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副总理同戈翁将军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今天下午继续进行了会谈。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主席会见戈翁将军和夫人等贵宾
毛主席同尼日利亚贵宾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同戈翁将军和夫人及穆·奥斯曼准将，塞·奥·奥格贝穆迪亚准将，奥·阿里克波博士，伊亚拉大使，萨努西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王海容副外长等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晚上会见了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及随同访华的军事长官和政府官员。
参加会见的戈翁将军的十四位随行人员是：
东北州军事长官穆萨·奥斯曼准将，中西州军事长官塞谬尔·奥赛格博沃·奥格贝穆迪亚准将，外交部长奥科伊·阿里克波博士，联邦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长约瑟夫·奥尼耶布奇·约翰逊·奥凯齐博士，联邦经济发展和建设部长阿德巴约·阿德德吉博士，中西州农业部长兼中西州农场总经理马费尼，外交部常任秘书伊亚拉大使，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萨努西，首席秘书艾哈迈杜，国家体育委员会主席阿德福佩准将，外交部研究司长马哈茂德，内阁办公室副常任（政治）秘书恩达亚科，礼宾司长伊哈马和副官（军事）瓦尔贝中校。
会见时，毛主席同尼日利亚全体贵宾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同戈翁将军和夫人及穆·奥斯曼准将，塞·奥·奥格贝穆迪亚准将，奥·阿里克波博士，伊亚拉大使，萨努西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唐闻生和章含之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同雅库布·戈翁将军亲切握手。
毛泽东主席同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我国南方早稻喜获丰收
据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我国南方早稻喜报丰收，总产和平均亩产都超过了去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广大干部和社员高兴地说，今年早稻丰收，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目前，南方各地正在踊跃向国家交售早稻，湖北、广东、安徽等省已经超额完成了交售任务。
今年，全国十三个早稻产区，除江苏、贵州因受灾减产外，其他省、自治区都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其中四川增产四成，云南增产二成，湖北、广东、江西等省都增产一成以上。
各地还涌现出一大批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地区、县和高产的社、队。
广东省九个地、市全部增产，全省一百零七个县、市中，有一百零五个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湖南省十三个地区、州、市和百分之九十以上县、市都增产。
韶山区和湘潭、安乡、新田、双峰、邵东等二十多个县、市平均亩产达到六百斤以上。
各省、自治区都出现了一批早稻亩产超过《纲要》的公社和超千斤的大队、生产队。
今年春耕开始，各地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
不少省、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同广大社员一起联系斗争实际，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夺取早稻丰收打下了基础。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自治区的干部深入基层以后，同社员一起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诬蔑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广大干部和社员以更大的革命干劲，扩大早稻种植面积，回击林彪一伙对我国大好形势的诬蔑。
四川省今年早稻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二百四十多万亩，湖北省扩大一百五十万亩，广东省扩大四十多万亩，广西扩大三十五万亩。
今年，十三个早稻产区的早稻种植总面积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
今年早稻产区自然灾害较多，早稻育秧期间普遍遇到霜冻和春寒，插秧期间不少地区出现了干旱，插秧以后又长期低温或阴雨。
在自然灾害面前，广大干部和社员深入批判孔老二的“天命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干旱，防霜冻，战低温，排洪涝，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早稻丰收。
目前，南方各地已经插完双季晚稻。
广大干部和社员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正在加强对晚稻和其他秋收作物的田间管理，为夺取全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而努力。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评《韩非子》
梁凌益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二三三年）是战国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猛将，也是先秦杰出的法家理论家。
《韩非子》这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艰难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著作。
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要科学地分析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批判地总结法家批孔的历史经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一下《韩非子》，是有益处的。
一
韩非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它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
自春秋末期以来，在强大的奴隶起义的推动下，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到了战国初期和中叶，魏、楚、秦、韩、赵、齐等国已经普遍地出现过变法的高潮。
如韩国，任用法家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史记·韩世家》）。
在齐国，任用邹忌为相，聘请法家慎到为顾问，“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但是，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从战国中期商鞅被害开始，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内，各国掌权的大都是程度不同地信奉儒家思想的奴隶主贵族。
只有秦国，从秦昭王四十二年起，先后任用范睢、蔡泽，驱逐了穰侯魏冉，新兴的地主阶级才夺回了政权。
但秦昭王死后不久，吕不韦又窃取了政权，成为战国末期奴隶主和儒家的主要代表，直到秦始皇亲自掌握政权，才粉碎了他的复辟阴谋。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走了一个“之”字形，除了秦国外，其他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成效甚少。
为什么地主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却一直没有能够牢固地确立本阶级的统治？
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复辟呢？
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战胜奴隶主阶级，必须对长期而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出理论上的总结。
《韩非子》的问世，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它标志着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逐步趋于成熟。
如果说，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在从事变法的过程中，都各自从一个侧面实践和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来不及从理论上制定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那末，到了战国末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进入了决战阶段。
地主阶级面临着最后统一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条比较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同时，地主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
总结这些经验，成了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当时，秦国的商鞅学派在秦昭王时代整理、发表了《商君书》。
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况，也为地主阶级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
但系统地总结地主阶级革命理论的历史任务，最后落到了荀况的学生韩非肩上。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
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战国初年，韩国曾进行过变法，但后来奴隶主贵族又重新上台，韩国开始由强转弱，并逐步成了秦国的附属国。
韩国在当时七国中是最弱的，到韩非时已“事秦三十余年”，正象韩非所指出的，韩对于秦国“与郡县无异”（《存韩》）。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曾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政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挠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
韩非在亲身参加韩国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韩非子》一书中的主要作品，如《孤愤》、《说疑》、《五蠹》、《显学》、《忠孝》、《定法》等，都是在韩国写成的。
韩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
韩非在建立他的法家学说时，也并没有停留在韩国一国的经验上。
他从本国儒法斗争的实际出发，考察了其他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状况，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六国，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想武器。
战国时，齐、楚、魏、赵、燕都曾称霸一时。
为什么它们都只能崛起于一时，却又很快衰落下去，而原来落后的秦国却越战越强呢？
韩非在总结了七国成败的经验教训后，得出一条“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五蠹》）。
他把秦国和魏、赵、韩三国作了比较，指出：
“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
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
（《外储说左上》）魏、赵、韩三国，推行了儒家路线，造成“弱乱”；
秦国实行“法治”，路线对头，所以能够强大。
但秦国在当时为什么还“未帝”，也就是说，未能统一六国呢？
原因还是在于“治未毕”，即法家路线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
韩非还把秦国和楚国作了对比。
楚国和秦都实行过变法，但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很短，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变法也失败了。
相反，商鞅在秦实行变法的时间久，对反动奴隶主贵族和儒家的打击比较有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和氏》）。
毛主席指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韩非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路线问题，但他在比较了各国对待变法的不同态度后，具体地说明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执行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不同后果。
他指出，魏国实行法治时，“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但后来“法慢”，没有认真实行法治，结果“国日削”。
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推行法家路线，“人众兵强，辟地齐、燕”，等到赵武灵王死后，“国律慢”，法治不严，同样出现了“国日削”的困境。
燕国在燕昭王时法家政治路线一度占优势，“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但等到燕昭王去世，“奉法已亡”，很快“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饰邪》）。
不但关东六国如此，秦国也有同样的教训。
韩非指出，秦孝公时，由于实行了商鞅变法，“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和氏》），后来奴隶主贵族实行反攻倒算，魏冉当权，秦国就出现了“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的局面（《定法》）。
韩非从各国执行法家路线的不同情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
推行不同路线的效果如此清楚，而那些国君还不实行法治，那么亡国也不奇怪了。
韩非还指出，战争的胜负不在国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关键在于是否实行“法治”，“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
赏罚敬信，民虽寡，强。”
相反，如果“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
韩非在总结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中，还认识到，以往各国实行变法往往失败，不仅是因为奴隶主复辟派的破坏，还由于法家路线本身的不完善。
他认为商鞅虽然对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实行了坚决镇压，但却没有一套防止奴隶主篡权的斗争策略和组织保证，即“无术以知奸”。
因此，“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奴隶主复辟派一度篡夺了政权。
他还指出，申不害虽然强调了“术”，但只是从组织上策略上作了防止奴隶主贵族篡权的努力，由于“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社会变革不彻底，对复辟派没有进行坚决镇压，往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
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同时并存，虽然“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成效不大。
因此，他认为商鞅、申不害之法“皆未尽善”（《定法》）。
对于以主张“势”著称的慎到一派法家，韩非也有批评，认为单靠“势”是不行的，“势”必须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总之，韩非对前期法家的各种不同思想派别作了具体分析，吸取其长处。
韩非正是在亲身参加韩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总结了战国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特别是总结了前期法家反儒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出一条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制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
二
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关于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的论述，占有突出的地位。
韩非关于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
王充曾认为：
“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
（《论衡·对作》）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复辟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
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的阶级对立。
所谓“智法之士”就是指法家；
所谓“当涂之人”，也叫“重人”，是指在韩国窃据政权的奴隶主贵族。
韩非在《孤愤》、《说难》、《说疑》中，对韩国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艰难困苦和复杂曲折，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他的《孤愤》篇，集中表达了法家对于篡权的奴隶主贵族的愤怒和批判。
韩非控诉了当权的奴隶主贵族对法家人士采取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韩国的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
正是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使韩非认识到：
“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孤愤》）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这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势不两立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指出：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遇到了奴隶主贵族的拚死反抗。
韩非从魏、赵、韩等国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钻进政权机构中来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是实行奴隶主复辟的最危险的敌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
