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部队炮兵某部二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史深入批林批孔-干部战士更加深刻地认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激发了在文武两条上努力作战的革命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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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专稿 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炮兵某部二营指战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斗争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对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判更加深入。
这个营的指战员是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形势下，逐步开展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的。
他们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每举办一次儒法斗争史的讲座，都同正在深入进行的批林批孔的专题紧紧结合在一起，力求做到研究过去，更好地为现实斗争服务。
今年以来，他们围绕各个阶段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的重点，先后举办过七次儒法斗争史的专题讲座，五次研究法家著作的读书辅导，并且通过短期集训的办法，为连队培训了一批宣讲儒法斗争史的辅导员和讲解员。
这个营的五连，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就有目的地组织大家着重研究历史上儒法两家斗争的焦点和性质，认识到法家是坚持前进、主张革新的；
而儒家是顽固地维护没落的旧制度，妄图开历史倒车的。
大家再联系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进一步看清了林彪虽然和历代儒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妄图搞复辟、倒退完全一样。
六连驾驶班在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才论”时，联系本班四年安全行车无事故的事例，说明“实践出真知”是千真万确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什么“生而知之”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他们又着重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围绕“天命观”所进行的一场斗争，使批判更深入一步。
战士们通过具体分析这个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激烈斗争，认识到那时鼓吹“天人合一”的儒家和主张“明天人之分”的法家之间的斗争，正是阶级斗争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反映，斗争的实质是顽固地维护腐朽的奴隶制度，还是坚持前进、革新，推动社会向封建制度发展。
从研究历史的经验中，六连驾驶班的战士进一步体会到，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一样，林彪竭力宣扬“天才论”，以“天马”、“至贵”自居，完全是为妄图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的反动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
大家表示，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反对复辟倒退，就一定要把林彪和孔老二的“天才论”、“天命观”批深批透。
在集中批判林彪借咒骂秦始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时，为了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营党委引导各连的理论骨干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且把报纸、刊物上有关秦始皇的历史资料，编成通俗易懂的讲话材料。
理论骨干回到连队后又通过上辅导课、讲故事，给大家讲解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讲解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革新措施的重要意义，介绍两千多年来围绕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儒法两家所进行的激烈的斗争，使大家懂得了历史上所有恶毒攻击和咒骂秦始皇的，都是一些拚命维护旧制度的反动派，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决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代表前进、革新的与代表没落、倒退的两条路线之争。
战士彭坤富在批判会上说，林彪大骂秦始皇，说穿了就是要把历史拉向倒退，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变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让广大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样批判，从历史看今天，大家对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认识得更加深刻了，进一步激发了干部和战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努力作战的革命斗志。
现在，这个营的干部和战士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连队理论骨干还写出了一百五十多篇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文章，全营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继续深入发展。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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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 带着毛主席；
党中央对百万翻身农奴的亲切关怀为发展边疆教育事业积极贡量-六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选派的教师奔赴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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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上海、辽宁、江苏、河南、湖北、四川六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最近选派了三百八十九名教师前往西藏参加建设。
这些革命教师带着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百万翻身农奴的亲切关怀，带着兄弟省、市人民的阶级情谊，满怀着革命豪情踏上征途，决心为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西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在三大领主的反动统治下，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上学读书的权利。
民主改革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目前全自治区已有小学两千六百多所，入学儿童达十二万多人；
各个地区和市都有了中学，另外还有一所西藏民族学院。
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整个西藏教育事业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师资很缺乏。
为了适应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六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为支援西藏建设，首批派出这些教师，并已在最近启程进藏。
他们将分配到八所中学，加强那里的教学工作，还将协助自治区在拉萨市筹办一所师范学院。
这次选派教师进藏，六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都积极支持，把这项工作当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增强民族团结，支援边疆建设的一件大事。
广大教育工作者听到选派教师进藏的消息，纷纷贴大字报，写决心书，要求第一批到西藏去。
沈阳市本来只选派十四名教师进藏，却有二千多名教师踊跃报名。
国务院各部、委有许多人写信给领导，请求组织上批准他们去西藏。
许多地方还出现了父母支持儿女、妻子支持丈夫参加边疆建设的动人事迹。
上海零陵中学一位中学教师提出申请以后，到乡下告诉他爱人和七十多岁的母亲，他母亲和爱人都说，你是党培养大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你应听党的话，到西藏去好好工作。
各地经过认真选拔，都派出了具有路线斗争觉悟、有一定教学能力、身体健康的教师到西藏去。
河南省选派的三十五名教师中，党、团员有三十二人，他们多数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十一人在原学校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校革委会主任、委员等工作。
在业务上他们还配备了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农业以及体育、音乐、美术等各种专业的教师。
江苏省去西藏的教师中还缺少一名地理教师，南京市一所中学的地理课教研组长自愿报名去西藏。
上海进藏的八十五名教师是从五所大专院校和四十六所中学中选拔的。
教师们被批准进藏后，都表示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为发展西藏人民的教育事业积极作出贡献。
六省、市和国务院科教组还为西藏受援学校配备了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
西藏自治区党委对这批教师进藏非常重视，专门派人到北京和六省、市，代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欢迎教师们到西藏工作。
西藏的同志还向进藏教师介绍了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以及西藏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等情况，对教师们鼓舞很大。
河南的进藏教师听说他们将要去的那所中学，校舍还没有完全建设起来，教室的桌凳也还不齐全，便自动带了泥瓦和木工工具，准备到达后和学校师生一起动手，自力更生建设校舍，制作教具。
这次进藏教师出发前，六省、市和国务院科教组都分别举办了学习班。
