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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同尼日利亚全体贵宾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同戈翁将军和夫人及穆·奥斯曼准将，塞·奥·奥格贝穆迪亚准将，奥·阿里克波博士，伊亚拉大使，萨努西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王海容副部长等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晚上会见了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及随同访华的军事长官和政府官员。

参加会见的戈翁将军的十四位随行人员是：东北州军事长官穆萨·奥斯曼准将，中西州军事长官塞谬尔·奥赛格博沃·奥格贝穆迪亚准将，外交部长奥科伊·阿里克波博士，联邦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长约瑟夫·奥尼耶布奇·约翰逊·奥凯齐博士，联邦经济发展和建设部长阿德巴约·阿德德吉博士，中西州农业部长兼中西州农场总经理马费尼，外交部常任秘书伊亚拉大使，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萨努西，首席秘书艾哈迈杜，国家体育委员会主席阿德福佩准将，外交部研究司长马哈茂德，内阁办公室副常任（政治）秘书恩达亚科，礼宾司长伊哈马和副官（军事）瓦尔贝中校。

会见时，毛主席同尼日利亚全体贵宾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同戈翁将军和夫人及穆·奥斯曼准将，塞·奥·奥格贝穆迪亚准将，奥·阿里克波博士，伊亚拉大使，萨努西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唐闻生和章含之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毛泽东主席同雅库布·戈翁将军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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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版面：头版

毛泽东主席同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今天下午继续进行了会谈。

版面：头版

今年，全国十三个早稻产区，除江苏、贵州因受灾减产外，其他省、自治区都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其中四川增产四成，云南增产二成，湖北、广东、江西等省都增产一成以上。
各地还涌现出一大批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地区、县和高产的社、队。
广东省九个地、市全部增产，全省一百零七个县、市中，有一百零五个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商品粮主要产区的佛山地区，县县丰收，社社增产，全地区五百五十万亩早稻，平均亩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加二成。
湖南省十三个地区、州、市和百分之九十以上县、市都增产。
韶山区和湘潭、安乡、新田、双峰、邵东等二十多个县、市平均亩产达到六百斤以上。
各省、自治区都出现了一批早稻亩产超过《纲要》的公社和超千斤的大队、生产队。

今年春耕开始，各地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
不少省、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同广大社员一起联系斗争实际，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夺取早稻丰收打下了基础。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自治区的干部深入基层以后，同社员一起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诬蔑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广大干部和社员以更大的革命干劲，扩大早稻种植面积，回击林彪一伙对我国大好形势的诬蔑。
今年，十三个早稻产区的早稻种植总面积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

今年早稻产区自然灾害较多，早稻育秧期间普遍遇到霜冻和春寒，插秧期间不少地区出现了干旱，插秧以后又长期低温或阴雨。
在自然灾害面前，广大干部和社员深入批判孔老二的“天命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干旱，防霜冻，战低温，排洪涝，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早稻丰收。

在早稻生产中，南方各地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早稻育秧普遍比去年好，秧苗茁壮，密度适宜。
有的地区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扩大双季稻面积。
各地普遍选用早稻优良品种，并且对品种进行合理调整搭配。
今年各地对早稻田间管理工作抓得很紧。
广东省早稻尚未插完，就实行边插边管。
湖北省在早稻抽穗、灌浆时期，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增加了成穗率，提高了千粒重。

目前，南方各地已经插完双季晚稻。
广大干部和社员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正在加强对晚稻和其他秋收作物的田间管理，为夺取全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而努力。

作者：梁凌益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二三三年）是战国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猛将，也是先秦杰出的法家理论家。
《韩非子》这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艰难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著作。
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要科学地分析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批判地总结法家批孔的历史经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一下《韩非子》，是有益处的。

一

韩非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它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
自春秋末期以来，在强大的奴隶起义的推动下，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到了战国初期和中叶，魏、楚、秦、韩、赵、齐等国已经普遍地出现过变法的高潮。
如韩国，任用法家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史记·韩世家》）。
在齐国，任用邹忌为相，聘请法家慎到为顾问，“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但是，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从战国中期商鞅被害开始，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内，各国掌权的大都是程度不同地信奉儒家思想的奴隶主贵族。
只有秦国，从秦昭王四十二年起，先后任用范睢、蔡泽，驱逐了穰侯魏冉，新兴的地主阶级才夺回了政权。
但秦昭王死后不久，吕不韦又窃取了政权，成为战国末期奴隶主和儒家的主要代表，直到秦始皇亲自掌握政权，才粉碎了他的复辟阴谋。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走了一个“之”字形，除了秦国外，其他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成效甚少。