这是由战国末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的。
当时各国都已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阶段，奴隶主贵族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来篡夺政权，成了他们复辟的主要途径。
当他们窃取了部分权力后，就“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人主》），改变法家路线；
一旦时机成熟，就“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实现奴隶制复辟。
韩非特别指出识别与揭露奴隶主贵族的两面派手段的重要性。
战国末期，在韩国等国掌权的奴隶主贵族都是阴险毒辣的政治骗子，他们“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徵其善”（《说疑》），表面上伪装老实，骨子里诡计多端。
这些奴隶主贵族的“重人”，不仅有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篡夺政权，就应该粉碎奴隶主复辟集团，清除其死党，即“作斗以散朋党”（《八经》），具体地说，就是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实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总结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法”、
“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
所谓“法”，指的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所谓“术”，指的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
所谓“势”，就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
“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但其中最根本的是“法”。
韩非强调“以法为本”（《饰邪》），这是因为“法”具体地体现了法家的政治路线。
“术”和“势”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韩非认为，如果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运用，就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真正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
这就是对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简明概括。
为了实行这条“法治”路线，韩非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分封制度和世袭制度，强调“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
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爱臣》），不允许奴隶主贵族在封邑内搞独立王国，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坚持官吏和军队都必须由地主阶级国家统一管理与指挥。
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当然包含着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一面，我们要批判地加以分析和鉴别。
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而即使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辟的措施，只是当他们的统治受到反动阶级复辟的威胁时，才需要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
《韩非子》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
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奴隶主贵族的分裂、复辟阴谋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后来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以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其思想武器的。
韩非对法家同“重人”的斗争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革命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
当时有个叫堂谿公的儒家之徒用吴起、商鞅惨遭杀害来威胁韩非，说“立法术，设度数”，必然也会“危于身而殆于躯”，要韩非“服礼辞让”，放弃斗争。
韩非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行法家路线，如果想“避乎死亡之害”，那是“贪鄙之为”（《问田》）。
这里，韩非充分表现了进步阶级的毫不妥协的精神。
他不但不“服礼”，不“辞让”，而且还指出：
“礼繁者实心衰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解老》）。
儒家鼓吹的“礼”，无论怎样装点门面，也无法改变它衰败的命运。
古往今来，一切尊孔的反动派，对于韩非的理论恨之入骨，对于孔孟的“礼治”百般美化，这并不表明他们强大，而恰好说明他们的“质衰”。
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以“克己复礼”为座右铭，妄图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正表明了他同一切日趋没落腐朽的反动派一样不可救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不管国内外反动派怎样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继续胜利前进。
三
韩非在总结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阴谋的斗争时，还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
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批奴隶主复辟派还困难得多。
在韩非之前，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斗了几百年，没有解决反复辟的问题，除了其他许多原因外，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入地对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批判。
法家对儒家危害性的认识，是在斗争中逐步加深的。
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孝悌”等，斥之为“六虱”。
但商鞅主要是进行变法的实践，没有从思想上对儒家的复辟理论作系统的批判。
战国末期，随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批孔成了反对奴隶主复辟的当务之急，荀况从儒家的营垒中冲杀了出来，对嚣张一时的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作了有力的回击。
他继承了商鞅的法家思想，认为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及其学说，都是当时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的“奸言”（《荀子·非十二子》），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荀况以来的法家批判孔学的传统，并把对儒家的批判提高到反复辟斗争的首要地位。
在《五蠹》、《显学》、《忠孝》等著作中，韩非以磅礴的气势，横扫了儒家的反动思想。
他痛斥了危害地主阶级统治的“五蠹之民”，并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韩非认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明确指出：
“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难三》）。
这样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1人。
他尖锐地揭露了孔孟儒家学派利用
“私学”进行复辟活动，“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诡使》），把儒家称之为是和当时地主阶级政权两条心的“私学”，指出这种“私学”的特点是“乱上反世”，跟当时地主阶级革命唱反调。
总之，韩非认为，要防止这种复辟活动，就必须“息文学而明法度”（《八说》），即必须对儒家之徒实行专政，捍卫法家的政治和思想路线。
为了推动反复辟斗争，韩非强烈地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
孔孟之徒都是主张倒退的复古迷，疯狂反对任何社会变革。
韩非严厉驳斥了儒家“无变古，毋易常”（《南面》）的谬论，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五蠹》），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主张“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开塞》）的理论，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
社会制度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不变古者，袭乱之迹”（《南面》）。
他无情地嘲笑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主张，如同“守株待兔”那样愚蠢（《五蠹》）；
指出孔丘吹捧文王，“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不但颂文王颂错了，对所有古代先王的盲目崇拜都是“愚诬之学”（《显学》）。
“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实质上是建立哪一个阶级专政的问题。
韩非指出：
儒家“诵先古之书”，目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奸劫弑臣》），“称先王之道”，“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即破坏和削弱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动摇人们实行“法治”的决心。
针对儒家拿“先王”压“后王”的复辟活动，韩非勇敢地批判了儒家吹捧的所谓圣贤，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忠孝》）；
同时赞美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如果有人在今天还去鼓吹“尧、舜、汤和周武王的统治办法，必定要为今天的“新圣”所笑，他坚定地相信：
“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
韩非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奴隶制本身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但他抬出地主阶级的“新圣”，把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到脚下，这在当时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韩非还批判了儒家的“仁政”学说，论证了地主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他指出：
“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五蠹》）强调“当今之世”必须“争于气力”，实质上就是肯定战国时代是地主阶级革命的时代。
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他敢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理直气壮地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大喊大叫。
而面对奴隶主阶级日益衰落的政治局面，孔孟之流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只能用所谓“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来美化奴隶主专政，反对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
韩非在《外储说右上》中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回，孔丘的学生子路熬了一点粥汤给修沟渠服苦役的奴隶们喝。
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马上派了子贡等人去阻止，粥被泼了，粥锅饭碗也被砸了。
子路弄得很狼狈，气冲冲地跑去对孔丘说：
“我这是行仁义呀！
你不是天天教我们讲仁义吗？
那为什么熬点粥给他们喝都不可以呢？”
这对满嘴讲“仁义”的孔丘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韩非揭穿了孔孟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同时又解剖了“仁义”的危害性。
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
（《说疑》）在儒家看来，“仁义”可以“尊主安国”，这是指奴隶主阶级的“主”和“国”；
在法家看来，“仁义”必然会“卑主危国”，这是指地主阶级的“主”和“国”。
“慈仁听则法制毁”（《八经》），“仁”的后果意味着毁灭地主阶级专政。
谁如果受骗上当，真的去实行“仁义”，就会出现“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的局面。
韩非的结论是：
“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奸劫弑臣》）。
归根到底，这是一场革命，来不得半点“仁义爱惠”。
这就是韩非对儒家鼓吹“仁义”的回答。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在批判儒家过程中所表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他十分重视《老子》的研究，从中吸取了辩证法的因素并加以积极的改造。
《解老》、《喻老》这两篇在先秦哲学史上焕发异彩的作品就是这样地产生出来的。
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道家老聃那里，在唯心论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辩证法的因素被用来为没落的奴隶制辩护，表现为消极的东西；
而在法家韩非这里，则完全被用来为新兴的封建制辩护，从而表现为积极的东西。
韩非用朴素的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尖锐地驳斥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和中庸之道。
他说：
“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解老》），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他用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观察社会历史，得出了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结论，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五蠹》）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事业提供理论根据。
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守旧复辟之道，它鼓吹折衷调和，强调保持旧质的稳定性。
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折衷调和。
他明确地指出：
“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强调儒法两家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韩非忠实地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理论，为扫荡反动的孔学而终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韩非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
但他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他把历史的发展都说成是“有圣人作”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奴隶们创造的，倒是少数英雄创造的。
由于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在《孤愤》等文章中，总是感到自己势孤力薄。
他把社会矛盾的出现说成是人口增多造成的，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
他企图从经济上去解释社会矛盾，本意是为了否定孔孟的“仁义”说教，但结论却落到了错误的“人口论”上去。
这表明韩非的历史观说到底依然是唯心史观。
这也决定了韩非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也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
特别是对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套维护剥削制度永恒性的反动说教，韩非更不可能有丝毫批判。
这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只有用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只有科学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类反动观点驳倒。
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战而胜之，这个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韩非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自见之谓明”（《喻老》），就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
但是，人类要真正认识自己需要经历一条多么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韩非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总结当时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毕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
“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类，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作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结论，为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原载《红旗》杂志1974年第9期）