在学习班上，各地和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同志向他们作了关于进藏的任务和要求的报告，勉励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
进藏教师在学习班上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和孔孟之道。
有些地方在举办学习班期间，还组织进藏教师参观学习当地教育革命的先进单位，准备把这些先进单位的经验带到西藏去。
进藏教师们经过学习，个个豪情满怀，纷纷表示，这次进藏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指示，同西藏的教育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密切合作，并向长期在祖国边疆工作的同志学习，向西藏的兄弟民族学习，为搞好西藏的教育革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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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外贸部副部长李班，代表团副团长、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阮文广，以及其他在北京的越南战友，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
宴会厅里悬挂着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当黎清毅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等一同步入宴会厅时，全场热烈鼓掌。
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和黎清毅副总理先后讲话。
李先念副总理首先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
李先念副总理赞扬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赢得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后，立即投入新时期的艰巨斗争中所表现的顽强的革命精神。
他说：
“越南北方人民积极响应越南劳动党和政府的号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短短的一年多来，在医治战争创伤和工农业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团结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周围的越南南方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
他衷心祝愿越南人民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巴黎协定签订以来，越南人民为彻底实施协定作出了不懈努力。
但是，西贡政权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一再违反和破坏协定的实施。
他重申：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严格履行巴黎协定的立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
李先念副总理说：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是亲密的社会主义兄弟邻邦。
不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或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两国人民一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舞，共同前进。
我们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主席亲手培育起来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
中国人民决心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黎清毅副总理在讲话中盛赞越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他说：
“越南劳动党、政府和全体越南人民始终关切捍卫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越中两国之间的兄弟般的战斗团结和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关系。
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越南人民的长期、艰苦和胜利辉煌的革命事业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我们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全体越南人民，谨对敬爱的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给予的巨大、宝贵的支持和援助表示衷心的、深切的感谢。”
他在讲话中赞扬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胜利。
黎清毅副总理在谈到当前越南南方形势的时候说：
“自从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至今，美国和西贡政权仍在不断制造越南南方的严重局势。
美国仍然不肯停止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和对南方内部事务的干涉；
它仍在推行新殖民主义，妄图长期分割越南。
阮文绍政权仍在加强战争行动，破坏谈判，不肯接受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正当要求。”
他指出：
“当前，我们越南人民的任务是，坚决进行斗争，反对美国和西贡政权严重地破坏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任何阴谋和行动，坚决为维护持久和平、建设和巩固解放区，实现越南南方的独立和民主，进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
他说：
“在越南北方，我们在新阶段中的任务是：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建设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北方，圆满地履行对骨肉南方的义务，积极支持兄弟的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
他们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歌和中国国歌。
宴会上，中越两国战友亲切交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宾主共祝中越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经部长方毅、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对外友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韩宗正、姚依林、孔晓风、杜星垣、杨殿奎、郭鲁、陈维稷、宋养初、申光、赵发生、郝中士、阎钧、徐斌洲、王立、边疆、王曼恬、缪海棱、李哲夫、丁雪松、王磊、沈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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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举行了会谈。
会谈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代表团副团长、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代表团副团长、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代表团团员黎克、蔡文第、丁文簪、阮司，以及阮兴定、范清河、阮凤舞、阮庭榜。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经部长方毅，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以及韩宗正、姚依林、杨荣杰、路奎、高璐、梁枫、朱传贤、王德伦、廉正保、何文芸、杜志国。
（附照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八月二日下午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举行了会谈。
图为会谈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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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扬·格奥尔基上将和他的夫人、大学教授、语言学博士扬·安捷拉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张才千首先祝酒。
他赞扬罗马尼亚军队在建设社会主义、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事业中所取得的胜利，赞扬中罗两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友谊。
他表示深信，扬·格奥尔基同志的这次访问，必将为发展两国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扬·格奥尔基在祝酒中说，罗马尼亚军队同全国人民一样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的军队时刻准备着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他祝罗中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道洛班楚和夫人，大使馆武官杜贝什迪安努上校和夫人、副武官瓦西列斯库中校和夫人。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王迪康、朱开印、波涛和于志超。
扬·格奥尔基同志和夫人一日晚上到达北京时，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和波涛同志等到机场欢迎。

作者：池恒
栏目：思想评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奋起扫除孔孟之道的垃圾和污秽，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猛烈开火，形成了一股具有强大威力的革命洪流。
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蓬勃发展。
怎样才能使群众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呢？
