了解到，指挥连部分干部的思想，是受机关某些业务部门影响的结果，于是他又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司、政、后各部门要齐心协力抓读书，并且和有关业务部门认真交换了意见，从此，业务部门都重视抓读书。

这个团党委在领导看书学习中，还注意把抓好干部、尤其是各级主管干部的读书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今年年初，团党委就向各级干部布置了读书任务，并且经常进行检查。
部队每读一本书，他们都坚持让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点。
团里先后举办了六期读书班，分期分批地组织干部参加学习，全团排以上干部几乎都参加过读书班。
今年三月，团党委准备组织部队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三营教导员苏全根以前没有读过这本书，抓部队读书时无法进行具体指导。
团里及时安排苏教导员到读书班学习。
苏教导员在读书班里既学到了这本书中的基本原理，又积累了作辅导、搞批判、作读书小结的经验。
回营后，他立即深入连队，调查看书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召开营党委会，分析全营看书学习的形势，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修订了原来的读书计划。
然后，亲自辅导营部干部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培养读书骨干。
全营学习普遍展开后，他又把背包搬到九连，进行具体帮助。
在两个多月的蹲点中，他把在面上了解到的问题拿到九连解决，摸索出经验以后，向其它连队介绍，推动了看书学习的群众运动热烈开展，在规定的时间内，全营干部战士普遍读了这本书。

这个团党委还很注意科学安排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保证干部战士有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读书。
今年，团里担负着全训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党委经常召集有各业务部门参加的碰头会、汇报会，统一研究工作计划，统一向下布置工作，调整工学矛盾，避免“撞车”现象，使读书计划得以坚持。
党委还多次组织机关干部下连队，由团首长亲自代理连长、指导员，机关参谋、干事深入班排，帮助工作，让基层干部抽出身来，到读书班读书。
这个团的二营到某地去进行训练考核，为保证读书和训练任务的完成，莫辉山副政委到四连，和四连干部一起采取布置题目，分散读书，小会讨论，大会辅导等办法，充分利用了各种时间，增强了读书效果。
莫副政委在二营推广了四连的经验，推动了全营读书和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
在紧张训练的一个月内，全营干部战士普遍读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三章，实弹射击也取得了门门炮都优秀的好成绩。

这个团党委在组织学习三本书的过程中，还很注意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引导干部战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批林批孔运动。
他们根据批林批孔运动发展的需要，选择读书内容。
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他们安排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批判林彪用所谓“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时，他们安排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为了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共同对敌，他们安排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每读一本书，他们都结合批林批孔斗争，出一些题目，组织干部战士进行革命大批判；
团党委成员也多次向部队介绍自己把读书与批判结合起来的体会。
大家由于注意了理论联系实际，因而读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政委张福顺在阅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反复学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必然联系的分析，加深了对反修防修的认识。
他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也就不能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坚持反修防修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是时代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要时代没有变，帝国主义还存在，这场斗争将一直继续下去；
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反修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
认识提高了，行动就更自觉了。
他积极带领团党委成员抓好部队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训练任务紧张时，有的同志认为，前段时间狠抓了学习和批判，现在再那样抓，会影响训练任务的完成。
张政委感到，这些同志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批林批孔是军事训练和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于是，他一面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同时亲自调查了五个连队，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且指导四个连队总结经验，然后召开了全团各连主管干部参加的经验交流会，进一步坚定了干部战士抓好批林批孔运动的决心。

目前，这个团党委正在认真总结前段领导读书的经验。
他们决心戒骄戒躁，继续抓好群众性的看书学习运动，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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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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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上，记录了我国劳动人民与水搏斗的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既爱水，又怕水。
干旱来临了，人们追逐着水的踪迹，哪里有水，那里就有绿洲和生命；
而洪水一朝泛滥，人们又逃避着水的到来，哪里有了洪水，那里就出现饥饿和死亡。
为了取得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同水展开年复一年的战斗。
从古代的“凿龙门”、“疏九河”，到近世的“修堤梁”、“通沟浍”，尽管人民用劳动和智慧建成许多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在治水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翻开历史的篇章，从公元前二○六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的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
什么“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什么“洪水横流，尸飘四野”，这一桩桩记录中浸透了人们多少血泪！
当劳动人民在社会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大自然面前、在水的面前也必然只能是奴隶，这是历史已反复证实了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试看二十五年前新中国诞生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什么局面？
全国河道长期失修，堤防残破不全；
“望天田”遍布大陆，水利设施寥寥无几；
水旱灾害相继发生或同时出现，几百万人死于灾荒，几千万人流离失所。
某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也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人民的新国家在历代政府都不能解决的水旱灾害中崩溃。

然而，无情的历史给予他们的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来，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在水利建设上进行了一场扭转乾坤的战斗，并夺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战果。
在千古成灾的大江大河的两岸，如今矗立起浓荫覆盖的“万里长城”；
上百条巨龙似的新开运河正按照人们的需要吞波吐浪，把洪涝之灾变成了灌溉和舟楫之利。
在长期焦渴的南国山区和世代少水的北方旱原，如今到处是星罗棋布的人造湖泊，到处是林立的机井和蛛网般的渠道。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千百年来笼罩中国大地的那种“旱则遍地生烟，潦则民居漂没”的历史已经永去不返了。

曾经给水当了千百年奴隶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日益深入发展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正遵循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重整祖国的万里河山，逐步使自己真正成为水的主人。

这就是二十五年来我国水利建设上所经历的最本质的变化。

（一）

最近，当我们沿着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这些曾以水旱灾害闻名世界的江河两岸采访时，大量事实使我们特别突出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