从脱离劳动到坚持劳动
广西那坡县平孟公社党委书记　张遐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多，尤其是关于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我的教育更为深刻。
解放初，在参加土改工作期间，我和其他工作队员一样，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1958年，我到那坡县百合公社担任党委书记。
起初，还注意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
记得有一年，天大旱，我和群众一起戽水抗旱，连续几夜睡在田头。
那时，群众有什么话都跟我讲，亲如一家。
后来，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沾染了资产阶级做官当老爷的坏作风，怕艰苦，图安逸，从此，坐在机关多，深入群众少；
指手划脚多，参加劳动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群众的帮助下，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认识到：
一个干部，如果脱离劳动，就必然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只有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9年，组织上调我到平孟公社工作，我决心同贫下中农一起改天换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
到那里以后，我经常和公社干部一起到基层蹲点劳动，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贫下中农吃什么，我吃什么，贫下中农干什么活，我也干什么活。
在劳动中，不摆架子，不装样子，和社员群众一样遵守劳动纪律，进行科学实验，完成生产任务。
去年，公社党委为了不误早稻插秧季节，号召各大队采用小苗带土移栽的办法。
我带上一把铁铲到那万大队去和青年民兵、贫下中农一起搞实验。
插秧时，我坚持和社员群众一起插秧。
干部带群众，群众促干部，加快了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
经过几年的锻炼，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时间就参加劳动。
去年，虽然外出学习、开会多一点，我还是坚持劳动一百三十多天。
去冬今春，我和公社革委会常委劳益同志在淰井大队参加劳动，群众向我们提出一条宝贵意见：
希望公社领导同志订计划、做事情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
他们说：
“我们大队是个山区，保水田仅有二百来亩，平均每人不到二分，你们光强调提高单产，不让扩大面积多种一些旱谷、高粱等作物，怎么能增产？”
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很好，经公社党委研究后，同意淰井、果力、弄汤三个人多田少的石山大队扩种旱谷四百八十五亩、猫豆一百二十三亩，群众很满意。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经常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
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恶毒攻击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挑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这就完全暴露了他复辟资本主义，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罪恶目的。
我决心认真看书学习，努力弄通马克思主义，站在批林批孔斗争的前列，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深教育了我
甘肃兰州炭素厂党委副书记刘润吾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感到格外亲切。
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大革命，使我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在工矿企业工作。
由于我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错误地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完全符合党的利益，也是对我的极大教育和帮助。
可是，开始我却想不通，总觉得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干革命，怎么能说我走了邪路呢？
后来，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我重新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对自己的错误开始有了一些认识。
十几年来，自己高高在上，官气十足，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滋长了特权思想。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念淡薄了，错误地认为，我们的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制，大家都是工人、干部，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哪？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我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而对执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却很卖力。
忘掉了阶级斗争，忘掉了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是我犯错误的根源所在。
当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革命群众很快就谅解了我。
1971年以来，我相继担任了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如何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不辜负党和群众对自己的信任，是摆在我面前的重大课题。
几年来，我是从以下这几方面努力的：
一、“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过去我犯错误，主要是没有认真看书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
接受这一教训，三年来，我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和《实践论》、《矛盾论》等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结合思想改造和工作的需要，还经常选学一些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认真看书学习，对于提高我的路线斗争觉悟，改造思想，做好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我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教导，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学习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从阶级立场上检查了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从而看清了主流，看清了大方向，跳出了个人得失的小圈子。
二、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这也是从过去犯错误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我在基建组做具体工作时，经常和工人一起劳动，到领导岗位后，我还是坚持参加劳动。
工人们高兴地说：
“老刘哇，过去你当书记时，我们可不敢接近你，现在我们叫你老刘，还经常和你谈心、聊天，这个变化可不小啊！”
这使我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使我脱离了群众，文化大革命又使我回到群众之中。
每当工作上遇到比较重大的问题时，我都是首先找有关部门的群众和基层领导同志商量，把下边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和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研究。
由于克服了过去个人说了算和“想当然”的主观主义作风，工作进行得就比较顺利，决定问题就比较切合实际。
三、坚持党性原则，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
我重新担任领导工作以来，有很多同志找我谈问题。
不管对谁，我坚持一条原则：
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接受，就支持；
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批评，就教育。
一次，一位革委会成员找我谈心，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我当即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有一个工人，小孩有病，家庭比较困难。
车间同志因为他一段时间表现不好，对他关心不够。
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对车间的领导同志说：
“他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有缺点应该教育，但生活上有困难，我们还是要热情关怀，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帮助解决。”
这个同志的困难解决之后，干部和群众都很满意。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深地触及了我的灵魂，打掉了我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的官架子和主观主义的坏作风；
洗涤了我思想深处的污泥浊水，促进了我的世界观的改造。
现在我干起工作来，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目前，我厂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沿着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发展。
我决心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团结和引导广大群众前进，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我要在斗争中继续抓紧世界观的改造，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好得很
西北国棉一厂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　王西京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这个反动家伙，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社会大变革，诬蔑为“礼坏乐崩”、“天下无道”，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拣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革命的大好形势诬蔑为漆黑一团，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等等，妄图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在中国的复辟迷梦，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这场大革命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增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各条战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我们西北国棉一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和生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如今，一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走上了领导岗位，实现了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批工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青年加入了共青团，正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茁壮成长。
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广大干部和工人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1970年以来，我们厂共举办干部读书班和工人理论辅导员学习班三十三期。
除每周坚持学习日制度，全厂还组织了业余自学小组六十一个。
广大职工普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大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厂党委把加强和培养工人理论队伍，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来抓。
全厂已建立了一支工人理论队伍，各车间、班组都有理论学习辅导骨干，促进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
在这场大革命中，有力地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几年来，我厂的生产比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大发展，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纱布单产，纱布质量，利润、劳动生产率等都超过我厂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技术革新三百零一项，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1970年，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为填补我省化纤工业的空白点，我厂广大职工决心发扬大庆工人阶级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筹建一座年产三百多吨的化纤车间。
为了解决技术、材料、设备等问题，广大工人群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学习了大庆工人头顶蓝天干革命，脚踩荒原搞石油的英雄事迹，进一步激发了战胜困难的雄心壮志。
在制造设备的过程中，要把十二毫米厚的钢板卷成五米长、三米高的混合桶，厂里没有这种加工设备。
担负制造任务的修机车间工人，人人开动脑筋，个个出谋献计，土法上马，奋战一个月，硬是用简陋的工具，制出了混合桶。
就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制造了三十多套大型设备，基本上建成了化纤车间，现已投入生产。
1972年上级要我厂担负纺织出口“的确良”的任务。
这种新产品的质量要求很高，任务又很紧，我们厂从来没有生产过。
接受任务后，党委层层召开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座谈会，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林彪一伙恶毒诬蔑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反动谬论。
大家决心打好这场政治仗，攻下质量关。
在生产过程中，广大工人群众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放过一个疵点，使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产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按时完成了出口任务。
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全厂革命和生产的形势更是一派大好。
棉纱提前八天，棉布提前十一天完成了上半年生产任务。
棉纱一等一级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三，棉布入库一等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三，成本比去年同期降低百分之四点八六，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二八，节约用棉、用纱九万二千多公斤。
在技术革新方面，试制成功了电动小车，工人坐车巡回，既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又提高了产品质量。
过去，一个织布工人巡回看机器，每班（八小时）要走十五里路，现在坐着小车巡回，不用走路了，工人们高兴地叫电动小车是“幸福车”。
我们“赵梦桃小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全组同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几年来，我们小组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批判修正主义。
通过边学、边议、边批，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现在，我们小组有六个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六个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其中三个同志参加了省、地、市、厂的领导班子。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对林彪和孔老二，采用“六对照”的办法，就是对照立场，对照目的，对照言论，对照手段，对照本质，对照下场，组织批判。
边对照，边剖析，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林彪和孔老二都是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搞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
从而更加看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几年来，我们小组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生产品种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一种，增加到三种，还担负了纺织出口“的确良”的任务。
棉纱单产、棉纱质量比文化大革命前都有很大提高。
今年上半年，棉纱超产一万二千多公斤，白花由过去的百分之一点二下降到百分之零点六四。
回顾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我们小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好得很，好极了！
（附图片）
天津新港船厂广大老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焕发了革命青春。
图为党委书记、老干部王华锋（左前）同工人们一起生产劳动。
　本报通讯员摄