许多先进单位的经验表明，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在运动中始终抓紧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同时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进行一次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清除它的思想影响，总是要同时开展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批林批孔也是如此。
为了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孔孟之道；
为了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吸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东西，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和现状，分析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关的各种重大问题。
批判尊儒反法观点，正确地评价不同历史时期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深入地批判不同历史时期儒家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和欺骗性，也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就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击中要害。
这是广大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一条重要经验。
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反动小册子？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看，这些书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忠臣”和“孝子”，即培养他们的奴才和接班人而编写的，不是专门写给劳动人民看的通俗性的大众读物。
在旧社会，反动统治者根本不允许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读书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首要的是批判这些书所宣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认识它的反动本质，同它划清思想界限。
正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思想都毒害劳动人民一样，《三字经》之类也毒害人民，我们今天对它进行批判，就是为了清除反动统治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毒害。
对谚语也要进行阶级分析：有一些完全是腐朽反动的，它们散布孔孟之道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加以批判；
有一些则是劳动人民斗争经验的总结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还有少数，我们后来使用时赋予了新的涵义。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看清楚哪些必须批，哪些不能批，哪些要区别它们在不同情况下运用时的不同涵义。
我们批判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认清它们反动的阶级实质，并通过这样的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因此必须从阶级实质上、从路线上去着眼，而不要去纠缠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要批判就要讲道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
宣布孔孟之道是错误的、反动的，比较容易做到，而要真正从理论上把它批倒批透，就必须用气力，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讲明道理。
历史上劳动人民和法家的代表人物批判孔孟之道时，都从他们各自的阶级地位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讲了很多道理，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
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原因就是他们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我们今天能够彻底批倒孔孟之道，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条件外，最主要的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
运用这个科学的武器，我们的批判，就可以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判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准确得多，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能够对历史现象，包括儒法斗争，得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批林批孔运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
广大工农兵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思想水平和批判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同时，革命的大批判也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
联系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可以更牢固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为了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为了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历次路线斗争的论述。
坚持这样做，就能不断促进理论同实践的结合。
革命大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我们应当把理论队伍的学习和广大群众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使广大群众的学习也能不断向前发展。
群众性的学习和批判，对领导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努力赶上，力争比群众更多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阅读和研究报刊上的主要文章，并尽可能多学一些历史知识。
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运动，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先进经验。
今天，孔孟之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摧毁了。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应部分，正在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
但是，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
我们必须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借孔孟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出修正主义。
因此，反修防修、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
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作者：湘晖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和持久的发展中，我国文艺革命的形势一派大好。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发展；
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对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和一些坏作品展开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名为歌颂教育革命的“教改新篇”，实为吹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湘剧《园丁之歌》，就是正在受到批判的一出坏戏。
《园丁之歌》是在我们湖南一九七二年的专业文艺调演中出笼的。
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
一小撮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竭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糟了”，污蔑教育质量“今不如昔”。
在文艺领域里，他们反对学习、移植和普及革命样板戏，散布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园丁之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教育战线、文艺战线上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
《园丁之歌》写的是两个教师对一个所谓顽皮学生进行教育的故事。
它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它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兜售“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黑货；
它反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一
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而《园丁之歌》却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取消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的主题歌——“百花园中花似锦，花红要靠育花人，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日满园春”，在序曲、尾声和剧中，以幕后合唱的形式出现了三次。
它所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园丁”主宰学校的一切。
“园丁”是谁？
俞英对方觉唱道：
“好花要靠园丁育，你我共同努力把水浇。”
显然，这个“园丁”指的就是俞英和方觉这样的教师，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园丁之歌》把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园丁”来歌颂，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维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复辟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少年一代茁壮成长；