为什么地主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却一直没有能够牢固地确立本阶级的统治？
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复辟呢？
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战胜奴隶主阶级，必须对长期而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出理论上的总结。
《韩非子》的问世，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它标志着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逐步趋于成熟。
如果说，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在从事变法的过程中，都各自从一个侧面实践和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来不及从理论上制定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那末，到了战国末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进入了决战阶段。
地主阶级面临着最后统一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条比较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同时，地主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
总结这些经验，成了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当时，秦国的商鞅学派在秦昭王时代整理、发表了《商君书》。
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况，也为地主阶级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
但系统地总结地主阶级革命理论的历史任务，最后落到了荀况的学生韩非肩上。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
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战国初年，韩国曾进行过变法，但后来奴隶主贵族又重新上台，韩国开始由强转弱，并逐步成了秦国的附属国。
韩国在当时七国中是最弱的，到韩非时已“事秦三十余年”，正象韩非所指出的，韩对于秦国“与郡县无异”（《存韩》）。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曾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政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挠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
韩非在亲身参加韩国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韩非子》一书中的主要作品，如《孤愤》、《说疑》、《五蠹》、《显学》、《忠孝》、《定法》等，都是在韩国写成的。
韩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

韩非在建立他的法家学说时，也并没有停留在韩国一国的经验上。
他从本国儒法斗争的实际出发，考察了其他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状况，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六国，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想武器。
战国时，齐、楚、魏、赵、燕都曾称霸一时。
为什么它们都只能崛起于一时，却又很快衰落下去，而原来落后的秦国却越战越强呢？
韩非在总结了七国成败的经验教训后，得出一条“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五蠹》）。
他把秦国和魏、赵、韩三国作了比较，指出：“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
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
（《外储说左上》）魏、赵，韩三国，推行了儒家路线，造成“弱乱”；
秦国实行“法治”，路线对头，所以能够强大。
但秦国在当时为什么还“未帝”，也就是说，未能统一六国呢？
原因还是在于“治未毕”，即法家路线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
韩非还把秦国和楚国作了对比。
楚国、和秦都实行过变法，但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很短，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变法也失败了。
相反，商鞅在秦实行变法的时间久，对反动奴隶主贵族和儒家的打击比较有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和氏》）。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韩非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路线问题，但他在比较了各国对待变法的不同态度后，具体地说明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执行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不同后果。
他指出，魏国实行法治时，“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但后来“法慢”，没有认真实行法治，结果“国日削”。
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推行法家路线，“人众兵强，辟地齐、燕”，等到赵武灵王死后，“国律慢”，法治不严，同样出现了“国日削”的困境。
燕国在燕昭王时法家政治路线一度占优势，“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但等到燕昭王去世，“奉法已亡”，很快“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饰邪》）。
不但关东六国如此，秦国也有同样的教训。
韩非指出，秦孝公时，由于实行了商鞅变法，“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和氏》），后来奴隶主贵族实行反攻倒算，魏冉当权，秦国就出现了“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的局面（《定法》）。
韩非从各国执行法家路线的不同情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
推行不同路线的效果如此清楚，而那些国君还不实行法治，那么亡国也不奇怪了。
韩非还指出，战争的胜负不在国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关键在于是否实行“法治”，“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
赏罚敬信，民虽寡，强。”
相反，如果“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

韩非在总结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中，还认识到，以往各国实行变法往往失败，不仅是因为奴隶主复辟派的破坏，还由于法家路线本身的不完善。
他认为商鞅虽然对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实行了坚决镇压，但却没有一套防止奴隶主篡权的斗争策略和组织保证，即“无术以知奸”。
因此，“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奴隶主复辟派一度篡夺了政权。
他还指出，申不害虽然强调了“术”，但只是从组织上策略上作了防止奴隶主贵族篡权的努力，由于“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社会变革不彻底，对复辟派没有进行坚决镇压，往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
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灭下”，“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同时并存，虽然“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成效不大。
因此，他认为商鞅、申不害之法“皆未尽善”（《定法》）。
对于以主张“势”著称的慎到一派法家，韩非也有批评，认为单靠“势”是不行的，“势”必须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总之，韩非对前期法家的各种不同思想派别作了具体分析，吸取其长处。
韩非正是在亲身参加韩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总结了战国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特别是总结了前期法家反儒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出一条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制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

二

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关于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的论述，占有突出的地位。

韩非关于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
王充曾认为：“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
（《论衡·对作》）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复辟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
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的阶级对立。
所谓“智法之士”就是指法家；
所谓“当涂之人”，也叫“重人”，是指在韩国窃据政权的奴隶主贵族。
韩非在《孤愤》、《说难》、《说疑》中，对韩国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艰难困苦和复杂曲折，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他的《孤愤》篇，集中表达了法家对于篡权的奴隶主贵族的愤怒和批判。
韩非控诉了当权的奴隶主贵族对法家人士采取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韩国的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
正是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使韩非认识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孤愤》）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这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势不两立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遇到了奴隶主贵族的拚死反抗。
韩非从魏、赵、韩等国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钻进政权机构中来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是实行奴隶主复辟的最危险的敌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
这是由战国末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的。
当时各国都已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阶段，奴隶主贵族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来篡夺政权，成了他们复辟的主要途径。
当他们窃取了部分权力后，就“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人主》），改变法家路线；
一旦时机成熟，就“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实现奴隶制复辟。