“管路线的哨兵”
共产党员孙英兰，是辽宁海城滑石矿缝纫部的一名普通女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敢于同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大家称她为“管路线的哨兵”。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孙英兰先后在班组、车间和全矿的会议上，积极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矿里的表现和影响，并带头写出了“我们要做矿山主人，不做金钱的奴隶”、“建设矿山靠什么？”
等十五篇大字报和批判文章，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04月的一天，一个同志对孙英兰说：
“矿里正在新修一个大澡塘子，既宽敞，又漂亮。”
孙英兰问：
“我们矿的基建任务那么紧，哪来的人手？”
那个同志说：
“不是咱矿里的人，是从农村找来的包工队。”
孙英兰一听，觉得不对头。
她想，现在正是农忙季节，怎么能抽用农村劳动力来修澡塘子呢？
这样做会影响农业生产。
于是她和伙伴们一起给党委写了一张大字报，尖锐地指出：
“对农业生产是支援还是拆台，是一件事关路线的大事。
矿山和农村都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
绝不能只图自己方便，忘掉农业生产。”
这张大字报使党委受到很大震动，主要领导干部主动检查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群众联系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表现和影响，帮助党委把好路线关，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本报通讯员

何英会见并宴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朋友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局局长谢赫·阿卜杜拉·阿里·马哈茂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部预防司司长萨里姆·阿卜杜拉·马哈茂德医生。
会见和宴请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有关方面负责人孔筱、程远行等，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这两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朋友是在08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国务院科教组举行宴会
欢迎尼泊尔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国务院科教组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尼泊尔王国教育、卫生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亚尔为团长的尼泊尔教育代表团。
尼泊尔王国驻中国大使拉纳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李琦，有关方面负责人张维、薛玉珊、胡沙、楼史进、程瑞声、李家蕙、胡守鑫等，出席了宴会。
李琦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尼泊尔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
勤劳、勇敢的尼泊尔人民有着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
尼泊尔在比兰德拉国王陛下的领导下，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定不移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对此表示十分钦佩。
李琦在祝酒时表达了我国人民对尼泊尔人民的斗争一贯支持的立场。
他说，中尼两国同属第3世界，我们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你们和我们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这次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来华访问，必将进一步加强中尼两国人民和教育界的友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阿亚尔大臣在祝酒中盛赞尼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他说，我们这次访问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友好的接待。
这是中国人民对尼泊尔人民的一种友好的表示。
他赞扬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包括卫生和教育战线在内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在谈到尼泊尔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尼泊尔同她的邻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原则基础是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她致力于在这种基础上来建立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持久的结构。
令人满意的是，我们尼中两国都有着这样的愿望，并互相同情和支持彼此的愿望。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中尼两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气氛。

外事往来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主席等到达北京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主席贡萨洛·布拉·奥约斯和夫人，以及这个组织的助理总干事爱德华·马克·韦斯特，09月10日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永凯前往机场迎接。
王芸生会见日北陆各界友好访华团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09月10日会见由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富山县本部会长野村芳郎率领的日本北陆各界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岳岱衡、李福德、单达圻、吕鹏飞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这个代表团是09月08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前往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吴有训会见美国门泽尔教授和夫人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吴有训，09月10日会见了美国天文学家唐纳德·门泽尔教授和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门泽尔教授和夫人是应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他们在北京参观访问后，将赴南京、上海等地继续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吴有训会见美国籍教授李凡夫妇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09日晚上会见并宴请来华探亲访问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籍教授李凡和夫人任先哲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有阎沛霖、朱永行、李冠华、罗声雄等。
李凡教授一家是09月02日来中国的。
他们在北京探亲访问后将去我国南方继续参观访问。
我展览团团长肖方洲去东京
赴日本东京展览团团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09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东京。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宗像善俊、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理事长木村一三等到机场送行。
柯柏年会见澳大利亚客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09月09日会见了澳大利亚工党议员约翰·阿米塔奇和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阿米塔奇和夫人是07日到达北京的。
谢黎会见并宴请加拿大客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09月09日晚会见并宴请加拿大新民主党议员托马斯·道格拉斯和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托马斯·道格拉斯和夫人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于08日晚到达北京的。
瑞士电信代表团去我国南方访问
由瑞士邮电总局电信总局长洛赫尔率领的瑞士电信代表团，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09月0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参观了电信设施。
09月06日晚，瑞士驻中国大使纳蒂拉尔及夫人为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