是党的辛勤耕耘，培育革命新苗欣欣向荣。
同时，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团结、改造、教育和培养了教师队伍。
我们的教师大多数是好的，坏人是很少数。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教师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
教育战线上一切革命成就，都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结果。
因此，要完成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由党来领导，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园丁之歌》根本不去表现党的领导，却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园丁”，这难道不是为了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吗！
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儒家的道统，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剥削阶级从私有观念出发，总是把知识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把学生视作教师私相传授的“门人”、“弟子”。
因而，他们要鼓吹和树立“师”的权威。
从孔老二的“师道尊严”到修正主义者的“教师中心论”，都是这样的货色。
例如，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说：
“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
历来的儒家，就是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的。
《园丁之歌》里的俞英不是也说，“看明朝桃红李熟一派丰收景”，大做“桃李满天下”的剥削阶级“园丁”之梦吗？
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权威凯洛夫，胡说什么教师是学校里的“园丁”和“中心人物”，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对学生都“具有法律性质”，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刘少奇一伙拣起这些封、资、修的破烂，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园丁之歌》就是宣扬这一条路线的。
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路线，学校和教师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教师是党派到教育战线为无产阶级教育青少年的革命战士，他们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传授社会主义文化知识。
但是，教师为了改造世界观和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必须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和同志的关系。
《园丁之歌》把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比作“园丁”与“桃李”的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学校师生关系的严重歪曲。
当这种关于“园丁”的论调受到批判以后，有人竟然还辩解说：
“《园丁之歌》里的俞英是共产党员，怎么不能体现党的领导？”
不对！
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实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那些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时尖锐指出：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
在《园丁之歌》里，俞英虽然挂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她推行的却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另外，在剧中既看不到党组织的存在，又看不到俞英和党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
把这样的一个人说成是党的领导的体现者，显然是一种不分路线是非，混淆个人与党组织区别的糊涂观念。
二
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鼓吹“智育第一”？
这是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教导说：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要地位。
而刘少奇、林彪却鼓吹“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
《园丁之歌》就是为这一教育方针吹喇叭的。
在《园丁之歌》里，方觉成天忙于抓“作业”、抓“考试”、抓“分数”，完全是一个“智育第一”的推行者。
一开场，我们就看见方觉在眉飞色舞地批阅一份百分卷：
“对啦！
（打钩）对啦！
（打钩）全对啦！”
“是棵好苗子”。
另一方面，他把蔑视“智育第一”的学生陶利攻击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能成材的“锈铁”，抓不住的“野牛”。
他恶狠狠地把陶利的小火车摔在一边，破口大骂陶利“不务正业”，“好逸恶劳”。
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方觉是以智育作为选择“苗子”的唯一标准的。
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歌颂的俞英态度怎样呢？
她不但没有对方觉的错误进行批判和斗争，而且跟着方觉一道骂陶利为“锈铁”和“野牛”，为方觉的错误百般辩护，把方觉对陶利的“管、卡、压”，美化为对陶利的“严格要求”、“关心”和“爱护”。
她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只强调文化知识，高唱“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
这实质上就是赤裸裸地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能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首要的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文化的高低。
如果路线不对，文化再高，也只能为错误路线服务。
《园丁之歌》不但把文化当做挑革命重担的唯一条件，而且它鼓吹的所谓“文化”，实质上仅仅指的书本知识。
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知识，一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间接知识。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过去有许多工农出身的老同志，他们在参加革命之前，没有掌握多少书本知识。
参加革命以后，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挑起了中国革命的重担，边干边学习，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反过来指导他们把革命干得更好。
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我们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
我们批判《园丁之歌》宣扬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决不是取消智育，不重视文化。
关键是看把智育摆在什么位置上，是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
毛主席历来重视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因此，学生应该努力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好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让的劳动者。
《园丁之歌》宣扬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完全是骗人的幌子。
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
刘少奇、林彪疯狂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实际是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打掩护的。
在《园丁之歌》里，俞英不是扬言要做什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转变”学生的思想吗？
可见她也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
然而，她是在“耐心细致”地向学生灌输“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
她搞的思想“转变”，不是向无产阶级转变过来，而是向资产阶级转变过去，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革命，而是复辟。
诚然，在《园丁之歌》里，俞英和方觉是有矛盾的，但并不是两条教育路线的矛盾，而是在推行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两种方法上的矛盾。
他们二人都是主张把陶利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的，不过方觉主张压服，采取“简单粗暴”的“管、卡、压”的办法；
俞英则主张诱服，披上“启发诱导”的伪装，实行一个是“打”，一个是“拉”。
他们都是贩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如果说，方觉是一个蹩脚的推销员，那么俞英就是一个颇为能干的推销员了。
三
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
《园丁之歌》鼓吹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呢？
我们从它对待两个学生的不同态度上，可以找到答案。
作为转变人物塑造的学生形象陶利，虽然被歪曲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的“淘气”学生，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方向基本上是对头的。
第一，陶利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表示长大以后也要开火车。
方觉质问他：
“读书为什么？”
他回答：
“为革命。”
方觉又质问他：
“玩小火车呢？”
他回答：
“也为革命！”