历史告诉我们，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阶级压迫和水旱灾害总是同时并进，反动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使人们既没有同水斗争的客观条件，也看不到同水斗争的主观力量。
每次灾害以后，反动统治者一面借兴修水利为名大肆搜刮民财，一面狂热鼓吹孔孟之道的“天人感应”，强逼民工建造龙王庙、镇水牛，拜天祭神，占卜祈祷。
在一九三五年长江洪汛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沙市堤工局局长还亲自率领下属在荆江大堤上导演过一出官办的“祭江”丑剧，他们摆香案，读祭文，杀猪宰羊，向江水哀求和礼拜。
至今，在荆江大堤，在洪泽湖畔，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只只满身污垢的铁牛蜷缩在泥土之中，与解放后新建的荆江分洪和三河闸坝的宏伟工程成为两个时代的鲜明对照。

解放以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风暴，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砸烂了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桎梏，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涤荡着束缚人们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残渣和余垢。
人民从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奴隶状态的旧观念中得到了解放，开始成为主宰大地沉浮的主人。

早在一九五一年，当毛主席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刚刚发表，淮河两岸祖祖辈辈被洪水欺凌的人们，就以最快的速度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开上了治淮前线。
许多被淮河逼得逃荒要饭几十年的老人，许多被淮河弄得夫亡子散的妇女，许多在水灾中出生又在水灾中长大的青年，都从毛主席的号召里看清了方向，吸取了力量，第一次有信心也有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去征服淮河的洪水。
他们说：现在该咱们给淮河当家啦！
一些多次申请参加治淮仍未得到批准的人，偷偷背上行李、扛起工具赶到工地劳动，他们自豪地把自己称为“治淮的候补战士”。
就这样，二十多年来，每年冬春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迎着刺骨寒风，冒着鹅毛大雪，奋战在淮河的干流和支流之上，创造了一幅古今中外罕见的群众性治水的壮阔画面。

人们也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全球性的大水季节里，洪水灾害遍及欧亚两洲的许多个国家和地区。
就是在美洲，头号工业发达的美国动用了千万吨钢铁、水泥和大量防汛器材也未能制止洪水闯进它的第二大城芝加哥。
当时，位于长江之滨的武汉，遭受着十倍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河总流量的江流的威胁。
武汉江面水位已超过一九三一年洪水淹没汉口时的水位一米以上，有的地方水头已高出市区一两层高的楼房。
敢不敢同这样特大的洪水抗争？
能不能保卫住人民的新武汉？
对于这里的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一场做水的奴隶还是当水的主人的考试，是一场唯物论能不能战胜天命观的斗争。
武汉市的劳动人民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一百多个不眠的日夜里，二十多万名防汛战士依靠双手，把郊区的一座陈家山挖成了陈家坪，用三百五十万方黄土和石块把武汉堤防筑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
用人定胜天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防”加上物质的堤防，终于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水。

在淮河流域，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县在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在两个不同时代的缩影。
这个县位于著名的“锅底洼”的底部，解放前洪水经常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劳苦人民不得不经常成群结队流浪外乡乞讨。
一九三一年的水灾之后，仅一个兴南乡的一万一千多户人家中，饿死的就有两千六百多人，外出逃荒的达六千七百多户。
解放后二十多年来，随着淮河洪水威胁的解除，兴化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采用了持续不断的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移动了一亿七千多万土方，初步制服了涝灾。
全县粮食总产从一九四九年的两亿七千万斤上升到去年的十四亿三千万斤，增长了五倍多。
就在记者来这里采访的前几天，兴化全县范围内普降暴雨，两天时间降雨量达三百多毫米，圩外水位达一人多高，而圩内秧田却一片翠绿。
当一些老年人看见强大的机电排灌设备把圩内积水迅速排到圩外时，一个个乐得哈哈大笑。
他们指着天空说：现在，老天就是把天河的水全倒下来，我们还照样种庄稼夺丰收。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怀远县河溜公社，我们访问了公社革委会委员、参加治淮二十多年的老劳模葛士阳。
他今年五十六岁，在旧社会的三十一年中，地主的压榨和淮河的洪水使他全家多次外出流浪乞讨。
一九三一年淮河泛滥时，他才十三岁，一家人边逃水边挖野菜，逃了一路哭了一路。
那时的葛士阳想：什么时候才能治住淮河，让庄稼人不再受苦？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地主和洪水或者轮番或者同时夺走了他的劳动成果，他不得不相信“天命”。
解放了，党领导贫下中农斗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又组织群众对淮河进行治理。
他同千百万民工一道，在淮河两岸工棚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冬春，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
他亲眼看到，就是他和他一样的庄稼人，一铲铲、一车车，堆起了二百多公里长的坚固的淮北大堤，挖出了上千座大小水库，使为害了多少世纪的淮河开始驯服。
从此，他认识了人民群众在大自然面前的能动力量。
这种力量不仅打败了淮河，也打败了人们头脑中的“天命观”。
一九五四年，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葛士阳，尽管身患多种疾病，仍然英姿不减当年地推着独轮车奔驰在新的治淮工地上。
他说：祖先留给了我们一条多灾多难的旧淮河，我们一定要为后代建设一条幸福的新淮河！

（二）

许多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客人，在参观了我国各种水利建设工程以后，常常会惊叹地提出：为什么旧中国几千年无法解决的水旱之灾，新中国只用二十几年时间就初步解决了？

对于这个问题，离开了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具有极大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人民群众，将是无法理解的。

在各种类型的水利工地上，我们目睹人们从事水利建设的主要劳动工具是一柄柄铁锤、一根根钢钎、一把把十字镐、一辆辆手推车，最多还加上他们自制的一台台土机器和一包包黑炸药。
除了一些由国家直接投资和施工的大型骨干工程以外，在大多数群众自办的水利工地上，看不到什么大型的现代化施工机械。
但是，到处都能看到万头攒动、歌声飞扬的劳动景象，到处都能看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水利战士。

就是这样的劳动者，使用着这样的工具，把多少世纪以来被称为“中国的忧患”的世界最大害河——黄河，初步纳入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
曾在华北平原上制造过多少人间悲剧的海河，也正是由这样的劳动者用这样的工具，被改造着为我们的子孙万代造福。