韩非特别指出识别与揭露奴隶主贵族的两面派手段的重要性。
战国末期，在韩国等国掌权的奴隶主贵族都是阴险毒辣的政治骗子，他们“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徵其善”（《说疑》），表面上伪装老实，骨子里诡计多端。
这些奴隶主贵族的“重人”，不仅有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篡夺政权，就应该粉碎奴隶主复辟集团，清除其死党，即“作斗以散朋党”（《八经》），具体地说，就是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实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总结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
所谓“法”，指的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所谓“术”，指的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
所谓“势”，就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
“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但其中最根本的是“法”。
韩非强调“以法为本”（《饰邪》），这是因为“法”具体地体现了法家的政治路线。
“术”和“势”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韩非认为，如果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运用，就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真正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
这就是对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简明概括。
为了实行这条“法治”路线，韩非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分封制度和世袭制度，强调“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
党与虽众，不得臣士辛”（《爱臣》），不允许奴隶主贵族在封邑内搞独立王国，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坚持官吏和军队都必须由地主阶级国家统一管理与指挥。

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当然包含着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一面，我们要批判地加以分析和鉴别。
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而即使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辟的措施，只是当他们的统治受到反动阶级复辟的威胁时，才需要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
《韩非子》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
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奴隶主贵族的分裂、复辟阴谋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后来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以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其思想武器的。

韩非对法家同“重人”的斗争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革命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
当时有个叫堂谿公的儒家之徒用吴起、商鞅惨遭杀害来威胁韩非，说“立法术，设度数”，必然也会“危于身而殆于躯”，要韩非“服礼辞让”，放弃斗争。
韩非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行法家路线，如果想“避乎死亡之害”，那是“贪鄙之为”（《问田》）。
这里，韩非充分表现了进步阶级的毫不妥协的精神。
他不但不“服礼”，不“辞让”，而且还指出：“礼繁者实心衰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解老》）。
儒家鼓吹的“礼”，无论怎样装点门面，也无法改变它衰败的命运。

古往今来，一切尊孔的反动派，对于韩非的理论恨之入骨，对于孔孟的“礼治”百般美化，这并不表明他们强大，而恰好说明他们的“质衰”。
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以“克己复礼”为座右铭，妄图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正表明了他同一切日趋没落腐朽的反动派一样不可救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不管国内外反动派怎样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继续胜利前进。

三

韩非在总结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阴谋的斗争时，还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
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批奴隶主复辟派还困难得多。
在韩非之前，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斗了几百年，没有解决反复辟的问题，除了其他许多原因外，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入地对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批判。

法家对儒家危害性的认识，是在斗争中逐步加深的。
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孝悌”等，斥之为“六虱”。
但商鞅主要是进行变法的实践，没有从思想上对儒家的复辟理论作系统的批判。
战国末期，随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批孔成了反对奴隶主复辟的当务之急，荀况从儒家的营垒中冲杀了出来，对嚣张一时的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作了有力的回击。
他继承了商鞅的法家思想，认为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及其学说，都是当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的“奸言”（《荀子·非十二子》），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荀况以来的法家批判孔学的传统，并把对儒家的批判提高到反复辟斗争的首要地位。
在《五蠹》、《显学》、《忠孝》等著作中，韩非以磅礴的气势，横扫了儒家的反动思想。
他痛斥了危害地主阶级统治的“五蠹之民”，并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韩非认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明确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难三》）。
这样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一人。
他尖锐地揭露了孔孟儒家学派利用“私学”进行复辟活动，“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诡使》），把儒家称之为是和当时地主阶级政权两条心的“私学”，指出这种“私学”的特点是“乱上反世”，跟当时地主阶级革命唱反调。
总之，韩非认为，要防止这种复辟活动，就必须“息文学而明法度”（《八说》），即必须对儒家之徒实行专政，捍卫法家的政治和思想路线。