这说明陶利有一个为革命而学习的明确目的，没有沾染孔老二“学而优则仕”和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素。
第二，陶利虽然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但能制出小巧的火车模型，说明他重视实践。
第三，陶利对于教师方觉推行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和“管、卡、压”，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且进行了某些反抗。
而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的学生形象小玲，则与陶利恰好相反。
她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不但自己死啃书本，什么都不管，而且还拦阻陶利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抗，协助教师把陶利拉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来。
剧本把陶利加以丑化，骂之为“小淘气”；
而把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唯命是从的小玲予以美化，让她当上“学习组长”。
这种颠倒是非的一褒一贬，究竟鼓吹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园丁之歌》宣扬的这一套完全是孔孟之道。
二千多年前，孔老二的学生宰予对死啃书本不感兴趣，有时打起瞌睡来，孔老二就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樊迟要求学种庄稼和蔬菜，孔老二就骂他为“小人”。
俞英和方觉，正是继承了孔老二的这种反动思想，竭力要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引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邪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蓬勃发展，开门办学的革命行动，打破了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老规章，搅乱了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旧秩序。
象俞英、方觉这类迷恋旧教育制度的人，总是千方百计要退回到旧的轨道上去。
《园丁之歌》叫嚷什么陶利的“火车虽好离了轨”，就是指责陶利离开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轨；
叫嚣什么要给陶利“引路”，就是要把他引向修正主义之路。
其实质，就是要复辟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那一套，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湘剧《园丁之歌》出现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并不是偶然的。
这表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上层建筑包括文艺和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
列宁指出：
“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联系斗争实际，认真看书学习，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文艺阵地，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而斗争。
（原载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

我驻几内亚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科纳克里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吴晓达七月三十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几内亚民主党全国政治局委员、经济和财政方面部长伊斯梅尔·杜尔，内政和安全部长卡里姆·凯拉，交通部长塞古·蒂亚姆，财政和银行部长登布亚·马马杜·贝拉，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等共二百多人。
一些国家驻几内亚外交使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几内亚代表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乌兰巴托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吕子波八月一日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蒙古国防部外事处处长扎米杨上校等军队、政府部门与文化新闻界人士。
一些国家驻蒙古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
我驻乍得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讯 恩贾梅纳消息：中国驻乍得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进七月三十一日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乍得公职和劳工国务部长吉布林·赫拉拉，国防部长达巴伊·伊达巴耶，司法部长约瑟夫·卜拉欣·赛义德，公共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雅克·巴鲁姆，农业和畜牧业国务秘书戈洛·托苏，共和国总统军事办公室主任让·巴蒂斯特·佐戈·恩加杜戈，乍得武装力量代理总司令兼总参谋长米拉伦·奥丹加·姆巴拉奥，以及其他军政官员。
许多国家驻乍得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阿富汗使馆代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喀布尔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电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代理武官胡乃贵七月三十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阿富汗司法部长阿卜杜勒·马吉德，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瓦希德·阿卜杜拉，总参谋长阿卜杜勒·卡里姆·穆斯塔格尼将军，中央卫戍司令吴拉姆·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等高级军政官员，以及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和社会知名人士二百多人。
一些国家驻阿富汗的外交使节和武官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甘野陶和在阿富汗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匈牙利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布达佩斯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李则望八月一日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匈牙利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雷门尼·久洛少将，外交部第四地区司副司长埃特赖·山道尔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许多国家驻匈牙利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应邀出席。
我驻土耳其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安卡拉消息：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春八月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四十七周年。
约一百五十名客人出席了招待会，其中包括土耳其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阿德南·埃尔索兹、陆军参谋长凯南·埃夫伦、海军参谋长希勒米·福阿德、安卡拉省副省长萨巴赫丁·森图尔克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各界朋友。
许多国家驻土耳其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索马里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摩加迪沙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临时代办王一木八月一日晚在这里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包括索马里的一些军政官员在内的约一百五十名客人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索马里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卢旺达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基加利消息：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黄世燮七月三十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卢旺达全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加希马诺和辛布拉，司法部长哈比马纳，计划和自然资源部长姆博纽穆特瓦，国民教育部长巴加拉加扎，农业和畜牧业部长穆甘比拉，公共工程和装备部长卡塔巴鲁瓦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一些国家驻卢旺达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挪威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奥斯陆消息：中国驻挪威大使曹春耕七月三十一日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挪威财政大臣佩尔·克莱佩，工业大臣英瓦尔·乌尔维塞特，外交部秘书长斯维尔·耶卢姆，国防部国务秘书托瓦尔德·斯托尔滕贝格，陆军总监雅各布·鲍格斯塔少将，海军总监西古德·肖恩海军少将以及各界友好人士共二百五十多人。
挪威—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哈拉尔德·博克曼也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挪威的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老挝王国使馆代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万象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电 中国驻老挝王国大使馆代理武官林多楠八月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老挝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副主席西苏曼·西萨銮萨，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富米·冯维希，政府大臣方·丰萨万、昭苏·冯萨、辛加坡·朱拉马尼、马哈古·苏万纳密蒂、陶苏·培拉西，老挝王国枢密院副主席昭松萨尼特，老挝爱国战线常驻万象代表处代表沙南·苏蒂责，万象军队总司令本彭·马蒂帕拉，以及老挝执行协定中央委员会、万象市中立化小组、联合警察和警卫部队双方的负责人等二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驻老挝王国的外交使节。