旧中国留下的三亿三千万亩易涝农田，已有两亿五千万亩得到了治理；
那时，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只有为数不多的靠天灌溉的水地，今天我们已建设起了一批又一批旱涝保丰收、高产稳产的新农田。
二十五年，我国已建成大中型水库两千多座，机电排灌动力达三千多万马力，农用电量则超过了解放前全国用电量的总和。
许多历代王朝和外国专家无法解决的难题，今天正被这样的劳动者一个又一个地突破。

国民党反动派在统治旧中国的岁月中，乞求帝国主义的“专家”和“权威”来中国帮助治水，什么“开发扬子江水利”，什么“导淮计划”，曾经在报刊上喧闹一时，但结果除了在档案库留下一份份宣告破产的报告书以外，他们未能完成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水利工程。
在长江多次成灾以后，国民党才在武汉附近搞过一座三孔的排水闸。
这种在今天看来我们的生产大队就能完成的小小工程，国民党竟然恳求了五个国家的“援助”，足足闹腾了三年才算收场。
而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便自力更生地在长江上兴修了第一座大型工程——荆江分洪工程。
这项工程包括整修和加固原有的荆江大堤，修建二百零八公里的新围堤，建造共有八十六扇弧形钢闸门的进洪闸和节制闸，以及一个能妥善安置十七万当地居民的安全区。
结果，在毛主席“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的亲笔题词鼓舞下，只用了七十五天就全面胜利完成了。

最近，我们访问了南海之滨的广东汕头地区的潮阳县，这里人民围海造田的胜利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为了根治多少个朝代以来的海潮倒灌，同时向大海索取田地和粮食，潮阳人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批判了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以英雄的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短短九个月时间便在海门湾建成了一座拦截龟头海的大型闸坝工程。
这是一座全长一千五百多米的银色大闸，顶宽十一米的闸面上可以同时并行两辆大型载重汽车，闸坝下七十二个九吨重的闸板保卫了三十万亩农田免遭海潮的侵袭，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围出三万五千多亩良田。
整个建筑中没有一件材料是“外来品”，全部靠土法上马，就地取材。
建闸所用的三百多万块石块要从二十里外的采石场运到海上工地，如用汽车装运需要七万车次，全县十多部汽车全部用来装运也得一年。
但是，潮阳人民没有要国家一部汽车，没有费国家一滴汽油，主要依靠三千多辆自行车和鸡公车、平板车等民间运输工具，在八个月时间中便全部完成了石料的运输。
一部部经过加工的自行车，装载着六百多斤重的石块，日夜奔驰在海滨崎岖的山道上，的确叫人难以想象。
但这却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实。
难怪潮阳县的老贫农感慨万分地说：“桥闸是自行车载来的，大坝是人的双肩挑来的！”
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感到，我们有着多么值得赞颂的勇敢勤劳的人民，我们有着多么值得庆幸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并迅速转化成一种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
这种力量是任何计算机也无法算计的，它是我国二十五年来水利建设最有成效的法宝。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旧制度下，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在水利建设上从来就是“以邻为壑”和“分割治理”的。
为夺水发生的诉讼和械斗层出不穷，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者无以胜计。
今天，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一种为全局牺牲局部、为集体牺牲个人、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有效地保证了我国水利建设能统一安排、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和多快好省。

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济宁地区的人民，为了进一步发展灌溉和航运，着手在南阳、独山、昭阳和微山等南四湖进行湖腰扩大和出口控制工程。
根据工程的需要，三万多名山东水利战士来到毗邻的江苏省沛县境内挖一条顺堤河，并占去沛县五万多亩土地。
对于土地并不宽裕的沛县有关社队来说，这项工程将给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带来很大困难。
但是，沛县的贫下中农主动按规划让出了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
他们说：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东人和江苏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
沛县少种五万亩，济宁多打亿斤粮。
咱们要摆全国的棋盘，算革命的大账！

近几年来，为了保证山东境内水利工程能顺利进行，江苏人民还提出了“敞开大门”的口号，利用全部水利枢纽工程接受山东的来水。
在洪水到来时，山东人民主动关闭境内微山湖的闸门，截住泻向江苏的洪流。
安徽人民为了给河南的洪水开辟新的出路，在本省境内承担起开挖人工新河的任务；
河南人民在暴雨陡涨时，宁可自己受淹，筑堤设坝保护安徽的安全……。
今天，在全国各地水利建设工地上，到处都能感受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制度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推动着祖国水利建设一日千里地奔腾向前。

（三）

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八年来，水利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迅速成熟和成长起来。
人们不仅彻底清算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水利建设的干扰和破坏，还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使毛主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在亿万群众中空前普及，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水利建设方针进一步深入人心，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

最近几年来，我国亿万群众在大力兴修水利的同时，还注意了正确处理水土之间的辩证关系，开始了大规模的平整、深翻和改土等农田建设活动。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仅去冬今春以来的几个月时间，全国便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五千万亩，平整土地七千八百万亩，深翻土地两亿多亩，修梯田一千四百万亩，改造低产田一千一百多万亩。
从农田水利建设的实际效益来说，超过了解放以来的任何一年。

在我国辽阔的北方，干旱一直是妨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
由于全年降雨量很少，地面河经常断流，大量开发地下水便成为北方广大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旧社会，就有许多村庄请过“风水先生”，算阴阳，找龙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未能找到地下水的踪迹。
解放以后，人们在开发和利用地下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心论先验论的流毒，给不少地区判处了“不能打井”的死刑，长期阻碍着人们真正掌握地下水的规律。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方广大干部和人民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坚信客观世界无论多么复杂和迷茫都是可以认识的，地下水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必然有自己的规律性。
他们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科学方法，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终于在陇东、陕北、晋西北等许多长期被判为“贫水区”和“非宜井区”的山丘和高原，先后建成了一批机井。
现在，全国已有机井一百三十多万眼，井灌面积达到了一亿一千万亩。