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参观北京市木材厂
陈锡联司令员陪同尼日利亚贵宾参观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今天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司令员陈锡联陪同，参观了北京市木材厂。
北京市木材厂今天彩旗招展，厂区道路两旁和车间里悬挂着一幅幅欢迎尼日利亚贵宾的标语。
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来到工厂时，受到了工厂负责人周林会、张福岭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参观了这个厂的纤维板车间、活动房车间、家具车间，以及工厂生产的各种精美家具。
在参观中，戈翁将军向正在劳动的工人不断挥手致意，并热情赞扬了工人们的干劲。
戈翁将军勉励工人们今后工作得更加出色，不断前进。
轻工业部副部长夏之栩、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冯于九和杜洛同志陪同贵宾参观。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萨努西和夫人也前往参观。
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由陈锡联司令员陪同，今天上午还参观了故宫和出土的历史文物，受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的热情接待。
下午，戈翁将军的夫人由许寒冰同志陪同参观了北京市妇产医院。
（附图片）
戈翁将军和夫人参观北京市木材厂。
图为戈翁将军和木材厂工人亲切握手，勉励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前进。
新华社记者摄

“日中友好九州青年之船”访华团到天津访问
新华社天津1974年09月10日电
以日本长崎县知事久保勘一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九州青年之船”访华团一行四百二十人，从上海乘“日本丸”轮船于今天到达天津参观访问，受到天津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访华团由日本九州地方八个县的代表组成。
今天，天津塘沽新港码头上洋溢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
高大的龙门吊车上悬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友好万岁！”
有数百名男女青少年在码头上欢迎日本朋友。
前来欢迎的还有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李荣贵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士曾、林启予、巴木兰、王学敏、杨仲山、李定、张仲杰、宋昌基等。
他们同日本朋友们亲切握手，热情问候。
今天上午，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李荣贵会见了访华团团长久保勘一，副团长北岛靖、大坪信义、伊藤新平、松下敏郎、小代幸生、本部安夫、井之口恒雄、平安常实，事务局长桥本忠典，顾问西冈久隆等九州八县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晚上，天津市革委会举行招待会欢迎日本朋友。
在洋溢着中日两国人民、青年之间友好气氛的招待会上，解学恭主任首先祝酒。
他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天津市人民，对日本朋友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天津市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十分珍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决心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共同努力奋斗。
久保勘一团长在祝酒时说，在日中两国恢复邦交两周年之际，我们来到天津访问，受到了天津人民的热烈欢迎，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说，最近几年来，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了很大发展，我们愿为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下去而努力，并祝愿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今天下午，日本朋友分别参观了天津市南开中学、平山道中学、十六中、天津市铁路工程学校和河东小学、河西小学等中、小学校，受到了这些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邓副总理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尼泊尔王国教育、卫生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亚尔率领的尼泊尔教育代表团。
邓小平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
特里布万大学副校长苏·巴·萨基亚、全国教育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莫欣。
会见时，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李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薛玉珊、章含之、李家蕙、胡守鑫等在座。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一等秘书西瓦尔也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首都妇女举行报告会
欢迎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首都妇女一千多人今天上午在北京第2棉纺织厂举行报告会，欢迎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尔巴尼亚妇女联盟中央理事会副主席艾莱妮·帕什科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
艾莱妮·帕什科团长在会上报告了阿尔巴尼亚妇女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主任傅玉芳首先在报告会上讲话。
她代表首都妇女向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向阿尔巴尼亚兄弟姐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她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妇女在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赞扬中阿两国妇女和人民在反对帝、修、反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的革命友谊。
傅玉芳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牢不可破的。
中国妇女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同阿尔巴尼亚兄弟姐妹们，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在热烈的掌声中，艾莱妮·帕什科团长向首都妇女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妇女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和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的贡献。
她说，在阿尔巴尼亚，妇女和男同志一起积极地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
今天，阿尔巴尼亚妇女是推动生产发展和领导生产的一支积极力量。
艾莱妮·帕什科团长说，紧密的、战斗的友谊把阿尔巴尼亚妇女同中国妇女连接在一起。
我们阿尔巴尼亚妇女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样，将永远同中国人民和妇女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艾莱妮·帕什科团长在报告中还赞扬了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及在当前这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尼的夫人应邀出席了报告会。
出席报告会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徐光、方琼、何彩东、隗美云、杨玉臣等。
报告会前，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参观了北京第2棉纺织厂。

首都新闻界举行招待会
欢迎随戈翁将军和夫人访华的新闻工作者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首都新闻界今天中午举行招待会，欢迎随同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来访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新闻工作者。
新华通讯社社长朱穆之和尼日利亚联邦新闻局局长萨姆·埃佩莱在招待会上先后祝酒，共祝中尼两国新闻工作者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奥凯狄格波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首都各新闻单位和外交部新闻司的负责人陈浚、王珍、邓岗、毛德厚、师海云、姜云川、刘庆芳等。

古拉姆亲王参观我绘画工艺美术和建筑展览
新华社德黑兰1974年09月10日电
第7届亚洲运动会联合会主席、伊朗的古拉姆·礼萨·巴列维亲王和夫人10日上午参观了正在德黑兰大学举办的中国绘画和工艺美术展览会以及建筑展览会。
古拉姆亲王和夫人仔细参观了展览会所陈列的各种展品。
他在评价中国绘画和工艺美术展览会时说，这个展览会有助于伊朗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艺术作品。
古拉姆亲王在中国建筑展览会上看到中国体育建筑的模型和照片时说，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在发展体育事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体育技能大大提高。
这在第7届亚运会的比赛中已表现出来。
陪同古拉姆亲王和夫人参观的有第7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霍贾特将军的夫人、德黑兰大学校长胡·纳哈万迪博士。
陪同参观的还有中国驻伊朗大使陈辛仁和夫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赵正洪。
同日下午，伊朗文化和艺术大臣迈赫尔达德·帕赫勒布德在陈辛仁大使陪同下，也参观了这两个展览会。
据新华社德黑兰电中华人民共和国绘画和工艺美术展览会和建筑展览会09月02日下午在德黑兰大学开幕。
这两个展览会是在第7届亚运会期间由德黑兰大学举办的。
德黑兰大学副校长塞帕斯·戈扎里扬博士主持了开幕式。

我国运动员09月10日比赛取得新成绩
获得女子跳远前两名和男女乒乓球团体决赛权
新华社德黑兰1974年09月10日电
中国运动员09月10日在第7届亚洲运动会部分项目比赛中的成绩：
田径：
中国运动员获得女子跳远决赛前两名：
第1名肖洁萍，六点三一米（破亚运会纪录）；
第2名康越莉，六点二六米（破亚运会纪录）。
中国运动员获得女子铅球决赛第2和第3名：
第2名高育葵，十五点二二米（破亚运会纪录）；
第3名崇秀云，十五点一四米（破亚运会纪录）。
李云彪获得链球决赛第5名，五十八点二四米。
乒乓球：
在女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三比一战胜日本队，取得了决赛权，11日晚将同南朝鲜队争夺冠军。
中国队同日本队比赛的各盘比分是：
郑怀颖二比一胜大关行江（二十一比九，十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七）
张立二比零胜枝野富枝（二十一比十二，二十一比九）
大关行江、枝野富枝二比一胜郑怀颖、张立（十八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二比二十）
张立二比一胜大关行江（十七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二十一比十四）
在男子团体第1阶段比赛中，中国队以五比零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后，又在半决赛中以五比一胜香港队，取得了决赛权，11日晚将同日本队争夺冠军。
中国队同香港队比赛的各盘比分是：
李振恃二比零胜赵万权（二十一比十三，二十一比十一）
郗恩庭一比二负于黄耀荣（二十二比二十四，二十一比十七，十九比二十一）
梁戈亮二比零胜陈盛兴（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九）
郗恩庭二比零胜赵万权（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一比十五）
李振恃二比零胜陈盛兴（二十二比二十，二十一比十六）
梁戈亮二比零胜黄耀荣（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九）
排球：
中国女子队在以三比二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后，获得女子排球第3名。
中国男子队以一比三负于南朝鲜男子队。
篮球：
中国男子队以八十六比九十一负于菲律宾男子队。
（附图片）
中国运动员李孔政在获得男子十米高台跳水第1名后，外国朋友向他祝贺。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举行国庆酒会
新华社东京1974年09月10日电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09月09日晚在东京举行酒会，热烈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日本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应邀出席了酒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驻日本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主席韩德铢在酒会上讲了话。
酒会始终洋溢着节日的热烈气氛。