中国驻老挝王国大使国鹰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坦桑尼亚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李耀文八月一日晚上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二百八十多位客人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坦桑尼亚首席法官赛义迪，外交部长马莱塞拉，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索科伊内，卫生部长姆韦尼，新闻和广播部长姆瓦卡瓦戈，人民国防军司令特瓦利波少将，参谋长姆克韦拉准将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一些国家驻坦桑尼亚的外交使节、非洲南部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同一天晚上，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陈强在桑给巴尔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八一”建军节。
出席招待会的二百多位客人中有：非洲—设拉子党副主席、桑给巴尔市长姆托罗·雷哈尼·金戈，非洲—设拉子党总书记、负责商业和工业的主席和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委员萨比特·孔博，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桑给巴尔部队政委、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委员塞弗·巴卡里上校以及其他党政军高级官员。
我驻尼泊尔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加德满都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电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武官赵广志八月一日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拉特纳·巴哈杜尔·比斯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贝达南达·杰哈，前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孔·英·辛格和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国王政治顾问和前大臣会议主席图尔西·吉里，尼泊尔皇家陆军总司令辛哈·巴哈杜尔·巴斯尼亚特将军等一百八十多人。
一些国家驻尼泊尔的外交使节和武官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芬兰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赫尔辛基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芬兰大使史梓铭八月一日下午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芬兰交通部部长佩卡·塔尔扬内，国防军总参谋长帕沃·荣蒂拉，赫尔辛基市市长图沃·奥拉，西南军区司令乌·列沃，外交部政治司代理司长塔内利·吉科宁和其他军政官员以及各界友好人士约二百五十人。
芬兰—中国协会主席马蒂·卡扬蒂埃和芬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负责人也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芬兰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应邀出席。
我驻西德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西德大使馆临时代办宋一峰八月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西德国防部议会国务秘书卡尔—威廉·贝尔克汉，陆军副监察长西格弗里德·舒尔茨中将，空军副监察长哈拉尔德·武斯特中将和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范·韦尔等约二百名客人。
一些国家驻西德的大使、武官和外交官也应邀参加了招待会。
我驻比利时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浩八月一日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大约两百名客人中有：比利时众议院副议长阿尔贝·帕里西，外贸大臣米歇尔·图森，前首相、社会党议员埃德蒙·勒比尔东，外交部秘书长爱德华·格朗德里，国王办公室副主任佩芒，国王副官、国内驻军和第一军区司令布雷克斯中将，军事学院院长贡蒂埃少将等。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比中协会副主席让·尼翁和格泽维尔·雷利康，协会秘书长塞尔日·贝湖，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道夫·弗兰克和秘书长让·海斯堡以及比利时各界人士。
一些国家驻比利时的外交使节和武官，旅比华侨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法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吴震八月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五百多位客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他们当中有：武装部队助理参谋长伊夫·维奥特中将，空军参谋长居斯塔夫·吉罗中将，武装部队副参谋长玛里—菲利普·弗勒罗少将，总参谋部国际关系局局长萨巴格准将，陆军副参谋长让—雅克·波利准将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让—保罗·昂格勒。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法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莫里斯·博蒙和法国各界人士。
各国驻法国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应邀出席。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曹桂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赞比亚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卢萨卡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奋八月一日下午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二百多位客人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鲁本·卡曼加、弗兰克·契坦巴拉、蒙戈尼·利索，首席法官多伊尔和赞比亚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一些国家驻赞比亚的外交使节和非洲南部自由战士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塞内加尔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王锦川八月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近三百名客人出席了招待会。
其中包括塞内加尔武装部队部长阿马杜·克莱多·萨尔、青年和体育事务国务秘书约瑟夫·马蒂亚姆和总参谋长代表埃马纽埃尔·戈米斯少校等高级军政官员。
一些国家驻塞内加尔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摩洛哥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拉巴特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志学八月一日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摩洛哥外交部秘书长阿里·斯卡里、公共卫生部秘书长阿卜杜勒·卡德尔·拉腊基、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秘书长毛希丁·马什拉菲、负责前抵抗运动战士和前解放军战士事务的高级专员本杰隆·穆罕默德、摩洛哥王家武装部队参谋部外事处处长拉腊基·穆莱·德里斯等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一些国家驻摩洛哥的外交使节和武官。
我驻加拿大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武官孙济万八月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三百多位客人中，有加拿大农业部长尤金·惠兰，国防参谋部地面作战主任里德少将，国防参谋部计划主任汉宁顿海军少将，国防学院院长爱德华少将，外交部亚洲太平洋事务局局长路易斯·罗杰斯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加拿大各界知名人士和华侨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伊朗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德黑兰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武官王少吾八月一日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二百多位客人出席了招待会。
其中有：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外交副大臣吴拉姆·礼萨·塔杰巴赫，伊朗首相助理兼体育组织主席霍贾特·卡沙尼中将，新闻和旅游副大臣侯赛因·阿里·安瓦里和阿布勒·法斯·萨达特，商业副大臣侯赛因·阿里·扎德。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伊朗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的胡尚中将、拉希米中将、纳姆达尔中将、马苏米中将、布鲁曼德少将、巴希·阿扎尔少将和马哈茂德·基少将，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和各界朋友。