特别可贵的是，在地下水的勘探和开发过程中，我们的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不仅自觉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还十分注意总结经验，把大量零散的初级的感性认识上升为深刻的系统的理性认识，从而在打井工具、打井方法、机井布局和对咸淡水层的鉴别利用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成功的创造和革新。
河北省邯郸地区打井指挥部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工人贾福瑞，克服了文化程度不高的困难，在自己正上学的外孙帮助下，花了两年多时间，写出了十多万字的打井教材，这些教材有的已编印成册在全区推广。
这说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一旦掌握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后，就能焕发出更多更大的聪明和才智。

在我国西南部变化多端的岩溶地貌区，水利工作者和各族劳动人民，坚持调查研究开发地下潜流的事迹，特别叫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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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们在水利战线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现实，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伟大的铭言：“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如果说二十五年前，我们的人民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去抗御洪涝，是为争取生存去同干旱战斗，那么今天，他们所想和所做的则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着眼点不仅早已不是一社一队、一区一县，甚至也不是一个省或一个流域，他们想的是如何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进一步实现水利化，是如何让水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江苏省扬州市东南的江都县，我们访问了我国目前最大的电力排灌站——江都抽水站。
这个由三座大型排灌站以及其他十多项工程组成的水利枢纽，已经把长江和淮河流域联接起来。
在干旱时，它把长江的水送进苏北里下河地区。
遇到洪涝，它又将里下河的涝水排入长江。
当我们到达这里时，一个功率更大的新的排灌站正在日以继夜地动工兴建，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豪迈地告诉我们说：长江向东海白流了几百万年，现在咱们要让它回头北上，逼它爬楼梯，翻山岭，去浇灌祖国北方的土地！

从宏伟的理想和总体规划出发，对亿万年形成的旧山河进行新的大规模的改造，使它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水利建设最鲜明的特色。
人们难道会忘记，去年夏季北方干旱，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面临断水的威胁，这时，源源的黄河流水沿着河南的人民胜利渠，经过卫河、卫运河和南运河，穿过河南、山东、河北三个省的九个地区、三十个县市，及时流到了天津的海河和北大港。
翻开几千年史册，哪个朝代有过这样的奇事？
哪个朝代有过这样的创举？

诚然，把大量的南水调到北方，彻底改变我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的不平衡状态，使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都成为水网密布、绿树成荫的鱼米之乡，这还只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幅理想的画图。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决不是十分遥远的未来，而是正被人们双手逐步创造着的现实。
因为我们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亿万为祖国水利建设辛勤劳动的人民！

在四川中部仁寿县的一个山村，我们见到了一个名叫袁泽川的贫农社员。
这个一直在生产队担任饲养员的五十五岁老人，为了给世代少水的仁寿县的水利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便自动利用工余和节假日时间，对全县水利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勘察。
在一年多时间中，他走过全县十多个公社，爬过一百多个山头，往返行程两千多里。
以后，又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把自己调查的水文资料绘成图表，向领导机关提出自己对全县水利建设的建议。
袁泽川文化程度不高，更不懂绘图原理，但他没有因此而丝毫气馁。
他用一团墨黑代表山丘，用一条蓝线代表河流，用图案加说明来表达自己的设想，年纪大了，拿起笔来手也抖，眼也花，常常画错，错了他就补个疤，补好疤接着再画，在补了六十多个补疤以后，终于画出了一张桌面大的水利建设示意图。
且不论这张图纸在仁寿县水利建设上有多少实用价值，但它决不是一张普通的水利蓝图，而是一个老贫农对人民赤胆忠心的结晶！

在湖北丹江口水利工地，我们听到人们广泛传颂着一个二十岁女青年为人民的水利事业献出生命的事迹。
她是湖北光化县范冲公社的插队知识青年李悦萍，曾在引丹渠道主体工程施工中担任清泉沟工地上的“安全员”。
为了让战友能安全地完成施工任务，她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过猛烈喷射的山泉，用自己的双手抱住过冲向战友的滚石。
在一次开凿隧道的战斗中，她手打电筒，冒着弥漫的硝烟，冲进黑暗的隧洞去处理一处险情，不幸壮烈牺牲，人们发现，在她的呼吸停止以后，她手中紧握的电筒还继续发出银光，照亮着前进的道路……

还有一位名叫施恩久的老工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他的老伴在江苏，儿子在上海，而他本人却随着祖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转战了二十三年。
目前，他正在淮河北岸一条正在动工的新开运河上，为建设一座料的大型枢纽工程而忘我战斗。
二十多年来，每年春节放假他回家探亲一次，有时假期不到便赶回工地。
他从不向领导诉说自己家庭的任何困难，也从不为个人生活提出任何特殊的愿望。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我们不能光想自己的小家当，我们要多管社会主义的大江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水利建设者！
以这样宽广的胸怀，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样坚固不拔的革命意志去从事自己的劳动，还会有什么人间的奇迹不能创造出来！
今天，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象葛士阳、李悦萍、袁泽川这样英雄的水利建设者又何止千万！
他们身上还有半点昔日那种在自然灾害面前一筹莫展的奴隶相吗？
完全没有了。
正如毛主席早在大跃进年代就英明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新华社记者

作者：吴红

二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光辉的历史文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并指导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
这场斗争，是由《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的，但它的内容、性质和意义，远远超出了《红楼梦》研究问题本身。
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继批判《武训传》之后又一次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重大斗争。