为了推动反复辟斗争，韩非强烈地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
孔孟之徒都是主张倒退的复古迷，疯狂反对任何社会变革。
韩非严厉驳斥了儒家“无变古，毋易常”（《南面》）的谬论，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五蠹》），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主张“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开塞》）的理论，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
社会制度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不变古者，袭乱之迹”（《南面》）。
他无情地嘲笑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主张，如同“守株待兔”那样愚蠢（《五蠹》）；
指出孔丘吹捧文王，“以文主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不但颂文王颂错了，对所有古代先王的盲目崇拜都是“愚诬之学”（《显学》）“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实质上是建立哪一个阶级专政的问题。
韩非指出：儒家“诵先古之书”，目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奸劫弑臣》），“称先王之道”，“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即破坏和削弱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动摇人们实行“法治”的决心。
针对儒家拿“先王”压“后王”的复辟活动，韩非勇敢地批判了儒家吹捧的所谓圣贤，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忠孝》）；
同时赞美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如果有人在今天还去鼓吹尧、舜、汤和周武王的统治办法，必定要为今天的“新圣”所笑，他坚定地相信：“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
韩非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奴隶制本身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厉史过程，但他抬出地主阶级的“新圣”，把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到脚下，这在当时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韩非还批判了儒家的“仁政”学说，论证了地主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他指出：“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五蠹》）强调“当今之世”必须“争于气力”，实质上就是肯定战国时代是地主阶级革命的时代。
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他敢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理直气壮地为建立新的社分制度而大喊大叫。
而面对奴隶主阶级日益衰落的政治局面，孔孟之流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只能用所谓“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来美化奴隶主专政，反对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
韩非在《外储说右上》中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回，孔丘的学生子路熬了一点粥汤给修沟渠服苦役的奴隶们喝。
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马上派了子贡等人去阻止，粥被泼了，粥锅饭碗也被砸了。
子路弄得很狼狈，气冲冲地跑去对孔丘说：“我这是行仁义呀！
你不是天天教我们讲仁义吗？
那为什么熬点粥给他们喝都不可以呢？”
这对满嘴讲“仁义”的孔丘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韩非揭穿了孔孟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同时又解剖了“仁义”的危害性。
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
（《说疑》）在儒家看来，“仁义”可以“尊主安国”，这是指奴隶主阶级的“主”和“国”；
在法家看来，“仁义”必然会“卑主危国”，这是指地主阶级的“主”和“国”。
“慈仁听则法制毁”（《八经》），“仁”的后果意味着毁灭地主阶级专政。
谁如果受骗上当，真的去实行“仁义”，就会出现“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的局面。
韩非的结论是：“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奸劫弑臣》）。
归根到底，这是一场革命，来不得半点“仁义爱惠”。
这就是韩非对儒家鼓吹“仁义”的回答。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在批判儒家过程中所表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他十分重视《老子》的研究，从中吸取了辩证法的因素并加以积极的改造。
《解老》、《喻老》这两篇在先秦哲学史上焕发异彩的作品就是这样地产生出来的。
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遵家老聃那里，在唯心论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辩证法的因素被用来为没落的奴隶制辩护，表现为消极的东西；
而在法家韩非这里，则完全被用来为新兴的封建制辩护，从而表现为积极的东西。
韩非用朴素的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尖锐地驳斥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和中庸之道。
他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解老》），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他用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观察社会历史，得出了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结论，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五蠹》）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事业提供理论根据。
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守旧复辟之满，它鼓吹折衷调和，强调保持旧质的稳定性。
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折衷调和。
他明确地指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强调儒法两家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韩非忠实地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理论，为扫荡反动的孔学而终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韩非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
但他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他把历史的发展都说成是“有圣人作”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奴隶们创造的，倒是少数英雄创造的。
由于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在《孤愤》等文章中，总是感到自己势孤力薄。
他把社会矛盾的出现说成是人口增多造成的，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
他企图从经济上去解释社会矛盾，本意是为了否定孔孟的“仁义”说教，但结论却落到了错误的“人口论”上去。
这表明韩非的历史观说到底依然是唯心史观。
这也决定了韩非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也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
特别是对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套维护剥削制度永恒性的反动说教，韩非更不可能有丝毫批判。
这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只有用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只有科学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类反动观点驳倒。
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战而胜之，这个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韩非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自见之谓明”（《喻老》），就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
但是，人类要真正认识自己需要经历一条多么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韩非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总结当时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毕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
“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类，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作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结论，为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今天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司令员陈锡联陪同，参观了北京市木材厂。

北京市木材厂今天彩旗招展，厂区道路两旁和车间里悬挂着一幅幅欢迎尼日利亚贵宾的标语。
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来到工厂时，受到了工厂负责人周林会、张福岭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参观了这个厂的纤维板车间、活动房车间、家俱车间，以及工厂生产的各种精美家俱。
在参观中，戈翁将军向正在劳动的工人不断挥手致意，并热情赞扬了工人们的干劲。
戈翁将军勉励工人们今后工作得更加出色，不断前进。

轻工业部副部长夏之栩、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冯于九和杜洛同志陪同贵宾参观。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萨努西和夫人也前往参观。

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由陈锡联司令员陪同，今天上午还参观了故宫和出土的历史文物，受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的热情接待。

下午，戈翁将军的夫人由许寒冰同志陪同参观了北京市妇产医院。

戈翁将军和夫人九月十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司令员陈锡联陪同，参观了北京市木材厂。
戈翁将军和木材厂工人亲切握手，勉励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前进。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首都妇女一千多人今天上午在北京第二棉纺织厂举行报告会，欢迎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尔巴尼亚妇女联盟中央理事会副主席艾莱妮·帕什科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
艾莱妮·帕什科团长在会上报告了阿尔巴尼亚妇女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主任傅玉芳首先在报告会上讲话。
她代表首都妇女向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向阿尔巴尼亚兄弟姐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她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妇女在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赞扬中阿两国妇女和人民在反对帝、修、反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的革命友谊。
傅玉芳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牢不可破的。
中国妇女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同阿尔巴尼亚兄弟姐妹们，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在热烈的掌声中，艾莱妮·帕什科团长向首都妇女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妇女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和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的贡献。
她说，在阿尔巴尼亚，妇女和男同志一起积极地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
今天，阿尔巴尼亚妇女是推动生产发展和领导生产的一支积极力量。
艾莱妮·帕什科团长说，紧密的、战斗的友谊把阿尔巴尼亚妇女同中国妇女连接在一起。
我们阿尔巴尼亚妇女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样，将永远同中国人民和妇女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艾莱妮·帕什科团长在报告中还赞扬了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及在当前这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尼的夫人应邀出席了报告会。