一些国家驻伊朗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伊朗大使陈辛仁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阿尔及利亚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阿尔及尔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武官于克忠七月三十一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体育司司长贝卡少校，地面部队司副司长布雷杰利少校，阿尔及尔市卫戍区司令斯利曼上尉以及阿尔及利亚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官员一百三十多位客人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一些国家驻阿尔及利亚的外交使节和武官。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林中也出席了招待会。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瑞士联邦委员、政治部长皮埃尔·格拉贝尔及其一行，应邀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有关方面负责人安致远、徐维勤、王珍、朱传贤等，前往机场欢迎瑞士贵宾。
瑞士驻中国大使纳蒂拉尔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
领队：徐寅生
教练员：李富荣、李赫男（女）
女运动员：胡玉兰、张立、郑怀颖、黄锡萍
男运动员：郗恩庭、许绍发、李振恃、梁戈亮、曾博雄
中国羽毛球代表队
领队：彭吉龙
教练员：王文教、陈福寿
女运动员：陈玉娘、梁秋霞、刘晓征、郑惠明、邱玉芳、林有雅
男运动员：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陈新辉、陈天祥、庾耀东
中国网球代表队
领队：梅福基
教练员：沈建球
女运动员：张荣华、姜丽华、严大翠、郭汉琴
男运动员：许梅林、吕正义、王福章、高宏运
中国举重代表队
领队兼教练员：黄强辉
运动员：陈满林、方时国、叶浩波、杨秀成、苗国胜、袁家帜、钱玉凯、杨怀庆
中国摔跤代表队
领队：黄强辉
运动员：蒋运启、巴音克其克、王文斌
（据新华社讯）
===== 黄华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塞浦路斯局势问题时发言-揭露苏修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险恶用心-指出必须坚决维护塞浦路斯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坚决反对一切外力，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一切阴谋活动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八月一日下午再次开会讨论塞浦路斯局势问题。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会上发了言。
黄华指出：
“塞浦路斯问题本来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
塞浦路斯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干预，特别是由于近年来两个超级大国对塞浦路斯这一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进行激烈争夺所造成的。
大家知道，欧洲历来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重点，而东地中海和塞浦路斯正处在欧洲的南翼。
它们两家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是什么手段都能够采取的。
一个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个超级大国，就是苏联，这些天来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表演也是淋漓尽致的。
人们业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它从一开始就抱着险恶的用心，今日拉拢张三反对李四，明日转而拉拢李四反对张三，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它口头上高唱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调门，装满门面，但其实际目的则是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对东地中海地区的控制，竭力利用围绕着塞浦路斯局势所产生的各种复杂因素和矛盾，混水摸鱼，乘机插手，以便把自己的势力进一步挤进去。”
他说：
“现在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还摆在我们面前。
在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提到要派遣所谓‘联合国特别使团’赴塞浦路斯。
它并且立即毛遂自荐，迫不及待地向许多国家代表团表示，苏联也愿意参加到上述所谓‘联合国特别使团’中去，这不就充分地暴露了它的真实用心所在吗？
它这些天来反复宣讲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不就一下子彻底地暴露了其虚伪性吗？
从它就塞浦路斯问题在安理会内外玩弄的各种阴谋，联系到它在南亚次大陆以及在中东的扩张记录，岂不足以发人深思？
对于日内瓦三方会谈，两个超级大国争先恐后把自己的观察员派到现场，不就是它们之间激烈争夺的一个表现吗？”
黄华最后说：
“事实教育人们，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哪里的问题就进一步复杂化。
因此，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决维持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势力，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所进行的一切阴谋活动。”
在这次会议之前，安理会曾先后于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三十一日召开会议讨论塞浦路斯局势。

栏目：国际时事综述
正当两个超级大国在地中海地区争夺霸权愈演愈烈的时刻，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七月十五日发生军事政变。
两个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预使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造成了紧张局势，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严重关切。
目前，塞浦路斯政变当局任命的“总统”桑普森已于七月二十三日宣告下台，由国民议会议长克莱里季斯接任临时总统。
同一天，以安兹鲁佐普洛斯为总理的希腊军政府也宣布辞职，前首相卡拉曼利斯从长期流亡中回到雅典，组织新的文官政府。
同时，英国、希腊、土耳其的代表根据三国在一九六○年订立的“保证条约”于七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塞浦路斯当前局势，并已于七月三十日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次政变是由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希腊军官在七月十五日发动的。
当时政变当局宣称推翻了马卡里奥斯总统，夺取了权力，并且任命桑普森为“总统”。
塞浦路斯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它的人民经过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六○年获得独立。
十多年来，在马卡里奥斯总统的领导下，塞浦路斯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帝反殖，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这次政变不仅在国内遭到了抵抗，在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国家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国家的政府和舆论都谴责这次改变，特别是谴责两个超级大国的干预和争夺，认为这是对塞浦路斯独立和主权的干涉。
在七月十九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马卡里奥斯总统谴责这次政变“粗暴地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他指出，这次政变“是由希腊军事政权所组织，并由那些在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服役和担任指挥官的希腊军官付诸实施的。”
政变发生前，国民警卫队中一些希腊军官的反政府行动已经引起了马卡里奥斯总统的不满，决定采取措施让塞浦路斯人来逐步控制这支军队。
七月二日，马卡里奥斯总统曾写信给希腊政府，要求召回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的六百多名希腊正规军官。
政变发生后，七月二十日，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港口凯里尼亚和首都尼科西亚的一部分，以及连结两地的通道。
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开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十五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都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要求交战各方把停火作为第一步，并从塞浦路斯撤出国际协议范围以外的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
七月二十二日，土耳其和希腊以及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分别宣布接受停火。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国。
岛上居住着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原为英国殖民地。
一九五九年，塞浦路斯同英、土、希三国签订“苏黎世—伦敦协定”，规定英国移交塞浦路斯主权，但保留两个拥有主权的军事基地，这个协定还规定了希、土两族分权。
一九六○年塞浦路斯同英、希、土三国订立“保证条约”，由三国“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
同年，塞浦路斯同希、土两国订立“联盟条约”，允许希、土两国在塞驻军。
一九六四年，岛上希、土两族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联合国通过决议向塞浦路斯派出“维持和平部队”。
同时，土耳其族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塞浦路斯的这一局面，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产物。
塞浦路斯扼欧、亚、非三洲海上交通要道，是地中海和中东的战略要地，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它的地位将更加重要。
这里一向被美苏两霸看成是一艘“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的航空母舰”，双方都力求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为对方所控制。