热烈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金日成主席举行盛大宴会
金一总理讲话强调今后仍将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
新华社平壤1974年09月10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09月09日晚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盛大宴会，热烈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
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崔庸健、康良煜、金一、崔贤、吴振宇、朴成哲等出席了宴会。
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和夫人，以刘子厚为团长、申健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全体成员以及正在朝鲜访问的其他外国客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和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朝鲜政务院总理金一发表了讲话。
金一总理说：
“在我国人民悠久的历史上，二十六年的岁月是非常短暂的期间。
“然而，这个期间，在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他说：
“我国人民在新社会建设中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是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
金一总理说：
“我国人民满怀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感和必胜的信心，为共和国的无限繁荣，奋勇前进。”
金一总理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建国第1天起就为了自主地统一被分割的祖国而一贯竭尽了有诚意的努力。
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阴谋活动，我们祖国还没有统一，在统一的道路上依然有很大困难。”
金一总理强烈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阻挠朝鲜统一和在南朝鲜犯的大量罪行。
他说：
“南朝鲜傀儡集团必须停止把国家和民族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者的卖国叛族行径，停止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战争挑衅活动和‘反共’骚动，停止对南朝鲜人民的法西斯镇压，立即全部释放被逮捕的各阶层爱国人士。
与此同时，必须停止对共和国享有声誉的海外公民团体——总联的极为无耻的阴谋活动。”
金一总理说：
“美帝必须早日从南朝鲜撤走自己戴着‘联合国军’帽子的侵略军。”
他说：
“在朝鲜维护和平、争取祖国统一的唯一道路，是实现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统一祖国的三大原则和五大方针。
只有这条路才是在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上，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自主和平地解决统一祖国问题的道路。
“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今后仍将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金一总理最后说：
“共和国政府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反帝反美斗争的革命旗帜，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同第3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继续进行顽强斗争。”
金一总理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在宴会进行中，朝鲜文艺工作者演出了精采的文艺节目。
宴会始终充满着欢乐和热烈气氛。

精湛的球艺顽强的意志
——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羽毛球男女团体决赛
09月09日下午，德黑兰阿姆加迪耶羽毛球馆里，数千名观众以紧张而热烈的情绪观赏着一场堪称世界水平的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的羽毛球团体冠军争夺战。
这是亚运会九天来最扣人心弦的两场精彩的比赛。
它长达五个小时。
由于双方实力相当，比分交替上升，两场都打到最后一盘才决胜负。
首先进行的是女子团体决赛。
在前四盘中，中国队的陈玉娘和刘晓征，在单打中为中国队赢得了两分。
印尼队的苏达里安托和马斯莉，维迪亚斯图蒂和维古娜，在双打中也为印尼队赢得了两分。
这样，双方打成了平局。
在女子团体决定性的第5盘中，二十四岁的中国运动员梁秋霞手握球拍，满怀信心地走上场地。
她的对手是印尼全国女子单打冠军塔蒂·苏米拉。
比赛一开始，梁秋霞就发挥出中国队的快攻特点，以凌厉的快速抽杀压倒对方，以七比二领先。
苏米拉改变战术，奋起反攻，把比分追到七比八，仅落后一分。
这时，梁秋霞沉着应战，采用轻吊网前两角和抽杀对方中路相结合的打法连得三分，取得了第1局的胜利。
在第2局中，梁秋霞采用抽杀对方底线两角和轻吊网前球交替进行的战术，打得干净利落，终于以十一比四的优势击败了对方，从而结束了女子团体的决赛。
当最后一个球刚刚落地，观众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
在场的伊朗、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教练和运动员纷纷上前向中国女队表示祝贺。
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比女子团体更为激烈。
在前四盘中，中国队的侯加昌和汤仙虎分别赢了两盘单打；
印尼队的1973年全英羽毛球赛男子双打亚军宗宗和瓦尤迪，克里斯蒂安和阿德·钱德拉，分别赢得了两盘双打，这样，双方以二比二打成平局。
关键性的第5盘单打在中国队的方凯祥和印尼队的宗宗之间进行。
这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几个小时，但是全神贯注的观众忘却疲劳，继续注视着这最后一场比赛。
在热烈的掌声中，方凯祥轻步上阵。
比赛开始后，方凯祥用短吊和拉底线两角相结合的打法取得主动，以十五比八先胜一局。
在第2局中，方凯祥曾先后以四比○、八比五和十二比九领先；
但宗宗紧追不放，将比分追到十二平，接着又连连扣杀得分，反而以十七比十四领先。
在一球之差决胜负的紧急关头，方凯祥毫不气馁，他镇静、沉着、机智地应战，与宗宗短打网前球并且拉宗宗的底线两角，守中反攻，迫使宗宗击球不断失误，把比分拉成十七平。
这时，全场屏息，紧张气氛达到顶点。
最后，方凯祥一个短球过网，得了关键性的一分，赢得了这场比赛。
顿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欢呼。
人们为方凯祥的顽强意志和冷静机智的风格和双方选手精湛的球艺鼓掌、喝采。
在发奖仪式上，五星红旗在乐队高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显得格外灿烂。
比赛结束后，中国运动员陈玉娘对记者说：
“我们得了冠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内心当然很兴奋。
但是，胜负不是主要的，增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才是主要的。
印尼女队进步很快，特别是双打，很值得我们学习。
今后，我们要作更大的努力，对第3世界的体育运动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附图片）
图为在发奖仪式后，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向祝贺的观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罗马尼亚国防部第1副部长举行宴会
热烈欢迎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4年09月09日电
罗共中央委员、罗马尼亚国防部第1副部长兼总参谋长格奥尔基上将09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为团长、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
出席宴会的有：
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第1副总参谋长奥尔班中将，副总参谋长洛格弗图中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最高政治委员会副书记安蒂普少将以及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高级将领和军官。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出席了宴会。
格奥尔基上将和向仲华团长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格奥尔基上将说：
“我国人民军的军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了解和珍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的英勇传统，怀着衷心同情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劳动人民在以中国人民杰出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所实现的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
格奥尔基上将说：
“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斗争中受到锻炼的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警惕地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
我们对中国战友在军事和政治训练方面、在用现代化战斗兵器和技术装备自己方面，在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高兴，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新的和重要的成就。”
格奥尔基上将在讲话中还谈到了罗马尼亚人民三十年来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向仲华团长谈到了三十年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革命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他说：
“今天，罗马尼亚人民紧密团结在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周围，正满怀信心地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迎接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而忘我地劳动。”
向仲华团长接着赞扬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光荣历史和取得的成就。
他说，解放以后，罗马尼亚军队同人民一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控制、颠覆和侵略，勇敢地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同一天上午，向仲华团长、周仁杰副团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洛格弗图中将等人陪同下，在布加勒斯特向“为人民、祖国的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金日成主席接见我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
新华社平壤1974年09月10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09月10日上午接见了以刘子厚为团长、申健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
接见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东奎、党中央部长金国泰、副部长金吉铉在座。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也在座。
金日成同志同友好访问团全体成员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前，金日成同志和中国同志一起照了像。