这场斗争的出现并非偶然。
它是我党建立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

自《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以来，围绕着如何评价《红楼梦》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斗争。
这种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新的历史特点。
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种斗争反映着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斗争。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到三十年代，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就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进行了斗争。
但是，由于统治着旧中国的反动政权的扶持，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得以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统治了将近三十年。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
这部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描写了封建末世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是一部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它通过对贵族家庭内外矛盾和兴衰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封建末世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揭示了封建没落阶级和制度的衰亡命运。
然而，胡适派“新红学”却胡说什么《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自叙传”或“十二钗本传”，它表现的是什么“闺友闺情”、“梦幻色空”，它的风格又是什么“怨而不怒”，它的主要价值是什么“平淡的自然主义”等等。
胡适派“新红学”通过这些谬论，不仅歪曲或掩盖了《红楼梦》的深刻的政治内容和社会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大肆宣扬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人生观，用以毒害人民，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这样的“新红学”，在建国的最初几年，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继续泛滥，统治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这是因为，它所宣扬的那套主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人生观，符合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需要，因而受到刘少奇、周扬一伙的纵容和鼓励。
一九五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了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即将来临。
但是，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
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毫不奇怪，这样的革命必然要遇到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抗。
这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经济战线，而且在政治、思想战线，都在十分激烈地进行。
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客，打着“农民代言人”的旗号，跳出来猖狂攻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也在此时抛出了长达三十万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在刘少奇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合作”的反动谬论的策动下，杨献珍在加紧炮制和兜售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周扬也在大肆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颂他们是什么“革命的领导力量”，竭力美化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
也就在这时，高岗、饶漱石结成了反党联盟，在林彪一类骗子的暗中参加下，大肆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阴谋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胡适派唯心论趁机抬头，越发嚣张。
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仅在一九五二年就把二十年代的陈年旧货翻出来重新出版，而且在一九五四年又抛出文章，变本加厉，继续散布胡适派的唯心论反动观点，毒害革命人民。
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两个年青的“小人物”，起来向胡适派唯心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了火，写出了两篇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令人气愤的是，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大人物”刘少奇、周扬之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卑躬屈膝，对胡适派唯心论顶礼膜拜，而对于敢向资产阶级挑战的“小人物”，却是百般阻挠，横加压制。
他们竟以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在党报刊登。
批判文章在《文史哲》上发表后，“大人物”又公然顽抗中央指示，拒绝转载，真是猖狂已极。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这场斗争。
在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取得了这次路线斗争胜利之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向全党发出了战斗号令，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这场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坚持唯物主义还是宣扬实用主义。
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还是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深刻地概括和总结了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

这个光辉文件热情支持了敢于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小人物”，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这个光辉文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些“大人物”的包庇纵容，造成了胡适派唯心论的继续统治。
他们把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并且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批判这部坏影片的指示；
他们把阶级投降主义的《武训传》美化为所谓“革命影片”，并且竭力扼杀毛主席发动的批判运动；
他们不仅容忍、抬高胡适派唯心论的“新红学”，而且破坏、阻拦“小人物”的批判。
“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对此，毛主席告诫全党：“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些“大人物”就是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个光辉文件发出号召：必须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不仅为正确研究《红楼梦》指明了方向和途径，而且也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阶级斗争规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这封信，既是无产阶级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清算胡适派唯心论的战斗号令，又是无产阶级为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全面专政的伟大纲领。
在这封信的指引下，一场批判胡适派唯心论的革命斗争，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全面地开展起来了。
这场斗争，配合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贯彻，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行；
同时也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这个光辉文件，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在这二十年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停止，围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斗争也一直在进行。
今天，我们结合二十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特别是围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斗争的历史经验，重新学习这一历史文件，进一步深入领会它的光辉思想，必将更好地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
这个光辉文件对于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现实斗争，有着伟大的指导作用。

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资产阶级，特别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斗争。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围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斗争也是这样，它是按螺旋式的规律进行的。
胡适派“新红学”在一九五四年受到批判和清算，暂时销声匿迹，但是它改变了形式，继续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
正当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在我国《红楼梦》研究问题上，也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并且逐渐形成一个派别。
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外衣，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他们以“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把“人道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欺骗和毒害人民。
这个修正主义“红学”派，按照周扬的旨意，用“人性论”、“人道主义”来歪曲《红楼梦》。
周扬说，《红楼梦》表现的是“男女恋爱的主题”；
一些人则说，《红楼梦》是一曲“爱情的颂歌”。
周扬说，《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是“人性的真人”；
一些人则称颂这些人物是富有“人道主义”的“全民”典型。
周扬说《红楼梦》的主要价值是宣传了“人道主义”、“自由思想”，陈伯达也说什么《红楼梦》是“温情主义”的作品；
一些人则说《红楼梦》表现了什么“正统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是什么“对幸福自由生活的追求”等等。
这个修正主义“红学”派，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扶持下，在文艺黑线的撑腰下，继胡适派“新红学”之后，又统治了《红楼梦》研究领域十多年。

修正主义“红学”派占了统治地位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胡适派“新红学”的复辟。
在一九六二年前后，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机会，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演出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复辟闹剧，同当时的祭孔朝圣丑剧，彼此配合，相互呼应。
已被批判过的胡适派“新红学”家又粉墨登场。
有的把一些在一九五四年已被批判过的东西，重新抛了出来。
有的则抛出四十年代的陈年旧货，重新贩卖。
还有些人不去研究《红楼梦》这部政治历史小说的深刻内容和社会意义，却去对细微末节大作考证。
有的甚至捕风捉影，毫无意义地去考证“京华何处大观园”。
这个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统治和胡适派“新红学”的复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被摧垮。

二十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斗争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没有停止。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而告终，那末，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更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只是它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所以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因此，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当然，对于那些持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不管他属于胡适派“新红学”，还是属于修正主义“红学”派，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不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党的一贯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
但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决不能和平共处。
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决不可以停顿。