出席报告会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徐光、方琼、何彩东、隗美云、杨玉臣等。

报告会前，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参观了北京第二棉纺织厂。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尼泊尔王国教育、卫生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亚尔率领的尼泊尔教育代表团。
邓小平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特里布万大学副校长苏·巴·萨基亚、全国教育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莫欣。

会见时，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李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薛玉珊、章含之、李家蕙、胡守鑫等在座。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一等秘书西瓦尔也参加了会见。

这些体育界人士，从事体育工作的历史都有四、五十年了。
解放前，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由于不甘忍受“东亚病夫”的耻辱而选择体育工作的。
可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体育只是少数地主资本家消遣的工具，他们的满腔热望都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解放后，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很快，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各运动项目的水平日益提高，体育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
每当想到这一点，他们感到无比兴奋。

从事体育工作已经五十二年的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宋君复同志，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
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解放前，我三次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九三六年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时，国民党政府花了好大力气，才凑了六十九个运动员，其中不少运动员还是临走前才确定的。
这次亚运会，我国派出了二百六十九名男女运动员。
各个项目的选手，都是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涌现出来，经过选拔集中上来的。
其中有工农兵群众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生、教师和机关干部。
他们来自各兄弟民族。
能在全国选拔出代表性这样广、人数这样多有较高水平的运动员，就是我国体育战线大好形势的一个有力证明。”
宋君复同志还通过自己搞体育教学工作的今昔对比，在文章中写道：“体育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也充分反映了我国体育战线的大好形势。
旧中国，设有体育系的所谓‘国立’大学，不过六、七个。
一个体育系，只有几个教师，四、五十名学生。
当时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连一个正式的足球场和一个四百米跑道的田径场也没有。
现在，我国建立了七所体育学院，有二十六所高等院校设立了体育系，还建立了一千多所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北京许多老体育界人士一致指出，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技术第一”、“锦标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运动员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高尚的体育作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这是我国体育战线大好形势的根本标志。
六十三岁的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李凤楼同志，从一九三四年从事体育工作以来，亲自组织和参加过很多体育竞赛活动。
他对比解放前的资产阶级体育作风，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所谓体育比赛就是争锦标。
为了锦标，比赛双方互相拆台。
比赛场上，双方各以拉拉队讥讽、谩骂、攻击对方，有的甚至明踢暗打，一片乌烟瘴气。
体育作风的野蛮和恶劣简直不忍目睹。
现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深入人心。
在运动场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宁失一球，不伤战友；
认真比赛，相互尊重，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这种无产阶级的体育道德和体育作风，在国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体坛形势好，全靠党领导。”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今年已八十岁的董守义同志说：“我国体育事业的伟大成果，都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我从一九一六年起从事体育工作。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根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体育。
谁搞体育，谁就低人一等。
现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和关怀体育工作。
毛主席亲笔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体育工作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得到了重视和关怀，党为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
八月二十日，参加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德黑兰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前往机场送行；
离京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现在，许多年纪较大的运动员正在当教练，当干部，当各级体育组织的负责人或从事原来所做的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体育工作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老一辈的体育工作者受到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解放前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那种政治上无地位、生活上无保障的悲惨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在北京的许多老体育界人士对这点都具同感。
他们感到越活越年轻，感到越老越要干，越干越有劲。
他们中间虽然许多人年迈体弱，长期休养，但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一直十分关心，常常主动、积极地争取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五十年来一直从事体育工作的夏翔同志，现在是清华大学校体委和体育教研组的负责人之一。
他高兴地说：“我一定要珍惜这个大好时光，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多作贡献。”
（据新华社）

九月九日下午，德黑兰阿姆加迪耶羽毛球馆里，数千名观众以紧张而热烈的情绪观赏着一场堪称世界水平的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的羽毛球团体冠军争夺战。

这是扣人心弦的两场精彩比赛。
它长达五个小时。
由于双方实力相当，比分交替上升，两场都打到最后一盘才决胜负。

首先进行的是女子团体决赛。
在前四盘中，中国队的陈玉娘和梁秋霞，在单打中为中国队赢得了两分。
印尼队的苏达里安托和马斯莉，维迪亚斯图蒂和维古娜，在双打中也为印尼队赢得了两分。