在格鲁吉亚人民日益强烈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
苏修新沙皇慌恐不安加紧法西斯镇压
新华社1974年09月09日讯新华社记者报道：
近年来，格鲁吉亚人民反抗苏修民族压迫的斗争日趋强烈，慌恐不安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在整个格鲁吉亚“大规模地进行整顿和清理”，加紧法西斯镇压。
1972年03月，勃列日涅夫集团抛出一项专门决议，大肆攻击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
此后，紧锣密鼓，在“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表现”和“加强同俄罗斯民族的友谊”的幌子下，强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野蛮镇压反抗新沙皇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
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示不满和反抗的人，被扣上“民族主义抬头”、“民族偏见”、“民族狭隘性”和“强调民族发展的独特道路”等等帽子，横遭打击和迫害。
近几年格鲁吉亚出版的一些历史著作透露了对老沙皇侵略、并吞周围少数民族和新沙皇民族歧视政策不利的一些事实，勃列日涅夫集团就攻击说“许多学术著作对格鲁吉亚历史上很多问题阐述不正确”，“甚至对象格鲁吉亚并入俄罗斯这种……重大历史事件作可疑的论述”。
他们叫嚷
“这是生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命令要按照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旨意去“修改”过去的历史以及近二十年来新沙皇统治的历史。
格鲁吉亚人民抵制新沙皇强行移民和派遣大批俄罗斯干部去控制非俄罗斯民族的作法，被攻击是“民族主义的病态欲望”。
格鲁吉亚人民对新沙皇强制推行俄语和歧视非俄罗斯民族语言表示不满，苏修就攻击这是“民族局限性”。
苏修指责格鲁吉亚的学校“在教授和学习俄语方面存在严重的疏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等和高等学校的俄语教学工作”。
他们鼓吹什么俄语“是世界上最受赞扬的一种语言”，强制格鲁吉亚的“每个居民都必须掌握这种语言”。
近几年来，随着勃列日涅夫集团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和剥削，广大劳动者采取怠工、罢工和抗议等各种形式不断进行反抗。
勃列日涅夫集团大肆叫嚷要同违犯苏修法西斯“法律秩序”的人、“社会的反对者”、“造谣诽谤者”、“居心险恶分子”和“咒骂一切神圣东西”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他们在工厂、农村、建筑工地、交通部门、商业和服务性行业召集“整顿社会秩序”大会，迫害敢于反抗苏修统治和剥削的群众，强迫工人和农民驯服地去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劳动和创造高额利润。
据透露，在格鲁吉亚大批的工人被解雇，还有不少人被逮捕和监禁。
苏修在知识分子中也大搞清洗。
苏修新沙皇在这次“大规模的整顿和清理”中，还大规模地撤换和“惩办”贯彻执行苏修反动政策不够得力的干部。
从勃列日涅夫集团1972年09月解除了姆日阿瓦纳泽担任的格鲁吉亚党中央第1书记职务起，在格鲁吉亚各系统自上而下展开全面清洗。
仅据《东方曙光报》所报道的材料来看，迄今格鲁吉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成员和各部部长中已有一半人被撤职，地方区级以上的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大部分被撤换，基层单位调动的就更多了。
在公检法系统、意识形态部门和经济部门，也有不少官员被革职和处分。
苏修指责这些干部“放任和讨好民族主义分子”、“软弱无能”和“采取消极态度”。
苏修新沙皇的镇压，并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近来，新上台奉命进行残暴镇压的格鲁吉亚党中央第1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无可奈何地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大大震动了我们的社会”，涉及到社会上“最广泛的阶层”，
“问题极为复杂”，“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正出现错综复杂的过程”。
他承认，如果认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反抗斗争已经“消失”，“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透露，收到“劳动人民发出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和上诉书”，对苏修的镇压提出“异议”，而且这种信件“越来越多”。
他哀叹虽然撤换了大批干部，但许多干部对“整顿”采取“袖手旁观”，有的“丝毫也不感兴趣”，“谁都不发挥主动精神”，“到什么地方去找完全合乎条件的替换人呢？
要知道，已没有干部后备力量”。
格鲁吉亚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他们在历史上曾英勇反抗沙皇俄国的压迫和奴役，并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同苏联各族人民一起推翻了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
当1956年赫鲁晓夫一伙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大肆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格鲁吉亚人民曾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给苏修叛徒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多年来，格鲁吉亚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苏修新沙皇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勃列日涅夫集团进一步加强镇压，只能激起格鲁吉亚人民更剧烈的反抗。
格鲁吉亚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
近几年来，苏联各少数民族反抗新沙皇黑暗统治的斗争彼伏此起，不断深入发展。
总有一天，格鲁吉亚人民会同苏联各族人民一起彻底粉碎苏修新沙皇所统治的“各族人民的监狱”。

妄图挽救已经破产的殖民统治
莫三鼻给白人殖民主义者发动暴乱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洛伦索马贵斯消息：
在莫三鼻给解放阵线和葡萄牙军政府09月07日在卢萨卡达成关于莫三鼻给独立的协议的当天，莫三鼻给首都洛伦索马贵斯的一批白人殖民主义者发动暴乱，妄图挽救在莫三鼻给已经破产了的殖民统治。
据报道，一批前殖民军人中的殖民主义分子09月07日占领了洛伦索马贵斯的电台、机场、邮局及其他若干地点。
这批暴乱分子自称为“莫三鼻给人民民主运动”，叫嚷“断然拒绝”卢萨卡协议，要以武力反对莫三鼻给解放阵线接管政权，扬言要成立一个白人种族主义政府。
据报道，一些暴乱分子09日还在莫三鼻给另一城市贝拉制造暴乱事件。
据《赞比亚每日邮报》报道，莫三鼻给解放阵线08日晚在卢萨卡发表声明，表示要粉碎这次暴乱。
声明指出这次暴乱是种族主义势力采取的垂死挣扎的行动。
它注定要失败，因为它遭到全体莫三鼻给人民、绝大多数在莫三鼻给的白人以及葡萄牙人民的坚决反对。

尼日利亚独立自主建设国家
据新华社拉各斯1974年09月08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英勇的尼日利亚人民，坚持反帝反殖立场，积极捍卫国家主权，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得取明显的成就。
尼日利亚人民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
1960年独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尼日利亚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破外国资本对本国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从而巩固了政治独立，促进了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
尼日利亚石油资源丰富，去年原油产量达到一亿吨左右，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尼日利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向西方石油垄断资本进行斗争，取得节节胜利。
目前，尼日利亚政府已在当地所有主要外国石油公司中取得百分之五十一至五十五的股权，加强了政府对石油生产的监督和控制。
政府还着手修建新的炼油厂，并大力培养本国石油技术人员，积极发展本国石油工业。
尼日利亚积极为捍卫领海主权和保护海洋资源而斗争。
在最近举行的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提出一项专属经济区条款草案，主张沿海国家有权在自己的领海外缘建立不超过二百浬的专属经济区，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拥有对海洋资源的主权权利和控制、管理、保护海洋环境等的专属管辖权。
尼日利亚的这一主张得到第3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持。
尼日利亚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是“确保本地人更广泛、更有效地参加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参加一切战略部门”。
根据这项政策，尼日利亚政府在1972年颁布“企业振兴法令”（即“本地化法令”），规定五十二种行业中的外资企业，分别情况，完全归尼日利亚人经营或由尼日利亚人参与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为执行这项法令，尼日利亚政府还成立了尼日利亚工商业银行，为本地人接收外资企业提供资金。
今年04月01日，“本地化法令”生效，大约九千家外资企业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按法令规定，完全转归尼日利亚人经营，或由尼日利亚人掌握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在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强调自力更生、建设国家。
国家元首戈翁将军1972年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坚信，如果我国想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尼日利亚人必须积极参加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且树立相当程度的自力更生观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近几年来，尼日利亚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一九七二——19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比前一年度增长百分之八点六，比独立时的一九六○——1961年度增长百分之八十八点五。
第2个五年发展计划（1970年——1974年）的头三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点二。
尼日利亚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粮食生产，以便争取逐步实现粮食能够自给。
近几年来，尼日利亚政府增加了农业投资，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发放农业贷款，低价供应农民种子、化肥、农药。
去年取消了主要农产品出口税，今年又宣布取消农产品销售税，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还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兴办大型机械化农场，来增加粮食生产。
尼日利亚过去工业基础薄弱。
独立以后，特别近几年来，连年都有一些工厂建成，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现在全国除石油、采矿工业外，已有纺织、水泥、橡胶、车辆装配、食品、玻璃、油漆、木材加工、塑料、制糖、制药、皮革等轻工业、加工工业和装备工业。
有的轻工业产品已能基本满足国内需要。
目前还有一批发电、汽车装配、化肥、制盐等工厂正在建设中。
尼日利亚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兴建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
尼日利亚还正在加速公路建设，扩建机场和港口。
自1970年以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新建、重建公路二千四百多英里，还有一千三百多英里公路正在建筑中。
全国现有公路五万九千多英里，其中柏油路面一万一千多英里，已经基本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广大农村地区人民，也依靠自己力量，积极修建乡村道路，使本村同公路干线相联结。
尼日利亚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独立十多年来，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