二、历史的经验又告诉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统治了《红楼梦》和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三十多年的胡适派“新红学”，在一九五四年所以能受到批判和清算，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小人物”们勇敢地冲破了刘少奇、周扬一类“大人物”文艺黑线的阻挠、破坏，向资产阶级发起了进攻。
而这次斗争之后的十多年间，《红楼梦》研究领域还是让修正主义“红学”派统治着，是因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文艺黑线的头子周扬，就是一个最大的修正主义“红学”派。
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红楼梦》研究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红楼梦》研究也总是从属于一定的路线的。
它由政治路线决定，反过来，它又为政治路线服务。
建国以来围绕《红楼梦》研究的斗争，决不只是什么学术之争，它与我党四次大的路线斗争相联系。
刘少奇、周扬一伙所以对《红楼梦》问题很感兴趣，竭力扶持和鼓励修正主义“红学”派，通过《红楼梦》研究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就是因为它适应了刘少奇妄图通过“和平演变”来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的需要。
刘少奇一类骗子要搞什么“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梦想在中国搞赫鲁晓夫式的假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就需要鼓吹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刘少奇、周扬一伙通过《红楼梦》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在于此。
“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摧垮了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统治和胡适派“新红学”的复辟。
但是，一条黑线挖掉了，又可能产生新的黑线。
刘少奇这样的“大人物”倒了，又出现了林彪这样的“大人物”。
林彪及其死党竭力利用《红楼梦》研究来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
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对于封、资、修的“红学”论著却颇感兴趣。
林彪及其死党派人陆续从这些大杂烩中作了不少摘录，并且写了不少“批注”。
他们利用这些“批注”，总结反革命经验，发泄对党的刻骨仇恨。
林彪及其死党，对于《红楼梦》中被作者批判和暴露的反动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感兴趣，对贾政、贾雨村、王熙凤之流的言行大为赞赏。
林彪拚命要他的死党去从《红楼梦》里“找权术”。
什么“克己复礼”的反动精神，“天马行空”的本领，“防自倒旗帜”的诀窍，等等，这些反动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思想和伎俩，全被林彪及其死党当作法宝搜罗起来。
这充分说明了，林彪及其死党，完全是从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歪曲《红楼梦》，这正是为了他们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是直接为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他们妄图实现法西斯专政的罪恶目的服务的。

今天，我们研究《红楼梦》，就必须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为批林批孔服务，就必须自觉地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

三、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为要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进行下去，必须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的理论队伍。

二十年来，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虽然陆续有人起来向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统治和对胡适派“新红学”的复辟，提出了挑战，作过斗争。
但是，在这个领域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统治。
除了文艺黑线的专政这一决定性原因外，一个教训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没有一支宏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理论队伍，就不能占领包括《红楼梦》研究领域在内的思想文化阵地，就不可能对《红楼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支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宏大的理论队伍正在迅速形成，并且已经开始向《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进军，《红楼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当前的关键，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去分析、研究这部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不仅正确说明它的深刻的政治内容和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要正确阐明它在今天的现实作用和社会意义。
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使《红楼梦》研究为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为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服务。
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包括《红楼梦》研究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我们还要努力作战。

作者：刘静华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二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
这封信不仅为《红楼梦》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伟大号召。
这场斗争，绝不是什么“纯学术”之争，更不是什么无关大局的“笔墨官司”，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同复辟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最有力的扫荡。
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但是，我们既要看到斗争取得的胜利，更要想到胜利以后的斗争。
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旧思想，毒害人民几千年，不能设想，只用短短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就能把它彻底清除。
也不能设想，经过几次大的斗争，遭受几次大的打击以后，它就会销声匿迹，永不回潮。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总是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因为他们在政权被推翻、经济基础被摧毁以后，剩下来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
他们就利用这个“精神资本”，同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
孔孟之道，在历史上曾不断地被劳动人民和一些法家人物所批判，在五四运动中受到一次空前猛烈冲击，解放后又不断受到深刻的批判，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是又被林彪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了出来，作为他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了吗？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红学”派，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运动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不是又在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支持下，利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机会，来了一次大反扑吗？
这就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是几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的。
只有坚持“持久战”，进行多次的“认真的开火”，才能不断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

毛主席在这封信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热忱支持敢于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宣战的“小人物”，给了敢于起来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工农兵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广大工农兵是革命的主力军。
搞武装斗争，搞生产建设，要依靠这支主力军。
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要依靠这支主力军。
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根子那么深，流毒那么广，只靠少数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彻底扫除的。
只有以工农兵为主力军，并且实行专门家和群众相结合，打普及深入持久的“人民战争”，才能把它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毛主席、党中央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
在这个基础上，一支宏大的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形成和发展。
那些为资产阶级“大人物”所瞧不起的“小人物”——普通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街道居民家庭妇女等，登上了讲坛，辅导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讲解儒法斗争的历史，拿起笔来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注释法家著作，批判儒家书籍，形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
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这是多么可喜的局面！
《国际歌》中唱道：“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工农兵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政权的主人，而且要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人。
毛主席号召我们向剥削阶级的旧思想“认真的开火”，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严肃重大的战斗任务，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而努力奋斗！
=====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
深入；
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今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隆重开幕

交易会展览馆的整个展出，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兴旺景象，显示了我国各族人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显示了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电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一九七四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在广州隆重开幕。
前来参加交易会的世界五大洲贸易界人士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受到交易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这届交易会是从一九五七年举办以来的第三十六届交易会。
随着我国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建交国家日益增多，目前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我国有着贸易往来。

今天，风景秀丽的流花湖畔呈现一派节日景象。
交易会新大厦的广场上红旗飘扬。
正门楼顶装饰的“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大标语，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广场上空的一簇簇红色气球上，悬挂着“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坚决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要求！”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等巨幅标语。
大厦序幕大厅的正中挂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东西两侧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上午九时，交易会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开幕。
接着，来宾们踊跃参观了各个展览馆。

这届交易会的展览馆，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著作馆，工业学大庆馆和农业学大寨馆，以及粮油食品馆、纺织品馆、轻工业品馆、土产畜产馆、化工馆、五金矿产馆、机械馆、工艺品馆和新展出的书刊邮票馆等。
展览馆里陈列着丰富多彩的我国出口商品的样品，以及反映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新成就的产品。
展览馆里还通过实物、图片和模型，介绍了我国工业、农业和卫生战线的一批先进典型的事迹。
整个展出，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兴旺景象，显示了我国各族人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显示了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晚上，交易会在东方宾馆、广州宾馆、人民大厦和流花宾馆同时举行了盛大的开幕招待会，宾主共六千五百多人。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李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根生，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罗范群，分别在招待会上讲话。
他们代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向出席招待会的朋友们、同胞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们说，二十五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团结战斗，胜利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蓬勃发展，一个以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
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经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目前，我国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他们指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从一九五七年春季举办以来，一贯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发展了我国同各国的贸易关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我们深信，在大好形势下举办的本届交易会，必将进一步发展我国同各国的贸易往来，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周化民等代表外贸部分别向到会来宾祝酒。