在女子团体决定性的第五盘中，二十四岁的中国运动员梁秋霞手握球拍，满怀信心地走上场地。
她的对手是印尼全国女子单打冠军塔蒂·苏米拉。

比赛一开始，粱秋霞就发挥出中国队的快攻特点，以凌厉的快速抽杀压倒对方，以七比二领先。
苏米拉改变战术，奋起反攻，把比分追到七比八。
这时，梁秋霞沉着应战，采用轻吊网前两角和抽杀对方中路相结合的打法连得三分，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在第二局中，梁秋霞采用抽杀对方底线两角和轻吊网前球交替进行的战术，打得干净利落，终于以十一比四的优势击败了对方，结束了女子团体的决赛。
当最后一个球刚刚落地，观众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
在场的伊朗、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教练和运动员纷纷上前向中国女队表示祝贺。

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比女子团体更为激烈。
在前四盘中，中国队的侯加昌和汤仙虎分别赢了两盘单打；
印尼队的一九七三年全英羽毛球赛男子双打亚军宗宗和瓦尤迪，克里斯蒂安和阿德·钱德拉，分别赢得了两盘双打。
关键性的第五盘单打在中国队的方凯祥和印尼队的宗宗之间进行。

这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几个小时，但是全神贯注的观众忘却疲劳，继续注视着这最后一场比赛。

在热烈的掌声中，方凯祥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托，轻步上阵，浑身是劲。
比赛开始后，方凯祥用短吊和拉底线两角相结合的打法取得主动，以十五比八先胜一局。
在第二局中，方凯祥曾先后以四比○、八比五和十二比九领先；
但宗宗紧追不放，将比分追到十二平，接着又连连扣杀得分，反而以十七比十四领先。
在一球之差决胜负的紧急关头，方凯祥毫不气馁，他镇静、沉着、机智地应战，与宗宗短打网前球并且拉宗宗的底线两角，守中反攻，迫使宗宗击球不断失误，把比分拉成十七平。
最后，方凯祥一个短球过网，得了关键性的一分，赢得了这场比赛。
顿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欢呼。
人们为方凯祥的顽强意志和冷静机智的风格和双方选手精湛的球艺鼓掌、喝采。
有的观众说，这是一场意志的决赛，是中国队高尚风格的突出表现。

在发奖仪式上，五星红旗在乐队高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显得更加灿烂。
（据新华社）
===== 我国运动员九月十日比赛成绩-肖洁萍；
康越莉获女子跳远决赛第一；
二名

栏目：第七届亚洲运动会

新华社德黑兰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电 中国运动员九月十日在第七届亚洲运动会部分项目比赛中的成绩：

田径：

中国运动员获得女子跳远决赛前两名：

第一名肖洁萍，六点三一米（破亚运会纪录）；
第二名康越莉，六点二六米（破亚运会纪录）。

中国运动员获得女子铅球决赛第二和第三名：

第二名高育葵，十五点二二米（破亚运会纪录）；
第三名崇秀云，十五点一四米（破亚运会纪录）。

李云彪获得链球决赛第五名，五十八点二四米。

乒乓球：

在女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三比一战胜日本队，取得了决赛权，十一日晚将同南朝鲜队争夺冠军。
中国队同日本队比赛的各盘比分是：

郑怀颖二比一胜大关行江（二十一比九，十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七）

张立二比零胜枝野富枝（二十一比十二，二十一比九）

大关行江、枝野富枝二比一胜郑怀颖、张立（十八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二比二十）

张立二比一胜大关行江（十七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二十一比十四）

在男子团体第一阶段比赛中，中国队以五比零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后，又在半决赛中以五比一胜香港队，取得了决赛权，十一日晚将同日本队争夺冠军。
中国队同香港队比赛的各盘比分是：

李振恃二比零胜赵万权（二十一比十三，二十一比十一）

郗恩庭一比二负于黄耀荣（二十二比二十四，二十一比十七，十九比二十一）

梁戈亮二比零胜陈盛兴（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九）

郗恩庭二比零胜赵万权（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一比十五）

李振恃二比零胜陈盛兴（二十二比二十，二十一比十六）

梁戈亮二比零胜黄耀荣（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九）

排球：

中国女子队在以三比二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后，获得女子排球第三名。

中国男子队以一比三负于南朝鲜男子队。

篮球：

中国男子队以八十六比九十一负于菲律宾男子队。

栏目：第七届亚洲运动会

据新华社德黑兰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电 第七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女团体赛，九月十日进行了半决赛。
中国男队以五比一胜香港队，女队以三比一胜日本队，获得了决赛权。
中国队将在十一日晚分别同日本男队和南朝鲜女队进行男、女团体赛的决赛。

中国女队同日本队比赛时，由郑怀颖和张立出场对日本选手大关行江和枝野富枝。
郑怀颖和张立分别先以二比○和二比一胜大关行江和枝野富枝。
第三场双打争夺十分激烈。
中国选手先胜一局，但大关和枝野并不气馁，在第二局中同张立和郑怀颖展开猛烈对攻，挽回一局。
第三局开始时，张立和郑怀颖曾以十比五领先，日本选手配合得好，一直追到十三平。
最后大关和枝野以二十二比二十再次获胜，为日本队赢得了一分。
第四场单打张立对大关行江，大关先胜一局。
在后两局中，张立在对搓的同时，伺机起板扣杀，打得积极主动，连胜两局，结束了比赛。