尼泊尔报刊和政界人士继续发表评论
印度殖民扩张政策威胁南亚国家独立主权
亲印的锡金国民大会党党员反对印度吞并锡金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4年09月10日电尼泊尔报刊和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印度奉行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强行吞并锡金。
尼泊尔《礼品周刊》09月06日发表题为《强盗逻辑》的文章指出，印度吞并锡金，“这已对尼泊尔、不丹和南亚次大陆的其他小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印度一直奉行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
这同它口头上高唱自由、平等、博爱是自相矛盾的。”
文章说：
“在前几年中，印度在某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怀着在南亚次大陆取得霸主地位的自私目的，一直奉行着一种霸道政策。
锡金事件就是证明。
这是同强盗逻辑同一个意思的蛮横政策。”
文章在列举印度对尼泊尔的扩张主义行径后指出：
“印度企图干涉尼泊尔的内政，对尼泊尔发号施令。
印度甚至开始把喜马拉雅山当作它的北部边境。”
但是，“尼泊尔一贯反对印度的干涉，坚持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
尼泊尔决不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
文章说：
“不难看出，印度一直在通过那些称之为代表锡金的呼声和愿望的锡金仆从策划恶毒的阴谋。
印度对巴基斯坦、不丹和尼泊尔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好的。”
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员普拉卡什·钱德拉·洛哈尼在09月06日的《新消息》周刊上发表的声明说：
“长时期来，印度一直在各方面统治着锡金。
锡金政府已被置于印度的控制之下。”
“然而，印度政府还不以此为满足，它正打算消灭锡金。”
声明说：
“今后，我们应当更加警惕我们南方的邻国。”
新华社1974年09月09日讯
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报纸透露，印度吞并锡金的殖民行径遭到亲印的锡金国民大会党的党员的反对。
锡金国民大会党党员乌普雷蒂09月05日写公开信给印度《政治家报》，表示对印度“最近就锡金前途问题作出的一些决定感到惊愕。”
他说：
“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锡金人真正希望在印度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
他指出，他从在锡金首都甘托克学生中和在锡金一些农村中从事工作“得到的体会是，我国人民对在‘政治上参加’印度体制和在印度体制中‘派有代表’不感兴趣”。
乌普雷蒂说：
“（锡金）国民议会05月11日通过的关于锡金同印度联合的新形式的决议使我们感到意外。
一直没有让议员们有机会讨论这项由印度官员草拟的议案，……这项议案只用百分之八十的议员不懂的英语宣读过一次，然后就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他还说，在通过这项“议案”时，有六名议员对“使议案通过的方式和议案草案的内容表示抗议，拒绝在决议上签字。”
他还说，有两名议员“甚至在议会大门外进行绝食”。

泰国人民武装不断出击获新战果
新华社1974年09月10日讯
据“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广播，泰国人民武装力量最近不断出击敌人，取得新战果。
在东北部的那空拍侬府、乌隆府和加拉信府，人民武装力量一再袭击敌人据点，伏击敌人军警。
从07月初到08月中，人民武装力量在那空拍侬的那家县、木达汉县、塔拍侬县、巴北县等地和乌隆府的素汪纳库哈分县以及加拉信府的堪芒分县地区共伏击敌人十多次，袭击据点三次，打死、打伤敌人约四十名，击落直升飞机一架。
在这之前，06月05日和10日，人民武装力量还在那空拍侬府击落和击伤敌人直升飞机各一架，歼敌十四名。
在北部的清莱府、难府和达府，人民武装力量也多次出击。
07月04日，人民武装力量在难府磨县公路的一次伏击战中，打死敌人八名，打伤十多名。
07月12日，人民武装力量在清莱府清孔县用地雷炸伤敌人十多名。
07月30日和08月02日，人民武装力量在达府夜束县和温旁县打死和打伤敌人十名。
08月16日，人民武装力量在清莱府汤县通往清孔的公路上伏击敌人，击毁敌人军车四辆，歼敌约三十名。
此外，在南部素叻他尼府，人民武装力量08月24日在班那讪县袭击敌人警察署，毙伤敌人九名。

英勇不屈的保加利亚人民
今年09月09日是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日。
节日前夕，座落在索非亚市中心“九·九”广场中央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陵墓，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人们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格·季米特洛夫的遗容，缅怀在自己敬爱的领袖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峥嵘岁月。
1941年06月，希特勒匪帮发动巴尔干战争，侵占了保加利亚。
英雄的保加利亚人民响应季米特洛夫的号召，到处点燃起反侵略的熊熊烈火。
他们组织游击队，同敌人进行浴血战斗。
他们破坏敌人的工厂、仓库，炸毁军用列车、桥梁，割断电线，切断敌人通讯联络，等等。
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英雄人物。
在战场上，他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在法西斯法庭和刑场上，他们大义凛然，高呼着“自由的保加利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
保加利亚爱国志士安东·伊凡诺夫就义前给其家属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家人，我和我的英勇的同志们已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我们将骄傲和从容地死去。
我们相信这群兽性的和由于前途绝望而疯狂的匪徒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在从容就义的时候已经尝到了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滋味。
永别了，不要为我哭泣。
在战士的行列中寻找安慰吧！”
安东·伊凡诺夫以及千千万万为反对法西斯德国占领而勇敢牺牲的英雄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奋斗和牺牲终于在1944年09月赢得了保加利亚的解放。
保加利亚人民有着长期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光荣历史。
一三九六年，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帝国侵占。
从此，保加利亚人民开始了持续五百年之久的斗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野蛮统治。
瓦·列夫斯基、赫·保泰夫等保加利亚民族英雄，在这场斗争中写下了反抗外国奴役的壮烈诗篇。
1877年，爆发了俄土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沙皇俄国利用巴尔干地区斯拉夫民族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机会，打着“援助斯拉夫兄弟”的旗号，向巴尔干地区扩张。
战争结束后，1878年，它同英、奥等国重新瓜分了巴尔干。
保加利亚从这个时候起又受到了老沙皇的奴役。
恩格斯在揭露老沙皇当年这种假援助真奴役的行径时讥讽地写道：
“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的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
对于老沙皇的殖民主义奴役，保加利亚人民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3年，在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后进行的莱比锡审讯中，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季米特洛夫面对希特勒的法庭，在发言中曾正义凛然地宣告：
保加利亚人民是“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保加利亚民族曾经坚决地全力地反抗外国的压迫”。
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英雄的保加利亚人民为反抗外来压迫而斗争的光辉传统，这句话也是对那些至今仍在企图奴役保加利亚人民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的严正警告。
今天，在庆祝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三十周年的时候，季米特洛夫这句遗言仍然深深铭记在保加利亚人民的心坎里，并永远鼓舞着他们的革命斗争。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