正在广州访问的缅甸贸易部长吴山温率领的缅甸贸易代表团，前来参加交易会的赞比亚工商部常任秘书姆温加率领的赞比亚公私商界代表团，马里贸易代表团，缅甸国营公司贸易代表团，马来西亚国营贸易公司贸易代表团，以及一些国家驻中国使节、外交官员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锦棠、刘继发、刘田夫，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负责人邱国光、杨树根等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爱国人士郭棣活、蚁美厚，港澳知名人士汤秉达、何贤，日本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黄文钦等。

招待会结束后，来宾们分别观看了中国舞剧团演出的革命现代舞剧《草原儿女》、《沂蒙颂》，广东省海南歌舞团演出的歌舞节目和中国乒乓球队的精彩表演。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席阿莱恩的贺电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讯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席西古尔·阿莱恩九月二十七日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最热烈地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贺电说，中国人民、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在批林批孔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中国正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党和人民“将对任何复辟资产阶级统治的企图进行斗争。”
贺电在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时指出：“对于正在从事反帝人民战争的解放运动和所有反抗帝国主义压力的独立国家来说，中国是可靠的支柱。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反对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全世界人民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贺电说：“挪威人民具有进行斗争反抗外来强国掠夺挪威沿海资源的悠久传统。
社会帝国主义现在正对挪威施加压力，企图否认挪威控制其沿海水域和海底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各国人民自己决定本国海岸线的权利所提供的一贯支持，就是对挪威人民的重大支持。”
芬兰马列主义小组执行委员会的贺电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讯 芬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执行委员会十月一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热烈地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贺电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领导下，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成就。
这鼓舞着各国人民，激励着他们继续斗争。
这对我们在芬兰的工作也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你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是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
加拿大魁北克革命学生运动的贺电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讯 加拿大魁北克革命学生运动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贺电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贺电说：“中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受到了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赞扬。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集团，给了现代修正主义以沉重打击。”
贺电说：“在当前的批林批孔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更加深入开展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思想斗争。”
“中国人民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全世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比利时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讯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贺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阶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说，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取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

“二十五年来，中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战胜了饥饿与贫困，建设成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祖国。”
贺信说，在国际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的忠实盟友。
她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两个超级帝国主义强盗罪恶阴谋活动的坚强支柱。

贺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之所以可能走过胜利的二十五年，这是由于有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它的正确路线。”
贺信说：“今天，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向孔老二及其门徒林彪的反动思想展开强大的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使广大中国群众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和受到鼓励，这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
批林批孔运动具有普遍意义。”
贺信最后说：“我们同中国人民一样，怀着极大的喜悦和自豪的心情衷心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智利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讯 智利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一日发来贺信，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贺信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本世纪各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标志着现代无产阶级领导整个社会进步力量为争取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建设一个正义和民主的社会，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长期斗争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贺信说，我们星球上的所有进步力量都一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做可靠的朋友，忠实的同盟军，因为它执行了坚定不移的支持人类正义事业的路线。

贺信说，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之所以最终取得一个具有普遍的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是因为这个伟大事业的领导力量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以当代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贺信强调指出，中国人民赢得的宏伟胜利，在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背叛之后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

贺信说：“今天，智利人民经历着他们生活中极痛苦的一个阶段。”
因此，“中国革命的榜样对我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我们比以往更应实行自力更生的政策，以推进广大群众的斗争并团结全体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贺信指出，“解放斗争的胜利同揭露和孤立修正主义分子，不使其篡夺解放斗争的领导权这一任务是紧密相连的”。

贺信最后说：“世界各国人民正以中国人民走过的英雄道路为榜样，加强反帝团结，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政策及其统治，推进革命，为人类开创通向一个繁荣和幸福的新生活的道路。”
多米尼加六·一四革命运动红色路线全国领导机构的贺信

北京

中国共产党：

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二十五年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了卓绝的成就。
在光荣的革命又一周年到来之际，我们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谨向毛主席，向中国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无产阶级的敬礼，祝毛主席长寿，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祝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更大的胜利。

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没有胜利！

多米尼加六·一四革命运动红色路线全国领导机构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由联邦议院副议长里夏德·耶格尔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保尔斯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徐维勤、吕若羿、许右军、吴治安等。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讯 华国锋同志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南斯拉夫体育协会主席哈基亚·波兹戴拉茨为团长的南斯拉夫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卡西姆·呼索维奇、米什科·尤拉斯、杨·品契尔、依斯马依尔·巴依拉米。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也参加了会见。

参加会见的还有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于步血，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刘锦琳、郭雷、金恕、蔡一民、王家栋、杨艺丹等。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电 联合国大会十月十四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席大会即将进行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

这项决议草案是包括阿尔及利亚、中国、达荷美、埃及、几内亚、科威特、叙利亚、坦桑尼亚在内的七十二个国家提出的。
决议以一百零五票赞成获得通过，美国、以色列等四国反对，二十票弃权。
表决结果宣布时，大会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叙利亚代表海萨姆·盖拉尼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说，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解放他们国家的斗争中已经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他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承认，它的代表今年已出席了一系列国际性会议，包括布加勒斯特的人口会议和加拉加斯的海洋法会议。
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在即将进行的联合国辩论中表达他们的意愿。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并且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认为以色列应该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