中国女队是在团体赛第一阶段分组赛中，先后战胜泰国、伊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后取得半决赛权的。
中国队对朝鲜女队的比赛打得紧张激烈、热情友好，双方都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
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以三比一获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二胜一负的成绩列小组第二名，也取得半决赛权。
在另一组中，南朝鲜女队列第一。
日本女队曾以二比三负于南朝鲜队列小组第二名。

中国男队是在有十三个队参加的团体赛第一阶段分组赛中，以六战六胜的成绩，列小组第一后取得半决赛权的。
同中国在一组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列小组第二，也取得半决赛权。
另一个小组中取得半决赛权的是日本队和香港队。
在今天晚上举行的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以五比一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取得决赛权。

中国男队在团体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中，遇到了进行过多次交锋的老朋友，也同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乒坛新军巴林队交了手，结识了新朋友。
在比赛中，双方都表现了友谊重于胜负的新风尚，打出了自己的水平。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中国和巴基斯坦男队进行了比赛。
巴基斯坦领队兼教练阿卜杜勒·萨马德高兴地说：“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兄弟，今天的比赛是兄弟之间的比赛。”

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崔庸健、康良煜、金一、崔贤、吴振宇、朴成哲等出席了宴会。

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和夫人，以刘子厚为团长、申健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全体成员以及正在朝鲜访问的其他外国客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和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朝鲜政务院总理金一发表了讲话。

金一总理说：“在我国人民悠久的历史上，二十六年的岁月是非常短暂的期间。

“然而，这个期间，在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他说：“我国人民在新社会建设中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是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
金一总理说：“我国人民满怀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感和必胜的信心，为共和国的无限繁荣，奋勇前进。”
金一总理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建国第一天起就为了自主地统一被分割的祖国而一贯竭尽了有诚意的努力。
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阴谋活动，我们祖国还没有统一，在统一的道路上依然有很大困难。”
金一总理强烈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阻挠朝鲜统一和在南朝鲜犯的大量罪行。
他说：“南朝鲜傀儡集团必须停止把国家和民族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者的卖国叛族行径，停止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战争挑衅活动和‘反共’骚动，停止对南朝鲜人民的法西斯镇压，立即全部释放被逮捕的各阶层爱国人士。
与此同时，必须停止对共和国享有声誉的海外公民团体——总联的极为无耻的阴谋活动。”
金一总理说：“美帝必须早日从南朝鲜撤走自己戴着‘联合国军’帽子的侵略军。”
他说：“在朝鲜维护和平、争取祖国统一的唯一道路，是实现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统一祖国的三大原则和五大方针。
只有这条路才是在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上，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自主和平地解决统一祖国问题的道路。

“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今后仍将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金一总理最后说：“共和国政府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反帝反美斗争的革命旗帜，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继续进行顽强斗争。”
金一总理的讲话，博得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在宴会进行中，朝鲜文艺工作者演出了精采的文艺节目。

宴会始终充满着欢乐和热烈气氛。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电 罗共中央委员、罗马尼亚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格奥尔基上将九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为团长、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

出席宴会的有：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奥尔班中将，副总参谋长洛格弗图中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最高政治委员会副书记安蒂普少将以及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高级将领和军官。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出席了宴会。

格奥尔基上将和向仲华团长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格奥尔基上将在讲话中代表罗马尼亚国防部和国防部长约尼查大将以及罗马尼亚部队全体指战员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格奥尔基上将说：“我国人民军的军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了解和珍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的英勇传统，怀着衷心同情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劳动人民在以中国人民杰出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所实现的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
格奥尔基上将说：“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斗争中受到锻炼的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警惕地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
我们对中国战友在军事和政治训练方面、在用现代化战斗兵器和技术装备自己方面，在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高兴，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新的和重要的成就。”
格奥尔基上将在讲话中还谈到了罗马尼亚人民三十年来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目前，全体罗马尼亚人民正准备迎接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罗马尼亚党的生活和罗马尼亚人民生活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向仲华团长在讲话中对罗马尼亚国防部和罗马尼亚战友对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仲华团长谈到了三十年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革命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他说：“今天，罗马尼亚人民紧密团结在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周围，正满怀信心地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迎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而忘我地劳动。”
他祝愿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向仲华团长接着赞扬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光荣历史和取得的成就。
他说，解放以后，罗马尼亚军队同人民一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控制、颠覆和侵略，勇敢地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近几年来，兄弟的罗马尼亚军队热烈响应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号召，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措施；
同时，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加强了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了罗马尼亚的国防力量。”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同一天上午，向仲华团长、周仁杰副团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洛格弗图中将等人陪同下，在布加勒斯特向“为人民、祖国的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九月十日上午接见了以刘子厚为团长、申健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

接见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东奎、党中央部长金国泰、副部长金吉铉在座。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也在座。

金日成同志同友好访问团全体成员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前，金日成同志和中国同志一起照了像。
===== 在那空拍侬府；
清莱府等地不断出击-泰国人民武装力量取得新战果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据“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广播，泰国人民武装力量最近不断出击敌人，取得新战果。