塞浦路斯发生政变后，两个超级大国，尤其是苏修利用在塞浦路斯出现的局势，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加紧争霸中东和地中海地区。
苏修统治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连篇累牍地发表声明和消息，甚至命令苏联在地齐海的一些军舰驶向塞浦路斯，它的空降部队处于戒备状态。
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也力图巩固和扩大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它也命令一些军舰驶向塞浦路斯，并且使驻欧洲和地中海部分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总之，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以牺牲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为自己争霸地中海的利益服务。
两霸在塞浦路斯问题的所做所为再一次说明，它们口头上讲的所谓“缓和”完全是骗人的，骨子里是更大、更激烈的争夺。
目前，由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矛盾错综复杂，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背后施展阴谋，加紧争夺，塞岛局势仍处在紧张和动荡之中。
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
中国人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和颠覆。
对于两霸目前在这个地区的争夺及其造成的严重局势，人们必须提高警惕。
（新华社）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连日来指使其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内外大肆活动，企图利用塞浦路斯局势混水摸鱼。
苏修领导集团的这种行径遭到许多安理会理事国的反对和揭露。
七月二十八日，苏联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弗隆丘克在苏联政府就塞浦路斯局势发表第三个声明之后，借口需要讨论安理会七月二十日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局势决议的实施情况，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但是，会议召开后，他只是在会上宣读和吹嘘苏联政府的声明。
苏联代表的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安理会成员国的不满。
据报道，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原来就是“勉强”同意开会的，现在会议竟开成这个样子，使他们感到受到愚弄。
英国代表艾弗·理查德指责这次会议是“以恶作剧的方式召开的一次恶作剧的会议”。
他认为，苏联代表“在一个星期日晚上九点钟把人们带到这里来，倾听今天下午在莫斯科发表的一项宣传性材料”，这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一种侮辱”。
土耳其代表奥斯曼·奥尔贾伊也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开这次会。
原来，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苏联代表已经起草并且散发了一项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草案。
这项决议草案以需要查核安理会二十日决议的实施情况为名，要求安理会立即向塞浦路斯派出一个由安理会成员国组成的“特别使团”。
同时，苏联代表私下向许多国家的代表团表示，苏联愿意参加这个“特别使团”。
这就暴露了它炮制这一提案的真正用心。
由于害怕露出“马脚”，苏联代表不敢在二十八日的会议上把这一提案正式提交会议讨论，而是在会下加紧活动，企图把这一提案强加给安理会中一些不结盟国家。
苏联代表的这一如意算盘落了空。
尽管他到处拉拢，却没有一个不结盟国家愿意作这项提案的发起国。
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苏联代表只好自己出马，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会议上独家抛出了这项提案。
然而，被萨弗隆丘克称为“完全反映了苏联对塞浦路斯局势的立场”的这项提案，却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
许多年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惯于横行霸道，稍不遂意，就祭起“否决权”这个护身法宝，把别人的提案打掉。
这回，他又重演故伎。
七月三十一日，安理会讨论西方国家提出的一项关于驻塞浦路斯联合国军的作用问题的提案。
由于这项提案不便于苏联插手塞浦路斯事务，苏联代表萨弗隆丘克就采取种种手法，一会儿接连提出修正案，一会儿又坚持要安理会史无前例地把他的修正案用全部五种工作语文印发给成员国，企图使这项提案不能付诸表决，但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当这项提案正要表决时，在莫斯科“休假”的马立克回到了纽约，一下飞机就马上驱车直奔安理会会场。
他刚一进门就涨红着脸，唾沫横飞地叫嚷起来，而且蛮横地要求会议暂停。
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就再一次乞灵于否决权，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事后马立克辩解说，他之所以投否决票是因为没有得到国内指示。
对马立克的这种诡辩，人们嗤之以鼻。
英国代表以嘲讽的口吻说，没有得到国内指示而竟然否决重要的决议草案，真是奇怪得很！
驻联合国的记者也议论纷纷。
有的说，“苏联今天在联合国这么干，笨极了”，“它孤立得很，也蛮横得很”；
有的说，苏联代表“前后矛盾，又说没有政府指示，又要提修正案”，“想愚弄别人，其实愚弄了自己”。
有的记者认为，苏联可能试图在驻塞浦路斯的联合国军中“增加苏联集团的军队”，由于这一阴谋难以实现，所以使用了否决权。
苏联代表在安理会的种种拙劣表演，再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讯 新华社记者述评：日本共同社和时事社最近发自莫斯科的消息表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利用日本参议院选举后出现的局面向田中内阁横施压力，妄图迫使日本放弃归还它固有的北方领土的正当要求。
据共同社七月二十四日报道，苏联主管日本事务的高级官员透露：
“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除非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苏联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否则便取消苏联首脑在年内访问日本的计划。”
原因是，田中首相在最近的参议院选举中“一再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这使苏联政府感到不快”。
消息还说：
“苏联政府指出，由于执政党在选举中受到挫折，田中内阁的政策正在动摇。”
据时事社同一天报道，苏联的高级官员还说：
“只要田中政权继续存在，苏联领导人大概不会访问日本。”
寥寥数语，已经把苏修头目的霸权主义嘴脸暴露无遗。
他们企图利用日本参议院选举后出现的政局，用取消去年田中首相访苏时作出的苏联首脑访日的许诺这种办法，对日本政府粗暴地施加压力，逼迫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屈服。
至于苏联要求田中内阁“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变”，其含义是什么，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因为他们早就说过，日本提出归还北方领土是“不友好”的表现。
克里姆林宫衡量日本对苏联是否“友好”，根据之一是日本提不提收复北方领土的要求。
苏修头目这种并不高明的手法，引起了日本舆论界的纷纷议论。
日本《每日新闻》援引莫斯科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说：
“苏联如此不愿意进行首脑级的接触，是有如下意图的：即使会谈，也只能突出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对立而已，而对于苏联的对日外交则是无益的，因此要争取时间。”
这家报纸指出：
“由于日苏双方对于和约和领土问题有意见分歧，因此，日苏外交陷入了僵局。”
《日本经济新闻》说，苏联方面对苏联首脑在年内访日持消极态度表明，苏联在日本北方领土问题上“没有让步的打算”。
据这家报纸报道，日本外务省认为：
“如果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不能期待有所进展的话，也没有必要勉强地在今年内开始进行（日苏）和平条约的谈判。”
人们都知道，苏修对田中内阁坚决要求归还北方领土一事，早已怀恨在心。
这次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结果，又被苏修视为干涉日本内政的好机会。
苏修的《消息报》在七月十日评论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时，心怀鬼胎地指责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缺乏明确的对外政策”，并且要求田中“改变对外政策”。
其实，苏修所要求的“明确”，是要日本“明确”地把自己的北方四岛拱手让给克里姆林宫，他们所要求的“改变”，就是要日本改变它顶住苏修霸权主义压力的政策。
因此，这次苏修头目放出取消访日的空气，不过是他们对日本的一次新的讹诈。
苏修在日本北方领土问题上一贯采取蛮横态度。
它不仅不让日本人开口，也不许别人支持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正当要求。
苏修的《真理报》又暴跳如雷地大骂支持日本收复北方领土的言论是什么“公然干涉日本内政”，“不把日本当作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借题发挥说，这显然是认为“日本人无能解决日本怎样同他国相处的问题”。
这真是奇妙的逻辑。
明明是苏联霸占着日本的北方领土，并且在那里修建军事基地，直接威胁日本的安全，但别人一提这件事，苏修老爷们便象挖了他们祖坟一样。
现在，他们竟然用取消苏修头目访日来威胁日本，甚至说“只要田中政权继续存在，苏联领导人大概不会访问日本”。
那么，到底是谁在干涉日本内政，谁“不把日本当作一个主权国家”，这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事情也凑巧。
就在《真理报》十七日指责别人“不把日本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时，东京则正在呼吁“解决北方领土问题”。
《真理报》既然如此把日本当作主权国家，那么为什么不尊重日本的正当要求呢？
更有趣的是，《真理报》十七日在指责别人认为“日本人无能解决日本怎样同他国相处的问题”时，却忘记了《消息报》在十日还在指手划脚地说日本政府“缺乏明确的对外政策”，从而使苏修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克里姆林宫妄图用取消苏修头目访日来压日本也好，苏修的两家大报的胡言乱语也好，都只能暴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遭到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蔑视。
他们叫得越凶，暴露得越彻底。
他们的肮脏目的是达不到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