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污蔑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反对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通过后，法国代表吉兰戈在解释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草案的立场时说，法国认为“巴勒斯坦现实”应予考虑。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纳比尔·沙阿特在决议通过后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他说，联合国“决议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从实质上说，这项决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政治权利和人权。”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衣钵，对乌克兰人民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乌克兰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乌克兰民族是苏联最大的一个非俄罗斯民族，目前有人口四千多万人，约占全苏联人口的六分之一。
十七世纪中叶，沙俄通过彼列雅斯拉夫条约吞并乌克兰以后，对乌克兰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
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地主一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民族平等的苏维埃国家。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采取了许多有利于乌克兰民族发展的措施。
但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权以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民族政策，把苏联重新变成了沙俄式的“各族人民的监狱”。
苏联各族人民，包括乌克兰人民，又重新处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压迫之下。

沙俄统治集团曾经说过：“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
为此，必须使“异族人民”“同征服者融合”。
勃列日涅夫之流在乌克兰正是按照老沙皇这一原则办事的。
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加紧强制同化乌克兰人民。

新沙皇肆意歪曲历史，把老沙皇吞并乌克兰的殖民主义史实说成是老沙皇“援助”乌克兰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乌克兰人民“自愿归并”沙俄。
当乌克兰某些历史学家和作家指出老沙皇对乌克兰的殖民兼并和统治时，他们就被加上“民族主义”、把历史“同现代对立起来”等等罪名，受到新沙皇的野蛮迫害。

勃列日涅夫集团公开宣扬，俄罗斯民族理所当然地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真诚尊敬”；
非俄罗斯民族“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的儿子”；
乌克兰民族无论在沙俄时期，或是在现在都只是“在伟大俄罗斯民族领导下”的民族，在乌克兰，谁要是对这种赤裸裸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示不满，就会被新沙皇扣上“民族傲慢”、“妄自尊大”等帽子。

据揭露，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速消灭乌克兰民族的民族特点，一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破坏乌克兰文化”。
新沙皇在乌克兰强行推广俄语来取代当地的民族语言。
目前，在乌克兰共和国，“官场生活和公务联系，除罕有的例子外，都是用俄语进行的”；
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到处都用俄语”；
甚至于“城市里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完全是用俄语的”。
“乌克兰语实际上正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乌克兰共和国出版的乌克兰文书籍和期刊的种数不断下降，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期间就分别下降了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乌克兰的剧团也“不传播乌克兰的艺术”。

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报告中竟然把这种强制同化非俄罗斯民族、消灭其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做法，说成是什么“全部生活的国际主义化”，大叫大嚷这种做法“好，好得很！”
暴露出一副十足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嘴脸。

在经济上，勃列日涅夫集团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出发，不许乌克兰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而要搞什么“区域分工”、“专业化”，实际上是搞殖民地式的畸形经济。
苏修公然规定，乌克兰要保持“历史形成的（也就是沙俄时期形成的）极重要的全苏采煤——冶金基地和主要甜菜生产区的意义”。
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乌克兰许多经济部门得不到发展。
《苏维埃乌克兰经济》杂志透露说，在乌克兰共和国，有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轻工业、机器制造业，一直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发展水平”，而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微不足道”。
今年七月苏修在一项党中央决定中也不得不供认，乌克兰消费品的生产存在严重的问题。
乌克兰利沃夫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们在谈到乌克兰西部只有矿藏的开采有所发展，其他工业部门发展很差时提出：“那个地区的工业好似一个怪物：脚大得出奇，头小得惊人，躯干先天不足。”
今年九月举行的乌克兰党中央全会承认，乌克兰许多农庄、农场畜牧业发展速度“缓慢得不能令人容许”。
在乌克兰，不愿老老实实接受新沙皇的殖民化经济和剥削的人，就被谴责为搞“经济自给自足”，“挑起民族局限性”等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乌克兰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日益增长的抵制。

乌克兰两位矿工公开写信给苏联《真理报》，责问苏修当局，他们是否认为“使乌克兰人最后俄罗斯化的时刻已经来到”；
“乌克兰语究竟是要发展呢，还是让它消失呢？”
基辅两个观众在一封给苏联中央电视台的信中愤怒地指出，在乌克兰“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
马克兰十七名妇女联名写信给苏修当局指出，苏联现领导，实行的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维埃的”，“这种政策同曾经占领乌克兰的列强政策毫无差别”。
她们还指出，苏联现领导在乌克兰采取的教育方法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动的”。
乌克兰一个地下组织一九七二年底散发的一份传单指出，勃列日涅夫一伙已经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
传单说：苏联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变成新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区，并作为殖民地而受到莫斯科当政者的统治”。
传单强烈谴责了勃列日涅夫一伙对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采取的“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
许多乌克兰教师、学生、文化界人士写了小册子在群众中散发，谴责勃列日涅夫集团摧残乌克兰文化。

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斗争近几年来不断发展。
早在一九六六年，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敖德萨、伊凡一弗兰科夫斯克等城市就爆发过群众示威，抗议苏修当局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几千名工人举行了罢工。
一九六九年五月，基辅水电站六百名工人联名写信给苏修当局，抗议恶劣的生活条件。
一九七○年，刻赤造船厂工人举行了罢工。
一九七二年九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抗议苏修当局的民族压治。
同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还发生了大批群众奋起砸烂州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厦的事件。

近几年在乌克兰还不断出现反抗苏修统治的地下组织。
它们出版地下刊物、散发传单、组织群众斗争。

乌克兰人民斗争的发展，使苏修统治集团惶惶不安。
近几年来，勃列日涅夫集团一再指责乌克兰的党政头目在“克服民族主义残余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本事”，“缺乏进攻性”等等。
一九七二年五月苏修解除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职务。
苏修在乌克兰还撤换了一大批其他负责官员。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集团加紧了对乌克兰人民的镇压。
苏联《消息报》报道说，苏修当局正在乌克兰加紧进行“内务机关的补充工作”并推行所谓“模范公共秩序运动”。
据透露，近年来在乌克兰有大批人遭到搜查、逮捕和秘密审讯。
《乌克兰真理报》承认，乌克兰各高等学校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一年竟达到七千名。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只能引起愤怒。”
苏修加紧对乌克兰人民的镇压和迫害，只能使乌克兰人民进一步认清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新沙皇嘴脸，激起乌克兰人民更加强烈的不满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