在东北部的那空拍侬府、乌隆召和加拉信府，人民武装力量一再袭击敌人据点，伏击敌人军警。
从七月初到八月中，人民武装力量在那空拍侬的那家县、木达汉县、塔拍侬县、巴北县等地和乌隆府的素汪纳库哈分县以及加拉信府的堪芒分县地区共伏击敌人十多次，袭击据点三次，打死、打伤敌人约四十名，击落直升飞机一架。
在这之前，六月五日和十日，人民武装力量还在那空拍侬府击落和击伤敌人直升飞机各一架，歼敌十四名。

在北部的清莱府、难府和达府，人民武装力量也多次出击。
七月四日，人民武装力量在难府磨县公路的一次伏击战中，打死敌人八名，打伤十多名。
七月十二日，人民武装力量在清莱府清孔县用地雷炸伤敌人十多名。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二日，人民武装力量在达府夜束县和温旁县打死和打伤敌人十名。
八月十六日，人民武装力量在清莱府汤县通往清孔的公路上伏击敌人，击毁敌人军车四辆，歼敌约三十名。

此外，在南部素叻他尼府，人民武装力量八月二十四日在班那讪县袭击敌人警察署，毙伤敌人九名。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柬埔寨通讯社九月九日受权发表新闻公报，谴责朗诺卖国集团轰炸暹粒省解放区，屠杀僧侣和居民的罪行。

公报说，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九月二日和三日，朗诺卖国集团先后五次派遣T—28型飞机和直升飞机多架对暹粒省绍尼贡县解放区进行野蛮的轰炸和袭击，炸死僧侣和居民多人，炸毁许多寺庙和居民住房。

公报说，这是朗诺卖国集团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极其野蛮的新罪行。

公报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金边走狗，一方面大肆宣传‘和解的谈判’、‘和平’等谎言，一方面却用他们血腥的手极其野蛮地对僧侣和居民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这是我国人民、我们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我们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永远不会饶恕的。”
公报呼吁国内外舆论采取一切措施，揭露、谴责和制止朗诺卖国集团的这些法西斯暴行。

公报最后指出：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决心进一步决不妥协地、坚决地加强进攻，直到彻底消灭朗诺卖国集团，把美帝国主义者从柬埔寨国土上全部赶出去，完全、彻底地实现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五点纲领，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真正独立、和平、中立、自主、民主和繁荣的新柬埔寨。

新华社维也纳电 奥地利广播电台八月二十四日广播西德驻布拉格记者赫伯特·卢赫特的一篇文章，揭露苏联在东欧产铀国家肆无忌惮地掠夺铀矿资源，以便扩张核军备，并且加紧控制东欧一些国家。

文章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尤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产品的掠夺，近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苏联一方面滥肆开采并且一再开发新矿，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控制……”
文章着重指出，这就表明：“莫斯科继续扩大其核军备工业——尽管官方许诺和宣布实行‘缓和政策’”。

文章接着说：“苏联今天所需用的铀有五分之一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开采则集中在波希米亚中部的普瑞布拉姆矿和摩拉维亚南部的日加尔和吉什诺夫之间的矿山。
在那里开采出来的矿石有十分之九运到苏联，只有十分之一的低价值的矿石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供科学研究之用。
苏联专家统辖开采、运输和新矿的勘探。”
文章还说：“十五年多以来，苏联也同样拖延在东方集团国家（指东欧国家）修建核发电厂的工程。
一方面是因为据说它需要把那里发现的铀矿用于军备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希望使经互会成员国的能源需要局限于传统的供应品，即局限于煤、石油和煤气，以便使它们在这方面的需要继续仰赖于从苏联进口。”
文章指出，虽然“经互会”最近也讨论了核动力能源问题，但是只字未提到东欧国家“可以得到和使用它们的铀矿石”。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讯 洛伦索马贵斯消息：在莫三鼻给解放阵线和葡萄牙军政府九月七日在卢萨卡达成关于莫三鼻给独立的协议的当天，莫三鼻给首都洛伦索马贵斯的一批白人殖民主义者发动暴乱，妄图挽救在莫三鼻给已经破产了的殖民统治。

据报道，一批前殖民军人中的殖民主义分子九月七日占领了洛伦索马贵斯的电台、机场、邮局及其他若干地点。
这批暴乱分子自称为“莫三鼻给人民民主运动”。
叫嚷“断然拒绝”卢萨卡协议，要以武力反对莫三鼻给解放阵线接管政权，扬言要成立一个白人种族主义政府。

据报道，一些暴乱分子九日还在莫三鼻给另一城市贝拉制造暴乱事件。

据《赞比亚每日邮报》报道，莫三鼻给解放阵线八日晚在卢萨卡发表声明，表示要粉碎这次暴乱。
声明指出这次暴乱是种族主义势力采取的垂死挣扎的行动。
它注定要失败，因为它遭到全体莫三鼻给人民、绝大多数在莫三鼻给的白人以及葡萄牙人民的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